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向债务融资计划十篇

定向债务融资计划篇1

【关键词】债务转移 结构化资金安排 产业链金融

保理是银行较为成熟的产业链金融产品，其业务的基本原理是将卖方对买方――特别是作为核心企业买方的债权作为资产转让给银行，从而获得融资。而依据《合同法》的规定，除债权外，债务在特定条件下也可进行转移。因此，如能以反向操作的方式，通过债务转移为卖方提供与保理效果等同的融资服务的同时，降低买方的负债规模，使核心厂商实现债务“出表”，将不失为一次有益的金融创新尝试。

一、法理依据

依据《合同法》第八十四条的规定，“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这一条款包含两个层面的立法规定，也为债务转移提供了法理支持：一方面法律允许债务进行转移，另一方面债务转移需要经得债权人同意，这是区别于债权转让“告知债务人而无需经得其同意”的核心要点。

二、业务原理

本创新方案在业务模式上由“债务转移”和“结构化资金安排”两部分组成，在业务当事人方面包括买方（债务人）、买方下游经销商、卖方（债权人）、通道方（信托公司或基金公司）、资金方（包括优先级资金方和劣后级资金方）、融资发起方（银行或其他有资质的金融机构）等六方主体。其基本业务原理为：

（一）债务转移

买方通过与卖方协商，在卖方同意的情况下，将自身对卖方经常易项下的债务转移给通道方设立的资产管理计划或信托计划（下均简称“计划”），从而实现债务出表；作为受让债务的条件，计划分别于买卖双方约定：一方面，作为获取融资的对价和提供融资的收益，卖方同意以计划所预期的收益部分为限，对计划减免这一部分的债权，即计划向卖方支付“全部债权扣减收益部分的金额”后即视为履行了受让的买方债务；另一方面，作为计划的本息回款及收益来源，买方承诺指示其下游优质经销商以指示支付的方式，将其与买方经常性采购项下的款项支付到计划指定的账户完成与所转移债务金额等同的还款，此处操作为方案的核心风险点，买方需要为此承担违约责任，而计划也有权请求买方在下游经销商未付款的情况下承担连带付款责任。

（二）结构化资金安排

融资发起方买方将债务转让给计划，由计划向资金方进行结构化资金安排项下的募资，即依据各层级资金占比、按照不同收益率设置优先级、劣后级认购份额，如募集成功，募集到的资金用于向卖方偿付计划受让而来的债务，从而在槁舴教峁┤谧实耐时使得该债务由此消灭；如募集失败，计划在卖方同意的情况下将债务反转让买方，并向相关资金方退还已募集资金。

三、操作流程

本方案在具体操作上主要包括如下具体流程：

（一）设立计划

与融资发起方具有合作关系的信托公司或基金公司设立相应计划。

（二）签署协议

方案相关当事人签署相应协议，约定各自权利义务关系。

（三）债务转移

融资发起方在卖方同意的情况下买方转移债务，由计划受让这一债务。

（四）债务偿付

计划在募资成功的情况下将所募集的资金支付给卖方，达到提供融资并消灭被转移债务的效果。

（五）指示回款

买方下游经销商按买方指示回款至计划特定账户。

（六）收益分配

计划对收到的回款按结构化资金安排的约定比例进行本息收益分配。

流程操作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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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方案优势

本方案与保理相比具有异曲同工的融资效果，但在具体细节上――特别是对作为核心厂商的买方的财务改善上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

（一）降低负债

核心厂商向上游供应商赊购所产生的流动负债体量通常较大，从而使其产生了“债务出表”、“降低资产负债率”的痛点，而本方案通过转移核心厂商的债务，有效解决了这一痛点，达到了降低核心厂商负债、改善报表的效果。

（二）提高意愿

债权转让通知确认是保理业务中的一个操作难点，原因就在于保理是债权的转让，由上游供应商发起，需要通知到买方，并要求买方配合改变偿付对象和支付路径，对买方而言是一种纯粹的义务，加之核心厂商的主体地位，买方的配合意愿通常不高；而本方案是债务的转移，具有能够有效降低买方资产负债率的作用，因此，在同样能为供应商提供融资的情况下，核心厂商将积极的与供应商进行沟通协调，并主动发起本方案项下的业务，从而显著提高产品使用意愿。

（三）转变操作

本方案以计划替代贷款作为出账方式，从而将信贷风险转嫁给了资金方，在不占用卖方在银行授信额度同时，也减少了信用记录查询给借款企业带来的影响。

（四）增加收益

定向债务融资计划篇2

一、基本情况

日本的地方政府债券，最早可追溯到明治初年。1879年，日本确立了“举借地方政府债必须通过议会决定”的原则，从此开始了地方政府举借债务的历程。日本地方政府在医疗、教育、公用设施方面承担着较大的职能，因此其财政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总额约60%，超出了经合组织（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过去，日本地方债券主要是由中央政府资金支持或者是向本国金融机构私募发行，公开发行的数量很少。1999年进行地方分权改革后，日本中央政府资金支持比例不断下降，而公开发行债券数量和比例均有所提高。目前，地方政府债券收入是日本地方财政收入的第三大来源，近十年来其占到日本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比例保持在10%―20%的水平，总体债务规模也在不断扩张，日本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从1993年的约4000亿美元扩张为2010年末的约2万亿美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地方债券市场。

二、制度保障

（一）财政预算制度――偿债能力保障

日本对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实行计划管理，即地方政府在财政预算时都要明确规划今年发行债券及偿还债券的金额。在计划发行债券时，发行所获得的资金列入该年地方财政收入中，而本年需要偿还的债券本息列入地方财政支出。因此，债券的本息偿还在财政预算审核中就要接受总务省或上级都道府县的审批，即在制度上提供保障。同时，在总务省的批准下，地方政府在增加附加税方面具有一定的自由度，同时也可在《地方税务法》允许的范围内调整地方税率，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地方政府的偿债能力。除了地方税收来保障债务偿还外，日本财政平衡制度中还包含了地方交付税制度，日本的地方交付税每年按照地方政府基本财政需求超出基本财政收入的差额进行拨付。在计算地方政府财政需求时也会考虑地方政府债务本息偿还水平，使其在地方交付税中得以体现，进一步保障地方债务偿还能力。一般来说，地方交付税一直占地方财政总收入的20%左右。此外，根据总务省的规定，地方政府每年要设立偿债基金，以应对债券本息偿付。上述制度都是为了确保地方政府能如期偿还债务而设立的。

（二）协商制度――事前管理

2006年日本进行了地方分权改革，在《地方分权总法》中明确规定，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制度要从审批制改为协商制。总务省的总务大臣每年会发放能获得发债许可的地方政府各项标准。地方政府在发行债券前，必须与总务省或相关都道府县行政长官就债券发行规模、利率以及偿还方式等因素进行协商，同时，明确所募资金的用途。经过协商，地方政府获得许可即可发行债券。

如果要发债的地方政府属于财政赤字较高、债务负担较重等情况，则必须要获得总务大臣或上级主管批准才能发债。若地方政府债务负担超过25%，则需要提交财政恢复计划后才可能通过发债申请；若债务负担超过35%时，除了筹集灾后重建资金等项目外，地方政府发债基本受到限制，必须提交财务重组计划，才有可能获得总务部批准

（三）早期预警机制和重组机制――事后控制

日本历史上曾经有过一次地方政府财政破产事件，那就是位于北海道的夕张市，主要是因为其在城市转型过程中缺乏财政约束、过度投资建设。该市在进行2005年度决算时发现，其负债总额达到632亿日元，而全年税收只有约10亿日元，严重入不敷出。根据规定，夕张市在2006年6月20日提交了财政重组计划，2007年3月6日获得日本总务省的批准。根据计划，夕张市由总务大臣接管，财政预算和收支都由总务大臣进行监管，且在未来18年内（到2024年）进行财务重组，包括大规模裁员降薪、减少关闭部分公共设施、出售部分资产以及增加居民税费。

为避免地方政府再次出现破产事件，2007年，日本政府推出了改善地方政府财政状况法案，引入了早期预警机制对包括财政赤字、债务负担和市政单位融资缺口等一系列比率进行监控来加强地方政府财政状况的全面管理和监控。当地方政府财政状况良好，各项运作正常，指标都符合要求时，该地方政府只需向当地议会和公众披露相关财务指标，并出具审计师意见；当上述指标达到或超过早期预警上限值时，如都道府县实际财政赤字比率超过3.75%，或者市町村实际财政赤字比率超过15%，则地方政府要制定财政恢复计划，该计划必须经过议会批准，同时要每年向议会和公众报告上述计划的执行进展情况。如果都道府县实际财政赤字比率进一步超过5%，或者市町村实际财政赤字比率进一步超过20%，则该地方政府必须进行财政重组，并且由上一级行政主体将对其进行管理，财政预算及投融资活动均受到限制。

三、资金来源

日本地方政府融资来源可以分为两大部分，国内融资和国外融资。前者可以进一步区分为财政性资金、政府机构资金以及日本国内私人部门资金，而后者即指从国外投资者那里获取的资金。

（一）财政资金：主要是中央政府通过向市场发行FILP债券（日本财政投资和贷款计划项目，Fiscal Investment and Loan Program，简称FILP）获得资金，将所获得的资金向地方政府提供贷款。过去，财政资金是日本地方政府债务融资最主要的来源，但日本财政金融改革后，财政资金占比日益下降。2010年，日本地方政府的财政融资总额为4.339万亿日元，比重也随之从历史最高水平的60%下降至27.3%。2009年和2010年，财政资金规模有小幅反弹，主要是应对金融危机所采取积极财政政策的结果。考虑到今年3月份日本发生重大地震及核泄漏事故，预计2011年的财政资金规模将进一步上升，但这些回升都是暂时的举措，不会改变财政金融改革的长期趋势。

（二）地方公共团体金融机构资金（Japan Finance Organization for Municipalities，简称JFM）：JFM在金融市场（包括国内和国际市场）发行本、外币债券，将获得的资金借给地方政府。JFM的前身是公营企业金融公库（Japan Finance Organization for Municipalities），是日本政府在1957年设立的政策性金融机构，日本政府提供资本金，其发行的债券也获得中央政府明确担保，主要是负责向日本地方政府及其企业提供资金支持。根据日本财政金融改革安排，2009年6月1日，JFM从政府全资控股过渡为日本地方政府共同控股，主要负责向地方政府及相关市政企业提供资金支持。2010年，JFM向日本地方政府提供融资规模达到2.159万亿日元，占比13.6%。随着财政资金规模逐步下降，JFM在日本地方政府融资中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三）私人部门资金

1、公开发行债券：即地方政府凭借自身信用状况在公开市场上发行债券进行融资。日本地方政府债券市场主要包括都道府县和市町村两个层面，共有1779个发行体。过去，日本地方债券主要是由中央政府资金支持或者是向本国金融机构私募发行，公开发行的数量很少。1999年进行地方分权改革后，日本中央政府资金支持比例不断下降，而公开发行债券数量和比例均有所提高。2010年，日本地方政府公开发行债券共计4.3万亿日元，占所有资金来源的27%。

根据发行人不同还可以将地方政府债券进一步划分为三类：

（1）普通地方政府债券（Local Government Bond ，简称LGB），就是各地方政府凭借自身的信用状况，在金融市场上发债融资。一般规模较大、经济状况较好的都道府县会采用这种方式发行债券，如东京都。2010年度，有49个日本地方政府发行债券，其中包括30个都道府县和19个政令指定市，发行规模达到2.45万亿日元，占公开发行债券规模的57%。

