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列传十篇

管仲列传篇1

《管仲列传》位于苏教版高中语文教材《史记》选读（选修）“读其书想见其为人”专题中。此专题从正面回答了“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孟子·万章》）的读书法，也从侧面体现了太史公推崇和赞美的理想人格。以《管仲列传》为“管”可以窥探司马迁的思想主流是主张积极入世的儒家思想，其间对宽容荐贤的仰慕；对为国建功的倾慕、敬仰与渴望；对超世之才的敬佩也让后人心有戚戚。

古文教学首先要重视“读”：一是以“三读”为突破，以“音读”为出发点，以“意读”为中介点，以“美读”为落脚点；二是以“情境创设”为突破，以“知人论世”为出发点，以“情境还原”为中介点，以“有疑正心”为落脚点；三是以“问题解决”为突破，以“基础知识”为起点，以“艺术特色”为中介点，以“情感体认”为落脚点。其次要重视“对话”。在课堂对话中，交流侧重以文本为素材，以师生、生生互动为形式，以完成教学目标为目的。为了确保交流的功用，一要注意提问方式；二要注意合作形式，三要注意评价的程度。三要教学活动要清晰、连贯：一是主题明确且有层递性；二是顺序合理且有过渡性；三是前后呼应且有整体性。

基于上述思考，笔者将课堂呈现如下：

一、导入新课

清代的李晚芳在其《读史管见》云：“太史遭刑，不能自赎，交游莫救，故作此传，寄意独深，使当时有知管仲之鲍子知之，或可劝君解免。多鲍叔之知人，情见乎辞矣。故落笔时，有不胜望古遥集之悲，反复抑扬，又有笔欲住而意不住之妙。”（ppt呈现并展示以下两个思考题）

1.缘何成就“春秋第一相”？

2.“不住之意”究竟为何？

二、熟读精思——走近“春秋第一相”

1.初读全文，整体感知文章内容。（读其音、知其意）

第一部分（第1-2段）：介绍管仲与鲍叔牙的交往和深挚友情。前一段有三层意思，一层交代管仲的字和籍贯；二层简介管仲与鲍叔牙的交往，以及鲍叔牙对管仲的深知；三层叙述二人的从政情况，评述鲍叔牙举荐管仲对齐国、对天下所产生的影响。末尾一句，是对管仲相齐政绩的赞美，也是对鲍叔牙无私举荐人才的品格的赞美。后一段记述了管仲对鲍叔牙的感激和赞扬。管仲深情回顾了与鲍叔牙长期交往的情形，以“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的话高度评价鲍叔牙对自己的友情。

第二部分（第3-4段）：叙述管仲任政相齐的显著政绩。前一段侧重写管仲在内政方面的才能，先写其政绩：“通货积财，富国强兵”，再写其执政理念：“与俗同好恶”，“顺民心”。后一段侧重写管仲在处理君臣关系、处理国际关系方面的才能，先概述其才能：“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然后以管仲因势利导匡正桓公的三次失误为例，略加评述，指出他灵活有节的施政才能是齐国称霸诸侯的重要原因。正因为管仲的这些才能和措施，才使得齐国君民同欲，上下相亲，诸侯亲服，完成了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霸业。

第三部分（第5段）：司马迁的赞词。作者直接评述管仲一生的成就，肯定其“上下相亲”的治国方略。

2.自主发言，总结归纳疑难词句。(略)

3.品读第2段，深入理解管鲍之交。（读其情采神韵）

（1）品读思路：从内容（写了那些内容）、感情（表达什么感情）、语言（语言表达有何特点）

①从内容上看，是管仲对自己与鲍叔牙多年深交的回顾，从经商、谋事、出仕、作战、事君五个方面写鲍叔牙对自己的深知和理解，突出强调了鲍叔牙的大度和“知已”。

②从感情上看，“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管仲十分动情，饱含着对鲍叔牙的感激，洋溢着对真挚友情的礼赞。知己之人、知遇之情的难能可贵。

③从语言上看，连用五个句式相近的句子，组成一组排比，列叙自己在不同领域与鲍叔牙交往的事实，真切而又有层次感地展现了二人的友谊和感情，热情地赞美了自己的知心朋友，五个“知”字的重复出现，更加凸显鲍叔真为管仲之知音。

④从写作上看，司马迁用较多文字引述管仲的表白，一是对上段“鲍叔知其贤”“鲍叔终善遇之”内容的具体印证，二是借以交代，管仲早期的坎坷生涯为其后来任政相齐时的“顺民心”、善于从实际情况出发处理问题打下了坚实的人生阅历基础。

（2）小组交流：从文章中概括管仲从政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

①主观因素：第3段（内政）：有“上下相亲”“顺民心”的施政指导思想；第4段（外交）：有“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的施政才能。

②客观因素：第1-2段（知己之情）：“知己”主题——管鲍之交；“一箭之仇”——知遇之恩；君臣之间——风云际会。

三、有疑正心——“不住之意”究竟为何

1.读其书：《论语》的记载中，九次提到管仲，其中虽有批评，但总的说来，孔子对管仲的评价是很高的。孔子论管仲:“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至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意思是说，假如没有管仲，我们都会披散头发，左开衣襟，成为蛮人统治下的老百姓了。

2.①“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②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沈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③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

四、课堂小结

司马迁对管仲政绩的记载多属纲要的略叙，结果的陈述，而全文叙事的重心在管仲的生平轶事。司马迁主观拣择管仲与鲍叔的交游情谊借以以彰显“知己”之主题。文章除了管鲍之交也涵盖了齐桓公与管仲的君臣遇合。结合司马迁的生平可见，《管仲列传》的知己主题反映出其类似遭遇与情感共鸣。司马迁对宽容荐贤的仰慕；对为国建功的倾慕、敬仰与渴望；对超世之才的敬佩以及歌颂人生知己、相知相悉的友情；抒发人生无知己、生不逢时、怀才不遇的感伤之情也让后人心有戚戚。

【作者简介】

管仲列传篇2

2013年3月20日，由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海仲委）上海分会主办的上海海事仲裁二次创业论坛暨海仲委上海分会设立10周年活动在上海举行。上海市浦东新区航运办主管领导出席活动并致辞，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会长、海仲委副主任董松根作重要讲话。

海仲委上海分会成立于2003年，由海仲委直接管理。10年来，海仲委上海分会共受理海事海商争议案件330余件，争议标的额达42.6亿元人民币。海仲委上海分会牢固树立服务意识，把当事人的利益放在首位，努力为当事人提供快捷高效的海事专业仲裁服务；不断加大宣传拓展力度，与海仲委先后设立的渔业争议解决中心、江苏海事调解中心、安徽海事调解中心良性互动，并就近与上海海事法院开展“诉讼与调解相结合”的诉调对接服务机制，在海事多元争议解决方面努力创新；坚持做好基础工作，在系列格式合同的制定方面做出有益尝试，标准航运合同系列（上海格式）初见雏形；成功申办素有世界海事仲裁奥林匹克之称的第国际海事仲裁员大会；积极参与海仲委的对外合作和交流，与波罗的海国际航运理事会、香港海员工会等机构建立长效联络与合作机制，宣传上海海事仲裁的优势，得到有关部门认可，使海事仲裁成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支持海事仲裁发展已明确列入《上海市加快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十二五”规划》中。

海仲委副主任董松根在会上指出：海仲委上海分会的发展是海仲委整体发展的一部分，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距离2020年上海基本建成具有全球航运资源配置能力的国际航运中心的目标还有较大差距。目前，上海海事仲裁的发展状况还不能完全适应国家航运发展战略目标的需求，与世界其他海事仲裁中心相比还存在不小差距，上海海事仲裁面临再创业的新形势。作为上海航运软环境建设重要组成部分的海事仲裁也需要加强自身机制建设，积极推动国家海事海商法律体系的完善和司法环境的改善，为上海海事仲裁发展持续注入活力。

会上，来自航运企业、高校、政府主管部门、律师协会的代表以及仲裁员代表表达了对上海海事仲裁发展的关注，并为上海海事仲裁未来的发展思路建言献策。

《集装箱化》和《水运管理》作为行业媒体应邀参加此次活动。

管仲列传篇3

1、管仲和鲍叔牙做生意，管仲出小钱而分大头。打仗的时候管仲第一件事就是逃跑。每当别人质疑管仲的行为时，鲍叔牙总是第一时间站出来为他说话。

2、鲍叔牙推荐管仲做了宰相，在管仲退休时，他却没有向皇上推荐鲍叔牙，称其不是做宰相的料，鲍叔牙知道后非但没有怪管仲，他说佩服管仲的识人之能。

3、自己的确不是做宰相的料。管仲听说后就叹道：“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牙也。”管鲍之交这个成语，起源于管仲和鲍叔牙之间深厚友谊的故事。

