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文化概论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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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文化概论篇1

关键词：湘学；发展；

学术谱系湘学作为湖南区域学术思想，一直是学界颇有兴致的研究领域。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方克立先生倡导加强湘学研究以来，湘学研究取得了一些进展，也积累了不少的成果。但湘学的内涵及范畴是什么，一直也是众说纷纭、见仁见智、莫衷一是。2012年，王伟光先生倡导成立湖南湘学研究院，湘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推力，湘学被赋予了更为广泛的意义。因此，有必要对湘学进行学理的探究，以明了湘学之内涵、范畴及其学术谱系（发展形态），推动湘学的深入研究。

一、“湘学”溯源

“湘学”一词始于何时？或者说什么时候开始以“湘学”来概括湖南学术？作为学术流派的湖湘学派虽然在南宋时形成，但时人也只是以“湖湘学派”、“湖南学”、“湖南一派”来称谓，没有出现“湘学”的概念。从目前所见的材料来看，“湘学”一词的出现，是在清末维新运动时期。先是江标、唐才常、蔡钟睿等创办于湖南长沙的《湘学新报》（自21册后改名为《湘学报》）。但是，与同时期其他省份的维新报刊一样，“湘”表达的只是区域的概念，如《苏报》、《蜀报》。“湘学” 也不是指湖南学术，《湘学报》宣传、介绍的是西方近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宣传维新变法，它设史学、时务、舆地、算学、商学、交涉、格致等栏目。

梁启超等人在这一时期也使用过湘学的概念。1896年，梁启超在致汪康年的信中说到：“江建霞顷督湘学，此君尚能通达中外，兄与之厚。……以此为重心，则利禄之路，三年之内湖南可以丕变矣。”①1898年浙江学者陈汉第致信《时务报》总编辑汪康年称：“当今各省学会，舍湘学而外，无人创设。湘学已为康教所惑，浙学汲汲宜办，以杜其未萌，先发制人，此其时也。”②显然，梁启超所谓“湘学”，是指江标任湖南学政，掌管湖南省教育事务。而陈汉第所言“湘学”，则是指湖南学会――南学会。

清末由于民族危机严重，民族主义思潮勃兴，而作为民族主义变种的国粹主义盛行，爱国和保存国粹思想浸润，留学生和爱国志士对故乡多抱挚爱激情，以表达对祖国的热爱之情，加之留学生特别是留日学生初期多以同乡组成小团体，故当时讴歌故乡之文不绝于报章杂志：如：“湖南者，吾湖南人之湖南也。”③ “我广东有特质异于各省者数端，而其为中国精华之所注……于是中国全部之事，几于有广东人则兴，无广东人则废。”④“江苏者，我全中国最受外力之包围攻击者也。……是故为江苏计，吾不得不改革江苏；为中国计，吾亦不得不改革江苏。”⑤ “吾浙江固祖国国系内之一分子，而治浙即所以治中国。……我诸父伯叔诸兄弟，生于斯长于斯，聚党族于斯，要皆有负责全浙之责任。”⑥留学生们正是通过这种对乡里桑梓的讴歌，表达出对祖国的热烈的感情。⑦诚如梁启超所言：“盖以中国之大，一地方有一地方之特点，其受之于遗传及环境者且深切远，而爱乡土之观念，实亦人群团结进展之一要素。利用其恭敬桑梓的心理，示之以乡邦先辈之人格及其学艺，其鼓舞浚发，往往视逖远者为更有力。”⑧所以，他们所办刊物多以省名冠之，如《苏报》、《蜀报》、《浙江潮》等等。可见，清末维新志士所谓“湘学”并不具有学术上的意义。

从湘学学术谱系的角度对湘学进行了概括的是叶德辉和杨毓麟 。叶德辉在《答人书》中说：

“湘学肇于鬻熊，成于三闾。宋则濂溪为道学之宗，明则船山抱高蹈之节。迨乎乾嘉以后，吴越经学之盛，几于南北同宗，湘人乃笃守其乡风，怀抱其忠义。经世之作，开风气之先；讲学之人，奏戡乱之绩。流风广衍，本不以考据为能。” ⑨

1902年，湖南革命志士杨毓麟撰写《新湖南》一文，其中写道：

“且我湖南有特别独立之根性，无所表现，其影响仅仅及于学术而未大显.……其岸异之处，颇能自振于他省之外，自濂溪周氏，师心独往，以一人之意识，经纬成一学说，遂为两宋道学不祧之祖。胜国以来，船山王氏以其坚贞刻苦之身，进退宋儒，自立宗主。当时阳明之学遍天下，而湘学独奋然自异焉。” ⑩

叶德辉、杨毓麟在这里使用的湘学，是指两宋以来湖南的学术，具有湘学的真正意义。

对湘学进行系统研究的是李肖聃先生。1924年，为纪念长沙《大公报》创办10周年，李肖聃应邀撰写了《湘学小史》，1934年，他又撰写《湘学叙录》。1946年，在湖南大学任教的李肖聃在此两文的基础上撰成《湘学略》，述北宋周敦颐至晚清谭嗣同共二十六学略，涵括宋以来历代湖南学人及流寓学人。

在此之前的1943年，钱基博先生撰写了《近百年湖南学风》一书，叙汤鹏、魏源、罗泽南、李续宾、王g、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刘蓉、郭嵩焘、王]运、阎镇珩、邹代钧、罗正钧、谭嗣同、蔡锷、章士钊等十七位“文人、学者、循吏、良相、名将”、“好学深思”之学行， 其实是一部近代湘学略或者湘学学案。

对中国学术史有系统研究的梁启超，也没有使用“湘学”来描述湖南学术史，大都使用“湖湘学派”、“沅湘学派”来表达。在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所作两本著作中，他是这样表达湖南学术的：

“南宋学派，主要是朱陆两家……两派之外，还有两个人需要注意。一个是张南轩。……南轩生在湖南，湖湘学派与朱子学派，实在没有什么区别。”

“非朱非王，独立自成一派，当推王夫子（船山）。船山是湖南人，他这一派，叫做湖湘学派。在北宋时为周濂溪，在南宋时为张南轩，中间很消沉，至船山而复盛。……船山在清初湮灭不闻，咸同以后，因为刊行遗书，其学渐广。”

“盖以中国之大，一地方有一地方之特点。……地方的学风之养成，实学界一坚实之基础也。彼全谢山之极力提倡浙东学派，李穆堂之极力提倡江右学派，邓湘皋之极力提倡沅湘学派，其直接影响于其乡后辈者何若，间接影响于全国者何若，斯岂非明效大验耶？”

可见，在清末、民国学者那里，湘学、湖湘学派、沅湘学派都是湖南学术的指称，他们虽然没有给予湘学以明确的定义，对湘学发展脉络的梳理以及对湖湘学者学术的描述，显然是指湖南学术思想史。

二、湘学正义

自上世纪80年代兴起文化热以来，区域文化的研究也获得发展。湖湘文化作为一种有特色的区域文化受到学者的重视，但作为区域学术的湘学，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才逐渐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先是方克立先生倡导研究湘学，主要是从湖湘哲学的视域来进行的，而其着重点主要在南宋湖湘学派的研究。近几年来，王伟光先生倡导推进湘学研究，对湘学的研究在更广大的层面深入，但对于湘学的概念仍然存在不同的意见，具有代表性的意见具有是以下四种：

一是方克立先生认为，“广义地说，湘学史就是湖南地区的学术思想发展史，特别是宋以后的湖南学术史，湖湘学派倡导的理学历史和务实学风一直贯穿于其中。由于湘学还是属于国学即中国传统学术的一部分，我们可以将其下限大致地确定在清末民初之际，湘学精神的现代转换与改造就具有新的时代意涵而不属于传统湘学的范畴了。”

二是陈代湘先生认为，“湘学是一种极富特色的地域思想”，“是指在湖南地区产生和传承并对湖南地区发生了影响的以哲学为核心的学术思想”。与方克立先生不同的是，他强调其内涵是哲学：“作为湖湘文化内核的湘学，核心内容就是湖湘哲学”。

三是王立新、方红娇认为，湘学“产生于南宋时期的湖南，但湘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湘中学术的省略称谓”，“湘学既非一般意义上的湘中学术，就不当包涵风土人情，亦不包括农桑手工以及词章训诂、书法、绘画、建筑、雕塑之类。湘学的概念，与宽泛的湖湘文化的概念是不同的，湘学可以被叫做核心湖湘文化或湖湘核心文化，但却不能直接将一般意义上的湖湘文化当成湘学。湘学的基调是宋学，所谓义理之学，义理，是湘学的主要的和核心的内涵。”因此，“湘学在原则意义上，应当是传统儒学在湖南生根和演变历程的凝缩式称谓”。

四是郭钦在“新架构”的视域下认为，“新架构下的湘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化概念， 不是纯粹的地理概念，也不是凝固不变的时间概念，更不只是一个学理概念。新架构下的湘学就是关于湖南的历史、现在与未来的学问，是关于湖南人、湖南事和与湖南相关的人和事的学问，是关于当今湖南社会发展中有关湖湘气派、 湖湘特质、 湖湘风格、湖湘精神的学问，是关于湖南在中国的地位、在世界的地位的学问。 简言之，新架构下的湘学就是湖南学”。

综上所述，当代湘学的研究者，并没有超越清末民国的学者，基本上赞同湘学就是湖南学术思想史或者学术史（思想与方法），至少湖南学术思想史是湘学主要的内容，只是在湘学的内容、范畴上有不同的看法，但大多没有超出李肖聃先生的《湘学略》的界定，郭钦先生则是从更宽泛和广义的角度来定义湘学。

我个人倾向于从学理的角度来定义湘学，就是晚清、民国学者主张的、方克立先生广义定义的湘学概念，即湘学是指湖南区域学术思想史或学术史，是中国学术史的一部分，在不同的时代，它表现为不同的形式。何谓学术史？我以为张立文先生的定义是非常准确的。他说：

学术在传统意义上是指学说和方法，在现代意义上一般是指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诸多知识系统和方法系统，以及自然科学领域中的科学学说和方法论。中国学术史面对的不是人对宇宙、社会、人生之道的体贴和名字体系或人对宇宙、社会、人生的事件、生活、行为所思所想的解释体系， 而是直面已有的中国哲学家、思想家、学问家、科学家、宗教家、文学家、史学家、经学家等的学说和方法系统，并藉其文本和成果，通过考镜源流、分源别派，历史地呈现其学术延续的血脉和趋势。这便是中国学术史。

基于此体认，我认为所谓湘学，就是湖南学术史或学术思想史。借用张立文先生的定义，所谓湘学，就是对湖南历史上的“哲学家、思想家、学问家、科学家、宗教家、文学家、史学家、经学家等的学说和方法系统，并藉其文本和成果，通过考镜源流、分源别派，历史地呈现其学术延续的血脉和趋势”。

因此，湘学不是湖湘学派。传统的学派是指一门学问中由于学说师承不同而形成的派别，此外还有因区域学术传承而形成的地域性学派，因问题关注而形成的问题性学派。在中国传统学术发展史上，主要是师承性学派和地域性学派。这两种类型的学派，除了学术价值取向的一致或相近，重要的是都有一脉相承的师承关系。湘学显然不具备这种特征。在湖南学术发展史上，有过湖湘学派、晚清经世理学学派，前者学术传承比较清晰，但传承时间短；后者比较松散，但它们都只是湘学的一种发展形态，湖湘学派是南宋时期的湘学，而晚清经世理学晚清湘学。

湘学也不仅仅是湖湘哲学。中国传统学术分类是经、史、子、集，所谓学术实际上仅指儒家经学。虽然中国古代也有数学、天文学乃至物理、化学方面的成就，但这些学术在传统社会中被视为“形而下”的末艺，得不到充分的发展，因而不能形成各自独立的科学体系。故经学成为包容一切的学术。哲学、伦理学、政治学、历史学、文学等等都被容纳在经学的范围，实际上只是经学的附庸。所以，历代学者都认为所谓学术只有经学及其各流派。这从历代学者对学术的界定即可窥见一斑。宋学的创始人程伊川论及古今学术的范围时说：“古之学者一，今之学者三，……一曰文章之学，二曰训诂之学，三曰儒者之学。”清代学者姚鼐认为，学问之事有“三端’：“曰义理也，考据也，词章也。”戴震也把学问分为三种：义理、制数，文章。曾国藩在鸦片战争以前，也把学术概括为“三途”：“曰义理之学，曰考据之学，曰词章之学。”由此可知，中国几千年来士人心目中的学问只有义理、词章、考据三种，实际上也只有经学一种。所以有人说中国传统学术是：“义理考据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宋，则归汉。”鸦片战争以后，曾国藩在义理、词章、考据之外又加上经济之学。不过，曾氏所谓“经济”之学乃是孔子学说中的“政事”，六经中的一经（礼），外加一些兵、漕、荒、盐等诸种具体政务，也就是经邦济世的经世致用之学。我们今天所谓哲学，乃是按照西方近代科学的分类体系以及西方哲学的定义与范畴来规范和解释传统学术某些学说的。以这种“照着讲”的解释体系或叙述体系来规范博大精深的传统学术体系是不全面的，陷入了狭隘的学科偏见之中。

湘学同样不是宋学或义理之学。宋学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发展形态，是宋以后援佛入儒后的一种学术主流，但即使是主流，也不是全部。清代汉宋之学的两足鼎立乃至两军对垒，就是明证，而汉宋之外，也还有史地、方志、金石，乃至所谓新学。如果说，宋学或义理之学是宋以来湖南地区学术发展的主流或主旨，那只能说是宋以来湘学发展的特征，也不是湘学发展的全部。

梁启超认为学术史的叙述，必须：“第一，叙一个时代的学术，须把那时代重要各学派全数网罗，不可以爱憎为取；第二，叙某家学说须将其特点提挈出来，令读者有很明晰的概念；第三，要忠实传写各家真相，勿以主观上下其手；第四，要把各人的时代和他一生大概叙述，看出那人的全人格。”

因此，将湘学定义为“湖湘学派”、“以哲学为核心”、“核心内容就是湖湘哲学” 或“湘学的基调是宋学，所谓义理之学，义理，是湘学的主要的和核心的内涵”是过于狭义了，不能全面反映湖南地区学术发展的面貌，所以湘学应当完整地叙述湖南区域历史上各学派、各家、各人的学术成就，考镜源流、分源别派，历史地呈现其学术延续的血脉和趋势。

晚清西学东渐，经过民国的新旧交融和转型，至当代学术，已经完全融合于以西方学术为参照体系的所谓现代学术话语系统了。传统学术体系和区域学术流派逐渐消解，或许还存留着某种精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郭钦先生试图构建湘学的新架构，即将湘学定义为“是关于湖南的历史、现在与未来的学问，是关于湖南人、湖南事和与湖南相关的人和事的学问，是关于当今湖南社会发展中有关湖湘气派、 湖湘特质、 湖湘风格、湖湘精神的学问，是关于湖南在中国的地位、在世界的地位的学问。 简言之，新架构下的湘学就是湖南学”，或许具有当下的意义，但已经不是传统学术语境下的湘学。

三、湘学谱系

关于湘学学术谱系或发展形态的最早表述，还是得追溯到清末、民国时期。叶德辉主张追溯到楚时期：“湘学肇于鬻熊，成于三闾。宋则濂溪为道学之宗，明则船山抱高蹈之节。迨乎乾嘉以后，……湘人乃笃守其乡风，怀抱其忠义。经世之作，开风气之先；讲学之人，奏戡乱之绩。”杨毓麟则认为当自濂溪始：“自濂溪周氏，师心独往，以一人之意识，经纬成一学说，遂为两宋道学不祧之祖。胜国以来，船山王氏以其坚贞刻苦之身，进退宋儒，自立宗主。当时阳明之学遍天下，而湘学独奋然自异焉。”至于发展形态的表述，因叶德辉、杨毓麟并未就湘学作一专论，所以叶德辉仅列举鬻熊、屈原、船山以及晚清经世之学，而杨毓麟则仅列举濂溪和船山。

对湘学谱系有系统的表述是李肖聃。他的《湘学略》叙述了自宋至清末湘学代表人物的学术脉络，共二十六家：濂溪学略第一、衡麓学略第二、南轩学略第三、紫阳学略第四、岳麓学略第五、阳明学略第六、船山学略第七、恒斋学略第八、九溪学略第九、邵阳学略第十、镜海学略第十一、益阳学略第十二、二贺学略第十三、邹邓学略第十四、曾左学略第十五、罗山学略第十六、玉池学略第十七、岳阳学略第十八、湘绮学略第十九、葵园学略第二十、鹿门学略第二十一、E园学略第二十二、浏阳学略第二十三、校经学略第二十四、诸儒学略第二十五、流寓学略第二十六。

从李氏的目录来看，他是将湘学上限设定在北宋周敦颐，下限则至浏阳谭嗣同（清末）。但李氏设流寓学略，又述自楚屈原至清纪昀主临武义学止。但无论如何，李肖聃先生条列湘学谱系之功不可没。