（2）地方政府联合债券（Joint Local Government Bond， 简称Joint LGB），根据日本地方融资法第5-7条的规定，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地方政府，在获得各自上级机关批准后，可以联合发行债券，相关地方政府对所发行的债券本息承担连带责任。2003年4月，日本发行了第一笔地方政府联合债券，至今，已经有35个地方政府参与发行。JLGB以公募发行为主，也可以私募发行。由于是多个地方政府联合发债，JLGB发行量较大，平均每个月发行量能达到1350亿日元，在日本是除国债外发行量最大的债券种类，因此流动性好于一般的地方政府债券。2010年，此类债券规模达到1.6万亿日元，占地方政府公开发债规模的37%。

（3）市民债券（citizen-participation publicly-offered local bonds），主要是针对市民发行的债券，这类债券不仅提高了市民的参与感，同时也拓宽了融资渠道。市民债券的普及不仅是由于安全性和收益性广受市民欢迎，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市民债券发行时会明确说明此次发债的目的，如修建医院、学校、公园、公路等公共设施，更容易获得市民的理解和支持。2010年，市民债券发行量达到2500万日元。

2、银行融资：即地方政府向银行等金融机构借款，2010年，此类资金规模达到5.0996万亿日元，占所有融资规模的32.1%。

3、海外融资，包括本外币融资。过去，地方政府发行的外币债券都有中央政府担保，2001年地方分权改革后，中央政府不再对这些债券进行担保，因此发行规模越来越小。

定向债务融资计划篇3

第一条为加强外债管理，规范举借外债行为，提高外债资金使用效益，防范外债风险，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外债”，是指境内机构对非居民承担的以外币表示的债务。

第三条本办法所称“境内机构”，是指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的常设机构，包括但不限于政府机关、金融境内机构、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

第四条本办法所称“非居民”，是指中国境外的机构、自然人及其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的非常设机构。

第五条按照债务类型划分，外债分为外国政府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和国际商业贷款。

（一）外国政府贷款，是指中国政府向外国政府举借的官方信贷；

（二）国际金融组织贷款，是指中国政府向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联合国农业发展基金会和其他国际性、地区性金融机构举借的非商业性信贷；

（三）国际商业贷款，是指境内机构向非居民举借的商业性信贷。包括：

1、向境外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2、向境外企业、其他机构和自然人借款；

3、境外发行中长期债券（含可转换债券）和短期债券（含商业票据、大额可转让存单等）；

4、买方信贷、延期付款和其它形式的贸易融资；

5、国际融资租赁；

6、非居民外币存款；

7、补偿贸易中用现汇偿还的债务；

8、其它种类国际商业贷款。

第六条按照偿还责任划分，外债分为外债和非外债。

（一）外债，是指由国务院授权机构代表国家举借的、以国家信用保证对外偿还的外债。

（二）非外债，是指除外债以外的其它外债。

第七条本办法所称“对外担保”，是指境内机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以保证、抵押或质押方式向非居民提供的担保。

对外担保形成的潜在对外偿还义务为或有外债。

第八条国家对各类外债和或有外债实行全口径管理。举借外债、对外担保、外债资金的使用和偿还须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办法的规定。

第九条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财政部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是外债管理部门。

第二章举借外债和对外担保

第十条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会同有关部门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以及国际收支状况和外债承受能力，制定国家借用外债计划，合理确定全口径外债的总量和结构调控目标。

第十一条国家根据外债类型、偿还责任和债务人性质，对举借外债实行分类管理。

第十二条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和外国政府贷款由国家统一对外举借。

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会同财政部等有关部门制定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联合国农业发展基金会和外国政府贷款备选项目规划，财政部根据规划组织对外谈判、磋商、签订借款协议和对国内债务人直接或通过有关金融机构转贷。其中，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联合国农业发展基金会和重点国别外国政府贷款备选项目规划须经国务院批准。

第十三条财政部代表国家在境外发行债券由财政部报国务院审批，并纳入国家借用外债计划。其他任何境内机构在境外发行中长期债券均由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会同国家外汇管理局审核后报国务院审批；在境外发行短期债券由国家外汇管理局审批，其中设定滚动发行的，由国家外汇管理局会同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审批。

第十四条国家对国有商业银行举借中长期国际商业贷款实行余额管理，余额由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会同有关部门审核后报国务院审批。

第十五条境内中资企业等机构举借中长期国际商业贷款，须经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批准。

第十六条国家对境内中资机构举借短期国际商业贷款实行余额管理，余额由国家外汇管理局核定。

第十七条国家对境内外资金融机构举借外债实行总量控制，具体办法另行制定。

第十八条外商投资企业举借的中长期外债累计发生额和短期外债余额之和应当控制在审批部门批准的项目总投资和注册资本之间的差额以内。

在差额范围内，外商投资企业可自行举借外债。超出差额的，须经原审批部门重新核定项目总投资。

第十九条境内机构对外担保应当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外汇管理部门的有关规定。

第二十条境内机构不得为非经营性质的境外机构提供担保。

第二十一条未经国务院批准，任何政府机关、社会团体、事业单位不得举借外债或对外担保。

第二十二条境内机构对外签订借款合同或担保合同后，应当依据有关规定到外汇管理部门办理登记手续。国际商业贷款借款合同或担保合同须经登记后方能生效。

第三章外债资金使用

第二十三条外债资金应当主要用于经济发展和存量外债的结构调整。

第二十四条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和外国政府贷款等中长期国外优惠贷款重点用于基础性和公益性建设项目，并向中西部地区倾斜。

第二十五条中长期国际商业贷款重点用于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以及产业结构和外债结构调整。

第二十六条境内企业所借中长期外债资金，应当严格按照批准的用途合理使用，不得挪作他用。确需变更用途的，应当按照原程序报批。

第二十七条境内企业所借短期外债资金主要用作流动资金，不得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等中长期用途。

第二十八条使用外债资金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应当实行项目法人责任制，由项目法人对外债资金的使用效益负责。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和国外贷款机构有关规定需要进行招标采购的，应当严格按照规定执行。

第二十九条外债管理部门负责对外债资金使用进行管理和监督。

第三十条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依据《国家重大建设项目稽察办法》的规定，向使用外债资金的国家重大建设项目派出稽察特派员，对项目的实施和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稽察。

第四章外债偿还和风险管理

第三十一条外债由国家统一对外偿还。外债资金由财政部直接或通过金融机构转贷给国内债务人的，国内债务人应当对财政部或转贷金融机构承担偿还责任。

第三十二条非外债由债务人自担风险、自行偿还。

第三十三条债务人可以用自有外汇资金偿还外债，也可经外汇管理部门核准用人民币购汇偿还外债。

第三十四条债务人无法偿还的外债，有担保人的，应当由担保人负责偿还。

第三十五条担保人按照担保合同规定需要履行对外代偿义务时，应当到外汇管理部门办理对外担保履约核准手续。

第三十六条债务人应当加强外债风险管理，适时调整和优化债务结构。

在不扩大原有外债规模的前提下，经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核准，债务人可以通过借入低成本外债、偿还高成本外债等方式，降低外债成本，优化债务结构，其中，涉及外债的，需经财政部核准。

第三十七条债务人可以保值避险为目的，委托具有相关资格的金融机构运用金融工具规避外债的汇率和利率风险。

第五章外债监管

第三十八条外债管理部门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本办法有关规定，对外债和对外担保实施监管。

第三十九条外债管理部门履行监管职责时，有权要求债务人和相关单位提供有关资料，检查有关帐目和资产。

第四十条境内机构举借外债或对外担保时，未履行规定的审批手续或未按规定进行登记的，其对外签订的借款合同或担保合同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第四十一条不以借款合同或担保合同等形式体现，但在实质上构成对外偿还义务或潜在对外偿还义务的对外借款或担保，须按照本办法纳入外债监管。

第四十二条禁止违反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原则，以保证外商直接投资固定回报等方式变相举借外债。

第四十三条未经外债管理部门批准，境外中资企业不得将其自身承担的债务风险和偿债责任转移到境内。

第四十四条经营外汇业务的金融机构在为境内机构开立外汇、外债帐户和处理外汇资金往来业务时，发现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应当及时向有关外债管理部门报告，并协助外债管理部门进行调查。

第四十五条外债管理部门应当掌握外债动态，建立和完善全口径外债监测预警机制。

第四十六条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外债的统计监测，定期公布外债统计数据。

定向债务融资计划篇4

[关键词]实质重于形式；金融工具；会计处理；盈余管理

一、相关概念释意

实质重于形式指企业应当按照交易的经济实质进行会计核算，而不应仅以它们的法律形式作为会计核算的依据。这就体现了对经济实质的尊重。比如或有负债的确认问题。根据“潜在的义务”可知，法律形式上这种负债并没有产生。若因此武断的认为这种事项一律不该予以确认，那么无疑没有做到谨慎性和相关性这一要求。现实生活中会计准则编订者根据或有负债的经济实质对它们划分了不同的类别：1、certain　2、probable　3、possible but not probable　4、re－mote.对于不同类别的或有负债，会计处理各不相同。

债务融资是指企业为了筹集资金向各经济主体出具债权债务凭证，保证到期偿还本金并且以一定的利率定期支付利息的一种融资手段。而股权融资实质股份公司为了筹集资金而向出资人公开或私下发行能证明出资人身份的凭证，并且保证持有人能根据所持有股数享有权利或承担义务的一种筹资手段。

二、经济实质确认差异产生的问题

可是实质重于形式这一要求也会增加会计处理的弹性，给了信息提供者一个伸缩的可能，给企业的盈余管理提供机会。

根据债务融资和股权融资的定义，似乎可以很轻松的对企业筹资的经济实质作出判断，并对于这些筹资方式予以披露。但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经济实质的确认，尤其是在金融工具不断被开发应用推广，金融衍生品不断被创造的年代。

(一)会计处理的举例研究

2008年1月1日A公司通过发行一种金融工具筹资1百万人民币，这种金融工具规定：A企业向持有该金融工具的投资者支付6％的年息。但在2009年12月31日，A公司在公开市场上回购了此金融工具，共支付1095000元人民币。问题就产生了，A公司应怎么划分这种金融工具呢，是划为股权融资还是债务融资呢?

1、发行时：若划为A企业对投资者的负债，那资产负债表上的“长期负债”会多出1百万。反之，后者使企业的净资产增加1百万。

2、对于每年6％的利息的处理：当划为负债时，A企业支付的利息将被看作是“利息费用”记在利润表上，从而净利润减少，在现金流量表上，此款项被归入经营活动一栏：若最初被处理为净资产，那此款项会被看做是一种分红，从而不会对利润表照成影响，而在现金流量表上，它会被归为融资活动一栏。

3、对于企业支付的95000元人民币的处理：当被处理为负债时，这多付的95000元会被处理为“损失”，减少净利润。但后者则会被直接当做净资产即所有者权益的减少，不会影响净利润。

显然，若企业管理者想美化当年的净利润，并存在降低debt－to－equity指标的压力时，那CEO有把这种经济活动处理成一种股权融资的动力。要是公司面临债务契约限制其发放股利的困境，A公司就会试图将其划为债务融资。

(二)几种典型金融工具会计处理的讨论

1、收益债券

收益债券指无论是利息的支付还是本金的偿还都须从企业的利润所得中产生的债券。换言之，如果企业存在净利润，那它实质上就等同于普通的还本付息债券。其会计处理与普通债券无异。但当企业不存在利润所得，甚至出现亏损时，企业就有权拒绝支付利息。

它的特殊性增加了会计处理的度。本金易判断：作为企业的负债处理。那么利息呢，是否也具有债务的实质呢?这一问题很回答。有人认为这种争论没有意义。其实不然，不同的会计处理必然会影响到企业的报表。若确认为负债，那利息就会被费用化，企业利润减少。而资产负债表上负债就会被增加。若将此看做分红，那就不会增加费用，企业的利润相比之下会增加。换言之，在此问题上出现的争论，增加了会计准则的弹性，给管理者一盈余管理，利润操作的可能。

2、可转换债券

可转换债券是一种在一定的时间以一定的比价由持有者选择的，可以转换成企业股权的债券。以法律形式上讲，就是一种债券。但是其实质上是在普通债券上加了一种期权，允许投资者选择在规定时日内将所持债权转换成发行公司的股权。这种附加的期权使会计处理度加大。怎么记录呢?都划为负债作为“应付债券”，还是根据其实质对此债券进行划分。一部分记为企业“应付债券”，而附加的期权作为企业权益的增加呢?

