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文化论文范文10篇

湖湘文化论文范文篇1

1湘潭县文化建设现状

1.1县域文化网络逐步形成。全县已构建成覆盖县、乡、村、社的文化设施网络，服务功能不断增强，为满足城乡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要创造了条件。目前，县级拥有县文化馆、图书馆、花鼓戏剧团、电影公司、文物管理所、白石文化广场等文化企事业单位和公益文化活动场所。文化馆已达到文化部县级文化馆一级馆标准；图书馆藏书15.7万余册，拥有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基层网点，被评为县级公共图书馆二级馆；纪念馆被命名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被中央六部（委）确定为“红色旅游圣地”、“全国百佳旅游景点之一”；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集电影放映、表演、乒乓球训练、器械健身等功能于一体；白石文化广场集体育锻炼、休闲娱乐、文艺表演等多种功能于一体。此外，修复开放了齐白石故居，完成了尹氏宗祠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申报工作，建成了省电视监控的高标准文化库房。19个乡镇均建有宣传文化站，乡（镇）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云湖桥镇建成投资20多万元的文化大楼，文化站被省文化厅命名为“全省百强文化站”称号；石潭镇建成一栋400平方米的文化广电大楼，图书借阅、文艺培训、活动开展等功能一应俱全。村级文化活动室蓬勃发展，县城八大社区和50%以上的行政村均建有文化活动室和中心图书室。1.2群众文化活动开展丰富多彩。目前，形式多样、内容健康的文化活动在县内普及开展，村村有节目、月月有活动。同时，在节目内容、节目表演形式等方面力求彰显地方传统文化特色，如闹元宵龙狮彩车游城、元宵文艺焰火晚会、石鼓•青山唢呐、湘潭花鼓戏、皮影戏、剪纸等民俗文化中的优秀项目已成为我县文化活动的重头戏，各社区都成立了文艺宣传队，排练健身舞、腰鼓、狮龙表演等节目，为全县人民提供了新鲜活泼、喜闻乐见的精神食粮，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精神需求，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品牌，大大提升了县域知名度和美誉度。1.3文化遗产保护初见成效。该县历来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省、市、县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及库存文物均得到有效保护。故居、齐白石故居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石鼓•青山唢呐被列入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石鼓木偶和响塘纸影戏被列入湘潭市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1.4文化体制改革稳步推进。稳妥推进行政管理体制的整体改革，组建了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版权）局和广播电视台。深化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改革，在其内部推行岗位设置管理制度，现已完成第一阶段的方案设置。有序推进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工作。1.5文艺培训和创作成绩突出。全县文艺培训经常持久。县文化馆常年开设声乐、器乐、舞蹈培训班，近10年已培训学员5000多名；各乡镇常年开展文艺培训，参训人员达12000余人。文艺创作成绩喜人。群舞《QQ宝贝》在湖南省“三湘蒲公英”青少年音乐舞蹈大赛中获金奖，歌曲《江边有个湘潭县》在湘潭市“湘人湘歌”大赛获一等奖，论文《鸣箫牌子与筚管浅谈》获文化部“群众文化理论论文”评奖活动金奖，新编剧目《花郎缘》、小品《照镜子》、《太后吉祥》等广受称赞。尽管该县在文化建设工作中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存在的问题和困难依然较多。基层活动在丰富，但其内涵有待提高；群众参与面在扩大，其组织化程度有待加强；阵地在拓展，其规模和影响有待提升等。突出问题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经费投入不足。经费问题是长期以来困扰的一大难题。县级财政吃紧，对文化建设的投入有限，在乡镇一层尤为严重。尽管对文化经费的投入有文件规定，但真正落实很难到位。除了人头经费外，县、乡用于农村文化建设的专项资金几乎没有，导致文化设施建设滞后。乡镇文化站不能依靠自身发展，依靠产业化、市场化运作生存困难。二是文化遗产的发掘保护任重道远。齐白石文化旅游区项目计划自1999年实施以来，至今仍未达成预期效果。白石镇是齐白石大师的故乡，不仅交通条件优越，而且这里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独特的人文景观、齐白石早期艺术渊源、贡莲等乡土特产、湘中民俗风情、亚热带山区风光和风水、民间传说等相互融为一体。根据湖南省的旅游发展战略重点：岳阳-长沙-韶山-南岳-郴州的“名人名城名山名水旅游走廊”，新建的白石文化旅游区正处于这一走廊的中点站，是省旅游重点确定的“长沙-韶山-乌石-花名楼-白石”名城名人胡里游的一部分。该项目规划面积为20平方公里，主要建设“三区一中心”：白石艺术园景区、莲花寨景区、紫荆湖竹海景区及中心贸易区。此外还有黎氏八骏艺术馆、晓霞宾馆等休闲娱乐设施。白石镇具有得天独厚的文化与自然旅游资源，走旅游开发之路切实可行，前途广阔。然而为什么从1999年的项目制定到现在的2014年，时隔十多年，这旅游开发却看不到当年计划之中的成效呢？

2突出地方特色袁推进文化强县建设的思考

2.1加快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完成县城湖湘文化体育、金霞山广播电视中心（含广播电视自立发射塔）、县文化馆文艺培训中心等工程建设。完善县电视台、纪念馆、白石文化广场、湖湘文体公园等重点文化阵地建设；在滨江风光带项目建设中，着力融入历史和湖湘文化元素，将滨江风光带打造成一条集群众休闲娱乐、文化品赏于一体的综合性景观长廊。加快乡镇文化站业务用房、村级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和文化室建设，形成县有园、乡镇有站、村有室、组有户的公共文化设施体系。全面建成设施先进、功能健全、运行高效、惠及全县人民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提升群众幸福指数。2.2大力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按照方便群众就近参与文化活动的原则，加强社区配套文化设施建设，在居民小区建设一批文体活动中心和体育健身场所，推动公益性文化设施和场所逐步向社会免费开放；在农村切实加大乡镇综合文化站、村文化活动中心、广播电视“村村通”和无线网络的建设力度。组织好传统节日、重大节庆、纪念日的群众文体活动。重点办好中国（湘潭）湘莲文化节，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和群众性体育活动。加强乡镇、街道文联组织建设，切实发挥文联在基层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定期举办乡镇唢呐艺术大赛、龙舟赛、花鼓戏表演等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提高群众对文化活动的认同感和参与度。积极繁荣文化创作，建立优秀作品奖励机制，依托湖湘文化、白石艺术文化，定期举办湘莲文化艺术节和多种形式文化交流活动，吸引更多的文化艺术人士来湘潭县采风、创作，弘扬湖湘文化、白石艺术文化的独特魅力，建设文化强县。2.3保护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湘潭县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历史，有着丰富的人文资源，必须深入挖掘湘潭传统文化和历史文化，使之焕发新的时代气息。加大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利用，加大文化遗产的收集整理力度，加快文化遗迹的修复建设速度，不断丰富文化内涵。保护开发罗亦农、王闿运、黎氏八骏等名人故居地；加快易俗河老街的保护和开发，展示以“千年洛口”为核心的文化名片，提升县域文化品位。以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石鼓青山唢呐”的传承保护为重点，鼓励更多民间艺人投身这一领域，推动我县唢呐艺术团的发展壮大；完善市县两级非遗代表作保护名录，加强对白石书画艺术、白石胡秀英剪纸、石鼓木偶戏、石鼓油纸(布)伞制作工艺等非遗项目的保护，充分发挥历史文化在现代文化建设中的作用。2.4加快发展文化产业。一是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产业。围绕“神洲人文圣地、三湘生态乐园”主题，着力打造“人文之旅、红色之旅、生态之旅”三个品牌，打响做强文化品牌，增强文化感召力和吸引力，变资源优势为发展优势。弘扬湖湘文化品牌。挖掘湖湘文化内涵，传承湖湘人不畏艰险的革命精神、吃苦耐劳的创业精神和务实拼搏的进取精神。发展湘莲文化品牌。弘扬湘潭县爱莲、植莲、咏莲的文化传统，坚持办好两年一届的湘莲文化节，以文化艺术作品展、文化专题讲座等方式，充分展示湘莲文化的丰富内涵，不断提升“中国湘莲之乡”的品牌形象。二是发展文化休闲产业。生态休闲业已成为现代旅游业的发展方向，重点开发以金霞山、晓霞山、昌山、花石水库、中路铺水库、上石坝水库、湘江水系、涓江水系、涟水水系及易俗河老街为主的山水品牌。积极发展农业生态休闲游，创建一批省级旅游名镇（村），提升镇村旅游名气，打造一批星级“农家乐”；整合旅游资源，创建一批上档次的旅游景区和旅游酒店，合理规划旅游线路，加快与韶山、衡阳景区对接，融入大韶山旅游圈，努力将该县由旅游资源大县打造成为省级旅游强县。三是加快发展文化传媒产业。依托电视、报纸、网络三大媒体传播平台，以资产为纽带，加大资源整合力度，调整媒体结构和节目布局，打造新闻服务品牌。大力发展移动电视、手机电视、网络电视、楼宇电视等新媒体业务，加快发展数字媒体，用现代科技提升传统印刷产业，建设湘潭出版发行印刷产业园。四是大力发展书画产业，依托齐白石纪念馆，筹建书画艺术品一条街，建立书画艺术创作交流中心，健全艺术品交易拍卖市场，擦亮“中国书法名城”“、中华诗词之市”等品牌。2.5加大政府扶持力度。县级财政对文化的投入占比不少于1%，且每年增幅不低于同级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重点支持发展前景好、市场竞争力强的文化产业项目和社会影响大、群众受益度高的文化事业建设，设立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引导资金。明确文广新局、旅游、规划、财政、工商等部门引导和支持文化发展的具体举措。支持民营资本以多种形式进入文化发展领域，狠抓文化项目招商，突出引进战略投资者，引导社会力量支持文化发展。

作者:蔡月芝 单位:中共湘潭县委党校

湖湘文化论文范文篇2

关键词：湖湘文化；青年；法律思想

Abstract:InthearticlesandletterswrittenbyMaoZedongathisyouth，thereareagreatdealofdiscussionaboutlaw，andcontainrichlawthoughtandlegalprinciplerelatingtomanybranchlawfieldssuchasconstitution，marriagelaw，economiclaw，etc.Histhoughinlawhadalsobeenundergoneazigzagdevelopingprocess.Fromitthepointofgoodorevillawandgovernbypeoplecanbeseenclearly，constitutionalgovernmentandrulebylawhavebeenfoundvaguely.CultureoriginatedHunanfielddeeplyaffectedyouthMaoZedong’slawideacharacterinfouraspects.

Keywords:cultureoriginatedhunanfield；youthMaoZedong；lawthought

一、湖湘文化的特质及对早年的浸染

（一）湖湘文化的形成发展及特质

湖湘文化是长期以来在现今湖南地域范围内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种地域文化。其渊源表现为伟大浪漫主义诗人屈原留下“哀民生之多艰，长太息已掩涕兮”，“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求索”等千古绝唱，汨罗江也因此被誉为中国“蓝墨水的源头”。岳麓书院“成就人才，以传道而济斯民”，“朱张会讲”弦歌不绝，赢得“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盛誉。湖南也是范仲淹题壁岳阳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地方。湖湘文化以其丰富的内涵、悠久的渊源成为中国地域文化的重要一极。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湖南学人竞相研究，使之成为湖南学界的显学，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其发展一般被认为经历了四个阶段：南宋时期的第一次大融合形成了古代湖湘文化；洋务运动时期的第二次大融合，使以经世致用为特征的湖湘文化兴盛一时；和辛亥革命的第三次大融合，使湖南省风气大开；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第四次大融合，是湖湘文化发挥巨大社会功能的时期。有的学者指出近代湘军的崛起，堪称湖湘文化重要的发展阶段，湘军深远的影响成为弘扬湖湘文化的动力[1]。湖湘文化经过一代代湖湘儿女的咏唱践行，薪火相传形成了自己鲜明的个性特征：一是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主义精神；二是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与力行践履的道德修养；三是追求理想，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群体参政意识；四是运筹决胜、平治天下的军政谋略和革故鼎新的历史观；五是具有浪漫主义情调，哲理思维与诗人才情的有机统一[2]。总之，湖湘学派十分“留心经济之学”，不尚空谈，重经世致用，主张从国计民生、“日用之实”中去探求富国强兵之道。王夫之更是“言必征实”，“义必切理”，从而使“即事穷理”的实学思潮盛行于湖南。与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相联系，历代湖湘学者大都重视实践，提倡力行[3]。长沙市近年把湖湘文化的内核高度概括为“心忧天下，敢为人先”作为长沙精神。

（二）湖湘文化对早年的浸染

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在读私塾时就熟读了“四书”“五经”同时爱看中国古典小说、特别是关于农民造反的故事。1907年到1910年读了《盛世危言》和一本关于列强瓜分中国的小册子后，开始忧国忧民。随后接触了康有为、梁启超的文章，特别是对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爱不释手，接受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1911年，到长沙入湘乡驻省中学读书，开始受到当时湖湘风云人物黄兴、宋教仁的影响，深为同盟会的革命纲领所吸引，常阅宋教仁等主编的《民主报》，接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他曾写过一篇主张推翻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文章，贴在学校的墙上。武昌起义后，为响应辛亥革命投笔从戎，参加了湖南新军。从文化理论上接受湖湘文化的熏陶则主要在1914年进入当时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期间。在湖南一师求学初期，在杨昌济、黎锦熙等的影响和指导下，认真阅读了谭嗣同的《仁学》、曾国藩的家书和王船山的哲学著作，以及《楚辞》、《韩昌黎文集》等[4]。韩愈同屈原、杜甫一样，都是影响湖湘文化的重要人物，他被贬广东时，曾游历湖南南下，在湖南境内的衡阳、郴州、永州、邵阳等地至少留下11处手迹、诗文碑刻和故事传说，至今仍有遗踪可凭吊[5]。对晚年生活在湘江流域一带的忧国忧民的伟大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在湖南一师读书时多处寻觅杜甫留下的遗迹去凭吊，以致后来，在革命年代对《杜甫传》依然爱不释手。在1915年全国人民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中，和学校进步师生常去船山学社听反袁世凯的演说[4]。可见在青年时期深受湖湘文化的浸润和熏陶，而且是有比较、鉴别的吸收其精华，因为在退出新军，进入湖南一师前曾在湖南省立图书馆刻苦自学半年，读了达尔文、亚当·斯密、穆勒、斯宾塞尔、孟德斯鸠、卢梭等人的一批反映十八九世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社会科学和先进自然科学成就的著作。他是在中西方文化比较的视野下，对湖湘文化进行吸收的，所以青年其视阈比别人开阔，思想观点比别人深刻独到。湖湘文化要求社会精英，必须德才双馨、胆识俱佳。在湖南一师开展的优秀学生“人物互选”中得票第一，而且“敦品”“言语”单项第一，“胆识”一项唯他独有[6]。在湖湘人物中，青年曾一度很崇拜曾国藩，曾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左宗棠在青年时代以“身无半亩，身忧天下”相标榜。青年则以“身无分文，心忧天下”自勉。黄兴曾被赞誉为“实行的革命家”[3]。对湖湘近代人物，他这样评价：“曾、左吾之先民，黄、蔡邦之模范。”[7]“的军事思想是在马列主义经典著作里找不到现成答案的思想的精华部分之一，但却可以从船山的军事思想宝库中找到其民族的理论渊源。这是‘中国式智慧’的生动体现和最高发挥。”[8]可见，湖湘文化对早年的浸染和熏陶深刻地影响后来的成就。

二、青年法律思想要论及其光芒

在《早期文稿（1912.6—1920.110）》等中记录了大量关于政治法律的文章，蕴涵着丰富的、于当时来说先进的法律思想。下面笔者以时间为顺序摘要进行分析，既求见青年法律思想的光芒，又探求其法律思想发展的轨迹。公务员之家

