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传统教育理论十篇

新传统教育理论篇1

新课程改革是为了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构建符合素质教育要求的课程体系而进行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它将实现我国中小学课程的学科本位、知识本位向更加关注每一个学生发展的历史性转变。在新课程改革的今天，我们有必要对新课程改革过程中新课程理念与传统教育理论的渊源、碰撞及在实践过程中的偏差予以澄清和矫正，以促进新课程改革顺利推进。

一、新课程改革现状分析

（一）新课程改革实施以来，新课程理念已经内化为广大教师的思想并外化为教师的新的教学行为，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已经由本文由收集整理师本位、知识本位向生本位方向发展，由“双基”目标向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三维目标发展。课堂教学形式由“传道、授业、解惑”向“探究式”、“互动式”方向发展，这不能不说是新课程改革的亮点，但是，在轰轰烈烈的新课程改革当中，我们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些问题：新课程理念的历史渊源？什么是好的教育？什么是最好的教育？传统教育理论的作用何在？

（二）世界上没有什么最好的教育理念，因此，不要盲目追“星”，不要机械套用所谓的经验。当前“生命教育”、“创新教育”、“赏识教育”、“超越教育”等以及由西方引入的人本主义、建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等各种新概念新名词陆续涌现，老师们颇感茫然。我们还发现，有的教师在没有真正理解新课程理念的情况下，囫囵吞枣并义无反顾地去贯彻执行。与其这样，倒不如去探讨新课程理念的渊源，从博大精深的心理学实验宝库中吸取营养并在实践中创新、发展。将“皮格马利翁效应”、“海因兹偷药”等实践成果直接应用于我们当前的教育，也不失为一条捷径。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的教育理论与新课程理念并不矛盾，也不抵触，传统教育理论并没有作废，也不能作废。

（三）新课程理念已经被越来越多的教师所接受，但它也决不是最好的和经典的，只能说，在经过38个部级课改实验区实验结论是肯定的，是可用的。既然如此，不可避免的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如在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的同时，过多地关注了中等生，学困生也被一定程度地关注，但“尖子生”、“吃不饱”的问题则被忽视，而这一问题，在传统的教育理论中就有很好的解决办法——因材施教，亦即根据学生不同的资质、潜能、个性有选择的施以合适的教育。这样，才是发展全面和全面发展的教育。

（四）新课程改革过程中，还有一种困惑，即把课堂还给学生，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学习的主体，这是需要肯定的，但是在把课堂还给学生的同时，教师的主导地位应该如何把握？我们认为，在把课堂还给学生的同时，教师的主导地位丝毫不能低估和消弱，否则，还给学生的课堂就不是课堂，探究、合作、目标达成就是一句空话。因此，教师的主导作用不但不能消弱，而且还应加强。而主体作用的发挥主要体现在教学设计、课堂调控、调动、激励等一系列教育教学艺术功力方面，而不是回归“一言堂”、“满堂灌”的师本位，也绝非儿童中心主义。

二、新课程理念的历史渊源

新课程理念的产生是时展的必然产物，是教育理论发展的必然结果，既不是传统教育理论的照搬照抄，也不是对传统教育理论的全盘否定，而是对传统教育理论精华的提炼、浓缩、延伸和发展。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曾主张“儿童中心主义”，我国古代的教育专著《学记》明确提出：“时观而弗语”，“学不躐等”，“时教正业”，“退息居学”，“藏焉修焉、息焉游焉”，“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及”、“预”、“时”、“孙”、“摩”的教学原则及方法，甚至对教师的语言要求也提到了“约而达、微而臧、罕譬而喻”的高度，对照本宣科的教学方法提出了“今之教者，呻其占毕，多其讯言，及于数进而不顾其安，使人不由其诚，教人不尽其才，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弗”的尖锐批评，这些传统教育理论的精华及包括孔、孟、夸美纽斯、赫尔巴特、凯洛夫、布鲁姆、布鲁纳、陶行知等教育大家在内的各种教育流派、教育理论，都会对指导我们今天的新课程改革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三、新课程的标准

新课程标准是国家课程的基本纲领性文件，是国家对基础教育课程

的基本规范和质量要求。新一轮课程改革将我国沿用已久的教学大纲改为课程标准，反映了课程改革所倡导的基本理念。基础教育各门课程标准的研制是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核心工作，经过全国近300名专家的共同努力，18种课程标准实验稿正式颁布，标志着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进入新的阶段。

四、新课程的核心理念

1、“以人为本”、“以学生的发展为本”，是课程改革的出发点。2、开放型的新课程观是建构现代化课程体系的必然选择。3、民主化是建构新型师生关系和课程管理体制的牢固基石。4、强调“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以及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整合。5、树立终身学习观，终身学习将成为未来每个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方式。6、改变课程评价过分强调甄别与选拔的静止观，树立评价促发展的发展观。7、批判与创新是本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灵魂。8、回归生活是新课程改革的必然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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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几十年中发展起来的现代教育理论，依其基本主张大致可分为下列几种主要的类别。

一、新传统派教育理论

30年代末，首先在美国出现了新传统派教育思潮。它以反对现代派教育为出发点，直接抨击现代派教育理论、坚决要求恢复传统教育原则的新传统派教育理论，它们包括要素主义（Essentialism）、永恒主义(Perennialism)、新托马斯主义等派别。

1、要素主义教育理论

要素主义教育理论是新传统派教育理论中最重要的一个派别。它强调在民族生活、文化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基本的、永恒不变的、青年人必须学习的文化与知识要素，同时也坚决主张传统的教育、教学的基本内容、原则、方法等仍应是现代教育必须保留并发扬的要素。

要素主义教育理论与其它一些理论流派不同，它不是某一种哲学理论在教学问题上的表述，也不仅仅是阐述教育的一般的、思辨性的基本原理，它完全立足于现实的教育、教学问题，探讨现存教育、教学制度之弊病，阐明教育、教学的理想实施原则、内容与方法，它批评、指责以实用主义教育理论为支柱的现代派教育措施中的种种缺点，而重新论证已为近代传统教育所证实的诸种教育原理，并使其与当代需要相适合。

要素主义的核心人物、美国教育家巴格莱(WilliamChandlerBagley1874-1946)，19世纪末做过公立学校和师范学校教师，有丰富的教育经验。1917年后，担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育学教授。本世纪20、30年代他出版过《教育过程》、《教学概论》等书。在这些著作中，表述了重视传授系统知识和重视发展智力的基本观点。

要素主义教育的几项基本要求：

重建严格的学术标准，加强对学生的严格训练；教育过程的核心应是吸收预先规定的教材，必须重新考虑学科设置与课程体系的建立；开展天才教育；重申教育过程中的主动权在教师而不在学生。

2、永恒主义的教育理论

永恒主义也是在上世纪38年代产生的一派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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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准确定义：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的科学内涵

对于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的内涵是见仁见智。目前较为一致的观点是两者不能仅从时间范畴进行简单划分。

1．传统教育的内涵

对于传统教育，可以从三个层次来理解。第一，广义的传统教育，主要指历史上全部教育理论与实践的产物，这是一个内涵不断获得丰富的范畴，没有确定的时间界限。“任何一种典型的历史文化形态，本身就会形成一种传统。”今天的现代教育即刻就成为传统教育，而传统教育曾经是过去的现代教育。第二，狭义的传统教育，凡是适应过去的社会制度、生产方式、文化体系等所形成的教育观念、方式、制度和体系都可称为传统教育。这也是多数人比较赞同的。第三，最狭义的传统教育，主要指教育史上的一个特定的概念，由学派之间的冲突所造成的，专指赫尔巴特及其学派的教育理论。

2．现代教育的内涵

现代教育主要包括四个层次：第一，最广义的现代教育。凡是反映现代化大生产要求的教育都可以称为现代教育。现代教育包含近代、现代和当代三个不同发展阶段的教育。在某种意义上看，现代教育是从资本主义大工业和商品经济发展起来到共产主义社会完全实现这一历史时期的致力于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全面发展个人的教育。第二，广义的现代教育。相对于古代社会而言，现代社会必然相应地产生现代教育。现代教育主要指适应社会生产、生活发展迅速变化的教育。这是多数人对现代教育所持有的观点。第三，狭义的现代教育。这主要指当代反映新技术革命形势的教育，亦即当代教育。今天的现代教育主要指在内容上能反映当代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应用现代化手段的现代化教育。第四，最狭义的现代教育。这相对于最狭义的传统教育而言，主要专指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在苏联教育学中，也指赞可夫和达维多夫等人为代表的教育思想。

二、精确定位：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的联系

在教育史上，传统教育和现代教育都曾有枯有荣，人们对其评价也有褒有贬。从理论上看，不管是传统教育还是现代教育都不能孤立地被认定为一定是好还是坏，二者都反映了它们产生之时特定社会发展的需要，都有其合理性。因此，我们要辩证地看待教育的发展。

1．现代教育与传统教育的联系

现代教育与传统教育是密切联系、一脉相承的。现代教育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它植根于丰富的民族文化传统，是由传统教育发展而来的。教育发展在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过程中势必遭遇对传统的扬弃。唯物辩证法认为，否定是事物发展的契机和推动力量，是一切事物自身发展的决定性环节。教育改革创新，不简单是打倒一个，另立一个的事情，在否定教育传统的同时，要把教育传统中合理的东西保留并加以发扬，进行改造，包含到新的教育体系中。因此，我们既不能因循守旧、固守传统，也不能抛开传统，而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保留传统中的优良因素，并加以转化，使其为教育的现代化服务。对传统教育中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教育思想和对现实生活仍有影响的内容，应用发展的眼光对待，在继承的同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容，使其与时俱进，历久弥新，既体现传承文化的教育功能，又反映时代进步文化发展的新气象。

2．现代教育与传统教育的区别

现代教育与传统教育之间又有较大区别，反映在教育的多个领域，主要有：第一，教育理念不同。现代教育理念具有开放性、动态性、超前性和变革性等特点，而传统教育理念是封闭式、静态的、被动的和保守的。第二，教育目的不同。传统教育的目的在于使学生牢固地获得系统知识，强调知识联系、理解和应用的重要性，其教育过程的核心就是对知识的理解。现代教育的目的在于发展学生的主动性、创造性，重视发展学生的个性，使学生形成主动获取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教育过程的核心放在学生能力的发展上。第三，教育内容不同。现代教育强调理论与实际的结合，重视知识的应用与转化，重视课程内容的开放性和多样性；传统教育则强调教育内容的统一性、静态化，教．育内容变化很小。第四，教育媒体不同。现代教育重视多媒体教学、网络教学等现代教育技术手段的应用。限于条件，传统教育则强调口耳相传，注重书本知识的传授。第五，教学形式不同。现代教育创造出合作学习、研究性学习、体验学习、网络学习等教学形式。传统教育注重接受学习、机械学习等形式。第六，师生地位不同。现代教育强调发挥学生的主体性，主张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主体作用相结合。传统教育则强调教师的权威性，忽视学生能动性。

三、合理定向：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的共同目标

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是对立统一的。二者在形式上是对立的，实质上都统一于促进教育和人的健全发展的根本目标上。现代教育的发展，离不开对传统教育的继承和创新，离不开对同时代国外优秀成果的借鉴。这种纵向继承和横向借鉴之间，总是像网络一样立体地交织在一起。只有纵向继承，则易于形成封闭；只有横向借鉴，则不易形成自己的特色。因此，追求现代，重视传统，让反传统也成为我们的传统之一，也许是一种更为恰当的态度，教育发展总是与一定的时间和空间相联系的。在时间维度上，我们要向传统教育学习，继承与创新传统教育，做到“古为今用”；在空间维度上，要向外国的现代教育思想和理论学习，本上化所“拿来”的现代教育思想和理论，做到“洋为中用”。

1．时间上的联系——继承与创新

一段时间以来，传统教育常常被人们等同于陈旧的口耳相传、笨拙的竹简木条、古老的私塾书院，似乎与当达的市场经济、信息社会格格不入。传统教育好像专指古代教育和近代教育的种种劣弱之处。事实上，传统教育并不都是陈旧的。很多人一提到传统，就觉得是过去的陈旧的东西，就是刻板的、静态的，需要打破，重新建构。传统教育中有好的、优秀的一面，为历史所继承；也有过时的陈腐的一面，需要加以扬弃和改造。这是因为，现在的东西，必将成为过去的东西，而其中有一部分经过时间和实践的检验的东西，如果得到认可，则也将成为传统的东西，而其余的东西，才是真正陈旧的东西，需要抛弃和别离，需要将它们放到“故纸堆”中去。明智者在现代化进程中往往先考虑如何利用传统而不是全盘否定传统。继承传统知识不仅十分重要，而且比获取新的认知还要重要得多。