FASB倾向于前种方法。而IASB更倾向于第二种方法。其中，在企业发行时，IASB的操作是：借记“现金”，贷记“应付债券”和“盈余公积”。而FASB却贷记“应付债券”和“债券折价”。在我看来，FASB也许更恰当。因为在接下来对支付利息时，IASB和FASB都借记“利息费用”和“折价摊销”，贷记“应付利息”。它们都又用了“折价摊销”账户，FASB前后一致，而IASB未免显得突兀了些。

参考文献：

[1]朱新蓉，金融概论，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

[2]FASB，FASl 33 Acounting for derivative instruments and Hedging activities.1998

[3]IASB，IAS32 financial instruments：disclosure and pre sentation.1995

[4]王咏梅，会计信息披露的规范问题研究，会计研究，2001.4

[5]朱林海，金融工具会计论(第一版)，中国财经出版社

定向债务融资计划篇5

这份由财政部、发改委、央行和银监会四部门联合下发的通知，与2010年中央对地方融资平台清理的文件（《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发〔2010〕19号）性质相近。

不同之处在于，本次《通知》的约束性条件更为明确，列明了须收紧的地方政府融资项目的条件，以及必须禁止的违规、违法融资具体行为。

这是财政部主管地方政府性债务以来，首次联合相关部门，就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公开发文，涉及地方政府性债务可能在12万亿元左右，且与多数融资渠道相关，整治力度之大，涉及范围之广，均属空前。

这一整治行动，亦是2011年以来金融业界和监管部门呼吁多时、迟早会进行的关键性举措。其意在全面制止地方投资乱象，并对地方政府债务问题进行阶段性梳理，为接下来的地方投融资规范发展及相关体制改革奠定基础。

财政部部长谢旭人近日表示，2013年要强化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抓紧建立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管理和风险预警机制，将地方政府债务收支纳入预算管理，逐步形成规范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严格控制地方政府新增债务。

据悉，为落实此次整治行动，2012 年9月初，财政部便启动了全国性地方政府债务专项检查。这是2011年审计署进行专项审计结束后，中央部委牵头进行的又一轮全面摸底。一位财政部相关负责人说，专项检查除了摸清债务基础数据、加强债务管理外，还将为中央经济决策提供重要参考。

此次专项检查，聚焦于各地在2011年初至2012年6月30日举借的地方政府性债务，总额数以万亿元计。在此期间，地方政府因面临大量到期债务和稳增长双重压力，相继再度发力举债。

传统商业银行信贷融资基本被卡死后，各地以“影子银行”为代表的银行表外融资迅速膨胀，2012年至少新增1.6万亿元。同期国家发改委企业债发行的闸门松动，银行间信用债发行增加，致使城投债势头迅猛，2012年新增逾8800亿元。这一时期，各地方政府举债手段更加市场化和多元化，债务结构发生明显变化，潜在风险趋于复杂，全面摸底因此更显紧迫。

2012年底，《财经》记者先后在成都、北京等地调查发现，随着宏观政策向“稳增长”转向，本已趋缓的地方基建投资重新升温。

按照各地当前已出台的建设规划，今后五至十年内，全国的高速公路、城市轨道交通等基建领域投资规模数以万亿元计，资金需求再度旺盛。

银监会银行监管二部主任余勇向媒体表示，四部门出台文件，是对前几次的遗留问题和将来可能发生的问题进行规范和警示。主要是最近一些地方政府违法违规融资有抬头之势。“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很大。再有就是房地产调控，土地出让收入减少。只能靠地方政府投资，冲动还挺大。”余勇说。

根据2012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2013年“宽财政、稳货币”的适度宽松政策基调已经确立，随着城镇化发展思路的逐渐清晰，新一轮建设将很快提速，这与十年一次的政府大换届所引发的投资冲动效应相叠加，全国各地未来更大规模的政府性举债、投资，将从2013年起重现（相关报道见《财经》本期“货币谨慎宽松”一文）。

面对地方债务加速演进，风险隐患积累沉重，潜在投资热潮再涌，监管部门因此提前预警并整肃融资通道。

更重要的是，2012年10月，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速开始由负转正，在基建与地产投资两大宏观推手稳步上扬的背景下，新的经济内生动力开始显现，掣肘监管发力的宏观经济因素明显减弱，当前正是整治地方融资平台的恰当时机。

在财政部等四部门联合发文之前，2012年12月，国家发改委也对资产负债率较高的地方融资平台公司，按不同标准收紧企业债发行审核。而过去一年间，企业债发行创历史新高，达到6500亿元。近日，审计署亦公开表示，2013年，将再次对2011年到2012年间地方政府性债务进行专项审计。

地方债务沉疴痼疾，由来已久，债务期限错配、以债养债、偿债能力较弱等问题一直存在。当下，地方债务问题逐渐长期化，成为左右中国经济运行的最大不确定因素，并牵制着决策层对宏观经济走向的判断及政策的取舍。

近几年，着眼于地方政府性债务这一统计口径，财政部试图通过建立数据库、专项检查等基础性、技术性手段加强债务管理，但涉及财税体制改革、投融资管理体制改革等治本之策的研究和推出，较为迟缓。

因此，新一轮针对地方投融资乱象的整治，在业界看来，正是为了从2013年起更好地再度出发。

某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副行长表示，中国现有财税体制存在不对等问题，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模式有其必要性。从中长期看，通过财税体制改革或改变政府职能，也许是可行的改革思路，但在短期内，没有体制性改革的情况下，地方政府负债不断增加，将是一个趋势性问题，须及早整治，降低风险。

财政部再摸底

地方债务存在统计口径不准确、数据不完整、更新滞后等突出问题。据有关机构粗略测算，2012年底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可能在12万亿元左右

2012年9月初，财政部下发开展地方政府性债务专项检查工作的通知，这是财政部归口管理此项工作以来，首次主动进行地方政府性债务情况摸底。

过去几年，地方债务问题一直引发市场和决策层担忧。2011年上半年，由国务院统一安排，审计署对中国地方政府性债务进行专项审计。结果显示，地方债务规模为10.7万亿元。地方债务隐患终于有了一个官方说法。

但其采纳的统计口径和数据准确性，一直存在争议。一部分人认为此数据可能有高估，但更多的机构和研究者相信，审计署恐有遗漏，地方政府性债务总额应远超过10万亿元的规模，这还不包括一些难以归类的隐性债务。

不过，此次财政部主动摸底地方债务，延续了审计署的统计口径。按照国务院相关文件，地方政府性债务包含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或有债务和其他相关债务。

2012年9月初，财政部下发相关检查通知的同时，一并下发了重点检查参考名单，包括省级政府和其下属3个-5个重点市（区），从检查范围和方式看，属重点抽查，而非全国普查。接近财政部的有关人士称，此次专项检查，意在摸清2011年初至2012年6月30日期间，地方新增债务的规模、结构、成因等特点。

在过去三个月的检查过程中，财政部驻地方专员办专门组织人员，组成检查小组，先从各地财政厅调取相关债务数据，再要求各机构填报相关债务信息，并配合进点检查。同时，地方专员办还协调地方人民银行、银监会、商业银行及融资平台公司等相关部门协助检查。

在完成财政部下派基本检查工作的同时，部分地方监察专员办扩大了检查范围。有的地方将检查延伸至交通、城建和融资平台发行的债券，以及需财政资金偿还的企业债。还有部分专员办在掌握检查债务情况的同时，重点分析地方的偿债能力，了解债务借新还旧、逾期未还和融资平台公司债务清理情况。

财政部组织的此轮检查，于2012年11月底相继结束。汇总结果显示，地方债务存在统计口径不准确、数据不完整、更新滞后等突出问题，如信托、银行理财等回购（BT）类项目的负债数据，基本未被录入。

从整个调查情况看，不同省份之间差异较大，有些省份情况较好，债务风险和压力不大，有些省份债务风险和压力比较大，这与各省经济实力密切相关，一位参与上述检查工作的财政部华东地区地方专员人士表示，“检查区间内的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有所反弹，相比2010年审计署审计数据确有增长。”

但此次摸底得出的地方政府性债务总数是多少，财政部尚未对外公布。外界估计，应比10万亿元有明显增加。据国内某大型评级机构初步测算，2011年地方政府性债务同比约下降3%，但2012年同比大幅反弹，增速约为20%左右，粗略测算，2012年底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可能在12万亿元左右。

2012年12月25日，审计署在一份内部报告中明确表示，近期“将重点摸清相关地方截至2012年年底地方政府性债务的规模、结构及风险变化情况，以及举债融资中出现的新动向、新情况。”地方政府性债务准确数据的批露，还有待时日。

一位接近财政部的权威人士透露，财政部之所以启动如此大规模的专项检查，还有一项重要的原因，就是弥补地方债务管理中事实上存在的管理不到位问题。财政部接手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工作以来，地方债务信息的上报不准确或者延报情况普遍存在，而财政部对此缺乏有效约束力。

查禁违规融资

这些违法违规的地方融资行为，部分在2011年审计署审计之前便普遍存在，部分是近两年的花样翻新，风险类型不一，结构复杂

很显然，此次专项检查为2012年12月31日财政部联合几大部门上述《通知》提供了重要的决策参考。

该《通知》一方面强调要紧密关注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另一方面重在制止地方政府违规举债。这些违法违规的地方融资行为，部分在2011年审计署审计之前便普遍存在，部分是近两年的花样翻新，风险类型不一，结构复杂。

据了解，2012年以来，地方政府违规融资行为升级，甚至出现摊派集资。江苏无锡等地，曾出现政府强制当地政府部门工作人员购买信托公司相关产品，而相关信托产品所募集的资金，主要投向当地基础设施建设领域。

对此，《通知》开宗明义称，最近有些地方政府违法违规融资有抬头之势，如违规采用集资、回购（BT）等方式举债建设公益性项目，违规向融资平台公司注资或提供担保，通过财务公司、信托公司、金融租赁公司等违规举借政府性债务等。

针对地方政府性债务中长期存在的虚假注资和违规担保问题，《通知》明确提出，加强对融资平台注资行为管理，注资必须合法合规，不得将政府办公楼、学校、医院、公园等公益性资产作为资本注入融资平台公司。同时，严格按照《担保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相关部门不得出具担保函、承诺函、安慰函等直接或变相担保协议，不得从事其他违法违规担保承诺行为。这些具体要求的落实，将极大遏制地方融资乱象。

关于各地政府性平台资产的整治，亦开始收紧。

《通知》第三条称：严格执行《土地管理法》等有关规定，地方政府将土地注入融资平台公司必须经过法定的出让或划拨程序。以出让方式注入土地的，融资平台公司必须及时足额缴纳土地出让收入并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以划拨方式注入土地的，必须经过有关部门依法批准并严格用于指定用途。

根据《通知》要求，地方融资平台公司经依法批准利用原有划拨土地进行经营性开发建设，或转让原划拨土地使用权的，应当按照规定补缴土地价款。地方各级政府不得将储备土地作为资产注入融资平台公司，不得承诺将储备土地预期出让收入，作为融资平台公司偿债资金来源。

