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的编撰历程十篇

民法典的编撰历程篇1

男生甲的第一封情书写于小学四年级，为了搞清楚“爱”与“喜欢”哪个更精准而不得不求助《新华字典》。而答案却让他更纠结；字典上，“喜”和“爱”都是“对人或事物有真挚的感情”，比如：爱祖国、爱人民。但男生甲怎么也无法将祖国和人民与自己体内的荷尔蒙等同起来。

在私底下，许多遭遇青春期的男生都承认，当年都曾厚着脸皮在这本字典上查找过“敏感词”，只是答案都不太给力。

从1953年至今的58年，《新华字典》发行逾4亿册，这还不包括盗版。无论从发行量、普及面、影响程度，还是读者忠诚度来看，它对中国人的意义都类似于圣经之于基督徒。想想有多少人的名字是父母翻《新华字典》查出来的就知道了。

当然这只是流于表面。在过去的58年中，《新华字典》10次修订，修订频率及释义变幅严重影响了它的稳定性与普世意义。不过，在仍处于快速发展中的转型期中国，这本既讲政治又随波逐流的字典其实并不让人感到太惊奇，它只是浓缩了这个国家过去60年所摸着石头蹬过的河。

首版《新华字典》的编撰者大多已经作古，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曹先擢是首版编撰牵头人魏建功的学生，他认为53版的“新话系统”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知识分子自觉主动的政治热情，并非受到高层授意。

那时候知识分子主动投进新社会的洗澡堂，涤尽旧社会的思想污垢。从第一版开始，《新华字典》就系统性地创造新话，重新划分世界地理与历史，将“旧社会”与“资本主义”切割开来，按字典上的例句，叫做“划清敌我界限”。

作为新话，“布尔什维克”、“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以及马克思的重要理论全都收录其中，在新话系统里，连“娶”、“嫁”、“媒”都成了旧社会的产物，“配”，才是“男女结婚”的新表达；“乞丐”什么的全是剥削制度下的毒瘤，因此在“新社会里再也看不见蓬头垢面的乞丐了”；美帝国主义“卑鄙”，尽管“一见中国人民志愿军就吓得打哆嗦”，但“这笔血债一定要偿还”。“敌我”的三八线遍布字典各个角落，即便是“淋病”，也只“在资本主义社会很常见”。

这套新话系统所构造的世界观与幻觉持续被当年的报纸、电视、广播所不断强化。并且，新中国政权初建就将文字改革委员会设为正部级机构，前中国社科院语言所词典编辑室主任韩敬体认为，这足以体现新政权对语言建设的重视程度。

如果说53版的《新华字典》是知识分子主动的“思想洗澡”，而到了71版的时候，《新华字典》已经全面被工农兵来营造了。

曹先擢的另一个历史身份是《新华字典》71版编撰小组副组长，组长是工宣队与军宣队的干部，以体现“工农兵营造话语系统”的时代要求。

时代要求编撰者将“封资修”全面赶出字典。比如，被划分为“剥削制度的产物”包括：婊、娼、妓、螵、妾、宗祠、寺庙、伦常、典当、掮客；还有比“封资修”略显进步的字词，包括官、自由、民主。

尽管如此，《新华字典》仍是许多人当年最心爱的读物，因为“那是一个无书可读的年代”。“”期间，《新华字典》成市面上流通的惟一一本字典。

“为什么要修订这本字典?”71版编撰小组成员、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安平秋回忆说，“第一是没有一本像样的书送给外宾；第二是深感我们学汉语没有一本像样的字典。”

直接负责71版的修订工作，提出的要求是“小改应急需”。彼时，大学停课了，中小学校还在继续，没有字典，将严重影响语文课的教学。在安平秋的回忆中，当年几位编撰负责人同时是“黑帮爪牙”、“反动知识权威”、“对象”，这是当时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境遇。

小改是不敢的，提不同意见更是不可能的。所有词条，事无巨细，都经历过编撰者的好几道“政审”――例句“巴不得马上回家”，由于革命性不强，被改为“巴不得马上返回战斗岗位”；例句“累死了”，被指“缺乏社会主义事业的工作热情”，予以删除；甚至有人认为“茹毛饮血”为反动成语，因为“茹”是吃的意思，这样一来不就成了“吃毛”……

79版《新华字典》修订于1975年。其时，国家出版局在广州召开了词典编撰出版规划会议，话语系统主管者、要求160部字典的修改“全面贯彻无产阶级”。160部字典，一路向左狂飙。

当时修改得最突出的是《新华字典》，编纂者提出“把封资修赶出新华字典”，“将无产阶级贯彻到每个词条”，以示贯彻75广州会议精神。比如“抗旱”，也是有阶级性的，在无产阶级下，劳动人民抗旱；在资本主义国家，他们不可能抗旱……

直至到了上世纪80年代，字典才开始试着回归常识。“去掉各种‘主义’。”社科院语言所词典室副主任程荣说，“自此我们编的不再是本政治字典。”

许多行为与现象取消了“主义”的界限，比如，、嫖客、佣金、掮客、典当、抛售、出租等；许多例句则直接换掉或去掉带有意识形态切割的主语或定语，简化为例词，比如，“帝国主义前途暗淡”，简为“前途暗淡”；“解放前天灾人祸，工农的生活太惨了”，改为“她的遭遇太惨了”。

民法典的编撰历程篇2

一  《回族人物志》与回族史研究

白先生是一位回族学者，早在30年代，他就致力于对回族历史资料的搜集以及相关的研究工作。他在1942年出版的《中国回教小史》和《咸同滇变见闻录》，分别是回族通史研究及史料搜集方面的代表作，也是这方面的开拓性著作。新中国成立后，白先生以更大的热情投身于本民族历史的研究，先后撰写和主编了《回回民族的新生》、《回民起义》、《回族简史》、《关于回族史的几个问题》、《中国穆斯林的学术传统》等影响颇大的专著、论文。“文革”结束后，大型《中国通史》的编撰工作占用了先生主要的精力与时间，但他仍然不能忘记自己早在三四十年代就希望编撰一部“可看的中国回教史”的愿望[3]，《回族人物志》即是他为实现这一愿望所作出努力的成果之一，其中包含了他对回族史研究的许多深入思考与重要设想，概括言之，大致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关于回族史研究的理论指导问题。白先生认为，回族史研究的开展需要在两个方面多下功夫，一是“加紧理论上、政策上的学习”，同时，还“要在资料上多下功夫”。而在理论与政策方面，一方面要加紧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有关论著的学习，一方面要注意学习“党中央民族政策的重要文件”。其中，“一九四一年延安出版的《回回民族问题》，对于回族史的研究，一直到现在，还有重要的意义”[4]。《回回民族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回族的形成、历史地位等问题最早的论述，它贯彻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与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平等理论，在理论与实践上都具有重要意义。白先生在40年代虽然还不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但对待回族历史的严谨、客观的态度，使他在很多观点上与《回回民族问题》相一致[5]。在《回族人物志》撰写之初过程中重新强调这些基本原则，充分反映出他对理论指导的重要性的深刻认识与高度重视。

第二，是关于新型回族史编撰体例的设想。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作为一个历史上长期得不到认可与重视的少数民族，加之史料等诸多方面的原因，回族历史研究一直相对落后；新中国成立以后，回族史的研究工作有了很大进展，各种形式的研究成果不断问世，但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的、系统的回族史著作在80年代还属开创之举[6]。正因为如此，白先生关注、思考这方面的工作。《回族人物志》每卷的《题记》，反映了他这种思考的发展轨迹。在1985年出版的《回族人物志》元代卷中，他提出：可以按照他对大型《中国通史》的设想，从序说、综述、典志、传记四个部分来阐述回族历史的发展；对每一部分的具体撰写要求，他也根据《中国通史》的一些编撰原则，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如果说这一设想反映了白先生对回族史编写粗线条的筹划，那么，当1992年《回族人物志》清代卷出版时，这一筹划已在编撰中逐步实现并得到更为具体的发展。以典志部分为例，他提出应当根据回族历史的发展实际，从九个方面来论述[7]，即地域考、生计考、会社考、寺院考、教育考、礼俗考、经籍考、金石考、语文考。这九个方面既包含了一般通史撰述体例中的生计、会社、教育、礼俗等内容，又充分考虑到回族在历史演进过程中的特点，如人口的流动、宗教的重要作用、民族文化特殊的传承方式等因素，及其如何在史著中恰当、客观地体现出来的问题。这种设想不仅体现了白先生在制定体例上的卓识，还充分体现了他在把史学史研究的思维方法与客观历史研究相结合方面的创获成就。白先生在回族史编撰体上的这些设想，以及他善于根据不同民族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设计其史著形式的思维特点，对于其他少数民族历史撰述无疑具有普遍的参考价值。

第三，是关于回族史研究的史料和人才问题。作为老一辈史学家，白寿彝先生在主编《回族人物志》的同时，反复致意十分关注的回族史研究具体问题主要集中于两方面：一是关于史料的搜集。由于回族形成、发展的复杂性，其历史资料保存下来的虽然数量并不少，但系统、完整的回族史料却十分匮乏。因此，大规模的史料搜集是开展回族史研究的首要前提。在这个方面，从礼拜寺的碑刻、墓碑，有关的家谱、文契、帐簿，到历代史书、小说笔记的记载，近代以来回回团体、学校的材料，回族人的各种著作和国外相关的文字材料，再到对各地回族人物、风俗的调查、访问，以及国外相关的文字材料，全都在白先生考察视野之内。《回族人物志》在这方面的做法与结论，既是回族史研究的基础，又是回族史料搜集工作的一个典范。二是关于回族史研究的人才培养。白先生提出，回族史研究工作的开展需要渊博的专业人才，这种专业人才不仅要有回族史的修养，同时还需要有伊斯兰教史、民族关系史乃至中国通史的理论与知识的素养；同时，他还需要具备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等等。通过《回族人物志》的编写，培养出一批高素质的专业研究人才，亦是白先生的愿望之一。从各卷《题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此所抱的希望与所作的努力。