“新事物必须脱胎于旧事物，即使从表面上看新事物同旧事物没有丝毫的联系。”因此，教育的发展不能忘记传统。学习方式的现代化并不意味着要排斥和否定传统教育。在教育发展的过程中，我们要辩证地看待、批判性地吸收传统教育，不能将传统教育说得一无是处。很多传统教育不仅仅是古典的，还能称得上是经典的。现代教育的出现绝不意味着传统教育的消亡。当今教育，在注重向现展的同时，也开始回视传统教育。当然，传统教育的抬头并不表明传统优于现代，只能说在现代教育中还有许多东西需要不断发展和完善，从而有利于我们找到现代教育发展的新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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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多次强调要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特别是在全面从严治党系列重要讲话中，曾经大量借用古代典籍、经典名句来传达精神。高校作为保存、传承、传播和创造先进文化的重要场所，在廉洁教育中更应该充分挖掘传统廉洁文化蕴含的思想道德内涵，优化教育结构和功能，增强教育效果。

一、中华传统文化融入高校廉洁教育系统的理论分析

L．Von．Bertalanffy创立了系统论，系统论是以某一系统和组成系统的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从整体上探究某一系统的结构、功能、行为和动态，以把握系统整体，达到最优的目标。高校廉洁教育作为一项系统性工作，包含了工作主体、工作内容、工作方法、工作目标等要素。廉洁教育工作的推进，不仅要以战略眼光把握主流方向和各要素之间的复杂联系，还要以系统思维分析工作系统的优化问题，在改善教育质量提升教育成效上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系统维生论任何系统都需要维生能力维持自我生存，维生能力是系统自身运作的一部分，是系统为了维持自身生存与发展而进行的系统内部自我修复的必然过程。高校廉洁教育系统也需要通过内部的不断自我修复维持自身存在和发展。系统按照结构特征分为平衡结构和耗散结构，平衡结构的系统只有在封闭状态下才能保持自我，耗散结构系统是以对环境开放作为保持自我的必要条件，生命、社会、意识都是具有耗散结构的系统，高校廉洁教育系统作为社会意识的一部分，属于耗散结构，因此需要不断开放自己，拓展新的教育内容来实现系统的存在和发展。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是廉洁教育丰富的资源池，高校廉洁教育工作应充分挖掘这些资源，去糟取精，将传统廉洁文化和廉洁教育高度契合，提升受教育者的廉洁价值认同和廉洁文化修养。

（二）系统演化论系统演化论认为系统都既是存在的，又是演化的，任何系统都必然要在改革中不断创新发展。高校廉洁教育的持续推进需要不断审视教育内容和教育对象的匹配度，不断调整教育内容与教育载体的适应性，对教育理念、内容和方法进行创新性发展。现阶段文化多元性发展以及各种社会现实利益的诱惑，给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正处于形成阶段的大学生带来负面影响，如果不加以教育引导，就可能出现道德失范、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见利忘义、损公肥私等行为，甚至走向更大程度腐败。“传统”作为“文化”的精神内核，是复杂多变形势下延续和凝聚的思想根基和方向指引，具有固化人们的道德、精神、价值、思维、心理等的特殊能力。高校廉洁教育面对目前文化多元性的特征，应对传统文化有效传承、创新，依靠传统文化建立高度有序、有组织、复杂的教育系统。

二、中华传统文化融入高校廉洁教育系统的可行性

传统廉洁文化具有丰富思想内涵和鲜明特色，作为中华优良传统文化的主脉之一，在近现代是中国共产党顽强生命力的重要源泉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激励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精神动力，现阶段将其融入高校廉洁教育系统也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一）实现文化心理认同具有现实性文化心理认同是基于深入的认识了解而产生的对某种文化的认可和赞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汇了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化、思想和智慧，并通过语言、文字等方式已经潜移默化地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传统廉洁文化作为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身就与人们深层意识中对“真、善、美”的追求高度契合，如传统廉洁文化所崇尚的朴质率真，儒家思想的“人性本善”以及“清廉”“刚正”“自强”“质朴”“勤俭”等对美的追求，已经成为我们所追求的高尚品质。因此，通过在廉洁教育中充分弘扬中国传统廉洁文化，易于引发受教育者的心理认同，实现浸润似的意识养成。

（二）实现文化价值认同具有可行性文化价值认同是指人们认可某种文化中所包含的价值观并自觉形成相应的价值观。在古代，人们对清正廉洁行为能够给予普遍的支持和赞赏，许多英明的统治者也都对这些行为给予奖励，对廉洁价值观具有高度的认同。现代，人们对廉洁行为赞赏，对腐败行为反感，也是对廉洁价值观的认可。因此“公正”“刚毅”“质朴”“清廉”这些传统廉洁文化中的精髓，融入到高校廉洁教育中，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容易引发受教育者的共鸣，并将其转化为人生的价值准则，形成廉洁价值观。

（三）实现文化价值观的行为转化具有可操作性中华传统廉洁文化历史悠久，在当今依然保持着生机与活力，原因就在于它注重行为落实，而不是向西方哲学思辨一样属于完全形而上学的纯理论探讨；它注重行为规范，尤其是通过内在的人格修养约束外化的行为，而非空洞简单的说教。中华传统廉洁文化将“礼”“义”“廉”“耻”等道德维度的要求，通过社会成员对精神满足的刻意追求和对物质利欲的理性规避，融入到具体的行为实践之中，将内在修养自然的转化为具体行为。因此，利用传统廉洁文化培育廉洁意识，基于一定的制度设计和机制运行，可将相应的道德规范有效地转化为具体行为。

三、中华传统文化融入高校廉洁教育系统的途径

系统具有整体性、开放性和目的性，作为一个包含主体、客体和载体等要素的复杂结构体系，高校廉洁教育系统在引入中华传统文化过程中应兼顾系统的基本特征，适应系统各要素间以及系统与环境间的协调、融合、动态调整。

（一）整体性融入：突出传统文化与系统各要素间的协调性应树立全局理念，坚持渗透性原则，发挥传统文化对各要素的全方位辐射和影响作用，使廉洁教育蔓延至如科研、管理和教学各领域，不留形迹地逐步深入开展。1．加强传统文化对多种教育资源的渗入。应将推动廉洁教育主体的多元化发展放在首位，加强对高校行政人员、管理人员等教育主体的传统文化教育，提高教育主体的传统文化素养，再整合教育资源，形成多元教育主体合力。同时在教育过程中既注重传统文化对基本理论的融入，也要注重传统文化对生活化、人本化教育内容的融入，推动传统文化渗透于教育活动中的每个环节、每个层面。2．加强传统文化与廉洁教育对象分层次融合。高校廉洁教育的对象分为领导干部、管理服务人员和学生三大群体，应秉承分类别分主题的教育理念，重视教育对象的需求层次，以人为本，根据教育对象的个体实际与发展需要选择适合的教育计划和教育内容，构建全方位的“大教育”格局。3．借助廉洁教育两大平台。一是借助思想政治课平台。作为当代大学生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思想政治课中应更多融入传统廉洁文化内容，传统廉洁文化具有一定的故事性，可以增添课堂的趣味性，提高学生的接受程度，引起学生共鸣。在此过程中需要充分应用现代教育技术，采用学生乐于且易于接受的方法，提高教育效果。二是以实践为依托。依托丰富的传统廉洁文化资源开展社会实践，以更直观的方式组织大学生现场体验，有利于提高教育实效。博物馆，纪念馆，故居遗址等，有利于历史性重现和提升现实性观感，可以在其中体会到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文化馆，图书馆，美术馆等的文化性展现，将廉洁教育与艺术相结合，增强了教育的趣味性和感染力。

新传统教育理论篇5

围绕这个主题，我讲四个内容：1、传播学在中国大陆的现状；2、未来的发展趋势；3、传播学教育的问题与发展方向；4、传播学与就业。

一、传播学在中国大陆的现状

传播学七十年代传入我国大陆。那个时候，除了少数学者，一般人都不知道什么是传播学。进入80年代，更多的中国大陆学者开始对传播学发生兴趣。

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召开第一次传播学研讨会，有上海复旦大学、人民大学、厦门大学及《新闻战线》等单位共20多人参加。由于政治因素，在1983年，传播学被批评为“精神污染”，1989年以后，被批判为“不讲阶级斗争”，有人说，中国只能有宣传学，不能有传播学。

1992年邓小平南巡，引发了新一轮改革浪潮，促成了中国大众传播媒介的改革，使传播学再度受到关注。从1993年开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与相关新闻院系、研究单位合办的全国性传播学研讨会，成为每两年一次的全国会议，至今已开办了第八次。

从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来看，历经20多年，传播学在中国大陆可以说取得了跨越式发展。八十年代是传播学的登陆期，两次都差点被赶下海。之后，仅十来年的时间，就召开了多次全国性会议，一次比一次规模大：人越来越多，研究的问题越来越广泛深入。第一次研讨会有点像搞地下工作，门口还要有人“把关”。现在开会已是大张旗鼓，堂而皇之了。

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不仅有大陆的大多数著名的新闻传播学专家，港台学者，还有不少外国专家，如日、韩、新加坡、美、英等国的专家莅临。不仅参加人数多，一共220多位，还有不少北京各大学前来旁听的硕士、博士生。地点则选择了最高学府清华大学，由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敬宜担任会议主席。

这次传播学研讨会，无论从学术影响还是从社会影响来看，都是空前的。这次研讨会有十多个专题：传播学理论研究；传播学本土化研究；新闻传播实践的传播学研究；政治传播研究；媒介使用与效果研究；媒介文化研究；国际传播研究；媒介产业与媒介经营管理研究；新闻教育传播研究；传播与危机公关研究；新媒体研究；文化与跨文化研究；影视研究等。内容极为丰富，涉及了我国现阶段传播学研究的各个领域。

我认为这次研讨会是全国传播学研究现状的一种浓缩，真实地全面地反映了大陆传播学跨越式发展的现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从上述专题来看，大陆的传播学研究已经基本上完成了从引进到发展的初期过渡，并进入把传播理论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深化、丰富与力求创新的阶段。这就是大陆传播学发展的现状。

二、未来的发展趋势

研究传播学在我国大陆的发展史可以知道，大陆的传播学是依附于新闻学而发展起来的。它的引进得力于新闻研究工作者、高校新闻学者，特别是高校的新闻院系的发展，为它在中国的生根与发展提供了必须的人文环境与充实的物质基础。

直到今天，传播学都还归属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可见其与新闻学的密切关系。然而，随着传播学不断发展壮大，其独立性也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从上述专题也可以看出，它正在自成体系。新闻与传播这样的框架已经无法适应传播学日益壮硕的身躯。

从美国的传播学来看，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众所周知，美国传播学的集大成者，或者说完善者施拉姆，从1943年起就是美国衣阿华新闻学院的院长。在美国，传播学依附于新闻学有近半个世纪，在90年代出现了一场大讨论。

大讨论的主题是：传播学、传播教育与新闻学、新闻教育的相互关系是什么？这场讨论的背景是：“自从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施拉姆成功开设第一个大众传播学的博士课程后，不到十年时间,施拉姆式的大众传播博士课程即风行全美国，在不少院校，是否是大众传播博士成为美国新闻院系任聘教师的标准。”[1]]传播学、大众传播学出现取代传统新闻学与新闻教育之势。

在1995年召开的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AssociationforEducationinJournalismandMassCommunication,简称AEJMC)年会上，有人主张把新闻学融入传播学，把新闻学的课程和项目与传播学合并。

北达科他大学传播学院(Schoolofcommunication,UniversityofNorthDakota)院长兰娜·拉考(LanaR.Rakow)说：“我们的学生都是未来的传播者。”[2]当然，他们的观点也受到不同意见的质疑。理论上的分歧在教育实践上则表现为教师之间的摩擦与矛盾。

