绑架罪范文10篇

绑架罪范文篇1

【关键词】绑架罪；抢劫罪；三面关系；人质

【正文】

一

根据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的规定，绑架罪是指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的，或者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的，或者以勒索财物为目的偷盗婴幼儿的，这三种情形。本罪在司法认定中存在不少疑难问题，尤其与抢劫罪的区分标准问题存在较大争议，其中最难区分的是：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的绑架罪，与以胁迫为手段抢劫他人的抢劫罪。对此，我国大陆学界鲜有文章专门论及，台湾学者林东茂先生认为其区分标准在于是否存在“三面关系”。

去年轰动一时的大学生黎力“抢”银行案，其案情为：2009年7月12日，北京科技大学延期毕业生黎力手拿一瓶矿泉水走进校内一家中国银行，将一张写有“我身上绑有炸药，给我十万块钱，否则将此处夷为平地”的小纸条递给柜台里的营业员。营业员看后吃惊的打量着这位清瘦带着学生气的男孩，没有动。情急之下，黎力突然拉过旁边柜台前的一位顾客，以瓶中装有硫酸为威胁，向柜台内的营业员索要十万元现金。得逞后逃走，事后5小时被警方控制。检察机关最初以抢劫罪批准逮捕，后来提起公诉时将罪名改为绑架罪。再例如：一对母子正走在回家的路上，突然出现一名男子，拦住他们的去路，并对母亲说：“快把所有值钱的都交出来，否则杀了你儿子。”（下文简称“母子案”）

前面的黎力案，是当场使用暴力挟持人质，当场取得财物的行为；后面的母子案，是以当场立即对第三方使用暴力相威胁，胁迫关心第三方安危的他人不敢反抗，交出财物的行为。这两类行为貌似既符合绑架罪的构成特征，又符合抢劫罪的构成特征，其实是未厘清二者的界限。因此，笔者拟就二者的认定标准略述管见。

二

前文所提到的“三面关系”的区分标准，在我国台湾是用于区分掳人勒赎罪（相当于我国大陆《刑法》中绑架罪中的绑架勒索的情形——笔者注）和强盗罪（相当于我国大陆《刑法》的抢劫罪），亦即用于解决文中所要探讨的问题。所谓“三面关系”的标准是指，成立掳人勒赎罪时必须有行为人、被掳人、被勒赎人的三面关系，而成立强盗罪则只有行为人、被掳人两面关系。林东茂先生在其著作《刑法综览》中这样总结到：“强盗与掳人勒赎的界线，除了行为人自始有取赎意图之外，关键在于三面的关系。如果劫掠财物不涉入第三者，而是人质自行交款获释，应该判断为强盗；被害人的获释，由行为不受控制的第三人付出赎金，这才可能是掳人勒赎。”于是，是否存在“三面关系”便成为区分二者的关键。

在多数情况下，尤其在区分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罪和以暴力手段抢劫他人的抢劫罪时能发挥很好的作用，很容易区分二者，同时其判断后的结论能为众人所接受。但是，这一标准也存在一定缺陷。例如在母子案中，也存在三面关系：除行为人与勒索对象外，还有人身权利受到威胁的第三方——儿子。照此标准，该行为人的行为性质应为绑架罪，因为涉及到第三方，第三方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但绑架罪的结论似乎难以令人信服，或者说对其性质认定存在很大的争议。笔者认为，“三面关系”的标准值得商榷。

（一）抢劫罪中的“胁迫”内容的认定。抢劫过程中行为人以胁迫手段劫取他人财物的，胁迫的对象是被抢人，这是毋庸置疑的。但胁迫的内容是否可以包括将立即对在场第三方实施暴力，国内学界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

1.肯定说。高铭暄教授认为，“抢劫罪胁迫的对象是财物所有人、保管人、持有人，但是威胁将要侵害的对象可能是与上述人员有利害关系的其他人，例如财物所有人之亲属。”尽管高铭暄教授没有详细论述其威胁的内容为什么可以是被抢人之外的第三人，但其用“但是”一词引出的这句话，表明了其态度是认为胁迫的内容可以包括对财物所有人、保管人、持有人之外的与其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杨春洗教授等人也持有类似观点。

2.否定说。认为胁迫的内容仅仅是当场立即对被害人实施暴力，不包括以立即对第三方实施侵害相威胁。持此观点的学者代表有曲新久教授等。前面提到，绝大多数的学者并未详细讨论该问题，其按照传统观念认为抢劫罪的胁迫对象就是交出财物的被抢人，胁迫的内容只是对被抢人个人实施暴力。

笔者持肯定说，抢劫罪的胁迫内容可以包括将立即对在场第三方的人身权利实施侵害。同时，这里的第三方应该是与被抢人有利害关系的其他人，例如其近亲属。这样才能对其形成精神上的强制力，使其产生恐惧而不敢反抗。鉴于篇幅问题，本文不具体分析第三方的范围这一问题。笔者认为，抢劫罪的胁迫内容可以包括对在场第三方的人身权力实施侵害，具体理由有：

一方面，《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中规定，抢劫罪的手段可以是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无论是采取什么手段都可以，只要其能达到足以抑制对方反抗的程度。手段方式不影响该罪的认定。由此看来，胁迫的内容不应当以“立即对被害人实施暴力”为限，即使是以对在场的第三方立即实施暴力相威胁，只要能达到足以抑制其反抗的程度，亦可。

另一方面，绑架罪中，绑架、扣押人质和提出要求之间有时间的先后顺序性，既扣押人质是方法行为，提出要求是结果行为，这一顺序不能颠倒。如果第三方现实上还未处于行为人的实力控制之下，其人身自由和生命安全还未受到现实、迫切的危险，此时，行为人就提出索取财物的要求，依法不应当认定为绑架罪。同时，这一行为的先后顺序，也是同我们普通民众的法感觉是相一致的。普通民众的法感觉是，绑架中必定有一个（或多个，例如2002年俄罗斯人质案）人质。考查“人质”的含义，无论是从《左传》中的“周郑交质”，以人质作为履行盟约的保证。还是从宋朝的和亲制度，在两国交战时用人质表示求和或守信。或是现代编纂的《辞海》中的含义，都是指已经被行为人实力控制的、实际扣押的人。由此，只是以立即对在场第三方实施暴力相威胁，尽管这在一定程度上使该第三方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但是，还不能将此第三方认定为人质。这种情况下不应当属于绑架罪，应当定为抢劫罪。

因此，抢劫罪的构成，包括以立即对在场第三方实施暴力，胁迫他人交出财物的情形。同时，这同立法精神也是相符合的，下文进行简要论述。

（二）立法精神在绑架罪、抢劫罪上的体现。

立法沿革上，1991年的《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将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的绑架从抢劫罪中独立出来，单独规定为绑架勒索罪。1997年《刑法》修订后，增设了法定刑比抢劫罪更重的绑架罪，并吸纳了绑架勒索罪的内容。是因为绑架罪中，行为人实力控制了人质，以人质的生命安全为筹码，向其近亲属或其他人（或者单位）勒索财物。不仅使人质的人身权利受到现实、迫切的威胁，还引起更多人的恐慌，也可能给其他人造成财产上的损失。

立法上，绑架罪规定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一章中，而抢劫罪规定在侵犯财产罪一章中，二者侵犯的客体都是复杂客体，即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但二者的主要客体不同。绑架罪的主要客体是人身权利，因为人质的人身自由和生命安全受到更大的威胁，带有更多的不确定性。人质的获释更多的受被提出要求的人，即付赎金人的影响。付赎金人与行为人的谈判过程、履行情况等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质的生死。如此，人质自己不能更确定的保护自己，不能更有效的决定自己的人身安全。因此，立法上更着重保护人质的人身权利，将其作为主要客体。相对而言，抢劫罪的主要客体是财产权利，行为人的直接目的或最迫切的目的是马上获得财物，能不伤害他人人身的会尽量不伤及，还会尽力不引起其他人的关注。即使采用暴力的手段劫取财物的，被害人的人身也相对更大程度的掌握在自己手中，自己亲自和行为人谈判、妥协、达成“协议”，因此，人身权利相对受到较小的侵犯。而且，无论从行为人的主观方面看，还是从客观方面看，行为人更看重的是一次性获得财物，头脑中没有“挟持人质”、“要挟他人”、“以人换物”的概念，实际也没有这样的行动，会见“好”就收。

由上可得出，是否存在“人质”才是两罪的关键区别。而“三面关系”可能在两罪中都存在，不是区分的最关键点。公务员之家

三

综合以上论述，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的绑架罪，和使用立即对在场第三人使用暴力这一胁迫手段构成的抢劫罪，他们的区别关键，不在于是否存在“三面关系”，而在于是否存在“人质”。同时，是否存在“人质”这一标准同样适用于其他情形的绑架罪与抢劫罪的区分。是否存在“人质”的标准，是在“三面关系”的标准之基础上，通过文中重点介绍的情形的罪名认定问题，提出的修正观点。当然，笔者亦有考虑不周论述不详之处，望各位同仁指正。最后，用该标准来分析前面两个案例中的行为人的行为性质：

黎力案中，被告人黎力先用胁迫手段，对银行实施抢劫，未遂；后挟持银行顾客，以顾客的人身安全为威胁，向银行勒索十万元人民币。这时，黎力的主观方面发生改变，改以挟持人质的方法，利用银行对人质安全的担忧，向银行提出付赎金的要求，依法构成绑架罪（既遂）。母子案中，男子以立即对儿子实施暴力相威胁，胁迫母亲交出财物。此时，从行为人的主观方面看，没有挟持人质的意思；从客观方面，也没有现实“人质”的存在，依法应当构成抢劫罪。

【注释】

[1]参见林东茂著：《刑法综览》（修订五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6月版，第354-357页。

[2]或者称为被勒赎人，因为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被掳人和被勒赎人是同一人。

[3]高铭瑄主编：《刑法专论》（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4月版，第667页。

[4]参见杨春洗、杨敦先、郭自力主编：《中国刑法论》（第四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5月版，第375页。

[5]参见曲新久著：《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版，第415页。

[6]陈兴良、周光权著：《刑法学的现代展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5月版，第559页。

绑架罪范文篇2

内容提要:刑法规定，行为人绑架被害人后又将其杀害的依绑架罪论处，绑架杀人的犯罪形态应是牵连犯；绑架后又对被害人抢劫的，应对绑架罪与抢劫罪予以数罪并罚；绑架罪包含了两个具体构成要件，即敲诈勒索罪和非法拘禁罪。厘清绑架罪中的非法限制他人的人身自由，则是区分绑架罪与敲诈勒索罪的重要因素。

绑架罪是一种严重侵害公民权利的危害行为，因此，该罪也一直受到司法机关与立法机关重点关注，这从一贯的刑事政策与相关的司法解释都可以推知。鉴于绑架罪涉及到刑法理论上的一些疑难问题，理论界对该罪做了深度探讨和诠释。纵观学者们的观点，有一定合理性，但总体上而言，在一些方面还存在可探讨的余地和空间，比如对绑架杀人犯罪形态的理论解析、对绑架抢劫行为的司法定性及对绑架罪构成要件中的剥夺人身自由应如何理解等，都需要做进一步的分析和论证。文章也正是立足于上述几个角度，对绑架罪做了具体翔实的探讨和解读，以期能更好地解决绑架罪中的一些疑难问题。

一、绑架杀人行为的犯罪形态辨析

刑法第239条规定：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根据本条规定可知，绑架并杀害被害人的以绑架罪论处。对该条中的绑架杀人行为，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诠释和论证，虽然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总体上看，还有可商榷的空间，因此，还需对绑架杀人行为做进一步的分析与探讨，以达到对其形态进行准确认定之目的。

有的学者认为，“杀害被绑架人的”是指除了绑架行为以外，还存在着故意杀人的行为，故是结合犯，但立法者对绑架杀人行为并没有设置新的罪名，而是沿用了绑架罪的罪名。[1]在日本与德国等其它国家的刑事立法中，可以找到结合犯的立法例，比如日本的强盗强奸罪、德国的强盗过失杀人罪等。我国台湾地区刑法第226条将实行强奸行为并杀害被害人的两个罪行合并而成强奸故意杀人罪，这也是结合犯的立法例之一。而在我国1997刑法典中没有结合犯。其实，国内有关结合犯的种种观点仅是学者将大陆法系的理论引入而已，并在此基础之上，将我国刑法典中的一些刑法条文牵强附会地解读为结合犯。从国外的刑法规定与刑法理论来看，结合犯的产生有其特定的背景和原因，即若对行为人不以结合犯的罪名论处，就不能达到准确、适当量刑之目的。“也就是说，从立法上看，由于结合犯涉及到的各个具体罪名所规定的刑罚相对较轻，如果适用其它罪数理论则达不到罪刑均衡之目的。立法者之所以将数个犯罪的构成要件结合规定为一个构成要件，是考虑到罪刑衡平的需求。如果对实施该数罪的行为人按照想象竞合犯、牵连犯、连续犯处理，就会破坏罪刑相适应原则，无法满足罪刑衡平的需求。”[2]从这个角度而言，结合犯是为了弥补可能导致罪刑不适应而出现的一种刑法理论与立法技术。另外，从国外刑法典的规定考察，结合犯的具体形式其实只有一种，即甲罪＋乙罪＝丙罪或甲乙罪。虽然在国外的刑法理论上也存在甲罪＋乙罪＝甲罪或乙罪的结合犯形式，但从刑法规定来看，并没有相应的立法例予以印证。有的学者也对此做了明确诠释：“结合而成的新罪，应当是与数个原罪均有区别的新的独立的犯罪，其不但在结构上与数个原罪有一定的差异，而且在罪名上也与数个原罪不同。”[3]实质上，学者们谈到的一些结合犯形式，更准确地说，应该是结果加重犯、情节加重犯及牵连犯等犯罪形态，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结合犯。因此，结合犯的形式只有一种，即甲罪＋乙罪＝丙罪或甲乙罪。从结合犯产生的原因与结合犯的具体形式考察绑架杀人行为，似乎并不能得出其为结合犯的论断。首先，对绑架杀人行为处以故意杀人罪，也可以达到对行为人适用死刑之目的，也可以做到罪刑相适应，因为故意杀人罪的最高刑为死刑，立法者完全没有必要特别设置结合犯来解决罪刑不均衡的问题。而下文中论者的观点也从侧面表明，就绑架罪而言没有设置结合犯的必要，以牵连犯处断即可。“故在二个犯罪行为之间（结合犯所结合的两个犯罪行为——笔者注），亦常具有牵连之关系，视其情节，本亦有可成立牵连犯，但因牵连犯从一重罪处罚，不能达到刑罚之平衡，法律乃将其结合成一独立罪名，成为实质上一罪，并科以较重之法定刑，与牵连犯之独立成立数罪名，就其中较重之罪处端有异，其立法目的乃在于加重惩处。”[4]其次，刑法典第239条明文规定，绑架并杀害被绑架人的，以绑架罪论处，而非以绑架杀人罪处。这种形式不过是理论界所谓的甲罪＋乙罪＝甲罪的结合犯，而不是国外立法例中典型的结合犯形式，即甲罪＋乙罪＝丙罪或甲乙罪。总之，根据上文分析，将绑架杀人厘定为绑架罪的立法形式视为结合犯是存有疑问的。