二  《回族人物志》与历史人物研究

在回族史研究中，关于回族人物的研究占有突出的位置，也显得格外困难。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回族人物族属的界定。由于回族在历史上的形成过程较为复杂，历代史书又多不记载人物的族别，因此对某些成说以及某些不为人们所注意的史料，都需要下功夫去考察清楚。二是对回族人物相关史料的搜集与整理，这一点是由回话族史料相对匮乏的事实所决定的，而要穷尽各方面的史料，再加以甄别、分析，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三是对回族人物的评价问题。人物评价始终是历史研究中最为复杂的问题之一，也是最敏感的一个研究领域；同时，由于民族问题从古至今都是一个影响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重要因素，关于民族人物的功过是非的评价，在今天亦有其特殊性与重要性。《回族人物志》在评价本民族历史人物时是客观的、科学的，它在这方面的成就当是其理论成就的最重要部分。在认识与处理普遍原则与具体分析的关系，民族情感与史家职责的关系等理论问题上，白先生都显示出了他在理论上的造诣和具体处置上的卓识。

——关于评价历史人物的基本原则。白寿彝先生在《回族人物志》第一卷出版之际，就全面阐述了关于历史传记写作的基本理论。他认为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待：其一，一个人总是离不开他所处的社会。不理解这个人所处的是什么社会，就很难全面地了解这个人。反过来，把一些人的事迹联系起来看，也可以发现历史运动的脉络，和人们身上的历史烙印。因此，人物传记的撰写有其必要性。其二，写人物传记与走英雄史观的路子截然不同，问题不在于写不写传记，而在于怎样写传记，在于用什么样的历史观写传记。白先生认为，这里说的历史观，应当指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在运用它进行评判历史人物时，既要肯定他在一定时期的作用和贡献，同时也要指出他所受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这些认识，实质上是指明了人物评价中所必须遵循的全面性、辩证性以及个人与社会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等基本原则。从白先生40年代出版他编写的《回教先正事略》到90年代他主编的《回族人物志》完稿，其间大约经历了半个世纪之久。有学者认为后者是前者未刊稿的延续和发展①，我想这里的“延续”指的当是史料的补充与丰富，而“发展”则指思想观念，主要是评价历史人物观念上的升华。对《回族人物志》的理论价值而言，这显然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同时也从根本上确立了它在当今民族史学研究中的地位。

——关于评价回族人物的基本原则。回族人物作为历史人物的一个部分，其评价首先要以上述马克思主义评价历史人物的普遍原则为指导。因而，对每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与定位，都需结合不同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进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时代给予历史人物发展的条件，其中也包括回族本身的历史发展进程，这两个方面背景共同对人物产生影响，决定历史人物的面貌与特点。因此在评价时需要慎重对待，处理好全局与局部的关系，个人与民族的关系等等。在这方面，《回族人物志》的做法是有典型性的，它强调根据不同的时代特点，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决不生搬硬套，绝对化、简单化。如明代卷强调族别辨识的复杂性与回族社会发展的多样性对回族人物历史记述与评价所带来的影响，清代卷则注意到了民族矛盾错综复杂的特殊历史背景，以及民族内部文化界人士的增多这两方面因素。再如云南回民起义因民族压迫而起，杜文秀所领导的抵抗运动就应给予褒扬；而对于先投身起义，后变节降清，成为清朝“以回制回”政策的代表人物的马如龙，就予以贬抑；至于同样是为清廷服务，而能以民族大义为重、积极协助林则徐禁烟的伍长华，则在书中得到了应有的正面评价等等。这些都反映出作者十分注意于从时展背景的不同特点出发，客观地和科学地处理历史人物评价的着眼点与侧重点。

 

——关于民族感情与史家职责。评价少数民族历史人物，还有一个较难处理的问题是民族情感与史家职责的关系问题，也就是情感与事实的统一问题。对于一位出身于回族的史家来说，如何做到真正“懂得中国回教人的心”[8]，而又能不被这种感情所限，影响人物评价的客观性、科学性，避免“情甚于理，适得其反”[9]的弊端，就显得尤为重要。在处理这个问题上，《回族人物志》在理论与实践上是卓有成就的，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对回族历史及整个中国历史发展起过积极作用的人，《回族人物志》都给予充分的肯定与褒扬，如赛典赤·赡思丁、也黑迭儿丁、萨都剌、李贽、郑和、杜文秀、左宝贵等回族优秀人才，书中都对其生平事迹条分缕析，在充分搜集各方面资料的基础上，给以适当的定位与评价。这些人物的传记，成为《回族人物志》中最能弘扬与体现爱国主义与民族自豪感的篇章。第二，对重要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进行客观的、全面的评价，如阿合马、萨都剌、丁鹤年等人物，就一面在充分肯定其政绩与其他方面成就的同时，指出他们在为政做人、诗歌艺术等方面的不足与缺陷，并对这些不足与缺陷产生的社会原因作了客观分析，真正做到了不全面肯定，也不全面否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轻下断语。如对阿合马的评价，一方面肯定他在财政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一方面又指出他利用职权仗势欺人，“在封建官吏中也是数得着的坏人”，同时还提出“他被谋杀，这跟当时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派系斗争的关系如何，还有待于更为深入的探索。”[10]这种评价既客观平实，不夸张、不苛求，还从学术角度向人们提出了更为深层的问题。这些评价历史人物的原则与具体做法，不仅对于回族历史人物的撰写与研究，就是而且对于其他少数民族人物及整个中国历史人物的研究，都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三  《回族人物志》与史学史研究

民族史学是中国史学史的重要方面。从史学史研究的角度来看，《回族人物志》也有其重要的地位与意义。

首先，在新中国成立50年来的中国民族史学发展中，虽然成绩颇丰，然而其中专门之作甚为寥寥，许多成果都是研究者在进行其他问题研究时的“副产品”。在少数民族人物传记方面，谷苞主编、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新疆历史人物》，谢启晃主编、民族出版社1983年起陆续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历史人物志》等，均为这方面较早的著作。《回族人物志》则是第一部对单个民族历史人物所做的最为全面与严谨、史料价值与理论价值都达到很高水平的学术著作，它的出版，必定会推动少数民族人物传记编撰工作的进一步发展。

其次，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角度来说，《回族人物志》的另一宝贵价值在于，它在史料搜集的方法与运用上，为民族史研究、民族人物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借鉴。从《回族人物志》所征引的文献种类来看，除了相关历代正史以外，各个时代的文集、墓表碑传、方志、杂传记、游记、画集、谥文、宗教经典以及现代国内外公开发表的相关论文等也都包含在内；在白先生的设想之中，当代人物传记还应包括对当代口述史料的重视。其材料涉及范围之广，在同类人物传记中实为罕见，仅元代部分的参考文献就达140余种。这种广泛搜集各方面可能见到的史料的方法，应当具有普遍意义。与此同时，《回族人物志》的史料价值对回族历史人物研究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一是补充了必要的史料。如白先生在40年代进行的关于清代马雄以及云南回民起义史料的搜集、整理，为研究回族人物补充了大量可信的碑刻、文献资料，这些成果被《回族人物志》中相关人物的传记所采用，其重要意义不言自明。二是增添了不同方面的人物。通过对文集、宗教经典、方志、碑刻等所包含的相关史料的勾稽梳理，使得更多的回族历史人物，从不被人注意的地方凸现出来，还其本来的历史面貌与地位，进而为人们更好地了解回族社会发展脉络提供了思路。三是增强了人物传记的生动性。在文集与方志、杂传记等不为正史所重视的史料中，往往保留了许多有价值的记载，《回族人物志》对这些记载有选择地予以采用，使传主的事迹更为形象、生动。如元代卷以王礼《麟原后集》中的一条材料来说明赛典赤·赡思丁的政治声望，以朱德润《存复斋集》中的一首诗来形容高克恭的长髯等，都起到了这一作用。

再次，除上述关于回族史、回族人物研究的指导思想及体例设想之外，在史学思想的其他诸多方面，《回族人物志》本身所取得的创造性成就亦卓然可观。如在体例结构上，它大量采用了附录的形式来容纳与正文相关的史料。这种附录主要包括两种：一种置于每册书末，以附卷形式出现，包括遗文、碑传、题跋、姓名录、参考书目、回回人著述目录、档案、译文等。据笔者粗略地统计，附录部分虽然在《回族人物志》中只有十卷，却占到了全书将近百分之六十的篇幅，这成为本书撰写的一大特色。《回族人物志》的另一种附录置于文末，如李贽传末所附的《答耿司寇书》、赛典赤·赡思丁传末所附的《元代云南行中书省屯田表》与《元代云南行中书省路府州县设置表》等，它们主要用以容纳与传主直接相关，但因篇幅过长，不宜在正文中出现的材料，以利于人们对正文做更多的了解。这种体例为希望进一步研究回族人物的学者提供了更为详尽、完整的史料，使不同层次的读者都能从书中得到收获，从而推动了回族历史人物的研究与普及与提高。又如在历史人物传记撰写的具体要求方面，除体现上述评价人物的原则以外，《回族人物志》最为突出的特点在文字表述上，其中的很多篇章如《马文升》、《杜文秀》等都体现了白先生“准确、生动”的撰写要求。当然，不同的历史人物有不同的性格特征与事迹，具体情况颇多差异，要把握好两者的关系亦非易事，因此不同传记在文风上的特点与侧重点也不能一概而论。但我们读《回族人物志》，总的印象就是平实，没有过多的词藻，却决不枯燥，这是写文章尤其是学术文章的很高境界。在撰写人物传记的其他方面，如史料辨识的审慎性、表述的全面性、遣词造句的准确性等方面，白先生都有详尽的指导意见。这些从宏观到微观的理论认识与创造，是为《回族人物志》取得上述成就的前提与保证，同时也是本书在史学史研究方面最具有价值的部分。

当然，既然是首创之作，就难免存在不足，如本书元代卷中体例上有些长处，像参考书目、姓名录附于书末的做法，未在以后各卷中加以完全贯彻；有些人物传记出现文字上的讹误等等。这些都是它需要补充、完善的地方。但就总体而言，《回族人物志》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回族人物研究的创举，其成就是多方面的，笔者限于学识，只是对其中的一些方面做了粗浅分析，不足之处，尚祈请方家教正。

 

 

 

[1]  参见牙含章：《回回民族的杰出史学家》，吴怀祺：《记白寿彝先生学术思想座谈会》，《史学史研究》1989年第1期；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编：《历史科学与历史前途——祝贺白寿彝教授八十五华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历史科学与理论建设——祝贺白寿彝教授九十华诞》，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  参见杨怀中：《积累四十年  终成四册书——回忆白寿彝先生主编<回族人物志>》，《回族研究》1999年第1期。

