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一历史论文十篇

高一历史论文篇1

关键词：高考历史；答题方法；得分率

从2010年开始，高考文综全国卷出现了一个新的题型――历史小论文，并成为近年来高考命题的趋势。作为历史高考一道新的风景线，历史小论文为广大考生所瞩目，因其写作的优劣从某种程度上往往决定了考生这张试卷的命运。由此可见，写好历史小论文，不仅是备战高考的一项重大任务，也是提高高考成绩的一个重要途径。

该题型所属的高考文综卷第41题，共计12分，其分值在全卷分值中所占比例为4%，在历史科目总分中所占比例更高达12%。但是，这一题型却是考生的一大难题，得分率低，分差很大。以湖南省考生为例，2011年的历史小论文平均得分为5.02分。其中，2011年的考生中，只有6%的考生得分集中在9~12分，其余50%的考生得分集中在5~8分，44%的考生的得分集中在0~4分。

究其原因，学生在写历史小论文的过程中存在的常见误区，是导致失分的重要原因。

误区一：材料无用

因为历史小论文是独立成题，有的学生就会把它与材料题区别对待，认为该题中给出的材料没有作用，只是粗略地浏览一下材料，从而不能提炼出正确的观点。

误区二：写的越长越好

虽然历史小论文有一定的字数限制，仍然有学生认为字数越多越好，这样才能把观点论述得更加透彻。结果，叙述了过多与观点无关的文字，主次颠倒，反而没有对观点进行充分的论述。

误区三：语句通顺就行

有的学生只从“小论文”的字面意思去理解，认为和写语文作文差不多，只追求语句通顺、文字优美。由于忽略了历史学科的属性，写出的小论文论证无力，对于观点来说既无针对性更无说服力。

这些误区直接造成了学生在写历史小论文时的各种问题，失分过多。要减少这些失误，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进:

一、重视并充分发挥材料的作用

对于题目提供的材料，一定要高度重视，进行仔细、反复的阅读，通过材料中的信息句，才能准确地提炼出中心观点。观点是历史小论文的灵魂，是进行有效论证的前提，更是写出高质量的文章的第一步。常常有学生在写历史小论文时提炼了错误的观点，导致全盘皆输。此外，材料还具有提示、参考的作用，例如：2012年高考文综全国卷第41题考查“文明―冲击”模式，在题目给出的图表中就提供了大量史实可供考生作为论据使用，不仅降低了答题的难度，更提高了答案的准确性。

二、紧扣中心论点展开论证

历史小论文，实际上就是“小型的政论文”，学生要抓住“小”这一特点，用有限的文字进行有力地论述。要做到短小精悍，就要紧紧围绕中心观点展开论述，不要涉及无关的内容。例如：评析“科举制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只需要论述科举制形成至今对中国社会产生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而不必论及科举制形成的背景、时间、发展演变的问题；再如：评析“1949年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仅就“1949年新中国成立对中国产生的影响”展开论述就可以了，不需要再提及1956年三大改造的完成、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等内容。

三、提高历史学科素养

提高历史学科素养是提高历史小论文写作水平的根本保障。按照现行的高考要求，基础知识缺失是不可能取得好成绩的。如：评析“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地位”，有学生从“明清时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为切入点来进行评析，显然是混淆了“民族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这两个历史概念，其完成的历史小论文当然是离题千里了。可见，有了扎实的历史学科知识储备，才能进行正确的论证。

同时，扎实的历史学科知识储备还能帮助考生选取合理的论据。如果说观点是历史小论文的灵魂，那么史论结合才构成它的身躯。要做到有“史”有“论”、史实引用合理充分，就需要调集海量的知识储备，从中筛选与中心观点有密切关系的知识，避免出现引用的事实没有针对性、表述中出现知识性错误、简单的罗列史实、空谈理论等问题。特别是面对比较类的话题，更加要求对知识能熟练掌握、融会贯通。

尽管历史小论文这种形式，对广大考生来说是新的考验，但只要走出误区，重视学科知识与答题技巧的相互渗透，完全可以迅速有效地提高解题能力，获得较高的分数，在高考中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参考文献：

高一历史论文篇2

    一、归纳和抽象是概括的前提

    概括能力是较高层次的学科能力,它总是包含再认、再现、阅读理解、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抽象等学科能力,同时又离不开对材料的整理、最大限度地获取有效信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作指导,史论结合。其中归纳和抽象是概括的前提。

    概括的过程,首先是归纳的过程。需要概括的知识往往呈现零散分布状,这不利于概括。历史知识本身具有整体性、系统性的特征,我们完全可以用系统化思维方式,从宏观和整体的高度来认识和处理那些零散分布的知识,对历史教材内容重新整合或类化。行之有效的做法是重视和加强历史知识结构的教学。所谓加强历史知识结构的教学,就是要善于把大量分散的相对孤立的历史史实、历史概念以及历史结论纳入完整的学科体系之中,多角度、多层次地反映历史事实和历史概念之间的普遍性联系,揭示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和客观规律。因此,加强历史知识结构的教学,是快速提高学生概括能力的有效方法之一。

    概括的过程,其次是抽象的过程。概括总是在人们的抽象过程中并在抽象的基础上进行和完成的。因为概括的结果已不是历史事物、历史现象的简单再现或全部罗列,而是对历史事物、历史现象的更高层次的认识,是形成一系列稳定的科学的概念,是把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这一结果的实现只能通过抽象思维来完成。历史事物、历史现象共性或本质属性的归结,历史哲理、历史规律、历史基本结论的提炼升华,基本要点、核心内容的得出,无一不是抽象思维的结果。抽象的最初结果是形成一系列比较稳定的、科学的历史概念。历史概念源于史实,又高于史实,是历史事物的本质、全体及内部联系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历史概念的这些特点与历史概括的涵义、特点在许多方面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广泛地准确地使用历史概念为历史概括服务。重视历史概念的教学和运用是提高学生历史概括能力的又一有效方法。

    二、史论结合法是历史概括的基本方法和典型形式

    所谓“史”即客观史实;所谓“论”则是从客观历史事物、历史现象之中抽象出来的带普遍性、规律性的认识。史论结合既是史学研究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之一,又是历史高考、中考考查的学科能力之一,更是我们进行历史概括的基本方法,还是历史概括的典型形式。

    1.论从史出是概括性思维的原则和方法。一般情况下,对“论”的考查总是要结合具体的史实才能进行的。归纳式概括、点睛式概括出的内容就是被概括史实的“论”。由于历史史实的丰富多彩决定了归纳式概括的“论”千差万别、丰富多彩;而点睛式概括的“论”大多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和有关史学理论及历史基本结论。如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经验、基本结论是对整个民主革命历史的点睛式概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对民主革命历史及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史的点睛式概括;生产关系的变革必须适应生产力状况的规律是对整个人类历史点睛式概括出的“论”;各民族之间和睦相处、友好往来、经济文化交流及民族融合是民族关系的主流是对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研究后高度概括出的“论”。到底“论”是什么,从根本上讲是由史实的内容决定的,论以史出,史论必须一致。特别是遇到点睛式概括,千万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原理、有关史学理论、基本结论当作教条,生搬硬套,到处乱贴。平时要重视历史理论的教学。一方面在讲述具体史实时要高度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尽量挖掘史实中包涵的理论因素,把讲述内容上升到应有的理论高度;另一方面要有意识地逐渐培养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独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把理论教学落实到实处。

    2.史论结合是历史概括的典型形式。不仅一道主观性试题中有史、论两部分组成,而且每一个要点(或每一句话)多数也有史、论两部分组成。“史”要概括,主要表现为历史概念的运用;“论”要具体不能空洞,“论”从史出。历史学科主观性试题的答案不会有生动的描写、华丽的词藻、浓厚的文学味;也不会整段都是深奥的理论说教,浓烈的政治味;而是具体而不繁琐,朴实而不刻意雕琢,有抽象但不深奥。

    3.训练是提高学生历史概括能力的基本途径

    知识可以传授,能力必须靠平时的训练逐步培养和提高,非一朝一夕而成。高层次的概括能力的培养更不例外。

    (1)借鉴语文学科的一些概括方法加以训练。一方面要准确地随心所欲地表达自己的历史概括性思维成果需要具备相当深厚的语言文字功底,这离不开语文学科;另一方面,历史概括性思维和语文概括性思维的特点、要求又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我们完全可借鉴语文学科的一些概括方法为历史概括所用。如概要式概括可以把语文课中抓关键字词、划分逻辑层次的方法迁移到历史概括中来,按题目要求划分材料的意思层次,妥善地抽取出有关问题的答案要点来。对于概述式概括可以借鉴语文课中撰写故事梗概的方法。

高一历史论文篇3

关键词：证据意识；高中历史；史料教学

历史是前人智慧和经验的积累，是民族和社会发展的导向，史料教学就是让学生通过对历史材料的理解，分析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发现历史规律，得出正确结论，因此必须要确保史料的真实性，培养学生证据意识就成为了史料教学中的关键环节。

一、明确史论和史料的关系

高中生学习历史的目的就是从历史中找寻以前人们在日常生活、社会发展过程中留下的智慧结晶，吸取经验和教训，为以后人类和社会的进步提供参考，同时学好历史还可以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对其形成良好道德观念有重要的引导作用。我国资深历史学教育专家于友西曾说过：“学习历史是接收历史信息，对历史进行理解和解释，形成历史认识的过程。”学生需要根据历史材料进行理解，得出历史结论，并结合现实去寻找可以借鉴参考的东西。为了确保学习历史过程中得出的史论科学、有效，那就必须保证史料的真实性，而证据是证明真相的最佳依据，因此对于学生证据意识的培养也成为了高中历史教学中的重要环节。为了培养学生的证据意识，在高中历史史料教学过程中首先要帮助学生正确认识史论和史料之间的关系。史论是对历史的总结和解释，想要让史论具有参考价值就要确保结论是根据分析历史事实而得出的，而历史事实就来源于对史料的分析和概括，真实的史料才能作为史论的素材和依据。历史教学中是让学生首先对史料有一个感性的认识，然后结合实际对史料进行理性的分析，得出具有参考意义的结论，历史理论的产生来自于历史资料的解读，而历史理论又可以应用于历史资料的研究，这一过程需要学生们利用证据不断进行考证，还原历史真相，确保“论从史出”[1]。在人教版高中历史必修1教材中《第4课明清君主专制的加强》一课的教学中，主要向同学介绍了明朝废除三省六部制度，创立内阁制，清朝设置了军机处的历史事实，让同学们了解君主专制的加强对于我国社会发展造成的影响。我国君主专制制度形成于秦朝，从汉朝到元朝得到发展，于明清两朝得到加强后到达顶峰。为了让学生加深君主专制的认知，得出“清朝君主专制得到强化”这一结论，需要援引史料作为证据，通过对史料“雍正中设立军机处，议政之权遂微，然犹存其名以为满大臣兼衔”的解读中可以看出，清朝设立军机处，其总揽军事、政事的大权，隶属皇帝个人管理，议政大臣的权力已经被大幅削弱，引用史料作为史论的依据可以加深学生们对于史论的理解。让学生们明确史论和史料的关系，坚持“论从史出”的原则，在得出或者解读历史结论时主动查找史料进行考证，验证史论的真伪，有助于培养其证据意识的形成。

二、利用多元化资源进行史料教学

教材在编写的过程中为了方便学生理解历史内容，有些部分会采取一些语言处理，对史料内容进行简化，这也与学生们的证据意识弱化有关，学生并没有挖掘历史真相的意识和想法，单纯地被动接受历史知识，导致历史史料教学中广泛存在对史料进行复述的现象。教师应针对这种情况充分利用信息时代的科技力量，为学生搜集更丰富的史料资源，以教材内的史料资源为基础，为学生适当扩展教材外史料的学习，在历史史料教学中利用多元化的历史资源强化其证据意识。例如在人教版历史必修一第一单元《秦朝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一课中，教材中的一段“天下之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而《史记·秦始皇本纪》原文中还有如下描述：“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其意说明了在当时丞相和其他大臣都只是听命于皇帝，依靠皇帝发令如何处理，自己并没有权力做决策。这更体现了当时皇权的至高无上，即使在百姓眼中位高权重的大臣也仅是执行者。教师应利用多元化资源为学生提供更全面的史料，让学生对史料进行分析、推论，对历史真相进行求证，在对史料资源进行对比分析的过程中培养其证据意识。

三、培养学生推理史论的能力

在历史史料教学中，教师应重视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和推导理论的能力，将学生作为历史课堂的主体，让其自主对历史资料进行分析和总结，得出自己的理解，并积极与其他同学沟通交流，共享学习收获，即使学生对历史的理解存在偏差，也能锻炼其分析历史问题的能力，最后阶段教师再进行正确引导，这样可以加深学生们对历史的理解[2]。培养学生推导史论的能力首先要让学生学会辨析史料，比如将文物作为历史证据得出的历史材料可信度就比较高，很多文物承载了当时年代的社会文化和人文技艺，通过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对文物的观察研究可以从中发现当时政治、经济、艺术、宗教、民俗等方面历史痕迹，这也是文物历史价值的体现。而图片材料的历史参考价值就值得推敲，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记者曾拍摄过日本军官抱着儿童满面笑容的图片，然而在笑容背后隐藏的是黑暗狰狞的心，因此学生应该具有判断力，结合历史情况对历史材料的可信度进行辨别。同时学生还应学会以不同的角度、观念去分析史料，很多时候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在人教版必修2历史教材中，对于李鸿章的课文注释中提到：李鸿章是洋务派地方代表，但其在洋务运动中中饱私囊，大肆贪污，其还是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主要人物，并签署过很多不平等条约，在很多国人眼中他是卖国贼，是国家的罪人，但是在日本和美国学者的眼中，李鸿章是卓越的文人，是对国家做出贡献的军人，也是很成功的外交人才。西方人也将他评为19世界影响世界的三大人物之一，梁启超也曾表示，李鸿章的才识，有其远超常人之处，但他有才气没学识，有阅历但缺少血性。对于历史史料的学习，教师应该告诫学生脱离固有思维，看待历史问题要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开拓自己的眼界，只要尊重历史真相，无论从什么角度得出结论都是具有参考价值的。