有的学者认为，既然绑架罪的最高刑为死刑，则即使不考虑故意杀人罪也能做到罪刑均衡，因此，仅处绑架罪即可。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在绑架的过程中致人死亡或者故意杀害被绑架人，适用死刑。绑架过程中致人死亡的，可以是故意，也可能是过失，但是在绑架过程中故意杀害被绑架人的，那绝对是故意犯罪。实际上，后一种情况（指绑架后又杀害被绑架人的行为——笔者注）是应当实行数罪并罚的。因为现在立法上做了这样的规定，所以，最高人民法院将它们定为绑架罪一个罪名，这多少带有功利主义倾向，可能大家都认为，反正都要判他死，定一罪或者两罪都无所谓了。[5]论者的观点初看似乎有一定道理，然而，该观点其实违背了逻辑规律与罪数理论，并有将问题简单化之嫌。绑架罪的刑罚中之所以有死刑，是针对行为人杀害被绑架人而作的特别规定，因此，对绑架杀人行为处以死刑并不是因为绑架罪条款有死刑规定，而是因为行为人实施了刑法规定的杀人行为。所以说，论者所谓的不必考虑故意杀人罪的论断是欠妥的，因为其并没有看到故意杀人行为在定罪量刑中的作用。实质上而言，论者的观点有“以刑找罪”①的嫌疑，而我国的司法与刑法理论是坚决反对“以刑找罪”的。因为司法机关应先考虑定性再考虑量刑，而不应先考虑量刑再考虑定性；行为人在绑架过程中，又杀害被绑架人的，能否适用数罪并罚也是存在疑问的。论者认为对行为人的绑架杀人行为应当实行数罪并罚，但是，出于功利主义考量而仅以绑架罪论处。然而，纵观全文，论者并没有为其观点提供有力论证，因此，应对绑架杀人行为施以数罪并罚的观点也并不能使人信服；另外，论者并没有进一步分析刑法第239条规定所体现的立法意图与精神，而仅仅将其归结为立法者为达致罪刑均衡而作出的一种规定，显然缺乏足够的理论支撑与实证考察。还有的学者将绑架杀人行为界定为包容犯、结果加重犯或情节加重犯等犯罪形态，但根据分析可知，上述观点与传统的结果加重犯、情节加重犯理论并不符合，包容犯的观点也相对牵强。至于原因，国内学者已做深度分析和探讨[6]，这里不再赘述。

其实，根据刑法第239条规定，分析该条文所蕴含的立法精神与立法意图可知，将绑架杀人行为以绑架罪论处解释为牵连犯更为合适。对于牵连犯，刑法明文规定予以并罚的牵连犯，应当实行数罪并罚②，对于刑法无明文规定的牵连犯，应当适用从一重处断的原则。[7]具体而言，对牵连犯应如何处理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隐性的，即刑法没有明确规定应如何处理，需根据刑法规定与刑法理论综合考虑作出决定；一种是显性的，即刑法已经作出明确规定，不需再借助于刑法理论就可径直进行处理。刑法第239条绑架罪就是显性的牵连犯规定，因为立法已经明确规定，绑架杀人行为应处以绑架罪。因此，虽然行为人实施了两个独立的犯罪行为，却仅以绑架罪从重论处。根据我国刑法规定与刑法理论，从一重罪论处的有想象竞合犯、法条竞合犯、吸收犯与牵连犯等几种犯罪形态。但通过对绑架杀人行为的性质与特征分析可知，其与想象竞合犯、法条竞合犯及吸收犯等并不符合。那么，绑架杀人行为以一重罪论处是不是与牵连犯理论相契合呢？牵连犯中的手段行为与目的行为之间具有牵连关系，是因为手段行为应该能为目的行为的构成要件所涵盖。也就是说，手段行为应是目的行为犯罪中的客观要件。“在客观上，只有行为人的方法行为与目的行为或原因行为与结果行为在法律上包含于一个犯罪构成客观要件之中，才能作为认定牵连犯客观因素的标准。这一标准既规范，又具有可操作性，同时也可以适当地限制牵连犯的适用范围，符合法制建设的一般要求。”[8]论者的言论表明，牵连犯中手段行为与目的行为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手段行为与目的行为应能为一个构成要件所涵盖，手段行为应是客观行为的一个构成要素。那么，杀人绑架行为中的杀人行为是不是绑架罪的手段行为呢？换句话说，绑架罪中的暴力行为是否包含杀人行为呢？我们认为，要考察暴力行为是否包含杀人行为，需考虑以下几个因素：首先，暴力行为与杀人行为是否经常同时发生，如果是经常同时发生，则可以考虑在暴力行为中包容杀人行为，因为这不会突破社会公众的认知能力，也不会背离普通社会公众的认知规律；其次，暴力犯罪的最高刑罚是否包括死刑，如果包括死刑，则可以包含杀人行为，否则，不能包含杀人行为，因为只有暴力犯罪的最高刑罚为死刑，那么，用暴力行为包括杀人行为，才能做到罪刑相适应。再次，实施杀人行为是否改变暴力行为的性质，如果改变了暴力行为的性质，则暴力行为中不能包含杀人行为。因为当杀人行为改变了暴力行为的性质时，则表明暴力行为的危害性远远低于杀人行为，因此不能由这种暴力行为包含杀人行为。从绑架罪的客观要件可知，其暴力行为具备了上述几个条件，则可以得出结论：绑架罪的暴力行为包括了杀人行为。由于杀人行为是绑架罪的构成要件，并且杀人行为与绑架行为之间牵连关系，因此，绑架杀人条款中的绑架罪和杀人罪之间应构成牵连犯而非其它犯罪形态。

二、绑架抢劫行为的司法定性考察

司法解释③规定，行为人实施绑架行为后，又利用暴力或威胁行为劫取被害人财物的，构成犯罪的，从一重罪处。解读该司法解释可知，绑架者在实施绑架后，又对被害人实施抢劫的，不以数罪并罚处，应依照从一重罪的原则予以定罪量刑。但是，根据刑法上的犯罪构成理论与罪数理论，绑架者在实施绑架行为后，又实施了与绑架行为没有关系的抢劫行为，从犯罪构成符合性上看，应触犯了两个犯罪构成。既然行为人的两个行为触犯了不同的犯罪构成，那么，对其以从一重罪处罚是否合理呢？

在考虑对行为的处罚是否“罚当其罪”时，必须注意两条原则的要求，即禁止双重评价原则和充分评价原则。也就是说，在对行为性质的司法认定中，应坚持禁止重复评价原则和全面评价原则并重。禁止重复评价原则是指在定罪量刑时，禁止对同一犯罪构成事实予以两次以上的法律评价。禁止重复评价的意义不仅体现在量刑上，还贯穿于定罪之中，是一种定罪量刑原则。禁止重复评价是在定罪量刑时，禁止对同一犯罪构成事实予以两次或两次以上的法律评价。[9]也就是说，在刑法评价过程中，我们既要防止将犯罪构成中的要素同时在量刑的时候考虑，也要防止将此罪构成中的要素在它罪的构成中重复考虑。台湾学者认为，禁止将定罪的要素在量刑时重复考虑，属于垂直意义的禁止多重评价，禁止将此罪定罪的要素在彼罪的定罪中重复考虑，属于水平意义的禁止多重评价。[10]由于本文探讨的是定罪问题而非量刑问题，因此，仅是在定罪意义上考虑是否背离禁止重复评价原则，也是在水平意义上考虑是否违背禁止重复评价原则。全面评价原则是指，罪数的评价应当包含行为侵犯的全部法益。罪数的评价过程，就是行为在实现复数的犯罪构成的情况下，排除、选择犯罪构成加以适用的过程。根据全面评价原则，最后所适用的犯罪构成，应当能够全面评价行为所侵犯的全部法益，而不能有所遗漏。德国学者将全面评价原则称之为用尽原则。用尽原则的意义是指，对足以产出不法或责任的加重刑罚事实，不可因为行为人还做了其它更加严重的不法，而不加以考察。其认为，用尽原则有助于实现刑罚的合法性，以及科刑衡量的公开性和明确性，亦即将科学所考虑的事由明确向行为人公开。[11]在对犯罪行为进行认定过程中，如果忽视禁止重复评价原则，则可能导致对行为重复处罚；如果忽视全面评价原则，则可能遗漏对危害对行为的处罚。因此，无论是背离哪个原则，都不能做到罪刑均衡与罪刑法定。对于绑架抢劫行为，司法解释认为需从一重罪处罚，是否符合禁止重复评价原则与适用全面评价原则的精神呢？回答这个问题，还需对应对绑架抢劫行为进行具体分析，然后才能作出正确判断。

根据司法解释，行为人在利用暴力行为绑架被害人后，又实施了暴力劫取被害人财物的行为。也就是说，在整个犯罪过程中，行为人共实施了两个具有暴力性质④的行为，前者是针对被害人的人身自由实施的，后者是针对被害人的财产实施的。对行为人的两个暴力行为应如何认定，是应数罪并罚还是从一重罪论处，在理论界存有争议。解决这个问题之前，需先考察另外一种与之相似的情形，即行为人实施暴力对被害人予以绑架后，又借助原来的暴力行为对被绑架人劫取财物。在这种情形下，虽然行为人仅实施了一个暴力行为，但其犯罪对象却涉及到两个：一是被害人的人身自由，一是被害人的财物。实质上，行为人是“利用”了先前实施的暴力行为所导致的被害人不能或不敢反抗的状况，又对被害人的财物予以公然劫取。那么，对利用先前的暴力行为又实施其它危害行为的应如何定性呢？首先，在刑法理论上与司法实践中，“利用行为”⑤并不少见，并且，“利用行为”往往是与行为人的其它行为结合在一起构成某种犯罪行为，比如对他人予以教唆或者暗中给他人提供帮助等，而单纯的利用他人行为而自己没有实施任何行为的一般不构成犯罪。片面共同犯罪中利用他人的杀人行为实现杀人目的的行为，利用妇女处于昏迷状态或意识不清予以奸淫的行为等，前者是行为人利用了他人的杀人行为并给予暗中帮助，后者是行为人利用他人神智不清而予以奸淫，根据刑法规定与刑法理论可知，无论是前述哪种“利用行为”，行为人均构成犯罪，或者构成共同犯罪或者构成单独犯罪。那么，利用自己的先前行为再次实施危害行为，也应该构成犯罪，惟有如此，才能体现刑法之平等性与整体性。因此，利用原来的暴力行为对行为人实施抢劫的，应构成抢劫罪。其次，根据行为表现形式与本质特征，行为可以分为两种：自然意义上的行为与规范意义上的行为。前者是从自然意义上来谈的，即从外观上看，行为人仅仅实施了一个行为，但是，如果从规范意义上看，并非仅仅是一个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后者则是从规范意义上来谈的，即从规范上看，行为人实施了两个以上的行为，但是，如果从自然意义上看，可能仅仅是一个行为。也就是说，在司法实践中，应对自然行为与规范行为仔细辨别，以达到准确定罪量刑之目的。如果行为人绑架被害人后又对被害人实施抢劫的，则无论行为人是否又实施了暴力行为，都应认定为两个暴力行为。虽然从外在特征上看，仅仅是存在一个暴力行为，但从刑法意义上看，其实已经构成了两个危害行为。由于行为人实施了两个性质不同的暴力行为，两个暴力行为符合两个不同的犯罪构成要件，根据全面评价原则与禁止重复评价原则，需对行为人实施数罪并罚。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具体言之，行为人在绑架过程中临时起意劫取被绑架人财物的行为，完全是基于两个完全不同的犯意，实施了两个完全不同性质的犯罪构成事实，理所当然地应以绑架罪和抢劫罪两罪并罚，而不存在对同一犯罪构成事实的重复评价问题。[12]最后，如果对利用绑架中的暴力行为实施其它抢劫行为不以数罪并罚论处，那么，应对其认定为情节加重犯、结果加重犯、牵连犯、想象竞合犯或法条竞合等，但是，根据相应分析可知，利用暴力行为实施抢劫并不符合上述诸种理论。如果对利用暴力行为实施抢劫行为不进行处罚，则不但会纵容犯罪分子，还会导致罪刑不适应的情形。因此，需对利用暴力行为予以单独认定，只有这样才能做到罪刑均衡和罪刑法定。

既然对利用暴力的行为尚需以数罪并罚论处，那么，行为人在绑架后又实施新的暴力行为进行抢劫的更应以数罪并罚论处，这不但贯彻了“目的性解释”的精神，也是“举重以明轻”的合理诠释与运用。因此，司法解释认为，将行为人实施两个暴力行为实施不同犯罪从一重罪处理是不科学的、也是不合理的，并不符合刑法理论上的犯罪构成要素“评价用尽原则”。

三、应如何理解绑架罪中的限制人身自由

绑架罪包含了两个具体个罪的构成要件，一个是非法拘禁罪，一个是敲诈勒索罪。只有对非法拘禁有一个明确的认识，才能对绑架罪构成与否进行准确界定；才能在司法实践中，对行为是构成绑架罪还是构成敲诈勒索罪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因此，如何为非法拘禁罪中的“非法限制人身自由”设定一个科学合理的标准，如何科学合理地阐释“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内涵，应该是学者思考的方向。

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在心理成熟度上不同，成年人可以辨别与控制自己的行为，而未成年人则不具备这方面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未成年人需要监护人监护的原因。因此，对被害人进行一定“拘禁”是否属于“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则需对被害人做具体考察与分类。如果被害人是未成年人，则只要行为人控制了未成年人，不管被害人是否知道自己的人身自由受到限制，皆可认定为非法拘禁成立。因为未成年人的心智不够成熟，因此，未成年人不能对自己的具体行为与状况有准确的认识和判断，如果行为人利用未成年人的辨认识别能力低下而实施非法限制其人身自由的，则不论未成年人是否认识到其人身自由受到限制，都应认定非法拘禁罪成立。如行为人将未成年人领进自己家里，给被害人提供电脑打游戏，并按时给其送饭，致使被害人不愿意走而宁愿天天呆在行为人家里打游戏。同时，行为人给未成年人的父母打电话，声称已经绑架其孩子，并要求未成年人的父母交出一定数额的财物，否则，将孩子杀死。在这种情形下，其实未成年人在行为人家里不但没有感觉到自己的自由受到限制，而且还感觉很快乐，尽管如此，也应认定行为人已经对未成年人的人身自由进行了非法限制，原因就是未成年人不具备正确认识和处理自己行为的能力，而行为人也正是利用这一点对其人身自由予以了限制。并且，就一定程度而言，行为人已经对未成年人的行动自由进行了控制，因为未成年人是在行为人的安排下从事某种行为的。因此，如果行为人又对未成年人的父母实施敲诈勒索的，对行为人的行为可以认定为绑架罪。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由于生理或精神的原因而具备或丧失了自由支配自己行动能力的人有权通过获得其监护人或其他亲友的帮助，享受在一定的空间之内移动的自由。对此类人实施非法拘禁，无疑便剥夺了他们享有上述自由的可能，从而剥夺了他们的人身自由。如果否认此类人员可以成为本罪的犯罪对象，则意味着该类人员的人身自由权利处在刑法的保护范围之外，这显然是不可取的。”[13]上述情形中的认定精神在刑法规定中也有体现，比如刑法第239条第2款规定：以勒索财物为目的偷盗婴幼儿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这里的立法精神与意图就是，婴幼儿没有意识能力，不能分辩其自由是否受到非法限制，因此，只要偷盗婴幼儿并勒索财物的，就以绑架罪论处。由此可知，从立法本意上来看，立法者认为如果被害人不具备一定辨认能力的，那么，只要控制了被害人，则无论被害人是否认识到人身自由被限制的情形，都可以认定行为人非法限制了其人身自由。

如果是成年人，则还需具体分析。如果被害人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人身自由受到某种限制，则一般不能认为非法拘禁罪成立。如行为人和被害人一起出外旅游，在旅游途中，行为人趁被害人不注意给其家属打电话，声称其绑架了被害人，需交付一定数额的金钱才能赎回被害人，否则，会将被绑架人撕票。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被绑架人是在旅游途中旅游，并没有感受到任何限制其人身自由的情形发生，并且，被绑架人和行为人结伴旅游也是其主观选择的结果，因此，并没有违背其主观意志，所以，并不能认定其人身自由受到了非法限制。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如果某人没有认识到自己被剥夺自由，就表明行为没有妨害其意思活动，因而没有侵犯其人身自由；换言之，本罪的对象必须认识到自己被剥夺自由的事实。”[14]那么，对于行为人向其家属勒索的行为，只能认定为敲诈勒索罪而非绑架罪。相反，如果被害人认识到自己的自由被限制了，则可以认定非法拘禁罪成立。对这种情况无需多谈，这也是理论界和刑法都认可的绑架罪的典型情形。

因此，笔者认为，如果行为人绑架未成年人并向其父母勒索财物的，则不管被害人是否意识到了自己被绑架，都可认定为绑架罪；如果行为人绑架成年人并向其亲属勒索财物的，则分两种情况：一是如果被害人没意识到自己被绑架，则仅定性为敲诈勒索；二是如果被害人意识到自己被绑架，则应当定性为绑架罪。

注释：

①正常的程序应该是司法机关根据行为人实施的行为及其主观罪过对危害行为予以定罪量刑，而“以刑找罪”则是司法机关先考虑应对行为人处何种刑罚与何种刑度，然后根据要对行为人处以的刑罚在刑法典中找合适的罪名。由于“以刑找罪”与司法程序是根本背离的，也会经常导致违背刑法基本原则，因此，应为司法机关严格禁止。

②笔者认为，论者还遗漏了一种情形，即刑法明文规定对牵连犯从一重罪论处的，应当从重处罚而不能施以数罪并罚。

③2001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在绑架过程中以暴力、胁迫等手段当场劫取被害人财物的行为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答复》：行为人在绑架过程中，又以暴力、胁迫等手段当场劫取被害人财物，构成犯罪的，择一重罪处罚。

④绑架罪与抢劫罪的客观行为中都涉及到暴力、胁迫行为，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可能会出现不同行为的组合：绑架罪是暴力，抢劫罪是胁迫；绑架罪胁迫，而抢劫罪是暴力；绑架罪是暴力，抢劫罪也是暴力；绑架罪是胁迫，抢劫罪也是胁迫等。对于绑架后又抢劫的，不管是上述哪种组合，都是关系到一个问题，即对绑架行为和抢劫行为应如何定性，本文仅以其中一种组合予以分析，由于其它几种组合在性质上相同，因此，不再赘述。

⑤笔者认为，从利用的对象上来看，刑法上的“利用行为”主要有3类：利用他人的行为、利用被害人的行为与利用自己的先前行为，至于各种利用行为的性质应如何界定，将在其它文章中予以详细论述。

【参考文献】

[1]刘宪权，等.论我国新刑法中的结合犯[J].法学，2000(8):41.