4、见于《列子·力命》，二者之间深厚的友情，已成为中国代代流传的佳话。在中国，人们常常用“管鲍之交”，来形容自己与好朋友之间彼此信任的关系。

（来源：文章屋网 ）

管仲列传篇4

[关键字]史记；汉书；儒

一、绪论

两汉之际，不仅史学在不断发展，思想界也经历了由汉初黄老勃兴，百家解禁到武帝独尊儒术，随后儒家思想逐渐占统治地位的变化，《史》、《汉》分别作为西汉和东汉史家的代表之作，自然也体现了社会主流思想意识对史家乃至两汉史学发展的影响，二者之间也存在着可比较的前提，即拥有重合的叙述时代和载录史料，又存在《汉书》对《史记》史料的增删取舍。正如前辈学人所说，本文不会对于二者做价值上的优劣判断，旨在从这些异同之处窥探两汉间史学的发展变化，并为儒家思想对其产生的影响提供依据。

二、材料的改动和其背后的儒学观念影响

如前文所述，《汉书》与《史记》存在很多年代和材料重合的地方，而班固作为东汉史家，又以自己的价值观和史学取向对这些材料进行了一定的改动，或增补或删节或移动，虽然下文所依据史料主要出自《儒林》、《酷吏》、《循吏》、《货殖》四传，列举的也大多是文本中的一些细小之处，但对其加以总结比对，却能折射出两汉史学家价值取向的改变，并能明显看出儒家思想对史学发展的影响。

班固作《汉书》，增补了许多《史记》不曾收录的史料，同时也为一些人物单独列传，《史记》中董仲舒原本仅收入《儒林列传》中，未单独成传，并将其作为普通的公羊学家，仅记载有其言灾异被主父堰揭发、险些被武帝处死和公孙弘在武帝面前谗使其被外放为胶西王相两件事。《汉书》中为其单独列传，还增补了一些史料，如董仲舒任江都王相时的言论，即其病免家居后，朝廷每有大事，皇会派使者到他家中征求意见。并收入了董仲舒的三篇《应贤良对策》。同时又在《汉书·食货志》中收录了董仲舒为民请命的上疏，行文间称董仲舒“谠言访对，为世纯儒”(1)、“为群儒首”(2)。董仲舒是西汉的大儒，其进言的“天人三策”被武帝采纳并最终成为施政的重要指导思想，班固在《汉书》中明显强调了其儒学家的地位，同时增补了阐述其新儒学思想的重要文章和一些塑造其正面形象的史料。同样在《史记》中收入《儒林列传》的西汉儒学家倪宽也被《汉书》改入列传。

《史记·酷吏列传》中汉武帝部分记载了十个酷吏，即宁成、周阳由、赵禹、张汤、义纵、王温舒、尹齐、杨仆、减宣、杜周。《汉书·酷吏传》删掉其中的张汤和杜周，单独成传。赵翼在其《廿二史札记》中认为原因是“《汉书》以其子孙多为名公卿，乃以汤另入列传。”(3)对张汤的办案处事，《史记》有这样的记载：“汤决大狱，欲傅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亭疑法。”(4)可见张汤虽为狱吏，用法主张严峻，但常以附以春秋之义，同时也赏识推荐儒学人才，班固著《汉书》遂将其单独列出。而“其治大放张汤而善候伺”(5)的杜周也同样被改入列传。

如果说以上都是马班二人在一个定义下（如何谓酷吏）做出不同标准判断的话，在《循吏传》中《史》《汉》二者更是出现了定义的相左，《史记·循吏列传》中，司马迁将“循吏”解释为“不代功矜能，百姓无称，亦无过行”(6)的“本法循理之吏”(7)，而《汉书·循吏传》班固对这一概念的定义则为“至于文、景，遂移风易俗。是时，循吏如河南守吴公、蜀守文翁之属，皆谨身帅先，居以廉平，不至于严，而民从化。”(8)即为倡导仁义教化民众的官吏。这样的概念替换可谓对“循吏”这一形象的再塑造，将其传主从无功亦无过的循律官吏变为了儒家政治理想中以仁义教化为己任的官吏。

《汉书·货殖传》“多仍史记之旧”(9)，但去掉了《史记·货殖列传》中的太公望和管仲和仲尼弟子子贡(10)，而这三人中，一位是辅佐西周两代君主的贤臣，一位被孔子称赞过“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11)的名相，而子贡则是孔子的重要弟子(12)。并且《汉书·货殖传》》在传的结尾所发议论也与《史记》不同，《史记》表扬了传中所载的这些“布衣匹夫之人”(13)认为其是“贤人所以致富者”(14)，“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15)《汉书》中班固以为其“四民食力，罔有兼业，大不淫侈，细不匮乏，盖均无贫，遵王之法。靡法靡度，民肆其诈，逼上并下，荒殖其货。侯服玉食，败俗伤化”(16)，持贬斥的立场。经商在儒家社会观念中属于末业，将《汉书》对《货殖传》中这些经商致富的商人的评价和把太公望、管仲和子贡三人删去的行为两相对比，作者所持的史学价值取向也就不言自明了。

管仲列传篇5

唐代唐太宗李世民在贞观八年七月三日观看唐以前的姓源著作《万姓录》时，发现仲氏渊源最悠久，曾说：“朕观诸谱，仲氏最古，上至轩辕，下逮子路。”

上古时候，黄帝是著名的氏族部落首领，他的部落崇拜龙图腾。轩辕黄帝有一个曾孙，名叫帝喾（号高辛氏。黄帝、玄嚣、娇极、高辛为四代），有八才子（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叔豹、仲熊、季狸），史书上称为“八元”，都是很贤能的人。这八兄弟中，仲堪和仲熊的后代都以仲为姓氏。仲姓后人尊仲堪为仲姓的得姓始祖。

经历夏代、商代至西周末、春秋初时，有名咨的，在鲁国为卞邑大夫，并以卞（山东泗水）为家。以后咨生奂，奂生式，式生度，度生肇，肇生拱北，拱北生凫，凫生由（子路）。

公元前542年（春秋末）九月初七日，仲由（字子路，又字季路）生于鲁国卞（今山东泗水县）。为孔子七十二弟子中早期最著名的弟子，是孔子十大得意门生之一。子路“百里负米”被世人列为中国“二十四孝”之一。子路性格爽直，为人勇武，信守承诺，忠于职守，以擅长“政事”著称。孔子曾说：“自吾得由，恶言不入于耳。”公元前480年（卫庄公元年）三月初三日，因卫国发生废立之乱，为保故主，子路立即赶往卫国参战。战斗中，因结缨英勇就义。孔子听到噩耗，大哭于中庭，大呼：天要绝我也。可以看出他们师生之谊是多么深厚，一年后孔子去世。子路的“忠、孝、义”之举可见一斑。仲由（子路）被尊为仲氏始祖。

那么，我们的祖先是怎么从山东到江苏南通的呢？

因种种战乱，子路第四十九代宗子仲基（字益庵）与友衍圣公孔端友护康王南渡，建立了南宋，遂由山东的泗水迁至江苏吴江（今苏州）任官。后因明建文时期，燕王兵乱，子路第五十六代仲子宣避居泰州富安场东海滨（属如皋，后属海安、东台）。此时东台、海安、如皋、南通均属泰州（扬州府“海陵郡”）。

子路七十代仲延寿，字福先（1861.12.19―1925.12.20）于1900年由如皋西场（今为海安县西场镇）举家迁至南通州（今为江苏省南通市）。起先在西吊桥（今为和平桥）附近的“老福兴”本信局当邮差。

仲延寿为人忠厚老实，勤快肯干。本信局附近有一家人家，儿子在上海做生意，每月寄生活费回来。由于仲延寿知道他们家比较拮据，因此不管汇款何时到达，哪怕是夜间，他总是立即给人家送去。由此，该户人家非常感激。在上海的儿子回南通，总要塞些钱或礼物给仲延寿表示感谢。

十多年后，1911年，以500元投资创办了南通荣昌祥油炭店（后更名为南通荣昌祥五洋店），位于南大街仓巷口南侧（1950年歇业）。

1922年，购置位于掌印巷2号的宅基地，创立了仲氏“垂裕堂”。

1923年，购置东郊三里墩38亩。其中部分作为坟地使用。

1924年，在东大街创办了永昌祥油炭店（1928年歇业）。准备全家迁至苏州发展，后因故未果。

1925年仲延寿逝世，由其子（子路第七十一代）四人共掌家业。长子兆祥（字瑞庵）于1929年逝世；二子兆琦（字云楠）为内管第二代主事；三子兆熊（佐周）为进货、看货第二代主事；四子仲兆麟（字星奎）为荣大祥、荣昌祥第二代主事。