当代湘学研究者关于湘学溯源的看法不一而足。有主张追溯到炎帝、舜帝的，也有的认为，“湘学的先驱与先烈无疑是屈原。屈学奠定了数千年湘学传统的基础。 如屈原的“内美”与“修能”，与自宋以降的“内圣”与“外王”，便是方向一致的政治生活修养。因之，湘学形成于屈学，发展于汉唐迁谪文学，成熟于两宋程朱理学。 这三个阶段可以成为湘学清晰的发展理路”。

在诸多关于湘学上限的观点中，赞同自濂溪起似乎多一些。方克立先生和陈代湘主编的《湘学史》可以作为代表，其认为：

湘学概念的范围，其上限应断自周敦颐，其下限则可确定在清末民初之际。其内容包括濂溪学、湖湘学、船山学以及近代湘学。湘学精神的现代转换与改造已具有新的时代内涵而不属于传统湘学的范围。

《湘学史》以此为编纂思想，叙述了自周敦颐、章士钊、杨树达、余嘉锡、黎锦、向达、金岳霖、陈润霖、范源廉、易培基、易白沙等一大批民国时期的文史哲学者乃至科学家及实业家的思想及事功。

朱汉民先生则认为湘学可以追溯至两宋更久远一些，但不能自鬻熊始，他认为：

鬻熊是楚国的开拓者，后来还留传《鬻子》一书，但这部书于何时成书，至今还是个疑问，而且鬻熊只是楚国的创始人，而湖南至战国初才纳入楚国版图，所以鬻熊与湖南并无直接联系。

但是可以追溯到屈原，因为：

屈原则不相同。他在流放湖南期间，写下了大量的诗歌，其中蕴含十分丰富的历史、哲学、政治、伦理、天文、地理等方面的知识与观念，并对以后的湖湘历史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后，相继又有贾谊、柳宗元、刘禹锡等大批学者流放或寓居湖南，在此期间他们创作了许多重要的著述，这些著述涉及到政治、历史、哲学等各种学术思想领域。因此，这些学者的学术思想是与“湘学”有关联的。……屈、贾、柳、刘等士大夫在湖南寓居期间所形成、撰述、传播的各种知识、观念、学问均具有湖湘地区的地方性知识的意义，因而能够纳入到湘学的脉络中来。

不过，朱汉民先生最终认为屈原、贾谊、柳宗元、刘禹锡等学术思想仍然不属于湘学的范畴：

湘学之“学”首先是指学理化的知识系统，而屈、贾所留下的著述主要是表达主观情感思想的文学作品，而并非学理化的知识体系，即非标准的“学”。另一方面，湘学之“湘”作为一个政区的符号，以及与政区相关的文化区符号，能得到普遍公认也是到较晚之后，屈原的作品向来是被纳入到另一个区域文化――楚文化即楚学系统之中。由于上述原因，屈、贾的作品既然不是标准的学，也就不可能构成地方性知识体系传承的“学统”。

上述研究者观点的分歧，主要体现在湘学的上、下限、范畴和区域三个方面，而这三个问题，正是建构湘学谱系、或者说考镜湘学发展形态的关键所在。基于对湘学概念的体认及上述研究者观点的解读，我认为，第一，湘学既是湖南区域学术思想史，其上限应当追溯到远古时期。炎帝、舜帝乃传说中之部落首领，其思想与事功被历史湮灭久远，难以与湘学即湖南学术思想勾连其清晰的脉络。鬻熊是楚国创始人，是已知最早的道家人物之一，道家崇尚母性多元，以柔克刚，阴阳调和，损有余，补不足，协调均衡，是学界认为是楚地黄老道家的起源之一。湖南在中国开发较晚，其学术倡明亦迟，但在先秦两汉时期，黄老思想、道家学说确实这一地区思想与观念的主流，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道德经》即是证明之一。叶德辉云“湘学肇于鬻熊，成于三闾”，我以为此处“鬻熊”既当做区域理解，也指向鬻熊个人。因此湘学始于楚国时期，是王先谦明确的理念。楚的疆域最初主要在今湖北西部山区和江汉平原一带，后逐渐向南扩展到今湖南北部的洞庭湖平原，即所谓南楚或楚南，即今日之湖南。研究区域学术史，无疑是以今日之区划为范围，上溯至各历史时期该范围内之学术。一定的区划是以一定的文化即语言（或方言）、文字、风俗、经济联系等等为基础的。历史上，楚湘（两湖、湖广）地区犹如巴蜀地区，其文化、经济、政治的联系是难以截然分离的。因此，湘学应当追溯至楚国时期的楚南地区，而不应从康熙三年置湖广按察使司，湖广右布政使、偏沅巡抚移驻长沙，湖广行省南北分治，湖南独立建省开始。至于其下限，到民国时期（而不是民初）是比较妥当的。晚清、民国是中国学术由传统向现代学术转型的时期，就学科门类来说，由传统的经史子集或辞章、考据、义理或文章、训诂、儒者之学向分门别类的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转变。湘学既为传统学术，因此转型时期治旧学、即以传统学术理论与方法治学之成果，应当纳入湘学的范畴。至于1949年以来湖南学者的工作，基本上是在现代科学话语体系分门别类地展开，则应当以学术思想史或学术史涵括之。

第二，湘学既然是湖南学术史，其范围就应当包括张立文先生所说的，包括湖南各个历史时期的“哲学家、思想家、学问家、科学家、宗教家、文学家、史学家、经学家等的学说和方法系统，并藉其文本和成果，通过考镜源流、分源别派，历史地呈现其学术延续的血脉和趋势”。因此，湘学的叙述体系不仅仅只包括哲学家、思想家、经学家、史学家、学问家，也应该包括文学家、宗教家、科学家等所建立的理论和知识系统。有的研究者可能认为宋以前湖南的学术思想没有一以贯之的学术理念、旨趣或者宗旨，所以不能以“学”冠之。其实，宋以后湖南学术确实表现出理学的主流特色，但这只是因为一方面理学是宋以后学术的主流，在宋以后进入传统学术体系的湖南学术，自然也脱离不了主流学术；另一方面，即使在宋以后，理学也并不是湖南乃至中国学术的全部。清代汉学的显学地位、晚清今文经学的复兴，同样构成清代中国学术的多彩画卷，同样也反映到湖南学术之中。王]运、王先谦、叶德辉、皮锡瑞以至谭嗣同，其学术经世的共同之处是明显的，但并非完全具有理学的倾向。即使是晚清湖南学术的经世致用学术取向，也并非完全传承于湖湘学派，曾国藩的理学经世旨趣或许师承于唐鉴的“守道救时”、“取笃实践”而传承了湖湘学统，但魏源更多地是接受了常州学派的用世理念。湘学，不应当视其为一个学派，因此它并没有薪火相传的学脉和师承谱系。作为理学一个分支的湖湘学派（湖湘学、湖南学、湖南一派），只是南宋学术史上耀眼的流星，并没有延续其脉络。台湾学者罗光曾经评价说：“蜀学不是专于理学的学派，湘学则是理学的一宗；然而蜀学和洛学为两派思想，湘学和洛学却是脉络相承。湘学的第一人为胡安国，继起的为他的儿子胡寅、胡宏，而发扬光大的人则为张颉U蛞院笪薮人。中国哲学史上再不讲湘学，及到明末王船山再振湘学的名字，然而王船山的学自为一家，不是承接宋朝的理学。”这是符合湖湘学派发展历史的。作为湖南学术思想史的湘学，在晚清以前确实不存在一脉相承的学术师承和学术旨趣。因此，湘学的叙述体系只能是湖南哲学家、思想家、学问家、科学家、宗教家、文学家、史学家、经学家等的学说和方法系统。

第三，湘学既包括“湘中之学”，也包括“湘人之学”。这一命题是方克立先生提出来的。方先生认为“湘中之学并非皆是湘人之学，另一方面，湘人之学也不尽在湘中”，“从历史现象看，古代湘学并非尽为湘人之学，近代湘学倒是以有着强烈的国家民族意识的湖湘士人为主体；古代湘学一般来说即是湘中之学，近代湘学则不一定为湘地所限”。方先生主张二者适当地兼顾、结合，这是极为精当之言。我以为，湘学即是湘中之学，即湖南区域的学术思想。“湘中”就是湖南这一区域，既包括湘籍人士，也包括流寓湘地之人。胡安国、胡宏、张虿⒎窍嫒耍却是湘学历史上辉煌的湖湘学派的创始人和光大者，近代魏源、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人的主要活动地并非湖南，但毫无疑问他们是晚清湘学的杰出代表。因此，湘中之人无论湘籍还是流寓，必然受到湖南区域学术文化等环境的濡染，其学必然反映湘域的特征，因而纳入湘学范畴是适宜的。

基于上述看法，我认为湘学谱系或曰发展形态，可以表述为：楚南之学、濂溪之学、湖湘学派、船山之学、清代湘学、晚清湘学、民国湘学。宋以来湘学发展的形态学界已无大的争议，具体表述可能有所不同，亦无伤大雅。楚南之学，可能有所分歧。基于以上论述，我以为楚南之学作为宋以前的湘学形态，是可以成立的。诚如已有的研究者所说，宋以前湖南学术理论思辨性不强，完整的学理形态并不完备。但是，南楚道家思想、屈原、贾谊的文学、汉代黄老思想、禅宗南岳一系、柳宗元文学成就、李东阳茶陵诗派等等，是湖南学术史不可或缺的部分，其精神与气质对后世湖南学术思想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确立楚南之学的地位，湘学谱系才能完整地建构。

【 注 释 】①《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0卷，第6078页。

②《汪康年师友书札》（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045页。

③⑩《杨毓麟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5、35页。

④欧榘甲：《新广东》。

⑤铁生：《江苏改革之方针》，《江苏》第1期。

⑥匪石：《浙风篇》，《浙江潮》第5期。

⑦章开沅：《时代・祖国・乡里》一文比较透彻地分析了这种思潮。

⑧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04―305、304―305、46―47页。

⑨《翼教丛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176页。

钱基博、李肖聃：《近百年湖南学风・湘学略》，岳麓书社1985年版。

《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6卷，第4977、49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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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健：《远古至秦汉时期湘学之源流》，《船山学刊》2014年第1期。

锺兴永、鲁涛、刘红麟：《屈学与湘学》，《云梦学刊》2015年第1期。

方克立、陈代湘：《湘学史》（一），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7页。

朱汉民：《湘学的源流与学统》，《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参见余明光《黄帝四经与黄老思想》，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罗光：《中国哲学思想史》，“宋代篇”，台湾学生书局1982年版，第563页。

湖湘文化概论篇2

关键词：湖南大学；图书馆；特色馆藏

中图分类号：G2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33-0240-02

特色馆藏是图书馆在文献信息的长期收集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特色文献信息的集合，是形成图书馆核心竞争力的基础。传统图书馆的特色馆藏，仅仅指古籍善本，现代图书馆特色馆藏的概念已被不断延伸和扩大，不仅包括金石、字画、碑拓、书版、雕刻、名家手稿等各种能够反映图书馆人文底蕴的藏品，而且也涵盖各种特色数据库和特色服务。高校图书馆的特色馆藏应充分体现出所属高校的历史背景、文化底蕴以及学科重点和专业优势。现在，各高校图书馆在高度重视高科技含量的自动化管理和不断更新设备的同时，越来越注重打造个性化和特色化的图书馆。早在二十多年前，湖南大学图书馆就成立了专门的特色馆藏部门，开湖南省内高校图书馆特色馆藏之先河。近年来，该馆在特色馆藏方面收获颇丰，但还需要进一步充实和完善。基于此，笔者对湖南大学图书馆特色馆藏的现状进行概述，并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进而探讨加强该馆特色馆藏建设的方式和方法。

一、湖南大学图书馆特色馆藏的现状概述

湖南大学图书馆源溯岳麓书院御书楼，馆史已逾千年。1985年设立了“友好文库”，专门接受国内外团体机构和专家学者的赠书赠款。1989年，在“友好文库”的基础上，辟出专室，创建了“湖南大学海内外湘籍名人作品收藏中心”，广泛征集海内外湘籍名人的各类作品。目前其藏品可分为五大类：

1、海内外湘籍名人作品。这些作品可分为三类：一是湘籍名人的字画和题词，包括艺术界书画家的字画、科技界人士的手迹和政界领导人士的题词；二是湘籍名人生平事迹的相关资料，有30多位湘籍院士的资料，三湘将帅的老照片以及他们的革命历程等；三是名人手稿及书籍。至今已收藏800多个海内外团体机构及专家学者的出版物近万种[1]，陈列展示在友好文库，其中包括丁玲、沈从文、于沙、谭淡、刘永济等著名学者的著作。

2、湖南大学的出版物及硕博论文。出版物自20世纪50年代起，收藏了各类期刊、报刊和年鉴等。硕博论文从20世纪80年代起，至今已收藏论文15000多册，包括全校29个院系的硕博士毕业论文。

3、特色数据库。湖南大学图书馆目前已有多个自建特色数据库，如书院文化数据库、湖南人物库、湖南大学图书馆学科服务网站、湖南民俗数据库和金融文献数据库等。书院文化数据库的创建，旨在通过其现代化的信息处理技术和数字化的手段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呈现给世人。湖南人物库主要收集古今中外、各行各业在海内外享有重大声誉、对人类历史进程产生一定影响的湘籍（包括曾经在湘工作过的）知名人士的作品，以更好地弘扬湖湘文化，渲染坚韧不拔、敢为天下先的湖湘人文精神，向世人展示湖南人的卓越成就。湖南大学图书馆学科服务网站则是针对学校的学科建设要求、建设目的及其学科发展方向，从教学科研的需求出发，以某一学科为单元对学科信息资源进行搜集、整理、组织，建立某一学科资源的组织体系、动态链接和检索平台。内容包括该学科的新闻、文献、课件、会议、人物、机构、专刊、竞争学科信息等内容。其目的是供专业人员准确、快捷地了解本学科前沿研究动态和国际发展趋势，直接获取相关学科资源，服务于学校的教学与科研。而基于湖南大学厚重的湖湘文化历史积淀及其岳麓书院特有的资源优势来构建的湖南民俗数据库则按照衣食住行、生产商贸、社会组织、人生礼仪、岁时节气、民间信仰、民间文化、民俗百科、民俗研究等九个栏目全面收集、整理与展示湖南各地方、各民族的风土人情，为世人了解湖南提供一个信息检索的平台和窗口，使湖湘优秀的传统文化得以传承，不断升华成为湖湘新文化的因子，并走向世界，让世人从民俗的视角去了解湖南，走进湖湘大地。金融文献数据库则覆盖金融、证券、资本市场、银行、货币、保险、部分综合性经济理论报刊。已收期刊250种，报纸74种，现有数据40余万条，对建立、完善金融科学文献保障体系具有重要作用。

4、湘籍台胞李佑增先生捐赠作品专室。李佑增先生是著名的竹雕艺术大师，2004年，湖南大学图书馆接受了其大量藏品（包括竹雕作品，字画，邮票，首日封，拓碑，家谱等共计5000余件），并专门为其藏品开辟专室。

5、湖南大学图书馆与湖南省图书馆合作共建的历史文献阅览室，现收藏有古籍文献、相关研究资料以及国家图书馆赠送的《中华再造善本》共20000余册。

二、湖南大学图书馆特色馆藏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一）建设过程中重“藏”轻“用”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湖南大学图书馆对于大多数特色馆藏还只是流于比较粗泛的管理，对其进行的揭示与加工大多仍停留于表层的信息处理，并未能根据专题特色进行深加工和对其信息价值进行全面和多方位的展示，因此无法使文献展示出良好的动态效果。这便使得许多特色馆藏虽然已存在了多年，但不仅是学生，甚至还有很多老师都不知晓，更遑论对其进行利用了。这样不仅不能突出馆藏的特色，保持特色文献与外界的联系与沟通，利用特色文献为教学和科研提供服务的价值也就更加无从谈起。

（二）资源共享受到限制

资源共享是图书馆发展的趋势，更是特色馆藏建设的方向。特色馆藏建设的重要目的之一便是吸引读者，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而达到这个目的的最直接途径便是资源共享。笔者认为，湖南大学特色馆藏资源的共享还远远不够，主要受到了如下一些因素的限制：第一，图书馆主页上没有明确显示特色资源、特色馆藏之类的标志。在网络时代的今天，图书馆的主页已是图书馆走向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窗口，而特色馆藏则是其吸引目光的最大亮点。对于有特色馆藏的图书馆来说，在其主页上的显著位置明确显示特色馆藏的标志是图书馆与其它单位进行资源共享的前提。但是，笔者发现，在湖南大学图书馆的主页上虽然已有“湘籍名人作品收藏中心”的链接，但没有明确显示特色资源、特色馆藏之类的标志，且其内容相当空洞，亟待填补及完善；第二，特色馆藏中电子资源的建设缺乏统一的标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所采用的著录方式不规范，没有统一按照CNMARC格式进行处理。②在特色数据库建设过程中所做的标引不规范，有的用主题词标引，有的用关键词或任意词标引，即使是同一数据库中文献信息的标引也存在前后不一致的现象。③由于工作人员的知识素质和经验等问题，对文献信息的加工处理也不一致，尤其在书目数据库的建立方面，更是标准各异。这些因素严重阻碍了馆藏文献资源的共享。第三，很多馆藏资源通过IP地址限制禁止校外读者访问。以学位论文的检索为例，笔者在湖南大学的校园网内可以进行检索并查看到其文摘，但若不在校园网进行检索则IP地址已被禁止，资源共享严重受限。