[3] 《中国回教小史·题记》，转引自刘雪英：《寿彝先生学谱》，《历史科学与历史前途》，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66页。

[4]  白寿彝：《回族人物志·题记》（元代卷），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

[5]  参见牙含章：《回回民族杰出的史学家》，《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98页。

[6]  宁夏人民出版社1997年已出版邱树森教授主编之第一部回族通史《中国回族史》。

[7]  在1990年第六次全国回族史讨论会上，白先生曾在录音讲话中对多卷本回族史的总体设想做过规划，当时他将典志部分分为12个方面来考虑，比本文所述多出工艺考，天文、历算考与医药、体育考3个方面。参见李松茂：《白寿彝先生关于回族史和伊斯兰教史的研究》，收在《历史科学与理论建设》一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14页。

①  参见杨怀中：《积累四十年  终成四册书——回忆白寿彝先生主编<回族人物志>》，载《回族研究》1999年第1期。

[8] 《中国回教小史·题记》，转引自刘雪英：《寿彝先生学谱》，《历史科学与历史前途》，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66页。

[9]  参见杨怀中：《积累四十年  终成四册书——回忆白寿彝先生主编<回族人物志>》一文所引白寿彝先生语，《回族研究》1999年第1期，第15页。

民法典的编撰历程篇3

一、检视自己作为一名党员教师的“觉悟”和“行动”。

张校长以学习张桂梅同志先进事迹，争做“四有”好老师，为学校高质量发展做贡献为主题，从张桂梅的启示——“觉悟”、“行动”、“共产党人亦是拯救者”三个方面进行了讲述，培训中结合学校现状及十四五规划等方面，深刻的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多次发人深省的提问，直接每一位同志的内心，通过这次培训，使我进一步审视了自己，作为一名专职辅导员，我能否以张桂梅老师为榜样，践行“以学生为中心”干好本职工作，确保所负责的每一项工作不出差错，用“学生为中心”的办学理念对照本职工作，提升自己的工作能力和水平，明确自己的初心就是成为学生成长成才的陪伴着，自己的使命就是帮助每一位学生铸就自己美好的人生。

二、关注《民法典》热点问题，进一步学关于民法典编撰的重要指示精神。

刘律师为我们解读了民法典热点问题。第一，民法典编纂历程及历史意义。首先，刘双俊律师向我们介绍了民法典编撰的曲折历程，民法典最终确定将在2021年1月1日颁布实施。编撰民法典是坚持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现实需要，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举措，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增进人民福祉、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第二，民法典的体例。包括总则、物权、合同、人格权、婚姻家庭、继承以及侵权责任，刘双俊律师简要叙述了每个部分所涵盖的内容。

三、立足本职工作，积极把自己的本职工作融入到学校的思政教育体系当中去。

王副书记在第三讲中强调办好思政课关键在教师。关键在发挥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并提出了思政课教师要具备政治要强、情怀要深、思维更新、视野要广、自律要严、人格要正方面的素养。作为一名学工人员，除了做好服务学生，更要在服务中育人，结合学校的各项资助政策，帮助困难学生的同时，努力创新工作方法，拓展宣传渠道，积极实现资助育人的根本目标，

民法典的编撰历程篇4

【关键词】德国民法典 法国民法典 对比研究

法国民法典与德国民法典是两部世界著名的资产阶级法典，在民法发展史上的地位十分显赫。法国民法典奠定了大陆法系的基础，而德国民法典则丰富和发展了大陆法系。我们在对比研究法、德民法典的过程中，有助于我们充分借鉴和吸收先进的法律思想和立法技术。

一、从立法的时代背景上分析

《法国民法典》的产生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它的产生重要经历了以下历史阶段：在法国大革命前，民事法律规范在法国出现北方习惯法和南方成文法的划分。在这种混乱的法律环境下，法国逐渐承认罗马法的合法性，从而使法国的民事法律规范逐渐形成了习惯法体系。尽管当时的现行法律已朝着法典化迈出了一大步，但成文的习惯法汇编已不能满足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所以必须创造统一的、合乎理性的法典。1789年大革命爆发后，制定了一系列具有革命性的“中间法律”。这些“中间法律”以废除封建特权和人身依附关系为目的，但其作为一种过渡性法律，法律不统一现象依然没有得到解决。由于当时各方利益集团都希望新的民法典反映自己的利益，所以在民法典编纂问题上难以形成统一的意见。1799年拿破仑执政以后，组建法律起草委员会并亲自主持开始起草民法典。从1802年2月5日到1804年3月15日，民法典分为36章陆续通过。3月21日，拿破仑签署法令，将法典颁布实施。

《德国民法典》制定时，资本主义已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阶段过渡。当时社会强调社会公共利益、强调对个人做出必要的限制、强调国家的干预等。19世纪的德国也存在不同地区使用不同法律的胡乱现象，为了追求法律的同一性，1873年德国国会的宪法修正案将帝国的立法权限扩展到整个民法领域，使民法典的制定获得了权力基础。19世纪初中期关于民法典的编撰形成了法典编撰派和历史法学派，他们的争论为民法典的编撰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19世纪后期，德国法学家在重视罗马法的同时吸收了一部分日耳曼法的内容，使得民法的体系具有了合理性。1874年7月，德国联邦组建起草委员会开始起草民法草案。草案经过起草委员会两次审核和修改，最后形成了“帝国国会法律议案”。1896年7月1日，帝国国会通过了议案。经过帝国皇帝1896年8月18日的签署，帝国法律公报的公布，《德国民法典》于1900年1月1日生效。

二、法国民法典与德国民法典体系结构及内容之比较

《法国民法典》，又称《拿破仑法典》，主要以罗马法、习惯法和国王的赦令为法律渊源。由于此法典产生于自由资本时代，所以其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政教分离、人身自由、合法自由等为基本原则。在法典的总体结构上，是以国法大全之《法学阶梯》为基础，除总则外，分人法、物法和取得所有权的各种方法三编。由于拿破仑在主持法典制定时很少让纯粹的法律争论参与，力求让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现实生活而不是法律技术上，所以《法国民法典》即简洁明晰，又通俗易懂。《法国民法典》之所以能成为典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典，主要在于它的内容体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时代需要。

《德国民法典》主要继承罗马法的传统，结合日耳曼法的一些习惯，并且根据19 世纪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新情况而制定。《德国民法典》虽然仍保留了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私法的基本原则，但又在一定程度使它们在适应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需要，其主要基本原则有所有权有限原则、限制契约自由原则和过错责任原则等。德国民法典以罗马法的《学说汇纂》为蓝本分为总则、债的关系法、物权法、亲属法、继承法五篇。与《法国民法典》不同的是《德国民法典》注重立法技术的应用，其语言比较抽象和概括，体现了逻辑推理和体系化的思想。《德国民法典》是资本主义国家第二部重要的民法典，是适应帝国主义时代要求的，所以从其之后，《法国民法典》对各国民事立法的影响大大减少。

三、两部法典对中国的影响

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的体制下，民法的作用显得非常重要，因此制定一部符合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体系完整、内容充实、科学实用的民法典也显得越来越迫切。通过借鉴，我们在制定中国民法典时必须注意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处理好中国传统文化与民法典的关系。中国在民法法典化的进程中，必须注重引进的西方先进法律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使民法精神深入人心，树立正确的民法观念。二是我国民法典的制定必须自足国情，体现社会化的要求。法国民法典是大革命的产物，而德国民法典是立足于自由市民的、罗马个人主义法律思想的土壤之上产生的，所以中国民法典的制定必须坚持基本国情，在促使经济发展的同时注重和保障人权，才能适应现代市民社会的发展。三是确立理性主义和实用主义相结合的立法原则。我国在制定民法典的过程中坚持理性主义就是注重立法的超前性。只有在坚持理性主义的情况下制定的民法典才具有指导意义。此外，我们在制定民法典的过程中必须注重言语的实用性，这样的法典才能被人们充分理解和应用。

四、总结

《法国民法典》与《德国民法典》两大民法典时隔百年，前者是代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民法典，后者是代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民法典。法、德两国民法典分别代表了大陆法系的两面旗帜，是资产阶级民法发展的两个里程碑。对后世世界各国民法典的制定具有重大影响。

参考文献：

[1]佘能斌.民法典专题研究[M].武汉： 武汉出版社， 2004.

[2]大木雅夫.比较法[M].北京： 法律出版社， 1999.

民法典的编撰历程篇5

关键词：报纸　志书　体例　资料性　科学性　思想性

340万字的《河南日报大事记(1949-2009)》于《河南日报》创刊60周年前夕出版，60万字的《河南日报六十年》也于《河南日报》创刊61周年之时付梓。在参与编撰这两套书之前，笔者对报纸类志书的编撰几乎没一点概念。经过近两年的实践和摸索，逐渐悟出了一些道道儿，不揣浅陋地写出来就教于方家。

这两套书所遵循的编撰思路，乃是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运用社会主义新方志理论，采取现代科学方法，全面、客观、真实地反映《河南日报》创刊60年来所经历的大事，以期总结、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探索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发展规律，为后来新闻工作者搭建一个传承、教化的载体，并为以后编写河南日报史提供较为翔实、准确的资料。记述时限始自1949年6月1日《河南日报》创刊，止于2009年5月31日。因为《河南日报》是由原《豫西日报》、《开封日报》、《中原日报》合并组建的，故而其创刊前的一些大事亦一并收录。记述范围是《河南日报》宣传报道的大事、要事(包括省内、国内和国际的)，河南日报社的内部事务(包括社址变动、班子调整、人事改革、职称评定、报纸改革、业务培训、业务研讨等)，宣传报道方面的史料从《河南日报》上摘录，内部事务方面的史料从报告、简报、会议记录等档案资料中摘记。其选录原则是突出大事、不漏要事，举凡对世界、国家、全省及报社内部产生重大影响或关键作用的事件，尽皆收录。对那些关涉大转折、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期和事件浓墨重彩，大书特书；对一些非常典型、能够反映时代特征的时期和事件着重记述，不惜篇幅；对某些混乱时期和敏感事件既节约笔墨、谨慎措辞，又秉笔直书、还原真相。

