绑架学生十篇

绑架学生篇1

学生没有找到工作，就没有资格参加毕业论文答辩？这显然是一个非常荒唐的规定。按理说，只要学生修满了所学专业的学分，提交了毕业论文，就有资格参加答辩。可是，如今在就业率的高压之下（教育部去年规定连续两年就业低于60%的高校专业要调减招生计划直至停招），一些高校居然“创造性地”把学生就业与毕业答辩硬生生地挂起钩来。

面对这样的“霸王条款”，学生如果实在找不到工作，就只能退而求其次，签约造假了。一般而言，他们会先与空壳公司签订协议，或找个单位挂名就业，交完签约协议后再继续找工作。显然，高校逼迫学生造假签约，不但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而且危害甚大——从微观层面说，给大学生的毕业、就业制造了人为的障碍；从大的方面说，给国家的大学招生和就业政策的及时调整提供了虚假的数据。

为了防止高校逼着学生“被就业”，教育部办公厅去年就发出通知，明确提出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四不准”：不准以各种方式强迫毕业生签订就业协议和劳动合同；不准将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发放与毕业生签约挂钩；不准以户档托管为由劝说毕业生签订虚假就业协议；不准将毕业生顶岗实习、见习证明材料作为就业证明材料。教育部明确要求各高校必须严格执行国家及教育部有关文件规定，防止就业造假。但是，一些高校却明目张胆地违背国家规定。

绑架学生篇2

中午12时10分许，陈某要求小梅家长携带2.5万元到海南某高校教学楼，将钱放到409教室。此时，经过大量工作的专案组在省公安厅的协助下，已经锁定犯罪嫌疑人藏身场所。在证实犯罪嫌疑人仍控制着被绑架人质，并与其在一起的情况下，12时50分，专案组果断出击，在某高校教学楼506教室，当场将犯罪嫌疑人陈某抓获，并成功将人质解救。

据了解，犯罪嫌疑人陈某为海南某高校注册会计师专业二年级学生。陈某交待，因为将家长给他的本学年学费及生活费用于购买、网上、购买手机、电脑及与女朋友在外租房同居等挥霍一空，遂萌发模仿电视剧中的情节绑架勒索钱财之念。

犯罪嫌疑人陈某因涉嫌绑架勒索罪，已被警方刑事拘留。

海南日报·邱大军

绑架学生篇3

2005年10月30日下午5时，警方成功侦破了女大学生被绑架一案，受害者王娜在经历了两天两夜非人的折磨后成功获救。随着警方对案犯的审讯，一个女大学生情迷网络，最后竟然陷入危局的故事慢慢浮现出来……

迷情网络，女大学生哪知“白马王子”是有妇之夫

王娜出生于山东省胶南市某镇的一户农家，在海边长大的她活泼美丽，深受父母的喜爱。2002年夏天通过高考，她顺利地进入济南某大学，学习法律专业。

走进大学后，都市的繁华，大学里城市女孩的衣着光鲜，让来自农村的王娜开了眼界。大一时，她尚能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学习上，并轻而易举地拿到了奖学金。可从大二开始，因为同宿舍的姐妹都有了男友，只剩下她一个人孤零零的，所以无聊之余，王娜申请了一个叫“等爱的女孩”的QQ号，学会了上网聊天。

很快，她彻底地迷上了网络，并认识了一个叫“真水无香”的网友。两个人在网上从人生追求到她所学的法律专业再到生活琐事无所不谈，大有相见恨晚之意。“真水无香”告诉她，他真名叫李盛强，29岁，现在是青岛一家汽车装饰公司的经理。由于家庭贫困，他读到高中就被迫辍学，然后去大连陆军当过三年兵，转业后给别人打过工，吃过许多苦，终于靠自己打拼拥有了一家公司。因为忙于事业，他至今还是单身。

“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走进大学。等爱的女孩，你愿意做只属于我的天使吗？”一个月后的一次深夜聊天中，“真水无香”对她发出了爱的呼唤。王娜美丽的脸庞上泛起了红晕，她也早已暗暗喜欢上了才华横溢的他。她热切地回答他：“我愿意！”李盛强马上把电话打了过来，那是一个充满磁性的男人声音，两人一直聊了两个多小时。“真水无香”告诉她，10天后他到济南出差，来见最心爱的女孩。

2003年10月15日，李盛强来到济南，王娜特意去买了一套新衣服，打扮得漂亮时尚地去见他。李盛强也如她想象的那样英俊潇洒。两人牵着手在校园里散步，感受着爱情的温馨与浪漫。就这样，两人从网络走到现实中顺利恋爱了。

从此，李盛强每隔半个月或者一个月就来济南与她约会。第三次见面时，在李盛

强的恳求下，王娜晚上留在了宾馆……

李盛强承诺，只要她一毕业，两人就在青岛结婚安家落户，让她过上幸福的生活。单纯的王娜从来不过问李盛强的其他情况，交往两年多，只知道他是青岛市一家公司的经理。而当李盛强问起她父母的职业时，虚荣心很强的她怕对方看不起自己，便撒谎说自己的爸爸有个建筑工程公司，妈妈要去韩国工作，衣食无忧，家境富裕。

2004年12月6日，是王娜21岁的生日，李盛强早早赶到济南。在上岛咖啡西餐厅，两人坐在临窗的位置上，窗外是夜幕中飞扬的片片雪花，室内是低回婉转的音乐。在李盛强含情脉脉的注视下，她吹灭了21根生日蜡烛，然后娇柔地偎到他的怀里。李盛强抱着娇小的王娜，指着蛋糕上的金童玉女说：“我们两人也要像他们，一直相守在一起……”

走出西餐厅，李盛强带着王娜去宾馆缠绵了一番。然而，刚要睡下时，李盛强的手机突然响起来了，他神色紧张地跑到洗手间里，压低声音接起电话。王娜感觉有些不对，悄悄起床，只听到李盛强在说：“孩子发烧？别急，我明天早晨马上回去。”听到这里，王娜一下子明白了，她气得浑身颤抖：“原来你有家，你竟然骗了我一年多……”李盛强呆呆地站在一旁，不知道怎么解释。

第二天一大早，李盛强就匆匆坐车回去了，剩下王娜一个人躺在宾馆里泪流不止。自己一直坚持的纯真爱情，原来只不过是当了一次第三者！她第一次感到如此绝望、无助和悲伤。两天后，李盛强打来电话，她拒绝接听，第三天，李盛强发来了一条短信：“我是因为太喜欢你了，怕失去你，才不得已这样，希望你能理解我，原谅我……”

其实，到此时，李盛强仍在骗她，他没有在青岛，而是临沂一家汽车装饰用品公司的经理，已经33岁，早已成家，有一个7岁的孩子。当时和她聊天，听到她说是青岛女孩时，为了能和她走近，才谎称自己在青岛工作。这些年来，虽然他事业上小有成就，家庭也和谐如意，可总觉得生活空虚，于是迷恋上了QQ聊天，这才遇到了王娜。

王娜本来下定决心不再与他来往，可看到这些甜言蜜语，她的心又变软了，毕竟他是她的第一个男人，她是真的爱过他，怎么会那么容易割舍呢？于是两人又恢复了来往继续幽会。

再入险局，在迷情中不能自拔的女孩又遇绑匪

2005年3月份的一天，已进入大三下学期的王娜突然接到一条陌生短信：“王娜，最近还好吗？”她警惕地问：“你是谁？”随即，对方回了短信：“我是你以前聊过的一个网友，是南京大学化学系的研究生陈羽。”

两年多的频繁上网，王娜在自己的QQ中有过多少好友，根本记不清了。见对方了解自己这么清楚，她便不再怀疑。陈羽开始频繁地给她发短信，关心她的学习和生活。王娜慢慢地把陈羽当成了好朋友，她把自己和李盛强的一段迷情也和盘托出。谈到家庭情况时，王娜的虚荣心又一次作祟，把自己说成是生于“富裕”之家，家里非常有钱。

从五一开始，陈羽慢慢地对王娜流露出“爱意”来。王娜经常收到他发来的热烈短信：“娜娜，你是一个善良的女孩，只是感情上受到太多的苦，但在我心里你永远是最纯洁的，你可以当我的女朋友吗？”经历了那场被欺骗的感情，王娜已不敢再轻易言爱，但陈羽的细心体贴还是一点一点地打动了她。她想，与李盛强早晚会分手，陈羽条件很好，还是重点大学的研究生，先答应着陈羽，其他事情以后再说。

从此，她开始了在两个男人之间周旋的生活。有时李盛强刚给她打完电话，陈羽的电话又来了；有时候李盛强和她一起吃饭时，她一边和他聊天一边给陈羽发短信……她似乎也从这里找到了一种心理上的平衡：“谁让你有老婆还骗我的，我怎么就不可以有个男朋友！”

王娜却没有想到，陈羽的出现，是又一个陷阱！

原来，这个自称陈羽的人根本不是南京大学的研究生，他真名叫孙伟，是李盛强的初中同学。有一次，他和李盛强在一起喝酒，李的手机短信频繁响个不停，李盛强便对他吹嘘：“我认识了济南的一个女大学生，人长得漂亮，家里又有钱，天天缠着我，爱我爱得要死。”孙伟听完非常艳羡，趁着李盛强上厕所的时候，他偷偷记下了王娜的手机号码，暗想这样华丽的艳遇怎么没让我遇上呢？

2004年8月，李盛强卖给孙伟一批价值20万元的汽车装饰材料，可是等货到手后孙伟发现李给的全是次品。他找李理论，要求调货或者退还货款，可李根本不同意，还说他在无理取闹。孙伟苦不堪言，他越想心里越不平衡：姓李的这么不厚道，凭什么他却活得逍遥自在，不仅赚钱还在济南有个女大学生情人？我要让他又没钱又没情人！

他被自己冒出的这个想法吓了一跳，可是念头一出就再也遏制不住。春节之后，他找出王娜的手机号码，冒充南京大学的研究生给她发短信。单纯的王娜果然上钩了。孙伟通过关心她的生活，迅速获取了她的信任。之后，孙伟开始谋划，时机成熟后把她绑起来，狠狠地敲李盛强一笔，弥补自己的损失，同时报复李盛强！

2005年10月中旬，孙伟的生意又赔了一大笔，焦头烂额之际，他想起了王娜，觉得是该收网的时候了。于是给她打电话说已经“电话恋爱”半年了，还没有见过面，这个月底他到北京考试会路过济南，带她去北京玩。王娜欣然同意。

10月28日，孙伟叫上哥哥孙坤和侄子孙飞，从郯城租了辆桑塔纳轿车来到济南。晚上6点钟，他和王娜在学校门口见面了。孙伟微笑着请王娜上车，孙飞也下了车，为王娜热情地打开后座的车门。王娜发现里面还有一个中年男人，稍一犹豫，孙伟说：“这是我爸的朋友，他请咱们吃饭。”王娜放松了戒心，坐了上去，随后孙飞也上了车，王娜就这样被两个男人夹在了中间。

孙伟发动了车子，离开校园向市区驶去。看着身边的两个陌生男人虎视眈眈地看着自己，王娜突然觉得气氛有些不对，并且中年男子手中莫名其妙地抱着一条棉被。她小心翼翼地对孙伟说：“陈羽，前边就是饭店了，我们下车吃饭吧！”陈羽皮笑肉不笑地说：“我们到市里找个好点的地方吃。”

王娜感觉到车上危险的气氛，挣扎着想下车并喊道：“快停车，我要下车！”坐在她左边的孙坤用双手掐住她的脖子，恶狠狠地说：“不许动，别说话！”坐在她右边的孙飞也迅速用被子蒙住她的头。她本能地扭动身子反抗起来，这时孙伟回头狠毒地说：“别反抗，再反抗我就杀了你！”

王娜这才知道，自己遇到绑匪了！她在极度惊恐中不再出声，迷糊中，听到孙伟对她说：“谁让你是李盛强那个恶人的小情人呢？去年8月和他做生意，他骗了我，害得老子赔了20多万！老子抓了你，就是要放一下他的血，让他什么都没有！”

王娜这才明白，这个所谓的研究生，原来是被李盛强骗了的生意合作伙伴。事到如今，她只有听天由命了。

绑匪索要200万，惨遭勒索历经生死之劫后方知网络太凶险

天很快就黑了下来，桑塔纳轿车一路向前飞奔。王娜一边哭泣一边默默祈祷，希望噩梦早点结束。

被子封得她上不来气，她刚轻轻挣扎几下，便被左边的孙坤打了一拳，并将她的手机和包夺过来交给孙伟，孙坤又麻利地用胶带和海绵捂住她的眼睛堵住她的嘴，再用绳子将她的手脚结实地捆了起来。顿时，王娜陷进无边的黑暗之中。一会儿后，孙飞的手伸了进来，掀开了她的衣服……王娜拼命地扭动着身躯，然而，孙飞使劲打了她几拳叫她“乖乖地伺候老子”，她含泪忍受着屈辱……

10月28日晚上12点，经过5个小时的颠簸，孙伟将王娜带到他老家江苏邳州一个偏僻山村里，由孙坤负责看管。孙伟躺在堂屋里，谋划下一步的行动。“如果找李盛强要钱，他肯定就会知道是我，因为他和王娜的事情没有几个人知道。那样我就暴露身份了。该怎么办呢？”突然，他灵机一动，王娜家里不是很有钱吗？爸爸是开公司的，妈妈还要去韩国，向她父母要钱岂不更直接！

10月29日下午1点，孙伟从王娜的手机上找出她妈妈的电话，拿着王娜的手机给她的妈妈于美英发去短信：“妈妈，我出事了，快寄钱来，不要报警！”于美英马上打电话过来，孙伟按了拒听键，接着又发了一条短信：“200万，不然就再也见不到她了，将钱准备好，一分都不能少！”那边接着回了短信：“我要先听听王娜的声音，确定她很安全！”孙伟回了个短信：“明天早晨让你听她的声音，先准备钱，不许报警。”

于美英收到从女儿手机发来的短信后，惊恐不已，打过去又总是被拒接，她马上把电话打到女儿的宿舍，一问才知道，女儿跟同学也失去了联络，真的出事了！王娜的爸爸远在打工，家里只有她一个人，到哪里去借200万呢？10月29日下午4点，被吓得六神无主的于美英走进胶南市公安局报了案。

青岛警方立即联系上王娜学校所在的济南市市中区公安局，双方感觉此案重大，立即成立专案组，赶赴王娜所在的学校开展侦破工作。经过调查，从王娜的同学那里得知，她最近除了和李盛强来往外，还和一个叫陈羽的南京大学研究生联系密切。在警方的指导下，于美英发短信假装讨价还价，并向他索要赎金的支付方式。专案组通过技侦手段迅速将目标锁定在江苏省徐州市，确定老家在江苏邳州的孙伟、孙坤、孙飞有重大嫌疑，并且立即与江苏省徐州市警方取得了联系。

10月30日，济南警方派警员赶到江苏省邳州市对犯罪嫌疑人实施抓捕。王娜的妈妈于美英假装没有报警，同孙伟继续进行短信周旋。30日早晨，孙伟发短信说：“赎金最少60万，不能再少一分钱，否则你就见不到女儿了！”于美英假装同意，但坚持要听一下女儿的声音。可不明情况的王娜死活不打，她不想把父母牵扯进来。恼羞成怒的孙伟就又对她了一番，以发泄心里的怨气。

10月30日下午，孙伟害怕被警察发现，打算到市里租辆车把王娜换个地方关押。可他刚到市区一家租赁公司谈妥时，刑警就出现在他的身后。在他的带领下，警方在邳州市官湖镇下沟村一间民房内抓获了正在看守王娜的孙坤、孙飞，并成功地将王娜解救出来。此时的王娜依旧被捆绑着手脚蒙着双眼堵着嘴，两天两夜滴水未进，还轮番遭受了三个绑匪的，脸色苍白，失魂落魄，警察为她解开胶布，她禁不住号啕大哭起来……

三名绑匪随即被批准逮捕，最终必将受到法律的惩罚。然而，王娜滥交网友被绑架的消息在她的学校内传得沸沸扬扬，她已经没有办法在学校学习，更无心准备研究生考试，身心饱受创伤的她只好请假回到胶南家中休养，她的母亲也整天叹息，不知怎么面对村民的指点……

女大学生的生死之劫，再一次证明，网络虚拟，深不可测，处处藏有玄机和陷阱，年轻女孩在网上交友，要慎之又慎！

绑架学生篇4

内容提要: 刚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对于绑架罪进行了部分修正，增设了“情节较轻”的减轻构成规定，这虽然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这一减轻构成的评价、理解与适用本身仍是问题。在对绑架罪的减轻构成从规定方式到下限选择作了评述之后，文章继而讨论了对于“情节较轻”的具体理解问题，特别指出在规定了绑架罪“情节较轻”的构成之后要避免的几种错误倾向。同时，修正案对于绑架罪的加重构成未作任何修改，这十分令人遗憾，而本着严格限制死刑适用的初衷，必须对于现有的加重构成进行严格的限制解释。总体而言，修正案对于绑架罪的修改虽有进步但不彻底，可谓是“半截子的革命”。

 

 

 一、绑架罪减轻构成的增设

    修订之前的刑法第239条规定，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或者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据此，绑架罪的法定刑起点为10年有期徒刑，成了重罪中的重罪。然而重刑的威慑并没有阻碍利益驱动者放弃铤而走险，绑架的案件在司法实践之中屡有发生。并且，问题也随之逐渐凸显：只要是贴上了绑架的标签，就会面临10年以上有期徒刑甚至更重的刑罚。刑法对绑架罪设定的刑罚层次偏少并且起点刑偏高，不能完全适应实践之中复杂案件的需要，使得一些情节轻微的绑架行为也面临着过重的刑罚，既难以实现罪刑均衡，实践中也无法有效保障被绑架人的合法权益。尽管司法实践之中也有针对情节较轻的绑架罪动用了刑法第63条第2款的特别减轻处罚程序以求罪刑均衡的先例，①但是，特别减轻处罚毕竟是一个非经常性的紧急救济渠道，并且适用程序复杂繁琐，并不是在多发的绑架案件之中保持个案公正的最佳选择。对绑架罪法定刑的设置作适当的调整，乃成大势所趋。正是因应了司法实践的需要和刑法理论界的呼声，2008年8月，刑法修正案(七)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草案对绑架罪增加了一档刑罚，规定“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以上关于增加绑架罪的刑罚阶梯、增设本罪的减轻构成并将法定刑起点确定为3年的作法得到了学界较为一致的肯定，之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两次审议对于草案的这一修订意见也都予以了确认。只是，在刑法修正案正式出台之前，仍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提出，为防止对绑架这类严重犯罪量刑过轻，建议将起刑点由三年有期徒刑提高到五年有期徒刑。全国人大法律委经同有关部门研究，建议将草案中“情节较轻”的绑架行为的法定刑起点修改为五年有期徒刑，这种建议被采纳，在最终2009年2月28日由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而生效的刑法修正案(七)之中，绑架罪的法定刑起点定格为五年有期徒刑。无疑，增加了绑架罪的减轻构成之后，使得该罪的罪刑阶梯逐步趋于合理，这样的修改内容总体上是值得肯定的。

   

二、绑架罪减轻构成的罪状规定方式与下限选择

    (一)绑架罪减轻构成的规定方式

    在确认了增设绑架罪的减轻构成之合理性的前提之下，有两个继之而来的问题需要讨论：第一，绑架罪的减轻构成的罪状如何设计？是采取“情节较轻”的简单罪状方式(如刑法第232条)，还是采取具体列举的叙明罪状方式？第二，绑架罪的法定刑下限确定为几年有期徒刑更为适宜？

    据笔者的初步统计，在刑法修正案(七)之前，在刑法分则之中使用“情节较轻”的方式规定基本犯罪构成之外的减轻构成的有15处，具体而言，分则第1章“危害国家安全罪”3处，第2章“危害公共安全罪”6处，第4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2处，第6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1处，第8章贪污贿赂罪2处，第9章渎职罪1处，其他各章则没有使用“情节较轻”的规定方式。同时，刑法分则之中较多地采用叙明罪状规定了适用较低的法定刑的具体情形。而与减轻构成相比，刑法对于加重构成的规定同样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模式：既有像第263条抢劫罪中的明确列明的8种情形(封闭式)，又有大量的“情节严重”的规定方式，表现出了立法技术的丰富。实际上，刑法各罪的修正构成(减轻或加重构成)究竟应该规定得笼统、简约一些为好，还是应该规定得细密、明确一些好，不可一概而论。不管是简单规定还是细密规定，都不是绝对最优的，而只能是两难之中的价值选择：简单规定(“情节较轻的”，“情节严重的”)可以适应司法实践的丰富多彩的情况及其需要，保持了法律适用的足够弹性，但这也给司法者留下了过大的自由裁量空间，为法律之内的“设租”、“寻租”提供了可能；采取封闭的明确列举式规定则正好相反，其剥夺了法官自由裁量之空间的代价，是这种刚性的减轻或者加重构成的规定可能无法满足不断变动中的司法实践需要，并且未必能够保证个案的公正。相比而言，大致说来，减轻构成由于是对于被告人有利的，因此，可以规定得笼统一些，将具体属于“情节较轻”与否的认定权交由法官在具体案件之中自由裁量；而加重构成由于是对被告人不利的，似乎采取明文列举并且是封闭式(不附加“以及其他”之类的兜底性规定)规定可能更为合适。最终，立法者在绑架罪的减轻构成的设置上，选择了“情节较轻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这样的简约的规定方式，这也许是一种下意识的思维惯性，同样也可能是一种权衡之后的次优选择。②