1928年，在东吊桥（友谊桥）西北方向（俗称：东市场）盖起26间瓦房。

房产（共为：103.5间）：荣大祥店面（32间）；荣大祥后面住家（33.5间）；荣昌祥（11间）；东市场房屋（26间）。

地产：三里墩38亩。东北营准备建住宅用房空地一块。

日本侵华前后，全国掀起抵制日货的浪潮。荣大祥充分发挥南通是土布重要产地的优势，仲星奎决定主打销售土布，被国人称为“雪耻布”。由此，生意发展起来，甚至远销至东北诸地。

1938年前后，荣大祥的生意越做越大。此刻，日伪封锁长江，任何物资无法运达南通，布匹是重要物资之一，店里生意每况愈下。情急之中，仲星奎为了打通运输环节，只有经人介绍，派仲浩然在上海拜黄金荣为老头子。从而，生意又红火了起来，以至，南通的布店都是从荣大祥进货。于是，荣大祥设立了批发部。生意做到了华北、华南、闽台和东南亚地区。

1941年，作为总管的四子仲星奎逝世，二子仲云楠和三子仲佐周为监事。荣大祥绸布庄和荣昌祥五洋店由四个老兄弟的儿子们（子路第七十二代）分别掌管。大房仲跻琏（逸民）为荣大祥账房；二房仲跻元（字浩然）为荣大祥进货、看货第三代主事；三房仲跻德（字润身）为荣大祥第三代主事；四房仲跻荣（字嘉谟）为荣昌祥第三代主事；五房仲跻华（字文辉）为荣昌祥账房；六房仲跻璜（字元明）为荣大祥账房。七、八房（仲跻松、仲跻茂）尚幼未掌管事务。

掌印巷2号大院是仲氏家族的住所，垂裕堂就设立在此，列有列祖列宗的画轴和牌位，每年都要按规矩进行祭拜。

南通的仲氏家族发展起来了，但不忘如皋（现海安）老家的族人。除了回老家探望外，凡是老家来人，都热情接待，管吃管喝管住，临走时还让带些礼物，有困难的族人还给予资助。至今，老家海安戚家庄的仲氏族人还惦记着这份亲情。

荣大祥发达了，不忘左邻右舍，每年都要放斋和米券。不仅如此，荣大祥还对家附近的孤寡老人给予关顾。有一位老太太孤零一人，死后无人料理后事，仲星奎知道后决定由荣大祥全额负责。事后，有一位孤寡聋人老爹（修鞋匠）知道此事后，执意要搬到掌印巷住，以求死后有安。一直到六十年代，他还与仲家有来往。

管仲列传篇6

弓仲韬1886年生于安平县台城村一个书香门第之家，1916年考入北京法政大学，初步接触到一些新思想；1919年参加，同年大学毕业，在沙滩一所小学任教，与结识，并在的启发教育下，开始学习研究马列主义；1923年4月，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我党早期的党员之一。

弓仲韬入党后，接受中共北京区委和同志的指示，秘密回到河北省安平县，开展革命工作，他回到台城村后，卖掉自家的20多亩地，在村中办起了“平民夜校”，挑灯编写通俗易懂的“平民千字文”。他以此为掩护，宣传马列主义，秘密开展革命活动，并在此基础上，又引导农民组建农民协会，从中发现、培养党的积极分子。不久，即把思想进步、向往革命的青年弓凤洲、弓成山发展为中共党员。

1923年8月的一个夜晚，台城村大街口乘凉聊天的人们早已散去，可弓仲韬在平民夜校里的几个人却迟迟没有离去，他要为自己经过精心培养的两个年轻人弓凤洲、弓成山秘密举行入党仪式。

弓仲韬将桌子上的围灯捻得亮了些，拿起粉笔，在夜校的黑板上工工整整地画出了镰刀和斧头相交的图案。

“党旗”，弓凤洲和弓成山一眼就看得出来，并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他们很熟悉这个图案，因为弓仲韬曾经给他们介绍过联共（布）党旗的镰刀斧头图案，弓仲韬赶紧上前捂住了他们的嘴，二人便会意的点点头。

弓仲韬将镰刀斧头的图案画好，低声说道：“我们开始吧！”

三对紧握的拳头一同聚集到了镰刀斧头的图案下。弓仲韬凭着自己对党的忠诚，和坚定的信念，拟了几句誓词，以老党员和介绍人的身份，每引领一句，弓凤洲与弓成山便跟述一句。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消灭资产阶级，打倒军阀列强，重建劳动阶级国家。”

“不怕牺牲，严守秘密，努力革命，永不叛党！”

这些声音虽然算不上高亢（迫于环境），但是从喉咙中喷发出来的是那样地深沉，那样地坚定。

接下来，三人在灯周围坐下，由弓仲韬主持召开了台城村共产党员会议。他尽量压低声音说道：“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负责人同志和北京区委的指示，结合我们村革命斗争的实际情况，有必要建立党支部，壮大党在农村的力量，以便更好地组织起广大农民兄弟，向军阀和列强开战，咱们讨论一下，请你们先发言。”

“俺们听党的，党怎么说咱怎么办！”弓凤洲先表了态。

接着，弓成山也表达了相同的意见。

“既然如此，我们再讨论一下党支部的组成吧！”弓仲韬接着说，“关于名称，因直隶省和安平县尚无共产党的组织机构，我们要跨省直接接受中共北京区委领导，所以就称台城特别党支部吧！”

经过三个人讨论，一致同意推选弓仲韬为特别党支部书记，负责宣传党的政策、组织民众开展对敌斗争的领导工作，弓凤洲为组织委员，弓成山为宣传委员，配合弓仲韬工作。

之后，他们就如何进一步扩大党在民众中的影响，壮大党员队伍，组织群众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会议一直开到了东方露出鱼肚白，三个人才依依不舍地散去。

随后不久，北京区委批准了中共安平台城特别支部，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第一个基层组织（支部），就在台城――冀中平原安平县的一个普通村庄诞生了。

从此我们党早期农村革命斗争的火种就在冀中冀南这片土地上蔓延开来，迅速形成了燎原之势，在我们党的发展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全国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的建立，在中国革命史和中国建党史上有着重要地位，是安平人民宝贵的红色资源和精神财富。

管仲列传篇7

关键词：司马迁；经济思想；渊源；政治革新家；态度与评价

司马迁笔下的政治革新家，大多属于法家或有法家倾向的人物。司马迁对这些人物的态度，诚如徐朔方先生在《史汉论稿》中所指出的：“《史记》在肯定商鞅、韩非、李斯、贾谊、晁错等政治革新家进步作用的同时，又不恰当地暴露和夸张他们的个人缺陷，如指摘商鞅‘天资刻薄’，‘少恩’；责备韩非‘惨少恩’；非难李斯‘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严威酷刑’；批评晁错‘峭直刻深’，‘擅权，多所变更’；甚至对商鞅、晁错的被害，也发出幸灾乐祸的讥刺。”[1]虽然徐朔方先生用了“非难”等对司马迁表示不满的词语；但是，他所指出的却大致是一个事实。遗憾的是徐先生没有对此做进一步的解释和分析，致使读者有语焉不详的感觉。笔者不揣谫陋，企图对此稍做补苴，以就教于徐先生并海内学者。

笔者认为，司马迁对政治革新家的态度与评价，应该说部分导源于他的经济思想。司马迁的经济思想是他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样也是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而这个“一家之言”，就其思想脉络来说，也是很难用当时已有的哪一个现成的学派来加以规范的。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主要表现在《货殖列传》与《平准书》中，尤其是《货殖列传》。他在《货殖列传》的开篇伊始就说：

《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换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

这段话是用发展的眼光来驳斥老子那种倒退的社会政治理想的。正是从这种发展的眼光出发，他接着又说：

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己。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

司马迁承认人们的欲望，承认人们对欲望和财富追求的无止境性；而且认为，如果有谁想遏止这种追求，那必将是徒劳无功的。不仅如此，司马迁还认为，人们对欲望和财富的追求是天经地义的，带有极大的合理性。他在《货殖列传》里又说：

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这里所说的“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符合客观规律与自然法则的意思。

司马迁更为深刻的认识是，他认为人们对欲望和财富的追求带有普遍性的特征，在这里是不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不分“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还是“编户之民”的。他说：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

他还对此进行了具体的论列，说：

贤人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归于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畜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故壮士在军，攻城先登，陷阵却敌，斩将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难者，为重赏使也。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骛者，其实皆为财用耳。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楔鸣琴，榆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闲公子。饰冠剑，连车骑，亦为富贵容也。弋射渔猎，犯晨夜，冒霜雪，驰阬谷，不避猛兽之害，为得味也。博戏驰逐，斗鸡走狗，作色相矜，必争胜者，重失负也。医方诸食技术之人，焦神极能。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诛者，没于赂遗也。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此有知尽能索耳，终不余力而让财矣。

