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相齐十篇

管仲相齐篇1

强盛，并为日后在各自地区成为盟主奠定基础。现在与全球化风潮之下，即各国面临的全球环境、政治秩

序、法律秩序趋于一致而又存相异的大前提下，对两位先贤在他们的时代所运用的模式进行一些比较，也

许对我们当今的改革做一番思索是有所裨益的。

个人经历之异同

管仲（？--bc645（643））又称夷吾、敬仲，字仲，颖上人。其出身在平民或者贵族之间，资料各说不

一。从史记的记载中可知 ，管仲年轻时曾与鲍叔牙一同经商。但在经商没多久后，俩人各事其主。在公子

纠和公子小白争夺齐国君主之位的斗争中，小白胜而为君，管仲而受辱乃幽囚。后经鲍叔牙引荐而始辅齐，

此后主齐辅政四十余年，管仲采用一系列改革，促进齐国政治、经济得以长足发展，使齐国日益富强，终

助齐君桓公成就霸业，并使齐桓公成为春秋诸国之盟主多年，后于齐国之相位上辞世。

梭伦（约bc638---bc559）古代雅典著名的改革家、立法家和诗人。他作为古代希腊谦和美德的集中

体现者，被誉为古希腊颇有名望的七贤之一。梭伦是雅典萨拉米斯贵族后裔，但由于其父乐善好施，到梭

伦年轻时，家庭经济已不宽裕。故他就外出做生意，以养家需。同时体会外出经营商业的酸甜苦辣，并游

历地中海沿岸城邦。其足迹遍及希腊许多城邦及小亚细亚等地，他了解各地风土人情，考察各种社会制度，

结交各地名贤之人。WWW.133229.coM后因萨拉米斯大捷而声震雅典，并因他的才华和人品使其声望和威信在雅典人心中逐

渐提高，在雅典各阶层都有一定的认可度。终于在bc594年成为九执政中的第一执政（首席执政官），此

后他开始立法变革。于执政二十二年之后，在雅典人发誓十年不改其法律的誓言的情况下而离开雅典，远

行至埃及等地进行游历，周游各地十年后梭伦返回雅典，又与僭主庇西特拉图做了抗争，最后终老雅典。

从两者的经历中能看出俩人都曾经作为商业从事者于所在地域游历，并获取了详实的资料，这为两人

在后来担任改革重任时（尽管一位是辅政者，一位是主政者），都能制定出切合他们所在时代和所在区域的

实际状况的策略打下坚实基础。用太史公之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来表述两

位先贤不畏艰难，四处经商寻求利益是有一定切合之语。

但是两位先贤由于诸多情况，各自的经历又是相当有差异的。首先，两者在经商的成绩上有所不同。

史记中虽未记载管仲经商成功与否，但从管仲言“吾始困时，尝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

贪，知我贫也。” 可知，至少在管仲和鲍叔之间，管仲的经营资力出于下位。“吾尝与鲍叔谋事以更穷困，

鲍叔不以我为愚，只时有利不利也。” 可推知其在商业经营中没有获得较大成功才谋事以更穷困。加之西

周商人的地位并不是较高，能否推算管仲在商业经营上虽然获得一定成绩，但很快就转入予他人谋其事的

方向，即成为谋划策事之人。而梭伦则如亚里士多德所言“梭伦在出身与名望方面均属上等阶层，但在财

富与现实地位方面属于中等阶层。” ，可知其在家道渐微之时，含辛茹苦，励精图治，恢复其经济实力，

使他处于中上等的地位，但仍然不是大工商主的地位。其较管子的社会地位已经不同，这其中原因与希腊

原本就对商业不贬有关，商业的成功有益于社会综合地位的提升。这些使两人在后来的策事时所采取的方

略有所不同。

其次，两人改革的权力之获取方式不同。管子经过公子纠与公子小白之争，已处于幽囚，在鲍叔的举

荐下方为桓公（小白）所用，后渐握相权。而梭伦则是在萨拉米斯之战中获得威望，又因其原系雅典望族，

故在雅典各阶层获得认可，经公推而成为首席执政官。这样就必然形成两人在改革中寻求之目的有差异，

管子必须协调其上位之人的意志与社会现实，且以上位之人（君主）的意志为首位；而梭伦则以协调各阶

层的意志与社会现实，往往以社会现实为首位，寻求各阶层之共益。

再次，两者改革立法时所处之位置相异极大。管子是以辅政之位来推行其改革，而梭伦则以主执政之

职实现其立法改革。故而管子所推行之策略必须经君主的批准方可实行，这里就出现了君权不能触及之瑕，

而梭伦则以首席执政官来立法并通行雅典，限制其立法的因素甚少，主要为全雅典人所共识的正义与公平。

各自所面临的社会实况

从史籍记载中可知，春秋时齐国背河临海，土地贫瘠又非常少，形成齐国较其他诸侯国要重视商业和

手工业。根据有关资料可看出雅典（阿提卡）的地理状况与齐国的状况有许多相似之处， 不同的是，古希

腊有众多岛屿城邦，而

>首先，从外部环境来看，管子所处的是王室渐衰，诸侯渐大之春秋。各诸侯国基本上对王室指令不重

视，而更重视其自身的强弱。而梭伦所处的是希腊诸各城邦国家各兴其政，以图发展。但整个希腊当时以

寡国小民成实际状态，并不多见相互间的兼并。

其次，从自身来看，齐国当时为诸侯国中的大国，其所寻求的目标是维持强盛，并对其他之诸侯有兼

领之图。而雅典当时是希腊的二流城邦，并不是很有实力，其目标是不断发展自身以图强。

再次，齐国虽然有因无君而争君之乱，但其社会各阶层并没有出现相互间裂缝难合之态。而雅典之况，

则已是剑拔弩张，处于冰山崩溃的前夕。

因诸多相似及特异也必然使管仲和梭伦面临的问题有同有异，而他们在对问题之解决的策略上就必然

会各有韬略，而其中有异曲同工之作，也有同曲异效之策。

所采策略的比较

两位改革者在他们所处的环境之下，都从经济、政治及社会诸多方面对当时各自国家进行继承、革新，

以达到治国兴邦之效。两者相同之处就是都不约而同的以经济为首要方向，而且对原有法律在继承的基础

之上予以修订，在人们如何进行政治生活也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为各自国家在以后的措施中奠定基石。

但因形势及各自传统等不同，必然是的它们在具体措施方面有相当不同。

首先，因管子以辅政来实现其改革，那么其必须依靠其上的君王（桓公）之令才能使其策略得以贯彻，

故他的法治思想必须与君王的意志寻求某种协调，因此没能形成系统的法典。而梭伦作为立法的首席执政

官，则可以完成其系统的思想而颁成法典。当然梭伦也是在其执政期间逐步完善其法律。

第二，从经济方面来看，管子采取“相地而衰征。” “陵、阜、陆、墐、井、田、畴均。” “与民分

货。” 等策略。并根据齐国临海有渔、盐之利，而兴渔盐，设立盐、渔、铁官职加以管理，鼓励渔盐交易。

他主张的法令的制定必须适应民众好财争利的习性，将法规建立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之上，以适应人们对物

质利益的追求。即“下令于流水之原者，令顺民心。” 。而且管子还认为物质利益不仅是人性的追求，还

是人们遵守礼仪法度的前提。即著名的语句：“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梭伦则基于经济考

虑，立法的第一步就是颁布“解负令”。将已沦为债务奴隶的雅典民众恢复自由，使雅典平民收回他们已失

的土地，即首先恢复雅典平民的经济地位。接着梭伦采取鼓励手工业、商业发展的措施，加强对外贸易。

禁止农产品出口以使雅典粮食供应充足。为促进雅典农业的发展，梭轮还就水井的公用、灌溉系统的整顿、

植物的栽植设立条例。尽管两位改革者所采用的方法各异，但从他们的方略中可探知他们都以极其敏锐的

观察力看到一个社会稳定的根源首先要解决人们的基本生存，并且必须因势就利来发展各自的经济以达到

富强，这可谓是异曲同工之妙。

第三，从政治方面来看，他们都对已有的法规既有继承并有革新。春秋时期，三代以及西周所奉行的

人格政治暂失优势，但礼之遗风尤在。故管子提出“修旧法择其善而业用之。” ，并主张以法理政，以法

统军，以法治民，并将三者在制度上结合起来。即“作内政而寄军令焉。” 其“旧法”是指西周的礼制和

刑罚，但范围较广。管子把礼、义、廉、耻视为“国之四维”，强调“饰四维”、“张四维”，强调礼义的强

制作用 。同时对礼的一些方面有所突破，诸如“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尊尊” 、“刑不可知”