[2]陆诗忠.论结合犯的意义[J].法学评论，2007(5):63.

[3]陈庆安.结合犯立法刍议[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科版），2003(6):57.

[4]褚剑鸿.刑法分则释论（下）[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0:2.

[5]游伟.罪刑法定原则司法化研究[A].华东刑事司法评论[C].2003(6):179.

[6]张明楷.绑架罪中杀害被绑架人研究[J].法学评论，2006(3):19-21.

[7]赵秉志.刑法争议问题研究（上）[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486-499.

[8]刘宪权.我国刑法理论上的牵连犯问题研究[J].政法论坛，2001(1):56.

[9]陈兴良.禁止重复评价研究[J].现代法学，1994(6).

[10]黄荣坚.双重禁止评价与法条竞合[A].刑法问题与利益思考[C].台北：月旦出版社，1995:351.

[11]陈志辉.刑法上的法条竞合[C].春风煦日论坛，1998:209.

[12]钱叶六.绑架罪司法认定中的几个疑难问题探究——从陈某绑架、抢劫案开始谈起[J].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7(3):134.

绑架罪范文篇3

案例二被告人吴德桥因生活琐事经常与妻子谭财莲争吵、打架，谭财莲因此搬回娘家住并提出离婚。吴德桥不同意，多次到谭家要求谭财莲回家，均遭拒绝以及其岳父谭崇森的驱逐。吴德桥认为是谭崇森挑拨了其夫妻关系，遂蓄意报复谭崇森。1998年11月2日下午，吴德桥携带一只空酒瓶及一根长布带，在南康市坪市乡中学门口，将放学回家的谭崇森的孙子谭亮绑架至自己家里关押。后吴德桥给谭亮的堂姑谭小兰打电话，让谭小兰转告谭崇森与谭财莲，要谭财莲一人于当晚7时之前带3000元来赎人，不许报警，否则杀死谭亮。谭亮的家属报案后与公安干警于当晚7时许赶至吴德桥家，吴德桥见谭财莲未来，即用刀在谭亮的脖子上来回拉割，并提出要谭崇森弄瞎自己的眼睛、自残手足等才肯放人。因其要求未得到满足，吴德桥便不断用刀在谭亮身上乱划致谭亮不断惨叫，后又用刀将谭亮的左手拇指割下并扔下楼。其间，谭亮因失血过多而多次昏迷。直至次日凌晨1时许，公安干警冲入室内将吴德桥抓获。经法医鉴定，谭亮的面部、颈部、肩部、膝部、小腿、脚、指等部位有20余处刀伤，伤情为重伤乙级。一审法院作出判决：被告人吴德桥犯绑架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一审判决后，被告人吴德桥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吴德桥为勒索钱财、泄愤报复而绑架无辜儿童，并将被绑架人伤害致重伤乙级，其行为构成绑架罪，且手段残忍，情节恶劣，应依法严惩。但是，根据刑法的规定，犯绑架罪只有致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的，才能判处死刑，吴德桥在绑架中并未造成被害人死亡的后果，故其辩护人提出原审法院以绑架罪判处吴德桥死刑不当的辩护意见成立。据此，二审判决：被告人吴德桥犯绑架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从上述判决来看，二审改判或维持的法律依据就是一审判决对“杀害被绑架人”的适用是否正确，这就是现实中的“活法”；二级四个法院对“死法”（杀害被绑架人）存在不同的理解。问题出在哪里？究竟谁对谁错？一审法院判决被改判就是错，一审法院判决被维持就是对，还是原本就没有对与错？终局性的二审法院判决仅是一种“法律拟制”，是“法律真理”，并不意味着二审法院就掌握“客观真理”（同是二审法院就作出不同的判决，就是佐证）。

正是“因为绑架罪是一种较为常见被法律规定了极其严厉处罚的犯罪，对其构成要件的不同理解和掌握，可能导致司法适用上的不平衡，使同样的行为受到罪与非罪或者畸轻畸重的对待。对绑架案件的处理，可能因为‘一念之差’导致极为悬殊的结果，以致司法人员在处理绑架案件时每每有如履薄冰之感”，因而“不能不重视绑架罪构成要件的合理统一的解释”。但是，“立法者死了”之后，“立法原意”的探求是否真的可行？谁最终享有“立法原意”的话语权？

立法原意何处寻

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刑事判决的合法性重要基础就是符合“立法原意”。

“立法原意”的寻求，历来就存在主观主义解释学和客观主义解释学的纷争。在刑事法治国时代，客观主义解释学成为主流学说。在笔者看来，若对有关文本做比较分析，处在支配、主导地位的“解释”（简言之，就是被多数人所主张）相对地合理（无疑也存在危险，“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和“客观”。

“杀害被绑架人”的理解，存在两种不同意见：意见一认为是绑架罪的加重结果，即只能是故意杀害被绑架人并致被害人死亡；意见二认为是绑架罪的加重情节，既可以是杀害被绑架人致死，也可以是仅有杀害被绑架人的行为而无致人死亡的结果。

在我国，论述绑架罪的有关文本大都同时对“致使被绑架人死亡”和“杀害被绑架人”进行解释。

意见一下列文本（这些作者在时下的影响力具有代表性）显然主张“加重结果”：

“在绑架过程中，往往造成被害人死亡的后果，有的是故意杀死被害人（通常称为‘撕票’）。但是，并非对致人死亡一律要单独定罪，与绑架罪数罪并罚。根据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的规定，下列致人死亡的情况，仍按绑架罪一罪处理：其一，在绑架过程中，因使用暴力过重，无意中造成被害人死亡，或者伤害致死，或者引起被害人自杀的，应视为绑架罪的结果加重犯，判处死刑。其二，在绑架以后，因勒索财物或其他非法利益未达到目的，而故意杀死被害人，虽然符合独立的故意杀人罪的构成特征，但是，在此仍只定绑架罪一罪，判处死刑”。

“这里的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是指在绑架过程中采用暴力故意伤害致人死亡。这里的杀害被绑架人的，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先杀死人质，然后隐瞒事实真相向人质家属勒索赎金。二是在勒赎不成或已成以后杀死人质，即通常所说的撕票”。

“本条将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作为本款之罪的加重构成，属于包容犯，即本款之罪包含了故意伤害（致死）罪和故意杀人罪，由此而使本款之罪成为死罪。我们认为，对这种情况采用数罪并罚或者转化犯的立法例更好，可以将本款之罪从死罪中排除出去，既减少了死罪，又不影响对犯罪分子的严惩”。

“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条规定，犯绑架罪‘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的’，构成绑架罪的结果加重犯。其中，‘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是指绑架人的绑架行为与被绑架人的死亡必须具有直接因果关系，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情形：其一，在实施暴力劫持过程中，因用力过猛伤及要害部位，或堵嘴捂鼻引起窒息等原因，过失致被害人死亡；其二，在关押过程中，因被害人哭闹、挣扎，对其堵嘴捂鼻或者为其注射麻醉剂过量等原因过失引起死亡；其三，对被绑架人残酷殴打、折磨，致使在关押期间因重伤死亡；其四，被绑架人因不堪忍受折磨自杀死亡，等等。但是，不包括被绑架人亲属因精神受到打击而自杀死亡。如果在被绑架期间，被绑架人死亡，经查明与绑架行为没有直接因果关系，行为人对死亡不能承担刑事责任。‘杀害被绑架人’，是指在绑架过程中故意杀死被害人。杀害的时间，可以是在着手实施绑架之时，因被害人坚决反抗而将其杀死，也可以是在拘禁期间发出勒索之前或之后杀死被害人。如果是在绑架行为已经结束，将被害人释放以后，又以其他原因将被害人杀死，应独立构成故意杀人罪，实行数罪并罚。虽然条文上未写明‘杀死被害人’，但是，‘杀害被绑架人’是与‘致使被绑架人死亡’相并列，显然都是作为结果加重来规定的，即都是以实际死亡结果为必要条件，因此，‘杀害被绑架人’不能适用于杀人未遂和预备行为”。

“行为人绑架他人后，过失致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故意杀害被绑架人的（俗称‘撕票’），处死刑，不按数罪处理”。

意见二与前述主流观点相对应的是，一种主张认为，“根据罪责均衡原则，‘杀害被绑架人’是加重情节而不是加重结果。过失致人死亡罪的法定刑一般为‘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而故意杀人罪的法定刑一般为‘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从法定刑的配置轻重来看，故意杀害被绑架人的刑事责任，即使只是造成被绑架人轻微伤或者轻伤（在视为‘情节较轻’的前提下），仍然不会比过失致人死亡的轻。因此，在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条将‘致使被绑架人死亡’与‘杀害被绑架人’并列规定的情况下，刑事责任较轻的‘致使被绑架人死亡’的应适用死刑，那么，刑事责任重的‘杀害被绑架人’（未致被绑架人死亡）的也应适用死刑”。另一种主张认为，“这里所说的‘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是指由于在绑架过程中对被绑架人使用暴力、捆绑过紧或者进行虐待等原因致使被绑架人死亡，以及被绑架人在绑架过程中自杀身亡的。‘杀害’，是指在掳走被绑架人后，出于勒索财物或者其他目的得不到实现或者其他原因，故意实施杀害行为，非法剥夺被绑架人生命的行为”。显然，前者直接、明确地主张“杀害被绑架人”是“加重情节”，后者间接地主张“杀害被绑架人”等同“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自然的结论是包括杀死和没有杀死两种可能）。

在笔者看来，“杀害被绑架人”仅从字面上来说（即语义学立场），既可以理解为一个行为过程，也可以理解为一种结果状态。但是，作为绑架罪加重构成要件的“杀害被绑架人”必然含有立法者的法律评价，因而要做出符合“立法原意”的选择（法律术语的含义不简单地等同于生活术语，否则就不会存在限制解释或扩大解释）。立法者评价“杀害被绑架人”的社会危害性并被配置法定刑“处死刑”的基点是在于杀害被绑架人的行为危险性，还是在于杀害被绑架人的结果实害性，就决定着“杀害被绑架人”是“加重情节”还是“加重结果”。

立足于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立法者给“杀害被绑架人”配置绝对的最高刑“死刑”应是有所特别考虑的。

绑架罪，是以追求非法利益为目的，不仅直接是对公民人身权利和其他权利的严重侵害，而且往往要杀害被绑架人或者以杀害被绑架人为威胁，社会影响极为恶劣，社会危险性极大，必须予以严惩。刑法对该罪之所以规定如此重的法定刑，主要是考虑到不论行为人是否勒索到财物或实现了其他要求，其绑架行为都已经给被害人的人身与自由造成了严重的侵害，而且给被绑架人的近亲或其他人造成了痛苦与忧伤，因而是一种极为严重的犯罪。

死刑是极刑，慎杀、少杀是我国的一贯刑事政策，刑事立法和司法都应予以坚持，因此，刑法总则第四十八条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

既然立法者已经为“杀害被绑架人”配置绝对的法定刑“死刑”，那么，若依照“加重情节”的主张，必然面临如下的现实：

其一，凡是对被绑架人实施杀害行为（极端地包括杀人预备行为）的都应判处死刑。在现实生活中，绑架案件中绑架人出于勒索财物或实现其他目的，大都会声称“如不满足要求，就杀死被绑架人”，难道那些仅有杀人预备行为（杀死被绑架人的主观故意、绑架行为可视为杀人的预备行为）也是属于“罪行极其严重”？

其二，立法者难以再对杀害行为本身的严重性做区别的考虑，最多只能考虑到个案的具体情况在立即执行死刑和缓期执行死刑（尽管从实际效果来看，两者有天壤之别，但是从法律属性来说，都是一个刑种，都只能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势必导致杀害被绑架人预备、未遂、中止、既遂的都被判处死刑的结果，显然难以体现“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

其三，从被绑架人的人身安全来说，既然只要实施杀害被绑架人（包括预备、未遂、中止、既遂）的都同样的被判死刑，那么，势必促使行为人杀害被绑架人的可能性增大。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加重情节”的主张不符合我国立法者关于死刑的政策和立场。相反，若依照“加重结果”的主张，只要行为人没有杀死被绑架人就不会判处死刑，那么，人质的安全系数就会增大，同时更好地实现立法者保护被绑架人的人身安全的目的（人质的安全是绑架行为社会危害性的重要因素）。

出路在何方

“加重结果”的主张具有相对的合理性，但引发的相关问题值得思考。

绑架过失致使被绑架人死亡与故意杀害被绑架人（未出现死亡结果）的处刑不平衡如何解释？

“加重情节”主张的主要理由在于，从法定刑配置的比较来看，过失致被绑架人死亡的刑事责任比故意杀害被绑架人（即使只是造成被绑架人轻微伤或者轻伤，在视为‘情节较轻’的前提下）重。

在笔者看来，过失致人死亡罪在总体上的社会危害性要比故意杀人罪轻，因此，前者的最高刑是七年有期徒刑，后者的最高刑是死刑，但是，法定刑的配置轻重并不能推知个体的罪行的轻重，换言之，个体的过失致人死亡的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未必就比故意杀人的行为严重。因此，绑架过程中过失致人死亡的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未必就比绑架过程中故意杀人的行为严重。例如，过失致人死亡未必就比或处在预备阶段，或犯罪中止，而未发生死亡或重伤等其他严重后果的故意杀人行为社会危害性大，进而并不能从“绑架过程中致人死亡”与“杀害被绑架人”相并列规定就推出所有的杀害被绑架人的行为都应“处死刑”。显然，立法者之所以给“绑架过程中致人死亡”与“杀害被绑架人”配置同样的极刑，更多的是意在保护人质的生命安全，也就是说，除非行为人在绑架过程中过失或者故意导致被绑架人死亡，否则就不能判死刑。立法者在整体上给绑架罪配置较高的法定刑，无疑考虑了绑架的特殊性：利用第三人对人质的安全的担忧来实现勒索钱财或达到其他非法目的。既然绑架罪刑事责任轻重的主要根据在于“不仅侵害了人质的自由，而且侵犯了第三人的自决权”，保护的法益包括人质的生命安全和第三人的自决权，那么，只有出现人质死亡结果的绑架行为才能被立法者评价为社会危害性最严重并配置最高的法定刑。

