水手服爷爷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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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税收征管智能化；税收负担；减税降费；税务智能

近年来，减税降费成为政府工作的重点之一，2019年全国税收收入同比增长1%，这显示了减税降费政策初具成效。但与此同时，这也是首次扭转了我国常年持续的税收超经济增长的局面。由于减税降费政策的目的在于结构性地减轻企业税收负担、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因此在这个背景下，重新讨论税收超经济增长的原因具有现实意义。税收从根本上决定于经济，但现实中税收直接决定于税收征管模式，而我国税收征管模式长期实行“以计划任务为中心”的模式（冯海波，2009），即税务机关以计划的税收数额为目标开展征管活动，这使得税收受到税收征管水平较大的影响。学术界对于宏观政策和税收征管模式如何影响企业税收负担也进行了广泛的探讨，代表的观点认为税收计划的制定，会传导征管压力，进而影响企业税收负担（薛伟等，2020）。现有研究文献从税收征管机制层面解释了如何实现从宏观到微观的跨越，但较少文献从税收征管的执行层面来进行讨论。本文在现有研究基础上，界定税收征管智能化的基本内涵，分析税收征管智能化对企业税收负担的影响，为进一步推进税收征管智能化发展提高税收征管效率、推进减税降费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一、税收征管智能化与税务智能

税收征管智能化往往会被等同于人工智能在税收征管的应用来理解，但这两者存在区别与联系。人工智能最早被构思设计应用于商业智能，其具备数据读取与分析、红色报警、报表展示等功能，进而在税收征管领域得到应用。智能是从大数据中获取有用信息、发现模式及其变化的能力。而税务智能是基于税收学、经济学、统计学等学科和理论模型，利用数据仓库、OLAP分析、数据挖掘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对大量的涉税数据进行推理、归纳和演绎分析，深度挖掘有效信息、总结潜在规律和经验，从而帮助税务部门进行税收征收管理、制定税收政策和决策的程序系统。税收征管智能化则是指借助互联网技术、人工智能等相关技术，在对大数据分析的基础上，使得包括税收分析、纳税服务、风险管理、税务稽查等在内的税收征管全流程逐步实现电子化、信息化和智能化。税收征管智能化与税务智能的共同之处在于依托以互联网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为核心的计算机技术，实现税务机关的征管效率的提升、纳税人纳税遵从度的提高。但两者之间的差别主要在于税收征管智能化侧重于过程，而税务智能更侧重于结果。随着税务机关的征管水平逐步提高，最终实现税务智能的普遍应用。

二、税收征管智能化的发展历程

具体来说，税收征管智能化是分阶段发展和推进的，可以划分为初级阶段、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在税收征管智能化的初级阶段，主要任务是实现申报纳税和涉税信息、资料、数据的无纸化和电子化，税务机关可以全面搜集、记录、储存、查阅涉税数据，为进一步的分析积累大数据。在大数据作为开展税收征管的基础后，税务机关可以借助互联网技术，针对具体实际业务设计供税务机关和纳税人使用的操作平台，将大量的重复性、低风险、程序化程度高的工作在平台上完成，逐步实现办理业务的自动化、后台化、高效化。同时，在税收征管智能化的中级阶段，税务机关会有意识地运用数据进行分析，比如在税收风险管理时，税务机关会根据实际工作经验构建风险指标体系，以风险指标体系为主导，计算机随机选取为辅助，开展重点税务稽查的选案环节。进入税收征管智能化的高级阶段的前提条件是人工智能等技术已经较为成熟，专业人工智能已经普及应用。税务智能会深度挖掘纳税人的涉税信息背后的行为模式和偏好，针对不同纳税人提供个性化的纳税服务。另外，税务智能会参与到税源管理工作和决策中，利用大数据分析重点企业、重点行业和重点地区的税收增长和经济运行状况，对税收征管做出预测、规划、判断和辅助决策。在税收征管智能化的高级阶段，区块链技术也得到充分应用，首先会实现政府机关内部的数据共享，税务智能可以从第三方获取数据进行分析和验证，比如纳税人在办理出口退税时，税务智能可以自动调取、比对海关部门的报关数据，再次验证纳税人出口退税资料的真实性，进而防止出现海关无报关记录，而税务机关进行退税的情况。税收征管智能化的三个阶段按照智能化程度的高低可以进行重新划分，初级阶段的智能化程度较低，中级阶段的智能化程度有所提高，高级阶段的智能化程度达到较高水平。因此，税收征管智能化又可以划分为低智能化阶段、半智能化阶段和高智能化阶段。

三、税收征管智能化影响企业税收负担的理论分析

税务机关税收征管面临主要的问题是税务机关与纳税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税务机关作为征税一方，依法征税时享有要求纳税人提交准确纳税资料的权利，而纳税人须要依法履行纳税申报的义务。但现实中，纳税人出于降低自身经营成本的考虑，往往不会将企业真实的经营状况和利润告知税务机关，甚至通过多列支出、少列收入、虚假申报等方法，作出偷逃税等违法行为。而税务机关由于自身技术条件以及执法队伍规模的限制，无法对众多的纳税人逐一进行检查，在实地检查时，也出现了传统税务检查方法落后、不能对纳税人纳税申报资料的真实性进行独立验证等情况。税收征管智能化可以实现在事前对纳税人经营活动进行监管，在事中对纳税人申报资料的真实性进行验证，在事后对纳税人的税收负担和风险进行评估管理，这将大大改善征纳双方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税收征管智能化改善征纳双方信息不对称后，由于企业无法继续隐瞒收入或者转移利润，企业实际承担的税收负担将有所提高，同时税务机关征收的税收收入也将有所提高，且提高的幅度随着税收征管智能化程度的增加而增加。税收负担按照承担税负的主体和范围的差异，可以划分为宏观税收负担和微观税收负担。宏观税收负担是一国（地区）税收收入与国内（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而微观税收负担是某个企业的税收负担与经营收入（或销售收入）的比值。由于企业是纳税人的主体，所以宏观税收负担也可以通过将微观税收负担与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进行加权平均得到。由于税收征管智能化的提高将影响所有企业的微观税收负担，而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波动较小，因此宏观税收负担也会受到税收征管智能化的影响。由于名义税率短期内不会变动、长期内不会大幅变动，因此税收与经济之间会保持一个基本固定的比例，进行同步增长。但现实中，早期税务机关在税收征管时，因为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导致无法征收到企业实际应该负担的税收，往往企业实际缴纳的税收少于实际应该负担的税收，这形成了早一期与晚一期之间的一个“缺口”。而这个“缺口”会因为税收征管智能化的逐渐提高而逐步缩小，在这个逐步缩小过程中，税收征管智能化会给税收带来了一个额外增长。这也就可以很好地解释了常年来税收超经济增长的现象。图2反映了我国2004~2018年税收收入与GDP的整体变动情况。从图1中可知，各省平均税收收入增速常年高于各省平均GDP增速，但在2009年、2015年和2016年这三个年份税收收入增长率低于GDP增长率。前者是由于受到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我国实体经济受到冲击，大量企业营业收入与利润下滑，税收收入明显减少；而后者则是在2015年《预算法》出台后，税务机关逐步开始放弃以税收计划为中心的征管模式，而是逐步加强税收征管的智能化建设，因此当年的税收收入有所调整，进而影响税收收入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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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纺织业；税收政策；税收负担；增值税

一、引言

“十一五”期间，我国纺织工业紧紧抓住了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机遇，充分发挥国际竞争力优势，为我国提高国际市场份额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纺织工业取得的成绩与国内稳定快速发展的宏观经济环境密切相关。一方面，国内经济的稳定快速发展，促进了居民生活用纺织品的消费 ；另一方面，国内经济的快速稳定发展，推动了国内产业用纺织品的发展。另外，行业自身结构调整和优化也是重要的推动力。而我们更不能忽视的是，国家政策支持发挥了重要作用。“十一五”期间，政策支持为纺织工业发展发挥重要作用。尤其是在金融危机以后，国家及时出台《纺织工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有效提高了纺织工业的信心，为纺织工业摆脱危机影响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

在政策因素中税收政策最值得我们关注，而与税收政策紧密相关的是纺织行业税收负担情况，这直接影响着我国纺织行业在危机下的生存能力，因而本文对纺织行业税收负担的研究具有必要性和时效性。

二、纺织行业的税收负担实证研究

（一）衡量纺织行业增值税税收负担的指标体系

胥佚萱（2010）提出，要了解企业税收负担，可以从三个不同的维度入手：

首先是名义税率(Nominal Tax Rate)，也称法定税率(Statutory Tax Rate，简称STR)。通过名义税率可以了解一国或经济体内部企业税收负担的大致状况，在进行税负的跨区域比较时，通过名义税率可以对税负的总体分布有一个概括了解。名义税率通常是进行税收政策评价或税负比较的第一步。税收优惠、投资抵免、经营亏损的跨期抵免和企业避税行为的存在使法定税率与实际税率(企业实际缴纳的税收与利润总额之比)不一定完全一致。

其次是宏观税负，一般以税收占GDP的比例(Tax-to-GDP Ratio)来度量，主要用于宏观经济分析，评价不同国家或经济体的总体税收负担。由于宏观税负包含了非企业部门的税收收入，很难直接由此得到关于企业税负的准确信息，因此，宏观税负的研究主要用于对整个经济体的税收制度安排的评价。

第三类是实际税率(Effective Tax Rate，简称ETR)，由于存在不同形式的对法定税率或税基的税收优惠措施，名义税率无法真实反映企业实际负担的税收比例，基于模型或实际数据计算的实际税率广泛应用于税收负担的比较及税收政策评价。[1]