华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刘煜辉表示，考虑到平台资产池主要由土地构成，新规将重创平台资本金。在资本金不足的前提下，银行杠杆无从撬动，尽管有半年前天量地方投资规划做指引，有地方政府换届的行政周期性投资冲动，却难奈财政收入放缓、平台融资清理和土地出让金下滑。

此外，《通知》还收紧了地方政府平台创新发展的回购（BT）融资方式。

BT即“建设-移交”（英文Build-Transfer缩写），是政府利用非政府资金，进行非经营性设施建设项目的融资模式。这一模式在过去几年被地方政府广泛采用，但相关风险规避不足，在一些地方已经出现明显问题。

早在2010年，银监会启动地方融资平台清理，地方政府传统的融资渠道收紧后，各类地方基建项目纷纷转向通过BT融资。

BT融资将政府当期融资压力转移至项目代建方，但只是短期应急之策，不能从根本上缓解地方政府资金不足。更重要的是，这种方式的融资成本往往偏高。一位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副总说：“现在很多地方都在做BT，这种方式来钱快，全国范围内呈现泛滥之势。”

此次财政部等四部门文件要求，除法律和国务院另有规定外，地方不得通过BT方式举借政府性债务。同时，对符合法律或国务院规定可以举借政府性债务的公共租赁住房、公路等项目，确需采取代建制建设并由财政性资金逐年回购的，必须根据项目建设规划、偿债能力等，合理确定建设规模，落实分年资金偿还计划。一句话，BT方式不能再普遍采用。

“如果按照这一规定严格执行，全国大面积的BT项目将面临叫停风险。”一位评级公司相关业务负责人认为。他举例称，城市轨道交通应该是准公益性项目，按照上述财政部新政执行，此类项目BT融资将被堵死。不过他同时表示，新政执行的灵活空间将很大。

他预测，未来地方政府性债务出现风险，首先可能出现在BT模式中项目代建方。现在不少地方，政府拖欠承建商资金情况很多，而承建商只能通过“影子银行”融资，此类融资信息公开性很差，一旦暴露风险，容易出现地方政府和代建方互相推责的情形，进而引发连锁反应。

综上所述，《通知》收紧和查禁地方政府的部分融资渠道，对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行为，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多位市场人士对《财经》表示，过去事实证明，地方政府举债从来不惜成本，在资金链紧绷时，甚至可接受年息30%、甚至更高的融资。新政表述方面明显留有活口，灵活操作的空间较大，而且仅仅着眼于政府性债务范畴，口径偏小。预计上述融资方式收紧、叫停后，替代性融资、变种融资方式可能很出现。

收紧“影子银行”渠道

初步测算，城投债8800亿元，信托资金7551亿元，至少超过1.6万亿元地方政府融资以“影子银行”为渠道

业界普遍认为，《通知》最核心的内容是规范地方政府“土地融资”的模式，并收紧地方政府表外融资。比如，《通知》规定一系列土地政策，试图缓解当前地方平台公司的“以债养债”的运作方式，防止债务规模快速膨胀；规定部分平台公司不得向财务公司、信托公司、基金公司、金融租赁公司、保险公司等直接或间接融资。

过去两年间，地方政府纷纷转向银行表外融资，大量银行资金通过信托、基金、融资租赁等渠道变相地流向地方融资平台。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工商企业评级总监郭承来认为，四部门前述《通知》意在收紧地方政府银行表外融资通道，并将其纳入财政部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范畴，统一规范管理。在财政部看来，银行表内融资透明性较高，规模、风险可控，而表外融资则风险偏高。

发端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因2008年推出的4万亿刺激计划而迅速膨胀。2011年国家审计署的专项审计结束后，经国务院同意，银监会负责对地方融资平台贷款进行专项清理，采取“降旧控新”的监管原则，监管政策一度极为严格。

然而，地方政府性债务在经历了2011年短暂沉寂后，2012年再次回潮。数据显示，融资平台公司数量已由2010年底的6576个增加至1万余个。与2009年商业银行大量放贷有所不同，此轮基建贷款投放增长相对温和，中小型、区域性银行参与更为深入。

2011年审计署专项审计测算出的10.7万亿元债务中，银行贷款占79%，债券规模为7%。当时，银行信贷是构成地方债务的主要方式，信托和银行理财资金极为少见。

其后，随着银行信贷的收紧，以及直接融资市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融资平台改变原有融资模式，通过企业债券、信托计划等非银方式筹资。

国家发改委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核心部门，其下监管的企业债成为配合宏观调控、调节地方政府现金流量的阀门。2009年至2011年三年间，城投债发行规模均在2000亿元-3000亿元之间。行至2012年中，国家发改委为配合稳增长，企业债发行骤然宽松，当年12月初再次简化流程，取消人民银行会签，并简化发改委主任办公会等程序。

与此同时，银行间债市蓬勃兴起，产品推陈出新，超短期融资券、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私募发行陆续推出。

2011年，相关监管部门则逐步开放地方融资平台公司直接通过银行间市场融资，2012年，省级和重点市级城市融资平台公司也明确放行。据了解，当前相关部门根据城投类项目的特点，正在酝酿推出15年-20年期的中期票据，以进一步丰富产品体系。

受企业债和银行间债券市场双重宽松影响，2012年，城投债发行总额约8800亿元，这与此前四年城投债的发行总额相当。

在城投债发行再次暴涨的同时，商业银行业因信贷控制，也更愿意将贷款证券化后转移至表外，合作方式也由最初的银信合作，扩展至银行和信托、证券、租赁等多领域，产品形式和结构日新月异，依托这些纷繁缭乱的产品，银行资金变相流入地方融资平台。

中国信托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三季度末，信托资金接近6万亿元，其中投向基础产业的总额为1.39万亿元，当年累计新增7551亿元，其中单一信托计划6150亿元。越来越多的信托公司都将业务重点逐步转移到地方政府融资领域。

相比其他融资方式，信托融资成本偏高，约在10%-12%之间，部分地方基础设施项目融资成本甚至高达30%。北京市一家地方融资平台公司主管投融资公司副总回顾近几年融资历程说：“我们的工作就是钻空子、捡便宜，哪里有缝，就往哪里钻。”

瑞银证券研究报告认为，银行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其他被认定为高风险行业的贷款受到严格管控，但政府又经常催促银行增加对实体经济的信贷投放，并鼓励它们购买这些借款人发行的债券和其他证券化产品。这是导致商业银行表外业务异常繁荣的重要原因。

央行统计显示，2012年11月当月社会融资总额为1.14万亿元，其中，人民币贷款、委托贷款、信托贷款和企业债券净融资分别增加5229亿元、1218亿元、1995亿元、1817亿元，非传统银行信贷融资比例已达54%。

根据金融稳定委员会（FSB）的定义，所谓“影子银行”，可以广义地界定为由正规银行体系之外的实体及业务活动所构成的信用中介。

若将上述银行信贷以外，为地方融资平台公司输送资金的通道均定义为“影子银行”，初步测算，城投债8800亿元，信托资金7551亿元，2012年至少超过1.6万亿元地方政府融资以“影子银行”为渠道。

地方信用风险上升

地方基础建设项目大多为公益性项目或非营利性项目，资金使用周期较长，过度依赖“影子银行”体系，并非长久之计

事实上，选择高成本的“影子银行”融资，借短还长，这是当前地方政府投融资体制暂时无法破解的制度。

中金公司近期研究报告认为，中国“影子银行”迅速扩张，主要与地方政府融资有关，“影子银行”正逐步发展成为信贷紧缩下地方财政的代偿机制。

“影子银行”产品发行主要以私募方式为主，风险易传染、渠道隐秘、透明性差。随着“影子银行”活动不断增强，其自身资金链脆弱、风险易传染、期限错配等特点，将加剧地方平台债务的流动性风险和短期内资金链的脆弱性，给地方债务运行和管理带来新的风险。

这正是财政部前述检查所要排除的隐患，即地方政府的举债方式，由直接举债逐渐转向“间接”或引入外部资金，以减轻或降低即期债务负担。

而长远来看，地方基础建设项目大多为公益性项目或非营利性项目，资金使用周期较长，过度依赖“影子银行”体系，并非长久之计。

新任中央委员、中国银行董事长肖钢在十召开前夕的两个月里，两度警示中国的“影子银行”风险。

他表示，“最大的风险是中国式的‘影子银行’体系，这个风险既和中国银行业的风险密切相连，也与现代资本市场的风险相连。”他还发表署名文章指出，目前银行发行的“资金池”运作的理财产品，由于期限错配，要用“发新偿旧”来满足到期兑付，本质上是“庞氏骗局”。

事实上，近来地方政府平台的债务风险，早已引发监管层的担忧。

银监会主席尚福林在银监系统2012年三季度经济金融形势报告会上讲话指出， 2012年以来，受贷款集中到期兑付、地方财政收入增速下滑，项目未能及时投产等因素影响，部分地方融资平台偿债压力上升，还款意愿和还款能力下降。不少地方的逾期贷款陆续显现，贷款质量下滑趋势明显，并且呈现由点及面的扩展趋势。

而对于当期已发生的逾期平台贷款，部分银行既未能采取实质性清收措施，也未下调贷款分类，掩盖了平台贷款的真实风险状况。

根据银监会统计，2012年前三季度，共有393只城投债在银行间债券市场挂牌，筹资规模达到4686亿元。其中，大部分城投债为银行业金融机构持有，特别是部分城投债由于市场认可度不高，导致承销银行被动持券，这使得平台风险仍大量留在银行体系内，并未得到有效分散，银行风险敞口在上升。

尚福林在前述讲话中，特别强调了对平台贷款的针对性措施：重点排查平台贷款偿还情况、平台贷款分类变动情况、新设平台以及新增平台贷款投向的合规性，要继续严格落实平台贷款总量控制要求，对于违反政策以各种名目“绕道”进入平台的贷款，必须加以清收。要全方位掌握平台通过债券、信托等途径融资的情况，科学预测其偿债能力，防止过度授信和多头授信等。

预防地方投资冲动

在地方债务结构和风险趋向复杂化之际，地方投资冲动无疑将给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带来新的挑战

在银行信贷收紧的同时，债券融资市场放松，银行表外业务膨胀，此即为4万亿刺激计划后，中国为拆解“滞胀”而采取的“收、放”两手交替调控。

尽管地方政府信用风险重拾升势，但受制于经济下滑的担忧，决策层前期未能果断出手。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表示，此时出手地方融资平台清理，主要源自两个背景条件的改变：其一，决策层对结构调整期间GDP增速下滑的容忍度超过以往；其二，短期宏观数据开始全面上扬。

尽管2012年前三季度经济并不景气，其中三季度GDP同比增速更跌至7.4%，创2009年一季度（6.6%）以来的新低。但是，同期就业数据比较乐观，提前三个月完成了事关社会稳定的全年就业指标。曹远征表示，这表明刺激政策已无须加码。

在这一背景下，考虑到经济增长重回两位数区间已无可能和必要，为长远计，结构调整牌局开始推演。

《财经》记者获悉，2013年财政赤字规模基本测算完毕，大约为1.2万亿元，较之上一年度猛增50%，有关人士解释说，在减支不力的背景下，只能以赤字应对已经到来的结构性减税。无论是平台清理，还是结构性减税（详见《财经》2012年第33期“营改增扩容考验”），均已开始发力。

一个更为现实的考虑是，随着宏观政策指向城镇化，以及地方政府换届所引发的潜在投资冲动，每五年投资井喷的政治经济周期，有可能在2013年重演。为此，如不提前将地方政府融资中的风险点排除，后果不堪设想。