司马迁的这种观点，不能不说是一种辩证发展的历史观，是他“见盛观衰，原始察终”的史学思想在经济问题上的具体体现。循此下来，就产生了司马迁经济思想中的最辉煌的部分，这就是他的“素封论”。

司马迁的“素封论”，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今有无秩禄之奉，爵邑之人，而乐与之比者，命曰‘素封’”，司马迁“素封论”的基础是他的这样一种认识：“礼生于有而废于无”，“人富而仁义附焉”。他认为：“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这就是说，由于财富，编户之民可以成为素封的侯王；而侯王失势，也会出现“客无所之”的局面。因此，他才说：“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虚言也。”有些论者认为，他在《游侠列传》里借鄙人之口所说的“何知仁义，已飨其利者为有德”，以及引用《庄子·箧篇》所说的“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都是愤激之语。这固然不无道理；但更重要的，却是司马迁道出了财富对仁义的决定作用这样一个历史事实。正因为他能认识并道出这样一个历史事实，所以他才能比封建时代的任何一个史学家都更加接近真理的边缘。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司马迁才主张社会经济生活的自然发展，而反对过多的行政干预；才对国家的经济政策形成了“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的看法。(以上引文未注明出处者，均系引自《货殖列传》)。

在表述司马迁的经济思想方面，《平准书》可以说是对《货殖列传》的一个补充，这个补充主要表现在经济政策方面。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平准书》就是记载在经济政策上实行“因之”以至“与之争”的过程及其结果的一部专史。《太史公自序》称，“作《平准书》以观事变”，大致就是这个意思。

关于“因之”政策的实施，《货殖列传》说：

汉兴，海內为一，开关梁，驰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

《平准书》说：

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佘年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全。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

这便是实行“因之”政策的结果。“因之”政策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富足安定与繁荣昌盛。当然，一味地“因之”也并非不存在问题。《平准书》接着又说：

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併；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物盛而衰，固其变也。

出现了这种情况，就需要“利导之”和“教诲之”了。贾谊的论“积贮”；晁错的论“贵粟”；公孙弘“以汉相布被，食不重味，为天下先”；天子“乃损膳，解乘舆驷，出御府禁藏”以供养匈奴之归顺者；且尊显卜式以讽百姓输财助边，等等，都属于“利导之”和“教诲之”的内容。然而，丞相为天下先却“无益于俗”，天子出禁藏终不免“县官大空”，尊显卜式也无助于“百姓终莫分财佐县官”。于是，当“外攘夷狄，内兴功业”之际，就只好“整齐之”并“与之争”了。

就“整齐之”而言，其最大的措施莫过于告缗令的颁布了。于是，“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朝廷“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倾，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而县官有盐钱缗钱之故，用益饶矣”。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盐铁官营已经是“与之争”范围的事了。实际上，“整齐之”和“与之争”只有一步之遥，而在武帝时期的具体实施上，则几乎是同步进行的：

于是以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桑弘羊以计算用事、侍申。……故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

继之而来的措施是：

桑弘羊为治粟都尉，领大农，尽代(孔)仅管天下盐铁。弘羊以诸官各自市，相与争，物故腾跃，而天下赋输或不偿其僦费，乃请置大农部丞数十人，分部主郡国，各往往县置均输、盐、铁官，令远方各以其物贵时商贾所转贩者为赋，而相灌输。置平准于京师，都受天下委输。召工官治车诸器，皆仰给大农。大农之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即卖之，贱则买之。这些措施实行的结果，“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则反本”，也即归农；“而万物不得腾踊”，也即物价得到了稳定；同时还取得了“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的预期目的。然而，这里所蕴含的司马迁的真实看法却是：商贾归农带来的是经济萧条；天下用饶也是与民争利的结果；国家富足了，人民却贫穷了，“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因此，司马迁借卜式之口所说的“县官当食租衣税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实际上也代表了司马迁自己的心声。这甚至不亚于“时日曷丧，吾与汝偕亡”那样对夏桀的诅咒。有的论者认为，司马迁宁肯给酷吏立传而不给桑弘羊立传，此事殊不可解。笔者则认为。这种看法的提出，是由对司马迁的思想感情缺乏了解的缘故。大致在司马迁看来，桑弘羊等人“言利事析秋毫”，当亦非廉洁之士；酷吏虽酷，其间却不乏清正之人。两相比较，兴利之臣实不如酷吏多矣。这就是司马迁不为桑弘羊立传而只在《平准书》中见其行事的原因。况且，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争，司马迁也有他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此事耗资巨大，国力为之枯竭，然而由于“不参彼己”，因而“建功不深”(《史记·匈奴列传·太史公曰》)(以上引文未注明出处者，均系引自《平准书》)。

以上所述，仅仅是司马迁经济思想的一些主要内容，而不是他经济思想的全部。司马迁的这些经济思想，介乎儒、道、法三家之间，与三家俱有渊源，而又有所不同。下面试分别加以论列。

先说儒家。儒家的经济思想以孔、孟、荀为代表。孔子经济思想的核心是“罕言利”(《论语·子罕第九》)。然而他也有“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的话。同时他还说过“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论语·泰伯第八》)。这说明，孔子对利只是“罕言”，而并非不言。

孟子经济思想的核心是“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上》)。他甚至认为“田野不辟，货财不聚，非国之害也。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孟子·离娄上》)。与此相表里，他的另一看法是：“今之事君者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向道，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孟子·告子下》)于是，孟子就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孟子·梁惠王上》)与此相类似，他的另一个结论则是：“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孟子·告子下》)摒绝富利而只谈仁义，是孟子经济思想的主要特征。虽然孟子的其它言论也有与此相抵牾的地方，而且事实上他自己并不全然如此；然而他把“义”、“利”关系绝对化的做法，却无形中为后世“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说教大开了方便之门。孟子的经济思想，就其基本的方面而言，可以说正是司马迁经济思想的反面参照系。

在儒家的经济思想中，真正与司马迁比较接近的是荀子。司马迁的“欲望论”可能即有所承于荀子。《荀子·礼论篇》就提出了“人生而有欲”的观念。《荀子·王霸篇》说：“夫人之情，目欲綦色，耳欲綦声，口欲綦味，鼻欲綦臭，心欲綦佚，此五綦者，人情之所必不可免者也。”《荀子·性恶篇》又说：“若夫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荀子不仅认为“人生而有欲”，而且认为这种欲望是“穷年累世而不知足”的。《荀子·荣辱篇》说：“人之情，食欲有刍豢，衣欲有文绣，行欲有舆马，又欲夫余财蓄积之富也，然而穷年累世而不知足者，是人之情也。”荀子对欲望的这种看法，是与司马迁颇为相近的。

在义、利观上，司马迁没有什么明确的论述，只说过“本富为止，末富次之，奸富为下”的话。(所谓“本富”，就是指由农牧业而致富；所谓“末富”，就是指由工商业致富；所谓“奸富”，就是指由“危身取给”而致富。所谓“危身取给”，就是指“劫人作奸”、“掘冢铸币”、“舞文弄法”、“刻章伪书”等。)而荀子在义、利观上则较之孔、孟更加倾向利的方面，《荀子·大略篇》说：

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虽桀纣亦不能去民之好义，然而能使其好义不胜其欲利也。

从经济思想的总体上看，荀子的这种义、利观是应该能够被司马迁所认同的。不过，司马迁对经济问题的论述，总是或多或少地有一种客观的全民意识，而荀子则时时刻刻地不忘站在统治者的角度，这就是两个人的大不同处。

道家的经济思想以老子为代表。老子的经济思想主要是他的“无为论”。“无为论”既是他社会政治思想的最高原则，也是他经济思想的最高原则。老子认为“妄作，凶”(《老子·第十六章》)，要以无为“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老子·第六十四章》)，从而达到“无为而无不为”(《老子·第四十八章》)的目的。司马迁关于经济政策的思想，其根源可能即本之于此。

法家的经济思想以管仲和韩非为代表，管仲经济思想的核心是他的“自利论”，他运用“自利论”来解释人的社会经济活动。《管子·禁藏篇》说：

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续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源之下。无所不入焉。故善者势利之在，而民自荚安。不推而往，不引而来，不烦不扰，而民自富。如鸟之覆卵，无形无声，而唯见其成。管仲的这种“自利论”，与司马迁的所说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是一脉相承的。由这种“自利论”，管仲引出了“得人之道，莫如利之”(《管子·五辅篇》)；“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管子·治国篇》)；“富上而足下，此圣王之至事也”(《管子·小向篇》)等治国方略，同时也引出了“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等伦理思想。管仲的这些经济思想，可以说最与司马迁相通，甚而至于可以说，它或者就是司马迁经济思想的主要来源。但是，唯有在经济政策的认识上，管仲与司马迁却极不相同。司马迁主张放任的“因之”政策，管仲却主张全面的行政干预；管仲的“轻重”理论，就是一种全面干预的理论。