等，以达“礼以导民”， 任用贤能，及以法令作为人们言行之准则。官子在齐设立“三国五鄙制”， 将齐

人分成士、农、工、商四民，使四民分居定业。梭伦则继承德拉古之法律并有革新。就如亚里士多德所记

载那样：

在阿里斯泰喀摩斯执政期间，德拉科（德拉古---摘注）定立了他的法规：9位执政官从那些拥有不少

于10米那之自由财产的人中选出，其他诸种较低官职则选自得以具备武装的人。将军与骑兵将官从那些显

明其拥有不少于100米那自由财产并且其处于合法妻室的子女也已超过10岁人中选出。（官员必须为其官

职交保，且担保人资格严格限制。---摘注）……议事会由401人组成，从公民中通过抽签产生，这一官职

以及其他官职由年龄超过30岁的公民抽签决定；在所有人都轮到过之后，将重新开始抽签，在此之前同一

人不得任职两次。（对未到会（议事会、公民大会）有罚金制。---摘注）……战神山议事会（元老院---摘

注）为法律保护者，并且监督各类官员，以使其依照法律来统治。……这一政体中的组织形式就是这样一

种性质，大多数人为少数人所奴役，平民们起来反对显贵阶层，派别之争十分激烈，而且各派别长时间的

相互对峙。

他（梭伦---摘注）建立了一个政体，并另行制定了法律，人们停止使用德拉科除关于凶杀之外的各种

法令。他确立的法律延续上百年之久。根据财产把人划入四个阶层，与先前的划分一样，500麦第姆诺户、

马户（骑士）、有轭牲户、雇工；其各种官职分配给前三个阶层中的人担任，如9名执政官、财政官（司库）、

主买官（监契官）、“十一人（狱吏）”和掌俸官。各种官职按各阶层财产多寡进行分派，属雇工阶层者仅仅

得到参加公民大会和公审法庭的权利。……他组建了一个400人的议事会，每一部族出100人；但他指派

战神山议事会负责保卫法律，就像它先前作为政体的监督者而存在那样。（梭伦并对早先时候由战神山议事

会召集并自行决定适合于每种官职的人选，任期一年的制度进行了改革，由每一部族选出10位候选人以角

逐9名执政官之职位，再从这些候选人中抽签而定。---摘注）

从外在表现来看，官子与梭伦都以全民皆兵的形式寄政于军，又都将辖下之人分为四等，但他们所取

得的功效却大相径庭，截然不同。管子在人格政治渐失效用之时，从社会现实中选择了“引荐”、“挑选”

制之来形成国家管理官员的构成方式。而梭伦则以“级级自选”并互有制约之制来形成其官员的构成方法。

管子将齐人四分并离居定业（以身份为基，但相互间存在一定的可变性）。梭伦则以财产为基将民四分，而

各自等级之间的流动性要较管子所设的要大。

分析其各自策略得源头，则可知华夏民族自原始之末，氏族向国家过渡的时候就是以各部落的自足为

先，部落间的互换为次。每每部落之间发生争端，往往会有一存一亡之果。故而渐次形成“以食为天”、“自

给自足”的主要发展模式，而此种模式下必然要形成一个群体中要有统一意志，综合成有序的规范。故三

代至周形成王为独尊，官员皆归属于王之下。尽管王的中央集权并不能全部贯彻于全部领地，但王在名义

上是独尊的。管子之改革自然不能完全脱离这一框架，也只能最大限度的突破，通过曲折的方向来对王的

独权作一番制约。其所用“引荐”、“挑选”都是上位者通过在下位者的推荐，然后根据其意志而选，甚至

于上位者可以不依引荐而自选。所以其构成之模式是以从上向下的。管子将人四分也是依据其治世之需。

士为谋治之主，故将士列在首位；

农为人食的基础，故紧列其次；工商则在当时为主辅的行业，故列三四

之位。而管子之策更推进了此种模式的发展。管子对各民的自身权利未给予强调，而主要强调的是社会秩

序怎么稳定。而希腊民族则可以从亚里士多德的记述所示，希腊民族是众多的城邦构成的，以城邦立国，

并且大多数为小国寡民。而小国要自给自足则难度相当大，其生存之道就不能尽靠自产之食来维系，必须

通过各国之间的互换。而互换必然引起人们的流动，推进商业，进而要求行动之自由。故梭伦之改也必然

在其民族习俗的基础上来格制创新。所以他所采用的“级级自选”制度形成自下而上的官员构成模式，且

官职之间存在制约。依此形成的法就不是某一个人的个人意志，而是众意。而众意又需有机构来保护，于

是就有了元老院之制来保护法律。又因希腊民众的流动性较大，其政治之基为全民，物质基础是工商经济，

梭伦必然依据财力将民四分。这更能符合希腊当时之现实。梭伦的立法不仅根据希腊的民风，而且进一步

推动了希腊民族的社会意识的发展，为希腊的民主宪政奠定了基石。

第四，从社会改革方面来看，官子主张“礼以导民”、“伸张君主权威”，在一定程度上可用“使人服政、

循政”来概述。梭伦则主张国民参政，并创立陪审制度来赋予贫民司法权。服政、循政往往是人们处于被

动的地位，故对自身的权利的主张及义务的遵循始终不处于积极状态，而参政使人们能处于政治活动之中，

从而推动政治之演进，也使人处于积极、主动的状态。

所实现的成果的比较

齐桓公因用管子之谋而成春秋霸主，“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此后又经李悝、申不害、商鞅各自发

展这样的理论，形成法家思想并应用于不同的诸侯国。到韩非乃集法家之大成，构建完整系统的法家理论。

李斯将这一理论实践于秦国终使赢政并六国成一统。梭伦执政雅典二十二载，使雅典的强国之基坚实。其

后，庇西特拉图僭主之政虽成专制，但在很大的范围上继承了梭伦所立之法。正因庇西特拉图用梭伦之法，

渐使雅典成为希腊的一流城邦。终于在两位贫民出身的执政官克里斯提尼、伯里克利先后进一步完成民主

宪政，使雅典登上希腊盟主之位。并号称“全希腊的学校”。管子和梭伦的改革所取的效果是人所共知的，

其对后世的影响也各有千秋。管子以辅政执齐，则他的策略之效用因主上采用必然能达到迅捷之效，快速

使齐国成为春秋首霸。但同时由于管子处于辅政，在桓公之后他的政略必受影响。齐国后来之亡于管子之

政的渐消不无关系。但是其理论又在其他君王诸侯中得以更新发展，使这些诸侯国交替强盛。梭伦因其是

雅典的首席执政，在立法的时候必须考虑雅典各阶层的利益，寻求在各阶层之间达到平衡与协调。故他的

立法的效果就不是能够立竿见影的，而是经庇西特拉图的继承并执行多年后才渐显良效。然而梭伦制定的

法的效力却是非常长久的，以致罗马的西塞罗时期，西塞罗仍说梭伦的法律在雅典仍有效。

管仲因其政绩之宏和思想之博，不仅在当时有很大的影响，而且后来既为法家所尊崇，有为儒家所称

道，还为道家所赞誉。甚至到

亿人民中，各类人口所占比率

如何？各生活在什么样的区域？等等。

*胡晓东 男，法学研究生e-mail:huge70@netsoffice.com

管仲夷吾者，颖上人也。少时常与鲍叔牙游，鲍叔知其贤，管仲贫困，常欺鲍叔，鲍叔终善遇之，不以

为言。已而鲍叔事齐公子小白，管子事公子纠。---《史记.管晏列传》

《史记》

《史记.管晏列传》

《史记.管晏列传》

《亚里士多德选集·政治学卷》pa298

attica之土壤甚为贫瘠，几乎所有地区的地下石均接近地表面，使生活所需的极简单之农作物亦甚困难，

令人极为沮丧。仅有冒险性之行业及需要耐心培植之橄榄与葡萄，始促成attica之文明。……因为土地贫

瘠，接近海岸以及港口众多，遂诱使attica人民从事贸易；因为人民坚定勇敢，富于发明创造遂使其赢得

爱琴海的市场。通过这个商业商国，雅典在伯利克利时期获的财富、权力并达到文化之巅峰。---《世界文

明史.希腊的生活》pa141--143

《世界文明史.希腊的生活》pa146

《国语.战国策》卷六 齐语 pa60

《管子.乘马》转载于《中国法律思想史》pa29

《管子.牧民》转载于《中国法律思想史》pa26

《管子.牧民》转载于《中国法律思想史》pa29

《国语.战国策》卷六 齐语 pa58

《国语.战国策》卷六 齐语 pa59

《管子.牧民》转载于《中国法律思想史》pa28

《礼记.曲礼上》转载于《中国法制史》pa28

《礼记.大传》转载于《中国法律思想史》pa13

《管子.枢言》转载于《中国法律思想史》pa28

《国语.战国策》卷六 齐语 pa57-58

《亚里士多德选集·政治学卷》pa296--298

《亚里士多德选集·政治学卷》pa298--302

《史记.管晏列传》

《先秦诸子法律思想》梅仲协 著 转载于《管子的法律思想》pa一四六

《世界文明史.希腊的生活》pa147

《改革精英》pa47

《历史研究》pa148

参考文献：

《国语·战国策》 左丘明/刘向 著 岳麓书社出版 1988年版

《管子的法律思想》 戴东雄 著 中央文物供应社

《中国法律思想史》 杨鹤皋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中国法制史》 张晋藩 主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世界文明史·希腊的生活》（中译本） 威尔·杜兰 著 译者：幼狮文化公司 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

《亚里士多德选集·政治学卷》颜一 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管仲相齐篇2

究，也会找到某些相近似的状况。然而，在相近的环境、历史状况下，所面临的问题即使有相似性，但人

们选择处理问题的方式却会有不同的模式，而在寻求有异又有相同的模式来解决具有相似性的问题时，所

得出的社会效果及历史影响也必然会既有相近又有相异的。

在公元前7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之间，在东方东海之滨的中国和西方地中海沿岸的雅典相继出现了俩