具有新闻实践经验背景的新闻教育者被称为“绿眼罩”，因为来授课的报纸编辑们头上常常戴着工作时用以摭挡眩光的赛璐珞绿色眼罩。

那些具有博士学位的传播学教授们则被称之为(Chi-Squares)。“凯平方”。所谓“凯平方”，又称“卡方”，是在传统定量调查中进行交互分析的最常用的检验方法。

“绿眼罩”们认为博士们的教学与研究过分依赖于统计数据和数据分析，因而用“凯平方”的戏称回敬他们的同事。著名的罗杰斯教授是站在“凯平方”一边的，“他认为，施拉姆的梦想是新闻教育不仅应该是传播学者人才荟萃或独处的地方，而且应该排除新闻学者。他甚至希望这些课程的名字应该改‘新闻学’为‘传播学’”。[3]总的说来，传播学者——“凯平方”们占了上风，“如今，美国大部分大学都有一个传播学院或传播系，传播学研究与教学机构成为了美国高校内发展最为迅速的院系或学科点之一。”[4]

在美国开展的这场关于传播学与新闻学关系的大讨论，一方面反映了传播学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适应信息时代，必然要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大趋势；另一方面，也提出了在传播学发展过程中，如何正确处理新兴传播学与传统新闻学关系的重大问题。

在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也重点讨论了这样的问题。讨论的激烈程度不像美国的学术界。在我们的教学实践中，也没有“绿眼罩”和“凯平方”之分。但是，可以看出，传播学在中国的革命正在进行，大陆的传播学正在缩短与国际的差距，只不过这种变化是以东方的中庸、平和的文化底蕴为基础的。

三、传播学教育的问题与学科发展

1997年6月，新闻传播学被国家教委确定为一级学科。

到1999年，据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统计：我国普通高校中开设全日制新闻本科专业的院校已有55所，专业点88个，硕士点30多个，博士点4个，在校学生9000多人。

2002年，在深圳召开的教育部新闻教育指导委员会全体会议公布，全国新闻传播学专业点已经达到323个。

有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有近400个院系专业点。设有传播学专业的研究生院达到25个，其中具有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有4个，博士后流动站2个，在校生达到十万人之多。[5]

仅从在校生人数来看，三年时间就增加了十倍多，可见新闻传播教育发展之快。但是，应该看到，传播学作为新闻传播学下面的一个二级学科，发展是受到局限的。尽管传播学教育在软硬件建设方面发展都很快，但是还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复旦大学丁淦林教授将传播学的基础建设的缺口概括为“四大障碍”[6]：学科有待规范；本科生教育与研究生教育的界限不清；以系列教材为代表的基本建设不足；师资数量不足、配套困难。

“新闻传播学”这个概念限定了这样的现实：中国大陆的传播学研究与新闻学研究呈现出一种“胶着的状态”[7]。这种现状导致了传播学教育与传统的新闻学教育相类似：在课程设置上，以大众传播学相关课程为主要内容；在专业设置上，以媒体的性质区分教学与研究领域的做法非常普遍。“传播学研究对象的新闻学化，因而导致传播学教育相应的新闻学化或大众传播学化”[8]，而同时，传播教育的新闻学化，又加剧和加固了传播学研究的大众传播化。

传播教育的新闻化和大众传播化使“传播学自身的学理教育”也走向新闻传播专才教育和大众传播技能教育，不能满足学生在信息化社会背景下全面学习传播知识的要求。

对照美国的传播学教育来看，美国教授范围最广的传播学内容包括：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和国际与跨文化传播四个方面。开设的主要课程有应用传播、传播教育、传播理论、家庭传播、社会性别传播、健康传播、国际与跨文化传播、人际传播、语言与社会互动、大众传播、组织传播、表现行为研究、政治传播、公共讲演、公共关系、修辞批评、符号学、小群体传播、视觉传播、法律传播、言语传播等。

由此可见，美国传播学教育已经基本摆脱了与新闻学教育的胶着关系，建立了以社会学为依托，在加强社会科学理论素质的培养的同时，又注重实际业务技能培养的教育模式。

从日本的传播教育来看，日本奉行的是通才教育理念，这与日本高等教育的整体理念吻合。他们认为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应加强媒介素养教育、新闻伦理及思想、新闻传播史、传播内容的分析与解读等有关基础性理论知识和通用性、工具性研究方法的内容；而有关新闻的采写、节目的制作以及媒介企业的经营等技术方面的学习则被认为不必太注重。2003年对在高校传授新闻传播学课程的教员和媒体从业人员所进行的调查表明，日本传播教育者对这一理念认同程度较高。

台湾地区自1991年以后，每年至少有一所传播相关院系成立，且以传播新科技类、视觉传播类、管理类、艺术类为主，其基础课程的设置趋向专业性、技术性。从传播学核心课程“传播理论”的课程内容来看，主要仍以介绍西方国家传播理论为主，迄今还很少有以本地区传播研究为基础而写成的传播理论教科书。由此可见，台湾地区传播学科的发展有广义社会学理论发展的影响，但受到传播科技的影响更大。

从以上三个地区传播教育来看，都是围绕这样两个问题展开的：一是传播教育与传播研究的关系；二是传播教育与外部环境的关系。

假如传播学理论研究的基础不断被拓宽的话，传播教育自然而然也就向广义社会学的方向靠拢；同时培养具有通用性知识和技能的人才将作为传播研究的要求，成为传播教育的任务。作为社会系统的一部分，传播教育的方向必须顺应时代的变化，符合实际需要。只有具备了扎实的专业理论基础、良好的传播素质以及丰富的沟通能力，才能在未来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中胜出。

从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的专题分类来看，新闻传播实践的传播学研究、媒介使用与效果研究、媒介文化研究、媒介产业与媒介经营管理研究、新闻教育传播研究、影视研究等大众传媒、新闻学方面的内容很显然仍占很大比重，但传播学理论研究、传播学本土化研究、政治传播研究、国际传播研究、传播与危机公关研究；新媒体研究；文化与跨文化研究等社会学角度、传播新科技类的传播学研究也占到了相当比重。在新闻传播教育的专题讨论会上，不少学者提出了具有前瞻性的传播学学科建设思想，对于传播学科的规范、内涵、传播教育的理念及教学，传播基础课程的设置等，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从新闻与传播学教育角度来探讨未来的发展方向问题的讨论，是这次会议讨论的重要内容，概括起来有两种代表性的观点：

一种是融合论。有学者认为，在现在大学的新闻传播专业中，新闻学、传播学是分开的，因而“新闻理论”仍然还是单独的课程，传播学理论则是另一门课程。

而现实的大众传播业，早已从传统的印刷媒介扩大到广播、电视、网络、手机短信和其他新型传播科技手段了。传统的“新闻理论”，理论色彩较弱，难以容纳现实情境。传播学被引入我国新闻教学领域以后，经过二十多年的磨合，许多传播学的理论假设和研究方法不知不觉地成为新闻理论研究的一部分。

传播学的经验主义量化分析方法，也无形中成为新闻学研究的普通方法之一，不再显得新鲜了。实际研究中，新闻理论与传播学理论的融合已经成为现实，很难区别二者了。

与传播活动相关的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例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法学、当代文论、经济学等等，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新闻理论的研究中。因此，持这种看法的学者认为，下一步我们需要做的是改变现在的课程设置以及教材内容的划分，重新构建一种适合新的环境条件的新闻传播理论，不再让新闻理论与传播学理论截然分开，而是有机地融合为一种新的能够说明实际的理论体系。

另外的一种我把它概括为“一级发展论”。即传播学包容新闻学，发展为一级学科的主张、言论。持这类看法的学者认为传播学融入新闻学，是不可能的。因为，从学科体系来说，传播学是研究人类一切信息传播行为与现象的大系统，而新闻学严格来说，只是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此外还有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等等子系统。传统的新闻学与新闻教育表现出职业训练的色彩较浓，而理论色彩淡薄。传统的西方新闻理论除了新闻价值理论、新闻自由理论之外，几乎无理论可言；我国的传统新闻理论仅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喉舌理论、党报理论等，但是总体上仍显得十分单薄。

而传播学中关于传播者的研究、关于媒介的研究、关于受众的理论、关于传播效果的研究等，大大扩展了传统新闻学的关照视野、提高了传统新闻学的理论高度、丰富了传统新闻学的理论观点。

传统新闻学的研究方法也十分有限，主要是文献研究法、阶级分析法等；而传播学中有关抽样调查法、内容分析法、受众调查等科学研究方法，大大增强了传统新闻学的科学研究手段。因此，只能是新闻理论借助传播学的基本理论、基本概念、基本研究方法，结合新闻实践的实际，构建新的新闻传播理论，形成传播学体系中的一个新的子系统；而不可能是传播学与新闻学揉合到一起，形成一个新的理论体系。这就像大系统不可能融入到子系统去，形成一个新的系统一样。总之，是传播学指导、充实、丰富并改造传统新闻学，使之成为一个适应时代需要的子学科，而传播学则应该发展成为一门“一级学科”。

传播学研讨会，顾名思义，当然是以传播学者为主的大会。从事新闻编辑出版工作的“绿眼罩”们不多，虽然大陆的“凯平方”队伍并不十分纯粹，他们中的博士帽并不是很多，也有从新闻业进入传播学课堂的。但是，在这样的“传播环境中，“一级发展论”肯定是占上风。

因而，传播学未来发展的两极趋势观受到研讨会的重视。这种两极观认为，大陆未来的传播学有可能向“基础传播学和专业传播学”“两极同时发展”：

一极是发展成基础学科、甚至包括基础教育必修的公共基础课程。统称为“基础传播学”。主要课程将包括《传播概论》，内容涉及传播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规律等；《传媒概论》，内容涉及人们如何正确地认识传媒、运用传媒等；《传播技能》内容涉及口头传播、文字传播、电视传播、电脑操作和网络传播等现代基本传播技能。

另一极则是发展成专门学科，不仅在新闻传播、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网络传播、公共关系和广告等领域深入发展，还将开辟诸多专业领域，其中主要有：政治传播、经济传播、科技传播、文艺传播、卫生传播、体育传播、宗教传播等。[9]

四、传播学与新闻传播专业学生的就业

传播学的发展趋势和传播学教育的学科发展问题直接关系到新闻传播专业学生的将来，更直接点说，关系着今后的就业问题。预计2005年的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可能不太好。据有关资料，明年将有340万大学生毕业，乐观一点估计，一次就业率可能达到70%。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有30%，即约有102万人可能落实不了工作。在这部分人中，考研的大概占30%，就还有70来万人找不到着落。

从新闻传播专业来看，形势可能要好一点，但就业压力也很大。之所以压力大，因素有两个，一是我们前面讲的新闻学与传播学在科研与教学上的胶着状态，决定了我们新闻传播专业的培养目标还仅仅停留在培养大量的新闻专业毕业生上；二是我们的体制直到今天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转变，大众传媒仍然在社会中处于较特殊的地位，学生大都把将来工作定位于报刊社，广播、电视台，出版社等新闻出版单位。

实际上，这些单位容纳不了这么多人。有六成多点的毕业生能够如愿就很不错。随着新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文化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大多数的新闻传媒都将走文化产业的道路，在对新闻人才的需求上存在较大的变数。

如果我们还不能意识到这一点，奉行通才教育理念的日本的情况可以参考。据一份调查显示：日本高校新闻传播专业870名希望进入媒体工作的学生中，进入媒体工作的只有196名；以报社为例，虽然有89名学生选择希望去报社工作，但是实际进入报社工作的学生只有27人。

传媒为什么不能接受更多的人，因为它们还有其它的需求。以日本五大报(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读卖新闻、日本经济新闻、产经新闻)为例，每年招收的从业人员中，有不到20%来自于在校期间学过或接触过新闻传播方面知识的高校毕业生，其余的则来自于不同学科，如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社会学、文学、理学和工学等专业的毕业生。从中国的电视行业来看，在80年代甚至90年代中期以前，活跃在中国屏幕上的著名主持人、播音员多为北京广播学院毕业生，此后的若干年来，各个电视台广泛吸收其他学校其他专业的毕业生，甚至通过在电视上举行大奖赛的办法，在民间广泛地选拔主持人，经过几年的实践，它们中许多人表现不俗，甚至有些人还认为他们比起新闻与传播类专业毕业生来，成绩更为突出。上述这些情况说明什么问题？说明在新闻学与传播学胶着的状态下，新闻传播教育更多的倾向教授陈旧的、僵化的理念和呆板的新闻表现手段与形式；而新闻传播的内容，无论是人文的，还是科技的都无力很好地提供给学生。因此，这样培养出来的毕业生是先天不足的。

这种不足的表现首先是对诸如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社会学、文学、理学和工学等专业知识缺乏基本了解，有的甚至是无知；其次，是不懂针对不同知识与信息的特点或者说特性进行传播的方式与技艺。

