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传统教育流派教学思想十篇
时间：2024-04-03 11:30:43
新传统教育流派教学思想篇1
[关键词] 派 思想政治工作 长效机制
派思想政治工作是指以派为对象,解决派的思想、观点、政治立场问题,提高派思想觉悟的工作。它是政治工作中的思想性部分和思想工作中的政治性部分的总和。由于人的思想是动态的,派思想政治工作也便是一项充满变数的工作,必须确立起一种动态的长效机制,并使其成为静中有动、动中有静的生态有机体,才能达到与时俱进的实效。
一、派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功效与价值
思想政治工作是派自身建设的基础性工作,是派成员整体素质提高的中心环节。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新的利益关系逐步涌现,国际环境益加复杂;国内各项改革渐次推进,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各种利益矛盾日趋尖锐;不同思想观念激烈碰撞,派成员结构发生变化等,都对派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面对新形势和新情况,做好派成员的思想政治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1.思想政治工作是提高派成员思想认识水平的根本途径。近年来,派的新成员普遍具有高、中级职称,知识素养较高,业务能力突出。不过,相对于老一代成员而言,马列主义理论的基本功底较薄,在参与政治活动的过程中,政治行为不成熟的作为时有体现。同时,由于新一代派成员成长于政策开放的年代和社会转型的时期,他们有较强的市场意识、市场观念和市场行为,但受传统文化的熏陶较少,中国传统的义利价值观较弱,处理经济与伦理的关系时较为被动。这不仅影响了派政治和经济功能的正确发挥,也影响到多党合作制度的健康发展。思想政治工作恰恰是提高人们思想认识水平的有效手段。因此,通过思想政治工作,帮助派成员系统学习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是提高派成员思想认识水平的根本途径。
2.思想政治工作是保证派继承优良传统继续开拓前进的必要保障。派与中国共产党的友党关系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老一代的派成员对于当时民心所向的共产党持赞同与合作的态度,并在相互监督、肝胆相照的情怀下共商国是,参与到国家事务的讨论与管理之中,形成了良好的合作关系。而当前派的许多新成员,没有亲身经历那个年代,政治历练少,相当一部分人在自己的人生经历中根本没有经过任何政治风浪的考验和与共产党合作共事的磨练。因此,对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问题既缺乏感性认识,又缺少理性思考。如有个别派成员的认识产生了偏差,认为加入派的门槛比共产党高,派成员在业务能力上也不逊于共产党,对派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存在偏颇。因而只有通过思想政治工作,才能保障派成员继承优良传统并继续开拓前进。
3.思想政治工作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和保持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元素。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定目标,也是全国人民共同的夙愿。这是一个充满雄心壮志的艰巨任务,需要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加快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然而,当前不少派成员有着广博的学识、高昂的工作热情,但在参与社会政治生活方面往往显得热情不够。要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调动他们参政议政的积极性,为全国建设小康社会献计献策,就必须深入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使他们对当前社会上出现的腐败、社会治安等问题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对共产党的大政方针有系统的认知,从而更好地发挥各派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职能,与共产党通力合作、保障社会和谐,把广大成员的意志和力量凝聚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上来。
二、派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现状及挑战
长期以来,派各级组织在思想建设方面积极采取措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面对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派思想政治工作仍存在一些较为突出的问题和困难,不能有效地应对新形势和新任务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思想政治工作的制度规范尚未形成。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制度是各项工作有序进行的保证。当前,对于派的思想政治工作还没有形成一整套的规章制度,制度建设方面显得较为零散,规范化工作做得不够,无章可循的情况时有发生。特别是基层组织,大家都忙于工作,要召集起来统一开展政治学习相当不易,久而久之容易造成思想政治工作无人管、懒得管、没法管的危险。
2.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生态尚需建构。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是一个有机的生态系统,它既应包含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基础理论,也应内蕴政治经济学、历史社会学、人类文化学、伦理政治学等相关学科,更应该探讨当前国内外的热点、难点及焦点问题,以便满足派成员认知社会的需要。然而,目前各派的思想政治工作往往流于形式,很少进行系统知识的学习与研究。
3.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方法有待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门艺术,讲究方式方法。然而目前不少派政工干部不善于做思想工作,缺乏有效的工作方法,站在成员之上或之外的立场,板着冷冰冰的面孔,采取我讲你听的做法;有的不做实实在在的工作,停留在为开会而开会的形式上,走走过场,会后不能真正研究和落实党派成员反馈的情况;有的干部自身业务太忙,没有时间去做细致的思想工作。
4.思想政治工作的形式仍待丰富。思想政治工作只有进脑才会产生效果。不同的主题需要采取不同的形式。然而目前尽管调查研究等形式已经成为共识,但鉴于派成员多是单位业务骨干或能手,工作繁忙,很难抽出时间去进行专项调研,因而不少派最常见的活动形式是开会。由于派成员来自不同的工作岗位,虽然可以开展生动的交流活动,但缺少共同的经验范围,往往各谈各的,难以形成深刻的认知。
三、开创派思想政治工作的长效机制
思想政治工作直接关系到派成员思想觉悟的高下、理论功底的深浅、服务水平的高低。当前,我国派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着各种挑战,加强和改进派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显得愈加紧迫。
1.创立思想政治工作的制度规范。一般而言,制度规范是指组织管理过程中借以约束全体成员行为,确定办事方法,规定工作程序的各种规章、条例、守侧、规程、程序、标准、办法等的总称。思想政治工作要实现常态化,必须建立起各项规章制度。在笔者看来,当前我国派思想政治工作走向制度化至少要注意如下三个方面:一是建立派领导干部、骨干队伍和新成员的培训制度,明确方式和内容,使培训制度进一步规范化、制度化,培养出一支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派队伍。在培训中要分层次、有重点地利用中共党校和社会主义学院以及各种学习班等形式,分期分批对派领导干部和各基层组织骨干成员进行学习,使广大成员牢固树立坚持和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思想观念。二是形成定期交流制度。定期交流是指在按照一定的周期持续开展交流活动。交流的话题既可以是派中存在的问题,也可以是前期派活动的情况汇报,还可以是派成员工作经验的交流或当时社会热点问题的剖析。定期交流制度的实施,可以有效增强派成员的沟通和联系,也便于思想政治工作人员掌握派成员的思想动态,以便开展有针对性的思想政治教育。三是要建立与派成员所在单位中共党组织齐抓共管的机制。实践证明,派成员的思想政治工作不能单靠派来完成。因为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不只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派历史和章程的教育以及系统的理论教育,更多的是结合工作和改革的实践做好日常思想政治工作;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不仅靠思想疏导,也要靠政策导向和纪律约束;思想政治工作的过程,不仅要做好事后补救工作,更要从研究、分析思想问题产生的根源入手,做好源头预防工作。要达到这一目标,必须坚持走派组织与派成员所在单位中共党组织齐抓共管的路子,逐步建立健全以成员所在单位为主、派为辅的思想政治工作新模式。
2.建构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生态。思想政治工作是个生态体系。它有以下四个部分的内容:一是爱国主义教育。主要指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教育和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党的基本路线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就教育;中国国情教育;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教育;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教育。二是集体主义教育,包括尊重、关心、理解他人,集体成员之间团结协作的教育;为集体服务,维护集体荣誉的教育;关心社会,为家乡、社会的公益事业贡献力量的教育;正确处理个人与集体、国家利益关系的教育;以集体主义为导向的人生价值观的教育。三是社会主义教育。即社会发展规律的教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济常识教育;邓小平理论教育;“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教育,科学发展观教育。通过教育使派成员正确理解党的基本路线,拥护党的领导,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四是道德教育。即中华民族优良传统道德教育;社会公德教育和道德评判能力的培养;社会主义道德教育;职业道德和环境道德教育。五是纪律与法制教育。即宪法及有关法律常识和法规的教育;知法守法,维护社会稳定,运用法律武器自我保护和抵制违法乱纪行为的教育。要让学生树立起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观念,培养学生自觉遵纪守法、勇于同违法现象作斗争的理念,服从国家和集体的统一意志并具有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六是统战知识教育。它的内容包括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理论教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理论教育,派自身历史教育,派与中国共产党友好合作的历程教育。上述这些内容并非各自独立,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共同构成思想政治工作的生态体系。
3.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方法。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派思想政治工作应在继承原有方法的基础上创新方法。尤其是当前派成员面临着思想问题的多因性、思想活动的多样性、思想行为的多变性、思想视角的多维性等倾向,迫切要求派思想政治工作顺乎潮流,对方法进行不断创新。一是要正视派成员的各种物质利益,力戒空洞说教。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因而派成员的一切活动,无一不与他们的根本利益息息相关。这就决定了思想政治工作一旦离开了派成员的利益,就失去了自己的立足点和归宿。因此,新形势下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正视派成员的物质利益,并给予其实现个人利益以合理的位置。要通过建立广泛的激励机制,在思想政治工作中逐步形成一种新的以激发派成员的内在动力为主的利益机制,以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综合效应。二是要讲求实效,克服形式主义。长期以来,那种流于形式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早已为派成员所厌倦,阻碍了思想政治工作功能的发挥,也败坏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声誉。因此,思想政治工作要为派成员所欢迎,就必须坚决地摆脱形式主义的羁绊,使之贴近群众。即要尽量以简便易行、生动活泼、派成员喜闻乐见的形式把思想政治工作搞活做实,并注意把派成员关心的热点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重点。这样才能使思想政治工作为派成员所欢迎,从而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三是要建立思想政治工作者与派成员的平等关系。无产阶级思想政治工作最初习惯于以居高临下的方式和灌输的方法开展。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人们的自主意识普遍增强,以往那种“我说你听”的简单的工作方法正在逐渐失去市场并愈来愈与时代的要求不符。为此,新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充分顺应派自身的发展规律,尊重人的个性,建立工作主客体间的平等关系,力求在充分调动派成员积极性的前提下,促进派整体素质的提高和进步。
4.拓展思想政治工作的运作形式。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派成员们可以获取信息的渠道日渐增多,对思想政治工作及其形式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在笔者看来,思想政治工作可以采取以下几种方式进行:一是借助网络平台,使派成员能随时跟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最新主题及要求。派成员大多工作繁忙,很难挤出时间参加定期集中召开的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但是思想政治工作本身是动态的,随着形势的变化,新的任务或要求将陆续提出,这就要求派成员必须时时关注。网络的远程沟通功效,使问题迎刃而解,因而它是当前派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形式。二是开展党派知识竞赛,使派成员牢牢掌握统战知识。派是开放型的社会团体,每年都会有许多新成员加入进来,思想政治工作便有一个重要任务,即进行党派历史和统战知识的培训。但是单一的培训效果是有限的,因而每年开展一次所有党派成员的党派知识竞赛,既可以使派新成员尽快掌握党史,也可以增强党派成员的荣誉感,还可以促进党派成员的联系与沟通。三是建立态势分析制度,定期进行调查研究和态势分析,做到见微知著、未雨绸缪,掌握思想政治工作的主动权。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既要满足其合理的物质需要,又要满足其合理的精神需要,即把解决思想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当派成员遇到实际问题时,要力所能及地帮助解决,应解决而暂时无法解决的问题,也应讲明原因以取得理解。四是组织党派成员开展社会调研。派成员虽然可能对政治问题的敏锐性不是很强,但他们都具有爱国热情,对国家的发展十分关心,可是由于受个人工作条件的限制并不能深入了解社会状况,因而社会调研工作不仅能够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生动性,更能加深派成员对社会的认知,其效果将不言而喻。
参考文献:
[1]曹砚辉,徐盈.新时期提升高校派思想政治工作效果路径探索[J].黑龙江教育(高教研究与评估),2009(11).
[2]刘志勇.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形式[J].魅力中国,2009(9).
[3]蔡剑文.做好新时期派思想政治工作的几点思考[J].湖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7(2).