韩非的经济思想核心是他的“自为心论”。虽然韩非与管仲同称法家，但二人的经济思想却差别很大。《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说三》载其论曰：

人为婴儿也，父母养之简，子长而怨。子盛壮成人，其供养薄，父母怒而诮之。子、父，至亲也，而或谯或怨者，皆挟相为而不周于为已也。夫卖庸而播耕者，主人费家而美食。调布而求易钱者，非爱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熟耘也。”庸客致力而疾耕耘者。尽巧而正畦陌者，非爱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钱布且易云也。”此其养功力，有父子之泽矣，而心周于用者，皆挟自为心也。韩非的这种“自为心论”，把他的老师荀卿的“性恶论”发展到了极端，变成了一种冷酷的利己主义哲学。韩非把这种“自为心论”运用到一切经济的与非经济的社会生活领域中去，就形成了他在政治上的人民为国家、国家为一人(国君)的极端专制主义思想，以及在经济上的只求富国不求富民的思想。韩非的这种经济思想，是与司马迁的经济思想截然对立的。尽管司马迁认为人们对富利的追求有不可阻挡之势，却并不鼓吹韩非的那种冷酷的利己主义哲学。司马迁所阐发的“欲望论”乃至“富利论”，都带有既包括统治者也包括被统治者的全民性质，这即使与包括管仲和荀卿在内的所有先秦诸子相比。也具有极大的特殊性。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韩非的经济思想又恰恰成了司马迁经济思想的另一个反面参照系。

在对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及其渊源作了上述梳理之后，我们便可以来谈谈他对政治革新家的态度与评价了。

中国历史上曾经经历过三次重要的政治革新：一次是商鞅变法，一次是王安石变法，一次则是近代的康梁变法。这三次变法，只有商鞅变发生在司马迁生活的年代之前，因此我们便以商鞅变法为例，来探讨一下司马迁的态度与评价。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鞅去卫适秦。能明其术，强霸孝公，后世遵其法。作《商君列传》第八。”从司马迁自述《商君列传》的作意上看，关键是“强霸孝公”这四个字。商鞅适秦，先后曾两次变法，所围绕的，也都是这四个字。而且与之相陪衬，在《商君列传》的开篇，司马迁还特地记述了其以帝王之术进说孝公的情节。蒋礼鸿先生认为：“以帝王进说，此传者矫妄之辞，太史公采人《列传》，失审谛矣。[3]但是笔者认为，司马迁如此写法，还是有他自己的用意。因为就商鞅方面而言，其事未必不可有，且正是其“挟持浮说”而“非其质”的地方；就孝公方面而言，则正是商鞅用坚其志以行霸道的方法，或可谓欲擒之，故纵之。

《史记·商君列传》正面叙及变法的是这样两段话。

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于是以鞅为人良造。将兵围魏安邑，降之。居三年，作为筑冀阙宫庭于咸阳，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为禁。而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平斗桶权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复犯约，劓之。居五年秦人富强，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毕贺。

从这两段话不难看出，尽管变法的措施有多种，而要在“农”、“战”二字之上，《商君书·农战篇》说：“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商鞅变法的这种农战政策的直接目的，就是要依靠农业提供战争的兵力资源和物力资源，以便于运用战争手段统一中国，从而使国家得到最大的安定。使国君得到最高的尊崇。这里面，自然包括历来最被人们所称道的“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以及“为田开阡陌封疆”等措施。如果把商鞅和管仲做一下比较，就可以明显地看出二人的不同。管仲也讲农战，但他主要是讲寓兵于农，是要以军事实力作为后盾来实现他的政治谋略，目的是为了“帅诸侯而朝天子”(《国语·齐语》)，因此他并非用战争来解决一切问题。商鞅则不然，他几乎把秦国变成了一座大兵营，无论贵族还是平民。无论经济政策还是其他政策，都围绕着战争服务。由此，笔者不得不对长时间以来盛行于史学界的一种看法提出质疑，这种看法就是：商鞅变法是为所谓新兴地主阶级服务的，他与一切阻碍和反对变法力量的斗争，都属于新兴地主阶级与旧奴隶主贵族之间的阶级斗争。这种看法显然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如果说商鞅变法使一部分生产力得到了解放，那也是为了战争，而战争的最终目的则是要建立一个统一的旨在使国君一人独尊的极端专制的国家(这一点，韩非、李斯等法家人物与商鞅具有共同性)。另外，我们似乎也不能说，启用商鞅的秦孝公代表的是新兴地主阶级，而车裂商鞅的秦惠王代表的却是旧奴隶主贵族。倘若如此，“后世遵其法”又当作何解释?“后世遵其法”不独是司马迁一个人的看法。《韩非子·定法篇》说：“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即位，秦法未败也。”贾谊《过秦论》也说：“孝公既殁，惠王、武王蒙故业，因遗策，南兼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史记·秦始皇本纪·太史公曰》)假如“后世遵其法”是事实，那么车裂商鞅就应不属于阶级斗争的范围，而应当另外做出解释。

这里顺便谈一下商鞅之死的问题。

关于商鞅之死，《史记·商君列传》是这样记载的：

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发吏捕商君。商君亡，至关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为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商君喟然叹曰：“嗟乎，为法之敞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叩而破魏师，弗受。商君欲之他国。魏人曰：“商君．秦之贼，秦强而贼入魏，弗归，不可。”遂纳秦。商君既复入秦，走商邑，与其徒属发邑兵北出击郑。秦发兵攻商君，杀之于郑黾池。秦惠王车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灭商君之家。

《商君列传》的这段记载，情节有点像小说家言，很有传奇色彩；然而却未必不是实情。类似的记载还见之于《吕氏春秋·无义篇》：

泰孝公薨，惠王立，以此(指欺故友魏将公子卬事一一笔者按)疑公孙鞅之行，欲加罪焉。公孙鞅以其私属与母归魏，裹疵不受，曰：“以君之反公子叩也，吾无道知君”。同时，《淮南子·泰族篇》也说：“商鞅为秦立相坐之法，而百姓怨矣。”《史记·商君列传》则说：“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而《战国策·秦策一》说得更甚：“商君归还，惠王车裂之，而秦人不怜。”按照上古人的语言习惯，所谓“秦人”，有全体秦国人的意思，这里是应该包括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两部分人在内的。甚至与商鞅同道的所谓法家之集大成者韩非，也不得不在《韩非子·和氏篇》中实事求是地说：

商君教秦孝公以连什伍，设告坐之过，燔诗书而明法令，塞私门之请，而遂公家之劳，禁游宦之民，而显耕战之士。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国以富强，(十)八年而薨。商君车裂于秦。……秦行商君法而富强。……而车裂商君者何也?大臣苦法而细民恶治也。由此人们不难联想到，《史记·商君列传》用很大篇幅记载赵良见商鞅时的谈话，并非出于无因，它其实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代表了司马迁本人的看法。赵良谈话的最后部分说：

《书》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将欲延年益寿乎?则何不归十五都，灌园子鄙，劝秦王显岩穴之士，养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将贪商、於之富，宠泰国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宾客而不立朝，泰国之所以收君者，岂其微哉?亡可翘足而待。赵良之所以能将商鞅的下场说得如此真切，恐怕还是鉴于当时的世道人心；而当时的世道人心之所向，则与商鞅的个人品格和推行变法的方式密切相关。因此我们并不能说，赵良的谈话只代表旧奴隶主贵族的利益，而不代表秦国普通百姓的利益。事实上，赵良的谈话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篇末论赞中所说的“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还是有充分根据的。

现在，我们再回到有关经济思想的问题上来．

商鞅变化的要点既然是“农”、“战”二字，那么“重粟”就必然成为他经济思想的核心内容。《商君书·去强篇》说：“民不逃粟，野无荒草，则国富；国富者强。”还说：“按兵而农，粟爵粟任，则国富。”但是《商君书·说民篇》却又说：“王者国不蓄力，家不

积粟。国不蓄力，不用也。家不积粟，上藏也。”对照这两段话不难看出，商鞅一方面主张重农贵粟，主张可以用粟来买爵捐官；另一方面却又主张“家不积粟”，这明显地是一种“国富民贫”的思想(这种思想在韩非那里也可以找到)。而且不仅如此，商鞅还主张通过“刑”、“赏”来控制人们的贫富。《商君书·去强篇》说：“贫者使以刑则富，富者使以赏则贫。治国能令贫者富，富者贫，则国多力；多力者王。”实际上，这里说的“贫者使以刑则富”是假；因为对于贫者来说，能够维持生计就算不错，他们很难达到用粟来买爵捐官的程度。而“富者使以赏则贫”却是真的；因为国家可以通过强迫的手段来使他们买爵捐官，从而让他们“家不积粟”。商鞅的这些思想和主张，与司马迁的“欲望论”和“富利论”是完全背道而驰的。由思想的差异而导致了感情的对立，这就是司马迁在实录商鞅等一些政治革新家变法功绩的同时，又往往有些贬抑之辞的原因。

这里需要说明一点，就是应该如何理解《史记·商君列传》所说商鞅变法“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賊，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的问题。笔者认为，由于商鞅变法所造就的秦国，实质上是一个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军国主义国家，因此他之取得这样的成效也就无足为怪了。不过，所谓“家给人足”，也只是相对而言，它是通过“刑”、“赏”等强制手段来达到的。

这里还需要补充说明一点：同被称为法家人物，为什么管仲在司马迁的心目中却是另一番形象?