    不妨说得再具体一点。比如就绑架行为完成之后释放被绑架人的情形而言，台湾刑法第347条第5项明确规定：“犯第一项之罪(意图勒赎而掳人——引者注)，未经取赎而释放被害人者，减轻其刑；取赎后而释放被害人者，得减轻其刑。”并且，其立法理由指出：“因为掳人勒赎系一种非常恶劣之行为，本应从重量刑，但为顾及被害人之人身安全，同时也希望犯罪人能心存慈悲，有所悔悟，而主动释放被害人，免生撕票的悲剧，以保护被害人之人身安全，故而只要掳人勒赎后，不论是否取赎，释放被害人，均得减轻其刑，至于已经取赎之刑度如何减轻，则由法官自由裁量。”比较可知，就释放人质的行为而言，台湾刑法明确规定为减轻刑罚(取赎前释放，必减；取赎后释放，得减)，而大陆地区刑法之修正案则笼统规定了“情节较轻”的情节，释放人质很有可能会被视为“情节较轻”的一种情况。这样的两种立法技术，应该是各有利弊的。台湾刑法的规定方式，明确将“释放人质”作为适用减轻刑罚(无论是得减还是必减)的一种事由，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可能对于被害人权利的保护(即被撕票的危险性)、同时也包括对于被告人的权利保护(获得减轻刑罚的实际效果的可能性)更为充分；而大陆刑法修正案的这种规定方式，并未明确列明“情节较轻”的具体情况，这样，“释放人质”就既可能是“情节较轻”的一种情形也可能不是，这多少取决于法官的自由裁量，应该说对于被害人权利的保护(被撕票的危险性)、同时也包括对于被告人的保护(获得减轻刑罚之实际效果的可能性)不够充分。当然，以上是针对释放人质情形而言的，就此之外的其他情形来说，应该说由于大陆刑法“情节较轻”的开放式规定保留了足够的张力，可能较之台湾刑法的刚性规定更为适宜。所以，就立法技术而言，台湾刑法的规定方式与大陆刑法的规定方式可能各有利弊，假如能够取长补短，将两者加以综合，既明确规定释放人质之情形下的减轻处罚规定，同时又保持一定的张力，可能更为妥当。就具体的法条设计而言，在我看来，假如规定“未造成被害人伤害结果而积极释放人质或者有其他较轻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许更为理想。

    (二)绑架罪减轻构成的法定刑下限选择

    相比减轻构成的具体规定方式而言，立法者在绑架罪修订问题上更为关注的显然是其法定刑下限的问题。在修正案(七)的草案公布以及之后的两次审议之中，其下限都是3年有期徒刑，而在刑法修正案(七)草案进行三审时，绑架罪的起刑点却从3年提高至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刑法室副主任滕炜接受南方都市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之所以将绑架罪的起刑点从3年提高至5年，主要是部分常委会委员在审议时提出，现在绑架罪发案率比较高，对社会稳定、对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很大威胁；如将绑架罪的最低刑降低为3年，不利于打击此类犯罪。《刑法》规定，3年以下有期徒刑甚至可以适用缓刑，对这类严重犯罪量刑过轻。因此，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经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研究，建议将草案中“情节较轻”的绑架行为的法定刑起点修改为5年有期徒刑。③

    事实上，在刑法修正案(七)草案的讨论过程中，就有学者指出，诚然，绑架罪严重威胁公民的人身安全，但总体而言，其危害不会大于故意杀人罪和抢劫罪。而我国现行刑法典中故意杀人罪和抢劫罪的最轻量刑档次均为“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相比之下，绑架罪“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起刑点显属过高过重。因而对绑架罪增设“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减轻量刑档次，不仅有利于适应绑架罪复杂的犯罪情节，而且也促进了绑架罪与危害性质和程度大体相近的故意杀人罪、抢劫罪起刑点的合理协调。④自然，看到了绑架罪原来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起点刑过高自无异议(事实上这也是学界在此问题上的共识)，问题是，其下限究竟是像修正案(七)草案的前两稿那样的“三年”为妥呢，还是像最终通过的修正案(七)的“五年”为妥？以上论者显然更倾向于“三年”。笔者此前也曾持这种将绑架罪的下限定为“三年”比“五年”更为妥当的观点。这种观点的一个明确的理由，就是“总体而言，绑架罪的危害不会大于故意杀人罪和抢劫罪”，而故意杀人罪以及抢劫罪的法定刑下限为三年，所以绑架罪没有理由将其法定刑下限定为五年。可是，细想起来，以上的论断可能值得重新评估。首先，就绑架罪与抢劫罪的危害性而言，虽然比如就绑架勒赎型的绑架罪而言，两罪所侵犯的都是双重客体(同时侵害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两罪构成要件之中的手段行为也都包含了故意杀人或者过失致人重伤、死亡的情形，但毕竟绑架罪的主要客体是人身权利而抢劫罪的主要客体是财产权利，说主要属于侵犯人身权利的绑架罪重于主要属于侵犯财产罪的抢劫罪，至少在逻辑关系上是顺畅的。更为重要的是，抢劫罪只涉及加害人与被害人的两面关系，而绑架罪还涉及被害人的近亲属等第三人(绑架罪的成立需要行为人主观上具有利用被绑架人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人对于被绑者的安危之忧虑这样的主观的意思)，具有三面关系的属性，所以，说绑架罪重于抢劫罪也具有实质上的依据。事实上，绑架罪的法定刑起点重于抢劫罪，这是有立法例可循的。比如，台湾刑法的绑架罪(掳人勒赎罪)的基本法定刑起点为七年有期徒刑(台湾刑法第347条第1项)，而其普通的抢劫罪(强盗罪)的法定刑起点为五年有期徒刑(同法第328条第1项)。所以，认为绑架罪的危害性不会高于抢劫罪从而其法定刑起点没有理由超过抢劫罪的说法，可能未必站得住脚。

    更需要讨论的是，绑架罪的法定刑起点高于故意杀人罪，这是否具有合理性？这个问题的另一种问法实际上是，最轻的绑架罪是否重于最轻的故意杀人罪？若得出肯定结论，则现行刑法修正案的作法就是合理的，否则，可能就有问题。在认可了我国刑法分则的法定刑规定是以犯罪既遂为标准而规定的前提之下，应该说，即便是故意杀人罪的法定最低刑三年有期徒刑，其也是针对该罪的既遂即故意杀害并致使被害人死亡的；而在绑架罪的场合，由于绑架时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故意杀害被绑架人的，是该罪的加重构成，则作为绑架罪的减轻构成的“情节较轻”之下限，当然不可能包括被绑架人死亡的情形。由此看来，在故意杀人罪的起刑点设置上，仍旧是以被害人死亡为前提的，而在绑架罪的起刑点上，被害人显然是活着的。如果将生命作为刑法所保护的法益中的最重要者，似乎应该承认，情节最轻的故意杀人罪(由于被害人已经死亡)重于情节最轻的绑架罪(由于被害人未死亡)。但是，这样的认识可能过于注重结果，法定刑罚后果作为刑事责任的具体承担方式，应该体现的是刑事责任的轻重程度，而结果(包括死亡结果)之发生与否仅是判断刑事责任程度的因素之一，而非全部。在情节较轻的故意杀人罪的场合，通常都是被害人存在重大过错(比如对于行为人长期虐待)或者行为人具有可宽恕事由(比如安乐死)，甚至同时伴随被害人的重大过错和行为人的可宽恕动机(如所谓的“大义灭亲”)，此时，尽管被害人死亡，但是，被害人本人通常也需要对于自己的先前行为承担责任，行为人本身的刑事责任相应也随之降低。而在情节较轻的绑架罪的场合，虽然被害人活着，但是，既然行为被评价为绑架行为，则被害人的人身自由、人身、生命安全都受到了侵害与威胁，而被害人本身则是完全无辜的。⑤既然如此，即便是情节较轻的绑架罪，行为人的刑事责任由于缺乏被害人责任的相抵，仍然可谓很重，在坚持法定刑标明的是刑事责任的程度而非单纯的结果侵害的意义上，应该说，情节最轻的绑架罪的刑事责任高于情节最轻的故意杀人罪、从而绑架罪的法定最低刑高于故意杀人罪的法定最低刑，这样的结论是有根据的，从而，刑法修正案(七)为情节较轻的绑架罪所设定的法定刑下限就可谓是合理的。

   

三、对于绑架罪减轻构成的具体解释

    在修正案规定了绑架罪的减轻构成之后，其具体含义需要厘定。什么情况属于绑架罪中的“情节较轻”？结合司法实践之中的绑架案现状，这里所谓的“情节较轻”，可能包括：1.绑架之后，主动释放被绑架人的；2.绑架之后实力控制被绑架人时间较短就被查获的；3.绑架之后没有对被绑架人进行严重殴打、虐待，甚至对被绑架人较为优待的；4.绑架之后勒索的财物数额不大的；5.其他的表明行为人人身危险性不大、对于被害人的人身安全的侵害也不严重的情节。特别应该注意，绑架罪作为一个重罪，对于其犯罪成立条件应该严格限制，即便是“情节较轻”的绑架罪，也必须是较为严重地危害了被害人的人身、生命安全的犯罪，即便是行为人具有勒索财物的目的或者其他不法目的，如果实力控制他人的手段显然应该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也应该结合刑法第13条的但书的规定不按照犯罪处理。不能因为有了绑架罪“情节较轻”的规定，就将原本不该作为绑架罪处理的案件也以该罪的减轻构成处理。同样，在有了绑架罪的“情节较轻”的规定之后，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不应该将原本应该按照非法拘禁罪处理的案件以“情节较轻”的绑架罪处理。如果行为人对于被害人的侵害仅止于对于人身自由的侵犯，不涉及对被害人人身安全乃至生命安全的威胁，就应该按照非法拘禁罪来处理，而不能按照“情节较轻”的绑架罪处理。结合刑法第238条第3款的规定(为索取债务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若未使用暴力致人伤残、死亡，则按照非法拘禁罪处理)，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也是区分绑架罪与非法拘禁罪的重要考量因素，但是，由于绑架罪本身毕竟是一个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区分两罪更应考虑行为本身对于人身自由的剥夺程度、对人身安全的威胁程度。同样，在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的场合，要求是要满足非法目的，要求将他人作为人质的行为是以伤害或者杀害相要挟，不能将为了实现合法目的将他人作为人质的行为错误认定为情节较轻的绑架罪，⑥也不能将为了实现非法目的将他人扣为人质但不以杀害和伤害相要挟、答应只要满足条件就放人的行为错误认定为情节较轻的绑架罪，⑦这些情况都属于单纯的非法侵犯他人自由的行为，应该视其对于自由的剥夺程度认定为非法拘禁罪或者不按照犯罪处理，而不能因为绑架罪增设了减轻构成、其法定刑起点没那么高了，就将原本不符合绑架罪构成要件的行为也按照本罪处理。

   

四、绑架罪的减轻构成与本罪的中止、未遂、预备

    就绑架罪的既遂标准来说，通说认为，在主观上具有勒赎或者其他不法目的之前提下，只要是客观上已实际控制人质、将其置于自己实际支配之下，绑架罪就已经既遂，而不要求相应目的的具体实现。⑧这一可概括为“绑架行为完成说”的通说，是以在犯罪既遂的标准问题上采“构成要件齐备说”而非“得逞说”、主张绑架罪的实行行为为单一行为而非复合行为、承认这里的勒索财物的目的或者其他不法目的属于主观的超过要素为理论前提的，总体而言是合理的、可接受的。在采纳这一通说标准的前提下，控制他人并且在勒索到财物之后或者在未勒索到财物之时主动释放人质的场合，由于已经具备了“以实力控制他人”的要件，自无成立中止犯的可能，此时不能适用刑法第24条犯罪中止的规定，而只可能认定为“情节较轻”而适用绑架罪的减轻构成。犯罪中止自然只能存在于犯罪预备阶段和犯罪实行但未达既遂之阶段，所以，在尚未实行以实力控制他人的绑架行为之前主动放弃犯罪(主动打消了勒索财物的目的，并且主动放弃实行行为)的，自然属于绑架犯罪预备阶段的犯罪中止；已经采取了绑架罪的暴力行为而在尚未完全控制被害人之前主动放弃进一步的行为并打消了勒索财物的目的的，自然属于绑架犯罪实行阶段的中止。问题是，在这种情况下，在适用犯罪中止的规定的同时，是否同时也认定为绑架罪的“情节较轻”？

    对此，在我看来，犯罪中止的规定是一个在已经成立犯罪(只是未达既遂)的前提之下的量刑情节、量刑事由，而构成绑架中的“情节较轻”与否也是犯罪的量刑情节，这里，如果将犯罪中止的情节既作为“情节较轻”的认定依据，又作为中止犯予以处罚，不但可能违反了禁止重复评价的原则，而且本身也可能存在逻辑上的混乱。这并不难理解，无论是“情节较轻”，还是一般的情节，都是以犯罪既遂为前提的(我国刑法分则的罪状，不论是基本罪状还是加重、减轻的罪状设计都是以犯罪既遂为前提)，由此，即便是“情节较轻”，也当然是因为已然成立犯罪既遂而无再行成立犯罪中止的可能性，是以，犯罪中止的情形就当然不能作为认定“情节较轻”的依据。⑨此时，应该对于绑架的预备阶段的行为或者实行阶段的行为单独予以评价，看其是否符合“情节较轻”的规定，然后再结合中止犯的规定，或者以绑架罪的减轻法定刑，或者以其基本法定刑为依据，加以处罚。这就像在故意杀人罪之中，在基于杀人的故意已经将被害人砍成重伤、而后良心发现将被害人及时送往医院并且成功救活的场合，虽然成立犯罪中止(“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但是只要不具备其他“情节较轻”(比如大义灭亲、义愤杀人等情况之下)的事由，仍然只能是在故意杀人罪的基本法定刑(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幅度之内按照中止犯的规定处罚，而不能既适用“情节较轻”的规定，又在这一规定的前提之下按照中止犯处罚。简言之，犯罪中止(或者犯罪未遂、犯罪预备)的情形本身不能作为绑架罪(或者其他犯罪)的“情节较轻”的认定资料，是否“情节较轻”，应该剔除犯罪未完成形态的因素，根据犯罪本身的情节予以认定。⑩例如，行为人持刀绑架他人，将他人砍伤，但被害人竭力顽抗，行为人害怕而后悔了，放弃绑架，把被害人送往医院治伤的，应以“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为基准刑，按照中止犯的规定来处罚。

   

五、对于绑架罪加重构成规定的总体评价

    事实上，学界对于绑架罪立法规定的批评，除了包括本罪的法定刑起点过高(已经在刑法修正案七之中予以修正)之外，还包括对于本罪加重构成规定的不满。在我看来——其实某种意义上或许也可以说是中国刑法学界的共识——我国刑法关于绑架罪的加重构成的立法(在致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的情况下处死刑)是一个“恶劣”的立法。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这一立法在被绑架人死亡的情况下不区分故意和过失“一视同仁”的做法无从实现罪刑均衡，更因为在这种“一视同仁”之下居然非常高压地配置了绝对确定的死刑。虽然，立法者试图借助严厉刑罚“进行一种‘宣传’……以此使得行为人觉得杀害被绑架人成本过于高昂，以致不敢轻易杀害被绑架人，从而达到保护被绑架人生命的目的”(11)这样的初衷或可体恤，但是这样的做法不但令罪刑均衡和刑罚个别化的原则双双受损，而且绝对确定的死刑也和刑法典中的其他几处类似规定一样，开了中国死刑立法之中非常恶劣和可怕的先例。尽管在“死刑”之中还可以有“缓期两年执行”和“立即执行”两种选择供司法机关具体挑选，由此也可以区分出在“致使被绑架人死亡”和“故意杀害被绑架人”两种情况之下可能会被判处不同的后果从而有所区别，但是这样的区别功能仍然是非常有限并且是总体偏重的。如果真要限制中国的死刑适用，那么在我看来，和最高法院统一行使死刑复核并严格死刑适用的标准、学界继续呼吁经济犯罪、财产犯罪以及职务犯罪率先废除死刑同样重要的，是要在立法上删除绝对确定的死刑。仅就这一点而言，1996年8月8日全国人大法工委《刑法分则修改草案》第4章第8条“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的规定，较之现行的规定而言，可能更具有弹性从而也更为合理。

    除此之外，从应然的立法论角度而言，诸如多次绑架或者绑架多人、绑架集团首要分子、绑架勒索财物数额特别巨大、持枪绑架等，究竟应该在绑架罪的基本法定刑(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之中作为其从重处罚情节予以评价，还是应该上升到其加重处罚情节予以评价，也是值得讨论的。在我看来，从遏制绑架罪这种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恶性犯罪的角度，将以上几种情形规定在绑架罪的加重构成之中似乎更为适宜(当然，这与笔者所主张的本罪的加重法定刑应该是“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观点相关)。

   

六、现有规定之下对于绑架罪加重构成的解释

    尽管在刑法修正案(七)的草案征求意见的过程之中，很多学者都对1997年刑法中的绑架罪的加重构成设置提出了批评，认为应该将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两者明确区别，并将无期徒刑作为此两种情况下的选择刑以取消此处绝对死刑的规定，刑法修正案最终还是没有采纳这样的建议。这固然可以有诸如打击犯罪的压力过大、绑架罪本身是严重犯罪、特别是要尽量在立法上体现对于人质安全的政策考虑等理由，终究还是令人遗憾的。在这样的崇尚死刑威慑的观念和政策的名义下，被告人的权利受到了当然的侵犯。问题是，在修正案已然将目光瞄准了绑架罪的大好时机之下最终仍未能修订本罪的加重构成规定的既成事实面前，学者们应该如何在解释上为立法者做些“善后”工作、以使得这种加重构成的适用相对合理？这是本文接下来的问题意识。

    (一)绑架罪中的“致使被绑架人死亡”应该限制解释为故意伤害被绑架人致其死亡

    绑架过程中“致使被绑架人死亡”，要求绑架人的绑架行为与被绑架人的死亡结果之间具有直接因果关系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而行为人对于被绑架人的死亡结果的主观心态是出于过失，这一点也毫无疑问(若是出于故意，则直接属于“杀害被绑架人”而不属于“致使被绑架人死亡”；而若是不具有过失，则也欠缺以被害人的死亡来追究行为人之刑事责任的主观基础)。只是，就逻辑事理和司法实践之中的现实状况而言，这里的“致使被绑架人死亡”仍然需要作进一步的分析。1.被绑架人的死亡是绑架过程之中故意伤害的进一步结果(简称“第1场合”)。比如绑架过程中，行为人出于重伤的故意进行伤害而过失地造成了被绑架人死亡。2.除此之外的被绑架人死亡的场合(简称“第2场合”)。事实上，被绑架人的死亡可能不是绑架过程之中故意伤害的进一步结果，而是出于其他原因：(1)完全基于行为人的过失，比如绑架之后关押过程中，因被害人哭闹、挣扎，对其堵嘴捂鼻或者为其注射麻醉剂过量等原因过失引起死亡；(12)(2)被绑架人自身的过失，比如其试图逃跑而翻墙到相邻阳台时摔死；(13)(3)被害人因不堪忍受折磨自杀身亡，(14)等等。(15)那么，作为绑架罪加重构成要件中的“致使被绑架人死亡”的范围，究竟该如何理解？在我看来，由于本罪加重构成的法定刑是绝对的死刑，从罪刑均衡和严格限制死刑适用的角度出发，这里的“致使被绑架人死亡”应该限制解释或曰严格解释为“故意伤害被绑架人致其死亡”(仅限于上述第1场合)，而不能包括对于被绑架人不具有伤害故意的、纯粹出于过失(甚至不具有过失)的致被绑架人死亡(上述第2场合的排除)。只有这样，这里的“致使被绑架人死亡”与“杀害被绑架人”之间，在后果和危害性意义上才具有大致的相当性，也才符合体系解释和同类解释的原则，有利于法益的妥当保护。(16)

    (二)“杀害被绑架人”应该限制解释为故意杀死被绑架人

    绑架罪加重构成中的“杀害被绑架人”是否限于杀死被绑架人？对此的回答直接关系到绑架杀人未遂行为之处理。对此，我国学者张明楷教授曾经主张“其中的‘杀害’应限于故意杀人既遂”，(17)而后修正了自己的观点，主张绑架杀人未遂的，依然适用刑法第239条“杀害被绑架人，处死刑”的规定，同时适用刑法关于未遂犯从轻、减轻处罚的规定。张老师认为这样处理有以下优点：1.应当判处死刑的，依然可能判处死刑；不应当判处死刑的，可以适用对未遂犯减轻处罚的规定(由于法定刑为绝对的死刑，从轻处罚不具有实质意义)，判处无期徒刑，这样既不会导致刑罚过于严厉，有利于减少死刑，也不至于轻纵犯罪。2.有利于处理绑架杀人中止。对绑架杀人中止的，在适用“处死刑”的法定刑的同时，结合总则关于中止犯“造成损害的，应当减轻处罚”的规定，这既有利于行为人中止犯罪，保护被绑架人的生命，也能做到罪刑相适应。3.有利于限制法官的权力，法官对于绑架杀人未遂、中止乃至预备的各种情形，都具有适用法律的统一标准，即在适用分则的“处死刑”的法定刑时，必须同时适用总则关于相应犯罪形态的规定，从而确定相应的刑罚。4.与“杀害”的通常含义相符合，不会出现杀人既遂时为一罪、杀人未遂时为数罪的不合理现象，也不存在以情节是否严重决定一罪与数罪的问题。(18)但是，笔者并不赞成这种将绑架杀人未遂也认定为“杀害被绑架人”的观点。1.这种观点在绑架杀人未遂的情况下仍保留了判处行为人死刑的可能性，这一点本身就值得商榷。在撕票未成、被害人还活着的情况下，根据保护法益和剥夺法益的对等性原则，对于行为人适用死刑，难以说是罪刑均衡的，而且，这也不能不说与严格限制死刑适用的刑事政策产生偏差。(19)2.根据本文的主张，绑架杀人未遂、中止的，直接在绑架罪的基本法定刑幅度之内量定刑罚，遇有行为人主动放弃杀人行为的，当然会以本罪的基本法定刑(而不是以上论者所主张的加重法定刑)为基准，从轻处罚，这是一种对行为人更为有利的适用结果，既有利于被绑架人的生命保护，也有利于行为人的人权保障。3.论者持以上主张的一个实践基础，是在绑架杀人未遂的情况下，实践中有时会按照绑架罪的基本法定刑从重处罚，有时会按照本罪的基本法定刑和故意杀人罪的未遂并罚，司法者权力过大，处理不统一，会带来不可欲的后果，随意性的处理也有损法治的权威。可是，像本文主张的那样，所有的绑架杀人未遂的，都统一在绑架罪的基本法定刑的幅度之内从重处罚，而不再和故意杀人未遂的行为并罚，同样不会出现司法者权限过大、处理不统一、过于随意的问题。4.将单纯的故意杀人行为也理解为“杀害”，这本身可能就违反了“杀害”一词的含义：当我们说“某某杀害了某某”或者“某某被杀害”时，显然都出现了被害人死亡的结果。“杀”可以是指杀人的行为，而“害”则应该是指“死亡”的结果。