新传统教育流派教学思想篇2
一、从“中心”的争议到多维的思考——西方教育哲学流派师生观的发展
(一)“教师中心”与“学生中论文联盟心”的尖锐对立
以赫尔巴特为代表的传统教育派与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教育派对于师生观的看法存在着很大分歧。赫尔巴特认为“教育者要为儿童的未来着想”。[1]强调教师在教学中的中心地位,教师重在如何将已有的知识传授给学生,学生处在被动接受知识的地位。而杜威认为,教育要重视学生个人的价值,要为学生自身发展的需要着想,要考虑受教育者的爱好、愿望和感情倾向等,特别是要重视学生现在生活和生长的需要。[2] “教育是生活的过程,而不是将来生活的预备。”[3] “从做中学”,突出了学生的主体地位。
(二)“教师中心”与“学生中心”的争鸣
1、进步主义、改造主义教育派的“学生中心”主张
进步主义教育派继承和发展了实用主义教育哲学思想,认为应该尊重儿童的需要和兴趣,因此,教师的职责并不是依靠权威来指挥学生学习,教师只是学习的向导,起了协助的作用。
而自称为进步主义教育真正继承者的改造主义者提出教师不能强迫学生接受自己的理论,对于教师所灌输的知识,是允许学生公开辩论的。学生对教师提出的理论是接受还是拒绝,要由学生自己来决定,但教师可以说服学生。
2、新传统教育派的“教师中心”主张
新传统教育派重申了教育过程中的主动权在教师而不在学生,强调和重视教师的作用,学生必须服从教师的权威。永恒主义者和要素主义者都强调学习系统知识的重要性,前者注重古典的西方文明著作,学习那些具有永恒价值的知识;而后者侧重自然科学方面,更强调纪律,并注重教师的权威,认为只有教师才能把人类的历史遗产、民族文化的共同要素及成年人的世界介绍给儿童。
3、存在主义教育派的主张
存在主义者认为,知识应成为自我的手段,学习的内容应服务于自我设计。学生不是被动的知识接受者,而是要从个人的角度自主地去识别并从中选择认为有意义的知识加以学习。因此,教育最重要的任务在于培养学生选择的自由和责任感,促成人的自我完善。
他们即便强调学生的主体性但也未贬低教师的作用,相反,十分重视教师在维护学生主体性,帮助学生走向自我实现的过程中的作用。实际上,这也是对教师的要求有了提高,教师要更好地发挥作用,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
4、人本主义教育派的师生观
从心理学研究角度出发的人本主义派,十分强调人的潜能和价值,认为学生是一个完整的个体,是具有各种情感,埋藏着大量潜能的一个尚未臻于完善的人,因此需要尊重学生的个人尊严和价值,重视学生主观能动性和独立创造性的发挥,促进其人格的自我实现。
其代表人物卡尔•罗杰斯认为,传统教育最大问题是导致学生认识与情感的分离,作为教育者必须要珍视个人的价值,对己对人都必须忠诚,做到与学生能双方交流感情,这正是罗杰斯教育思想的基础和核心。
(三)从“教师中心”与“学生中心”的对立到多维视角的思考
在人文主义教育理念指导下,教师和学生是作为“人”相遇在一起并建立起一种人格平等的关系,不是异化的“工具”或“手段”。人文主义教育理念下教师要重视自己作为“人”的价值,同时也要尊重学生的价值,在与学生的平等对话与交流中给学生以启迪。[4]
后现代主义哲学家提倡视角的多元性,认为对现实世界的解释不能是一元的、单向的,而应该是多元性、多维度的,歧义和多视角的。同理,在审视师生关系时也应该持一种多维度、多视角的思维方式。他们十分提倡“对话”、沟通,主张消除人我之间的对立,将人看作是一种关系的存在。
二、启示——新型师生关系的重构
无论是“教师中心”还是“学生中心”的师生观,它们的弊端在实践中越来越多地显现出来,因此,人们也开始不断地寻求建构一个更加合理的新型的师生关系。
(一)双方地位的平等
人人生而平等,在这个社会中,每个参与者都应有发表自己言论的自由,也只有建立在平等、信赖的基础上才能进行“对话”,达成互相的理解。因此,师生在人格上应置于对等的平台,主客体对立的师生关系不打破,真正的对话就不可能实现。而在传统教学中,学生的学习更多的是被动地服从,这种模式并不以师生间的平等关系为基础,教师只是单向地、独白式地讲解,最终泯灭学生的创造性和自主性。
因此,新型关系中的教师首先要改变自己传统的角色。传统观念中的教师是满腹经纶的文化传播者,而学生则是知识的接收者,一定程度上会产生对其在文化知识上的依赖感,这无形之中就会存在师生间的权力不平衡。所以,要扭转这种不平衡的状态,教师则应主动地塑造自己的民主典范形象,注重发扬教学民主。
教师的教学应该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应该是对话式的而不应是独白式的。[5]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论是教学方式、教材内容都应该从学生的实际出发,与学生的发展相符,并且在教学的过程中还应给予学生畅所欲言的途径,让他们能够充分表达自己的见解。
(二)平等基础上的互动
新型师生关系应是双向的,这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师生之间应互相尊重与信任。传统观念中认为教师担负着教书育人的重任,是非常神圣的,人们更多的是出于对教师的尊重与信任;而教师对学生的尊重与信任则比较缺乏。受人尊重是人的一种高级心理需要,成长中的学生尤其需要重视他们的心理。因此,教师首先得把学生当作一个独立的社会人,尊重他们的人格和自尊心,这些看似微小却是学生发展的重要内驱力。在这一方面,存在主义者提出的“你—我”关系在我看来非常有意义:师生之间不再是“我”和“物”的关系,而是“我”和“你”的关系,彼此是一种个人间的密切关系,是相互人格的尊重,是两个自由体之间的相互信任。
另一方面,师生通过互动掌握知识、增进感情、共同进步。新型的师生关系中,教师不再是单纯知识的传播者,也不再是课堂上唯一话语权的霸占者,而要求教师更多的以激发者的角色出现。对话交流不仅仅使知识能够通过轻松自然的方式流向学生,同时学生还可通过这种方式锻炼他们的思维能力、创造能力和表述能力等,此外通过学生的表达也能使教师从中获取更多关于学生的信息,从而不断改进自己的教学。
(三)通过互动所达成的理解与合作
通过师生之间的互动,教师要善于理解学生,理解他们的年龄特点、兴趣爱好、思维方式、行为习惯等等。并且在理解的基础上,适时地与他们建立一种合作关系,消除师生间的对立,让学生感觉教师就像自己的朋友,让他们能够时刻感受到教师是在同他们一道学习,共同进步。
新传统教育流派教学思想篇3
关键词:思想政治工作;民主党派成员;高校民主党派;思考
思想建设是民主党派自身建设中带有根本性的建设,是民主党派自身建设的核心。高校民主党派工作历来是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方面和传统阵地,在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阶段,深入剖析高校民主党派思想的新特点、探讨高校加强民主党派成员思想政治工作的必要性与具体路径,对于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高校民主党派成员思想的新特点
1.高校民主党派成员的思想状况,从总体上看是积极向上的。他们大都积极拥护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在思想认识上充分地体现了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自觉性;普遍认同我国现行的“一党执政、多党参政”的执政体制;更加关心国家大事,关注改革与发展的热点话题,高校民主党派成员具有独立思考的特点和较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要求发挥参政党“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功能的意愿更趋强烈;价值取向呈多元化态势,实现自身价值的意识逐渐突出。
2.高校民主党派部分成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思想问题。如,价值观取向上的重利趋向,对一些重大的政治、社会问题存在模糊甚至错误的认识,参政党责任意识不强等等。总之,当前高校民主党派成员的特点,特别是思想特点发生了历史性变化,这就要求高校民主党派思想建设必须运用行之有效的新措施新方法。
3.民主党派成员在整体素质提高的同时,思想特点呈现多样化。近些年来民主党派成员平均年龄呈下降趋势,他们中绝大多数的思想基础和政治素质是好的或是比较好的,但他们与老一辈民主党派成员相比,还缺乏在复杂环境当中的磨练,缺少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患难与共的经历和体验,对多党合作的历史传统缺乏系统的了解,对基本国情缺乏深刻认识。同时,他们也更易受到市场经济负面效应的影响,产生种种模糊认识。
二、高校加强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工作的必要性
1.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主导性要求。******同志指出:“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是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展中必须解决好的根本问题。”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资金、人员、技术、产品大量进出国门,加上计算机互联网的普及与运用,进一步模糊了国界,冲淡了大学生的传统民族观念和国家意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自主性、独立性得到提升,竞争意识、权利意识得到强化,从内部上模糊了整体界限,冲淡了大学生的集体观念等等。所有这些问题的存在,直接威胁到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并对高校加强与改革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新的紧迫的时代要求。教育者必先受教育,高校必须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切实加强包括民主党派成员在内的广大教职员工的思想政治工作,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他们,确保他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念,在言行上坚定社会主义办学方向。
2.高校和谐发展的客观性要求。随着高校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对外交流日益扩大,许多高校与国外着名院校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联合培养学生,合作科研课题,进行学术交流,交往活动日趋频繁。高校已成为对外交流的重要基地,也成为国际和境内外敌对势力进行渗透、颠覆、和平演变的重要目标,面对难以回避的思想渗透和争夺,加强政治坚定性教育,增强民主党派成员的政治鉴别力和免疫力,是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重点所在对构建和谐校园具有重要的意义,可以帮助学生实现个体自身的和谐,促进学生个人心理、生理的协调发展,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可以协调教师与学生、教师与教师、学生与学生、教师与管理人员、教师与校领导等之间的关系,促进他们和睦相处、互相尊重、平等互利、团结友爱、互相促进、共同进步;可以发挥民主监督作用,确保教育资源有序合理分配,促进人与教育资源的和谐;可以给学校建言建策,促进学校优化校园自然环境,促使在高校学习、工作和居住的个人或群体,尊重自然规律,爱护校园自然环境,使校园自然环境适宜人们学习、工作和居住;等等。加强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工作,是发挥无党派人士在构建和谐校园作用的必由之路。
3.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战略性要求。当前,高校的围墙,割断不了学生与校外的联系。在开放环境下,现代交通、通讯、传媒,特别是互联网等,在扩大学生的交往空间和信息获取范围的同时,给新时期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增添了难度:一方面,加大了主导性教育的难度。开放环境改变了意识形态领域的相对单一状态,多元文化在校园内外相互激荡和涌动,对每位学生都会产生影响和冲击,给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性教育增添了难度。另一方面,加大了价值观教育的难度。在开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普遍产生重视功利、眼前、外在的物质价值取向,忽视人文、长远、内在的精神价值取向,从而导致一些师生精神荒芜与精神疾病,给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极其棘手的难题。再一方面,加大了学生抵御诱惑的难度。开放的环境为社会一些消极因素扩充影响带来可能,增添了学生抵御权、财、色或黄、赌、毒等消极因素的难度。在此情况下,高校加强与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单靠辅导员、班主任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依靠包括民主党派在内的广大教职员工;单靠发挥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也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发挥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积极作用,使全校形成党委统一领导、党政群齐抓共管、有关部门各负其责、全社会大力支持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只有这样,高校才能克服环境变化给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带来的困难。
三、高校加强民主党派成员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作为党的统战工作的重要法宝和武器,必须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党的十七大精神,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以新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整合处于多元状态下的高校民主党派成员的意志,提高民主党派成员思想素质,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增强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实现多党合作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1.高校党委要重视抓好党派成员的思想建设。高校党委要把支持民主党派加强自身建设作为一项重要政治责任。从维护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高度来充分认识抓好民主党派思想建设工作的重要性,要正确理解加强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参政党的参政能力建设之间的辩证关系,要高度重视高校统一战线在全局工作中的基础地位。必须把加强政治理论学习作为第一要素贯穿于建设培养工作的全过程。党外干部是党的干部队伍的重要组成,要本着“党管干部”的原则,在工作实践中对党内和党外干部的思想建设不应厚此薄彼。要充分发挥校内党校的资源优势,抓好民主党派成员的学习培训,要开拓思想、创新学习培训的工作形式。要充分发挥理论研究的优势,把统一战线理论研究纳入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工程,要有超前意识、创新意识,注重研究解决统一战线工作的新情况新问题,要充分调动高校师生的理论研究热情,通过举办校级理论研究会、编辑统战理论研究论文集等形式,营造高校的统战理论研究氛围,推动高校民主党派思想建设的深入发展。
2.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教育引导。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新世纪新阶段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内容的进一步凝练和深化,是对新时期党的统战工作提出的新任务和新目标,是新时期高校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为新时期高校统战工作提供了理论武器,指明了方向。因此,我们要始终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民主党派成员的思想,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用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巩固统一战线共同的思想基础。牢固树立共同理想,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积极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提高自身素质。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贯彻于每一个教育环节,大力倡导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人人有责的理论,引导每一个无党派知识分子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形成人人关心、共同参与、携手推进的生动局面。