（三）特色服务的提供未能及时跟进

对于特色馆藏来说，特色服务无疑是锦上添花，提供特色服务是特色馆藏建设的主要发展手段，它可以将特色馆藏的特色加以深化和扩大。但是，对于湖南大学图书馆来说，其特色服务的研究与实践可以说才刚刚起步，其服务的水平和层次相对也还比较低。

三、湖南大学图书馆加强特色馆藏建设的对策

湖南大学图书馆特色馆藏以古色古香，历史悠久的老图书馆楼栋为载体，面临湘江，背靠岳麓山，有得天独厚的地理和环境优势，同时，湖南大学作为千年学府，图书馆的特色馆藏应该要充分反映出千年历史的积淀和厚重文化的底蕴。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方面加强该馆的特色馆藏建设。

（一）进一步规范捐赠管理工作，更深层次挖掘藏品的价值

捐赠是收藏的重要来源之一，捐赠工作开展的顺利与否决定了特色馆藏质量的高低。首先，我们应规范作品的捐赠与管理工作，不仅通过目前的打印与邮寄藏书纪念证的形式反馈捐赠者，还应及时在线公布捐赠者的相关情况和更新捐赠信息，达到既展现本馆特色馆藏，又表彰捐赠者的目的；二是应规范毕业生的赠书工作，一方面鼓励毕业生赠书，并给予赠书者相应的回馈，成立毕业生赠书专区，将高质量的毕业生赠书收藏进入特色馆藏友好文库；另一方面通过转赠的方式，及时处理与本馆特色馆藏宗旨不相符合的赠书；三是积极联系本校的校友以争取更多的捐赠。校友是母校最宝贵的资源和财富，名校的校友捐赠率一般都达到30%至40%，向校友广泛征集各类特色馆藏文献，是充实特色馆藏的最有效方式；四是加强李佑增先生捐赠作品的管理。为加强对李佑增先生捐赠作品的管理，湖南大学图书馆已特开辟了专室予以收藏，且完成了其作品网站的制作，可直接在线检索到藏品，同时仍需继续加强与李佑增先生的联系，以争取到更多的藏品，进一步充实图书馆的馆藏；五是更深层次挖掘藏品的价值。针对目前对藏品只是进行了初步保存和管理的情况，需要开展对藏品的整理和研究工作，以更深层次地挖掘藏品的价值。

（二）创建和开放更多具有湖南大学的特色数据库，促进文献资源的共享

在统一规范的前提下，继续加强特色数据库的创建。首先，要完善既有的特色数据库。其次，要努力争取创建更多具有湖南大学特色的数据库。湖南大学是一所工科实力雄厚、人文学科独具浓厚文化背景的综合性大学，图书馆可从学校的优势学科方面切入，创建更多的特色数据库。同时，我们还要开放更多具有湖南大学特色的数据库，对于数据库的登录，均不设IP地址限制，无论校内校外均无需帐号和密码。当然，在主页的醒目位置需要设有明确显示特色资源、特色馆藏之类的标志，以给读者提供一个统一的特色馆藏入口。

（三）不断拓展与丰富其它特色资源

图书馆可以集中收集某一专题的书刊资料，建立主题阅览室，并提供相关的服务。同时，笔者建议，创建湖湘文化特色馆藏网，弘扬湖湘特色文化。湖湘文化是中华文化体系中独具特色、具有重要地位的地域文化，作为发源地的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其浓缩了湖湘文化的精髓，同时，湖南大学培育出的人才，也被深深烙上了湖湘文化的特色烙印。作为高校的三大支柱之一，图书馆肩负着反映高校特色，弘扬地方文化的神圣使命。因此，笔者认为，创建湖湘文化特色馆藏网以收集、整理、开发与利用湖湘文献，进一步弘扬湖湘文化，保护文化遗产，更好地为教学和海内外湖湘文化科研的开展服务。

四、结语

总之，特色馆藏的建设关键要在“特”字上做文章，需要针对各个具体图书馆的主要功能、任务和服务对象的性质，制定“人无我有，人有我全，人全我优”的基本馆藏原则，依托各个图书馆自身的特色文献信息资源，进行深层次开发和挖掘，并进一步打造相应的特色服务。

湖湘文化概论篇3

【关键词】湖南 先秦时期 湖湘文化 时空结构

Research on the Time-Space Structure and Causes of Pre-Qin Culture in Hunan

Taochu Xiang

Yuelu academy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city Hunan province 410082

Abstract: Based on researching the archaeological culture’s development and its spatial contribution in Hunan before the Qin dynasty, the paper basically restores the system of time-space structure about Hunan regional culture in the pre-Qin period and analyzes its main causations.

Key words:Hunan Pre-Qin Period Hu-Xiang Culture Time-Space Structure

“湖湘文化”理所当然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泛指今湖南境内（以洞庭湖和湘江流域为代表）自古至今存在过的人群所创造的包括物质层面、精神层面和制度层面的一切成就。在这种含义之下，湖南地区先秦时期的文化不仅是湖湘文化的早期阶段，也是湖湘文化作为一种地域文化其本土性特征最突显的阶段。因此，本文对于湖南先秦文化时空结构及成因的考察，无疑是有意义的。笔者才疏学浅，难免以管窥豹、坐井观天，拙陋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

一、湖南先秦文化的发展历程与阶段划分

传世文献中关于湖南先秦时期的记载极少，我们对湖南先秦文化的认识主要来自考古学。建国六十年来湖南的考古发现及研究成果斐然，为湖南先秦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宝贵材料。虽然考古材料主要反映的是物质文化层面的内容，但在文献资料匮乏的条件下，它是我们唯一所能依据的素材和研究对象。不仅湖南如此，即便是文献记载较丰富的中原地区，研究先秦时期特别是史前时期的历史和文化同样离不开考古学。因此，湖南先秦时期的考古学文化是本文讨论的基础。

到目前为止，湖南境内发现或确认的先秦时期考古学文化已达30余种，其中有的已正式命名为“某某文化”，有的因为相关材料较少而未正式命名，仅暂称为某某“遗存”或“类型”。下面先作一个简要介绍：

湖南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目前已知有“澧水类群”和“潕水类群”两大系统[1]，均分布于雪峰山脉以西的湖南西部地区。前者主要分布于澧水中、下游和沅水下游地区，包含了旧石器时代早期偏晚阶段（距今约40万年）、旧石器时代中期、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末期连续发展的四个文化——虎爪山文化、鸡公垱文化、乌鸦山文化和十里岗文化；后者主要分布于沅水中、上游地区，尤以上游支流——潕水流域最为集中，故称“潕水类群”。目前该类群还未正式区分不同的考古学文化。此外，在东部地区的长沙、浏阳、益阳、安化等地点也发现有旧石器地点，因材料较少，未予命名。

湖南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发现较多，几乎分布于境内各个地区。具体来说：

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有澧水下游以澧县八十垱遗址下层为代表的“八十垱下层遗存” 和南岭山区的玉蟾岩遗存（发现于永州市道县寿雁镇一名“玉蟾岩”的石灰岩洞穴中）。

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有分布于澧水下游和洞庭湖区的彭头山文化、皂市下层文化、汤家岗文化；沅水中、上游地区的高庙文化、松溪口文化；洞庭湖东岸及湘江、资水下游地区的黄家园类型、大塘文化等。

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有分布于澧水中、下游、沅水下游及洞庭湖区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沅水中、上游地区的高庙上层文化、屈家岭文化高坎垅类型、斗篷坡文化；湘江、资水下游和洞庭湖东岸地区的堆子岭文化、岱子坪一期文化及石家河文化岱子坪·舵上坪类型；湘江中、上游地区的“望子岗一期遗存” 等。

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有分布于澧水中、下游和沅水中、下游地区的皂市文化（或称“皂市中层文化”，年代相当于商代早期至西周晚期）；澧水上游、沅水中游西侧武陵山区的朱家台类型；洞庭湖东岸地区的铜鼓山一期遗存（商代早、中期）、费家河文化（商代晚期）；湘江、资水下游的樟树塘类型（夏代至商代早期）、炭河里文化（西周时期）；湘江中、上游地区的坐果山类型（商代晚期至春秋时期）等。以上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多为商代至西周时期，到春秋时期，澧水下游、洞庭湖区及洞庭湖东岸地区出现楚文化遗存，洞庭湖东南的湘江、资水流域为古代越族文化分布区。战国时期，湖南大部分地区为楚文化所占据。

通过以上考古学文化，我们可以梳理出湖南先秦时期历史的大致过程为：距今约40万年左右，湖南境内开始有人类活动；在距今1万年前进入新石器时代；商周之际，由于中原文化的传入，湖南被带入了青铜时代；战国时期，楚文化占据湖南后，进入早期铁器时代；秦帝国的建立，湖南被正式纳入以中原华夏文化为主体的历史体系，成为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当然，这是从人类社会发展水平来区分的。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我们认为，湖南先秦文化发展的总体趋势是从本土文化（湖南文化）到区域文化（长江文化）的过程，秦代开始成为中华文化一员。在具体论述之前，先就“地域文化”、“本土文化”和“区域文化”等的涵义进行界定。

本文“地域文化”，泛指一定地域内（含自然地域、政治地域等）所出现过的人类文化，不涉及文化的各个层面或各种性质的判定。一个文化必有其生存地域，在这个意义上，任何人类文化都是地域文化或其某个部分。但在比较严格的意义上，地域文化应该是一个大的文化系统或文化区内不同地理区域的文化分支或文化小区，这个分支或小区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不一定具有独立性，但文化的面貌或传统一定具有共同特性，且该共同特性为相邻地区其它地域文化所不见。湖湘文化应该是这种意义上的概念，如果这个概念成立，它就是中国文化或中华文化范畴内的一种地域文化。值得思考的问题是，湖南境内自古至今生存的人类文化是否具备上述文化面貌或文化传统的共同特征，如果“否”，则“湖湘文化”不成立，不如依现代行政区划称“湖南文化”更合适。当然，这不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

本文“本土文化”是指湖南境内起源或以本地文化传统为核心的文化，且其分布空间未超出湖南境域。而“区域文化”是指分布空间包括湖南但必须超出湖南境域的文化，该文化的中心区或起源地可以在湖南境内也可以为境外地区，而实际上湖南在先秦时期未曾成为过区域文化的中心区。在区域文化中，湖南的地域文化只是其组成部分。从世界范围来看，任何地区人类文化的发展都经历了由本土文化到区域文化的过程，且总的趋势是“区域”范围不断由小变大，国家和民族的形成就是区域文化不断扩展的结果，其动力机制就是文化之间的互动。但是，不同地区从本土文化到区域文化的具体过程不完全一致，可以表现为发展阶段性、演变节奏、文化互动方式等多方面的差异。

与长江流域多数地区一样，湖南先秦地域文化在由本土文化发展为区域文化、最后成为中华文化组成部分的过程中经历了由本土文化到区域文化、又回归到本土文化再到区域文化的反复而曲折的道路，这一点与中原文化的发展过程是不同的。本文将其划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分别称为“史前时期”和“原史时期”。

史前时期是湖南先秦文化从本土文化到区域文化的第一个阶段，时间从旧石器时代早期偏晚阶段到新石器时代末，结束年代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夏代初，湘南、湘西等边缘地区可能晚至商代早、中期。本期又可分为前、后两段。前段为本土文化阶段，后段为区域文化阶段，前、后两段的时间界限大致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之交。

史前时期前段湖南的地域文化有十余种。其中旧石器时代文化有湘西北洞庭湖区的“澧水类群”文化、沅水中、上游地区的“潕水类群”文化及湘江、资水下游地区的旧石器群；新、旧石器过渡时期及新石器时代早期前段的文化有洞庭湖区的八十垱下层遗存和南岭山区的玉蟾岩遗存；新石器早期后段和新石器时代中期的文化遗存有洞庭湖区的彭头山文化、皂市下层文化、汤家岗文化，沅水中、上游地区的高庙文化、松溪口文化，湘江下游地区的黄家园类型、大塘文化等。这一阶段湖南的地域文化具有强烈的本土文化特征，即：均为本地起源并以本地文化传统为核心；分布区均未超出湖南境域；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在与周邻地区同期文化的互动中处于主导地位，更多的是向外输出或传播。例如，江汉平原西部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城背溪文化就是彭头山文化的一支向北迁徙形成的；高庙文化、皂市下层文化开始出现、汤家岗文化盛行的白陶向东、南、北三个方向分别传到长江下游、岭南珠三角、江汉平原和汉水上游地区，鄂东皖西地区的黄鳝嘴文化、江西赣江流域的樊城堆文化、太湖流域的马家浜文化、珠三角地区的咸头岭文化、大黄沙文化、江汉平原地区的大溪文化等均发现了白陶器，器型和装饰风格与洞庭湖区的白陶亦接近，只是年代稍晚些。本阶段湖南地域文化的发展水平之所以相对较高并处于文化传播的主体地位，应与湖南境内稻作农业的最早起源和发展有密切关系。

史前时期后段湖南的地域文化有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高坎垅类型、岱子坪·舵上坪类型、高庙上层文化、斗篷坡文化、堆子岭文化、岱子坪一期文化、望子岗一期遗存等。这些地域文化多数已开始具备上述区域文化的特征，虽然本地文化传统仍占较大比重，但已不居于核心和主导地位，尤其是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中、北部地区已不再是本土文化的中心区而成为了以境外为中心的区域文化的边缘区，文化的演变节奏也与境外的文化中心区同步。洞庭湖区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是以江汉平原为中心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的地方类型之一。高庙上层文化与洞庭湖区的大溪文化关系非常密切，而且其形成的主因实际上就是大溪文化向沅水中、上游地区的扩展；其后的高坎垅类型就是屈家岭文化在该地区直接存在的反映。湘江、资水下游流域的堆子岭文化一改本地从黄家园类型到大塘文化以釜为核心的炊器传统，代之以鼎为核心的来自长江下游或东方的文化传统，虽然湘江流域是堆子岭文化的中心区，但因堆子岭文化从更加宏观的视角来看属于东方文化系统，故实际上已是以境外为中心的文化边缘区。岱子坪一期文化是一个较短的过渡时期，到岱子坪·舵上坪类型时期，以江汉平原为中心的石家河文化取代东方文化将湘江、资水下游地区纳入了其政治版图。从大溪文化开始，以境外为中心区的区域文化一步步向湖南内陆地区挺进，到石家河文化时期，湖南一半以上的地区都被纳入了以江汉平原为中心的区域文化体系。仅湘南、湘西部分地区还处于以自身传统为核心的本土文化阶段，如斗篷坡文化、望子岗一期遗存等，这并不妨碍湖南大部分地区所呈现的区域文化特征。

原史时期（亦称原史时代）是湖南先秦文化发展历程中第二个大的阶段。此前笔者已专文就包括湖南在内的整个长江流域的“原史”时期进行了首倡和概论性阐述[2]。该文认为，长江流域从新石器时代末至秦帝国建立前这一段历史既不属于史前时期，也不属于历史时期，而是一个独立的阶段，并建议借用西方史学和考古界通行的“原史时期”这一概念称之。

理由是：长江流域的整个历史过程很明显分为三个阶段。秦帝国建立后，长江流域被纳入以中原地区或黄河流域为主体的历史体系，应与先秦时期分开；而先秦时期又须分为两个阶段，其分界点应在新石器时代末。因为从目前大量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来看，长江流域相当于中原地区夏商周三代的考古学文化与新石器时代文化明显表现出一种文化传统的断裂。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末期高度发达的几个大的区域文化集团（可称为早期国家或酋邦）几乎同时衰落并消亡，而此后在当地再次兴起的地域文化均不是先前区域文化的遗裔，也就是说，长江流域各个地区先秦时期历史文化的过程在文化传统层面上是断裂而非连续的。与这种断裂特征相匹配，再次兴起的地域文化本土性特征重现，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形成的大范围的区域文化圈不复存在，而各小地理区域间的文化独立性和差异成为主流。关于长江流域历史时期的起点，或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吴越和巴蜀已属历史时期，但按照“历史时期”的涵义即“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的时期”这一点来衡量，它们均未进入历史时期。传世文献中确有不少相关记载，但均非其本民族自己的历史记载而是来自它族（华夏族），如《越绝书》、《吴越春秋》、《巴志》、《蜀志》等；考古出土的铜器铭文、简帛文字等不过是些零散的、片段的纪念性文字、日常记录或专类文书而非“史”书，也没有较完备的编年系统，这些特征恰好符合西方通行的“原史时期”的概念属性。所以，本文亦将湖南新石器时代末至秦这一时段称为“原史时期”并以楚进驻和统治湖南为界分为前、后两段。