四、锻炼学生的证据思维

对于证据意识的培养要从深层次入手，仅提高学生的证据意识，学生对于历史史料的学习有去寻找证据的想法但却会无从下手，现阶段大多数证据意识的培养还停留在对史料的考证上，在这个过程中学生的证据思维就会滞后，要锻炼学生运用大量史料对历史进行探索和验证的能力，把史料当作证据求证其他史料[3]。要注意的是在求证过程中需要教会学生区分一手史料和二手史料，前者是直接或接近历史发生时刻产生的史料，其一般可以作为历史依据；后者是指在历史发生之后，后人根据第一史料分析研究得出的史论，在对史料的求证中，一手史料的参考价值更高，二手史料需要进过推敲和证实后才能运用。在人教版教材《夏商周的政治制度》一课中，教材中对于夏朝的介绍如下：夏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始创了王位世袭制，约在公元前2070年，禹建立了夏朝。而描述西周的时候时间点为：公元前1046年。夏朝建立时间相对模糊，西周的建立时间比较准确，想要深入了解存在差异的原因，就需要学生结合多方史料对这个问题进行求证[4]。夏朝建立时并没有文字记载，目前得出的时间也是根据史料进行推测的，属于二手史料，根据同一时期文物中一定数量的青铜器和玉器判断，夏朝建立大约于新石器时代的晚期到青铜器时代的初期，考古学家们应用碳14测量在河南发现的夏朝初期遗址年限，约为公元前2040年左右，后经我国“夏商周断代工程”综合研究结构得出夏朝约始于公元前2070年。而西周的建立是根据利簋内部的铭文记载的武王伐纣事件，周武王灭商纣王建立周朝，根据《逸周书·世俘解》中记录的“甲子朝”确定了准确的建立时间。简单地对史料进行复述难以准确对历史事实进行验证，需要充分开发学生的求证思维，让各方史料能够相互支撑，形成有历史依据的证据链条，在这个严谨的求证过程中也可以锻炼学生思维的缜密性，对于学生综合发展也十分有益。历史史料教学的最终目标是让学生能够独立对历史进行分析、探究，学习历史史料的过程中不能满足于读懂历史，更要学会提炼、分析、求证，充分挖掘史料中隐含的信息，发挥历史最宝贵的价值，并且将从历史中收获的经验应用于生活和社会发展中，为全人类科技、文化进步作出贡献[5]。

五、结语

历史史料教学让学生了解历史、感悟历史、应用历史，而证据是史料教学核心价值的支撑，脱离证据史料将失去其历史意义，因此教师应通过优化历史教学内容和方式，让史料教学为学生养成良好的证据意识提供帮助。

参考文献

[1]沈卫冬.高中历史课堂教学中培养证据意识的实践探究[J].考试与评价,2020(10):71.

[2]郑晖.高中历史教学中学生“史料实证”意识的培养方针[J].高考,2019(8):185.

[3]陈惠强,梁超.培养证据意识提升“史料实证”核心素养——出土文献在高中历史课堂中的运用[J].福建教育学院学报,2019,20(2):12-14.

[4]马莉.浅析高中历史教学中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及其重要性[J].高考,2020(36):91-92.

高一历史论文篇4

因此，我认为当今的历史教师，除了会运用现代课堂教学手段，拥有历史专业知识，紧跟时代的步伐以外，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自身的素质培养：

一、掌握必要的政治理论，提高理论分析能力

高中历史教学大纲指出“高中历史教学，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阐释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和趋势，对历史事件、人物、现象做出客观、全面的分析和评价，坚持论从史出、史论统一、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生动性的统一。”历史科高考复纲对考生历史阐释能力要求中也强调“初步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分析历史现象和历史事物，揭示其本质，阐述历史发展规律”的。这就说明历史教学要以正确的理论做指导，形成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并学会初步运用这些观点分析和解决历史问题。笔者认为要达到上面要求，历史教师要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作为历史教师应具有一定的理论知识储备。在历史教学中无论是鉴别、选择、分析史料，还是说明、分析、论证观点都会自觉或者不自觉的运用唯物或唯心、辨证或形而上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因此，历史教师最起码要熟悉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有关理论，把握诸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辩证关系以及英雄观、民族观、宗教观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其次，要有钻研理论的精神。一提起政治理论，许多教师特别是年轻教师总认为它高深莫测。其实，只要我们消除心理障碍，案头常备一些与历史学科关系较密切的经典理论著作，经常翻阅研究，就能够将这些理论内化为自己的认识，并指导日常的工作。

最后，要经常把理论运用到自己的教学中，加以实践。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不但可以帮助我们用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讲解、分析、评价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还能帮我们养成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作风。同时，学生在潜移默化的理解和接受中，会把这些变成自己的观点，提高自己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从中国深厚文化底蕴中汲取营养，丰富文学修养

历史教师承载着人文教育的重任，不能不具备较为丰富的文化积累。“文史不分家”、“文史相通”的关系也要求历史教师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学素养。历史教师把掌握的与历史有关的一些文学知识运用到自己的教学过程中，在吸引学生、激发学生兴趣的同时，也能使学生从文学的角度去分析历史事实，加深对历史事件的理解。古人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文化资源，《左传》、《史记》、《资治通鉴》等以及浩如烟海的古诗词都能为历史教学增色不少：“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突出了后人对项羽的赞扬；“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反映了历经大乱后，唐朝时士族衰落的景况；“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显示了文天祥的高尚气节；“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使林则徐的爱国情怀跃然纸上……

历史教师在教学之余，读一读优秀的古今文学作品，从中吸取营养，能够在无形中在陶冶情操、丰富思想，提高自己的文化品位和欣赏情趣。如果能够在课堂教学中适适时引入这些文学因素，不仅可以使课堂教学显得更生动，也能增添教师魅力，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

三、关注时事新闻，锻炼分析时政的能力

随着时代的发展、教育改革的深入，中学历史教学更注重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分析、解决现实问题。因此，历史教师绝不能“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教教科书”，而应做到“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养成读报、听新闻、看时事的习惯。如能养成摘抄剪辑时政资料的习惯，更是对丰富教师的知识储备大有裨益。精彩史论、宝贵资料、重要数据、珍贵图片、名人名言……或剪辑或抄录，再分门别类整理，无异于一个个人资料库，能为日常教学提供诸多方便。从目前来看，当今高考内容与许多时政热点、重点都有联系，如、反腐问题、反恐问题、环保问题、知识经济问题、中美关系问题等，教师若能及时在课堂上结合相关历史内容穿插时政热点，就能够提高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对透过现实事件看清问题本质的能力，也能够使学生在考试过程中遇到类似问题不再慌乱。因此，教师应顺应时展和课程改革的趋势，关注时事，提高自身分析时政能力，从而进一步提高学生的时政分析能力。

四、提高课堂语言质量，升华语言表达能力

教学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对历史教师而言，无论教案准备的多充分，如果不掌握语言表达艺术，那么，他也无法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能力的提高更是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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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史学论文写作 改革 创新 模式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4）04-0121-02

在高等教育中，历史学科是基础之一，必须坚持把培养高素质的人才作为教学活动的根本目标，同时，要紧密结合改革的步伐和社会的需求来培养人才。历史学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培养适应21世纪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基础扎实、知识丰富、具有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中小学师资及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和相关专门人才。根据这一目标，改革和创新史学论文写作的理论教学和写作实践，必将对我们实现目标、培养人才起到突出的作用。

史学论文写作课程教学和学年论文、毕业论文是实现培养目标的重要教学环节，是培养学生创新精神、提高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的重要途径。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写好论文是提高本科教学质量的关键，学生通过论文的写作，将所学的专业基本知识运用于实践，掌握论文撰写的步骤、方法和技能，并且在思想品德、工作能力、工作态度和创新能力等方面得到全面提高，为毕业后从事科研、教学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一、整体优化构建

（一）改革理论教学

改革以往史学论文写作课程的传统理论教学方式，增加研读、探求两个环节，来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和分析能力。同时，有必要逐步改革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这两门历史专业核心课的内容和体例，使之更好地反映时代变化和学术的最新发展。三年级将较多地开设专业选修课（包括必选课和任选课），地方高校尤其要注重开设部分区域历史文化课程，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要增加有关生态、拓殖、人口、社会思潮、大众心态、社会生活等国际学术界普遍关注的内容，将历史学习与现代社会问题诸如区域稳定、边疆经济、生态变迁等紧密联系起来，使学生更多地了解新的研究成果和学术趋势，凸显历史学的社会功能。要增开反映本学科前沿成果，有助于提高学生基本功训练和理论思维能力的选修课，特别是文化史、社会史、宗教史、外交史等领域的专门课程以及断代史研究的专题，拓宽学生的认知面。

（二）创新实践方式

要结合理论教学的改革，充分挖掘和利用历史文化的丰富内涵，发挥历史学教化与教养的功能，凸显历史学科功能和价值，培育经典名师，讲传经典文献，开设精品课程，打造精彩讲堂；培养学术人才，加强地方特色文化研究，提高校园文化品位和学生人文素质，建设文化名校；培养社会人才，满足社会对具有一定史学功底的应用人才的多样化需求。同时，结合高校教学团学一体化建设的实践，创办校园历史文化节、“历史与文化”学生论文大赛、学生学术论坛等学术实践活动，以演讲、辩论、沙龙、历史剧、考古调查等形式，丰富校园文化、提高学生能力，在学校建设和发展过程中体现历史专业独特的魅力。

（三）增强教师指导

教育目标的实现，归根结底是通过教师的具体教学活动来完成的。建立结构合理的学科梯队，进一步完善师资队伍的知识储备，是保证改革顺利进行的不可忽视的前提。必须把教师队伍建设放在重要位置，要抓好中青年教师队伍的稳定及其知识结构的完善，采取相应措施保证绝大多数教授、副教授都承担本科教学第一线教学任务，充分调动广大教师的教学科研积极性。不仅对学生在知识结构、思辨能力、认知水平、学科体系、考研素质等方面着力进行培养，还要对学生在创新思维、实践能力等方面进行全面打造。四年级学生除了继续进行少量课程的学习外，在教师的指导下，要积极参与地方历史文化研究和项目活动开展。尤其是结合论文写作课程、毕业论文（设计）、历史文化研究竞赛等活动，提高能力。

二、积极开展课题研究

（一）具体分工与集体攻关相结合

课题的研究和实践，需要课题组全体成员积极配合、协调统一来展开。在总项目之下，设置若干子项目，充分了解历史学专业本科学生学术研究倾向；调查历史学专业学生读书情况；理清教学、团学工作一体化与创新改革的关系等等。对每一个子项目进行具体分工，展开工作，不定期进行集中讨论。最终在子项目完成的基础上，通过实践检验和集体修订，形成最终方案。

（二）理论研究与实践活动相结合

要在现代教育理论、教育思想、教育教学新理念的指导之下，紧紧把握教育教学理论研究的前沿成果。结合国家、地方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法规、政策，认真学习，融会贯通，将核心内容渗透在课题的研究和实践中。同时，教育教学改革成果的形成，必须通过实践活动展开，如对相关现状的调查，就必须通过大量的调查问卷来进行，而初步研究形成的方案，也必然通过教学实践活动来进行检验和不断完善。只有理论与实践的相互结合，才能形成行之有效的改革方案。

（三）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相结合

课题的研究要立足于具体高校，但又不能仅局限在一所院校，必须与历史学专业改革发展的趋势目标相统一，与地方高等教育发展的目标和趋势相统一，与国家中长期教育发展规划相统一。课题的研究主要针对史学论文写作，但又不能仅局限在写作上，要充分考虑应用型人才对各学科知识的需求，对各种能力的需求，以及教学团学一体化建设的思路。

（四）专业课程与知识拓展相结合

课题的研究还包括在历史学专业传统的课程设置以外，有效地对教师资源进行整合，以师资特色开设专门史、断代史专题选修课来培养“学术型”人才；同时，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结合历史过去性的特点，以多媒体辅助教学，集声像、音响、图片于一体，增强历史教学的生动性，激发学生学史兴趣。开展专业考察、地方遗址遗迹参观了解等方式，增强学生对知识的应用能力。

三、主要特色和创新

经过长期的摸索和实践，我们提出，创新史学论文写作教学和实践活动，具有特色的“123模式”是有效的途径。

“123模式”具体来说包括两个“123”，即教学中的“一堂课、两论文、三环节”；实践中的“一结合、两展示、三监控”。

在史学论文写作教学活动中，创新“一堂课、两论文、三环节”。一堂理论课程，对历史学本科学生继续开设史学论文写作理论课程，要通过调整使学年论文能够和毕业论文更好地衔接，学年论文总结和毕业论文启动同时进行，为毕业论文的写作打下坚实的基础。两论文，即两个写作实践，包括历史学本科学生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科学合理地安排指导教师，加强对学生的锻炼，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三环节指理论教学过程中的三个具体环节，包括研读式环节、探求式环节、思辨式环节。改变以往理论与实践脱节的弊端。在理论学习中，首先结合理论学习，指导学生选择感兴趣的学术论文进行研读；其次，结合理论学习进行对史料的搜集整理，以探求本质；第三，指导学生对具体选题进行思辨，然后再进行写作实践。