以四川省为例，2012年为配合“稳增长”大计，四川省总计出台了3.67万亿元投资计划，其中基建投资达1.46万亿元。

2012年底，四川省财政厅和人民银行成都市分行出台了“财政支持金融，金融促进发展”的配套政策措施。四川省财政厅金融处处长苏诚说：“新政策重在财政资金在扶持原有薄弱环节的同时，扩大补贴覆盖面。

其中，对金融机构实行贷款增量奖励制度，一般贷款增量按0.03%的比例奖励；对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从事债券承销的机构，按照年度承销额的0.03%给予奖励，而当前越来越多的平台公司正在转向银行间债券市场发债。

四川省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郭正模担忧，其中部分项目还没有进行可行性研究，仅仅是粗略估算，如果按照1.46万亿元的规模执行，可能再次引发局部投资过热，甚至带来新一轮的产能过剩。

而更多迹象表明，新一轮投资热潮已箭在弦上。

中国农业银行战略规划部的研究报告认为，2013年投资增速将回升，基建投资将继续担当重要角色，2012年发改委批准项目的政策效应将继续释放，考虑到地方政府换届完成后，投资冲动较强，预计基建投资增速仍有上行空间。

在地方债务结构和风险趋向复杂化之际，地方投资冲动无疑将给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带来新的挑战，这也正是财政部启动地方政府性债务检查工作并出台上述《通知》的目的所在。

无独有偶，2012年12月中旬，国家发改委下发强化企业债风险防范相关通知。根据发行主体资产负债率情况，该通知要求细化风险防范措施，如资产负债率在65%至80%之间的发债申请企业，审核中实行“重点关注”；资产负债率在80%至90%之间的发债申请企业，原则上必须提供担保措施；资产负债率超过90%，不予核准。

不过，政策注重区别对待，对铁路、地铁、电力等领域投资规模大、投资期限长等特殊行业领域，可以适当放宽资产负债率要求。

在一位国有大型券商债务融资部负责人看来，发改委明确和细化发债企业资产负债率标准，有与财政部上述收紧平台公司土地相关政策有相互配合之意。因为，过去融资平台在资本金匮乏的情况下，往往赋予融资平台土地储备功能或注入大量的储备土地和土地收益权，美化报表，实现高杠杆融资。

相关监管部门虽然密集出台政策，关注地方债务风险，收紧并叫停违规违法融资行为，但中国地方债务风险已成为中国经济中长期层面的重大隐患。

近日财政部副部长李勇公开表示，金融行业潜藏的风险有所加大。近年来，银行业信贷资产呈高速增长的态势，绝大部分还没有经过完整的经济周期检验，潜在风险较高，尤其是房地产和关联行业风险，以及地方融资平台贷款的期限错配等风险依然存在，给金融风险管理带来一定压力。

前述某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副行长认为，中国的地方政府性债务问题，其实反映了当前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不对等的事实，这需要从根本机制上理顺，财税体制改革和中央、地方政府职能的重新界定，是可行的改革思路。

而在现行体制下，中国宏观调控所推行的“宽财政、稳货币”的政策组合也有自身问题，其缺点是政府部门对私人部门的挤压。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认为，财政赤字的扩大将增加货币需求，在一定的货币供应下，利率将上升，从而紧缩私人部门的融资条件。在中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特殊机制下，财政扩张往往带来对银行信贷的直接占用，增加民营和中小企业融资的难度和成本。

另一个方面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带来的“财政主导”增加了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政府既是经济运行的参与者，又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存在利益冲突。政府部门和私人部门的相互关系不仅体现在对资源（包括融资）的量的占用上，也包括政府制定的政策和规则能否为不同的经济活动的参与者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从而促进整体效率的提高。

定向债务融资计划篇6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局局长吴红对地方债务问题非常担忧。吴红认为，地方政府债务爆发以来，始终没有找到有效的治理方式，尽管开展了地方政府自行发债试点，规范了地方政府投融资管理等工作，但面对巨大的债务规模和庞杂的管理体系，不过是杯水车薪，治标难治本，以致现在风险越治越大，而且难题越解越多。

地方债“黑洞”成因

之所以造成地方债台高筑，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局局长吴红认为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

第一，粗放式发展催生地方政府债。改革开放30 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逐渐从粗放走向了集约，但政府债务发展却始终停留在粗放的阶段，尤其是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庞大难控，结构复杂多变，长此以往必然爆发风险。

从根源上来看，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来自于政府不计风险，以投资拉动GDP，的粗放式发展。此外，我国五年的一届任期制也影响着地方官员的借债决策的偏好，公共基础设施借贷期限往往高于10 年以上，而地方政府换届一般在五年，加上缺乏监管与责任约束，导致地方官员只管借钱，不管还钱。

第二，从体制上看，首先，我国的《预算法》规定，地方政府不能借贷，使各级政府不得不采用融资平台等方式变相借贷，为维持资金链，地方融资平台只能借了新债还旧债，形成了债务的恶性循环。据有关专业人士估算，目前各类融资平台公司已经超过一万家。

其次，自分税制以来，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形成了财权向上集中，事权向下分解的体制，到2009 年中央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与地方政府之比是52 ：48，而在支出的结构上是20 ：80。

第三，由于中央与地方财权、事权不匹配，只能靠转移支付来弥补地方政府收入和支出之间产生的缺口，中央在专项转移支付中又要求地方政府必须拿出一定的配套资金，所以导致地方财政更加重了债务负担。

第四，从结构上看，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结构中最大的风险是隐形担保，及各部门间的风险转换，主要表现在，政府对企业的支持，从过去的直接支持转为担保，或隐形担保，隐形承诺，这些担保或承诺并未被纳入政府预算收支，但却是一种隐形的预算外的开支。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通过各种形式的欠款、挂账和担保产生的巨大的危险性债务，由于各级政府间偿债职责不清，事权界限不明，目前我国的体制，地方政府又不可能破产，一旦累计的债务风险超过地方财政的承受能力，那么中央财政不可避免地成了最后的支付人，就此而言，我国发生政府债务危险的临界点远高于西方国家。从管理上看，由于缺乏法律法规的刚性约束，及强硬的措施，目前我国虽然明确各级财政部门为本级政府债务的管理部门，但却形同虚设，这是由于除财政部门外，政府债务管理权限实际还分散在各政府职能部门，及其所属的企事业单位，形成了多部门融资分散管理的局面。加上各部门的权利以及义务不明确，缺乏沟通和信息交换，导致债务资金的运行效率低下，增加了债务违约的风险。总之粗放式发展所催生的地方债务，原因众多，关系盘根错节，从当前来看，无论是中央财政直接监管，还是地方政府自行处理或者自我化解，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地方财务。

引入信用化管理

吴红认为，现在当务之急，必须采取根治加束制的手段，以遏制地方政府债务的恶化，确保我们国家的经济社会安全，也为根治地方债务创造了条件，赢得了时间，最终通过立法进行顶层设计，以达到全面治理。

从国际上看，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债务国已经逐渐形成以法律法规为基础，以信息披露为核心，以规模控制信用评级，风险预警危机化解等手段的信用风险监控框架体系。为有效防范地方政府债的系统性防范提供了源头保障这其中，以信用评级所建立的政府债务风险控制体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数据显示，1970 年到2011 年间，经信用评级公司评级的市政违约事件只有71 件，而未评级的违约事件达2571 件。由此可见，信用评级是促进地方政府债务信用化管理最有效的手段。

吴红为此提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建议。

第一，集党政之力，束制地方政府债务危机。

（1）以中央的名义成立地方政府债务治理工作组，指导各地的债务统计规模核定，风险防范和不良债务处置的治理工作。

（2）选择我国权威的非政府部门所属的民间信用评级机构进入工作组，对各地方政府信用进行评级，从而确定地方政府的债务上限，存量债务的按期偿还风险，以及新增债务空间，以此限定地方政府债务规模，调整投融资计划，并为治理工作提供科学的依据。

（3）根据地方政府的信用能力，对各地政府投融资平台、城司及其正在和计划开展的投融资项目进行信用评级，对超出地方政府信用能力的项目违规预警的平台公司要坚决进行清理，并责成在规定时间内偿清债务。

（4）根据各地方政府的信用状况，大力发展地方政府债务债权市场。一方面扩大地方政府自行发债试点，将钱投在进一步规范发展市政建设上，一方面积极推动投融资平台的资产证券化，通过对治理后的优质资产，依靠资产证券化的手段，让其资产流动起来，同时加强担保机制建设，降低违约风险，从而，借助市场的机制推动地方政府的阳光融资。

第二，多管齐下，根治地方政府债务供给。

（1）建立政府债务法，通过立法进行顶层设计，以达到全面治理，完善预算法、担保法等相关法律，一方面根据地方政府的信用能力规范政府举债。另一方面，将预算外的收支纳入政府财政预算，要建立一个全口径的财政预算体制，在此基础上合理划分各级政府的财权和事权。

（2）以信用评级为监管手段，将信用评级运用于对政府规模限额发行管理、使用等方面，将信用化管理引入各级人大，对政府债务的直接监管审查和问责，明确规定地方政府在申请、举债投资前必须向人大详细承报有关偿还债务的方法、期限以及相应的风险等，必须明确规定有关地方政府偿还责任、偿还期限，以及预期不还的法律责任。

（3）把信用化的政府债务管理纳入到各级政府发展规划的治理中，各级政府必须根据自己的信用能力制订融资计划，政府信用具有双重性质，有计划地开发利用可推动经济和社会均衡的可持续的发展，无序过度的开发会导致信用的滥用和浪费，以及系统性风险的累计。

定向债务融资计划篇7

金融机构经营范围扩大，资产管理行业混业经营

2012年5月以来的券商创新及新的证券监管法规出台，放松了对证券公司设立审批的限制，未来从事证券投资、证券咨询、私募基金等机构可申请变更为专业的证券公司，允许证券公司发行公募基金、单一及多个客户的资产管理计划。2012年6月保险新政“13条”出台，保险公司在保险资金基础设施投资计划基础上可发行公募基金和其他保险资产管理产品，也可受托管理养老金、企业年金、住房公积金和其他企业委托的资金，允许期货公司参与资产管理，期货公司可以接受单个或多个客户委托，投资于期货、期权、金融衍生品以及股票、债券等证券类产品。2012年11月基金管理公司“两个办法和一个规定”实施，允许基金管理公司进行实业领域的股权、债权和其他收益权投资，新修改的《证券投资基金法》2013年6月实施为上述变革提供了最高法律保障。

监管机构的系列新规赋予了证券公司、保险公司、期货公司、基金公司和私募基金新的职能和变化：一是券商、保险、基金三类公司可发行除资本市场以外的投资于实体经济的资产管理产品；二是券商、保险、私募基金三类公司可发行公募类基金；三是券商、保险、基金、期货四类公司不同程度地成为了拥有“类信托”牌照的金融平台。这样打破了证券、保险、银行、基金、信托之间的条线分割和竞争壁垒，投资范围扩大、投资门槛降低、发行渠道放宽，使资产管理行业由原来的条线或行业范畴扩大到大的资产管理领域或者说大资产管理领域。推动上述政策出台的动因除了资本市场尤其是证券市场连续几年长期低迷使证券公司、基金公司经营困难，需要寻找新的通道实现突破外，金融市场发展、投资产品和方式不足、金融产品跨行业和跨区域的市场化要求也是推动各类非银行金融机构经营转型的重要原因。

非银行贷款融资规模加大，社会融资规模增加

2012年债券融资、信托融资、第三方支付、银行理财等非银行贷款融资规模也大幅度增加。2012年企业债、公司债、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私募工具等各类债券共发行8.57万亿元，较2011年增加8958亿元，同比增长11.66%。其中国债发行总量小幅下降，地方债、金融债小幅增长；企业债发行6430亿元，为2011年的2.6倍；公司债发行近2600亿元，为2011年的1.1倍。中期票据1.15万亿元，短期融资券1.53万亿元，均比上年增长50%以上。信托业管理资产突破7万亿元，增幅45%以上，成为仅次于银行的第二大金融行业。2012年全年社会融资规模15.76万亿元，比上年多2.93万亿元，其中人民币贷款占比下降6.1%，信托贷款占比上升6.6%，企业债上升3.7%。