原史时期前段，年代上限为新石器时代末，下限为楚国统治湖南之前（约当春、战之际）。本段湖南的地域文化包括：澧水中、下游和沅水中、下游的皂市文化，澧水上游和沅水中游西侧武陵山区的朱家台类型，洞庭湖东岸地区的铜鼓山一期遗存、费家河文化，湘江、资水下游地区的樟树塘类型、炭河里文化，湘江中、上游地区的坐果山类型 等。本阶段楚文化已传入湖南境内，如湘西北澧水下游和洞庭湖东岸地区春秋中、晚期已见部分楚文化的居址和墓葬，但大量研究表明，楚人在战国以前并未大规模进驻湖南，春秋时期湖南的大部分地区仍为当地土著文化所占据，东部湘江、资水流域为百越文化分布区，西部澧水和沅水流域应为苗蛮文化分布区。从总体上看，本阶段湖南地域文化的面貌又回复到本土文化特征，各地域文化的分布区多未超出湖南境域（春秋时期的楚文化除外），并基本以本地文化传统为核心，也非境外文化的分布区，但较史前时期前段的本土文化有新的特点。例如：外来文化传统在各地域文化中均占一定比重；各小地理区内前后交替的地域文化间文化传统的继承性较弱；文化更替的原因多为外因且基本跟随境外文化的演变节奏。这种局面形成的原因是，中原文化的明显优势使其时刻对长江流域文化产生直接或间接的牵制作用，以致在两湖地区难以自发形成分布范围稍大的区域文化，但中原文化又无力完全征服和控制这一地区，没有可能将其直接变为中原文化的分布区。因此，这一阶段湖南的本土文化传统反复出现突变、复归的循环过程，不过每次复归后的本土文化传统又加入了新的区域因素，因而并不是简单重复而是一种向新的区域化不断迈进的过程。

原史时期后段，即楚国统治湖南时期，具体年代为战国时期。本阶段湖南全境基本上为楚文化所占据，仅雪峰山高原山区情况不明（目前邵阳地区尚未发现战国楚墓），也有可能仍为本地土著文化分布区。楚文化是以江汉平原地区为核心、以长江中游为主要分布区的区域文化，战国时期扩展到长江下游和淮河流域，成为“地广千里、带甲百万”的泱泱大国，湖南遂成为楚文化的大后方，史称“南楚”。湖南境内战国时期的楚文化面貌上与江汉平原核心区已非常接近，楚文化亦将湖南境内古代越人的某些传统（如越式铜鼎）融合吸收并传播到其它地区。关于楚人大规模入驻即统治湖南的年代问题，学术界仍存在争议，传统意见认为当始于春秋晚期，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应为战国早期或稍晚。湖南境内考古发掘的楚墓五、六千座，然春秋楚墓不超过50座，战国早期楚墓数量也不多。这一现象与楚国公元前四世纪初吴起变法后“南平百越”的历史记载基本吻合。

以上就是湖南先秦文化的时间框架和文化传统演进的总体趋势。

二、湖南先秦文化的空间格局及其变化

湖南先秦文化的空间格局是指在湖南全境这样一个相对较大的自然空间内，“先秦”这样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过程中，各地域文化在空间分布上的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一个文化生存的空间范围在其不同发展阶段是有变化的，但其基本的空间范围又是相对稳定的，否则该文化就不存在或演变成为另一种文化。所以说，文化的生存空间，变化是绝对的，稳定是相对的，但相对稳定是主要的，变化是其次的。文化空间格局及其变化规律的探索，对于一定区域内人类文化史演进模式、动力机制及其与自然环境关系的研究意义重大。

通过对湖南先秦时期不同阶段地域文化的内涵、面貌特征、分布范围、兴亡时间以及相互间交流融合、更替传承关系等的考察，我们发现其在空间布局上一个总的特征就是：在每一个不同的时间段内，大体同时的地域文化其分布空间在南北方向上联系紧密，而在东西方向上有所隔离，很明显地可以先划分成东、西两区而不是南、北两区，而且从历时角度来看，在大多数时间段之间，东、西两大区的空间范围也是基本稳定的；同时，在东、西两区内，大体同时的地域文化其分布空间呈南北方向排列，而在不同时期这种南北排列的文化分布区空间位置经常发生变化。本文将这一特征用八个字概括为“东西分野、南北进退”。下文进行具体阐述：

从字面上理解，“东西分野、南北进退”的首要特征是东西分野，其次才是南北进退，而且分野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进退则表示有变化。统而观之，这八个字非常贴切地概括了湖南先秦文化的空间格局。

东、西两区的分野情况，在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早期因为东部地区材料太少还难以看出，但新石器时代中期已经成形，新石器时代晚期直至战国前都十分明显和典型，战国时期由于楚文化非常强势，致使湖南东、西两区的文化面貌逐渐趋同，东、西分野才渐趋模糊，但东、西部的楚文化仍有较大的差别，且有研究表明，楚人进入湖南东、西部的路线和经营策略也是不同的。东、西分野的具体界限，南段以雪峰山脉为分水岭，北端沿洞庭湖南缘东行、再北折沿洞庭湖东岸直至城陵矶，略呈东北—西南走向。那么，东区范围涵盖湘江、资水流域全境和洞庭湖东岸地区，即今行政区划的岳阳（除华容）、长沙、益阳（除南县）、湘潭、株洲、娄底、衡阳、永州、郴州、邵阳十市所辖地区；西区范围为澧水、沅水流域及洞庭湖区，含今常德、张家界、湘西自治州、怀化四州市所辖地区。

在东、西两区内一般又可分为南、北小区，但不同时期南、北两小区的界限会有差别，总的趋势是从北向南移动，但也有反复。西区的南、北小区一般沅水中、下游之交的沅陵县五强溪一带为界限，北小区包括澧水中、下游、沅水下游及洞庭湖区，南小区包括澧水上游和沅水中、上游，后来南移至麻阳、怀化市一线。东区的南、北小区一般以湘江中、下游之交的衡山一线为界，北小区包含湘江、资水下游和洞庭湖东岸区，有时（如原史时期前段）洞庭湖东岸地区与湘江下游地区分开形成单独的文化区；南小区总体为湘江中、上游地区。为后文叙述之便，笔者将西区北、南小区分别简称湘北区、湘西区，东区北、南小区分别简称湘东区、湘南区。

旧石器时代，由于东部地区考古材料太少，情况不明，但西部地区可以明确地区分为北（澧水类型）、南（潕水类群）两个不同的文化体系。新石器时代早期地域文化发现太少，难以对比。

新石器时代中期，湘北区先后出现的彭头山文化、皂市下层文化和汤家岗文化，继承关系明显，分布区东抵南县、华容一带，南至石门、慈利、桃源一线；湘东区先后有黄家园类型、大塘文化。在存续年代上，黄家园类型文化跨彭头山文化晚期和皂市下层文化时期，大塘文化跨皂市下层文化晚期和汤家岗文化时期。虽然两区地域文化面貌有相近之处，但文化的兴亡时间完全不同步。湘西区先后出现的高庙文化和松溪口文化，文化传统有传承关系，年代与湘北区皂市下层文化和汤家岗文化相当，但主体面貌差别较大。湘南区的情况目前不明。

新石器时代晚期，湘北区先后为长江中游区域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分布区。而湘东区首先是属于东方系统的堆子岭文化、岱子坪一期文化分布区，其后为以江汉平原为中心的石家河文化岱子坪·舵上坪类型所替代，本区的石家河文化与湘北区差别甚大，并非由湘北区传播而来，而是来自汉东地区。湘西区高庙上层文化虽仍具本土文化特征但受大溪文化较多影响，表明外来的区域文化开始向沅水中游地区渗透，接下来屈家岭文化高坎垅类型和石家河文化进一步深入到沅水中游地区，仅上游渠水流域的斗篷坡文化仍保持本土文化传统。湘南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面貌尚不清楚，末期的望子岗一期遗存仍属于本土文化。

原史时期前段，湘北区商代至西周晚期为本土传统的皂市文化所控制，范围包括沅水中游在内，春秋时期早、中期楚文化进入该区北部澧水下游一带。湘东区又可细分为两个小区，北部洞庭湖东岸地区先后有铜鼓山一期遗存、费家河文化和楚文化。其中铜鼓山一期遗存为早商文化在湖南境内的分布，范围仅为岳阳市以北的长江沿岸一带，费家河文化为商代晚期本土文化，西周时期情况不明，楚文化于春秋中期进入该区。南部湘江、资水下游地区先后有樟树潭类型、炭河里文化和百越文化。其中樟树潭类型文化面貌与湘江中、上游望子岗一期遗存有共同之处，表明后者所代表的文化传统曾经北传；炭河里文化虽是以商末周初殷遗民南迁为契机形成的，文化构成中也包含有较多商文化因素，但它仍是以本地土著文化传统为主的地方青铜文化，与此前的樟树潭类型及春秋时期以“越人墓”为代表的遗存同属古代越族文化的一支。湘西区沅水中游商代至西周时期为皂市文化分布区，春秋时期有可能为楚文化分布区，澧水上游和沅水中游武陵山区商代至西周时期有朱家台类型，春秋时期情况不明；沅水上游地区商代仍为斗篷坡文化延续生存之地，西周、春秋时期情况不明。湘南区坐果山类型继承了新石器时代末期望子岗一期遗存的土著文化传统，并一直延续到春秋时期，亦属百越文化，战国时期逐渐为楚文化所同化。

原史时期后段，楚文化基本分布于湖南全境，但四个小区的楚文化面貌均略有差异，其中湘北区与湘西区、湘东区与湘南区相对较为接近，亦可看出东、西分区的格局。随着楚文化从北向南一步步推进，东区的本土文化越文化、西区的本土文化苗蛮文化逐渐向南及东西边远山区退却，前者主要向岭南地区和雪峰山高原迁徙，后者主要退避到武陵山区。

我们相信，以上所论湖南先秦文化的空间分布——“东西分野、南北进退”之格局，将会随着考古资料增多及研究的深入更加显现和完善。以往多数学者在涉及湖南先秦时期或某一阶段文化相关问题的讨论中，一般也是首先将它们分为与本文基本相同的四个小区来展开的，但尚没有人注意到这四个区之间空间层次的差别，本文指出的其在东西方向上相对稳定而南北方向上时有变化的现象，对于湖南先秦文化的深入研究当有所裨益。

三、湖南先秦文化时空结构成因探索

前文关于湖南先秦文化发展历程及空间分布特征的研究，得出两个非常重要的结论：

其一，湖南先秦文化发展的时间框架可明显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即史前时期和原史时期，每期又分为前、后两段。而从文化发展空间规模和文化传统演变趋势来看，在史前时期和原史时期都经历了由本土文化到区域文化基本相同的过程，而且两个时期的地域文化之间缺乏明显的传承关系。

其二，湖南先秦文化的空间布局表现为“东西分野、南北进退”的特征，即整个先秦时期湖南地域文化空间分布的东、西分区具有相对稳定性，而在东、西两大区内文化的空间变化呈南北向移动，且总体趋势是从北往南推进。

关于第一点，我们认为与整个长江流域距今4000年左右自然环境和文化发展的大背景有关。这一特点不仅仅为湖南先秦文化所独有，长江流域其它地区的先秦文化同样具备。大量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表明，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末期的文化如石家河文化、良渚文化等，已经发展到了高水平的区域文化阶段，不仅空间分布范围很大，文明社会的诸多要素如城、大型宗教礼仪性建筑、礼器、社会的等级分化等都已出现或达到相应水平，与同时期的中原文化比较，亦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这些“准文明社会”却几乎同时衰落并消失了，长江流域相当于中原地区夏商时期的地域文化一致呈现出倒退的景象，原先的区域文化特征消失，各地又退回到了本土文化阶段。这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此前学术界提出过多种假设，或以为如良渚文化等在宗教生活中的过度侈靡奢华，耗尽了大量社会财富，加剧了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制约了社会自我调节功能的发挥，而对自然界的无节制索取造成了生存环境的破坏终致盛极而衰；或以为洪水泛滥直接所致；也有人认为是中原文化入侵造成的。笔者曾提出，洪水泛滥是起因，中原文化南侵是在洪水泛滥对长江文化造成巨大冲击之后的乘火打劫，并最终导致了长江文化的消亡。许多线索告诉我们，距今4000年左右的长江和黄河流域大范围内，可能的确经历了一个洪水泛滥的高发期。如：大禹父子两代治水的故事；当今西南地区许多少数民族创始神话都有洪水传说，他们的祖先可能就是当时大洪水的劫后幸存者，后来才迁到了西南地区；文献记载尧、舜、禹在征讨三苗的檄文中也提到洪水等自然灾害并归咎于其所编造的三苗的种种劣行，这当然是“欲加之罪”、是入侵长江流域的借口，但也正好说明当时自然环境的异常。另外，长江下游地区不少考古遗址发现了年代在新石器时代末期与商周时期之间的洪水淤积层。试想，如果不是洪水泛滥（包括接踵而来的瘟疫等）已经让长江流域区域文化大伤元气，中原文化（显然因为治水工程卓见成效而受洪水灾害影响较小）也不敢如此随意编造借口、无端用兵南下。考古证据表明，新石器时代末期，中原文化确已开始南下。河南伊洛地区的王湾三期文化（或称中原龙山文化）经南阳盆地、过随枣走廊，深入到了江汉平原腹地，江汉平原“肖家屋脊文化”及宜昌地区“白庙文化”的形成与此直接相关。夏商时期，江汉平原地区先后为夏文化（二里头文化）、商文化直接控制，长江上游的三星堆文化、下游的马桥文化包括湖南境内的皂市文化、铜鼓山一期遗存、樟树塘类型、费家河文化等无不或多或少地烙上了中原文化印迹。中原文化的南侵无疑打破了长江流域区域文化的原有体系，从而导致了包括湖南在内的长江中游区域文化传统的断裂，但是，外来的中原文化又无力在本地再建一种新的秩序，原区域文化各组成部分遂四分五裂、很自然地回复到松散的本土文化状态。此为湖南先秦文化史前时期与原史时期两大阶段形成及发展道路重复而曲折的主要原因。

关于湖南先秦文化空间格局形成的原因，我们认为主要与湖南的自然地理环境相关，其次为境外文化对湖南的影响。

湖南地处长江中游南岸，北临长江，东、西、南三面以罗霄山脉、云贵高原和南岭山脉为屏障，地势南高北低、西高东低，大体形状呈开口朝北的簸箕形，它与长江以北的江汉平原共同构成了两湖盆地，成为长江中游的主体。簸箕形的开口处、长江南岸为洞庭湖所在，它与长江对岸被称为“云梦泽”的大片低湿地通过长江连为一体，实际上构成了湖南北部的一道屏障。如此看来，湖南确为一个较为独立的地理空间。更为独特的是，在湖南中部从南到北隆起着一条雪峰山脉，向南穿过南岭、向北直抵洞庭湖南岸，与洞庭湖水网湿地一起将湖南分开为东、西两半，且雪峰山脉峰峰相连，从北至南几无缺口，完全阻断了东、西两侧的交通。在无现代化交通工具的时代，唯一的通道就是沿洞庭湖南岸与雪峰山脉北端之间的狭窄地带。故此，在历史上多数时期，东、西部对外交流的主要对象不是彼此之间而是湖南境外的其它地区，即使在当代，湖南东、西两部在语言、饮食、风俗习惯等诸多方面仍存在明显的差别。这是湖南先秦文化空间格局“东西分野”的根本原因。

湖南先秦文化空间范围在东西分野的大框架内呈南北向分布的主要原因亦为地理环境所致。境内湘、资、沅、澧四大水系基本上从南往北最后流入洞庭湖。由于境内中央为雪峰山脉，东、西两面又有罗霄山脉和武陵山脉，湖南的东、西两部分境域均呈南北狭长形，东西方向上纵深很短，不可能为人类文化提供较大的生存空间。另一方面，最适宜古代人类集中居住的地域往往为水系干流所在的盆地和宽谷地带，这些宜居地与河流走向一致，必呈南北向分布，这就决定了湖南先秦地域文化在“东西分野”总框架下“南北进退”的格局。

除地理环境外，文化之间的交流当然也是影响文化空间分布的因素，有时还是决定性因素。如果某一文化相对于周邻其它文化的优势特别巨大，足以突破地理环境的局限，自然可以成为决定文化相互间空间布局的主体，这种情况在秦汉以后已屡见不鲜。就湖南先秦文化而言，与境外文化之间的互动或者境外文化的直接进入固然对境内文化空间格局的形成及演变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总体上不仅未能突破地理环境的局限，且多数时期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地理条件的制约。例如：整个先秦时期，湖南东、西部地区的对外交流主要通过自然障碍较少的洞庭湖两侧往北进入江汉平原地区，其次是由南岭山区的河谷地带通往珠江流域。正因为如此，从史前时期后段开始，来自江汉平原或中原地区的强势文化从北边进入湖南后一步步向南推进，此为湖南先秦文化空间格局“南北进退”的又一原因。

【参考文献】

湖湘文化概论篇4

关键词：态势分析理论；湘西州；民族旅游发展

一、湘西州基本情况概述

（一）人文地理概况

湘西州位于湖南省西北部，与湖北、贵州、重庆三省市接壤，素为“湘、鄂、渝、黔咽喉”之地 [1]。全州属中亚热带山区季风湿润气候，气候温和，雨量丰沛，生物资源和气候资源垂直分布差异十分显着，生态旅游资源多种多样，有庞大的植物生态资源和动物资源 [2]。