个对各自国家的历史、法律都有深远影响的改革家------管仲、梭伦。它们通过改革立法使各自的邦国日渐

强盛，并为日后在各自地区成为盟主奠定基础。现在与全球化风潮之下，即各国面临的全球环境、政治秩

序、法律秩序趋于一致而又存相异的大前提下，对两位先贤在他们的时代所运用的模式进行一些比较，也

许对我们当今的改革做一番思索是有所裨益的。

个人经历之异同

管仲（？--BC645（643））又称夷吾、敬仲，字仲，颖上人。其出身在平民或者贵族之间，资料各说不

一。从史记的记载中可知 ，管仲年轻时曾与鲍叔牙一同经商。但在经商没多久后，俩人各事其主。在公子

纠和公子小白争夺齐国君主之位的斗争中，小白胜而为君，管仲而受辱乃幽囚。后经鲍叔牙引荐而始辅齐，

此后主齐辅政四十余年，管仲采用一系列改革，促进齐国政治、经济得以长足发展，使齐国日益富强，终

助齐君桓公成就霸业，并使齐桓公成为春秋诸国之盟主多年，后于齐国之相位上辞世。

梭伦（约BC638---BC559）古代雅典著名的改革家、立法家和诗人。他作为古代希腊谦和美德的集中

体现者，被誉为古希腊颇有名望的七贤之一。梭伦是雅典萨拉米斯贵族后裔，但由于其父乐善好施，到梭

伦年轻时，家庭经济已不宽裕。故他就外出做生意，以养家需。同时体会外出经营商业的酸甜苦辣，并游

历地中海沿岸城邦。其足迹遍及希腊许多城邦及小亚细亚等地，他了解各地风土人情，考察各种社会制度，

结交各地名贤之人。后因萨拉米斯大捷而声震雅典，并因他的才华和人品使其声望和威信在雅典人心中逐

渐提高，在雅典各阶层都有一定的认可度。终于在BC594年成为九执政中的第一执政（首席执政官），此

后他开始立法变革。于执政二十二年之后，在雅典人发誓十年不改其法律的誓言的情况下而离开雅典，远

行至埃及等地进行游历，周游各地十年后梭伦返回雅典，又与僭主庇西特拉图做了抗争，最后终老雅典。

从两者的经历中能看出俩人都曾经作为商业从事者于所在地域游历，并获取了详实的资料，这为两人

在后来担任改革重任时（尽管一位是辅政者，一位是主政者），都能制定出切合他们所在时代和所在区域的

实际状况的策略打下坚实基础。用太史公之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来表述两

位先贤不畏艰难，四处经商寻求利益是有一定切合之语。

但是两位先贤由于诸多情况，各自的经历又是相当有差异的。首先，两者在经商的成绩上有所不同。

史记中虽未记载管仲经商成功与否，但从管仲言“吾始困时，尝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

贪，知我贫也。” 可知，至少在管仲和鲍叔之间，管仲的经营资力出于下位。“吾尝与鲍叔谋事以更穷困，

鲍叔不以我为愚，只时有利不利也。” 可推知其在商业经营中没有获得较大成功才谋事以更穷困。加之西

周商人的地位并不是较高，能否推算管仲在商业经营上虽然获得一定成绩，但很快就转入予他人谋其事的

方向，即成为谋划策事之人。而梭伦则如亚里士多德所言“梭伦在出身与名望方面均属上等阶层，但在财

富与现实地位方面属于中等阶层。” ，可知其在家道渐微之时，含辛茹苦，励精图治，恢复其经济实力，

使他处于中上等的地位，但仍然不是大工商主的地位。其较管子的社会地位已经不同，这其中原因与希腊

原本就对商业不贬有关，商业的成功有益于社会综合地位的提升。这些使两人在后来的策事时所采取的方

略有所不同。

其次，两人改革的权力之获取方式不同。管子经过公子纠与公子小白之争，已处于幽囚，在鲍叔的举

荐下方为桓公（小白）所用，后渐握相权。而梭伦则是在萨拉米斯之战中获得威望，又因其原系雅典望族，

故在雅典各阶层获得认可，经公推而成为首席执政官。这样就必然形成两人在改革中寻求之目的有差异，

管子必须协调其上位之人的意志与社会现实，且以上位之人（君主）的意志为首位；而梭伦则以协调各阶

层的意志与社会现实，往往以社会现实为首位，寻求各阶层之共益。

再次，两者改革立法时所处之位置相异极大。管子是以辅政之位来推行其改革，而梭伦则以主执政之

职实现其立法改革。故而管子所推行之策略必须经君主的批准方可实行，这里就出现了君权不能触及之瑕，

而梭伦则以首席执政官来立法并通行雅典，限制其立法的因素甚少，主要为全雅典人所共识的正义与公平。

各自所面临的社会实况

从史籍记载中可知，春秋时齐国背河临海，土地贫瘠又非常少，形成齐国较其他诸侯国要重视商业和

手工业。根据有关资料可看出雅典（阿提卡）的地理状况与齐国的状况有许多相似之处， 不同的是，古希

腊有众多岛屿城邦，而中国却是一个广域的陆地之邦。雅典有港口且是外向型的，而齐国有没有港口无资

料可查，即使有也无贸易之外在对象。

管子所处的实际环境是齐国经历了几代之后，至襄公时期，襄公弊政而使齐衰，乃至自己遭弑，终形

成诸子争君。贵族及士各有所投，齐国呈乱局，及桓公立乃使齐国复定，管子经举荐从囚徒变为相国。在

春秋之时由于周王室渐衰，而诸侯渐强，形成各诸侯逐渐作大而有争势之趋。梭伦所处的希腊则是由许多

大大小小的城邦组成，城邦之间相互独立，自身谋求发展，各城邦之间也有争强之纷纠，乃至战争（如萨

拉米斯之战）。雅典则处于如此状况：

但公元前7世纪将要结束的时期，无助的贫困人民所遭受的痛苦和富有者在法律的保护下所积极的财

富尖锐对照，已将雅典带到了革命的边缘。平等并非自然的，如果能力和诡谲均可自由发展，不平等自将

成长，直到在社会战争无分轩轾的贫穷中自行毁灭为止。自由与平等并非伙伴，而系仇敌。财富的集中是

不可避免的，但同时它又是命定要失败的。普卢塔赫说“贫富不均的程度已甚为严重，这个城市已真正到

了危险的境地，……似乎除了一个高压力量外，并无其他方式可以解除这种困扰……”贫者发现他们的处

境每况愈下，政府和军队都在他们主人的手里，腐败的法院所裁决的案件总是与他们的利益相反，于是开

始讨论暴力反抗，将财富做一个彻底的重新分配。富人既不能合法的收回所贷出去的债务，同时忿怒对于

他们的积蓄和财产的挑战，于是即求助于古老的法律，并准备以武力对付似乎不仅威胁他们财产，同时也

威胁故有秩序、整个宗教及文明的暴民。

管仲所相的齐国与梭伦所执之雅典，在地理状况有一定的相似性，而他们所处的政局也颇有类同之处，

但其区别也是很显然的。

首先，从外部环境来看，管子所处的是王室渐衰，诸侯渐大之春秋。各诸侯国基本上对王室指令不重

视，而更重视其自身的强弱。而梭伦所处的是希腊诸各城邦国家各兴其政，以图发展。但整个希腊当时以

寡国小民成实际状态，并不多见相互间的兼并。

其次，从自身来看，齐国当时为诸侯国中的大国，其所寻求的目标是维持强盛，并对其他之诸侯有兼

领之图。而雅典当时是希腊的二流城邦，并不是很有实力，其目标是不断发展自身以图强。

再次，齐国虽然有因无君而争君之乱，但其社会各阶层并没有出现相互间裂缝难合之态。而雅典之况，

则已是剑拔弩张，处于冰山崩溃的前夕。

因诸多相似及特异也必然使管仲和梭伦面临的问题有同有异，而他们在对问题之解决的策略上就必然

会各有韬略，而其中有异曲同工之作，也有同曲异效之策。

所采策略的比较

两位改革者在他们所处的环境之下，都从经济、政治及社会诸多方面对当时各自国家进行继承、革新，

以达到治国兴邦之效。两者相同之处就是都不约而同的以经济为首要方向，而且对原有法律在继承的基础

之上予以修订，在人们如何进行政治生活也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为各自国家在以后的措施中奠定基石。

但因形势及各自传统等不同，必然是的它们在具体措施方面有相当不同。

首先，因管子以辅政来实现其改革，那么其必须依靠其上的君王（桓公）之令才能使其策略得以贯彻，

故他的法治思想必须与君王的意志寻求某种协调，因此没能形成系统的法典。而梭伦作为立法的首席执政

官，则可以完成其系统的思想而颁成法典。当然梭伦也是在其执政期间逐步完善其法律。

第二，从经济方面来看，管子采取“相地而衰征。” “陵、阜、陆、墐、井、田、畴均。” “与民分

货。” 等策略。并根据齐国临海有渔、盐之利，而兴渔盐，设立盐、渔、铁官职加以管理，鼓励渔盐交易。

他主张的法令的制定必须适应民众好财争利的习性，将法规建立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之上，以适应人们对物