对于增值税而言，纺织行业增值税名义税率为17%，其实际税率本文拟采用工业总产值税收负担率，即增值税收入与工业总产值之比进行衡量，数据来源主要是《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税务年鉴》和国研网统计数据库。因此建立的指标衡量公式为：

增值税实际税负率=增值税 / 工业总产值

（二）增值税税收负担分析

1．纺织行业增值税实际平均税负率变化情况

表 1 纺织业增值税实际税负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4-2010》、国研网统计数据库数据计算所得

表 2全国工业平均实际税负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4-2010》、国研网统计数据库数据计算所得

从表1和表2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纺织行业平均实际税负率大约为2.5%，各年波动幅度不大。表2显示的是全国各行业增值税的平均税负率为3.44%，由此可见，纺织行业增值税税负率低于全国各行业平均水平。另外，其他文献资料显示，如任泰运（2010）指出天然气行业实际税负5%左右，水电行业实际税负14%，[2]董永祥（2009）指出我国煤炭行业增值税综合实际税率约7%，[3]李国平、张海莹（2010）指出采矿业2004～2008年增值税税负率为7.40%～8.11%，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供应业为5.52%～6.14%，制造业增值税实际税率为2.80%～3.07%。[4]由此可知，纺织行业增值税税负在各行业中处于较低水平。

（2）纺织业整个发展周期内增值税税负变化平稳，但2008年相对而言出现了较大幅度税负率提高，这主要应该考虑当时的经济背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国外产品需求萎缩，而出口占业务量很大比重的纺织业受到冲击比较大，出口销售量的减少直接影响出口退税额，更多的销售业务转向国内，增加增值税销项税额，因而导致2008年增值税税负增加。

2．纺织业增值税税负在各省的差异分析

笔者利用《中国统计年鉴2010》、国研网统计数据库中纺织业工业总产值和应交增值税数据，根据增值税实际税负率=增值税 / 工业总产值公式，计算出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2009年增值税税收负担情况，由于篇幅所限，无法一一展示，只能作简要概括总结：全国各省增值税税负率在0.86%-4.61%区间波动，其中大部分省份，例如上海、江苏江西、山东、河南四川、云南等地税负率接近3%。

根据对2009年纺织业增值税税负各省情况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各地区中增值税税负率较高的省份依次为：贵州4.61%、新疆4.27%、北京4.04%、黑龙江3.51%、海南3.26%、河南3.05%，这些省份增值税税负率均高于3%（我国税法规定，属于一般纳税人的软件企业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3%的，对于超过部分享受即征即退的优惠政策，说明3%是衡量行业增值税税负的一个临界点）。[5]对于这些省份增值税税负偏高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三类：第一类为新疆、贵州等西部偏远地区，这些地区自然环境差，交通不便，在产品成本中交通运输费用占很大比重，而增值税进项税额税额抵扣中运输费用按7%抵扣，抵扣额减少使得这些地区增值税税负较高；第二类是北京、河南、等传统大型纺织业工业基地，这些地区生产量大，销项税额较大，因而纳税基数较大，另外，北京等经济发达地区，税收稽查、监督制度比较完善，企业税收筹划空间较小，因而税款征收效率较高；第三类是黑龙江、海南等地，作为传统的重工业基地，黑龙江等地纺织业工业总产值较小，而增值税税负具有地区转嫁功能，在完整的产业链上，越是上游行业可能增值额较小，税负较轻，而重工业基地成为轻工业产品的最终消费地，处于供应链的终端，因而增值税税负较高。

（2）宁夏、青海、吉林、甘肃、内蒙古、山西等省份增值税税负率较低，分别为0.86%、0.90%、1.22%、1.61%、1.78%、1.81%，这些省份增值税税负率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5%。观察数据可以发现，这些地区纺织业总产值和应交增值税额绝对值都很低，从地域上来说大部分是西北、东北等经济欠发达省份，这些地区企业一般从事纺织品初加工业，处于供应链的上游，利润率较低、产品增值额较低，因而增值税额较少，税负率较低。

（3）以上海为中心的苏浙皖地区，以武汉为中心的湘鄂赣地区，以天津为中心的京津冀地区，以青岛、济南为中心的山东地区，这四个达纺织业区包含的省份增值税税负率接近全国平均税负率。主要是这些地区产值占全国比重很大，几乎可以代表全国平均水平。有数据显示，效益好的企业集中在长三角纺织工业区，泛珠三角纺织工业区，环渤海纺织工业区，其中浙江、江苏、广东、山东、上海地区，销售收入占全行业的76%，实现利润占全国的90%。

三、结语

通过对《中国统计年鉴》和国研网数据库的统计数据的研究分析，笔者对纺织行业增值税税负率与全国工业平均增值税税负率，以及各省纺织行业增值税税负率进行比较，得出主要结论：一是纺织行业增值税税负率较低，并且低于全国工业平均税负率水平，但是各地区税负率不均衡，部分交通不便地区税负率偏高；二是增值税税负率较低的一般是国家政策倾斜、重点扶持的经济欠发达地区，这也进一步印证了文章前面所提到的政策支持对我国纺织业“十一五”期间发展迅速发挥了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 胥佚萱．企业不同税收负担计量指标的评价与未来研究方向刍议.现代财经，2010,30（9）：87-93.

[2] 任泰运．水电行业增值税税负问题分析．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9）：92-94.

[3] 董永祥．煤炭企业增值税税负分析．内蒙古煤炭经济，2009（6）：93-94．

[4] 李国平，张海莹．我国采矿行业税收负担水平研究．税务研究，2010（7）：4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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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税收成本由三部分组成：一是企业税收负担，即企业实际缴纳的税款；二是企业纳税成本，即企业执行和遵从税法所负担的管理成本；三是企业税收效率成本，即税制对企业选择造成的扭曲。其中第三个部分的成本主要应由优化税制来解决，本文不讨论。本文主要讨论前两个部分。按照新古典经济理论的基本理论假设，企业追求的目标是利润函数极大化。因此，企业追求税收成本极小化符合理性原则。企业有两种途径使其税收成本最小化，一种是非法途径，另一种是合法途径。非法途径包括偷税、避税、抗税等形式，企业采取非法途径一旦被税务部门查处，必然受到法律制裁，故非法途径的特点是可逆的。合法途径是指企业通过税务管理减少其税收成本，其特点是不可逆的。需要指出的是，有的企业通过洗税方式逃避税务部门的监管，使其偷税、避税、骗税所获收益不可逆。

人们一般认为税务管理属于政府行为，实际上企业同样需要税务管理。企业税务管理是指企业通过税务决策、计划、组织实施、控制和创新等环节使其税收成本最小化的管理活动。传统理论模糊企业税务管理与企业税务筹划的界限，把两者视为同一体。实际上企业税务筹划（tax Dlanning）只是企业税务管理活动中的一个方面、一个组成部门、一个步骤。国际财政文献局（IBFD）对税务筹划的定议为，税务筹划是纳税人通过经营和私人实务的安排以达到减轻纳税的活动。企业税务筹划侧重于规划如何使企业税收负担最小化，忽视或不重视企业税务遵从成本。企业为减少其税收成本仅仅停留在税务筹划阶段是远远不够的，企业还必须通过后续一系列的实施，实现其最终目标。一个好的税务筹划如果得不到有效的执行和实施也无法使企业达到目的。古典管理理论认为，应该用科学的工作方法取代经验工作方法，把计划职能同执行职能分开，由专门的部门和组织承担计划职能，由另一部分人承担执行职能。因此，传统理念必须改变或纠正，企业应当从税务筹划上升到税务管理这样一个更高的层次来实现其税务方面的目标。

企业税务管理主要应关注税务筹划和组织环节，控制和创新环节与一般企业管理活动具有相同的性质。企业税务筹划应将企业成长与减轻企业税收负担结合考虑，企业税务筹划的最终目标是通过减轻企业税收负担使企业利润极大化。依据彭罗斯的资源决定论，企业为依据一个管理框架结合在一起的资源聚合体，其边界由管理协调范围及权威沟通决定；企业成长的内部诱因主要来源于企业存在着剩余生产、资源和特别知识，企业成长的内部障碍主要是缺乏足够的扩张所必需的专业化服务，尤其是缺乏规则，实施一个新项目所必须的管理能力与技术时，扩张就受到限制。企业税务筹划可以视为企业的一种特别知识，当它从企业的总体目标入手时，它能使企业获得范围经济效果。企业进行税务筹划应分析外部因素与内部因素两方面。外部因素主要分析税制变化与动向、宏观经济形势等。在税制一定的条件下，企业使用方法可减轻税收负担，但如果税制发生变化，这种方法不一定有效。比如，目前中国在企业所得税制方面实行内外两套不同税制，按企业性质不同给予企业不同的税收待遇，企业可以根据这种外部税制环境，采取与外资合资成立中外合资企业获取优于国有企业、私营企业的税收优惠，但中国企业所得税税制未来的发展趋势是内外两套税制合并。企业就必须考虑这种变化趋势作出相应调整，从产业方面而不是从企业性质方面来进行税务筹划。内部分析主要包括企业自身竞争优势、企业目前所处行业竞争状况、企业发展前景、企业研发能力等因素。

此外，企业在税务筹划活动中还应该分清主次以做到有的放矢。比如，对工业企业、加工修理业企业、商业企业而言，其税务筹划的重点应放在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上。

企业税务管理组织是指企业在税务管理活动中确定所要完成的任务、由谁完成任务以及如何管理和协调这些任务的过程。企业可以通过组织活动来实现税制遵从或执行成本最小化。企业在组织环节主要考虑两个方面的选择。一是在企业组织内部是否单独设立税务管理部门负责企业税务事宜。现在不少企业所有的税务事宜全部交由财务部门负责，企业究竟采取哪种组织结构主要应根据企业自身资源而定。二是企业办理税务事项是否交由税务中介组织办理，如果由企业自己办理，则又有多种选择，比如是上门办理纳税申报，还是邮寄申报纳税等等。