湘西州辖吉首市、凤凰县、泸溪县、花垣县、古丈县、永顺县、龙山县、保靖县共1市7县 [3]。2011年末全州总人口287.55万人，少数民族人口226.33万人，占总人口的78.7%，其中，土家族125.28万人，苗族98.78万人。

（二）民族旅游发展现状

湘西州政府把旅游业作为战略性产业来抓，积极拓宽融资渠道，加大对旅游业的资金投入，旅游业产业规模不断扩大，经济收益不断，并逐渐发展成湘西州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到2011年底，全州已拥有星级酒店60家，床位数8103张，旅行社25家，旅游车辆351量，旅游船365艘，游客达1486.26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76.88亿元，旅游总收入占全州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21.28%。

二、湘西州民族旅游发展态势

态势分析理论是旧金山大学的管理学教授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是通过对被分析对象的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等综合评估与分析得出结论，并在战略与战术两个层面加以调整方法和资源，以保障被分析对象的实行，达到所要实现的目标。

（一）优势与劣势兼具

湘西州民族旅游发展具有资源、区位特有优势。在旅游资源方面，湘西州拥有在全省乃至全国稀缺性的旅游资源，如凤凰古城、南方长城、芙蓉镇、老司城和龙山里耶战国古城遗址以及沈从文故居等，旅游资源优势突出。在区位优势方面，首先，湘西州是西北通往湖北、贵州、重庆三省市必经之地，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区位优势；其次，湘西州受长株潭、成渝、武汉三大国家战略发展经济区辐射和珠三角、长三角以及环渤海经济区影响，也备受港澳台、日韩市场青睐，客源市场有保障。再次，湘西州紧接著名风景旅游胜地张家界，北接长江三峡风景区，西邻梵净山风景区，东与岳麓山风景区、衡山旅游区遥相呼应，旅游区位优势明显。最后，在交通方面，湘西州形成了南有铜仁凤凰机场，北有张家界荷花机场，南北纵贯有焦柳铁路，东西横穿有黔张常铁路，还有贯穿全州各市县的209和319国道以及张家界-芙蓉镇-吉首-凤凰高级公路的便捷交通网络，使湘西州融入了长沙4小时经济圈。然而，湘西州整体上经济和教育发展水平比较低，专业人才缺乏，旅游投入不足，旅游管理滞后，发展旅游与保护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突出，旅游资源雷同现象比较普遍，品牌效应相对较弱等因素制约了湘西州民族旅游的发展。

（二）机遇与挑战并存

2009年以来国务院先后了《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和《进一步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若干意见》并决定实施新一轮西部大开发计划以及在武陵山片区率先开展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试点，这些将为旅游业发展在政策保障、资金投入、舆论引导等方面提供千载难逢的机遇。湘西州作为湖南省唯一进入国家西部大开发计划的地区，国家新一轮扶贫开发重点地区以及湖南省湘西地区开发重点地区和扶贫攻坚主战场，湘西州旅游发展也迎来了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湘西州旅游发展业仍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一方面是存在与周边同质产品的竞争，如张家界市以自然生态游为主，怀化市与湘西州则基本上都是以自然生态、历史文化、民俗风情为旅游的主要特色，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因此，与张家界、怀化旅游区同质产品竞争矛盾的协调直接关系到湘西州旅游业的长久发展。另一方面是生态保护与旅游发展之间的矛盾。虽然，旅游发展给湘西州带来了经济收入，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如当地居民和游客在凤凰古城的沱江上放河灯，虽然寄托的是美好的愿望，却破坏了沱江美景，使美丽的沱江到处是漂浮物，满目狼藉。更有一些人在旅游区内违规狩猎、采集、露营、野炊，把一个美丽的地方搞得乌烟瘴气，既损害了景区景点的风貌，又加重了旅游区的生态负担，还造成了景区内物种的减少，甚至灭绝，使旅游区的生态平衡受到严重破坏。

三、湘西州民族旅游发展对策

（一）旅游发展，规划先行

旅游规划，是旅游业发展的纲领和蓝图，是当地发展旅游业的宏观指导方针和战略推进的依据。科学的旅游规划能有效地确保旅游开发建设的高品质，高端化，遏制开发建设的随意性、盲目性。因此，湘西州旅游发展要以总体规划为依据，做好老司城遗址、芙蓉镇、乾州古城等各专项规划建设，抓好景区景点、交通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建设，加快实施重大旅游项目和策划申报工作，着力打造吉首武陵山区旅游中心城市、3个景点圈和凤凰古城、老司城、里耶古城3块金字招牌，形成湘西旅游经济圈，逐步把湘西州建设成为国内外知名的旅游目的地。

（二）整合资源，突出特色

旅游发展的核心问题是旅游资源的利用和旅游产品的开发。湘西州旅游发展应从从区域旅游发展总体部署出发，对旅游资源、旅游交通、旅游线路等方面进行整合，着力规划发展好以凤凰古城、吉首德夯为重点，以永顺猛洞河、王村为中心，辐射古丈栖凤湖、坐龙峡，龙山里耶秦简、保靖四方城的土家族文化旅游片区，形成两个风格各异、特色鲜明，但又互为补充、彼此依存的湘西两大主体民族文化旅游板块；同时，依托吉张公路和吉首至凤凰公路这条交通大动脉，充分利用张家界荷花机场，铜仁大兴机场和怀化芷江机场这三个客源空港，着力培植“神秘湘西”旅游品牌。

在内注意旅游线路整合，精心培育南方长城-王村古镇-老司城-红色塔卧-里耶秦简历史文化游，猛洞河-小溪-栖凤湖-坐龙峡自然生态游，凤凰-德夯-古丈-王村民族文化风情游。改革旅游经营运作模式，实行景点通票游或多景点捆绑售票。

（三）加强合作，实现旅游区域联动发展

目前，湘西州要与张家界和怀化实行区域联动战略，加快调整三州市旅游的分工与协作，推进民族文化旅游一体化的进程，使湘西州乃至大湘西旅游市场全方位开放，构建无障碍旅游区。最终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客源互流，促进共同发展之目的。

（四）注重旅游开发与资源、环境保护协调发展

首先要加强湘西州旅游区管理体系建设，建立一个从旅游开发到旅游区经营再到旅游区废弃物处理、环境污染治理全方位系统化的旅游区管理体系；

其次，要加强社区公众参与。旅游资源的开发要同社区公众的利益紧密联系起来，让居民从旅游发展中获得实惠，激发其参与旅游发展的热情，并自觉地保护好当地的旅游资源和生态环境。再次，要加强对当地居民和游客的宣传教育，增强其保护资源、环境的意识。

参考文献：

[1] 彭慧琳.湘西州旅游资源开发与利用 [J].群文天地，2011，（1）：154-162.

湖湘文化概论篇5

    近10年来，关于地方文献理论与实践问题，笔者先后发表过几篇不成熟的文章，谈了一些想法和意见，反思起来，觉得思路比较分散，构架轮廓也不很清晰，某些问题的阐释缺乏理论底蕴。有鉴于此，拟在条理、深化过去认识的基础上，结合地方文献工作实践的现实考察，综合地思考地方文献理论与实践中的有关问题，旨在较为完整、准确地反映个人意见，以教正于从事地方文献理论与实践研究的专家、学者和地方文献工作者。

1 地方文献的概念

要想做好地方文献工作，建设地方文献数据库，首先必须对地方文献的概念有一个共同的认识，有一个共同概念。这个概念要标准、规范，便于理解和实际操作，否则，各个图书馆就会各行其是，以至于出现地方文献工作大相径庭的局面。因此首要的是给地方文献一个清楚、确切的定义，揭示其内涵。地方文献的属概念是文献。那么什么叫文献？《辞海》（1989年版）：“文献原指典籍与宿贤。《论语·八佾》：‘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朱熹注：‘文，典籍也；献，贤也。’后专指具有历史价值的图书文物资料。如：历史文献。亦指与某一学科有关的重要图书资料。如：医学文献。今又为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的统称。即用文字、图像、符号、声频、视频等手段将人类知识记录在各种载体（如纸张、胶片、磁带等）上。”（辞源）（修订本）“文献”：“文，指有关典章制度的文字资料；献，指多闻熟悉掌故的人。《论语·八佾）：……。后指有历史价值的图书文物。”1983年7月颁布的《文献著录总则）（CB3792.1-83）把“文献”定义为“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这种定义已被国家权威工具书《辞海》（1989年版）所采纳，《图书馆学百科全书》添足为“记录有知识和信息的一切载体。由4个要素组成：（1）所记录的知识和信息，即文献的内容。（2）记录知识和信息的符号，文献中的知识和信息是借助于文字、图表、声音、图像等记录下来并为人们所感知的。（3）用于记录知识和信息的物质载体，如竹简、纸张、胶卷、胶片等，它是文献的外在形式。（4）记录的方式或手段，如铸刻、书写、印刷、复制、录音、录像等，它们是知识、信息与载体的联系方式。“文献”的概念随着历史的演变而演变，古今定义有数10种之多，我们给“文献”定义不应拘泥于古代学者对“文献”的诠释，而应该定位在当代认识的水平上。因此，“文献”是“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这样简要而明确的定义应该成为权威性的界说，得到学术界的认同，不要再穿凿附会，标新立异。玩概念游戏只会混淆视听，贻误工作，地方文献是文献的种概念，在文献这一属概念下，地方文献与其他类型文献的本质区别在于“内容上具有地方特征”，循此思路，地方文献就是内容上具有地方特征的区域性文献。

2 地方文献的作用

地方文献是某一地域内自然现象、社会现象以及人的群体活动方式的记录，是地方文化的沉淀，是认识某一地域的工具。具体地说，它有着资政、励志、存史的作用。资政：一是为地方各级领导机关和有关部门在制定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方针政策、规划和措施时提供地方资料和历史借鉴，避免决策的主观性和盲目性；二是为地区经济建设提供详实可靠的信息资料，进而发掘地方资源，发挥地方经济优势，推动地方经济建设；三是为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员了解有关专业的历史和现状，从事专业的研究提供系统资料。励志：首先是为各地、各部门进行爱国主义、共产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参考资料；其次是弘扬地方文化，引发人们热爱家乡的思想感情和自豪感。例如湖南图书馆编辑出版的《湖南院士风采》，收录湘籍和在湘工作的两院院士近90位，从不同侧面展现出院士们辉煌的人生风采。在湖南这块土地上，不仅孕育了彪炳当代中国史册的众多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艺术家，也涌现出了众多成就卓越的科学家。作为湖南人应该为他们感到骄傲和自豪，激发出建设好湖南的壮志豪情。存史：主要是为子孙后代保存地方史料；也为修志、编写年鉴、地方百科全书提供历史的和现实的资料。在前几年修志热潮中，地方文献借阅往往是先预约后再等图书馆通知，图书馆的社会作用得到了极大的发挥。例如湘潭市修志人员在湖南图书馆查到了几本30年代湘潭县的统计资料，如获至宝，解决了问题。

3 地方文献的特征

地方文献属于文献的范畴，同样具有内容广泛、形式多样的特征。而其本质特征是什么呢？所谓特征，是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别显著的征象、标志。地方文献的本质特征是由地方文献的作用所决定的。

3．1地方区域性

这是地方文献本质特征。地方区域性是指地方文献具有显著的地方特色，反映某一区域范围的地理位置、地形地貌、山川河流、气候灾异、建制沿革、物产资源、语言文字、风俗人情、名胜古迹、政治军事、经济生活、文化环境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地方区域性是一个地理空间概念，小到一个自然村，大到一个国家，甚至整个地球。地方文献的地方区域一般来讲是相对一个国家而言的，是国家领土所辖的某一个部分，如湖南地方文献、广东地方文献，似乎没有“中国地方文献”、“日本地方文献”之说。

3．2历史资料性

这是地方文献非本质的主要特征。地方文献要起到资政、励志、存史的作用，必须具有历史价值，能够提供重复使用。凡是内容涉及某一地方的图书文物资料，而不论其出版形式、出版地、出版者以及出版物载体如何，都应视为地方文献。但有一部分不具备史料价值，如大量的单位和个人在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经验总结、会议交流材料等等。有的甚至是“文献垃圾”，如涉及地方的色情作品；严重歪曲现实的出版物；“文革”中诬陷当地党政领导的所谓“罪证材料”等等，都不宜不加选择地一律纳入地方文献收藏范围。如果说地方区域性是地方文献“范围选择”的要求的话，那历史资料性就是进行“质量选择”的准则。

4 地方文献的收集范围

地方文献的收集范围可以考虑从时间、空间、内容三方面来确定。

4．1时间范围

地方文献包容古今，只要记录有地方知识的各种载体，都在收集之列。严格地讲，不存在时间范围，只有其时间的界定，如有古代的、近现代的、当代的之分。

4．2空间范围

地方文献的空间范围是指地理空间，一般是以现行的行政区划为准。但也不要割断历史，不同的历史时期，行政区划变化比较大。如湖南湘乡，是清代大儒曾国藩的家乡，有“曾湘乡”之称。1949年以后，湘乡属地逐渐划出成立双峰县、娄底市，还析出一部分给了涟源市、冷水江市。曾国藩的家乡富厚里已划为双峰县属地。杨沫、白杨是同胞姊妹，在一本权威性的人物工具书里，杨沫原籍湖南湘阴，白杨原籍湖南汩罗，如果是熟悉杨沫、白杨两姊妹的人看了这本工具书的介绍就会疑窦顿生，其实汩罗是1966年从湘阴分划出来的，杨沫、白杨原籍湖南湘阴（今汩罗）。由于统治阶级权力的作用，行政区划是可以变更的。在进行地方文献收集时，要充分考虑人为因素导致的行政区划的变化。同时，要考虑因为地理、民族、语言、宗教等因素影响形成的自然区划。如洞庭湖区，它是以洞庭湖为中心的自然地理和社会经济紧密联系的河湖冲积平原与环湖丘岗低山地带，包括湘鄂两省23个县（市）及江陵、枝江两县各一小块，其中湖南省境内20个县（市）。搜集洞庭湖区的文献资料，就必须收集湘鄂两省23个县（市）的资料，湖南图书馆编印的《洞庭湖区史料汇编》就是这一指导思想下的产物，洞庭湖区是一个整体，不可能单纯用“行政区划”去肢解它们。又如，湖南的汉语方言大致可分为湘语、西南官话、赣语、客家话、乡话、湘南土话，因此，在收集湘东、湘东南一带的赣语、客家话资料时，势必涉及江西、广东部分地区。

4．3内容范围

地方文献是某一地域自然现象、社会现象的知识记录，天、地、人、事、物，包罗无遗。地方文献按出版形式可以分为图书、连续出版物、档案、实物资料以及其他资料，如谱谍、碑刻拓片、图录、表册等。而从具体内容上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若干方面：

（1）全面报导和反映某一地域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各个方面，如综合性志书、手册、年鉴、报纸、期刊、百科全书等；

（2）地方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及其负责人活动的材料，如会议文件、公报、法规汇编、讲话稿等；

（3）考察和研究某一地方的资料，如调查报告、游记等；

（4）从历史的角度反映和记述某一地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状况的资料，包括通史、革命史料、党史资料、文史资料等；

（5）某一地域的地理位置、地形地貌、建制沿革、疆域变迁、人口增减的资料，如地图集、地形地貌等；

（6）某一地域民族或家族起源、演变、繁衍生息，语言文字、风俗人情、宗教信仰的资料；

（7）某一地域的水文、气象、气候、灾异的资料；

（8）有关某一地域工农业生产、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医药卫生、环境保护等各项事业的历史和现状；

（9）有关物产分布、资源调查、经济发展的资料，如资源分布图谱、统计资料、经济区划等；

（10）某一地域党政组织机构、民主党派、社会团体、学校厂矿、企事业单位的设置和变化；

（11）某一地域历代各界人物（含长期在某地域工作和生活过的有影响的人物）资料，包括照片、手稿、日记、信函、传记、回忆录、著作研究资料及其成名作、代表作；

（12）反映某一地域的形象资料，如图片、照片（新闻图片、风光图片、历史纪念地图等）和历史纪念地、名胜古迹、旅游风景区的文字介绍材料；

（13）反映某一地域自然和社会各方面的文艺资料，如诗歌、戏曲、小说、故事、绘画、雕塑等；

（14）反映某一地域自然和社会的口碑资料；

（15）能反映某一地域自然和社会历史变迁的实物；

（16）其它具有地方性特征的资料，如电话号码簿等。

5 必须明确界定的几个问题

5．1地方出版物、地方人士著述能不能统统作为地方文献

这个问题观念上是很明确的，实际工作中有困难。地方文献是以内容为划分标准的，是内容上反映某一地域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有历史价值的图书文物资料，内容上不具备地方性的，即使是地方出版物和地方人士著述都不能视为地方文献。

（1）地方出版物，包括图书、报纸、期刊，有纸质型的，也有缩微型、视听型、机读型的。一个地方的出版物可以反映某一地域在某一时期的科学文化发展水平，但出版物的内容纷繁复杂，涉及各个领域各个学科，多数出版物在内容上不具备地方特色。如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图书目录，刊载图书431种，其中重版书208种，内容上反映湖南特点的仅15种，不到4％；湖南省图书进出口公司编印的《湖南书目》（1997年1-9期），收书1594种，内容上具有湖南特色的141种，不到9％。湖南图书馆1998年征订湘版报纸53种，可视为地方文献的34种，占75．5％；湘版期刊108种，可视为地方文献的31种，占28.7％。因此，内容上不反映地方特色的地方出版物不能作为地方文献处理。但在实际工作中有一定难度，图书的处理相对容易，报刊的处理就比较困难，特别是把地方文献单独入藏的图书馆，同一个地方出版的报刊势必会放置几处，这样就破坏了藏书体系的完整，也不利于读者使用。湖南图书馆的做法是把湘版报刊都集中在地方文献库。

