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咎辞职十篇

时间:2023-03-17 07:23:40

引咎辞职

引咎辞职篇1

您好!

最近公司出了不少问题,做为CEO的我首当其冲成为抨击的对象。想了一星期,我再为我的错误向员工道歉,也多谢董事会再一次肯包容我的过失,但是我没有办法不得不辞职。但工作由个人的事,变成了所有人的事,性质已起了改变。雨过天青不难,但可以保证暴风雨不再来吗?我问了自己这个问题很久,意识到我这次的错误并非如一些记者说是技术上不小心,而是能力上出现了明显的缺失。我会正视问题,完善自我,不排除寻求专业辅助。

在有信心改善之前,我明白到我在大家的心目中,不再是个称职的ceo,更不配做员工的领路人。为了令公众安心,为了显示我的后悔和承担,我决定引咎辞职,和公司结束合作关系,做回普通的消费者。这无疑是极大的损失,但我相信传媒界,和公司的客户,都会欢迎我这个痛苦的决定。我不是个称职的ceo,但做个称职的顾客,我很有信心。

我在xx公司工作近二十年,一向互相支持和了解。今日因我的不称职分手,也不会影响我们继续来往,处理合作的日常事务。我做错事,认了错,向董事会交待了,也得到董事会的原谅。基于问责分手,已是极刑。以前种种,我和董事会不会再作响应。以后种种,请大家尊重我和董事会只是朋友的关系,不要再订出管理者的标准。假如我们的关系再有变化,我们一定第一时间通知传媒,令大家可以再行监督。

我已搬离xx,再一次多谢董事会多年来的包容,和传媒多年来的鞭挞。人头落地了,退一步海阔天空,希望事情可以告一段落。希望我的辞职申请能够得到批准。

此致

敬礼!

引咎辞职报告(二)

尊敬的领导:

您们好!

前两天工作出了个大事,自己的马虎,把料给订错了,而且这张单子有大,来料都要几万码。就因这个事,给李生大骂了一顿。心里有点难受。不过这也是因为是自己的错,所以李生骂的也是心甘情愿。但这一个错真的是不应该出现的。我自己都觉得这个心态真的是很严重。如果这个错误不改正过来,无论以后做什么事真的还会给公司造成损失。昨天听文子说去年底的那张单李生也要追究,要罚他们厂很多钱,我觉得压力一下子大了好多,自己的一个错误,连累到公司和加工厂都损失。自己的良心很是过不去。想来想去,面对这个错误,自己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写辞职报告。自己对这个责任负全责。中午的时候,终于写好了辞职报告。虽然这里还是有很多的舍不得。特别是她。但还是豪不犹豫地把这封辞职信电邮过去给李生。自己的错,自己负责。不会推卸。这是我一向的原则。辞职信是写了,就由李生来慢慢决定吧。但自己还是得把这件事的手尾和其他工作做好。辞职的心态并不会影响我对其它工作做好的态度。经过这件事,自己真的是有一个警惕,要时时提醒自己,不能再犯下这样的错误。自己承担这个错误之后,心里反而更加坦然,好像放下了一块石头。

此致

敬礼

申请人:

引咎辞职报告(三)

尊敬领导:

请原谅我如此冒昧地写下这份辞职报告。任教以来,我的惰性及无能时刻提醒着我自己的饭碗即将不保,但我很荣幸我的职位仍能保存至今。下面我要阐述一下我辞职的原因和理由。

一、为了我个人及学生前途的辉煌:

1、我在西合休中心小学从事教育工作快两年了,我在这里工作期间始终特别认真,特别专心地给学生讲解科目,与同事和睦相处,收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接纳,但是我在城镇里长大的,不习惯这里的生活条件和民族风俗 ,另外我是民考汉,对少数民族语言有点不通尤其是维吾尔语,交流和沟通有难,对学生讲解科目不明确。

二、为了不致误人子弟。

在贵校任教期间,我深感自己文学水平的低劣。我班学生的成绩一直名列全校最末,这还不算什么,令我惭愧的是,至今为止我的学生仍固执地认为汉语拼音很难学,永远都学不会似的,如果继续按照我的教学路线走下去,那么那些可怜孩子的前途到底怎样。

根据以上惨不忍睹的教学经历,我决定引咎辞职来报答领导您对我的知遇之恩,我万分遗憾地辜负了您和的厚望。如果我继续留在这里,除了能加深医院与贵校的合作默契以外,相信别无他用。痛定思痛,我决定辞去“人民教师”这一光荣职务,从此不再踏足教育界。

引咎辞职篇2

汉元帝开辟了后汉及唐、宋等后世王朝的引咎辞职制度 倘若细细地考究一下汉代的引咎辞职制度,其大致脉络仍是较为清晰的:一种制度的兴起与实行背后必然有一种理论作为支撑,汉代宰相因灾异而引咎辞职的理论基础是天人感应理论。

汉初高、惠、文、景时期,朝廷的主流思想是黄老之学。这一学说主张清静无为,萧规曹随,已有定制,宰相们和和气气,并无意掀起波澜,但求四平八稳就好,所以这四朝的宰相因犯罪被撤免的很少,更换的频率也低,所以宰相的人数总体上也很少,更何谈因为天变地动而撤换宰相。

到了武帝时期,事情起了重大变化。一代“公羊学”大师董仲舒将天人感应学说系统化、理论化,这就使得汉朝宰相因灾异而引咎辞职有了理论上的支撑。但是,由于武帝这个人天性“喜事”,又任刑好杀,使武帝朝的宰相职位成为了一个“雷区”,众多的宰相中能善始善终的都很少,引咎辞职制度压根就得不到出场的机会。

昭、宣时期是汉朝继续稳步向前发展的时期,史家予以“中兴”的美名。昭帝少年老成,又有大将军霍光主政,政治号称清明。宣帝由于长期流于草野,这使他洞彻民间疾苦,在位期间英名远播。二帝既称神武,因此即使天变发生,也不愿换相。宣帝执政二十五年,只下过罪己诏四道,正所谓大丈夫敢作敢当,只愿揽罪于己,无意归怨于人。因此引咎辞职制度在此二朝又未得到用武之地。

至元帝即位,关东开始连年受灾,流民纷纷涌入关内。对此,朝廷中形成了一种舆论,认为大臣尸位。元帝数次召见丞相、御史大夫,在诏书中责其履职不尽责。丞相于定国连忙上书谢罪。永光元年,气候再次发生异常,九月即天降严霜,庄稼受损严重,竟又造成了。而且雾霾密布,遮天蔽日。元帝再次下诏严责大臣。丞相于定国经此两次三番的担惊受怕,慌得立即写检讨书,并请求归还侯印,退居养老。一起写辞职报告的“难友”还有御史大夫薛广德、大司马兼车骑将军史高等人。元帝最终全部同意了三人的请求。这件事可谓真正开辟了后汉及唐、宋等后世封建王朝的引咎辞职制度。然而,相对于汉代末期那等同儿戏般一有灾异宰相便走马灯似的引咎辞职相比,元帝时的这次还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因为于定国等人的辞职并非只是因为简单的天灾,主要还是天灾引发的人祸。这些重量级的将相集体引咎辞职,可以向天下宣示朝廷赈灾的态度和决心,对稳定民心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但这次引咎辞职仍只是元帝朝的一个个例,而且其后的成、哀、平、孺子婴及新莽数朝并未予以沿袭,而只是对罪己诏进行了继承。关于因灾异而下罪己诏,这种做法的首创还应上推到文帝时期。文帝二年“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文帝即下诏罪己。

为什么成、哀、平等五朝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引咎辞职呢?究其原因,主要是这段时期的汉庭内斗激烈,风雨中的三公宰相自然难以久持,大多是未干多久就被朝廷诸派内斗汇成的洪流给殃及,根本没有给引咎辞职形成制度的机会。

东汉中后期引咎辞职沦为政治上打击报复甚至是夺权的手段 光武复汉后,光武、明、章、和、殇数朝仍是对祖宗元帝创立的引咎辞职先例不以为意,这体现在明帝永平十三年时,曾发生一次日食,时任三公皆免冠自劾。明帝则谓:“冠履勿劾。灾异屡见,咎在朕躬,忧惧遑遑,未知其方。”丝毫未有拿三公开刀的意思。

安帝永初元年秋,由于淫雨不止,造成严重的水灾,导致饿殍盈野,盗贼蜂起。此时的安帝居然想起克绍箕裘,翻箱倒柜地寻出元帝压箱底的罢免三公的锦囊来,于是先罢免太尉徐防,次日又罢免司空尹勤。从此,除了冲、质二帝在位时间皆不足一年,可以忽略外,以后的顺、桓、灵、献四帝皆是亦步亦趋,宰相的引咎辞职联翩而至,并大有愈演愈烈之势,所谓“凡三公以灾异策免,始自防也”。这一时期的三公纷纷引咎辞职,绝非只是偶然现象,它出现了一个新的特点,即当灾异发生时,罢免三公成为了一种政治上打击报复甚至是夺权的手段。前面提到董卓逆政时曾用这一招罢免司空,达成自己取而代之的目的。事实上这种事在桓帝时既已发生。建和元年六月,光禄勋杜乔升任太尉。杜乔在此前即久拂大将军梁冀之意,此次履新后更是屡次反对梁冀的提议。对其恨之入骨的梁冀立即瞅准时机,在九月以京师地动为借口将杜乔免职。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当时的大汉王朝已经内斗频频,顺、冲、质、桓、灵五朝统治集团内部中,宦官、外戚之间冤冤相报,东汉中后期握有实权的外戚、宦官,展开了血腥的仇杀,使得朝政越来越黑暗;何进诛阉后,天子长期受制于权臣,几若傀儡,大汉更是进入了苟延残喘阶段。山河日下的颓势,使东汉中后期的皇帝不得不寄希望于用已然位高权轻、差不多是摆设般的三公的去职,去讨好已经“变脸”的天公,而不是靠扭转外戚与宦官的轮流专权,消除政治黑暗,以挽回“天意”;更不知对地震、水灾、旱灾与火灾等自然灾异的削减,并不主要在皇帝一再地下罪己诏、大赦天下与问责三公。