而来自于不同学科的毕业生在新闻传播实践活动中，不仅能够很快地掌握工作需要的某种新闻传播手段，而且能够在专业方面很快成为行家。通过在电视上举行大奖赛选拔人才的办法，更是为在实践中锻炼出来的民间传播人才开辟了通道，使他们能够越过新闻专业的壁垒登上令学子们羡慕的传播舞台。

这类现象随着传媒产业化，人才市场化将会越来越突出。如果我们的新闻传播教育还仍然固守老一套的教育模式，我们的学子仍然以学校教授的“新闻学概论”、“广播电视概论”“报刊编辑学”、“新闻写作”、“新闻采访技巧”、“编辑学通论”之类教材为满足的话，一些人被排除在新闻传播领域之外是不难想见的。

如果这些人再不学一些基本的传播沟通知识，习得一些社会传播的技能，更无法适应社会的选择。北京大学的学生卖肉，学非所用，从某种角度而言，反映了社会对人才的关注度不够；从另一种角度来看，是学人欠缺与社会沟通的能力：让社会认识自己的能力，把自己推介到能够发挥专长的工作岗位上的能力。现在的新闻传播专业，特别是本科专业，很有可能培养出一批“高不能低不就”的“特殊人才”，传媒业进不了，机关单位进不去，到企业去吧，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干个体吧，不知道做什么，怎么做。

传播学“一级发展论”的出现，预示着我国大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胶着状态将发生改变，传播学将在更广阔的领域发展，从依附于新闻学到发展为一门包容新闻传播在内的系统的学科体系。这一体系对于新闻学来说，不仅能够提供一种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基础理论，而且能够丰富新闻学的社会传播手段，使学生习得专业传播技艺。在他们面对社会选择的时候，有更多的回旋余地。在进入传媒业时，能够以传播学为底蕴，奠定自己高于其它专业的竞争基础，同时又能参与选拔竞争，以专业传播者的角色与实践中成长起来的“民间传播人”角逐。退一步说，即使不进入传媒，在其它领域，如机关、企事业单位，都可以大胆地从传播的角度切入。如在政治传播、经济传播、文化传播、教育传播、艺术传播、科技传播、公关传播等领域都可以以传播为桥梁，进入之后逐渐成为相应领域的行家。

从复旦大学传播系的改革来看，就展示了这样的前景。2004年复旦大学调整了课程设置。

专业必修课程20门(48学分)，有：新闻学概论、传播学概论、新闻业务通论、中外传媒发展史、传媒法规与政策、传媒伦理与道德、传媒英语、媒介与社会、跨文化传播学、人际传播学、组织传播学、公共关系学、传播学研究方法、当代国际传播、新媒体传播与发展、媒介经济理论、媒介经营与管理、网络新闻传播原理与应用、计算机辅助新闻业务、网络媒体内容制作。

专业选修课程20多门(16学分)，有：舆论学、社会学导论、社会心理学、视觉传播、政治传播、危机传播管理、大众传播与大众文化、管理学导论、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报刊发行管理、收视率分析、期刊编辑与出版、媒介市场策略、媒介娱乐产业、动漫产业、高等数学D、统计学、市场调查方法、网络基础技术与应用、网络安全与法制、电子商务、市场营销学、整合营销传播等。

从上述课程设置中可以看出，除了传播学基础理论(含研究方法)的教学以外，学校把与社会实践的结合，放到了突出地位。传播学教育的定位更有利于高瞻远瞩，面对社会的广泛需求培养人才。

复旦大学的设想是：今后传播学系毕业的学生除了能够从事与新闻传播业务(含传媒新科技技能)有关的工作以外，还要具备良好的传播素质、丰富的社会协调和人际沟通能力、宽泛的知识结构和国际(跨文化)视野、以及高超的信息分析和媒介(含公司)管理能力。传播系学生不仅要适合大众传播行业，网络，新兴传播媒体、广告公关公司、跨国传媒集团、媒介产品制作公司、政府机构以及大中型国有、民营、跨国公司都应该是他们展示才华的领域。

为实现这样的目标，教材改革已开始，计划先期推出12本，内容包括传播学导论、大众传播通论、跨文化传播、传播学研究方法、公共传播、说服传播、人际传播、商务传播、倾听、电子传播导论、采访与传播。复旦大学传播系的改革，从构想来看，是宏大的，要达到预想的目标，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从我国大陆来看，在传播学研究与教学上，复旦是走在前面的，很多院校的研究与教学还处在20世纪末的状态。

这种状态是不会持久的，站在潮头的复旦，在传播着排除“不确定性”的明确信息：变革是必然的。对于我们学习传播学的学生来说，适应这种变化也是必然的。

如何适应，不是坐着等待传播教育的改革，期盼全能老师的出现，期待“葵花宝典”式的教材问世。如果在这样的状态下毕业，在毕业的那一天，也就宣告自己退出在传播行业的竞争了。

第一，你没有面对市场，适应市场的能力；第二，你也没有和师弟师妹们在一个锅里“搅马勺”的资本。处在改革时期的学子，很难享受到完整的改革成果，却必需在改革之后的环境中参与竞争。怎么办？唯一的、积极的办法就是与改革同步，以改革的理念指导自己的学习，把本科生的学业按研究生的方式来完成。

说明白点，就是要改变惯用的高中时期的思维方式，不要坐等老师来填鸭，要善于从改革的大趋势中，找准方向，为自己的学习定位，在完成基本学业的同时，围绕自己的定位，寻找知识，学习知识，积累知识。在积累知识的过程中，发现问题、研究问题，把学习和研究问题结合起来，做出成果，力争在毕业时就成为一个适应新形势的传播学人，一个无论是继续深造，还是在各项社会工作中从事实际传播工作都能够表现卓越的优秀人才。

在座的传播专业的同学们，你们选择了一个尚不完全成熟的专业学科，但这个学科是信息化社会中发展前途、就业前景最为光明的学科之一。

它的不成熟，为你们提供了机遇，作为新兴学科由不成熟到成熟，你们是第一批见证者，作为信息社会大陆传播专业真正专业化的毕业生，你们是幸运者，也是专业传播者大军的先行者。

为此，你们应该付出更多的努力。20世纪八十年代进入大学的“老三届”中，多数是“不足月”的中学生，恢复高考以后的大学，无论是在“软件”还是在“硬件”上也都不能和今天相比。就是在自身条件和教育环境都存在一定问题的情况下，他们通过学校教学与在校自学，成为了的新中国历史上最为优秀的一批学子，成为了医治社会创伤的主力军。如果你们能够像他们那样，更主动地学习。到时候你们的辛劳换来的将是社会的拥抱与赞赏。

预祝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前程！

注释：

[1][2][3][9]明安香：《关于传播学学科发展前景的探讨和展望》，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4][7]李双龙：《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5]熊忠辉、王晓梅：《当前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特点、问题与趋势》，转自李双龙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

[6]丁淦林：《中国大陆的传播教育》，2004中国传播学论坛所作的主题演讲，转引自李双龙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

[8]吴廷俊、舒咏平：《一种基本素质的教育：中国传播教育发展新思路》，转引自李双龙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

参考文献：

1、明安香：《关于传播学学科发展前景的探讨和展望》，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2、李双龙：《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3、朱光烈《开倒车：我的教育改革理念和设想》，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4、吴廷俊、舒咏平：《一种基本素质的教育：中国传播教育发展新思路》，2003中国传播学论坛论暨CAC/CCA。

5、童兵、高金萍：《21世纪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发展趋势初探》，《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5卷第1期。

6、张国良：《现代大众传播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5月。

7、熊忠辉、王晓梅：《当前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特点、问题与趋势》，中华传媒网。

8、丁淦林：《中国大陆的传播教育》，2004中国传播学论坛(云南丽江)。

新传统教育理论篇6

关键词： 体育新闻专业 人才培养 系统论

信息环境是一个国度、一个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基础环境要素。信息传播，特别是新闻信息传播，已经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度、一个民族的生存环境的建造。随着媒体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媒体和体育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体育新闻的专业性越来越明显，体育新闻工作者的素质要求和专业化程度要求越来越高，体育记者与编辑本身所具备的知识结构与技能技巧、专业素质、业务能力越来越表现出相对的专业性和特殊性。因此，体育新闻传播专业担负着神圣的使命，需要培养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宽阔的国际视野、深厚的文化修养、科学的思维方法和精湛的专业技能的体育新闻工作者。然而相对于体育学科中的其他专业如体育教育、体育社会学等，体育新闻专业尚处在探索、发展阶段，在学生专业技能的培养和创新上还存在一些问题，距社会对体育新闻人才实践能力的要求还有一定的距离。如何应对社会需求，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体育新闻人才是眼下高等教育界和体育界共同面对的一个新课题。目前的中国，在体育新闻教育高速发展的“繁荣”背后，水平良莠不齐、质量难以保证等负面影响开始显现［1］。在新形势下，体育新闻人才的培养面临很大挑战，为克服体育新闻教育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体育新闻院系有必要改革创新体育新闻人才培养模式，打造高层次应用型体育新闻人才。对体育新闻专业学生专业技能的培养和创新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与现实意义。

1.国内外体育新闻专业开展的现状

目前，美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的一些院校相继开设了体育新闻传播专业。美国4000余所大学有20所左右设置了体育新闻、体育传播、体育信息专业或专业方向，并且成为美国职业体育、高校竞技体育相关岗位人才的重要培养基地［2］。比如美国俄亥俄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就开设了贯穿一个学期的体育写作（sports writing）、体育传播（sports casting）课程；美国密歇根大学体育与媒体方向则开设了体育评论（sports commend）课程［3］。其他一些国家虽然很少有体育新闻专业，但在新闻传播专业开设体育新闻传播类课程已经成为一种潮流。

我国体育新闻专业创办于20世纪末期。1986年上海体育学院最早设立体育新闻专业。2000年以后北京体育大学、成都体育学院、武汉体育学院、广州体育学院陆续设立了该专业。截止到2010年，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开设体育新闻专业的体育与非体育院校合计约30所，在校的体育新闻专业本科生约有2.8万人［4］。

目前，我国现有的针对体育新闻专业学生的培养模式是“1+1=2”即“体育+新闻=体育新闻”的粗放式模式［5］。体育新闻专业学生，既要学习体育学的相关课程，又要学习新闻学的相关课程。教授体育课程的老师是研究体育的，而教授新闻课程的老师是研究新闻学的，他们以各自“井水不犯河水的”［6］方式教导学生。在这种课程设置的双重压力下，体育新闻专业学生疲于应付，他们既要忙于学习采写编评等新闻专业等课程，又要忙于学习体育知识。这样经过大学四年长时间学习，许多体育新闻专业的学生只是对名目繁多的体育项目略知皮毛，远不能达到报道体育新闻时全面了解某项体育运动的程度。而另一种后果是许多学生应用新闻理论技术能力的欠缺，这就好比身为一名战士却不会使用武器。我国新闻教育界一贯主张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两极平衡”理论在具体的操作实施中并未真正完全得到体现［7］。

2.系统论视阈下的体育新闻专业的人才培养

系统理论是“一种观察世界和思维的方法”，亦是“研究一切系统的模式、原理和规律的科学”。在拉兹洛看来，“系统理论提供了一个新的概念框架”［8］。

所谓系统，就是诸元素及其与外界环境间相互动协调作用所构成的一定有组织的整体［9］。自美籍奥地利生物学家贝塔朗菲（L.V. Bertalanfy）于1947年发表《一般系统论》后，系统理论在拉兹洛（E. Laszlo）等学者的推进下迅速崛起，虽然哲学界的评价褒贬不一，但该理论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却是不争的事实［10］。

结构、功能、元素、环境、涨落是系统理论的重要概念。结构是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联系形式，是元素的组织形式，是从系统内部反映系统的整体性；而功能主要是系统与环境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反映出的能力，是从系统外部反映系统的整体。元素和环境建立于信息观点基础上，是系统两个基本的制约方面，亦是具体研究系统的两极。“系统观区别于整体论，就在于它不是用整体论的观点来研究整体，而是用环境和元素的相互作用来说明系统整体性质的形成和发展。只有了解系统的元素和环境的范畴，才能更科学地说明系统的结构和功能范畴”［11］。邦格（M. Bunge）认为，系统的元素为自主地进入系统关系的部分的集合，而且是直接构成系统的功能部分。涨落是指系统的动态差异，可分为内涨落和外涨落，前者由系统内部因素引起，后者则由系统外部因素导致［12］。