质利益的追求。即“下令于流水之原者，令顺民心。” 。而且管子还认为物质利益不仅是人性的追求，还

是人们遵守礼仪法度的前提。即著名的语句：“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梭伦则基于经济考

虑，立法的第一步就是颁布“解负令”。将已沦为债务奴隶的雅典民众恢复自由，使雅典平民收回他们已失

的土地，即首先恢复雅典平民的经济地位。接着梭伦采取鼓励手工业、商业发展的措施，加强对外贸易。

禁止农产品出口以使雅典粮食供应充足。为促进雅典农业的发展，梭轮还就水井的公用、灌溉系统的整顿、

植物的栽植设立条例。尽管两位改革者所采用的方法各异，但从他们的方略中可探知他们都以极其敏锐的

观察力看到一个社会稳定的根源首先要解决人们的基本生存，并且必须因势就利来发展各自的经济以达到

富强，这可谓是异曲同工之妙。

第三，从政治方面来看，他们都对已有的法规既有继承并有革新。春秋时期，三代以及西周所奉行的

人格政治暂失优势，但礼之遗风尤在。故管子提出“修旧法择其善而业用之。” ，并主张以法理政，以法

统军，以法治民，并将三者在制度上结合起来。即“作内政而寄军令焉。” 其“旧法”是指西周的礼制和

刑罚，但范围较广。管子把礼、义、廉、耻视为“国之四维”，强调“饰四维”、“张四维”，强调礼义的强

制作用 。同时对礼的一些方面有所突破，诸如“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尊尊” 、“刑不可知”

等，以达“礼以导民”， 任用贤能，及以法令作为人们言行之准则。官子在齐设立“三国五鄙制”， 将齐

人分成士、农、工、商四民，使四民分居定业。梭伦则继承德拉古之法律并有革新。就如亚里士多德所记

载那样：

在阿里斯泰喀摩斯执政期间，德拉科（德拉古---摘注）定立了他的法规：9位执政官从那些拥有不少

于10米那之自由财产的人中选出，其他诸种较低官职则选自得以具备武装的人。将军与骑兵将官从那些显

明其拥有不少于100米那自由财产并且其处于合法妻室的子女也已超过10岁人中选出。（官员必须为其官

职交保，且担保人资格严格限制。---摘注）……议事会由401人组成，从公民中通过抽签产生，这一官职

以及其他官职由年龄超过30岁的公民抽签决定；在所有人都轮到过之后，将重新开始抽签，在此之前同一

人不得任职两次。（对未到会（议事会、公民大会）有罚金制。---摘注）……战神山议事会（元老院---摘

注）为法律保护者，并且监督各类官员，以使其依照法律来统治。……这一政体中的组织形式就是这样一

种性质，大多数人为少数人所奴役，平民们起来反对显贵阶层，派别之争十分激烈，而且各派别长时间的

相互对峙。

他（梭伦---摘注）建立了一个政体，并另行制定了法律，人们停止使用德拉科除关于凶杀之外的各种

法令。他确立的法律延续上百年之久。根据财产把人划入四个阶层，与先前的划分一样，500麦第姆诺户、

马户（骑士）、有轭牲户、雇工；其各种官职分配给前三个阶层中的人担任，如9名执政官、财政官（司库）、

主买官（监契官）、“十一人（狱吏）”和掌俸官。各种官职按各阶层财产多寡进行分派，属雇工阶层者仅仅

得到参加公民大会和公审法庭的权利。……他组建了一个400人的议事会，每一部族出100人；但他指派

战神山议事会负责保卫法律，就像它先前作为政体的监督者而存在那样。（梭伦并对早先时候由战神山议事

会召集并自行决定适合于每种官职的人选，任期一年的制度进行了改革，由每一部族选出10位候选人以角

逐9名执政官之职位，再从这些候选人中抽签而定。---摘注）

从外在表现来看，官子与梭伦都以全民皆兵的形式寄政于军，又都将辖下之人分为四等，但他们所取

得的功效却大相径庭，截然不同。管子在人格政治渐失效用之时，从社会现实中选择了“引荐”、“挑选”

制之来形成国家管理官员的构成方式。而梭伦则以“级级自选”并互有制约之制来形成其官员的构成方法。

管子将齐人四分并离居定业（以身份为基，但相互间存在一定的可变性）。梭伦则以财产为基将民四分，而

各自等级之间的流动性要较管子所设的要大。

分析其各自策略得源头，则可知华夏民族自原始之末，氏族向国家过渡的时候就是以各部落的自足为

先，部落间的互换为次。每每部落之间发生争端，往往会有一存一亡之果。故而渐次形成“以食为天”、“自

给自足”的主要发展模式，而此种模式下必然要形成一个群体中要有统一意志，综合成有序的规范。故三

代至周形成王为独尊，官员皆归属于王之下。尽管王的中央集权并不能全部贯彻于全部领地，但王在名义

上是独尊的。管子之改革自然不能完全脱离这一框架，也只能最大限度的突破，通过曲折的方向来对王的

独权作一番制约。其所用“引荐”、“挑选”都是上位者通过在下位者的推荐，然后根据其意志而选，甚至

于上位者可以不依引荐而自选。所以其构成之模式是以从上向下的。管子将人四分也是依据其治世之需。

士为谋治之主，故将士列在首位；农为人食的基础，故紧列其次；工商则在当时为主辅的行业，故列三四

之位。而管子之策更推进了此种模式的发展。管子对各民的自身权利未给予强调，而主要强调的是社会秩

序怎么稳定。而希腊民族则可以从亚里士多德的记述所示，希腊民族是众多的城邦构成的，以城邦立国，

并且大多数为小国寡民。而小国要自给自足则难度相当大，其生存之道就不能尽靠自产之食来维系，必须

通过各国之间的互换。而互换必然引起人们的流动，推进商业，进而要求行动之自由。故梭伦之改也必然

在其民族习俗的基础上来格制创新。所以他所采用的“级级自选”制度形成自下而上的官员构成模式，且

官职之间存在制约。依此形成的法就不是某一个人的个人意志，而是众意。而众意又需有机构来保护，于

是就有了元老院之制来保护法律。又因希腊民众的流动性较大，其政治之基为全民，物质基础是工商经济，

梭伦必然依据财力将民四分。这更能符合希腊当时之现实。梭伦的立法不仅根据希腊的民风，而且进一步

推动了希腊民族的社会意识的发展，为希腊的民主宪政奠定了基石。

第四，从社会改革方面来看，官子主张“礼以导民”、“伸张君主权威”，在一定程度上可用“使人服政、

循政”来概述。梭伦则主张国民参政，并创立陪审制度来赋予贫民司法权。服政、循政往往是人们处于被

动的地位，故对自身的权利的主张及义务的遵循始终不处于积极状态，而参政使人们能处于政治活动之中，

从而推动政治之演进，也使人处于积极、主动的状态。

所实现的成果的比较

齐桓公因用管子之谋而成春秋霸主，“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此后又经李悝、申不害、商鞅各自发

展这样的理论，形成法家思想并应用于不同的诸侯国。到韩非乃集法家之大成，构建完整系统的法家理论。

李斯将这一理论实践于秦国终使赢政并六国成一统。梭伦执政雅典二十二载，使雅典的强国之基坚实。其

后，庇西特拉图僭主之政虽成专制，但在很大的范围上继承了梭伦所立之法。正因庇西特拉图用梭伦之法，

渐使雅典成为希腊的一流城邦。终于在两位贫民出身的执政官克里斯提尼、伯里克利先后进一步完成民主

宪政，使雅典登上希腊盟主之位。并号称“全希腊的学校”。管子和梭伦的改革所取的效果是人所共知的，

其对后世的影响也各有千秋。管子以辅政执齐，则他的策略之效用因主上采用必然能达到迅捷之效，快速

使齐国成为春秋首霸。但同时由于管子处于辅政，在桓公之后他的政略必受影响。齐国后来之亡于管子之

政的渐消不无关系。但是其理论又在其他君王诸侯中得以更新发展，使这些诸侯国交替强盛。梭伦因其是

雅典的首席执政，在立法的时候必须考虑雅典各阶层的利益，寻求在各阶层之间达到平衡与协调。故他的

立法的效果就不是能够立竿见影的，而是经庇西特拉图的继承并执行多年后才渐显良效。然而梭伦制定的

法的效力却是非常长久的，以致罗马的西塞罗时期，西塞罗仍说梭伦的法律在雅典仍有效。

管仲因其政绩之宏和思想之博，不仅在当时有很大的影响，而且后来既为法家所尊崇，有为儒家所称

道，还为道家所赞誉。甚至到中国近代化以后，还为精通西方法学的学者所高度评价：管子不独是中国最

伟大的政治家，而且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是一位见解超群，学识卓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大政治