其实早在安帝延光元年,尚书仆射就已经烛照此中情敝。当时的司空陈褒因为灾异被免官,在这之后全国又发生了些小灾小变,有司认为仍应向三公追责。对此深表异议:“今之三公,有古之名而无其实,选举诛赏,一由尚书,尚书之任,重于三公,凌夷已来,其渐久矣。”并提出,必须约束并监管尚书的权力,防止他们威福自专。

引咎辞职篇3

关键词:引咎辞职 责任政府 道德自律

一、引咎辞职制度

1.内涵

引咎辞职作为一项制度,《公务员法》第八十二条规定:领导成员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社会影响的,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领导责任的,应当引咎辞去领导职务。《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第十四条规定:党政领导干部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重要领导责不宜再担任现职,本人应当引咎辞去现任领导职务。

(1)引咎辞职的主体是党政领导干部

引咎辞职仅仅适用于特定的政府官员,主要指对失误或事故负有间接责任的领导成员,因尚未能追究其法律责任或其他行政、党纪处分,须以引咎辞职的方式来承担一定责任。

(2)引咎辞职是以“咎”为前提

引咎辞职的‘咎’一般而言具备下列三个特征:责任非直接性;责任类别上应是非刑事类、非党纪处分类的责任;‘咎’所指称的仅仅是一种政治过失。

(3)强调官员的道德自律

引咎辞职是在未犯法的前提下因工作失职引起的自责行为,实际上兼具政治责任和道德责任的属性,而不具有法律属性。它强调的是官员的主观能动性。

(4)辞去的是领导职务

《公务员法》规定“应当引咎辞去领导职务”,引咎辞职者辞职后并没有丧失公务员身份,丧失的只是领导身份。

2.引咎辞职制度的价值功能

引咎辞职是一个舶来品,从本质上来讲是官员的一种自律行为,是出于道德义务加上社会舆论压力的一种选择。国外引咎辞职是建立在明确的权力划分与权力监督以及发达的大众传媒与公众参与的基础上;而从目前情况来看,我国权力监督体系不完善,官员权责划分不明确,并且缺乏发达的大众传媒与公民参与,因此在我国将引咎辞职制度化是有必要的。

(1)破除传统“官本位”思想

实行党政领导干部引咎辞职制度将极大的推动领导成员的责任心,给他们施以外在的压力再进而通过外在压力内化成官员的自觉自愿行为,从而增强领导干部的责任意识,切实行使好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做到执政为民,对民负责。

(2)提升我国政府形象

我国政府长期以来在社会管理过程中扮演着“权力政府”的角色,近年来,由于行政权力的滥用,不断有高官因腐败而纷纷落马事件;政府监督不力,导致一些重大安全生产事故的频频发生,不仅严重危害到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更加损害了全社会的利益。

(3)推进我国责任政府建设

按照现代政府的理念,人民与政府之间实际上是一种委托—的关系。“责任政府”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产物,也是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行政改革的重要取向。建立与健全行政问责制是构建责任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善而科学的问责制标志着政府权力的规范化与政府责任的明确化。

(4)促进我国行政伦理建设

在我国,引咎辞职是一种他律与自律相结合的制度安排,两者的有效结合有利于培养行政人员的伦理、道德意识、进一步推进我国行政伦理建设,从而实现“以德治国”的战略方针,最终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二、引咎辞职制度发展及其存在问题

1.缺乏配套的干部人事管理制度

岗位责任制不健全是“咎”的契机和前提之一。按职定权、定责的前提要求对机构职能的配置和运行上有相当清晰而科学的规定。

2.引咎辞职带有明显的行政性

据统计2004年至2007年,“全国自愿辞职、引咎辞职和责令辞职领导干部共有6824人,其中引咎辞职305人,责令辞职1204人”。从这个统计数字来看,责令辞职的数量要远远大于引咎辞职,达到了将近4:1的比例。说明我国的党政领导干部引咎辞职还带有十分明显的行政性,绝大部分根本没有主动引咎辞职的意识。

3.引咎辞职的问责范围狭窄

按照《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在发生严重的群体性事件、决策严重失误、抗灾救灾、安全工作方面严重失职、用人严重失察等9种情况下,党政领导干部应当引咎辞职。

4.辞后责任追究不够

在实际中,我们看到有不少政府官员这边刚大张旗鼓地宣布引咎辞职,那边却悄悄易地走马上任,这样的引咎辞职很难起到应有的震慑效用,责任追究没有真正的体现,公众也会觉得之前的引咎辞职是作秀,从而有悖于引咎辞职的初衷。

5.引咎辞职配套措施的不完善

引咎辞职制度的实施,离不开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目前我国尚未出台一部统一的、专门的政府信息公开法;在信息公开的范围上也过于狭窄;总之,在政府信息公开上,目前还是处于政府主动、公民被动的局面,对于信息是否公开,何时、怎样公开完全由政府掌握,公众只能被动接受,这在很大程度上无法保障公民的知情权。

6.后续管理体制模糊

引咎辞去的只是领导职务,因此还有继续在公务员系统或者党委系统工作的权利。首先要对引咎辞职者建立跟踪机制,如果确实认识到自身的错误,在之后的工作中又表现优异的话可以考虑升任;其次,要规定官员起复的资格、条件;最后也是最关键的就是对于引咎辞职官员的处理要公开、透明。

7.党政系统间表现不协调

引咎辞职在我国适用的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就是其主体既包括党委系统领导成员也包括行政系统领导成员,如何处理好党政关系是改进党的执政方式和实施党内监督的一个焦点问题。

8.公民参与意识的缺失

公民参与是官员引咎辞职不可或缺的重要动力之一,我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中的专制主义和等级观念造成了广大民众政治冷漠心理,公民参与的政治环境还不是十分良好,参与渠道也较少,造成一些民众即使有心参与而找不到渠道。

三、结语

党政领导干部引咎辞职制度是我国顺应国家形势发展的一项行政体制改革的具体措施,从出台到现在,短短几年内虽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不仅需要制度的不断探索与改进,同时也需要辅以一系列的配套措施才能使其更好地发挥作用,在引咎辞职制度建立初期苛求其完善是不现实的。我们期待引咎辞职制度能真正成为建构责任政府的重要举措,贯穿于现代化民主政治建设的全过程。

参考文献:

引咎辞职篇4

于心不安的原因,我承认是想到了引咎辞职。

11月25日,中石化董事长傅成玉向青岛市民道歉。看来傅成玉或他的秘书是副词爱好者,道歉连续使用了“巨大损失”、“万分悲痛”、“深深哀悼”、“深切慰问”、“深深致歉”等语词,以加强语气修饰和情感表达。但事实是,在55条逝去的生命面前,傅成玉仍好好地呆在董事长的位子上。

也许有人说国情不同,引咎辞职属于“西方那一套”。没问题,举中国的例子,而且是中石化的兄弟单位。整整10年前的2003年,中石油重庆开县的油井井喷,致命毒气造成243名村民死亡。事故发生后,中石油总经理马富才提出引咎辞职,并得到国务院批准。

中石化的青岛管道爆炸死亡人数赶不上开县井喷,但根据政府有关规定:30人以上死亡或100人以上重伤,都属于特别重大事故。青岛早已超过了这个标准,在“特别重大”的事故面前,傅成玉还够不上引咎辞职么?

并非有意死盯着傅成玉不放,而是“引咎辞职”触动了我的神经。我突然意识到,政府不提“引咎辞职”这个说法已经很久了。

虽然上世纪90年代,引咎辞职这个词汇出现了,但2004年是真正的“引咎辞职”元年。

2004年2月5日,北京密云县踩踏事故,死亡37人,县长引咎辞职;2月15日,吉林市一商厦火灾,53人死亡,市长引咎辞职;2003年12月,中石油开县井喷,243人死亡,中石油董事长引咎辞职(正式辞职在2004年4月);2005年11月松花江重大水污染,12月2日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引咎辞职。

推动引咎辞职的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党政干部辞职暂行条例》规定:“党政领导干部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恶劣影响,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等,不宜再担任现职,本人应当引咎辞去现任领导职务。”

不仅如此,2006年1月1日生效的《公务员法》,也将引咎辞职列入了条文,正式成为法律制度,第82条规定:“领导成员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社会影响的,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领导责任的,应当引咎辞去领导职务。领导成员应当引咎辞职或者因其他原因不再适合担任现任领导职务,本人不提出辞职的,应当责令其辞去领导职务。”

引咎辞职入法,当时被民间评价为当年新政的组成部分,是建设法治政府的有力措施,也削弱了人治模式,推动了政治文明。但可惜的是,经过一个不错的开头之后,由于缺乏强有力的推动,未能依托于法律制度、舆论监督和民意互动,具有改革精神的引咎辞职似乎失踪了。

如2011年7・23动车事故,40死172伤,造成巨大伤亡,影响震动全国,但即使在当时在沸腾民意下,有人锒铛入狱,也没有人引咎辞职。政府管理与权力模式再一次滑入了它熟悉的运行规定。改革总是这样,不是被遗忘,就是被变形。

引咎辞职篇5

一、建立和实行党政领导干部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制度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建立和实行党政领导干部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制度的指导思想是: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全面贯彻落实《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范引咎辞职、责令辞职的内涵、行为主体、适用情形和操作程序,完善干部管理监督机制,增强党政领导干部的责任意识、进取意识和自律意识,提高干部队伍整体素质,促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全面发展。