高一历史论文篇6

关键词：世界近代史　教学内容　高校

历史既是一门科学，更是一门艺术。作为科学，它是一部百科全书，重在培养学生形成缜密科学的历史知识体系和历史理论素养；作为艺术，它蕴含一种精神，重在培养学生求真求实的思想品格和严谨论证、创新的思维。在笔者看来，历史学科的教学都要把握上述“历史”的内涵，历史教学者才能较为准确全面地传导给学生所谓的“历史学”知识。而要做到此点，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教学者自己必须全面把握历史学科内容，在此基础上高屋建瓴，依据自己的历史观做出对百科全书式的历史知识的取舍，在有限的时间内有选择地传授给学生，然后才可以谈得上借助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和自己独特的教学风格而获得教学的成功。

所以，在上课之前，作为一个高校世界史教学的历史工作者，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尽一切可能阅读各种书籍，除历史学外，文化学、社会学、哲学、政治学尤其与世界史紧密相关的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学等学科书籍都应该是涉猎的范围，其目的就是尽可能地提高自己的人文素养，并为《世界近代史》课程的备课做好知识储备，在此基础上认真写出详实的教案。在教案的写作过程中，要注意从宏观上把握世界史尤其是近代以来的世界史的本质，在历史观上认清近代以来的世界史是一部蕴含政治民主化、经济工业化、思想文化科学理性化的诸领域现代化的历史，同时又是一部多元化与全球化同步发展的整体化的历史，力图打破受僵硬的意识形态和革命史观一元化统治的非马克思主义史观，把传统史学强调的单调的革命史纳入到丰富多彩的现代化史和整体的世界史的进程之中，加强唯物史观这把被鲁迅先生称之为“最锐利的解剖刀”和马克思主义精髓的“生产力中轴”原理在世界史教学中突出地位，其目的就是力图在教学内容上引导学生形成客观、严密的世界历史思维，增强学生学习世界历史的兴趣。

在进行了上述准备后，世界近代史的教学过程可以分为以下三步来完成。

第一步，了解学生学习世界近代史的困难所在。首先，要设身处地地把自己放在学生的位置上，仔细思考一个学生想学什么，如何学以及他希望教师怎样去教。其次，要尽力塑造师生之间的亲和关系。应该告诉学生教师的电话号码，邮箱甚至住址，并通过问卷调查、课下聊天等手段尽可能知晓学生学习世界近代史的兴趣所在和期望所在，了解学生学习世界近代史课程的困境。一般说来，世界史的学习过程中的问题既有历史学科学习的共性问题又有世界史学科学习困境的个性问题，主要有三：一是专业思想极不牢固。造成该问题的根源在于现实，即来源于学习历史在现实社会中有用无用的困惑。二是专业兴趣不浓厚。这个问题有的是因为专业思想不牢固造成的，但也有很多学生仅仅就是主观上对历史不感兴趣。三是，学习方法存在重大缺陷。很多学生仅仅依靠死记硬背的传统手段来学习历史，由于世界近代史涉及的国别地区众多，时间跨度500年，各种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等纵横交错，记忆力再好的学生靠死记硬背的单调方法肯定无法学习好世界近代史。

第二步，根据自己的历史观和学生的面临的问题设计课堂教学内容。一般的《世界近代史》的讲授主要可以围绕三个方面内容进行。

第一，在大人文学科的背景下培养学生对历史学的兴趣，强调历史学等相关人文社会科学对于构筑健全的人生观以及对促进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重大功能。要通过各种事例来证明此点，例如可以跟学生谈美国德鲁大学尼尔・里默教授提及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内部的争论，那场争论中，医学家、生物学家、航天学家对人文学者说，“我们不断地发明新的东西，新的药物、新的谷物和航天技术，而你们这些历史学家、社会科学家除了单纯地重复过去，又做过什么呢？”对这样的疑问其中之一有力的反驳是：“您听说过美国宪法吗？”可以跟学生指出，美国宪法也许是人类社会以往的两三百年中最重要的社会发明，它不仅促成就了美国的强大，而且导致了民主政治在全球的传播，这样一项重要成果恰恰是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哲学家和法学家等人文社会学者共同努力的结晶。在课堂教学中，要不断地告诫学生兴趣一方面可能是先天的，但更多的兴趣是在深入学习的过程中后天培养的，历史学更是这样，并告诉学生其实那些学习计算机专业、生物学专业、航天专业等这些所谓比人文社会科学有用的学科的同学也同样存在对专业不感兴趣的情况，问题是无论学习什么都要注意培养自己的兴趣。

第二，把历史学研究方法论和历史学理论特别是思想史、文化史理论放在课堂教学的首要位置。要告诉学生，学习历史学表面上看仅仅是和史料与史实打交道，但其实体现一个史家见识最重要的方面是理论修养，因为一切历史解释基本上都是建立在理论之上，没有历史理论修养就无法把握宏观的历史脉络，无法对史料解读，更无法对具体的史实赋予意义，归根结底也就无法使史实真正成为自己记忆的一部分。因此，给学生开列一个具有权威意义的思想史和文化史书单并就其中的相关内容讲授十分重要，目的是便于学生看到在制度和历史事件等历史表象背后起恒久和深层作用的思想文化因素，比如，不了解19世纪末美国盛行的社会达尔文思潮就无法理解美国的海外扩张，不了解自然权利思想就无法理解《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不了解20世纪初年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就无法全面解读中国近现代史。此外，要告诫学生必须阅读如何认识和解读历史与社会现象的理论，如研究国际关系史需要的国际政治理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文化交流史所需要的传播学理论等，最终就是要求学生根据自己掌握的理论来对众多庞杂的历史史实进行高屋建瓴式的取舍，而不必强行一一记诵，这种不是单纯强调史实记忆的学习方法不仅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把历史学学习和其他相关学科的学习融会一起，极大地扩大了学生的知识视野，拓展了学生利用其他学科方法解决历史问题的能力。

第三，根据世界近代史的现代化和整体化历史的本质来确定教学内容。由于受教学时间的限制，不可能在课堂上将所有的世界近代史的内容一一讲授，打破历史教学中编年史教学和国别史教学的传统取向，笔者认为基本的原则是凡是有利于学生认识世界历史的现代化和整体化发展取向的历史问题就跟学生多讲、重点讲，但是也告诫学生要根据自己的历史观和历史理论来确定自己应该掌握的重点问题。同时要注意将世界近代史的学习和中国近现代史的学习结合起来，突破过去世界史教学就是外国史或是其他地区国别史教学的取向，要求学生将中国史学习置于整体世界历史发展的空间。

第三步，课堂未讲授的问题和学生感兴趣的问题采取讨论课的形式。讨论课可以分为两种模式：一是课堂集中讨论；二是课下讨论。一般的原则是，课下讨论的问题相对分散而不具典型，比较集中且待深入的问题应该课堂集中讨论。教师可以给学生开列讨论的相关读书清单，利用图书馆，建议学生泛读史实和教材，精读相关历史理论，要求他们勇于提出观点，对看过的书籍和教材作出未必正确但必须持之有据的学术批评，并做出可长可短但必须真实而非敷衍抄袭的读书笔记，以此来作为讨论的基础。学生的个别问题个别讨论，普遍的问题群体讨论，增强学生独立思考和独立解决历史问题的能力，并引导他们在课堂之外仍关注历史的学习，而不是走进课堂是历史专业的学生，走下课程就成了外语系的学生（现在高校历史系学生课下时间主要就是用在外语上了，专业反而放在其次，这应该引起我们的深思）。

在完成上述三步过程之后，当然也不能忽视现代计算机多媒体技术在教学方面的应用，尤其是在备课中和板书中无法完美展示的教学内容。例如，在讲授美西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内容时所涉及到的战争进程与战争形势的分析地图；在讲授世界文化史内容时所涉及到的各种文物与人物图片；在讲授重大历史事件时所涉及到的各种教学录像等等，这些都是历史教学直观性的要求，有利于历史教学课堂的活泼氛围和教学内容、教学手段的丰富，但是在历史教学中居于从属地位。

总体上看，与传统的世界史教学模式相比，高校《世界近代史》的教学最好可以从一下几个方面获得重大突破：

第一，传统的世界史学科把世界史看做是各个国家、民族或地区内部发展的历史，也就是吴于廑先生所说的世界纵向发展的历史。但实际上吴先生提出的世界横向发展的历史更为重要，即世界史更要研究“各地区（国家、文明）间的相互闭塞到逐步开放，由彼此分散到逐步联系密切，终于发展成为整体的世界历史这一客观过程。”因此，以美国史为例，对于“地区史”或“国别史”而言，不仅需要研究美国国家产生、发展的历史，更要研究美国对外交往、对抗、融合、价值观扩散的历史。

高一历史论文篇7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政治事件，也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中国共产党成了执政党，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新的国家形式。对于中国历史的这一巨大变化，占人口大多数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欢欣鼓舞，他们以空前的热情，投入到建设新中国的历史潮流中去。中国学术界要讴歌这一巨大历史进步，要探索这一历史进步之所由来。在新中国的学术园地里，中国近代史学科空前地发展、成长起来。较之1949年以前，中国近代史研究有了很大前进，无论是研究机构、研究队伍、研究成果，以及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有了与往昔不能相比的发展。但是，我认为，最重要的进步是在历史观方面，是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方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概括起来说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建立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积极开展百家争鸣，推动中国近代史研究向纵深发展。

1954年，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胡绳发表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一文，引起了近代史学者的强烈关注和热烈讨论。1957年，《历史研究》编辑部汇集了三年来学者的讨论文章予以出版。这是中国近代史学界学习唯物史观、寻求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建立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的宝贵纪录。中国近代史如何分期，看起来是编写近代史教科书的一个具体问题。但是依据什么标准分期，却涉及历史观问题，涉及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理论与方法问题，涉及叙述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以什么来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问题。胡绳有感于1949年以前的有些中国近代史教科书按照"道光时代"、"咸丰时代"、"同治时代"，或者按照"积弱时期"、"变政时期"、"共和时期"来叙述历史，认为这是不足道的、不足取的，因为它"没有反映出社会历史发展中的本质的东西"(1)；另一些教科书，甚至包括一些企图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来说明历史的书在内则放弃了历史分期的办法，按重大事件来叙述历史，叙事时大致上采用了"纪事本末体"的方法，这种方法，往往"拆散了许多本来是互相关联的历史现象，并使历史发展中的基本线索模糊不清"(2)。在讨论分期标准的时候，胡绳批评了那种拿帝国主义侵略形态作划分时期标准的看法，认为"只看到侵略的那一面，而看不到或不重视对侵略的反应这　一面，正是历来资产阶级观点的近代史著作中的主要缺点之一"(3)；同时也批评了单纯用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来作划分时期标准的做法，认为那样会走到经济唯物论的立场上去．对中国近代史分期，必须全面考察当时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的变化并不是亦步亦趋地随着基础的变化。胡绳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依据毛泽东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论断，提出了"基本上用阶级斗争的表现来做划分时期的标准"的重要意见。他还特别指出，马克思主义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要求不是在于给各个事变、各个人物一一简单地标上这个阶级或那个阶级、进步或革命的符号。如果在一本近代史著作中不过是复述资产阶级观点的材料，此外只是多了这一些符号，那并非是完成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任务。"要使历史研究真正渗透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力量，就要善于通过经济政治和文化现象而表明在中国近代历史舞台上的各种社会力量的面貌和实质，它们的来历，它们的相互关系和相互斗争，它们的发展趋势。(4)"应该说，这是第一次向学术界提出了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任务，从学术上提出了要使历史研究真正渗透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力量的重要观点。依据这种观点，胡绳还提出了"中国近代史中的三次革命运动的高涨"（此后史学界一般称"三次革命高潮"）的概念，并对1840―1919年的中国近代史分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胡文发表后，引起学术界热烈反应。1957年新华社《中国近代史分期讨论告一段落》的消息，披露截止当时共有24篇相关。3年间，先后有孙守任、黄一良、金冲及、范文澜、戴逸、荣孟源、李新、来新夏、王仁忱、章开沅等发表讨论文章，阐明自己的观点。报纸还报道了天津师范学院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中国人民大学第六次科学讨论会以及综合大学文史教学大纲讨论会上有关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的意见。许多人同意或基本同意胡绳有关分期标准的见解，同时也提出了若干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应以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的发展及其质的某些变化为标准(5)；有人主张"必须严格地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树立以中国人民为中国历史主角的思想"(6)；有人认为"分期标准应该是将社会经济（生产方式）的表征和阶级斗争的表征结合起来"(7)；有人认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经济政治压迫和中国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成为贯穿这一历史时期的根本矛盾，也就成为贯穿各个事件的一条线索"(8)。等等。因为对分期标准的认识不同，或者虽然相同，但理解不一定相同，因而形成了对中国近代史分期的种种不同主张。

评价这一次讨论，我认为，不在于对分期标准的认识是否统一，不在于对具体的历史分期研究取得了多少进展，而在于这是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近代史学界（不仅限于中国近代史学界）结合研究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历史唯物主义，消除旧中国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史学观的一次重要机会。通过这次讨论，明确了研究中国近代史，必须采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许多讨论者几乎一致认为，毛泽东所说的"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原则上表述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内容，因此，应当考虑以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运动及其发展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

与此同时，史学界还开展了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中国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问题讨论、中国土地制度问题讨论、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等等，所有这些讨论，是发生在50年代的一次马克思主义大学习，是一次不可多得的百家争鸣，它推动了史学界形成学习理论特别是学习唯物史观的浓厚风气，使一大批来自旧中国的学者，以及刚刚成长起来进入史学战线的青年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运用唯物史观观察和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是对中国近代史的观察和研究，推动了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建设，推进了中国近代史领域若干重大理论问题和历史实际问题的研究。过了40多年，今天来回顾这次讨论，我们仍然感到，中国近代史学科所以有今天这样的局面，我国近代史研究学者所以有今天这样的思想水平，是如何受惠于50年代的那次讨论的。