《河南日报大事记》的编撰体例的突出特点是纵：以编年体为主，辅以纪事本末体。对简单的过程单一或一次成型的事件，采用编年体；对过程较长而复杂或多次成型的事件，采用纪事本末体，或以“注”的形式、或以“按”的形式、或以自然分段的形式补充完整；对特别重大、过程特长而复杂的事件，采用二者结合的方式(即《史记》之“互见法”)分阶段记述。其编排方法。原则上是一事一条，依时系事，按事件发生时序，以年月日分条目编排，以事件发端或结束之时记述，一般为目清者以日记之，无日者以月记之。对特殊情形下的事件，以前述本末体、互见法记之。凡同步进行的诸多事件，同日分而记之。此种体例一事一条，平列到底，不分领属，互相独立，好处是不拘一格，灵活方便，易于编排，信息含量大，使读者一目了然，便于查阅。但其弊端亦显而易见，即难免资料拼盘之嫌，缺失尽掩，层次不明，无宏观综合，逻辑性、系统性不强。因而在其编撰成书、尚未出版之际，我们便筹划编撰《河南日报六十年》了。《河南日报六十年》的编撰体例的突出特点是横：以时为序，时经事纬，择其要者，横向展开。根据历史发展和时代特色，分成若干大的单元，如创刊初期、激情燃烧的岁月、“”十年、改革开放时期等；每个单元又细化为若干板块，如重大事件报道、先进典型人物、报纸改革、记者站建设等。这样，单元和板块之间形成领属关系，层次分明，整体上显得逻辑严密、系统性强，而且板块内容集中、综合，可使人迅速地了解某一时期、某一方面的概貌，对各个单独介绍的历史事件、先进典型人物产生鲜明的印象。

就其编撰体例及覆载内容而言，这两套书合起来看，便可以体现一般志书的纵不断主线、横不缺主项的基本要求。从纵的看，记述事物的发端资料、重要历史时期和重要历史发展阶段的资料、下限的资料都很全；从横的看，作为一部志书所应具有的主体内容比较齐全，主要社会事物均包含在具体的门类之中，足以显现事物的本来面目和相互之间的客观联系。

志书应具有的特性主要是资料性、科学性和思想性，其中资料性无疑居于基础的地位，科学性则首要表现在志书资料的翔实、系统和准确上，而思想性也只能通过资料的筛选和使用来体现。在编撰这两套书的过程中，我们力求做到资料性、科学性、思想性的有机统一。

志书具有十分强烈的资料特征，是一种资料性的科学著述，资料性实乃志书的本质属性。增强志书的资料性，须悉心把握其特定的内涵及外延。其一，真实、准确的资料是志书的第一生命。这除了对人志资料进行严格考证和认真核实，以保证真实可靠、确凿无误之外，还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透过表象揭示本质。例如对时期钢铁生产、粮食生产的诸多报道，以及“反右”中、“”中社会上、报社内部的许多情况，我们今天理当以历史的眼光、科学的态度审视，还其本来面目。其二，志书应辑纳广泛、全面的资料，但并非包罗万象，巨细皆录。就河南日报史而言，理当立足宏观，放眼省内外乃至国际，站在历史的高度，将最能反映事物本质面貌的资料纳入有限的篇章，使读者观百事而不觉烦琐，明万物而不觉冗长。其三，志书是资料汇集，但绝非简单的资料堆积和罗列，应该是一个组织严密的有机整体，朴实、严谨、科学的组合。我们在《河南日报六十年》的编撰中，努力做到系统严谨，排列合理，逻辑性较强，以便于读者理其端绪，寻其始末，究其因果，识其规律。其四，志书是资料性著述，一方面可以辑录必要的原始资料，另一方面还应在驾驭翔实资料的基础上，由编撰者用自己的语言写出来，而不是完全照抄照录原始资料。特别在编撰单元式、板块式的志书时。编撰者应当在掌握大量资料的基础上，用自己的思想、文风统率资料，进行著述，而非简单的转述。编撰者必须改变自己所面对资料的多种文体形式，如各种报道、文件、讲话、简报、回忆录等，形成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文风。比如可以将关于某些历史事件、典型人物的总结报告、工作简报、新闻报道等资料，改写成朴实、严谨的志书表述样式，当然也不排斥直接引用一些必不可少的原始资料。

志书以客观事物的发展变化为记述对象，科学性作为它的一种属性，要求真实、准确、全面、系统地反映客观事物发展变化的实际。简言之，科学性主要体现在编撰者对志书的编撰态度、编撰思路、编撰方法等方面。正是这种科学性的要求，决定了我们鉴别资料要反复考证，务求其真；筛选资料要去粗取精，务得其要；谋篇设章要归属得当，排列合理；行文记述要严谨朴实，规范流畅。只有增强科学性，志书的资料性才会强起来：若没有科学性的制约和保障，志书的资料性无疑会大大减

弱。首先，筛选资料时必须忍痛割爱。编撰志书所面对的资料数量是惊人的，因而须抓住记述的主线，剪除枝蔓，采取详主略次、详干略枝的记述方法。要筛选资料，浓缩资料，去掉资料中的水分，删去与主题(包括单元主题)无关或关系不大、联系不紧密的细枝末节。如何做到这一点呢?编撰者须要立足于历史高度，提升志书资料的存史价值。所选资料不可过于琐细，应注意撷取宏观、中观的资料，还应对具体资料进行适当的提炼、升华和综合概括。在编撰过程中，应当把握历史发展的主线，用历史的眼光研究和认识事物起伏盛衰、兴废交替的发展规律，学会用史家之笔对资料进行取舍，围绕历史主线组织相关资料。惟其如此，方可使志书在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上达到较高的统一。其次，志书是资料性著述，而非研究探讨之作，它具有自身独特的体例和规范。它直陈事实，以资料说话，写“是什么”、“做什么”、“怎么做”，一般不写“为什么”，极少评价其高下优劣，以真实、客观的记述展示历史的进程和社会的面貌，为读者提供有价值的阅读资料或研究资料。编撰者的立场、观点、方法应巧妙地融化在组成志书的资料中，体现在志书资料的筛选、核实与排列、组合中。其三，篇目设计也要有资料书的特点，这主要是指《河南日报六十年》。志书汇集多项资料，因而其框架结构应遵循事以类从的原则，采取横陈诸项的形式。篇目设计力求分类科学、布局合理，体现社会分工、报社分工的真实结构，反映各类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标题应当就实避虚，以事命题，做到简明概括、名实相符，能准确地反映其所容纳的资料内涵。

思想性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态度立场和观点，它是客观存在反映在人们的意识中、经过思维过滤所形成的社会观念和倾向。志书的思想性体现着编撰者在一定社会条件下的思想倾向。思想性要求志书在内容记述上要有深度，能够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反映充分，记述深刻，努力揭示事物的本质，记述事物的兴衰起伏、发展变化的过程，通过资料的排比看出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只有在思想性的统率下，深入、系统、全面、准确地研究现实的、历史的资料，正确地认识历史发展及时代特点，克服随机性和散在性，既注意从特色上下工夫，又不忘从全局上下工夫，才能将志书所应覆载的内容记述深刻，反映准确。志书属于意识形态范畴，必然要反映出编撰者的政治立场、政治观点和政治要求，在事关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上，应当不掩饰、不讳言，秉笔直书，不模棱两可，鲜明地表达编撰者的政治立场和政治观点。与一般志书相较，尤其是在思想性这一要素上，报纸类志书有其“与众不同”的情形，其思想性的构成要件、表述方式与一般志书有很大区别。编撰报纸类志书，如何坚持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首先一点，应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坚持资料收录的原则性要求，站在讲政治、讲原则的高度，对人志资料进行认真的甄别和检查。譬如关于“”、关于“”，我们按照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既尊重历史，如实记述，又注意使其符合资料性、科学性、思想性的要求。再者就是选择的问题，选什么、不选什么，哪选多、哪选少，无不体现着编撰者的政治倾向、思想导向和价值取向。比如在《河南日报大事记》中，凡涉及国家和我省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等方面建设成就的内容，均精心遴选；尤其是关涉我省两个文明建设的各类报道，考虑到展示发展成果及河南形象的问题，便尽可能多选。

我们在编撰中认识到，与思想性紧密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志书中的议论和评述问题。方志界普遍认为，志书乃是严谨的朴实的资料性科学文献，而不是进行议论和评述的论文或论著，一般在行文中应坚持述而不论或少论的原则。笔者以为，在编撰报纸类志书中，适当插入一些画龙点睛式的评论，给读者以明确的引导和提示，应该说还是可以的。

《河南日报大事记》通篇只提供历史资料，有些地方适当点出当时的形势、背景，一概不加评论。《河南日报六十年》则对史实进行归纳、概述，于必要之处生发一些议论，旨在以史为鉴，警世、醒世和明世。比如《河南日报六十年》第一章《在硝烟中诞生(1949～1954，10)》之第五节《重大事件报道》，在其第一部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大段叙述了《河南日报》对新中国成立这一开天辟地的重大事件的报道处理之后，明白无误地告诉读者：“《河南日报》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报道，为以后的重大报道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建国初期，政治生活中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河南日报》在没有经验可循的情况下，满怀热情、竭尽全力地做好工作，充分发挥积极性和创新性，使这些报道集中热烈，主题突出，扣人心弦，达到了宣传鼓动、动员群众的目的。”在其第十部分《突发事件报道(抢救霜灾)》中，先是叙述《河南日报》的相关报道，而后以一段话作结：“《河南日报》关于抢救霜灾的报道反应迅速，说理充分，有政策。也有技术指导，实用性强，导向正确，对于以后的突发事件报道和救灾报道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再如在第三章《十年(1966～1976)》第十二节《批林批孔运动》中的评论：“这次‘批林批孔’虽然只搞了半年左右，但后果十分严重。它使1971年9月反革命集团覆灭以来，等经过艰苦斗争刚趋好转的全国政治局势重新陷于一片混乱，使有所恢复发展的国民经济重新遭受严重破坏。”在第十三节《“反击右倾翻案风”》中的评论：“反击右倾翻案风扰乱了人们的思想，干扰了正常的经济工作和社会秩序，使全国刚刚稳定的形势再度陷入混乱。”都是恰如其分的。这些简短、精当的评论，无疑强化了志书的思想性，给读者以有益启发和引导。