3.注重“人文化关怀”,增强思想建设的实效性。加强民主党派成员思想建设,要把解决思想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通过多种渠道选派优秀的民主党派成员到贫困地区以及情况复杂困难的地方挂职或任职,提高他们应对复杂情况、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创造参与政治社会活动机会,鼓励和支持高校民主党派成员参与各类政治社会活动,履行好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职责。切实改善无党派知识分子的待遇,从关系他们切身利益的问题入手,按照“群众利益无小事”的要求,努力帮助他们解决具体工作生活中的困难和问题,使他们能够安居乐业,解除后顾之忧。总之,要通过各种途径,帮助民主党派成员在工作和生活上解决实际问题和困难,要把为民主党派成员办实事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当民主党派成员遇到实际问题时,力所能及的要尽量帮助解决,应解决而暂时无法解决的问题,也应讲明原因以取得理解;努力为党派后备干部培养和安排创造条件,为优秀人才脱颖而出营造良好氛围。
参考文献:
新传统教育流派教学思想篇4
十四大以后党的理论路线、大政方针、目标任务都进一步明确了，在全面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更具有特殊重要性。这场空前深刻的变革必将为社会进步包括宣传思想工作带来不可估量的积极影响。当前宣传思想工作面临着极好时机，宣传思想工作必须按照社会大变革、时代新要求，着眼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新的形势和任务，对民革提出了新的要求。民主党派应成为国家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重要咨询渠道和监督系统，要担负起历史赋予的这一重任，必须大力加强自身建设，全面提高我党的政治素质，增强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从思想上建设党，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一个创造性的发展。作为参政党的民主党派，亦应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一个政党的战斗力，固然与党员的数量和组织状况有关，但更重要的是这个党的整体政治素质，而政治素质的提高，关键在于搞好这个党的思想建设，重视对广大党员的政治思想教育，是加强自身建设的一项根本措施。宣传思想工作的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全体党员的政治素质。作为民主党派的宣传思想工作的根本方针就是要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指导和运用于宣传思想战线的各个方面和全部工作。并通过深入持久的学习宣传，使这一理论在全体民革党员的头脑中深深扎根，宣传思想工作才能保证正确的政治方向，使我们的思想和行为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才能促进民革的团结和统一。宣传思想工作必须要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自觉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调动全体党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发挥民革的特点和优势，加强参政议政，实行民主监督，千方百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多做实事。要积极参与精神文明建设，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为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政治环境，更好地发挥参政党的作用，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而努力，只有这样宣传思想工作才能有新的活力和凝聚力。
民主党派的宣传思想工作，在理论路线，大政方针、目标任务方面与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思想工作是一致的。而民革的宣传思想工作又具有其特点和特殊性。特点就是要继承和发扬孙中山先生的爱国和不断革命的思想，继承和发扬老一辈革命家的爱国主义和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荣辱与共的优良革命传统。特殊性就是民革的基层组织除一些单一支部外，大部分支部的党员都分散在各机关、单位、企业或工厂，工资关系也不在民革，可以说是一个松散的组织。党员所在单位的中共组织已担负着对他们进行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任务，民主党派的支部生活有的一月一次，少数一月两次。由于多数党员都是所在单位的骨干，工作较忙，支部生活多数出现不正常情况，即使过组织生活，人也到不齐，而且支部生活往往内容空洞贫乏，认为来过生活等于浪费时间，这就给宣传思想工作带来新问题和新情况。主要是民主党派自身教育机制不健全，加之党派领导兼职的多，专职干部编制少，对党员的素质，个性特点，工作表现缺乏系统的了解，难以形成党派宣传思想工作教育的系列体系，因此给宣传思想工作带来一定的难度。
另一特殊性就是民主党派成员大部分是成熟的知识分子，世界观已基本形成，他们的思想特点是：勤于思考，不易盲从。使他们不轻易随大流，更不愿意违心盲从，因此他们对党的方针、政策和社会上发生的事件有自己独立的见解，思想比较活跃，具有相当的分析能力和理解能力；热爱专业，勇于创新。他们的大多数都是从事科学技术的，事业心强，都想在学术上有所成就，对空洞的政治理论学习兴趣不大，希望参加民主党派能结识一些同行，在业务上有所裨益；分散劳动，协作性差，大多数知识分子从事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研究多是分散的独立研究，使他们形成了以我为中心的主体，因此集体的、群体的协作意识差，党员中有一部分同志，尤其是老同志，由于本人历史及社会关系等原因，多数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过冲击，社会阅历深，思想成熟，且对极“左”路线心有余虑，不轻易表达深层次的思想。因此，民主党派的宣传思想工作，实际上就是作好知识分子思想工作，这是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一项迫切的任务，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而如何做好宣传思想工作又是民主党派所面临的要认真研究的一个问题。目前民主党派对成员进行宣传思想工作，除配合中共组织对他们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和各项基本原则的教育外，还要根据自身的技术和情况来研究探讨和制定出一些可行的做法来。
一、沟通信息 启发自觉 对知识分子进行宣传思想工作，不宜采取强制和灌输的做法，首先要架起沟通的桥梁，使其通过信息的沟通对自己的工作行为进行自我调节，从而激发他们为实现组织的目标积极地、创造性地工作。通过信息的沟通来影响他们的思想、情感、态度和行为达到自我提出问题、自我分析问题、自我解 决问题的自我教育的目的。知识分子具有“理性服从”的心理习惯，只有经过他们的心理上的深思熟虑和充分理解后，对党的方针、政策才会心悦诚服地接受，在心理上才不能产生抵触情绪，即使有天大的困难也能正确对待并努力地工作学习。所以对待思想上的问题不能采取强制、压服，而要靠施之以理，动之以情。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要坚持自我教育，重视和开发党员在教育过程中的主动精神。
二、广交朋友 知己知音 由于党派成员的分散性，平时很难集中在一起，因此要建立和发展相互间的关系，就要广交朋友，深交朋友，以增进相互间的彼此了解，达到心理上的沟通，才能做到彼此间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从而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进而创造有利的群体环境和交往气氛，进而增进个人之间，群体之间、组织之间的团结和统一。所以民主党派的宣传思想工作就是深化人的工作，就要以诚挚感情去尊重、理解、关心人，这是我们做党员知心朋友的指导原则。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的原则，增强宣传思想工作的吸引力和说服力。
三、排忧解难 热情服务 宣传思想工作的任务是解决人的思想问题，提高人的思想认识和政治素质。但人的思想问题往往与实际紧紧相关，因此解决实际问题与思想教育是相辅相成的。帮助解决成员的实际问题，这本身就是宣传思想工作的过程，它有助于解决思想问题。调动人的积极性，提高党派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因此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维护成员的合法权益，尽量为他们排忧解难，多办一些实事，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要坚持为群众办实事，把热情服务和思想教育结合起来。
四、增强参政意识 为经济建设服务 民主党派的宣传思想工作要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自觉服从于这个中心，调动全体党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发挥党派的特点和人才优势，加强参政议政，实行民主监督，千方百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多做实事，提高广大党员的参政意识，是关系到充分发挥党派群体作用的参政能力的关键。在党派群体中有一批代表性人物直接参加到各级政府和政协中担任职务，他们直接参加了国家事务的管理。他们的言行和能力充分反映出党派的参政能力和群体作用。还有更多的党派成员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勤勤恳恳地工作，因此提高参政意识是党派宣传思想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定要把提高参政党意识教育与社会职责教育结合起来。要把广大党员的集体智慧和发明创造集中反映到参政议政作用上来。对党员的国情、省情教育就十分重要，知情才能出力。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密切结合经济工作一道来开展宣传思想工作。
五、抓好典型 塑造形象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首先要密切与全体党员的联系，要树立全心全意为广大党员服务的思想，宣传的内容要面向广大党员，宣传广大党员在工作岗位上为社会主义建设作贡献的成就和先进事迹，召开表彰大会，表彰先进工作者和党务活动的积极分子，以及评比表彰先进支部，反映广大党员的愿望和要求以及增强党员的荣誉感和责任感。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正面教育为主，善于用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
六、发扬领导的垂范作用 民主党派作为沟通人民群众的重要渠道，具有特殊的协调功能，它联系群众和团结知识分子的直接手段，不是靠行政、法律、经济的干预和约束，而是靠组织的感召，这种感召力更多来自我党老一辈领导人忠贞不屈的革命精神和“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荣辱与共的垂范作用。因此大力宣传老一辈领导人的楷范事例是宣传思想工作的一种无声而有形的强有力的感召。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言教与身教结合，发扬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的优良作风。
新传统教育流派教学思想篇5
[关键词]洛学；二程；宋代；河南；书院
一、洛学因河南书院得以形成和弘扬
北宋时期，程颢、程颐兄弟二人积极从事讲学活动，史载．“平生诲人不倦，故学者出其门最多，渊源所渐，皆为名士”。因二程长期生活并讲学于洛阳，故世称“洛学”。特别是二程将书院这一新型的教育机构作为讲学和学子聚会学习之所，诸如伊川的鸣皋书院、登封的嵩阳书院等河南书院也成为洛学得以孕育和弘扬的土壤。
1．“洛学”创立于二程
宋初，统治者采取“兴文教，抑武事”的“右文”政策。宋真宗除尊儒之外，还推崇佛道，承续隋唐以来三家鼎立的态势。面对这种文化冲突与碰撞，儒学在佛老之学的蔓延和渗透下，汲取佛道两家之长，经过程颢、程颐的改造和发展，“洛学”应运而生，诚如《濂溪学案》所载：“孔、孟而后，汉儒止有传经之学，行道微言之绝久矣。元公崛起，二程嗣之，又复横渠诸大儒辈出，圣学大昌。”可见，二程上承周敦颐(元公)并开创洛学，将儒学发扬光大。程颢(1032—1085)，因以“明道”为己任，世称明道先生。其弟程颐(1033—1107)，因居临洛阳伊川，后人称为伊川先生。程颢因明显站在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保守派一面，遂退居闲职，但有更多时间和精力转向学术和教育活动。程颐24岁“游太学，胡安定瑗试诸生以‘颜子所好何学’，得先生论，大惊，延见，处以学职”。程颐在太学读书时，与吕希哲为临斋，吕希哲的父亲吕公著便让其子拜程颐为师，程颐便收了第一个学生。以后吕希纯、杨应之等相继拜程颐为师，从学者遂众。虽然程颐后来经司马光、吕公著等人推荐，以布衣入京，开始了下半生人仕、遭贬的生活，但大半生在河南书院聚徒讲学，著书立说，伊洛河流域洒遍了二程的足迹。虽然二程“一生遭遇坎坷，政治上不得志，但在教育和学术上很有成就”。
在书院教育中，二程对教育理论和教学方法作了深入的探索，将其哲学思想应用于教育领域，创立了独特的教育思想体系，成为我国教育思想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2．洛学的主要学术实践源于河南书院
二程的主要学术实践在书院进行，洛学的一些重要观点也发表于书院。诸如在嵩阳书院，学生问程颐：“如何学可谓之有得?”程颐说：“大凡学问，闻之知之皆不为得。得者，须默识心通。”洛学的教育内容是很容易让学生自己体会“默识心通”的。程颢说：“吾学虽有所授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当时学校的教学由王安石的经义新学统治着，理学家们通常不能登上官学讲台。书院则坚持门户开放，可以自由地阐述自己的观点。于是，二程就利用书院来传播洛学思想，常在嵩阳、鸣皋等书院教授学生，宣传自己的学说。如程颐晚年在鸣皋书院讲述自己的著作《易传》，《宋元学案》记载：“《易传》成书已久，学者莫得传授，或以为请。曰：‘自量精力未衰，尚觊有少进耳!’其后寝疾，始以授和靖(伊)、思叔(张绎)。”当时向学生讲授《易传》时，程颐已68岁高龄。
二程在书院的长期教育教学实践中创造和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如在教育目的上，提出“教育为王化之本”，把教育看作是封建政治的组成部分和巩固封建统治的重要手段，主张培养重人生品行、求道传道和建设国家的实用人才，认为教育的作用在于转变气质，熏陶德性；关于道德教育，二程作了系统的发挥，把它提到“天理”的高度，进而总结出了一套道德教育规律，提出“存诚”、“居敬”、“集义”等道德教育的要求和方法；在教材上，二程主张要以学习儒家经典著作为主，并开创了《四书》与《五经》并列的局面，从“四书”探幽发微，创造了一个从孔子到曾子，再到子思至孟子的义理道学体系；在教育方法和原则上，二程注重因材施教、启发诱导、学以致用、学贵自得、以约取博、循序渐进等。
3．洛学众弟子出自河南书院
因为河南书院接受生徒不分籍贯地域，有愿从学者，皆可人书院学习。加上以二程这样的大儒为师，从学者甚众，生徒不远千里而至。诸如福建的杨时、罗从彦；浙江的周行己、许景衡；河南的谢良佐、吕希哲；湖北的刘立之等。程颐致力于传播洛学，于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亲自入关中讲学，关学门人大多归于程门。程鹰根据《两程门人名单碑》即(《先儒讳中坚吕先生之神位》和《先儒讳苹吕先生之神位》)多方考证，在《二程故里志》中记载二程的门人为93人。据笔者考证，有名有氏的有90人(其中包括程鹰先生补入的贾易)，大多有史可查，其中吕大临、杨时、谢良佐、游酢被称为“程门四先生”。
4．洛学著述完成于宋代河南书院
二程在河南书院不仅授徒讲学，而且还进行著书立说。程颐自述，“吾四十岁以前读诵，五十以前研究其义，六十以前反复紬绎，六十以后著书”。可见程颐所著的《周易程氏传》、《书解》、《诗解》、《论语解》、《孟子解》的成书和《春秋传》的撰写是在他60岁以后、逝世之前，而这段时间，他又常在伊皋书院居住，可以说明程颐构思其思想体系和著书讲道与伊皋书院有着密切关系。有学者称《周易程氏传》成书于程颐编管涪州的时候，但完成定稿并公布在伊皋书院却是大家的共识。
同时，许多生徒将自己对老师质疑问难的对话记录下来，编成“语录”、“答问”。如程颐去世后，张绎整理了二程的著作，后编入了《二程遗书》的《外书》之中。杨时把二程教育弟子的语录加工订正成《二程粹言》，后经张栻编次，流传于世。
二、宋代河南书院因洛学传播而振兴
书院之设始于唐代，而至宋大兴。宋以前，河南已经创办的书院有嵩阳、应天府和龙门书院，后又新建鸣皋、明道等书院13所，在北宋时仅次于江西，位居全国第二。在宋代河南书院中，与洛学有关的书院就有8所，占宋代河南书院的50％。可见，河南书院的兴起原因固然很多，但最不容忽视的是洛学在中原大地的形成与传播。在当时，因洛学传承应运而生的书院或与传承洛学有关的书院主要有明道书院、春风书院、鸣皋书院、嵩阳书院、太极书院、颖谷书院、显道书院等，下面着重介绍三个。1．明道书院也称大程书院，在开封府扶沟(今河南扶沟县)：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冬，程颢知扶沟县事，程颐也侍父程珦同往扶沟。程颢“集中县里的优秀弟子，亲自为之传授，并书‘书院’悬于书院门上”，还招来弟子游酢职学事。
当时书院学生除“邑人子弟”外，也有远道而来求学的，有记载的有谢良佐、周纯明、吕大临等。《二程集》记载谢良佐“习举业，已知名，往扶沟见明道先生受学，志甚笃”。《程氏遗书》卷二·上《元丰己未吕与叔东见二先生》记录了吕大临元丰二年到扶沟问学于二程的内容。