经过50年代的讨论以后，近代史学界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科学性和革命性问题、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指导思想问题、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问题，大体取得了共识。此后出版的3本中国近代史课本，体现了这次讨论的结果。其中两本是1962年出版的：一本是郭沫若主编、刘大年组织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编写的《中国史稿》第4册，一本是翦伯赞主编、邵循正和陈庆华编写的《中国史纲要》第4册。第三本是胡绳编著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此书虽然出版于1981年，反映的仍是那次讨论的结果。前两本书是为大学历史系编写的教材，后一本是为广大干部编写的近代史读本。

以前讲中国近代史的书，包括拥有众多读者的范文澜著《中国近代史》，一般带有纪事本末的特点，而且内容偏重于政治史。这在当时是有道理的，但是需要改进。《中国史稿》第4册的作者们努力作出了改变。依照《中国史稿》第4册主持人刘大年的看法，1840至1919年近代中国80年的历史，明显地表现为鸦片战争至太平天国失败、1864年至戊戌变法与义和团运动失败，以及1901年至五四运动爆发的三个不同时期。在那几个时期里，帝国主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相互关系、各种势力的矛盾斗争各有特点。其中社会经济状况、阶级斗争、意识形态是结合在一起的，统一的。因此，新的著作要求根据历史演变的时间顺序讲述事件；不只讲政治事件，也要讲经济基础、意识形态；不只讲汉族地区的历史，也要讲国内各民族在斗争中与全国的联系和相互关系。《中国史稿》第4册这种写法，就是总结了1949年以来中国近代史学科的理论建树和研究成果，加以概括和升华，给中国近代史搭起了一个新的架子，有些地方做出了可喜的概括。当时它是指定的高等学校教材，印数很多。1982年全国近代史专家在承德举行学术讨论会，有的研究者评论说，60年代最有影响的近代史著作是郭沫若主编、实际上是刘大年写的《中国史稿》第4册。这个评论指出了那本书在一段时间里流行的情形。胡绳的著作，规模较大，条分缕析，议论恢弘，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作者刻意追求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力量，对教学和研究工作以及对广大群众的爱国主义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

以上三本书，尽管在某些具体问题的论述上学者们可能有不同意见，但是它们基本上确定了中国近代史教科书的编写体例和框架，确认了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考察中国近代的历史进程，确认了近代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确认了近代中国的基本任务是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在具体编写上大体接受了三个革命高潮的概念。80年代中期以来出版的数以百计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和普及读物，大体上都是按照这个框架编写的，可以看作是学者们接受这个框架的标志。

从1980年起，中国近代史学界再次掀起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的讨论。经过十年动乱，一些学者从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出发，要求抛弃极"左"的政治枷锁和教条主义的绳索，要求纠正由于党的指导方针上的失误在史学研究中出现的片面化、简单化的倾向，反思近代史研究的基本状况，对早先胡绳提出并得到相当多学者支持的基本上用阶级斗争的表现作划分时期的标志以及三个革命高潮的概念，提出了怀疑和驳难。李时岳首先在《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发表了题为《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的论文，引起了有关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的新一轮讨论。这次讨论中也涉及近代史的分期问题，却不像50年代的讨论那样，使近代史基本线索这样一个重大理论问题附见于分期问题上，而是直接提出了问题。

李时岳的文章发表后，在80年代中期形成了争鸣的热潮，直到90年代还有文章发表。与50年代的那次讨论比较，这次讨论，问题提得更广泛了，角度更新了，研究更深入了，分歧也更显著了。概括说起来，大体有三种主要观点。一派以李时岳为代表。李时岳提出："1840―1919年的中国近代史，经历了农民战争、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资产阶级革命四个阶段"，"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反映了近代中国人民政治觉悟的迅速发展，标志着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基本脉络"(9)。认为要重视近代史上资本主义经济发生发展的意义，给与资产阶级政治运动以应有的政治地位(10)，强调要以"洋务运动一维新运动一资产阶级革命"作为中国近代史的进步潮流或基本线索。一些学者把这种提法概括为"三个阶梯"　论，李时岳本人认为不确切，曾著文修上说应当包括太平天国农民战争而称之为"四个阶梯"论地演化的趋向．　一是从封建社会变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　并向资本主义演化的趋向。前者是个向下沉沦的趋向，后者是个向上发展的趋向。李时岳表示赞成基本上用阶级斗争的表现为线索，认为"四个阶梯"论与"三次高潮"论并非根本对立，只是部分地修正和补充，"三次高潮"论的不完善的地方"在于没有把阶级斗争和社会经济紧密地联系起来，从而没有把唯物史观贯彻到底"(11)。在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的讨论中，有的学者认为，说毛泽东的"两个过程"论没有概述中国近代史的"全部内容"，是对毛泽东本人原意的"误解"，要求"摆脱""两个过程"论的"束缚"，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悟出一些新的道理，把我们的研究建立在科学理论的基础上"(12)。有的认为，中国近代社会"争取独立和谋求进步始终是历史的主题；　而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则是近代中国争取独立和谋求进步的根本道路"　或者说，(13)；近代"中国人民面临着争取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谋求社会进步（发展资本主义）两项根本任务。这两项任务贯串着整个中国近代史，一切斗争，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思想文化的斗争在内，都是围绕着这两项根本任务进行的。它们构成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14)"依据这种理解，他们以资本主义运动（包括经济和政治两方面）为主要线索来考察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进程，认为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辛亥革命"反映了近代中国人民政治觉悟的迅速发展，标志着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基本脉络"(15)。他们认为，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要争取民族独立和谋求社会进步，就必须向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状况，实现中国的近代化。

另一派大体上坚持胡绳原先提出的观点。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的序言和1997年再版序言以及其他文章中，仍坚持三次革命高潮的观点，认为前一派的看法抹煞厂农民革命在近代中国历史中的作用。苏双碧(16)、苑书义(17)、张海鹏(18)、荣孟源(19)等也先后发表争鸣文章，认为中国近代史的发展线索应制约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中国人民的中心任务是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其中也包括建立自己的民族工业，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这个过程就构成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要线索。他们认为毛泽东关于中国近代史所说的"两个过程"，正确地概括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不同意把"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当作"近代中国争取独立和谋求进步的根本道路"，认为中国只有通过民主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才能发展资本主义。与前一派意见相比较，这一派意见不同意简单地把洋务运动当成进步运动，也不赞成把义和团运动列在基本线索之外。

第三派意见比较复杂，基本上依违于以上两种意见之间，或者另有生发。章开沅发表《民族运动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20)一文，试图从民族运动的角度来阐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它认为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民族运动的发端。他把近80年的近代中国历史以1900年为界标，概括为"两个阶段，三次高涨"，即：第一阶段经历了太平天国和甲午战后的戊戌维新、义和团两次民族运动的高涨，第二阶段经历了辛亥革命这次更具有近代特征的民族运动的高涨。他说，民族运动的这三次高涨，是近代中国历史客观存在的发展态势，体现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和发展规律。章开沅认为，"洋务-维新-革命"只是一个简单的框架，它特别容易使人忽略农民和土地问题这样重要的社会内容。因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能机械搬用近代史即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衰败的历史之类现成公式。他又认为三次革命高潮一同还是不用为好，因为革命一词有广狭两种理解，说三次革命高潮不仅容易引起概念理解上的歧义，而且容易使人联想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提法，使作为整个中国近代史组成部分的新、旧民主主义史缺乏体例上的协调。他又特别指出，毛泽东说的"两个过程"可以作为我们据以探究近代中国历史基本线索的基点。说近代中国历史发展过程是一种民族运动，并不意味着以另一套线索取代"两个过程"而作为基本线索。"两个过程"是客观存在的历史实际，是中国近代史全过程的主干，因而也就理所当然地被人们理解为贯穿始终的基本线索。由此看来，这第三派虽然对前两派都有所批评，其主张的实质与胡绳的意见是较为接近的。

戚其章持另外一种看法。他认为"两个过程"就是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是难以成立的。他认为，考虑基本线索时不宜空泛地谈论"阶级斗争的表现"，反帝斗争固然不能体现基本线索，就是反封建斗争也不一定每次都能体现基本线索，"基本线索的标志，应该是能够反映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前途的国内阶级斗争"，"只有推动社会变革的国内阶级斗争才能体现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他提出，在中国近代史上，只有太平天国、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才能体现基本线索，洋务运动和义和团运动不能列入基本线索的标志之内。这样，"太平天国--维新运动--辛亥革命，便构成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三个阶梯"(21)。

以上是80年代中期有关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争论的几种主要见解。这些见解，都是以1840―1919年的中国历史过程作为立论的史实根据的。三派意见有许多共同之处，即都承认要以阶级斗争的表现作为确认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标志，理论上的分歧表现在，或者强调阶级斗争要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相联系，要求重视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意义和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提出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是近代中国争取独立和谋求进步的根本道路，因而高度评价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贬低义和团运动的作用；或者强调阶级斗争要与反映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前途的社会变革相联系，认为不能把洋务运动和义和团运动列入基本线索之内。但是后一种意见认为不能把中国近代史的"两个过程"和反帝反封建算作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则显然与作者主张的"只有推动社会变革的国内阶级斗争才能体现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相违背，有理论上不够严密的地方。就具体分歧而言，三派意见的最大不同，是对洋务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的评价。就洋务运动言，第一派认为，洋务运动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是进步运动。经济史研究专家汪敬虞研究了洋务企业和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后认为，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产生，以商人为主体的民间活动先于洋务派官僚为主体的官场活动。最先在中国接触资本主义并已实践资本主义的是和入侵的外国资本主义发生联系的新式商人。洋务派官办、官督商办企业后来虽然在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产生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但洋务派并不能成为扶助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积极力量，洋务派官僚不是站在促使中国资本主义走向发展的方面(22)。汪敬虞在研究了洋务派的官督商办企业以后得出结论："插手现代企业的洋务派官僚，并不能承担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的历史任务.

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讨论，到了80年代末以后又有了新的进展。学者们不满足于以往的讨论局限于1840―1919年的近代史分期，主张中国近代史下限应当延至1949年的呼声高涨了。《历史研究　》1988年第3期发表了陈旭麓《关于中国近代史线索的思考》，就是把1840―1949年的110年历史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时期来考察其线索的。陈旭麓认为："所谓完整的历史时期，就是说这个110年不同于秦汉以来任何一个历史朝代，而是一个特殊的历史社会形态，即在封建社会崩溃中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要从这样一个特殊的完整的社会形态及其丰富的内涵来考虑。(28)"从这个路向来考虑，从革命的本意来定义革命高潮，陈旭麓认为中国近代史上确有三次革命高潮，但不是经胡绳提倡、被大多数学者接受的那三次革命高潮。陈旭麓认为，在19世纪的中晚期，中国在推动变革的道路上，有过农民起义的高潮，有过维新变法的高潮，有过反帝运动的高潮，它们以不同的斗争方式，程度不等地推动或体现了新陈代谢的历程，但并没有形成如后来那样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高潮。只是到了20世纪才出现具有完全意义的革命，形成高潮。他断言这三次高潮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1927年的大革命，打倒了北洋军阀政府；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夺取全国胜利。他强调中国近代史上只有这三次革命高潮，没有这三次高潮，就赶不走帝国主义，也打不跨封建势力。夏东元也从110年中国近代史的角度，提出了他对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理解。他认为应将"'一条主线'（即以资本主义酝酿、发生和发展为线索）'两个过程'（即'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相结合，阐明中国近代110年的历史规律；既不同意'三次革命高潮'说，也不认为'四个阶梯'说是妥当的。(29)"他确定以资本主义为主线，认为将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列为三个进步运动，虽然是四五十年前的陈说，但经过重新论述，注意到了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规律性，但未把110年历史联系起来看，而且完全把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并列起来是不适宜的，因为洋务运动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核心问题――民主政治改革的。因此他确信，以资本主义的酝酿、发生和发展与"两个过程"相结合，以实现民主与反实现民主规定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能顺利发展为基本线索，将110年的中国近代史以戊戌变法为界标划分为前后两段，是比较能全面体现历史发展规律的(30)。1997年张海鹏接续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张海鹏认为，从50年代起，中国近代史研究就沿用新中国建立以前的说法，分为中国近代史（1840―1919年）和中国现代史（1919―1949年）两个时期。直到现在，大学里还是这样分别设置教研室，分别讲授课程。他认为，这样的分法，对历史认识和学科建设，都没有好处。新中国建立已近半个世纪，对于1949年上溯至1840年那一段中国历史，我们现在是看得更清楚了，应该有更好的认识和解说。总起来说，他认为应将1840―1949年的中国历史打通来研究，这不论对中国近代史还是1949年以后的中国现代史，不论对于中国革命史还是中共党史的研究，都会有好处。他还认为，李时岳前几年提到半殖民地是"历史的沉沦"，半封建即半资本主义是"历史的上升"(31)，颇有新意，但说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同时既有沉沦的一面、又有上升的一面，则很难使人信服。李时岳问道，如果说近代中国只有历史的沉沦，那么，"'历史的沉沦'何所底止？漫漫长夜宁有尽头？(32)"张海鹏由此受到启发，进而提出：从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110年历史来考察，近代中国历史到了本世纪初（大约在1901―1915年），可以说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沉沦到谷底的时期，1901年是《辛丑条约》的签订，l915年是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袁世凯称帝以及陈独秀创办《新青年》。这些重大事件，大大刺激了中国社会成长中的新的社会阶级力量，促进了他门的觉醒，促进了整个中华民族的觉醒。从此以后，中国社会内部的发展开始呈现上升趋势，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和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的爆发是这一上升趋势的明确表征。此后，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力量，无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力量迅速成长并终了先后取代旧势力，成为主导社会发展的力量(33)。