建立和实行党政领导干部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制度具有很强的政策性、规范性和针对性,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1.从严治党原则。从严治党是加强党的建设必须坚持的重要方针,尤其要贯穿于党的制度建设的始终。从严治党原则在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制度中应体现以下几方面的内容:一是体现出适用情形的相对从严,即使不构成党纪、政纪处分的过错,一旦适用此项制度也要受到相应的责任追究。二是体现出以组织上的强制性作保证,逐步由柔性到刚性、由自责到惩戒过渡,引导和督促领导干部主动承担责任。三是体现出责任归属的认定上从严,不仅包括直接责任者,而且有可能涉及间接责任者,有关领导干部即使不承担直接责任,由于失职、失察也要负有连带责任。四是体现出监督领域的延伸,不仅涉及领导干部“八小时”以内的表现,而且涉及“八小时”以外的表现,促使领导干部更加注重自身的形象和言行。因此,建立和实行党政领导干部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制度,必须自始至终体现严格掌握标准,严格履行程序,严格抓好落实,切实做到有咎必引、有错必究、有责必追,体现党对干部的严格要求、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使广大党政领导干部真正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自觉维护党和政府的良好形象。

2.有限责任承担原则。在建立和实行领导干部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制度过程中,领导干部由于过错应承担哪方面的责任以及如何认定责任的归属,都应掌握在一定的范围内。一方面,此项制度仅适用于领导干部由于过错而承担相应的政治和社会责任,其目的是把过错造成的损失和影响减少到最低程度,而不涉及领导干部由于各种过错应受到的党纪、政纪以及法律上的责任追究,更不能代替党纪、政纪、法律及其他方面的制裁。另一方面,在认定责任归属上,必须同时满足有确凿的事实依据和确实属于本人职责范围两个前提条件。在此基础上,首先认定产生过错的直接责任人应承担直接责任,然后根据直接责任人的主管领导在其中的责任大小来认定间接责任的归属,即责任追究从直接责任人开始,向上追究一级。这样,既可以防止出现“出了事情找不到责任人”的现象,又可以避免人人受“株连”,层层受追究,各级领导干部无限承担责任的情况。

3.依法办事原则。党政领导干部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制度,是党对领导干部实行的一项管理制度,不能超越国家法律法规许可的范围。同时,制定和实行此项制度是对现行干部选拔任用和监督管理制度的补充完善,既不能与现行党政领导干部责任追究的有关制度规定相抵触,又要与之搞好配套衔接,保持政策的一致性,形成既有个人主动自责,又有组织强制处理的责任追究双管齐下、相互呼应的制度体系,也有利于防范个别人利用辞职来逃避党纪、政纪等其他责任追究。

4.尊重个人权利与体现组织手段相结合原则。在干部工作中,切实保障领导干部的正当合法权益,是推动民主政治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也是制定此项制度的一个重要立法思想。因此,在制定和履行操作程序上,应充分保证领导干部个人对引咎辞职这一行为的选择权、决定权,对被责令辞职的申辩权,在组织调查认定中的发言权、解释权,以及在辞职后安置上的意愿表达权,切实将干部的政治权利落到实处。同时,还要与行使组织手段结合起来,一旦出现该引咎辞职而不主动辞职的情况,为追究其责任,减少影响,组织人事部门要实施组织手段,强迫其承担责任,主动提出辞职。对于符合引咎辞职情形、本人拒不提出申请,最后启动责令辞职程序的,要更多地体现组织上的强制性和惩戒性,安置上应低于主动引咎辞职的干部。

二、合理确定适用对象,科学界定认定标准和适用情形

1.适用对象。建立党政领导干部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制度,必须合理确定适用对象。此项制度是细化和贯彻《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的一项重要内容,所以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制度的适用对象即引咎辞职和责令辞职的行为主体,应与《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的适用范围相对应。

2.认定标准。通过对大量案例和各地有关规定进行分析归纳,我们认为,党政领导干部的过错一般可分为履行职责过程中出现的过错、违反道德规范方面的过错、违纪政纪方面的过错三种类型。第一种过错主要适用于引咎辞职,后两种过错主要适用于责令辞职。无论哪一方面的过错,只要够得上引咎辞职、责令辞职的,都会给党和政府在政治上和社会上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这是党政领导干部这一特殊职业群体本身所决定的。因此,应该把领导干部的“咎”对社会和在群众中造成的负面影响,作为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制度的认定标准,即界定在“给党和政府在政治和社会上造成了明显的负面影响”上。采用这一认定标准,通过实施引咎辞职、责令辞职,让有过错的领导干部承担相应的政治责任,有利于将负面影响减少到最低程度。而对因自身工作能力、工作水平差等原因,被认定为“不称职”、“不胜任现职”的领导干部,可通过调整现职的方式解决。

3.适用情形。考虑到党政领导干部岗位不同,职责权限、工作内容及要求标准各异,规定适用情形时,应当采用定量与定性、具体与原则相结合的办法,尽可能做到既涵盖全面,有普遍的适用性,又体现一定的量化数据,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因此,一般情况下,党政领导干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引咎辞职:因盲目决策或违反决策程序,给人民群众、国家和集体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因不履行职责或不正确履行职责,在其职权范围内发生重大事故或恶性事件,在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的;对管辖范围内的突发事件、重大事项处置不及时或处置不当,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群众反映强烈的;下属出现严重违法违纪行为,本人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的;由于其他情况,本人认为应当承担责任而提出引咎辞职的。党政领导干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责令辞职:在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和国家、集体利益安危时刻畏缩不前,漠然置之,甚至临阵脱逃的;个人道德品行不端,言行与其领导干部身分极不相符,在社会上和群众中造成恶劣影响的;不遵守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经济工作纪律以及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的各项规定,造成严重后果和不良社会影响的;配偶或直系亲属犯有重大刑事案件或受到刑罚,本人对此负有责任的;应当引咎辞职而不主动辞职的;由于其他原因,党委(党组)及组织(人事)部门认定其已不再适合担任现职的。

三、实行党政领导干部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制度,应严格规范操作程序

科学、严谨、规范的操作程序是任何一项法规或制度正确、有效执行的重要保障。而作为党内重要法规,党政领导干部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制度在操作上,还要充分体现党管干部原则,必须在各个环节自始至终充分发挥党委(党组)及其组织部门的主导作用,体现出党的政策引导能力、宏观把握能力和运作控制能力,才能保证此项制度健康有序地得到落实。

1.引咎辞职的操作程序。党政领导干部引咎辞职的程序一般要经过个人申请、调查认定、组织审批和对外等四个必经程序。

“个人申请”是启动引咎辞职程序的前提。党政领导干部本人按照规定,向干部主管部门提出引咎辞职的书面申请。辞职申请的格式要规范,应包括辞职请求、辞职原因、个人思想认识和辞职后的打算及要求等方面的内容。党政领导干部提出书面辞职申请后,在干部主管部门审批期限内不得擅自离职,要坚守岗位,继续做好工作。对擅自离职的,应当依照有关规定酌情给予党纪、政纪处分。根据《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第十四章第七十一条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第五十八条规定,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党政领导干部个人不得提出辞职:未满最低服务年限的;在涉及国家安全、重要机密等特殊职位任职且不满解密期限的;重要公务尚未处理完毕,须由本人继续处理的;有其他特殊原因的。

“调查认定”是实施引咎辞职和责令辞职制度的核心环节。干部主管部门接到干部辞职申请后,应按干部管理权限由组织部门组成考察组,或者由组织部门牵头、纪检、监察、审计、等部门配合组成考察组进行调查。调查的重点内容包括辞职原因、事实真相、本人过错行为大小、造成的损失及影响程度、主客观之间的因果关系,并界定责任,提出是否同意本人辞职的建议。对有经济管理职能或重大经济利益关系的党政领导干部,还要进行离任审计。

“组织审批”是领导干部最终能否引咎辞职的决定性环节。党政领导干部辞职的审批机关应为有干部任免权限的党委(党组)。调查组在充分调查、核实的基础上,形成书面材料,由干部主管部门提交党委(党组)集体研究,做出批准或不批准的决定。为确保决定的民主性,党委(党组)可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干部主管部门应当在三个月内,履行有关手续,以书面形式通知干部本人。

“对外”是消除和减轻政治上、社会上负面影响的必要环节。党委(党组)做出批准干部辞职决定后,按照干部管理权限,以批复的形式及时送达干部所在单位党组织和干部本人。收到干部辞职申请超过三个月未予答复的,可视为同意辞职,干部主管部门应当给予办理辞职手续。同时还应通过适当方式将这一决定向外界。

2.责令辞职的操作程序。责令辞职的操作程序要经过考察认定、下达通知、个人申辩、申请辞职、组织审批和对外等六个必经程序。其中,特别要把握好三个环节。一是组织上的考察认定。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由组织部门组成考察组,或由组织部门牵头组成考察组,进行调查了解,并形成书面调查报告。经党委(党组)讨论研究后,责令当事人辞去现职,由干部主管部门以书面形式通知党政领导干部本人,责令其在一定期限内提交书面辞职申请报告。期限一般从党政领导干部收到责令其辞职的书面通知起10天为宜。二是领导干部的个人申辩。为充分尊重领导干部的权利,体现干部工作中的民主,同时减少失察现象,防止和纠正出于个人因素对领导干部打击报复,被责令辞职的领导干部若不服组织决定,可以提出申诉,使领导干部权利得到充分保障。申诉部门应为上一级组织部门。因为同一级部门既进行辞职的审查、批准,又受理申诉、复查,与民主法治的制衡原则相悖。上级组织部门在对实体和程序进行审查的基础上,做出复议决定,下达下一级组织部门和申诉人本人。三是组织审批。为了体现党管干部与依法办事相结合的原则,无论是引咎辞职还是责令辞职,任命制产生的干部要由各级党委(党组)及其组织部门决定;选任制产生的干部,党委(党组)要在讨论认定其已不再适合担任现职的基础上,按照干部选任程序,向有任免权的选举机关提出建议,提请选举机关表决;聘任制产生的干部,由党委(党组)及其组织部门协同聘任主管单位具体实施。