按照美国艾迪思的企业生命周期理论，企业生命周期包括成长阶段、成熟阶段和老化阶段。与此相对应，企业税务管理包括企业创立阶段税务管理、企业经营阶段税务管理和企业产权重组或清算阶段税务管理。企业税务管理活动除使其税收成本极小化以外，还有另一个目标就是如何使其税收风险值降为零。依据行为经济学提出的“损失规避”理论，相对于某一参照点，人们对损失的厌恶程度，要远远大于相同量的所得所带来的高兴程度。这一理论，与传统的连续凹向原点的效用函数理论相比，更真实刻画了人们对财富总量及其变化的心理感受。企业采取非法途径减轻其税收成本存在潜在税收风险，一旦被查实，将面临处罚，有的企业还因税务问题破产。从长期看，企业应通过科学的税务管理活动减少其税收成本，同时又使其税收风险值降为零。

企业税务管理与政府税务管理

一般认为税务管理属于政府或公共部门行为，与企业或私人部门行为无关。事实上，企业同样存在税务管理问题。从现实看，企业税务管理由来已久，只不过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人们对它的重视程度不同而已。随着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企业对税务管理问题会越来越重视。企业利用非法途径减轻其税收负担的做法，比如偷税、骗税、抗税等，风险越来越大，有的企业因偷税、骗税被查处以后倒闭破产，企业只有依靠合法途径减轻其税务负担。在西方发达国家，企业非常重视税务管理活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税务部门打击偷税力度大，企业一旦被发现存在偷税行为，则将受到严厉处罚。另外，虽然从长期看，税制简单化，比如单一税（the fqat tax）的提出，是未来世界税制变迁的趋势，但要经历相当长的时期，在一定时期内，税制仍然相当复杂，给企业理解税制、遵从税制和执行税制带来困难，不少企业不自觉地违反税法，招致损失，这就必然使企业越来越重视税务管理，比如，选择税务中介组织帮助其解决税务问题。

企业税务管理与政府税务管理之间既存在区别又存在联系。二者的区别在三个方面：一是主体不同。企业税务管理的主体是企业，是私人部门；政府税务管理的主体是政府，是公共部门；二是隶属范围不同。企业税务管理与企业其他管理相衔接，隶属企业管理范畴，而政府公共税务管理隶属于公共管理范畴；三是出发点不同。企业税务管理的出发点是降低企业税收负担、降低企业遵从或执行成本、降低企业税收风险，而政府税务管理的出发点是在既定税法或税制框架内使税收收入极大化、降低公共部门征税成本，降低政府税收风险。两者的联系在于：一是有效的政府税务管理会对企业产生策略引导效应。如果政府税务管理对企业偷税、骗税行为发现能力提高，控管能力增强，将促使企业转向加强税务管理。如果政府税务管理混乱，税源监控能力、税务稽查能力差，税务部门内部存在大量腐败，则企业采取的策略是弱化税务管理，转向采取非法途径降低其税收成本。比如，在有的国家，一些企业不向税务部门申报纳税，并最终通过洗税使其所偷、所骗税款脱离税务部门控管范围，同时，企业长期不申报纳税，不设置账簿，其纳税成本也趋近于零；二是有效的政府税务管理有利于企业降低税收执行成本，有利于企业提高税务管理档次。如果政府部门税务管理能提供优质的纳税服务，税务人员业务素质、道德修养、文化素质好，税收征管制度简明、透明、公开，税收征管手段技术含量高，则有利于企业降低税务管理成本，提升其税务管理档次；三是有效的企业税务管理对政府部门税务管理效率的提高有刺激作用。企业税务管理水平提高的一个直接后果是“逼迫”政府提高税务管理水平，加强税务人力资源管理。企业进行科学税务管理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企业向政府有关部门指出政府税务管理存在的问题，通过合理途径要求政府部门改进税务管理。比如，企业为了节约税制遵从成本，会要求税务部门提供多样化的纳税申报方式，提供更多更好的纳税服务；四是有效的企业税务管理有利于政府部门降低税收管理成本。如果企业税务管理水平高，企业不采取或较少采取非法手段减轻其纳税负担，则税务部门反偷税、反避税、反骗税成本会相应降低，税务管理部门将把重点转向创新税收管理制度，提高纳税服务质量，研发和利用税务管理新技术。

企业税务管理与政府态度

在传统上，有的地方政府对企业进行税务筹划基本持否定态度，甚至持敌视态度，认为企业进行税务筹划是钻税法空子，是非道德行为，应当反对或制止有的则对企业进行税务筹划持中立态度，既不赞成也不反对。企业税务筹划是企业税务管理的主体，是企业税务管理的核心构成要素。政府对企业税务筹划的否定或中立态度实质上是对企业税务管理的否定，这两种态度都应该摒弃，政府对企业进行税务管理的态度应当改变，政府应鼓励并引导企业进行税务管理，为企业进行税务管理提供便利。

在一国范围内，企业利益与政府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一个国家的发展主要依靠企业的发展，企业发展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源泉和动力。从某种意义上看，没有强大的企业就没有强大的国家，企业成长状况或经营水映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企业是国家或政府税收来源的主体，虽然西方发达国家主要依靠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险税作为政府来源，但个人收入主要来自企业。所以企业经营状况好就能为国家提供稳定可靠的税源。作为政府，应当采取有效措施支持和促进企业发展。企业经营绩效的提高来自其科学的管理，而税务管理是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角度看，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态度，鼓励、支持并引导企业进行税务管理，这应是纳税服务的重要内容。

在税法存在一定漏洞的情况下，企业通过税务管理（主要是税务筹划）钻税法空子，这不能成为政府反对或否定企业进行税务管理或税务筹划的理由。最优税制理论证明，在现实中不存在最优税制。任何税制都不可能尽善尽美，都不可能无懈可击，也就是说，无论如何改进税制，税制总存在一定的漏洞，既然这是客观事实，就应当允许企业钻税法空子，只要企业采取合法途径。政府正确的做法是，不是否定或反对企业进行税务管理或税务筹划，而是应当通过公共选择程序不断改进或优化税制，尽量减少税法漏洞。政府改进税制需要有价值的信息，而要获取有价值的信息可以搜集企业进行税务管理或税务筹划钻税法漏洞的信息，从而有针对性的改进税制。因此，从另一个侧面看，企业进行税务管理为政府改进税制提供了一种信息获取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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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际情况看，我国仓库面积较大，初始原因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短缺经济，为了保证生产的连续性，必须大库存，大库存必然有大仓库。目前原有的仓库非常陈旧、落后，已不适应现代库存的要求，大量制造企业的仓库无法得到整合重组。在这种形势下，外资进入启动了中国的物流地产，如美国的普洛斯。农民也看到了仓储业的前景，以租代征进行新建仓库的投入。所以在仓储业界形成了激烈竞争的格局，使仓储业的利润率下降。据统计，在10~20年中，美国、德国、日本的运输费及管理费与GDP的比率基本上不变，变化大的是保管费即仓储费与GDP比率的下降。也就是说，物流成本下降的主要空间在降低仓储费用，减少库存，加快周转。2014年，中国物流总成本为10.6万亿元，其中保管费为3.7亿元，比2013年增长6.6%，占整个物流总费用的34.9%，不合理的仓库结构是制约我国仓储效率提升，成本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在2014年物流业增加值中，78%来自运输，来自仓储的只占5.36%，说明仓储业的效益比较差。随着国家宏观经济的调整，市场需求持续下降，仓储业所从事的整个大宗生产资料物流形势也是一路下滑，导致仓储业务收入下降明显。特别是国有仓储企业员工数量庞大但收入较低，企业面临严峻生存压力的同时，还面临巨大的社会责任。由于经济形势不好，仓储企业总作业量下降较大，企业为保持一支稳定的员工队伍，保障职工的基本生活水平，要不断提高职工的计件工资标准，导致单位人工成本提升较大。

二、仓储物流业务税收制度与支出

根据我国现行税收制度的有关规定，仓储业税收主要体现在三个环节：一是提供服务环节，涉及增值税、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印花税；二是收益实现环节，涉及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三是服务设施的持有和使用环节，涉及车辆购置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车船税、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和契税。仓储业务涉及税收种类繁多，我国17个税种涉及12个，不仅给仓储业带来较重的税收负担，而且加大了税收征管难度；税收优惠政策少，不利于行业发展。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2014年中国物流重点课题报告指出：由于经营板块的特点，仓储业2008~2012年税收支出结构显示除企业所得税和流转税外，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等财产税是仓储业主要税负之一。

三、仓储物流业流转税及财产税现状

1.增值税

营业税下，仓储业务税率为5%，装卸搬运业务为3%，运输业务为3%。“营改增”之后，仓储及装卸搬运等物流辅助业务增值税税率为6%，运输业务为11%，税率明显提高，由于抵扣额不足，导致仓储物流业务流转税税负明显增加。同时由于增值税税目、税率不统一，制约了仓储物流企业一体化运作，同时加大了税收征管的难度。仓储物流企业处于产业链条的末端，很难通过提高服务价格来弥补税率提高带来的负担，削减了企业的利润空间，阻碍了行业发展。