关于管仲的经济思想，前面已经有所论列，这里不再重复。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里着重谈一下司马迁对管仲在齐国为政情况的看法。《史记·管晏列传》说：“管仲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故其称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顺民心。’故论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这段话要言不烦，对管仲做了全面的肯定性评价。这说明，管仲任政相齐所有作为，都能得到司马迁的赞赏和认同。另外，司马迁将管仲与晏婴合传，作为七十列传的第二篇，也决不是偶然的行为。这诚如《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言：“晏子俭矣，夷吾则奢；齐桓以霸，景公以治。”尽管管仲与晏婴的个人风格很不相同，但他们作为齐相，却都得到了司马迁极高的尊崇。司马迁在传末的论赞中说：“语曰：‘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岂管仲之谓乎?”又说：“方晏子伏庄公尸哭之，成礼然后去，岂所谓‘见义不为无勇’者邪?至其谏说，犯君之颜，此所谓‘进思尽忠，退思补过’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司马迁对管、晏二人的褒美之情已经溢于言表了。值得注意的是，同为法家人物，为什么司马迁对管仲的态度与对商鞅、韩非乃至李斯、晁错的态度竟有着如此大的区别?这里的关键还是在于他们之间经济思想的差异。从管仲的经济思想到管仲的政治措施，都带有一种民本主义的倾向，他的富国强兵是以这种民本主义为基础的，因此他所走的，是一条近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共同富裕的道路。虽然司马迁与管仲在经济政策的见解上差别极大，但是从总体上看，二人的认同之处还是很多的。而商鞅、韩非乃至李斯、晁错则不然，他们时刻不忘站在最高统治者的立场上看问题，其一切的经济思想和政治措施，都是为了最高统治者一人服务的。他们间或也曾想到过编户之民，但其最终目的，仍然是为了最高统治者一人。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们的思想和做法，才很难得到司马迁的赞赏和认同。

纵观中国古代的政治革新，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为了富国强兵；其中在财政方面的目标，也几乎都是“民不益赋而国用足”。这一点，无论是商鞅变法，桑弘羊理财，还是刘晏理财，王安石变法，都一个样。然而，既然“民不益赋”，那么“国用”何从而“足”?这自然就要靠“与民争利”。因为国家要增加财源，舍去给民加赋，就只剩下“与民争利”了，几乎没有第三条道路好走。而从“与民争利”的角度来说，基本上是不分阶级、阶层，也不分贫富的。过去那种认为某朝代某人变法代表的是某阶级利益的说法，大致是靠不住的。即如通常所说的商鞅变法代表的是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王安石变法代表的是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也是如此。至如康梁变法，因为它涉及建立限制皇权的君主立宪制度，因而带有某种资产阶级性质，则就应当另作别论了。这里面，管仲的因民心而利导之、富上而足下的治国方略，在法家人物中，就带有极大的特殊性。他作为二千五百年前的一位政治革新者所取得的成就，即使从整个封建社会来说，恐怕也是独一无二的。

以上笔者论述了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及其渊源，并联系比较了以法家商鞅为代表的政治革新家的经济思想及其革新措施与司马迁经济思想的差距，从而探讨了司马迁在对政治革新家的态度与评价中褒里有贬的原因；同时提出了管仲这个例外的情况。在论述的过程中，笔者还对过去史学界不恰当地运用阶级分析法分析变法事件的做法提出了疑议。在所有这些论述当中，可能会存在不少偏颇和疏漏的地方，笔者企望徐先生并海内学者予以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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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诸子集成[M]．北京：中华书局，1954。

[3] 蒋礼鸿．商君书锥指．叙[M]．北京：中华书局1986、1.

[4] 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5] 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

Brief Study on Sima Qian' s Economic Thought and Its Origin

管仲列传篇8

管仲日：“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鲍叔既进管仲，以身下之。子孙世禄于齐。有封邑者十余世，常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

管仲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敌其称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雏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故论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子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

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责轻重，慎权衡。桓公实怒少姬，南袭蔡，管仲因而伐楚，责包茅不入贡于周室：桓公实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今修召公之政；于柯之会，桓公欲背曹沫之约，管仲因而信之，诸候由是归齐。故曰：“知与之为取，政之宝也。”

管仲富拟于公室，有三归、反坫。齐人不以为侈。管仲卒，齐国遵其政。常强于诸侯。后百余年而有晏子焉。

晏平仲婴者，莱之夷维人也。事齐灵公、庄公、景公，以节俭力行重于齐。即相齐。食不重肉，妾不表帛。其在朝，君语及之，即危言；语不及之，即危行。国有道，即顺命；无道，即衡命。以此三世显名于诸侯。

越石父贤，在缧绁中。晏子出，遭之涂。解左骖赎之，栽归。弗谢。入闺。久之，越石父请鲍。宴子然，摄农冠谢曰：“婴虽不仁。免子于厄，何子求鲍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闻君子诎于不知己而信于知己者。方吾在螺绁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已感寤而赎我，是知己；知己而无礼，固不如在螺绁之中。”晏子于是延入为上客，

晏子为齐相，出，其御之妻从门间而窥其夫。其夫为相御，拥大盖，策驷马，意气扬扬，甚自得也。既而归，其妻请去。夫问其故。妻曰：“晏子长不满六足，身相齐国，名显诸候。令者妾观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长八尺，乃为人仆御，然子之意自以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后夫自抑损。晏子怪而问之，御以实对。晏子荐以为大夫。

【赏析】

本文是管仲、晏婴两位大政治家的合传。作者通过鲍叔知贤、荐贤和让贤的故事，突出了管仲的才干超群和贵有自知之明：通过晏子赎贤、荐贤，及身居相位“食不重肉，委不衣帛”的描写，展现了晏子高尚的品格和朴素的作风。

文章叙事，不拘一格，时总时分。作者善于用特定人物的动作、个性化的语言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石父虽贤。不幸而为囚犯。晏子遇到他解左骖把他赎出，载回家去，只因“弗谢，入闺。久之”就被石父深责并要求绝交。行文到此，作者写道：“晏子惺然，摄衣冠谢日：‘婴虽不仁，免子于厄，何子求绝之速也?’……晏子于是延人为上客。”首句写出晏子心灵深处的震撼，以及由震撼而形于外在的惶惑之色：二句补写了由震撼而引发出的严肃、敬畏、谦虚、惶惑的表情；晏子的问话又以谦虚的口吻写出他由解骖赎人的壮举而引发的自矜心理：末句晏子的转变也正是心理转变的结果。廖廖三十余字，把晏子由求贤到礼贤的整个过程和心灵深处的变化，形神毕肖地表现出来。

通过典型细节，以借宾形主的手法刻画人物。作者抓住车夫妻子从门间窥视的细节，来揭示一个女子的内心隐秘。从瞬间的窥视到提出离婚，御妻的神色、姿态、心理已然活现，不仅闪烁着个性的光芒，也表现了她的心计、意念和独特的看人标准。然而写石父、写御妻、写御者，又是为了写晏子。这种借宾形主的手法，使晏子的形象更加丰满了。

【练习】

1　下列句子中加点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吾尝三战三走 走：逃跑

B　公子纠败，召忽死之 死：为……而死

C　俗之所否，因而去之 去：离开

D　齐人不以为侈 侈：过分

2　下列各组句子中，加点词的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组是( )

A　以节俭力行重于齐 今以实校之

B　何子求绝之速也 其间旦暮闻何物

C　乃为人仆御 若事之不济，此乃天也

D　其夫为相御 臣从其计，大王亦幸赦臣

3　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文章通过鲍叔知贤、荐贤和让贤的故事，突出了管仲的才干超群和贵有自知之明。