张海鹏还认为，胡绳提出的三个革命高潮的概念是中国近代史中很重要的概念。从政治史或者革命史的角度来观察，这个概念的提出，是反映历史实际的。固然，从经济史、思想史、文化史或者从近代化史的角度观察中国近代史，可以从各相关专业的需要出发提出不同的、反映各相关专业历史实际的某些概念，但是，从中国近代史的全局衡量，恐怕都要考虑三个革命高潮概念的统率、制衡作用，把三个革命高潮概念完全撇开不用，恐怕是难以反映历史真实的。

但是，胡绳当初提出这个概念的时候，所处理的对象是中国近代史的前半期，即1840―1919年期间。把中国近代史的下限放在1949年9月，则胡绳所提中国近代史的三个革命高潮的概念之不符合实际，是很明显的。从这个角度对三个革命高潮论所做的批评，是完全有道理的。因此，从中国近代史的全局考虑，有必要重新考虑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高潮问题。考虑到胡绳当初提出革命高潮概念的用意，是为了说明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是为了"通过经济政治和文化现象而表明在中国近代历史舞台上的各种社会力量的面貌和实质，它们的来历，它们的相互关系和相互斗争，它们的发展趋势"，是为了认识"革命运动高涨的时期乃是社会力量的新的配备通过激烈的阶级斗争而充分表露出来的时期"(34)，我们就会明了，他并不是从革命的本来意义上来定义"三次革命运动的高涨"这一概念的。他提出这个概念的出发点是可以理解的，它对于我们从政治上来认识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和特点，恰恰是很重要的。况且，19世纪内几次革命运动的高涨（如太平天国运动、戊戌维新、义和团等），为此后真正革命运动的到来作了认真的准备，提供了思想资料，是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过渡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可缺少的准备阶段。缺少了这些，我们认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总结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规律，就缺少了必要的环节。从这个认识出发，中国近代史的革命高潮依然应该把19世纪的几次革命运动包括在内。当然，不一定非要三次不可。从全局衡量，应该有七次。它们是：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1927年大革命；1937―1945年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以上七次革命运动或革命高潮，基本上决定了近代中国的政治走向，包括了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所有主要阶段，包括了民族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这就是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基本线索(35)。

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讨论，虽然近年来发表的文章少了，但是学者们没有停止思索。我希望并且相信，我们的讨论不会就此停止。重要的是要保持百家争鸣的良好态势。我们不需要只有一个声音。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我们可以形成多个学派，提出多个不同的框架，促进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真正繁荣。

50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理论和方法的争论，除了基本线索问题外，还有其他的题目，比如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讨论，又比如关于近代化（现代化）的思考方向与传统的反帝反封建的思考方向的关系等等。但是这些问题的讨论，都还刚刚开始，讨论的广泛性、争鸣的深刻性，都不如基本线索问题。限于篇幅，就不再继续加以评析了。

注释：

(1)胡绳：《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页。这里胡绳指的是李泰？《新著中国近百年史》，1924年版；　孟世杰《中国最近世史》，1926年版。

(2)《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第2页。胡绳所指一些企图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来说明历史的书，是华岗著《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1951年增定版；范文澜著《中国近代史》上编第1分册，1947年版。

(3)《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第4页。

(4)《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第7页。

(5)孙守任：《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的商榷》，《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第15页。

(6)黄一良：《评孙守任〈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的商榷〉一文》，《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第43页。

(7)金冲及：《对于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的意见》，《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第45页。

(8)范文澜：《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第98页。

(9)李时岳：《从洋务、　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研究》1980年1期。

(10)李时岳：《中国近代史主要线索及其标志之我见》，《历史研究》　1984年第2期。

(11)李时岳：《中国近代史主要线索及其标志之我见》，《历史研究》　1984年第2期。

(12)胡滨：《打破框框，开阔视野》，《文史哲》1983年第3期《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笔谈）》专栏。

(13)据《历史研究》编辑部近现代史编辑室《国内史学界关于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研究》，《历史研究》1983年第4期。该项资料注明这段文字出自于1981年3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李时岳、　胡滨著《论洋务运动》一文。经查上述资料所引述的这段文字，与原文有出入，但并不违背作者的本意，或者可以看作是对作者本意的一种概括。

(14)胡滨：《打破框框，开阔视野》，《文史哲》　1983年第3期。

(15)李时岳：《中国近代史主要线索及其标志之我见》，《历史研究》

1984年第2期。

(16)苏双碧：《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发展线索问题》，1983年11月9日《光明日报》。

(17)苑书义：《论近代中国的进步潮流》，《近代史研究》　1984年第2期。

(18)张海鹏：《中国近代史的"两个过程"及有关问题》，《历史研究》1984年第4期。

(19)荣孟源：《谈中国近代史的两个过程》，《历史教学》　1984年第7期。

(20)《历史研究》1984年第3期。

(21)戚其章：《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几点意见》，《历史研究》1985年第6期。

(22)汪敬虞；《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历史研究》1988年第5期。

(23)汪敬虞：《洋务派不能承担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的历史任务》，《历史研究》1985年第4期。

(24)姜铎：《略论洋务企业的性质》，《历史研究》1985年第6期。

(25)张海鹏：《中国近代史的"两个过程"及有关问题》，《追求集――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探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4―15页。

(26)胡绳：《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第8―9页。

(27)胡绳：《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第6页。

高一历史论文篇8

关键词： 历史概念 高三历史复习 重要性

历史概念是人们对历史事实的概括和总结，它包含着特定的含义。历史概念的种类有人物、事件、文献、典籍、法律、制度、著作、会议、党派、思想、学说，等等。构成历史概念的基本要素根据类型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例如，构成历史人物概念的基本要素主要有人物的时代背景、思想和重要活动、阶级属性和历史地位等；构成历史事件概念的基本要素主要有事件发生的原因、时间、参加者、基本进程、性质、对历史发展的影响等。对历史概念的理解比对历史事实的理解更概括集中，更能体现历史现象的本质。对历史概念的理解需要掌握它所包含的特定含义和构成基本要素。

进入高三后，复习课是我们日常教学活动的主要形式，在平时的复习中，如果我们不注重对历史概念的这一最基础的复习要求，则日后定会成为学生提高历史思维能力和解题方面的颈瓶。

例：（2009广东高考）“封建社会”的概念是近代引入中国的。右图所示柳宗元的文章的主题可能是（）

A.分封制度

B.王位继承制度

C.郡县制度

D.三公九卿制度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的知识迁移能力。“封建社会”的概念既然是近代引入中国的，那么柳宗元所说的“封建论”，显然不是指自春秋战国时期确立的封建社会的社会形态概念，而应该是“封邦建国”的意思，所以答案应该选A。当然这是我们在做题中的常见思维，但在很多时候，许多学生做选择题多采用排除法排除选项，而采用排除法排除选项的前提就是对概念的正确把握，对这道题如果学生能够正确把握分封制的概念，那么这道题的答案就会不难选出。

可见准确掌握历史概念不仅仅是新课标对我们的要求，更为重要的是在历年来的高考中强化历史概念教学是高考命题导向的要求。在新课程改革和高考改革的大背景下，高考试题思维能力的考查力度在加大已是不争的事实，而由于历史概念便于考查学生透过历史现象把握历史问题本质和自主分析理解问题的能力，在高考历史试题的能力题中占绝对大的比重，因为它可以有效避免学生死记硬背书本理论从教材中寻找文字拼凑答案的应试策略。可以这样说，如果学生对历史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把握不准，是很难正确作答的。

那么如何在高三的复习课中贯彻概念复习、强化学生对概念的理解？我认为首先要理解历史概念的含义和分类。

一、历史概念分类

历史概念反映了历史现象本质的、内在的联系，是人脑对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和历史人物的本质特性的反映。历史概念的一般分类是：

一是按其所反映的历史事物的范围，可以分为专指性历史概念（史实性历史概念）和泛指性历史概念（理论性历史概念）。

二是按其所反映的历史事物的内容，可以分为历史人物概念、历史事件概念、历史名物概念和历史现象概念。

形成历史概念的基本方法有：定义法；分析与综合；比较与对比；实例论证（先下结论，然后对得出结论的途径进行分析，从而论证这种结论的正确性）。

案例（以实例论证法为例）：展示概念和结论：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概念延伸：完全独立的国家、、殖民地、半殖民地、封建社会、半封建社会。事实论证：引导学生回顾《南京条约》、《望厦条约》、《黄埔条约》等内容，后归纳为：由此中国的领土、领海、司法、关税及贸易，开始遭到破坏。我国的领土不再完整；不再独立；封建的自然经济也开始遭到外来资本主义的破坏。从而证明：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结论的正确性。

二、历史概念的教学方法

1.从理论层面上分析。（1）根据概念的复杂程度对历史概念进行分级。三级概念含有较多较复杂的历史知识，构成了历史的主干知识，宜采用分析与综合、比较与对比、实例论证等方法。如“君主专制”这个概念可分为“奴隶制君主专制”和“封建君主专制”，而封建君主专制的上一级概念是“封建制度”，同属一级的概念有“封建文化专制”等，分级之后就可以选取分析与综合、比较与对比、实例论证等方法进行分析。（2）根据概念的能力级别对历史概念合理分类，不同的历史概念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如史实概念可用定义法、讲述法，史论概念多用分析综合法。（3）根据概念的结构把历史概念内部的共同要素（背景、时间、地点、人物、经过、结果或影响等）和特殊要素（历史人物概念的“经历”要素，历史事件概念的“过程”要素，历史名物概念的“内容”要素和历史现象概念的“状况”要素）指定出来，引导学生学会使用分析综合法得出概念。（4）根据概念之间的种属关系，让学生通过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分析，正确区分相近或相似历史概念，多采用比较对比法和逻辑分析法。如不可以说“辛亥革命了封建制度”，只能讲“了君主专制制度”，因为封建制度是种概念，君主专制制度是属概念，君主专制制度是封建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

2.从技术层面上分析。（1）运用多媒体技术建立直观感受的方法。（2）运用概念图表达历史概念结构及其关系的方法。概念地图最早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由美国康奈尔大学的诺瓦克教授通过研究基于教育心理学知识理解的案例而提出的，初级的概念地图包括节点、连线、层级和命题四个基本要素，节点是指感知到的同类事物的共同属性；连线表示两个概念之间存在某种关系；命题是两个概念之间通过某连接从而形成的意义关系；层级表示同一知识领域中的概念的层次关系。如“中国封建制度的确立”这个上位概念之下“土地私有制的确立”、“地主阶级改革”、“百家争鸣”三个并列的下位概念，“李悝变法”、“吴起变法”、“商鞅变法”等又是“地主阶级改革”的下位概念，“地主阶级改革”则是三者的上位概念。“土地私有制的确立”、“地主阶级改革”、“百家争鸣”三个并列概念的节点是经济属性、政治属性和文化属性，其中经济属性决定政治属性，文化属性则是前二者的表现。（3）整合其它学科知识的搭桥法。如哲学常识搭桥法、地理知识图示法、语言文字破解法、数学集合图示法，等等。（4）历史学科内部知识整合法。联系古今中外、分解概念结构，如“闭关锁国”从背景方面分解为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等等。（5）利用网络、图书资源等引导学生学习的自我探究法。建立历史概念档案、学习袋，等等。（6）采用美国H.林恩・艾里克森“概念为本的课程标准”设计教学。

高一历史论文篇9

对于历史长河中浩如烟海的史料、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来说，中学历史教科书已作了高度概括。它重点突 出，观点明确，以纲带目，脉络清晰。而历史高考中，为了有效考查学生的能力，增强主观性试题的效度，也 为了减少评分误差，无论是材料解析题还是问答题，其答案的组织都强调突出重点，简洁精练、清楚明了。因 此历史概括的外部表现是对语言文字的概括。高考主观试题考查概括能力必然包含对语言文字表达能力的考查 。但语言文字的概括总是体现着人类思维的特征。历史概括的内部实质当为对人类历史的概括性思维——这是 一种高层次的思维能力。

人们使用概括一词，习惯上有两种情况。一是与分散、分析相对而言的总括归纳。二是与详尽、具体相对 而言的简单扼要。由于概括的内涵不同，则概括的外延也有所不同。历史概括大致可分为两个方面四种类型。

从总括归纳方面说，历史概括可分为归纳式概括和点睛式概括两种类型。

（一）所谓归纳式概括，就是抽取历史事物（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现象的共同属性、共同特点。 它运用的是归纳思维形式。属于此种概括的如1996年高考47题：“概括指出并结合史实简要说明唐朝文化灿烂 辉煌的原因，唐文化的特点和历史地位”。1997年高考48题：“概括指出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中协约国列强 的相互关系并举例说明”。1998年高考47题第一问“战后日本教育，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各有什么特点？”等 等。由上可知，近几年来高考试题中考查归纳式概括的概率很大。考查的内容范围主要涉及“特点”（特征） 、“历史地位”、“相互关系”等历史要素。此类试题的一个主要的特点是要求考生从纷繁复杂的历史事物中 提取共同的因素，从个性中归纳共性，从一系列具体的历史事物中抽象出一般性的结论。下面以1997年高考48 题为例具体阐述此类概括的主要特点。