2012年互联网金融快速增长，第三方支付交易规模全年增幅在100%以上。针对个人发行的银行理财产品28239款，发行规模24.71万亿元，比2011年分别增长25.84%和45.44%。此外，股权基金、融资租赁等也有大幅度增长。

除宏观经济政策、IPO规模受限、债务市场自然增长等因素外，实体经济发展对资金的内在需要也是推动上述业务和产品发展的重要原因。

金融市场发展对商业银行的双重影响

证券、基金、保险、期货、信托、私募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在证券市场发行各种基金或非基金类投资产品，吸引机构或个人客户购买。利用资管平台从产业领域选择投资项目或企业设计产品，一手向具有较高收入和一定风险承受能力的机构或个人募集资金，一手向需要融资的企业提供融资或贷款。整个市场来看，产品数量增加、规模增加，投融资方式多样化，这种依托行业或机构优势的融资创新产品对商业银行的客户、存款、贷款、市场占比甚至经营模式等都会产生较大的影响，同时也为商业银行提供了新的业务机会和利润增长点。

分流银行大中型优质客户，进而影响银行贷款结构

一方面，券商、基金、保险等新进入机构发行证券或实业领域的多种融资或投资产品为优质企业或项目提供融资。基本运作模式是，寻找需要融资的实业企业或项目，以私募方式通过银行或非银行渠道发行结构化或非结构化产品，投资于股票、债券或未通过证券交易所转让的股权、债权及其他财产权利等。在运作机制、投资人定位、产品结构等方面具有类信托计划的性质，目前在资本金、投资项目和领域尚未明确监管情形下，又具有优于信托公司的优势。近两年上述机构已有通过直接营销、设立分支机构或与当地城商行、农信社合作等方式向二三线城市延伸的趋势。已经可以看到的现象是，保险资金基础设施投资计划对电力、交通、能源、市政环保和通讯设施等基础设施项目投资比例较大，分食银行的基础设施融资；保险资金不动产投资计划以债券或股权投资方式会吸引保障房、廉租房及商业不动产客户；融资租赁行业的发展也改变着设备和固定资产贷款格局；信托融资对资源类企业、工商企业、房地产、政府平台项目等有较大影响。

截至2013年2月，114家专业证券公司中已有85家开展或正在开展资产管理业务，77家已运作的基金公司中已有21家获准设立了专业的资产管理子公司。17家保险资产管理公司中也有4家获得资产管理资格。其他保险和基金公司也在筹备、申请途中。预计未来一年至少可新增100家以上的可以向实体企业提供贷款或融资的竞争性机构。

另一方面，债券市场扩容也会继续分流银行大型优质客户。如债项评级在AA+、AAA以上的央企、地方大型国有企业等资产规模大的优质客户多已通过定向工具、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企业债等方式得到融资。债券市场继续扩容能保证已经使用债务工具融资的客户继续融资，也会扩大到信用级别较低的客户进行融资。上述企业是商业银行理想的目标客户，往往一个企业也是多家银行的授信客户。发行债务工具的融资规模、资金成本或使用期限往往优于银行贷款，因此企业一旦选择非银行贷款方式融资后往往会持续采用，对银行的依赖度和忠诚度就大大降低。目前比较明显的现象是，部分优质客户如需要中长期贷款或规模较大的贷款，因为银行贷款条件、贷款规模、贷款期限等原因，转而向信托或其他渠道融资。可能造成的结果之一是迫使银行选择中小客户或资质较差的客户，降低已有客户对银行的依赖和忠诚度，还可能缩小银行存贷款利差的空间。

影响银行对公客户存款，分流高端和低端客户储蓄存款

目前银行贷款与存款关联度较大，贷款下降会导致部分对公客户银行存款减少。各类投资类产品供给增加，会使客户资金不存入银行或由银行体系外流到资本市场或其他能提供较高回报的领域。

一是保险、证券、基金、信托公司等发行各种私募性质的资产管理产品分流银行高端客户的储蓄资金。以基金、证券、信托、保险公司的资管产品为例，要求以私募方式发行，投资人为100万元或300万元以上的高端个人客户或3000万元以上的机构客户。

二是随着券商、期货、基金公司数量增加，行业竞争加剧，固定收益类产品和其他创新产品不断推出，使券商和基金也具有类银行存款的功能，会分流银行中低端客户的资金。例如，各类分级债券基金、创新型货币基金、证券公司债券质押式报价回购业务等固定收益类产品以及具有结构化设计的资产管理产品，都具有门槛低、收益稳定、支取灵活、交易便利等特征，对银行储蓄存款、保证金账户的资金和活期存款有一定吸引力。目前固定收益类产品的规模有不断扩大的趋势，据Wind数据，截至2013年2月20日，共有119只券商集合理财产品推向市场，占2012年发行总数的53.13%。仅1月份发行的产品数就超过2012年前9个月之和，多为债券型和货币基金类固定收益类产品。

对商业银行的产品创新、服务效率、技术系统等提出更高要求

一方面，资产管理行业混业经营模糊了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的经营边界，加剧了银行之间、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以及银行与客户之间的竞争。在客户资源和存款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客户可选择的机构和产品增加，对产品收益率和安全性要求也会提高，对资金到账时间和资金规模的要求也更加灵活，对服务效率、技术系统等的要求会不断提高。总体上要求银行不断提高技术、产品和服务能力，并拓展更多的传统存贷款业务以外的通道和产品。

另一方面市场竞争主体增加也会推动产品创新，促使服务质量、技术水平等的提升。例如根据新的规定证券公司可以承担托管业务，商业银行也可以受托办理基金主会计（即核算估值）业务。

为商业银行提供了承销、托管和同业等业务增长点

金融市场发展为商业银行提供的业务机会主要有：第一，债务工具承销业务。按照2012年11.6%的增长幅度，预计2013年可以为商业银行提供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中小企业集合债、定向工具等各种债务融资工具约1万亿元以上的承销规模。第二，托管或监管业务。一方面，保险资金托管、独立监督业务增加。根据监管规定保险资金尚有4000亿元左右的资金额度可通过基础设施和不动产投资计划进行投资，加上受托管理的保险专户、公募基金类产品，预计每年约有数千亿元的资金用于投资，可提供托管或监督规模。另一方面，新增基金、券商、期货、私募等的资产管理产品和公募基金的托管业务，预计至少有2000亿元以上的新增托管空间。第三，金融同业业务。增加银行与证券、银行与信托、银行与保险、银行与银行之间等的业务合作机会，推动票据、同业存款、资金拆借、第三方存管、同业理财、信贷资产转让等业务和产品的发展。第四，销售业务。增加公募基金、银行理财产品、信托计划、券商资产管理计划等产品的销售。

上述业务发展有利于增加商业银行的中间业务收入，增加银行存款尤其是时点存款，满足银行客户对投资和服务上的需要，也会带动银行传统业务和产品的更新和发展。

商业银行应采取的对策

健全能够促进宏观经济稳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现代银行业体系，就是要在控制风险前提下增加银行为实体经济提供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功能、手段和数量。商业银行应该以贷款为杠杆、以业务和产品为抓手，扩大为实体经济的融资功能。

以贷款为基础，分三个层次向客户提供融资服务

利用银行的渠道、网点和客户资源寻找需要融资的授信客户或潜在目标客户，通过银行的贷款产品、理财产品、销售渠道、债务工具承销业务和托管业务等向客户提供贷款、间接融资或贷款（如高资质理财、短融和中票）、资金中介（如信托、租赁）等融资服务，能提供贷款时提供贷款，不能贷款或额度不足时使用其他产品，必要时贷款与其他产品共同使用。

具体做法是银行在做好存贷款业务的同时与保险、信托、证券、租赁、基金、资产管理公司等机构合作，贷款融资产品与信托计划、券商专户、基金专户、租赁产品、债务融资工具、股权质押、高资质理财、资产证券化等其他融资产品相互补充。这样以银行贷款为基础或核心，建立符合实体经济需要的投融资平台，扩大存贷款产品的杠杆效应，增加银行为实体经济的融资和投资功能。应分三个层次进行：核心层即银行贷款业务及相应辅助业务和系统；第二层即利用投行、同业、理财、租赁、托管等银行能直接掌握或控制，或集团内证券、基金、金控等的产品和业务为企业提供融资和投资服务；第三层广泛运用与银行合作的信托公司、保险公司、基金公司、证券公司、租赁公司等的平台优势，为企业融资设计产品，运用市场化方式为企业融资。

强化总行业务管理、营销指引、产品引领和资金配置功能

加大对总行同业、投行、财富管理、托管等部门的人财物力投入，使总行部门成为具有业务管理、营销指导、产品设计与开发、资金配置、信息汇集等多种功能的中心。重点强化三方面功能：一是尽可能开发符合实体经济需要的创新型产品；二是加强营销指引功能，尤其是以现场或非现场方式对分行或支行进行营销指导、新产品培训、与合作机构总对总营销等。三是采取灵活多样的经营方式和有效的内在激励机制推动业务创新和发展。

业务或产品重点放在同业、投行、托管和高资质理财四个方面。第一，同业业务上组织并做好信托计划产品开发、同业资金集中使用、第三方资金中介等。第二，投行业务中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定向工具、中小企业集合债、企业债、资产支持证券、非金融企业资产支持票据等产品在增加客户数量、存款、中间业务收入等方面有较高的综合收益，且同业竞争激烈，新竞争者不断进入，市场潜力短期大，长期性资源会逐步减少。必要时突出对该类产品的考核，酌情降低发行承销企业的资质或标准，为下一步发展留出提前量。第三，托管业务上重点营销保险、券商和基金公司投资于实体经济的资管产品、公募基金和各种类基金产品。选择适宜分行的盈利模式和重点产品。如内地分行所在市场证券类客户少、产品少，可突出“项目发起型”的托管模式，从企业融资需要出发，组织适合的企业或项目，利用证券、保险、基金或信托公司的平台优势，组织资金进行投资。股权托管类业务突出股权质押贷款或融资的重点亮点进行宣传推广。第四，高资质理财业务放宽总行的审批权限，交由各分行审批贷款，同时增加该类产品的数量和规模，设计发行适合企业需要的不同时间周期的对公理财产品。

分行建立企业融资信息、营销和操作平台

通过分行、支行、客户经理等，了解授信客户和非授信客户的融资需求，分类管理，由分行选择贷款、债务融资工具、信托、保险、租赁、资产证券化等不同的融资方式向企业提供资金。分行既是企业融资的信息平台（如建立融资的“信息库”或“项目库”）、也是业务营销中心和具体业务的操作中心。首先，在一级分行成立独立的或相对独立（挂靠分行公司管理部）的机构，名称叫“投行业务中心”或“投行托管中心”或“非贷款业务融资中心”。配备2～3人，专职非传统贷款业务以外的企业（大中型企业）融资和投资业务。主要负责总行投行部产品、托管部产品、财富中心高资质理财产品和其他需要通过信托、租赁、券商、保险、基金公司、PE等机构融资类产品的营销、操作和对二级分行及支行的组织管理。其次，分行层面建立企业融资信息库，对非贷款融资的企业、融资规模、融资方式、资金配置时间等进行管理、分析，初步判断企业的融资方式，向总行相关部门、行外合作机构等联系沟通。再次，对贷审会未通过或未提交上会的项目进行二次筛选，对需要融资的企业，选择合适的方式提供融资。最后，营销一线通过客户经理挖掘、筛选合适的企业进行融资。做好存贷款业务的同时，通过新产品培训、重点考核等方式，扩大对公、对私客户经理的业务范围，使其在营销第一线选择更多的目标客户。