家。……管子是中国法治之祖，也是世界法治之祖。 梭伦由于他梭奠定的希腊民主宪政，也深受西方学者

的赞誉：说起来似乎很难使人相信，雅典在这种情况之下（各国在历史上也一再出现此一情形），能有一个

人，既不诉诸暴力，也不做慷慨激昂的演说，而能说服贫富双方达成折衷方案，不仅扭转社会的暴乱，也

为雅典独立发展的其余时期建立一个新颖而更宽宏的经济秩序。梭伦的和平革命实在是历史上一个令人兴

奋的奇迹。 而梭伦塑像上的铭文更能说明他在人们心里的地位：摧毁过无端骄傲的波斯侵略者的萨拉米斯

岛养育了梭伦，这位伟大的立法者。

结语

管子以“社会为本位”、“独尊君权”为核心建立起法律思想，在他首创的思想之基础上后来多位先贤

又作以阐发，终形成法家思想。这在后世中国两千余年的帝制时代有着深远的影响作用。而作为华夏民族

两千余年帝制时代法律源头之一的法家思想的某些内容在民族的潜意识中是根深蒂固的，甚至于顺着时间

的横轴沿入现在。我们没办法忽视它的存在，更不可漠视这一思想在人们行为中的潜在规则作用。梭伦以

希腊人特有的利己主义思想出发，主张保护个人权利，维护国人参政权，寻求公平与正义。他的法律不仅

在西方具有深刻的影响，而且在今天的社会中不乏借鉴意义。但当我们处于现在这一新世纪的界点回顾历

史，思问两位先贤的改革，做如此的假设：将管子之政换予当时之雅典，而将梭伦之法颁于春秋之齐国。

想必答案不问自知。在当今之世，各国面临难以回避的全球化风潮，而各民族的自身传统不可全然抛弃，

更不可不予重视。如何完善各国的自身之政，有能合于全球化之趋，是各民族各国家都必须审慎对待的问

题。

19世纪中叶，西学携着炮舰打开天国大门，曾经藐视西洋的华夏之民，仿佛一下子掉入万丈泥渊，不

知所措。紧接而来的是西学东渐，西法渐盛，对自己原有的一切给予全盘否定。在西法东来近一个多世纪

之后，华夏民族在经历了曲折的实践之后开始反思。虽然这反思来的较晚，但毕竟是有所深醒。纸上的法

能不能是实在的法？曾经抛弃的是不是一点不足取？吸收进来的是不是完全正确？对传统思想的评述已深

如瀚海，对外来思想的引荐更时广如繁星，此处无需再作赘述。对希腊文明尤其雅典之政的评述也有许多，

文章仅借引汤因比之述已期使读者深思。

我们已经看到，雅典如何因成功战胜了早期所面对的自然和人类的挑战，以及不断创造出超凡脱俗，

光辉灿烂的国内文化，从而赢得了暂时的荣耀----一个崇高的称号。他对希腊的贡献十分巨大，但它赖以

获得“全希腊的学校”这个头衔的理由，恐怕只是对它的子孙后代们是个提醒：他们的成就离完美还差得

很远。……这场致命的战争之所以爆发，是因为雅典已证明他对下一个挑战，即来自它已取得的国内成就

的挑战，已没有战而胜之的能力。

阿提卡的利己主义给雅典带来一连串的灾难，……并引起希腊文明的衰落。……它的根深蒂固的利己

主义，在公元前4世纪毁掉了希腊世界与威胁性的马其顿统治相对抗的机会。……退缩到自私孤立的状态，

从此消极地目睹着罗马一个接一个收拾它的强大竞争对手，压垮了雅典周围的邻国。而它的邻国却一直在

缺乏雅典的援助下力求通过一个联盟来改变这场灾祸。雅典就是以这种极端不合理之态度静观其变，直到

罗马的世界霸权在粉粹了一切主要竞争对手后变得坚不可摧为止。

概而言之，文章的目的在于使读者理解到正如历史法学派所言：法律是民族精神的体现。在当今面临

法律得多层次改革之时，是否应深思曾经所作的许多法律革新；是否应该对民族精神的内涵予以发掘，并

培养新的民族精神。而不是仅仅制定纸上的法，全然不顾现实之情况---十三亿人民中，各类人口所占比率

如何？各生活在什么样的区域？等等。

*胡晓东 男，法学研究生E-mail:huge70@netsoffice.com

管仲夷吾者，颖上人也。少时常与鲍叔牙游，鲍叔知其贤，管仲贫困，常欺鲍叔，鲍叔终善遇之，不以

为言。已而鲍叔事齐公子小白，管子事公子纠。---《史记.管晏列传》

《史记》

《史记.管晏列传》

《史记.管晏列传》

《亚里士多德选集·政治学卷》pa298

Attica之土壤甚为贫瘠，几乎所有地区的地下石均接近地表面，使生活所需的极简单之农作物亦甚困难，

令人极为沮丧。仅有冒险性之行业及需要耐心培植之橄榄与葡萄，始促成Attica之文明。……因为土地贫

瘠，接近海岸以及港口众多，遂诱使Attica人民从事贸易；因为人民坚定勇敢，富于发明创造遂使其赢得

爱琴海的市场。通过这个商业商国，雅典在伯利克利时期获的财富、权力并达到文化之巅峰。---《世界文

明史.希腊的生活》pa141--143

《世界文明史.希腊的生活》pa146

《国语.战国策》卷六 齐语 pa60

《管子.乘马》转载于《中国法律思想史》pa29

《管子.牧民》转载于《中国法律思想史》pa26

《管子.牧民》转载于《中国法律思想史》pa29

《国语.战国策》卷六 齐语 pa58

《国语.战国策》卷六 齐语 pa59

《管子.牧民》转载于《中国法律思想史》pa28

《礼记.曲礼上》转载于《中国法制史》pa28

《礼记.大传》转载于《中国法律思想史》pa13

《管子.枢言》转载于《中国法律思想史》pa28

《国语.战国策》卷六 齐语 pa57-58

《亚里士多德选集·政治学卷》pa296--298

《亚里士多德选集·政治学卷》pa298--302

《史记.管晏列传》

《先秦诸子法律思想》梅仲协 著 转载于《管子的法律思想》pa一四六

《世界文明史.希腊的生活》pa147

《改革精英》pa47

《历史研究》pa148

参考文献：

《国语·战国策》 左丘明/刘向 著 岳麓书社出版 1988年版

《管子的法律思想》 戴东雄 著 中央文物供应社

《中国法律思想史》 杨鹤皋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中国法制史》 张晋藩 主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世界文明史·希腊的生活》（中译本） 威尔·杜兰 著 译者：幼狮文化公司 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

《亚里士多德选集·政治学卷》颜一 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历史研究》 阿诺德·汤因比 著 刘北成 郭小凌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管仲相齐篇3

按《战国策・东周策》有关管仲和“女闾”的全文是：“齐桓公宫中七市，女闾七百，国人非之。管仲故为三归之家，以掩桓公，非自伤于民也?”这是有关管仲和“女闾”的出处，也是最早的原始记载，原文为“宫中七市”，中间并无“女”字，且“市”和“女闾”均为齐桓公所设，也并非齐桓公在管仲的建议下创建的，无论是功是过，都与管仲无涉。忠君的管仲为了减轻国人对齐王的非议，才修筑自己奢华的三归之家，“以掩桓公”，目的是为齐桓公分谤。《韩非子》有“管仲相齐日：‘臣贵矣，然臣贫。’桓公曰：‘使子有三归之家……。’管仲故筑三归之台以自伤于民。”

不论是不是为了替齐桓公“分谤”才“自伤于民”，三归台总归是管仲建筑的私人豪华府邸，而不存在妓院。山东东阿的三归台遗址至今犹存，古代史家对“三归”一词的释义多有分歧，但多数认为是指管仲受到齐桓公三次封邑，前后赐予三处采邑，即谷邑、狐邑及“书社五百”。然而不论是一处三归台，还是三处采邑，史料均无三归台或三归之家设有妓院之说。《战国策・东周策》的“国人非之”应该是指责齐王宫庭生活的奢靡，而不是非议齐王在宫中开设妓院。虽然尚未见到过当时对道德评价的历史记载，但是在一座王宫里开设七所妓院，容纳700名官妓，实在是不可思议的。若果真是为了为齐桓公在宫中设妓院遭到国人非议一事分谤，那么管仲就必须在三归台开设规模更大的妓院，否则就达不到“以掩桓公”的目的。然而三归之家并无一处设有妓院的史料，唯一将“三归之家”与“女闾七百”相联系的是清代俞樾。“所谓‘归’者，即以管仲言，谓管仲自朝而归，其家有三处也，则美女充下陈者亦必三处。故足为‘女闾七百’。‘分谤’而取三姓之说，亦或从此生也。”(俞樾《群经平议》)说的是管仲的三处家中也蓄有“女闾七百”，言美女之多足于为齐桓公“分谤”，而不是说管仲也在“三归之家”开设妓院。可见“市”和“女闾”实在与妓院毫无关系。

但是春秋时期奴隶社会的齐国，管仲相齐促成齐国盛世，国君和士大夫都兴奢靡淫滥之风，《韩非子・难二》有“昔者齐桓公宫中两市，妇闾二百，被发而御妇人。”自称“寡人好色”的齐桓公，曾“被发而御妇人”。可见，“女闾”应该是被征人王宫的闾巷民女，供齐王淫乐的宫廷，而不会是在官家妓院中充当官妓的女俘或有罪错的女子。齐桓公宫中有“女闾”，管仲三归台内也会有别的名称的，即使把她们称为宫妓或家妓，也都不是向公众开放的妓院中的官妓或私妓，不能与后世的商业性混为一谈。