首先考生必须对有关“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中协约国列强的相互关系的具体的也是分散的史实能熟练 地联想起来。对这一步要求大多考生能达到。其次，需要考生对联想到的那些具体史实加以分类，并从中抽象 出共性的一般性的结论。而这一步要求许多考生无法达到甚至想都没想到。许多考生只罗列出：巴黎和会上英 国根据它的“势力均衡”政策反对法国过分削弱德国：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互相争吵，甚至互以退会相威胁 ，经过五个月谈判才签订《凡尔赛和约》；巴黎和会后，英国拒绝法国的结盟提议；一战前后日本在东亚的扩 张，破坏了美国提出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原则，引起美国的不满，导致1921年华盛顿会议的召开，并在 该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夺等等，洋洋百言。如此罗列，决不符合归纳式概括的主要特点。必须对上述赋有个性 的史实加以分析从中提炼出它们的共同属性：为分赃和称霸世界而互相争夺。同样，以“巴黎和会上协约国共 同策划对苏进行经济封锁和武装干涉，巴黎和会成为反苏战争的司令部；协约国为了共同宰割中国签订了《九 国公约》”等史实抽象出它们的共同属性：为了共同利益而互相勾结。而且上述两个方面的关系是不可分的， 相互交织的即在勾结中有争夺，在争夺中也有勾结。

由上可知，概括出这两个方面关系的过程首先是归纳的过程，其次是抽象的过程；归纳和抽象是归纳式概 括的前提。上述过程从逻辑学上讲是一个归纳推理的过程。以历史学上讲是符合论从史出的原则的。而此题参 考答案的成文模式从逻辑学上讲是一个演绎思维形式，从历史学上看是一个史论结合的格式。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归纳式概括的定义、特点决定被概括的史实或用以举例说明的史实不得少于两例。

（二）所谓点睛式概括是在正确观点指导下，依据大量事实，把一般性特征提炼升华为普遍意义的发人深 思的哲理、规律（杨子坤先生称此种概括为“综合式概括”、“高度概括”）。它运用的也是归纳思维形式。 属于此种概括的有：1993年新高考52题“试以武昌起义至二次革命的重要史实，说明帝国主义对待中国革命的 态度。它告诉我们一个什么基本原理？”1995年高考38题：指南针在近代西欧和中国的不同用途说明了什么？ ”1995年高考39题“陈启沅题”第二问“综合你所列出的情况，可以得出什么重要结论？”

由上可知，高考试题考查点睛式概括主要集中于1993、1994、1995年。考查的内容主要涉及到“思想”、 “原理”、“认识”、“启示”、“说明了什么”、“原则”、“实质”等。此类概括的主要特点是由事及理 、由现象到本质；着墨不多，但画龙点睛、引人深思；理论要求高，哲理性、规律性强。

点睛式概括是在归纳式概括的基础上进一步把考生的思维引向深入，引向顶点，这是最高要求的概括。所 答内容已不是对历史事物本身或所给定的历史材料本身作出的认定；抽象出的“哲理”、“规律”、“认识” 已超出历史事物本身或所给定的历史材料本身。但其“精神”、“灵魂”与历史事物或所给定的历史材料是吻 合的、一脉相承的。因此，准确、全面、深刻地找出并理解“从中”、“据此”的所有内涵，是准确提炼“哲 理”、“规律”、“认识”的前提；否则，所得“规律”、“哲理”、“认识”也只是牵强附会、张冠李戴。

从简单扼要的方式方面说，概括又可分为概述式概括和概要式概括两种类型。

（一）所谓概述式概括是在叙述中，根据表达的需要和题意的要求，不做过细的详写，只粗略地勾勒个轮 廓，反映出历史事物的广度，使历史事物显得完整、全面。属于此种概括的有1997年高考47题“结合有关社会 背景，概述1949年以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兴衰过程。简要说明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在旧中国的历史地位。 ”1998年高考48题“明清（鸦片战争前）时期，我国的文学艺术繁荣兴盛，而科学技术则由发展转为停滞。概 述这两种文化现象的具体表现和特征，并分析形成这两种文化现象的社会原因。”

由上可知，概述式概括主要适用于问答题的考查。从考查的内容看又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对重大历史事件 、历史现象基本线索和兴衰过程的概述式概括，是用概括的方法叙述“线”；另一种模式是用概括的方法叙述 “面”——某个历史阶段的方方面面或几个方面，某个历史人物的方方面面或几个方面，某种历史现象的方方 面面或几个方面（如上述1998年高考48题）。此类试题的主要特点是跨度大或面广，系统性强，答案全面完整 ，重点突出，语言文字精要，言简意赅。

（二）所谓概要式概括就是对繁杂的历史事物简约化，具体的历史事物抽象化，抽取重要内容的大概。这 也是一种难度较大、能力要求较高的概括类型。此种概括大体又分为三种情形：①从历史材料中抽取有关内容 的大概。如1997年高考44题，从四段材料中，抽取李biàn＠①治国方针、措施、后果的大概内容，并要求 表达成文，还限定字数。这一题的出现，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一致肯定此乃成功之作，并列进了98年《考试 说明》之“基本题型及其考查的主要能力示例”部分。1998年高考45题“根据上述材料，评述中国代表团在巴 黎和会上的外交努力（主要目标、经过、结果、评价）”就属此种情形。另外98年高考46题第一问“以生产资 料所有制和分配方式两个方面概括出化运动的错误及危害”也属此种情形的概括。②从历史材料或教 科

书中概括出有关问题、有关内容的若干个基本要点来。近几年高考对这种概括考查的力度很大。1997年高考 46题第一问“以上材料中，可归纳出关于美国西进运动的那些主要论点？”第二问“根据材料二，指出西进运 动使美国经济发生了哪些变化，产生了什么重要结果。”③概括历史材料的核心思想，历史事件，历史现象的 核心内容。如1995年高考42题“建国以来，我国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或调整经历了哪几个步骤？每一步变革或 调整的主要原因，核心内容以及结果如何？……”

概要式概括主要适用于材料解析题。考查的内容非常广泛。它的最显著的特点是简明扼要。概要式概括需 要考生具备非常好的阅读理解能力，能最大限度地获取有效信息，还需考生对文字进行化繁为简，化具体为抽 象的改造和润色，需要非常深的文字表达功底。

上面介绍了四种概括类型。从上面所举高考试题看，概括的对象几乎包括了所有历史要素：原因、条件、 表现、措施、过程、性质、特点、方式、手段、作用、地位、意义、经验教训、启示、原理等等；从概括的信 度看，有在题问中明确提出概括要求的，也有未明确规定概括要求的——有一点是规律性的，那就是题问中要 求答性质、特点、方式、结论、启示、原理等内容的，不答题问中是否明确概括要求，一般都要求概括地作答 。

二、概括能力的培养

明确了概括的类型和特点，便于我们探寻培养概括能力的方法和途径。

1.归纳和抽象是概括的前提。

《考试说明》所规定的四项10条学科能力，由于其划分标准不一，致使各项学科能力之间呈现出并列、包 含、交叉等复杂关系。概括能力是较高层次的学科能力，它总是包含再认、再现、阅读理解、分析与综合、归 纳与抽象等学科能力，同时又离不开对材料的整理、最大限度地获取有效信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作指 导、史论结合、文字表达等学科能力。其中归纳和抽象是概括的前提。

概括的过程，首先是归纳的过程。需要概括的知识往往呈现零散分布状，这不利于概括。但历史知识本身 又具有整体性、系统性的特征，我们完全可以用系统化思维方式，从宏观和整体的高度来认识和处理那些零散 分布的知识，对历史教材内容重新整合或类化。行之有效的做法是重视和加强历史知识结构的教学。

所谓加强历史知识结构的学习，就是要善于把大量分散的相对孤立的历史史实、历史概念以及历史结论纳 入完整的学科体系之中，多角度、多层次地反映历史事实和历史概念之间的普遍性联系，揭示历史发展的基本 线索和客观规律。这与概括的第一种涵义以及归纳式概括、点睛式概括、概述式概括的要求，特点是相符合的 。因此，加强历史知识结构的教学，是快速提高学生概括能力的有效方法之一。

概括的过程，其次是抽象的过程。概括总是在人们的抽象过程中并在抽象的基础上进行和完成的。因为概 括的结果已不是历史事物、历史现象的简单再现或全部罗列，而是对历史事物、历史现象的更高层次的认识， 是形成一系列稳定的科学的概念，是把感性知识上升为理性知识。这一结果的实现只能通过抽象思维来完成。 历史事物、历史现象共性或本质属性的归结，历史哲理、历史规律、历史基本结论的提炼升华，基本要点、核 心内容的得出，无一不是抽象思维的结果。抽象的最初结果是形成一系列比较稳定的、科学的历史概念。历史 概念源于史实，又高于史实，是历史事物的本质、全体及内部联系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历史概念的这些特点 与历史概括的涵义、特点许多方面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广泛地准确地使用历史概念为历史概括服 务；重视历史概念的教学和运用是提高学生历史概括能力的又一有效方法。

2.史论结合法是历史概括的基本方法和典型形式。

所谓“史”即客观史实；所谓“论”则是从客观历史事物、历史现象之中抽象出来的带普遍性、规律性的 认识。史论结合既是史学研究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是历史高考考查的学科能力之一，更是我们进行历 史概括的基本方法，还是历史概括的典型形式。

①论从史出是概括性思维的原则和方法。

一般情况下，对“论”的考查总是要结合具体的史实才能进行的。如1997年高考48题“凡尔赛——华盛顿 体系中协约国列强的相互关系”的答案，可以看作是对“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中协约国列强之间关系的史 实归纳抽象出的“论”。1993年新高考52题得出的“基本道理”是对“武昌起义至‘二次革命’有关帝国主义 对待中国革命的态度”的史实提炼升华的“论”。归纳式概括，点睛式概括出的内容就是被概括史实的“论” 。由于历史史实的丰富多彩决定归纳式概括的“论”千差万别、丰富多彩；而点睛式概括的“论”大多为辩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有关史学理论及历史基本结论。如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经验、基本结论是对整 个民主革命历史的点睛式概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对民主革命历史及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史的点睛式概括；生 产关系的变革必须适应生产力状况的规律是对整个人类历史点睛式概括出的“论”；各民族之间和睦相处、友 好往来、经济文化交流及民族融合是民族关系的主流是对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研究后高度概括出的“论”。到 底“论”是什么，从根本上讲是由史实的内容决定的；论以史出，史论必须一致。特别是遇到点睛式概括，千 万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原理、有关史学理论、基本结论当作教条，生搬硬套，到处乱贴。平时要重视历史理论的 教学。一方面在讲述具体史实时要高度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尽量挖掘史实中包涵的理论因素，把 讲述内容上升到应有的理论高度；另一方面要有意识地逐渐培养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独立分析问题、解决 问题的能力，把理论教学落实到实处。

②史论结合是历史概括的典型形式。

不仅任何一道主观性试题中有史、论两部分组成，就是每一个要点（或每一句话）多数也有史、论两部分 组成。“史”要概括，主要表现为历史概念的运用；“论”要具体不能空洞，“论”从史出。历史学科主观性 试题的答案不会有生动的描写、华丽的洞藻、浓厚的文学味；也不会整段都是深奥的理论说教，浓烈的政治味 ；而是具体而不繁琐，朴实而不刻意雕啄，有抽象但不深奥。例如有些学生在解答“1941～1942年中国共产党 是怎样战胜困难巩固抗日根据地的？”（“面”的概述）一题时不会概括作答。在回答“大生产运动”这个要 点时写道“在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下，八路军三五九旅在五震的率领下雄纠纠、气昂昂 地开进杂草众生的南泥湾。他们挥锄如飞，汗流夹背；劳动号子传遍山野，欢声笑语不断。经过他们辛勤开垦 ，南泥湾到处是庄稼，到处是牛羊，南泥湾成为陕北的好江南……”。上述文字就描写三五九旅开垦南泥湾的 情景来说语言已经较概括。但命题却是“大生产运动”与“巩固抗日根据地”的关系。南泥湾垦荒仅仅是“大 生产运动”的一个“点”，不能以“点”盖“面”，以偏概全，更不需要对南泥湾垦荒这个“点”作过细的描 写。“大生产运动”又是那么多巩固抗日根据地措施中的一个“点”，在此题中对“大生产运动”的情况也不 可能也没必要进行详细的叙述。此要点可概括为“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大生产运动（“史”的概括，实际上 是历史概念的运用），使抗日根据地渡过了严重的经济困难，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具体的 “论”，与“生产运动”相统一的“论”）。其余要点的概括类同。

3.训练是提高学生历史概括能力的基本途径。

知识可以传授，能力必须靠平时的训练逐步培养和提高，非一朝一夕而成。高层次的概括能力的培养更不 例外。行之有效的训练方法主要有：

①借鉴 语文学科的一些概括方法加以训练。

文史不分家。一方面要准确地随心所欲地表达自己的历史概括性思维成果需要具备相当深厚的语言文字功 底，这离不开语文学科；另一方面，历史概括性思维和语文概括性思维的特点、要求又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 我们完全可借鉴语文学科的一些概括方法为历史概括所用。如概要式概括可以把语文课中抓关键字词，划分逻 辑层次的知识、方法迁移到历史概括中来，按题目要求划分材料的意思层次，妥善地抽取出有关问题的答案要 点来。对于概述式概括可以借鉴语文课中撰写故事梗概的方法。

高一历史论文篇10

史念海先生是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创始人之一，与谭其骧先生和侯仁之先生齐名，被称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界的“三杰”。早在1933年，史先生就与中国历史地理学结下了不解之缘。1935年，经顾颉刚先生推荐，协助张国淦先生对中国地方志进行系统研究。1936年，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史先生看到祖国山河不断沦丧，痛心疾首，遂参加“禹贡学会”，并在顾颉刚先生的指导下，发愤撰写《中国疆域沿革史》，表现出很高的爱国热情。抗战时期，史先生在北碚国立编译馆从事历史地图的编绘和《文史杂志》的编辑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史先生从国家建设的需要出发，提出了历史地理学应当“有用于世”的原则，与谭其骧、侯仁之诸先生共同努力，奠定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基础。半个多世纪以来，史先生废寝忘食，一丝不苟，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的许多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探讨，同时培养了大批历史地理方面的研究人才，极大的推动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2000年，史先生已经88岁高龄，在身患脑瘤的情况下，仍然顽强地坚持教学和研究工作，拳拳报国之心，令人赞叹不已。