2.城镇土地使用税

2007年，国家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各地普遍提高了土地使用税的单位税额，将每平方米年税额在原来的基础上提高1~3倍，同时土地使用税是地方税种，地方政府的灵活性比较大，多是从高征收。例如，上海大场从0.5元/m2提高到6元/m2，西安从1.5元/m2提高到16元/m2，导致仓储企业的土地税额大幅增加。2006年某大型仓储企业交纳土地使用税1353万元，2009年土地使用税额增至4486万元，增加了3133万元，增长了232%；土地使用税的大幅上涨使部分企业因税负而加大亏损，甚至是负债经营，对本来就经营困难的仓储企业来讲无疑是雪上加霜。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于2012年出台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物流企业大宗商品仓储设施用地城镇土地使用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2（13）】，自2012年1月1日起至2014年12月31日止，对物流企业自有的（包括自用和出租）大宗商品仓储设施用地，按所属土地等级适用税额标准的50%计征城镇土地使用税。这一政策的出台，极大缓解了仓储企业的税收负担。在税负下降的同时，企业也相应调整了仓储收费，使减税效应体现在了降低物流成本中，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企业的行业竞争能力。在申请减免的过程中，部分地区税务机关对政策理解有偏差，对物流用地审批比较严格，有些仓储物流企业无法获得减免税审批；有些地方为了保证财政收入出现了在减半征收的同时，大幅提高土地单位税额的现象，例如，某企业石家庄市桥东区通仓路仓库5.7万平米的仓储用地2011年税额为9元/㎡，缴纳土地使用税52万元，2013年则上涨为30元/㎡，涨幅达233%，应交土地税170余万元，减半征收之后仍然缴纳85万元，比2011年增加了60%，；郑州市航海路南、城东路东仓储用地税额由2011年为8元/㎡上涨为12元/㎡，涨幅达50%，还有武汉、西安等地均不同程度的上涨了单位税额，使土地使用税的减税效果大打折扣。部分经营困难的企业仓储业务收入都不能维持土地使用税，更谈不上保证企业的正常的经营。2015这项减税政策已经到期，仓储物流企业的土地使用税的税负重新回到高税负水平，税负因为单位税额的增加而不是简单的回到减税之前的税负水平，而是远远高于2011年减税之前的税负水平。

3.房产税

仓储物流业企业，仓储用库房是企业的主要经营资产。现行的房产税暂行条例规定，房产出租，按照租金收入的12%缴纳房产税；房产自用，以房产余值的1.2%缴纳房产税。在开展储运业务过程中，部分客户从其自身需要出发，如安全、保密、货物特殊属性等，要求租赁仓储业务的库房，自己对货物进行管理，其业务运作的实质仍是仓储、装卸业务，收费水平与仓储、装卸业务基本一样，由于客户自己管理货物，收费水平甚至还要低于仓储、装卸业务，这样的收费被视为租赁收入。库房出租业务的税负较重。既要对出租收入征收营业税5%，又要按出租收入征收房产税12%，最后还要对利润征收25%的企业所得税，是物流业务环节中税负最高的。

四、完善仓储物流业的税收制度

仓储物流业是支撑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产业，加快物流业发展对于促进产业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国民经济竞争力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完善现行行业税收制度，显得尤为重要。

1.统一仓储物流业各环节增值税税目统一仓储物流业务各环节增值税税率为6%，有利于物流业务一体化操作，减少了财务核算压力，同时降低了征管成本，适应一体化、网络化的特点。

2.进一步落实土地使用税减半政策。继续延续【财税2012（13）】文件精神，且年限尽可能延长，如到2020年，或规定仓储用地的专项税费标准，以促进仓储物流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3.取消物流企业仓储库房租金收入12%计征房产税，物流企业所属仓储用房不论是否出租，均按照房产原值（不计土地成本）计算缴纳房产税。

篇5

政府补贴是否需要并入所得缴纳企业所得税,要看其是否符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财政性资金行政事业性收费。才能够决定是否要进行交税。

营业外收入亦称“营业外收益”。指与生产经营过程无直接关系，应列入当期利润的收入。是企业财务成果的组成部分。例如，没收包装物押金收入、收回调入职工欠款、罚款净收入等等。营业外收入在“利润”或“利润或亏损”账户核算。

（来源：文章屋网 ）

篇6

一、大企业税收管理服务存在的问题

（一）税收管理模式与大企业经营管理模式不适应。一是大型企业集团跨地域经营、统一决策、集中核算与现行税收征管属地管理体制下的孤立、分散型管理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大企业具有较大的资产规模，具有跨区域、甚至跨国投资、融资经营能力；一个大企业往往横跨若干行政区划，各个分公司和子公司分属不同的税务机关管辖；各税务机关根据本地税源情况采取的管理模式不尽相同。二是所属税务机关之间信息管理不对称，形成企业总部主管税务机关与分支机构主管税务机关之间“管得着的见不着，见得着的管不着”的现象。属地税务机关分别管理大企业的各个部门，其中有独立法人企业，也有各级分支机构，各类企业分别有着不同的管理模式；但是税务机关内部对企业的管理情况沟通不够，对企业的综合信息了解不够，影响了税务机关对大企业税收整体的把握和控管。比如，在管理中发现，某大企业驻临清的二级分支机构成本费用方面存在问题，由于所得税汇缴调整职责是在济南总部所在地税务机关，我们只能通过函件的方式通报信息，至于处理结果如何更是无权决定，影响了管理实效。三是税务机关内部层级管理体系与管理任务分配不配比，形成“倒金字塔”管理模式。上级税务机关将管理目标和任务层层落实到基层税务机关，基层管理疲于应付，致使对大型企业集团的税收监管乏力甚至无法实施有效监管。

（二）纳税服务能力不足，服务手段尚不完善。大企业财务核算较为健全规范，财务人员的专业化水准也较高，具有较强的业务素质和法律意识，因此要求税务机关有着较为高超的管理艺术和服务水平。但是，目前税务机关的管理服务基本上还处于较低层次上，缺少针对大企业的个性化服务问题，虽然开通了“绿色通道”和“税收直通车”等服务项目，也仅仅限于纳税申报、发票领购等一般性项目，还没有开展比如税收风险防范机制、依法纳税筹划等深层次服务项目。

（三）缺少一支适应大企业专业化管理要求的高素质的管理团队。大型企业出于自身长远发展需要、集团内部的监督和制约等因素影响，对国税机关纳税服务工作提出的要求越来越高。对大企业实行专业化管理，要求在人员配备上以业务骨干为主，工作方式上以团队管理为主，团队的知识结构上以懂经营、晓政策、通法律的复合型为主。据调查，目前大部分国税机关的纳税人是按照行政区划管理，日常管理以税务分局管理为主，税收管理员是主要的管理力量。而税务机关的业务精英往往集中在省、市等上级部门，与企业缺乏直接的联系；在县级机关各业务骨干也分散在各个业务科室，管理着政策落实和上传下达工作，没有形成“骨干团队管理骨干企业”的局面。干部的知识结构以常规财税知识为主，知识更新较慢、专业深造机会较少。由此在业务创新、团队建设上难以形成骨干队伍，不能形成整体合力，对大企业的复杂涉税业务应对能力不强，管理与服务水平不高。

（四）税收信息化管理与大企业经营方式不相匹配。随着税务机关信息化建设的不断发展，建立了全国性的税收征管信息化平台，但在相关软件中缺少对大企业基本信息、税收结构、经济税源变化等信息资源的全面掌握和有效反馈，对大企业的组织构架、纳税能力、获利能力、可持续发展等情况难以进行正确评价、预测、分析，不能有效开展税收分析、税源监控、专业化管理，客观上造成了对大企业税收管理工作的难度。

（五）大企业税收风险是税收执法风险的主要来源。大企业通常跨行业、跨区域甚至跨国经营，点多面广，经营分散，内部组织架构庞大，核算体系复杂，税收政策的执行也很难统一。虽然大企业的财务人员精通财会知识，依法纳税意识较强，但因为经营业务的多样性，致使对税收政策的把握难免不够全面、深入和及时，适用税法不准确、不及时等情况也时有发生。据国家税务总局网站统计：2008年以来，国家税务总局各类政策性文件819个，平均每年各类政策性文件200多个。一般税务人员掌握起来已经很不容易，更别说企业财会人员了。一旦掌握不全，理解有误，运用政策出现偏差，不仅对企业造成经济和名誉上的损失，对税务机关的执法风险带来严峻的考验。

二、大企业管理模式的选择与思考

选择合适的大企业管理模式是有效开展大企业管理的关键。针对大企业的特点，应坚持以大企业的需求为主导，更新理念，健全机构，明晰岗责，打造队伍，形成与大企业发展相配套的税收管理服务体系。

（一）以大企业集团为中心设置管理机构，组建与企业经营模式和管理层级相配套的管理服务体系。着力理解和了解纳税人的商务环境、商业行为、遵从特征，实施业务创新，提供形式多样、更有针对性的业务“套餐”，充分满足其个性化的纳税服务需求。及时解决企业诉求，重点解决政策透明度和执行中的统一性问题。打破过去内部层级过多、职责不相称、难以量化考核的管理结构，按照有利于管理的系统性、执法的统一性、人才的集聚性、复杂问题处理的有效性设置管理机构，行政区划管理服从企业层级管理，日常税收征管事项属地管理不变，税款归属和入库级次不变，国地税分工不变，实行专业化管理与属地管理相结合的管理制度。

（二）建立覆盖企业经营网络的信息管理体系，实现从“二维平面式”到“三维立体式”信息管理平台的转变。充分运用信息网络技术，建立和完善以现代技术手段为支撑，以信息管理为主、事务管理为辅的大企业专业化管理监控平台，形成科学严密、信息化和专业化相结合的税源管理体系。强化对大企业税源、税基的综合分析。针对大企业分支机构多、跨区跨国经营、汇总纳税，极易造成分支机构所在地税务机关不了解税收申报征收情况、总部机构所在地税务机关又无法进行日常税收管理的现状，建立大企业的电子信息库，使每一级税务部门都能全面掌握企业集团纳税实体的综合信息，形成与企业运作同步的信息流监控。对于实行统一申报方式的企业集团，采集到集团总部和各成员单位的申报数据和财务报表，并审核比对其逻辑关系，使各级税务部门都能根据所管辖企业的特点，分析其关键要素，确定管理重点。