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计划研究所主任的库姆斯（P. H.Coombs）曾利用系统分析的理论，研究世界各国的教育发展。他认为，教育改革必须注意投入与产出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必然涉及社会系统［13］。从社会系统角度视之，大陆新闻教育系统只不过是一个子系统而已，它与外部环境存在着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关系，具有开放系统的特征。因此，探讨体育新闻教育改革的性质、进程和发展趋势，除了检视体育新闻教育内部的演变状况外，也要研究外部环境与体育新闻教育互动的方方面面。

体育新闻专业学生与体育新闻专业教育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的。事实上，体育新闻教育近二十五年来呈现出来的变革，主要是体育新闻专业学生整体结构与个体功能转化所反映出来的现象。当然，体育新闻专业学生整体结构出现了扩展，必然加强了个体功能的发挥。

从宏观角度考察，体育新闻专业学生的培养是社会大体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子系统，其改革既涉及子系统内部结构和功能的调节与更新，又涉及整个社会大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的调节与更新。针对体育新闻专业学生培养的调查，探索其目前面临的问题和未来发展的趋势，系统论提供了一个很有用的剖析角度。

3.培养“通才”与“专才”的实践与探索

目前在体育新闻人才的培养模式上，各高校在探索中初步形成了两类人才培养模式的发展思路。一类强调体育新闻人才的通用性，认为体育新闻应淡化专业特性，以适应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实行通才培养模式。另一类则强调以特色立专业，突出体育新闻的专业特性，重视“专才”与“通才”的结合［14］。在美国，体育新闻专业课程体系的主要部分就是通才教育课程。以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新闻学院为例，其课程体系中，四分之三的课程是人文和社科知识如经济学、政治学、法律、历史和语言等［15］。

通才教育也叫通识教育、普通教育，其含义与素质教育的涵义大体相当［18］。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是相对的教育思想。通识教育的思想在美国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有深厚的传统，直至今天其影响依然存在。其基本要义是做人的教育、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目的在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引导学生尽可能多涉猎各个领域的知识，拓宽学科、学术视野，了解和熟悉不同学科认识世界和解决问题的思维方法。这与体育新闻业界对体育新闻人才基本知识结构要求不谋而合。例如，制作体育类节目，就必须懂得体育学知识。

但是，在目前我国现有的体育新闻学专业的课程设置中，虽然通识教育课程在课程体系中所占比例有高有低，然而普遍设置通识教育课程是不争之实。通识教育课程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多与少的问题。但在新闻教育中只强调通识教育也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由于缺乏对学生的职业技能的足够的培养，导致学生就业后不得不通过相当一段时间的职业培训才能胜任工作。对于体育新闻教育而言，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媒体越来越需要具备较强应用知识技术能力的人才，因此专业教育的重要性也越来越成为共识，体育新闻教育需要越来越强调学生应用知识和技术的能力的培养，甚至这很可能成为代表未来体育新闻教学改革的方向。

4.体育新闻专业人才培养的创新

体育新闻专业是要培养学生具备新闻学和体育学的理论知识与专业技能，具备宽广的文化与科学知识，熟悉我国新闻、宣传政策法规及体育新闻报道纪律，能在新闻、出版、宣传、体育部门从事记者、编辑、节目制作与管理工作的体育新闻高级专门人才。针对目前体育新闻专业人才培养中所存在的问题，我们有必要对体育新闻人才培养的模式进行创新。首先，明确市场需求是体育新闻人才培养的“指挥棒”。体育新闻人才培养切忌闭门造车，体育新闻毕业生只有首先适应媒体发展的需要，才能在媒体中发展。［16］其次，从系统论的角度出发，明确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体育新闻专业人才的培养不能只有理论的学习，还要将实践提到一个重要的层面。新闻实践教学是整个体育新闻专业人才培养系统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全部教学环节的一个链条。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在充分考虑城市区位、媒介环境、赛事资源、师资条件、生源质量制定体育专业学生专业实习实践的方案。最后，体育新闻专业人才的培养需要制定科学的制度，进行有效的管理。在管理过程中，做到激励、监督、惩戒“三位一体”，不可偏废。

参考文献：

［1］李志方，谢毓祯，朱晓平.我国体育新闻传播学研究生培养研究［J］.体育文化导刊，2009，（7）.

［2］Huang，E.，Rademakers，L.，Fayemiwo，M.A.，&Dunlap，L.Converged Journalism and Quality:A Case Study of TheTampa Tribune News Stories.Convergence.，2004.

［3］University of Michigan.省略.

［4］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编，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5］张德胜.体育媒介通论［M］.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

［6］周凯，张琦.高校新闻类专业泛滥（一）［N］.中国青年报，2007-8-1，（6）.

［7］周凯，张琦.高校新闻类专业泛滥（一）［N］.中国青年报，2007-8-1，（6）.

［8］Weinberg，G.M.：An introduction to general systems thinking.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1975.

［9］［美］布莱恩.S.布鲁克斯，周婵译.媒介转型时期新闻教育再思考［J］.国际新闻界，2006，（12）.

［10］Laszlo，E.System，Structure and Experience.New York: Gordon and Breach Science Publishers，1987.

［11］Weinberg，G.M.：An introduction to general systems thinking.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1975.

［12］罗自文.试论数字化技术在新闻教育中的运用［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6，（2）.

［13］United Nation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e Organization Annual Meeting.

［14］龚放.大学通识教育之由来、使命及形式［J］.台湾师范大学教育研究资讯，1997，（11）.

新传统教育理论篇7

关键词：大学传统教育 生态化 教学理念

引言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脉、“文史哲”为主体、“道德教化”为主旨，包括“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礼仪制度”等多方面的完整整体。[1]传统文化的教育是高校四大任务之一，为此，2014年教育部出台了《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的通知（教社科[2014]3号），明确指出创新大学传统文化教育，对促进学生全面健康发展、传承和发展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大学中传统文化日渐遇冷，大多数学生除对《静夜思》《离骚》《出师表》等课文熟知之外，其余的几乎都“还”给了老师。究其原因，大学传统文化教育在教学定位、教学内容、教学手段等方面存在困惑，同时还存在学生对“传统文化”认知不足、“传统伦理道德观念”淡薄、“传统文化实践”不足等问题。[2]如何定位大学传统文化的功能？如何吸引学生主动参与整个教学过程？如何保证传统文化教学质量和效果？这些问题将决定当前大学传统文化教学改革的方向。其中教师“讲什么”和“怎样讲”，即大学传统文化教学模式的创新，是大学传统文化教育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而“生态化”教学理念是一个新的思考方向。

一、“生态化”教学理念及其启示

（一）“生态化”教学理念

“生态”指生物体在其温度、湿度、光照等自然环境下的适应生存延续的状态。目前人们所公认的“生态学”这一术语是Haeckel在1866年首次提出的，其定位是研究生物有机体与其生活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科学。生物有机体指人类以外的动植物个体、种群和群落，此时“生态”是生物有机体与其生活环境。Tensely于1935年提出生态系统和Sukachev于1945年提出生物地理群落的概念，把生态学推向系统研究的高度，“生态”一词融入“生物体与其生活环境的系统”的含义。[3]

“生态”的本质特征是“和谐发展”。一个顶级群落的生态系统是植物、动物、微生物。生产者和消费者（包括一级消费者、二级消费者……）之间通过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和信息传递实现和谐共生、循环再生。植物、动物和微生物通过生态型或生活型进化以适应环境，获得适合自己的生态位。“和谐发展”包括人和自然界的总体和谐。生态化是将“生态”的“和谐发展”本质特征运用到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教育生态，就是一种以“学生为中心”发展的环境系统。[4]“生态化”的大学传统教育指以大学生为中心的由学生、教师、教材、环境等因素构成的相互联系的教育生态子系统。

（二）“生态化”教学理念对大学传统文化教育的启示

大学传统文化教育的方向定位应体现大学的特质，具体把握几个区别：第一，大学传统文化教育不同于中小学传统文化教育。大学传统文化教育以提高大学生“自主学习”与“探究能力”为重点，培养学生的“文化创新意识”，增强学生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小学培育学生对传统文化的“亲切感”与“感受力”;初中主要任务是增强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力”与“认同度”;高中是增强学生的“理性认识”与“精神内涵”。第二，大学传统文化教育不同于“中文专业”的教育。大学传统文化教育针对大学一、二年级非中文专业学生，因此不能变成中文专业的压缩本，而应侧重阅读和鉴赏，激发学生的创新能力和文化使命感。总的来说，传统文化教育方向的定位关系到教育理念问题，也将决定教育的模式。引入“生态化”教育理念正是大学传统文化教育的要求，“生态化”教学理念也会赋予大学传统文化教育新的生命力。

二、“生态化”大学传统教育构建原则

培养“一个和谐发展的人”，是高等教育的终极目标。大学传统教育有着其他学科不可替代的作用，大学传统教育“生态化”教学的构建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和谐发展”的培养理念

坚持“和谐发展”是“生态化”教学模式的基本原则。教师需要在教学中让学生获得“和谐发展”的能力，培养他们的“创新能力”，教会他们从社会生活中学习成长发展的路径。如讲解《临江仙・夜归临皋》，此作品是苏轼因“乌台诗案”贬到黄州时所作，从“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诗句中可以体现作者“人与内心”的和谐。

（二）“开放包容”的教学环境

“包容”是“生态化”教学模式的基本特征。包容的教学环境包括：教材、学生、教师、环境。如讲解《长恨歌》，“汉皇重色思倾国”、“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等诗句体现了传统文化中“矛盾论”的思想。

（三）“互动协作”的教学方法

“互动协作”是“生态化”传统文化教育的主要方法。如讲解《楚辞・渔父》，怎么去认识“屈原自沉汨罗江”的事实，需要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主思想，顺势引导学生对屈原这一选择的看法。

三、“生态化”的大学传统教育路径

大学的根本任务是“树人”。怎么吸收中国传统文化资源达到“树人”的目的？“生态化”理念融入大学传统教育是解决此问题的方向之一。需从教学内容、教学实践、教学方法、教育环境、教育制度等几个方面提高传统文化教育的效果。

（一）教育内容：突出民族精神

人与人的和谐思想自古有之。“诚信、仁义、忠孝、感恩”等民族精神寓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目前大学中存在的学生作弊、论文抄袭等现象，说明当前“诚信”的缺失。“信”在传统道德中列为“五常”之一。大学要注重“和谐”教育，培养学生诚实做事的习惯，增强学生“修身”的意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升华。因此大学还要强化爱国主义教育，增强学生的民族自信，培养学生团结、勤劳、自强的品质，增强其社会责任感。

（二）教育实践：强调知行统一

大学传统文化教育在“知行”中实现“和谐发展”。朱熹说：“知、行常相须，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服务社会是高校四大任务之一，大学应将“传统文化”社会实践活动长期开展，纳入教学培养方案并给予专项经费，积极拓展传统文化实践基地。大学可以利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博物馆、图书馆、展览馆、历史文化遗址、孤儿院、养老院等场所开展传统文化实践基地建设，定期或不定期地由学校或学生会组织实践活动，通过教师引导，师生共同践行传统文化活动，让学生在实践中接受知识、创新认知。

（三）教学方法：强调师生互动

从当前社会热点问题入手，通过学生的自主学习，经过师生互动的“和谐”，引申到传统文化的精华。用一些战争热点问题引起学生思考，借此查找相关资料，使学生形成自己的观点。老师依据学生的思考，逐步将教学引入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的观点的理解，同时引入《论语》中儒家的“仁”的思想。这样，学生既能深刻理解政府决策的正确性，又提高了对传统文化的深层次理解。还可以通过学生的讨论，引导学生理解传统文化中普遍联系的观点。如讨论《春之声》中“蒙太奇”手法的作用、《致橡树》中“木棉树叹息”的深层含义、《陌上桑》中“罗敷”定性等问题，能使学生理解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内心的普遍联系、和谐进步的含义。

（四）校园环境：创造文化氛围

校园环境应体现文化氛围，创造性地实现以学生为主题、以传统文化为内涵、以学校建筑为载体的文化创新。首先，把传统文化的“和”渗透到校园景观的塑造、校园小路的打造、校园小品的创新，体现在建筑物的外观设计上，如最大化利用太阳光照明，合理利用学校水循环等。其次，利用网络、微信、微博、校报等传媒，广泛宣传优秀传统文化，利用网络并占领网络阵地，扩大优秀传统文化影响力。最后，大学应开展和组织以“传统文化教育”为目的的活动。比如讲座、主题征文、专题演讲、集中讨论、辩论赛、文化沙龙等形式，传播传统文化的同时给师生提供实践机会。

（五）教育制度：加强建设

制度建设体现“和谐发展”的生态思想，“领导责任制度”及“教学计划和方案”等不同层次的正规化体系，能确保“生态化”教学理念的执行。党政领导、宣传部、团委、学生处、教务处等部门合力配合，全方位为“生态化”传统文化教育开展提供足够的人、财、物的保障。[5]

结语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过程中发挥着积极作用，而高校学生是最富有生命力的社会人群，是传承传统文化的主力军。立足于中华传统文化教育，融生态的“和谐发展”理念于教育教学过程中，能够保障民族“传统文化”精髓得以传承，并进一步发展、创新和繁荣，从而真正实现“独立人格、文化育人”的最终目标。

参考文献

[1]孙正林.论高校传统文化教育自觉[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4（8）.