2．嵩阳书院
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变法更新，二程与之政见分歧，不为朝廷重用，退居嵩阳书院。嵩阳书院学术民主气氛浓厚，有利于推广洛学思想。当时司马光、范仲淹亦曾开讲院中，有助于学术研究。二程在嵩阳书院主要是用洛学的观点宣讲《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书。讲学时，各地学者慕名而来，如高徒杨时、游酢等，“当时院中学生常有数百人，奠定了洛学规模”。程颢还亲自为嵩阳书院制定学制、考察等规务，使书院名声大振，与河南睢州的应天书院、湖南的岳麓书院、江西的白鹿洞书院并称为宋代四大书院。3．太极书院
故址在河南省辉县百泉，苏门山麓百泉湖东侧。程颐于哲宗元祐、绍圣年间游学苏门，并结茅而居，潜心讲学于此。问道求学者而至，所居遂成聚落，因名程村。正如吾淳先生所言：“书院成为推行学者们思想与理想的重要场所……书院的普遍建立确保了思想和文化精英们的思考能够在较为宽泛的知识层面或范围得到落实。这种状况与早期儒学家们的讲习和传授方式是大致相同的，一个人的思想借助一群人的学习把握而得到推广”。可以说，河南书院成就洛学，为繁荣学术、构建主流社会意识形态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洛学也为书院的发展和振兴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三、洛学与河南书院结缘对后世的影响
洛学和河南书院互为表里，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二者的结缘，不仅对当时而且对后世书院学术及教育的发展带来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发挥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1．洛学的南传与分流，促进了理学思想的活跃和繁荣
“二程的门生将‘洛学’带回自己的家乡，传人陕西、四川、荆湖、福建、两浙、江南等地，在各地生根开花，形成南宋时期主要的各个学派”，开创了一代学术思想——宋明理学的哲学体系和理论架构，是中国哲学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洛学南传后得到广泛传播，笔者认为，二程同处于洛学体系，因二人哲学的相同相异，对于以后理学思潮及其流派的分野、发展和演变具有重要的意义，宋学思潮就是在这种相同相异之中，由各流派及其代表人物进行扬弃、创新和发展。冯友兰指出：“程颢是以后心学之先驱，而程颐是以后理学之先驱。”洛学分别开启了宋学的心学和闽学两大流派。由于二程弟子南传后在不同地区的书院讲学而使“洛学”得以传播，形成了一些地域性的学派，如事功学派、中原文献学、湖湘学派、涪陵学派等。
王梓材说“自龟山而豫章为一传，自豫章而延平为再传，自延平而朱子为三传”，此“谓文靖四传而得朱子，盖统四先生言之”。可见，程颐之学由程门弟子杨时经一传弟子罗从彦、再传弟子李侗三传至朱熹，经过朱熹的宏大建构集大成而成“闽学”，所以后世称“程朱理学”。
程颢之学由又一程门弟子谢良佐经王蘋(字信伯)、张九成(字无垢)、林季仲传至陆九渊集大成而形成“心学”。学者刘宗贤认为，“朱熹一支尚有师承关系可靠，而陆九渊一支学者认为多处于推断或臆测。其实内中亦包含着学术思想发展的某种必然因素”。如程颢哲学中的心即是性，其性无内外即心无内外，内外都归于心，并提出“心是理，理是心”的命题，开启了陆九渊“心即理”的心学理论体系。全祖望谓：“程门自谢上蔡以后，王信伯、林竹轩、张无垢至于林艾轩皆其前茅，及象山而大成，而其宗传亦最广。”对传承序列的表述，既有师承关系，也有思想渊源。
洛学由二程的弟子周行己、许景衡在温州地区传播，继而由周行己的弟子郑伯雄发扬光大，郑伯雄之后，由二程的再传弟子薛季宜和陈傅良把洛学演变为事功之学。到了陈亮、叶适则形成了更系统、更完整的体系，在学术界与朱熹的理学、陆九渊的心学呈三足鼎立之势。
吕希哲曾拜程颐为师，《宋元学案》中说：“先生遍交当世之学者……其后心服伊川学问，首师事之。”吕希纯也以师礼事程颐。经吕好问、吕切问到吕本中，吕氏家学再由吕大器传到吕祖谦集大成而成“中原文献学”。
金军南下时，二程弟子谢良佐流落到江南，将洛学传至胡安国，胡安国传给其子胡宏。张栻拜胡宏为师，得洛学真传，熔家学与胡宏之湖湘学于一炉，集大成为“湖湘学派”。
2．后世理学家皆以书院为阵地授徒讲学
北宋中后期随着辽、西夏和金的先后兴起，北方基本上陷入战乱时期，尤其是地处中原的河南是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中心，又是兵家必争之地。自中原沦于金兵铁蹄之下，北方书院荡然无存。整个宋代的书院建置数目表明，长江流域的书院数量已占全国总数的74．43％，黄河流域仅占3．25％。在南宋，河南书院仅有一所。
洛学在南方的发展使南方成为洛学传播的沃土，宗派纷呈，学派之间的论争又促进了南方书院的兴盛。胡昭曦教授说“南宋前期洛学之所以迅速传播，师徒擅传，学派繁衍，形成强大的学术阵营和理学学统，以致南宋后期为官方提倡，是同重视和充分运用书院教育有密切关系的”。可见，洛学后学的理学大师以书院为阵地授徒讲学，促进了洛学的广泛传播。
据方彦寿先生考证，朱熹创建的书院4所，修复的3所，读书讲学的书院47所，题诗题词的13所，与朱熹生平有关的书院共67所。张栻创建城南书院，并在岳麓等书院著书讲学；继朱熹、张栻之后的著名理学家魏了翁，先后创建了两所鹤山书院，教学时间10年左右；洛学后学胡宏，冒着被人诟病之险，求秦桧恢复岳麓书院自任山长不成，即改碧泉书堂为碧泉书院聚众讲学。可见，宋学的代表人物非常重视书院教育。
新传统教育流派教学思想篇6
关键词：社会主义学院；现场教学；经验；思考
中图分类号：D6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269（2013）02-0091-06
一、社会主义学院开展现场教学的意义
现场教学，顾名思义就是把教学地点搬出课堂外，深入到实践地点、历史发生地进行教学。作为现代教学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现场教学被广泛地应用在干部教育培训领域。社会主义学院现场教学是指教学人员遵循一定的教学规律，按照教学目标和要求，在充分挖掘和利用丰富的统一战线文化历史资源基础上，把有关统一战线的名人故居、活动场所、办公地点等历史遗迹作为教学环境和教学素材，将学员带入特定的历史情境中，通过真切的临场感、真挚的情感、真诚的沟通来提升学员的思想政治素养、增进政治共识的教学活动。社会主义学院现场教学对于加强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深化教学改革、适应教学规律等具有突出意义。
（一）开展现场教学有助于培养一支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奋斗的优秀党外代表人士队伍
加强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努力培养一支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奋斗的优秀党外代表人士队伍，离不开对党外人士与中国共产党同甘共苦、同舟共济历史的宣传与教育。当前，我国处于大变革、大变动时期，人们的利益诉求、价值观念日益多元化，因此，宣传和传承中共与党外代表人士共同奋斗的历史愈显必要。以派为例，当前新一代的派人士逐渐成长起来，但他们对本党派历史知晓不多，对中国共产党和派同舟共行、荣辱与共的精神难以透彻把握。开展现场教学，让学员了解老一辈派人士如何与中国共产党在艰难困苦岁月中风雨同舟、患难与共，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新时期为了中国的独立、民主、富强而矢志不渝，即便付出生命代价也绝无反悔的精神，从而巩固共同的思想基础，增强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道路的政治共识，并通过现场教学促进党外代表人士与中国共产党“思想上同心同德、目标上同心同向、行动上同心同行”。
（二）开展现场教学是适应新形势下社会主义学院教学改革的需要
党外人士是非常庞大的群体，涵盖党派、民族、宗教、阶层、海外五大方面，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的各界人士，因此他们对教学的需求不可能相同，无视这样的客观规律，教学很难达到应有效果，而解决这个难题的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必须注重对教学方式的创新。2010和2012年先后出台的《2010- 2020党外代表人士教育培训改革和发展纲要》以及《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意见》（中发〔2012〕4号）都明确提出要创新教育培训方法以增强教育培训实效。两份文件充分体现了中共中央对党外代表人士教育培训工作的重视，为各级社会主义学院教学改革提供了指导思想和具体思路。《纲要》明确要求除了传统的讲授式教学方法以外，社院教学要逐步采用研究式、互动式、案例式、模拟式、体验式等方式。现场教学法综合了互动式、案例式、模拟式、体检式等教学方式的特点，利用现场教学资源点进行的新形式教学，在社会主义学院探索教学法改革、提升培训实效等方面具有开拓性意义。
（三）开展现场教学符合现代教育理念
现场教学与传统教学最大的不同是改变了过去“一方说，一方听”的教学模式。在现场教学活动中，无论是教学人员还是学员在教学过程中的地位是平等的，这切合了现代教育中的“主体间性”理论。这一理论认为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思想能够做到交流与沟通，且处于交流、沟通、对话系统中的双方都是具有主体地位、能够发挥自身主体性的个体，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存在“主体―客体”与“主体―中介―客体”的绝对依附关系，而是主体与主体间的相互合作、平等交流的关系。在现场教学中，无论是教学人员还是学员均是主体，而共同的客体就是教学资源点及其周边环境。这样的教学角色易于打破既有模式，既能够促进双方在语言层面上的畅快交流，又能在思想、情感上进行实质性的碰撞、沟通与理解。
二、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在开展现场教学中的探索
2011年总书记正式提出了“同心思想”，这是新形势下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理论的最新发展。时任中央统战部部长杜青林随之号召统一战线要“沿着中国共产党与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老一辈团结奋斗的足迹重温历史，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始终做到思想上同心同德、目标上同心同向、行动上同心同行”[1]。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借此契机，利用重庆丰富的统一战线文化资源和浓厚历史底蕴，探索开设现场教学系列课程，现对我们两年多的探索经验总结如下。
（一）开辟现场教学基地
重庆市统战文化资源十分丰富。我院自2011年开展现场教学以来已把位于重庆上清寺和中山四路的中国派历史陈列馆、桂园、周公馆等点开发为较为成熟的现场教学基地。中国派历史陈列馆是全国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多党合作教育基地。它以历史上著名的“民主之家”――特园为基础修建而成。特园是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中共和各派活动的重要场所之一，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创造性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历史见证，也是中国民主同盟和民革前身之一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诞生地。桂园是原上将张治中先生的公馆，重庆谈判时期是办公会客、宣传和平主张、亲自做统战工作的地方，著名的“双十协定”也于此签署，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周公馆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城内秘密驻地，、王若飞、邓颖超、董必武等革命先辈在周公馆广泛会见中外各界人士，就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的方针政策、国际国内重大问题与他们广泛交换意见，团结了广大爱国派、团体和各界爱国民主人士，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创建提供了实践条件。这三个点特色鲜明，在历史上的知名度甚高，又相隔较近，因而选择这些点：一可以激发学员学习的兴趣，二可以进行连贯讲解，把内容从单独的“点”提升至“片”，让学员的感受更加丰富、具体。
（二）在各级班次中安排现场教学
现场教学作为我院教学法探索的一种形式，经由我院教务处、教研室和重庆市委统战部干部教育培训处三方协商，把现场教学作为必修课安排进教学计划中，包括较高层次的各区县政协副主席班，各级派、无党派代表人士班以及民族班、宗教班等。各地社会主义学院到我院开展“异地交流、办班”时，在时间充裕情况下都会尽可能安排现场教学课。这一举措为现场教学的深入开展提供了教学载体和稳定的教学对象，为不断打磨和精炼现场教学提供了条件。
（三）精心设置教学过程
1.材料的筛选与教案的准备
教学过程的第一步首先要开展备课，这就需要对不同的材料加以筛选和梳理，并结合教学主题，精心构思。我们在材料组合上特别注意结构是否严谨、脉络是否清晰，同时在整体内容布局上形成层层推进、抽丝剥茧，摆出论点，引出主题。以中国派历史陈列馆馆为例，除了一楼的序厅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外，其余三层分别介绍了八个派历史和两个界别史（工商联与无党派人士）以及特园旧址――康庄。如此众多的信息和材料要求我们在设置教案时必须注重筛选，理出重点。在对中国派历史陈列馆的历史进行分析和总结的过程中，我们认为陈列馆虽然文物众多、展陈全面，但就全国范围而言，很多的党外人士等是慕名特园而来的，他们对特园有着较为强烈的了解愿望。因此，在打磨现场教学教案时就选择以“特园”为主轴，以特园在历史上的作用、地位，围绕特园抗战时期的活跃――建国后的劫难――现今的重放辉煌这一主线，逐渐将派历史以及多党合作制度形成的必然性一一展现出。这样既能使得学员有很深的临场感和代入感，又能避免空洞的说教并获得学员的共鸣。
2.配备教师力量
教师是开展现场教学的基础。为了打造好现场教学，我们在每个现场教学点都配备了1-2名教师，教师之间采取公共备课、互相听课、互提建议的方式提升教学效果。同时以分管副院长为领导，教研室主任牵头成立现场教学质量评估小组，对现场教学质量进行跟踪和提出改进意见。
3.注重互动交流
现场教学的一大特色就是互动交流。为了达成这一目的，我们注意把握以下几个问题。一是设置不同的讲解顺序。主要有两种，第一种由学员经讲解员带领参观场所以后，由我院教师对教学点进行更深层次的讲解；第二种是由我院教师先行讲解，然后再经由讲解员带领参观。两种方式的差别不仅仅在讲解的次序，而是对学员需求的精准分析和把握。前者主要针对的是对资源点基本不了解的学员以及重庆以外地方人员，他们往往对参观地具有极大的参观热情和了解的期望，以先参观后讲解的方式有助于使他们系统吸收参观中所接受到的信息并有所升华。后者主要针对的是对资源地有一定的了解，或者需要听出新意和深度的学员，以推动他们在参观时更为系统的思考。二是充分“预热”。在学员参观资源点以前，都会先安排一次有关派史或多党合作历史的课程，使学员对整体的历史有一个较好的把握。三是在将学员引入现场后，由教师分三步与学员展开互动，在讲解前、中、后三个时期与学员就某一问题或某一观点，或整体情境展开充分讨论与引导，以提问或者教师点评等形式开展交流。
4.注重反馈
教学效果的评价与学员反馈密切相关。我们在开展现场教学过程中注重收集学员对现场教学的意见、建议、评价等，并由教师将反馈意见定期进行汇总并写出具体的总结报告，以供改进教学参考之用。
三、重庆社会主义现场教学的经验
（一）有针对性开展教学是前提
首先，根据资源点的特性锤炼最为合适的主题。比如中国派历史陈列馆的主题是感悟中国共产党与派风雨同舟、齐心协力的历史精髓，而桂园突出强调个人魅力、民主人士在当时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与合作以及重庆谈判对整个中国时局的影响力，周公馆则全面展现的统战方法与艺术。其次，在教学过程中，针对统一战线对象的不同，安排最为合适的授课点。对于派和无党派人士、非公经济人士主要安排在中国派历史陈列馆、周公馆开展现场教学；对于少数民族人士和宗教界人士、港澳台和海外代表人士则主要侧重于去桂园；党内干部选择特园开展现场教学，让我们党员同志能够通过参观感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形成的历史必然，统战系统干部一般在参观完特园还要参观周公馆，领略等人的统战魅力，对于提升他们今后的统战工作大有裨益。当然随着教学资源点的不断扩充，未来教学的针对性将会进一步细化和加强。
（二）快速营造教学所需情境氛围是重点
现场教学以“史”为基础、“以物载人”、“以情动人”，所以历史情境（氛围）的营造是提高现场教学效果的重点，能否使学员在进入场馆后就能被浓厚历史感包围是检验现场教学成效的一个重要指标。在开展现场教学过程中依赖于两点：一是对现场教学点的包装，即对现场教学点进行复原基础上的再创造，如中国派历史陈列馆大厅里的大型雕塑“风雨同舟”，以包括、、宋庆龄、张澜在内的数十位统战名人的集体雕塑铺开展示，或站或坐，极具有视觉冲击力，这样就能把观众快速带入到特定的历史情境中去。这种情景的创设是辅助后期教学开展的重要隐形条件，能潜移默化改变学员的参观心态并间接作用于学员的心理认知；二是教学人员的情感渲染力及表达力。“现场教学应在真懂、真信、真情感悟的基础上，必须保持旺盛的精力，持久的热情，用充满感情的语言来真情传播”[2]。
这就要求教学人员在选择讲稿时对各种素材精心挑选及再创造，做到对历史事实和材料既要精简、浓缩，又要能突出历史背景、烘托氛围。教学人员在表达上要少用官话、套话，在做到语言准确情况下，多说实话、新话，灵活运用成语、俗语等丰富语言内容，拉近与学员之间的距离，同时在讲解过程中要注意语速要适中，并有抑扬顿挫感，不能平滑无生气。讲解的高潮部分应有激情澎湃之感，如“浪击堤岸”，对人有强烈的感染力。