定向债务融资计划篇8

结合目前主要发达国家财政状况举步维艰、经济复苏一波三折、欧债危机此起彼伏的国际经济现状，以及我国人民币跨境贸易和投资工作已迈出坚实步伐而且增长势头强劲、国内企业“走出去”步伐开始加快、我国对外贸易环境也在发生明显变化等各种因素，我国应该抓住当前国际经济环境相对有利的机遇，同时积极适应国内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迫切要求，及时实施人民币对外贷款战略。

美国、日本以及其他主要工业国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实施过类似的战略，这些战略的实施对这些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中最著名的要数“二战”以后美国实施的“马歇尔计划”和20世纪80年代日本实施的“黑字还流”计划。

在新形势下，借鉴美日经验，通过人民币对外贷款，积极主动地营造有利的外部条件，创造外需，可丰富和完善我国对外开放的经济体系，发展国际国内两大市场，为制造业、金融服务业乃至整个中国经济带来很大效益。具体可考虑建立人民币对外投资基金、通过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提供对外人民币贷款、通过国际组织提供一定形式的优惠贷款和援助、推进资本市场开放，鼓励境外合格机构在华发行人民币债券和股票等方式。 一、 美国马歇尔计划的经验

马歇尔计划是“二战”后美国援助欧洲的计划，也称为欧洲复兴计划，由时任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于1947年6月提出。事后证明，该计划不但对欧洲国家的发展和世界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美国在“二战”后进一步确立世界霸主地位奠定了坚实基础。

该计划于1947年7月正式启动，从1948年4月美国通过《对外援助法案》开始，到1952年6月支付最后一笔款项结束，持续了四个财政年度，总援助额为131.5亿美元，其中赠款占88%，其余为贷款。

在这段时期内，英、法、德、意等16个西欧国家通过参加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接受美国包括金融、技术、设备等在内的各种形式的援助。根据计划的要求，受援国必须与美国签订双边协定，废除关税壁垒，放宽外汇限制，建立由美国控制的对等基金，接受美国对使用援助的监督，保障美国投资和开发的权利，削减同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等。

马歇尔计划最初曾考虑给予苏联及其在东欧的卫星国以相同的援助，条件是苏联必须进行政治改革，并允许西方势力进入苏联的势力范围。但事实上，美国担心苏联利用该计划恢复和发展自身实力，因此故意提出许多苏联无法接受的苛刻条件，最终使苏联和东欧各国被排除在援助范围之外。

在美国的帮助下，西欧各国经济迅速复苏。到1952年，除西德以外的绝大多数受援国经济都恢复到了战前水平。在接下来的20多年时间里，整个西欧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时期，社会经济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马歇尔计划也因为致力于消除历史上长期存在于西欧各国的关税及贸易壁垒而被认为是促成欧洲一体化的重要因素之一。

对美国来说，马歇尔计划可谓一箭多雕。首先，及时解决了美国产能过剩问题，锁定了欧洲的后续采购方向。由于欧洲人将大多来自马歇尔计划的援助资金用于购买美国生产的商品，使该计划从信贷援助转化为商品输出，刺激了美国工业生产和对外贸易，为保持战后美国的经济繁荣发挥了积极作用。

其次，该计划在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体系中奠定了以美元结算的国际货币地位，给美国带来巨大经济和社会利益。

第三，通过促进西欧经济的迅速复苏和较长时期的繁荣，美国在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上也掌握了相对的主动，客观上为苏联的最后解体和东欧转轨产生了很强的引导作用。以上这些为美国最终实现世界霸权赢得了诸多有利条件。

杜鲁门曾经这样说过：杜鲁门主义与马歇尔计划是“一个胡桃的两半”。可见马歇尔计划并不只是单纯意义上的经济援助，它的提出是基于美国自身战略目的考虑，是实现美国战后走向超级大国的重要基石。 二、 日元“黑字还流”计划的经验

日本“黑字还流”计划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政府为缓解国际压力，采取的一项旨在将国际贸易盈余、外汇储备和国内私人资本，通过政府发展援助和商业贷款等渠道，重新流回发展中国家，从而达到削减国际收支顺差、促进日本对外投资、改善日本对外关系等目标的金融政策。

“黑字还流”计划主要通过三种方式实现日元资金大规模流出的目的。一是允许国际机构和外国政府在日本发行日元债券募集日元资金；二是日本政府向国际金融机构出资，通过多边渠道援助发展中国家；三是通过双边途径，直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商业性和开发援日元贷款。该计划一共向海外提供了约650亿美元的等值日元资金，实现了日元的大规模输出和在境外的有效沉淀，有效地推动了日元国际化进程。

该计划也支持了日本企业“走出去”战略。根据有关统计，“黑字还流”资金主要向受援国的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开发、技术改造、出口创汇项目提供日元融资支持，因此，计划一方面发挥了催化剂作用，融洽日本与被投资国的关系，增强日本投资者对被投资地区的了解，为后续私人企业的投资和日元商业贷款提供条件和便利；另一方面也为日本走出去企业提供后续金融服务，支持日本企业在被投资地区发展和壮大。

“黑字还流”计划的实施还改善了日本的对外关系。东亚是“黑字还流”贷款的主要接受地区。例如，中国当年在“黑字还流”计划下从日本获得约1400亿日元的资金，在一定程度上有效缓解了中国当时外汇紧缺的问题，对改善当时日中关系发挥了积极作用；该计划在后期恰逢美国为救助拉美债务危机而提出的“布雷迪计划”，客观上配合了美国对拉美的债务救助行动，减轻了拉美债务危机对美国银行业的冲击，强化了美日同盟关系。此外，墨西哥、巴西等拉美国家也部分依靠“黑字还流”资金渡过了20世纪90年代爆发的第三世界债务偿还危机，避免了危机的恶化。 三、人民币对外贷款的意义与方式

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崛起，我国的外部经济环境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特别是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欧美经济持续低迷，内忧外困引发了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升温，这种势头很难在短期内得到扭转。另一方面，传统形成的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要实现主要靠内需拉动转变，需要一定的过渡。目前我国的产能过剩问题在一些部门还比较严重。我们不能被动地等待发达国家需求的恢复，而是应充分利用资金和过剩的产能与那些需要资金和产能的国家合作，创造外需，并为内需调整提供时间和空间，推动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现实中，发展人民币对外贷款的条件已日趋成熟。经过近十年的持续发展，人民币跨境业务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而且正在继续以较快的速度发展。2013年1月，全国办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金额达3139亿元，其中实收1276亿元，实付1863亿元，净流出580多亿元。人民币对外直接投资也呈快速增长之势。此外，已有百余家境外机构获准进入我国银行间债券市场。

另一方面，包括欧洲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需通过加大对基础设施投资等措施给经济注入增长动力。即使像英国这样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现在十分希望国外资金加大对英国的投资，更不要说遭受危机的其他欧洲国家和原来的东欧、中欧等转轨经济国家。此外，传统的非洲国家及中国周边的东盟国家也有大量的投资需求。只要我们设计得当，完全可以利用目前的机遇，大举进入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部门和有关产业，也能为中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奠定基础。

实施人民币对外贷款的积极意义在于：首先，通过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困难国家和地区克服目前的苦难，这一战略可以使中国在促进全球经济复苏并进入下一轮持续增长中扮演正面和积极的角色；其次，以人民币形式对外贷款可以迅速扩大人民币的国际市场，为人民币最终实现国际化提供有力的支持；第三，通过向境外提供足够的人民币，可以帮助我国经济实现有序的结构调整，化解产能过剩的压力；第四，开展人民币海外贷款业务，将能解决境外企业缺乏人民币来源等问题，为境外企业和个人与我国企业开展双边贸易人民币结算提供条件，能有效地构建完整的人民币流出与流回循环。

定向债务融资计划篇9

【关键词】保障房 私募债

保障性住房是与商品性住房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是指政府为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所提供的限定标准、限定价格或租金的住房，由两限商品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廉租住房、公租房、危旧房及棚户区改造房构成。保障房建设资金缺口大、融资渠道窄成为制约保障房建设进度的主要因素。私募债为保障房融资提供了新的渠道，为了让私募债充分发挥帮助保障房融资的作用，本文以成都保障房私募债发行为案例研究如何做好保障房私募债发行。

一、私募债特点

私募债是指企业在银行间市场上以非公开方式向少数投资人发行的仅限定在定向投资者之间流通的债务融资工具。中国人民银行为贯彻落实中央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多渠道筹集建设资金的要求，委托银行间交易商协会专门设计了用于支持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直接债务融资工具――保障房私募债产品，并就保障性安居工程融资制定了私募债发行的政策。与传统融资渠道相比，私募债作为中国银行间市场的一种创新型直接融资工具，私募债券优点：（一）发行规模不受累计债券余额不超过净资产40%的限制。（二）发债资金可灵活使用，可对保障房建设、棚改及拆迁安置房小区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三）私募债并不挤占银行的信贷额度，银行参与积极性高。（四）信息披露没有公开发行债券要求那么严格，只要向定向投资人披露相关信息即可。

二、私募债项目立项阶段

项目立项阶段要确定私募债发行主体、发债规模和债券承销商。因为私募债属于非公开定向发行产品交易流动性较弱，投资群体较为局限，主承销商要求较高，已经从事过私募债发行的银行会有一定的承销能力。成房置业首期注册发行50亿元私募债由建设银行作为主承销商，平安银行为联席主承销商，承销比例为6：4。

以成都为例，发行主体方面成都就进行了结构调整，成都市公租房、廉租房、棚户区改造系由成都市住房保障中心立项和统筹融资，成都市住房保障中心系事业单位，主体上不符合发债资格，因此需要进行股权结构调整，按照从事2011年至2013年经适房、限价房的成都成房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房置业）股权按照事业单位的审批程序调整到成都市住房保障中心名下，调整后成房置业成为成都市住房保障中心的全资子公司。完成了股权结构调整后要以成房置业作为私募债发行主体现有资产规模水平远远达不到私募债发行主体资格要求，需要对成房置业进行注资，同时无偿划转成房置业实物资产用于增加净资产，使发行主体的资产规模和所有者权益达到私募债发行的必要条件。完成股权结构调整和资产注入后需要对发债主体的财务报表进行审计，需确保财务报告的编制和审计报告符合发行要求。

发债规模需根据资金的需求规模，结合保障房项目实施进度情况确定，因私募债发行后系一次到账，如果资金使用预计不当会造成很大的资金闲置，无形中加大了资金成本。成都市根据2012年至2014年开工建设的保障房建设及北改规模，私募债发行规模定为100亿元，分两次注册，第一次注册50亿元，发行期限2～5年，用于2012～2014年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和“棚改”重点工程；第二次注册50亿元，发行期限2-5年，用于2013-2015年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和“棚改”重点工程。

三、发行申请阶段

（一）启动评级工作，尽早确定评级公司、签署委托评级协议、缴交评级费，并督促评级公司将评级费进账单及时送交人民银行征信管理局备案，以便尽早启动评级工作

私募债的发行利率是根据发行人的信用评级状况、参考市场同期债券发行情况，由公司和主承销商共同商定的，评级高的企业私募债的发行成本要低些。对评级比较低的企业，可以通过信用增进提高私募债信用级次，为企业直接债务融资工具的成功发行提供保证，成都保障房私募债由中债信用增进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提供信用增进服务。