绑架中故意伤害（不包括致死）或者杀害被绑架人未遂的如何处罚？

关于绑架罪的方式，立法未做明确的规定。暴力方法可以成为绑架罪的实施方式，是没有争议的。按照“加重结果”的观点，只有在绑架过程中“杀害被绑架人”并出现被绑架人死亡结果的，才能判处死刑，那么，是否意味着绑架中故意伤害（不包括致死）或者杀害被绑架人未遂的行为都排除死刑的适用？例如，行为人在实施绑架行为过程中或者在绑架行为的持续状态中，以特别残忍的手段故意伤害被绑架人致人重伤并造成严重残疾，或者故意杀害被绑架人未遂，但杀人手段特别残忍且已致被绑架人重伤并造成严重残疾的，如何处理？

司法实践中存在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只能定绑架罪一罪。理由是，刑法规定行为人犯绑架罪时，只有在实施绑架行为过程中或是在绑架行为的持续状态中，造成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死被绑架人，才能而且只能适用死刑，那就意味着立法者将绑架罪和在绑架过程中致被绑架人死亡和杀死被绑架人这种特定的结果结合在一起，单独规定为绝对确定的法定刑即死刑。因此，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的规定并不排斥在绑架过程中故意伤害被绑架人未致死或者故意杀害被绑架人未遂，上述情形也就不能以绑架罪和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未遂）定罪，实行数罪并罚。另一种观点认为，完全可以且应当以数罪定罪，实行并罚。理由是，在绑架过程中，绑架人对被绑架人同时实施了伤害（仅指未致死）、杀害（仅指未遂）、奸淫行为，若伤害手段特别残忍致人重伤且造成严重残疾的，或者杀害被绑架人未遂但手段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的，或者奸淫被绑架人具有法定严重情形，论罪应当判处死刑的，虽然以绑架罪无法判处绑架人死刑，但依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或者强奸罪则完全可以判处绑架人死刑，不存在绑架罪与故意伤害或杀人罪相比所谓的配刑失衡问题。

绑架罪范文篇4

在各种各样的索债型案件中，当事人所索要的债务可分为五种情况：第一是合法债务；第二是超过合法债务数额的“债务”；第三是非法债务；第四是根本不存在的债务；第五是难以查清的债务。下面对以上五种情况犯罪的定性作出分析：

一、索要合法债务

这种情况是以存在合法债务为前提的，行为人为了索取合法债务而实施绑架、拘禁行为，应定非法拘禁罪。如张某因做生意向刘某借款3万元人民币，张某因生意亏本而到期未能归还借款。刘某多次催要未果，张某为逃债长期在外打工。刘某打听到张某的下落后，邀集几个朋友将张某捆绑后押到某处。然后刘某打电话给张某的妻子，要其在三天内归还3万元，否则张某性命难保。张妻当即报警，刘某及其朋友被抓获。此案是一起典型的以索债为目的而实施的绑架、非法拘禁他人的案件。从刘某的目的来看，其是为索要自己的债务，且该债务是合法的，并非是勒索他人财物。该行为完全符合刑法第238条第3款的有关规定：“为索取债物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依照前两款的规定处罚。”应以非法拘禁罪定罪量刑。

二、为索取超过合法债务数额的“债务”

如果行为人为索取超过合法债务数额的“债务”而实施绑架、拘禁他人的行为，应具体分析行为人索取的数额与合法债务的数额之间的差价，分别不同情况以绑架罪或非法拘禁罪定罪量刑。如：合法债务为10万元，行为人绑架了债务人并要现金30万元，最后债务人之妻交出30万现金后，才将人质赎回。本案的定性颇有争议。有人认为对所索要的30万元“债务”应分成两部分，其中行为人为索取其合法债务10万元而绑架他人的行为应定为非法拘禁罪，而其索要的超过合法债务的20万元实为勒索他人财物，而其以绑架方式实行，构成绑架罪，故应定两罪而数罪并罚。笔者认为，犯罪人既有索取合法债务的目的，又有勒索他人财物的目的，不存在目的转化，而其实施了一个绑架行为，又同时触犯非法拘禁罪和绑架罪。由于我国刑法中一罪与数罪是以犯罪构成的个数作为划分的标准，且主要是以行为为定罪的依据，对同一行为不应重复评价，即一个行为不能构成数罪。所以，对此不应数罪并罚，而是应以想像竞合犯从一重处，以绑架罪定罪量刑。其中，合法债务10万元应从犯罪数额中予以扣除。

对于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存在合法的债权债务关系，犯罪人使用绑架、拘禁手段索取财物数额大大超过其实际享有的债权数额，应以绑架罪定罪量刑。这是因为，由于行为人索取财物的数额大大超过其实际债权，这就足以证明行为人的主观目的主要是非法占有他人财物，而索取合法债务显然已成次要目的。但若超过合法债权索取的数额不大，其绑架罪不能成立，仍应以非法拘禁罪定罪量刑。因为，在绑架、拘禁索债型犯罪中，行为人超过合法债务索取的数额不大，本身就足以证明其主观目的主要是为了索取合法债务，而不是为了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但是，如何判断和确定超过合法债权数额的“大”与“不大”，此类案件可参照“两高”有关财产犯罪的司法解释中对于数额的规定。由此，对绑架、索债型犯罪中索取超过合法债务的数额以2000元作为数额较大为宜。

三、索要非法债务

如果行为人为索取不受法律保护的非法债务而实施绑架、拘禁他人的行为，只要这种非法债务是客观存在的，也应以非法拘禁罪定罪处刑。如被告人陈某与被害人陆某，陆输给陈10万元人民币。陆某因身上没有带足够的钱，遂向陈写下了5万元欠条。陈某多次向陆某索要，陆某均以无钱偿还为由拒不归还。后陈某纠集吴某等人将陆某绑架到某宾馆客房予以非法拘禁，并威逼陆某叫其家人送来5万元人民币。在此类案件中，行为人的主观上是以索取非法债务为目的，客观上实行了绑架他人、非法拘禁的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为索取法律不予保护的债务非法拘禁他人行为如何定罪问题的解释》中“行为人为索取高利贷、赌债等法律不予保护的债务，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依照刑法第238条的规定定罪处罚。”的规定，应对此类犯罪按非法拘禁罪定罪量刑。虽然高利贷、等非法债务，法律不予保护，但是它们确实是现实中存在的债务。这种债务同样也反映行为人的行为与被害人的损害之间实际存在一定的关系，这种关系也就是所谓“事出有因”中的“因”。因此，司法解释将高利贷、等法律不予保护的债务放入刑法第238条第3款中的债务范围之中，无疑是符合立法原意的。只要行为人以索取债务为目的，且该债务是现实存在的，无论是债务合法与否，其绑架后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行为仍以非法拘禁罪定罪。

四、索取根本不存在的债务

如果行为人以索取“债务”为名，实施绑架、拘禁他人的行为，而实际上根本就不存在债务，对行为人的行为则应以绑架罪定性。如朱某骑车路过赵某家门口时不慎撞死了赵家的一只鸡，朱某当即作了赔偿。事后，赵某仍不肯罢休，屡次向朱某索要所谓的“赔款”，均遭朱的拒绝。赵某怀恨在心，纠集几位朋友在路上将朱某劫持到某地，打电话向其家人索要1万元。在本案中，朱某虽然由于不慎撞死了赵家的鸡，但当时已作了赔偿，也即民事责任已作了结。在此情况下，赵某就无权再次索要所谓的赔偿费。本案中赵某明知是索要根本不存在的债务而绑架、非法拘禁他人，可以认定其主观上有勒索他人财物的目的，其行为构成绑架罪。

五、索取难以查清的债务

绑架罪范文篇5

关键词：敲诈勒索犯罪构成司法认定

敲诈勒索罪是我国社会生活中常见的一种财产犯罪,它发案率高,严重侵犯了我国宪法和刑法所保护的公私财产权利。为了更好的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对其进行准确的界定和恰当的处罚更是不容忽视。然而,我国目前的立法对本罪的概念界定比较模糊,加之敲诈勒索罪手段行为更是与抢劫罪存在相似之处。对于两罪相交的中间地带,各地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适用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较大差异。同时,本罪与勒索型绑架罪及诈骗罪等都极易混淆。此外,在本罪的客观方面、主观目的及犯罪对象的内容界定等方面都存在一些问题,也是目前造成司法界在本罪的法律适用上还比较混乱的原因。下面将就上述方面的具体问题展开分析。

一、敲诈勒索罪的客体

(一)敲诈勒索罪的客体是简单客体还是复杂客体

一般认为本罪的客体不仅包括财产权利还包括人身权利。也有学者认为财产权利是敲诈勒索罪的唯一客体,敲诈勒索罪的客体是简单客体,并不包括人身权利。其理由是现实生活中存在一些特殊情况,即行为所针对的,不再是被害人应受法律保护的某种权利,而是其不能曝光的非法利益;或者以就被害人而言具有特殊意义的财物相威胁,进而索取某种价值相对较低的,或者被害人无关紧要的财物。这两种情况都没有体现对被害人人身权利的侵犯。笔者认为这种理解看似合理,实际上有失偏颇。虽然在两种情况下,行为人威胁的内容都是针对被害人的财产权利或者不法利益,但由于“恶害的实现并不要求其自身的违法性,即便是包含正当权利的事项,如果作为使他人交付财物的手段来使用时,也可能成为胁迫行为。”即刑法之所以要把行为人将被害人不能曝光的非法利益予以揭发这样一个行为作为威胁的行为,不是因为揭发他人的行为本身不合法,而是因为行为人的本意并不是真的想揭发他人,而是以此为手段来使被害人产生心理上的恐惧来达到自己勒索财物等犯罪目的。无论行为人威胁的内容针对被害人的财产权利还是不法利益,其性质都是使被害人心理产生恐惧和强制,都侵犯了被害人的人身权利。因此笔者认为本罪的客体不仅应包括财产权利,还应包括人身权利。

(二)对“公私财物”的界定

对“公私财物”怎样理解,学术界仍存在分歧。有学者认为公私财物既包括被害人合法所有或持有的财物,也包括其非法占有的财物。”这些学者一般持“占有说”,认为财产罪的保护法益是占有本身,作为敲诈勒索等取得罪的主观要件是对侵害占有的事实有认识,而不论其占有是合法还是非法。还有些学者持“本权说”,他们认为敲诈勒索等取得罪的本质是侵犯所有权及其他本权,所以如果行为人只是利用胁迫手段取回自己所有但被他人非法占有的财物,虽然形式上是损害了他人的占有,但并没有引起他人实质上的财产损失,因此这种“行使权利”的行为并没有侵害他人的财产权,不能构成敲诈勒索罪。现代各国对这种可以挽回其财产上的损失的“自力救济”行为都予以认可。例如,自己的财物被盗或被抢后,被害人不通过法律程序而直接从时方那里以敲诈手段取回自己的财物的行为,实践上一般也不认为构成犯罪。但若是取回与自己被盗财物价值相当的财物(不是原物),则在处理上存在分歧。有人认为双方的行为都属于违法,都相互侵犯了他人的财产所有权,都应该负法律责任。笔者认为,即使被害人采用暴力、威胁手段强令其赔偿相当数额的金钱或以其他实物相抵,只要其数额相当,没有造成他人实质上的财产损害,其挽回财产损失的行为没有造成他人身体损害或其他严重后果的,虽然不值得提倡,但可以不认为构成犯罪。

(三)行为人以威胁、要挟方式强令对方偿还赌债、高利贷、承诺过的分手费等非法债务的行为如何认定

这在实践中争论较大,一种观点认为这些财物属非法债务,不应属于“行使权利”的范畴,且使用的手段非法,因此应该构成敲诈勒索罪。另一种观点认为虽然是非法债务,但也属于事出有因,也应是“债”的一种,且之前双方也达成过协议,不是完全的空穴来风,应与虚构理由强索财物的有所区别,因此不应构成敲诈勒索罪。而英美法系国家判例认为,被告人如果确信自己有权提出某一要求,则应考察的问题是被告人之确信的诚实性,而非合理性。“被告人确信”这一标准是主观的,但在评价被告人的确信是否适当时,采用的是外部的标准。被告人如果并非相信其行为会被社会成员一般性地视为正当,那么,他就不能以相信其行为是正当的作为辩护理由。笔者认为,英美法系这一判断标准有一定道理,行为人采取威胁手段要回赌债,只要不是他采用诈骗方法赢得的赌债则他自己一般会认为取回是正当的,如果他只是临时编造了一个理由说被害人欠他钱,其实并没有这回事,那么行为人索取财物的理由就不能被认为是适当的。对于索取赌债、高利贷等非法债务这种情况,笔者认为可以比照我国刑法的司法解释中关于非法拘禁他人索取非法债务不构成绑架罪而构成非法拘禁罪的规定,如果行为人的手段行为不能单独构罪的,则也不构成相应的财产犯罪。因为赌债、高利贷虽然是非法债务,但也应是“债”的一种,且之前双方也达成过协议,这说明此时强索财物的行为侵犯财产流转秩序的程度是有限的,对其进行民事制裁即可,除非其强索财物的手段行为已超出了必要的限度造成了相当程度的人身伤害,则才需用相应的刑法加以规制。

二、敲诈勒索罪的客观方面

刑法学界通说认为,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对被害人使用威胁或者要挟的方法,强行索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

(一)威胁的手段

所谓威胁或要挟方法,是指对公私财物的所有者、保管者给予精神上的强制,使其不敢反抗的方法。通说认为可以揭发隐私或弱点相威胁、要挟,也可以将毁坏财物或损害其他财产性权利相威胁,包括以对被害人及其亲友的人身实施暴力相威胁等。但有学者认为这种暴力同实施抢劫罪时使用的暴力虽是同一意义,不同的是敲诈勒索罪的行为人并没有当场实施暴力,而是声称将要实施暴力,即在被害人不执行行为人提出的条件的情况下才实施。也有学者认为,敲诈勒索罪将威胁变成现实,通常是在设定的取财时间过去之后的将来某个时间,个别情况下也可能当场实施。但如果同时符合三个当场,即当场实施暴力威胁,逼迫被害人当场交出财物,不满足其要求当场就要对被害人实施暴力侵害的,就应当以抢劫罪定罪。如果缺少其中任何一个当场,就不属于抢劫,符合敲诈勒索罪的犯罪构成的可以定敲诈勒索罪。对于在当场实施暴力的情况下能否构成敲诈勒索,笔者赞成通说的观点,敲诈勒索罪的威胁方式没有限制,因此不排除当场使用暴力。要区分该使用暴力胁迫的行为到底构成抢劫还是敲诈勒索,关键是看行为人的主观目的主要是想就当场使用的暴力威胁被害人当场交出财物,还是主要是用当场使用的暴力来明示或暗示被害人日后将继续实施暴力相威胁或者威胁被害人日后交出财物,如果行为人主要是想以日后继续实施暴力威胁被害人而当场取得财物或当场使用暴力威胁被害人日后交出财物,当场使用的暴力只是起到以暴力相恐吓一样的威胁作用,则应构成敲诈勒索罪。

(二)威胁的程度

在这个问题上,我国刑法理论界存在着主观说、客观说和折衷说之分。

主观说主张应以财物的所有者、保管者是否因威胁或要挟而丧失自由意志为标准。也就是以被害人对所受到的威胁、要挟在主观上的感受为标准。客观说主张以财物所有者、保管者所遭受的威胁或要挟,相对于一般人是否会因此丧失自由意志为标准。折衷说则认为行为人所实施的精神强制,从一般人或被害人心理予以考察,只要对两者中的任何一者产生了精神上的强制作用,即可认定为敲诈勒索罪的威胁或者要挟行为。

笔者认为,如果按主观说来作为构成威胁或者要挟行为的判断标准,由于被害人的主观心理状态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太大,据此认定为构成敲诈勒索罪的威胁行为则显然有失公平。折衷说同样有此缺陷。而客观说则比较合理,但也有不完善的地方。基于此,笔者认为应采取“行为人确信”的标准。即行为人做出该威胁或要挟行为时,确信该行为会使被害人产生精神强制,而判断该“确信”的标准最终则是社会上一般人所认同的标准。