（三）学员与教师之间的互动交流是关键
互动交流是检验现场教学的关键，缺少互动交流则会让现场教学的价值难以充分体现。互动交流的形式有很多，比如教师讲解、点评，个案分析，重点评介等，但主要的还是通过提问层次递进，引出真理。这就需要教师用极高的现场引导力、情绪掌控力对现场进行控制，同时以切合实际、具有思考价值的问题引起众人的思考。比如我们在对“特园”进行讲解的后期，会将特园从抗战时期的兴盛到“”时期的被毁坏再到如今的重放光彩这一历程说出，然后抛出一个问题：“这样一种循环到底说明了一个什么样的道理？”一般学员对这个问题都会有自己的见解，但又不能准确表达出来。给学员进行一定时间思考以后由教师进行一个简短启发：“凡统一战线兴盛，中国的发展道路必然是一帆风顺；而统一战线遇到挫折，中国的发展道路必然遭受挫折”。学员借此可以迅速理清思绪，思想上脱离“特园”的狭小范围，引导他们从更高层面理解和认识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历史传统与优越性，促进更深层次的共鸣。
（四）优化教学布局是提升教学质量的途径
社会主义学院培训班一般以短期培训为主，往往能够给现场教学的时间只有半天时间，而现场教学点的分布又多是分散、不连贯。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优化教学布局上下大功夫，针对不同的班次和学习兴趣精心设计现场教学的主――重――次――轻次序，否则就会变成一窝蜂式的参观，学员往往在参观前两个点兴趣盎然，到后面点时就显得有点疲惫、甚至是不耐烦。所以，把有限的资源进行有序组合，以一次参观、一个主题为原则不断优化各教学点的布局，在教学计划和教案上要形成前后呼应之式，使学员充分吸收各点的精华所在。
（五）后勤组织服务、管理到位是保障
教学管理部门要在编制教学计划时能够根据不同的教学对象安排教学计划，在远距离开展现场教学过程中，根据班次的不同和人员数量做好参观前后的组织、后勤服务工作，并有应对突发事件和情况的预案，以确保教学工作在安全、有序的环境中完成。
四、今后进一步打造现场教学的思考
当然我们在开展现场教学的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诸如对现场教学的认识度、重视度不够，教学基地过少以及教师与学员之间的互动难以达到最大效果等。今后进一步提升现场教学实效，我们认为可以从“抓品牌、造基地、加宣传、提师资、增形式”几个方面入手。
（一）把现场教学作为一项品牌来抓
正如党校、干部学院等打造的井冈山、延安、西柏坡等红色现场教学品牌一样，社会主义学院在打造现场教学过程中起步虽晚，但只要有营造品牌意识，不断从品牌开发、品牌宣传、品牌维护、品牌扩大等方面入手打造符合自身特色、气质的现场教学，就一定能够实现社会主义学院现场教学的质量化与规模化的效应。目前，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在打造现场教学过程中，一直是朝着营造品牌的目标出发，以“开发求精、宣传求力、点片结合、多点联动”的要求不断推进现场教学的整体特色。我们把开发的现场教学系列课程统称为“同心・现场教学”，配合重庆市委统战部打造的“同心・第二课堂”。只有不断提升对现场教学的重视程度，并以持之以恒的决心来抓现场教学，我们的现场教学才不会变成教学改革中的试验品。只有以营造品牌的态度来实践现场教学，才会真正抓住现场教学的根，最终让它大放光彩。
（二）精心打造现场教学基地
社会主义学院开课由于场地过少，往往是将几种不同班次的学员集中到一起上课。这样在进行现场教学的过程中，授课对象层次和需求多样化必然难以满足。只有下大力气扩充现场教学基地，精心打造基地，注重教学细化与分层，才能提高教学针对性。这就要求教学人员要熟悉本地的统战文化资源，能够善于发现和打造现场教学点。以重庆为例，除上面已经提及的几个点外，还有中共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旧址（红岩村）、郭沫若故居、张自忠烈士陵园、张治中故居、宋庆龄故居以及渣滓洞、白公馆、红岩革命纪念馆、抗战历史博物馆等一批景点，今后都将逐步纳入到我们的现场教学中。但是我们仍然在不断致力于开发“潜在”的资源地，比如重庆园博园内的以弘扬统一战线历史和精神为主旨的园林“同心园”和正在着手重建的中国农工中央在渝旧址、中华职教社社史陈列馆等，本着“成熟一个、打造一个”的原则，不断扩充教学资源地。此外，在开辟现场教学点时社会主义学院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可以联合当地统战部或相关部门寻找与名人故居、办公场地等有关的统一战线历史文化资源地，并编撰在册，协助制定保护开发计划，争取当地党委和政府的支持，争取列入当地政府年度工作计划和财政预算中。在恢复和重建这些遗址的过程中，社会主义学院相关教学人员要参与进去，尽量在修缮过程中考虑进现场教学的一些需求，以实现教育场所价值的最大化。
（三）有针对性地加大宣传力度
一方面是联合当地统战部、宣传部，利用新闻媒体、网站等加大对现场教学点的宣传，不仅要让统一战线成员了解这些丰富的资源，也要使统战系统外的人能够了解这些历史资源文化，进而激发他们的参观热情，推动统战文化向广大群众传播。另一方面要注重对其他社会主义学院的宣传。目前，各地社会主义学院之间存在大量的相互交流和来往，异地办学也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学院办学的一种模式。相邻省份或区域的社会主义学院联合起来，构建统战文化资源共享机制，在短时间内让异地学员深入了解当地的丰富的历史文化和统一战线优良传统，让他们“慕名而来”、“满载而归”。这既弘扬了统一战线光辉历史和民主人士的高尚情怀，又扩大了现场教学的覆盖范围，加强了社院之间的联系，活跃了当地经济，形成多方共赢的局面。
（四）着重提高教师力量和水平
制约现场教学继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教师的配置。社会主义学院培训坚持“兼职为主、专职为辅”的原则，专职教师本身在社会主义学院教师队伍中所占比较低，且都承担了一至两门主干课程，开展现场教学，抽调一部分师资力量参与其中无疑加重了教师的负担，在课程不断优化和提升过程中往往造成教师的巨大压力。而有些教师认为“现场教学是辅课”，也不愿意在现场教学上花大精力，长此以往不利于课程的质量提高。所以，着重提高教师力量和水平是提高现场教学质量的一个重要条件。社会主义学院在开展现场教学时可以配置1-2名专职现场教学老师，由专职教师负责现场教学的内容设计、现场讲解、现场秩序维护等，并注重对这些教师的培养，将教师送往高校、其他兄弟院校或党校进行深造和学习，或组织观摩已经成熟的现场教学形式，不断加强现场教学的人才队伍建设，做到精益求精。
（五）不断探索新的现场教学互动形式
一些省、市社会主义学院在开展现场教学中仍以介绍式、游览式教学为主，这样一种以参观代替培训，以讲解代替教学的方式缺少了互动精髓，从根本上背离了现场教学本意。要真正提高现场教学实效，必须不断探索完善现场教学互动形式，除了将已有的递进提问、教师点评等方式继续深入优化以外，还要开发出新的现场教学形式。比如体验式现场教学模式，通过让学员在特定场合扮演特定角色增进学员对历史认知，或者由学员中的一部分担当起现场教学的组织者与讲解者角色，开辟学员之间互相交流的新形式等。只有不断创新教学互动形式，我们的培训实效才会不断得以提升。
参考文献：
新传统教育流派教学思想篇7
关键词：稷下学宫 尊贤礼士 兼容并包 来去自由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3）07（c）-0181-02
战国时代，齐国发达的经济、开明的政治、良好的文化政策，以及齐国君王给予士人的优厚待遇，吸引着当时几乎所有的著名学者齐集稷下，并创立了战国时期新兴地主阶级唯一的官办高等学府——稷下学宫。作为当时文化教育与学术的中心，它既弘扬了西周官学的办学形式，又综合发展了春秋战国时期私学的长处，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写下了新的篇章。稷下学宫对于教师的管理，对其后的高等教育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对于当前的高等教育管理仍有不可忽视的借鉴作用。
1 尊贤礼士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
齐国有着招揽贤士的光荣传统。田成子执政期间，就“杀以牛，取一豆肉，余以养士；终岁，布帛取二制焉，余以衣士。”[1]。操办学宫的历代齐王坚持着祖先的遗风，给稷下先生以很高的政治地位和优厚的经济待遇，故能“揽天下诸侯宾客，言齐能致天下贤士也。”[2]凡来稷下的学者，都根据其学术水平、社会名望、带徒多少、资历深浅等条件，授予不同的等级称号，按等级享受不同标准的待遇。如号称“稷下之冠”的淳于髡，被贵列“上卿”；孟子被列为“客卿”；荀子则“三为祭酒”“最为老师”[3]。齐宣王时“邹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列为大夫和学士者还有“数百千人”[4]。齐统治者给这些稷下先生很高的政治待遇，允许他们“不治而议论”，不担任实际职务，却可以在宽松自由的政治氛围内，对统治者提出批评意见和决策参考建议。而且，齐王还为这些稷下先生们“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崇之。”[5]。孟子出门时“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6]，排场很是阔气。孟子离齐时，齐威王曾以“馈兼金一百”与之，齐宣王也以“养弟子以万锺”[7]为条件来挽留孟子。而对于“上卿”淳于髡，齐王“赐之千金，革车百乘，与平诸侯之事”[8]，完全是一方诸侯的宏大气势。齐国君视稷下先生们为“瑰宝”，把他们看成是金银明珠无可伦比的宝贵财富。
齐国的教育是齐国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维系纽带和进行文化控制的工具，稷下先生是封建社会中唯一能够跟封建官僚以至最高统治阶级平起平坐、被奉为上宾、并能够通过游说各自之“道”进入统治阶层的群体。因此，他们有较高的政治地位和职业声望，经济地位也相应地比较优越，跟封建官僚一样“吃皇粮”、拿俸禄，与天、地、君、亲并列，被排在“士工农商”之首，社会地位很高。这不仅防止了人才的外流，而且吸引着天下名士纷至沓来，使稷下成为当时人才聚集的学术中心和教育场所。齐宣王时“齐稷下先生，千有余人”[9]。如果再加上学生，稷下学宫在当时就是拥有数千人规模的高等学府了。
放眼当下，中国教育最让人担忧的是师资问题，“教师是太阳底下最神圣的职业，而我们的教师却不能承受这生命之重”成了中国教育的一大尴尬。我们的教育如果无法把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吸引进来，成为真正称职的教师，“改变教育现状，提高教育质量”就永远都是一句空洞的话。在一些发达国家，师范大学常常是高等院校中最受人青睐和重视的。为什么？因为在这些国家，教师的社会地位崇高，备受社会各界的尊重，收入也比常人要丰厚。为了保证教育的高质量和稳定性，日本教师的收入一直是为其他行业所羡慕的，他们的收入是其他一般行业的两到三倍。在美国大体也是这样的比例。而在我国，虽然《教师法》明文规定“改善教师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保障教师的合法权益，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但“当教师，我不想”却也是许多包括师范院校在内的学生毫不隐讳的观点。特别是在经济大潮中，教师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声望相比其他行业而言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而许多身在教育界的教师，也先后离“界”而去，整个教师队伍的流失情况令人触目惊心。而教师队伍的不稳定势必对教育质量产生严重影响。我们不但要大力宣传教师职业的高尚性，让全社会形成尊师重教的风尚，更要采取治本的、切实可行的措施进一步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不断培养出大批具有创新意识、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人才，促进教育事业的持续、快速、健康、协调发展。只有提高教师群体的职业自尊和社会地位，切实提高教师的待遇（要将恩泽撒向全体教师，而不仅仅是个别、少数教师），让成熟的教师扎根下去，让年轻的教师安居下来，让优秀高中生争考师范，教育才有可能走上健康的轨道。
2 兼容并包尊重教师的学术自由
稷下学宫前期，正值齐国封建制刚刚确立，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成熟的政治思想和道德规范尚未确定，齐国统治者迫切寻求适合其政治需要的上层建筑，以巩固其统治。因此，在文化教育上，他们实行开明的政策，明智地将各家之长熔为一炉，使得不同的学说、不同的观点如雨后春笋般地破土而出。稷下学宫作为一个官办之下有私学、私学之上是官学的官私合营的自由联合体，自然而然地继承和发扬了私学的特点，即兼容并包，吸收列国名流，汇集百家伟说。齐国统治者也鼓励稷下师生进行理性讨论，不给稷下学宫师生以任何政治压力与限制；打破门户之见，不依其好恶独尊一家，而是对各学派平等看待，并设法从各种角度来汲取营养。正由于当时齐国统治者为稷下学宫的先生们创造了讲学、著书、争鸣的良好条件，儒、法、道、名、阴阳、黄老学派，在这个高等学府里相互诘难；孟子、荀子、邹衍、淳于髡、慎到、环渊、接予、田骈等思想家、教育家皆有所著，阐述他们的学术观点和政治主张。稷下学宫兼容并包的管理思想，百家争鸣的教风学风，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大“景观”，使得我国的封建文化教育达到了当时世界的最高峰，为我国优秀文化教育的继承和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尤其对后世书院的出现及注重讨论、门户开放、相互诘难、定期“讲会”的书院办学风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教师管理上的“兼容并包”使得持有不同思想、观点的教师能够在一个平等、自由的环境中既坚持自己，又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从而打破各个学派的门户之见，拆除学派间的森严壁垒，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并对解放和活跃学生的思想有极大的作用。近代杰出学者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时，充分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包容精神，实行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方针，推行了一连串的重大改革，主张为学问而学问。这种宽容的研究气氛，使得保守派、维新派和激进派都同样有机会争一日之短长，导致思想自由和新见迭出。这一时期，是北大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也是大师辈出的时期。然而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这种学术包容、学术争鸣的现象越来越罕见，尤其是近些年来，一些高校普遍出现了师生“三世同堂”乃至“四世同堂”的现象，在很多专业和系科，从教授到助教，从专业带头人到普通教师，很大一部分都出自同一“门派”：教授留自己的弟子在身边，等弟子做了教授、博导，又留自己的弟子在身边。由于这种“近亲繁殖”，在同一个系科，各级教师的学术风格、研究思路、知识结构等相近，难免会保留和延续同样的缺陷。再加之按照中国的习俗“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对于学长、先师，中国知识分子是不太敢超越的，更不要说背离了。如果院系内有不同门派，问题就更严重：一派占据主导，另一派必受压制。这样，“近亲繁殖”很大程度上就有了“占山为王、排斥异见”的成分，“山头”越立越高，势力越来越大，而气氛却越来越沉闷，教育思想也越来越单一、僵化，高等教育的路子也越走越狭窄。面对这种现状，高校管理者要很好的研究稷下学宫的成功经验，重新认识稷学宫“兼容并包”的管理思想，将教师的“学术自由”摆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
3 来去自由保证高校的生机活力
“来去自由”是指对于各人的来去，稷下学宫非但不阻拦，而且还采取来者不拒、去者赠送路费的政策，对去而复返者仍表示欢迎。“士”就好像自由的鸟儿那样，可以“择木而栖”，从而促进了各国的人才流动。稷下先生之所以来去匆匆，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重要一点是前文中提到的“尊贤礼士”，有名望的学者社会地位都很高，到处都受到尊重，他们皆不以物质待遇为念，他们所关心的是统治者能否采纳其道，接受其谏。他们皆以言行合则留，不合则去为原则，一旦发现“道不同不相为谋”，就立即离去。比如商鞅在魏没有得到重用，听说秦孝公“广令国中求贤者”，于是西入秦，求见秦孝公，终于委以重任。又比如邹衍本是齐国人，在谡下学宫位在上大夫之列，他不满齐滔王的暴政，而到了燕，成为燕昭王之师；在齐襄王时，邹衍又回到谡下学宫，并在齐王建时作为齐国使者出使赵国，却从未受到非议。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稷下先生的自由来去，自然而然促进了各国学术的交流。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这是稷下学宫能创造高度发展的齐文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稷下学宫的实践证明，教师的自由流动是学校保持活力的重要机制，也是高校独立、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得以落到实处的基本保证。如果一个高校教师不能自由流动，那么他们在精神上就不可能进入自由状态，人只有来去自由时，心灵才能完全敞开。蔡元培先生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就是靠教师的自由流动得以实现的。所谓自由流动，就是指高校校长有聘任教师的自由，而教师也有自己选择学校的自由。从稷下学宫开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由于教师的社会地位较高，经济上相对也有保障，自由流动成为教师生活的一种常态，也就给教师提供了较为宽阔的生存空间，那时的教师很少终身在一所大学里工作的，特别是年轻教师，他们的流动性更大。这种自由流动的机制，对于展示一个人的才华很有促进作用，也使高校能够保持生机和活力。但从49年开始，我国就用“养起来”的方法从体制上切断了高校教师的自由流动。即使到了现在，很多高校是实行教师聘任制，但实际教师的自由流动情况还是很不理想的：一是在制度上没有从根本上建立自由流动的机制；二是高校教师的偶然性调动和自由流动不是一回事；三是目前高校教师的经济地位使自由流动难以成为教师的基本生活状态。教师自由流动之所以重要，就在于有了这个自由，其他自由才能真正落到实处。只要允许他们流动，不把他们固定在一个地方，他们自然就会有了活力。如果我们没有“高校教师自由流动”的理念，或者以不可操作为由而拒绝接受这样的理念，就是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失职。