如果“市”确系开在宫中的“妓院”，那么“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也只能供齐王一人“被发而御妇人”寻欢作乐，专用独享。“女闾”只不过是宫庭性女奴，是后来王宫中藏在后宫的三千佳丽的前身，而不可能是官家妓院的官妓，不是后世概念上的商业性。

另有一种说法，认为“女闾，即居住的馆所”，而并非指“市”中所住女子的名称。“按《周礼》――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则一间为二十五家。管仲设女闾七百，为一万七千五百家。”这种算法更是使宫中“妓院城”的规模之大变得骇人听闻。殊不知每家“妓院”会有几名?要说官办妓院规模不会太小，即使再往少处说，每家只有十名，宫中就会有十七万五千名之多!不用说当时齐桓王的整个王宫里不可能有这么多人，即使齐国的国都也不会有那么多人口。搜遍历朝历代的史籍，哪有在王宫里(即使是宫门口或宫门外)开设妓院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齐国疆土之大，方圆二千余里，齐桓公也好，管仲也好，哪里不能去开设妓院，非要把那么多妓院开在王宫里?再说，奴隶社会等级森严，谁敢到那种地方去嫖妓?失去人身自由的罪徒(奴隶)白不必说，庶民(自由民)也不会有这个自由，即便是供王亲国戚、大小官吏和商贾玩乐，也用不着如此大的规模。王亲国戚数量很小；古代衙门既少，每个衙门的官吏更少；商贾也不会很多，齐国国都中具有这种地位的成年男子能有多少?何须规模如此大的众多妓“市”，还集中在一个王宫里。其实，古代官闱禁地，戒备森严，除非奉诏，宫外之人谁敢闯入。因此没有史料可资证明齐王宫中的“市”是对公众开放的妓院，或者“女闾”就是官妓。

再说，齐王宫中开设妓院蓄养的是官妓，而管仲在三归台内设妓院，就只能蓄养私妓。官妓的收入可以充实齐国的国库，私妓的收入就只能中饱管仲的私囊。历史上并没有管仲贪腐敛财竟至于此的记载。更重要的是《管子》一书有“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的述说。如果王宫中的“市”是向公众开放的妓院，“女间”就是官妓，那么“齐桓公宫中七市，女闾七百，国人非之。”就说明当时的社会舆论已经对有了是非判断，管仲岂能仿效齐王宫廷在三归台内设妓院?三归相府虽然奢华，但并无妓院，又怎么能“以掩桓公”。管仲修筑能够“以掩桓公”的三归台尽管奢华，但资源均系封赐和俸禄，要说礼义廉耻也属名正言顺，相府内又没有妓院，无所谓“自伤于民”，何惧“国人非之”，更何况还有“分谤”的忠君之说。国人舆论总是不满统治者生活奢靡的，但奴隶制国家的丞相不可能是苦行僧。管仲是春秋时代杰出的政治家，中国人历来有完人的思维方式，认为杰出的政治家就必然是完人，其实管仲是奴隶社会的高层统治者，生活奢靡，家中妻妾成群，甚至还有，都在当时的情理之中，不足为非。

管仲相齐篇4

齐国国君带领大军伐鲁，军中有一个心事重重的管仲。齐军势如潮水，淹向鲁军，鲁军也不是吃素的，飞箭如蝗虫一样扑向齐军，但齐兵人人奋勇，个个争先，就这么打起来了。

可是齐军中有一个人却并不“奋勇”“争先”，他把盾牌往身后一顺，遮住了屁股，一蹿一蹿地就没影了，这就是管仲。所幸这次战斗齐军大胜，齐侯便不计较，不但不惩罚他，连奖金都没少了他的。不料以后两次战斗，管仲都是如法炮制，别人把盾牌举在胸前往前冲，他用盾牌护住屁股往后跑，齐侯忍无可忍，便把他开除军籍。管仲没皇粮吃了，只得去做小买卖，跟好朋友鲍叔牙合伙，卖著名的周村烧饼，说好俩人每月结一次账，利润均分，但账是管仲管着的。既管账，就有可能做手脚，每到月底，管仲便报一堆花账给老鲍，自己昧下大把银子，分给老鲍仨瓜俩枣了事。

贪墨了合伙人许多钱，有了资本，管仲要投身政治了。当时齐侯有两个公子争位，其中公子纠略强些，管仲便抱住这条较粗的腿，准备将来有饭吃。不料公子小白更有心计，三下五除二，把公子纠逮捕，用碾盘砸碎，公子纠的部下全都为保卫公子纠战死，管仲却坦然当了俘虏，还向公子小白写了自白书，声明与公子纠脱离关系，愿意投靠公子小白。

公子小白当了齐侯，就是后来的齐桓公，桓公上任的第一件大事是任命一个丞相，征询鲍叔牙的意见。老鲍在齐国是大名士，他一句话，相当于九只鼎的分量，桓公对他言听计从，以为他会向国家推荐一位十分优秀的丞相，谁知他一开口却是管仲，把桓公惊得头发竖了起来，帽子掉在了地上。桓公自己把帽子拾回戴在头上，不顾鲍叔牙德高望重，便开骂：“不想推荐就拉倒，以为我齐国无人么？”鲍叔牙不着急：“管仲是天下奇才。”桓公又骂：“奇才！我告诉你他是怎么个奇才。随军出征，三次用盾牌挡了屁股逃跑！”鲍叔牙笑道：“大王您知道吗，管仲老娘只有他这一根独苗，他一战死，谁供养老娘？忠孝不能两全，既然有那么多人为齐国尽忠，少他一个，齐军也不算什么损失。”桓公说：“算他孝。可跟你合伙做买卖，做假账，贪污你的银子，这天下人都知道，这算什么？”鲍叔牙又笑：“这我也知道，只是从来不说破。我有很多钱，做买卖不过是玩，管仲穷呀。”桓公说：“算他不贪。但这么多年，他干啥啥不成，吃啥……他也没啥可吃的，一副穷酸相！”鲍叔牙说：“君子有遇有不遇，管仲一直没有机会，他是一把锥子，装到口袋里就能脱颖而出，但得有口袋装他才行，大王就给他一只口袋罢，让他‘脱颖’一回。”桓公仍愤愤不平：“公子纠的人全都战死，他管仲不为主子牺牲不算，还写自白书，没气节！”鲍叔牙说：“如果他也战死，您不就损失了一个最伟大的丞相么？”鲍叔牙振振有辞，桓公倒理屈词穷，只得听老鲍的，任管仲为齐国丞相。

管仲一当上丞相，就像换了个人似的，从前的萎靡、胆怯、小心眼儿，刹那间一扫而光，出现在桓公面前的，是一位精明干练、心计极密、城府极深的超级大腕。蔡国惹恼了齐桓公，桓公想灭蔡，管仲说：“不，伐楚。”桓公大喜，楚是齐的最大敌人，灭了楚，就可以统一天下，于是决计兴兵伐楚，管仲又说：“不，伐蔡。”桓公又怒了：“你三三两两的，有个准主意没有啊？”管仲说：“我的主意是既不伐楚，也不伐蔡，咱们发兵问罪，代表周天子，同样是伐，但代表天子伐他，不是咱齐国伐他，那感觉就不一样了。”桓公大喜：“对，楚王这小子罪大恶极，昭王南征，居然被他给扔在江中淹死了。欺君犯上，伐！”管仲又说：“不，害周天子这事不能提。”桓公总是被管仲否决，这一会儿工夫脸就红了四回，只好不做声，听管仲演讲。管仲说：“楚王杀周天子，这罪太大，一逼他，狗急就跳墙，咱从小到大，慢慢地收拾他。”于是大军出发，举着周天子的大旗，南征伐楚，命令蔡侯也发国内全部兵力随军出征，蔡侯不肯，管仲暗暗得意：“傻瓜，中计了。”

齐军到了楚国边界，楚王发表抗议照会：“齐国在北海，我楚国在南海，你齐国的母牛母马要搞对象，满天下乱跑找公牛公马，也跑不到我楚国来，你齐国人难道还不如牛马吗？怎么一个猛子就扎到我南海来了？”管仲却不理会楚国辱骂：“《禹贡》上明明写着：‘厥土下上上错厥贡苞茅橘柚’你楚国就该向天子进贡这些东西。橘子柚子不进贡也就算了，那东西保鲜期太短，但你不进贡苞茅，导致天子祭祀都没有过滤酒糟的筛子，你罪过还小吗？”楚王一听释然了：“是这样啊，我知罪了，你回去吧，贡品随后就到。”齐国不战而屈楚国，回来顺路还把蔡国给灭了。管仲做事都是这样举重若轻，牵羊的时候顺头牛，终于把天下诸侯聚拢在一堆，由齐桓公当了二十多年的霸主。管仲这只锥子，被桓公装进口袋，冒出锐利的尖，把诸侯扎得鲜血淋漓，鬼哭狼嚎。

不听管仲言，吃亏在眼前

管仲建立这么大的功业，全由鲍叔牙的举荐，他知恩。这天鲍叔牙病了，觑天远，觑地近，眼见是没几天活头的人了，管仲便绝食，预备跟鲍叔牙一起死。宁戚劝他“节哀”，何况鲍叔牙还没死，连“节哀”也还得再过一会儿。管仲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士为知己者死，马为知己者良，鲍叔要是死了，天下再没有理解我的人啦，我还能活吗？所以我得死。”所幸鲍叔牙后来改成觑地远，觑天近，活转来了，于是管仲继续做丞相，齐桓公继续“垂拱”当诸侯霸主。