B　文章通过晏子赎贤、荐贤，及身居相位“食不重肉，委不衣帛”的描写，展现了晏子高尚的品格和朴素的作风。

C　作者行文言简意丰，篇幅虽然短小，却概括了许多传闻逸事，人物性格突出，形象生动，流露出作者对管、晏二人的敬仰、赞美和肯定的思想感情。

D　文章抓住典型事件和人物对话，通篇采用对比映衬的手法，形象鲜明地展示了人物风采，突出了主题。

4　把下面的句子译成现代汉语。

①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

②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③吾闻君子诎于不知己而信于知己者。

【参考答案】

1　C(废除)

2　D(代词，他的；A介词，表原因，介词，表依据；B疑问副词，为什么，疑问代词，什么；c副词，才，副词，表判断，是)

3　D(并非“通篇采用对比映衬的手法”)

4　①天下的人不称赞管仲的才干，反而赞美鲍叔能够识别人才。(注意“多…‘而”的翻译)

管仲列传篇9

（一）案件受理工作

上半年共受理各类案件390起，同比增长72%；涉案标的额30.4亿元，同比增长237%，争议标的额24.6亿元，同比增长233 %；协助当事人办理证据和财产保全28起。

（二）案件审理工作

上半年审结案件379起，其中：调解和解结案282起，快速结案（30天内）260起，结案率97.9%，调解和解率72.8%；快结率67.1%。召开21次主任办公会，审议案件130件次，无被法院撤销仲裁裁决和不予执行案件。

在受理的390起案件中，仲裁中心推荐194 起，涉案标的额10多亿元；国际商事调解中心调解纠纷10多件。积极开展仲裁“两化”试点工作，各仲裁中心共受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仲裁案件174起，其中：市北中心调解交通事故纠纷案件 121 起,调成率100%。

（三）仲裁宣传推行工作

联合市商务局、市企业联合会、市企业家协会等单位成功举办 “助力一带一路战略--国际商事法则讲座”；会同市中级法院、中德生态园管委共同举办入驻园区企业“知识产权创新与保护座谈会”；与山东岛城律师事务所在黄岛区海洋经济产业园联合举办“企业知识产权保护研讨沙龙暨2015年度法律大讲堂开讲仪式”；与省法学会保险法学研究会共同主办2015年度学术年会；举办由部分机关、企事业和驻青高校参加的“内控管理中的法律风险与防范”研讨会，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应。

积极参加《__》节目，组织3期网络在线问政，答复满意率均为100%；联合__经济广播电台“法治__”栏目，制作了16期由仲裁员参与录制的仲裁专题宣传节目；制作了“__”专栏整点报时宣传语、固定电话宣传彩铃；外网网站改版准备工作就绪，案件信息系统调试基本完成；编辑印制“亲和仲裁宣传册”等，均起到了良好的宣传推行效果。

（四）争取法院对仲裁工作的支持

协调市中级法院将仲裁保全由各基层法院不同庭室管辖提级至中院民三庭归口管理；与市中级法院民三庭联合推进中德生态园知识产权仲裁院和知识产权巡回法庭日常工作开展；会同市中级法院研究室、民一庭、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联合申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研究课题。通过沟通与合作，理顺了与人民法院的工作关系，加大了法院对仲裁工作的支持力度。

（五）队伍建设工作

加强班子建设，制定《2015年党组中心组学习意见》并抓好落实，上半年组织开展4次集中学习，组织实施党组中心组成员理论学习考试；做好市委组织部对市直单位领导班子经常性考察工作；上半年组织召开10次党政联席会议、主任办公会议，严格落实民主集中制和班子决策议事规则；组织召开2014年度党组民主生活会并按规定上报会议各项情况。

制定并实施2015年度干部教育培训计划，选派人员参加市委党校、行政学院等各级各类培训，通过网络干部学院开展网上教育培训；做好从严监督管理干部相关工作上报自查情况；做好处以上干部个人重大事项申报工作，对全体干部档案进行规范化的管理；完成正处级非领导职位民主推荐工作；开设“周五法治讲堂”，安排6名处长完成授课，提高党员干部

政策理论水平。与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合作，开展仲裁员遴选培训工作， 170多名通过资格初审的拟聘仲裁员和70多名现聘仲裁员参加了为期三天的培训，提高了仲裁员整体管理水平，扩大我会知名度；启用了《仲裁员个案考评表》，每月对组庭情况进行两次汇总分析，为仲裁员使用和管理提供依据。

（七）党风廉政建设、党建工作

认真落实“两个责任”，制定《__仲裁委员会办公室落实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实施方案》、《2015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意见》，层层分解廉政责任，上半年没有出现违反办案工作纪律被当事人投诉、因工作不当致使矛盾激化，导致越级上访等情况。

深入推进“三严三实”、“双学双讲”专题教育活动；制定我办创建省级精神文明单位意见；组织党员领导干部上党课3次，召开支委会6次，支部党员大会2次，小组会6次；组织开展向市劳模学习座谈会；深入开展扶贫济困活动，对家庭困难、个人患病的职工进行了救助。

（九）政务工作和服务保障

搞好对外协调工作，争取政策和资金支持。完成了2014年度目标绩效考核工作，起草《关于做好2015年度科学考核工作意见》，分解目标，明确责任；每月向市委、市政府督查室上报工作完成情况和重点工作计划；编纂6期《__仲裁工作简报》，上报2期《督查专报》；积极推行金宏网上办公，组织做好公文网上拟办审批流转传阅，提高工作效率；完成上报第一轮2名第一书记工作总结考核，协助第二轮第一书记开展各项工作；配合完成市审计局“三公”经费及会议费专项审计工作；完成财务决算、三公经费决算公开工作；做好保密日常自查，无泄密事件发生；做好老干部工作，结合走访慰问，通报工作情况，解释工资政策，定期组织查体；起草《关于提高办公办案场所服务水平的意见》，对19楼办案大厅进行亮化改造，9楼安装同步音视频设备，不断改善仲裁办案环境。

虽然上半年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与市委提出的“打造__国际知名仲裁机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增强仲裁公信力”的目标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具体表现在：仲裁调解与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的大调解机制还未完全建立；在金融、知识产权等领域推行仲裁制度不够深入；仲裁“两化”案件受理范围还不明确；对当前互联网+仲裁的理念缺乏认识和了解，仲裁办案信息系统和网络建设还需加强；对新类型案件、特殊类型案件、复杂疑难案件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庭审效率不高，存在超审限案件；裁决书中存在实体、程序、文字错误较多；服务保障工作效率和水平有待提高等。

（一）按照《落实市委主要领导同志交办事项的通知》要求，深入推进__仲裁体制改革各项工作，细化打造国际知名仲裁机构各项措施，按时报送改革项目进展工作情况，做好突发事件的预防、预警和处置相关工作。

（二）制定《__仲裁办关于贯彻落实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意见》，深入研究互联网+仲裁理论与实务，抓住发展机遇，尽快出台工作方案，建立__仲裁共享信息数据库，提升科学化、规范化、信息化管理水平，确保发展水平位列全国同行前列。

（三）落实全省仲裁工作座谈会议精神，按照《关于开展仲裁法实施二十周年活动的方案》、《关于转发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关于做好仲裁法贯彻实施情况了解工作的通知>的通知》要求做好向市领导请示汇报，与省法制办法制监督协调处对接有关会议承办事宜，做好会务组织保障；我会牵头调研汇总全国各地法院对仲裁工作支持情况，形成书面材料报省法制办。

（四）按照《关于做好2015年度科学发展综合考核工作的意见》，将考核指标分解到各处，每月对业务职能目标完成情况进行督查，确保11月底前完成各项业务职能目标；制定并组织实施《__仲裁办领导干部和公务员学法考法述法工作方案》；做好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单位人员的年终考核。

管仲列传篇10

2012年10月25日，在谈到如今已经损毁严重的海宁路仲小镇相关的保护性开发项目时，谢金松说。

谢金松是浙江谢氏控股集团（以下简称“谢氏控股”）董事长，也是土生土长的海宁人。他为什么对路仲小镇情有独衷呢？

原来，海宁城西的路仲古镇，正是中国明清以来浙江四大家族之首——海宁陈氏等名门望族的聚居之地。

浙江四大家族，曾在中国近代以来国家和民族的复兴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四大家族中另外三家是海宁的查氏、奉化的蒋氏、绍兴的俞氏，这三大家族中如今为人们所熟悉的人物有金庸、和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

在这四大家族中，海宁陈氏的家族历史最为悠久、发迹时间最早、从政人数最多而且地位显赫。自明代中叶起，海宁陈氏后人即有人始举科甲。在清代，更成为当时的“海内第一望族”，有“一门三阁老，六部五尚书”之誉。这其中，明代的陈与郊、陈祖苞和清代的陈之遴（清顺治朝宏文院大学士）、陈诜、陈元龙（清雍正朝文渊阁大学士）、陈奕禧、陈邦彦、陈世倌（清乾隆朝文渊阁大学士）等均为其族人。