(三)敲诈勒索罪犯罪对象的界定

1.关于财产性利益

敲诈勒索罪的犯罪对象,从法律规定来看,包括人和公私财物。按照当前刑法学界的通说,在对公私财物作扩大解释的情况下,还包括财产性利益。虽然按照我国现行刑法关于敲诈勒索的规定,财产性利益并非敲诈勒索的犯罪对象,“敲诈勒索”的本义就是以威胁或要挟手段向别人要财物。但若将财产性利益排除在犯罪对象之外,则会使许多社会危害性达到犯罪程度,性质又与敲诈勒索公私财物一样的行为逃脱法律的惩罚。因此,多数学者都认为应将财产性利益纳入敲诈勒索罪的犯罪对象。笔者也认为被强索的公私财物或财产性利益可以是本罪的犯罪对象。

2.被威胁而被迫毁坏的公私财物或放弃的财产性利益

实践中存在这种情况,如果行为人没有非法占有被害人财物的目的,而只是威胁被害人将自己的财物抛弃或毁坏。对此种情况若按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会轻纵罪犯,因为故意毁坏财物罪中没有“强迫被害人自己实施”这一环节,即没有侵犯被害人的人身权利,因此处罚较轻。而这种情况下,行为的性质及其社会危害性都与敲诈勒索罪无异,都通过胁迫行为侵犯了被害人的财产权益,因此,笔者认为对此也应认定为是敲诈勒索罪的一种特殊情况。相应地,对于本罪的犯罪对象而言,笔者也认为应包括被威胁而被迫毁坏的公私财物或放弃的财产性利益。

三、敲诈勒索罪的主观方面

对于敲诈勒索罪的主观要件,通说认为,其主观方面是直接故意。即行为人意识到他实施威胁或要挟行为,要求被害人交付财产、财产权或实施财产性质的行为是非法的,并希望这些行为得以实施。行为人追求的目的是非法占有他人的财产。其中,争议较大的是犯罪目的,即这里所指的“非法占有目的”。

对于本罪的构成是否要求有“非法占有目的”,大陆法系国家历来存在“必要说”与“不要说”的对立。这与对财产罪的保护法益问题的认识分歧有关。持“本权说”的学者认为敲诈勒索等取得罪的本质是侵犯所有权及其他本权,所以一般认为要求有非法占有目的;持“占有说”的学者认为,财产罪的保护法益是占有本身,作为本罪的主观要件是对侵害占有的事实有认识(即有故意),并不一定要求行为人主观上有非法占有目的。多数学者认为,构成敲诈勒索罪,在主观方面要有取得他人财物的故意。我国刑法没有明文规定敲诈勒索罪必须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但理论上的通说认为,应该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非法占有目的”的理解,通说(即意图占有说)认为,所谓非法占有目的,是指明知是公共的或他人的财物,而意图把它非法转归自己或第三者占有。另有一种观点(不法所有说)认为非法占有目的包括非法暂时占有和包括利用及处分财物目的在内。笔者赞成“不法所有说”,因为侵犯财产的犯罪是侵害了被害人的财产所有权,它包括所有权人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因此,行为人即使仅有非法暂时占有或使用他人财物的目的,仍可能侵害他人占有或使用等某个方面的权利,也可以认为其侵害了他人的财产权,若符合本罪其他方面构成要件的仍可构成本罪。只是此时的数额认定是指非法占用所导致的他人财产上的损失数额。

四、司法认定中的疑难问题

(一)敲诈勒索罪与抢劫罪的界限

在客观方面当两罪都以威胁手段实施时,两罪最难区分。以胁迫手段实施的抢劫罪和以威胁手段实施的敲诈勒索罪的区别,一般认为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1)从威胁的内容看,抢劫罪仅限于以暴力相威胁;而敲诈勒索罪既可以以暴力相威胁,也可以以张扬隐私、毁坏财物等相要挟。(2)从威胁的方式看,抢劫罪的暴力威胁只能由犯罪分子对被害人当面发出;而敲诈勒索罪的暴力威胁既可以自己发出,也可以由他人转达威胁;既可以当面以口头方式发出,也可暗中以书面形式发出。(3)从实现威胁的现实可能性看,抢劫罪的威胁具有当场付诸实施的现实可能性,即如果被害人拒不交出财物,犯罪分子就会立即实施暴力;而一般认为敲诈勒索罪的暴力威胁不具有当场实施的现实可能性。(4)从非法取得财物的时间看,抢劫罪是当场取得;而敲诈勒索罪取得财物的时间,可以是当场,也可以是在发出威胁、要挟后的一定期限内。

在同为当场取得财物,且都涉及暴力行为的情况下,如何区分行为人的行为是构成敲诈勒索罪还是抢劫罪。笔者认为,应当根据其行为的表现来判断构成何罪:

第一,行为人使用暴力的目的。抢劫罪的暴力行为必须是当场实施的,而且是被作为当场强行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手段行为加以实施的。如行为人对被害人施以轻微暴力并主要是以日后将继续实施暴力伤害而要求行为人当场交付财物的,笔者认为应构成敲诈勒索罪。

第二,威胁内容实施的时间。如果行为人实施威胁并且其威胁内容具有当场实施的可能性的,应认定构成抢劫罪,因为胁迫内容付诸实施的当场性是抢劫罪中胁迫行为的重要特征。如果胁迫内容不具有当场实施的可能性,则应定为敲诈勒索罪。

(二)敲诈勒索罪与绑架罪的界限

《刑法》第239条规定,绑架罪是指以勒索财物或者扣押人质为目的,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绑架他人的行为。可见,绑架罪包括两种情形:一是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二是绑架他人作为人质以满足某些特殊要求。司法实践中,第一种情形的绑架罪即勒索型绑架罪与敲诈勒索罪易发生混淆。因为,二者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均有勒索财物的行为,均既侵犯公私财产所有权,又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有较多相似之处。但仍有诸多区别,主要有:(1)犯罪的主要客体不同。两者的犯罪客体虽均为复杂客体,但两者侵犯的主要客体却有所区别:敲诈勒索罪侵犯的主要客体是公私财产的所有权,在刑法分则体系上归属于侵犯财产罪;而勒索型绑架罪侵犯的主要客体是公民的人身权利,在刑法分则体系上归属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2)客观特征有所不同。第一,敲诈勒索罪是以将要实施的侵害相威胁,勒索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或者财产性利益,而没有实施绑架行为;勒索型绑架罪则主要是通过绑架人质,以交换人质为条件,逼人质亲友交出财物;第二,敲诈勒索罪的威胁既可以是暴力侵害,也可以是非暴力侵害,既可以是非法的也可以是合法的,且都是以后才付诸实施;勒索型绑架罪则是以杀害、伤害人质相威胁,而且因发出勒索口令时人质已在其绑架掌握之中,这种威胁内容随时都可能付诸实施,具有加害的现实性和紧迫性;第三,敲诈勒索罪是直接从被害人手中取得财物,而勒索型绑架罪则是从被绑架的人质亲友或所在组织处取得财物。

实践中如果行为人将非法拘禁被害人作为一种手段行为,且目的是勒索财物,其行为性质究竟是绑架还是敲诈勒索?要准确区分二者,笔者认为可以从两方面来判断:第一,看是否存在控制人质的行为。第二,看行为人勒索财物是否通过人质媒介向第三人提出。

(三)敲诈勒索罪与诈骗罪的界限

有一则案例:被告人赵某为了让经商的父亲多给些钱而费尽心机。2000年7月7日,赵某拿菜刀将自己的左手小指甲根部剁下,然后跑到医院包扎。第二日,赵某让孙某将装有半截手指的信封送到赵某家楼下的食杂店,委托店主交给赵某的父亲。中午,孙某按赵某的旨意给赵某的父亲打电话:赵某的父亲立即报案,公安机关将赵某、孙某抓获。”本案中,赵某、孙某的行为既有欺骗的成分,也有恐吓的成分。那么,该行为到底构成诈骗罪还是敲诈勒索罪呢?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行为人是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使被害人受蒙蔽而自愿地交付财物,还是用威胁或要挟方法,迫使被害人因恐惧而被迫交付财物。也就是说,在区别诈骗罪与敲诈勒索罪时,主要不是看有没有欺骗,关键是看行为人取得财物是以诈骗的手段,还是以威胁的手段。就本案而言,赵某、孙某虚构了赵某被绑架的事实,威胁赵的父亲,欲利用赵父担心儿子生命安危的心理被迫交付钱财。虽然含有欺骗的成分,但并不是利用虚构赵某被绑架的事实来使赵父“自愿”交出财物,其获取钱财的手段主要是想利用赵父担心儿子安危的恐惧心理而被迫服从。即使含有欺诈的成分,但被害人处置财物也是出于恐惧心理而不是基于欺骗的错误认识。因此,赵某、孙某的行为完全符合敲诈勒索罪的特征,应构成敲诈勒索罪而不构成诈骗罪。

五、结语

在我国,敲诈勒索罪是一种常见的财产犯罪。由于我国刑法对敲诈勒索罪的规定太笼统,又加上司法实践中案件复杂,所以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敲诈勒索罪的认定和处理都有不少争议。鉴于此,笔者通过对敲诈勒索罪各构成要件的争议问题、敲诈勒索罪与其他罪的界限、等方面的阐述,重点分析了敲诈勒索罪的对象、手段、形态以及与其他犯罪的界限,以期对该罪有一个更为清晰的认识。

注释:

刘明祥主编.财产罪比较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93页.

王作富主编.刑法分则实务研究(第二版)(下).中国方正出版社.2003年版.第1333页.

赵秉志主编.英美刑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87页.

李晓明主编.刑法学(下).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499页.

李健主编.刑法精要与依据指引.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64页.

张明楷.刑法学(下).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770页,第761-762页.

金凯主编.侵犯财产罪新论.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325页.

高铭暄主编.中国刑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02-503页.

绑架罪范文篇6

关键词：非法拘禁敲诈勒索抢劫未遂

一案由及实务中的分歧

甲、乙因为偷窃被公安机关查获并罚款，甲一直怀疑是丁所为。某日，甲与乙合计找丁，给他个教训并要他赔偿，并告诉了甲1和甲2。于是甲、乙、甲1三人（甲2后来赶到）携带钢管窜至丁家，将丁带上车到某处，拘禁其8个小时，并逼其签下一张13000元的欠条，抢走玉器一件，价值1000余元。

关于此案，实务中存在多种意见。

一种观点认为构成抢劫罪。因为，我国刑法规定的抢劫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当场强行劫取公私财物的行为[1]。抢劫罪以“当场”实施暴力侵害相威胁，如果被害人不“当场”交出财物，行为人将“当场”把威胁的内容付诸实施，强调方法手段行为与目的结果行为的时空同一性，被害人受到侵犯是现实直接的。此案中甲等人携带器械将丁哄骗上车，意图很明显即若其不肯合作将对其采取暴力，后因丁没带现金，甲等将丁随身所挂金器“拿走”，其并非自愿交出，而是甲等人有可能当场“教训”的情况下交出，因此应定抢劫罪。至于迫其签欠条，可以作为一个量刑情节。

第二种观点认为应定敲诈勒索罪。理由：一是犯罪嫌疑人强行非法占有他人财物，起根本作用的不是甲所实施的暴力，而是甲进行的语言威胁。犯罪嫌疑人甲初始虽然对受害人实施了暴力，但实施暴力的目的只是为了解气，目的并不是为了当场从受害人身上取得非法财物，而是给受害人一点厉害，使受害人相信犯罪嫌疑人扬言的语言威胁将来是会实施而且有能力实施的。二是敲诈勒索罪是迫使受害人交出财物的时间、地点可以是当场，也可以是以后指定的时间、地点交出。本案中的犯罪嫌疑人甲等是通过对受害人实施了威胁和精神强制，意图迫使丁当场交出部分财物，不够部分限期、限地点交清。因此，甲以非法占有财物为目的，采取威胁的手段，强行索取他人财物的行为，本案中甲虽然说是因为丁举报其偷窃，心生恨意，要整整他，但从其后的表现来看，其真实意思是索要财物，并对其进行暴力威胁，逼其签下1万元欠条。使其心理产生恐惧，因此构成敲诈勒索罪。符合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其行为应以敲诈勒索罪处罚。

第三种观点认为：此构成非法拘禁罪和抢劫罪。理由是非法拘禁罪是指故意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行为[2]。甲因为怀疑丁举报其偷窃，遂伙同几人找丁出气，将其扣押并对其殴打，持续时间达8个小时。后又抢走丁的财物，构成抢劫罪的构成要件，前后两个行为单独成罪，不存在牵连关系，所以应定非法拘禁罪和抢劫罪，至于逼其签一张一万元的欠条，因为双方之间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也不存在非法债务，因此其情节只能作为一个危害情节加以考虑。

当然还有人认为构成而勒索钱财型绑架。此概念是以绑架他人、限制他人人身自由并以杀伤、杀死被劫持者等方法，威胁被劫持人的亲友交出财物。纵观绑架罪定义可知，是指以勒索财物或者扣押人质为目的，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绑架他人的行为。在绑架的行为过程中，必然使被害人处于被非法拘禁的状态之中，然而，将非法拘禁被害人作为一种手段行为，并且目的是勒索财物。最重要的区别是绑架罪勒索财物指向的对象不是被绑架人，而是其近亲属或与其有特定关系的其他人，并以杀害、伤害或者不归还人质相要挟，勒令与人质有关的亲友，在一定期限内交出财物，即“以钱赎人”。[3]从案件可知丁当时交不出现金时，甲并未将丁作为人质来直接威胁其亲友，筹款过程中丁也未告诉是被人绑架要赎金。可能只是向被害人本人勒索财物，因此不具备向第三人发出“撕票”等威胁或要挟的特征，所以不构成绑架罪。

二、对案件的理解及学理的延伸

笔者认为对于此案可以作多种延伸，不必局限于以案说案。纵观以上几种观点，都有合理之处，并且对某一罪名的分析都比较透彻，但只能以案看案，但都缺乏对案件的整体把握。纵观全案来看，可以将甲的犯意产生做两种假设。

（1）一、如果甲确实是基于报复丁，伙同数人扣押丁长达8个小时，并对其进行殴打，其行为确实已构成非法拘禁罪。二、而后甲又临时起意，觉得被公安罚款有点冤，要丁给予所谓的“赔偿”要让丁吸取点教训，遂逼其签下一张一万元的欠条，又抢走金器。犯罪嫌疑人甲对丁当场以暴力相威胁并当场迫使被害人交出金器，其行为符合抢劫罪的行为特征抢劫罪表现为当场以暴力或威胁抑制被害人反抗，从而当场直接取得财物。抢劫罪以“当场”实施暴力侵害相威胁，如果被害人不“当场”交出财物，行为人将“当场”把威胁的内容付诸实施，强调方法手段行为与目的结果行为的时空同一性，该行为应以抢劫罪定罪处罚。[4]在犯罪嫌疑人一系列实行行为中，其主观故意也在行为进行中不断发生变化。此时是已非法占有为目的，以犯罪嫌疑人对被害人进行殴打等暴力状态为前提，夺取被害人财物，此时实行行为已经符合抢劫罪的构成要件，此时是单独的两个罪，而没有牵连或者吸收关系，因为吸收犯要求一个行为是另一个行为的必经阶段或具有包容关系，彼此存在亲密的联系，重行为吸收轻行为。[5]而在此两行为却是单独成罪。三、同时根据敲诈勒索罪定义：敲诈勒索罪的本质特点在于行为人不能将暴力威胁当场付诸实施，即暴力威胁和取财行为不具有时空的同一性。行为人胁迫被害人“当场”交付财物，否则“日后”将侵害被害人的，应认定为敲诈勒索罪。甲等人暴力威胁迫使丁写下1万元的欠条，目的是为了以后更好地索取这1万元作依据。事后甲尚未索要便事发，该行为并不是抢劫行为的延续，而是当场实施抢劫行为终了的事后的另一行为，敲诈勒索罪的威胁不具有紧迫性，行为人往往扬言如不满足要求将把威胁内容变成现实，通常设定某种不利后果转为现实的时间间隔，时空跨度一般较大，其行为符合敲诈勒索罪“被害人如果不答应将来交出财物，将来就会受到行为人的侵害”这一行为特征，敲诈勒索罪的本质特点在于行为人不能将暴力威胁当场付诸实施，即暴力威胁和取财行为不具有时空的同一性。行为人对被害人“当场”实施暴力或以“当场”实施暴力相威胁，其目的不在于对被害人造成人身伤害，而在于使被害人内心产生恐惧心理，利用其担心受到更为严重侵害的心理，使其确定地在将来某个时间交付财物的，这样的暴力应是敲诈勒索罪中要挟手段的强化，而非抢劫罪的暴力。[6]后甲尚未索要便事发，该行为并不是抢劫行为的延续，而是当场实施抢劫行为终了的事后的另一行为，应以敲诈勒索罪未遂定罪处罚。因此，甲等人构成非法拘禁罪、抢劫罪和敲诈勒索罪的未遂，数罪并罚。