作为杰出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早岁即以淹贯经史群籍，覃思卓识，著称当世”（注：谭其骧：《〈河山集·四集〉序》，陕西师大出版社，1991年版。）。自20世纪30年代涉足于中国历史地理领域以来，他以敏锐的笔触，惊人的毅力，撰写了《中国疆域沿革史》（与顾颉刚先生合作）、《中国的运河》（重庆史学书局1944年出版，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重印）、《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上、下册］（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至1992）、《中国古都和文化》（中华书局，1998）、《唐代历史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黄河流域诸河流的演变与治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河山集》（三联书店，1963）、《河山集·二集》（三联书店，1981）、《河山集·三集》（人民出版社，1988）、《河山集·四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河山集·五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河山集·六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河山集·七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等二十余部很有影响的学术专著，在《红旗》、《历史研究》、《史学史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等刊物上发表重要学术论文二百余篇，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从大量资料来看，史念海先生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17点：

一、对中国历史地理学史进行了深入研究。历史地理这门学科是有悠久渊源的，可以上溯到司马迁的《史记·河渠书》和班固的《汉书·地理志》。在两千多年的历史岁月中，中国历史地理学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史念海先生认为研究中国历史地理学史对于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因而非常重视这方面的研究，并且发表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渊源和发展》（《史学史研究》1986年第3期）、《班固对于历史地理学的创造性贡献》（《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3辑）、《论班固以后迄于魏晋的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年第4辑）、《唐代的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史学史研究》1988年第1期）、《王静安对历史地理学的贡献》（与曹尔琴合著，刊《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华东师大出版社，1983）、《胡渭学案》（刊《清儒学案》1986）、《阎若璩学案》（刊《清儒学案》，1986）、《历史地理学的形成因素》（《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2辑）、《中国历史地理学区域经济地理的创始》（《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3辑）、《顾颉刚先生与禹贡学会》（《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3期）、《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回顾与前瞻》（《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2辑）等一系列学术论文。这些论文的发表，提高了中国历史地理学史的研究水平，对完善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学科体系具有重要的作用。

二、发掘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社会功能。中国历史地理学是从沿革地理学发展而来的。顾颉刚先生在创办禹贡学会的时候，虽然以研究沿革地理为主，但他采用了“历史地理学”的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历史地理学在沿革地理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成为与传统意义上的沿革地理学有着明显差别的新型学科。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演变与人类活动的关系，探讨人地关系发展变化的规律，使其有利于人们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科学。建国以来，史念海先生与侯仁之等先生一道，对历史地理学的理论问题进行了广泛地探讨，写成《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一书（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对完善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体系做出了重大贡献。史念海先生认为，历史地理学是一门“有用于世”的学问，应当在国家的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从这种观点出发，他以身作则，努力发掘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社会功能。为了引起人们对交通问题的重视，他曾撰写过《中国的运河》一书（重庆史学书局1944年初版，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重印）。为了发展蚕桑事业，他撰写了《黄河流域蚕桑事业盛衰的变迁》（《河山集》，三联书店，1963）和《西周至元代陕西地区蚕桑事业》（《陕西师大学报》1977年第4期）等论文。针对西安严重缺水的问题，他撰写了《黄土高原主要河流流量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2辑）和《论西安周围诸河流量的变化》（《陕西师大学报》1992年第3期），并向陕西省领导提出了解决西安缺水问题的建议和具体措施。此外，他还专门撰写了《发挥中国历史地理学有用于世的作用》一文，呼吁历史地理工作者努力发挥历史地理学的社会功能，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服务。

三、提出了历史文献与实地考察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历史地理学既是地理学的组成部分，又是历史学的辅助学科，有它自身的特点。采取什么方法研究中国历史地理为好？这是历史地理工作者普遍关心的问题。史念海先生认为，“以实地考察与文献记载相结合为研究这门学科较为切实可行的方法”。因为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要了解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就必须借助于文献记载，就必须进行实地考察。文献记载与实地考察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可以相互补充的。由文献记载可以了解历史上某一地区的具体情况，但文献记载并非都是第一手资料，也并非都是得之目验的结果，因而难免会有讹误之处。通过实地考察，可以纠正文献记载的错误，也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地理现象演变的过程。所以文献记载与实地考察相互结合，相互补充，能够收到相得益彰的效果，这“应该是研究中国历史地理学的较为有效的步骤。”（注：史念海：《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上册，第12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数十年来，史先生就是运用这种方法研究中国历史地理的。他不仅对中国历史地理文献了如指掌，而且对黄河上下、大江南北的许多地方进行了考察，获得了大量的考察资料（注：史念海：《黄土高原考察琐记》，《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3辑。）。在此基础上，他开拓创新，不断进取，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的许多重大问题进行了研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他所倡导的这种方法后来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接受。他们采用这种方法研究历史地理问题，也都有很大的收获。

四、促进了沿革地理学的发展。由于中国历史地理学是从沿革地理学发展而来的，因此沿革地理学在历史地理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20世纪30年代，顾颉刚先生在组织禹贡学会时，即以沿革地理作为最主要的研究内容。史念海先生是从研究沿革地理起家的。他在顾颉刚先生指导下所撰写的第一部学术专著《中国疆域沿革史》，就是沿革地理学方面的名著（商务印书馆1937年初版，1999年作为商务文库丛书再版）。在这部著作中，他采用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继承和发展了传统的考证方法，详细论述了中国历代疆域的演变，揭露了列强蚕食中国的罪行，号召国人“光复旧土，还我山河”，表现出强烈的爱国思想。建国以后，史先生的研究范围不断扩大，但对沿革地理的研究一直没有间断，先后撰写了《以陕西省为例探索古今县命名的某些规律》（《陕西师大学报》1979年第4期至1980年第3期）、《论〈禹页〉的著作年代》（《史学史资料》1980年第4期）、《新秦中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7年第1辑）、《论唐代贞观十道和开元十五道》（《唐代历史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等等很有影响的论文。由于他采用文献和考察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沿革地理，一方面在文献考证上狠下功夫，另一方面把实地考察引进到沿革地理的研究领域，因而在研究工作中往往能够有所突破。比如过去学者都认为“新秦中”与“河南地”是同义语，所指地理范围相同。他在《新秦中考》一文中，以文献资料和考察结果相互印证，指出“新秦中”的地理位置与“河南地”并不完全相同：新秦中在西、北两面都越过了黄河，甚至包括了阴山之下的北界之地；西河郡的西界与朔方、北地二郡的西界处在同一条线上，北地郡的北界也应向北推移和西河郡相连。这种创新研究，给古老的沿革地理学带来了新的活力，使沿革地理学作为历史地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断向纵深发展（注：曹尔琴：《史先生对沿革地理学研究的贡献》，刊《史念海先生八十寿辰学术文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五、树立了黄河流域环境变迁研究的丰碑。史念海先生对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始终是从“有用于世”的角度出发的。建国以后，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展开，治理黄河的问题显得越来越突出，被提上了国家的议事日程。为了治理黄河，解决黄土高原的生态问题，史先生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出发，对黄河流域的环境变迁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早在1976年他就撰写了《黄河在山陕之间》（《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76年第2期）和《周原的变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76年第3期）。1977年撰写了《论泾渭清浊的变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77年第1期）、《历史时期黄河在中游的下切》（《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77年第3期）和《历史时期黄河流域的侵蚀与堆积》［上、下］（《河山集》第二集，三联书店，1981）。1979年又撰写了《黄土高原的历史变迁与当前的治理方针》（《黄土高原水土保持农林牧综合发展科研工作讨论会资料选编》）。1985年应陕西省领导之约，出版《黄土高原森林与草原的变迁》（与曹尔琴、朱士光合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1987年撰写《论黄土高原沟壑的演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7年第2辑）。1990年撰写《由历史时期黄河的变迁探讨今后治河的方略》（《当代治黄论坛》，科学出版社，1990）。1992年撰写《黄土高原主要河流流量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2辑）。其后又不断在这方面开拓研究，并将研究成果集结成《黄河流域诸河流的演变与治理》一书（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通过对黄土高原和黄河的系统研究，史先生指出：在历史时期，由于森林和植被的大量破坏，黄土高原的侵蚀现象十分严重；严重侵蚀不仅使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支离破碎，而且在黄河中下游形成了严重的堆积，影响了黄河的安澜。因此，要根治黄河，首先要对黄土高原进行治理；而要治理黄土高原，就需要恢复黄土高原的森林和植被。这些研究成果，“大大超过了前人的水平，有着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注：邹逸麟：《黄河流域环境变迁研究中的重大贡献》，刊《史念海先生八十寿辰学术论集》，陕西师大出版社，1996年版；陈桥驿：《继续深入黄河历史地理的研究》（史念海教授新著〈河山集〉二集读后），《河南师大学报》，1983年第1期。）

六、开辟了历史农业地理研究的新领域。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农业生产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极为密切，因此，要研究历史时期的农业状况，就不能不研究历史农业地理。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史念海先生在研究中国历史地理的过程中，率先提出了“历史农业地理学”的概念，并把它作为历史经济地理的一个分支进行深入研究。他对历史农业的发展状况进行了考察，撰写了《春秋战国时代农业的发展及其地区分布》（《教育与研究》1956年第1期）、《开元天宝之间黄河流域及其附近地区农业的发展》（《人文杂志》1956年第3期）、《隋唐时期长江下游农业的发展》（《人文杂志》1960年第1期）、《隋唐时期黄河上游的农牧业地区》（《唐史论丛》第二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等一批高质量的文章。与此同时，他又对中国历史上的主要农业区进行了研究，发表了《河西与敦煌》［上、下］（《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4辑、1989年第1辑）、《秦汉时代的农业地区》（《河山集》，三联书店，1963）、《隋唐时期农牧地区的变化及其对王朝盛衰的影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4辑）等重要论文。此外，他还对中国历史上的农牧分界线进行了深入探讨，先后撰写了《两千三百年来鄂尔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农林牧地区的分布及其变迁》（《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黄土高原及其农牧分布地区的变迁》（《历史地理》创刊号，1981）、《论西周时期农牧业地区的分界线》（《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7年第1辑）、《司马迁规划的农牧地区分界线在黄土高原上的推移及其影响》［上、下］（《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1-2辑）等著名文章。通过这些研究成果，奠定了历史农业地理学的基础。在史先生的倡导下，历史农业地理的研究受到历史地理研究者的高度重视，已发展成为历史地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七、揭示了人口稠密地区形成和演变的内在机制。人口的分布与迁徙以及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是历史地理学不可回避的问题。史念海先生认为：“人能够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可是自然对人也有制约的作用。人不仅要受到自然的制约，就是所处的社会也会有一定的局限性，不能不受到相应的影响。”因此，他十分重视人口问题的研究。他的许多研究课题都曾涉及到人口，特别是人口的分布与迁徙。专门论述人口问题的论著就有《晋永嘉乱后中原流人及江左居民》（《西北论衡》7:15，1939年8月）、《石器时代人们的居地及其聚落分布》（《人文杂志》1959年第3期）、《论我国人口重心区域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2辑）、《中国历史人口地理与历史经济地理》（台湾学生书局，1991）及《十六国时期各割据霸主的迁徙人口》（《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3-4辑）等。在这些论著中，史先生用了大量的篇幅论述历史上的人口稠密地区，分析人口稠密地区形成的因素，以及人口地理与经济地理的关系。他在研究中指出，中国疆域辽阔，各地区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西汉时期，人口较为稠密的地区，除了关中泾渭两水的下游而外，还有黄河下游和济水两侧，太行山东平原以至于相当于现在山东半岛各处，就是现在河南的汝、颍两水和白河、湍河流域的人口也是较为稠密的（注：史念海：《中国历史人口地理和历史经济地理》第一章第二节，台湾学生书局，1991年版。）。唐时人口稠密的地区除两京所在的京兆府和河南府外，还有太原府以及河南道的汴州、宋州、曹州，河北道的魏州、相州、贝州、冀州、沧州等地。这些人口稠密的地区，都是当时农业较为发达的地区，特别是有农田水利的地区。此外，城市、交通及自然环境对人口分布的疏密也有很大的影响。这些研究揭示了人口稠密地区演变的轨迹，从一个重要的侧面为解决当前的人口压力提供了参考。

八、奠定了历史军事地理研究的基础。历史军事地理对于国防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在历史地理学界，对历史军事地理最有研究的人是史念海先生。早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史先生就曾致力于历史军事地理的研究。1939年，他撰写了《保卫大西北地理形势》（《西北论衡》7:8，1939）。1943年，撰写了《论战国时代的国际关系及其所受地理环境的影响》（《文史杂志》2:9、10，1943）。1945年，撰写了《论诸葛亮的攻守策略》（《文史杂志》6:2，1945），开了历史军事地理研究的先河。七十年代中，由于战略的需要，他应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钧将军之邀，对中国历史上的战略要地和古战场进行了仔细考察，在历史军事地理特别是在陕西历史军事地理和长城的研究方面用功尤勤。1980年，写成《鄂尔多斯高原东部战国时期秦长城遗迹探索记》（《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1期）。1982年，写成《唐代前期关东地区尚武风气的溯源》（《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3期）。1983年写成《论雁门关》（与曹尔琴合著，刊《地名知识》1983年第3期）。1984年，写成《函谷关与新函谷关》（《西北史地》1984年第3期）。1985年，写成《陕西省在我国历史上的战略地位》（《文史集林》第1辑，文人杂志增刊，1985）。1985年写成《洛河右岸战国时期秦长城遗迹的探索》（《文物》1985年第11期）。1987年发表《陕北的地理特点与军事价值》（《文史集林》第2辑，1987）及《关中的军事历史地理》（《文史集林》第2辑，人文杂志增刊，1987）。1988年写成《论关中东部战国时期秦魏诸长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3辑）。1992年写成《我国历史上东西对立局势和南北对立局势》（《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1辑）。1994年又写成《论西北地区诸长城的分布及其历史军事地理》［上、下］（《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2至3辑）。这些研究成果，大部分收录在《河山集》第四集中，都是历史军事地理研究领域的开山之作，“堪称树立在我国历史军事地理领域的一座丰碑”（注：李之勤：《历史军事地理研究的丰碑》，刊《史念海先生八十寿辰学术文集》，陕西师大出版社，1996年版。）。