（三）建立权责统一，运转高效的岗责管理体系，实现由“地方武装”单打独斗到“海陆空多兵种”综合作战的转变。大企业税收工作由大企业管理部门归口统筹，同时要加强税务系统内部各部门之间、各管理层级之间、国地税之间和地区间的协作，形成工作合力。一是要厘清属地税务机关与大企业管理部门的职责。日常税收基础管理与服务主要由基层管理分局开展，个性化纳税服务、税收风险分析识别、风险应对、过程监控与绩效评估等复杂事项由大企业管理部门牵头实施，形成业务上相互渗透、工作上相互配合的新格局。二是要理顺大企业管理部门与同级税政、征管、服务、稽查等部门的关系，形成大企业管理部门牵头协调，各部门共同参与，各自工作职责明确，操作过程规范的新局面。三是要划清总局、省、市三级大企业管理部门各自的工作职责与工作重点，以各个管理层级的比较优势为切入点，科学合理配置各个层级的工作职责，形成上下联动、优势互补的新体制。

篇7

一、关于学徒税的计算与缴纳

年度工资总额（annual pay bill）超过300万英镑的企业均有义务缴纳学徒税。学徒税的税率为该企业年度工资总额的0.5%（如0.5%×300万英镑 = 1.5万英镑）。企业只有在年度工资总额超过300万英镑的年份才需缴税，并需通过在线缴税系统（Pay as You Earn， PAYE）向英国税务海关总署（HM Revenue and Customs， HMRC）缴纳相关费用。同时，缴纳的学徒税将在该企业当年应缴所得税中予以扣除。

企业可获得每年1.5万英镑的专项补助，用以补偿其缴纳的学徒税。补助将按月发放给企业（1250英镑/月）并进行累计。例如，若当月的应缴学徒税为1000英镑，则该企业无需支付该项税款，并且下一个月可获得1500英镑的补助（即1250-1000+1250=1500）。具体示例如下：

假设某企业年度雇员工资总额为500万英镑，则：

应缴学徒税总额：0.5%×500万英镑=2.5万英镑

实缴学徒税总额：2.5万英镑-1.5万英镑=1万英镑

但是，如果若干企业组成了关联（connected）企业联合体，那么他们便仅能获得一笔1.5万英镑的学徒税补助。为推行学徒税专项补助政策，政府计划对2016年《财政法案》（Finance Bill）进行修订：作为关联企业中的一员，该企业团体需要决定各成员企业所享受的学徒税专项补助的比重。这项决定需要在税务年度（tax year）之初做出，并且在该年度不予更改。随后，各成员企业需计算各自所需缴纳的税金。

此外，即使一些行业已经针对学徒制培训建立起自己的征税体系或其他联合培训计划，相关企业依然需向政府缴纳学徒税。建筑、工程建筑和电影业的行业培训委员会（Industry Training Boards）将向其成员进行咨询，探讨对现有征税体系进行改革的可能性。

二、关于纳税企业如何获得学徒培训经费

向HMRC缴纳学徒税以后，企业将可通过一个新的学徒制服务电子账户按月获取经费支持。在英格兰，企业可将这笔经费用于开展学徒制培训和评估，或者委托培训机构开发和实施适合其需求的学徒制培训项目。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也会有各自的安排。

在线学徒制服务系统（Digital Apprenticeship Service）将于2017年正式上线。企业可在2017年1月进行在线注册，从4月起通过该系统实现学徒制培训和评估费用支付，第一笔经费将于5月打入企业在线账户。

此外，针对英格兰的缴税企业，政府将对转入其在线学徒制培训系统电子账户的经费进行“10%的配套”，即每当将1英镑划入电子账户时，企业实际获得的金额为1.1英镑。但是，如果企业在资金入账的18个月内未进行使用，则该笔经费将自动过期。这一规则同样适用于政府提供的额外配套经费。其判断标准是该笔经费是否已作为培训费用从企业的电子账户转入学徒培训机构的账户。为最大限度避免经费过期，最早打入企业账户的经费将会被最先使用，以此类推。

作为某关联企业联合体的一员，支持其学徒制培训的经费只能打入关联企业联合体的电子账户，并通过线上缴税系统PAYE分别登记。此外，鉴于一些企业希望使用自己的经费以支持其他企业的员工培训，政府将进行利弊评估，并对其他可能的方案进行权衡。

通常情况下，学徒制培训机构自身也会雇用学徒。若其年度工资总额超过300万英镑，则同样需要缴纳学徒税，之后可使用自己电子账户的经费缴纳学徒培训与评估费用。如果学徒制培训机构本身无需缴纳学徒税，那么将按照其他不缴纳学徒税企业的标准享受培训与评估服务。一些企业还可能用其电子账户的经费支付在学徒制培训机构进行的学徒培训。

三、关于学徒制培训的购买

在2017年4月前已开始接受学徒制培训的学徒，将继续按照培训开始时的相关规定完成培训并接受资助。这一规则适用于以“学徒制框架”（apprenticeship frameworks）和新的“学徒制标准”（apprenticeship standards）为基础开展的学徒培训。当企业需要向学徒培训机构或技能拨款局（Skills Funding Agency）付款时，价格将保持不变，但不可使用其在线学徒制服务系统电子账户的经费。

无需缴纳学徒税的企业，在2018年以前可不通过在线学徒制服务系统支付学徒制培训或评估费用。2017年4月系统上线以后，上述企业可以通过其注册账户选择希望开展的学徒制培训项目，以及提供学徒制培训和评估的机构。在企业自行交纳部分培训费用的同时，政府将在可为此项培训提供的最大经费支持范围内，补足其余部分。企业需直接向提供学徒制培训的机构付费，或根据双方商定的安排分期支付。政府将在2016年10月确定可支持此类由企业和政府共同投资（co-investment）学徒制培训的经费支持比例。

无论企业是否需要支付学徒税，均可通过在线学徒制服务系统完成如下工作，并在2020年全部实现在线支付学徒制培训与评估费用：选择一项学徒制框架或标准、选择培训机构、选择评估机构、公布学徒岗位空缺、查询可在英格兰地区使用的补助项目、与培训机构商定培训价格、通过电子学徒制服务系统支付培训与评估费用。

企业选择的学徒制培训可以新的“学徒制标准”或现有的“学徒制框架”为基础。每种“学徒制标准”将围绕某一特定的工种设定，涵盖学徒为胜任自己的工作并满足雇主需求应掌握的一系列核心技能与专业知识。而“学徒制框架”通常指一系列与特定工种相关的职业与专业资格证书的取得，以及实践培训与课堂教学。鉴于当前的学徒制体系正向以用人企业为主导的标准过渡，至2020年，政府将逐步淘汰目前采用的“学徒制框架”。

企业仅可将其电子账户中的经费支付给有资质的学徒培训机构。这些有资质的培训机构的名单均可通过在线学徒制服务系统查询。此外，企业通过该系统可获取有资质开展学徒制培训评估的机构名单。当公共部门作为雇主选择学徒培训与评估机构时，应符合《2015年政府采购规定》（Public Contracts Regulation 2015）的要求。

当企业选定某一培训机构并开始学徒制培训后，其电子账户将按月把应付款转至培训机构的账户。这种付款形式将持续学徒制培训全过程。在培训开始时，企业的账户中不需要存入全款，只需保证其电子账户的余额大于本月应付款即可。政府未来会为企业提供更加灵活的支付方式。

不使用电子账户的企业，需直接向培训机构付款，操作方式与无需缴纳学徒税的企业相同。如果企业发现其电子账户的应收经费不足以支付其需缴纳的培训和评估费用，则需与培训机构商定费用，而后由政府根据可承担此项学徒制培训经费的上限，支付剩余部分费用。

当学徒终止、暂停培训，或发现培训机构未按要求提供培训服务时，企业可通过在线学徒制服务系统向政府提出终止或暂停拨付学徒制培训经费的要求。

四、 关于使用学徒制培训经费的规定

打入企业电子账户的学徒制培训经费以及政府提供的配套经费仅可用于开展学徒制培训或者培训结束后的评估，且开展培训和评估的单位均应为有资质的机构。上述经费均不得用于与开展学徒制培训相关的其他开支，如工资、差旅费、管理费、工作岗位安置或设立学徒制项目的成本等。政府将于2016年10月关于学徒制培训经费使用的详细规定并在2016年12月定稿。

所谓学徒制培训，应包括以下要素：无论是新雇用员工还是现任员工，都应受雇于一个正式的工作岗位；学徒的工作应以达到相关学徒制标准或学徒制框架的要求为目标；学徒制培训的周期至少为12个月；学徒应投入不少于20%的时间用于参加工作以外的培训。

针对每一个学徒制标准或学徒制框架，都会有相应的培训经费使用标准（funding band）。该标准注明了所有企业可以使用其学徒制培训经费支付某一项学徒制培训和评估全部应付费用的上限。企业根据与选定培训机构商定的价格，通过其电子账户向后者拨付不超过相应标准的经费，用以资助学徒完成培训与评估。如果双方商定的价格高于规定培训经费的使用标准，则企业需要负担差额部分。