写于1912年，作为一篇中学学生习作的《商鞅徙木立信论》是作者所阅流传下来最早的一篇论述法律的文章。文中“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法令而善，其幸福吾民也必多，吾民方恐其不布此法令，或布而恐其不生效力。必竭全力以保障之，维持之，务使达到完善之目的而止。政府国民互相倚系，安有不信之理？法令而不善，则不惟无幸福之可言，且有危害之足惧，吾民又必竭全力以阻止此法令。”[7]在此，作为中学生的鲜明地提出“良法”、“恶法”的观念，法律的运行与民众的关系，指出“良法”是民众的福祉，是为民众谋幸福的工具，民众必争相拥之；反之则反。他还认为法律的运行有赖于民智的观点，批判中国专制社会统治阶级压制人们，社会民智黑暗。老师批阅此文时惊叹不已，誉为“力能扛鼎”、“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7]

1917年8月23日开学之际写给黎锦熙的一封长信《致黎锦熙信》是暑假以“游学”方式进行社会考察后所写的。信中对社会变革、社会之治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已求与黎锦熙商榷。在此认为要治理好国家要有大智慧的圣贤来治理，提出“圣贤救世”即现在法理所概括的“贤人治国”人治的思想。“天下亦大矣，社会之组织极复杂，而又有数千年之历史，民智污塞，开通为难。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有本源。本源未得，则此等枝节为赘疣，为不贯气，为支离灭裂，幸则与本源略近，不幸则背道而驰。夫以本源背道而驰者而以之为临民制治之具，几何不谬种流传，陷一世一国于败亡哉？”[7]指出了社会治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社会变革要从本源上开始，要正本清源，要标本兼治的二元变革思想，要找到中国社会的“本源”，否则徒劳甚而背道而驰。什么是“本源”呢？他认为“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提出了自然法的观点，进而主张“故愚以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此如大蠹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噎皆开，则沛乎不可御矣。”[7]认为思想是社会根基，是社会上层建筑的基础，社会根基决定上层建筑。要用自然法来改造中国当时的思想和法律，他的观点离马克思“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国家学说还差一步之遥，即没发现经济基础社会基础。

1919年后，《湘江评论》7月14日创刊，撰写了创刊宣言。宣言中尖锐指出：“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7]的思想发展得到重要突破，“宇宙之真理”的社会本源问题不再模糊，民众、人民性成了其思想的基础，同时关注的焦点开始集中到了物质生活问题，民众的吃饭问题，社会经济基础问题。在号召社会大变革时，指出“见于政治方面，由独裁政治，变为代议政治。由有很<限>制的选举，变为没限制的选举。见于社会方面，由少数阶级专制的黑暗社会，变为全体人民自由发展的光明社会。见于教育方面，为平民教育主义。见于经济方面，为劳获平均主义。”[7]描绘了代议政治、人民当家做主、平等的教育权，平等的劳动和获得报酬权等宪法性制度和权利。在同年9月《学生之工作》一文中认识到，“社会制度之大端为经济制度”[9]已经接近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观点。

发表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的《女子革命军》激烈地批判了中国封建社会对妇女的摧残，提出男女平等主张，号召起女子革命军打破旧制度。1919年11月14日长沙发生因父母包办婚姻，赵五贞自杀于花轿内的事件，于16日开始接连发表了10篇评论文章，集中对旧式包办婚姻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在第一篇《对于赵女士自杀的批评》中“这事件背后，是婚姻制度的腐败，社会制度的黑暗，意想的不能独立，恋爱不能自由。”[7]在此他提出了恋爱自由，并进一步指出意识独立是自由的基础和内核。在18日《赵女士的人格问题》中写道：“何以呢？人格这件东西，是由于对手方面的尊崇才有的。他的先决问题，是要意志自由。”[7]进一步指出，意识自由是人格的构成要件。文中接下来说“你不愿意恋爱我，而我迫着要恋爱你，这是一种强奸。这叫做‘直接强奸’。他的女儿不愿意恋爱那人，而他逼着他女儿恋爱那人，这也是一种强奸。这叫‘间接强奸’。”[7]他指出恋爱的基础是双方的自愿，违背妇女的意愿行事就是强奸，并把强奸分为直接和间接两种。现在刑法也依然是看是否违背妇女的性意愿作为强奸罪成立与否的标准。19日，发表了《婚姻问题敬告男女青年》，“你们自己的婚姻，应由你们自己去办。父母代办政策，应该绝对否认。恋爱是神圣的，是绝对不能代办，不能威迫，不能利诱的！”[7]发表了婚姻自由的宣言，指出恋爱神圣，亦即人格权神圣。随后发表了《女子自立问题》提出了建立儿童公育的制度来解放妇女、提高妇女地位，但观念过于超前。在《打破媒人制度》中，主张打破媒人制、废除“六礼”旧式婚制。那么自由恋爱的婚姻如何被社会认可呢？他建议：“倘要明白表示，令亲友皆知，最好在报上登一启事，说明我们俩愿做夫妻，婚期是某月某日就算完事。不然，便到官厅注册，乡间则在自治局里报名，亦尽够了。”[7]他主张合法有效的婚姻可以采取公示制或登记注册制，而且手续要简单便利。至此，完成了对改革旧式婚姻制度的论述。

接下来，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湖南自治的问题上，开始了经世纬国的构想和思索。1920年3月12日，在《致黎锦熙信》中附上《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榷》，提出“举办遗产税、所得税及营业税。减轻盐税。废除两年来新加各苛税。”“完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7]他对社会经济立法进行了思考，主张通过税制法律来解决社会贫富悬殊问题，“抑富扶贫”，如针对富人办遗产税，针对贫困人口要减轻盐税，废除苛税，保障民生。在政治方面，保障人民的言论自由的权利。

主张民族自决、自治，针对当时中国假共和，国家羸弱不堪，主张国家结构形式实行复合制，发挥地方积极性，各省探索自己经验，分而治之，以分建设促进全国总建设。湖南自治后如何处理“对外”关系，在1920年9月6日发表的《绝对赞成“湖南们罗主义”》中说：“原来准照兼公所提解释们罗主义的三个条件‘我们用心干我们自己应干的事’，‘我们绝对不干涉别人的事’，‘绝对不许别人干涉我们的事’，是最大多数的人民心理顶相合的。”[7]这些思想后来成为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国际法准则，也是现在联合国“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的最初雏形。

对于湖南自治，有人提出了质疑，认为湖南缺少法律政治专业人士。1920年9月27日，发表了《释疑》。“这还是认政治是一个特殊阶级的事，还是认政治是脑子头装了政治学法律学身上穿了长褂子一类人的专门职业，这大错而特错了。”“以后的政治法律，不装在穿长衣的先生们的脑子里，而装在工人们农人们的脑子里。”[7]他指出政治法律不是学政治法律职业人士的专利。以后的法律内容应该来源与人民大众，人民大众决定法律的内容，无产阶级法律观开始萌芽。进而指出，“‘法律学’是从‘法律’推究出来的，‘法律’又是从‘事实’发生的，我们但造我们湖南自治的事实，不要自治法，也未尝不可以（英国以前的宪法就是不成文）。”[7]他在此论述了法律、法律学与社会的关系，认为法律学起源于法律，法律源于社会，社会是法律的基础，而不是法律是社会的基础。唯物主义法律观开始得到了反映。

在1920年10月5、6日发表的《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以建设“新湖南”之建议》中，认为湖南的旧政府机关是根据中华民国约法产生的，而湖南宪法是对中华民国约法的否定，故湖南的旧政府机关不能有提议或起草湖南宪法的权力，否则违背了现代政治管理伦理。主张宪法民定，在湖南展开一场深入人心的宪法运动。对于人民宪法会议之组织法及选举法，亦有六点主张。充分显示了丰富的、先进的法理思想，“宪政”和“法治”观念依稀可见。

湖南自治失败后，对青年的思想产生非常大震撼，他开始由激进的民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转变。1921年4月他又在《大公报》发文，明确批判《湖南省宪法草案》是保护资产阶级和有产者阶级的。同年，在回复蔡和森的信中，他明确指出：“资本家有‘议会’以制定保护资本家并防制无产阶级的法律；有‘政府’执行这些法律，以积极地实行其所保护与所禁止；有‘军队’与‘警察’，以消极地保障资本家的安乐与禁止无产者的要求。”[10]无产阶级决不能用资产阶级的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必须冲破这些法律的限制。这说明，已对法产生的经济基础和法的阶级性有了明确的认识[11]。他开始从经济制度入手揭示了法律是建立在一定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认为法律是阶级统治的工具，立法集中反映了统治阶级的意志。

三、早期法律思想的发展特点和湖湘文化的胎记

湖湘文化的先天下之忧而忧，经世致用，敢为人先，既浪漫而又务实的精神，在青年身上展露无遗，对青年法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影响也有充分的体现：（1）人民至上，民为邦本的民本法律思想。出身农民的须臾不曾忘记生活在最底层的广大民众，人民性是早期法律思想的一根主线，贯穿于法律、法令的制定过程当中。从《商鞅徙木立信论》，《湘江评论》创刊宣言、湖南自治中的“民治”主张等大量文稿中处处闪烁着的人民性法律思想。（2）探求大本大源，穷究至理的哲学思维促使对近代法律变革的批判，苦苦思考法律等上层建筑的本源（基础），指引他走上唯物史观，形成马克思主义的法律观，明白法律源于社会，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决定法律的内容和性质。这在1916年《致黎锦熙信》中有充分的反映。（3）致知力行精神，帮助形成经世致用的法律方法论和工具主义的法律功能论，认为法律就是为民众谋幸福的工具，法律必须要有生命力，而生命力直根与社会的本源。致知力行的务实态度，表现在一种高度负责的批判精神，他呼吁要废除旧婚制和湖南自治，他不是提出问题，揭开伤疤就袖手旁观，而是迎难而上急流勇进负责地开出医治处方，如他既呼吁废除媒人制又拿出了新式婚制的方案，对于湖南自治他就积极描画湖南宪法的蓝图，撰写大量文章论述自治的可能与可行性。（4）敢为人先的胆识和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与入世精神，是提出湖南自治（民治），反对统一，率先实行湖南共和国，宪法民定，权利平等等法律观点和积极实践的强大精神动力。早年的法律思想充分体现了湖湘文化敢为人先、革故鼎新的精神。为了以法救世，我们从《一九三六年同斯诺谈话》中知道，20岁的从新军退伍后，曾先后报考警政学校和法政学堂，一心想当一名警官，听说三年学会全部法律课程后可以当法官，他便憧憬着“将来当法学家和做法官的美好前景”[1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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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书信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5.

湖湘文化论文范文篇3

就遗产本身来说,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背后都具备了一段很长时间的历史。自然遗产动不动就是几十亿年。文化遗产像北京周口店有50万年的历史,故宫将近600年,中国最年轻的颐和园也有250年。这些遗产不仅有它的历史功能,还有它的现实功能。例如故宫,它的历史功能是皇宫,是皇帝坐朝与居住的地方,而它的现实功能是博物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未来功能也会显现,未来价值有可能上升也有可能下降。

1.1历史价值：记忆

遗产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是从某一地区、某一民族深厚的传统文化、悠久的发展过程中,历经岁月沧桑保存、流传下来。例如,有相当一部分民间文学就是远古时代的神话传说,它们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反映着历史文化传统和文化变迁,是现代和传统之间流动的见证,我们可以从中了解不同历史时期的生产发展水平、社会组织结构、生活风貌、道德习俗和思想禁忌。非物质文化遗产蓄积了不同历史时代的精粹,保留了最浓缩的民族和地域特色,承载了过去,孕育着未来。人们可以通过有形的文化遗产和无形的文化遗产同遥远的祖先沟通,看到他们的身影,了解他们的生活状态,了解他们的思想,感受他们的情感和智慧,辨认出他们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脚印。因此,遗产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

1.2现实价值：造福人类

地球缔造了一处又一处自然造化的奇观,也孕育了一个又一个饱含着人类智慧的奇迹。奇观,令人敬畏；奇迹,让人崇拜。交通的发达,可以让我们到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去瞻仰历史的灿烂；传播的便利,可以让我们在任何一个空间去欣赏不同区域文明的辉煌。具有世界性、杰出性、独特性和多样性的自然和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2从需求链条来说,遗产旅游呈现出观赏价值、商品价值与文化价值的梯次关系

旅游作为一项复杂的社会经济活动,既包含物质消费,又包含精神消费；既是经济现象,又是社会文化现象,对经济社会的发展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旅游消费呈现出一种由重观赏到重购买商品再到重文化的梯次关系。

2.1观赏价值：获得美感

置身于旅游景观之中,直接从不同的角度观赏,寻找其美的内涵,得到美的享受。如选择观景位置进行欣赏,远眺俯视高大雄伟、面积广阔的山峦,仰视瀑布,俯看、远望江、河、湖、海,平视城市湖泊；选择不同季节欣赏,清明踏春、重阳登高、秋赏红叶、冬赏腊梅，春游杭州西湖、夏游庐山和黄山等。不论旅游者的动机如何,也不论旅游地在何处,观赏都是不可缺少的内容。旅游资源只有具备观赏性才能吸引游客,观赏性越强,对旅游者吸引力越大。如万里长城、桂林山水,古朴典雅的文物古迹,别具一格的民族风情,甚至土特产、旅游商品,无不具有观赏价值。观赏性是一种文化特征,也显示经济效益。旅游资源必须具有吸引旅游者的功能,才具备社会意义和经济价值。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旅游资源的价值是通过观赏来实现的。观赏性越强,所取得的经济效益越大。

2.2商品价值：使用加艺术的追加值

旅游商品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概念,所有旅游行业出售的产品和服务都可以叫做旅游商品。既包括旅行社所销售的旅游路线、旅游方式、旅游娱乐等产品,也包括宾馆饭店、景区景点的服务,还包括旅游者在游览观光区所购买的蔬菜水果、鸡鸭鱼肉等农副产品和药材、保健品(包括保健食品和保健器械)等商品,当然,也包括旅游纪念品。旅游商品的价值实质上是使用加艺术的追加值,高于一般意义上的商品的价值。旅游商品一般具有地域特色,以旅游接待地主题形象和标志性旅游吸引物的信息为载体,具有艺术价值、收藏价值、实用价值和礼品价值,其中的艺术追加值促使价格上升。

3从商品实体来说,遗产旅游呈现出使用价值、商品价值与精神价值的三位一体关系

旅游纪念品具有一般商品的属性,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但又不同于一般商品,而是一种特殊商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购买的对象不同。旅游者是消费者,他们选购的物品才具有旅游纪念品的属性。一般消费者购买的物品是一般商品,其中包括有纪念意义的各类物品,都不具有旅游纪念品的属性。二是体现的价值不同。一般商品主要体现的是使用价值,而旅游纪念品除了体现实用性之外,更主要的是体现纪念、收藏价值以及艺术价值等。3.1使用价值：满足需求

旅游产品的使用价值不止一种。旅游业主要通过劳动服务的劳务形式向社会提供无形的效用,即特殊的使用价值,以满足旅游者进行旅行游览的消费需要。

3.2商品价值：表现为旅游景点的价格

非物质文化遗产内涵丰富,其所带有的民族和地域的信息具有独特的吸引力,不仅传递着文化特征,同时也是音乐、戏剧、电影、广播、电视、旅游、饮食、服饰制作、制药业等产业发展取之不尽的资源。在世界范围内,具有美学、历史价值的民间艺术产品的生产已经形成了独立的产业。文化旅游经济成为当今世界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旅游商品的使用价值、旅游市场间的竞争以及国家的价格政策等,终究要体现在旅游价格上。