    必须指出，学界通说认为，绑架罪的既遂标准是所谓的“绑架行为完成说”，只要是绑架行为(以实力控制他人的行为)完成了，绑架罪就构成既遂(当然也需要具备相应的主观要件)，在本罪已然既遂的情况下，因为撕票未成而又适用犯罪未遂的处罚规定，这需要更进一步的说明。论者在将绑架杀人行为理解为结合犯的前提之下，认为“结合犯的既遂与未遂与被结合的前罪没有关系，只取决于后罪是既遂还是未遂。对于结合犯的未遂应当在适用结合犯的法定刑的同时，适用刑法总则关于犯罪未遂的规定。”(20)可是，不但我国学界至今并未广泛接受结合犯的概念，而且，与日本刑法、台湾刑法之中大量存在的诸如强盗致死伤罪、强盗强奸罪、强盗强奸致死罪等结合犯相对照，中国刑法之中是否客观存在着结合犯本身就是一个待证的命题。假如刑法第239条加重构成的罪名被确定为绑架致死罪和绑架杀人罪，那么认为绑架杀人属于结合犯自无问题，问题是，刑法明确规定，绑架杀人的仍然要按照绑架罪“处死刑”，所以，将绑架杀人理解为结合犯可能理由并不充分。在我看来，就像抢劫过程中的故意杀人一样，将绑架杀人以及绑架致使被绑架人死亡理解为结果加重犯可能更为合适：(21)刑法将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加以并列，并配置了至为严苛的法定刑，可谓是着眼于人质死亡之结果以及对之的不同主观心态。与结果加重犯有无未遂的争论无关，在绑架杀人未遂的情况下，由于其根本不符合“杀害被绑架人”的加重处罚规定(杀害=杀死)，所以根本就不具备适用绑架罪绝对死刑的前提，从而也无需通过未遂与否来降低刑罚、避免死刑，此时只能适用本罪的基本法定刑，并且在此幅度之内因为杀人的行为而酌情从重处罚直至判处无期徒刑，这完全可以做到罪刑均衡。将绑架罪加重构成中的“杀害被绑架人”限制解释为杀死被绑架人而不包括杀而未死等情形，这样的一种解释结论，不以结果加重犯的未遂为理论支撑，(22)而以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在撕票未成的情况下放弃了死刑适用的可能性)为价值目标，这和前文对于“致使被绑架人死亡”亦应限制解释为故意伤害被绑架人致其死亡的结论一脉相承，都是为了通过刑法的适用解释，为削减死刑作出贡献。

    七、简短的结语

    自然，立法的修正不是纯粹技术性的，其是各种力量(打击犯罪的力量、保护人权的力量，等等)不断地勾兑、博弈、妥协和平衡的产物。刑法修正案(七)对于绑架罪的修正，可谓就是这种妥协和平衡的生动见证。绑架罪的减轻构成的及时增设和加重构成的原封未动构成了这种平衡的两极，一极为了保障人权，一极为了保护社会。较之原来的刑法第239条，修正案的作法自然是个进步，但是，这种进步又是不彻底的，所以，只能算得上是次“半截子的革命”。具体点说，首先应当承认修正案(七)对于绑架罪的修正是该罪在立法科学性上的一次“革命”，该罪减轻构成的设置本身具有积极意义，其法定刑起点(5年有期徒刑)的配置也无可厚非。只是，修正案对于绑架罪的修正又是不彻底的，表现在本罪减轻构成的设置上，如能将较为成熟的“较轻”的情节(例如未造成被害人伤害结果而积极释放人质)加以明示列举并辅之以“或者有其他较轻情节”这样的概括式规定或许更为理想。绑架罪修正的不彻底性更表现在本罪加重构成的原封未动上，如欲彻底实现本罪立法的科学性，就必须正视“致使被绑架人死亡”与“杀害被绑架人”两种情形之下非难可能性的差异从而在立法论上将无期徒刑作为此两种情形下的选择刑，这样的主张虽多少有些老生常谈，却必须予以重申。在立法上已经错过了通过修正案(七)对绑架罪实现彻底的立法科学性的时机之现实面前，在解释论上尽力补位，采用限制解释的方法理解“致使被绑架人死亡”和“杀害被绑架人”，将两者分别解释为“故意伤害被绑架人致其死亡”以及“故意杀害被绑架人致其死亡”，是一种务实的、同时也是理性的选择。

   

注释：

    ①即程乃伟案。21岁的行为人程乃伟从其舅舅家偷走一步传呼机，因舅舅将此事告诉了村里人，程觉得无脸见人，产生了报复动机。一日，程租用“面的”车到其舅舅儿子聪聪上学的学校，将放学的聪聪骗上车拉走。而后程给其舅舅打电话索要6000元现金，限两小时交到。程给聪聪买了一些小食品之后，开车到约定地点等候。程舅报警，程父获悉后与公安人员一起赶到现场。当时程与聪聪正在车上打扑克，程父走到“面的”车边搂住程的脖子，程见有公安人员，就把碗片放在聪聪的脖子上说：“你们不要过来，过来我就杀了他！”在其父夺碗片时，程划伤聪聪的脖子(表皮伤0.05×3.0cm)。公安人员随即将程抓获。参见《程乃伟绑架案——特殊情况下减轻处罚的适用》，载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刑二庭编：《刑事审判参考》第4卷(上)，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19页及以下。当然，就该案的最终结果(最高法院以“鉴于本案发生于亲属之间，犯罪情节较轻，被告人有悔罪表现”为由，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而言，其虽然为最高法院所做裁定从而具有既判力，这种减轻处罚的幅度却可能值得商榷。在法定起点刑为10年有期徒刑的时候，最高法院直接裁定减轻为3年有期徒刑，并且适用缓刑，这可能不够严肃。特别减轻处罚虽然必要，但是减轻处罚也不能无限制地减轻而应该受到刑格的限制，判处缓刑恐怕更不合适。关于减轻处罚需要受到“刑格”之限制的观点，可见梁根林：《现代法治语境中的刑事政策》，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张明楷教授更是认为，“对减轻处罚没有任何限制的做法，有损刑法的安定性，也不利于实现报应的正义性。”参见张明楷：《许霆案减轻处罚的思考》，载《法律适用》2008年第9期。

    ②我国学者李洁教授指出，无论是何种立法规定模式都是利弊兼有的，没有无弊端的立法规定模式。立法的细密与简约的区别只能是规则对事案抽象到何种程度而不是要不要抽象的问题。至于抽象到何种程度是合适的，并不存在一个客观的通行于世界的统一标准，而只能根据各个国家的实际情况进行选择。这种选择所依据的事项除了一个国家的司法传统、法律文化、习惯等因素外，司法者的素质与司法环境应该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参见李洁：《罪与刑立法规定模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前言第4页。

    ③《〈刑法修正案(七)(草案)〉三审稿将绑架罪起刑点从一审时的3年提高至5年》，载2009年2月26日《南方都市报》。

    ④赵秉志、赵远：《试论绑架罪的立法完善》，载2009年2月18日《法制日报》。

    ⑤刑法将出于索取债务的目的扣押、拘禁他人的行为明文规定为适用非法拘禁罪的规定，也从反对解释的角度标明在成立绑架罪的场合，双方之间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被绑架人通常也是不存在过错、至少不存在严重过错的。

    ⑥比如付志军案之中，行为人付志军为了和女友保持恋爱关系，将女友的父亲作为人质，法院就认为，“被告人以非法拘禁的方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其行为已构成非法拘禁罪。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成立，予以支持。但被告人付志军系因其女友禹利英与自己分手而心怀不满，其主观动机是威胁禹的家人以达到与禹利英继续恋爱的目的，客观方面虽然实施了捆绑行为，但未勒索财物或提出其他非法要求，其行为不符合绑架罪的构成要件，故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不能成立，应予变更。”参见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人民法院案例选》(2004年刑事专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239—240页。

    ⑦比如兰隆成案之中，三村民因撕毁法院公告和阻碍执行被某区人民法院司法拘留，三人之妻及亲戚要求任村治保主任、组长的被告人兰隆成解释原因，兰因对法院拘留该三人不满，便称“我也解释不清楚，你们自己去找法院”。后该村村民约50人租乘一辆中巴客车，到达人民法院。村民冲进法庭，围攻身着法官制服准备开庭的两名法官。此时被告人兰隆成搭乘村民的摩托车亦赶到现场，村民们即腾开路让其上前，兰不但没有劝阻村民，反而对其中一名法官说：“你们将上午抓的那三个社员放了，就没事了。”该法官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并与另一法官分别向村民们讲解法律，村民不听，将二人向法庭外推、拉，欲将二人强行带回本村。派出所民警接到报案后前来阻止，兰隆成对民警说：“现在要将两名法官弄回村里，只要法院放了上午抓的那三个人，我们就放人。”由于参与挟持法官的村民众多，且情绪激动，当天正逢集市，围观群众达数百人，现场秩序较乱，民警解救法官的努力没能实现。到达某汽车站附近时，被告人兰隆成叫人乘汽车将法官带回去，由于二法官奋力反抗，加之出租车驾驶员的拒绝，才未得逞。众村民继续推、拉、扭着两名法官走到某镇场口。因担心再遇到解救人员，村民们押着法官改走小路前往本村，此时被告人兰隆成乘坐摩托车先离开现场，回村等候。两名法官被拘、押着步行了10公里左右，被解救队伍截住，终被解救，此时两人的法官制服纽扣被撕落、肩章被扯掉，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在这一案件之中，法院最后也是认定本案属于非法拘禁罪而非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的绑架罪。参见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人民法院案例选》(2003年第1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23页。

    ⑧参见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535页；王作富主编：《刑法》(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27页。

    ⑨同样的道理，绑架的未遂、绑架的预备本身也不能成为认定绑架罪“情节较轻”的依据。

    ⑩在这个意义上，媒体上所披露的“北京首起适用刑法新规审判绑架案受关注，法官讲轻判缘由”的案件，可能不无疑问。被告人郑丽刚和柴彦军为了勒索财物，预谋绑架饭店老板王某。为此，两人准备了刀、枪状打火机、假车牌、胶带、迷彩服、口罩、手套及车辆等一系列作案工具。之后，连续4天对王某进行跟踪，可始终没有下手，直到因形迹可疑遭到警察的盘查而被抓获。被抓后，两人如实供述了预谋绑架的事实，最终被检察机关以绑架罪提起公诉。审理此案的法官介绍说：“这两名被告人都是初次犯罪，跟踪了王某4天没有动手，并不是因为没有机会，而是因为害怕而迟迟没有实施绑架行为。而且，两人因为形迹可疑遭到警方盘问后，主动交代了他们要实施绑架的事实。从这些情况来判断，两人虽然实施了犯罪预备的行为，已经构成了绑架罪，可主观恶性程度还不是那么深，应该符合刑法修正案(七)中所说的‘情节较轻’的情形。”2009年3月16日，昌平区人民法院一审宣判，两名被告人因犯罪情节轻微，分别以绑架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和一年，同时各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李松、黄洁：《北京首起适用刑法新规审判绑架案受关注，法官讲轻判缘由》，载2009年3月19日《法制日报》。这个案件两名被告之所以被判处如此轻刑，一方面是因为行为本身属于绑架预备形态，另一方面又是因为被认定为绑架的“情节较轻”，从而是在绑架罪的减轻构成的基础上按照预备犯“减轻处罚”了。可是，这是否属于将预备的行为既当作了“情节较轻”的判断资料、又作为犯罪预备来从轻、减轻处罚，值得思考。在我看来，就这一案件来说，行为人的预备行为已经相当完备、周密，并且由于准备了刀等作案工具，其主观恶性未必不深，既认定为“情节较轻”又按照犯罪预备处理，或许不妥。在我看来，需要综合、详细考虑本案的诸多情节(但是必须舍弃行为人未实行犯罪的情节)来具体选择本案的基准刑，本案完全可能是在以“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为基准刑的前提下，适用犯罪预备的处罚规定。

    (11)李立众：《绑架罪》，载高铭暄、马克昌主编：《中国刑法解释》(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41页。

    (12)王作富主编：《刑法分则实务研究(第三版)》(中)，中国方正出版社2007年版，第929页。

    (13)周光权：《刑法各论讲义》，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9页。

    (14)同注(12)，第929页；陈兴良：《陈兴良刑法学教科书之规范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73页。

    (15)高铭暄、马克昌教授主编的《刑法学》(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535页也笼统地认为，这里的“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是指在绑架过程中因使用暴力，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或者因过失致人死亡。

    (16)在出现了被绑架人死亡结果的以上第2场合，由于不能解释为“致使被绑架人死亡”，只能在绑架罪的基本法定刑(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幅度之内酌情从重处罚——由于被绑架人死亡的结果，原则上也不具有适用本罪的减轻法定刑(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可能性。

    (17)张明楷：《刑法学》(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705页。

    (18)张明楷：《刑法学》(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668页。

    (19)以上论者之所以要为绑架杀人未遂的情况下保留适用死刑的可能性，除了为了适应绑架杀人未遂的复杂情况、力求做到罪刑均衡之外，可能还有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要与刑法第234条关于故意伤害罪的规定相协调(故意伤害在“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情况下，可以判处死刑)。可是，在我看来，故意伤害罪在被害人未死亡的场合挂有死刑本身就是个需要批判的现象。即便是故意伤害手段特别残忍致人重伤、造成对方严重残疾的，由于被害人还活着，其生命法益并未受到完全的侵犯，从严格限制死刑适用的角度而言，规定以及判处死刑值得反思。

    (20)同注(18)，第668页。

绑架学生篇5

内容提要:《刑法修正案（七）》第六条增加了绑架罪“情节较轻”的情况，并增设了较低的法定刑。在司法实践中，行为人主动释放人质是认定“情节较轻”需要重点考虑的因素，此外，还要综合考虑影响绑架罪整体社会危害性的其他各种因素。因此，行为人主动释放了人质并不一定都要认定为“情节较轻”，行为人没有主动释放人质也不意味着不能认定为“情节较轻”。绑架罪的停止形态与“情节较轻”属于不同阶段的司法判断，基于刑法中禁止重复评价原则的考虑，绑架罪的停止形态不能被认定为“情节较轻”，而只能适用刑法总则有关从宽处罚的规定。

2009年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刑法修正案（七）》。该修正案第6条修改了绑架罪的最低法定刑，将最低法定刑从十年有期徒刑降到了五年有期徒刑，即“情节较轻”的绑架罪，可以判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修改绑架罪最低法定刑的理由，按照《刑法修正案（七）》的草案说明，是因为在司法实践中，刑法对该罪设定的刑罚层次偏少，不能完全适应处理这类情况复杂的案件的需要，而且，对绑架他人后主动放人的，应当从轻处罚。因此，考虑到实际发生的这类案件的具体情况比较复杂，在刑罚设置上适当增加档次，有利于按照罪刑相适应的原则惩治犯罪。但草案说明的表述可能会误导司法人员，使得司法人员走向两个极端，即可能导致将所有的“主动释放人质”的绑架案都认定为“情节较轻”，或者只将“主动释放人质”认定为“情节较轻”，而排除了其他可以认定为“情节较轻”的情况。同时，绑架罪的停止形态与“情节较轻”之间也没有存在必然的联系，两者分属不同阶段的司法判断，不能混淆。

一、增设绑架罪的法定刑档次符合国际立法例

《刑法修正案（七）》修改了绑架罪的最低法定刑，增加了一个“情节较轻”的法定刑幅度，即情节较轻的，可以判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其刑罚略重于普通抢劫罪的法定刑，符合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也与国际上很多国家和地区刑法的规定相一致。德国、日本、俄罗斯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刑法在有关绑架罪最低法定刑的设置上，均充分考虑了现实生活中绑架案件的复杂性，设置了多个法定刑幅度，普遍将普通绑架罪的最低法定刑设置在十年以下有期自由刑，并都规定了如果行为人主动释放人质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例如，德国刑法第239条a规定，“勒索性掳人的犯罪处不低于五年自由刑”，第239条b规定，“扣押人质的，处不低于五年自由刑，”其中，第239条a第4款还明确规定：“法院可以根据第49条第1款轻处刑罚，如果行为人放弃其企图达到的效果使被害人返回到他的生活圈中。虽然该结果的出现与行为人的所为无关，但是，以行为人为达到该结果所进行的认真的努力为已足。[1]《日本刑法典》第225条之二规定是“关于勒索赎金目的的略取罪的规定，其法定刑为无期或者三年以上惩役。”第228条规定，“犯掳人勒赎罪，在提起公诉前，将被略取或者被诱拐的人解放至安全场所的，减轻刑罚。”[2]《俄罗斯刑法典》第126条规定：“绑架他人的，处四年以上八年以下的剥夺自由”，在第126条的附注中还明确规定：“主动释放被绑架人的，如果在其行为中没有其他的犯罪构成，可以免除其刑事责任。”[3]我国台湾地区刑法第347条第1项规定，“意图勒赎而掳人者，处死刑、无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2000年1月，台湾立法机构在修正刑法的时候，鉴于普通掳人勒赎罪的最低刑罚偏高，便在台湾刑法第347条增加了一项（台湾刑法中的“项”相当于大陆刑法中的“款”――笔者注）作为该条第5项，明确规定：犯第一项之罪，未经取赎而释放被害人者，减轻其刑；取赎后而释放被害人者，得减轻其刑。其修正的理由是，因为掳人勒赎系属一种非常恶劣的罪行，本应从重量刑，但为顾及被害人的人身安全，同时也希望犯罪人能心存慈悲，有所悔悟，而主动释放被害人，免生“撕票”的悲剧，以保护被害人的人身安全，故而只要掳人勒赎后，不论是否取赎，如果释放被害人，均得减轻其刑，至于已经取赎之刑度如何减轻，则归由法官去裁量。[4]

可以看出，各个国家（地区）刑法在对普通绑架罪的法定刑配置，最低刑罚幅度都没有超过十年有期自由刑，而且都将主动释放人质规定为“情节较轻”，处于更轻的刑罚，以此来排除或者降低被绑架人（人质）遭灭口的风险。

二.绑架罪中“情节较轻”认定应考虑的因素 《刑法修正案（七）》在对绑架罪处以较轻刑罚的理由设置上，不像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刑法明确规定要求行为人要主动释放人质，而是采取一种具有类型性、抽象性和综合性的规定——“情节较轻”，那么，修正后刑法第239条所规定的“情节较轻”应该如何解释和判断？在《刑法修正案（七）》通过之后，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还没有对“情节较轻”作出统一的、权威的司法解释，可能引发司法实践中法律适用不统一、量刑不均衡等司法适用的困惑。在这种情况下，“什么是情节较轻，哪些情况属于情节较轻？”只能委任于司法人员的个案判断和学者的各自解释。

对此，有学者认为，绑架罪中的“情节较轻”可能包括：（1）绑架之后，主动释放被绑架人的；（2）绑架之后实力控制被帮家人时间较短就被查获的；（3）绑架之后没有对被帮家人进行严重的殴打、虐待，甚至对被帮家人较为优待的；（4）绑架之后勒索的财物数额不大的；（5）其他的表明行为人人身危险性不大、对于被害人的人身安全的侵害也不严重的情节。[5]也有学者从两个方面对“情节较轻”进行了概括：（1）掳人未取赎而主动、安全释放人质的；或者取赎后主动、安全释放人质而取赎数额不大，且没有其他严重情节的；（2）“事出有因”（即“情有可原”）的绑架行为，且该行为与非法拘禁、敲诈勒索等行为相互交织，又没有对人质进行人身损害的。[6]

毫无疑问，上述的概括、总结和提炼基本上确定了绑架罪中“情节较轻”的认定方向，也为司法实践准确、科学地认定提供了某种思路。但也要看到，由于现实生活的复杂性，这样的一些概括和总结还是难以应对现实生活中复杂的、各种各样的绑架罪类型。因为在认定是否属于“情节较轻”的绑架罪时，还有更多的、复杂的因素需要我们综合考虑。

笔者认为，“情节较轻”中的“情节”，主要是指决定绑架罪成立的主客观要件基本事实以外，但又影响绑架罪危害性大小的那些事实，既包括客观事实，也包括主观事实。换言之，这些事实的存在与否不影响绑架罪的成立，但影响了绑架罪的刑罚轻重。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绑架罪“情节较轻”的判断基础是能够影响罪质轻重的事实要素。[7]

如上所述，尽管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刑法和司法实践均将“主动释放人质”作为减轻刑罚的事由。例如，我国台湾地区有关法院在解释什么情况下才可以适用“未经取赎而释放被害人者，减轻其刑；取赎后而释放被害人者，得减轻其刑”时，明确指出：台湾刑法第347条第5项所谓未经取赎而释放被害人，系指犯掳人勒赎罪，其行为人未经取赎，而自动终止勒赎之意思而释放被害人而言。如已取得部分赎款，或与被掳人谈妥条件，将被掳人释放，限令其于一定期间筹款交付者，其释放既非出于自动终止勒赎之意思，即与该规定不合，无邀必须减刑宽典之适用。在类似问题上，也有台湾法官对此明确指出，该项的立法用意除鼓励罪犯中止犯行外，另兼顾人质之安全，应具有自动释放人质之心意及实际释放人质之事实，始得宽减其刑，必须于未经取赎前，任意终止勒赎之意思，或取赎得款后自动恢复被害人之行动自由，始属相当，如已案发，迫不得已，始行释放，或者尚未释放，即被查获，均与该规定不符，不得减轻其刑。[8]但由于绑架案件的复杂性，尤其是，“近年来，绑架犯罪活动发生了很大变化，无论是犯罪形式还是犯罪的危害程度都呈现出多种形态。……同时，绑架罪法定刑的层次性不足，对实践中出现的多种常见的并有明显差异的情况没有体现出区别对待，如绑架过程中有无使用暴力、有无实施多次绑架或者一次绑架多人的情形，是否有致使被绑架人重伤或者死亡的后果，勒索金额大小等情节，目前绑架罪的刑罚档次设置难以适应复杂的犯罪情况。建议对绑架他人后没有对人质进行人身伤害，又主动释放的，规定较轻刑罚。”[9]

因此，在司法实践中，要认定绑架行为是否属于“情节较轻”，除了要考虑行为人是否主动释放人质，同时也要综合考察其他影响绑架的社会危害性的复杂因素。为此，司法人员要克服这样一个误区，即凡是主动释放人质的绑架，一律认定为“情节较轻”，反过来，凡是没有主动释放人质，都一概不能认定为“情节较轻”。相反，司法人员应该确立这样一个基本认识和辩证思维，即对于绑架罪，即使行为人主动释放了人质，也并不必然要认定为“情节较轻”，即使行为人没有主动释放人质，也可能认定为“情节较轻”，即在认定绑架行为是否属于“情节较轻”，需要考虑各种各样的复杂因素。这些主要有：

第一，行为人实施绑架行为所采取的暴力程度、绑架的手段、绑架的故意、目的与动机、绑架的对象、行为的程度以及绑架所造成的后果等因素。[10]如果绑架所采取的暴力程度很重（可以造成重伤以上的后果），手段非常强烈（长时间拘禁、控制人质），绑架动机非常恶劣、卑鄙，以老、弱、病、残、孕妇等一些弱势群体为人质的，不宜认定为“情节较轻”。[11]相反，如果行为人采取非暴力的手段劫持人质并给被害人提供平和的生活环境，没有导致人质造成伤害或者仅造成轻伤以下后果的，则宜认定为“情节较轻”。例如，行为人将未成年人骗走，并按时给他提供饭吃，或者带他出去旅游，同时，行为人向其家属打电话勒索财物，声称孩子被其绑架，而该未成年人自己也不知道已经被控制的情形。[12]