无需缴纳学徒税的企业，可根据与学徒培训机构商定的价格，与政府共同支付开展某一学徒制培训和评估的费用。双方合作出资的比例将另行确定，出资总额不能超过规定的培训经费使用标准。一旦超出相应标准，企业需自行承担差额部分，且政府不再予以经费配套支持。

任何企业在雇用16～18岁的学徒时，均可通过该学徒的培训机构获得因雇用该年龄段学徒所需额外开支的经费支持。以上同样适用于那些雇用有特殊需求学徒的企业，如19～24岁仍被纳入地方政府教育与健康救助计划的学徒。如果企业雇用的学徒有学习障碍或者是残障人士，那么政府将直接向学徒培训机构划拨额外经费，以支持学徒完成培训。

所有学徒的英语和数学能力都必须达到国家资格证书框架第二层级（National Qualification Framework Level 2）①的水平并获得相应证书。不能达到上述要求的学徒，需要学习相应的英语和数学课程。企业应与培训机构共同确定哪些学徒需要进行额外补习，所需经费由政府支付给培训机构。

五、关于学徒制培训和评估机构的资质

技能拨款局正在会同企业与培训机构，共同制定甄选学徒制培训机构的标准与方法。所有培训机构都需证明可达到或超过相关标准，从而取得开展学徒制培训的资质，并获得企业和政府拨付的培训经费。对于那些希望自己作为学徒制培训机构，并使用其电子账户的经费开展学徒制培训的企业，也应事先取得开展学徒制培训的资质。

同样，希望提供学徒制培训评估的机构，也应达到或超过相应的标准，并在被列入政府认可的学徒制培训评估机构名单后，才能接受企业和政府拨付的相关经费。

由于政府已将制定教育与培训政策的权力下放，英国各地区②可自行管理其学徒制项目。在英格兰开展的学徒制培训，将按以上所述获得经费支持。关于已在英国各地开展跨区业务和学徒制培训的企业，政府将与各地行政当局协商解决方案。

注释：

篇8

受宏观形势影响，净水增速略有收窄。

净水产品逆市增长，受外部环境及行业发展现状影响，市场增速略有收窄。据中怡康测算，2016年1～4月净水市场总规模达342万台、86亿元，同比增长19%、28%，相比2015年同期增幅，分别下降28、26个百分点。

分渠道来看，双线增长均有所收窄。据中怡康测算，1～4月净水线上、线下市场规模分别为12亿元、74亿元，市场占比分别为14%、86%，同比分别增长37%、26%，去年同期分别增长96%、41%，线上市场由于今年刷单情况有所改善，增速缩水明显。

相对而言，线下实体店承受更大的增长压力，一季度受整体增长放缓以及电商挤压影响，部分省市的线下市场出现下滑，北京、广东、湖南、天津等地呈现负增长。2016年市场竞争更趋激烈，建议企业重点加强山东、河北、四川、江苏、重庆、广东、北京等净水消费大省的运作。

五一期间市场略有反弹。净水市场零售量、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15%和27%。由于今年五一提前启动，且5月2号是近些年首次落在19周，所以16周和19周相对同比增长较大，据中怡康测算，16周、19周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120%、83.3%，对五一市场增长拉动明显。

产品发展方向清晰，发力纯水机成行业共识。

行业增速有所收窄，内部产品发展方向日渐清晰。采用反渗透技术的纯水机，经历2010年的争议，2011年的发展，2013年的市场地位确立，目前依然保持了较为强劲的成长性。据中怡康测算，2016年1～4月纯水机市场规模破60亿元，同比增长近50%，净水机市场规模14.2亿元，同比增长30%，直饮机市场规模近10亿元，同比下降12%。

双线纯水机市场扩容明显。1季度线上市场零售额占比上升5个百分点，线下上升近4个百分点。目前，线上、线下产品结构略有差异，线下纯水机一家独大，市场额占比接近7成，线上纯水机与净水机两分天下，受3M、道尔顿、安之星、沁园、飞利浦等企业的推动，净水机在线上市场份额是线下3倍多。

顺势而为，发力纯水机成行业共识。分品牌来看，美的、沁园、安吉尔、A.O.史密斯的纯水机双线零售额占比均超6成，海尔、飞利浦线上、线下产品结构略有差异，线下主打纯水机，线上净水机布局超5成，3M双线布局均以净水机为主。目前线下TOP10畅销产品清一色纯水机，线上TOP10畅销机型中有6款是纯水机产品。

分区域来看，除海南以外，纯水机是各省市布局最大的一块，市场额占比在50～90%之间。细化来看，受3M、怡口、立升、沁园等品牌布局影响，部分区域产品特点鲜明，上海、海南、广东市场，净水机占比在30～60%之间，远高于其他区域净水机情况，西南大区、华南、广西省，直饮机占比20～40%之间，高于其他区域占比。

在纯水机内部，产品的不断创新带来市场的快速发展，解决产水速度慢的即滤型产品在近几年比重快速提升，渐渐成为线下市场主流。目前即滤型产品在纯水机市场零售额占比44.1%，A.O.史密斯是线下即滤型产品的主要推动者，其自身零售额占比76.4%的纯水机为即滤型产品。由于A.O.史密斯运作区域的关系，即滤型产品在华东、东北大区以及华北的京津地区占比较高，尤其在江苏省、安徽省、上海市、浙江省市场，即滤型零售额占比分别达58.9%、55.1%、69.2%、71.9%。

企业动作频频，沁园、美的、安吉尔在终端运作或产品线布控方面，明显加大对即滤型产品的投入。2015年年底，美的掀起即滤即饮风暴，带动其他品牌即滤型产品的销售，2016年3月沁园与苏宁发起2016倍增计划，当周活动区域单机份额有快速的提升，如400A上升明显，尤其对北京市场竞争格局造成重大影响，3月底安吉尔全新VI及产品线全面升级，提高产品整体视觉感，新款A6制水速度达1L/min，4月美的举行640场促销、160场会销，全员带单加直降加赠品，促销力度超前。企业全力投入驱动了即滤型产品销售，看好即滤型产品在未来的发展。

品牌竞争更趋激烈，线上进入第二阶段。

行业增幅收窄，品牌竞争更趋激烈。线下市场，龙头品牌之间竞争日益焦灼，2016年1季度前十品牌市场零售额占比94.1%，其中A.O.史密斯、安吉尔比去年同期上升明显，飞利浦跻身前十行列。线上竞争目前进入第二阶段。在第一阶段电商初期，小品牌对这个市场有着较高的热情，由于进入门槛较低，市场陷入无序恶性竞争。随着线上市场规模的提升，线下品牌开始发力线上，电商的品牌竞争进入第二阶段。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品牌均发挥自身优势抢夺市场空间，竞争进入白热化，品牌牵引力渐强。

线下市场品牌集中度趋强，线上较为离散。五一期间尤为明显。线下市场前五品牌市场零售额份额近9成，线上市场前五品牌市场占比58.9%，市场格局尚未稳定。线下市场美的、安吉尔市场份额上升明显。线上品牌增长呈现分化之势，A.O.史密斯增长幅度最大，沁园、海尔上升明显，美的、3M、道尔顿等呈现下降态势。线下市场，即滤型产品基本奠定主打机地位。A.O.史密斯400-A1，美的201-4，沁园400A，安吉尔A8等，五一期间市场上量明显，市场占比较高。线上，各品牌纷纷争抢1000～2000元市场，主要品牌均在此布局主力机型。

产品、品牌差异导致双线均价相差较大。

目前净水市场线上分散线下集中，且线上水龙头产品比重相对较大，由于品牌、产品差异，双线均价差异大。2016年1季度线下市场均价3，137元，线上867元，二者价差近4倍。受产品升级拉动市场均价提升明显，线下市场均价同比上升10.2%，其中直饮机市场均价2，723元，上涨10.6%，纯水机均价3，293元，上涨7.9%，线上价格仍是有力手段，均价同比下降2.3%，台下净水机及水龙头均价下降幅度较大。

发展趋势上看，线上线下发展分化明显。线下市场300元以下增长，市场更集中在低价位段，1，100元以下产品市场零售量占比70%，线下市场3，000元以上销售明显扩容，3，000元以上市场零售量占比48.3%。

经济基本面改观不大，预计2016年净水进一步收窄。

2016年政府降低首付款比例，多项举措发展住房租赁市场，二胎政策也将带来新增人口，长远来看间接利好家电市场，但经济基本面改观并不大，第一，经济增长未来很可能是平的，主要以调结构为主。第二，行业的无序竞争尤其是无序会销，极大伤害消费者权益，有碍行业健康发展。第三，上游原材料价格出现报复性反弹，运营成本和劳动力成本也在上涨。

基于此，我们判断2016年净水设备同比增长略收窄。据中怡康测算，预计净水设备市场规模达1，192万台，293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9%，29%，纯水机持续扩容，预计全年纯水机市场达201亿元，同比增长45.2%。“互联网+”时代，电商较高增势还将持续。预计2016年线上市场零售总额达53.8亿元，同比增长60%，市场零售额占比18.3%，线下市场零售总额达239.5亿元，同比增长23%，市场零售额占比81.7%。线下品牌的强势加入以及线上品牌自身结构的调整，未来也将拉动线上市场产品结构的升级，预计2016年线上纯水机市场份额将大幅提升。

用户需求升级变化引发了净水产品发展与创新，产品功能也在持续升级。市场中出现能够延长滤芯寿命使水质更有保障的自动清洗产品；更加节能环保、更针对家庭不同用水情况的双出水机；让使用者更加安心、更加人性化的智能滤芯更换提醒和出水实时监控设计；更长的滤芯使用寿命产品等。其中大出水量和低废水比是用户最为关注的两个需求点，即滤型产品已然应运而生，废水比例较高的问题仍在困扰着采用反渗透技术的纯水机产品使用用户，用户需求一定程度上指引着行业的未来发展方向。净水产品在产水率方面仍存在较大提升空间，即滤型和节能型产品也将成为净水行业发展的主要产品方向。