（二）各方履行内部审批流程，承销银行需按照各自内部流程将发债事宜上报总行，并获得相应批复，为私募债发行提供专项额度和注册发行的前提保障

按照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的要求，私募债发行需准备一系列相关证明函件，发债主体针对项目是否纳入保障房建设计划需要由住房城乡建设厅出具本次发债项目列省保障房与棚户区改造计划的证明函件；针对资本金是否已足额缴足需要出具拟发债项目的资本金缴足证明；针对保障房建设项目“四证”即国有土地使用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尚不齐全的项目，需要由相关部门就补齐项目“四证”出具承诺函；同时对还款方面需要出具针对公租房、廉租房项目的偿债承诺函。拟发行私募债的企业需先行协调相关部门，缩短各环节审批时间，按时提供相关资料是决定私募债项目能否按进度发行的关键。

四、发行注册阶段

发行注册阶段需加强与各方的沟通，如主承销商应组建主承销团，加强与交易商协会、潜在投资者进行沟通；加强与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沟通出具相关文件。交易商协会将对报送的注册文件进行要件审查，对要件缺失、要件错误过多的将拒绝签收，因此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提供的相关要件需完全齐备，交易商协会方能签收，并正式启动审查流程，各方应积极配合交易商协会的审查工作。

私募债注册后，为了减轻还款压力，可根据计划还款时间分期发行，如成都市一期50亿私募债分了四次发行，分别按照借款时间2年期发行10亿元、3年期13亿元、4年期12亿元、5年期15亿元进行发行。涉及其他项目业主（委托方）委托发行主体融资的私募债，发行成功后发行主体可以通过银行委托贷款的方式将该部分私募债资金委贷给其他项目业主（委托方）使用。

由于保障房建设资金缺乏，各地政府都在为保障房积极寻求募资渠道，私募债如果能成功发行将有效解决保障性住房建设资金，将打通金融市场与银行间市场之间的“瓶颈”，实现保障房建设融资与全国金融市场的有效融合，为保障房建设提供强有力的资金保障，对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多渠道筹集建设资金、降低融资成本等具有积极意义。

定向债务融资计划篇10

关键词：地方政府；债务；对策

中图分类号：F81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1-0-02

目前，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呈现上升和快速膨胀的趋势，截至2010年底，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107174.91亿元，债务已成为影响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构建的重大影响因素。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是推动社会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当务之急，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研究背景及内容

从20世纪初的经济危机开始，美国等国家通过发行市政债券募集资金用于公用事业建设，用来刺激社会经济发展，且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以后逢经济不景气或财政困难时，举债就成了一种常用的手段。我国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为了加快我国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中央政府采取发行国债以及向国际金融组织或国外政府贷款的方式积极融资，并将其中一部分转贷给了地方政府。其后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举办各项事业的巨大资金需求与地方财力的日益紧张矛盾趋于尖锐，地方性政府债务才较普遍地膨胀起来。直到2011年6月审计署详细披露了地方政府性债务的审计结果报告，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再次成为各界关注的热点。

二、地方政府性债务定义、分类及债务风险的定义

目前，政府性债务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本文所使用的地方政府性债务的概念定义为：地方政府直接借入或因提供担保、回购等信用支持形成的债务，以及经费补助事业单位、公用事业单位、融资平台公司等为公益性和基础性项目建设直接借入、提供担保或回购等信用支持形成的债务。

按照偿债法律责任主体为标准进行分类，地方政府性债务分为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和其他相关债务三类：(1)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地方政府部门和机构、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经费补助事业单位、公用事业单位及其他单位举借的债务中，确定由财政资金偿还的债务。(2)地方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经费补助事业单位、公用事业单位和其他单位举借，确定以债务单位事业收入、经营收入等非财政资金偿还，且地方政府提供直接或间接担保形成的债务。(3)其他相关债务：即由相关企事业等单位自行举借用于公益性项目，以单位或项目自身收入偿还的债务，地方政府既未提供担保，也不负有任何法律偿还责任，但当债务人出现偿债困难时，政府可能需给予一定补助。

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是指地方政府债务在规模和结构上不合理，超过地方财力的偿还能力，使地方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及经济社会发展受到损害的可能性。也即地方政府因无力偿还到期债务而给地方财政乃至整个地方经济带来损失的可能性。

三、地方政府性债务存在的主要问题

由于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发展进程存在差异，政府负债的发展阶段也较为不同。例如，目前我国仍然在探讨地方政府举债行为的合法性、举债行为发生的财税体制性根源、债务预警机制的建设等，尚处于政府债务研究的起步阶段，而西方发达国家则多着眼于政府发债行为的经济社会效应分析、债务支出效率等，两者不尽相同。总结起来，目前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有如下几点重要特征：

1.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庞大，增长过快。从我国当前地方政府债务的实际情况看，尽管我国现行的《预算法》等法律禁止地方政府出现赤字和举借债务，如《预算法》第三条规定，“各级政府预算应当做到收支平衡”，第二十八条规定，“地方各级预算按照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不列赤字。”但事实上，大部分地方政府都在不同程度的举债度日或者负债经营，并且其所负债务之多、负担之重已经超出人们的想象。

目前中国地方政府所负各种债务的总体规模已经相当庞大，至2010年底，全国只有54个县级政府没有举借政府性债务。依据审计署2011年第35号公告《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显示：一是从债务构成及规模看，截至2010年底，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107174.91亿元，其中：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67109.51亿元，占62.62%；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或有债务23369.74亿元，占21.80%；政府可能承担一定补助责任的其他相关债务16695.66亿元，占15.58%。二是从债务规模分年度变化情况看，1997年以来，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逐年增长。1998年和2009年债务余额分别比上年增长48.20%和61.92%。2010年的债务余额比上年增长18.86%。三是从政府层级角度看，截至2010年底，全国省级、市级和县级政府性债务余额分别为32111.94亿元、46632.06亿元和28430.91亿元，分别占29.96%、43.51%和26.53%。四是从举借主体看，2010年底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中，融资平台公司、政府部门和机构举借的分别为49710.68亿元和24975.59亿元，占比共计69.69%，其他事业单位占比18.37%，其他单位占11.94%。总之，地方政府性债务来源渠道众多，债务构成复杂，性质多样。地方政府的层级越低，负债相对规模越大，债务负担相对越重，越容易直接引发各种社会问题。

2.债务举借不尽规范，缺少专门法律法规制约。首先，现行法律法规虽然并未赋予地方政府举债权，但对地方政府业已存在的举债融资行为缺乏规范，且各地举债融资渠道和方式不一，存在多头举债、举债程序不透明等问题。如存在各类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数量众多，管理不规范，截至2010年底，全国省、市、县三级政府共设立融资平台公司达6576家， 其政府性债务余额49710.68亿元，占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的46.38%。且部分融资平台公司管理不规范、盈利能力较弱，2010年底有约1734家融资平台公司出现亏损。其次，地方政府违规担保，尽管《担保法》明确规定“国家机关不得为保证人”，财政部也曾禁止地方政府违规担保，但事实上银行与地方政府之间经常有直接或变相的担保运作。但这种体制内的担保并不能实质性地降低银行的贷款风险，它的作用仅在于实现体制内的责任转移，一旦发生坏账，银行可以把责任推给地方政府。

3.债务资金管理缺少预警机制和绩效评价，管理粗放。(1)由于对地方政府性债务缺乏权威界定、各级政府均缺乏完整的统计数据，甚至连统计口径都不统一，财政统计数据的不完全、债务收支未纳入预算管理等多因素共同导致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不尽清楚，使得负债率、偿债率等监控指标无法运用，债务风险难以作出准确评价，债务预警机制难以建立。(2)债务资金使用缺乏有效监管。地方政府利用融资平台公司进行融资，不仅用于农业和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等公益项目，也用于地铁和公路建设等兼有地方公共服务和经济效益的项目，也同时用于房地产开发等收益项目。这些项目建设周期、还款方式、资金周转等都有不同的特点，但项目监管并没有根据项目类型而有所区分，也没有进行相应的风险定价和控制，造成一些项目的投资期限与还款期不匹配。项目资金管理粗放，不能及时掌握政府性债务建设项目贷款及配套资金使用情况，使得监管、评价和追责机制未及时到位，降低了资金运用效率，增加了财政风险。

四、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对策

1.科学、合理地划分各层级政府间的事权与财权。进一步改革税制，建立事权与财权相匹配的制度，消除产生地方政府性债务的主要体制根源。现行的财政分配体制必须不断完善，相关职能部门应积极调研，社会各界合力推进财税分配体制改革，依据事权的调整而相应带动财政资源划分，以改善目前地方财政的窘迫状况。

2.健全法律法规，建立全国统一的地方政府举债机制。债务审批权应倾向集中于中央政府一级，可赋予省级政府适度举债权，并逐步探索向具备条件的市级政府推开，举债计划需经国务院审批或备案。建立“借管还相统一、责权利相结合”的举债机制，制定年度偿债计划，确保按时归还债务。各级政府要设立偿债准备金，每年要有计划地在预算中安排一定比例的资金纳入偿债准备金，由财政部门实行专户管理，单独进行会计核算，确保专款专用。偿债准备金一般应不低于年初债务余额的5%，有条件的地区和部门可适当提高提取比例，确保到期政府性债务及时偿还。继续推进融资平台公司的清理规范，坚决制止地方政府违规担保行为。

3.将地方政府债务纳入预算管理，建立日常监管机制。编制地方债务预算，纳入地方预算管理，报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审查和批准，是重要的改革方向。满足公益性、服务于民生，这是政府举债的应有之义。一般来说，地方政府性债务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即一定行政区域内的居民受益、并同时承受债务本金利息的财政负担。浙江温岭市先行倡导的“参与式预算”理念，也不妨引入来，让本地居民或居民代表参与对本地政府举债的讨论、辨析与居民意见采集。举债必须有计划有评估，也可以聘请社会上专业的中介机构对举债作一个全面的评估报告，提高前瞻性和计划性。“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同时大智慧也来自民间，政府应深入基层作调查研究，问计于民，才不致闭门造车。

4.加快地方政府性债务的绩效评价与债务预警机制建设。加强地方政府举债投资行为的经济、社会效应分析，按照公共财政的要求，调整和优化支出结构，并结合调整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指标，根据新的形势要求丰富GDP内涵，强调民生、公益和效益，抑制低效率高污染高能耗的盲目投资冲动。地方政府举债前，必须广泛征求本行政区居民的意见，在有广泛民意的基础上，再召集专家分析论证举债的必要性、可行性，减少盲目决策。强制规定政府债务数据信息定期公开制度，强化各方面的社会监督。资金使用要有全程的动态跟踪，有硬性指标约束和预警，各项财务指标要强调稳健性，使债务风险可以承受和控制，在此基础上提高项目资金的使用绩效。

5.积极探索由市场力量解决的新思路，加快地方政府职能转变。一方面由于所有者角色缺位，政府部门的投资效率一般来说比不上私营部门。其次公共产品的特点是公共性、低回报，因此民间投资的积极性不高。综上原因，政府应创新思路，积极创造条件营造一个公平的市场进入与退出平台，扮演好监管者角色，可利用给予投资企业多方位的政策支持，对于低水平定价带来的亏损或达不到社会平均盈利水平的部分给予财政补贴等方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有合理回报的公益事业和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

6.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的常规审计。随着形势的发展，国家审计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地位也日渐提高；如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对象的扩大等，但地方政府性债务的政府审计却未予充分重视。因此，在政府性债务领域，也不妨介入国家审计力量，强化审计监管。鉴于债务管理的重要性，可以参照财政同级审做法，将地方政府性债务作为单独项目实行年度例行审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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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毛艺平.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预警体系构建研究[J].中国审计半月刊,2011(07):48-50.

[3]齐欣明.L市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2011-7-13.

[4]审计署2011年第35号公告.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