4从旅游圈来说,遗产旅游呈现出外圈价值、中圈价值与核心圈价值的由外及里关系

旅游空间布局具有重大意义。旅游圈以目的地为核心向周边延伸形成两种不同情况的圈层,一是资源的级差圈层。如新化紫鹊界梯田,位于新化县西部山区,核心地区梯田达2万亩以上,其地势之高,规模之大,形态之美,堪称世界之最。坡度在25°~40°,最陡达50°以上,且层层叠叠于海拔500~1100米,共400余级,蔚为壮观；周边近6万亩属中圈,有一定规模的梯田；再往外就是外圈,面积达10万亩,仍有梯田的影子。二是从客源角度。一般而言,核心圈人员极少,中圈最多,外圈较多。

三个圈体现由外及里的关系。要发挥核心圈的价值,就必须发挥外圈价值、中圈价值。要把核心圈的旅游激活,必须在保护和开发资源和客源两个方面多做工作。

5从旅游层来说,遗产旅游呈现出表层价值、中层价值与核心层价值的由浅入深关系

以岳麓山为例来说明旅游层价值。岳麓山的旅游表层价值就是岳麓山的自然风光优美。岳麓山的核心层价值就是岳麓山文化。岳麓山是一座文化大山,是时至今日仍然可触可摸可感可知的湖湘文化的重要载体和基地。岳麓山所承载的文化表象和文化精神,以及所孕育的博大深厚的麓山文化,充分表明岳麓山是湖湘文化的中心谷地。岳麓山孕育的麓山文化,传承了湖湘文化精粹,造就了湖湘历史名人,集结了湖湘山水灵性,陶冶了湖湘民众气节,影响着中华文化的发展进步,麓山文化是最能体现湖湘文化精神特质的重要源头和显著标志。岳麓山旅游层揭示,旅游表层价值是指显露价值,使人们享受外在美；中层价值是指旅游收入,对长期经济发展的影响；核心层价值是指旅游商品的底蕴和核心精神。

发展旅游,就要纠正误区,正视遗产旅游价值,使旅游商品持久增值；就要站在遗产的角度发展遗产旅游,充分考虑未来发展；就要对遗产旅游根据价值大小进行分类排队,确定重点,强化技术保护,促进旅游业蓬勃发展。

［论文关键词］遗产旅游;历史价值;观赏价值;精神价值

［论文摘要］遗产旅游在旅游中占据核心地位。在遗产旅游中存在着诸多价值关系,如遗产旅游呈现出历史价值、现实价值与未来价值的线形关系；观赏价值、商品价值与文化价值的梯次关系；使用价值、商品价值与精神价值的三位一体关系；外圈价值、中圈价值与核心圈价值的由外及里关系；表层价值、中层价值与核心层价值的由浅入深关系。探讨这些价值关系有利于正确认识遗产旅游,掌握遗产旅游价值规律,保护与开发遗产旅游,使遗产旅游引领旅游业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秦永和.旅游文化与现代旅游经济［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19）:134-138.

［2］李水弟,傅小清,杨艳春.历史与现实：红色文化的传承价值探析［J］.江西社会科学,2008（6）：159-162.

湖湘文化论文范文篇4

（一）湖湘文化的形成发展及特质

湖湘文化是长期以来在现今湖南地域范围内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种地域文化。其渊源表现为伟大浪漫主义诗人屈原留下“哀民生之多艰，长太息已掩涕兮”，“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求索”等千古绝唱，汨罗江也因此被誉为中国“蓝墨水的源头”。岳麓书院“成就人才，以传道而济斯民”，“朱张会讲”弦歌不绝，赢得“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盛誉。湖南也是范仲淹题壁岳阳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地方。湖湘文化以其丰富的内涵、悠久的渊源成为中国地域文化的重要一极。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湖南学人竞相研究，使之成为湖南学界的显学，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其发展一般被认为经历了四个阶段：南宋时期的第一次大融合形成了古代湖湘文化；洋务运动时期的第二次大融合，使以经世致用为特征的湖湘文化兴盛一时；和辛亥革命的第三次大融合，使湖南省风气大开；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第四次大融合，是湖湘文化发挥巨大社会功能的时期。有的学者指出近代湘军的崛起，堪称湖湘文化重要的发展阶段，湘军深远的影响成为弘扬湖湘文化的动力[1]。湖湘文化经过一代代湖湘儿女的咏唱践行，薪火相传形成了自己鲜明的个性特征：一是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主义精神；二是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与力行践履的道德修养；三是追求理想，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群体参政意识；四是运筹决胜、平治天下的军政谋略和革故鼎新的历史观；五是具有浪漫主义情调，哲理思维与诗人才情的有机统一[2]。总之，湖湘学派十分“留心经济之学”，不尚空谈，重经世致用，主张从国计民生、“日用之实”中去探求富国强兵之道。王夫之更是“言必征实”，“义必切理”，从而使“即事穷理”的实学思潮盛行于湖南。与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相联系，历代湖湘学者大都重视实践，提倡力行[3]。长沙市近年把湖湘文化的内核高度概括为“心忧天下，敢为人先”作为长沙精神。

（二）湖湘文化对早年的浸染

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在读私塾时就熟读了“四书”“五经”同时爱看中国古典小说、特别是关于农民造反的故事。1907年到1910年读了《盛世危言》和一本关于列强瓜分中国的小册子后，开始忧国忧民。随后接触了康有为、梁启超的文章，特别是对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爱不释手，接受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1911年，到长沙入湘乡驻省中学读书，开始受到当时湖湘风云人物黄兴、宋教仁的影响，深为同盟会的革命纲领所吸引，常阅宋教仁等主编的《民主报》，接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他曾写过一篇主张推翻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文章，贴在学校的墙上。武昌起义后，为响应辛亥革命投笔从戎，参加了湖南新军。从文化理论上接受湖湘文化的熏陶则主要在1914年进入当时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期间。在湖南一师求学初期，在杨昌济、黎锦熙等的影响和指导下，认真阅读了谭嗣同的《仁学》、曾国藩的家书和王船山的哲学著作，以及《楚辞》、《韩昌黎文集》等[4]。韩愈同屈原、杜甫一样，都是影响湖湘文化的重要人物，他被贬广东时，曾游历湖南南下，在湖南境内的衡阳、郴州、永州、邵阳等地至少留下11处手迹、诗文碑刻和故事传说，至今仍有遗踪可凭吊[5]。对晚年生活在湘江流域一带的忧国忧民的伟大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在湖南一师读书时多处寻觅杜甫留下的遗迹去凭吊，以致后来，在革命年代对《杜甫传》依然爱不释手。在1915年全国人民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中，和学校进步师生常去船山学社听反袁世凯的演说[4]。可见在青年时期深受湖湘文化的浸润和熏陶，而且是有比较、鉴别的吸收其精华，因为在退出新军，进入湖南一师前曾在湖南省立图书馆刻苦自学半年，读了达尔文、亚当·斯密、穆勒、斯宾塞尔、孟德斯鸠、卢梭等人的一批反映十八九世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社会科学和先进自然科学成就的著作。他是在中西方文化比较的视野下，对湖湘文化进行吸收的，所以青年其视阈比别人开阔，思想观点比别人深刻独到。湖湘文化要求社会精英，必须德才双馨、胆识俱佳。在湖南一师开展的优秀学生“人物互选”中得票第一，而且“敦品”“言语”单项第一，“胆识”一项唯他独有[6]。在湖湘人物中，青年曾一度很崇拜曾国藩，曾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左宗棠在青年时代以“身无半亩，身忧天下”相标榜。青年则以“身无分文，心忧天下”自勉。黄兴曾被赞誉为“实行的革命家”[3]。对湖湘近代人物，他这样评价：“曾、左吾之先民，黄、蔡邦之模范。”[7]“的军事思想是在马列主义经典著作里找不到现成答案的思想的精华部分之一，但却可以从船山的军事思想宝库中找到其民族的理论渊源。这是‘中国式智慧’的生动体现和最高发挥。”[8]可见，湖湘文化对早年的浸染和熏陶深刻地影响后来的成就。

二、青年法律思想要论及其光芒

在《早期文稿（1912.6—1920.110）》等中记录了大量关于政治法律的文章，蕴涵着丰富的、于当时来说先进的法律思想。下面笔者以时间为顺序摘要进行分析，既求见青年法律思想的光芒，又探求其法律思想发展的轨迹。

写于1912年，作为一篇中学学生习作的《商鞅徙木立信论》是作者所阅流传下来最早的一篇论述法律的文章。文中“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法令而善，其幸福吾民也必多，吾民方恐其不布此法令，或布而恐其不生效力。必竭全力以保障之，维持之，务使达到完善之目的而止。政府国民互相倚系，安有不信之理？法令而不善，则不惟无幸福之可言，且有危害之足惧，吾民又必竭全力以阻止此法令。”[7]在此，作为中学生的鲜明地提出“良法”、“恶法”的观念，法律的运行与民众的关系，指出“良法”是民众的福祉，是为民众谋幸福的工具，民众必争相拥之；反之则反。他还认为法律的运行有赖于民智的观点，批判中国专制社会统治阶级压制人们，社会民智黑暗。老师批阅此文时惊叹不已，誉为“力能扛鼎”、“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7]

1917年8月23日开学之际写给黎锦熙的一封长信《致黎锦熙信》是暑假以“游学”方式进行社会考察后所写的。信中对社会变革、社会之治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已求与黎锦熙商榷。在此认为要治理好国家要有大智慧的圣贤来治理，提出“圣贤救世”即现在法理所概括的“贤人治国”人治的思想。“天下亦大矣，社会之组织极复杂，而又有数千年之历史，民智污塞，开通为难。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有本源。本源未得，则此等枝节为赘疣，为不贯气，为支离灭裂，幸则与本源略近，不幸则背道而驰。夫以本源背道而驰者而以之为临民制治之具，几何不谬种流传，陷一世一国于败亡哉？”[7]指出了社会治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社会变革要从本源上开始，要正本清源，要标本兼治的二元变革思想，要找到中国社会的“本源”，否则徒劳甚而背道而驰。什么是“本源”呢？他认为“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提出了自然法的观点，进而主张“故愚以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此如大蠹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噎皆开，则沛乎不可御矣。”[7]认为思想是社会根基，是社会上层建筑的基础，社会根基决定上层建筑。要用自然法来改造中国当时的思想和法律，他的观点离马克思“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国家学说还差一步之遥，即没发现经济基础社会基础。

1919年后，《湘江评论》7月14日创刊，撰写了创刊宣言。宣言中尖锐指出：“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7]的思想发展得到重要突破，“宇宙之真理”的社会本源问题不再模糊，民众、人民性成了其思想的基础，同时关注的焦点开始集中到了物质生活问题，民众的吃饭问题，社会经济基础问题。在号召社会大变革时，指出“见于政治方面，由独裁政治，变为代议政治。由有很<限>制的选举，变为没限制的选举。见于社会方面，由少数阶级专制的黑暗社会，变为全体人民自由发展的光明社会。见于教育方面，为平民教育主义。见于经济方面，为劳获平均主义。”[7]描绘了代议政治、人民当家做主、平等的教育权，平等的劳动和获得报酬权等宪法性制度和权利。在同年9月《学生之工作》一文中认识到，“社会制度之大端为经济制度”[9]已经接近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观点。

发表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的《女子革命军》激烈地批判了中国封建社会对妇女的摧残，提出男女平等主张，号召起女子革命军打破旧制度。1919年11月14日长沙发生因父母包办婚姻，赵五贞自杀于花轿内的事件，于16日开始接连发表了10篇评论文章，集中对旧式包办婚姻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在第一篇《对于赵女士自杀的批评》中“这事件背后，是婚姻制度的腐败，社会制度的黑暗，意想的不能独立，恋爱不能自由。”[7]在此他提出了恋爱自由，并进一步指出意识独立是自由的基础和内核。在18日《赵女士的人格问题》中写道：“何以呢？人格这件东西，是由于对手方面的尊崇才有的。他的先决问题，是要意志自由。”[7]进一步指出，意识自由是人格的构成要件。文中接下来说“你不愿意恋爱我，而我迫着要恋爱你，这是一种强奸。这叫做‘直接强奸’。他的女儿不愿意恋爱那人，而他逼着他女儿恋爱那人，这也是一种强奸。这叫‘间接强奸’。”[7]他指出恋爱的基础是双方的自愿，违背妇女的意愿行事就是强奸，并把强奸分为直接和间接两种。现在刑法也依然是看是否违背妇女的性意愿作为强奸罪成立与否的标准。19日，发表了《婚姻问题敬告男女青年》，“你们自己的婚姻，应由你们自己去办。父母代办政策，应该绝对否认。恋爱是神圣的，是绝对不能代办，不能威迫，不能利诱的！”[7]发表了婚姻自由的宣言，指出恋爱神圣，亦即人格权神圣。随后发表了《女子自立问题》提出了建立儿童公育的制度来解放妇女、提高妇女地位，但观念过于超前。在《打破媒人制度》中，主张打破媒人制、废除“六礼”旧式婚制。那么自由恋爱的婚姻如何被社会认可呢？他建议：“倘要明白表示，令亲友皆知，最好在报上登一启事，说明我们俩愿做夫妻，婚期是某月某日就算完事。不然，便到官厅注册，乡间则在自治局里报名，亦尽够了。”[7]他主张合法有效的婚姻可以采取公示制或登记注册制，而且手续要简单便利。至此，完成了对改革旧式婚姻制度的论述。

接下来，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湖南自治的问题上，开始了经世纬国的构想和思索。1920年3月12日，在《致黎锦熙信》中附上《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榷》，提出“举办遗产税、所得税及营业税。减轻盐税。废除两年来新加各苛税。”“完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7]他对社会经济立法进行了思考，主张通过税制法律来解决社会贫富悬殊问题，“抑富扶贫”，如针对富人办遗产税，针对贫困人口要减轻盐税，废除苛税，保障民生。在政治方面，保障人民的言论自由的权利。

主张民族自决、自治，针对当时中国假共和，国家羸弱不堪，主张国家结构形式实行复合制，发挥地方积极性，各省探索自己经验，分而治之，以分建设促进全国总建设。湖南自治后如何处理“对外”关系，在1920年9月6日发表的《绝对赞成“湖南们罗主义”》中说：“原来准照兼公所提解释们罗主义的三个条件‘我们用心干我们自己应干的事’，‘我们绝对不干涉别人的事’，‘绝对不许别人干涉我们的事’，是最大多数的人民心理顶相合的。”[7]这些思想后来成为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国际法准则，也是现在联合国“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的最初雏形。

对于湖南自治，有人提出了质疑，认为湖南缺少法律政治专业人士。1920年9月27日，发表了《释疑》。“这还是认政治是一个特殊阶级的事，还是认政治是脑子头装了政治学法律学身上穿了长褂子一类人的专门职业，这大错而特错了。”“以后的政治法律，不装在穿长衣的先生们的脑子里，而装在工人们农人们的脑子里。”[7]他指出政治法律不是学政治法律职业人士的专利。以后的法律内容应该来源与人民大众，人民大众决定法律的内容，无产阶级法律观开始萌芽。进而指出，“‘法律学’是从‘法律’推究出来的，‘法律’又是从‘事实’发生的，我们但造我们湖南自治的事实，不要自治法，也未尝不可以（英国以前的宪法就是不成文）。”[7]他在此论述了法律、法律学与社会的关系，认为法律学起源于法律，法律源于社会，社会是法律的基础，而不是法律是社会的基础。唯物主义法律观开始得到了反映。

在1920年10月5、6日发表的《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以建设“新湖南”之建议》中，认为湖南的旧政府机关是根据中华民国约法产生的，而湖南宪法是对中华民国约法的否定，故湖南的旧政府机关不能有提议或起草湖南宪法的权力，否则违背了现代政治管理伦理。主张宪法民定，在湖南展开一场深入人心的宪法运动。对于人民宪法会议之组织法及选举法，亦有六点主张。充分显示了丰富的、先进的法理思想，“宪政”和“法治”观念依稀可见。