需要指出的是，在志书中插入评价和议论性文字，应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选准可以议论和评述的对象，评论语言也须细加斟酌，以免把握不准而评点失当，留下严重的败笔，甚或贻误后人。

民法典的编撰历程篇6

一、从立法的时代背景上分析

《法国民法典》的产生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它的产生重要经历了以下历史阶段:在法国大革命前,民事法律规范在法国出现北方习惯法和南方成文法的划分。在这种混乱的法律环境下,法国逐渐承认罗马法的合法性,从而使法国的民事法律规范逐渐形成了习惯法体系。尽管当时的现行法律已朝着法典化迈出了一大步,但成文的习惯法汇编已不能满足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所以必须创造统一的、合乎理性的法典。1789年大革命爆发后,制定了一系列具有革命性的“中间法律”。这些“中间法律”以废除封建特权和人身依附关系为目的,但其作为一种过渡性法律,法律不统一现象依然没有得到解决。由于当时各方利益集团都希望新的民法典反映自己的利益,所以在民法典编纂问题上难以形成统一的意见。1799年拿破仑执政以后,组建法律起草委员会并亲自主持开始起草民法典。从1802年2月5日到1804年3月15日,民法典分为36章陆续通过。3月21日,拿破仑签署法令,将法典颁布实施。

《德国民法典》制定时,资本主义已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阶段过渡。当时社会强调社会公共利益、强调对个人做出必要的限制、强调国家的干预等。19世纪的德国也存在不同地区使用不同法律的胡乱现象,为了追求法律的同一性,1873年德国国会的宪法修正案将帝国的立法权限扩展到整个民法领域,使民法典的制定获得了权力基础。19世纪初中期关于民法典的编撰形成了法典编撰派和历史法学派,他们的争论为民法典的编撰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19世纪后期,德国法学家在重视罗马法的同时吸收了一部分日耳曼法的内容,使得民法的体系具有了合理性。1874年7月,德国联邦组建起草委员会开始起草民法草案。草案经过起草委员会两次审核和修改,最后形成了“帝国国会法律议案”。1896年7月1日,帝国国会通过了议案。经过帝国皇帝1896年8月18日的签署,帝国法律公报的公布,《德国民法典》于1900年1月1日生效。

二、法国民法典与德国民法典体系结构及内容之比较

《法国民法典》,又称《拿破仑法典》,主要以罗马法、习惯法和国王的赦令为法律渊源。由于此法典产生于自由资本时代,所以其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政教分离、人身自由、合法自由等为基本原则。在法典的总体结构上,是以国法大全之《法学阶梯》为基础,除总则外,分人法、物法和取得所有权的各种方法三编。由于拿破仑在主持法典制定时很少让纯粹的法律争论参与,力求让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现实生活而不是法律技术上,所以《法国民法典》即简洁明晰,又通俗易懂。《法国民法典》之所以能成为典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典,主要在于它的内容体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时代需要。

《德国民法典》主要继承罗马法的传统,结合日耳曼法的一些习惯,并且根据19 世纪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新情况而制定。《德国民法典》虽然仍保留了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私法的基本原则,但又在一定程度使它们在适应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需要,其主要基本原则有所有权有限原则、限制契约自由原则和过错责任原则等。德国民法典以罗马法的《学说汇纂》为蓝本分为总则、债的关系法、物权法、亲属法、继承法五篇。与《法国民法典》不同的是《德国民法典》注重立法技术的应用,其语言比较抽象和概括,体现了逻辑推理和体系化的思想。《德国民法典》是资本主义国家第二部重要的民法典,是适应帝国主义时代要求的,所以从其之后,《法国民法典》对各国民事立法的影响大大减少。

三、两部法典对中国的影响

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的体制下,民法的作用显得非常重要,因此制定一部符合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体系完整、内容充实、科学实用的民法典也显得越来越迫切。通过借鉴,我们在制定中国民法典时必须注意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处理好中国传统文化与民法典的关系。中国在民法法典化的进程中,必须注重引进的西方先进法律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使民法精神深入人心,树立正确的民法观念。二是我国民法典的制定必须自足国情,体现社会化的要求。法国民法典是大革命的产物,而德国民法典是立足于自由市民的、罗马个人主义法律思想的土壤之上产生的,所以中国民法典的制定必须坚持基本国情,在促使经济发展的同时注重和保障人权,才能适应现代市民社会的发展。三是确立理性主义和实用主义相结合的立法原则。我国在制定民法典的过程中坚持理性主义就是注重立法的超前性。只有在坚持理性主义的情况下制定的民法典才具有指导意义。此外,我们在制定民法典的过程中必须注重言语的实用性,这样的法典才能被人们充分理解和应用。

民法典的编撰历程篇7

关键词：古代书院；档案管理；借鉴

中图分类号：G649.29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4－0194－02

书院是我国古代一种颇具特色的独有文化场所，承载着收集典藏、传递文明的重要功能。探究古代书院档案的管理内容、管理分类和管理制度，有助于了解其形成历史及发展过程，为现阶段关于古代书院档案资料的科学研究与开发利用提供思考借鉴。

一、古代书院档案管理的主要内容

在探讨古代书院档案管理的具体内容之前，有必要首先明确一下我国古代关于“书院”和“档案”这两个称谓的基本含义。按照宋代学者王应麟在其著作《玉海》中“院者，垣也”的解释，除了承担教学育人的说教功能之外，书院与书籍有着如漆似胶的紧密关联，书院一般多是优秀典籍的收藏之地；“档案”在商代称之为“册”，秦汉称做“典籍”，三国魏晋以后谓之“文书”、“案牍”、“簿书”等，清代以后称之为“档案”。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国古代的图书馆、档案馆、文化馆、博物馆似乎是四位一体的，是没有明显区分界限的。因此，书院的档案管理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对古典书籍、文献进行收集、整理和运用的管理。

在书院档案管理中，藏书的数量多寡通常是一项基本评判标准和日常管理工作内容。自秦汉至唐宋时期，书院的藏书逐步迈入了日益发展的状态。古代的许多著名诗歌、词赋等收藏于书院当中。比如宋明时期，理学大师们的经典著作、语录讲义、文辞注疏等重要文献都成为书院竞相收录的对象；明代时无锡东林书院的典藏古书，多是经世济国、明理致用之学，为文人学士所器重敬仰；明代四大书院之一的应天府书院，则在其成立时就“建学舍百五十间，聚书千卷”，显示了超强的古典文献收藏能力；清代由于在学术上“重朴学、重经史”，因此书院在图书文献上广搜奇本、比勘众家，承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收集管理工作，这个时期的书院藏书事业，超过了任何以往一个朝代，书院档案管理的工作任务自然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和推崇。

二、古代书院档案管理的主要分类

在古代书院档案管理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其先后形成了“结绳刻契”、“甲骨档案”、“金文档案”、“缣帛档案”、“石刻档案”、“志书档案”、“纸质档案”等多种档案分类形式。

结绳刻契是在古代文字产生以前，劳动人民采用“结绳”和“刻契”的原始方法，记录社会实践活动中的具体事物和过程，具有记忆、备忘和凭证的原始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结绳刻契可谓是我国档案的萌芽和前身，意义重大。

甲骨档案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依据特殊材料制成的文献纪录，年代久远且数量庞大，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较为系统化的官府文书纪录，从世界范围内看也是独一无二的。这种文献档案在历代书院尽管收藏不多，但作为先民留给后世的宝贵档案文字材料而言，意义非同寻常。

金文档案的称谓来自于汉字“金”字。由于我国古代先民起初将金属统称为“金”，因此将刻于青铜器之上的文字便通常称为“金文”，形成了这种特殊的记事方式。远在商朝时期，我国就出现了刻于青铜器上的文献资料，到了青铜器进入极盛发展时期，这种记录方式逐渐演变成一种具有书史性质的珍贵历史档案。在历代的书院中，金文档案的收集数量是比较多的，成为人们研究古代文化活动和日常生活场景的重要参考依据。

缣帛档案是采用丝绸制成的一种文献记载方式。由于中国是丝绸的故乡，随着丝织业的发展，人们采用缣帛作为文字的书写材料，其质地坚韧绵柔，易于携带保管，因此多用于抄写经典或绘制舆图。在封建社会，朝廷的许多重要文书都采用缣帛书写，比如清代在颁授文武官员的诰命时就大量使用了这种文书撰写方式。在历代书院收集的典藏中，不乏见到这种缣帛档案的形式，它也是对我国皇族权贵和士绅阶层生活的客观记录。

石刻档案在中国传统档案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自先秦时期，我国古代先民便采用石材作为记事的一种基本材料，形成了早期的档案记载。至秦代时，石刻档案应用日渐广泛，不但数量种类大增，而且记录的内容丰富翔实，甚至皇室国戚都将刻石作为国家政策、记载典礼盛事最好的一种传世材料。中国古代人们之所以将石刻作为一种档案记录的重要形式，一方面是由于石刻的取材和镌刻比较自然容易，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刻石档案保存年代较为久远，难于迁移，具有较强的生命力。石刻档案的出现，开创了我国古代档案记载的新方式，这不但是我国古代档案史上的重大创新，也在世界档案史上堪称为重大奇迹。在古代书院中，经常收藏有多姿多彩的石刻档案遗存，比如湖南长沙岳麓书院就收藏有唐代著名大书法家李琶题撰的“麓山寺碑”（亦称“李北海碑”），该碑言辞华美，字体遒劲、刻工精湛，是我国古代书院所珍藏石刻档案的经典代表之作。

志书档案是由古代书院编撰反映书院管理运行的综合性档案史料汇编。我国古代书院编写的书院档案数量繁多，种类一般包括书院志、书院章程、课艺、书田志等。比如在明弘治八年（1495），王恕之子王承裕因病回归故里，将三原县北城普照寺废院建成“弘道书院”，此书院随之成为陕西最为著名的书院之一。现存最早的古代书院志书档案就是由来时熙于明朝弘治年间编撰的《弘道书院志》（世人惯称为“弘道书院本”），该志书档案目前在上海图书馆保存。