如上所述，由于历史上名门望族在海宁根深叶茂、名人辈出，因而这里商贸发达、声名远播。如果我们只从明代中叶——大约1500年算起，那么海宁路仲古镇一带作为一个经济、文化的次中心已有近600年的历史。

但是，如此一个历史文化遗存极为丰富的江南水乡风情小镇，多年以来却已经不复往日繁华，不仅原有的庭院建筑损毁严重，而且其中独具中国传统文化个性的家居生活用品等历史文物多有散失。

这就是为什么谢金松一谈起路仲古镇，就情不自禁的原因。

路仲古镇

将成巨型博物馆建筑群

面对这样一个命运堪忧的著名古镇，如何让它恢复旧日风采，以独特的个性与魅力重新聚焦世界的目光呢？

这其中会有两个出发点、运营形态完全不同的思路。

一种是像其他的江南小镇一样以旅游开发为导向，将大量的旅游项目引入其中，希望吸引中外游客的光顾，从而带动当地旅游经济及相关服务产业的发展。

另一个思路是整旧如旧，将整个小镇就地保护起来，恢复并整合其历史个性、传统的生活风尚，让路仲古镇重回新生，让当地各阶层民众都能参与其中，从而在带动大量社会就业的情况下，使旅游业务增长成为其中的运营亮点之一。

谢金松选择了后者。

作为从海宁成长起来的企业家，谢金松在其他产业创业成功之后，眼看着故乡周边的历史文化遗存已快要被损毁殆尽，心中的滋味不可名状。

“总有一天，等我们赚够了钱的时候，我们会切身体会到精神和文化财富才能帮助我们建立真正、长远的竞争力！”谢金松说，“而最令人担心的是，当我们有一天想传承点什么时，却什么都没有了！”

就是这样，在一种急迫的使命意识激励下，谢金松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海宁文化产业的开拓与发展，积累了一系列经典文化创意产业项目的规划和运营经验。

近年来，谢金松尤为关注路仲古镇的保护与开发。他邀请了专家和业内人士，就路仲古镇的保护与传承进行了大量前期调研，并在此基础上初步形成了《千年路仲里 东方卢浮宫》的保护开发规划方案。

该规划的要点是从古镇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出发，注重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在大力恢复路仲古镇历史风情的基础上，着重引进30多家各具特色的大中型博物馆、艺术馆，从而形成一个博物馆建筑群，让世界文化的眼光聚焦在古镇路仲，打造东方的“卢浮宫”。

作为一个突显整体保护原则的大型博物馆建筑群，即将开始更深入展开详细项目规划与实施的路仲古镇，其中的任何一个博物馆项目，其运营核心将不再是传统的单一陈列历史文化展品供游人参观，而是以富有中国江南水乡特色和东方传统文化个性的相关文化产品为核心，形成并打造多元化的创意文化产业链，整体支持路仲古镇的可持续发展。

比如当地有历史悠久的“斜桥黄酒”，未来的游客来到路仲古镇将不仅能观看到斜桥黄酒的演变历史和生产工艺流程，还可以在这里多停留一段时间，亲自体验酿酒过程，感受传统农耕文化中的经典饮料制作工艺给人带来的愉悦和诗意。

再比如，路仲古镇的皮影戏，曾经在该镇历史上盛极一时，成为上自达官巨富、下到贩夫走卒必不可少的文化娱乐项目。而在新的路仲古镇开发方案中，将把皮影戏艺人的传承者们组织起来，建立皮影戏老电影博物馆，除了让观众欣赏皮影戏老电影外，还增设皮影制作、老电影播放及微电影拍摄。让历史与现实、传统与时尚、古典与现代元素在这里得到完美结合……

在路仲古镇各种博物馆项目的整体经营运作方面，项目开发方将在当地政府传统文化遗存保护政策的引导下，以项目为核心，通过市场化手段整合相关产业资本、金融资本，以及在文化创意产业开发运营方面有成功经验的企业力量一起加入到对路仲古镇的保护与建设中来。

如今，在当地政府的积极支持下，路仲古镇的保护性开发将计划利用三年左右时间完成古镇相关建设工程，包括道路修筑、河道疏通、古建筑修复、人员安置及管网铺设等项目。再利用一年左右时间，完成引进博物馆、手工作坊及古镇配套餐饮住宿休闲娱乐设施项目。力争每年创造产值10-15亿元，实现税润1-2亿元，成为海宁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

谢氏控股

成为路仲古镇开发主体

关于路仲古镇的开发，海宁市政府非常重视，也是今年海宁市委、市政协高度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

据了解，路仲古镇的保护性开发战略，曾吸引了全国各地很多企业前来洽谈合作。最后经过再三评估，海宁市政府还是选择浙江谢氏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开发主体，因为谢氏控股特别是海宁谢氏艺术收藏馆这几年在文化发展方面的成功经验，以及谢金松本人多年来对海宁历史文化遗存的执着感情打动了决策层。

谢氏控股成立以来，一直秉承“以人为本、文化兴企”的经营理念，重视企业的文化建设，突出企业的文化特色。在人才管理上，坚持“以德为先、务实为本”的原则，着力打造一个“高素质、高效率、强执行力”的企业团队。

据熟悉谢金松的当地商会人士介绍，谢氏控股的这种企业发展理念和人才战略，为其在文化产业领域的持续拓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当前，文化产业已成为该集团的核心业务，其下属企业谢氏艺术收藏馆，是目前国内开办较早的民办博物馆之一，坐落在浙江省历史文化名城海宁。这里人杰地灵，名人辈出，是王国维、徐志摩、金庸、蒋百里等名人的故乡，同时也是良渚文化和马家浜文化的发源地之一。

谢氏艺术收藏馆现有藏品三万余件，收藏有老地图、计算机、打字机、手机、电话、收音机、录音机、电视机、留声机、老唱片、古董照相机、电影放映机、摄影机、电影胶片、书法作品、绘画作品、招贴画、契约、凭证、农用工具、十里红妆、古床、陶瓷器、木工工具、打火机、火花、钱币及其它杂件等三十余个门类。

近几年来，该博物馆的藏品不断丰富，库房日益扩充，主要新增了相机、电影机、摄影机、打字机、计算机等一系列科技类古董。特别是其中的相机、电影机，无论从数量，还是从价值来说，在国内都是数一数二的。进入2012年，谢氏艺术收藏馆又对藏馆的地图馆、电子馆和通讯馆进行了大刀阔斧地调整，并新增了“百床馆”，使展馆的展品和展示元素更加丰富。

如上所述，在谢氏博物馆不断丰富馆藏展品的同时，近些年以该收藏馆为依托的主题文化活动也办得风生水起：

2008年3月，举办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专家团“走进海宁”大型鉴宝活动；2009年1月举办“迎新春美术作品展览”；2010年5月-2011年4月举办 “谢氏杯” 第三届全国书法百强赛和首届江南书法艺术节；2011年6月，举办“红色记忆 光辉岁月”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红色博览会；2011年11月，举办“天地大美”中国画创作院全国巡回书画展；2012年6月份，和海宁市博物馆共同举办“2012海宁民间收藏十大精品评选活动”，其中 北京西郊手绘地图、二战时期军用无线电收发“大哥大”和滚筒手摇留声机藏品入选海宁民间十大精品；2012年8月，分别赴广州和沈阳两地举办手机展；2012年10月，到绍兴举办钱币展等等。这一系列活动的举办，大力促进了企业的文化建设，推动了文化氛围的营造。

而所有这一切都离不开谢氏艺术收藏馆馆长谢金松个人的执着追求。秉持着对收藏和博物馆事业的热爱，他不断通过外出进修与同业交流，来丰富自己在博物馆管理运营方面的专业素养。2011年11月参加首届全国民办博物馆馆长培训，2012年4月参加第三届民办博物馆发展论坛西安论坛——海峡两岸民办博物馆论坛。

持续的学习与交流使谢金松对民办博物馆的创新发展有了更深的认识，也更加深了其对民办博物馆事业的不倦追求。今年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为加强与国有博物馆之间的合作交流，谢金松向海宁市博物馆捐赠了贝尔8mm电影放映机（1950年）、上海牌电子管收音机（1948年）、多能士留声机（1880年）、百代公司灌制红鸡牌钢针唱片（1935年）、三益电器厂制造——自动变焦手电筒（1932年）、世界领袖打火机（1880年）、摄影机和照相机等藏品。当别人问他为何舍得割爱，他说：“藏品无论是放在国有博物馆还是自己的博物馆，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观众，放在哪里都一样，独乐乐不如众乐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