湖南自治失败后，对青年的思想产生非常大震撼，他开始由激进的民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转变。1921年4月他又在《大公报》发文，明确批判《湖南省宪法草案》是保护资产阶级和有产者阶级的。同年，在回复蔡和森的信中，他明确指出：“资本家有‘议会’以制定保护资本家并防制无产阶级的法律；有‘政府’执行这些法律，以积极地实行其所保护与所禁止；有‘军队’与‘警察’，以消极地保障资本家的安乐与禁止无产者的要求。”[10]无产阶级决不能用资产阶级的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必须冲破这些法律的限制。这说明，已对法产生的经济基础和法的阶级性有了明确的认识[11]。他开始从经济制度入手揭示了法律是建立在一定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认为法律是阶级统治的工具，立法集中反映了统治阶级的意志。

三、早期法律思想的发展特点和湖湘文化的胎记

湖湘文化的先天下之忧而忧，经世致用，敢为人先，既浪漫而又务实的精神，在青年身上展露无遗，对青年法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影响也有充分的体现：（1）人民至上，民为邦本的民本法律思想。出身农民的须臾不曾忘记生活在最底层的广大民众，人民性是早期法律思想的一根主线，贯穿于法律、法令的制定过程当中。从《商鞅徙木立信论》，《湘江评论》创刊宣言、湖南自治中的“民治”主张等大量文稿中处处闪烁着的人民性法律思想。（2）探求大本大源，穷究至理的哲学思维促使对近代法律变革的批判，苦苦思考法律等上层建筑的本源（基础），指引他走上唯物史观，形成马克思主义的法律观，明白法律源于社会，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决定法律的内容和性质。这在1916年《致黎锦熙信》中有充分的反映。（3）致知力行精神，帮助形成经世致用的法律方法论和工具主义的法律功能论，认为法律就是为民众谋幸福的工具，法律必须要有生命力，而生命力直根与社会的本源。致知力行的务实态度，表现在一种高度负责的批判精神，他呼吁要废除旧婚制和湖南自治，他不是提出问题，揭开伤疤就袖手旁观，而是迎难而上急流勇进负责地开出医治处方，如他既呼吁废除媒人制又拿出了新式婚制的方案，对于湖南自治他就积极描画湖南宪法的蓝图，撰写大量文章论述自治的可能与可行性。（4）敢为人先的胆识和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与入世精神，是提出湖南自治（民治），反对统一，率先实行湖南共和国，宪法民定，权利平等等法律观点和积极实践的强大精神动力。早年的法律思想充分体现了湖湘文化敢为人先、革故鼎新的精神。为了以法救世，我们从《一九三六年同斯诺谈话》中知道，20岁的从新军退伍后，曾先后报考警政学校和法政学堂，一心想当一名警官，听说三年学会全部法律课程后可以当法官，他便憧憬着“将来当法学家和做法官的美好前景”[1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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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青年纪念馆宣传资料.在第一师范:1-17.

[5]《永兴县志》、《耒阳市志》、《湖南佛教寺院志》、《湘阴县志》、《湖南文物志》稿本、《衡阳县志》、《零陵县志》、《衡阳市志》、《南岳志》、《衡山县志》、《武冈县志》等.无不漏舍.韩愈在湖南的手迹和碑刻./peradmin/htmlfile/class31/20060422180735916192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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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书信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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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文化论文范文篇5

关键词：岳麓区；现代服务业；空间布局；发展对策

Abstract:InfiveareaofChangshaCity,modernserviceindustryinYueludistrictisinthestatefallingbehind.Oninquiringintotheanalyticalbasis,thethesiscarriesoutanalysisontheproblemthatthereexistsincurrentsituationandtheircauseinYueludistrictmodernserviceindustry，developsthemodernserviceindustrybasisconditioncombiningwithYueludistrict，anglessuchasformation，spatialdistributionbringsforward“onethreeareacirclessixtwosimultaneousstreet”developmentcountermeasuresfromestate,drawtheoutlineofChangshacityYueludistrictmodernserviceindustrydevelopingthenewpattern，Yueludistrictmodernserviceindustryisdevelopedbecomingconvenientthepeoplelife，thecornerstoneindustrystrengtheningthecityfunction，thetechnologicalprogressbeinginnovative.

Keywords:Yueludistrict;modernserviceindustry;spatialdistribution;countermeasureofdevelopment

1前言

现代服务业是相对于传统服务业而言的。新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在一次产业出现结构演变的同时，服务业的内部结构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传统服务业逐渐分离出新兴的服务产业，即现代服务业[1]。现代服务业是在工业化高度发展阶段产生的，主要依托电了信息技术和现代管理理念而发展起来的知识密集型的生产性服务业[2]，本质是实现服务业的现代化。在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服务业的崛起和城市化都是工业化的产物，它们互为因果，相互作用，推动城市发展，使城市能级不断提升[3]。论文将其分为七大类：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房地产业、教育科研文化体育业、商务服务业、旅游业。

岳麓区是长沙市5个城区之一。山水秀美，文化遗迹众多，高等学府汇聚，是长沙历史文化的“重中之重”，将在长沙市区域创新发展及现代化过程中发挥重要促进作用。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建立与岳麓区经济发展、城市建设相适应，布局合理、功能齐全的城市现代服务业，具有重要意义。

2岳麓区现代服务业发展概况

2006年岳麓区国民生产总值（GDP）为1542015万元，按可比价计算，同比增长15.8%。三次产业的结构比为1.7:34.9:63.4。在三次产业构成中，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比重稳中有降，第二产业的比重逐步上升。岳麓区的优势产业部门现有商贸餐饮业、科技文教业、旅游业和一部分加工制造业。

根据长沙市第一次经济普查主要数据一号至三号公报和岳麓区第一次经济普查主要数据一号至三号公报，岳麓区现代服业情况与长沙市比较如表1。可以看出，岳麓区在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等方面比例明显偏低，远远落后于市内五区平均数值。

2004年末，岳麓区从事现代服务业的单位1141个，占全区产业活动单位总数的51.4%。其中，商务服务业单位数量最多，其后依次为教育科研业、信息软件业、房地产业、金融业、文体娱乐业、旅游业（见图1）。在各个单位中，个体经营户为23402户，占全区总数的94％。个体经营户较为集中的5个行业是：商贸服务业，占现代服务业个体经营户总数的96.6％，其后依次为教育科研、文化体育娱乐业、房地产业等。2006年岳麓区现代服务业完成增加值97.73亿元，占全区GDP比重的63.4%，同比增长13.2%，金融业、房地产业、商务服务业增加值分居前三位。2006年，岳麓区现代服务业吸纳就业人员达到54663万人，占第二、三产业单位从业人数总和的37.1％。其中最多为教育科研为32003人，占58.58％。

分析发现，在长沙市五区中，岳麓区现代服务业处于落后状态。就岳麓区看，现代服务业单位数量、GDP均超过全区总值50%，吸纳大量就业人口，支柱作用显著。

3现状问题分析

3.1现状存在问题

研究发现，岳麓区现代服务业存在诸多明显问题：

3.1.1内部产业结构有待升级

现代服务业中，建安房地产业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支柱，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是城市化初级阶段的必然选择。但城市化达到一定水平后，仅仅靠投资拉动的方式来发展经济，势必带来后劲不足等问题。另外在服务业中，为国际和国内市场服务，如会展旅游、现代物流、中

介咨询、网络服务等新兴产业，虽然近年来得到发展，但相当多数还处在起步阶段，规模小，集团化程度低，市场运作也不是十分规范。区内的很多资源优势尚未得到充分发挥。

3.1.2空间结构体系结构不够完善

岳麓区的现代服务业主要集中在溁湾镇商业圈，是岳麓区唯一具备娱乐、商业中心地段，对于岳麓区41万人的规模来说，缺乏区域性的服务业副中心，缺乏一个点、线、面结合，布局合理、层次分明的完整的现代服务业体系。

3.1.3经营模式落后，缺乏规模企业

现有社区商业形式仍是主要以历史形成的沿街商街和马路市场为载体，大部分属于自然形成，缺乏统一的整体规划，业态档次普遍较低，社区商业功能不全，缺乏规模企业，无法满足居民的需要。

3.1.4人才短缺制约服务业的发展

现代服务业是以“人”为本的行业，竟争力的核心是人才[4]。如果没有大量高素质的人才做后盾，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就会成为纸上谈兵。目前，岳麓区服务业从业人员的素质远不能适应服务业迅速发展的需要，人才短缺，特别是高级人才的短缺已成为制约服务业发展的瓶颈。要推动服务业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的提高，必然要对劳动者素质和技能提出更高要求。随着全区服务业的进一步发展，服务业在进一步吸纳劳动者就业的同时，如何吸纳到胜任就业岗位的劳动者将成为服务业进一步发展的关键。

3.2原因分析

长沙市岳麓区现代服务业设施的发展，受到多个因素的影响，笔者从各个环节分析了造成岳麓区现代服务业发展问题的原因，绘制了因果分析图(图2)，发现主要原因为产业定位不明确、空间布局不合理以及基础设施不配套。

4岳麓区发展现代服务业环境分析

4.1优势条件

与长沙市芙蓉、天心、雨花、开福四个城区相比，岳麓区的发展优势主要表现在：

4.1.1科技与教育优势

岳麓区范围内集中了中南大学、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等著名大学和一大批高水平的科研院所，荟萃了大量的科研和教育人才。高级人才分布密度远远超过省内其他地区，是我国典型的智密区之一。全区拥有科技人员10万余人，每年取得上千项高水平的科研成果，在材料工程、地质冶金、生物工程、精细化工、电子信息技术等领域确立了研究开发优势。岳麓区拥有长沙高新技术开发区、岳麓山大学科技园等一系列部级科技园区，岳麓山大学城规划已进入分期实施阶段，如中南大学新校区已经完成了校园总体规划工作。岳麓区完全有条件发展成为我国重要的高新技术产业基地、高效率的孵化器和高效益的产学研一体化创新基地和各层次教育与艺术等培训基地。

4.1.2生态环境优势

岳麓区融山、水、洲、城于一体，拥有良好的城市生态环境。就国内省会城市而言，岳麓区的环境生态状况无疑属于第一流的水平。从城市气候来看，本区大面积的丘陵、水体、森林和农田显著改善了城市的人居环境，大幅度削弱了建成区的热岛效应。这就为岳麓区居住、科技、文教、旅游、商务、行政等的发展提供了理想条件，也为房地产业的开发奠定了坚实基础，并以此为基础，规划建设高品位的城市商务、商贸金融、科技、行政和居住项目。此论文由流星毕业论文免费提供网址

4.1.3地理区位与交通优势

岳麓区是长沙的西大门，是长沙市通往洞庭湖区、湘中地区和湘西地区的主要通道，长沙汽车西站位于岳麓区。随着岳麓区和望城县所在的大河西地区的加速发展和交通运输网络的不断完善，岳麓区经济地理区位亦日益突出。潇湘大道南段、金星大道、银杉路和麓山南路的扩建等一批城市主次干道的兴建或改造，猴子石、三汊矶大桥的开通和西北绕城线的修建，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岳麓区与湘江以东其他四城区的交流与联系。在轨道交通方面，规划中的2号和3号线伸入到岳麓区区，其中2号线在溁湾镇、财经学院、汽车西站和高新路设有四个站，3号线在湖南大学、师大南院和后湖路设有三个站点。岳麓区交通运输建设的加速推进，使区域内溁湾镇、望城坡等商业和交通枢纽的辐射带动功能显著加强，也为岳麓区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条件。

4.1.4市治西迁的优势

继长沙市委市政府迁入岳麓区后，长沙市政协、长沙市人大也相继迁入岳麓区。市委市政府的搬迁为岳麓区的发展注入了强大活力，推动了金星大道、府后路、银杉路、桐梓坡路、潇湘大道等重点项目的建设，同时，为岳麓区第三产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机遇。岳麓区委区政府的搬迁，也将使岳麓大道、金星大道进一步繁荣。

4.1.5旅游与文化资源优势

岳麓区拥有岳麓山、湘江、橘子洲等一系列高水平的旅游景观，是国内著名的风景旅游区。本区历史悠久，文物丰富，湖湘文化博大精深，发展以自然风光和湖湘文化为特色的旅游业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区内还有相当一部分旅游景点可供开发。岳麓区是我国近现代革命发祥地之一。千年学府岳麓书院，众多的高校和科研院所，形成本区特有的文化氛围和旅游景观。4.2劣势条件

4.2.1经济发展起步较迟

岳麓区地处湘江以西，与河东四区有湘江阻隔。由于历史上的原因，岳麓区一直不属于市中心区，经济发展和市场建设长期相对滞后。目前，与芙蓉区、天心区相比，岳麓区缺乏高水平的中心商业区，溁湾镇、望城坡等核心区的改造难度也比较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岳麓区的快速发展。

4.2.2城市发展受到限制

本区拥有岳麓山、湘江等一系列高水平的旅游景观。这既是优势，又是重要的限制性因素。为了保护本区的历史文化和山水景观，有关政府部门规定了严格的建筑高度控制线，许多风景秀美的地方不允许兴建高层建筑。在岳麓山风景区内，也不允许搞一些大的开发项目。

4.2.3条块分割，多重管理

主要问题是管理体制关系不顺。区内有大量的部属单位、省属单位和市属单位，它们分别从属于不同的部门。比如高开区、大学院校、一些部属企业就属于不同的行政部门，“区中区”的现象十分突出。不合理的条块分割长期影响着岳麓区的管理和发展，也制约着科技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4.2.4城区建设欠帐较多

岳麓区的主体以前为长沙市西区，后来望城县的一部分划入岳麓区。由于规划和发展上的原因，望城坡一带和区内一部分地方规划档次低，建设品位低，拆迁重建难度甚大。在岳麓区加速发展的过程中，老区需要大规模改造，新区则需要投入巨资来开发建设。目前，区内许多地方还存在着道路、给排水、污水处理、公共配套服务不完善等问题。

4.2.5缺少工业支柱产业

岳麓区原为比较典型的农业地区，工业发展相对落后。望城坡一带的工业规模偏小，设备工艺落后，未能形成支柱产业。岳麓区缺少大规模的现代化骨干企业作为产业支撑，也缺乏工业名牌产品。岳麓区强大的科技人才优势，与本区工业发展存在着显著的脱节现象。

5岳麓区现代服务业发展建议

5.1发展对策

5.1.1大力发展商务服务业

大力发展商贸流通业，重点培育管理水平高、辐射范围广、竞争力强的大型连锁经营企业，鼓励支持其跨行业、跨区域发展。加快发展以社区为中心，具有多项服务功能的连锁便利店，积极推进专业店、专卖店和百货店开展连锁经营，适度发展仓储式大卖场和融购物、休闲、娱乐、餐饮、健身为一体的新型流通业态。完善区域配套服务功能，提高区域整体服务水平。

5.1.2积极扶持旅游、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

依托现有丰富的旅游资源，积极发展旅游配套服务业，开发旅游产品和旅游市场，配套发展专业培训、图书出版、音像制品等文化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5.1.3促进高科技创新产业的发展

依托大学城的科技资源优势，发展高科技创新产业。增强产业孵化功能，形成产、研、销于一体的产业发展链。

5.1.4稳步推进金融、房地产业发展

重点发展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金融业，培育竞争优势，为企业经营发展和人民生活提供金融服务。以城市建设、危房改造为重点，稳步推进房地产开发，积极扶持物业管理、中介服务等新兴行业，鼓励相关企业做大做强，全面提高行业的整体实力和综合素质。