第二，行为人在实施绑架过程中，是否采取了超出绑架罪基本构成要件事实范围的其他行为。由于绑架罪是侵犯人身自由的一种犯罪，侵犯的法益是人身自由和人身安全，换言之，以勒索财物为目的或者为了满足其他不法要求，支配和控制人质是绑架罪的基本构成要件。行为人在绑架过程中，如果实施了超出这些要件的行为。例如，对被绑架人采取了人格侮辱或者人身伤害，由于这些行为可能触犯了其他罪名，需要实行数罪并罚，以保障刑罚公正的实现。但由于普通绑架罪的法定刑已经非常严厉，即使不实行数罪并罚，也能够吸收这些犯罪行为，能够实现罪责刑相适应和保证刑罚的公正。因此，如果行为人采取了人格侮辱或者人身伤害，即使事后主动释放了人质，也不宜认定为“情节较轻”，而是要认定为普通的绑架罪。

第三，绑架罪中的一些特殊情形。例如，绑架集团的首要分子；多次绑架或者绑架多人；致使被绑架人重伤、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被绑架的妇女或者奸淫被绑架的；绑架勒索数额巨大；持枪绑架或冒充军警人员绑架；绑架行为给国家利益造成严重损害的或造成恶劣影响；绑架行为致使被绑架人以外的人重伤、死亡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13]对于这些特殊情形，即使这些犯罪分子具有自首、立功等法定从轻处罚情节，或者是具有犯罪预备、未遂、中止，也必须在选择普通绑架罪的法定刑的基础上，再根据刑法总则的规定，进行从轻处罚，而不能为了从轻处罚而认定为“情节较轻”的绑架。

第四，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是否是具有亲属（熟人）关系，行为人是否具有某种值得社会宽恕的理由。在现实生活中，亲属之间、熟人之间互相绑架的案件时有发生，在这些亲属之间、熟人之间的绑架中，被害人往往有严重的过错。例如，因为婚姻、感情、财产继承分割等产生纠纷，受害方出于泄愤、报复、索取赔偿或者得到财产等目的而实施了绑架行为。由于这类绑架有一定的起因（事出有因），被害人为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且发生在亲属之间或者熟人之间，对法秩序和公众的安全感造成的破坏比较小，或者是行为人具有某种值得社会宽恕的理由。如果将这些亲属之间的绑架一律认定为普通的绑架罪，从而在法定刑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判处刑罚，则与人们正常的法感情相违背。因此，为了照顾社会公众正常的法感情，如果亲属之间的绑架或者其他一些特殊的绑架不具备上述严重的情形，被害人在事后也表示谅解和宽恕，为了发挥刑罚的教育、感化功能以及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宜认定为“情节较轻”的绑架罪。

第五，考虑行为人与被害人（近亲属）之间是否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对于索债型的“绑架”案件，我国刑法第238条第3款明确规定：“为索取债务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依照前两款的规定定罪处罚”，也就是说，如果是为索取债务而非法“绑架”他人而没有使用暴力致人伤残、死亡的，要认定为非法拘禁罪，而不能认定为绑架罪。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7月13日了《关于对为索取法律不予保护的债务，非法扣押、拘禁他人行为如何定罪问题的解释》规定：“行为人为索取高利贷、赌债等法律不予保护的债务，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依照刑法第238条的规定定罪处罚”。我国台湾刑法在判例中也指出，“掳人勒赎罪，须行为人自始有使被害人以财物取赎人身之意思，如使被害人交付财物，别有原因，为达其取得财物之目的，而剥夺被害人之自由者，除应成立其他财产上之犯罪或者牵连犯（台湾于2006年7月1日废止了“牵连犯”的规定——笔者注）妨害自由罪外，要无成立掳人勒赎罪之余地。”[14]

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只要是为了索取债务而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案件都只能认定为非法拘禁罪。因为区分绑架罪与非法拘禁罪，不能仅以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是否存在债务为唯一标准，更应该考虑行为本身对人身自由的剥夺程度、对人身安全的威胁程度。[15]如果行为人采取的扣押、拘禁的程度超出了非法拘禁罪的构成要件的范围。例如，“对被害人或者家属采取了杀害或者伤害的威胁手段，或者行为人索要财物的数额远远超过了债权范围，即使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存在着债权债务关系，也应该认定为绑架罪。”[16]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行为人没有对债务人（人质）实施人格侮辱或者殴打等恶劣情节，也应该认定是“情节较轻”的绑架。

第六，社会影响。对于那些因合法、正当利益得不到满足和保护而事实绑架人质的过激行为，在认定的时候，要非常注意考虑案件的社会影响，注重刑事判决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我国目前还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类社会矛盾层出不穷，一些行为人的正当、合法利益无法通过正当的途径得到满足，他们为了引起社会的关注，往往采用一些过激的行为。例如，在城市拆迁过程中合法权益被侵害、农民工的工资无故被扣欠、他们无法通过正常、合法的行政、司法救济手段以保障自己的利益，为了引起社会和政府的关注，他们往往就会采取绑架有关负责人或者其家属的做法，如果这类案件符合绑架罪的构成要件，也要认定为“情节较轻”的绑架罪。[17]

三、绑架罪的停止形态与绑架罪中“情节较轻”之关系

《刑法修正案（七）》第六条增加了“情节较轻”的绑架罪，并设置了较低的法定刑。在司法实践中，如何理解绑架罪的停止形态与“情节较轻”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容易混淆的问题，有必要予以阐释。绑架罪所呈现的预备、未遂、中止以及既遂等不同形态反映了绑架罪不同的社会危害性，对认定是否属于“情节较轻”的绑架罪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绑架罪的停止形态与绑架罪中的“情节较轻”之间不存在着必然的联系，绑架罪的停止形态与“情节较轻”属于不同领域和不同阶段的司法判断。换言之，并不是绑架罪既遂都要适用普通绑架罪的法定刑，也不是绑架罪的预备、未遂、中止一定要适用“情节较轻”的法定刑，绑架罪既遂有可能被认定为“情节较轻”的绑架罪；反之，绑架罪的预备、未遂、中止也有可能要适用普通绑架罪的法定刑，然后再根据刑法总则关于预备犯、未遂犯和中止犯的规定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1、绑架罪的既遂与情节较轻

由于绑架罪是规定在刑法分则第四章侵犯人身权利犯、民利罪当中，绑架的实质是使被害人处于行为人或者第三人的实力支配之下，所以，该罪所要保护的法益是被绑架者的行动自由以及身体安全。相应的，认定该罪构成犯罪既遂的标准在于行为人或者第三人是否真正控制、支配了被害人的人身，是否威胁了被害人的身体安全。故而，只要行为人或者第三人控制和支配了被害人的人身自由，就意味着使被绑架者的身体安全处于一种危险状态。那么，不管他在客观上是否向被害人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人提出勒索财物或者其他不法要求，也不管行为人最终是否获得财物或者满足了不法要求，均成立绑架罪既遂。虽然实施了暴力、胁迫、麻醉等行为，但未构成对人质人身实际控制的，是未遂，这当然包括实施勒索财物或强取其他利益而未能实现的情况。[18]这是刑法学界的通说，也是司法实践的一贯做法。

然而，有学者对绑架罪既遂标准的通说提出了质疑，认为上述的认定标准显然不符合鼓励犯罪人停止犯罪、鼓励犯罪人主动释放人质和给犯罪人架设后退“黄金桥”的刑事政策，不利于促使犯罪人主动放弃犯罪行为和保护人质安全，也背离了刑罚的目的。因此，宜将绑架罪的客观方面解释为复合行为，即由绑架和勒索或者提出其他不法要求两个行为组成，其既遂应以实施了复合行为为限度，但不以勒索到他人财物等危害后果为标准。罪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以及实现刑罚公正的需要要求司法人员积极将未勒索到财物等情形认定为“情节较轻”。[19]也有学者进一步指出，行为人以勒索财物为目的将被害人控制后还没有来得及向其近亲属索要财物而被害人即被解救或者逃走，其“控制行为”不宜评价为绑架行为。这主要是基于绑架罪所侵犯的犯罪客体是复杂客体的考虑。如果不将绑架行为评价为复合行为，一是不利于区分绑架罪与非法拘禁罪，单凭主观方面的不同无法有效区分二者的界限；二是绑架罪的法定刑比非法拘禁罪的法定刑来得严厉，而影响其刑罚的一个重要因素便是绑架行为不仅非法剥夺了被害人的人身自由，而且还向被绑架人的家属提出勒索财物的要求，因此，只有同时侵犯人了他人财产权利和非法剥夺他人自由的行为，才有可能被评价为绑架行为。[20]

笔者认为，将那些没有提出勒索财物的要求或者虽提出了勒索财物的要求，但事实上未勒索到财物等情形认定为“情节较轻”的思路是正确的，但将绑架罪解释为复合行为犯，则为笔者所不赞同。我国刑法第239条的规定，“以勒索财物的目的绑架他人的，或者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的”。从中可以看出，绑架罪的故意表现为行为人对于侵害他人身体安全与行动自由的结果，具有希望或者放任的态度。其中，不管是行为人具有利用被绑架人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人（包括单位乃至国家）对被绑架人安危的忧虑的意思，还是行为人所具有的“勒索财物的目的或者满足其他不法要求的目的”，都是一种“主观的超过要素”。[21]只要求存在于行为人内心即可，不需要行为人将这种目的明确表达出来。具体而言，只要行为人具有这种意思，即使客观上没有通告被绑架人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人，也没有对被绑架人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人勒索财物或者提出其他不法要求，都不影响绑架罪的成立。即使行为人客观上向被绑架人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人勒索财物或者提出了其他不法要求，也不另外成立其他犯罪。反过来，如果行为人不具备这个意思，在以实力控制被害人后，让被害人隐瞒被控制的事实向亲属打电话索要财物，不成立绑架罪，按照行为性质认定为抢劫罪、非法拘禁罪等罪。[22]即使如此，我们还是能够根据其他一些客观条件将绑架罪与非法拘禁罪区分开来。例如，故意杀人罪与过失致人死亡罪，二者都侵犯了生命法益，客观方面都表现为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二者的差别主要在于行为人主观方面的不同。而行为人主观内容的不同，可以通过考察行为人实施危害行为的具体方式、打击的部位、使用的手段等方面进行认定，也不会出现无法区分故意杀人罪与过失致人死亡罪的情形。同样的，在区分绑架罪与非法拘禁罪的时候，我们也要考察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是否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以及平时的交往关系，行为人所实施非法剥夺、控制人身自由的方式、地点等方面进行考察。

如上所述，绑架罪规定在刑法分则第四章的事实说明，其作为一种严重侵犯人身安全的犯罪，保护的法益主要是生命安全和身体安全，在解释绑架罪客观要件的时候，一定要结合其法益进行解释。尽管现实生活中，常态的绑架罪往往又侵犯了被绑架人家属的财产权利，但并不代表所有的绑架罪都要侵犯财产权利。因此，在解释绑架行为内容的时候，不要将典型的、常态的绑架罪解释为绑架罪的所有类型。换言之，财产权利仅仅是绑架罪的次要客体、选择客体、附随客体，行为人客观上还没有侵犯了财产权利，但只要行为人基于“勒索财物或者其他不法目的的意图”并实施了控制、支配人身自由的行为，就可以评价为绑架行为。例如，以暴力实施的抢劫罪与故意伤害罪，客观上都表现为对被害人的身体实施暴力侵害行为，二者的区分在于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财物的目的。而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占有财物的目的，除了要考察行为人客观上是否直接向被害人提出了财物的要求，还可以通过考察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事先是否存在某种恩怨，行为人实施暴力的方式等方面进行认定。具体而言，在行为人对被害人实施暴力行为之时，哪怕还没有或者未来得及向被害人发出索要财物的信息，我们也可以通过其他客观方面的行为来区分行为人的行为到底是故意伤害，还是抢劫。

因此，绑架罪中的绑架是一种单一行为，绑架罪是否既遂应当以行为人是否事实上控制和支配了被害人的人身自由，是否威胁到了被害人的人身安全，而不是以行为人是否提出了勒索财物等不法要求为标准，更不能以行为人是否满足了勒索财物等不法要求为根据。如果说，在《刑法修正案（七）》出台以前，为了避免某些绑架罪可能被判处刑罚的过于严厉性，为了消解某些绑架案件的社会危害性与刑罚严厉性之间的紧张关系，为了能够将现实生活中，行为人控制和支配了被绑架人，但尚未提出勒索财物的行为或者虽提出了勒索财物的要求，但还没有得到满足，而被抓获、被绑架人逃跑或者自动中止绑架行为等情形认定为绑架罪的未遂或者中止，从而将绑架行为解释为复合行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刑法修正案（七）》增设了“情节较轻”的刑罚档次之后，就没有必要做出这样的解释。这是因为，在行为人事实上控制和支配了被害人的人身自由之后，虽然没有提出勒索财物或者其他不法要求，或者虽然提出了勒索财物或者其他不法要求，但还没有获得财物或者没有满足不法要求，而人质自己已经逃脱或者行为人出于悔悟或者慑于刑罚而主动释放了人质，虽然也是认定为绑架罪既遂。但为了鼓励犯罪人停止进一步实施犯罪或者鼓励犯罪人主动释放人质，并考虑此种绑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均较小，司法人员完全可以将这种情况认定为“情节较轻”的绑架罪。因此，绑架罪是否既遂与是否认定为“情节较轻”之间并不存在着必然联系。

2、绑架罪的预备、未遂、中止与“情节较轻”

绑架罪的预备、未遂和中止与“情节较轻”之间也不存在着必然的联系。绑架罪中预备、未遂或者中止是绑架罪量刑必须考虑的法定从宽的量刑情节，他们与“情节较轻”的认定没有必然联系，换言之，绑架罪的预备、未遂或者中止不宜作为认定“情节较轻”重点考虑的因素，对于绑架罪的预备、未遂或者中止也可以被认定为普通的绑架罪，从而选择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法定刑。例如，为了实施多次绑架或者绑架多人而成立了绑架罪的犯罪组织，成立该组织虽然是绑架罪的预备行为，但如果其社会危害性很大，完全有可能被认定为普通的绑架罪。再如，在实施绑架过程中，为了控制和支配被害人，虽然将被害人砍成重伤，或者砍伤了多个被害人，但最后由于各种原因，事实上还是没有完全支配或者控制了被害人，或者由于自己意志的原因而自动停止绑架行为，虽然可以认定为绑架罪未遂、中止，但也不宜认定为“情节较轻”的绑架罪，而是应该认定为普通的绑架罪，然后再根据刑法总则中关于犯罪未遂、中止的规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23]

这是因为，一方面，绑架罪中“情节较轻”的认定要重点考虑绑架行为所侵犯的法益程度，如果行为人所实施的绑架行为严重侵犯了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造成了被绑架人轻伤以上的危害后果，或者严重侮辱、猥亵、恐吓，甚至了被害人，或者导致被害人家属因恐惧等强烈的精神刺激而导致精神失常，或者是绑架具有影响力的国家领导人、国际组织领导人、外交人员，或者绑架他人的动机十分卑劣，即使是绑架罪的未遂或者中止，也应该认定为普通的绑架罪，从而选择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法定刑；另一方面，如果将绑架罪的预备、未遂、中止认定为“情节较轻”，在选择了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法定刑之后，又考虑刑法总则中关于预备、未遂或者中止要依法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规定，就会导致法定量刑情节的重复适用，违背了刑法中禁止重复评价的原则。同样的，对于绑架罪中的自首、立功、从犯等，也不能认定为“情节较轻”。[24]至于行为人在绑架过程中，为制服被绑架人而杀害被绑架人或者控制了被绑架人之后故意杀害了被绑架人，这些不仅控制和支配了被害人的人身，而且彻底消灭了被绑架人的身体，都属于绑架罪既遂，都可以选择判处死刑的法定刑。

四、结束语

总之，作为我国刑法中一种具有类型性、抽象性和综合性规定的“情节较轻”的认定，需要考虑许多复杂的因素，而不是单指“释放人质”这种比较单一的情形。同时，由于绑架罪实质上是非法拘禁罪与敲诈勒索罪的结合，其法定刑的设置不应超过对非法拘禁罪与敲诈勒索罪进行数罪并罚所达到的严厉程度。换言之，绑架罪的法定刑设置要与抢劫罪的法定刑保持适当的平衡，因为这两者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基本相当，无论是侵害的犯罪客体，还是侵害犯罪客体所采用的手段，两者都没有多大的差别。[25]

因此，在认定什么情况才属于“情节较轻”的绑架罪时，应该尽量借鉴普通抢劫罪的社会危害性的考察方法，考虑与非法拘禁罪、敲诈勒索罪、故意伤害罪的刑罚保持适当的衔接和协调，综合考察行为人绑架被害人的原因、真实目的以及对被绑架人行动自由的限制程度和人身安全的威胁程度，而不是对主动释放人质的绑架一律认定为“情节较轻”，更不能将绑架罪的停止形态错误地认定为“情节较轻”的情形或者考虑的因素。超级秘书网：

注释:

[1]《德国刑法典》，冯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4页。

绑架学生篇6

内容提要: 对于行为人在绑架过程中劫取被绑架人财物的行为，因是基于两个不同的犯意而实施的两个完全不同的犯罪构成事实，应以绑架罪和抢劫罪数罪并罚;现行刑法第239条中规定的“杀害被绑架人”此一绝对适用死刑的情节，应解释为一种加重结果，亦即所谓的“杀害”是指“杀死”;而该条对“致死被绑架人死亡”此一情节简单配置唯一刑种死刑的做法，显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相悖，因而有必要予以完善。

一、问题的引出

2003年6月，被告人陈某与王某(女， 17 岁)在某市某发廊相识，两人发生几次嫖宿关系后，陈某开始产生绑架王某勒索钱财的念头。7月8日，陈某携带水果刀、塑料绳等作案工具，打电话将王某骗至本市长江岸边。二人发生性关系后，陈某用塑料绳反捆王某双手，持水果刀对王进行威胁，将王手部、腹部划伤，并当场劫得价值1200元的手机一部，现金100余元等财物。之后，陈某用王的手机多次打电话给王男友郭某某，威胁郭如不向他指定的储蓄卡存入2 万元，就要杀害王某。陈某当晚勒索钱财未果，即用塑料绳猛勒王某颈部致其窒息倒地。陈某认为王已死亡，恐其罪行败露，即将其抛入长江，清理现场后离去。之后，王某在江中苏醒后游回岸上，于次日凌晨到公安机关报案。7 月9日至12日，陈某又多次打电话向郭某某勒索钱财，还让人冒充王的声音叫郭拿钱，并将劫得的手机销赃获款人民币800元。同年7月15日，陈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

就本案中被告人陈某行为的定罪量刑问题，一、二审法院存有较大分歧: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人陈某为勒索钱财，绑架人质，又当场劫取人质的财物，并在勒索钱财未果后，又实施了杀害人质的行为，情节恶劣，应予严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第一款、第二百六十三、第五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六十四条，判决如下:(1)被告人陈某犯绑架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15000元;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15000，罚金人民币1000元。(2)责令被告人陈某将尚未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360 元退赔给王某。二审法院则认为，陈某在绑架勒索钱财未果后，用绳索勒被害人王某颈部，又将王抛入长江，足以认定陈某在绑架中有剥夺他人生命的故意。陈某为勒索钱财而绑架他人，其行为已构成绑架罪，并实施了杀害被绑架人的行为，应依法严惩。鉴于其意志以外的原因未产生被害人死亡的后果，勒索钱财尚未得逞，故对陈某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陈某在绑架过程中还当场从被害人处劫取了财物，获取该财物的暴力手段已作为认定陈某绑架罪的构成要件，且在绑架过程中勒索财物，并不排斥当场从被害人处劫取财物，故原判决认定陈某在绑架过程中当场从被害人处劫取财物的行为构成抢劫罪不当，应予纠正。原判决认定事实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但认定陈某犯抢劫罪及量刑不当，依法予以改判。据此，二审法院认为陈某犯绑架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15000元。责令被告人陈某将尚未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360元退赔给王某。

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陈某在绑架王某过程中又劫取王某财物的行为是构成一罪还是数罪以及陈某在绑架过程中杀害被绑架人王某未遂的，可否判处死刑。上升到刑法理论层面上来看，本案主要关乎以下两个问题: (1)行为人在实施绑架过程中劫取被绑架人财物行为应当如何定性? ( 2)刑法第239 条中所规定的“杀害被绑架人”是加重结果还是加重情节?亦即这里的“杀害”是否必须要求将被害人杀死? 对此，理论界素来意见不一，争论不休。理论上的纷争必然导致司法适用上的不统一，进而影响司法公正的实现。本文拟对此两个问题作一学理上探讨，以期裨益于司法实践。

二、绑架过程中劫取被绑架人财物行为之定性

(一)观点分歧

对于在绑架过程中，行为人又实施劫取被绑架人财物的行为之定性问题，理论界和实务界歧见纷呈，各执一词。大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对于绑架过程中劫取被绑架人的财物的，应以绑架罪和抢劫罪并罚。其理由是，行为人若采取暴力或以暴力为胁迫实施绑架，这种暴力或胁迫是一直持续到勒索阶段的，行为人在绑架过程中实施的劫财行为，由于是以暴力或胁迫或是在暴力、胁迫持续过程中当场劫取被绑架人财物，完全符合抢劫罪犯罪构成，应构成抢劫罪，和绑架罪进行并罚。[ 1 ]

第二种意见认为，绑架过程中劫取被害人财物的应以绑架罪一罪定罪处刑，理由是行为人在犯罪之前仅具有绑架勒赎的故意，在绑架被害人即非法控制被害人的人身自由之后，发现被害人身上带有财物而将其劫走，不宜另定抢劫罪。[ 2 ]

第三种意见认为，绑架过程中实施劫财行为的，应以绑架罪一罪从重处罚。理由是因现行刑法规定在绑架过程中实施的伤害行为以绑架罪定罪处罚，故在绑架过程中对被害人实施的其他侵害行为应由绑架罪吸收。[ 3 ]