四、完善配套措施,切实保证制度的贯彻落实

1.加强民主监督,提高权力运行的透明度。

一是要不断扩大干部工作中的民主。坚持和完善民主推荐、民主测评和民主评议制度,改进干部考核考察工作,推行干部考察预告制、差额考察制,实行干部任前公示制。要疏通群众监督的渠道,公开监督电话,坚持和完善群众来信来访和电话举报制度,让群众真正参与到干部选拔任用监督管理的全过程中来,保障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监督权。二是要进一步推进政务公开、党务公开、村务公开,扩大公开的范围和内容,使党政领导干部做到廉洁高效,权力运行干净透明。三是加强社会舆论的监督,特别是新闻监督。要通过听证、质询等方式,多为新闻单位提供机会,支持和鼓励新闻媒体通过正常渠道“关注”领导干部,督促相关领导主动承担责任。

2.强化道德教育,增强干部的道德自律意识。

领导干部的权力道德水准高低,是引咎辞职制度能否落实的一个重要因素。加强对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的道德教育,特别是要强化对领导干部的宗旨教育,使其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要把对党政领导干部的道德教育纳入干部教育培训规划,贯穿到干部学习培训的各个环节,认真抓好抓实,成为干部教育培训部门的常规工作,切实提高党政领导干部整体素质,努力履行各自职责。

3.合情合理地运用政策,妥善做好辞职者的安置工作。

对辞职后的干部能否妥善安置,是关系到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制度能否顺利推行的关键环节。引咎辞职、责令辞职不是一种处分,对引咎辞职、责令辞职的干部要根据“适其岗、尽其才”的原则进行妥善安置。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依据损失或影响大小、承担责任的轻重、思想认识的好坏、个人综合素质及累积工作实绩的优劣等情形,本着宽严适度的原则,采取改任非领导职务、平级转岗、降职任用、降级不任用、离岗培训、改任专业技术职务、到企事业单位任职、待岗、自主择业或提前退休等方式进行安置。对于应该引咎辞职而本人不提出,被迫由组织上责令辞职的干部,安置上不能优于或等同于主动引咎辞职的干部。对于应当责令辞职,本人拒不接受的,任免机关可予以就地免职,不再安排任用。无论是引咎辞职还是责令辞职的干部,原则上一年内不得提拔任用。只有在新的岗位工作一年后,实绩突出,符合提拔任用条件的,按照有关规定,才可以重新担任或提拔担任领导职务。同时,要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把安置和鞭策教育结合起来,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要与辞职的干部谈心谈话,认真做好思想工作,帮助他们提高认识,正确对待辞职,在新的岗位上做好工作。

引咎辞职篇6

这件事情很是左右为难,孙彬总经理一直在思考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公司的销售总监周勤是他的得力干部,过去三年来,周勤都能顺利超额完成公司所定的销售目标。今年公司在年度结算时发现周勤对渠道总分销商钱老板所给予的信用额度超过了公司所规定的上限。公司给予绩效最突出的总分销商的信用额度上限是100万元,没想到周勤却给予钱老板300万元的额度。结果,应收账经过了财年结算后尚遗留一些款额不能全部收回来。

孙彬对周勤非常信任,销售部门所呈报的文件,他最关注的是当月的销售进度及总金额。至于销售报表中的各类数字,他则以浮光掠影的方式一眼瞟过。最近财务总监提醒孙彬,在财年结算的过程中发现公司对一位钱姓总分销商的授信额度超过了公司规定。虽然财务部门多次向钱老板催讨货款,而钱老板每次都用种种借口搪塞,财务部门经过查证后,发现销售部门给予钱姓老板的“特殊照顾”严重违反了公司的政策。

孙彬相识这位钱姓总经销商已有三年多,钱老板年纪虽然轻轻但长袖善舞,每次在年度经销商大会时,钱老板都非常活跃,他实在讨人喜欢,社交手腕也非常灵活。过去,钱老板的信誉纪录尚属良好,虽然归还货款有时会有些延误,但是都还能够结清。

孙彬总经理对于销售部门违反公司政策一事,特别与周勤做了一次谈话。周勤的说法是:公司对钱老板非常倚重,期望也很高,非常相信他的能力,为了完成公司销售目标,为了鼓励和大力支持钱老板的销售,因此他给予钱老板更大的信用额度。周勤总监认为先把货品铺送给有能力的分销商可以降低库存,同时也可以在月报表或季度报告中美化公司账面。另外,周总监也透露了一个小秘密,钱老板曾在不经意中说出去年他曾与孙彬总经理的全家人在“五一”黄金假期期间在黄山旅游。周勤认定钱老板与总经理有着某种深厚的渊源,更应该多给与照顾。孙彬了解这些讯息后知道周勤被钱老板误导,也对这件事情掌握了全貌。

违规给予总分销商超额的信用额度这件事情很严重。他破坏了公司的政策。过去公司曾严厉处置了触犯政策的员工,要求重大违反政策的员工辞职下岗。周勤擅自做主,逾越了销售总监的职位权限,破坏公司政策,这个问题不可谓不严重。可是孙彬也了解到在市场上要找到一个有能力、了解公司业务、可以完成销售目标的销售总监是一件极为不容易的事。孙彬应该维持公司制度、文化及价值观,请周勤“辞职谢罪”,还是破例让周勤总监留下,让他日后“戴罪立功”呢?

【分析】

我们在作出任何决定时,多多少少都会受到情绪的影响。我们很难用100%的理性去作决定。经销商钱老板长袖善舞,人际关系良好,他在人际交往及互动中常使孙彬与周勤在每日工作压力沉重、事务繁琐中感受到与钱老板的相会是一件令人非常轻松和自在的事。钱老板兴致高昂,每次见到孙彬和周勤时,常常能够调度起他们开心愉快的情绪。由于这种人际互动,钱老板能自公司决策层得到更大的支持和利益,这也决非偶然。

对于销售总监而言,完成公司的销售目标是头等大事,因此,公司产品必须发送给有能力的总分销商,借由有效的行销手段去消化公司产品的库存。经销商钱老板老谋深算、非常世故,知道如何利用人们对某些人际关系的想象力和误解增强他的影响力。事实上,钱老板与总经理一起到黄山旅游,是不约而同在旅游地的邂逅,可是,对周勤描述这段经验时给予周勤很大的想象空间,让周勤误解总分销商钱老板和总经理有很深的关系或情谊,因此周勤对钱老板的大力支持自然也表示出他对总经理的效忠,这种认知上的误区经常存在于人际互动的事件中,审慎明辨这种认知误差,就能帮助我们更睿智。

销售总监在面对总分销商时,会对过去表现优异的总分销商予以青睐和支持,这是人之常情,但是过去的表现只能帮助我们预测未来的发展趋势,不一定保证着未来情况会完全如我们所预期。总分销商钱老板对某些特定产品的销售渠道及策略都会影响他的销售业绩,若过去机关社团是主要采购对象,当政府的采购政策改弦易辙后,就会对原来所拥有的资源或渠道销售造成重大冲击。

【解决方案】

当高级经理人犯错时,公司决策层必须衡量这个过错对于公司的伤害是属于可以承担之轻还是这个错误是公司不能承担之重。因此“戴罪立功”还是“辞职谢罪”,就自然成为决策高层选项的一部分。若自公司需求的层面来看,高级员工犯错需要辞职,其观点是:①可以为企业建立或强化惯例,日后任何员工在发生类似的错误时必须遵循惯例以请辞表示负责。②建立负责任的制度,工作上的失职有愧公司的期望,错误行为是个反面教材,企业应该强调身教必须重于言教。③组织内部的压力:其他部门的经理人会冷眼旁观,看领导对于此事的处理。一般而言,犯错的高级经理人若被要求引咎辞职时,通常决策高层若手中掌握的资源丰富,则会对犯错的高层经理人做出另外的安排,让他在他处仍有一个小舞台,以图东山再起。

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思考层面是,决策高层需考量是否已有贮备人选可以接任销售总监的职位。

在考量“不需要辞职”时,由于这个错误在当时的时空当中可能是无心偶然所犯下的,或者甚至于是求好心切的作为,因此,情有可原,可考虑戴罪立功。当然,另外一种状况是,总经理精明能干,在公司内部极有威信,一言九鼎,许多决策他说算就算,因此在他有意护航或认为问题并不大时,他可以轻描淡写告诉犯错的高级经理人,下次应特别注意。

决定“戴罪立功”的其他原因是,目前公司没有适合人才可接替,或者公司有更重要的任务需要犯错的经理去执行,使公司在未来能获得更大的利益。决策高层都知道,国内的企业高层人才非常欠缺,特别是销售总监这个职位,如要立刻找到合适的人才真的很有挑战性。许多公司都对招聘高层经理人的问题头痛不已。

越权授信问题的发生,探讨其原因时,可自公司的内部机制来观察,一个良好的控制系统应该包含了:①控制系统所要达到的结果。②各种相关、有意义的指标,能真实显现工作流程运作的实况。③有良好的评估标准,衡量绩效时无争议。④相关信息的流畅。⑤最后,系统在面对内外环境变化时能快速适应。