5.2空间布局

5.2.1商务服务业

着力建设“一区三圈六街两带”的商务服务业空间发展结构。“一区”即溁湾镇中心商务区，范围东至潇湘大道，南至新民路，西包括枫林宾馆，北至岳麓区政府旧址。以岳麓现代商业城及滨江金融商务带为重点，将其建设为长沙市商业次中心、河西新城中心商贸区。“三圈”即市治周边行政商务圈、大学城文化信息服务圈、望城坡现代商贸物流圈。分别打造为长沙市新型行政商务中心、岳麓新城楼宇经济核心发展区，文化、信息产业的综合服务区，岳麓区新兴商贸物流中心。“六街”：金星中路国际街区、杜鹃路都市风情商业街区、桐梓坡路时尚休闲街、麓山南路文化旅游商业街、龙王港路旅游产业配套街、雷锋大道生态休闲产业街。发展分别定位为：政务、商务、商住项目集聚带，标志性国际街区，市行政中心的精品生活配套服务区，引领新城休闲经济“时尚特区”，融湖湘文化、校园文化和商业文化于一体的文化旅游主题商街，具生态特色的旅游产业配套街，集饮食、体育、休闲为一体的配套产业街。“二带”即潇湘大道滨江产业带、环线生态产业带，分别定位为以滨江为主题的，商务、办公、娱乐休闲为一体的综合性生态长廊，以生态为主题，集物流、旅游娱乐为一体的综合性产业带。

5.2.2旅游业

加紧整合旅游资源，积极发展旅游配套产业，形成特色鲜明、优势互补、整体协调的“一山一洲二区三湖”的旅游圈。“一山”即岳麓山，发挥岳麓山在城市形态构架中的标志性作用，把景区建设成为集游览、观光、休闲、娱乐、度假等综合功能于一体，兼具“城市绿肺”功能的综合性山岳型部级风景名胜区，让岳麓山真正成为城市的品牌。在溁湾镇商务中心区内，设置旅游产品专卖区，发展旅游产品业。“一洲”即橘子洲风景区，包括橘子洲、傅家洲、柳叶洲、无名岛四部分，创造一个集“生态、文化、旅游、休闲”为一体的丰富多彩的全新的风景区，全国性标志性景区。“二区”指桃花岭生态旅游区、谷山森林公园旅游区，建设为集观光度假、商务会展、文化娱乐、旅游接待于一体的生态旅游区。“三湖”即西湖文化公园、梅溪湖旅游区、后湖文化公园，以水为依托，建设成集文化旅游、休闲娱乐、商务服务、生态住宅于一体的综合性旅游区。

5.2.3文化产业

以市场为导向，突出特色，发挥“文化强区”优势，建设“二心”和“二点”文化业发展结构。“二心”即麓谷文化中心和咸嘉湖文化中心，“二点”为金星文化中心和大学城文化中心。在麓谷文化中心规划建设长沙专业艺术学校、麓谷立体巨幕影院、图书音像交易城、动漫基地等项目，将建一个为集文化演出、文艺娱乐、文化展览为一体的城市文化中心。在咸嘉湖文化中心建设音乐博物馆、戏剧文化展示中心、咸嘉湖汽车电影广场等项目，将其打造为文化展览为主体的区域文化中心。“二点”将建设岳麓区文化馆、岳麓电影城、岳麓区图书馆、大学城影剧院、长沙美术馆等项目，定位于为岳麓区服务的文化培训、文艺演出中心。

5.2.4高科技创新产业

强调重点、突出特色，以大学城、科研院所为依托，形成产、研、销于一体的技术园区。优先发展电子电信、新材料、新医药、环保科技、高效益实用技术。在各大学院校、科研院所以及麓谷各高新技术区域布局科技产业。其中，在麓谷国家软件基地、西城科技园内，布局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5.2.5房地产业

突出以人为本，充分利用生态优势，重点开发潇湘大道、银杉路两厢，市治周边和环岳麓山地区。岳麓区房地产重点发展方向：（1）滨水临山高档住宅：以中高档临山、水景精品住宅为主，布置在潇湘大道沿线、岳麓山及咸嘉湖周边地带。（2）高档商务商住区：主要布置在区域骨干路网沿线和市治周边，引进国内一流地产开发商，建设精品住宅、高档商务写字楼、高档宾馆酒店、大型会展中心。（3）学生公寓、经济适用住房和廉租房：按规划布点重点建设好大学生公寓及农民安置区，形成环境优美、配套完善的成熟社区。重视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建设，满足市民多层次住房需求，实现好、维护好、保障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参考文献：

[1]李琪盖，建华.我国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动态演进分析[J].产业发展，2007，1：37-41.

[2]徐国祥，常宁.现代服务业统计标准的设立[J].统计研究，2004，12：10-12.

[3]李江龙.现代服务业发展与城市能级提升[J].理论探索，2007，2（164）：90-92.

湖湘文化论文范文篇6

论文关键词：湖南时尚词语方言词语社会心理

近年来，受到湖南电视、广播传媒飞速发展等因素的影响，一些有湖南方言特色的时尚词语非常流行。这些时尚词语有独特的新鲜感和强大的生命力，在人们的日常交际中频繁出现，传媒也为吸引人们的注意力而竞相使用，为它盛行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一、湖南时尚词语的性质

语言要素中变化最频繁、最迅速、最活跃的因素是词汇。从词汇的生成来看，反映最灵敏的又是时尚词语。什么是时尚词语呢?时尚词语是指具有很强时尚感，在一段时期内频频在新闻媒体亮相的流行词语，并具有新的词义的词汇，它使新事物、新现象与语言符号很快地发生对应关系，从而准确的反映社会现象。(于红，2004)例如《三湘都市报}2003年9月23日笫13版有标题《汪涵碰大兵，有理“策”不清》。其中的“策”(声调是长沙话的阴去55)就是一个表示“调侃地说”的方言时髦词语。可惜我们在《长沙方言词典》和《长沙方言研究》中都没有查找到。《长沙方言词典》根本没有“策”。《长沙方言研究》第70页有“策(ca人声)”。但是没有读阴去声调的“策”。从同音的“择”文读是人声，白读是阴去来看，读阴去的“策”应该是白读声音。

时尚词语又是一种流行文化现象，它具有显著的时代特征，比普通新词语更加直接也更加敏锐地反映着当代城市的社会生活和人们的观念心态，体现出城市文化的特点及其发展、变化和创新。由于在一个时期里使用极其频繁，所以，和普通新词语相比较，时尚词语具有更加深刻和丰富的语言学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

湖南时尚词语就是以长沙为中心，包括全省各地出现的反映社会特有的事物或现象的时尚词语。其中不少词语具有浓厚的湖南方言色彩，而且来自日常口语，口语色彩较强。往往是来自长沙方言，又是湖南其他方言共同或者接近的词语。由于是混合在普通话中使用，往往在语音上做了适应普通话语音系统的适当调整，又为了方便一般读者看懂，我们没有采用国际音标注音，而是折合成普通话语音用汉语拼音注音。

二、湖南时尚词语举例

三、湖南时尚词语的特点

1.形象性

形象性是时尚词语的一个比较重要的特性。用通俗的比喻引申意义，立意新奇、新颖生动、富于表现力，具有形象性。湖南时尚词语中有很多是运用比喻产生新奇效果的。例如:“吃了铁”用吃铁比喻做事情的胆量太大。“捡篓子”用拾到篓子比喻得到便宜。“提篮子”用空篮子比喻空手赚钱。“扯麻纱”把纠纷比喻成像一团乱麻一样扯不清。

2.通俗性

很多时尚词语从内容上来说，大多表现日常生活，是表达当今流行的和老百姓所关心的事物和现象。首先只通行在一文化层次较低的阶层，后随扩散，成为地域方言中的流行语。因此，湖南时尚词语具有浓厚的方言色彩，不同地域的流行语常能反映不同的地域文化。再加上创造者和使用者主要是市民阶层，所以时尚词反映的主要是社会下层文化，其褒贬色彩体现的主要是市民阶层的趣味和价值观，具有日常口语色彩，非常通俗。

3.流传性

时尚词语是在一段时间内人们喜闻乐用的词语，它一经产生并流传开来，就具有独特的新鲜感和强大的生命力，被大多数人接受。它在人们的日常交际中频频出现，甚至传媒也会为了吸引人们的注意力而竞相使用，为它的盛行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确实”、“那确实”、“的确”等具有方言语音特色的词，通过娱乐节目的主持人在普通话中偶尔插入又反复使用，已经成为湖南街头巷尾使用最为频繁的口头禅。甚至还出现专门用长沙方言表演的节目。

四、湖南时尚词语反映的社会生活

1.反映湖南人交际的时尚

表现新时期新的人际关系。例如:“装文”(讲客气)、“了难”、“撩别”(做事干脆利落，不拖泥带水)。在遇到麻烦，自己解决不了的时候，一般都说:“找人了难”。又例如:“这个讶子是专门吃了难饭的。”这说明经济发展时代杜会交往越来越频繁，社会经济秩序出现不正常现象，使一些非正规组织或者个人有时具有比正规单位和组织更加有效地解决间题的作用。

2.反映湖南人称呼的时尚

表现人际关系更加随和，人性化。例如:“满哥”、“大哥”、“老弟”、“靓妹”、“帅哥”、“美妹”、“细妹子”、“的哥”、“青年哥哥”等等。“满哥”是对年轻男人的一种昵称，例如:“几年冒看见。三份子长成哒小满哥”。“满爹(满爷爷)”是对中年男人的一种昵称。

3、反映湖南人经商的时尚

表现经商过程中的一些新现象。例如:“来米”(给钱)、“带笼子”(卖主设圈套引诱顾客上当)、“拣篓子，’(占便宜)、“提篮子”(自己没有本钱，买空卖空)等。“提篮子”是经商中用得最广泛的一个新词，例如“那几年真的是全民皆商，连退休老娱她都去提篮子”。

五、湖南时尚词语折射的社会心理

语言中受到社会文化心理影响最直接的就是词语。语言就像一面色彩斑斓的镜子，照射了经济、文化、心理素质各方面的特征。社会文化心理是潜藏在人们意识深层的价值和在长期历史中积淀的牢固的民族文化心理观念。文化心理观念主要来自本土文化传统。例如湖南的湖湘文化及独特的心理特征等会导致一种独特的区域文化形成。这种独特的区域文化直接影响人们对词语的认识和理解，大量新词语的出现说明语言承载着丰厚的文化内涵，人们又用相应的文化心理接纳这些新词。湖南时尚词语的产生折射出这样几种心理特征:

1.求新的时髦心理

人类追求新颖的共同心理，反映在语言上就是力求变化创新的心理。在社会交往中，人们经常有一种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要求个人语言更能适应不同语境交流的需要，往往不愿意使用一些用久了，用烂了的旧词语，而喜欢别出心裁地采用一些代表时代性的新词。这一点在湖南新词语的创造和使用上得到了鲜明的体现。例如商品经济中出现的一连串时髦名称:“辣妹子”、“老干妈”、“辣翻天”都是湖南特产辣椒酱的新名称;“叭叭车”(旧词)经过一段时间的流行已变成“摩的”(新词)、“踩士”、“慢慢悠”，它们都是指的是同一种交通工具。这些新词语的出现反映了湖南人求新的趋时心理。

2.求异的个性心理

新时期，人们在求新的基础上追求标新立异，显示自己的独特的杜会心理比以往强烈多了。正是个性意识的突显催生了一大批新颖别致的新词新语。创造时尚新词的群体中，以城市青少年群体创造的流行语最惹人注目，绝大部分时尚新词是人们在扎堆聊天中脱口而出的口头禅，既带有鲜明的个性又能合乎时代的潮流。例如:“酷”、“酷毙”、“酷呆”、“帅呆”。

3.从众的群体心理

湖南人受到区域文化的影响大多具有鲜明的湖湘群体性格特征，就是那种“蛮横”、“倔强”、“刚烈”的群体性格特质，而这种群体性格又很好地通过湖南的时尚词语反映出来。例如:“霸蛮”、“蛮有味”、“蛮劲”、“蛮巧”、“蛮绊筋”、“扳俏”、“叼搔”、“硬是”等词语都体现了湖南人“蛮横”的共同特点。

湖湘文化论文范文篇7

（一）红色文化是当代文化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红色文化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代表、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的许多重要会议及讲话中都强调要传承和发扬。对红色文化的传承是党的十八大、关注的重点。［1］同时，随着以研究、开发、利用红色文化资源作为主要任务的红色文化研究机构在全国各地陆续成立，红色文化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红色文化也是爱国主义教育的一部分。将红色文化融入大学教育，对树立学生正确的理想信念和人生价值观有重要的意义。红色文化所体现的艰苦奋斗、实事求是的革命精神，高尚的为人民服务的道德情操，都是当下思想教育的核心内容。通过学习红色文化，可以进一步意识到正是无数先烈们的牺牲才换来了革命的成功，只有珍惜现在拥有的一切，树立坚定的信心，奋发图强，才能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二）湘南红色文化在数字媒体艺术实践研究中的背景。湘南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灿烂的红色文化，是湖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在湘南有许多中国红色革命时期的故事，其中最为著名的革命历史事件是1928年1月12日由、领导的湘南起义，以及湘南起义前后发生的一系列革命活动。还有长征时期湘南的汝城县沙洲村的“半床被子”的感人故事，被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特别提到。在中国红色革命的各个时期，都有著名的革命领导人的足迹，留下了许多为人民津津乐道的红色革命故事以及红色文化遗址。湘南丰富的红色文化内涵为红色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三）数字技术的发展，信息传播方式的巨变，随之而来的是大众接收信息方式的改变。［3］随着数字化发展、移动客户端的普及，丰富的媒体形式融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红色文化传播方式也应随着媒介的变化而变化，适应当前时代的发展。因此，要在复杂的媒介环境中有效传播湘南红色文化，正确理解和牢固掌握红色文化的丰富内涵和深意，处于前沿的传播媒介设计——数字媒体设计承担了时代赋予的这一重要任务。在教学中如何开发利用湘南红色文化资源、如何引导学生设计出易于大众接受的红色文化的新的传播形式，是当前我们在教学中面临的问题。本课题就是在此基础上，深入研究湘南红色文化在数字媒体艺术教学中的实践运用。

二、湘南红色文化的界定与内容

（一）湘南红色文化的界定。湘南红色文化是湖湘红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湖南南部以郴州地区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人、先进分子和人民群众）在追求国家兴旺、民族富强而英勇奋斗的光辉历程中共同创造并形成的先进文化。湘南红色文化具有一定的地域特征。（二）湘南红色文化的内容。湘南红色文化的内容以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红色遗址3个方面的内容为主。其中心内容是在由、领导，王尔琢、胡少海等革命先辈参与的革命历史事件（湘南起义、郴县苏维埃政府的建立、莽山洞联席会议等）中发生的一系列故事，以及后来在红军长征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时期发生的革命故事。著名的“半床被子”故事发生在红军长征时期。遗留下来的红色旧址大多散落在郴县周围的宜章、桂阳、资兴、桂东、汝城等地。其中有湘南暴动指挥部旧址、湘南起义汝城会议旧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颁布纪念地、资兴苏维埃政府旧址。

三、湘南红色文化的发展现状

随着党中央对红色文化的高度重视，湘南各地成立了红色文化研究所、红色文化纪念馆、红色文化美术馆等，出现了许多研究红色文化的学者及优秀文艺作品。除此之外，地处湘南腹地的郴州市建立了36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其中有2个部级、5个省级、29个市级。市政府大力宣传红色文化，积极推进红色文旅产业，发展红色旅游。在地方政府的大力推动下，红色文化逐渐渗入高校的思政教育，成为了当代大学生重要的思想教育核心。