第四种意见认为，对绑架过程中行为人劫取被被绑架人的财物的定性问题，应区别不同情况作不同的处理:就勒索型绑架而言，行为人为勒索财物而利用暴力、胁迫等方法限制被害人人身自由后，又临时起意而乘机劫取被害人随身财物，尽管其取得财物的当时实际利用了先行绑架实行行为暴力、胁迫所造成的被害人不能反抗或不敢反抗的状态，但该状态的形成是前一行为绑架勒索的自然结果，而且，被害人一般随身财物价值较小，且行为人取走被害人财物如手机等可能仅仅是为了防止被害人报警，而不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既然行为人通过先行实施的暴力、胁迫来控制被害人的人身自由已成为绑架勒索的实行行为，若再将手段行为与后续取财行为相结合另定抢劫罪，则显然有违刑罚“禁止重复评价”原则。但若行为人对被害人随身财物非法占有的犯意明显或被害人随身财物价值较大，则在勒索型绑架中，因临时起意而劫取被害人随身财物或趁机非法占有被害人价值较大的随身财物的行为可作为量刑情节，不另构成他罪，但应予以从重处罚;在人质型绑架中，行为人的绑架与后续取财的目的不同，因而临时起意而劫取被害人随身财物或乘机非法占有被害人价值较大的随身财物的行为不能再为绑架罪所吸收，应另定抢劫罪，实行数罪并罚。[ 4 ]

第五种意见认为，对绑架过程中劫走财物的应择一重罪处罚。① 持此一见解的学者认为，这种在绑架过程中劫财的行为，属于一犯罪构成要件中的部分要件又成为其他罪的要件而导致部分犯罪构成要件的事实重合的犯罪形态， ②此一犯罪形态不同于结合犯、包容犯、法条竞合犯、牵连犯以及独立的数罪，因之可称为“兼容犯”。由于兼容犯毕竟存在着部分犯罪构成事实的重复评价，因此，对兼容犯应按照择一重罪处罚的原则处理，而不实行数罪并罚。[ 5 ]

(二)笔者的观点

对于行为人绑架过程中劫取被害人财物之定性问题，笔者赞同第一种意见，即应以绑架罪和抢劫罪予以并罚。理由在于:

第一，绑架罪与抢劫罪的构成特征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主要体现在: ( 1)两罪的主体条件要求不同。抢劫罪的主体为年满14 周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绑架罪的主体则为年满16周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2)犯罪对象不同。绑架罪是在将被绑架人劫持，限制其人身自由，以杀害、伤害被绑架人为由威胁其家属、亲友等，迫使其交付赎金。勒索财物行为指向的对象是被绑架人以外的第三人，而不可能是被绑架人。而抢劫罪则是行为人对被害人使用暴力或暴力威胁的方法迫使其当场交出财物，其暴力、胁迫行为及劫财行为指向的是同一人。( 3)取得财物的时间和地点不同。抢劫罪和绑架罪都要以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对人身施加一定的影响，但施加影响的时间和地点与取得财物的时间和地点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抢劫罪是当场使用暴力、胁迫等强制手段，当场取得财物，侵犯被害人人身权利和非法获取财物是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完成的;而绑架罪则是先绑架人质，然后勒令其家属、亲友等限期交付财物，侵犯被害人人身权利和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有一定间隔，发生的地点也一般不同。可见，区分绑架罪和抢劫罪的关键在于行为人取得财物在时间上是“立即”，在空间上是否“当场”。( 4)犯罪的主观目的不尽相同。抢劫罪的主观目的只能是出于不法所有财物的目的;而绑架罪的主观目的既可以是勒索财物，也可以是出于其他不法目的和要求。

基于以上分析，就绑架过程中实施的劫财行为而言，因劫取财物行为指向的对象是被绑架人本人，而非是被绑架人的家属、亲友，且侵犯被害人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均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完成。可见，绑架过程中劫取被绑架人财物的行为无论如何也不能被绑架罪进行评价。行为人劫取财物是在被绑架人的人身自由遭到限制的状态下完成的，完全符合抢劫罪的构成特征，理应构成抢劫罪，和绑架罪进行并罚，此其一。其二，如果行为人绑架他人并非出于勒索财物的目的，而是出于其他不法的要求，并在此过程中临时起意而劫取被害人随身财物的，这在主观上已经超出了犯罪的目的，而非绑架罪的概括故意，且在客观上实施了符合抢劫罪的客观行为，此一行为同样不能被绑架罪所吸收，因而宜另定抢劫罪，实行数罪并罚。

第二，以绑架罪一罪从重处罚可能导致罪刑失衡，不利于惩治犯罪。现行刑法第263条关于抢劫罪的规定中存在着最高刑为死刑第(一) 项至第(八)项规定的加重构成的行为，亦即行为人的抢劫行为如果符合刑法第263条规定的抢劫罪的八种加重构成的，就可判处死刑。那么，对于绑架中劫财的行为其最高刑如何呢? 此一问题的答案主要取决于对绑架中劫财行为的定性之结论。具体言之，如果依有些论者关于绑架中劫财的行为只定绑架罪一罪或者绑架罪一罪从重之见，即使行为人在绑架过程中实施了符合刑法第263条规定的抢劫罪的加重构成情形之一(抢劫致人重伤、死亡的除外)的，如抢劫数额巨大或者持枪抢劫的，由于没有杀害被绑架人或致死被绑架人死亡的后果发生，根据刑法第239条的规定其最高刑只能是无期徒刑。这样以来，单纯地实施抢劫行为且符合其加重构成的刑罚却重于绑架过程中实施的符合加重构成的抢劫行为，其结论是何等的荒谬与不合乎情理，亦是对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严重背离。但如果按照笔者所主张的以抢劫罪与绑架罪两罪并罚之见，此种罪刑严重失衡的荒谬结论也就不致于产生。

第三，所谓的“兼容犯”并非就是要择一重罪处罚。不可否认，绑架罪与抢劫罪在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等构成要件事实上存在着重叠交叉现象;但对于此类兼容犯现象，在现行刑法中也并非是择一重罪处断。例如，挪用公款用于走私的，其中的挪用公款用于走私活动与走私罪就有交叉重叠，对此，刑法明文规定应实行数罪并罚。③又如，受贿而犯私放在押人员或者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情节严重的，受贿罪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与“私放在押人员”、“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也存在一定的交叉重叠。对于受贿而犯刑法分则第九章规定的渎职罪的，仅有刑法第399条第4款规定:“司法工作人员收受贿赂，有前3款行为的(即徇私枉法的行为;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的行为;执行判决、裁定失职的行为或者执行判决、裁定滥用职权的行为，笔者注) ，同时又构成本法第385条规定之罪，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对此，张明楷教授指出，“刑法399第4款是一个特别规定，不能将其内容普遍适用于其他犯罪。即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贿赂的，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构成其他犯罪的，只要没有刑法的特别规定，就应实行数罪并罚。”[ 6 ]阮齐林教授亦持同样之见解，“因为受贿而犯本章渎职的，原则上应当实行数罪并罚。但是因为受贿而犯徇私枉法罪或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执行判决裁定失职罪、执行判决、裁定滥用职权罪的，依法择一重罪处罚，不数罪并罚。这理解为由于法律规定而例外不并罚的情况。”[ 7 ]可见，对于兼容犯，除法律有规定择一重罪处罚之外，应予数罪并罚。因法律并未对绑架过程中劫取财物的行为规定为“择一重罪处罚”，理当就应实行并罚。

第四，对绑架过程中实施劫取财物的行为予以并罚并不违反禁止重复评价的原则。禁止重复评价是指在定罪量刑时，禁止对同一犯罪构成事实予以二次或者二次以上的法律评价。[ 8 ]笔者以为，对绑架罪过程中的劫取财物行为予以数罪并罚，并不存在重复评价的问题。具体言之，行为人在绑架过程中临时起意劫取被绑架人财物的行为，完全是基于两个完全的不同犯意，实施了两个完全不同性质的犯罪构成事实，理所当然地应以绑架罪和抢劫罪两罪并罚，而不存在对同一犯罪构成事实的重复评价问题。实际上，刑法中类似的情况也不少见，根据刑法第241条的规定，收买被拐卖妇女之后，施暴拘禁(如捆绑拘禁)并有强奸行为的，应以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非法拘禁罪和强奸罪予以数罪并罚。此外，行为人在索债过程中暴力强制关押债务人，并实施抢劫或者强奸行为的，行为人可以单独构成抢劫罪或者构成强奸罪，而不存在重复评价的问题。

综上，行为人在绑架过程中劫取被害人财物的，应以绑架罪和抢劫罪进行数罪并罚。因而，本案中一审法院对陈某绑架王某并在绑架过程中当场劫取王某财物的行为予以数罪并罚的判决是正确的，而二审法院作出仅以绑架罪一罪的判决显有失当， 应予纠正。

三、“杀害被绑架人”是加重结果还是加重情节?

“杀害被绑架人”究竟是加重结果还是加重情节，此一问题的实质主要关涉到这里的“杀害被绑架人”中的“杀害”是否要求必须杀人既遂，即是否要求将被害人杀死? 对此，学者们意见不一:一种意见主张，这里的“杀害被绑架人”，是绑架罪的加重结果，即只能是故意将被害人杀死。如王作富教授就指出，“杀害被绑架人”是指在绑架过程故意杀死被帮家人。虽然条文上未写明“杀死被绑架人”，但是，与其前面的“致使被绑架人死亡”并列规定，显然都是作为结果加重犯来规定，即都是以实际死亡结果为必要条件，因此，不能适用于杀人未遂和预备行为。[ 9 ]张明楷教授亦认为，行为人故意杀害被绑架人的(俗称“撕票”) ，处死刑，不按数罪处理。其中的“杀害”应限于故意杀人既遂。[ 10 ]按照这种理解，在绑架人故意杀害被绑架人而未致被害人死亡的场合，就不能适用死刑(包括死缓)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这里的“杀害被绑架人”，是绑架罪的加重情节，包括将被绑架人杀死和未将被绑架人杀死两种情况。如有学者认为，“杀害被绑架人”是加重情节，而非加重结果，即应当理解为“杀害”的行为，而非“杀死”的结果。[ 11 ]按照此种理解，行为人在绑架过程中只要故意实施杀害被绑架人行为，而不论是否有被绑架人死亡的结果发生，对行为人均毫无例外地要适用死刑。可见，对“杀害被绑架人”的不同理解会导致出现对被告人是生抑或是死的天壤之别的判决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正确理解和认定《刑法》第239条中的“杀害被绑架人”此一处死刑的规定，对于统一司法、正确适用死刑和实现司法公正十分重要的意义。

单纯从字面上的含来理解，“杀害被绑架人”既可以理解为一个行为过程，又可以理解为一种结果状态。但是，“法律规定具有有效性并且符合立法者真实意图是解释法律的基点”， [ 12 ]可以这样说，任何立法的表达形式和内容都是立法者有意作出的，因此，“杀害被绑架人”究竟是加重情节还是加重结果，不应当仅停留在对其字面含义的理解，而应力求探寻并遵循立法者的原意，以对之作出合理、统一的解释。依笔者之见，这里的“杀害被绑架人”限于故意杀害被绑架人既遂，即是一种加重结果，而非加重情节。理由如下:

第一，刑法对“杀害被绑架人”配置了唯一的刑种死刑，而并没有其他可供选择的刑种和量刑幅度，这就需要我们必须严格解释“杀害被绑架人”的含义，以体现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笔者以为，这里的“杀害”显然不同于“杀人”，它不仅仅要求有杀人行为，还要求发生被害人被杀死的结果，只有作出的解释，才能将此一规定限定在与立法者评价相称的范围之内，进而实现罚当其罪。反之，如果将“杀害被绑架人”解释为不考虑后果的所有故意杀人行为，而不论是杀人既遂、未遂、预备或者中止，也不论是造成死亡、重伤、轻伤等，均一概判处死刑，显有罪刑失衡之嫌。

第二，我国刑法第48条的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此一规定明确地体现了我国限制死刑的基本精神。这里所谓的“罪行极其严重”，是指罪行对国家和民的利益的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同时行为人具有极其严重的人身危险性。[ 13 ]“适用死刑时，必须综合评价所有情节，判断犯罪人的罪行是否极其严重。”[ 14 ]对于在绑架过程中故意杀害被绑架人但未能既遂的，很难将之认定为罪行极其严重;特别是在故意实施杀害被绑架人的行为过程中，行为人基于自己的意志而中止杀人行为且未造成任何损害后果的情形，无论如何也不能论之为罪行极其严重的情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加重情节”的主张有悖于我国限制死刑的政策，且有重刑主义之倾向。

第三，如果将“杀害被绑架人”理解为加重情节，这就意味着只要行为人有杀害被绑架人的行为，即使是未造成损害后果的杀人中止行为，也要格杀勿论，这势必会导致被绑架人的生命安全危险的系数大大增大。理由很简单，按照“杀害被绑架人”是加重情节的理解，只要被绑架人已开始着手实施杀人行为，不论结果怎样，对于行为人来说，都是死路一条。而且，在不杀死被绑架人的情况下，事后被绑架人不仅可以报案，而且还可能作证。但如果行为人杀死了被绑架人，这最起码就不会有事后的被绑架人的报案和作证之行为，行为人逃脱法律制裁的可能性在一定程度上会有所增加。从这一意义上说，行为人可能会基于趋利避害或侥幸逃脱的心理而作出将被害人杀死之选择。“刑法以保护法益为目的，所以，刑法解释不能违背保护法益的目的”， [ 15 ]基于对被绑架人的人身安全的考虑，有必要将“杀害被绑架人”作为加重结果来加以理解，也即只要行为人没有杀死被绑架人就不会被判处死刑，这就会可能为犯罪人架起一座后退的“黄金桥”，从而被绑架人的生命安全的危险系数就大大减小，刑法保护法益的功能也就充分得以彰显。

基于以上分析，刑法第239条中的“杀害被绑架人”宜解释为一种加重结果，亦即这里的“杀害”是指“杀死”。因之，倘若绑架人故意杀害被绑架人但未将被害人杀死的，就不能适用死刑。具体到本案，陈某在绑架过程虽有故意杀害被绑架人的行为，但因其意志以外的原因未能将被害人杀死，故而不应当对陈某适用死刑;同时，陈某的抢劫行为也未能符合刑法第263条规定的抢劫罪的加重构成之情形，因此，对陈某的抢劫行为同样也不可判处死刑，由此也就决定了对陈某并罚时均是不能适用死刑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审、二审法院均对陈某判处死刑作出死刑的判决是有问题的。

四、“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情节配置绝对法定刑死刑的规定应予完善

根据刑法第239条的规定，绝对适用死刑的情节有二:一是致使被绑架人死亡; 二是杀害被绑架人。从广义上理解，“杀害被绑架人”应当然地被包容在“致使被绑架人死亡“的情节之内。既然法律将它们分开表述，表明致使被绑架人死亡的情节的主观罪过中，排除”杀害“被绑架人的故意，其罪过只能是过失或者是间接故意，如在绑架过程中因捆绑过仅而导致被害人窒息而亡;被绑架人因恐惧而自杀身亡;虐待被绑架人致死等，不论是过失致死被绑架人死亡还是间接故意致使被绑架人死亡，其危害程度、主观恶性均与“杀害被绑架人”相差甚远; 另一方面，即使是“致使被绑架人死亡”可能包含的过失致人死亡或者间接故意致人死亡两种情况之间，其危害性和主观恶性也有明显的差异，但这些差异在法定刑上的设置上本来应有所反映的，但遗憾的是刑法并未予以反映，而只是以简单地以死亡的结果发生与否为基准来确定适用死刑与否。这种纯粹以结果论刑的立法模式似有有客观归罪之嫌，此其一;其二，不考虑司法实践中的具体复杂情形而简单地对“致死被绑架人”的情形配置死刑的做法也会导致罪与刑的严重失衡，进而难免会导致量刑过重的情况的出现，有悖司法公正。因此，有必要修改对“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此一情节配置绝对死刑的规定，对这一情节设置有一定幅度的刑罚，以使法官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判处与犯罪人的罪行、主观恶性以及人身危险性相适应的刑罚，以体现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进而促进司法公正的实现。

注 释：

①值得注意的是，司法实践中即采此一做法， 2001年11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在绑架过程中以暴力、胁迫等手段当场劫取被害人财物的行为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答复》中指出:“行为人在绑架过程中，又以暴力、胁迫等手段当场劫取被害人财物，构成犯罪的，择一重罪处罚。”

②如绑架过程中劫取财物或者强奸的情形，其中绑架罪中的“暴力”和抢劫罪或强奸罪中的“暴力”就有交叉重叠;挪用公款用于走私的，其中的挪用公款用于走私活动与走私罪有交叉重叠;受贿而犯私放在押人员或者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情节严重的，受贿罪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与“私放在押人员”、“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之间存在着交叉重叠。

③1998年5月9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挪用公款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二款规定:“挪用公款进行非法活动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参考文献

[ 1 ]刘全. 绑架中劫财行为之定性———与林鸿同志商榷[N ]. 人民法院报， 2002 - 07 - 29.

[ 2 ]林鸿. 绑架中劫走被绑架人财物行为之定性[N ]. 人民法院报，2002 - 04 - 22.

[ 3 ]刘全. 绑架中劫财行为之定性———与林鸿同志商榷[N ]. 人民法院报， 2002 - 07 - 29.

[ 4 ]朱明锁. 绑架中取走被害人随身财物如何定性[N ]. 检察日报，2002 - 10 - 17.

[ 5 ]刘树德. 绑架罪案解[M ].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3: 132 - 169.

[ 6 ]张明楷. 刑法学[M ].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3: 952.

[ 7 ]阮齐林. 刑法基础课堂笔记[M ]. 北京:九州出版社， 2004: 447.

[ 8 ]陈兴良. 禁止重复评价研究[ J ]. 现代法学， 1994， (6) .

[ 9 ]王作富. 刑法分则实务研究(上册) [M ]. 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3: 1069.

[ 10 ]张明楷. 刑法学[M ].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3: 705.

[ 11 ]曾亚杰. 如何理解“杀害被绑架人”[N ]. 人民法院报， 2004 - 09- 20.

[ 12 ]阮齐林. 绑架罪的法定刑对绑架罪认定的制约[M ]. 法学研究，2002， (2) .

[ 13 ]马克昌. 刑罚通论[M ].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1: 114.

绑架学生篇7

内容提要: 《刑法修正案（七）》第六条增加了绑架罪“情节较轻”的情况，并增设了较低的法定刑。在司法实践中，行为人主动释放人质是认定“情节较轻”需要重点考虑的因素，此外，还要综合考虑影响绑架罪整体社会危害性的其他各种因素。因此，行为人主动释放了人质并不一定都要认定为“情节较轻”，行为人没有主动释放人质也不意味着不能认定为“情节较轻”。绑架罪的停止形态与“情节较轻”属于不同阶段的司法判断，基于刑法中禁止重复评价原则的考虑，绑架罪的停止形态不能被认定为“情节较轻”，而只能适用刑法总则有关从宽处罚的规定。 

2009年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刑法修正案（七）》。该修正案第6条修改了绑架罪的最低法定刑，将最低法定刑从十年有期徒刑降到了五年有期徒刑，即“情节较轻”的绑架罪，可以判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修改绑架罪最低法定刑的理由，按照《刑法修正案（七）》的草案说明，是因为在司法实践中，刑法对该罪设定的刑罚层次偏少，不能完全适应处理这类情况复杂的案件的需要，而且，对绑架他人后主动放人的，应当从轻处罚。因此，考虑到实际发生的这类案件的具体情况比较复杂，在刑罚设置上适当增加档次，有利于按照罪刑相适应的原则惩治犯罪。但草案说明的表述可能会误导司法人员，使得司法人员走向两个极端，即可能导致将所有的“主动释放人质”的绑架案都认定为“情节较轻”，或者只将“主动释放人质”认定为“情节较轻”，而排除了其他可以认定为“情节较轻”的情况。wWw.133229.COm同时，绑架罪的停止形态与“情节较轻”之间也没有存在必然的联系，两者分属不同阶段的司法判断，不能混淆。 

一、增设绑架罪的法定刑档次符合国际立法例

《刑法修正案（七）》修改了绑架罪的最低法定刑，增加了一个“情节较轻”的法定刑幅度，即情节较轻的，可以判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其刑罚略重于普通抢劫罪的法定刑，符合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也与国际上很多国家和地区刑法的规定相一致。德国、日本、俄罗斯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刑法在有关绑架罪最低法定刑的设置上，均充分考虑了现实生活中绑架案件的复杂性，设置了多个法定刑幅度，普遍将普通绑架罪的最低法定刑设置在十年以下有期自由刑，并都规定了如果行为人主动释放人质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例如，德国刑法第239条a规定，“勒索性掳人的犯罪处不低于五年自由刑”，第239条b规定，“扣押人质的，处不低于五年自由刑，”其中，第239条a第4款还明确规定：“法院可以根据第49条第1款轻处刑罚，如果行为人放弃其企图达到的效果使被害人返回到他的生活圈中。虽然该结果的出现与行为人的所为无关，但是，以行为人为达到该结果所进行的认真的努力为已足。[1]《日本刑法典》第225条之二规定是“关于勒索赎金目的的略取罪的规定，其法定刑为无期或者三年以上惩役。”第228条规定，“犯掳人勒赎罪，在提起公诉前，将被略取或者被诱拐的人解放至安全场所的，减轻刑罚。”[2]《俄罗斯刑法典》第126条规定：“绑架他人的，处四年以上八年以下的剥夺自由”，在第126条的附注中还明确规定：“主动释放被绑架人的，如果在其行为中没有其他的犯罪构成，可以免除其刑事责任。”[3]我国台湾地区刑法第347条第1项规定，“意图勒赎而掳人者，处死刑、无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2000年1月，台湾立法机构在修正刑法的时候，鉴于普通掳人勒赎罪的最低刑罚偏高，便在台湾刑法第347条增加了一项（台湾刑法中的“项”相当于大陆刑法中的“款”――笔者注）作为该条第5项，明确规定：犯第一项之罪，未经取赎而释放被害人者，减轻其刑；取赎后而释放被害人者，得减轻其刑。其修正的理由是，因为掳人勒赎系属一种非常恶劣的罪行，本应从重量刑，但为顾及被害人的人身安全，同时也希望犯罪人能心存慈悲，有所悔悟，而主动释放被害人，免生“撕票”的悲剧，以保护被害人的人身安全，故而只要掳人勒赎后，不论是否取赎，如果释放被害人，均得减轻其刑，至于已经取赎之刑度如何减轻，则归由法官去裁量。[4]

可以看出，各个国家（地区）刑法在对普通绑架罪的法定刑配置，最低刑罚幅度都没有超过十年有期自由刑，而且都将主动释放人质规定为“情节较轻”，处于更轻的刑罚，以此来排除或者降低被绑架人（人质）遭灭口的风险。