[2]李文华主编.中国当代生态学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2）.

[3]郭思乐.素质教育的生命发展意义[J].教育研究，2002（3）.

[4]胥长寿.浅析高校语文教学对提高学生人文素质的作用[J].语文建设，2015（6）.

新传统教育理论篇8

一、中国传统文化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探究文化――心理结构问题的文化体系，它让人更加清醒地认识世界并获得清醒的自我意识。所谓的文化，胡适指出：“文化是一种文明所形成的生活方式”文化不是孤立的东西，是内化在生活方式之中的。教育作为生活方式的一个重要方面，处处烙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印记。人们知道中国向来以儒家的学说为正宗（夹杂道家和释家），以“仁”来阐释“礼”，将外在的社会规范化为个体的内在自觉。为中国传统文化及传统社会的文化――心理结构奠定了基础。教育所传达的也没有离开这种社会规范，造成人们更加关注社会社会道德而压抑人的自由。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在其发始端是很有价值的，它关注的是人和社会的问题。例如儒家文化中，“仁”字既强调“仁者爱人”又强调“克己复礼为仁”，可到了汉代以后，统治集团更加关注人的规约性，而弱化“仁者爱人”这一面，对这样的思想转化，可以将传统文化分为三个层面：原发性理论层面、建构理论层面、儒教理论层面。当代人学习的多是建构理论和儒教理论，从而忽视其原发理论，传统文化最有价值的理论恰恰也就是原发理论。其实这是一误区，儒家的“仁”其实是突出人的内在方面：即人的主体人格的独立性，如：“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道家的无为思想，表明人与自然关系的态度，可当今的人只看到老子的无为而忘记他的无不为，只看到庄子的消极态度而忽视他的人格魅力，因此在当今应该挖掘其原发性的文化内涵。

二、五四新教育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批判

（一）五四新教育对传统文化的批判

虽然传统文化的原发性的理论很有价值，但在经历漫长的封建社会后已被修改面目全非，更多的呈现出一种对社会阻力，陈独秀、胡适、王国维等有识之士看到社会的贫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建构理论和教条理论进行无情的鞭挞，直刺儒家文化对社会造成的积病。中国社会近代的发展经历了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的发展，而社会并没有全面进步，反而处在混乱之中，这就逼迫早期思想者进行不断的再思考，进而考察文化本身，那么首当其冲的即是伦理制度等具体规范层面，那些人情道德仪节、固有的世俗规则等必然遭到质疑。陈独秀高呼“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王国维高呼“今日之时代，已进入研究自由之时代，而非特权专制之时代。”这些人渴望重新激活传统文化中的原发性思想，在他们的教育主张中并不排除传统文化的精华。

（二）五四新教育对传统文化的继承

五四启蒙者认为儒家文化构成中国人的思想价值核心，要救亡当时的中国，最根本就是要挽救这样的价值核心，因此怀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道德使命感去弘扬儒学，强调其对人的情感的适意，发掘其符合人性的永恒价值。在这里暂不论陈独秀对宗教的概念科学与否，但对儒家的基本观点还是比较客观的，儒家强调入世济民，修身齐家，立国安邦的积极品格。

三、五四新的教育观

（一）五四新教育观内涵及特征

晚清以来，西方的教育思想冲击传统的教育模式，再加上传统文化自身的缺陷，教育的改革一直处于不断地变动之中，到了五四时期，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认为那种传统的教育方式难以适应当时社会的需要，于是提出民主与科学，提倡白话文。陈独秀认为，如果中国还是“尊重廿四朝之历史性，而不作改进之图，则驱吾民于二十世纪之世界之外，纳之奴隶牛马黑暗沟中。”故他大声呼吁“以科学与人权并重”，“急起直追”，使国人脱离蒙昧时代，不作“浅化之民”。另外，胡适师从杜威，倡导实用主义的教育思想，胡适在论及教育的社会功能时，既承袭了我国古人关于“教育是立国之本”的传统看法，又在更大程度上受了欧美发达国家的影响，他主张通过教育去培养健全的个性和人格，以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王国维认为教育的宗旨应是培养“完全之人物”，也就是一种能力全面，和谐发展的人才。他的教育观立足于培养新时代的完人，主张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之人才，他反对那种只知道读书不关心社会变化的知识分子与学者。总之，这时的教育已开始关注社会的发展需要，教育不再是帝王们麻痹人一种统治手段。

（二）五四新的教育观的意义

二十世纪初期，是中西文化激荡的启蒙时代，以民主、科学和反传统主义为思想图景的启蒙运动，寄寓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化之梦。中国又是一个文化延续的民族，先秦时代的老子、孔子、孟子、庄子、墨子等一批先哲成为我们文化的领路人，成为我们取之不尽的文化资源，儒、释、道三家的学说内化在民俗、民风、社会心理、仪节、制度中。五四时期是一个中外思想撞击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教育之所以能够在传统的文化中蜕变出来，是由于原有的教育观存在着严重的不适症状，新的教育观是适应社会需要的，因此造就了文化与学术的繁荣，造就了我国第二次文化与学术的高峰。

【参考文献】

[1]胡适.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J].现代评论，1926年版.第4页.

[2]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独秀文存[M].第41页.

[3]陈独秀.敬告青年.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第131页.

[4]陈独秀.敬告青年.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第135页.

新传统教育理论篇9

【关键词】微教育；创新；思想政治教育

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微博、微信为代表，微小说、微电影等各种具有“微时代”特征的信息传播方式，越来越受高校大学生的青睐。同时，这些“微”媒体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搭建了新的平台，注入了时代元素。创新开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与时俱进，准确把握“微时代”脉搏，充分运用好“微教育”这一随着时代应运而生的教育新形式，抢占思想政治教育新高地，掌握舆论引导主导权，激活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一池春水。

一、“微教育”概念及特点

1.“微教育”概念。“微教育”是一个蕴涵着思想文化、传播技术、方法形式等多种复杂语义的时代命题。区分不同的角度，可以对“微教育”做以下几点概念界定：从传播途径来说，“微教育”是指以微博、微信等“微时代”产品为载体，通过智能手机、电脑等网络终端传播信息的一种教育形式；从内容形式来说，“微教育”是指以短小精悍为主要特征，通过电脑、手机、平板等终端依托网络传输，传递积极思想文化、基本理论知识、典型事例消息等信息的一种教育方式。

2.“微教育”特点。一是内容简洁，“微”言大义。“微教育”核心特征在于“微”，即内容简洁、时间简短。比如，以微博、微小说为载体的“微教育”，通常一次性表述文字不超过140字，以微视频、微电影承载的微教育时长往往不超过300秒。但同时，“微教育”以精简的内容承载着丰富的教育信息，常常用三两句话说明事理，用三五分钟科普知识，用一两张图片宣扬典型等，以“四两拨千斤”之效发挥着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的教育功能。二是传播快捷，无“微”不至。“微教育”不同于传统课堂教育面对面进行，而是通过电脑、手机、平板等终端依托网络传输，内容的简短使信息推送、接收往往只在一瞬间，并且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用户可以随时随地阅读浏览、跟帖留言，极大提高教育的时效性。三是辐射广泛，“微”力无边。以微信、微博等为平台的“微教育”，借助链接、转发、关注、收藏等功能，可以方便快捷地实现“裂变”效益，将教育信息辐射延伸到所有“朋友圈”、“粉丝”人群，扩大了教育受众面，提升了教育关注度，增强了教育影响力，可以取得意想不到的教育效果。

二、运用“微教育”创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1.借助“微教育”的时代元素增强教育吸引力。随着微博、微信等媒介的广泛运用，跳跃性、碎片化、快餐式成为信息传播的主要特点。大学生思想活跃，眼界比较开阔，对新鲜观念和事物接受较快，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而一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造性不强，教育内容依然固守在传统思想政治内涵上，不能适应当代大学生对求知、审美、处事的需求，调动不了积极性，引起不了关注，触及不到灵魂，气氛沉闷，效果不佳。而“微教育”是一个有组织、有计划、有规律、有内容、有内涵和有目标的生动课堂，简约、形象、生动的“微”话语符合日新月异的信息社会特点，多元、共生、交融的“微”元素迎合大学生求新求异的性格特征，平等、互动、创新的“微”体系满足现代教育理念方式，特别是图文并茂、影音结合的多媒体表现形式更是有效解决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枯燥乏味的弊端，更易于学生接受而深受欢迎，使思想政治教育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2.借助“微教育”的快捷广泛增强教育时效性。高校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往往只能通过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结合定期开展专题讲座、党团课等形式，相比于社会思潮变迁、时代形势变化、学生思想波动，存在明显的滞后性，并且受制于时间、场所限制，教育覆盖面不广，不能及时回应大学生关切的热点焦点问题，难以有效化解学生思想、心理困惑，严重制约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发挥。而“微教育”依托网络传播，具有资源共享、传播快捷、即发即收等特点，打破了思想政治教育时空限制。教育者可以随时随地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并在第一时间内产生快速影响力，实现即时共享，使主流的声音深入到各个角落。相比于传统思想政治教育“逐层式”的传递方式，“微教育”可实现一对一或一对多“垂直式”的传递，开阔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空间，增强了思想政治教育效率。

3.借助“微教育”的灵活互动形式增强教育感染力。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方法比较单一，过分依赖于课堂授课，恪守“上课、讨论、总结”三步曲，教案中空话套话大话较多，开展教育时上下一般粗，从理论到理论，缺乏思想交流、感情认同；同时，大课教育往往只解决共性问题，对于个体问题却缺乏针对性，教育者与教育对象之间缺少思想互动，受教育者常常处于被动接受地位，即使有了想法也不愿表达真实意见。而“微教育”主客体平等、开放的特点，削弱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中话语垄断现象，不但教育者能够传递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思想、新见解和新内容，受教育者也能随时新观点、新意见和新建议，参与其中的个体人人都具有主体地位，不用受到身份、地位等的束缚，相互间形成平等的讨论氛围，也可以将在现实中难以表达的情感、生活等问题倾诉出来,得到他人的交流和理解，从而在心理上获得满足。[1]

三、运用“微教育”创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

当前，传统的“大课堂”和“大块头”已经不能满足大学生需求，再一味照搬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搞“一锅煮”的共性教育，无法准确把握学生思想脉搏，了解学生真实愿望，往往会忽视个别的、特殊的情况，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必然受到影响。“微教育”作为新时代的教育传播形式，在舆论引导和政治导向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大学生的价值取向、思想行为等方面产生越来越深的影响。高校应积极吸纳时展成果，充分发挥“微教育”优势，改进教育方式，拓展教育阵地，不断创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1.利用“微”渠道准确掌握学生思想动态。受学习、生活、就业等身边各种事物影响，大学生的思想常常波动变化，习惯于在虚拟世界宣泄发表内心感受。作为当前最为流行的网络媒介，微信、微博广受大学生欢迎，在这些“人人都有发言权”的平台上，大学生可以方便快捷通过手机等终端随时浏览信息、评论、更新动态，无限制地评论转发感兴趣的新闻，将大学生现实生活中隐藏的矛盾和问题暴露出来。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可以通过关注学生微信、微博，从撰写转发的博文微文了解其所思所想、所需所求，从发表流露的心情状态分析其喜怒哀乐、情绪变化，从链接分享的信息内容掌握其兴趣爱好、行为习惯，从关注评论的热度频度把握其关心的热点焦点方向，从而准确掌握大学生思想动态和行为方式，及时发现存在的疑惑和问题，针对性选择教育内容，采取有效措施把矛盾和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真正做到根据个体思想差异，量体裁衣，对症下药，抓住学生的关注点、找准教育的切入点、激活学习的兴奋点，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更具针对性。