参考文献
[1] 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2][3][5]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4]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6]孟子·滕文公下.
[7]孟子·公孙丑下.
新传统教育流派教学思想篇8
钱穆先生是我国学术界较早提出历史文化精神的学者之一，钱先生认为历史学科是一门“生命之学”，历史教育的“生命”在于传承民族的历史精神和文化精神。因为在钱先生看来经过长期积淀凝聚而成的历史精神是影响和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而文化精神则是历史精神最本质的内容，历史精神的这种力量也正是通过文化精神体现出来的。因此钱先生极力强调历史与文化密不可分，异名而同质，他认为学生要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就必须要深入了解该民族的历史，因为一个民族的历史承载了该民族的文化，换言之，历史教育在传承民族文化精神方面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甚至可以认为传承民族的文化精神就是历史教育的“灵魂”或者“生命”。所以在学习或研究历史时，“最应注意者，乃为此历史背后所蕴藏而完成之文化，历史乃其外表，文化则是其内容。”
中学历史教育承担着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的责任，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也由于目前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概念的界定尚有分歧，再者当前中学历史教材本身也存在很大的缺陷，通过中学历史教育来传承和弘扬我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当前我国关于中学历史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教育的研究多侧重于爱国主义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素质教育、社会责任感教育等方面，这些教育虽然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有许多相通之处，但绝不能等同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 而为数不多的关于在中学历史教育中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的论述，既不能依据科学的方法对传统文化进行系统研究和准确定位，也没有充分利用中学历史教材资源，更缺乏中学历史课堂教学的具体设计。
因此，如果我们回过头重新审视钱穆先生“为中国文化招魂”的历史教育文化使命观，就会发现，钱穆先生的这种思想刚好可以为我们当前的中学历史教育提供借鉴，弥补当前中学历史教育在文化传承使命感培育之不足。
历史教育使命观对当今中学历史教育的启示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内涵博大精深，她是祖先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更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放眼全世界我们会发现，人类历史上的四大文明古国，唯独中国的传统文化延续至今，从未中断过。然而自19世纪两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传统文化不断受到西方文明的冲击，不断遭到质疑，甚至是唾弃。直到今天，人们对这一话题的争论仍然很激烈。如何在历史教学中将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发扬光大，并融合现代普世价值，是摆在当今我们面前的首要任务，经过总结，作出如下建议。
（1）比较分析法，加深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识。
怎样才能使学生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更加准确而全面的认识？比较分析法是较为妥当的一种方法，原因有如下两点：其一，有比较，才有鉴别，学生才能看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优长、特征及不同之处；其二，学生通过在比较分析，可以在更大的视野中联系地而不是孤立地去思考问题，自觉地纠正自己的认识偏差。
很多重大历史事件如欧洲启蒙运动、郑和下西洋、太平天国、、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等对儒家文化都有涉及。“在历史教学中，教师就要善于整合这些教材资源，并通过这些资源来引导学生比较分析、分析，加深学生对儒家思想文化的认识。” 例如在维新运动中，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发表《孔子改制考》一文，在文中他通过附会儒家公羊三世说来论证变法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宣传西方的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和进化论思想，但是在辛亥革命中，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待儒家思想文化的态度上却是模糊的，有时甚至在刻意回避。在这里老师可提问：为什么维新派以儒家的名义宣传变法主张，而革命派却直接宣传革命主张？在新文化运动中，资产阶级激进派抛出“打倒孔家店”的激进口号，对儒家思想进行了全面否定，但在法国的启蒙运动中，很多启蒙思想家却对中国的传统儒家思想趋之若鹜，伏尔泰就是其中之一，他特别推崇中国的儒家思想。在这里老师可提问：为什么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全面批判传统的儒家思想，而西方启蒙思想家却对其极其推崇？
在历史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整合这些丰富的历史素材、精心设计问题，引导学生运用比较分析法，深入而准确地理解儒家思想的内涵，全面认识到儒家思想文化的精华和糟粕。
（2）实地考察法，让学生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走出课堂，前往实地进行考察，让学生亲身体会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可以实现学生学习和老师教学的双赢。” 因为对学生来说，得到课堂上得不到的东西，对老师来而言，可以达到课堂上难以达到的教育效果。
例如：就武汉而言，为引导学生弘扬传统文化的精髓，老师可以将班级分成若干小组就武汉三镇传统文化进行考察。具体做法：第一，结合武汉的实际，利用其现有的各种文化资源，把学生分成儒家文化考察组、古建筑文化考察组、宗教文化考察组、桥梁园林文化考察组等，并由老师分别制订出每个小组的考察目标、方法和任务。第二，各小组分头行动，前往实地考察，并写出考察报告。第三，由老师在班上展示、交流各个小组的考察成果，并组织评委对考察成果进行评议，评选出优秀考察小组及若干个优秀考察人员。
（3）史、论互证法，论证我国的传统美德。
“老师在课堂上讲述重要史实后，进行理论性的归纳和总结是非常有必要的。” 例如在讲述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点时，最好有历史事实佐证。因为只有如此，才可以使初涉人生的中学生信服，进而潜移默化地完善自己人格的行为。
但需要注意的是，老师在讲史实或陈述观点时，要做到互为配证。例如讲中国传统文化所提倡的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兼容并包的博怀，自力更生、团结互助、艰苦奋斗的美德，先人后己的奉献品格，尊老爱幼、谦逊辞让的风范，“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民族责任感等，都可以从历史尘埃中找到真实的事迹，抑或端午节、丝绸之路、都江堰、京杭大运河、长江三峡、四大发明等，都可互相印证进行说明。
当然，在历史教学中贯注传统文化的方法、手段可能还有很多，在这里不可能进行一一列举。总之，教师应在新课标思想指导下，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使学生感同身受，这样学生既能学到了历史知识，又能深入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最终在历史教育中实现“文化传承”目标。
主要参考文献
[1]齐健.历史教育价值论[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新传统教育流派教学思想篇9
《2010―2020年党外代表人士教育培训改革和发展纲要》对开展党外代表人士教育培训工作提出了“理论武装、凝聚共识、继承传统、提升能力”的要求。“继承传统”是其中的重要环节。重庆拥有全国首个统战传统教育基地。近年来，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充分依托这个基地，不断挖掘和利用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的丰富独特资源，创新开展现场教学，将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双十协定”签署地桂园、中共中央南方局办公地点周公馆等一批革命展馆和名人故居，打造成为宣讲统一战线历史、多党合作历史和民主党派历史的生动形象的“第二课堂”，取得了较好成效。这对于广大统战成员进一步继承和发扬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的优良传统，更好地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断巩固和发展新世纪新阶段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有着重要意义。目前，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开展现场教学的主要基地是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重点展示民主党派在重庆的发展历史。该工作还存在教学点少、线路单一、内容不精、形式不活等问题。要进一步发挥统战传统教育基地的作用和优势，明确指导思想，梳理主要内容，提炼教学主题，创新教学模式，丰富教学形式，优化教学线路，全面统筹和合理安排，不断提高现场教学的质量和水平。
一、明确现场教学的指导思想
现场教学是党外代表人士教育培训的一种重要形式。应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立足重庆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哨地、中国民主党派的主要发祥地、政治协商的得名地”[1]这一资源特色和优势，以“重温历史、继承传统、坚定信念”为教学主题，通过参观、讲解、交流、讨论、对话等多种教学形式，使广大统一战线成员了解民主党派在重庆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了解周恩来领导的南方局在重庆开展的艰苦卓绝的统一战线工作，了解政治协商在重庆得名的历史，了解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在重庆的活动事迹，感知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肝胆相照的历程，认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意义，明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二、丰富现场教学的主要内容
（一）进一步梳理重庆统战历史和文化资源
作为抗战时期的陪都，重庆的统战历史文化资源相当丰富，可以从五个方面梳理现场教学的主要内容。
一是民主党派发展史方面。重庆是民革、民盟、民建、九三学社等四个民主党派的发祥地，有多处统战活动集会场所。比如：在“民主之家”特园基础上建成的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民革、民盟、民建、九三学社等民主党派成立纪念碑。这些场所展现了民主党派在重庆成立和发展的历史，是目前重庆社会主义学院现场教学的主要内容。
二是多党合作史方面。重庆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和各方面民主人士团结协作、并肩战斗的重要城市。在重庆军统集中营所在地“渣滓洞”“白公馆”，有44位民主党派成员流血牺牲；在红岩魂广场，有民盟、农工党和侨联烈士牺牲纪念碑；在国民参政会旧址、中苏友好协会旧址，有大量多党合作的历史场景。这些都是开展多党合作历史传统教育的重要内容。
三是党的统战工作史方面。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叶剑英、邓颖超等中共领导人都在重庆从事过艰巨细致而又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留下了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和优良传统。红岩村、周公馆等革命旧址，是对统战干部身临其境地开展统战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
四是民主人士旧居方面。重庆是抗战时期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密集活动的地方，宋庆龄旧居、张治中旧居、郭沫若旧居、冯玉祥旧居以及中华职业教育社在渝旧址，都可以作为民主党派成员缅怀先贤，感知和继承老一辈民主人士与中共风雨同舟、患难与共光荣传统的现场教学点。
五是重庆改革开放新亮点方面。重庆作为中西部唯一直辖市，在改革开放方面有许多成就和经验，统战工作也有许多成绩和亮点。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精心打造的全国首个统战文化主题公园“同心园”，以及重庆两江新区、西永微电园等都是开展现场教学、弘扬统战文化的重要场所。
（二）进一步拓展现场教学内容
一是精心打造特色教学专题。民主党派历史方面，围绕全国各地民主党派到重庆开展“寻根之旅”这一主题，将现有辅导课《重庆与民主党派》不断充实打造成为特色精品课程。开设《民主党派史》《民盟与重庆》《民主建国会在重庆》《九三学社在重庆的形成与发展》等课程，面对不同类别和层次的民主党派成员有针对性地开展现场教学。统战历史方面，可新开设《重庆与中国统一战线》《红岩精神与南方局的统战工作》等课程。人民政协和多党合作历史方面，进一步丰富完善现有辅导课《从旧政协到新政协》，新开设《政治协商――重庆见证的历史》等新课。
二是适当增设部分现场教学点。重庆社会主义学院目前打造的现场教学点主要包括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周公馆、桂园、同心园，还应适当增设部分现场教学点。比如，可将红岩魂广场（主要是民盟、农工烈士牺牲纪念碑）作为学习宣传多党合作光荣传统的现场教学点；将民革、民盟、民建、九三学社成立纪念碑，中华职业教育社在渝旧址等作为学习宣传民主党派光荣历史传统的现场教学点；将红岩村作为宣传毛泽东、周恩来等无产阶级革命家亲自做统战工作的现场教学点；将宋庆龄、张治中、冯玉祥、郭沫若等民主人士旧居作为学习宣传老一辈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与中共风雨同舟光荣传统的现场教学点；将重庆两江新区、西永微电园等作为宣传新重庆经济建设成就的现场教学点。
三是精心提炼各现场教学点的教学主题。现场教学通常具有用时较短、高度概括、身临其境、生动形象等特点。每一个现场教学点背后都有一段丰富难忘的历史，都承载着统一战线的光荣传统。应精心提炼教学主题，去粗取精，确保教学主题得以在较短时间内精彩呈现。在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要突出民主党派的形成发展以及与中共风雨同舟、肝胆相照的历史进程。在周公馆，要突出周恩来领导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恶劣的政治环境下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共同铸造的红岩精神及其启示。在桂园，要突出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在重庆谈判期间广泛团结爱国民主人士，为探索和平民主建国新路、赢得民心而书写的国共合作佳话。在红岩魂广场，要体现民盟、农工党等民主党派与中共并肩战斗、流血牺牲，为共和国建立做出的伟大贡献。在红岩村，要突出毛泽东、周恩来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渝期间，坚持团结抗战，维护国共合作的艰辛努力。在民革成立纪念碑，要突出国民党左派在团结抗战和反对蒋介石独裁中，最终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历程。在民盟成立纪念碑，要通过民盟成立及三次改组的历史，突出民盟与中共的团结合作，并最终走上接受中共领导的革命历程。在民建成立纪念碑，要突出广大工商业界人士在实业救国的探索中，最终走上反蒋联共，接受中共领导的革命历程。在九三学社成立纪念碑，要突出从民主科学座谈会到九三学社，创始人许德珩与毛泽东的故事，体现民主党派对民主科学的不懈追求。在中华职业教育社在渝旧址，要突出黄炎培创办的职教社探索职教兴国的实践、重要贡献和启示。在宋庆龄旧居，要突出宋庆龄在渝期间组建“保盟”，在白色恐怖的国统区与中共团结合作的历史。在张治中旧居，要突出和平将军三赴延安的经历，以及周恩来等共产党人对他的团结争取。在冯玉祥旧居，要突出冯玉祥将军在渝事迹，以及周恩来等共产党人对他的团结争取。在郭沫若旧居，要突出郭沫若在渝事迹，以及周恩来等共产党人对他的团结争取。对于这些现场教学点，可按每半年重点打造1―2个教学点的进度，分期分批逐步打造。