四、湘南红色文化融入数字媒体设计教学的实践

（一）湘南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为数字媒体艺术。提供了重要创作源泉湘南红色文化在数字媒体教学实践中，主要从两方面考虑。一方面，湘南红色文化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将湘南红色文化作为数字媒体艺术的设计题材，不但能增加艺术作品的内涵，而且更容易被世人接受。高校深入调查研究湘南红色文化，建立数字媒体艺术作品创意点；分析湘南红色文化中的典型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红色遗址以及与革命事件相关的生活场景等，并将其作为主题专业课程教学中的主要内容。湘南红色文化历史事件有湘南起义、郴县苏维埃政府建立、湘南工农兵代表大会、莽山洞联席会议、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成立、“插标分田”运动、围攻大铺桥、安仁会议等事件。革命历史人物以、、、胡少海、王尔琢等人为代表。红色遗址包括与发生在各个县、区的革命历史事件息息相关的革命地址。湘南红色遗址以宜章、汝城、桂阳、桂东、资兴等县为主。宜章县境内包括碕石彭家的湘南起义旧址群、湘南暴动指挥部旧址等；位于汝城县境内的湘南起义旧址群，以汝城会议旧址群为主，包括湘南特别军事委员会旧址、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师师部旧址等，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及位于桂东县沙田镇沙田圩的第一军规广场等等。通过对湘南红色文化的深入调查研究，收集各种红色文化相关的文字、图片、影像等资料，加以整理和提炼，选择适合数字媒体艺术表现的体裁作为创作作品的主题。在调查研究湘南红色文化的过程中，可以增加学生对湘南红色文化的认识，全面提高学生数字媒体设计作品的思想性，让学生在收集与整理湘南红色文化资料时感悟红色文化精神，有效提炼红色文化元素，与数字媒体设计相结合，形成具有现代表现形式与传播方式的作品。从内容创新与形式创新上提高学生的设计能力和创新能力，改变以往固有的形象思维及单一传播模式，用新的视觉形象及表现形式来丰富湘南红色文化的内涵。这对继承和发展红色文化有重要的意义。在数字媒体艺术专业课程教学过程中，从设计内容与传播形式上丰富湘南红色文化的表现手法，是在新时代对中国先进文化的传承，是湘南红色文化的转化和创新。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在生活中的广泛应用，新一代网络信息技术的创新，打破了传统媒体的界限。微信、短视频、网络直播等基于移动互联的自媒体平台和数字化平台应运而生，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交互的传播形式使得传播的主体不再是被动地接受，人们主动参与信息的传播，形成互动。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为关键生产要素，以数字技术创新为核心驱动力，已经成为当下数字经济时代的特点。因此，只有将湘南红色文化与数字媒体艺术相结合，与时俱进，利用数字媒体技术与平台，跨越时空的界限，让更多的人民群众广泛参与、互动，才能够更好地实现对中国优秀文化的传承。（二）湘南红色文化融入数字媒体艺术教学的形式。1.内容与技术的结合。从湘南红色文化的内容出发，利用数字化技术采集红色文化资料，存储相关数据，实现对湘南红色文化的备档和共享，并以此为主要内容和题材，在数字媒体艺术专业课程如插画设计、绘本设计、动画设计、视频创作等实践教学活动中广泛运用，在此基础上整理资料，提炼元素，进而对红色文化进行转化创新，这个创新包括对已有的艺术形象、元素、风格的创新再设计，以及在挖掘以前没有艺术形式的历史事件及相关的生活事迹后创作新的作品，实现对湘南红色文化的保护、弘扬、传播。2.创作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分析研究红色文化题材的数字媒体设计作品的表现形式及传播方式，根据主题选择相应的表现形式，尝试多样的设计方案，完成系列作品设计。运用当下的传播方式——网络、移动客户终端等进行宣传推广，使广大人民群众都能欣赏并主动参与活动，如红色文化故事的动画及趣味情节互猜等。另外，还可以通过数字网络平台，对湘南红色文化保护项目开展众筹，让民众广泛参与，从而实现对湘南红色文化的保护与传承。3.与湘南地域、文化、经济相结合，设计制作文化创意商品。如与湘南红色文化旅游产业相结合，推出具有湘南地域特色的红色文化纪念品，打造湘南红色文化IP，建立湘南红色文化旅游平台等，力求形成系统化的红色文化创意产业，推动区域社会经济增长。4.在课程教学实践的过程中与红色文化精神紧密结合，将红色精神渗透到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中，严格要求自己，不怕苦不怕累，在实践中开拓、创新，从根本上提高学生的思想觉悟和责任精神。

五、结语

以科学的发展观作为指导思想，以先进的数字技术作为手段，研究湘南红色文化，以现代信息网络为载体，使湘南红色文化得到广泛的传播。在传播中发挥湘南红色文化的教育功能，对培养广大青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有一定的意义。这是对传统文化的创新，是文化发展的需要，是党的传统文化观内涵的体现。

参考文献：

［1］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16：303.

［2］李绍斌.湖湘红色文化传播创新研究［D］.湖南大学硕士论文，2015.

湖湘文化论文范文篇8

[论文关键词】秋瑾；创作；传统；现代；转型

秋瑾所生活的时代(1875—19o7)是中国新旧思想更迭、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冲突与交融的时期。1902年(或1903年)，…秋瑾随夫北上，成为她生活与创作的重要转折点。据此，秋瑾的文学创作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主题与形式上均有很大的差异。这种文学创作现象反映了秋瑾思想上的巨大变化，也彰显出近代文化转型期文学所必然发生的变异。

一、秋瑾诗歌的主题

秋瑾出身于官宦之家，天生聪慧，加之少时在私塾中接受的传统教育，助其成为精于诗文的典型的传统社会才女。1892年，秋瑾随父亲秋寿南迁至湖南，开始了居湘、北上、旅日、回国几个重要的人生阶段。

其中，北上之后的北京生活时期促成了秋瑾思想的裂变与飞跃，形成了秋瑾前后截然不同的生活态度和创作主题。l896年，秋瑾遵从父母之命在湖南与富商子弟王廷钧完婚，这是她居湘期间由闺秀到人妇的生活转折。王家优裕的物质生活使秋瑾无衣食之忧，并有读书、交友、赋诗之闲。秋瑾赴京之前的创作形式以诗歌为主，其中以五言、七言居多。这时的秋瑾与传统社会的大多数女子一样，被阻隔在社会生活之外，借“春愁秋悲”表达她们闺中寂寞难耐的苦楚。她曾以“闺内惟馀灯作伴”、“一点无聊托素琴”(《寄柬理妹》)的诗句表达自己孤独寂寥的情怀。这类诗歌与大多数古代女子常见的主题相同。

然而，秋瑾天生与众不同的秉性，使其大量诗作与那些“必然流入‘自娱’与‘闲吟’的私人价值范畴”的“闺秀文学”有很大的不同。中国古代诗词有借物咏怀、托物寓意的传统，在秋瑾这一时期的咏物诗中，傲霜斗寒的松、梅、菊等意象十分常见，她通过吟咏这些雄健、刚毅的文化意象，阐释了自我“英风傲骨”的性格与品质。在“岭梅开候晓风寒，几度添衣怕依栏”这样常见的有感于季节变化的诗句中，寄予着秋瑾“残菊犹能傲霜雪，休将白眼对人看”的人生志向，与她对花木兰、秦良玉等古代女杰的崇拜心理相契合。

对古代英雄女杰的歌吟与赞誉，是秋瑾这时期诗歌创作的中心主题，《(芝龛记)题后八章》可堪称代表。这首诗创作于入湘之初，有感于清人董寅伯所作之传奇《芝龛记》。《芝龛记》记载了秦良玉、沈云英等古代女杰的事迹，她们的功绩成为秋瑾抒发自己人生理想的媒介与载体。此后，花木兰、秦良玉、沈云英等古代女杰的形象不断出现在秋瑾的诗作中。

在中国古代的女性创作中，崇尚古代女杰的主题已有传统，特别是在弹词中，女作家们塑造了一系列的巾帼英雄形象。清代的王贞仪曾写下长诗《题女中丈夫图》，创作弹词《金鱼缘》的孙德英也有“欲伸世上闺娃志”的意向，但是，她们都没有秋瑾身体力行地去践行这般理想的远大抱负。在秋瑾的诗词中，她已不似李清照“戚戚惨惨凄凄”那般怜悯自我身世，而是充满了“自怜风骨难谐俗”(《梅十章》)、“独立白怜标格异”(《白梅》)、“浊流纵处身原洁”(《独对次(清明)韵》)等反叛世俗的情绪。

秋瑾赞誉古代女杰、反叛世俗性别偏见的思想自然与她的性别有关，与她天性豪爽、刚烈、不妥协的性格有关，更与男女平权的时候有关。“莫重男儿薄女儿”等诗句充分地体现了秋瑾对男尊女卑封建思想的不满。然而，她对男女平等的理解不仅仅停留在家庭生活层面上，更集中地体现在政治层面上。在古代社会，“治国、平天下”的社会理想向来是男子的责任与权利，女子被拒绝在社会领域之外，无权参与宏大的政治叙事，无以寄托自己的宏图大志，这正是秋瑾对男权专制文化的最大不满。一方面，她在“始信英雄亦有雌”、“千秋羞说左宁南”等诗句中，着意凸显女子立下的功绩，通过历史上两性人物之间的对比，寻找女子报效国家的现实依据；另一方面则在“谪来尘世耻为男”、“精忠报国赖红颜”等诗句中突出表现了她的女权意识。这种潜在的颠覆男性中心历史的意识已经超出了男女平等的基本要求，具有某种现代的女权意识。

在那个西风东渐、女性独立意识萌生的历史时期，西方平等、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日趋深人。秋瑾在北京从吴芝瑛那里接受了这些思想的影响，同时，她对婚姻的不满，促成了她以“家庭”为起点的革命道路。

秋瑾在《贺新郎?戏贺佩妹合卺》中有“人争道郎才女貌，天生嘉淑”之旬，表明她的婚姻理想中也有中国传统的“郎才女貌”的烙印。对于封建时代的男子来讲，所谓的“才”，不仅仅是舞文弄墨，而是要通过仕途进入主流社会的政治秩序中。这本身是符合中国封建时代士人理想的。然而，王廷钧虽有万贯家财，却无缘走上科举之路，与官宦之途无缘。虽然借助金钱的势力在北京谋得了一个职位，但是，他在官场上的表现并不让人满意。王廷均无才同时无德，更让秋瑾倍感失望。在后期弹词《精卫石》的创作中，秋瑾为黄鞠瑞许配了“大腹贾苟家儿子，恰恰的是个纨绔无赖子弟”而为憾，这何尝不是她对自我命运的叹惋!她在写给兄长秋誉章的信中也明确地表露：“呜呼!妹如得佳偶，互相切磋，此七八年岂不能精进学业?名誉当不致如今日，必当出人头地，以为我宗父母兄弟光。奈何遇此比匪，无受益，而反以终日之气恼伤此脑筋。”此外，秋瑾的阳刚气质与丈夫的柔弱秉性形成对比，也是家庭矛盾的原因之一，最终促使她毅然决然地出走家庭，东渡日本，而后走上启蒙与革命的道路。

二、启蒙的文学创作

家庭革命、女权的平等意识与反清复明的思想等多重因素对秋瑾东渡日本的抉择都有影响，而这些富有强烈时代色彩的意识与思想正是近代文化启蒙的重要内容。所谓“启蒙”(EIllit伽ment)，来源于西语词源，为“照亮”之意。文化启蒙是指对于没有知识、愚昧与蒙蔽的思想意识进行开发。“妇女在社会上、政治上、教育上有和男子同等之权利与待遇”是当时中国“女权”的基本欲求，也是启蒙妇女的目标。日本是传播西方女权思想的中介。在北京已经接受女权思想启蒙的秋瑾，在日本得到了参与启蒙妇女的机遇。

在清末民初开启民智的强大话语中，提倡白话文成为文化启蒙的途径。l89r7年8月裘廷梁在《中国官音白话报》发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一文，倡导白话文，试图使民间社会“合理”的语言交际工具获得“合法”的地位，以实现语言在启蒙中的作用。19o4年9月，秋瑾到达日本不久，就创办了《白话》杂志。

她认为：“欲图光复，非普及知识不可”，乃“仿欧美新闻纸之例，以俚俗语为文，……以为妇人孺子之先导。”创办《白话》是她启蒙思想的实践。同时，她也积极参加知识者们组织的演说会、故事会。这些方式是启蒙民间下层社会的主要方式，这种风气在国内较为盛行，在日本留学生中也比较普遍。发表在《白话>第一期的《演说的好处》一文，是秋瑾在日本留学生演说练习会上的演说稿。该文列举了演说的五种好处，其中第三条为：“人人都能听懂，虽是不识字的妇女、小孩子，都可听的。”这也是其中最为具体的一条。

归国后，秋瑾通过妇女结社、创办报刊等举动进一步实践她启蒙女界的理想。1907年，她在上海续办《女子世界》杂志，又创办了《中国女报》，明确地打起了女界启蒙与革命的大旗。在秋瑾创办的《中国女报》之《草章及意旨》中，阐明创刊的目的是“以开通风气，提倡女学，联感情，结团体，并为他日创设中国妇人协会之基础为宗旨”，并“志在扩充、普及女界之智识，另编译各种有益女界之书文、小说印行，以供购阅。”她创办的这些刊物“以文、俗之笔墨并行，以便于不甚通文理者，亦得浏览”，从而实现她让更多的人读懂的目的。

秋瑾在从事办刊、办学的启蒙实践同时，坚持进行文学创作。这个时期，她的创作以“新文体”政论文成就最高。同样是出于启蒙的目的，梁启超在提出“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之后，又提倡“新文体”散文创作，力求把俗语俚语入文，增添散文的口语化、通俗化特质。秋瑾积极尝试这种文体。她的《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敬告姊妹们》、《演说的好处》等文写得晓畅淋漓。尽管她的白话散文数量不多，成就却要肯定。《敬告姊妹们》一文是宣传妇女独立、寻求解放的典范性文本。

唉!二万万的男子，是入了文明新世界，我的二万万女同胞，还依然黑暗沉沦在十八层地狱，一层也不想爬上来。足儿缠得小小的，头儿梳得光光的；花儿、朵儿，扎的、镶的，戴的；绸儿、缎儿，滚的、盘的，穿着；粉儿白白、脂儿红红的搽抹着。一生只晓得依傍男子，穿的、吃的全靠男子。身儿是柔柔顺顺的媚着，气虐儿是闷闷的受着，泪珠是常常的滴着，生活是巴巴结结的做着：一世的囚徒，半生的牛马。试问诸位姊妹，为人一世，曾受着些自由自在的幸福未曾呢?