2.健全“微”体系拓展思想政治教育阵地。开展“微教育”不能单打独斗，必须发挥社会、学校、教师、学生骨干等力量，搭建相互关注、相互补充的“微教育”体系，综合施策、效果融合，最大限度营造一个主流、健康、积极、向上的校园“微教育”氛围，形成良好的舆论、价值导向。一是引入网络权威公众号，传播好声音。当前，一些权威媒体纷纷设置教育公众号或开发手机教育软件，如“学习中国”手机APP软件，能够及时跟踪转载重要讲话和相关报道，为紧跟思想步伐提供了极其方便的学习平台。高校要积极引入类似权威学习教育平台，第一时间将党的声音传播给学生，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层次性和政治性。二是建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官方“微教育”平台，弘扬主旋律。高校可通过微博、微信等公众平台向学生党的创新理论、国家方针政策，大力宣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梦等主流思想，结合社会热点事件，如“9•3”大阅兵、“两会”等，组织学生在线讨论交流，感悟社会主义建设辉煌成就，激发投身“中国梦”的积极性、主动性，通过“微教育”平台加强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引导、把控，掌握主动权和话语权[2]。三是开设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微教育”课堂，凝聚正能量。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辅导员要积极开通微博、微信、QQ帐号，主动创建朋友圈、学生群，结合自己日常所思所想和感知感悟，及时与大学生成长成才相契合的正能量信息，转发权威官方态度、看法，正确引导学生思想偏向，讨论辨析学生关注的国际社会敏感事件和热点问题，编辑制作思想政治教育微视频、微课件等，推送到大学生的“微”平台客户端，通过学生的链接分享、评论推送，把思想政治教育所要灌输的知识，以碎片化、滴灌式方法渗透给每一个学生，将枯燥的理论说教变为丰富的信息交流，从传统的教育内容传授转变为思想互动和情感交流，搭建起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和客体之间沟通的桥梁[3]，使学生在畅所欲言中发表个人观点，在讨论互动中明辨是非，在思想交锋中激发热情，切实发挥好“思想领袖”的作用。

3.借力“微”元素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实效。一是善用“微”语言。“微教育”流行的是平民性的、草根性的大众话语体系，而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向大学生传递主流的、权威的声音，在微时代这样一个“注意力经济时代”，主流的声音也存在着被选择性消费的问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需在二者之间找到话语系统的平衡点和交融点，对复杂多元的现代社会作出积极的回应，通过对“微”话语的有效掌握和运用彰显其更符合时代特征的社会认知与体悟[4]。思想政治教育者应注重研究“微教育”的语言特色，善于运用“微言微语”说“微事微情”，主动学习掌握生动活泼、通俗易懂的网络话语，善于以润物无声的方式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实现教育话语体系向文风简练、内容丰富、主题新颖的目标转变。二是借用“微”速度。坚持工作学习开展到哪里、教育就延伸到哪里，思想疑惑产生在哪里，教育疏导就跟进到哪里，开展“碎片化阅读”，使理论学习时时有条件、处处有食粮。针对国际社会敏感、热点问题和学生身边发生的事，充分发挥“微教育”快速便捷的特点，第一时间通过信息确认、热帖谈心、讨论交流、思想引导的方式，把握受众的思想共鸣点、同震点、兴奋点，使教育者的说教行为化作紧贴大学生思想的内需供给和“零距离服务”，及时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科学分析，确保思想政治教育的时效性。三是活用“微”形式。“微教育”的简约语言风格能产生短小精悍的思想冲击力，图文视频并蓄的展示形式使教育内容更加生动形象，平等互动的交流模式能充分调动受教育者主体意识和参与的积极性。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充分运用“微教育”带来的新手段、新方式，通过适时微信息，传播主流价值；提倡微交流，合理满足大学生参与教育的个性化需求；引导微见解，因势利导大学生可能出现的偏激思想和行为；开展微讨论，让大学生在各抒己见、自发辩论中析事明理，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变“大”为“微”，变“一刀切”为“切几刀”，在片语育人中润物无声。

四、开展“微教育”应把握的主要问题

1.培养“微教育”意识是前提。虽然微博、微信、QQ等“微”媒体出现已有多年，但运用这些“微”媒体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尚属起步阶段，无论是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还是受教育的大学生群体，都是一个新课题。推广运用“微教育”，必须首先帮助广大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从理念上进行更新，让他们从传统课堂教育的禁锢中解放出来，树立“微教育”的意识和理念，明白“越是普及运用的信息媒体，越是最佳教育平台；越是点滴灌输、时时熏陶，越能获得教育效果”的道理，以抢占阵地的紧迫感，积极探索运用“微教育”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

2.提升“微教育”能力是基础。“微教育”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新思路的同时，对教育工作者运用信息网络进行引导和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5]。在“微教育”环境下，教育者不仅需要提升政治理论素养，还要了解现代传媒、心理学、多媒体技术等拓展知识，更要掌握网络语境特点，善于把严谨理论性的知识转化为生动易懂的网络语言，多一点深入浅出的剖析，少一点简单生硬的灌输；多一点活泼生动的探讨，少一点照本宣科的枯燥；多一点贴近实际的关怀，少一点高高在上的空泛，进一步提高教育的感染力和说服力。

3.处理好传统教育与“微教育”的关系是关键。“微教育”碎片化的特点，决定了其不可能完全替代传统课堂教育，在系统性、透彻性、方向性方面，课堂教育仍然占据优势。必须坚持兼容并蓄的原则，将“微教育”模式与传统思想政治教育、随机性教育结合起来，因人施教、因时而异，以达到相得益彰的效果。传统教育侧重授人以“渔”，“微教育”侧重授人以“鱼”。立足集中教育解决共性问题和根本性问题，引入“微教育”侧重针对不同大学生的思想实际，解决个别问题，使思想政治教育适应大学生群体的特点，满足其成长成才的需要。

【参考文献】

[1]赵欣“．微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挑战与对策[J]．乌鲁木齐职业大学学报，2014，（1）：89-92．

[2]秦崭崭．浅论微信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如何借力[J]．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4，（8）：35-36．

[3]尚亿军，马加名“．微时代”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新阵地的探索与构建[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4，（4）：123-125．

[4]马建青，顾青青“．微”时代创新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思考[J]．思想理论教育，2014，（8）：77-80，107．

新传统教育理论篇10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通识教育；金融学

一、困惑与迷思

人类历史是无数伟大文化的剪影，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瑰丽与斑斓中迤逦，一个个疑问会久久在耳边萦绕：为何拥有先进技术的古代中国没有孕育出工业革命?为何周礼中的“泉府”没有演进成现代金融体系?徘徊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字里行间，我们甚至不能寻找到答案的缥缈踪迹。

部分西方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持否定态度，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提到“中国人的生活完全以礼为指南，但他们却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虽然贸易会很自然地激起人们的信实，但却从未激起中国人的信实，他们买东西的人要带自己的秤”。孟德斯鸠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根植于封建权力，文化和礼仪只约束普通人，对权贵却毫无约束，中国传统文化所倡导的道德精神与国民行为恰恰相悖。韦伯认为文化是社会追求的体现，16世纪席卷欧洲的新教(Protestantism)继承了文艺复兴的灵魂，“以身许主”的新教理念造就了辉煌的资本主义文化与经济。相反，中国古代社会是“依靠政治权力积累经济财富，城市贵族既没有封建印记也没有资本主义特征，而是靠政治投机，全靠升官(才可以)发财”，韦伯对中国传统文化核心――儒教与道教基本持否定态度，儒教和道教“缺少个性和独立司法，国家层面缺乏流动资本竞争”，因而不可能孕育市场经济。2006年兰德斯在《经济学展望》(Journal of Economics Perspectives)重要位置再次对中国传统文化提出了质疑：尽管古代中国孕育了灿烂的文化，尽管古代中国应用技术始终自我复制，但这种文化缺乏积累与升华，古代中国交易关系依赖个人信任、缺乏法律保护。兰德斯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缺乏社会忠诚、社会信任，社会进步几乎完全依靠个人努力，更可悲的是煌煌华夏文化仍主宰当代中国文化，最终他得出结论“睡狮渐醒?绝不可能”。

任何国家和民族的今天都是从历史中走来，从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的“德先生”与“赛先生”，先贤们不止一次试图走出困惑，摆脱传统文化的悲观宿命。国民教育是屡被提及的自强救国途径之一，早在1902年中国高等教育的雏形“壬寅一癸卯学制”就提出高等教育要以“端正取向、造就通才为宗旨”。或许是出于学习西方科技的急功近利，又或许缘起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误读，中华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官方宗旨却放弃了上述原则，1929年制定的《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规定“大学及专门教育，必须注重使用科学，充实学科内容，养成专门知识技能”。梅贻琦先生清醒地认识到了其中的弊病，他提出“学问范围务广，不宜过窄，这样才可以使吾们对于所谓人生观得到一种平衡不偏的观念”。梅贻琦虽然没有明确使用“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的概念，却洞悉了通识教育的本质。

一般而言，中国高等学府中的通识教育应当根植于饱受西方学者批评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能否冲破这个亘古迷思?以经济理性为根基的现代金融与“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的中国传统文化存在切点解吗?

二、通识教育释义与国学殇逝

1．通识教育起源与内涵

“通识教育”起源于古罗马和中世纪大学的“博雅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博雅教育以“七艺”为主要教学内容，即语法、逻辑、修辞、算术、几何、天文、音乐。古罗马和中世纪大学是现代大学的起源，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现代大学都秉承了其研究独立、言论自由的传统。英国剑桥、牛津两所大学是当时的典范，牛津、剑桥设立之初的主要目的在于培养具有“自由、公平、沉着、稳健和智能”的绅士。文艺复兴与工业革命后，剑桥、牛津等象牙塔出现了人文与自然科学并立的学术格局。大学不但为新兴资产阶级培养了专业技术人才，更主要的是缔造了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文化根基。人们经常以“绅士”代指英国人，实质是一种敬业、自由、开放的国民精神，正是这种文化使英国成为当时的世界翘楚。

随着美国成为世界经济重心，20世纪上半叶“通识教育”开始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学府盛行，并由此衍生出芝加哥模式、哈佛模式、哥伦比亚模式等表现形式。透过纷繁的学分、学制等概念，美国通识教育的重点仍然是培育美国政治制度文化根基。“通识教育”是本科教育或者至少是初期本科教育的主要内容，通识教育课程并非逸兴所致的随意挥洒，“核心课程”要经过专门的委员会审定，教学内容、精泛读文献由全校最著名的教授确定。教学安排上课程内容也十分密集，以芝加哥大学人文学为例，它要求学生在六七门课程中任选一门，但无论选择那一门都必须连续3个星期阅读柏拉图、莎士比亚、福楼拜、卡夫卡、康德拉等人的原著。通识教育教学方式非常灵活，注重学生团队合作精神。20世纪90年代芝加哥大学曾开设过一门名为“财富、权力与美德”的通识教育课程，由本科学院院长主讲，20多名博士做助教，助教与主讲院长每周沟通讲授内容，每个助教带两个班，每班20人，每周两次各80分钟的授课，考核方式为学生每两周交一次作业。

2．国学与中国传统文化

在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中探珠撷英，我们不禁惊讶于其瑰丽与华美：深邃而浩繁的诸子百家，壮阔而隽永的唐诗宋词，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的朱程理学等等。在岁岁如斯、代代如是的环境下，与其说中国传统文化是得以流传的先贤思想，毋宁说是维系民族认同的象征体系。古代中国创造了令人瞩目的农耕文明，早在盛唐时代每个农业劳动力的原粮产量便达到4524斤，这一数字足以令当时的欧洲瞠目结舌。任何现代文化都是历史的投影，传统文化不是现代的点缀，而是实用的、不可或缺的民族血脉。正如人不能离开社会，社会同样离不开传统文化，背叛自身传统文化的社会将注定消亡。

从文化发展视角来看，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兼收并蓄的综合文化。炎帝神农氏战胜东夷太昊伏羲氏的典故之源就是夏商文化冲突，公元前16世纪商文化容纳了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最终在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是先秦文化涤荡中的佼佼者，此后数千年孔子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代表。孔子所谓的“罕言利”是斥责权贵聚敛，实际则提倡义利并重，主张“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儒家文化精神的本质更应该是“天行健，君