三、创新现场教学的培训形式
现场教学法也称现场体验式教学法，是指教育者遵循教学规律，按照教学目的要求，以现场教学点为载体，将学习者引入特定的真实情境中，通过实地调查、多边互动和研讨交流进行教学的方法[2]。现场教学模式主要包括认识、感受和升华三个阶段。要创新现场教学培训形式，通过专题教学、体验教学、案例教学、互动教学等多种形式，通过图片、视频、历史遗迹、文史资料等多种载体，使各阶段环环相扣、互相印证、融为一体，成为一种具有完善的教学过程、丰富的教学内容、优异的教学效果、良好的教学影响的教学模式。
（一）认识阶段
这一阶段主要抓好三个步骤、三种形式的教学。一是学前动员。在开班动员中概括介绍重庆统一战线历史传统及相关培训内容，使学员对现场教学形成一种整体认知。二是专题教学。精心打造和储备《重庆与民主党派》《红岩精神与南方局的统战工作》《重庆与中国统一战线》《从旧政协到新政协》《民主党派史》等专题辅导课程。讲清在重庆发祥的民主党派史、中共南方局在重庆的统战工作史、政治协商在重庆的得名史，使学员对重庆统战历史与光荣传统形成比较系统的理论认知。三是音像教学。在前往现场教学点的路途中，简单介绍现场教学点的基本情况，并根据教学要求，有选择地播放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拍摄的《统战春秋――重庆见证的岁月》10集资料片中的部分内容，以珍贵丰富的历史镜头和历史人物访谈，形象生动地展示重庆统一战线的光荣传统。
（二）感受阶段
这一阶段是整个现场教学的重点，组织学员到现场教学点参观，实地感受历史场景，体验多党合作历史传统。这一阶段主要抓好三种形式的教学。一是现场参观。让学员走进实地、观看实景、体会实情，在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交融中激发思想和情感上的共鸣。二是现场点评。通过精炼概括的现场点评，使学员了解民主党派和多党合作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启发引导学员思考历史带给我们的现实启示。三是案例教学。比如，以《毛泽东三顾特园会张澜》的统战故事为教学案例，在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现场讲述民盟创始人张澜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亲密合作，并最终接受中共领导的案例，让学员学习民主党派老一辈领导人与中共风雨同舟、肝胆相照的光荣传统。以《黄炎培与职教兴国》为教学案例，在中华职业教育社旧址现场讲述黄炎培从实业兴国到组建民主建国会，最终走上革命道路的人生轨迹，感受老一辈民主党派人士追求民主进步和造福社会的人生理想。
（三）升华阶段
这一阶段主要抓好两个环节、两种形式的教学。一是总结点评。在返程途中，教师对整个现场教学情况进行总结点评，实现画龙点睛、提炼升华学员认知的目的。二是互动教学。在培训班结束前，以“多党合作光荣传统的思考”“红岩精神永相传”等为主题，组织引导学员梳理参与现场教学的收获和体会，并以绘画、诗歌、三句半、互动问答、讲故事、论坛演讲等多种形式表现出来，使他们多角度、全方位加深对多党合作历史传统的认识，深刻领会红岩精神的深刻内涵和时代价值，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
四、优化现场教学的线路设计
现场教学的线路设计应按照培训班学员对象的不同和教学目标的具体要求，在充分考虑可行性的情况下，以圆满完成教学任务、确保实现教学目标为原则进行统筹规划和合理安排。可以根据教学任务的不同归类划分为三条线路。
（一）以民主党派历史发展为主线
设置专题辅导课《重庆与民主党派》《从旧政协到新政协》《民主党派史》《重庆与中国统一战线》；以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民盟成立纪念碑为主要教学点，以宋庆龄、张治中、郭沫若、冯玉祥等民主人士旧居和中华职业教育社旧址为备选教学点。根据培训班教学要求及时间安排，可以在参观完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后，有重点地选择其他现场教学点。教学时间一般为半天至一天。
（二）以红岩精神和统一战线光荣传统为主线
设置专题辅导课《红岩精神与南方局的统战工作》，以渣滓洞、白公馆、红岩魂广场、红岩村、周公馆、桂园等6个红色革命景点为现场教学点，教学时间一般为一天。
（三）以重庆统战文化为主线
新传统教育流派教学思想篇10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中国经济学；研究范式；教育；创新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界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认识经历了逐渐深化的过程。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经济学界对于刚刚传入国内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态度比较审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凝练成的“华盛顿共识”这一标志性政策在全球范围的推广，其在中国的影响力也明显增强。然而， “华盛顿共识” 在一些国家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经济学界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一些资深学者率先对其进行反思和批判 ，形成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拉美、俄罗斯等国是系统实施“华盛顿共识”的国家，也是受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影响的重灾区。［1］中国受到的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伦敦经济学派、货币主义学派、新制度经济学派对中国产权改革、私有化、市场化及贸易自由化的误导［2］(p69-73)，当前我国存在的贫富分化、 消费不振以及教育医疗等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施带来的［3］；另一种观点认为，新自由主义不仅为我国改革开放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持，还为政策的成功实施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4］，中国改革的成功在于正确地运用了标准的经济学理论，也就是遵循了“华盛顿共识”［5］。然而，已有的主要集中分析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对中国政策层面的影响，事实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不仅影响了政策层面，也影响了理论研究和教育层面。从政策层面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实施了经济市场化、贸易自由化等政策，这和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政策不谋而合；从理论层面和教育层面看，中国对外开放的时期正是新自由主义在西方方兴未艾的时期，无论是出国考察的学者，还是在西方留学、国内就读的学生，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当今主流经济学——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影响。历经30多年的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学已经逐渐放弃了“苏联范式”而转向“美国范式”，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被边缘化。中国经济学究竟向何处去这一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被提出来的问题，在当下再次成为焦点。当时提出这一问题，是因为“苏联范式”遭遇了挑战，很多人幻想西方主流经济学能够包医百病，包括中国问题。然而，中国问题的特殊性以及“美国范式”所引爆的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使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美国范式”在中国遭到冷遇，迷信“美国范式”的中国经济学又一次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问题。基于此，本文主要从研究机构、高校、出版物等多方渠道探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分析它对中国经济学研究范式、理论基础、教育体系等方面所产生的影响。同时，针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被边缘化的问题，提出了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及构建原则。
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核心要义及政策主张
作为凯恩斯主义对立物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它由诸多派别构成：以米塞斯、哈耶克为代表的新奥地利学派，以罗宾斯等为代表的伦敦学派，以奈特、科斯等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以欧根等为代表的弗莱堡学派，以拉弗、费尔德斯坦等为代表的供给学派，以卢卡斯等为代表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以萨克斯为代表的美国经济学派和以伊萨克森等为代表的北欧经济学派，以科斯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6］这些学派尽管观点各有差异，但它们传承和发展了传统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思想，充分强调个人选择的重要性，尊重市场的调节作用。概言之，“市场统治”、“贸易自由化”、“企业私有化”、“有限政府”是新自由主义反复强调的信条，这与传统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要义基本一致。但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并不是对传统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简单复制，而是赋予了“新”的含义。众所周知，以自由放任为基础的传统自由主义经济学在20世纪30年代由于无法经受垄断、外部性、经济危机等问题的打击而丧失了主流地位，到了20世纪70年代，“滞胀”等问题使以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为核心的主流经济学“失灵”，这无疑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复兴提供了契机。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要拨云见日，复归主流地位，必须用新的方法和理论证明市场调节的合理性与优越性，证明国家垄断和福利国家带来的灾难。必须重新评价宏观理论体系，证明经济危机并非市场的必然产物。必须论证政府干预的理论基础并不成立，即外部性、 垄断、 公共产品、 规模经济、 信息缺乏、价格刚性与货币幻觉并不能成为政府干预经济的理由。必须全面修正其分析框架，为经济自由主义提供一个具有历史基础和现实社会基础的实证分析框架。［7］为此，新自由主义各家学派进行了广泛探索，并用各自的方式对国家干预进行了批驳，证明市场调节的有效性与合理性。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现代货币主义认为，政府以“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为借口不断扩大干预范围，已经成为影响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障碍。为了使政府干预有效而不破坏市场机制与自由，必须坚持两个基本原则：一是“政府的职能范围必须有限度”。二是“政府的权力必须分散”［8］(p4)。供给学派认为，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导致了“滞胀”的出现，要解决这一问题，政策的重心应该放在如何限制政府职能，如何激发劳动生产率、资本形成能力等这些从根本上看来属于供给方面的因素上来；同样，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从“理性预期假说”、“市场出清假说”以及“总供给假说”出发，推导出“政策无效”的命题。总之，和传统自由主义经济学相比，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反对国家干预主义时，较少以传统的自由放任观念为基础，而更多地以“竞争性秩序”观念为基础。［9］为了论证市场调节的有效性，新自由主义还把制度纳入到分析框架之中，通过比较市场经济体制与计划经济体制的优劣，重新证明经济自由主义的合理性。科斯定理以及建立在科斯定理之上的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只要产权界定清晰，交易费用为零，自由契约必将导致资源的最优配置。这种分析框架，显然给国家干预主义以有力回击。总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新的形势下，一方面批驳政府干预的无效性，论证市场调节的有效性，为实行经济自由主义提供了新的理论解释框架，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方面，不断完善具有现实社会基础的实证分析方法，以调和传统自由主义经济学在规范与实证、形式主义与解释力缺乏之间的矛盾。
经过长期的、潜心的理论雕琢和方法论的完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其复兴创造了主观条件，而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的失灵，苏东、中国等计划经济国家的低效率以及全球自由贸易的兴起等现实因素为其复兴创造了客观条件。从20世纪70年代起，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从一套单纯的理论观点逐步演变成为一系列政策主张，其主流价值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一是可以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评选中得到印证。1974 年新自由主义重量级人物哈耶克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成为了第一位获奖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随后，一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陆续获此殊荣，包括1976年的米尔顿· 弗里德曼、 1986年的詹姆斯·布坎南以及1991年的罗纳德· 科斯。二是“华盛顿共识”这一最早针对拉丁美洲危机的新自由主义原则和政策主张，很快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七国集团及其他国际组织的共识，成为西方国家主导经济全球化的共识。三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传承了 “经济人”假设、一般均衡方法等方法，并把实证研究方法发展到极致，尤其是对数学形式主义的信奉已经超过 “理性—个人主义 —均衡” 范式，成为经济学更为根本和普遍的特征。
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经济学界的传播和影响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及对中国经济学的影响，是在中国经济学界孜孜不倦地学习西方和对传统政治经济学范式进行批判中逐渐完成的。