任何控制系统的设计目的是为了使管理层所拟定的目标或计划能够准确完成。由于工作绩效是藉由人员经过系统流程而产生的,因此,控制系统的设计根本的需求就是要激发人员乐于落实公司的战略、各种目标及政策并在有效能及有效益的前提下采取行动,完成目标。

制定控制系统时,首先我们必须了解控制系统的目标是自我管理和控制,让工作表现或权限不逾越控制界限(公司的政策及规定就是控制界限的一种),并在第一次或日后都能够做对、做好。因此在设计控制系统时,应该让使用系统的人(员工)和系统拥有者(公司)能够共同参与讨论,于是控制系统就会得到更大的支持,控制度也会更强。其次,在控制系统中所要达成的期望结果必须非常明确,另外,控制系统中对于所要达成的结果及绩效也必须合理。否则控制系统在设计之初就会注定失败的命运。

对于控制系统中的员工表现,必须有一套评估标准来衡量。而评估标准应根据期望的结果推演而来。控制系统中的员工必须感觉到这个控制系统是公正、公平的。一旦人们在心态上对控制系统发生抵触,则系统就不足以执行。控制系统的指标需能够提供最新、最近的讯息。这一点也是孙彬总经理在控制系统中疏忽的部分,销售部门违规授信事件发生后,经过一阵子财务部门才发现违规的状况,因此,不能防微杜渐。当问题出现时,决策高层的专注度应放在工作流程上的问题、原因及解决之道,而不是用微观的管理,只针对员工的效率和效能。

在控制系统中,员工必须能够取得相关的讯息,帮助他们有效率地完成任务达成目标。控制系统的执行人应该知道他们的“限制”,譬如决策权、财务权限、可以容忍的错误等级或错误的数量、营运时间等等。通常在控制系统中这一部分需要更清楚地界定和说明,因此员工在认知上不会因为不清晰而不慎产生越权的状况。

引咎辞职篇7

[关键词] 引咎辞职责令辞职条件实践

一、关于引咎辞职

(一)引咎辞职的含义

“引咎”一词在我国最早记载于《北史•周武帝纪》中“公卿各引咎自责”,《辞海》把其中的引咎解释为“由自己承担错误的责任”,把“咎”理解为一种“过失或责任”。关于“辞职”,《世界政府辞书》解释为“辞职是公务员的一项权利,分为辞去领导职务和辞去公职两种,不同的辞职所要履行的手续不同”。这与我国《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规定的公务员“辞职是指根据本人意愿依法辞去现任职务”是一致的。从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来看,引咎辞职是一种“无明文的规定”,强调官员对自己履行职权过程的自查、自责、自咎行为。

(二)引咎辞职的作用与意义

1.引咎辞职是实现干部能“上”能“下”的重要途径。干部“下”的途径和办法有多种,引咎辞职和责令辞职是其中重要的两种。从形式上看,都属于在外界环境及客观现实的压力下由干部本人提出辞职,相比较来说,从顾全大局、关系党和人民的事业方面提出辞职,能够被认可。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对于应该“下”的领导干部来说,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

2.引咎辞职能够增强领导干部的责任意识和爱岗敬业精神。这项制度明确规定领导干部出现问题就必须引咎辞职或责令辞职,它促使领导干部明确职责,认真负责,忠于职守,勤奋工作,求实务实,少犯错误或不犯错误,尽量不碰这条“高压线”。通过这种制度的约束,在党政领导干部队伍中树立起尽心尽力、尽职尽责、为党为民勤奋敬业的正确行为导向。

3.引咎辞职能够有效遏制形式主义和作风。形式主义和作风不同程度地存在于我们的领导干部队伍中,它败坏了党的形象和威信,给工作和事业造成了极大危害和损失。对这样的干部,必须通过严格的制度,让其引咎辞职或责令其辞职。这样才能以儆效尤,让形式主义和作风无容身之地。

二、我国引咎辞职制度的特点

1.政策调节为主,法律规范为辅。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引入了“引咎辞职”制度,但是一方面该法刚开始实施,另一方面该法的规定只是原则性的,缺乏可操作性,还有待制定相关的法律对这一制度进行完善和细化。

2.地方实践先行,中央立法在后。在中央的倡导下,首先有一些地方积极响应,推行了有地方特色的领导干部引咎辞职制度。在这些地方政府推行“引咎辞职”实践的基础上,中央才进一步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性文件。这些文件又推动了“引咎辞职”在更高的层次及更广泛的区域和领域内开展,最终水到渠成造就了对该行为的立法。

三、引咎辞职条件的实施问题

(一)认识层面的问题

1.思想障碍较多。目前,引咎辞职、责令辞职的对象还局限在处级或科级领导干部这一层面。领导干部“不犯错误不下台、不到年龄不退职”的状况尚未从根本上扭转。因此,推行领导干部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制度还缺乏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思想基础。

2.界定不够准确。导致免职与引咎辞职相混淆。一些地方在建立和实行引咎辞职制度时,由于界定不准确,将本应属于免职情形的行为作为引咎辞职来对待,增加了推行引咎辞职制度的难度。

3. 标准定性与定量有争议。引咎辞职、责令辞职的标准是应该定量细化与定性的争议。引咎辞职、责令辞职直接关系领导干部的去留,因此,从一开始,标准制定的定性定量问题就成为争论的焦点。

(二)实施层面的问题

1.工作阻力较大。一些地方推行的党政领导干部引咎辞职制度,使得有些本应被责令辞职的领导干部,通过找上级领导说情、打招呼,或与组织上软磨硬缠、甚至胡搅蛮缠,最终可能以引咎辞职的方式而“体面”下台,且保留原有职级,享受原有待遇,不能发挥责令辞职的惩诫效应。

2.执行制度不严。一些地方采取变通的方式,对本应引咎辞职或责令辞职的党政领导干部,作为不称职或不胜任现职来进行调整处置,将他们平级调整到其他领导岗位,或者改任非领导职务。

3.条件的具体操作不尽如人意。各地存在着有咎不辞、有咎难辞、一辞了事等现象。一是不想辞、舍不得辞,二是不敢辞、辞不得,三是引咎辞职成为违法犯罪的“保护伞”,四是作假辞、愚弄世人,五是拒不辞职。

四、完善引咎辞职条件及其相关制度

(一)制定科学合理的标准和条件

1.政治失误类。即在一些突发性的、重大的政治事件发生时,未能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予以疏导、妥善处理,因而在较大范围内造成社会动荡,产生较坏影响的等。

2.工作失误类。即在工作中,领导者因为能力不济,对一些重大问题决策失误,工作造成了不应有的疏忽和损失,导致国家、集体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危害以及对一些重大的事故负有不可推卸的直接领导责任或间接领导责任。

3.为政不廉类。即在领导岗位上,不是用权为公,执政为民,依法办事,遵纪守法,而是,损公肥私,造成权力异化,产生不正之风的。

4.生活腐化类。即领导者个人在私生活方面有不良嗜好,或腐化堕落且对工作和领导者自身形象造成极为不良影响的。

(二)严格规范操作程序和方法

1.提出申请。实施引咎辞职应先由相关责任主体即领导干部个人或领导班子集体以书面形式向上级组织陈述其“咎”,主动提出辞职请求,并送呈上级组织接收。

2.组织核查。上级组织在接到辞职申请后,由组织人事部门牵头,纪律、监察机构成员参加的调查组对提出辞职请求的相关责任主体认真进行调查核实,并形成结论准确的调查报告向组织汇报。

3.讨论决定。党委(党组)根据相关责任主体提出的辞职申请和组织人事部门形成的调查报告,集体讨论研究,以事实为依据,决定是否准予相关责任主体引咎辞职。

4.公告。在党委(党组)讨论决定相关责任主体引咎辞职后的24 小时内,组织人事部门应及时通过新闻媒体或张贴公告等形式在一定范围内消息,倾听群众意见,接受群众的监督。

5.领导谈话。由主管领导或组织部门与引咎辞职的领导干部本人进行谈话,对其指出存在问题与不足,提出希望和要求,做好思想教育工作。

6.办理手续。相关责任主体引咎辞职后,组织人事部门要将辞职申请和党委(党组)讨论决定纪要及时存档,并办理有关辞职手续。

(三)明确相关责任主体及权限

引咎辞职责令辞职的对象一般为领导者个人,有时领导班子集体也成为引咎辞职责令辞职的对象。为了保护引咎辞职或责令辞职对象的正当权益不受侵犯,具体辞职对象(个人或集体)在接到组织部门送达的准予引咎辞职或责令辞职的正式通知后,一般在一周内有权向有关部门申请辩护,申请复核,有权按照有关规定,提出申诉或控告。

(四)落实和完善引咎辞职条件

1. 营造良好的制度运行环境

要通过各种途径宣传领导干部引咎辞职制度,一方面使中国的官员们了解“引咎辞职”的涵义和意义,转变他们的观念,增强他们引咎辞职的自觉性;另一方面,也使公众正确理解并接受这一制度,充分发挥社会舆论的监督作用,为这制度的运行奠定必要的社会基础,创造良好的运行环境。

2.“引咎辞职”的标准进行必要的量化

为了增强“引咎辞职”的可操作性,应当对其标准进行有效的量化。首先,量化的前提和基础是健全和完善领导干部个人岗位责任制度,明确个人岗位责任、权限、利益及工作目标。其次,在此基础上针对不同的岗位责任对“重大损失”、“恶劣影响”,以及“重大事故”进行实体上或程序上的量化。

3.完善“引咎辞职”者的权利保障制度

只有对“引咎辞职”者的应有权益进行有效的保障,才能真正促进这一制度的实施。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首先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引咎辞职”者的行政申诉权和诉讼权的问题。此外,要合理地安排“引咎辞职”者去职后的工作、生活。