丞相管仲病了，病得很重，眼见得没指望救活，桓公来看望，照例说一套宽慰的话：“仲父气色很好啊，我想，不出十天，您老就可以上班了。”管仲说：“嗯。”不是他不礼貌，实在是他已经没有多少力气说话，何况，这类客套话不回答也罢。果然，桓公说到正题：“仲父万一有个好歹，我是说万一，我该把国家交给谁管呢？”听这话，管仲有了精神，眼睛也睁大了许多：“您认为谁合适？”桓公说：“不用说您也知道，我想让鲍叔牙当丞相，接仲父的班。”

管仲听得“鲍叔牙”三字，急得要从床上往地下滚：“不行，绝对不行！”管仲的反应大出桓公意料，忙摁住管仲，问道：“他咋不行呢，你们是最好的朋友啊，你的朋友还能差？”管仲这阵折腾，进气儿越发少，出气儿越发多，张着大嘴像一条出水的老鲇鱼，喘了半天，气稍微匀了些，便开导桓公道：“鲍叔人格崇高，人品正派，廉洁奉公，一生从来没有过私字一闪念，中华几百年，齐国几千年才出一个。但是，完美的人肯定有另一个缺点，就是自负。他们习惯把人不当人，不如他的人没资格和他顶着同一天空。政治从来不纯粹，鲍叔这么纯粹的人，万万不能主政，他自己痛苦，别人也受不了。”桓公觉得管仲说得很有道理。比如桓公自己罢，就是一个阴谋权术家，一生中没说过几句实话，思想品德考核一定不合格。管仲就更别提，他又贪污又腐败，说贪污，他的财产比齐国国库还富裕些，巨额财产来历不明；他的老婆不计其数，还经常出去吃花酒，跑到外国赌，赛马赛狗斗蟋蟀。但齐国却在他和桓公的治理下繁荣富强，“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连周天子都得看齐国的眼色行事。如果鲍叔当政，一定要搞“均贫富”。

那么，谁合适呢？桓公问。管仲胸有成竹：“隰朋吧。他长得丑，学问做得既浅又偏，人也十分笨，还有，他对那些有各种缺点的人不是厌恶，而是同情，有宽容心。丞相是大官，大官就要抓大事，什么学问、智慧，鸡零狗碎的，对小人物有用，对丞相就没用。大木匠不开刨床，大厨师不下厨房，大勇士不摸刀枪。”一席气喘吁吁的话说得桓公心情畅朗，犹如拨开迷雾见青天。但隰朋这个人桓公知道，实在太笨，笨得都有点蠢了，他不想任用隰朋，便提出自己的人选：“任用丞相，他是不是忠于我才是最后的标准，我看易牙这人还不错，他最爱我，我说从没尝过人肉，他就把儿子红烧了给我吃。”管仲说：“连自己的独生子都舍得杀害，对亲人残忍，对国君未必就不残忍。”“竖刁呢，他为了爱我，把自己阉了进宫来伺候我。”“他连自己的身体都不爱惜，还会爱惜国君吗？”“常之巫呢，这人神叨叨的像个大仙儿，但他会预测人的生死，医术极高明，是特异功能大师呢。”管仲一向鄙薄算命卜卦装神弄鬼的家伙，尤其讨厌常之巫：“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能活多大年纪，测它干啥？预测得不准，那叫白费劲，预测得准，搞得生命一点神秘感也没有。他算出某人某年某月某日死，这人死前的一年、两年、三年还怎么过？供养特异功能大师，朝廷非垮了不可。到处妖魔鬼怪，咱齐国成什么了？主上，你一定要近贤臣，远妖孽。”管仲说了这许多话，力气全部耗尽，眼睛闭得紧紧的，千呼万唤，再也醒不转了。

桓公牢记着管仲的最后嘱托，不让鲍叔牙当丞相，还把易牙、竖刁、常之巫放逐到成山角，让他们看海市去。但他也没全听管仲的话，没让隰朋当丞相，毕竟隰朋又笨又蠢，像个智障者，他自己这般英明，搭配个弱智丞相，不好看。

不过，问题接踵而至：没有易牙烹调，他每顿饭吃得没滋味，没有竖刁管后宫，小丫头们就闹翻了天，没有常之巫作保健医生，有个头疼脑热的，连个感冒冲剂都没有人配制给他喝。但他坚持，忍着，忍了三年，终于忍无可忍，一个调令，把三个人全部召回首都临淄。见到三位贴身“保姆”，齐桓公幸福得话都不会说了：“这几年，你们跑哪儿去了？”桓公重又过上了好日子。

好日子过了一年。这天桓公发病，重感冒，头昏沉沉地不想吃饭，常之巫来诊治兼发功，灌他一碗姜汤红糖水，捂上三床棉被，又发“外气”，说是能改变桓公的肺细胞，细胞扩大，就不再咳嗽。桓公被折磨了半天，居然不咳嗽了，便命令传膳，他想吃一碗开胃燕窝粥，之后再上正餐。但从中午等到太阳下山，也没等来燕窝粥，一夜瘪着肚子，挨到日出东方万鸟鸣，还是没人来。桓公实在忍不得，要自己开门，亲自下厨房熬粥去，但门在外面关得死死的，桓公觉得不妙，又喊又叫，四面墙壁只有自己的回声。三天后，一个宫女翻墙而入，扶起饿昏的桓公，桓公说：“我饿啊，给我一只烧饼吧。”宫女说：“没有，带不进来。”“有一杯水也行啊。”“也没有。”桓公说：“唉，为啥？”宫女说：“常之巫给你看过病，说大王在七天以后死，易牙、竖刁、常之巫三个人已经夺了你的权，在朝廷上发号施令。”桓公回想起管仲临终时的叮嘱，不由得泫然出涕：“死了不要紧，可我没脸去见仲父啊。”

桓公被关了七天后果然饿死了，空房子里啥也没有，桓公死前用一块杨木板盖在自己身上，权当装殓。宫中人们忙着抢夺胜利果实，早把桓公忘了。时当盛夏，一条条的蛆虫从桓公的囚室鱼贯而出，爬满王宫，大家才忽然想起：“唉呀，老侯爷还没埋呢。”

管仲相齐篇5

关键词：鲍叔牙；经济利益；政治地位；知人善用

一、鲍叔牙在经济利益面前所表现出的仁者风范

在苏教版高中语文课本《史记》选读的课文《史记・管仲列传》第二段中管仲曾这样说道：“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这段话是说管仲曾经和鲍叔牙一起经商，分财利时自己常常多拿一些，但鲍叔牙并不认为他贪财，知道他是由于生活贫困的缘故。同时他曾为鲍叔牙办事，结果使鲍叔牙更加穷困，但鲍叔牙并不认为他愚笨，知道这是由于时机有利和不利。从管仲的这一段话中，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鲍叔牙在利益面前所表现出的仁者风范，不为财动。

另外，从鲍叔牙分金的材料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他那胸怀他人的仁者风范。《泗洲志》中，记载着这样一段史料：鲍叔牙和管仲合伙经商时，最后在分红时，鲍叔牙从怀中取出金银，分作四份列于台上，对管仲慨然说道：“此乃吾二人本利，第一份烦你带呈令堂，作为养老之费；第二份付君，作为今后经营之资；下余两份吾二人各取其一，作为生活之需，患难之交，情同骨肉，勿复见拒”。管仲见鲍叔牙情词恳切，知不可却，只好收下，再三叮咛，洒泪而别。

管鲍分金的故事一传十，十传百，很快流传开来。人们仰鲍叔牙之义，纷纷前来分金处定居，不久此地便形成一个偌大村庄，于是就用鲍叔牙的名字做了村庄，叫“鲍集”。把分金的高台命名为“分金台”，台上的那棵古槐，是管仲站在树下眺望鲍叔牙的地方，因此叫“管仲槐”。现在此地已发展成一个集镇，就是现在的“江苏省淮安市吁眙县鲍集镇”。

二、鲍叔牙在政治地位面前所表现出的仁者风范

在苏教版高中语文课本《史记》选读的课文《史记-管仲列传》开头第一段中，这样写道：管仲夷吾者，颍上人也。少时常与鲍叔牙游，鲍叔知其贤。管仲贫困，常欺鲍叔，鲍叔终善遇之，不以为言。已而鲍叔事齐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纠。及小白立为桓公，公子纠死，管仲囚焉。鲍叔遂进管仲。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鲍叔既进管仲，以身下之，子孙世禄于齐，有封邑者十馀世，常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这段话说的就是齐襄公时，叔牙辅佐公子小白。后因襄公为政无道，叔牙知齐国将乱，即随公子小白逃奔莒国；管仲则随公子纠逃奔到鲁国。襄公被杀，公子纠和公子小白争夺君位，小白得胜即位，即齐桓公。桓公任命叔牙为相，叔牙辞谢，保举管仲。他说：“您要治理齐国，我与高可胜任；若想称霸诸侯，非管仲不可。”他劝小白别计一箭之仇，请回管仲，委以重任。齐桓公采纳了他的建议。后来齐国经管仲的改革，日渐富强，称霸诸侯。管仲相齐时，叔牙甘居其下，一起治理国政。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鲍叔牙面对“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相国职位时，他为了国家，而宁愿放弃这权高位重的相国地位，推荐有匡世之才的管仲，这让我们更加深刻的体会到他那为国为民的仁者风范。