另外，从非法拘禁罪实质看，非法拘禁罪是继续犯，犯罪行为的继续状态存在于既遂后，非法剥夺人身自由时间的长短对非法拘禁罪构成没有影响。但鉴于非法拘禁行为表现形式的多样化，并非任何情况下一经实施即构罪。但倘若拘禁时间不长，情节显著轻微的，可以不以犯罪论处。比如，从案例可知，如果行为人仅将丁扣押于车上，并未捆绑、殴打，且拘禁时间并不为长，从宽严相济的司法精神理解，似不宜入罪，只可作为审判时量刑情节加以考虑。所以甲此时应够抢劫罪和敲诈勒索罪（未遂）。

（2）倘若行为人在非法挟持被害人前就已有侵占他人财物的故意，一如此案中甲等人打算将丁弄出来要点赔偿，并携带器械，其主观上明显有直接故意，既希望侵财结果的发生。其在劫持他人拘禁并殴打的行为实质上是手段行为，其结果行为即是以暴力手段非法占有他人财物。抢劫罪以“当场”实施暴力侵害相威胁，如果被害人不“当场”交出财物，行为人将“当场”把威胁的内容付诸实施，强调方法手段行为与目的结果行为的时空同一性，被害人受到侵犯是现实直接的而牵连犯是基于一个最终的犯罪目的其方法行为又触犯其他罪名，即数个有机联系的行为触犯数个罪名，构成非法拘禁罪和抢劫罪，单独成罪，根据牵连犯的处罚原则，若法律没有做出特别规定，择一重罪处罚，应以抢劫罪定罪处罚。当然如前所述，如果拘禁情节轻微，则不构成非法拘禁罪，直接以抢劫罪定罪。二是甲利用威胁的手段迫使丁写下1万元的欠条，目的是为了日后更好地索取这1万元作依据。敲诈勒索罪的威胁不具有紧迫性，行为人往往扬言如不满足要求将把威胁内容变成现实，通常设定某种不利后果转为现实的时间间隔，时空跨度一般较大，其行为符合敲诈勒索罪“被害人如果不答应将来交出财物，将来就会受到行为人的侵害”这一行为特征，如一前项所述，构成敲诈勒索罪的未遂。甲应定抢劫罪、敲诈勒索罪未遂数罪并罚。

三、结语

综上所述为笔者一点浅析，笔者初入法门，理论基础尚待夯实，浅尝拙作，以期抛砖引玉。对论点的分析多有不周之处，还请同门批评指正。因此具体情况仍需具有分析，不可用形而上的观点来看待具体情况，在把握犯罪本质和构成特征的情况下，具体分析之。

参考文献：

①陈忠林主编：《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②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③高铭暄主编：《刑法专论》（上篇），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④王作富主编：《刑法练习题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⑤赵主编：《中国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⑥陆漫：《非法拘禁加敲诈勒索并不必然等于绑架》，文章载于中国法院网，刑事资源网（2009年2月19浏览）

绑架罪范文篇7

内容摘要：在基层司法机关涉及的案件多为侵犯公民民主权利和财产权利案件，虽然罪名不多，但因涉及社会基层矛盾聚焦的问题，所以处理上也会棘手一些，尤其中国地域广阔，生活水平参差不齐，农村习惯法的宗族传统在一些偏远农村仍根深蒂固，人们对一些违反伦理情常的危害行为的处理带有很大的私法性，对法律认识错误，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是犯罪，比如因索债而扣押他人，因为悔婚而强行索回聘礼。比如民间纠纷中为索回债务而强行扣押他人，因事前摩擦而后起意报复，虽然司法解释对某类犯罪专门做了解释或某些典型案例做了明确的回复。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同一个条文却对情节相像的多种行为作出解释，在司法实务中理解上难免有偏颇的地方。本文就司法实务中的一个案例谈一点自己的的认识。

关键词：非法拘禁敲诈勒索抢劫未遂

一案由及实务中的分歧

甲、乙因为偷窃被公安机关查获并罚款，甲一直怀疑是丁所为。某日，甲与乙合计找丁，给他个教训并要他赔偿，并告诉了甲1和甲2。于是甲、乙、甲1三人（甲2后来赶到）携带钢管窜至丁家，将丁带上车到某处，拘禁其8个小时，并逼其签下一张13000元的欠条，抢走玉器一件，价值1000余元。

关于此案，实务中存在多种意见。

种观点认为构成抢劫罪。因为，我国刑法规定的抢劫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当场强行劫取公私财物的行为[1]。抢劫罪以“当场”实施暴力侵害相威胁，如果被害人不“当场”交出财物，行为人将“当场”把威胁的内容付诸实施，强调方法手段行为与目的结果行为的时空同一性，被害人受到侵犯是现实直接的。此案中甲等人携带器械将丁哄骗上车，意图很明显即若其不肯合作将对其采取暴力，后因丁没带现金，甲等将丁随身所挂金器“拿走”，其并非自愿交出，而是甲等人有可能当场“教训”的情况下交出，因此应定抢劫罪。至于迫其签欠条，可以作为一个量刑情节。

第二种观点认为应定敲诈勒索罪。理由：一是犯罪嫌疑人强行非法占有他人财物，起根本作用的不是甲所实施的暴力，而是甲进行的语言威胁。犯罪嫌疑人甲初始虽然对受害人实施了暴力，但实施暴力的目的只是为了解气，目的并不是为了当场从受害人身上取得非法财物，而是给受害人一点厉害，使受害人相信犯罪嫌疑人扬言的语言威胁将来是会实施而且有能力实施的。二是敲诈勒索罪是迫使受害人交出财物的时间、地点可以是当场，也可以是以后指定的时间、地点交出。本案中的犯罪嫌疑人甲等是通过对受害人实施了威胁和精神强制，意图迫使丁当场交出部分财物，不够部分限期、限地点交清。因此，甲以非法占有财物为目的，采取威胁的手段，强行索取他人财物的行为，本案中甲虽然说是因为丁举报其偷窃，心生恨意，要整整他，但从其后的表现来看，其真实意思是索要财物，并对其进行暴力威胁，逼其签下1万元欠条。使其心理产生恐惧，因此构成敲诈勒索罪。符合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其行为应以敲诈勒索罪处罚。

第三种观点认为：此构成非法拘禁罪和抢劫罪。理由是非法拘禁罪是指故意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行为[2]。甲因为怀疑丁举报其偷窃，遂伙同几人找丁出气，将其扣押并对其殴打，持续时间达8个小时。后又抢走丁的财物，构成抢劫罪的构成要件，前后两个行为单独成罪，不存在牵连关系，所以应定非法拘禁罪和抢劫罪，至于逼其签一张一万元的欠条，因为双方之间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也不存在非法债务，因此其情节只能作为一个危害情节加以考虑。

当然还有人认为构成而勒索钱财型绑架。此概念是以绑架他人、限制他人人身自由并以杀伤、杀死被劫持者等方法，威胁被劫持人的亲友交出财物。纵观绑架罪定义可知，是指以勒索财物或者扣押人质为目的，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绑架他人的行为。在绑架的行为过程中，必然使被害人处于被非法拘禁的状态之中，然而，将非法拘禁被害人作为一种手段行为，并且目的是勒索财物。最重要的区别是绑架罪勒索财物指向的对象不是被绑架人，而是其近亲属或与其有特定关系的其他人，并以杀害、伤害或者不归还人质相要挟，勒令与人质有关的亲友，在一定期限内交出财物，即“以钱赎人”。[3]从案件可知丁当时交不出现金时，甲并未将丁作为人质来直接威胁其亲友，筹款过程中丁也未告诉是被人绑架要赎金。可能只是向被害人本人勒索财物，因此不具备向第三人发出“撕票”等威胁或要挟的特征，所以不构成绑架罪。

二、对案件的理解及学理的延伸

笔者认为对于此案可以作多种延伸，不必局限于以案说案。纵观以上几种观点，都有合理之处，并且对某一罪名的分析都比较透彻，但只能以案看案，但都缺乏对案件的整体把握。纵观全案来看，可以将甲的犯意产生做两种假设。

（1）一、如果甲确实是基于报复丁，伙同数人扣押丁长达8个小时，并对其进行殴打，其行为确实已构成非法拘禁罪。二、而后甲又临时起意，觉得被公安罚款有点冤，要丁给予所谓的“赔偿”要让丁吸取点教训，遂逼其签下一张一万元的欠条，又抢走金器。犯罪嫌疑人甲对丁当场以暴力相威胁并当场迫使被害人交出金器，其行为符合抢劫罪的行为特征抢劫罪表现为当场以暴力或威胁抑制被害人反抗，从而当场直接取得财物。抢劫罪以“当场”实施暴力侵害相威胁，如果被害人不“当场”交出财物，行为人将“当场”把威胁的内容付诸实施，强调方法手段行为与目的结果行为的时空同一性，该行为应以抢劫罪定罪处罚。[4]在犯罪嫌疑人一系列实行行为中，其主观故意也在行为进行中不断发生变化。此时是已非法占有为目的，以犯罪嫌疑人对被害人进行殴打等暴力状态为前提，夺取被害人财物，此时实行行为已经符合抢劫罪的构成要件，此时是单独的两个罪，而没有牵连或者吸收关系，因为吸收犯要求一个行为是另一个行为的必经阶段或具有包容关系，彼此存在亲密的联系，重行为吸收轻行为。[5]而在此两行为却是单独成罪。三、同时根据敲诈勒索罪定义：敲诈勒索罪的本质特点在于行为人不能将暴力威胁当场付诸实施，即暴力威胁和取财行为不具有时空的同一性。行为人胁迫被害人“当场”交付财物，否则“日后”将侵害被害人的，应认定为敲诈勒索罪。甲等人暴力威胁迫使丁写下1万元的欠条，目的是为了以后更好地索取这1万元作依据。事后甲尚未索要便事发，该行为并不是抢劫行为的延续，而是当场实施抢劫行为终了的事后的另一行为，敲诈勒索罪的威胁不具有紧迫性，行为人往往扬言如不满足要求将把威胁内容变成现实，通常设定某种不利后果转为现实的时间间隔，时空跨度一般较大，其行为符合敲诈勒索罪“被害人如果不答应将来交出财物，将来就会受到行为人的侵害”这一行为特征，敲诈勒索罪的本质特点在于行为人不能将暴力威胁当场付诸实施，即暴力威胁和取财行为不具有时空的同一性。行为人对被害人“当场”实施暴力或以“当场”实施暴力相威胁，其目的不在于对被害人造成人身伤害，而在于使被害人内心产生恐惧心理，利用其担心受到更为严重侵害的心理，使其确定地在将来某个时间交付财物的，这样的暴力应是敲诈勒索罪中要挟手段的强化，而非抢劫罪的暴力。[6]后甲尚未索要便事发，该行为并不是抢劫行为的延续，而是当场实施抢劫行为终了的事后的另一行为，应以敲诈勒索罪未遂定罪处罚。因此，甲等人构成非法拘禁罪、抢劫罪和敲诈勒索罪的未遂，数罪并罚。

另外，从非法拘禁罪实质看，非法拘禁罪是继续犯，犯罪行为的继续状态存在于既遂后，非法剥夺人身自由时间的长短对非法拘禁罪构成没有影响。但鉴于非法拘禁行为表现形式的多样化，并非任何情况下一经实施即构罪。但倘若拘禁时间不长，情节显著轻微的，可以不以犯罪论处。比如，从案例可知，如果行为人仅将丁扣押于车上，并未捆绑、殴打，且拘禁时间并不为长，从宽严相济的司法精神理解，似不宜入罪，只可作为审判时量刑情节加以考虑。所以甲此时应够抢劫罪和敲诈勒索罪（未遂）。

（2）倘若行为人在非法挟持被害人前就已有侵占他人财物的故意，一如此案中甲等人打算将丁弄出来要点赔偿，并携带器械，其主观上明显有直接故意，既希望侵财结果的发生。其在劫持他人拘禁并殴打的行为实质上是手段行为，其结果行为即是以暴力手段非法占有他人财物。抢劫罪以“当场”实施暴力侵害相威胁，如果被害人不“当场”交出财物，行为人将“当场”把威胁的内容付诸实施，强调方法手段行为与目的结果行为的时空同一性，被害人受到侵犯是现实直接的而牵连犯是基于一个最终的犯罪目的其方法行为又触犯其他罪名，即数个有机联系的行为触犯数个罪名，构成非法拘禁罪和抢劫罪，单独成罪，根据牵连犯的处罚原则，若法律没有做出特别规定，择一重罪处罚，应以抢劫罪定罪处罚。当然如前所述，如果拘禁情节轻微，则不构成非法拘禁罪，直接以抢劫罪定罪。二是甲利用威胁的手段迫使丁写下1万元的欠条，目的是为了日后更好地索取这1万元作依据。敲诈勒索罪的威胁不具有紧迫性，行为人往往扬言如不满足要求将把威胁内容变成现实，通常设定某种不利后果转为现实的时间间隔，时空跨度一般较大，其行为符合敲诈勒索罪“被害人如果不答应将来交出财物，将来就会受到行为人的侵害”这一行为特征，如一前项所述，构成敲诈勒索罪的未遂。甲应定抢劫罪、敲诈勒索罪未遂数罪并罚。

绑架罪范文篇8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特殊防卫权，从某种意义上讲，特殊防卫权是正当防卫权的一种特殊形式，两者之间具有包容关系，特殊防卫权具有正当防卫权应有基本特点外，还有自身特有特点。本文就其含义进行诠释，并对其构成要件进行论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这是特殊防卫权的规定。特殊防卫权外国刑事立法中也有所反映，例如瑞士、德国。特殊防卫权的设置，对于遏制和预防犯罪以及保护公民的人身利益，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是我国刑事立法的一项重要成果。

关键词：特殊防卫权、构成要件、分析

一、防卫权条款的诠释

为了鼓励公民见义勇为，惩罚犯罪，保护防卫人的利益，《刑法》第20条第3款规定了特殊防卫权，但是特殊防卫权设立条款的法律用语不规范、词意不明，在错综复杂的刑事案件中，特殊防卫权可能被滥用，不利于人权的保护。为此，我认为有必要对此条款进行阐释：