引咎辞职篇8

近年来,随着我国干部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许多地区对建立和实行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制度进行了研究、探索和实践,天津市一些地区和系统也在推进干部制度改革进程中进行了有益尝试。在调查研究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我们认为:当前,在我国普遍建立党政领导干部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制度的时机和条件已经基本成熟。实行此项制度,还需从以下几方面做好充分准备。

一、建立和实行党政领导干部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制度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建立和实行党政领导干部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制度的指导思想是: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全面贯彻落实《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范引咎辞职、责令辞职的内涵、行为主体、适用情形和操作程序,完善干部管理监督机制,增强党政领导干部的责任意识、进取意识和自律意识,提高干部队伍整体素质,促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全面发展。建立和实行党政领导干部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制度具有很强的政策性、规范性和针对性,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1.从严治党原则。从严治党是加强党的建设必须坚持的重要方针,尤其要贯穿于党的制度建设的始终。从严治党原则在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制度中应体现以下几方面的内容:一是体现出适用情形的相对从严,即使不构成党纪、政纪处分的过错,一旦适用此项制度也要受到相应的责任追究。二是体现出以组织上的强制性作保证,逐步由柔性到刚性、由自责到惩戒过渡,引导和督促领导干部主动承担责任。三是体现出责任归属的认定上从严,不仅包括直接责任者,而且有可能涉及间接责任者,有关领导干部即使不承担直接责任,由于失职、失察也要负有连带责任。四是体现出监督领域的延伸,不仅涉及领导干部“八小时”以内的表现,而且涉及“八小时”以外的表现,促使领导干部更加注重自身的形象和言行。因此,建立和实行党政领导干部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制度,必须自始至终体现严格掌握标准,严格履行程序,严格抓好落实,切实做到有咎必引、有错必究、有责必追,体现党对干部的严格要求、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使广大党政领导干部真正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自觉维护党和政府的良好形象。2.有限责任承担原则。在建立和实行领导干部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制度过程中,领导干部由于过错应承担哪方面的责任以及如何认定责任的归属,都应掌握在一定的范围内。一方面,此项制度仅适用于领导干部由于过错而承担相应的政治和社会责任,其目的是把过错造成的损失和影响减少到最低程度,而不涉及领导干部由于各种过错应受到的党纪、政纪以及法律上的责任追究,更不能代替党纪、政纪、法律及其他方面的制裁。另一方面,在认定责任归属上,必须同时满足有确凿的事实依据和确实属于本人职责范围两个前提条件。在此基础上,首先认定产生过错的直接责任人应承担直接责任,然后根据直接责任人的主管领导在其中的责任大小来认定间接责任的归属,即责任追究从直接责任人开始,向上追究一级。这样,既可以防止出现“出了事情找不到责任人”的现象,又可以避免人人受“株连”,层层受追究,各级领导干部无限承担责任的情况。3.依法办事原则。党政领导干部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制度,是党对领导干部实行的一项管理制度,不能超越国家法律法规许可的范围。同时,制定和实行此项制度是对现行干部选拔任用和监督管理制度的补充完善,既不能与现行党政领导干部责任追究的有关制度规定相抵触,又要与之搞好配套衔接,保持政策的一致性,形成既有个人主动自责,又有组织强制处理的责任追究双管齐下、相互呼应的制度体系,也有利于防范个别人利用辞职来逃避党纪、政纪等其他责任追究。4.尊重个人权利与体现组织手段相结合原则。在干部工作中,切实保障领导干部的正当合法权益,是推动民主政治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也是制定此项制度的一个重要立法思想。因此,在制定和履行操作程序上,应充分保证领导干部个人对引咎辞职这一行为的选择权、决定权,对被责令辞职的申辩权,在组织调查认定中的发言权、解释权,以及在辞职后安置上的意愿表达权,切实将干部的政治权利落到实处。同时,还要与行使组织手段结合起来,一旦出现该引咎辞职而不主动辞职的情况,为追究其责任,减少影响,组织人事部门要实施组织手段,强迫其承担责任,主动提出辞职。对于符合引咎辞职情形、本人拒不提出申请,最后启动责令辞职程序的,要更多地体现组织上的强制性和惩戒性,安置上应低于主动引咎辞职的干部。

二、合理确定适用对象,科学界定认定标准和适用情形1.适用对象。建立党政领导干部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制度,必须合理确定适用对象。此项制度是细化和贯彻《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的一项重要内容,所以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制度的适用对象即引咎辞职和责令辞职的行为主体,应与《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的适用范围相对应。2.认定标准。通过对大量案例和各地有关规定进行分析归纳,我们认为,党政领导干部的过错一般可分为履行职责过程中出现的过错、违反道德规范方面的过错、违纪政纪方面的过错三种类型。第一种过错主要适用于引咎辞职,后两种过错主要适用于责令辞职。无论哪一方面的过错,只要够得上引咎辞职、责令辞职的,都会给党和政府在政治上和社会上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这是党政领导干部这一特殊职业群体本身所决定的。因此,应该把领导干部的“咎”对社会和在群众中造成的负面影响,作为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制度的认定标准,即界定在“给党和政府在政治和社会上造成了明显的负面影响”上。采用这一认定标准,通过实施引咎辞职、责令辞职,让有过错的领导干部承担相应的政治责任,有利于将负面影响减少到最低程度。而对因自身工作能力、工作水平差等原因,被认定为“不称职”、“不胜任现职”的领导干部,可通过调整现职的方式解决。

3.适用情形。考虑到党政领导干部岗位不同,职责权限、工作内容及要求标准各异,规定适用情形时,应当采用定量与定性、具体与原则相结合的办法,尽可能做到既涵盖全面,有普遍的适用性,又体现一定的量化数据,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因此,一般情况下,党政领导干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引咎辞职:因盲目决策或违反决策程序,给人民群众、国家和集体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因不履行职责或不正确履行职责,在其职权范围内发生重大事故或恶性事件,在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的;对管辖范围内的突发事件、重大事项处置不及时或处置不当,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群众反映强烈的;下属出现严重违法违纪行为,本人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的;由于其他情况,本人认为应当承担责任而提出引咎辞职的。党政领导干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责令辞职:在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和国家、集体利益安危时刻畏缩不前,漠然置之,甚至临阵脱逃的;个人道德品行不端,言行与其领导干部身分极不相符,在社会上和群众中造成恶劣影响的;不遵守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经济工作纪律以及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的各项规定,造成严重后果和不良社会影响的;配偶或直系亲属犯有重大刑事案件或受到刑罚,本人对此负有责任的;应当引咎辞职而不主动辞职的;由于其他原因,党委(党组)及组织(人事)部门认定其已不再适合担任现职的。