这一段文字词汇通俗、生动；韵律和谐、节奏匀称；长短语句参差错落，比喻、设问、对比、描述、议论等多种句式纵横交错，形象地描绘了女子在封建家庭中靠色相谄媚于男性、忍气吞声地依赖男子求得生存的悲惨境遇。学界曾经有人质疑秋瑾的白话散文，认为这类作品政治功能性强，不能算作文学作品。而在上述文字中，秋瑾把传统女子的生活情态描写得惟妙惟肖，其文学价值不容忽视。与秋瑾同时代的其他女子的白话政论文亦不少见，如，吴弱男的《告幼年诸姊妹》、潘璇的《上海<女学报)缘起》、鹃红的《哀女界》、汤雪珍的《女子革命》、炼石(燕斌)的《女权平议》、苏英的《在苏苏女校开学典礼会上的演说词》等，相比之下。秋瑾文的文学感染力跃然纸上，妇女受压迫地位被描述得细致、准确，堪称“新文体”散文的优秀之作。

《中国女报》是秋瑾履行自己启蒙职责的阵地。虽然由于经费紧张、皖浙案发、秋瑾就义等原因，这份刊物仅公开出版了两期，但从中还是可见秋瑾对启蒙妇女的思考。从她在《中国女报》上发表的文章来看，大致有三类：政论文——包括文言与白话两种，这类文章，如上所述，直接表达了秋瑾的启蒙主张；译著——《看护学教程》，从看护的“社会之要素”出发，“在平时，则看护亲子弟兄之疾病，以归于安宁；战时则抚慰出征军旅之安宁”。她把看护当作一项社会的慈善义务，并认为由女子担当更适合，这也是为妇女服务社会提供的一条可行的道路；文学作品(诗词除外)——以未完的弹词《精卫石》为代表，在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中实现了秋瑾的启蒙理想。弹词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叙事文学样式，也是一种以妇女为主要对象的娱乐形式，在清代广为流行。秋瑾选择这种文艺形式来塑造女性独立的典型形象黄鞠瑞，宣传妇女解放的思想，是考虑到了为广大妇女所乐于接受的形式。

弹词《精卫石》是秋瑾的自叙传作品，虽未完成，女主人公黄鞠瑞的性格与人生追求已经跃然纸上，是秋瑾对自我形象的塑造。《精卫石》第一回《睡国昏昏妇女痛埋黑暗狱觉天炯炯英雄齐下白云乡》总体概括了秋瑾女界启蒙的思想。第二回写于日本。其中写到，黄父反对女儿黄鞠瑞读书的理由之一就是“无非添个佳人薄命诗!”而私塾先生说服黄父允许黄鞠瑞与其兄一同读书的理由是，女子通过读书，兴许可以成为女杰，光耀家族。“你家能够出个女英雄、女豪杰，使世界的人崇拜赞扬还不好吗?我只怕你家没有这样的福气罢!”可见，这时的秋瑾已经不再停留在对古代女杰的赞美与敬佩之中，而是对自己未来的生命历程有了预设。这部未完成叙事作品的创作目的十分明确，即学习西方女杰，速振中国女界，如文本中所言：“余日顶香拜祝女子之脱奴隶之范围，作自由舞台之女杰、女英雄、女豪杰，其速继罗兰、马尼他、苏菲亚、批茶、如安而兴起焉。余愿呕心滴血以拜之，祈余二万万女同胞无负此国民责任也。速振!速振!!女界其速振!!!”至此，秋瑾以女界为中心的启蒙活动在其文学创作中得到充分的叙述与展示。公务员之家

三、秋瑾创作的成绩与局限

秋瑾虽生命短暂，文学创作的数量也不多，但创作的成绩是不可低估的。秋瑾的文学创作包括诗、文、弹词等形式，涉及韵文、散体文及叙事文学等多种样式。依据五四新文学的评价标准加以判断的话，从形式上看，诗歌、文言文及弹词属古代文体，她的白话散文则蕴含了现代文的气息。从内容上看，女性主题占其一生创作的大部分。前期少量感叹女性身世的诗歌文本，无疑是属于比较传统的文学创作，而其后期赋予启蒙思想、张扬女界革命的白话文，则具有鲜明的现代意义。

秋瑾张扬女权、启蒙女界等现代思想的形成在她前期的创作中可见端倪。那些赞誉古代女杰的诗作，既表现了传统女性对古代女英雄的敬慕，也包含了西方女权思想传人我国初期对男女平等的片面理解。那个时代，对男女平等的理解偏执于男女赋有同样的社会职责与义务的单一层面上，秋瑾以“竞雄”、“鉴湖女侠”自称，她穿男装、骑马、佩刀、豪饮，以男性的日常行为规范自己，表现出“不让须眉”的豪气。女性所赖以生存的家庭生活叙事，在秋瑾后来的创作中找不到痕迹。当然，这些行为与创作主题的欠缺也表现出她以男性的社会身份规范自我的思想误区。固然，在清王朝腐败、民族灾难深重，关系到“天下兴亡”的时刻，“匹夫有责”的时代要求中已经无以顾及性别的差异了。但是，在女性群体中，秋瑾的选择仍属少数。例如，秋瑾东渡日本临行前曾拜访吕碧城，请求她与己同行。“彼密劝同渡扶桑为革命运动，予持世界主义，同情于政体改革而无满汉之见。交谈结果彼独进行，予任文字之役。”吕碧城的选择是当时大多数知识女性的共同选择，反衬出秋瑾走向革命的决绝。

湖湘文化论文范文篇9

关键词：湖南花鼓戏；传承与发展；内因；外因

引言

花鼓戏是清代中叶兴起的，主要流传于我国南方各省的地方小剧种之一，是我国古代戏曲的重要组成部分。“湖南花鼓戏是指湖南境内六种花鼓戏的总称，即长沙花鼓戏、常德花鼓戏、衡州花鼓戏、零陵花鼓戏、岳阳花鼓戏和邵阳花鼓戏，经过悠久的历史传承逐渐形成了六个有着不同区域风格的地方花鼓戏。”[1]花鼓戏传承与发展的研究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也为湖湘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了一方面的有力支持。

一、湖南花鼓戏传承与发展的现状

“湖南戏曲艺术源远流长，明代永乐年间，弋阳腔自江西传入湖南，万历年间，昆山腔自安徽传入湖南，促进了湖南地方戏曲的发展。”[2]湖南的地方语言和民间音乐相结合，形成了具有湖南地方特色的“高腔”，在湖南省各地广泛流行，成就了湖南独特的文化传统。湖南花鼓戏作为诞生于农耕文化背景下的一种艺术形态，浓缩了广大湖南人民200余年的情感，是湖湘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它又是湖湘文化的一种最为形象的典型代表，是一种独特的文化资源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一）湖南花鼓戏传承与发展中的成功之处

说起湖南的花鼓戏，经典唱段《刘海砍樵》、《渔鼓调》等等，大部分人都能信口拈来唱上几段，可见，湖南花鼓戏已经成为了湖湘文化的经典代表之一。随着湖南六种花鼓戏小戏种的出现和发展，并在长期不断的摸索中，其内容不断的丰富化、腔式腔调多元化，使得湖南花鼓戏曾经风靡一时并获得了较大的发展。“湖南花鼓戏的传统剧目，总计约400多个，以反映民间生活为主，多以生产劳动、男女爱情或家庭矛盾为题材，语言生动，乡土气息浓厚。1949年后，花鼓戏艺术有了较大的发展，不但整理了如《刘海砍樵》、《打鸟》等传统戏剧，而且创作了《双送粮》、《姑嫂忙》、《三里湾》等不少现代戏剧，并把《打铜锣》、《补锅》、《送货路上》、《野鸭洲》摄制成影片。”[3]2008年，湖南花鼓戏入选第二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是湖南花鼓戏传承发展中成功的一面。

（二）湖南花鼓戏传承发展的严峻现状

然而，在当前社会现实中，湖南花鼓戏正走向整体滑坡趋势，花鼓戏市场比较萧条，全省总共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办剧团和民办剧团，并且从事花鼓戏表演工作的演出人员更加是少之又少。在现代社会的发展中，多元化的文化发展使得一些“歌厅文化”充满着市场，造成了湖南花鼓戏观众急剧流失，并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观众流失，票价为支持较高的成本不得不上涨，观众少了，演员收入低，演出成本却一直居高不下，最后，导致花鼓戏剧团难以正常演出。当年数量众多的湖南花鼓戏剧团如今只剩寥寥几个，由于得不到资金的支持，一些坚持排练演出的剧团正为生计而苦苦挣扎着。“作为湖南花鼓戏剧团‘龙头老大’、曾荣获十届‘五个一工程’优秀剧目奖，连续三次荣获文化部最高奖项‘文华大奖’的省花鼓戏剧院现今也陷入尴尬困境。”[4]如今，湖南省各大城市内的高楼湮灭了当年的“戏窝子”，戏台被拆，新一代年轻人更是只对流行音乐、偶像剧、电子游戏等趋之若鹜。老一辈的戏剧家相继过世了，迫于湖南花鼓戏的市场现状，一些好的演员转业了，“全省从事湖南花鼓戏表演的人员从上万人锐减到数百人，上千种传统剧目也仅仅只剩下几十部流传存世。”[5]剧院少，规模小，剧团也少，这边是湖南花鼓戏传承发展的严峻现状。

二、湖南花鼓戏传承和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湖南花鼓戏传承发展危机的表现，一方面是观众对于戏曲艺术情感的淡化，另一方面是戏曲编创队伍的萧条。”[6]湖南花鼓戏现如今面临如此大的生存危机，究其原因我认为主要可以分为八个方面的问题，任何事物的发展都离不开其内部因素和外部环境及内因和外因的影响，这里我把湖南花鼓戏传承和发展过程中存在八个方面的问题分为外部和内部因素影响两大类。

（一）内部自身因素对湖南花鼓戏传承和发展造成的问题

1.湖南花鼓戏专业人才的流失和断层

近年来，湖南花鼓戏的专业人才正处于日渐稀少甚至出现断层的趋势。究其原因，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湖南花鼓戏专业院校招收的生源地主要出自农村，而考生家庭经济条件成为影响生源的主要原因。由于从事戏曲表演比较艰难和清苦，家境富裕的孩子不愿进戏班，学戏的孩子多为农家子弟，而这些孩子家庭经济条件多数较差。湖南花鼓戏大学阶段学费一年5000元，虽不比其他专业高，但是这样的数字也把众多家境并不富裕的孩子挡在了门外。

其次，“在我国现期状况下，戏曲专业成才较难，收入较低，这也是是影响考生择业考虑的重要因素。”[7]戏曲专业，特别是戏曲表演专业很难成才，也很难做出成就。“湖南花鼓戏是一门综合艺术，讲究‘唱念做打舞，手眼身发步’。”[8]要成为一个优秀的花鼓戏演员，不仅需要自身的努力，先天条件也十分重要。拔尖的往往只是少数人，大多只能进入剧团跑龙套、演配角，或改行另谋出路。同时，花鼓戏演员的工资较低。对于学生和家长而言，学戏曲表演可能是项回报率很低的投资，所以花鼓戏专业对考生的吸引力大大降低。

再次，湖南花鼓戏很多老一辈的有名艺术家已经逝世，而新一代的艺术家的成长需要较长一段时间，在并不太好的湖南花鼓戏市场条件下，更是很多戏曲人才都不愿意再从事花鼓戏表演这条路，这就使得我国花鼓戏人才出现了流失和断层现象。

2．落后的管理模式

在湖南省内现有的湖南花鼓戏剧团中，很少有采用现代先进管理模式进行管理的，一般还处于建立之初的管理模式之中。这样落后的管理模式非常不利于湖南花鼓戏的传承。

（1）繁琐的人事制度

“繁琐的人事制度具体表现在剧团本身基本没有自主权。”[9]通过对湖南省花鼓戏剧团的了解，其中不少人反应的人事制度方面的问题具体表现就是：即使发现一个立刻可以使用的人才，剧团也不能做主自己马上把他调招进来，因为在这之前必须要通过政府人事局人事部门和编委中的人事编等等部门的审核，在等待一层一层审核的时候，一些艺术人才往往因为花鼓戏艺术团不能马上解决其编制问题而另寻去处。

（2）落后分配制度

“深受过去老一辈花鼓戏剧团分配制度影响，剧团仍然是实行档案工资制，”[10]同时其中存在很多腐败的现象，如靠关系评上职称，有些甚至是假冒职称。剧团有些演员到现在为止连初级证书都没有，可是那些人往往是一线演员，因为与领导的关系的原因职称的评定不能公平的进行，所以到最后剧团出现一线演员罢工罢演的现象，有些演员更是另谋出路去了。

（3）演出制度

因为近年来湖南花鼓戏演出市场不太景气，演出自然不会很多，这种现象直接导致了剧团中很多演员对于演出的不重视，那些请假、拒演、缺席的现象非常严重，制度形同虚设。

3．戏曲内容陈旧，时代感不强

“戏曲的题材和内容是广泛的，但是以人们的现实生活需要为依据的。时代不同，题材的要求也是不同的。”[11]由于湖南花鼓戏的特殊性，使其对于农业农民历史情有独钟，一部戏曲史即是一部中国农业农民发展史。纵观各种戏曲剧目，从远古的大禹治水，到新时期的改革开放，各个朝代、各个历史时期的生活生产都有所反映。谚语说的好“唐三千，宋八百，演不完的三国戏”，就是针对这种情况而言的，戏曲观众就是在欣赏戏曲剧目的同时完成对历史与现实的对照的。

湖南花鼓戏在戏曲的题材和内容创新方面有着不小的问题。首先，湖南花鼓戏在其戏曲本身内容思想上就有着不同程度的思想糟粕，如一些封建迷信的贞洁观、婚姻观、宿命论、爱情观等等，与现代社会的现金思想完全相悖，这种情况不得以改变的话，湖南花鼓戏的传承和发展将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第二，“湖南花鼓戏在其内容和题材上的创新较少，最重要的是它没有结合现代社会实践赋予湖南花鼓戏新时代的内涵。”[12]特别是近年来，社会发展飞速，人们的思想观念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不断变化着，陈词滥调的湖南花鼓戏在现代市场中已经很难符合人们的口味了。

4.剧团方面不注重湖南花鼓戏的宣传

通过观察湖南省花鼓戏剧团在其日常的工作安排，发现戏团的主要工作都是因为一些政治任务或者单位邀请进行一些排练和演出，宣传这一项几乎处于空缺状态。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发展，新一代的年轻湖南人民对湖南花鼓戏并不是非常了解有些甚至根本没听过湖南花鼓戏，“在这种社会现状下，花鼓戏剧团对花鼓戏的宣传工作不到位直接导致了青年人对湖南花鼓戏不了解而产生的排斥感，”[13]青年人这一大块潜在听众和消费者就白白被埋没了。这种不作为明显阻碍了湖南花鼓戏的传承和发展。

5.传承方式极其落后

湖南花鼓戏是一个古老的地方戏种，而湖南花鼓戏的传承方式也是从老一辈那里流传下来的，基本上都是口传心授的模式。非常显然的，这种传承方式在老一辈艺术家不断逝世而新一辈艺术家难以培养的社会大局面下市非常不合理的，这样落后的传承方式将进一步导致湖南花鼓戏人才的流失和断层的继续扩大。

（二）外部因素对湖南花鼓戏传承和发展造成的问题

1.社会大发展，人民欣赏观念和娱乐活动的变化

社会飞速发展这是湖南花鼓戏所处的一个大的社会环境，在这个社会环境中，人们现在的娱乐活动基本都是在电影、电视、和流行音乐等直观可视化较高的媒体上进行，而湖南花鼓戏这种古老而又遥远的娱乐活动显然与现代人民的欣赏观念不相符合。

2.政府对湖南花鼓戏传承发展的忽视

“改革开放以后，在湖南几乎所有的政府都把其工作中心完完全全的放在在经济发展建设之上，而文化建设这一块基本都没有什么建树，”[14]政府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对湖南花鼓戏不闻不问，既没有看到他的发展现状也没有规划他的发展前途，极少的资金援助，大有任其自生自灭之势。然而，政府才是湖南花鼓戏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和保护的强力后盾，如果政府不加强对湖南花鼓戏的关心，湖南花鼓戏很有可能消逝在历史的洪流之中。

3.自然环境方面

“相比其他因素，自然环境对花鼓戏的生存影响不大，但是如果自然环境恶劣那么肯定是不利于剧团的生存的，比如交通不便，直接影响剧团的演出情况。”[15]地理位置的偏僻也不利于剧团“走出去”，如：湖南益阳的资阳区和赫山区早已以资江为界分为管理，赫山区的所有行政部门以及企业也已迁至资江之南，唯有赫山区花鼓剧团仍在江北偏僻之地，剧团的演出应该跟党的工作紧密相连，但离区委、政府和宣传文化部门很远，对湖南花鼓戏传承发展工作的开展极为不利。若能着手规划将剧团迁至资江以南，则对发展和工作较为有利。

三、针对湖南花鼓戏传承与发展问题的解决方案

既然在花鼓戏的传承和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如此多的问题，那么我们怎么来解决这些问题，让湖南花鼓戏这种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中国能够源远流长呢？我认为应该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湖南花鼓戏的传承人的保护