（一）何为“行凶”。

在《现代汉语辞海》中，“行”是“实际地做、表示行动”。“凶”是指“杀人或伤害的行为”。“行凶”是群众性日常的用语，其内涵、外延不明确，语义含糊不清，可以是指以拳头打人或殴打他人、寻衅滋事等一般违法行为，也包括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等犯罪行为。对“行凶”的含义解释众说纷芸，第一种理解为“伤人”,第二种理解为“是指无法判断为某种具体的严重侵害公民人身权利的暴力犯罪的严重暴力侵害行为”。第三种是指“故意伤害犯罪”，第四种理解为“使用凶器的暴力行凶”，还有的理解为是“伤害和杀人”等…..。“行凶”不是法律术语，法律没有对“行凶”的含义明确地作出规定，而刑法上也没有“行凶”这个罪名，但刑事立法把“行凶”与“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等并列在一起，似乎有特殊的用意。笔者以为，第一种理解有失偏颇，“伤人”的“伤”字是指“伤害”。而伤害包括肉体上和精神上伤害，根据刑法第20条第3款理解，伤害虽仅指肉体上的伤害，但“伤人”一词较口语化且内涵过宽，不符合刑法用语的规范性。第三种理解有局限性，若“行凶”是指“故意伤害犯罪”，那为什么不直接在条文予以规定呢？对社会危害性极大的“八类犯罪”即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放火、爆炸、投毒罪，刑法第17条规定了“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应当负刑事责任”，那刑法第20条第3款为啥不直接用“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死亡”。又有特殊防卫权的防卫对象是针对明示暴力的犯罪行为，虽然“贩卖、放火、爆炸、投毒”社会危害性极大，但不是一定要通过明示暴力手段才能实现的，而立法者没有把“贩卖、放火、爆炸、投毒”列入刑法第20条第3款中，这说明“行凶”有着深层的含义。第四种的理解也不准确，对“行凶”的性质表明单一化即使用凶器,且暴力程度不明，若赋予被侵害人对此类不法侵害者实施特殊防卫，可能要牺牲不法侵害人的人权保障作为代价，这要损害刑法的公正价值，也违背人道主义精神。第五种理解违反了语法逻辑，如果“行凶”包括“故意伤害”和“杀人”，那刑法第20条第3款为什么将“行凶”与“杀人”并列规定呢？“行凶”的含义应结合“暴力犯罪”与“危及”来诠释，“行凶”应是一种暴力犯罪行为，同时又危及人身安全的行为。从而不言得知，第二种理解较符合刑事立法精神的，但是还有不周到的地方，它还不能揭示“严重暴力”的“严重程度”，结合各家之言，笔者认为“行凶”是指故意实施足以对他人致命或严重危险到他人人身权利的暴力犯罪行为。

（二）对“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的理解。

刑法第20条第3款规定的“杀人、抢劫、强奸、绑架”是指四个具体的罪名，还是指犯罪手段与此四个罪名相同或具有同样犯罪性质的犯罪行为呢？有的学者认为这四种犯罪，既是指具体罪名，也可以指四种形式的犯罪手段。笔者以为，这里的“杀人、抢劫、强奸、绑架”应是指四种形式的暴力犯罪手段，例如，用麻醉方法强奸、刑法第267条规定的抢劫罪（携带凶器抢夺）等，这些犯罪不会危及生命安全，如允许实行特殊防卫权，有悖于立法宗旨。如果是指采用四种手段所实施的触犯刑法规定某个具体的罪名，那么应对“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作广义的理解。

第一、“杀人”不仅仅指通常意义的杀人，还应包括胁迫被害人当面采用放火、爆炸、投毒等手段杀人的行为，这里为什么要当面胁迫呢？如不是当被害人的面采用放火、爆炸、投毒等手段杀害被害人，无法明确暴力犯罪是否正在进行，那无法正确地把握防卫适用的时间，可能造成事前防卫或事后防卫。

第二、“抢劫”不应仅理解为对一般财物的抢劫，还应包括对象是特殊物品、违禁品的抢劫，例如《刑法》第127条第2款规定的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罪，第121条规定的劫持航空器罪，第122条规定劫持船只、汽车罪。

第三、关于“强奸”，不仅仅包括第236条第1款的强奸罪，还包括第241条第2款规定的对收买被拐卖妇女进行强奸的行为。

第四、对于“绑架”，不应单指《刑法》第239条规定的绑架罪，还应包括用绑架的手段实施的其他罪，如《刑法》第240条规定的采用绑架的手段实施的触犯的拐卖妇女、儿童罪。

第五、对四种犯罪作广义的理解，还应明确到其他性质的犯罪向此四种犯罪转化的情形，《刑法》第238条第2款规定的暴力非法拘禁致人死亡转化为杀人罪，第241条第2款规定的强奸罪，第269条规定的转化型抢劫，但不包括第267条第2款规定的携带凶器抢夺转化为抢劫罪。第267条第2款规定的抢劫罪，这是刑事立法上特殊规定，此罪没有明显暴力，故不应赋予特殊防卫权。

（三）、对“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的诠释。

第一、结合国外法和刑法第20条第3款规定的立法精神来看，“人身安全”中所指的人身权应包括为“生命权、身体权、贞操权”等。

第二、“其他”何指？这里的“其他”应是除了“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之外的暴力行为，因为同一法条中不会出现两处具有相容关系的概括性词语，否则就应当合并“同类项”。“其他”是对刑法条文中规定的具体暴力犯罪的罪名的省略和概括，这是刑事立法的一种手段，要想把特殊防卫权的对象一一列举出来，是不符合实际的，是不现实的，可以遵循一般性原则来规定。但其范围是明确的，立法者在条文中列举了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等四个有代表性的暴力犯罪的罪名，用一个包容性词语“其他”以表示对没有穷尽所有的暴力犯罪罪名的省略与概括。同时，法条中列举了有代表性的四个暴力犯罪的罪名是对“其他”所概括的内容的提示。另外，“其他”的暴力犯罪程度应达到了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程度。

我个人认为，“其他”应包括《刑法》第123条规定的暴力危及飞行安全罪、《刑法》第226条规定的强迫交易、《刑法》第234条规定的故意伤害罪、《刑法》第237条第1款规定的强制猥亵妇女罪、《刑法》第238条规定的非法拘禁罪、《刑法》第242条第2款规定的聚众阻碍解救被收买的妇女、儿童罪、《刑法》第293条规定的寻衅滋事罪、《刑法》第307条第1款规定的妨害作证罪、《刑法》第316条第2款规定的劫夺被押解人员罪、《刑法》第317条第2款规定的暴动越狱罪、聚众持械劫狱罪、《刑法》第333条第1款规定的强迫卖血罪、《刑法》第353条第2款规定的强迫他人吸毒罪、《刑法》第358条第1款规定的强迫罪等等。

第三、“严重危及”如何把握？“危及”是“有害于或危险到”之意。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危及”应是指不法侵害可能损害到防卫人的人身安全，而不是以己经损害到防卫人人身安全作为衡量标准，这里的“危及”是或然性概念，不是己然性概念。我国是根据主客观相统一的归罪原则，要正确把握“危及”涵义，应结合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且还要看暴力行为的严重性之强度。“严重”与“危及”不可分离，“严重”修饰暴力手段的强度性质，严重判断标准应以防卫人所处形势进行判断，即“防卫人正遭受着致命伤害或生命安全的紧急威胁”为标准。另外，犯罪的暴力程度，一方面可以根据暴力的性质来认定，如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等，通常是暴力形式表现出来的。另一方面还可以根据暴力行为的后果来认定，这就结合刑法规定的法定刑幅度来认定，如果法定最低刑是三年以上徒刑的，可以说明这些暴力犯罪是达到严重的程度，如果法定最高刑是三年以下徒刑的，可以说明这些暴力犯罪是未达到严重的程度，是轻暴力犯罪。例如，《刑法》第257条规定的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刑法》第277条规定的妨害公务罪、《刑法》第247条规定的暴力取证罪、《刑法》第256条规定的破坏选举罪。“危及”如何掌握呢？“危及”是修饰暴力行为后果的程度。在主观上，“危”足以让防卫人感到危险将来临且惊惶失措。在客观上，“危”有可能转化为损害“现实”的紧迫性。要掌握“危及”的涵义，根据如下公式即可，损害的现实可能性＋紧迫性＝“危及”，也就是说，如果某种暴力犯罪的存在足以使法律所保护的人身权利随时遭受不可能挽回的损失状态时，那么可以说这时人身权利所遭受的暴力侵害是处严重危及状态。

第四、“暴力犯罪”的诠释。“暴力”是指不法侵害人对防卫人的人身进行打击或强制。刑法规定暴力犯罪的罪名众多，不可能是每个暴力犯罪的都可以实行特殊防卫权，否则损害刑法的公正价值目标。这里“暴力犯罪”是特定暴力犯罪行为且是能通过有形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明示的暴力)，这暴力犯罪行为必须达到了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程度时，才可以允许防卫人对不法侵害人行使特殊防卫权。如果不法侵害人不是通过明示的暴力方法进行侵害的，防卫人不能得知侵害行为是否严重“危及”人身安全，一般不能适用特殊防卫条款,只能适用普通防卫权即正当防卫权。另外，这里的“暴力犯罪”的犯罪形态应是未遂状态。如果是犯罪完成形态的话，一方面这时的“暴力犯罪”的行为已停止，如允许防卫，也是事后防卫，这容易造成防卫人滥用防卫权；另一方面，如对某犯罪行为实行防卫权，则此犯罪是不可能进入完成形态的，否则失去了防卫人也没有所谓正当防卫的问题，例如杀人罪。

二、特殊防卫权构成要件

从某种意义上讲，特殊防卫权是正当防卫权的一种特殊形式，两者之间具有包容关系。要剖析特殊防卫权的构成要件，需在正当防卫构成要件的基础上进行。特殊防卫权具有正当防卫权应有基本特点外，还有自身特有特点：

第一、保护对象的限制性，特殊防卫权所保护的对象仅仅限于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而不是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财产权利等其他非人身安全的权利。

第二、防卫对象的特定性，特殊防卫权的防卫对象仅限于对正在进行的诸如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及其他等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

第三、防卫限度无限性，防卫人在进行防卫时可以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必要求防卫行为与不法侵害的程度相适应。

第四、防卫权的合法性，特殊防卫权是法律赋予公民保护自己人身权利的一项私力救济权。

第五、防卫后果的免罚性，防卫人对不法侵害人进行防卫时，不管其对不法侵害人造成何种后果，都享有不承担刑事责任。

关于特殊防卫的构成要件，在法学界存在着好多种观点，目前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特殊防卫权的成立条件应当有以下三个方面：（1）防卫的范围，必须是针对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2）防卫的时间，必须是正在进行的不法暴力侵害（3）防卫的对象，必须是不法侵害者本人。

第二种观点认为，特殊防卫权的成立应当具备以下三个条件：（1）防卫人针对的是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犯罪，主要是暴力犯罪；（2）防卫的主体是任何公民；（3）防卫人杀伤不法侵害人或损害其利益，仍是制止不法侵害的防卫行为。

第三种观点认为，特殊防卫的成立条件应当具备以下四个方面：（1）前提——必须有某种特定暴力犯罪存在；（2）时机——必须是某种特定暴力犯罪正在进行之时；（3）对象——必须是针对不法暴力侵害者本人实施的；（4）主观条件——必须具有防卫合法权益的意图，即必须是为了保护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他人的人身权利。

我认为，特殊防卫是一种特殊的正当防卫，其构成要素应与正当防卫构成要素相似。第一种观点，虽然从防卫的时间和防卫的防卫的对象及防卫范围的三个方面反映了刑法第20条第3款的立法精神，但它仅仅考虑到特殊防卫构成的客观要件，而缺乏了特殊防卫的主观要件规定，我国正当防卫的构成是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的有机统一，那特殊防卫也不例外。第二种观点虽认识到特殊防卫成立的前提条件，掌握住特殊防卫的最主要特征即防卫人防卫的暴力犯罪是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但忽视防卫主观目的是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害、防卫对象只能是针对不法的暴力侵害者、防卫时机是暴力犯罪正在进行之时。第三种观点能全面地反映特殊防卫与正当防卫构成要件的异同点，但其主观条件的内容过宽，不能严谨地表达刑法第20条第3款与第1款区别的旨意。

综合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我根据防卫的意图、防卫的范围、防卫的对象、防卫时机等方面来分析一下特殊防卫的构成要件：

第一、在防卫意图上，防卫人必须是为了使本人或他人的人身安全免受特定的暴力侵害，这是特殊防卫成立的主观要件。防卫意图的有无，决定特殊防卫的成立与否。防卫意图内容有二，其一是认识因素（防卫的认识），其二是意志因素（防卫的目的）。防卫的认识的基本内容包括：

（1）对暴力侵害性质的认识；

（2）对暴力侵害的现实进行性的明确认识；

（3）对暴力侵害者是何者的认识即防卫的对象是谁；

（4）对暴力侵害的危及性认识等。

防卫的目的包括直接目的和根本目的两个层次，直接目的是制止正在进行的暴力侵害，根本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

第二、在防卫范围上，防卫人针对的是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特定的暴力犯罪。

第三、在防卫时机上，暴力犯罪正在进行之时。所谓正在进行，是指暴力侵害已经开始、尚未结束的行为状态。如果暴力侵害尚不存在或已终止，均不能实施特殊防卫。暴力侵害已经开始应如何认定？在刑法学界上存在着三种观点：着手说、进入现场说、折衷说。相比较来讲，折衷说较为合理且较符合刑事立法精神。目前，折衷说已成为实务界的通说，笔者也同意折衷说。

那么，对行为终止又如何认定呢？目前主要存在着观点：一是行为完毕说，二是离去现场说，三是事实继续说，四是结果形成说，五是排除危险说。上述五种观点各有千秋，我倾向排除危险说，但排除危险说还有失偏颇。例如，甲男路遇同村的乙女，顿起淫心，甲强行奸淫了乙。事后，甲起身欲离现场时，乙声明要告发甲，甲持刀威胁说：“我还没过隐呢，你想告我，没门”。在此案中，如果采用行为完毕说、结果形成说，此时乙不能对甲实行特殊防卫，不利于保护乙的人身安全；如采用事实说继续说，而甲的强奸行为已完毕，而事实上又不能断定甲是否继续有强奸行为发生，不利于乙把握防卫时机；如采用离去现场说，可能是事后防卫了；如采用排除危险说，可以实施特殊防卫，但此时的危险认定是仅凭防卫人主观认识来推定，而缺乏进行防卫的现实性，有悖于我国刑法主、客观相统一的归罪原则。

我以为，应借鉴德、法、日、意等国刑事立法精神，采用“现实危险说”，例如意大利《刑法典》第52条规定“为了维护自己或他人的权利免遭非法侵害的现实危险而被迫实施行为的，只要其防卫行为与侵害行为相对称，不受处罚。”日本《刑法典》第52条规定“面对非法侵害的现实危险，为保护自己或他人权利免受侵害而被迫实施行为的人，在防卫与侵害相对称的情况下，不应受到处罚。”所谓“危险”是指暴力侵害对于人身权利造成危险性，且通过对暴力侵害人造成一定人身损害可以予以排除，而不是已经发生危害结果或不能通过合法的防卫予以排除的危险。“现实性”是指危险不立即排除就会从或然性状态的转化为已然性状态。在上一案例中，从甲的言语及行为表明，甲有可能再次进行强奸，甚至有可能杀人灭口。乙所处的危险有现实性，可以对甲实行特殊防卫权。

第四、在防卫对象上，特殊防卫必须是针对不法的暴力侵害者本人。特殊防卫的目的是在于排除和制止暴力侵害，由于暴力侵害是通过行为人的身体外部动作进行的，制止暴力侵害就是要制止暴力侵害人的行为能力。因此，特殊防卫的防卫对象只能是暴力者本人。对于无刑事责任能力人（精神病人或未成年人）能不能实行特殊防卫，刑法学界存在着两种观点：肯定说与否定说。肯定说认为，不法暴力侵害中的违法不包括行为人主观方面及其责任能力的内容，只要行为人的行为对法律所保护的权益有现实的危害性，就属于不法侵害；精神病人和未成年人的不法侵害，与有责任能力人的不法侵害并无本质的区别。否定说认为，精神病人和未成年人的侵害行为不属于不法侵害，对其一般不能进行防卫。

我认为，二者的观点都有偏颇，对此类案件不能一概而论地采用肯定说或否定说，应结合防卫人的主观认识来处理。从原则上讲，对无责任能力人的侵害行为，一般可以实行特殊防卫。如果防卫人明知侵害者是无责任能力的人并有条件逃跑等其他方法避免或制止侵害时，则不能实行特殊防卫，换言之，防卫人这时采取的救助措施是刑法上所讲的紧急避险；如果防卫人不知侵害者是无责任能力人，应允许实行特殊防卫。有社会就存在冲突，对于冲突的解决仅靠国家来执行是不行，且不现实，国家必须把某一项权利赋予公民用救助以稳固社会的安定。特殊防卫权的设立，无疑是我国刑事立法的进步，但是特殊防卫权的滥用可能破坏刑法的机能，不利于人权保障。本文的阐述，正是目的之所在。

参考文献：

[1].见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的丁慕英、李淳、胡云腾主编的《刑法实施中的重点难点问题是研究》