纸质档案是我国档案存储的主要载体。自纸张发明之后，古代书院开始注重对纸质档案进行必要收藏，并且逐渐形成核心的收藏形式，容量规模很大。

三、古代书院档案管理的主要制度

民法典的编撰历程篇8

1979年，年过四十、刚刚被的陶真典放弃了城市的轻松工作，主动要求到偏僻的武当山，一干就是二十多年。

他刚到武当山时，在武当山文管所担任文史研究工作，住在紫霄宫。二十年前的紫霄宫不通车，不通电。从老营到紫霄宫上下要走七十多里崎岖山路，买粮购物全凭脚夫肩挑背扛；住在庙房里，夜晚点煤油灯，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是，他没有被这些困难吓倒，反而增添了事业心和责任心，脚踏实地地收集流散在民间的口碑资料。

为了获取所需的资料，陶真典深入群众调查采访，有时当地群众也主动与他交往，什么真武大帝、金童、玉女、七星树等故事滔滔不绝地讲给他听。

道士们的生活当时也是十分艰苦，他时常周济他们。常借下山办事的机会，帮助道士们买些生活必需品；让其夫人帮助道士们洗衣、做饭、缝补衣衫。道士们也时常把自己种的蔬菜送给他们。他和道士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陶真典为了较全面地认识武当山，常利用休息时间上山考察。在考察途中，餐风宿露，跌倒摔伤也是常有的事。一天，他约了当地的一位农民当向导，去蜡烛峰考察。他们清晨出发，路越来越难走，最后似乎没有了路，他们劈荆棘、砍树枝，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攀上去了。上山容易下山难。当下山时，一不小心，脚下踩空，手抓的树枝也折断了，骨骨碌碌滚了几米远，他被摔昏了。当他醒过来时，发现衣服被挂烂了，身上多处被划得鲜血直流，腰部扭伤。向导把他扶回了家，休息了一个多月。一次，他从南岩到五龙宫。这段路由于过往行人很少，古神道被茂盛的杂草给遮住了。途中，他迷路了，天色也渐渐暗了下来，没办法，为了安全，只好忍冻挨饿在荒野露宿了一夜。

他经常总是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熬到夜深人静，看书、整理、研究、写作，到了第二天早上，鼻孔和口中总是被油烟熏得黑乎乎的。

他就是这样刻苦的、深入实地的考察、研究，对武当文化知识的积累也越来越多，《武当山之谜初探》、《谁是武当拳的祖师》、《云外清都紫霄宫》、《一柱擎天上的金殿》、《南岩胜境》等等，大批论文、散文、传说故事出炉，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武当山》、《武当山的传说》、《武当剑》（小说）、《大岳武当山》、《世界文化遗产――武当山》等专著相继出版发行，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渐渐地，便有了“武当通”头衔。二十多年来，莅临武当山视察的省、地、市领导和专家学者大都要请陶真典来介绍武当山的有关情况。

1985年，新编《武当山志》被列为国家重点山志，纳入湖北省“七五”计划。陶真典遂被任命为《武当山志》主编，主持全面工作。修志初，面临的是人员少，经费紧，资料缺，无经验等困难。但他并没被吓倒，以极大的热情积极投入到工作中。他根据自己多年来对武当山的研究和志书的体例要求，制定编纂规划和资料收集方案，组织撰稿，积极争取省、地、市领导的支持和关心。

资料是修志的基础。他一边协助国内高等院校对武当山动植物、地质、矿藏、道教音乐等专业性很强的知识进行考察、研究，诚恳地向他们请教，收集最新考察成果资料。一边在全国各地图书馆收集相关文献资料。当时的文献资料仅仅就是清代和民国时编修的两部《大岳太和山志》，被视为“宝贝”。后来听说北京图书馆藏有明代四部《太和山志》，他带领人员到北京去，找朋友、托关系，费尽了周折，终于见到了这几部书。他们如获“珍宝”，白天在图书馆里伏案抄录，或复印资料，或查找新书目，发现新线索；夜晚，在房间里对收集的资料进行认真仔细的整理、分类，每天都要工作十几个小时，一直忙到夜里12点钟以后，收集了几万字的资料。由于经费紧张，在北京的生活十分艰苦。住的是5人一间的地下室，每人每天的生活费仅3元钱。通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工作，从北京图书馆收集到明代宣德六年任自垣编的《敕建大岳太和山志》；明嘉靖十五年方升撰修的《大岳志略》；明嘉靖三十五年王佐编的《大岳太和山志》；明隆庆年间卢重华编的《大岳太和山志》等珍贵 文献资料，为编修《武当山志》和研究武当山的历史发展的规律提供了翔实资料。

在编撰过程中，他带领志办同仁纸田墨稼，仰屋著书，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夏天，屋内热气蒸人，蚊叮虫咬；冬天，室内寒气袭人。然而他们以苦为乐，克服重重困难，一丝不苟的撰稿、改稿、校稿。经过八年多的精心组织，艰辛笔耕，七易其稿的《武当山志》于1994年4月由新华出版社出版，这部志书得到了国家、省、地、市领导的高度重视。全国政协副主席赵朴初、省委书记关广富为之作序，予以高度评价。赵朴初在序中说这部志书“不仅对武当山的开发建设以及文化、旅游事业的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对我国方志宝库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也是一大贡献。”

目前，《武当山志》已发行到美、英、日、奥地利以及港、澳、台等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一些领导和专家一致认为，此书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影响。美国建筑师瓦丽斯小姐来武当山考察，看到《武当山志》后说：“它是武当山的伟大成果，对我们了解武当山，研究武当山都有重要作用。”

1997年，陶真典离休了，但他却一刻也未闲下来，仍然在武当文化的矿藏中“淘金”。

他对武当文化进行梳理，倡导编纂《中国武当文化丛书》。他克服由于多年伏案工作而患的腰椎间盘突出症致使腰腿疼痛、行动不便等诸多困难，上十堰、下丹江、跑武汉，四处奔波，寻求支持。得到各级领导高度重视与指导。丹江口市、武当山特区于1999年成立了《中国武当文化丛书》编纂委员会，决定编纂《中国武当文化丛书》。他初步将《丛书》分为自然环境、武当道教、武当武术、武当文献、武当医药、文学艺术、武当民俗等七大类，每部类又分若干小类，计划出版数十部书，二千多万字，这是一项有益当代，惠及子孙，且规模宏大的精神文明建设工程，这项工作已经启动。

民法典的编撰历程篇9

2004年9月21日至10月1日，金庸先生入川参加“人文四川・名家论坛”活动。10天的四川之行，深厚的巴蜀文化令金大侠流连忘返。三星堆、熊猫基地、九寨沟、峨眉山、青城山、乐山大佛、都江堰、杜甫草堂等，都留下了先生的足迹。

大侠金庸，国字脸，中等身材，儒雅谦和。他爱笑，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线，与天真可爱的孩子无异。这位慈祥的长者，是老少咸宜的朋友。现在年已八旬。金庸是江南人，1924年生于浙江海宁，本名查良镛，笔名“金庸”系“镛”字一分为二。

金庸先生在四川三星堆博物馆参观时，有人捧着金庸的书请求签名，但他看到的，几乎都是盗版书。为了不让“金迷”们扫兴，他签了，说：“除了签名，其他都是假的。”

先生自称垂垂老矣。“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其实金庸宝刀未老，正如《射雕英雄传》中的周伯通，晚年的功夫更胜早年。目前，金庸正在编撰一套白话版《中国通史》。先生虽然年事已高，社会事务繁多，但对于写作编撰，却从不肯假他人之手，一向亲力亲为。此次参观三星堆，喜爱考古的金庸获得了很多的撰写资料。

很早的时候，金庸就有写作《中国通史》的念头，因为现存的中国通史古文太多，青少年难以阅读。他写《中国通史》，是想改变一下写作手法，用白话文、小说体写历史，使青少年容易阅读；站在人民的立场上，陈述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以民族融合史观，诠释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

金庸白话文的标准是不欧化。用纯中国的文法，用中国的传统文字来写。他说现在很多人写文章写的不是中文，是欧化的，用中国的文字写西洋化的语言，这不是中国的传统文字。他的作品，绝对拒绝欧化。金庸有着高度的历史责任感，每撰写一个篇章，都要查阅大量史料和典籍，力争言之有据，内容翔实，而且还会参考史学家们的意见，所以进度很慢。还有一点是，他在写作《中国通史》的时候，遇到了一些来自史学权威的不同声音，因为他坚持民族融合的史学理论和历史观与某些史学权威有别。

先生的观点是，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是一部民族融合史，战争和阶级斗争并不能给国家带来发展和强盛，民族融合才是国家发展、强盛的动力。先生说古代外国的一个民族征服另一个民族时，习惯做法是将对方斩尽杀绝，被征服民族的文明亦自然中断。在中国则不然，在征服的过程中，吸收对方的文化、技术，遂使各民族的文明得以延续。中国历史上每一次民族融合，便使中华文明出现一次发展高潮。从区系文化来说，黄河流域的龙山文化、云南的元谋文化、浙江的河姆渡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也会形成融合。

迄今，金庸的14部作品“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除了《鸳鸯刀》，其他13部全被改编成了影视剧，有的作品一部版本就有五、六个。先生本人觉得香港剧作家卢景文将《天龙八部》改编成《乔峰》改得最好，因为他的长篇小说改话剧最难。CCTV改编投拍的《天龙八部》和《射雕英雄传》，他也比较满意。

“三国”是金庸钟情已久的题材，而且还曾表示过很想写三国故事。可是目前大侠却说不愿再写了。因为《三国演义》写得太好了，他不可能推翻，也不可能超过，再说戏也上演了千百年，不能超越就没有必要再写了。但雄心仍在的金庸表示，有可能写“蜀汉”。

人称“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金庸作品，深受人们的喜爱。老先生编织故事和古典文学非常有功底，当今文坛无人能比。他的小说，常涉及历史、地理、人文、风俗、艺术、医术、美食等各个方面，其取材之博，描写之精，刻划之深，充分表现了作家本人的知识结构。人们在读他作品的时候，无形中会学到很多知识。