（2）地方人士著述同样不能以著者籍贯作为地方文献的划分标准。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湖南韶山人，其著作内容广泛，仅湖南图书馆入藏毛泽东著作版本2600多种， 10000多册，把毛泽东著作视为湖南地方文献显然是不恰当的。湖南图书馆在这方面的做法是：为丰富馆藏，弘扬地方文化，成立了“湖南名人资料中心”，与3000多海内外湘籍或长期在湘工作的外籍人士进行了联系，收集他们的著作及其藏书近10万册；对湘籍和长期在湘工作的外籍人士的全集、选集、代表作品及其著述书目、研究、评论文集作为地方文献收藏。

5．2地方文献工作实践中要处理好收集和收藏的关系

“收集”和“收藏”是两个在内涵和外延上存在区别的概念，收集到的文献资料不可能都作为地方文献收藏处理，这里有一个工作策略问题。在地方文献征集中，要尽量拓宽渠道，广泛收集地方出版物、地方人士（包括长期在一个地方工作的外籍人士）著述、地方史料，这是丰富馆藏、减少采购经费的一条重要途径。例如，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1995年11月6日下发的《关于做好征集地方文献工作的通知》中明确的征集范围是：“①新闻、出版等单位公开发行的各种出版物，包括图书、期刊、报纸、画报、音像制品、机读型文献等；②各地、市、州、县党委、政府及所属各部门和省直各单位编印的各类地方史志、史料、统计资料、水文资料、会议资料、气候灾异资料、内部出版物及其它有参考价值的文献资料；③高等院校，地、市级以上的科研院所、公司，大中型厂矿等企事业单位内部编印的学报、年报、会议资料、文集、资料汇编、手册和目录、索引及其它可留存图书馆供参阅的文献资料；④地市级以上的社会群众团体编印的内部报刊、会议资料和其它可留存图书馆供参阅的文献资料。”并指出“今后，凡属征集范围的地方文献，不论何种载体形式，何种出版、发行方式，编印单位均必须每种（每期）免费直接寄湖南图书馆地方文献部征集组两份。”湖南图书馆开展地方文献征集工作，就是遵循上述“通知”精神。如果在地方文献收集中，拘泥于“地方文献”是内容上具有某一地域特色的文献，那么地方文献征集工作势必难以进行下去，更不利于馆藏的增加。至于收藏，就必须下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筛选整序、加工处理的功夫，使“地方文献”名副其实。

5．3地方文献的史料价值与学术价值

地方文献着重文献的史料价值，自然也存在学术价值。要把文献的史料价值与学术价值截然分开是不科学的，二者是相互依存的关系，但也有所偏重，如何去界定，理论上不容易说清楚，实际操作中也有较大难度。地方文献是指那些内容上反映某一地域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历史与现状，一般不涉及科学理论与技术问题。科学是没有国界的，那就更没有省界、县界了。具有某些地方特点的科学理论和学术著作，特别是自然科学领域，即使有较大的学术价值，一般都不应作为地方文献处理，只收藏反映某一地域的整体科学发展水平，或者某一领域科研进展情况的资料。杂交水稻的科研基地在湖南，可以说杂交水稻是从湖南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对杂交水稻的研究历史和现状，推广情况以及所产生的经济效益等方面的资料应作为地方文献，至于杂交水稻的植种、栽培的理论和技术则不能视为地方文献。袁隆平主编的《杂交水稻》、《杂交水稻简明教材》就不能作为地方文献收藏。又如，湖南省农业厅、林业厅分别主办两种刊物：《湖南农业》、《湖南林业》和《湖南农业科学》、《湖南林业科学》，前者主要是报道反映事业的发展，应视为地方文献，后者是学术性刊物，虽然冠有“湖南”，但不能考虑看作是湖南地方文献。有些文章说，地方病防治是地方文献，也不能一概而论。地方病的地理环境、疫情、防治历史和水平现状、防治机构等方面的资料是地方文献，防治技术就可以不算。因此，在地方文献工作实践中，要从文献内容的史料价值去判定是否作为地方文献处理，同时，对文献内容交错、界线不清的也应适度灵活掌握。

湖湘文化概论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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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

人民法院司法鉴定中心

＇

人民法院司法鉴定中心法医学鉴定书

最高法院司法鉴医字（）第号

委托单位：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

案由：（中止）

被鉴定人：黄静，女，年月日出生

送检日期：××年月日

鉴定内容：⒈死亡原因

⒉死亡方式（有无外力致死的法医学依据）

鉴定专家：徐英含

浙江大学医学院病理法医研究所教授

中国法医学会原理事

中华病理学会原理事

何颂跃医学博士主任法医师

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司法鉴定中心法医处处长

中国法医学会法医病理学专业委员会委员

周伟医学博士副主任法医师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技术信息研究中心检察技术处副处长

中国法医学会临床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法医学会副秘书长

刘良医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法医系主任

中国法医学会法医病理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官大威医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医科大学法医学院副院长

中国法医学会法医病理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鉴定组织：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司法鉴定中心

鉴定材料：

⒈湘潭市公安局预审卷宗五卷及所附照片；

⒉既往鉴定文书；

⒊湘潭市第二人民医院制作的病理切片张；

⒋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制作的病理切片张；

⒌中山医科大学提交法院制作的病理切片张；

⒍本次鉴定活动重新切取的病理切片张；

⒎初次尸体检验现场勘察录像资料；

⒏黄静遗体。

一、案情概要及鉴定经过

据案卷材料反映，××年月日被鉴定人黄静在学校宿舍中被发现死亡，并经过当地公安系统三次法医学家鉴定和物证、毒化检验。此后，南京医科大学法医司法鉴定所、中山医科大学法医鉴定中心进行了法医学文证审查及鉴定活动，司法部司法鉴定中心因本案相关尸检材料遗失而中止鉴定委托合同。因上述多次鉴定结论存在争议，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通过省高级人民法院委托我中心进行复核鉴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鉴定工作的相关规定，我中心聘请并组织国内法医学专家赴湖南开展鉴定活动。

为协助本次鉴定活动，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通知黄静家人、嫌疑人、既往参与鉴定的有关人员于××年月日举行鉴定专家组了解案情及相关事宜会。当日，在当地法院组织下，我中心鉴定专家组向黄静家人、嫌疑人、既往参与鉴定的公安系统法医、南京医科大学法医鉴定人分别了解了与案件鉴定的相关事项。中山医科大学法医鉴定人因故未能参与，提供以原鉴定文书为基础的书面说明材料。经过对案件材料审查，我中心鉴定专家组要求送检法院补充黄静现场遗留的内衣等物证、中山医科大学鉴定时提取组织制作的切片材料，并于××年月日在湘潭市殡仪馆对黄静遗体再次进行法医学剖验。本案在湖南检验期间，送检法院提供了中山医科大学制作的病理切片等材料、雨湖区公安分局向法院提供黄静现场遗留衣物未提取的说明材料。鉴定专家在对本案所获的全部材料进行审查和复读的基础上，经过分析论证，达成共同意见，制作本鉴定书。

二、文证材料审查概要

⒈湖南省湘潭市公安局司法医学鉴定书概要（潭公法检字第号）：

尸表检验：××年月日上午时检验见，死者黄静尸长厘米，尸斑呈暗红色，分布于颈后项部、腰背以四肢背侧未受压部位，压之退色，尸僵未形成，角膜透明，双瞳等大，直径毫米，球睑结膜苍白，嘴唇苍白，口鼻腔及双耳腔内未见明显异常，双手指甲发绀，双下肢腘窝部见小片状擦痕伤。××年月日下午时检验见，尸斑压之不退色，各大关节尸僵均已形成。左腘窝部见大小点片状挫伤擦伤痕，伴皮下出血，右腘窝部见挫擦伤，伴表皮剥脱。会干净，处女膜完整，无破裂现象。取脑组织、肺、心脏、胰、肝、肾、脾、肾上腺、胸腺、子宫及附件等送病检，取胃内容及胃壁组织送毒物化验。

解剖检验：头皮及颅骨未见明显损伤痕，硬脑膜完整，脑组织未见明显异常改变，气管及支气管内未见明显异常，胸腺大小形态正常，双侧肺呈肿胀饱满，有明显捻发感，切面见大量泡沫液流出，右肺上叶下部部分与膈面有粘连，双侧胸腔未见明显异常，心脏大于死者本头，呈舒张状态，表面脂肪较多，心尖部及左右室后壁散在多处针尖状出血点，位于右心室后壁近室间隔部有一大小暗红区，右心室近三尖瓣处有一大小附壁血栓。主动脉根部冠状动脉口处有一大小条状血栓，部分位于冠状动脉内。在冠脉口两侧部见一范围的浅黄色粥样硬化斑，各瓣膜以肌肉眼观未见明显异常。左室壁厚度，右室壁厚，二尖瓣周径，三尖瓣周径，主动脉瓣周径，肺动脉瓣周径

病理检验（湘潭市二医院号病理学报告概要）：⒈请查询既往有无风湿病史，不排除风湿性心脏病；⒉符合主动脉粥硬化（早期）。⒊考虑慢性肺淤血；⒋其余各脏器除淤血外未见明显病变。

鉴定认为死者黄静系患风心病、冠心病急性发作，在未及时有效的抢救措施情况下，可导致急性心功能衰竭和急性肺水肿而猝死，推测死亡时间为第一次检验前小时，距最后一次饭后小时以上。版权所有，全国公务员共同的天地!

⒉湖南省湘潭市公安局法医学检验鉴定书概要（［］潭公法物检字第号）：

：送检现场床边地上提取搓成团的卫生纸张，尸体检验时提取阴道口分泌物和阴道拭子，要求检验精斑。

检验结论：所送检的卫生纸其中一张检出精斑。

⒊长沙市公安局理化检验报告概要（［］长公刑化字第号）：

：经检验，死者黄静胃组织中未检出毒鼠强、氰化物、有机磷农药。

⒋湖南省公安厅刑侦局法医学鉴定书概要（［］湘公刑技第号）：

××年月日：时检验：尸体冰冻状态，下腹部两侧有尸绿斑。

尸体检验：头面部于左下颌角后处见一皮下红点，表皮无破损，双侧颈肩结合区皮肤色红，其中右侧见一针尖大小表皮破损。颈后部项背结合区正中第六颈椎处见一表皮剥脱、色红。背部左侧见散在上臂上段外侧见长的细条状表皮划痕，未破皮肤层，色红。双手腕外侧皮肤色红。左髌骨下方见的陈旧性疤痕，左腘窝在范围内见六处皮下出血，大小～不等，左腘窝内侧见、、三处皮下出血，左内裸处见的表皮剥脱，色白；右膝髌骨处见的陈旧性疤痕，右腘窝上处见一皮下出血，右腘窝在范围内见八处皮下出血，大小～不等，右腘窝在范围内见八处皮下出血，大小不等，右腘窝内侧见、、三处皮下出血，上述皮下出血均呈类圆形或类椭圆形，部分交叉。会阴道大内侧粘膜有脱落，脱落的粘膜色白；胸腹正中线处见解剖缝合线，余体表未见明显异常。

病理检查：湘潭市二医院做死者组织腊块（号）枚，病理切片（号，）片以及部分脑、心、肺、脾、胰、肾、子宫、卵巢组织。

肺：不规则肺组织坨，其中实变似脾样肺组织坨共大小，较大一坨有楔形出血区，底部为胸膜侧，尖端朝向肺门；镜下高度淤血、水肿，有出血，肺泡隔坏死。另坨肺组织共，灶性淤血，绝大部分肺泡充气。

心：送检心脏已多个平行横断面切开，大小，重镜下所见示有轻度风湿性心脏病，轻度风湿性心内膜炎、心肌炎与冠状动脉炎，轻度冠心病，主动脉轻微粥样硬化。

其余肾实质死后自溶；肝脏轻度慢性间质性肝炎，肝细胞轻度变性、轻度淤血。脾脏轻度淤血与死后自溶；胰显着死后自溶；脑膜轻度淤血，脑组织轻度淤血、水肿，各部分神经细胞轻度变性，未见出血、坏死病变。子宫呈晚分泌期子宫内膜；一侧卵巢显黄体出血。

鉴定结论：黄静系因肺梗死引起急性心力衰竭与呼吸衰竭而死亡。

⒌湖南省公安厅法医物证检验报告概要（湘公刑技字第号）：

：送来下列检材要求进行检验：⒈提取死者黄静阴道口擦拭卫生纸一团及床边地上卫生纸七团；⒉死者男朋友姜均武血痕一份；⒊死者黄静胃组织一份。

检验结果：现场提取的团卫生纸中，有团检出人精斑，的基因型与姜俊武的基因型一致，极强力支持上述精斑为姜俊武所留；死者黄静阴道口擦拭卫生纸中未检出人精斑，但有大量上皮细胞，其基因型与死者黄静的基因型一致，极强力支持所送检的阴道口卫生纸中的上皮细胞成份为死者黄静所留。

⒍湖南省公安厅刑侦局法医学鉴定意见书概要（湘公刑技字第号）：

：⒈根据病理检验结果分析，黄静系因肺梗死致急性呼吸循环衰竭而死亡；⒉双下肢腘窝处小片状椭圆形或类椭圆形皮下出血为生前伤，系他人形成；根据损伤特点分析推断，符合表面光滑的条状物体挫压（如手指作用）所致。⒊病理检查发现黄静有一定程度的心脏病变，主要表现为心内膜、心瓣膜、心肌间质的炎症、水肿及血管壁细胞成分增多等，这些病变在一定条件下（如情绪激动）可以引起心血管系统的变化（如血栓形成）从而导致上述死亡结果；其体表外伤在这一过程中可以成为一个间接诱发因素。

⒎湖南省公安厅刑事技术检验报告概要（湘公刑技字第号）：

将死者黄静胃组织、胃内容及肝组织送检，要求作常见安眠药（巴比妥、安定、三唑仑、氯丙嗪）成分检验。采用气相色谱、气质联用分析，未检出巴比妥、安定、三唑仑、氯丙嗪成分。

⒏南京医科大学法医司法鉴定所第号书证审查意见书概要：

审查意见：黄静属非正常死亡，因风心、冠心病或肺梗死猝死的根据不足。

⒐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司法鉴定书概要（中鉴号：；病理号：）

尸表检验（）：尸体呈高度腐败状，全身皮肤可见腐败性表皮剥脱及腐败气泡、霉菌斑形成。头皮、胸、腹、后背、双侧腘窝可见缝合的解剖切口。右侧腘窝皮肤见数个境界较清晰的挫擦伤痕伴皮下出血；左侧腘窝皮肤见散在皮下出血，挫擦伤境界欠清晰。

内部检查：颈部皮肤腐败，颈部浅、深肌群可辨认。舌骨、甲状软骨、环状软骨未见骨折。气管内无异物。颈椎未见骨折。背部皮肤及皮下组织未见明显出血。胸骨、肋骨无骨折。大部分肺组织仍留于胸腔内，已高度腐败。腹壁未见出血。大部分肝脏留于原位，呈高度腐败，质地如泥。大部分脾脏留于原位，被膜有皱缩，切面液化。胃空虚，各肠段腐败，膀胱完整，切开未见尿液。子宫、卵巢、输卵管等其它器官已被提取。双侧肩部皮下软组织未见明显出血。

大体标本检验（湘潭市公安局提供）：心表面及各心腔已被多个断面切开且不完整。右心表面脂肪组织较多。左心室肌厚，右心室肌厚，心肌切面未见梗死灶。各瓣膜未见粘连、增厚、硬化，瓣膜缘光滑，无赘生物。腱索弹性好，肌未见异常。左冠状动脉前降支管腔直径约，右冠状动脉管腔直径，管壁未见粥样硬化斑块形成，管腔通畅。肺组织块切面淤血。部分切面可见小灶性出血。肝、肾切面淤血。脾组织被膜有皱缩，切面轻度淤血。脑、胰、子宫、输卵管、卵巢组织块表面及切面肉眼未见明显异常。

湖湘文化概论篇7

大家都知道，成立时，开党元老中有多位湖南人，宋教仁、黄兴、谭人凤等，其中，宋教仁还是孙中山先生特别委托的理事长，可惜他丰功伟业刚刚开头，便遇刺成仁。孙中山先生为他写诔词说：“做民权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这句诔词现在就刻在常德诗墙上――顺便提一句，常德诗墙是宋教仁先生家乡的一道著名景观，是以沅江防洪大堤为载体修建的一道诗书画艺术墙，绵延6华里，以当代名家书法写历代名家诗文，计有作品1267件，蔚为壮观。再顺便提一句，10年前，台湾的大诗人余光中先生来湖南讲学，看了常德诗墙，也题了四个字：诗国长城。

我的第二个理由就跟余光中先生有关。余光中先生很年轻的时候说过一句含义隽永的话：“蓝墨水的上游是汩罗江。”汩罗江距离我们今天这个会场，只有80公里之遥。两千多年前，屈原在汨罗江写完《离骚》的最后一章之后怀沙自沉，汨罗江自此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源头，端午祭祀也成了中华民族的重要节日。

屈原之后，湖湘大地迎来了贾谊，迎来了柳宗元，迎来了杜甫、辛弃疾，也迎来了朱熹和张……“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范仲淹的名句，正是对这些伟大身影的最佳写照，一个又一个伟大身影的到来，一颗又一颗伟大灵魂的寄寓，使得湖湘大地上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文化内核日益丰满与强大。当历史行进到近现代，一系列湖南人的名字照亮了中国的天空，以至于有人说：几个湖南人，半部近代史。

我相信，湖湘大地上有一种磁场，一种历史文化的磁场。今天，在这个磁场讨论两岸文化产业的交流与合作，大家的灵感是不是更丰富一些呢?使命感是不是更强烈一些呢?