三、实行党政领导干部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制度,应严格规范操作程序科学、严谨、规范的操作程序是任何一项法规或制度正确、有效执行的重要保障。而作为党内重要法规,党政领导干部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制度在操作上,还要充分体现党管干部原则,必须在各个环节自始至终充分发挥党委(党组)及其组织部门的主导作用,体现出党的政策引导能力、宏观把握能力和运作控制能力,才能保证此项制度健康有序地得到落实。1.引咎辞职的操作程序。党政领导干部引咎辞职的程序一般要经过个人申请、调查认定、组织审批和对外等四个必经程序。“个人申请”是启动引咎辞职程序的前提。党政领导干部本人按照规定,向干部主管部门提出引咎辞职的书面申请。辞职申请的格式要规范,应包括辞职请求、辞职原因、个人思想认识和辞职后的打算及要求等方面的内容。党政领导干部提出书面辞职申请后,在干部主管部门审批期限内不得擅自离职,要坚守岗位,继续做好工作。对擅自离职的,应当依照有关规定酌情给予党纪、政纪处分。根据《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第十四章第七十一条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第五十八条规定,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党政领导干部个人不得提出辞职:未满最低服务年限的;在涉及国家安全、重要机密等特殊职位任职且不满解密期限的;重要公务尚未处理完毕,须由本人继续处理的;有其他特殊原因的。“调查认定”是实施引咎辞职和责令辞职制度的核心环节。干部主管部门接到干部辞职申请后,应按干部管理权限由组织部门组成考察组,或者由组织部门牵头、纪检、监察、审计、等部门配合组成考察组进行调查。调查的重点内容包括辞职原因、事实真相、本人过错行为大小、造成的损失及影响程度、主客观之间的因果关系,并界定责任,提出是否同意本人辞职的建议。对有经济管理职能或重大经济利益关系的党政领导干部,还要进行离任审计。“组织审批”是领导干部最终能否引咎辞职的决定性环节。党政领导干部辞职的审批机关应为有干部任免权限的党委(党组)。调查组在充分调查、核实的基础上,形成书面材料,由干部主管部门提交党委(党组)集体研究,做出批准或不批准的决定。为确保决定的民主性,党委(党组)可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干部主管部门应当在三个月内,履行有关手续,以书面形式通知干部本人。“对外”是消除和减轻政治上、社会上负面影响的必要环节。党委(党组)做出批准干部辞职决定后,按照干部管理权限,以批复的形式及时送达干部所在单位党组织和干部本人。收到干部辞职申请超过三个月未予答复的,可视为同意辞职,干部主管部门应当给予办理辞职手续。同时还应通过适当方式将这一决定向外界。2.责令辞职的操作程序。责令辞职的操作程序要经过考察认定、下达通知、个人申辩、申请辞职、组织审批和对外等六个必经程序。其中,特别要把握好三个环节。一是组织上的考察认定。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由组织部门组成考察组,或由组织部门牵头组成考察组,进行调查了解,并形成书面调查报告。经党委(党组)讨论研究后,责令当事人辞去现职,由干部主管部门以书面形式通知党政领导干部本人,责令其在一定期限内提交书面辞职申请报告。期限一般从党政领导干部收到责令其辞职的书面通知起10天为宜。二是领导干部的个人申辩。为充分尊重领导干部的权利,体现干部工作中的民主,同时减少失察现象,防止和纠正出于个人因素对领导干部打击报复,被责令辞职的领导干部若不服组织决定,可以提出申诉,使领导干部权利得到充分保障。申诉部门应为上一级组织部门。因为同一级部门既进行辞职的审查、批准,又受理申诉、复查,与民主法治的制衡原则相悖。上级组织部门在对实体和程序进行审查的基础上,做出复议决定,下达下一级组织部门和申诉人本人。三是组织审批。为了体现党管干部与依法办事相结合的原则,无论是引咎辞职还是责令辞职,任命制产生的干部要由各级党委(党组)及其组织部门决定;选任制产生的干部,党委(党组)要在讨论认定其已不再适合担任现职的基础上,按照干部选任程序,向有任免权的选举机关提出建议,提请选举机关表决;聘任制产生的干部,由党委(党组)及其组织部门协同聘任主管单位具体实施。四、完善配套措施,切实保证制度的贯彻落实1.加强民主监督,提高权力运行的透明度。一是要不断扩大干部工作中的民主。坚持和完善民主推荐、民主测评和民主评议制度,改进干部考核考察工作,推行干部考察预告制、差额考察制,实行干部任前公示制。要疏通群众监督的渠道,公开监督电话,坚持和完善群众来信来访和电话举报制度,让群众真正参与到干部选拔任用监督管理的全过程中来,保障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监督权。二是要进一步推进政务公开、党务公开、村务公开,扩大公开的范围和内容,使党政领导干部做到廉洁高效,权力运行干净透明。三是加强社会舆论的监督,特别是新闻监督。要通过听证、质询等方式,多为新闻单位提供机会,支持和鼓励新闻媒体通过正常渠道“关注”领导干部,督促相关领导主动承担责任。2.强化道德教育,增强干部的道德自律意识。领导干部的权力道德水准高低,是引咎辞职制度能否落实的一个重要因素。加强对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的道德教育,特别是要强化对领导干部的宗旨教育,使其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要把对党政领导干部的道德教育纳入干部教育培训规划,贯穿到干部学习培训的各个环节,认真抓好抓实,成为干部教育培训部门的常规工作,切实提高党政领导干部整体素质,努力履行各自职责。3.合情合理地运用政策,妥善做好辞职者的安置工作。对辞职后的干部能否妥善安置,是关系到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制度能否顺利推行的关键环节。引咎辞职、责令辞职不是一种处分,对引咎辞职、责令辞职的干部要根据“适其岗、尽其才”的原则进行妥善安置。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依据损失或影响大小、承担责任的轻重、思想认识的好坏、个人综合素质及累积工作实绩的优劣等情形,本着宽严适度的原则,采取改任非领导职务、平级转岗、降职任用、降级不任用、离岗培训、改任专业技术职务、到企事业单位任职、待岗、自主择业或提前退休等方式进行安置。对于应该引咎辞职而本人不提出,被迫由组织上责令辞职的干部,安置上不能优于或等同于主动引咎辞职的干部。对于应当责令辞职,本人拒不接受的,任免机关可予以就地免职,不再安排任用。无论是引咎辞职还是责令辞职的干部,原则上一年内不得提拔任用。只有在新的岗位工作一年后,实绩突出,符合提拔任用条件的,按照有关规定,才可以重新担任或提拔担任领导职务。同时,要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把安置和鞭策教育结合起来,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要与辞职的干部谈心谈话,认真做好思想工作,帮助他们提高认识,正确对待辞职,在新的岗位上做好工作。4.加大宣传力度,增进群众和社会对制度的了解,增强贯彻落实制度的自觉性。一是各级党委要高度重视,认真抓好对此项制度的学习和贯彻落实。各级党委(党组)是干部任免的决策机构,是组织干部工作各项制度的执行主体,特别是党委(党组)书记,作为班子的主要领导人,要带头抓好对制度的学习掌握,并认真加以落实。二是组织部门要深入学习宣传,推动制度落实。要熟悉和掌握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制度的基本原则和操作标准,严格遵照执行。同时还要作好宣传工作,让管辖范围内的党政领导干部充分了解和熟悉制度的具体内容和要求,形成正确认识,推动制度的落实。三是要加大社会宣传力度。贯彻落实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制度,不仅是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的任务,而且是全社会每个人的事情。要通过新闻媒体宣传这一制度,引导干部群众主动参与到干部选拔任用和监督管理工作中来,努力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引咎辞职篇9

去职之后

4月25日,北京西城区六铺炕6号――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大楼,国家审计署若干人员正式进驻,对公司2003年年度财务收支及原法定代表人、总经理马富才任职期间履行经济责任情况进行审计。

尽管中石油新闻发言人随后声明:“此次离任审计,和风传马总将赴国务院能源办任职没逻辑关系。”但外界认为,依据惯例,这无疑是官员调任或升迁前才涉及的手续。

记者不久即从权威人士处获悉:国家新组建的“能源办公室”,发改委主任马凯将任一把手,而马富才是副主任之一。他的办公室已布置完毕,并于“五一”前就职。但业内人士认为,能源办的具体工作将更多地落在马富才身上。

这时,离国务院批准马富才引咎辞去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总经理职务已有一年零一个月。

自中央2003年开始“高官问责”后,马富才是第一个主动引咎而退的官员――在当年的12月31日,重庆开县井喷酿成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石化事故,243人死亡,6万人星夜逃难――马富才随即在2004年1月上旬向中央提出了辞职请求。

在辞职信中,马富才检讨说,“中石油有许多管理上的漏洞,有管理监督不到位、违章指挥、处置突发性及事故灾害应急预案不完备等问题。作为企业的首要领导,我对事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一位看过信的人士告诉本报记者,“其措辞颇为恳切”。

斯时正是对官员“问责”伊始,因SARS事件,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北京市市长孟学农下野;吉林市市长刚占标、北京密云县县长张文等干部也因火灾、安全事故的原因,先后被免职。

马富才引咎辞职时58岁,在石油系统工作了34年,执掌中石油业已5年多,在其治下,中石油集团成为财富500强中国第一名,中石油则成为H股最赚钱的企业、中国海外上市赢利最高的企业。2003年营业收入达到448.644亿美元。

一位了解内情的人士告诉本报记者,马富才在辞职时对中央提出:希望从事石油技术方面的工作。此后,他开始对中石油全国管线进行考察,包括四川忠县―武汉的石油输送线。当到达井喷的事发地时,有随行者感受到了他的愧疚和伤怀。

在辞职后这一年中,身无官职的马富才主抓一个新项目――“煤层气”。这是一种附存在煤层中自生自储的非常规天然气,俗称“瓦斯”,是我国近年才开始利用的新型优质清洁能源。中国“煤层气”的储量在世界上处于第三位,仅次于俄罗斯和加拿大。一位业内人士透露,国家已对此立项,但目前还处研发阶段,约五年后方能见分晓。

与其他被免职的官员同样,马富才的正部级待遇依然保留。他如在职时一样低调,而当媒体询问他出任新职的感想时,他保持沉默。

被问责官员如何迁降?

以马富才复出为标志,几名问责期间被免职或辞职的高级官员的去向至此都已“尘埃落定”:卫生部原部长张文康免职后任宋庆龄基金会副主任,并于2005全国“两会”间当选为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原市长孟学农早已就任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副主任。

吉林市原市长刚占标则无疑是因2004年的“2•15”吉林市中百商厦特大恶性火灾而辞职,他于4个月后出任“吉林省重点项目建设办公室”主任。该单位目前挂靠省政府办公厅,负责全省重大项目的实施和协调。

“在这些官员的复出中,可以看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毛寿龙说,“比如原来都是拥有实权的一把手,目前大部分出任副职。而所在的单位也多是半官方机构或临时性机构。”

这位行政学专家进一步分析,复出后高级官员所在的单位大多是不占“行政编制”的。所谓编制,是指国务院的直属机构及各总局等单位的人员数量安排。但辞职者原来的级别和待遇依然会保留。

但也有部分官员,诸如阜阳奶粉、嘉禾拆迁事件中的一些责任者,至今仍在赋闲。那么,官员去职后能否复出的标准又是什么?“这关键取决于他犯的是什么错。”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张成福教授解释说,“首先,我们应该区分辞职和引咎辞职―――引咎辞职通常是指官员对于事故不负有法律、行政、政治责任,仅出于道义上的责任考虑自动提出辞职,这是官员依靠个人伦理的自觉性作出的选择。而辞职或被免职则是指官员对于错误负有法律、行政或政治责任,不能继续本职工作,按照有关规定离开职务。这种辞职带有一定的强制性。”

“如果官员仅是道义上的责任,那么可能被重新任用。”他进一步解释,“比如,在某个庞大的组织体系中出了事情,主要责任不在于一把手,官员引咎辞职更多的是道义上的责任。而上级看到他的政治素质过硬、工作能力突出,这个人还是可能被重新任用。”

根据2003年年末出台的《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辞职分为“因公辞职”、“自愿辞职”、“引咎辞职”和“责令辞职”。其中“引咎辞职”,适用于因重大的难以向公众交代的事情而承担责任的辞职,或由于过失或者虽全力以赴尽到了责任,但没有防止事件的发生而提出辞职。

业内人士认为,作为部级官员中引咎辞职的第一人,马富才就属于此类,而另外一些辞职者,往往是出于舆论的重压,以及为平息“民愤”等诸多原因而作出的决策。

中国自2003年启动“问责”以来,已经有上千干部辞职或被免职,这被舆论称为本届政府的出色表现之一。

“在这一借鉴人类先进政治文明的改革中,也折射出中国政府对官员错误衡量标准的变化,”有政治学者分析,“建国初期,官员‘犯错’主要体现在政治路线问题上,对于一个领导干部来说,触了这条高压线,必然一票否决。”