二、             绑架罪中“情节较轻”认定应考虑的因素

《刑法修正案（七）》在对绑架罪处以较轻刑罚的理由设置上，不像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刑法明确规定要求行为人要主动释放人质，而是采取一种具有类型性、抽象性和综合性的规定——“情节较轻”，那么，修正后刑法第239条所规定的“情节较轻”应该如何解释和判断？在《刑法修正案（七）》通过之后，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还没有对“情节较轻”作出统一的、权威的司法解释，可能引发司法实践中法律适用不统一、量刑不均衡等司法适用的困惑。在这种情况下，“什么是情节较轻，哪些情况属于情节较轻？”只能委任于司法人员的个案判断和学者的各自解释。

对此，有学者认为，绑架罪中的“情节较轻”可能包括：（1）绑架之后，主动释放被绑架人的；（2）绑架之后实力控制被帮家人时间较短就被查获的；（3）绑架之后没有对被帮家人进行严重的殴打、虐待，甚至对被帮家人较为优待的；（4）绑架之后勒索的财物数额不大的；（5）其他的表明行为人人身危险性不大、对于被害人的人身安全的侵害也不严重的情节。[5]也有学者从两个方面对“情节较轻”进行了概括：（1）掳人未取赎而主动、安全释放人质的；或者取赎后主动、安全释放人质而取赎数额不大，且没有其他严重情节的；（2）“事出有因”（即“情有可原”）的绑架行为，且该行为与非法拘禁、敲诈勒索等行为相互交织，又没有对人质进行人身损害的。[6]

毫无疑问，上述的概括、总结和提炼基本上确定了绑架罪中“情节较轻”的认定方向，也为司法实践准确、科学地认定提供了某种思路。但也要看到，由于现实生活的复杂性，这样的一些概括和总结还是难以应对现实生活中复杂的、各种各样的绑架罪类型。因为在认定是否属于“情节较轻”的绑架罪时，还有更多的、复杂的因素需要我们综合考虑。

笔者认为，“情节较轻”中的“情节”，主要是指决定绑架罪成立的主客观要件基本事实以外，但又影响绑架罪危害性大小的那些事实，既包括客观事实，也包括主观事实。换言之，这些事实的存在与否不影响绑架罪的成立，但影响了绑架罪的刑罚轻重。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绑架罪“情节较轻”的判断基础是能够影响罪质轻重的事实要素。[7]

如上所述，尽管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刑法和司法实践均将“主动释放人质”作为减轻刑罚的事由。例如，我国台湾地区有关法院在解释什么情况下才可以适用“未经取赎而释放被害人者，减轻其刑；取赎后而释放被害人者，得减轻其刑”时，明确指出：台湾刑法第347条第5项所谓未经取赎而释放被害人，系指犯掳人勒赎罪，其行为人未经取赎，而自动终止勒赎之意思而释放被害人而言。如已取得部分赎款，或与被掳人谈妥条件，将被掳人释放，限令其于一定期间筹款交付者，其释放既非出于自动终止勒赎之意思，即与该规定不合，无邀必须减刑宽典之适用。在类似问题上，也有台湾法官对此明确指出，该项的立法用意除鼓励罪犯中止犯行外，另兼顾人质之安全，应具有自动释放人质之心意及实际释放人质之事实，始得宽减其刑，必须于未经取赎前，任意终止勒赎之意思，或取赎得款后自动恢复被害人之行动自由，始属相当，如已案发，迫不得已，始行释放，或者尚未释放，即被查获，均与该规定不符，不得减轻其刑。[8]但由于绑架案件的复杂性，尤其是，“近年来，绑架犯罪活动发生了很大变化，无论是犯罪形式还是犯罪的危害程度都呈现出多种形态。……同时，绑架罪法定刑的层次性不足，对实践中出现的多种常见的并有明显差异的情况没有体现出区别对待，如绑架过程中有无使用暴力、有无实施多次绑架或者一次绑架多人的情形，是否有致使被绑架人重伤或者死亡的后果，勒索金额大小等情节，目前绑架罪的刑罚档次设置难以适应复杂的犯罪情况。建议对绑架他人后没有对人质进行人身伤害，又主动释放的，规定较轻刑罚。”[9]

因此，在司法实践中，要认定绑架行为是否属于“情节较轻”，除了要考虑行为人是否主动释放人质，同时也要综合考察其他影响绑架的社会危害性的复杂因素。为此，司法人员要克服这样一个误区，即凡是主动释放人质的绑架，一律认定为“情节较轻”，反过来，凡是没有主动释放人质，都一概不能认定为“情节较轻”。相反，司法人员应该确立这样一个基本认识和辩证思维，即对于绑架罪，即使行为人主动释放了人质，也并不必然要认定为“情节较轻”，即使行为人没有主动释放人质，也可能认定为“情节较轻”，即在认定绑架行为是否属于“情节较轻”，需要考虑各种各样的复杂因素。这些主要有：

第一，行为人实施绑架行为所采取的暴力程度、绑架的手段、绑架的故意、目的与动机、绑架的对象、行为的程度以及绑架所造成的后果等因素。[10]如果绑架所采取的暴力程度很重（可以造成重伤以上的后果），手段非常强烈（长时间拘禁、控制人质），绑架动机非常恶劣、卑鄙，以老、弱、病、残、孕妇等一些弱势群体为人质的，不宜认定为“情节较轻”。[11]相反，如果行为人采取非暴力的手段劫持人质并给被害人提供平和的生活环境，没有导致人质造成伤害或者仅造成轻伤以下后果的，则宜认定为“情节较轻”。例如，行为人将未成年人骗走，并按时给他提供饭吃，或者带他出去旅游，同时，行为人向其家属打电话勒索财物，声称孩子被其绑架，而该未成年人自己也不知道已经被控制的情形。[12]

第二，行为人在实施绑架过程中，是否采取了超出绑架罪基本构成要件事实范围的其他行为。由于绑架罪是侵犯人身自由的一种犯罪，侵犯的法益是人身自由和人身安全，换言之，以勒索财物为目的或者为了满足其他不法要求，支配和控制人质是绑架罪的基本构成要件。行为人在绑架过程中，如果实施了超出这些要件的行为。例如，对被绑架人采取了人格侮辱或者人身伤害，由于这些行为可能触犯了其他罪名，需要实行数罪并罚，以保障刑罚公正的实现。但由于普通绑架罪的法定刑已经非常严厉，即使不实行数罪并罚，也能够吸收这些犯罪行为，能够实现罪责刑相适应和保证刑罚的公正。因此，如果行为人采取了人格侮辱或者人身伤害，即使事后主动释放了人质，也不宜认定为“情节较轻”，而是要认定为普通的绑架罪。

第三，绑架罪中的一些特殊情形。例如，绑架集团的首要分子；多次绑架或者绑架多人；致使被绑架人重伤、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强奸被绑架的妇女或者奸淫被绑架的幼女；绑架勒索数额巨大；持枪绑架或冒充军警人员绑架；绑架行为给国家利益造成严重损害的或造成恶劣影响；绑架行为致使被绑架人以外的人重伤、死亡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13]对于这些特殊情形，即使这些犯罪分子具有自首、立功等法定从轻处罚情节，或者是具有犯罪预备、未遂、中止，也必须在选择普通绑架罪的法定刑的基础上，再根据刑法总则的规定，进行从轻处罚，而不能为了从轻处罚而认定为“情节较轻”的绑架。

第四，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是否是具有亲属（熟人）关系，行为人是否具有某种值得社会宽恕的理由。在现实生活中，亲属之间、熟人之间互相绑架的案件时有发生，在这些亲属之间、熟人之间的绑架中，被害人往往有严重的过错。例如，因为婚姻、感情、财产继承分割等产生纠纷，受害方出于泄愤、报复、索取赔偿或者得到财产等目的而实施了绑架行为。由于这类绑架有一定的起因（事出有因），被害人为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且发生在亲属之间或者熟人之间，对法秩序和公众的安全感造成的破坏比较小，或者是行为人具有某种值得社会宽恕的理由。如果将这些亲属之间的绑架一律认定为普通的绑架罪，从而在法定刑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判处刑罚，则与人们正常的法感情相违背。因此，为了照顾社会公众正常的法感情，如果亲属之间的绑架或者其他一些特殊的绑架不具备上述严重的情形，被害人在事后也表示谅解和宽恕，为了发挥刑罚的教育、感化功能以及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宜认定为“情节较轻”的绑架罪。

第五，考虑行为人与被害人（近亲属）之间是否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对于索债型的“绑架”案件，我国刑法第238条第3款明确规定：“为索取债务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依照前两款的规定定罪处罚”，也就是说，如果是为索取债务而非法“绑架”他人而没有使用暴力致人伤残、死亡的，要认定为非法拘禁罪，而不能认定为绑架罪。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7月13日了《关于对为索取法律不予保护的债务，非法扣押、拘禁他人行为如何定罪问题的解释》规定：“行为人为索取高利贷、赌债等法律不予保护的债务，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依照刑法第238条的规定定罪处罚”。我国台湾刑法在判例中也指出，“掳人勒赎罪，须行为人自始有使被害人以财物取赎人身之意思，如使被害人交付财物，别有原因，为达其取得财物之目的，而剥夺被害人之自由者，除应成立其他财产上之犯罪或者牵连犯（台湾于2006年7月1日废止了“牵连犯”的规定——笔者注）妨害自由罪外，要无成立掳人勒赎罪之余地。”[14]

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只要是为了索取债务而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案件都只能认定为非法拘禁罪。因为区分绑架罪与非法拘禁罪，不能仅以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是否存在债务为唯一标准，更应该考虑行为本身对人身自由的剥夺程度、对人身安全的威胁程度。[15]如果行为人采取的扣押、拘禁的程度超出了非法拘禁罪的构成要件的范围。例如，“对被害人或者家属采取了杀害或者伤害的威胁手段，或者行为人索要财物的数额远远超过了债权范围，即使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存在着债权债务关系，也应该认定为绑架罪。”[16]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行为人没有对债务人（人质）实施人格侮辱或者殴打等恶劣情节，也应该认定是“情节较轻”的绑架。

第六，社会影响。对于那些因合法、正当利益得不到满足和保护而事实绑架人质的过激行为，在认定的时候，要非常注意考虑案件的社会影响，注重刑事判决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我国目前还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类社会矛盾层出不穷，一些行为人的正当、合法利益无法通过正当的途径得到满足，他们为了引起社会的关注，往往采用一些过激的行为。例如，在城市拆迁过程中合法权益被侵害、农民工的工资无故被扣欠、他们无法通过正常、合法的行政、司法救济手段以保障自己的利益，为了引起社会和政府的关注，他们往往就会采取绑架有关负责人或者其家属的做法，如果这类案件符合绑架罪的构成要件，也要认定为“情节较轻”的绑架罪。[17]

三、绑架罪的停止形态与绑架罪中“情节较轻”之关系

《刑法修正案（七）》第六条增加了“情节较轻”的绑架罪，并设置了较低的法定刑。在司法实践中，如何理解绑架罪的停止形态与“情节较轻”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容易混淆的问题，有必要予以阐释。绑架罪所呈现的预备、未遂、中止以及既遂等不同形态反映了绑架罪不同的社会危害性，对认定是否属于“情节较轻”的绑架罪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绑架罪的停止形态与绑架罪中的“情节较轻”之间不存在着必然的联系，绑架罪的停止形态与“情节较轻”属于不同领域和不同阶段的司法判断。换言之，并不是绑架罪既遂都要适用普通绑架罪的法定刑，也不是绑架罪的预备、未遂、中止一定要适用“情节较轻”的法定刑，绑架罪既遂有可能被认定为“情节较轻”的绑架罪；反之，绑架罪的预备、未遂、中止也有可能要适用普通绑架罪的法定刑，然后再根据刑法总则关于预备犯、未遂犯和中止犯的规定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1、绑架罪的既遂与情节较轻

由于绑架罪是规定在刑法分则第四章侵犯人身权利犯、民主权利罪当中，绑架的实质是使被害人处于行为人或者第三人的实力支配之下，所以，该罪所要保护的法益是被绑架者的行动自由以及身体安全。相应的，认定该罪构成犯罪既遂的标准在于行为人或者第三人是否真正控制、支配了被害人的人身，是否威胁了被害人的身体安全。故而，只要行为人或者第三人控制和支配了被害人的人身自由，就意味着使被绑架者的身体安全处于一种危险状态。那么，不管他在客观上是否向被害人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人提出勒索财物或者其他不法要求，也不管行为人最终是否获得财物或者满足了不法要求，均成立绑架罪既遂。虽然实施了暴力、胁迫、麻醉等行为，但未构成对人质人身实际控制的，是未遂，这当然包括实施勒索财物或强取其他利益而未能实现的情况。[18]这是刑法学界的通说，也是司法实践的一贯做法。

然而，有学者对绑架罪既遂标准的通说提出了质疑，认为上述的认定标准显然不符合鼓励犯罪人停止犯罪、鼓励犯罪人主动释放人质和给犯罪人架设后退“黄金桥”的刑事政策，不利于促使犯罪人主动放弃犯罪行为和保护人质安全，也背离了刑罚的目的。因此，宜将绑架罪的客观方面解释为复合行为，即由绑架和勒索或者提出其他不法要求两个行为组成，其既遂应以实施了复合行为为限度，但不以勒索到他人财物等危害后果为标准。罪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以及实现刑罚公正的需要要求司法人员积极将未勒索到财物等情形认定为“情节较轻”。[19]也有学者进一步指出，行为人以勒索财物为目的将被害人控制后还没有来得及向其近亲属索要财物而被害人即被解救或者逃走，其“控制行为”不宜评价为绑架行为。这主要是基于绑架罪所侵犯的犯罪客体是复杂客体的考虑。如果不将绑架行为评价为复合行为，一是不利于区分绑架罪与非法拘禁罪，单凭主观方面的不同无法有效区分二者的界限；二是绑架罪的法定刑比非法拘禁罪的法定刑来得严厉，而影响其刑罚的一个重要因素便是绑架行为不仅非法剥夺了被害人的人身自由，而且还向被绑架人的家属提出勒索财物的要求，因此，只有同时侵犯人了他人财产权利和非法剥夺他人自由的行为，才有可能被评价为绑架行为。[20]

笔者认为，将那些没有提出勒索财物的要求或者虽提出了勒索财物的要求，但事实上未勒索到财物等情形认定为“情节较轻”的思路是正确的，但将绑架罪解释为复合行为犯，则为笔者所不赞同。我国刑法第239条的规定，“以勒索财物的目的绑架他人的，或者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的”。从中可以看出，绑架罪的故意表现为行为人对于侵害他人身体安全与行动自由的结果，具有希望或者放任的态度。其中，不管是行为人具有利用被绑架人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人（包括单位乃至国家）对被绑架人安危的忧虑的意思，还是行为人所具有的“勒索财物的目的或者满足其他不法要求的目的”，都是一种“主观的超过要素”。[21]只要求存在于行为人内心即可，不需要行为人将这种目的明确表达出来。具体而言，只要行为人具有这种意思，即使客观上没有通告被绑架人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人，也没有对被绑架人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人勒索财物或者提出其他不法要求，都不影响绑架罪的成立。即使行为人客观上向被绑架人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人勒索财物或者提出了其他不法要求，也不另外成立其他犯罪。反过来，如果行为人不具备这个意思，在以实力控制被害人后，让被害人隐瞒被控制的事实向亲属打电话索要财物，不成立绑架罪，按照行为性质认定为抢劫罪、非法拘禁罪等罪。[22]即使如此，我们还是能够根据其他一些客观条件将绑架罪与非法拘禁罪区分开来。例如，故意杀人罪与过失致人死亡罪，二者都侵犯了生命法益，客观方面都表现为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二者的差别主要在于行为人主观方面的不同。而行为人主观内容的不同，可以通过考察行为人实施危害行为的具体方式、打击的部位、使用的手段等方面进行认定，也不会出现无法区分故意杀人罪与过失致人死亡罪的情形。同样的，在区分绑架罪与非法拘禁罪的时候，我们也要考察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是否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以及平时的交往关系，行为人所实施非法剥夺、控制人身自由的方式、地点等方面进行考察。

如上所述，绑架罪规定在刑法分则第四章的事实说明，其作为一种严重侵犯人身安全的犯罪，保护的法益主要是生命安全和身体安全，在解释绑架罪客观要件的时候，一定要结合其法益进行解释。尽管现实生活中，常态的绑架罪往往又侵犯了被绑架人家属的财产权利，但并不代表所有的绑架罪都要侵犯财产权利。因此，在解释绑架行为内容的时候，不要将典型的、常态的绑架罪解释为绑架罪的所有类型。换言之，财产权利仅仅是绑架罪的次要客体、选择客体、附随客体，行为人客观上还没有侵犯了财产权利，但只要行为人基于“勒索财物或者其他不法目的的意图”并实施了控制、支配人身自由的行为，就可以评价为绑架行为。例如，以暴力实施的抢劫罪与故意伤害罪，客观上都表现为对被害人的身体实施暴力侵害行为，二者的区分在于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财物的目的。而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占有财物的目的，除了要考察行为人客观上是否直接向被害人提出了财物的要求，还可以通过考察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事先是否存在某种恩怨，行为人实施暴力的方式等方面进行认定。具体而言，在行为人对被害人实施暴力行为之时，哪怕还没有或者未来得及向被害人发出索要财物的信息，我们也可以通过其他客观方面的行为来区分行为人的行为到底是故意伤害，还是抢劫。

因此，绑架罪中的绑架是一种单一行为，绑架罪是否既遂应当以行为人是否事实上控制和支配了被害人的人身自由，是否威胁到了被害人的人身安全，而不是以行为人是否提出了勒索财物等不法要求为标准，更不能以行为人是否满足了勒索财物等不法要求为根据。如果说，在《刑法修正案（七）》出台以前，为了避免某些绑架罪可能被判处刑罚的过于严厉性，为了消解某些绑架案件的社会危害性与刑罚严厉性之间的紧张关系，为了能够将现实生活中，行为人控制和支配了被绑架人，但尚未提出勒索财物的行为或者虽提出了勒索财物的要求，但还没有得到满足，而被抓获、被绑架人逃跑或者自动中止绑架行为等情形认定为绑架罪的未遂或者中止，从而将绑架行为解释为复合行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刑法修正案（七）》增设了“情节较轻”的刑罚档次之后，就没有必要做出这样的解释。这是因为，在行为人事实上控制和支配了被害人的人身自由之后，虽然没有提出勒索财物或者其他不法要求，或者虽然提出了勒索财物或者其他不法要求，但还没有获得财物或者没有满足不法要求，而人质自己已经逃脱或者行为人出于悔悟或者慑于刑罚而主动释放了人质，虽然也是认定为绑架罪既遂。但为了鼓励犯罪人停止进一步实施犯罪或者鼓励犯罪人主动释放人质，并考虑此种绑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均较小，司法人员完全可以将这种情况认定为“情节较轻”的绑架罪。因此，绑架罪是否既遂与是否认定为“情节较轻”之间并不存在着必然联系。

2、绑架罪的预备、未遂、中止与“情节较轻”

绑架罪的预备、未遂和中止与“情节较轻”之间也不存在着必然的联系。绑架罪中预备、未遂或者中止是绑架罪量刑必须考虑的法定从宽的量刑情节，他们与“情节较轻”的认定没有必然联系，换言之，绑架罪的预备、未遂或者中止不宜作为认定“情节较轻”重点考虑的因素，对于绑架罪的预备、未遂或者中止也可以被认定为普通的绑架罪，从而选择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法定刑。例如，为了实施多次绑架或者绑架多人而成立了绑架罪的犯罪组织，成立该组织虽然是绑架罪的预备行为，但如果其社会危害性很大，完全有可能被认定为普通的绑架罪。再如，在实施绑架过程中，为了控制和支配被害人，虽然将被害人砍成重伤，或者砍伤了多个被害人，但最后由于各种原因，事实上还是没有完全支配或者控制了被害人，或者由于自己意志的原因而自动停止绑架行为，虽然可以认定为绑架罪未遂、中止，但也不宜认定为“情节较轻”的绑架罪，而是应该认定为普通的绑架罪，然后再根据刑法总则中关于犯罪未遂、中止的规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23]

这是因为，一方面，绑架罪中“情节较轻”的认定要重点考虑绑架行为所侵犯的法益程度，如果行为人所实施的绑架行为严重侵犯了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造成了被绑架人轻伤以上的危害后果，或者严重侮辱、猥亵、恐吓，甚至强奸了被害人，或者导致被害人家属因恐惧等强烈的精神刺激而导致精神失常，或者是绑架具有影响力的国家领导人、国际组织领导人、外交人员，或者绑架他人的动机十分卑劣，即使是绑架罪的未遂或者中止，也应该认定为普通的绑架罪，从而选择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法定刑；另一方面，如果将绑架罪的预备、未遂、中止认定为“情节较轻”，在选择了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法定刑之后，又考虑刑法总则中关于预备、未遂或者中止要依法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规定，就会导致法定量刑情节的重复适用，违背了刑法中禁止重复评价的原则。同样的，对于绑架罪中的自首、立功、从犯等，也不能认定为“情节较轻”。[24]至于行为人在绑架过程中，为制服被绑架人而杀害被绑架人或者控制了被绑架人之后故意杀害了被绑架人，这些不仅控制和支配了被害人的人身，而且彻底消灭了被绑架人的身体，都属于绑架罪既遂，都可以选择判处死刑的法定刑。

四、结束语

总之，作为我国刑法中一种具有类型性、抽象性和综合性规定的“情节较轻”的认定，需要考虑许多复杂的因素，而不是单指“释放人质”这种比较单一的情形。同时，由于绑架罪实质上是非法拘禁罪与敲诈勒索罪的结合，其法定刑的设置不应超过对非法拘禁罪与敲诈勒索罪进行数罪并罚所达到的严厉程度。换言之，绑架罪的法定刑设置要与抢劫罪的法定刑保持适当的平衡，因为这两者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基本相当，无论是侵害的犯罪客体，还是侵害犯罪客体所采用的手段，两者都没有多大的差别。[25]

因此，在认定什么情况才属于“情节较轻”的绑架罪时，应该尽量借鉴普通抢劫罪的社会危害性的考察方法，考虑与非法拘禁罪、敲诈勒索罪、故意伤害罪的刑罚保持适当的衔接和协调，综合考察行为人绑架被害人的原因、真实目的以及对被绑架人行动自由的限制程度和人身安全的威胁程度，而不是对主动释放人质的绑架一律认定为“情节较轻”，更不能将绑架罪的停止形态错误地认定为“情节较轻”的情形或者考虑的因素。

 

 

 

注释:

  [1] 《德国刑法典》，冯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4页。

  [2] 《日本刑法典》（第2版），张明楷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83-85页。

  [3] 《俄罗斯刑法典》，黄道秀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7-58页。

  [4] 许玉秀主编：《新学林分科六法·刑法》，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a-664页。

  [5] 参见付立庆：《论绑架罪的修正构成的解释与运用》，载《法学家》2009年第3期，第71页。

  [6] 参见郑金火：《评析修正后的绑架罪》，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9年第6期，第34-39页。

  [7] 参见杨志国：《如何判断绑架罪的“情节较轻”》，载《检察日报》2009年9月11日观点版。

  [8] 许玉秀主编：《新学林分科六法·刑法》，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a-665页。

  [9] 参见黄太云：《刑法修正案（七）解读》，载《人民检察》2009年第6期。

  [10]参见杨志国：《如何判断绑架罪的“情节较轻”》，载《检察日报》2009年9月11日观点版。

  [11] 参见刘飞、甄西波：《刑法修正案（七）绑架罪“情节较轻”如何认定》，载《检察日报》2009-04-27，观点版。

  [12] 参见葛明、姚军、汤媛媛：《情节较轻的绑架罪之司法认定》，载《人民司法·案例》2009年第14期，第61页。

  [13] 参见刘飞、甄西波：《刑法修正案（七）绑架罪“情节较轻”如何认定》，载《检察日报》2009-04-27，观点版。

  [14] 许玉秀主编：《新学林分科六法·刑法》，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a-664页

  [15] 参见张明楷：《刑法学》（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667页。

  [16] 参见吴飞飞、佟齐：《索债型“绑架”定性分析—兼论降低绑架罪的法定刑》，载《人民检察》2009年第3期。

  [17] 参见谭京生、肖江峰：《对绑架罪“情节较轻”的理解与适用》，载《人民法院报》2009-05-27，刑事审判版。

  [18] 参见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535页。

  [19] 参见刘飞、甄西波：《刑法修正案（七）绑架罪“情节较轻”如何认定》，载《检察日报》2009-04-27，观点版。

  [20] 参见陆诗忠：《绑架罪的立法改进及其相关问题》，载《法学》2008年第12期，第51页。

  [21] 张明楷教授在其刑法教科书中将二者称为“主观的超过要素”。参见张明楷：《刑法学》（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666页。这与张明楷教授所倡导的“客观超过要素”是相对应的。参见张明楷：《客观超过要素之提倡》，载《法学研究》1999年第3期。但笔者认为，“客观的超过要素”准确的称呼应该是“超过（主观）的客观违法要素”。同样的，如果承认主观违法要素的存在，“主观的超过要素”的准确称呼应该是“超客观的主观违法要素”，即与“超主观的客观违法要素”相对应。“超客观的主观违法要素”既是一种主观要素，也是一种超越客观方面的主观要素，而且还是一种主观违法要素。即这种主观违法要素，不要求有相应的客观方面的行为与之对应，只要求存在于行为人的内心即可。行为人内心有没有这种“超客观的主观违法要素”，是认定此罪与彼罪的标准之一。但由于约定俗成，本文也叫“主观的超过要素”。

  [22] 参见张明楷：《刑法学》（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666页。

  [23] 参见吴情树：《绑架罪的停止形态与“情节较轻之关系”》，载《检察日报》2009-07-20，观点版。

绑架学生篇8

    绑架罪的客观要件包括哪些内容？对此刑法理论上争论较大。这里举几个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的论述是在主张刑法第239条包括绑架勒索罪、绑架人质罪和偷盗婴幼儿罪三个罪名的基础上展开论述的）：（1）有学者认为，绑架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利用被绑架人的近亲或其他人对被绑架人安危的忧虑，而使用暴力、胁迫或者麻醉方法劫持或以实力控制他人。（注：参见张明楷著：《刑法学》（下），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715页。）（2）有的学者认为，绑架勒索罪（不包括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的行为在内——引者注）的客观方面表现为以暴力、胁迫或者麻醉方法劫持他人或偷盗婴幼儿的行为。（注：参见陈正云等编著：《新刑法释义》，中国方正出版社1997年版，第498—499页。）（3）有的学者指出，绑架勒索罪的客观方面是行为人必须实施了绑架他人与勒索赎金的行为，绑架他人与勒索赎金缺一不可。（注：参见严军兴、肖胜喜主编：《新刑法释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第286页。）（4）针对认为绑架勒索罪客观要件既应有绑架行为也应有勒索行为的观点，有的学者提出不同见解，认为上述观点显然有悖立法精神，因为立法精神在于：只要出于勒索财物的目的，并支配实施完绑架行为，就已具备该罪的法定全部要件；法律明文规定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既可构成犯罪，说明法律认为，勒索目的只需表现在绑架行为上即可认定，没有理由认为“绑架勒索”中的“绑架”与“勒索”都是指实行行为。因而与勒索目的对应相等的勒索行为，只是犯罪情节，而非客观方面的构成要件的行为。（注：参见林亚刚、贾宇：《绑架及相关犯罪的几点探讨》，丁慕英等主编：《刑法实施中的难点疑点问题研究》，第741—742页。）

    上述诸种观点虽然有的仅论及绑架勒索构成绑架罪在客观方面需要哪些要件，但由此也可推论出论者对于包括绑架他人作人质、以勒索财物为目的偷盗婴儿在内的一切绑架罪之客观特征的看法。在分析比较上述诸种观点的基础上，对于绑架罪的客观要件，笔者认为应明确这样几点：

    1.绑架罪在客观行为方面，表现为复合行为。即绑架罪的客观行为是由绑架行为（或偷盗婴幼儿行为）与勒索财物或提出不法要求行为行为（当行为人是绑架他人作为人质时）两方面组成的。（注：当然，绑架人质构成绑架罪是否要求行为人提出的要求为“不法”，尚值得进一步研究。笔者在此不作专门探讨。）主张绑架罪的客观行为为单一行为，即只要求有绑架的实行行为的观点，认为行为人只要实行绑架他人或偷盗婴儿的行为，即使未实行勒索财物、提出不法要求的行为，行为人也构成绑架罪既遂。正如有的学者论述的那样，按此观点，以下两个问题就得不到正确、合理的解决：一是犯罪中止问题。按上述“单一行为”说，行为人一经实行绑架他人或偷盗婴幼儿行为，既遂即成，行为人即使自动放弃勒索财物或提出不法要求的行为，也没有成立犯罪中止之余地，这不仅不合情理，也与刑法鼓励犯罪分子自动放弃本可以继续实施的犯罪的精神相悖。二是共同犯罪问题。司法实践中，有的行为人在其他犯罪分子实施了绑架行为后，中途参与实施勒索他人财物的行为，对于此情况，如果按照一经实施绑架行为就成立犯罪既遂的主张，显然不能按绑架罪的共同犯罪处理，因为行为人的行为属先无通谋的事后行为。对于事前无通谋的事后行为，构成其他犯罪的，按其他犯罪定罪处罚，不构成犯罪的，以非罪处理，但对于这类情况不按绑架罪的共同犯罪处理，于理于法都是说不通的。（注：参见李希慧、孙光骏：《论绑架勒索罪的几个问题》，载丁慕英等主编：《刑法实施中的难点疑点问题研究》，第750—751页。在此笔者所引实际上是论者仅关于绑架勒索罪客观行为应为复合行为之主张的基本内容。论者并不赞成刑法第239条为绑架罪一罪，而是认为应为绑架勒索罪和绑架人质罪两罪。）

    那么，主张绑架罪的客观行为为复合行为而非单一行为，是否与刑法关于“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的规定相违背呢？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理由是：其一，刑法第239条将“以勒索财物为目的”明确规定为（绑架勒索或偷盗婴幼儿构成的）绑架罪的主观目的，并不排除有与之对应的勒索财物之实行行为存在，事实上，实践中绑架罪的犯罪分子在绑架他人或偷盗婴幼儿后，往往有勒索财物的实行行为。其二，将绑架他人行为（或偷盗婴儿行为）与勒索财物行为均视为绑架罪的实行行为，并不是说未勒索到财物的就不构成犯罪既遂，而只是反对将行为人一经实施绑架他人、偷盗婴儿行为而不问有无勒索财物或提出不法要求的行为就一律认定为绑架罪既遂的做法。事实上，视绑架罪的客观行为为复合行为，与可以将未达勒索财物（或满足不法要求）目的的绑架他人、偷盗婴幼儿行为同样作为既遂或中止形态，而不应认定为既遂。

    2.绑架罪客观行为的复合结构是多种多样的，不仅限于“绑架他人＋勒索财物”，除此之外，还包括“偷盗婴幼儿＋勒索财物”和“绑架他人＋提出不法要求”两种形式。这是由绑架罪外延宽泛的特点所决定的。其中“偷盗婴幼儿”是指秘密窃取不满6周岁的儿童的行为。

    实践中对于偷盗婴幼儿的行为应作广义理解，凡趁婴幼儿亲属或监护人疏于照看，乘家长不备，用各种方法、手段将婴幼儿抱走、哄走、骗走的，均应视为偷盗婴幼儿。

    3.如何正确理解绑架行为？笔者认为，除可将“偷盗婴幼儿”视为绑架的特殊方式外，绑架行为一般表现为劫持。但劫持的方式并不限于“暴力、胁迫、麻醉”三种方式。绝大多数论著都认为绑架的方法限于上述三种，其基本依据是1991年《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第2条及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答》第5条的明确规定。笔者认为，将绑架的方法仅限于暴力、胁迫和麻醉三种是很不全面的，从实践来看，有的犯罪分子使用欺骗方法将他人骗到一定场所后将其关押起来，然后向其近亲属等人员勒索财物，这种行为无疑应定为绑架罪，但行为方法不属于暴力、胁迫或麻醉三者之任何一种；从理论上讲，凡是非法拘禁罪可以使用的方法，没有理由说不可以成为绑架罪的方法。绑架罪实际上是特殊的非法拘禁行为，与一般的非法拘禁不同的是，绑架罪中的行为人除非法剥夺被害人人身自由外，还具有勒索财物或提出不法要求、以被害人为人质的实行行为（不论实际是否实施了）。

    4.绑架行为并不以“将被害人劫离原地”为必要条件。一些论著认为，绑架罪与非法拘禁罪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绑架（劫持）是违背被害人或其法定监护人的意志，使用暴力、胁迫等方法将被害人掳离其住所或居住地，置于行为人的控制之间下，并剥夺其人身自由，非法拘禁罪则一般是就地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其实，这种观点不仅毫无法律根据，在实践中也是站不住脚的。不可否认，绑架罪在实践中多数表现为行为人将被害人掳离原地尔后进行勒索或提出不法要求。但是，实践中也存在着使未成年人的父母离开生活场所而将未成年人控制在行为人的实力范围内的情况，故绑架不要求使被害人离开原来的生活场所。（注：转引自张明楷著：《刑法学》（下），第716页。）有的学者认为绑架勒索对被害人的劫持必须是掳离原处所而勒索财物，而绑架他人作为对人质的劫持，是否将人质掳离原处所，并不影响对行为性质的认定。（注：参见林亚刚、贾宇：《绑架及相关犯罪的几点探讨》，载丁慕英等主编：《刑法实施中的难点疑点问题研究》，第742页。）这种主张并没有什么根据和合理的理由。顺便指出，非法拘禁罪中的“非法拘禁”也不限于就地拘禁。

    5.绑架罪中的勒索财物或提出不法要求行为，其指向的对象不是被绑架人、人质，而是其近亲属或其他人。具体而言，绑架勒索的行为人在绑架他人或偷盗婴幼儿后，向被绑架人、被偷盗的婴幼儿的近亲属，或其他与被绑架者、被偷盗的婴幼儿有特定关系的其他人勒索财物；绑架人质的行为人在绑架人质后，向人质的近亲属或与人质有特定关系的其他人提出勒索财物以外的不法要求（当然行为人有时既勒索财物也提出其他不法要求）。这里的“其他人”，不仅指自然人，也包括单位甚至国家。例如，行为人出于政治目的，绑架身居要职的高级领导人而向政府提出释放罪犯等不法要求，其提出不法要求的对象就是国家。

    二、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的人可否成立绑架罪

    绑架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年满16周岁、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可构成本罪主体。应当注意，绑架罪虽然是一种残忍野蛮、社会危害性极大的犯罪，但修订后的刑法典第17条第2款，并未将其纳入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应负刑事责任的范围。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实施抢劫、贩毒行为的，应负刑事责任。相比之下，这一年龄段的人实施绑架行为的并不负刑事责任，这不能不说是立法上的一个缺憾。当然，按照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司法实践中对刑法第17条第2款的规定不得突破，在目前的立法状况下，绝不可对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实施的绑架行为追究刑事责任。

    不过，这里有一个问题是十分值得研究的：按照刑法第17条第2款的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实施故意杀人行为的，要负刑事责任。而根据刑法第239条的规定，在绑架中，杀害被绑架人的，不另行定故意杀人罪，而是作为绑架罪的一个“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的情节。那么，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绑架他人并杀害被绑架人的，应否负刑事呢？笔者认为，应当肯定的。因为刑法确定相对责任年龄段的人负刑事责任的范围，其重要的理论根据就在于，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对于一些大是大非、社会危害很大的危害行为的性质，已具备了辨认和控制能力，立法者将故意杀人等8种犯罪行为作为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负刑事责任的罪种作了明确列举，旨在表明立法者认为或推定这一年龄段的人对故意杀人等8种行为理应具备刑事责任能力（或承担刑事责任的能力）。而绑架中杀害被绑架人的杀人行为，与一般场合（构成故意杀人罪的场合）下的杀人行为本质一样，如果说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对于一般场合下的杀人行为具有辨认和控制能力，那么就没有理由否认这一年龄阶段的具有对绑架过程中杀害被绑架人的行为具有辨认与控制能力。

    在肯定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可以成为绑架过程中杀害被绑架人行为的主体的前提下，有必要作进一步研究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对行为人究竟是定绑架罪还是故意杀人罪？这里似乎有一个不好解决的矛盾：如果定绑架罪，与刑法第17条第2款并无“绑架”之列举规定相悖；如果定故意杀人罪，则又与刑法第239条关于在绑架中杀害被绑架人仍应定绑架罪一罪的规定不符。这一矛盾实际上是由立法缺陷所造成的，一则刑法第17条第2款中“故意杀人”是仅指按故意杀人罪定罪的故意杀人行为，还是所有含有故意杀人行为的犯罪都在其列，语焉不详；二则刑法第239条规定杀害被绑架人为绑架罪一个情节，在罪数理论上能否成立也成问题。如按绑架罪和故意杀人罪并罚，上述矛盾便迎刃而解。不过，在目前立法情况下，笔者认为，对行为人定故意杀人罪是较为妥当的，理由是：（1）既然刑法第17条第2款未将“绑架”明列为相对责任年龄段人负刑事责任的罪种范围，定绑架罪不免有违背罪刑法定原则之嫌。（2）按照刑法第239条的规定，绑架过程中杀害被绑架人的行为只是绑架罪的一个情节，因此，也可以说，杀害被绑架人的行为不另行定罪，其前提是存在构成犯罪的绑架行为，而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实施一般绑架行为尚不构成犯罪。（3）如果对行为人定绑架罪，则依刑法第239条的规定，处刑太重，不利于贯彻对未成年人犯罪从宽处罚的原则。因为绑架罪中具有杀害被绑架人情节的，为绝对死刑法定刑，尽管以未成年人犯罪依法总则应在法定刑以内从轻或法定刑以下减轻处罚，但还是受到很大限制。

    三、绑架罪与抢劫罪的界限

    在司法实践中，区别绑架罪与抢劫罪，一般不存疑问，但两种比较特殊的情况值得特别注意，这里举例加以论述：（1）行为人甲于某日深夜在大街上乘无人之机拦截乙（15岁，无独立经济收入），用刀架在乙的脖子上，要乙交出所有财物，乙声称无任何值钱的东西，甲搜身确实发现乙身无分文，但不愿善罢甘休，令乙带路，将乙劫持到乙家中，甲对乙的父母威胁，乙的父母见甲用刀对着乙，乙随时有人身危险，被迫向甲交出了一定数额的金钱。我们认为，这种情况定抢劫罪为宜。从表面上看，行为人甲是以绑架乙的方式向乙的父母勒索财物，甲也非法剥夺了乙的人身自由（甲实际上控制了乙），符合绑架罪的特征。但实质上，行为人甲将乙劫持到乙家向乙父母索要财物的行为，应视为甲以胁迫手段当场劫取财物的抢劫行为，因为甲以刀子对准乙的行为是属于抢劫罪中的胁迫方法（以此对乙父母威胁），而索要乙父母的财物又是实施胁迫行为的当时、当场而为的。如果认为在此甲是以乙作为人质而向乙父母索取赎金，并不符合绑架罪的立法精神。（2）行为人丙一直蓄意勒索其友丁的一笔钱财，丙与戊某（与丁不相识）商定，次日中午由丙邀丁及其子（6岁）一起去附近体育馆打网球，见机由戊将丁之子劫持并进行勒索，丙作掩护、内应。次日中午，丁带其子如约来到体育馆与丙练网球。中途休息时，丙借口解小手，问丁之子愿否吃冰淇淋或是否也要解小手，将丁之子骗至体育馆外东侧的洗手间，戊腰配备小口径手枪、头带面纱早已在此等候，戊见丙领来了丁之子，即与丙配合将该小孩捆绑装入事先准备好的麻袋中，并劫持到洗手间隔壁的杂物间里。丙在洗手间故意拖延20余分钟后，一人来到球场地，丁问丙其儿子到哪里去了，丙佯装惊讶，说小孩解完小手早就出来买冰淇淋吃去了，尔后又假意陪丁一起到馆附近寻找丁之子。约1小时后，戊用手机拨通丁的手机，让丁立即将身上所带钱物放到体育馆外东侧杂物间门口，并警告丁“如不全部交出财物、报警”，即叫其子丧命，丁按其批示将随身带的2500元人民币、一条价值3000元的项链和手机全部放于杂物间门口，戊取得钱物后当场将丁之子交予丁，后仓皇逃离。对于丙、戊如何定罪呢？笔者认为应定绑架罪。理由是：行为人戊是以非法剥夺丁之子的人身自由的方法勒索丁财物，但并未对丁实行暴力当场取财；戊虽然对丁进行要挟让其在绑架现场交出财物，但索取财物并不在绑架这一暴力行为的当时，而是绑架丁之子之后再实行勒索行为。这里强调的是，在如上述案件的情况下，行为人劫持他人虽未掳离原地，取得财物也在绑架的现场，但其并非绑架当时取得财物，而是绑架的暴力行为与勒索财物的行为呈现出明显的先后两个环节的特征。这正是得以区别于抢劫罪的关键。由此可见，仅仅以取财是否当场而为来区别绑架罪与抢劫罪是不妥当的。如前所述，由于绑架罪的“劫持”行为并不以掳离原地为条件，因而勒索财物在绑架当场实行也是可能的。当然，这是特殊情况。

    此外，在区分绑架罪与抢劫罪时还要注意，对于行为人抢劫未逞，又将被害人劫持而向被害人的近亲属或其他人勒索财物或提出不法要求的，应实行数罪并罚。

绑架学生篇9

第一部分：横向看，“软绑架”绑架方方面面

虎妈VS中资女儿：知识“绑架”

李丽，32岁，全职主妇

去年，堂哥家的儿子考上了牛津，堂姐家的女儿成为各大高校自主招生疯抢的对象，堂妹的女儿还小，但人家考上了省实验小学的实验班，前途更是不可限量。

再反观我家岚岚，真的有些拿不出手，一直停留在二流小学的中等生水平。在我那一代，我就是家族里最不出众的一个，我不能再让我的女儿垫底。思虑再三，我为岚岚制定了新的学习计划。每周一到周五正常上课，周六上午补英语，下午学钢琴；周日上午学画画，下午学舞蹈。

从此后，一家人的生活规律被打乱。我辞掉工作，将生活重心彻底转到岚岚这里来。每天晚上，我带着岚岚一起做功课、复习老师白天讲的知识点，直到很晚才睡觉。而周末才是我们娘俩最忙碌的时候，我们要比平日起得更早，因为英文辅导班距家较远。往往是孩子在里面上课，我在外面等待。两个小时后，岚岚下课，我们到附近的餐馆随便吃点东西，就得马不停蹄地驾车穿过大半个城市，去上下午的钢琴课。一天下来，我和岚岚都疲惫到极点，但晚上还有功课要做。到周日早上，闹铃响3遍岚岚才能起床。她有时会央求我：“妈妈，我们能不能放一天假，我真的好累啊！”

我也累，但是现在不受累，将来怎会有出息？我们天生资质不如人，倘若后天不努力，那真的是天差地别了。

这种日子持续了大半年，直到有一天，岚岚的班主任给我打电话，她说岚岚好像心理出了问题，一改往日的活泼好动，整日忧心忡忡，上课精力不集中，成绩更是直线下降，似乎还产生了厌学情绪。

我闻言有些崩溃，一半因为疲惫一半因为失望。忽然想起多年前，妈妈一边批评我一边哭泣的样子。作为曾经不上进的女儿和现在望女成凤的妈妈，我理解了过去的妈妈，也对岚岚如今的境况感同身受，顿时泄了气。其实勉强岚岚去做自己不喜欢的事，除了能给我带来一些心理安慰外，并无其他意义，我现在这样为难岚岚，不过是以“为她好”的名义绑架她去实现我未实现的生活而已。

小贴士：父母如何为孩子解开“前途”这条绑绳？首先，别企图在孩子身上为自己的缺失找补偿，更别把孩子当成炫耀的工具。其次，明确孩子的喜好和特长，因势利导。最后，替孩子珍惜童年，毕竟童年失去不再来。

手机VS晒晒族：自媒体“绑架”

小张，职员，25岁

上个周末是爷爷八十大寿，我们一家老小难得齐聚一堂，按说这是多么和谐的氛围，爷爷本来高高兴兴的，但因为手机和朋友圈，爷爷发火了。

那天，我临时加了个班，赶到饭店的时候菜已经上齐，大家正要动筷，被我制止，我一边调整自拍杆一边说：“等下，菜这么丰盛，让我先发个朋友圈！”被我这么一点拨，原本有些拘谨的小辈们全都放开了，我们轮番与美食自拍，不停更换各种组合合影。作为绝对男主角的爷爷，自然成为争相合影的对象。过了好久，爷爷才有些不耐烦地说：“别拍了，赶紧吃饭。”

我们总算消停了一会儿，埋头只顾吃，话题主场落入父辈亲戚那里，但他们的话题实在无聊，我也参与不进来，于是便偷偷玩起了手机。点开刚才更新的动态，发现自己收获点赞无数，竟然还包括以“老干部”气质著称的大伯父！