民法典的编撰历程篇10

关键词： 儒家文化 古代科技 古代科学家

关于中国古代是否有科学的问题，学术界至今仍有不同意见。不少学者根据卷帙浩繁的古代文献，用历史事实证明中国古代有科学，甚至认为，中国古代曾有过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科学技术。正如英国著名的中国科技史家李约瑟所言，古代的中国人在科学技术的许多重要方面“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公元三世纪到十三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曾经“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十五世纪之前更是如此”[ ]。然而，也有一些学者则根据中国古代没有近代意义的“科学”，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以证明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笔者持中国古代有科学的观点，并认为，中国古代的科技具有明显的儒学化特征，不同于近代意义的“科学”。这一看法对于理解中国古代科技曾有过辉煌但又没有能够实现向近代科学的转型，或许会有一定的帮助。

一．儒学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

从科技与社会相互关系的角度看，科学技术总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孕育并得以发展的，因而必然会受到一定的文化的影响。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文化对于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不可能不具有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首先表现为儒家文化对于古代科学家的影响，表现为大多数科学家都不同程度地与儒学有着密切的关系。

关于中国古代科学家，目前，国内有两部较为重要的传记著作，其一，由杜石然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 ]共选入中国古代科学家235位，另有明清时期介绍西方科技的外国人14位，该书收录的古代科学家较全；其二，由卢嘉锡先生任总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有金秋鹏先生任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人物卷》，[ ]该书精选了春秋战国时期至清末的著名科学家77位（除汉代数学家张苍和清初地理学家刘献庭之外，大都包括在《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之中），该书收录的古代科学家较精。以下就以杜石然先生所主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为依据，参照金秋鹏先生所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人物卷》，分析古代科学家与儒学之间的关系。

根据笔者分析，在《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中所收录的科学家，大都与儒学有着程度不同的关系。依据这些科学家与儒学的关系的密切程度，可分为以下两个层次：

其一，在儒学发展史上具有较重要地位或撰有儒学研究著作的科学家。这类科学家有：汉代的张衡、崔寔，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陆玑、虞喜、何承天、祖冲之，隋朝的刘焯，宋代的沈括、黄裳，明代的罗洪先、宋应星、张履祥，清代的朱彝尊、戴震、阮元、汪莱、李锐，等等。其中汉代的天文学家张衡著《周官训诂》；东晋时期的天文学家虞喜“释《毛诗略》，注《孝经》”[ ]；南北朝时期的天文学家何承天对《礼论》进行整理，“删减合并，以类相从，凡为三百卷”[ ]，数学家、天文学家祖冲之“著《易》、《老》、《庄》义，释《论语》、《孝经》”[ ]；隋朝时期的天文学家刘焯著《五经述义》；宋代的科学家沈括撰《孟子解》，天文学家、地理学家黄裳撰《王府春秋讲义》；明清之际的科学家宋应星撰《谈天》、《论气》；清代的数学家汪莱撰有《十三经注疏正误》、《说文声类》等经学著作，数学家李锐协助阮元校勘《周易》、《谷梁》和《孟子》，并撰有《周易虞氏略例》、《召诰日名考》等等。

其二，明显受儒学影响、具有儒家理念或运用儒家经典中的知识进行科学研究的科学家。这类科学家较多，比如（按年代顺序），班固、刘洪、张仲景、皇甫谧、裴秀、刘徽、郦道元、贾思勰、王孝通、贾耽、杜佑、李吉甫、陆龟蒙、韩鄂、苏颂、唐慎微、刘完素、郑樵、张从正、李杲、宋慈、李冶、秦九韶、杨辉、郭守敬、朱世杰、王祯、朱震亨、鲁明善、戴思恭、马一龙、李时珍、徐春甫、程大位、朱载堉、陈实功、徐光启、张景岳、邢云路、方以智、王锡阐、梅文鼎、杨屾、徐大椿、陈修园，等等。

这些科学家与儒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罗列的这些科学家几乎囊括了古代科技体系中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五大学科的最著名的科学家，是科学史上各个时期最具代表的科学家。而且在事实上，除了以上科学家之外，还会有其他许多科学家与儒学有着直接的关系，比如，大多数官吏科学家必然要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一些道教、佛教科学家，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在他们的科学研究中，也会与儒家思想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

古代科学家与儒学的这种关系，与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有关。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古代中国人自小都学习过儒家经典。儒家经典是古代文化的载体，学习文化知识，不能不学习儒家经典；同时，儒家经典是培养理想人格的教科书，要成为有道德的人，也不能不学习儒家经典。而且，儒家经典是古代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要进入仕途，也必须学习儒家经典。古代的绝大多数科学家当然也不例外。而且在社会交往中，古代科学家大都免不了与儒士交往。从家庭成员到老师，以至朋友同事，总会有儒家学者，或者有儒家背景的文人学士。宋朝时期的法医学家宋慈，先是师从朱熹弟子吴雉，又经常向朱熹弟子杨方、黄干、李方子、蔡渊、蔡沈等学习。入太学时，他的文章得到著名理学家真德秀的赏识，并拜师受学。清代科学家梅文鼎，他的父亲就是饱读儒家经典的书生；后来，他又与著名经学家朱彝尊、阎若璩、万斯同以及清初儒家李光地、著名儒家黄宗羲之子黄百家等等有过密切的交往；他的许多思想，包括一些科学思想的形成都或多或少地与他所交往过的儒家学者有关。又比如，清代的数学家李锐，曾师从于著名经学家钱大昕，在数学研究上与经学家焦循多有交往，与焦循、汪莱一起被称为“谈天三友”[ ]。

中国古代科学家在成长的过程中、在社会交往以及学术交往中，大都处于儒家文化的氛围之中，儒家文化是他们心灵、思想、学识、情感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使得中国古代科学家带有明显的儒学化特征。他们大都具有儒家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品质，具备深厚的儒家文化知识，对儒家经典有着浓厚的学术情趣，以至于在他们的科学研究中，或是包含着对儒学的研究，或是运用了儒家经典的知识，或是蕴涵着儒家的情怀。

二．儒学化的古代科学研究

在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不仅科学家的价值观念、人格素质、知识学问要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而且在科学研究中，科学家的科研动机、基础知识乃至科研方法，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学的影响。

（1）儒家的价值观影响科学研究的动机

古代科学家研究科技的动机大致有三：其一，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其二，出于“仁”、“孝”之德；其三，出于经学的目的。

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动机首先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北魏时期的农学家贾思勰在其所著的《齐民要术》中对此有很好的论述。该书的“序”在阐述作者研究农学的目的时说：“盖神农为耒耜，以利天下。尧命四子，敬授民时。舜命后稷，食为政首。禹制土地，万国作乂。殷周之盛。《诗》、《书》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 ]他还举了许多例子：“耿寿昌之常平仓，桑弘羊之均输法，益国利民，不朽之术也”；“任延、王景，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岁岁开广，百姓充给”；“皇甫隆乃教作耧、犁，所省庸力过半，得谷加五”；“《书》曰：稼穑之艰难。《孝经》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论语》曰：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这些论述无非是要说明他撰著《齐民要术》的目的在于“益国利民”，为的是国计民生。元朝时期农学家的王祯在所著《农书》的“自序”中说：“农，天下之大本也。一夫不耕，或授之饥；一女不织，或授之寒。古先圣哲，敬民事也，首重农，其教民耕织、种植、畜养，至纤至悉。”他撰著《农书》的目的也在于国计民生。中国古代科技之所以在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这些学科较为发达，概由于当时这些学科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数学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基本框架和内容，其中所涉及的问题大都与国计民生有关；天文学讲“敬授民时”，地理学讲治国安邦，医学讲治病救人，也都与国计民生相关联。

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另一个动机是出于“仁”、“孝”之德。东汉时期医学家张仲景研究医学，旨在“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在于“爱人知物”、“爱躬知己”[ ]。魏晋时期医学家皇甫谧在所著《针灸甲乙经》的“序”中说：“若不精通于医道，虽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危困，赤子涂地，无以济之，此固圣贤所以精思极论尽其理也。”可见，他研究医学的动机在于落实“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唐朝时期的医学家孙思邈也在所著《备急千金要方》“本序”中指出：“君亲有疾不能疗之者，非忠孝也。”金代医学家张从正更是明确把自己的医学著作定名为《儒门事亲》，以表明他研究医学的动机在于“事亲”。事实上，科学研究的动机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与出于“仁”、“孝”之德，这二者是一致的，关注国计民生是“仁”、“孝”之德的进一步推广；所以，那些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的科学研究，同样也是出于“仁”、“孝”之德。

除此之外，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还有一个动机，这就是经学的动机。古代数学家大都把自己的数学研究与《周易》、《周礼》的“九数”以及儒家的“六艺”联系在一起。魏晋时期数学家刘徽在所撰《九章算术注》“序”中说：“昔在包牺氏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九九之数，以合六爻之变”，“周公制礼而有九数，九数之流，则《九章》是矣”；《孙子算经》认为数学是“六艺之纲纪”，能够“穷道德之理，究性命之情”；唐朝时期的数学家王孝通在《上缉古算经表》中说：“臣闻九畴载叙，纪法著于彝伦；六艺成功，数术参于造化”；这一切都是为了说明他们研究数学是对儒家经学的继承和发挥。宋朝时期的数学家秦九韶在《数书九章》的“序”中认为，数学“大则可以通神明、顺性命，小则可以经世务、类万物”，元朝时期的数学家朱世杰在《四元玉鉴》“卷首”中认为，数学“以明理为务，必达乘除升降进退之理，乃尽性穷神之学”，这里讲“通神明、顺性命”以及“明理”，无非是要说明数学与理学在根本上是一致的，而他们的数学研究的动机也正在于此。事实上，宋代以后的科学家较多地把科学研究与求“自然之理”联系在一起，所谓“数理”、“历理”、“物理”、“医理”之类；在他们看来，当时所谓的“自然之理”是包含在儒家“大道”中的“小道”，正如朱熹所言，“小道亦是道理”[ ]，所以，研究科学也是为了阐发儒家的道理。

从根本上说，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以上三种动机都是围绕着儒家的价值观而展开的。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就是为了落实儒家的民本思想；出于“仁”、“孝”之德，就是实践儒家的仁爱理念；出于经学的目的，就是要发挥儒家之道。因此，古代科学家的研究科学的动机最终都源自儒家的价值观。