而在改革开放后,政治路线问题争论越来越少,经济问题成为官员“犯错”的主要领域,这类犯错的官员,往往触犯刑律,锒铛入狱,其“复出”几率极小。

而如今,官员如果仅仅政绩平庸,或者辖区内出现恶性事故,则将被追究责任,在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执政后,掀起了一场“高官问责”风暴。

颇为巧合的是,高官问责两周年之际,恰逢马富才履新之时,而在此关口,历时5年、前后修改14稿的公务员法,于当月在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该法第13章第82条规定:“领导成员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社会影响的,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领导责任的,应当引咎辞去领导职务。领导成员应当引咎辞职或者因其他原因不再适合担任现任领导职务,本人不提出辞职,应当责令其辞去领导职务。”相关专家认为,此举无疑意味着“问责”日常化、制度化和法律化。

(吴为摘自《南方周末》)

“动机论”应该缓行

全国十大“荣誉律师”庞标,因高速路不高速,把华北高速告上法院。华北高速人说:“原告打官司的真正动机值得怀疑,有通过炒作而出名的嫌疑。这是在滥用诉权,纯属无理之诉。”

打官司要求摆事实讲道理,谁都无权追究对方的动机,否则官司没法打。

引咎辞职篇10

第一条为建立健全党政领导干部辞职制度,加强对党政领导干部的管理和监督,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和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党政领导干部辞职包括因公辞职、自愿辞职、引咎辞职和责令辞职。

第三条本规定适用于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部门或者机关内设机构的领导成员,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领导成员(不含正职)和内设机构的领导成员;县级以上地方各级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纪委、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及其工作部门或者机关内设机构的领导成员;上列工作部门的内设机构的领导成员。

第四条党委(党组)及其组织(人事)部门,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履行本规定中的有关职责,负责本规定的组织实施。

第二章因公辞职

第五条领导干部担任由人大、政协选举产生的领导职务,任期未满因工作需要变动职务,依照法律或者政协章程规定应当辞去现任领导职务的,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人大常委会或者政协提出辞去现任领导职务。

第六条领导干部因公辞职,应当在接到党委(党组)通知后7日内,向任免机关提出辞去现任职务的书面申请。

第七条因公辞职的领导干部另有任用,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拟任职务与现任职务不能同时担任的,应当在任免机关批准其辞职后,再对外公布其新任职务。

第三章自愿辞职

第八条党政领导干部因个人或者其他原因,可以自愿提出辞去现任领导职务或者公职。

第九条党政领导干部自愿辞职应当经过下列程序:

(一)干部本人按照干部管理权限,以书面形式向党委(党组)提出辞职申请。辞职申请应当说明辞职原因等情况,同时辞去公职的还应说明辞职后去向等。

(二)组织(人事)部门对干部辞职原因、辞职条件等有关情况进行了解审核,并提出初步意见。审核中应当听取干部所在单位的意见及纪检机关(监察部门)的意见,并与干部本人谈话。

(三)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党委(党组)集体研究,作出同意辞职、不同意辞职或者暂缓辞职的决定。对申请辞去领导职务同时辞去公职的,党委(党组)除对是否同意其辞去领导职务作出决定外,还应对是否同意其辞去公职作出决定。

(四)党委(党组)作出同意辞职决定后,按照有关规定办理辞职手续。由人大、政协选举、任命、决定任命的领导干部,依照法律或者政协章程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条党委(党组)应当自接到干部辞职申请之日起三个月内予以答复。答复意见应当以书面形式通知辞职干部所在单位和干部本人。超过三个月未予答复的,视为同意辞职。

第十一条党政领导干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辞去领导职务:

(一)有重要公务尚未处理完毕,而且须由本人继续处理的;

(二)由人大、政协选举、任命、决定任命的领导干部任职不满一年的;

(三)正在接受纪检机关(监察部门)、司法机关调查或者审计机关审计的;

(四)有其他特殊原因的。

第十二条党政领导干部具有本规定第十一条所列情形之一的或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辞去公职:

(一)在涉及国家安全、重要机密等特殊职位上任职或者离开上述职位不满解密期限的;

(二)未满最低服务年限的;

(三)有其他特殊原因的。

第十三条党政领导干部辞去公职后三年内,不得到原任职务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的企业、经营性事业单位和社会中介组织任职;不得从事或者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经商办企业活动。

第四章引咎辞职

第十四条党政领导干部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重要领导责不宜再担任现职,本人应当引咎辞去现任领导职务。

第十五条党政领导干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引咎辞职:

(一)因工作失职,引发严重的,或者对群体性、突发性事件处置失当,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恶劣影响,负主要领导责任的;

(二)决策严重失误,造成巨大经济损失或者恶劣影响,负主要领导责任的;

(三)在抗灾救灾、防治疫情等方面严重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负主要领导责任的;

(四)在安全工作方面严重失职,连续或者多次发生重大责任事故,或者发生特大责任事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连续或者多次发生特大责任事故,或者发生特别重大责任事故,负主要领导责任、重要领导责任的;

(五)在市场监管、环境保护、社会管理等方面管理、监督严重失职,连续或者多次发生重大事故、重大案件,造成巨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负主要领导责任的;

(六)执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不力,造成用人严重失察、失误,影响恶劣,负主要领导责任的;

(七)疏于管理监督,致使班子成员或者下属连续或多次出现严重违纪违法行为,造成恶劣影响,负主要领导责任的;

(八)对配偶、子女、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知情不管,造成恶劣影响的;

(九)有其他应当引咎辞职情形的。

第十六条党政领导干部引咎辞职应当经过下列程序:

(一)干部本人按照干部管理权限,以书面形式向党委(党组)提出辞职申请。辞职申请应当说明辞职原因和思想认识等。

(二)组织(人事)部门对辞职原因等情况进行了解审核,并提出初步意见。审核中应当听取纪检机关(监察部门)的意见,并与干部本人谈话。

(三)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党委(党组)集体研究,作出同意辞职、不同意辞职或者暂缓辞职的决定。党委(党组)的决定应当及时通知干部所在单位和干部本人。

(四)党委(党组)作出同意辞职决定后,按照有关规定办理辞职手续。由人大、政协选举、任命、决定任命的领导干部,依照法律或者政协章程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七条党委(党组)应当自接到干部引咎辞职申请三个月内予以答复。

第十八条任免机关在同意干部引咎辞职后当将干部引咎辞职情况在一定范围内公布。

第五章责令辞职

第十九条党委(党组)及其组织(人事)部门根据党政领导干部任职期间的表现,认定其已不再适合担任现职,可以通过一定程序责令其辞去现任领导职务。

党政领导干部有本规定第十五条所列情形之一,应当引咎辞职而不提出辞职申请的,党委(党组)应当责令其辞职。

第二十条责令辞职应当经过下列程序:

(一)党委(党组)作出责令干部辞职的决定,并指派专人与干部本人谈话。责令干部辞职的决定应当以书面形式通知干部本人。

(二)被责令辞职的干部应当在接到责令辞职通知后15日内向任免机关提出书面辞职申请。

(三)按照有关规定办理辞职手续。由人大、政协选举、任命、决定任命的领导干部,依照法律或者政协章程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二十一条被责令辞职的干部若对组织决定不服,可以在接到责令辞职通知后15日内,向作出决定的党委(党组)提出书面申诉。

第二十二条党委(党组)接到申诉后,应当及时组织人员进行核查,并在一个月内作出复议决定。复议决定以书面形式通知干部本人。

复议决定仍维持原决定的,干部本人应当在接到复议决定后3日内向任免机关提出书面辞职申请。对复议决定仍有不同意见的,可以向上级党委(党组)反映,但应当执行复议决定。

第二十三条被责令辞职的领导干部不服从组织决定、拒不辞职的,予以免职或者提请任免机关予以罢免。

第六章相关事宜

第二十四条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按照有关规定需进行经济责任审计的,党委(党组)及其组织(人事)部门应当委托审计机关进行经济责任中计。

第二十五条党政领导干部辞职,应当自任免机关批准之日起15日内,办理公务交接等相关手续。

对拒不办理公务交接手续的,按照有关规定给予相应的党纪政纪处分。

第二十六条党政领导干部在辞职审批期间或者组织决定其暂缓辞职期间不得擅自离职。对擅自离职的,按照有关规定给予相应的党纪政纪处分。

第二十七条引咎辞职、责令辞职的干部同时提出辞去公职的,应当符合本规定第十二条所列的条件。其中,责令辞职的干部同时提出辞去公职的,须按自愿辞去公职的程序办理。

第二十八条引咎辞职、责令辞职的于部构成违纪的,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党纪政纪处分;触犯法律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二十九条对引咎辞职责令辞职以及自愿辞去领导职务的干部,根据辞职原因、个人条件、工作需要等情况予以适当安排。

第七章附则

第三十条本规定所称主要领导责任,是指在其职责范围内对直接主管的工作不负责、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对造成的损失和影响负直接领导责任,重要领导责任,是指在其职责范围内,对应管的工作或者参与决定的工作,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对造成的损失和影响负次要领导责任。

第三十一条本规定对工作部门的规定,同时适用于办事机构、派出机构以及其他直属机构。

乡(镇,街道)的党政领导干部辞职,可以适用本规定。

县级以上党委、政府直属事业单位和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的领导成员辞职,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三十二条本规定第三条、第三十一条所列范围

内,担任同级非领导职务的干部辞职,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三十三条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的辞职,由有关部门

根据本规定的精神,制定具体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