这下场面有些失控了，堂姐堂弟们都在抱怨大伯父只给我点赞而不给他们点赞，我们这些小辈和父辈彻底消除隔阂，纷纷交换微信账号，至今还用着老年机的爷爷成为整场晚宴的“孤岛”。

爷爷终于火了，敲着拐杖嚷嚷着要回家，大家这才收起发图片、发视频、发自拍的手机。好好的一顿家庭聚餐不得不草草收尾，竟然是因为手机。

妈妈常感慨：“现在的人都中了手机的毒！”说完这话，她却自己去买了智能手机，央求我教她怎么发朋友圈。原因很简单，现在有一种关注，不是惦念和牵挂，也不是看望和相聚，而是加微信关注。只有这样，她才能真正了解我现在的工作情况、心境、交友等等，我未必愿意和她开诚布公地沟通，但我肯定会把各种经历事无巨细地发到朋友圈，似报备，也似记录，我把这种凡事不发朋友圈就浑身难受的毛病戏称为“一个自媒体的职业修养”。

后来，爷爷定了个规矩，以后谁来看他，都请自觉把手机放在门口，否则别来。有个周末，我和堂姐一起去看爷爷，逗留大半天，没有摸手机，专心陪爷爷下棋、聊天、听戏、写毛笔字，我以为自己会被困疯，但奇怪的是，却感觉到神清气爽一整天。

小贴士：如何帮助自己解开“自媒体”这条绑绳？首先，多看书，学会求甚解，学会思考，努力摆脱对碎片式知识的沉迷。其次，捆住手，动动脚。放下手机，用点赞转发的时间去和家人团聚，去看望朋友，主动消除人和人之间的媒介，多去感受面对面接触的真实。

隔代亲VS带孙族：亲情“绑架”

老刘，57岁，退休人员

辛苦了大半辈子，总算是熬到退休了。办完手续回到家，我翻开从前列的人生计划清单，第一项就是出去旅行。这厢我正在网上查询旅行路线，女儿的电话就打过来了，她刚发现自己怀孕了！

一听到这个消息，我赶紧打车去女儿家。女儿身体一向不好，之前调理了很久才有了这个孩子。当下，什么旅行和人生清单都不重要，女儿和宝宝的健康才是重中之重。

女婿很忙，父母又都在外地，我自觉承担起照顾女儿孕后生活的重担。每天按照女儿的口味为她准备一日三餐，包揽下她小家里的所有家务，定期陪她去做孕检，根据孕检结果调理女儿的身体。

女儿足月生产，我成功晋级外婆，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女儿坐月子期间，我生怕她落下一丁点儿毛病，除了喂奶，不让她受一点儿累，凡事亲力亲为，结果治愈多年的肩周炎又犯了，每天都是咬牙坚持着，直到女儿出了月子。

女儿产假结束后回去上班，带孩子的任务自然而然地落到我头上。孩子很闹，又被我娇惯出脾气，着实不好带。冲奶粉、喂奶、做辅食、洗小衣服，每天重复着这些事，有时忙得连饭都吃不上。

孩子6个月大的时候我得了腰脱，卧床在家的时候，我一眼瞥见被我搁置的人生清单，生命已经走过大半，不知何时戛然而止，但我想做的那些事，一件都没有做成。年轻时说，等有钱了再说；有钱了之后说，等有时间了再说；终于退休了有时间了，我的生活又被孙辈占据了。

小贴士：老人如何为自己解开亲情这条绑绳？首先，不要过多干涉儿女的生活，也不要去承担本该由儿女承担的一切，否则，在剥夺自己晚年幸福生活的同时，也剥夺了子女独立解决生活难题的权利。其次，可传授人生经验，可适当帮忙，但不要把子女的家变成自己晚年的主场。

豪宅豪车VS奔奔族：物质“绑架”

张岩，40岁，企业高管

22岁大学毕业时，我租住在郊区的一座平房里，每天乘坐两路公交车上班，那时候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够租得起二环内的房子。为此，我每天省吃俭用，还找了很多兼职带回家做，一年后，我如愿搬进二环内的一座老式小区里，虽然房子很旧，但离单位近，上下班时不必再披星戴月。

那座老房子的主人是个脾气怪异的老太太，常没事找事，也时常发表些歧视外地人的言论，我虽是付钱的租客，但好像总是处处低她一等，当时，我暗暗下决心，要努力租一套公寓住。

两年后，我升职了，搬进一套公寓，却没感受到一丁点儿快乐，那时整日想的是，如何才能在这座城市里有一座属于自己的房子。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每天加班到深夜，节假日从不出去旅行，想尽各种办法省钱、攒钱、赚钱。终于，29岁那年，我贷款供了一套60平的小房子，并在这个时候遇上了现在的老公。

结婚后，我搬进了老公80平的婚房。有了孩子后，觉得甚是拥挤，于是把两套房子一起卖掉换了一套100平的房子，仍觉空间不够。换车和换房的历程相似，回头看看这些年，我的人生主题就只有换更大的房、换更好的车。

今年，我已经40岁了，从未出去旅行，从没有舍得为自己买过一件正价衣服，也从未追赶过潮流。在很多人眼里，我这是有上进心的体现，但当我看着公司里那些年轻的小姑娘，她们尽情享受青春、肆意挥霍假期、从不考虑钱的事，心里有种难言的失落。人这一辈子，说到底活的是一种过程，而不是一个结果，即便我现在拥有了当初想要的一切，但想想那些黯淡无光、单调晦涩的日子，总觉得自己过去白活了。

小贴士：如何为自己解开“物质追求”这条绑绳？首先，学会享受过程。善于做规划的人可在每实现一个目标时为自己制定一个奖励计划，这样奋斗起来更有动力。其次，转变观念，善待自己。服务于人的才是物质，需要操纵人来服务的那是欲望。

第二部分：纵向看，“软绑架”贯穿一生

童年时期：年龄“绑架”，来自家人

在我们小时候，家人习惯于以年幼为借口粗暴拒绝我们的各种成长需求，这其实也是一种软绑架。

“软绑架”语录：“你还小，以后就知道了”“小孩子不可以这样做”“等你长大了才能看”。

少年时期：知识“绑架”，来自家人、社会、学校

在学龄期间，学习成为第一要务，“成绩决定一切”的观念对孩子而言是一种软绑架，也是一种硬剥夺。

软绑架语录：“学习成绩上不去，谈什么都是多余”“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再看看你自己”“等你考上好大学了，就可以随便玩了”。

青年时期：世俗“绑架”、观念“绑架”，来自家人、社会

毕业工作后，诸多人生问题接踵而来，涉及工作、前途、婚育等多方面，青年人有自己的意识体系，此时与“软绑架”的对抗性最强。

“软绑架”语录：“你小学同学某某现在已经是外企高管了，你要努力啊”“你都30了怎么还不恋爱结婚？隔壁王叔的孙子都能打酱油了”“没有经济条件孩子也得要啊，谁不是这样过来的”。

中年时期：压力“绑架”、责任“绑架”、亲情“绑架”，来自家人、工作单位

此时人生进入上有老下有小的阶段，事业容易遭遇瓶颈，身体健康容易出问题，需承受来自家庭和工作的双重冲击，中年危机爆发。

“软绑架”语录：“你可是家里的顶梁柱，你不承担谁承担”“不指望父母，哪个孩子买得起房子”。

老年时期：亲情“绑架”，来自儿女

此时告别职场，开始退休生活，人生状态趋于稳定，关注点落到下一代身上。因现实问题，很多老人不得不牺牲晚年生活承担起照顾下一代的责任。

“软绑架”语录：“妈您要是不帮我们带孩子我就得辞职，一人工作生活压力太大”“谁让你们是我爸妈呢”。

第三部分：专家谈，解绑之道

在生活中，“软绑架”几乎无所不在，社会属性决定了人不可能随心所欲地生活，“软绑架”注定要贯穿于我们的一生。我们无法摆脱种种名目的绑绳，但正因如此，更要学会适当为自己松绑，这样我们才能在“被绑架”和“要自由”之间获得一个平衡。同时，“软绑架”的存在，也从侧面反映了人的心理缺失。那么，如何在绑绳交错的现实中，适当为自己松绑呢？

1.做好清晰的自我定位

人人都想成为最好的那个，人人都想拥有更好的生活，但不可能人人如愿。要看清形势，了解自己的优势与劣势，为自己规划一个够得着的愿景，这样才有解绑的可能。

2.独立思考，不随波逐流

在生活中遭遇“软绑架”，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我们选错了参照物，想要拥有身边人或者大多数人拥有的生活，或者是对一些约定俗成产生妥协和盲从心理。不同的人却拥有相同的目标，注定有人被绑得不得喘息，有人轻松前行。

3.遵从内心，努力寻找生活中的幸福点

人和人的幸福观、价值观是不一致的，要勇于面对自己真正的需求。为了内心的幸福和安宁接受“软绑架”，这是一种必经过程；而盲目接受与自己的幸福观不契合的“软绑架”，更可能是负重前行。

第四部分：本刊说，“软绑架”应有所取舍

绑架学生篇10

内容提要: 认为绑架罪只要绑架、控制了人质即构成犯罪既遂的通说观点，既将犯罪的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对立起来，又缺乏对绑架罪的一体化理解，在法律解释上也拘泥于条文的字面规定，在实践上带来困惑和弊端，所以并不可采。

绑架罪是一种性质严重的刑事犯罪。近年来随着社会矛盾的复杂尖锐，绑架罪呈多发之势，如何对绑架罪进行准确的司法裁判也就成为一个急需明确的问题，而这其中尤以绑架罪既遂的认定最为突出。绑架行为达到何种程度才是既遂，绑架罪的既遂标准是什么？绑架罪的既遂要件或标准认定不同必然导致实践中对案例的处理不同，按一种标准认定为绑架既遂的行为按另一种观点可能属于犯罪中止或未遂，两者在量刑上差距甚大，所以解决绑架罪既遂的认定问题无疑具有强烈的实践应用价值。

在这一问题上目前的通说理论观点是，绑架罪的既遂应以行为人实际控制人质为标准，是否提出勒索财物或者其他不法要求则在所不问，至于是否实际勒索到财物或实现其他不法目的则更加无关紧要。这种观点认为绑架罪的客观行为是单一行为即绑架控制人质，不包含勒索财物或提出其他不法要求的行为，其理由主要是，从“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的刑法规定来看，勒索财物是作为主观要件加以规定的，将勒索财物或提出不法要求作为绑架罪的客观要件没有法律依据。[1]而这种通说观点和单一行为说即认为绑架罪的客观方面是单一行为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在笔者看来，上述通说观点理由并不充分，而且存在不可克服的硬伤，在解释方法上也存在缺陷，无法有效地解决司法实践问题，因而并不可采。

一、“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的理解

《刑法》第239条不仅首先规定“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的”这种绑架行为，而且突出了“以勒索财物为目的”，如上所述，通说观点正是据此来考察绑架罪的既遂标准的。但是笔者认为，“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的立法规定不能作为否定绑架罪的客观要件包含勒索财物行为的理由。因为从逻辑上看，这一规定只是肯定勒索财物型的绑架罪要求行为人具有勒索财物的主观目的，并没有否定绑架罪的客观要件可以包含有勒索财物的行为。换言之，立法规定行为人主观上具有某种特定目的，和客观上要求行为人实施体现该种特定目的行为，这两者并不必然是一种对立关系。例如《刑法》第192条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较大的，……”，如果按照通说观点的逻辑，那么非法集资罪的客观方面就不能包含非法占有的行为。这显然是不能成立的，它的错误就在于把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对立起来了。

此外，在这种观点看来，既然《刑法》第239条第1款将“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与“绑架他人作人质”相区分，而且突出“以勒索财物为目的”，那么在第一种类型中“以勒索财物为目的”就具有特别突出的意义。但是笔者认为，这种看法和那些主张“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与“绑架他人作人质”应该作为两种不同的罪名的观点一样，并没有准确地理解法律的规定。事实上，“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与“绑架他人作人质”并非性质不同的两种绑架犯罪，前者只不过是后者的一种最常见的类型而已。《刑法》第22条规定“为了犯罪，准备工具、制造条件的，是犯罪预备”，其中的“准备工具”与“制造条件”并非并列关系，只是因为准备工具是制造条件最常见的表现，刑法才对它单独加以规定。[2]所以，“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这一规定如果有特别的意义，也只能从这是绑架罪中行为人最常见的主观目的这一意义上去理解，而不能从它排除了作为客观要件的勒索行为去理解。对这种类型的绑架罪的客观要件的理解，仍要结合“绑架他人作人质”这种绑架罪的一般情形进行一体化的理解，联系各种因素运用多种解释方法，寻求最妥当的解释。

二、通说观点难以回答的诘难

有学者早就指出，通说或者单一行为说存在两个难以解决的难题：一是如果只要绑架行为实施完毕就既遂，不要求后续的勒索财物或提出不法要求行为，那么就意味着绑架行为实施后不存在犯罪中止形态，这既不符合情理，也与犯罪中止的立法目的不符；二是不利于解决共同犯罪的问题。司法实践中，有的人在其他人实施了绑架行为后，中途参与勒索财物的行为，对于这一情况如按通说观点则不能以共同犯罪论处，这明显不合理。[3]

针对上述诘难，持通说观点的学者进行了反驳。对于第一个难题，该说认为，从犯罪性质看，绑架罪是一种性质非常严重的犯罪，将绑架行为实施完毕作为绑架罪的既遂标志不存在什么不利于犯罪人自动放弃本可以完成的犯罪的问题。从逻辑上看，那种认为实施绑架后放弃勒索财物的行为人构成犯罪中止的观点，是建立在绑架罪的既遂要求绑架和勒索行为两者兼具的假设命题之上的。如果以绑架行为的实施完毕作为既遂标志，那么这种情况不以犯罪中止论处就不存在不合理的问题。从立法精神来看，从鼓励犯罪分子争取从宽处理的角度来论证绑架罪的既遂标志，并不恰当。从处罚结果来看，对行为人没有勒索财物或提出不法要求的，可以作为酌定情节予以考虑。[4]

对于第二个难题，该说认为，仍应以共同犯罪论处，因为既然在中途参与勒索财物的行为，就表明行为人对先前的绑架行为是明知的，勒索财物不过是犯罪的延续行为，中途参与是承继的共犯，对于先前的绑架行为当然要承担责任。[5]

笔者认为，通说的上述回应并不能成立。先来看第一个问题。确实，绑架罪是一种重罪，但是，这只意味着根据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绑架罪应配置相应的法定刑，而不意味着它在既遂的认定上有特别之处，更不能表明它的既遂要提前。例如一般说来故意杀人罪相比故意伤害罪是重罪，这只意味着故意杀人罪的法定刑一般要重于故意伤害罪，而不能说故意杀人罪的既遂要提前即只需实施完毕杀人行为不要求死亡结果发生。其次，法律解释既要注重逻辑追求形式合理性，同时也不能舍弃实质合理性。将绑架行为的实施完毕认定为绑架罪的既遂继而认为放弃实施勒索财物行为的也不构成犯罪中止，这固然在逻辑上做到了自圆其说，但是，这意味着绑架罪和非法拘禁罪这两种在法定刑上差距悬殊的犯罪，在客观方面没有任何差异（都是控制、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绑架罪剥夺的方法与非法拘禁的方法没有本质区别，非法拘禁也可由绑架方法构成），两者在既遂的客观标准上也没有任何区别。这样的结果不具有充分的实质合理性，会导致司法实践中的困难和弊病（这点后文还将具体阐述）。而将绑架罪的客观要件理解为复合行为，进而以绑架行为与提出不法要求行为兼备作为既遂标准，这样就从客观方面恰当合理地对绑架罪和非法拘禁罪进行了界分，也使得两者法定刑上的差异与构成要件的区别相匹配。毫无疑问，这样的理解更具有实质合理性，也更好地体现了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的要求。而对于实施绑架行为后自动放弃提出不法要求行为的，以犯罪中止论处，既合法合情，也符合一般人的法律情感，又与刑法最大限度地鼓励犯罪分子停止犯罪的意旨相吻合。若对此不以犯罪中止论处，只不过在量刑时酌情考虑，这种做法实际上是想通过后阶段的酌情处理来弥补前阶段的认定失误，既给犯罪人带来极大的不利，也易引发在量刑上的因人因案而异，所以也并不可取。

对于第二个难题，通说是以承继的共同犯罪理论来应对的。承继的共同犯罪是指先行为人已实施一部分实行行为，后行为人以共同犯罪的意思参与实行行为或提供帮助。[6]承继的共犯存在两种情况，一是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复合行为，例如甲抢劫财物，使用暴力把他人按倒在地，此时乙冲上去把被害人的包抢走。二是客观方面表现为持续行为，例如张三把被害人非法拘禁三天后，李四参与进来继续把被害人拘禁五天。无论哪种情况，后加入者实施的行为必须是该种犯罪的客观要件所包含的行为。如果事前没有通谋，后行为人实施的行为与先行为人的行为又不属于同一构成要件，就不可能成立共同犯罪。依此原理来分析前述这个难题，通说认为可以按照承继的共犯原理以共同犯罪论处，这固然是看到了绑架罪和非法拘禁罪一样具有持续性可以成立承继的共同犯罪，但是通说观点的一个致命缺陷在于：要成立承继的共同犯罪，后行为者实施的必须是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如果将绑架罪的客观行为只确定为绑架行为而不包括提出不法要求的行为，那么此时后行为者的行为就超出了绑架罪的构成要件，就不可能构成承继的共同犯罪。这也证明，对于他人实施绑架行为后第三人参与进来勒索财物或提出不法要求的问题，如果要依据承继的共犯原理对该第三人以绑架罪的共犯论处，恰恰要坚持绑架罪的客观方面是复合行为，即包括了绑架控制人质的行为和向人质的关系人勒索财物或提出其他不法要求的行为。

三、通说观点在解释方法上的缺陷

我们可以看出，通说完全是从刑法条文的字面规定来解释和确定绑架罪的构成要件的。按照它的理解，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的绑架罪和绑架他人作人质的绑架罪，在客观要件上因《刑法》第239条只规定了绑架行为，没有规定勒索行为或提出其他不法要求的行为，所以不能超出字面规定增加另外的构成要件。笔者认为这样的解释方法并不妥当。

由于法律规范的抽象性、语言文字的多义性、模糊性等因素，法律的解释总是不可避免的，即使奉罪刑法定原则为不可逾越的戒律的刑法也概莫能外。刑法的解释决定着刑法的理解和适用，对刑法立法规定解释不同必然导致对具体案件的处理大相径庭。在罪刑法定原则指导下的刑法解释，要求对刑法的解释首先要遵循刑法用语的字面含义，即文理解释为先。但是，罪刑法定原则绝不排斥根据刑法规范的立法目的、立法背景、逻辑体系等因素对刑法做出合理解释。这种超出刑法用语字面含义的论理解释，只要有充足的理由，就没有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事实上，论理解释是一种常见的刑法解释方法。例如，《刑法》第273条关于挪用特定款物罪的规定并没有明确为将特定款物挪作公用，如果按照字面理解，那么行为人无论是挪作公用还是私用都可构成本罪，但是如果联系《刑法》第384条关于挪用公款罪的规定，那么必须将挪用特定款物罪解释为将该款物用于其他公共事务，而不是归行为人个人使用。[7]

所以，就绑架罪而言，刑法条文是否明确规定了勒索行为并不是我们确定绑架罪的客观要件与既遂标准的唯一因素，问题的关键仍在于，各种观点是否有更充分的理由，是否有不可克服的缺陷，是否和其他法律规范相协调，一句话，是否可以给出最妥当的解释。

通说观点除了对“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立法规定的理解有偏误以及存在前述难以回答的诘难外，在实践上也陷入了困境，因为它无法准确有效地区分绑架罪和非法拘禁罪。如前述，绑架罪在客观上也必然表现为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行为，剥夺的方法与非法拘禁罪的方法没有本质区别，非法拘禁罪也可由绑架方法构成。[8]在两罪名存在诸多共同之处的情况下，如果如通说所主张的那样认为绑架罪在客观上是单一行为，只要控制了人质就是既遂，那就意味着绑架罪和非法拘禁罪在客观上没有实质区别，区别只在于是否主观上有勒索财物的目的。而这样的结果不仅将会带来司法实践操作上的困难，更会带来严重的弊端。在实践中区分不同的犯罪，最有效最合理的方法是从行为的客观外在表现着手，而不能首先从、更不能单纯从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入手。由于主观目的的确定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口供，行为人不主动招供则案件的定性就陷入困局，而为了解决这样的现实困境，刑讯逼供就会成为必然的了。所以，在绑架罪的司法实践中如果坚持通说观点，不仅无法遏制和减少刑讯逼供的痼疾，反而会对这一顽疾起推波助澜的消极作用！

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不少持通说观点的人一涉及到如何区分绑架罪和非法拘禁罪的问题就自相矛盾。例如有通说论者一方面认为绑架罪在客观方面是单一行为，只要绑架行为控制了人质就既遂，另一方面又认为绑架罪一般既有绑架的行为又有勒索财物或者要求其他利益的行为，以此来区分绑架罪和非法拘禁罪。[9]这种观点的矛盾之处在于，既然绑架罪一般要求有勒索财物等不法行为才能与非法拘禁相区别，那么为什么这一差别不直接在两者的客观要件与既遂标准上体现呢？还有通说论者提出，绑架罪的构成不仅要求有非法剥夺人身自由的行为，而且要求有勒索财物或满足行为人不法要求的目的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勒财或提出不法要求的行为，而非法拘禁罪的行为人并不提出财物等不法要求，但是又主张是否提出勒索财物的要求对绑架罪的既遂无关紧要。[10]这里的自相矛盾更是一览无余了。而这些通说论者的自相矛盾，原因就在于对绑架罪的客观要件进行解释时只拘泥于该法律条文的字面规定进行文理解释，没有联系相关法律规范进行体系解释、论理解释。通说观点在解释方法上的缺陷不仅导致自身的矛盾重重，也进一步证明通说观点的不可取。

【注释】

[1]参见马克昌主编：《刑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444页。

[2]参见张明楷：《刑法学》（第2版），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86页。

[3]参见孙光骏、李希慧：《论绑架罪的几个问题》，载《法学评论》1998年第1期。

[4]参见赵秉志、肖中华：《刑法适用疑难争议问题两人谈》，载姜伟主编：《刑事司法指南》2002年第2辑，第93页。

[5]参见赵秉志、肖中华：《刑法适用疑难争议问题两人谈》，载姜伟主编：《刑事司法指南》2002年第2辑，第94页。

[6]参见张明楷：《刑法学》（第2版），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34页。

[7]参见赵秉志：《侵犯财产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46页。

[8]肖中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