九、提高了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的层次。历史文化地理与历史政治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历史军事地理一样，是历史地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最近几年，研究历史文化地理的学者较渐多，但在过去，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却很少。史念海先生是较早对历史文化地理进行研究的学者之一。他在1935年撰写《两唐书地理志互勘》（《禹贡》3:2-6、9）时，即涉及历史文化地理方面的问题。1941年，他曾撰写《现阶段西北游资之形成及其利用》（《西北资源》2卷1期，1941）。1978年，他又撰写《周原的历史地理与周原考古》（《西北大学学报》1978年第5期）。1981年撰写《论地名和地名的整理工作》（《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1983年撰写《由地理因素试探远古时期黄河流域文化最为发达的原因》（《历史地理》第3辑，1983）。1988年，撰写《开元天宝时期长安的文化》（《唐史论丛》第1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及《隋唐时期域外地理的探索及世界认识的再扩大》（《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2辑）。1990年撰写《两〈唐书〉列传人物籍贯的地理分布》（《河山集·五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1993年撰写了《论〈三国志〉及〈晋书〉列传人物籍贯的地理分布》（《浙江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及《中国古都和文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4辑）。1994年发表了《论中国古都文化与当代文化的融通》（《中国古都研究》十一，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1995年发表了《古代音乐戏曲杂耍与古都文化》（《陕西师大学报》1995年第2期）。1998年发表了《半坡遗址与历史地理研究》（《文博》。1998年第3期）。1999年又发表了《唐长安的池沼与林园》（刊中日历史地理合作研究论文集第2辑《汉唐长安与关中平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增刊）。在研究的过程中，史先生不仅注重文化现象的地理背景，而且十分注意分析文化地理演变的内在机制。因此，他的这些研究成果都是历史文化地理研究方面的上乘之作，极大地提高了中国文化地理研究的水平，直接推动了中国文化地理的研究。

十、对历史民族地理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的国家。历史上各个民族的形成、发展以及与其它民族的关系，都离不开他们所生活的地理环境，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地理环境的制约。针对这种情况，史念海先生对历史民族地理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他在1939年撰写了《西北宗教与民族问题》（《西北论衡》7:8，1939）。1943年撰写了《论秦汉时代的民族精神》（《文史杂志》4卷，1943）。1990年撰写了《西周与春秋时期华族与非华族的杂居及其地理分布》［上、下］（《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年第1-2辑）。1993年撰写了《论陕西省的历史民族地理》（《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1辑）等多篇论文。更重要的是，他在1992年出版的《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一书中，专列了《历史民族地理》一章。虽然由于该书篇幅所限，史先生在这一章中未能尽情发挥和阐述，但它系统地论述了从古至今各民族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中形成、发展、以及相互杂居、分合、演变的历史过程。史先生在历史民族地理方面所作的开创性工作，对于民族史和历史地理的研究均有十分重要大的意义。许多历史上难以理解的问题，通过史先生的研究已迎刃而解。可以说，史先生对历史民族地理的研究，“较之过去历史地理和民族史研究中仅考证民族居地，是大大前进了一步”，“为这一分支学科的发展作出了典范”（注：周伟洲：《史念海先生对历史民族地理研究的开拓和贡献》，刊《史念海先生八十寿辰学术文集》，陕西师大出版社，1996年版。）。

十一、对历史上的交通问题进行了独到的研究。历史时期中国的交通屡有变化，颇为复杂，不易理出头绪。史念海先生认为交通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均有较大关系。因而对历史上的交通问题颇为重视，并进行了长期的研究。20世纪40年代，史先生首先对中国的运河进行了系统研究，出版了《中国的运河》一书。接着撰写了《秦汉时代国内之交通路线》（《文史杂志》2:9，10，1944）。六十年代中，撰写了《春秋时代的交通道路》（《人文杂志》1960年第3期）、《三门峡与古代漕运》（《人文杂志》1960年第4期）。七十年代撰写了《秦始皇直道遗迹的探索》（《陕西师大学报》1975年第3期）。九十年代撰写了《春秋以前的交通道路》（《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年第3期）、《战国时代的交通》（《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1期）、《隋唐时期运河和长江的水上交通及其沿岸的都会》（《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4辑）、《唐代通西域道路的渊源及其途中的都会》（《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1辑）。此外，史先生在他所主编的《陕西通史》和《西安历史地图集》中，还对陕西的交通道路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其成果是不可低估的。在史先生论述历史交通问题的论著中，《中国的运河》一书影响最大，特别是1988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修订本，受到学术界很高的评价（注：瞿林东：《运河：历史的价值和现实的意义——评史念海教授著《中国的运河》，《人文杂志》，1989年，第5期。）。

十二、对陕西历史地理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史念海先生在山西，但在陕西工作了半个多世纪，因而对陕西的具有特殊的感情。他常对学生们讲，在陕西从事历史地理研究工作，首先要对陕西的历史地理进行认真研究，争取在全国有发言权。因为在陕西工作研究陕西方面的相关问题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起码实地考察比较方便。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自从他四十年代末来到西安以后，就开始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出发，对陕西的许多问题进行研究。为了使研究工作能够深入下去，他常带着问题到陕西各地考察。数十年间，足迹遍及关中、陕北、陕南各县。在此基础上，撰写了《古代关中》（《河山集》，三联书店，1963）、《汉中历史地理》（《教学与研究》，1965）、《陕西地区蚕桑事业盛衰的变迁》（《陕西师范大学研究论文选集》，1965）、《周原的变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76年第3期）、《陕西省地理区划的沿革》（《陕情要览》，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等煌煌百万言的研究论文。他所撰写的有关历史自然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历史军事地理和历史文化地理方面的论著，也多涉及到陕西地区。不仅如此。在20世纪90年代，史先生还主持了多卷本《陕西通史》和《古都西安丛书》的编写工作。《陕西通史》的《历史地理卷》和《古都西安丛书》中的历史地理部分都是在史先生的直接参预或亲自指导下完成的。

十三、创立了中国古都学。都城是政治中心，有的还兼有经济中心的作用。我国历史悠久，幅员辽阔，王朝更迭频繁，因而留下了许多古都。其中影响较大的是西安、洛阳、安阳、开封、南京、杭州、北京“七大古都”。史念海先生认为，古都在历史上的影响是很大的，值得进行深入研究。为了更好的研究中国的古都，他在1983年发起成立了“中国都学会”。不久，又在北京、西安、洛阳、南京、开封、杭州、安阳、江陵、广州等地成立了当地的古都学会。在这个基础上，正式创立了中国古都学。史先生说：“中国古都学是研究我国古都的形成、发展、萧条乃至于消失、或经过改革成为新的城市的科学”；“研究历史上的都城，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为了当前建设的需要。”（注：史念海：《中国古都研究序言》，《中国古都研究》第一辑，1985年。）。1987年，他发表了《中国古都学刍议》（《浙江学刊》1987年第1期）。1989年，撰写了《中国古都形成的因素》（《中国古都学研究》第四辑，1989）。1990年撰写了《我国古都建都期间对于自然环境的利用及其影响》（《余嘉锡先生纪念文集》）和《中国古代都城的萧条与破坏》（《中国古都研究》第五集，1990）。1992年撰写了《中国古都概说》[1-5]（《陕西师大学报》1990年第1期至1991年第1期）。1996年撰写了《环绕长安的河流及有关的渠道》（《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1辑）及《西安附近的原始聚落和城市的兴起》（《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4辑）。1997年撰《说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长安城中的小城、子城和皇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1辑）。1998年撰《汉长安城的营建规模》（《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2辑）及《汉唐长安城与生态环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1期）。这些成果大部分收入《中国古都和文化》一书（中华书局，1998），成为中国古都学的扛鼎之作，为中国古都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注：李进：《中国古都学创建的历史轨迹——读史念海先生的新著〈中国古都和文化〉》，《西北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此外，他所主编的《西安历史地图集》（西安地图出版社，1996）曾获中国图书提名奖和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也是古都研究的重大成果（注：邹逸麟：《历史城市地理研究的重大成果：评史念海主编〈西安历史地图集〉》，《中国史研究动态》，1997年，第3期；钮钟勋：《一部杰出的区域历史地图集》，《陕西师大学报》，1997年，第4期；王守春：《西安与关中地区历史地理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西安历史地图集〉》，《地理学报》，1997年，第4期；司徒尚纪：《我国古都历史地图编制的一座丰碑——〈西安历史地图集〉》，《人文杂志》，1997年，第5期。）。

十四、阐明了地方志的价值。我国古代有修撰地方志的传统，因而留下了不少方志。据统计，保存至今的方志即达八千余种。这些方志中有许多历史地理方面的资料，但过去很少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史念海先生曾对方志进行过深入研究，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20世纪80年代初，他撰写了《论历史地理学和方志学》（刊《中国地方志通讯》1981年第5、6期，又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5年第3辑）、《方志刍议》（《陕西地方志通讯》1982年第2期）、《论旧方志与新方志》（《陕西地方志通讯》1982年第3期）、《论方志中的史与志的关系》（《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5期）、《论方志的纂修与实地考察》等文章。随后又与曹尔琴先生合作，编成《方志刍议》一书（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3月出版）。在这些论著中，史先生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的地方志进行了探讨，特别论述了方志的价值。他认为，我国的方志从西汉时算起，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其间撰述不断，积累丰富，可谓“汗牛充栋”，其中有许多第一手资料，是弥足珍贵的。不仅如此，我国方志的种类也很多，有总括全国的志书，有记载政区的“通志”、“府志”、“州志”、“县志”、“乡土志”，还有记载山川形势和风土民情的专志。此外，方志的内容包罗广泛，一般方志都是上自天文，下至地理，兼及人事，几乎无所不包，称之为“百科全书”也不过份。这些方志对于学术研究特别历史地理研究有较高的价值。他还建议吸取旧方志的精华，编纂新方志，为国家建设服务，并亲自参加了《陕西通志》编纂方案的制定。

十五、丰富了历史地图学的内容。历史地图学也是历史地理学的组成部分。史念海先生在研究历史地理的过程中，十分重视历史地图的绘制。将近七十年的研究生涯中，他在广泛的领域里辛勤耕耘，成就卓然，不仅有数百万言精采文章，而且有数百幅精详地图。史先生的历史地图以疆域图、环境变迁图、运河图、交通图、城市图和经济图为主，涉及历史地理学的绝大部分领域。由于这些地图基本上都是在掌握文献资料，进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运用大比例尺地形图绘成的，因而其科学性和学术价值都有超越前人之处。史先生在北碚编译馆工作时，曾绘制过《西汉地理图》30余幅，遗憾的是抗战胜利后，这些图下落不明。从现存资料来看，史先生在历史地图学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分散在《中国疆域沿革史》、《中国的运河》及《河山集》（1至7集）等论著中的专题图。据粗略统计，大约有700幅左右。一类是1996年出版的《西安历史地图集》，有彩图180余幅。一类是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地图集·历史地图集》中历史农业地理图组，有数十幅。“这些历史地图一方面使他的许多研究成果得以形象展示，与文字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另一方面大大丰富了历史地图学的内容，推动了这门学科的发展。”（注：费省：《万里河山尽入图：史念海先生的历史地图学成就述评》，刊《陕西师大学报》，1992年，第3期。）

十六、创办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定期刊物。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历史地理学已逐渐发展成为一门显学。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史念海先生在1984年亲自创办了《中国历史地理论丛》。《中国历史地理论丛》是中国目前唯一的历史地理学定期刊物。该刊以促进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为宗旨，从“有用于世”的角度出发，刊登海内外学者有关中国历史地理的优秀论著。内容包括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历史自然地理、历史政治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历史军事地理、历史文化地理、历史城市地理、历史交通地理、历史民族地理、历史人口地理、历史地理文献研究以及历史地理考察报告等等，涉及历史地理学的方方面面。此外，还及时刊登国内外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各种信息。由于该刊具有学术性、实用性和科学性，因而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史念海教授是《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的创办者，也是该刊名符其实的主编。在他的倡导和组织下，该刊的作者队伍不断壮大。除顾颉刚、谭其骧、侯仁之等老一代历史地理学家曾为该刊撰稿外，曾昭璇、陈桥驿、李学勤、李健超、葛剑雄、邹逸麟、张修桂、于希贤、韩光辉、朱士光、辛德勇、王守春、钮仲勋、司徒尚纪、阿兰－贝克、妹尾达彦等知名学者也经常给该刊撰稿。还有一大批专门从事历史地理学研究的中青年学者积极向该刊投稿。因此，该刊的稿源十分丰富。对于编辑部审定拟用的稿件，史先生都要逐一审定。所以该刊质量上乘，受到海内外学者的一致好评。该刊自创办以来，成为历史地理工作者重要学术阵地，目前已出版近60辑，发表重要学术论文1000余篇，在学术界有很大影响。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剑桥大学、哈佛大学、筑波大学的有关学者都认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代表了当今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水平，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