2012年至今，净水产品的销售量已经突破2000万台，更换维护高峰已经到来，意味着至少百亿规模的服务市场。降低物流成本提高物流效率，促进优质商品向三四线城市延伸，挖掘农村电商消费潜力，以服务提升净水普及率是未来净水行业发展方向。

备注：

1.净水市场特指净水设备市场，包括直饮机、管线机、净水机及纯水机产品。

2.净水机本身带有净化功能，主要采用除反渗透以外的过滤技术，比如超滤、纳滤过滤技术等。

3.纯水机本身带有净化功能，主要采用反渗透过滤技术。

4.即滤型产品特指出水量大于每分钟1升的产品。

5.中怡康测算数据是根据模型推算出的国内市场零售规模，即实际售卖到消费者手中的产品。

6.中怡康线下月度监测数据来源均为中怡康对767市县4511家门店零售监测实际销售数据，线下周度数据来源为中怡康对459市县2834家门店零售监测。

篇9

1.现行税收制度不健全，体育服务业税收负担较重我国税收制度是以流转课税和所得课税并重的复合税制结构体系。因此，现行体育服务业税制的税收征管和税收负担体现在这两大税制当中。从征管税种（费）看，涉及体育服务业征收的税种（费）高达12个，既有流转课税、所得课税，又有财产税类和行为税类，远超过现有高新技术业、环保业、农业等的征收税种；

从流转课税和所得课税征税内容看，（1）在流转课税方面，从事体育服务业的单位或个人销售产品或提供体育服务应税劳务的，既要缴纳增值税又需征收营业税。体育服务企业购进的体育商标专用权、体育专有技术使用权等无形资产，以及将体育服务用于集体福利或个人消费的，均不得在税前抵扣进项税额，无形中增加了体育服务业的税收负担。再者，体育服务业作为我国服务业的组成部分，法人企业和自然人的日常体育休闲游艺娱乐服务、体育中介、体育竞赛表演等均须征收营业税。（2）在所得课税方面，体育服务企业从事多种体育服务在一个纳税年度的所得利润除缴纳企业所得税外，还须对于企业发生的“三项”经费、广告费与业务宣传费、业务招待费、借款利息费用、公益性捐赠等经营性支出，按照税法规定的标准调整增加项目，补缴企业所得税。体育服务企业直接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必须缴纳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对其符合税法规定的间接公益性捐赠支出，若超过企业纳税年度利润总额12％的部分不准税前扣除，应调整缴纳企业所得税；体育服务企业因生产经营需要的赞支出也应缴纳企业所得税；此外，自然人从事体育服务业的所得既要依照七级超额累进税率缴纳工资、薪金性质的个人所得税，又要按照20％的高税率缴纳劳务报酬性质的个人所得税，尤其对于体育服务业的非独立劳动所得还需加成（5成或10成）课征重税。由此可见，流转课税中的营业税和所得课税中的企业所得税是体育服务业征收内容最多、税收负担最重的两个税种。体育服务业沉重的税收负担因素，极大制约了我国现代体育服务业的快速、持续发展。

2.高新技术体育服务企业认定难度大，制约其享受国家税收优惠待遇体育服务业作为一种消费性新兴产业和一个发展整体，具有规模经济的产业集聚对其周围经济的影响力会进一步增大。这就需要体育服务业在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阶段，跟随高新技术产业拓展新的产业发展空间。但长期以来,我国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缺乏其他市场主体的有效参与，绝大多数的体育服务企业重经营服务、轻研发投入,体育服务企业的技术研发水平、研发能力与R＆D支出均大大落后于体育用品制造业，尤其高技术体育服务企业数量稀少。依据2008年科技部、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国科发火〔2008〕172号），包括高科技体育服务业在内的各类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难度显著增大，尽管高技术服务业是国家重点扶持的产业技术领域，但必须具备企业拥有核心自主知识产权，自主持续研发能力以及技术研发费用投入支出不少于60％比例等6项必备要件，这对于以提供各种体育服务为主，企业规模经济和规模效益还未达到，仍处于产业幼稚发展时期的我国体育服务业而言显然是“雪上加霜”。国家严格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标准与诸多的限制性条件，从而使公共服务供给的外部压力难以有效地转化地方政府改善公共服务质量、提高公共服务效率的动力机制。致使我国98％以上的中小体育服务企业排除在高新技术企业之外，制约其持续的自主创新能力，也无法享受到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优惠待遇，致使税收政策引导作用弱化，激励严重不足。

二、出路:调整优化税收政策,激励体育服务业持续发展

2010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的指导意见》和2011年国家体育总局的《体育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进一步完善支持体育服务业发展的税费优惠政策，不断增强和提升体育服务的供给能力和服务质量，至2020年建立以体育服务业为重点，门类齐全、结构合理的体育产业体系。

1.完善税收优惠政策，推动体育服务业市场化改革体育服务业是以精神与服务产品为主的产业,它的发展是以体育服务市场的发展为前提的。这就决定了我国应培育体育服务业市场，在一定的公共支出偏好下为当地公众提供公共服务的本领。推动其市场化改革，重要手段就是完善体育服务业市场的税收优惠政策。首先，完善竞技体育训、科、医一体化的科技服务税收优惠激励体系。一方面，竞技体育训、科、医一体化科技服务的进口仪器和设备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的增值税，对其科技服务取得的有偿收入免征营业税；另一方面，体育企业购置竞技体育训、科、医一体化科技服务的专用设备，其投资额的30％可从企业当年企业所得税应纳税额中税前抵免；当年不足抵免的可在以后5个纳税年度中结转抵免。其次，鉴于间接税收优惠在激励产业税前优惠方面远比以产业税后为特性的直接税收优惠效果显著,政府应更多采用投资抵免、税项扣除、加速折旧、成本扣除、盈亏相抵、税额抵免准备金制度、加计扣除等间接税收优惠手段重点扶持休闲体育、体育竞赛表演、体育文化娱乐、体育经纪（中介）服务、体育广告赞助、体育技术培训、体育理疗康复、体育旅游、体育信息咨询和公共体育场馆等现代新兴体育服务业发展，减轻这些行业的纳税成本和税收负担。第三，制定鼓励体育服务标准化的税收优惠政策。对体育服务企业通过ISO9000或者ISO4000体系认证的，准许企业认证的相关成本、费用在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对企业或个人推广体育服务标准化获取的收入免征营业税。第四，在我国各个领域都在突飞猛进、积极的与国际相接轨的今天，政府应实施境外税收抵免、出口退税、税收饶让、投资退税等激励出口的优惠政策，鼓励我国体育服务业“走出去”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以扩大体育技术服务贸易，壮大体育服务业规模。

2.深化体育税制改革，降低体育服务行业的税收负担一方面，实施OECD国家体育服务业的“营改增”税制模式。自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我国体育服务业主要征收营业税，此种服务业营业税制导致体育服务业自身以及生产制造企业购进的体育服务等应税劳务支出无法进项税额抵扣，增加其生产服务成本，甚至在经营流转过程中被重复征税，不利于体育服务行业或企业的技术改造与服务创新，导致税负不公平。基于此，把更多的公共资源投入公共服务设施的改善和公共服务数量和质量的提高方面。我国应学习OECD国家的税收政策经验，实行全面消费型的增值税，将体育服务业营业税改革征收增值税，使体育服务业纳入增值税征收范围，不仅其进项税额可以抵扣，极大减轻体育服务业的税收负担，促进税负公平，而且促进了体育服务业的产业升级和结构优化调整，这是一种减轻我国体育服务业纳税成本和税收负担的国际化趋势。另一方面，实行“轻徭薄赋”的体育服务业税收优惠政策。一是休闲体育是人们在闲暇时间以增进身心健康,丰富生活情趣、调节心理状态为目的的身体锻炼活动。因而对于纯娱乐性与盈利性相结合的体育文化娱乐、体育康乐、体育竞技表演等高消费、高利润的体育休闲服务行业，在目前征收20％高营业税率调整基础上降低到5％的轻税率水平，以增强体育休闲服务业的盈利能力。二是属于体育服务业核心层的休闲体育、体育经纪（中介）、体育广告、体育培训、体育康复、信息咨询和公共体育场馆等服务，实行2％的低营业税率比较符合国家激励体育服务业发展的税收政策目标。三是依照国际惯例，对体育服务应税劳务出口实行“全额征收、全额退税”的零税基全额出口退税模式，即在国内依照17％的税率征收增值税，出口体育服务应税劳务也应按照17％的退税率全额给予退税，以改变当前体育服务业出口“多征少退、征收不退”而增加税负的不良现象，降低行业出口成本和税收负担，促其在国际体育服务市场更具市场竞争力。

3.因地制宜，分门别类，实施差异化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标准，鼓励更多的体育服务企业享受税收优惠待遇鉴于我国体育服务业98%以上属于中小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结构特征，获得国家认可的高新技术体育服务企业极少的现状，必须改变对体育服务业发展不利的制约因素和发展瓶颈。笔者认为，国家应因地制宜，分门别类，实施差异化的高新技术产业认定标准和发展战略。按照产业类型和产业属性确定五大体育服务业高新技术认定标准，从鼓励与扶持原则出发，坚持公平公正，适当降低认定条件，拓宽体育服务业高新技术领域的规定范围，简化认定程序，促使更多的体育服务企业能够达到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条件和标准，使之能够享受到国家诸多的税收优惠政策，这样在提供公共服务时既能有效地满足公众的需求,又能减少决策失误,降低公共服务成本,提高公共服务效率。进而纵深扶持与激励高新技术体育服务企业发展。

三、结语

篇10

关键词：物流；税负；重复征税

Abstract： Due to the logistics industry involves various types of tax， the tax burden is very heavy which has restric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gistics. From the view of most enterprises react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ational “camp to add” policy did not achieve the desired results.Enterprises urgently need a perfect tax policy adjustment to reduce the logistics burden.The government can improve the deductible input mechanism， further expanding the scope of the deduction to improve logistics efficiency.