除了历史的“磁场”，我觉得现实的“气场”更是我们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基础。

湖南与台湾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其实早已开始。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湖南电视台和台湾怡人传播机构合作拍摄了一系列琼瑶题材电视剧，比如《三朵花》、《六个梦》、《还珠格格》、《又见一帘幽梦》等。《还珠格格》当初风靡全球华人世界，在大陆多个城市的最高收视率达到70％，街谈巷议铺天盖地。在合作拍摄电视剧的过程中，湖南电视人从台湾同行那里学到了很多经验。后来几年，湖南电视在综艺娱乐节目的开发与经营上，也与台湾同行有过深入的合作。正因为如此，我们湖南的电视机构开创了大陆传媒业市场化改革的先河。2006年我们要开办购物频道，也曾专门跑到台湾考察学习。现在，湖南的“快乐购”已经成为大陆最好的电视购物公司。

台湾的客人对曾国藩的“湘军”大概不陌生。“湘军”这个概念现在仍然十分活跃。八十年代湖南出了一批优秀的作家，被人称为“文学湘军”，九十年代湖南电视火起来，又被称为“电视湘军”，现在又有好多支“湘军”活跃在文化产业领域，“出版湘军”、“动漫湘军”、“体育湘军”，这么多支“湘军”，创造了一种引人注目的“湖南文化现象”。

湖南卫视是文化湘军的领军者。它的收视率和年收入多年来一直遥遥领先于其他省级卫视，在中国企业品牌500强中排第1 29位。2008年，湖南卫视品牌价值达57.52亿元，比2007年增长了11.58亿元。湖南卫视在最近十年当中，多次创造了电视业界的奇迹，《快乐大本营》、《超级女声》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有名的文化现象。

湖南有一张报纸叫《体坛周报》，占据全国体育类报纸60％以上的发行和广告份额。北京奥运会期间，它的日发行量达1 00万份。

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去年实现销售收入68.9亿元，利润4.12亿元，创历史新高。湖南出版已成为中国地方出版实力三强之一。

湖南原创动漫总产量连续排名全国第一，宏梦卡通公司和三辰卡通公司位居全国十大动漫企业第一和第二位，湖南动漫产业已占据全国动漫市场的1／5。

在中国文化产业品牌研究中心的1 33个国内著名文化产业品牌中，“湘”字号有29个，占21％。

2008年，长沙还被《望东方周刊》评选为全国“最具娱乐幸福感城市”，最重要的理由就是“长沙拥有丰富多样、群众喜闻乐见的演艺娱乐产业”。长沙的城市人口不到南京和武汉的一半，但长沙黄花机场去年的客运吞吐量达到730万人次，远远超过这两个城市。这说明，长沙是有魅力的，是有吸引力的。

2008年，湖南文化产业总产值达到1 090亿元，实现增加值530亿元，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5.1％，居全国前列。文化产业成为湖南国民经济新的支柱产业。

湖南文化产业的发展，得益于湖南省委、省政府用国际视野来谋划文化产业，确立了建设文化强省的战略目标。在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具体工作中，实行了“政治上放心，管理上放权，工作上放手”的策略。有这种发展环境，湖南文化产业自然可以轻装前进，实现急行军式的突破。

在今天这个论坛上，我想提一个建设性的建议：湖南和台湾能不能共同筹划一个大规模的文化产业园区呢?我认为，这个园区可以放在“长株潭”两型社会试验区，也可以放在风景优美的世界自然遗产张家界；它的规模应该达到5-10平方公里；它是一个文化产业的项目基地，文化商品的生产平台；它是一个涵盖影视制作、民俗旅游、博物展览、文艺演出、会展酒店等多功能、综合性的配套平台；它是一个针对两岸文化投资人开放的、并具有多项优惠扶持政策的创业平台；它是文化创意人才的精神栖息场所，也是经典创意频繁进发的文化硅谷。它要力争成为中国中部地区的文化地标。

为什么提这个建议呢?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时常感叹，我们的中华文明，有上游优势，没有下游优势。我这里所说的下游，指的就是文化创意产业。蓝墨水的上游气象万千，蓝墨水的下游却有些暗淡和式微。我认为，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军事的竞争、经济的竞争将不再是国家竞争的唯一砝码，文化实力的高低，将会在国家竞争中承担更重要的作用。而文化竞争所凭借的，是你有没有文化产品，能不能占据文化市场。

台湾的朋友喜欢讲“愿景”这个词，我也不妨讲讲我的愿景。我的愿景是：我们这条蓝墨水的河流，一定要流向全世界。

湖湘文化概论篇8

【摘要】文章以继承和发扬湖湘文化的优良传统为切入点，重点探讨了湖湘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之间的关系以及弘扬湖湘文化，增强其服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功能的现实路径等内容，做好湖湘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融合，使其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

【关键词】湖湘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合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职院校医学生医德教育的路径研究》研究成果，编号：XJK016CDY011。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2016年度立项课题《湖湘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融合研究》研究成果，编号：xspybzz02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以传统文化作为滋养并在此基础上进行高度概括和凝练。湖湘文化是我国丰富多彩的文化传统中十分富有特色并且有深远影响的一种区域性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能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提供鲜活的文化质料、丰富的实践载体、深厚的群众基础，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湖湘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的关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上凝练所得，对于引领社会思潮，弘扬社会正气，培育文明风尚，塑造崇高人格和民族精神品格，培育和谐人际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源’”，“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守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中汲取丰富营养，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和影响力”。

湖湘文化产生和传承于湖湘大地，它经过漫长的历史沉淀，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系统，它有着丰富的内涵和特征，承载着中华民族文化的优良价值传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滋养。湖湘文化源远流长，孕育了独树一帜的湖湘精神，这种精神具有优良特质，它是中华精神宝库中的璀璨明珠。“经世致用”“心忧天下”“百折不挠”“兼收并蓄”和“敢为人先”的精神特质彰显了湖湘文化的优良传统，也展现了湖湘人的高度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湖湘大地的生动诠释和体现。

继承发展湖湘文化的优良传统与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互相融合、互相促进、相辅相成的。湖湘文化的优良传统和精神特质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一致性，它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文化滋养，服务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然而湖湘文化毕竟诞生并很长时间存在于中部一个相对封闭的农业地区，由于历史继承性，故难免留下历史时代的印迹，多多少少存在一些与生俱来的落后的封建的思想观念，这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相背离的，是不可取的。因而对湖湘文化的继承发展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进行科学辩证的扬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湖湘文化的继承发展指引正确的方向，指导新时期的湖湘人继承发展好湖湘文化的优良传统，做好湖湘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融合研究，这对于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实现“中国梦”，凸显湖南特色，达到“六个走在前列”是非常重要的。

二、弘扬湖湘文化，增强其服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功能的现实路径

怎样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讲和倡导社会主流价值体系的同时，让广大青年学子易于接受，老百姓喜闻乐见？我们完全可以在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中找到切入点。在三湘大地，这个切入点就是湖湘文化的精华。如果我们把湖湘文化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就能找到核心价值观的载体，就能深化核心价值的内核，就能赋予核心价值体系以灵魂，就能在倡导弘扬核心价值体系时接地气。继承发扬湖湘文化的优良传统，做好湖湘文化优良传统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融合，使湖湘文化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服务。弘扬湖湘文化，增强其服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功能，具体可通过以下方法和路径实现。

（一）加强湖湘文化优良传统的挖掘，以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文化内涵

湖湘文化的优良传统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它的精神特质在中华民族文化中闪耀着独特的光芒。千年湖湘文化的优良传统积淀孕育了内涵丰富的价值思想，体现了湖湘人民的价值追求。加强对湖湘文化优良传统价值元素的挖掘，有助于丰富和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内涵。

（二）加强对湖湘文化优良传统的宣传，以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认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绵长而持久的生命力、凝聚力和感召力源自深层次的文化认同。中华地域文化具有地缘亲和力，易被当地群众理性认识和有情感认同。中华地域文化中的优良传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源”。湖湘文化产生流传于湖湘大地，是湖湘人民智慧的结晶。其优良传统形成独特的精神特质，折射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风貌。加强对湖湘文化优良传统的宣传，对湖湘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研究，辨析湖湘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的传承，提供一种地域文化作为核心价值体系参照，识别其中的历史脉络，做出系统深刻的理论分析，为地域性文化传统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借鉴，有助于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认同。

（三）加强对湖湘文化优良传统的弘扬，以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体验

人们对一种价值观的认同与践行，需要一个文化体验的过程，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识与践行也是如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人们从社会的生活体验中逐渐形成文化体验的同时，也不断强化和巩固共同的价值标准、价值取向和价值准则，它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体验。湖湘文化的优良传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涵养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体验。加强湖湘文化优良传统的弘扬，提炼、总结出湖湘文化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作用，让湖湘文化有机融入核心价值体系，再将其有效融入人们的生产、生活和学习中，有助于人们在潜移默化中感知、体验和领悟它，从而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体验。

【参考文献】

[1]朱汉民.湖湘文化通史[M].长沙：岳麓书社，2015.

[2]王伟光.充分发挥湘学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作用[N].光明日报，2014-10-11.

[3]郑大华.湖湘文化的精神特质[N].北京日报，2015-01-19.

湖湘文化概论篇9

[关键词]湘川公路；南京国民政府；交通备战

抗战前夕，面对日本的疯狂侵略，南京国民政府在进行国家建设、加强对地方控制的同时，也积极进行抗日备战，交通建设便是重要举措。在政府的政策规定和极力号召下，各省积极修筑公路，1937年底形成了全国公路网的初步规划，湖南“七大干线”（1）中的湘川线即为其中不可忽视的公路之一，且与其他六线相比有其特殊性，如修筑目的随着时势的逐步变换、总体规划的艰难抉择和完工后所取得的成效。

一、内忧外患与南京国民政府的交通应对

国防备战的方式甚多，但无论是农业的开发、矿产的开采，还是资金的流通等都离不开便利的交通。交通建设对国防备战来说至关重要，不仅关系着物资、部队运输，甚至决定战争的胜负。抗战前夕，面对国内外政局的风云变幻，南京国民政府拟通过公路修筑巩固国家权力，同时为抗日战争的大后方进行先期建设。从中央到省政府纷纷制定公路修筑计划，在县政府配合与民众参与下，建立交通网络，湖南的湘川公路修筑同样在这个模式下进行。

1928年，二次北伐实现了全国的基本统一，但南京国民政府仍面临内忧之势：内部斗争不断，共产党也正式建立革命武装，内战从未停歇。在“公路剿共”方针下，湖南省主席何键积极响应，于1929年10月制定“七大干线”计划。鉴于蒋桂战争、中原大战及对中央苏区的连续四次围剿等一系列战争军费的开支，工程暂时无力展开，所谓的公路修筑计划仍是“纸上谈兵”。1934年，国民政府展开第五次围剿迫使红军走上漫漫长征路，此时的才以为红军“短期内定可肃清”（2），心腹大患已去。可见，湘川公路修筑计划最初便与军事紧密相联，且目标明确为“清剿中共”，但频繁的战争使得偏于西南一隅的湘川公路修筑计划未受外界关注，直至1936年才提上日程。

计划修筑之后的1931年，包括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中华民族受到严重威胁。但南京国民政府仍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在日本步步紧逼下一再退让，激起民众的愤慨，导致政治支持度下降，也为各路反蒋力量提供了口实。面对此形势，作为中国政治舞台上公共权力代表的不得不在坚持消灭军阀和共产党为第一要务的前提下，考虑民众的抗日要求，积极备战。然欲“谋国家之建设，必先致力于交通”（3），所以加强交通建设是先决条件。况且“现时已无庸设假想敌，”日本已经发动九一八事变，很可能“由东北进扰天津，更中窥青岛，南犯淞沪浏河及乍浦或更扰福州”（4）。如此看来，日本的侵略直逼南京，备战工作迫在眉睫。正当此时，国民政府教育部常务次长兼秘书钱昌照主张成立一个以了解全国资源状况、增强国防经济实力、加强战备为目的的机构，这个主张得到国民政府的认可，并于1932年11月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5）专责机构，针对交通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及中国目前交通落后，远不能满足战时需求的情况，专门成立交通运输组，分铁路、公路、航空、电讯四部分，透过多种方式对“战时运输需求量、军事运输量、目前的运输能力、交通沿线的经济状况等”（6）进行调查。

公路是陆路交通的重要方式之一，加上其建筑资金与铁路相比要少、施工进展快，所以被视为“目前便利运输之最先急务。”（7）1932年到1934年秋，交通运输组对全国的公路系统进行考察，具体到各个省份，方法不一，“或者是用调查表的形式，或者是个人亲自实地调查”（8）。藉由上述方法，重点考察了江苏、浙江、安徽、湖南、湖北、江西、河南公路情况，调查统计工作于1934年9月基本完成，而具体建设计划尚待全面实施。

随着日本侵华步伐的加快，东南沿海尤其是南京受严重威胁。聘请的德国军事总顾问塞克特向其进言，为抵抗日本侵略，应以长江中下游作为战略建设重点，并建立战略交通系统。如此，“在日本入侵时，可以迅速地输送部队至危急地区。”南京国民政府随即展开川、黔、滇等西南各省的调查，历经一年，表达了对四川的高度重视，连续做了题为《四川应作复兴民族之根据地》、《建设新四川的根本要道》和《四川治乱为国家兴亡的关键》的演讲，公开表示“其实不必说川滇黔三省存在，就是只剩下了我们四川一省，天下事也还是大有可为。”（9）至此，以四川为抗日根据地的思想牢固确立下来。1936年制定“民国二十五年国防计划大纲草案”，正式建立以四川为总根据地的西南大后方。

虽说川省资源丰富、地势险要，是抗日根据地的最佳选择，但“川省山岭绵亘交通困难，与邻封各省，气脉间断，致物产虽极富饶，而资源终难发达，”而这一情势也使“近年匪祸蔓延，亦恃为险隘崎岖，藉为窃踞抗拒之利，”所以“开放交通，自为该省当前首要之图，治本办法”（10）。在交通方式选择上，“自以建筑铁道为上，”因为它运载量大、且不易受天气影响。但如若“欲求短期成功，适应急切需要，计惟有赶速修筑公路”（11），川省当务之急则转为改善交通状况，加强公路建设。为了沟通和加强西南各省的联系，便利货物运输和交通往来，以期达到控制西南、建设抗战大后方之目的，国民政府在西南地区陆续修建了川湘、川陕、川鄂、川滇、川黔、湘黔、黔桂等干线公路。其中湘川公路是湖南通往四川重庆的唯一通道，无论是选线勘探还是工程施工都受到了国民政府高度重视。

概言之，在国内矛盾暂时得以缓和及日本侵华步伐加快的背景下，湘川公路应运而生。计划之初虽有剿共性质，但华北事变后，其迅速转换为国防建设的重要内容，成为国民政府备战的重要举措。

二、湘川公路修筑之梗概

历经修筑背景的不断变化，湘川公路修筑最终落到实处，关于其修建进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个阶段。

（一）工程计划

如前所述，1929年10月，湖南省政府省务会议第五十次常会议决通过《湖南公路修筑七大干线计划》，确定湘川线（12），同时《计划》对公路修筑的技术标准作了相应规定，如“路基宽7.32米，路面宽4.57米，铺装砂石厚度18―27厘米”（13）。然内战的不可开交使湘川公路一直未付诸实践。直至1932年10月，湖南省仍在召开会议，讨论公路修筑的相关问题。会议作出以下决议：“一、湘鄂、湘川、湘黔公路同时修筑；二、土路、桥梁、路面铺装砂石同时并举；三、土路、砂石就路线经过县份由县政府负责征工，限期完成。并由第四路总指挥部派兵协助。四、桥梁、涵洞、石工等，由省政府筹借款项完成。”（14）湘川公路修筑的各项计划已启动，但自然条件的限制和社会条件的不充分使其再度延期。1933年2月9日，省政府急电邵阳、武冈、桃源、沅陵、常德、临澧各县长，“湘川、湘黔、湘鄂各公路，统限本月下旬开工”（15）。此时却因线路（与湘黔公路部分线路）重合，计划暂时取消。直至华北事变，湘川公路才因战略转移之需而迅速抢修。