众所周知，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革开放”指导方针的提出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的进行，推动了中国经济学界思想的解放和创新。一方面，根植于计划经济体制的中国传统经济学无法直接指导市场化改革的实践，理论界自发地对其进行反思。从1979年开始，刘国光、蒋一苇等一些学者先后，提出一系列改革思想，对当时的理论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比较重要的方面，中国经济学界逐渐摆脱“左”的思想的束缚，恢复了与外界的联系与交往。公派留学、出国访问等成为中国经济学界学习西方经济学的直接渠道。同时，一批在国际上有影响的学者先后来到中国，与中国学者进行面对面的学术交流。东欧两位改革经济学家 w.布鲁斯和o.锡克于1980—1981年间来中国讲学，当中国经济学界还停留在把改革看做一组旨在“调动积极性” 的政策措施时，他们则把其作为经济系统的跃迁过程来分析［10］，这对当时中国学者思想转变起到了促进作用。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耶鲁大学的j.托宾教授、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教授以及当时在世界银行任职的英国经济学家a.伍德教授也来到中国，并参加了着名的1985年的“巴山轮会议”。他们对于如何治理通货膨胀提出了具体措施。随后，弗里德曼、张五常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也先后来到中国，在中国考察并为改革建言。
除了“走出去，请进来”这一直接交流渠道外，阅读国外经济学的教材和书籍成为中国学者学习西方经济学的间接方式。早在20世纪80年代，商务印书馆就推出“汉译世界学术名着丛书”， 20世纪80年代后期，上海三联书店推出了“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与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名着”巧妙地形成互补之势，这其中不乏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和公共选择学派的理论着作。如，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与自由》、亨利·勒帕日的《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詹姆斯·m.布坎南的《民主过程中的财政》等。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学界更为开放，出现了引进、翻译、学习西方经济理论的高潮。奥地利学派、伦敦学派、货币学派、公共选择学派、新制度经济学等新自由主义各学派着作被多家出版社出版。如公共选择学派重要人物丹尼斯·缪勒的《公共选择》、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科斯的《财产的权利与制度变迁》等。尤其是在东欧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解体后，曾经预言社会主义中央计划国家最终会走向解体的奥地利学派的理论得到经济学界的重视，其代表人物米塞斯的《自由与繁荣的国度》、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等自由主义理论方面的书籍先后出版。这些自由主义的理论借助中国市场经济大船“舶来”，在经济学界广泛传播。
总体来看， 20世纪80年代初期至80年代中期，中国理论界受东欧经济学家思想影响较大，尤其匈牙利经济学家j.科尔内在《短缺经济学》中关于传统计划经济的经典分析，对中国经济学界认识传统经济体制的弊端，批判“苏联范式”发挥了巨大作用。20世纪80年代末期至90年代末期，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理论和科斯的产权理论对中国的影响比较大，这两大理论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均占据显赫的位置，尤其产权理论于80年代中后期传到中国，在90年代兴起了产权理论研究的热潮。科斯理论的传承者张五常多次来大陆讲学，传播其产权理论。据张五常回忆，当时科斯建议他到香港中文大学担任经济学系主任的职务时，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熟悉中文，有责任、有能力向中国人传授经济运行的知识和推广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制度［11］(p490)。国内曾一度形成了“张五常热”：一方面，张五常系列作品先后被不同出版社出版；另一方面，张五常被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邀请讲学，一些媒体不断报道其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张五常热”实际上就是“新制度经济学热”，“新自由主义热”［12］。
20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进入加入wto的冲刺阶段，如何改善政府效率成为理论研究的热点。公共选择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等新自由主义学派的理论得到重视，成为学者分析政府失灵的重要理论依据。“小政府”、“透明政府”、“效率政府”等新自由主义范畴频繁出现在学术论文和政策文件中。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经济全球化”也成为热门话题。有关经济全球化的国际学术会议频繁举行，一些倡导经济全球化的重量级经济学家，如蒙代尔、托马斯·弗里德曼等经常出入中国学术交流场所，传播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理念。
除了一些学术研究机构外，高等院校成为接受和传播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主要阵地。［13］在中国经济学高等教育“西学东渐”的国际化的发展过程中，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核心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对其影响逐渐显现出来了。在20世纪80年代初，高校在教材使用及经济学研究范式等方面受西方主流经济学影响不明显。当时，政治经济学是学生的主干课程，主要使用中国学者编写的教材。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一些高校开始开设西方经济学、西方经济学说史、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流派。国外一些学者开始来中国执教，例如，着名的美籍华人邹至庄教授自1984年起每年到中国讲授西方经济学，并于1985年发起建立“福特培训班”，在11期教学中，每年都有一些来自欧美的着名经济学家和在欧美名校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的精英人物来“福特培训班”执教。1987年，邹至庄倡导在中国大学里应讲授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国际贸易、金融财政等课程。1989年4月，在世界银行专项贷款支持下，原国家教委正式启动编写财经类核心课程大纲，列入的课程共10门，包括西方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比较经济学、国际金融、货币银行学、经济数学基础等。从此，中国经济学教育的二元化格局开始形成。尽管如此，当时承担经济学教学的主要是本土教师，他们其中大部分人是由从事西方经济学思想史等方向教学研究转型而来，只有在个别高校有为数不多的“海归派”。当时在中国学者编写的西方经济学教材中，每一章的后面都有借鉴和批判方面的内容，即所谓“两重性”的分析。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末期，经济学教材发生变化，西方原版教材被逐渐引进。教师队伍也发生了改变，科班出身的国内经济学博士逐渐成为教学的主力。高校对西方经济学的重视程度不断增强，西方经济学成为经济学主干课程，该课程不断被细化，不仅按照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不同的内容来开课，而且还逐步按照初级教程、中级教程和高级教程不同的程度来开设。中国学者编写的西方经济学教材也从批判借鉴改为客观的介绍、描述和全盘接受。21世纪初，中国经济学教育开始进入与国际接轨的发展时期，越来越多的大学开始进入到跨国办学、资源共享的进程。在教材方面，教育部鼓励开展双语教学，英文原版教材被大量引进。在师资培养方面，加大“送出去，请进来”的力度。一方面，教育部和高校自身增强了教师出国学习资助的力度，另一方面，一些名牌大学开始高薪聘请留学博士回国任教及外籍教授来中国讲学。一些高校还通过建立“海外平台”的方式，把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学教学模式嵌入式地引进来，即共建“标准经济学系教学体系”（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率先垂范，其他一些高校先后模仿）。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学一直在学习和模仿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由此带来了深刻变化，集中反映在经济学教育理念和研究范式的转变上。在教育理念上，中国已经走向了国际化，主要是美国化的轨道。这不仅体现在把美国的教科书视为权威的教材，更体现在海外人才引进方面，留美博士和美籍教授占有压倒性优势的比例。目前，如何与国际接轨，创建国际型一流大学，成为一些大学校长津津乐道的话题及为之奋斗的目标。这可以从一些高校管理者频繁组团去海外高校考察、召开教育国际化研讨会、增大海外期刊的奖励力度等方面得以佐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也发生深刻变化：一是分析问题的基础理论发生了重要变化，西方主流经济学诸多学派的理论成为中国经济学界分析问题的理论基础。从发表的学术论文及高校各类学位论文中得以集中体现。二是在研究范式上已经逐步从“苏联范式”转向“美国范式”。美国主流经济学所倡导的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被一些着名学者作为标准的研究范式进行介绍和推广，其核心方法，即以计量经济学模型为代表的实验实证成为衡量博士论文和期刊质量好坏的重要标准。国内一些顶尖级杂志的选稿方向也随之发生了转型。李子奈、齐良书对1984—2007年《经济研究》发表的3300余篇论文的统计分析显示，以计量经济学模型方法作为分析方法的论文占全部论文的比例，1984年为0，1992年为5%，1998年为11%，2004年为40%，2005年为56%，2006和2007年为53%。［14］三是试图用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改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或者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内加入西方现代经济学的概念和理论，或者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方法改造马克思主义。
四、问题与中国经济学的构建
在中国经济学界孜孜不倦地“西学”过程中，一些问题逐渐暴露出来。
一是中国经济学研究中存在“生吞活剥”和“滥用数学”现象。一方面，表现为理论上的“盲目崇拜”与“拿来主义”，认为西方主流经济学可以包医百病，能够完全解决中国问题；另一方面，表现为方法论上的机械照搬。尽管“标准的现代经济学方法”，包括丰富的内容，要经过长期的基础教育培训才能被理解和掌握，才能被运用，但是，很多学者和学生却机械地套用西方经济学的标准模型，不加任何修正地分析中国问题。还有些人认为，只要学好数学，什么经济学问题都能解决，于是，出现了滥用数学、数学帝国主义的现象。这说明，经济学界在学习西方经济学上还处于“照猫画虎”阶段，并没有很好地“吸收”。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本土学者和学生中间，也包括一些“海归派”。尤其是“本”、“硕”、“博”连读的年轻“海归派”，他们对中国经济缺乏切身的理解，回国后应该进行必要的转换，但是，有些人却直接把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 “嵌入式”移植过来，习惯用标准的“美国范式”分析和解决中国问题。
二是在经济学界“西学”“主流”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逐渐被边缘化。主要体现在中国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存在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为基础理论并行的“双轨制”，教育方针和目标不明确，以及在理论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上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被削弱和被边缘化等问题。［15］让人深省的是，虽然中国政府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而非美国模式，但是，中国经济学界却把美国经济学模式视为理想的模式。
三是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被淡化是不争的事实，但存在如何协调意识形态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和经济学界以西方主流经济学为主导之间的矛盾。随之，还会派生一系列新问题：在马克思主义被淡化和边缘化条件下，西方主流经济学能否继续主导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中国的经济学究竟向何处去，等等。对此，可谓观点纷争，众说纷纭。有四种代表性的观点。
1. 西方主流化。认为经济学是理性科学，本身没有阶级性和国籍性，西方主流经济学是经济学的最新发展成果，中国搞市场经济就必须要遵循这一先进成果，所以，没有必要建立中国特色的经济学，也不存在中国特色的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化。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上以马克思主义或者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为主导，自然，在经济学界也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基础和主导。 西方主流本土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照搬西方主流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是不科学的，必须从实际出发，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行本土化和中国化的改造，把其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用以解决中国问题。
4． 综合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吸收古今中外各学派之长，构建中国的经济学。本文认为，“西方主流化”和“马克思主义化”都是“外来化”，历史证明其是行不通的，后两种观点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推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离不开以下原则。
1. 经济学是社会科学而非自然科学，社会各种现象的复杂性，仅靠高度抽象的数学模型和公式难以解释其全部。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其发展的特殊性，很多问题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无法解释的，所以，中国经济学不能复制美国模式或者任何其他模式，必须对其进行理论创新，走本土化和中国化之路。自经济学问世开始，就存在各种观点的交锋，这些纷争不仅体现在对经济学现象和经济运行的认识水平上的差异，更体现为学者在阶级、阶层和国家利益面前立场的分歧。退一步讲，即使经济学没有阶级性，但是一定是具有民族性的。任何经济学原理和方法在国家和民族利益面前都会俯首称臣，沦为婢女。亚当· 斯密在《国富论》中一方面宣扬世界主义和自由贸易，另一方面又为英国搞了很多政府保护的特例。同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一方面宣传自由主义原则，另一方面为了实现美国的国家和民族利益进行隐性和公开的贸易保护，甚至不惜动用武力去侵害他国利益。所以，不存在“超民族”的经济学，因此，中国的经济学要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导向。 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学一直依靠“进口”而生存，改革开放之前从苏联舶来，改革开放之后从美国舶来，事实证明都具有不可持续性。因此，中国经济学的未来必须依靠自主创新。这不意味着一切从头再来，必须充分吸收已有的研究成果。只有站在巨人肩膀上、站在国际的高度进行理论完善和创新，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西学和模仿仍然是未来不可缺少的环节，关键是从中国实际问题出发进行创新。经济学范式是一个不断批判、继承和发展的演进过程，一是纵向批判继承，形成经济学史上一次又一次的经济学革命；二是横向兼收并蓄，形成经济学史上一次又一次的大综合。每次重大的历史事件都可能会带来经济学的革命和创新。理论创新的关键在于一些“智者”在历史事件中能够进行反思，修正和完善已有的假说和方法。而“智者”的出现离不开教育培养。因此，对于中国经济学来说，教育创新是基础、核心。教育创新不是从大学开始，而要从幼儿园和小学开始培养创新的意识和环境，这虽然是一个曲折漫长的过程，但又是不能回避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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