要对湖南花鼓戏进行传承与发展，最为重要的是保护好传承人，包括戏曲的编剧、导演、表演、音乐研究人才等等。“戏曲要复兴，人才是关键。对那些湖南花鼓戏艺术人才我们需要做到保护、培养、尊重三方面一体化。”[16]让人高兴的是近年来，湖南花鼓戏传承人员特别是一些湖南花鼓戏研究和表演的名家大腕都得到了社会的尊重和关心。“戏曲艺术总体来说属于口头传承艺术样式，其艺术的精髓全都保存在戏曲艺术家的身上。人在艺在，人去艺亡。”[17]对湖南花鼓戏艺术家而言，尤其是那些身怀绝技，具有特殊贡献的老一辈艺术家要予以最大程度的特殊保护，对那些优秀的中青年戏剧艺术家也应该予以保护和培养。鉴于一代乐师和演员还有传授戏曲技艺的能力，要趁这大好时机，趁戏曲老艺人健在的时候，集中财力人力，抓紧时间进行抢救、整理，进行重点保护。虽然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们曾多次开展过湖南花鼓戏遗产的抢救与保护工作，但工作的重点主要停留在剧本的搜集与整理的层面上，而湖南花鼓戏真正关键的传统技艺以及拥有这些技艺的传统艺人，相反未能得到充分的重视和及时的传承。

众所周知，一个真正的戏角儿成长起来非常之难。发展戏曲艺术，不同年龄层次的人才都不可或缺。中年演员在目前的处境中，既有传承艺术的责任，又有面对市场、面对生存的难题。“如果要使卓有成就的老演员、出类拔萃的中年演员、初显锋芒的青年演员能够成为一个整体，形成戏曲传承团队，首要的任务是要消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尊重他们的创造性劳动，给他们创造一个相对宽松的生存与发展空间。”[18]总之，无论是德高望重、技艺精湛的湖南花鼓戏戏曲大家，德艺双馨、才情勃发的中青年湖南花鼓戏戏曲人才，还是好学上进的年轻戏曲演员，都要予以保护，千万不能在缺人才的同时又浪费了人才。“传统戏曲要复兴，每个剧种都需具有代表性的尖子演员，就像当年的汉剧有陈伯华、粤剧有红线女、豫剧有常香玉。”[18]只有名角才能从根本上代表其所在的剧种。今天的戏曲要立足于舞台，同样还得有领军的演员和名角。有人就有戏，保住人就保住了戏。“当下，要避免各自为战的状态，要整合优势，联合各方。戏曲院团要稳住人心，保证演艺人员有工资、福利待遇、养老保障，无后顾之忧。保护戏曲人才，要有爱才之心，识才之眼，护才之胆，育才之方，用才之道。”[16]

(二)构建湖南花鼓戏的抢救、保护体系

湖南省文化部门要组织专门人士对濒临失传的湖南花鼓戏剧本，逐一建立档案，加紧制作规范的乐谱，对老艺人的唱腔和舞台表演进行录音、录像，有条件的应制作教程。同时，地方政府要统筹规划，对群众基础深厚、影响范围广、发展潜力大，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都比较强的戏曲曲目，要给予特殊政策扶持，培植有代表性的精品剧目。要像抓经济工作那样，实行保护工程领导包挂责任制，跟踪督查，限期完成。

（三）做好湖南花鼓戏重点剧目的改造和创新工作

湖南花鼓戏要得到更好的继承与发展，必须大胆借鉴兄弟剧种乃至国外现代艺术的表演观念和表现手法。通过种种与时俱进的新的艺术手段，对湖南花鼓戏进行积极的改造和发展，使之既具有区域民族特点，又能够反映时代的民族风貌而被人民群众喜爱和接受。这里要注意解决好传承与发展的关系，在纵向继承时不能自我封闭，不能排斥对湖南花鼓戏有用的东西；在横向借鉴时，要注意选择有助于强化并展现自身特色的内容，让外来的艺术与传统共存共荣，最终求得湖南花鼓戏艺术的更大发展。

（四）搞好群众性花鼓戏文化的创建活动

没有观众就不会有戏曲，加之湖南花鼓戏又不是一种外来输入文化，而是一种自生文化，一种需要有无数观众自发地喜爱、痴迷的文化，然而观众的断代又正是当今湖南花鼓戏发展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因此，振兴湖南花鼓戏，不仅要做好剧种、曲目的抢救、保护和改造、创新工作，还要培养观众的热情，扩大观众群体，提高观众的艺术欣赏水平。为此，就要把地方戏曲的普及提高融入到群众文化创建活动中去，通过送戏下乡、戏曲调演、节日庆贺、广场文艺乃至机关学校的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尤其是设立湖南花鼓戏编创、演出权威大奖赛等多种渠道，在全湖南范围内营造出一种热烈向上、轻松活泼的传唱湖南花鼓戏的氛围，尽可能多地吸引群众参与。此外，地方政府部门要注意引导那些不需政府拨钱，自发组织、演员进出自由的民间湖南花鼓戏剧团，他们本就深受群众喜闻乐见，再加上专家的指导点拨，往往更能发挥地方戏曲普及与提高的生力军作用。

（五）抓好文艺团体和演出市场的建设与管理

振兴湖南花鼓戏，仅仅依靠政府的扶持和民间湖南花鼓戏团体的自觉是远远不够的。本着“政府牵头、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群众受益”[18]的发展思路，应把地方戏曲纳入特色文化产业发展轨道。在政策方面，积极改革剧团的用人制度，创新投入机制，引入市场机制，让市场主导代替行政主办，鼓励湖南花鼓戏剧团与企业合作；在演出方面，可以通过出售企业冠名权、为赞助企业有偿宣传、票证的有价使用、赞助广告等剧团、企业“二合一”的形式，开展各种专业性和群众性的地方戏曲演出活动，也可实行政府、企业、剧团“三合一”式互惠共荣的协作，收到宣传政策、宣传企业、传播戏曲文化、娱乐基层群众的多重效应，从而使剧团走上良性发展、不断壮大之道。

（六）探寻适合自身发展的管理方法，加强剧团内部管理和营销管理

制定相关规章制度，对剧团成员进行精简，对人员要求方面求精不求多，对剧团成员的出勤、出演进行考核，并制定相应的处罚机制，加强剧团成员的工作意识。

加强对于湖南花鼓戏的宣传，俗话说的好：只有了解他才能爱上他。如果观众对花鼓戏根本一点了解都没有，怎么会有人去花钱买票进剧场看戏呢？因此，加大对湖南花鼓戏的宣传，提高人们对花鼓戏的了解程度和欣赏水平是花鼓戏得以顺利传承和健康发展的前提条件。

四、结语

以上我对湖南花鼓戏传承和发展的现状，在传承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以及针对这些问题所提出的解决方案进行了粗陋的分析。在这篇论文中，我们不难看出对于湖南花鼓戏传承发展的问题，在全国很多戏曲中都出现了，所以，从解决湖南花鼓戏传承与发展问题的方案我们可以引用出适合大部分传统地方戏曲传承发展的方案，例如：是对戏曲人才的培养和保护；对戏曲曲目内容进行创新和发展；对戏剧团体的管理方式进行整改；良好的市场化操作；政府的支持与关心等等。这些解决方案应该都是适用于各个地方戏种的。湖南花鼓戏和全国其他地方戏种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我们要倡导全社会的人一起努力来保护他们，让他们在中国大地上永久的唱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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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文化论文范文篇10

关键词: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图书馆;服务

1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政策解读

2005年，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了公共服务均等化原则，公共服务均等化原则初具雏形［1］。次年，十六届六中全会又提出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2］，标志着我国公共图书馆开始走向和谐理性发展的新时代。200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下发《关于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在顶层设计层面加快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步伐，均等化服务理念得到进一步深化。2013年，《文化部“十二五”时期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实施纲要》提出要促进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3］。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实现公共文化服务普遍均等、惠及全民的目标［4］。2015年，《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对推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建设等问题做出了全面部署。由此可见，我国对服务均等化的目标要求为公共图书馆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2公共图书馆服务均等化研究综述

笔者以“公共图书馆”“均等化”为关键词，对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的所有学术论文进行检索，共得到相关研究文献200多篇。从文献计量学的角度看，公共图书馆服务均等化建设从2008年开始受到图书馆界专家学者的关注，此时学者们探索的内容主要包括我国基本公共服务现状、服务均等化的影响因素及发展布局等。自2010年起，关于均等化服务的研究论文数量激增，在2014年达到高峰，2010—2014年间学术界关注的重点主要是均等化服务的路径选择。2015年后，关于均等化服务的研究有所减少，研究领域扩展到均等化服务模式的构建等方面，研究成果逐步走向深入。目前，公共图书馆服务均等化相关理论研究较为深入，相关的实践研究和案例分析论文也较多。2．1公共图书馆服务均等化的内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公共图书馆宣言》中阐明:“每一个人都有平等享受公共图书馆服务的权利，而不受年龄、种族、性别、宗教信仰、国籍、语言或社会地位的限制。”［5］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新、文化产业和版权部负责人戴奥克拉奥女士将其简明而全面地表述为“我们必须保证让世界上每个角落的每个人都有书读”［6］。中国图书馆学会发表的《图书馆服务宣言》指出:“图书馆以实现和保障公民基本阅读权利为天职，图书馆致力于为全体读者提供人性化、便利化的服务。”学者们对公共图书馆服务均等化也发表了各自的见解。林碧英认为，公共图书馆服务均等化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可以保障居住其中的所有人都能就近获取知识、信息、文化资源及其他图书馆服务［7］。洪凯认为，公共图书馆基本服务均等化是指公共图书馆能够为所在社区公众提供平等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促进公众公共文化权利的平等［8］。张正认为，公共图书馆服务均等化就是政府大力发展公共图书馆服务网络，保障广大群众平等地享受图书馆服务［。9］。笔者认为，公共服务均等化简单地说就是让每个人都拥有平等享受公共服务的机会，让每一个人在同一标准上实现机会的均等。2．2公共图书馆服务均等化的问题与对策现阶段，我国公共图书馆服务均等化建设主要面临财政和立法保障体系不完善、区域发展不均衡等问题［10］。政府对图书馆事业的重视程度还不够，对公共服务、图书馆事业的投入严重不足。据统计，2015年全国人均购书费最高地区(7．65元)与最低地区(0．27元)之间的差距高达27倍［11］，这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原则。与此同时，我国政府正在积极推动服务均等化政策和措施的出台和施行。例如，2011年公共图书馆免费开放政策出台，国家财政对免费开放给予了大力支持，使我国公共图书馆向服务均等化目标迈出了坚实而具有跨越性的一步。据统计，2016年我国公共图书馆共有3，153家，与2012年相比增加了77家，增长率为2．5%;2016年，国家投入2，917亿元用于文化事业建设，比2012年增长了40．6%;2017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正式施行，使公共文化服务在法律层面得到了保障。2．3公共图书馆服务均等化建设经验和实现路径。为了实现服务均等化目标，于良芝、邱冠华等总结了公共图书馆的基层图书馆建设、总分馆建设、区域性服务网络建设等模式［12］。温州、苏州、无锡、东莞、深圳、江阴、嘉兴等地公共图书馆的总分馆建设走在全国图书馆的前列，不少学者对这些地区公共图书馆的总分馆建设进行了深入的理论联系实践研究。此外，肖希明提出，公共文化资源的数字化建设是推进服务均等化的重要手段，构建网络服务平台提供数字化服务将极大地提高公共文化服务的效能［13］。

3湖南图书馆推动均等化服务的举措

3．1提高免费开放水平。近年来，湖南图书馆积极推进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不断整合公共空间，调整业务布局，提升服务效能，为读者营造舒适便捷的阅读环境。该馆根据读者需求和业务发展需要进行空间改造，开辟了第二学习室，为读者提供安静、舒适、优雅的集学习与休闲于一体的阅读环境，年服务读者约30万人。此外，该馆还将盲人图书馆和老年图书馆合并，将综合借阅室与文学图书借阅室合并，迁移女子艺术阅览室并重新布局，使读者感到更加舒适和便捷;新增了自助办证机，使办证更加简便快捷;对24小时自助图书馆进行改造，将自助图书馆的面积和图书量扩大了一倍，成为湖南省面积最大、最舒适的24小时自助图书馆。3．2深入开展全民阅读。湖南图书馆利用该馆专题图书馆的特色资源优势，结合时令节气、国家重大节日及社会热点，开展了丰富多彩、分龄分众的阅读推广活动。其中，“新春文化庙会”已经举办11年，成为该馆广受社会各界赞誉的活动品牌;“学雷锋”系列活动、“4．23世界读书日”系列活动，以及“庆六一”“迎中秋”“敬老月”活动都彰显了该馆作为省级公共图书馆积极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担当，满足了读者多层次的文化需求，营造了“书香湖南”的浓郁氛围，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2017年年初，该馆策划组织了“湖湘气派•濂溪一脉”纪念周敦颐诞辰1，000周年系列活动，同时联动社会各界及全省20多家市县公共图书馆，有数百万读者参与了此次活动，极大地提高了湖南图书馆的社会影响力和文化影响力。3．3加强特殊群体服务。公共图书馆服务均等化既要体现满足城乡居民的平等阅读权利，又要体现对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因此，湖南图书馆精心打造了未成年人图书馆、老年图书馆、盲人图书馆、女子图书馆等专题图书馆，积极探索分龄、分众、分级的阅读推广模式，针对不同读者群量身打造“湘阅一生”品牌活动，不仅满足了读者差异化的文献信息需求，还为具有相同阅读心理与习惯的读者营造了交流空间。该馆根据青少年读者的不同年龄段和阅读特点，开展有针对性的阅读指导活动，如少儿绘本、国学、社会经典图书等导读活动，策划了“实现中国梦•小追梦人培育计划”，包括“开心故事绘”“经典课堂”等创意活动;面向农村留守儿童加强基础阅读促进工作，开展把爱传递到远方———农村书屋援建活动，不断扩大图书馆的社会服务辐射面。此外，该馆还注重加强与社会力量的合作，如:与芙蓉区教育局签订《共建阅读基地合作协议》，为中小学图书馆的阅读活动提供资源保障和智力支持。该馆本着“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关爱特殊群体，开展新技术应用培训、阅读辅导、送书上门、网络服务等，致力于消除信息鸿沟，长期坚持为农民工、残障人士、社会边缘群体提供知识援助服务，使文化发展的成果切实惠及全民。3．4加强与社会各界的合作公共图书馆应加强与博物馆、文化馆等其他公共文化机构的合作，加强公共文化资源跨部门、跨行业、跨地域的整合。湖南图书馆依托湖南省公共图书馆讲座联盟、湖南省公共图书馆参考咨询联盟、湖南省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协作网等工作平台，在举办讲座、组织活动、馆际互借、两会服务等领域展开合作，促进了各馆的交流和发展。

4我国公共图书馆均等化服务的对策及建议

4．1强化政府职能，合理配置资源。目前，我国各级政府在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推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建设是政府的核心职能和重要政策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首要任务是强化政府职责，转变政府职能，加快构建服务型政府，充分展现和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政府应进一步强化公共文化建设责任，以社会利益和公共需要为出发点，合理优化、配置公共文化资源，面向社会提供普遍、均等的公共文化服务。此外，政府还应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形成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合力，真正使公共文化服务惠及全民。4．2加强理论引领，推动实践先行。我国应建立相应的法律制度，使公共服务均等化有法律作保障，构建事权与财权相匹配的公共服务职责分工制度，制定合理的供给模式和标准，同时建立完善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绩效评估体制和机制，确保均等化服务取得实效。上述一系列举措可以实现不同区域、不同人群公平获得公共文化服务。4．3深化改革创新，完善服务机制。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实现需要各级公共图书馆不断创新管理制度和机制，改变以往“自上而下”的公共服务决策供给机制，实行政府、市场和社会全方位、多元化的基本公共服务参与机制，积极探索公共服务的市场化和社会化供给方式，通过社会的广泛和积极参与，不断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5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