1935年10月，川湘公路测量队成立，湖南公路局总工程师周凤九亲自带领工作组选线、踏勘，负责测设三角坪至茶洞线段。1936年，湘川线始得确定，自沅陵、辰溪间之三角坪起，经泸溪、所里（今吉首市）、永绥（今花垣）以达川边之茶洞。线路确定后，湖南省建设厅对路基、砂石工作之估算，工作地段之划分，征工之分布，支配工作之监督、验收等项做了相应规定。并按照七省公路修筑办法筹集资金，据《湖南公路史》记载“全省党政军备机关职员一律借薪一个月，分5个月扣借；全省田赋校正额加倍三成，就民国21年（1932年）完粮时一并征收；全省段实商户派借30万元；省政府筹款洋120万元”（16）。此款以作湘川公路及湘黔公路筑路材料、工程管理、征土补偿等用。

（二）施工进展

万事俱备，只欠动工，1936年2月17日，急电湖南省政府，要求“川湘公路应速进行”。21日，“湘川公路勘线结束，总计全长240公里，需拓土方100万公尺，石方2万公尺，大小桥梁1400余丈，共需经费300万元。”（17）为督造湘川公路建设，湖南省政府于1936年2月29日在沅陵设立工程处，“建设厅长余籍传任处长，公路局长刘岳厚兼任副处长，公路局总工程师周凤九兼总工程师（4月，刘卸职、周继任，乃由周兼副处长）”（18），受省政府直接管辖。同年3月，湖南省主席何键电令湘川路沿线“各县征工筑路，第一期路基土方工程限5月10日前竣工。”（19）3月17日，开始边测边修。4月22日，湘川公路破土动工。为加快筑路进度，1936年6月5日，特派外籍技术专员开思浩来督修湘川公路，同时也希望能对修筑难度大的湘川公路提供一定的指导。

按以上省建设厅的筑路征工指示，湘川公路的部分路基土方工程共征用沿线民工约392500个。工人大多来自乾城、永绥、保靖、古文、永顺、凤凰等县，主要负责本县境内的湘川线路修筑：1935年冬，“泸溪动员2000民工参加修建湘川公路，泸溪段从梅子山至黄连溪止，长约60.25公里。”（20）1936年4月11日，古丈县征工筑路，其征工方式为每“三百户编一组。其中第四区编为民工8组，曹家乡征工150名，毛坪乡100名，李家乡84名，热溪乡66名。”（21）除路基土方工程外，其余石方、桥涵、水管等工程多采取发包修筑，上路劳力多时达3万余人，这些工人大多从长沙、宁乡、湘乡、宝庆醴陵等地招募而来。因为气候不适、水土不服，加上风餐露宿、工作条件恶劣致使染病者甚多。仅有的医务所难以满足治疗要求，最终死于工地者尽达200余人，病员、伤员多达20000人。竣工后，特于乾城矮寨坡上铸“开路先锋”铜像和纪念碑，以资对死难员工的纪念。

各县工人近半年不分昼夜的遇山开路，逢水架桥，终使湘川公路的路基、桥梁、涵洞于1936年9月全部完成，并完成了一部分路面铺装。9月9日，“举行土路试车，由局长周凤九、总工程师欧阳镜寰率车三辆，自沉陵开出，当日抵所里，10日抵茶洞，旋即折返，11日返沅陵，往返中曾三次电告省府、建设厅，报告沿途试车情形。”（22）至1937年2月，完成全部路面；3月，全线建成通车，撤消川湘公路工程处，另设能滩吊桥工程处和善后工程处。15日，通车典礼隆重举行。至此除能滩吊桥外，湘川公路全线竣工，共计完成“土方128.5436万立方米，石方98.9269万立方米；大小桥梁126座500余米，涵洞408座，水管800道，工程及管理经费236.8163万元法币。”（23）1938年5月，能滩吊桥工程竣工，川湘公路始告全部结束。

三、交通备战的历史评价

湘川公路是国民政府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权力延伸的重要手段，是抗日备战的重要举措。它在湘境接长沅、湘黔两线，在川境接成渝、川黔两线，是由湘入川、联结湖南与中央政府陪都重庆的唯一陆上通道，具有非凡的战略意义，时有“战时生命线”之称。通车前期，湘川公路主要承担川湘之间的货运及客运，1938年3月，方才“运输军工器材、航空油料、零件和其它军用物品。其时，尚无大量进口物撤回程利载只有一些区间货物。”（24）据统计，自通车之日起至1939年7月底，湘川线共计完成客运量2.0451万人；运货煤炭、机械、粮食、食盐、土特产品等9778吨。具体而言，湘川公路的建成使川盐得以运湘，复以湘米运川；茶、锑、锡等物资频繁交换，加强了两地之间的人员与贸易往来，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湘西地区的封闭状态，促使湘西与西南各省（特别是四川重庆）连成一片，促进两地的经济发展。

抗战期间，为方便军队调配和军用物资的运输通畅，国民政府加强了对公路运输的管理。1940年主持召开交通会议，决议将川湘、川陕、川滇等主要省际干线纳入战时运输统制机关，湘川公路正式纳入战时机制。内迁机关、企业人员、物资等的转运；撤退物资和奔赴前方部队及军用物资等的抢运，无不得益于湘川公路。作为由湘入川的唯一通道，湘川公路为战时大后方的经济补给做出了重要贡献，是国民政府公路备战的杰出成果之一。另外，通过公路建设，国民政府的政治权力也得以渗透，湘西被纳入其统治范畴。不仅如此，伴随湘川公路修筑而进行的抗日宣传，加深了湘西民众对民族危亡的认识，纷纷投身抗日，成为抗战中的重要力量。

湘川公路的修筑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有其局限。1936年春，时值农忙季节，为顾及民艰，特减少工役征调，仅湘西段，“乾城减为二十万工，永绥减为二十万工，保靖减为十五万工，古丈减为四万工，永顺减为十一万五千工，凤凰减为八万工，共七十八万五千工。”（25）春耕季节减少后的民工数仍如此之多，农闲时期上路工人数亦可想而知。广大民工不仅要承担采石、运沙、平整路基等沉重的劳役，还要自带粮食、工具等，生活举步维艰，而监工们不时的毒打使其境遇更令人堪忧。“仅湘川公路因繁重劳役、工伤事故和被监工毒打致死的民工就达六千余人。”（26）征工尚且如此，征地尤甚。名义上，南京国民政府对公路所征田地标准进行严格规定，如购买、补偿（对被征田地者实行免粮等措施）等，形成了完备的征地机制。然在实际的征地过程中，各县政府在修筑公路的幌子下极力压低土地价格，大量征购土地。他们规定以每亩4元的低价，强行购买农民土地，即使地价微薄，各县政府仍长期拖延，终使规定成为一纸空文，而被公路夺取土地的农民陷入贫困、甚至变得一无所有。所以，湘川公路的修筑对当时沿线广大的民众来说，无疑是一种负担，沿途各县“公路成，民脂民膏尽”（27）这种沉痛的话语便是民众疾苦的真实写照。但工程建设必然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所以广大民众的积极参与与其说是一种灾难，不如说民族危亡情势下的抗日热情。

综上所述，湘川公路是南京国民政府交通备战、建设西南大后方的重要措施之一。还原其修筑历程不仅可以使我们清楚地了解民国时期的公路修筑，同时也能侧面反映出20世纪30年代国内外矛盾的主要变化及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治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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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保靖档案馆藏.征工筑路，全宗号9，目录号1，案卷号42.

[12]保靖档案馆藏.修筑公路，全宗号9，目录号1，案卷号41.

[13]《长沙大公报》，1936年9月12日。

[14]《湖南通俗日报》，1936年4月16日。

[15]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政治工作报告，第120页.

[16]宗玉梅.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建设评述[J].民国档案.

[17]王卫星.国防设计委员会与中国抗战的经济准备[J].南京社会科学，1995年，第10期.

[1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防设计委员会档案.国防设计委员会工作概况，1990年第2期。

[19]陈雷.略论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建设一兼谈对抗日战争的作用[J].历史档案，2010年第1期.

注释：

（1）七大干线分别为：湘川线、湘粤线、湘桂线、湘黔线、湘赣线、湘鄂西线、湘鄂东线。

（2）秦孝仪.革命文献.第30辑[M].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7年，第834页.

（3）转引自宗玉梅.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建设评述[J].民国档案，1992年第1期.

（4）国防设计委员会档案.国防设计委员会工作计划大纲.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47，案卷号3.

（5）1935年，国防涉及委员会改为全国资源委员会.

（6）转引自王卫星.国防设计委员会与中国抗战的经济准备[J].南京社会科学，1995年，第10期.

（7）转引自宗玉梅.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建设评述[J].民国档案，1992年第1期.

（8）国防设计委员会档案.国防设计委员会工作概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民国档案》，1990年第2期.

（9）国防设计委员会档案.国防设计委员会工作概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民国档案》，1990年第2期..

（10）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政治工作报告，第120页.

（11）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政治工作报告，第120页.

（12）湘川线：从湘乡起，经新化、淑浦、辰溪、沅陵、古丈、保靖到达四川酉阳。

（13）湖南省交通厅.湖南公路史第1册近代公路[M].北京市：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第86页

（14）湖南省交通厅.湖南公路史第1册近代公路[M].北京市：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第92页

（15）田伏隆.湖南近150年史事日志（1840―1990）[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第152页.

（16）湖南省交通厅.湖南公路史第1册近代公路[M].北京市：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第92页。

（17）田伏隆.湖南近150年史事日志（1840―1990）[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第166页.

（18）湖南省交通厅.湖南公路史第1册近代公路[M].北京市：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第95页.

（19）田伏隆.湖南近150年史事日志（1840―1990）[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第166页.

（20）湖南省泸溪县志编纂委员会.泸溪县志[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312页.

（21）湖南省古丈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古丈百年大事记述[M].保靖县印刷厂印刷，1990年，第68页.

（22）参见1936年9月12日，《长沙大公报》.

（23）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交通志[M].长沙：湖南出版社出版，1993年第46页.

（24）杨实.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编.抗战时期的西南交通[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08.第136页.

（25）湖南通俗日报，1936年4月16日。

（26）《土家族简史》编写组编.土家族简史[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05页。

湖湘文化概论篇10

关键词：湘绣 艺术特色 保护 发展

湘绣，四大名绣之一，具有湘楚文化特色的民间工艺，一个历史如此悠久、形式异常丰富的艺术领域，不仅汇集了湖南最本原的文化艺术特色，代表了中国湖南传统文化群体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而且成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母体艺术之一。然而，作为中国民间艺术的一个小分点，湘绣以其独特的中国艺术特色和意识形态，在中国民间美术的天地中独树一帜。它作为大众的、生活的、民俗的艺术，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朴实、心灵手巧的优秀品质，以它独特的艺术特色被广大人民群众所喜爱，那耐人寻味的深刻寓意更是在民间流传不息。

一、湘绣的造型艺术

湘绣采用最原生态的手工艺制作，既象征着湖南的过去与传统，又能预示湖南民间艺术的发展。

湘绣造型多样，不同的成长阶段，有着不同的造型样式；不同的造型，有着不同的文化寓意；不同的年龄，有着不同的色彩观念；不同的祝福，有着不同的纹样结构。

审美性造型：很多人喜欢购买湘绣服饰等生活用品，并非认为它用起来多么舒服，而是单纯的用来收藏、纪念，所以也有很多的湘绣是专门针对这一市场而手工研制的。这类湘绣造型美观、奢华、精致，比较注重形式，有一定的文化内涵、主题思想、艺术风格，不受固有的形和色的束缚，摆脱一切时空观念，达到赏心、悦目、怡情的艺术效果，让人爱不释手，从而成为国内外追捧的对象。

追求完美性造型：所谓追求完美性，就是既实用又存在一定的收藏价值，不少湘绣都有这类特质，绣者们把对万事万物的理解，对生活的理想，对爱情的向往，以及对亲人的关心和祝福，用一针一线满满的绣制在这小小的布面上，便使得湘绣的造型近乎完美。

二、绣花鞋的纹样艺术

湘绣在纹样题材的选择上，通常包括人物、花鸟图案、虫鱼、几何图形等，具体运用上，自然是各有章法、各有讲究。

1、象征性纹样

在造型处理时，将对象进行某部位的突出或夸大，达到一定的艺术效果，以反映各个民族民俗的特色，表达不同的愿望。可以将象征性纹样划分为三类：寓意、谐音、符号。寓意，如莲蓬、石榴、葡萄等意为多子多孙；桃、松、鹤意为长命长寿；鸳鸯、双燕意为夫妻感情恩爱。谐音，如意寓年年有余――“鱼”便是最佳表现素材；喜上眉梢――“喜鹊”为最佳表现素材；连生贵子――“莲子”即代表性素材。一直以来，符号是人们在图形纹样中惯常使用的题材，尤其某些几何形图案成为了现今固有观念的替代物，它以简约、朴拙的形状，丰富的内涵，深受绣者们的喜爱。如：男性符号：，女性符号：，爱心的符号： 。

2、概括性纹样

概括性纹样，即有目的性的取舍，取，就是将重视的部分夸张化，舍，就是简化某些不必要的部分，突出主体，省略细节，舍形求神，扬长弃短。通过对量湘绣纹样的对比分析，各民族的刺绣都有这样的特点。如表现人物时，故意夸大其眼睛部分，虽是全侧面，也会把两只眼睛完全表现出来。

湘绣的纹样是丰富多彩的，其图案的分布也是多种多样，有绣衣服上的、绣鞋上的、绣在帽上的，绣在扇子上的，还有单纯绣在布面上的，表现方式就更是五花八门，个人有个人的喜爱，团簇式、散播式、点缀式等等。总之，都是秀气中带着豪迈，朴实中带着非凡，彻底的衬托出绣女们的聪慧和纯朴。

三、绣花鞋的色彩艺术

从湘绣生活用品的色彩运用上看，各民族的刺绣之间存在着众多相同之处。以年龄的划分来选择色彩：年老的妇女，用品上的色彩大多比较朴素，不追求时尚，不张扬卖弄，通常以黑、灰、深蓝色为主；较年长的妇女，色彩多淡定、雅致，以深红、深紫、深绿色为主；年轻的妇女则在色彩上多了几分大胆、洒放、鲜艳，大红、大绿、粉红、浅蓝等都是常见的颜色；而小孩的用品，不论形态还是颜色几乎都会运用夸张的表现手法，使色彩的对比明显强烈、抢眼。

四、湘绣的保护和发展

在湘绣的保护和发展领域，我们务必要达成共识，即在不断巩固湘绣发展基础的同时，健全和完善湘绣保护与发展的机制，将其无形价值和有形价值相结合，共同促进湘绣这一文化产业的繁荣昌盛。

首先，打造丰富的湘绣文化。着手建立起湘绣的保护体系，充分利用高科技术和现代工艺的同时，重视并发展传统手工艺制作，以民族为大单位，区、村为小单位，百鞋争鸣，充分发挥出各自的特色。

其次，建立湘绣生产、学习、研究一体化基地。以政府部门为龙头，重视并大力扶持现有作坊式、个体式湘绣的制作和发展，并与各艺术院校进行教学交流和合作，把湘绣制作的老师请进课堂，把各高校的高素质教师和学生带到基地、作坊，通过建立从生产线到课堂――课堂到制作基地的实践教学培训机制，大力培养和发展继承人，壮大制作队伍，提高设计制作人员素质，使传统文化和手艺与现代设计理念及现代制作工艺进行艺术灵感的碰撞和摩擦，从而产生新的火花和艺术成就。

再次，利用网络传媒、广告宣传的优势，打造全新湘绣文化的广告宣传策略。各政府文化主管部门通过积极参与传统文化艺术活动，努力寻找与其它地区和其他文化产业的交流、合作机会。多在国内外举办湘绣展览，让国内外同胞进一步认识和了解湘绣文化。

第四，重视并利用博物馆、展览会等渠道的保护宣传契机。在各地区博物馆的展览厅和展馆中，可以通过详实的图片、文字、影像资料的介绍和宣传的方式，包括可带走的宣传资料和湘绣纪念品，让参观者留下深刻、生动的映像。另外，在适当的节日庆祝日或大型活动间隙，各地区的博物馆可资源共享，把湖南有格外别致和有特色的湘绣收集在一起，相互交流和欣赏，给湘绣一次集中展示的“秀”，继而提高民众对湘绣的传承保护和创新发展意识。

总之，湘绣这一富有地方特色民族文化，是一种与劳动人民息息相关的物质文化遗产，其工艺独特，寓意匠心独运，深受广大人民的喜爱。 然而，如今的多种民间文化艺术在经济、交通落后的偏远小山区相对会传承保护得较好，反而越是在交通、技术发达的大城市里，幸存和传承发展的成绩会较差。如今，机器印刷不论是对湘绣的冲击还是对其它民族文化的影响都深不可测，那些纯民族的、传统的、手工的民间艺术品越来越罕见，这不得不引起重视和深思，尽管我们在尽情享受高科技技术带来的一些生活便利，但也无形中扼杀或削弱了我们对中国民间“本源”艺术本质探求的机会。

参考文献：

[1]李绵璐.《谈民族民间美术》[M].安徽：安徽美术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