（2）儒家经典成为科学研究的知识基础

科学研究需要有相当的知识基础和专业基础，而在儒家文化占主流的背景下，大多数科学家的基础知识甚至一些专业基础知识最初都是从儒家经典中获得的。儒家经典中包含了丰富的科技知识。就古代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药学和农学五大学科而言，《周易》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数学知识，《诗经》、《尚书•尧典》、《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以及《春秋》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天文学的知识，《尚书•禹贡》、《周礼•夏官司马•职方》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地理学知识，《周易》、《礼记•月令》等著作中包含了与医学有关的知识，《诗经》、《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等著作中包含有农学知识。应当说，儒家经典中具备了古代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所需要的基础知识以及一些专业基础知识。因此，儒家经典中的科技知识，实际上成为许多科学家的知识背景，成为他们的知识结构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古代许多科学家的科学研究正是在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经过自己的进一步研究、发挥和提高，从而在科学上做出了贡献。从一些科学家的科学研究过程以及他们所撰著的科学著作中，可以发现，他们的科学研究与儒家经典中的知识密切相关，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儒家经典中某些知识的发挥和提高。

古代数学家必定要讲《周易》。魏晋时期的著名数学家刘徽在为《九章算术》作注时说：“徽幼习《九章》，长再详览，观阴阳之割裂，总算术之根源。探赜之暇，遂悟其意。是以敢竭顽鲁，采其所见，为之作注。”[ ]也就是说，他是通过《周易》的阴阳之说“总算术之根源”，从而明白《九章算术》之意，并为《九章算术》作注。宋元时期的数学家讲河图洛书、八卦九畴。宋代著名的数学家秦九韶对《周易》揲蓍之法中的数学问题进行研究，从而引伸出一次同余组的解法，即“大衍求一术”，被认为达到了当时世界数学的最高水平；又有数学家杨辉对“洛书”的三阶纵横图进行研究，直至对十阶纵横图的研究；还有元代著名数学家朱世杰撰《四元玉鉴》，运用《周易》概念论述了多元高次方程组的求解问题，被美国科学史家乔治•萨顿称为“中国数学著作中最重要的一部，同时也是中世纪最杰出的数学著作之一”[ ]。

古代天文学家必定要以《尚书•尧典》为依据，同时结合《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诗经》、《春秋》“经传”等儒家经典中有关天象的纪录和天文知识，进行研究，同时，古代天文学家在编制历法时也经常运用《周易》中的概念。李约瑟说：“天文和历法一直是‘正统’的儒家之学。”[ ]充分揭示了中国古代天文学与儒学的关系。由于古代的天文历法研究需要涉及大量的儒家经典，所以，在历史上，大多数天文历法家都是饱读儒家经典的儒者，从汉唐时期的张衡、虞喜、何承天、祖冲之、刘焯到宋元时期的苏颂、沈括、黄裳、郭守敬，这些著名的天文历法家都曾经读过大量的儒家经典，他们所撰著的天文历法方面的著作采纳了儒家经典中大量的天文学知识。

古代的地理学则不可能不讲《尚书•禹贡》、《周礼•夏官司马•职方》。东汉的班固所撰《汉书•地理志》辑录了《尚书•禹贡》的全文和《周礼•夏官司马•职方》的内容；魏晋时期的地图学家裴秀所制《禹贡地域图》主要是根据《尚书•禹贡》。此后的地理学家郦道元、贾耽、杜佑、李吉甫都无不通晓《尚书•禹贡》，并以此作为地理学研究的基本材料。

在农学方面，《周易》的“三才之道”是古代农学研究的思想基础。而且，以《礼记•月令》为基本框架的月令式农书是古代重要的农书类型，先是有东汉的崔寔撰《四民月令》，又有唐朝韩鄂撰《四时纂要》，后来还有元朝的鲁明善撰《农桑衣食撮要》，等等。即使是其它类型的农书，其中也包含了大量从《诗经》、《尚书》、《周礼》、《礼记•月令》、《尔雅》等儒家经典中引述而来的农学知识。

当然，作为科学家，他们的知识并不只是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那一部分科学知识，他们还拥有从前人的科技著作以及其它著作中获取的知识，更重要的，还有他们的经验知识以及他们通过科学研究所获得的知识。但无论如何，在他们的知识结构中，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知识是他们进行科学研究最基础的同时也是最重要的知识。

（3）儒家的经学方法成为重要的科学研究方法

在儒家文化的背景下，科学家在研究科学时，不仅研究动机与儒家思想有关，所运用的知识中包含着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知识，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与儒学的经学方法相一致。

中国古代科学家的科学研究往往是以读书为起点，然后用经验知识验证前人的理论和观点，并作适当的发挥、诠释和概括。与这样的研究程序相关，科学研究首先要求广泛地读书，博览群书，其中也必然包括儒家经典，这就是“博学以文”。在此基础上，科学家还要用亲身的实践对前人的知识进行验证，尤其是地理学家、医药学家、农学家更是如此，这就要求“实事求是”。因此，古代科学著作有不少都是对以往科技知识的整理和总结。

古代的科学研究由于与儒家的经学研究有许多相似之处，都是围绕着前人的著作而展开的，所以一直有尊崇经典的传统。古代科学家首先必须尊崇儒家经典，尤其是包含科技知识的那些儒家经典，《诗经》、《尚书•尧典》、《尚书•禹贡》、《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周礼》、《周易》以及《春秋》“经传”等都是古代科学家所必须尊崇的经典。此外，科学中的各个学科也都有各自的经典：数学上有“算经十书”，包括《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五曹算经》、《孙子算经》、《夏侯阳算经》、《张丘建算经》、《五经算术》、《缀术》、《缉古算经》；天文学上有《周髀算经》、《甘石星经》等；地理学上有《山海经》、《水经》等；医学上有《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难经》、《脉经》、《针灸甲乙经》等；农学上有《氾胜之书》、《齐民要术》、《耒耜经》等等。这些经典是各学科的科学家所必须尊崇的。

由于尊崇经典，所以科学研究只是在经典所涉及的范围内展开，只是在对经典的诠释过程中有所发挥。先有《九章算术》，后有《九章算术注》；先有《水经》，后有《水经注》；先有《神农本草经》，后有《神农本草经集注》，诸如此类。这与儒学的经学方法是一致的。尤其是，明清之际，西方科学传到中国，当时中国的科学家大都持“西学中源”的观点，并且采取引中国古代经典解释西方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这一科学研究方式依然是承袭了儒学的经学方法。[ ]

三．儒家文化对古代科技特征的影响

由于古代科学家的科研动机、知识基础以及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因而中国古代科技所具有的实用性、经验性和继承性的特征，事实上也与儒家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古代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的重要动机之一在于满足国计民生的需要，所以，大多数具有儒家价值理念的科学家在研究科技时，所注重的主要是科技的实际功用，这就决定了中国古代科技的实用特征，富有务实精神。虽然也曾有一些科学家对纯科学的问题进行过研究，但在总体上看，古代科技的实用性特征是相当明显的，是主要的。在论及中国古代数学史上最重要的经典著作《九章算术》与儒家文化的关系时，中国数学史家钱宝琮先生说：“《九章算术》的编纂者似乎认为：所有具体问题得到解答已尽‘算术’的能事，不讨论抽象的数学理论无害为‘算术’；掌握数学知识的人应该满足于能够解答生活实践中提出的应用问题，数学的理论虽属可知，但很难全部搞清楚，学者应该有适可而止的态度。这种重视感性认识而忽视理性认识的见解，虽不能证明它渊源于荀卿，但与荀卿思想十分类似。”[ ]如果对于中国古代数学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九章算术》，其实用性的特征是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那么，整个古代数学的发展与儒家文化的密切联系，也就不言而喻的了。除此之外，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的实用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儒家文化的务实精神有着直接的关系。

与实用性特征相联系，古代科学家较为强调感觉经验，注重经验性的描述，因而使古代科技带有明显的经验性。在科学理论上，则主要是运用某些现成的、普遍适用的儒家理论以及诸如“气”、“阴阳”、“五行”、“八卦”、“理”之类的概念，经过思维的加工和变换，对自然现象加以抽象的、思辩的解释，只注重定性分析，而不注重定量分析。其结果是，科学研究仅仅停留在经验的层面上。比如，唐朝时期的天文学家僧一行，他在天文仪器制造、天文观测等诸方面多有贡献，他所编制的“大衍历”是当时最好的历法。然而，他在解释他的“大衍历”时则说：“《易》：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天数始于一，地数始于二，合二始以位刚柔。天数终于九，地数终于十，合二终以纪闰余。天数中于五，地数中于六，合二中以通律历。……故爻数通乎六十，策数行乎二百四十。是以大衍为天地之枢，如环之无端，盖律历之大纪也。”[ ]再比如，宋代科学家沈括在解释黄河中下游陕县以西黄土高原成因时，他说：“今关、陕以西，水行地中，不减百余尺，其泥岁东流，皆为大陆之土，此理必然。”[ ]他还说：“五运六气，冬寒夏暑，旸雨电雹，鬼灵厌蛊，甘苦寒温之节，后先胜复之用，此天理也。”[ ]由于停留在经验性的描述和思辩性的解释上，科学在理论上相对较为薄弱。

由于古代科学家的科学研究较多地受到儒家经学方法的影响，因此对科学家来说，不仅儒家思想是不可违背的，而且，各门学科的“经典”也是不可违背的。这种崇尚经典的学风使得后来的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更多的是对前人著作中的科学知识和科学理论的继承、沿袭或注疏、诠释，并在此基础上有所补充、改进。因此，古代的科学著作大都少不了引经据典，广泛吸取前人的多方面、多学科的知识，因而表现出明显的继承性。即使有所创新和发展，也主要是在既定的框架内做出适当的改变和发挥。

中国古代科技的实用性、经验性和继承性的特征实际上正是在科技的层面上对儒家思想的延伸和展开。由于要实践儒家之道，所以古代科技重视实用，重视经验，在实用科技方面较有优势，而在科学理论上则相对薄弱；同时，又是由于要尊崇儒家之道，所以古代科学家总是把自己的研究与儒家学说、儒家经典联系在一起，重视知识的积累，表现出明显的继承性。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科技的特征与儒家思想密切相关，儒家文化对于中国古代科技特征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

综上所述，在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古代的科学家大都是儒学化的科学家，中国古代的科学研究大都是儒学化的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大体上带有明显的儒学特征，中国古代的科学是儒学化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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