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孔子临终前告诉子贡：“天下无道久矣，莫能宗予。夏人殡于东阶，周人于西阶，殷人两柱间。昨暮予梦坐奠两柱之间，予始殷人也。”孔子对古文化的眷恋、对儒家学说被异化的担心在临终慨叹中一览无余。果然，孔子及儒家思想在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被统治者伪装成了“利而巧”、“君子耻言利”，与其说这是后世儒生的误读，毋宁说这是统治者的有意安排。

数千年封建长夜中儒家精神也曾闪耀一时，宋代书院对以儒学进士进行了激烈批判。以四大书院(岳麓、白鹿洞、嵩阳、应天)为代表，儒学的真正继承者认为教育的关键是使弟子形成一贯的道德情操，书院教育不是弟子致仕捷径。诚如朱熹所言“古者圣王设为学校，以教其民，由家及国。而其所以教之具，则皆因天赋之秉彝而为之，品节以开导而劝勉之，使其明诸心，修诸身”。正是摒弃了仕进思想，书院文化才培养了大批宋、明、清各代名流(如王守仁、顾宪成、魏源)，以书院文化自标的东林党人甚至发出“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的呐喊。与中世纪的西方大学相比，书院教育与大学“通识教育”殊途同归，教育中所积淀的文化传承才是今天高等教育最弥足珍贵的大学精神。

鸦片战争以来列强的坚船利炮打破了中国封锁的大门，西方思潮随之而来。尽管封建官僚将西方科技排斥为“奇淫技巧”，但也不得不惊叹科技手段带来的便捷。从严复翻译《天演论》到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从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到胡适的《独立评论》，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并把中国落后原因的矛头指向了被统治者异化的传统文化。然而新文化运动中新与旧、中与西并非形同冰炭，胡适在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中提到“我确信中国哲学的将来有赖于儒学的道德伦理从理性枷锁中得到解放。这种解放不能用大批西方哲学的输入来实现，而只能让儒学回归到原来的地位，也就是恢复它在历史背景中的地位”；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也曾提到“其实孔子精华乃在祖述儒学，组织有系统之伦理学说。宗教、玄学皆非所长。其伦理学说虽不可行于今世，而在宗法社会封建时代，诚属名产。其教忠、教孝、教从倘系施者自动行为，在今世虽非善制，亦非恶行”。

当代学者在解读新文化运动时却提出了“全盘否定论”，认为传统文化阻挡了中国现代化的步伐，应该全部摒弃，美籍学者林毓生是这种思潮的代表。1949年后我国大学学科建设体系模仿前苏联模式。前苏联大学体制的特征是以专业划分高等教育结构，试图培养某一学科领域的“高级人才”。虽然这种集中化的大学培养了大批技术人才，却摒弃了通识教育原则。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一批工学院、农学院、医学院、财经学院由此诞生，同时浙江大学、南京大学等一批名校被肢解。1952年中国大学院系调整对“通识教育”的打击是致命的，人文学科因为“资本主义性质”被全盘否定，社会学、政治学甚至被取消了专业设置，与实用技术无关的国学则被摒弃出大学之门。1952年院系调整固然培养了大批工科、医科、师范类学生，但对人文学科、大学教育乃至民族文化的打击无疑是灾难性的，香港学者甘阳先生将之称为“大学的终结”。大学“通识教育”的本质在于孕育学生人文素养和科技创新能力，现代大学教育不同于技工学校，技能训练模式下学生可以很容易被训练成“匠人”却很难成为“大师”。

三、金融学发展与当代中国金融学“通识教育”

1．金融学的概念及其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黄达教授(2001)指出“任何人文社会科学都摆脱不了本民族的文化根基。就金融学科来说，东西方的金融学科，也同样是分别根植于东西方文化平台之上。当然，金融理论的基本原理是导源于市场经济的本质，并从而有其不分国界、不分民族的普遍意义，但共同规律在不同文化平台上的显示，却决非必然雷同”。按照黄达教授的界定，广义金融学研究范围包括“与物价紧密联系的货币流通、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体系、短期拆解资金市场、资本市场、保险系统以及国际金融等领域”。

现代金融产业发展早已超越了金融中介模式，获得了主宰世界经济的魔力，1929年美国股灾、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美联储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都充分显示了金融对世界经济的话语权。随着金融产业的发展，相关研究也进入了新的阶段，20世纪80年代后MM定理、VaR理论等一系列新概念几乎重构了现代金融学。总体上国外著名大学金融学教学存在两种不同的发展思路：“经济学院模式”和“商学院模式”。“经济学院模式”的核心课程是“货币经济学”和“货币金融学”，货币经济学侧重研究货币运行、金融产业对宏观经济的影响，重点是构建学科基础理论：货币金融学侧重微观层面，如风险敞口计算、货币政策制定与执行等。20世纪70年代之前“经济学院模式”是主流趋势，侧重基础理论发展，对金融业务的研究不充分。现阶段一个明显的趋势是“经济学院模式”被纳入宏观经济学研究框架，在任何一部国外流行的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中都有货币经济学相关理论，代表刊物是《货币、信用与银行杂志》(Journalof Money，Credit and Banking)。20世纪70年代后“商学院模式”逐步兴起，该模式以公司财务和资本市场理论作为基本组成部分，独特之处是以金融工程、计量经济学、现代统计方法作为技术手段，对相关问题进行定量判断。“商学院模式”重视处理实际问题，对金融业务、机构管理的研究高度依靠计量模型，代表刊物是《金融杂志》(Journal of Finance)。尽管两种模式已经并存了近30年，但“商学院模式”为金融业发展提供了操作技术，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将是主流发展方向。

2．当代金融的文化印记

中国当代金融学高等教育分为本科、硕士和博士三个层次，以中国人民大学为例，本科培养目标是“具备坚实的金融学基础、较强数学功底、计算机及外语应用能力的应用型、实践型人才”，硕士培养目标是“有深厚金融学理论基础，掌握应用技能，具备很强的解决金融实际问题能力的高级金融人才”，要求博士具备“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备独立从事金融学研究和教学工作的能力，能主持较大型科研项目和探索重要金融问题的理论创新能力”。从上述三个阶段的培养目标来看，金融学本科、硕士教育主要是培养实践型人才，而博士教育主要是培养理论创新人才。通识教育对金融学高等教育异常重要，是因为社会行为理念决定了居民的金融行为，如果单纯移植西方金融理论，无论采用“经济学院模式”还是“商学院模式”都会使金融学高等教育脱离中国本土文化土壤。

在“经济学院模式”中M2/GDP是衡量一国经济货币化水平的关键指标，20世纪90年代中国M2/GDP突破100％，按照“经济学院模式”这一指标快速增长可能会扭曲金融结构。如果结合中国传统文化，这一问题

就不难理解了。西方人常惊讶于中国的高货币化水平，但“成由勤俭败由奢”的传统理念却很容易解释上述问题。“商学院模式”所倡导的公司金融根植于西方“信托责任”(Fiduciary Duties)，16世纪所有者无法控制航行于浩瀚海洋的探险舰船，信托责任便由此诞生(Young，2002)。随着英国皇室不再从事商业行为，普通法系逐渐成为公司金融的根基。在新教加尔文教派影响下，新大陆移民把新教伦理溶入“信托责任”，加之美国继承了普通法制度，“信托责任”获得了滋生土壤。非精英制度是普通法系的灵魂，在多数情况下陪审团成员都不从事法律工作，这种非职业化的法律制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简直匪夷所思。中国最初的公司源于清末洋务运动的“官督民办”，复兴于20世纪80年代初，资本市场在建立之初便与“信托责任”有着完全不同的制度内涵。虽然不能把中国资本市场全部问题归结于此，但银广夏、蓝田股份等一系列问题必定与缺乏“信托责任”有关。实际上，不仅仅是中国，欧洲大陆法系国家几乎无一例外是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单纯移植西方公司金融理论，忽略中国文化传统，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金融实务都不可能有突破性进展。

3．当代金融“通识教育”思辨

如果说缺乏“通识教育”，理工科高等教育仍然能培养出技艺高超的“匠人”，那缺乏“通识教育”的金融学高等教育则注定陷入“白马非马”的尴尬境地。西方金融学理论的哲学根基是经验主义。由经验主义衍生出个人主义，进而衍生出交易自由、经济自由、金融自由。一个明显的差别是中国金融根植于一个具有悠久集体主义历史的国度，居民对集体的信任要远强于对个人的信任。中国商业银行制度设计充分体现了这一特征，时至今日中国本土商业银行都有着浓厚的国家背景，与其说居民信任银行股东能管理好存款，毋宁说居民信任国家行政能力。也正出于对国家能力的信任，中国金融业渐进式改革才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西方金融理论则难以解释资本充足率曾经偏低的银行为何能一跃成为世界一流银行。

毋庸置疑，西方金融学和金融产业目前的发展水平仍远在中国之上，向西方学习对提升中国金融产业发展、提升当代中国金融学高等教育的意义也毋庸讳言。20世纪80年代后期，当代中国金融学高等教育开始系统引入西方金融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高校相继翻译了一系列国外金融学经典原著，同时编写了诸多以西方金融理论为主体的金融学教材，提升了中国金融学教育水平，促进了金融学科发展。在引进西方金融理论的同时，我们不能忽视这些理论对受教育者潜移默化的文化侵蚀。中国高等教育生存于中国本土，无论在哪个层面，金融学高等教育都必须适应中国实际，这就要求我们对学生开展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的通识教育，以保证学生的中国文化印记。通识教育不仅能提高金融专业学生的人文素养，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在中西文明中找到结合点，进而成为黄达教授所言的“东西方文化平台上自由往返和‘漫游’的人才”。也只有通识教育才能奠定学生的中国式人文意识，在学习、实践、科研中探索，发展适合中国的金融改革道路。

如果将当代中国镶嵌在一个更加久远的历史背景中，通识教育对金融学、高等教育，乃至国家民族的意义就更加显而易见。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传统文化维持民族认同，失去自身文化的民族甚至很难延续。如果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及其文化理念真正成为中国高等教育主流思想，中国不仅会成为文化上的碎片，也将成为经济上的碎片。同时，中西文化、教育也存在可融合性、共通性，“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菲薄明教之心”，扬弃传统文化并吸纳西方理论的先进部分，我们可以建立一个融贯中西的学术思想体系。

四、金融学科的新桃与旧符

1995年国家教委召开“文化教育试点会议”，高等学校开始把“通识教育”提上日程，自此各大学不同程度加强了人文教育。有观点认为，中国“通识教育”的改革途径有两条，一是大规模调整课程体系，模仿哈佛、芝加哥等名校建立本科学院，复旦大学的“复旦学院”即遵循这种路径，但成立本科学院涉及所有专业，不太可能断然在全国范围推行；另外一种方式是依靠现有师资力量，增加中国传统文化课程，这也是多数高校的做法。金融学科“通识教育”既有与其他学科的共性，又有自身特殊性。

中国传统文化“通识教育”必须与中小学教育衔接，如果没有中小学作基础，大学“通识教育”很可能成为空中楼阁。在我们现行的中小学教育体系中，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散落于语文、历史、思想、音体美教学，没有形成完整的教学体系。高等教育中的“通识教育”不应该是常识性教育，学生在接受高等教育之前就应该对传统文化基本了解，一个民族直至大学才进行传统文化基础教育，这无疑值得反思。

在金融学专业中通识教育必须达到以下几个目的：第一，使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完整了解，并形成以中国文化为底蕴、具备时代色彩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第二，培养学生文字能力，务使学生既能用浓墨重彩的语言描绘“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又能简捷勾勒出“枯藤，老树，昏鸦”；第三，培养学生团队精神，当前高校学生考核一直针对个人，“通识教育”应该重点培养学生团队精神，一个可能的途径是考试以团队形式进行，并以团队成绩替代个人成绩；第四，加深对经典著作的认识，目前国内大学的普遍做法是开设“××导论”、“××概论”，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应该采取助教辅导下的原著阅读，授课重点应该是讨论而非讲授。

金融学“通识教育”的最终目标是推进学科整体建设，学生必须能接纳西方先进理论，进而学贯中西。任何高校都很容易拿出一个符合国际标准的课程设计体系，至于授课内容是否能与国际接轨、是否能建立扎实的金融学教育根基却考虑甚少。金融学主干专业课程设计必须突出各高校自身科研优势，并以此为基础形成自身的研究传统。国外著名经济学、金融学流派都是基于高校各自的研究传统，甚至多数学派都以学校名称冠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