Key words： Logistics； Tax Burden； Double taxation

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物流产业逐渐成为促进一国经济发展的关键产业。而当前各种税负问题一直阻碍着物流产业的快速发展，所以国家对税种的设置、税率的设计必然要起到鼓励物流行业发展的功能。为此，在针对政府税负政策调整方面，本课题对南京以及周边地区物流园区中物流企业的税负现状进行了调查并深入分析研究，以提出切实可行的税收政策调整建议，帮助物流企业减少运行成本。

1 调查背景

1.1 物流产业税负现状

物流产业涉及的服务项目范围较广，涉税种类很多，主要涉及的税种有营业税、增值税、企业所得税（或个人所得税）、房产税及其他流转税等。

各种各样的税种加重了物流企业的负担，问题突出。而在我国现行税制结构中，增值税和营业税两者是分立并行的两个流转税种，我国物流企业成本高居不下的原因主要表现为重复征税。我国营业税是按照营业收入全额征税，且在每个环节均要全额征税，前道环节所收税款不可以抵减，流转环节越多重复征税次数就越多，如此一来营业税纳税人购进的货物与增值税应税劳务所负担的增值税就无法作为进项税额抵扣。而增值税具有“道道抵扣”的特点，可以把前道环节所收的增值税抵减，仅就增值额征税，避免了重复征收。

1.2 政府税收政策的调整

为了完善税制并促进第二、三产业结构优化，我国于2012年1月1日起，在上海试点实施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措施。“营改增”政策的实施，目的是想打通增值税抵扣链条，避免重复征税，切实降低企业营业成本和减轻税负重担。试点7个月后，2012年7月25 日国务院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自2012年8月1日起至年底，将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范围由上海市分批扩大至北京、天津、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湖北、广东和厦门、深圳 10个省、直辖市、计划单列市。2012年9月1日起继续扩大试点范围。试点以来，大部分行业的结构性减税效果得到了体现，但也有部分行业从短期来看税负不降反增，其口企业体现得尤为明显。

2 调查结果与数据分析

2.1 调查背景与样本

本次调查小组由老师进行招募、成员自愿报名的形式参加。调查中，共发放103份问卷，回收92份，回收率为89.3%；除去无效问卷4份，有效问卷一共为88份，有效回收率为85.4%。

2.2 企业基本信息分析

从图1可以看出，目前我国大部分物流企业主要以私有企业类型为主，国有企业、外资企业、集体企业和合资企业类型的比例较少。中国商务部前副部长高虎城于2004年7月2日在北京举办的中国国际服务业大会物流主题论坛上说，中国物流业的快速发展得益于中国经济发展、市场化改革创造的机遇，也得益于中国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巨大商机。这正好反映出了在改革开放市场化条件下企业或个人针对物流产业这种第三产业谋求发展出路的集资形式。因此很大程度上，中小物流企业构成了我国物流行业的主力军。这就解释了为何国家出台“营改增”政策后，出现了一些企业税收负担不降反增的状况，中小型物流企业对较大税负的承担力远不及实力雄厚的大型物流企业，如地区性的中小型物流公司肯定比不上中海、德邦等大型物流企业，所以通过及时调整具体的税负应对措施是十分必要的。

图2 企业主要经营的物流业务

为了进一步分析被调查企业所提供服务的涉及项目种类，本文选取了物流企业的部分服务项目。图2所示的物流企业涉及的业务繁多，其主要有仓储服务类、交通货物运输类、装卸搬运服务类、港口码头服务类等。通过调查我们发现仓储服务业改革前是按5%缴纳营业税，改革后按6%缴纳增值税，但可以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同理，交通运输业中的陆路运输服务，改革前按3%缴纳营业税，改革后为11%缴纳增值税。装卸搬运业改革前是按3%缴纳营业税，改革后为按6%缴纳增值税。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改革后税负的增减直接与物流公司的采购服务业务相关，改革后物流企业服务项目的税收普遍提高，且不同服务业务之间增加的百分比各不相同。此外改革后，物流企业还将更关心供应商的规模，其是否具有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及服务相同时，不含税成本的比较以加强对供应商的管理。

2.3 “营改增”前后税负变动

图3 “营改增”前后企业税负变动情况

“营改增”的效果如何？在此举了一个例子。例如：如果企业仓储收入年200万元（含税），利润率10%，人工成本占收入比重30%，车辆费用占30%（包括车辆维修、车辆租金、油费、车辆保险、过路过桥费有70%的费用能取得增值税17%的专用发票），仓库租金占30%。改革前营业税：200*5%=10万元；改革后增值税：销项税额200/（1+6%）*6%=11.32万元；进项税额=200*30%*70%*17%=7.14万元；应缴税额11.32-7.14=4.18万元，改革后税负减少了。

但从图3明显发现，“营改增”后，只有三分之一企业的税负得到了改善，有所降低，而超半数的企业认为本企业的税负状况基本没有得到改善，反映出“营”改“增”政策在减少企业税负上成效并不明显，甚至有12.62%的企业感到税负加重。从上海税改试点情况看，部分交通运输企业税负不减反增。据2011年3月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对上海65家大型物流企业的调查结果显示，2008年至2010年三年年均营业税实际负担率为1.3%，其中货物运输业务负担率平均为1.88%。在实行“营改增”试点后，货物运输企业实际增值税负担率增加到4.2%，参与试点的上海21家物流企业中，67%的试点企业所缴纳的今年1月的增值税比以往缴纳的营业税都有一定程度的增加，平均增加税负5万元，个别大型物流企业的税负增加了100万元。

“营改增”后可抵扣进项税类别比例

由表A、B、C这三项可抵扣的进项税所占比例最高。A类和C类均超过了一半，其中C类最多，达到60.19%。这说明在运输业结算和销售结算时可抵扣的增值税较多。针对物流企业而言，进项抵扣的项目很少，主要是汽油和固定资产。大部分物流企业从事跨地区运输，从途经的加油站购买汽油，而途经的加油站可能因不具备一般纳税人的资格等种种原因的限制不能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而且物流企业的大部分固定资产都在“营改增”之前购买，无法成为抵扣项目。另外，占物流企业成本很大比重的人工成本、路桥费、保险费等并不属于增值税可抵扣的进项范围。

2.4 “营改增”政策下，企业的期盼

从图4可以看出，对于税收政策的调整，企业大多渴望税收优惠政策和税收补贴政策的出台。而目前实施的“营改增”税改政策，从大多企业的反应来看，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所以目前企业迫切需要一项完善的税收政策调整，以减轻物流企业的负担，提高物流产业的效益。

3 调查结论

（1）当前物流企业主要以中小型为主，其实力远不如大型物流公司，承担税负能力有限。因此，对待不同类型规模的企业，调整的税负政策应当有所不同。

（2）从上海税改试点情况看，部分交通运输企业税负不减反增，虽然将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有利于完善税制，消除重复征税，但是“营改增”对物流企业并没有起到推动作用。

（3）在体制上，物流产业涉及商务部、铁道部、交通部等多个部门，存在着条块分割、部门分割、重复建设等种种问题。在税收政策方面，对物流业缺乏专门的规定，只是根据物流业所呈现的六大业态机械地加以分割。这就使得物流行业税收具有很大的重复性。对于具体业务流通过程中，若未分开核算，仍难以通过税改达到降低税负的目的。

（4）我国物流产业税收存在的主要问题：

物流企业有目的地自行选择税目税率，偷逃税款

物流企业的进项抵扣很少，主要是汽油和固定资产，即抵扣进项机制不健全。

物流企业整体税负过重，自我发展能力不足

缺乏统一的物流业专用发票，没有专门的物流税收政策，不能有效调控物流业的健康发展

4 对策及建议

根据调查结果，为应对物流业税负增加，本文提出以下应对税收政策调整的对策及建议：

（1）当前我国的物流企业主要以中小型私企为主，承担的税负能力很有限，因此政府的减税政策的出台非常有利于物流企业的快速发展壮大。

（2）制定出统一标准认定物流企业从而使其均能享受运输收入与仓储收入差额缴纳营业税的政策。明确所有的物流企业外包业务营业税可以差额纳税的界定方法与计算方法。

（3）针对物流企业税负中很多费用项目无法抵扣的现状，政府需要健全可抵扣进项机制，进一步扩大抵扣范围。还可以将物流企业在经营过程中采用外包的方法，采用垫付款形式支付的运输、仓储、包装、分拣、加工等业务过程的成本作为抵扣部分看待。

（4）建议整合与物流业务相关的各类现有发票，推出统一的物流服务业专用发票。以适应一体化物流运作需要，解决综合性物流企业增值税发票的抵扣问题，也可起到统一行业内部税率等附带效果，进而降低物流成本，同时也可方便企业的操作和税务部门的征收管理。

（5）针对物流企业网络化经营的特点，从简化操作、降低纳税人成本的角度出发，应实行企业所得税总分机构统一申报缴纳，取消对跨省市总分机构物流企业实行“就地预缴”的政策。通过这种方式也可以统一行业内部税率。统一缴纳所得税的税收政策可以使具有一体化服务的现代物流企业充分的发挥发达运送网络的优势，有利于促进物流企业培养发展大型的运输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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