[2].见刘艳红著《李植贵的行为是否正当防卫－关于“行凶”的一次实证考察》，律出版社2001年2版的陈兴良主编的《刑事法判解》第3卷。

[3].见司明灯著的《论特殊防卫的构成要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5月版马松建、史卫忠主编《刑法理论与司法认定问题研究》

[4].见陈兴良著《论无过当之防卫》，方正出版社2000年版的《刑法争鸣》第二辑

绑架罪范文篇9

关键词:谦抑性;亲属相犯;定罪量刑

一、问题提出

据江苏广电融媒体新闻中心报道，2017年13日晚上，江苏泰州警方接到陕西延安朱先生的报警电话，朱先生说自己的孩子小朱被绑架。泰州警方接警后立即出警，对人质进行解救。但是结果令人啼笑皆非，事情缘由，朱先生的儿子感觉父母不爱自己，这次来到泰州打工，没找到工作，带来的钱也用完了，就和伙伴商议，想试探父亲是否关爱自己。上述朱先生的孩子小朱行为已经构成“敲诈勒索罪”，根据《刑法》第274条规定可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最后不管法院对该小朱处以何种量刑，对于犯罪人、受害人和国家来说都难以实现刑罚的预期目的。近年发生类似“为试探父爱导演跨省绑架案”亲属间的犯罪行为逐渐增多，不仅有盗窃、抢夺、敲诈勒索等侵害财产权益犯罪行为，还有遗弃、虐待、婚内强奸、家庭暴力等侵害人身健康的犯罪行为，我们把这类发生在亲属间犯罪行为称之亲属相犯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如果严格按照刑法规定对亲属相犯行为定罪量刑，难以实现刑法的目的，但是如果按照刑法定罪量刑，又违背刑法罪行法定、人人平等、罪责相当等基本原则。因此，亲属相犯行为的定罪量刑问题研究成为当前刑法理论与实务的焦点之一，本文在刑法谦抑的视角下对亲属相犯行为进行梳理分析，在其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粗浅完善建议或立法思考求教于同仁。

二、刑法谦抑性与亲属间犯罪制度

（一）刑法的谦抑性概述

谦抑本意是指谦虚低调的处事方式，有缩减或者压缩的含义。最早出现在欧洲启蒙主义思想家的学说之中，随着部门法的不断发展，谦抑性已经成为刑法的价值理念之一。但是，对于刑法谦抑性的概念，学界尚无统一的共识。刑法的谦抑性，通常指立法机关只有在该规范确属必不可少——没有可以代替刑罚的其他适当方法存在的条件下，才能将某种违反法秩序的行为设定成犯罪行为。主要包括刑法的调整范围和刑罚的适用程度两方面，在中国贯彻实现刑法谦抑性思想有两个大的方向：一是非犯罪化，是指被现行刑法规定为犯罪的行为，但是由于其行为社会危害性不是十分严重，没有必要给予刑事惩罚，也不再认为是犯罪行为或者做除罪化解决。二是轻刑化，是指在立法或者司法中，对于已经规定为犯罪的行为，如果能规定为较轻的刑罚就可以起到预防犯罪的效果，就不能规定为较重的刑罚。同样，对于在刑事司法中定罪量刑，如果可以使用较轻的刑罚就能起到刑法的惩罚或者预防作用，就可以不适用较重的刑罚。非犯罪化和轻型化也是当今世界刑法发展的趋势和主要思潮之一。

（二）亲属相犯行为定罪量刑制度

1.古代亲属相犯行为的定罪量刑。在古代的刑法制度中，亲属相犯行为不仅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而且都规定为重罪。封建时代刑律所定的十种大罪，亦称之为“十恶”，具体指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和内乱。其中其中有四种是关于亲属间犯罪的，分别是恶逆、不孝、不睦、内乱。恶逆，“谓殴及谋杀祖父母、父母，杀伯叔父母、姑、兄、姊、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父母者。”不孝，指对直系尊亲属有忤逆言行，如控告或咒骂祖父母、父母；祖父母、父母在世时别籍异财(分居)，不予供养；居父母丧时嫁娶作乐，脱去丧服，改着吉服；闻祖父母、父母丧，匿不举哀；诈称祖父母、父母死亡。不睦，指谋杀或出卖缌麻以上亲属，殴打或控告丈夫、大功以上尊长和小功尊亲属(见服制)。内乱，“谓奸小功以上亲，父、祖妾，及与和者。古代亲属相犯制度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法律明确规定了亲属间犯罪适用的法律制度。二是亲属间犯罪适用的制度受封建制度影响较大，“重罪十条”则直接体现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等森严的封建制度。三是对亲属实施犯罪的定罪量刑区别较大，如果子辈对长辈实施犯罪，处罚比较严厉，作为“十恶”罪的内容，但长辈对字辈实施犯罪行为，往往不作为犯罪处理。

2.现行刑法亲属间犯罪梳理。现行刑法总则中没有亲属相犯行为定罪量刑的具体适用制度或者员额，但在分则中有相应的罪名。例如，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虐待罪、遗弃罪、重婚罪，等等。另外，自1984年对亲属间盗窃行为做出解释后，于1985年、1992年、1997年、2005年、2006年、2010年，对亲属间盗窃、抢夺财产、拐卖自己孩子的行为做出进一步的解释。我国现行刑法亲属相犯行为定罪量刑具有以下明显的特点：一是在去伦理化的背景下，我国刑法典中缺少亲属相犯行为具体适用刑法的制度或原则，亲属相犯既非法定或者酌定的从前或者减轻情节，也非法定或者酌定的从重情节，更非去刑事化事由。二是在刑法分则中规定了几种只能发生在亲属间的犯罪行，但是对于几种特殊的犯罪行为定罪量刑分析，会发现同样的行为造成同样的危害后果，发生在亲属间的要比发生普通人之间量刑稍轻。例如，虐待罪和遗弃罪，通过和故意杀人（伤害）与过失杀人（伤害）比较，分析在同样危害后果情况下亲属间犯罪和普通犯罪的定罪量刑。结果表明，刑法对亲属实施犯罪的量刑，在同种程度的危害后果，远远轻于故意犯罪和过失致人死亡犯罪，略高于过失致人重伤犯罪。三是对亲属相犯行为定罪量刑的司法解释范围种类逐渐扩到。财产犯罪行为由盗窃行为到抢夺等，然后又扩大到人身健康权利犯罪行为。

三、刑法谦抑性视角下亲属相犯行为的定罪量刑

刑法谦抑性并非刑法原则，更像一种理念或者思想，也就是说在刑事立法上，对于危害社会的行为，如果能有其他法律进行规范时，最好不要用刑法来规范，即不要规定为犯罪行为。在刑事司法中，对于已经构成犯罪的行为，如果能用其他惩罚方法代替时，最好不适用刑罚。简言之，刑法谦抑是指在无效果、可代替、无效益时不适用刑法。下面我们以“小朱为试探父爱导演跨省绑架案”为例，在刑法谦抑性视角下分析评述亲属间犯罪定罪量刑问题。

（一）亲属间犯罪定罪量刑的刑法谦抑性分析

1.对“为验父爱绑架自己的小朱”定罪为敲诈勒索是否有效果。刑法的效果主要刑法目的和功能体现，刑法的目的主要有惩罚、教育、安抚等。亲属相犯行为规定为犯罪适用刑罚，是否能达到相应的惩罚、教育、安抚等功能。一是惩罚功能。惩罚是刑罚的天然属性，只要适用刑罚，不管对象是谁，都有惩罚效果。二是教育功能。对犯罪人适用刑罚，教育其本人不敢再次实施犯罪行为，或者警示其他人不敢实施犯罪行为。刑罚的教育效果和犯罪行为人个体特质关系较为紧密，和犯罪行为种类关系不大。三是安抚功能，对犯罪行为人除去惩罚和教育功能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对受害人的安抚功能。上述大学生为验父爱绑架自己，如果针对该大学生适用适用刑法判处自由刑，肯定不是家长所需要看到的，对其没有安抚作用，甚至会带来伤害。因此，从刑法谦抑性的视角考量，亲属相犯行为适用刑法，在多数犯罪行为中是起不到任何的安抚功能。

2.对“为验父爱绑架自己的大学生”是否有其他惩罚方法代替。刑法是法律规范的一种，用于调整人与人成的社会关系。调整社会关系的规范不仅有刑事法律规范、民事法律规范、行政犯罪规范、商事法律规范，还有伦理规范等其他规范。伦理规范是指我们在处理个体与社会，个体与个体相互关系时应当遵守的准责，具体包括个体与自然之间、个体与社会之间、个体与个体之间关系处理的行为规范，也就是人际之间符合某种道德标准的行为准则。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家文化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家文化中，调整其家庭成员之家关系的更多的是适用伦理规范。我国刑法在去伦理化的背景下，犯罪行为的定罪量刑中未见伦理规范的适用，但是在处理家庭关系中，伦理规范比法律规范更为有效。因此，在刑法谦抑性的视角，在处理亲属相犯行为适用伦理规范或许法律规范更为有效和实用。

3.对“为验父爱绑架自己的小朱”适用刑罚是否符合效益性原则。刑法效益原则也程刑法的经济性原则，是刑法经济学的重要原则之一，就是说刑法也要符合经济学规律，讲究成本和收益。对于各类犯罪有对于亲属相犯行为适用刑罚是否符合经济性原则呢。随着法治中国的建设进一步完善，在司法建设的投入逐步增加，司法软件和硬件设施明显改善，但是相对于在经济转轨时期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司法资源仍然相对不足。因此，我们应把有限的司法资源用于更急需的地方，在类似于亲属相犯行为能用其他规范进行调整，可以不适用刑法规范更符合经济性原则。

（二）亲属间犯罪定罪量刑的刑法谦抑性启示

1.亲属相犯行为区别对待，选择性的不规定犯罪。在刑法谦抑性视角下，某些亲属相犯行为适用伦理去调整比适用刑法规范去调整，更符合刑法谦抑的思想或者理念。因此，在刑事立法中，我们可以大胆吸收刑法谦抑的思想，在刑法总则中增加亲属相犯行为定罪量刑的适用原则，或者规定法定或者酌定的从前或者减轻情节。例如，亲属相犯行为造成严重后果，要适用刑法予以惩罚，对于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可以规定为不是犯罪行为。

绑架罪范文篇10

一、宽严相济维护社会整体秩序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贯穿于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和刑罚执行的全过程，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在新时期的继承、发展和完善，是司法机关惩罚犯罪，预防犯罪，保护人民，保障人权，正确实施国家法律的指南。刑法修正案(七)很好地贯彻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坚持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加重了某些严重危害社会犯罪的处罚力度，也同时降低了某些犯罪的法定刑，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安定秩序。

(一)宽严相济降低绑架罪法定刑

与以往刑法修正加重对重点犯罪的处罚相比，这次修正案的一大亮点就是根据司法实践，对绑架罪增加了一款从轻处罚的量刑规定。修正案出台前，刑法第239条对绑架罪规定的最低刑期是10年，如此之重的刑罚没有贯彻“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轻罪不能轻罚。处罚过重，刑期起点过高，无法给犯罪人以后退的余地，使刑法失去感召作用。最为突出的就是犯罪嫌疑人在实施绑架行为后又因为某种原因释放被害人的情形应该受到鼓励和支持，但法律没有将其规定为减轻情节，不利于国家对犯罪嫌疑人的谈判，进而也不利于被害人的人身安全。《刑法修正案(七)》修改了绑架罪的最低法定刑，增加了一个“情节较轻”的法定刑幅度，即情节较轻的，可以判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其刑罚略重于普通抢劫罪的法定刑，符合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也与国际上很多国家和地区刑法的规定相一致。《刑法修正案(七)》在对绑架罪处以较轻刑罚的设置上，不像其他国家的刑法明确规定要求行为人要主动释放人质，而是采取一种具有类型性、抽象性和综合性的规定“情节较轻”。在《刑法修正案(七)》通过之后，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还没有对“情节较轻”作出统一的、权威的司法解释，可能引发司法实践中法律适用不统一、量刑不均衡等司法适用的困惑。在这种情况下，“什么是情节较轻，哪些情况属于情节较轻?”只能委任于司法人员的个案判断和学者的各自解释。

(二)彰显反腐决心扩大受贿罪主体范围

在刑法修正案(七)出台前，根据刑法规定以及刑法理论，单独构成受贿罪的主体只能国家工作人员，非国家工作人员不可能单独构成受贿罪。但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国家工作人员的配偶、子女打着老公、老子的旗号为请托人办事谋取不正当利益，收受请托人财物，事发以后，配偶、子女说收财物为他人谋利益之事是背着老公、老子办的，老公、老子说不知道此事，使案件难以处理。此外，一些已经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虽已不具备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但他们或者其近亲属及关系密切的人利用其在职时形成的影响力，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自己从中索取或者收受财物。这些行为严重败坏了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应作为犯罪追究。但是，这些行为由于不能构成共同犯罪，若要处理就缺乏法律依据。为此，有必要单独设立新罪名。另外，我国已批准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公约第18条对影响力交易犯罪也作了明确规定，要求各缔约国将“公职人员或者其他任何人为其本人或者他人直接或间接索取或者收受任何不正当好处，以作为该公职人员或者该其他人员滥用本人的实际影响力或者被认为具有的影响力，从缔约国的行政部门或者公共机构获得任何不正当好处的条件”规定为犯罪。其中的“公职人员或者其他任何人”就包括国家工作人员、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及其配偶、子女、亲朋好友等非国家工作人员。为适应反腐败的需要，刑法的有关条文规定应当修改完善，与公约衔接，以有利于我国履行承担的国际公约义务。正是基于上述两个原因，我国《刑法修正案(七)》规定:在刑法第388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388条之一:“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利用该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原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实施前款行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定罪处罚。”正式增设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这个新罪名。增加的新罪名与之前的两条受贿罪的罪名之根本区别在于突破了在非共同犯罪的情况下受贿罪的主体只能是国家工作人员的传统约束，将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以及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纳入受贿罪的主体。如此宽泛的主体范围，并未要求与国家工作人员合意或勾结形成共犯关系，这无疑弥补了法律的不足，加大了对受贿犯罪的打击力度。另外，考虑到毕竟受贿人不是国家工作人员，处罚力度要大大小于普通国家工作人员的受贿行为。《刑法修正案(七)》新增的这条反腐新罪名，对于进一步严密我国贪污贿赂犯罪的刑事法网，加大对腐败犯罪的刑法惩治力度，促进反腐败刑法立法的国际化，无疑都具有重要意义。

二、以人为本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项基本原则。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是以人为本最基本的体现和要求。

(一)保护个人隐私惩治非法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

隐私是一种与公共利益、群体利益无关的，当事人不愿他人知道或者他人不便知道的个人信息，当事人不愿他人干涉或者他人不便干涉的个人私事和当事人不愿他人侵入或者他人不便侵入的个人领域。［1］隐私的内容主要包括个人信息、个人私事和个人领域。每个公民都享有隐私权，包括隐私隐瞒权、隐私利用权、隐私维护权和隐私支配权。未经本人同意而披露个人信息，干涉个人私事或侵入个人领域是对公民权益的侵犯，往往给公民精神造成极大的损害，对这类行为要严厉打击。可我国《民法通则》对隐私权没有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侵害隐私权益为侵权行为，要承担赔偿责任。但仅仅停留在民事赔偿层面，对严重侵犯公民隐私权的行为打击力度不够。为更好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刑法修正案(七)规定在刑法第253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253条之一:“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将本单位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单位犯前两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各该款的规定处罚。”对以上行为以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或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定罪处罚。有了该规定，对于某些机构非法出售或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或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可以进行刑事处罚，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更好地保护公民隐私权。但是，也有学者认为通过立法来解决不是一个好的选择:“非法提供个人信息的犯罪化是顺乎民意的产物。但可以预见的是，由于犯罪查处难度较大，再加上高额的利润驱使，犯罪黑数将大量存在，即使通过刑罚手段也未必能遏制非法提供个人信息的行为，只是会增加犯罪分子的犯罪成本，抬升个人信息出售的黑市价格。”［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