三、鲍叔牙在知人善用方面所表现出的仁者风范

在苏教版高中语文课本《史记》选读的课文《史记・管仲列传》第三段中，管仲曾言：“……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这段话说的就是，管仲曾经三次做官又三次被国君斥退，鲍叔牙不仅没有拿他当无能之人看待，还说这是管仲没遇上好时运。同时，当管仲曾经三次打仗三次退却时，鲍叔牙也没有认为他是胆小鬼，而是说这是因为管仲家中还有老母要奉养。另外，在公子纠争王位失败之后，管仲的同事召忽为此自杀，而管仲被关在深牢中忍辱苟活，鲍叔牙没有认为他，却认为管仲是为了“不会为失小节而羞，却为功名不曾显耀于天下而耻”。从这一段话，我们看到了鲍叔牙知人善用方面的仁者风范。

在面对鲍叔牙为自己所做的一切，管仲感动地说道：生我的是父母，了解我的是鲍叔啊!鲍叔牙遂以能知人善用为世人所称道。故后世言人之相知，誉称“管鲍”。管仲和鲍叔牙相知最深，后人称之为管鲍之交，常比喻交情深厚的朋友。

参考文献：

1.丁帆、杨九俊主编，苏教版高中语文课本《史记》选读，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8月

2.任志鸿主编，苏教版高中语文课本《史记》选读文言文解析，新疆儿童出版社，2009，年9月

管仲相齐篇6

具体典故出自《国语》中的《齐语》

周庄王十一年，齐襄公亡。两个儿子：纠和小白都想先一步回都以继承父位。当时，管仲辅佐公子纠，鲍叔牙辅佐公子小白。管仲为让纠先到，用计接近小白，一箭射中小白心窝。之后，管仲看见小白吐血，急忙逃走。其实管仲这一箭只射中小白的带钩，小白怕管仲再射，咬破舌尖，这才躲过一劫。

后来小白即位，就是齐桓公，而管仲被鲁国掳去。齐桓公不计前嫌，听从了鲍叔牙的建议，设法救出了管仲，并择良辰吉日亲自来到郊外迎接，这在春秋时代，是前所未有的，一时间齐国百姓纷纷为之动容。回到宫里，齐桓公与管仲促膝长谈，“连语三天三夜，字字投机，全不知倦”。又依管仲所言，重用五人，并拜管仲为相，尊其号曰仲父，恩礼在高国之上。管仲名夷吾，字仲，齐桓公为了表示对他的尊重。下命“不问贵贱，不许犯夷吾之名，皆称仲”，以字为敬也。齐桓公曰：国有大政，先告仲父，次及寡人。有所施行，一凭仲父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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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相齐篇7

听说春秋时期，您和管仲先生两人是好同学好朋友。您很富有，管仲先生很穷。你们两人曾经合伙做过生意，分利的时候，管仲先生总要多拿一些。别人都为您鸣不平，您却说：“管仲不是贪财，而是他家里穷呀。”管仲先生几次帮您办事都没办好，而且他三次做官都被撤职，别人都说管仲先生没有才干。这时，您又出来替管仲先生说话：“这不是管仲没有才干，只是他没有碰上施展才能的机会而已。”更有甚者，管仲先生曾三次被拉去当兵参加战争，而且三次逃跑。人们笑他贪生怕死。您再次替他辩护：“管仲先生不是贪生怕死之辈，他家里有老母亲需要奉养。”

后来，你们各为其主，在外人看来你们走到了对立面。您当了齐国公子小白的谋士，管仲先生却为齐国的公子纠效力。两位公子在回国继承王位的争夺战中，管仲先生曾驱车拦截小白，引弓射箭，正中小白的腰带，小白弯腰装死，骗过管仲先生，日夜驱车抢先赶回国内，继承了王位，成为齐桓公。公子纠失败被杀，管仲先生也成了阶下囚。齐桓公登位后，要拜您为相，并欲杀管仲先生报一箭之仇。您坚决辞掉相国之位，并指出管仲先生之才远胜于己，劝说齐桓公不计前嫌，用管仲先生为相国。齐桓公于是重用管仲先生。果然，如您所言，管仲先生的才华得以施展，并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您的故事可谓是古代“富二代”对屌丝关爱的典范。我的经历与您相似。我与我的富二代同学合伙做过生意，但分利的时候，他说他是大股东应该多拿。学校篮球比赛的时候，人高马大的他老是畏战，上场时间不多但是还要做我们的“精神领袖”，而我这个关键人物只能做得分机器。当我们分班后，各自成为了所在班级的尖子生。但是为了在学习上超越我，成为本校学生的领军人物，他经常在我的身边鼓吹“学习无用论”“有钱能使鬼推磨”。在宿舍的时候，他还经常在我学习和休息的时候影响我……我和他是好同学好朋友，但如果他在背后射我一箭，我很难想象这份友谊还能延续。鲍叔牙先生，您是这方面的专家，能否告诉我下一步怎么办？

后学：某某

某年某月某日

管仲相齐篇8

春秋时期齐国国君齐襄公被杀，其弟公子纠和公子小白听到齐襄公被杀的消息，便都急着要回齐国争夺君位。公子小白在回齐国的路上，被公子纠的师傅管仲射中一箭，倒在车里。管仲以为小白已死，便不慌不忙护送公子纠回国，岂料小白是诈死，抄小道抢先回到了国都临淄，小白便当上了齐国国君，即齐桓公。齐桓公即位后，即下令要杀公子纠，并把管仲送回齐国办罪。小白的师傅鲍叔牙立即向齐桓公推荐管仲，齐桓公气愤地说：管仲拿箭射我，要我的命，我还能用他吗?鲍叔牙说：那会他是公子纠的师傅，他用箭射您，正是他对公子纠的忠心。论本领，他比我强得多，主公如果要干一番大事业，管仲可是个用得着的人。听了鲍叔牙的话，齐桓公不但不治管仲的罪，还立刻任命他为相，让他管理国政。管仲帮着齐桓公整顿内政，开发富源，大开铁矿，多制农具，后来齐国就越来越富强，辅助齐桓公终于成为春秋五霸之一的霸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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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相齐篇9

管仲(公元前723年到公元前645年)，姬姓，管氏，名夷吾，字仲，谥敬，春秋时期法家代表人物 ，颖上人，周穆王的后代。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被誉为"法家先驱"，"圣人之师"，"华夏文明的保护者"，"华夏第一相"。齐僖公三十三年，管仲开始辅助公子纠。齐桓公元年，管仲任齐相。管仲在任内大兴改革，即管仲改革，富国强兵。齐桓公四十一年，管仲病逝。管仲是较早的法家代表，韩非子是法家的集大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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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相齐篇10

比喻有才之人沦落而做低贱之事。

出处

汉·刘安《淮南子·道安训》。

故事

公元前680年，齐国的国君齐桓公派相国管仲带着一队人马去接陈国和曹国的军队，准备联合起来讨伐宋国。管仲到了一座山，看见一个放牛的人，骑着牛，用手敲叩着牛背，唱着山歌。管仲一听，这个放牛人唱的歌竟是骂齐桓公的，就把他叫了过来。管仲问他叫什么名字，为什么骂齐桓公。那人回答说：“我叫宁戚，是卫国人。听说齐国的相国管仲是个了不起的人，我很想在他那里干一番事业。可是苦于没有人引见，因此只好为人放牛。”宁戚又讲了自己骂齐桓公的道理。

管仲对宁戚说：“我就是管仲，我给你写一封信，你拿着去见齐桓公，他的大队人马就在后面，他一定会重用你的。”

管仲走后，宁戚在那儿等了三天，果然齐桓公带着大队人马到了。宁戚若无其事地手摇着草帽，轻轻叩敲着牛背，又唱起了讽刺齐桓公的歌来：

沧浪水，白洋洋，大鲤鱼，尺半长；恨尧舜，碰不上，肚中饥，身上凉；路难行，暗摸索，哪天呀，天才亮？

齐桓公知道了，立即把宁戚抓来审问：“你是什么人？胆敢讽刺朝廷？”

宁戚不慌不忙地说：“我叫宁戚，是个看牛的，唱唱歌又犯什么法呢？”

齐桓公说：“上有天王治理天下，下有我会合诸侯，大伙团结，百姓安定，你怎么胆敢说‘恨尧舜，碰不上’；还说‘哪天呀，天才亮’？难道说我们治理天下是黑暗统治吗？”

宁戚理直气壮地说：“我问你，你会合诸侯在北杏开会的时候，为什么宋国的君臣要半夜偷着跑了？你在柯地会盟的时候，为什么鲁国的大将曹沫要杀你？尧舜时代会有这种事吗？你年年发动战争，打了东边又打西边，闹得老百姓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叫安定团结吗？这样的统治能算是光明的吗？”

齐桓公听后大怒，立即叫人绑了宁戚，要杀他的头。可宁戚哈哈大笑了起来：“桀王杀了关龙逄，纣王杀了比干，今天你又杀了我，我成了第三条好汉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