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苗法十篇

青苗法篇1

【关键词】王安石；王安石变法；青苗法；常平新法；制度设计；得失

青苗法，又称常平新法，是北宋熙宁年间王安石变法中颁布的一项重要的农业信贷法令。关于青苗法之得失，历来争议不断、褒贬不一。且让我们回归青苗法的本来面目，从解读青苗法制度设计本身看起，辨析各家史料所载的青苗法的得失，从而对王安石青苗法之得失进行重新的审视与探究。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青苗法法令的原篇。关于青苗法法令，在《宋会要辑稿》中有较为明确和完整的记载，其它史籍中亦有可补充之的记载。这里取用漆侠先生《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之一六、一七所载为蓝本、并参以多种古籍材料加以校正的校勘史料：

“熙宁二年九月四日，制置三司条例司言：累有臣僚上言粜常平广惠仓及赈贷事。今详：比年灾伤，赈贷多出省仓；窃以为省仓以待廪赐，常苦不足，而又资以赈贷，此朝廷所以难于施惠而凶年百姓或不被上之德泽也。

今诸路常平广惠仓略计千五百万以上贯石，敛散之法未得其宜，故爱人之利未博，以致更出省仓赈贷。今欲以常平广惠仓见在斛斗，遇贵量减市价粜，遇贱量增市价籴，其可以计会转司用苗税及钱斛就便转易者，亦许兑换。仍以见钱依陕西青苗钱例，取民请愿预给，令随税纳斛斗[半为夏料，半为秋料]，……或纳时价贵愿纳钱者，皆许从便，[务在优民]。如遇灾伤，亦许于次料收熟日纳钱。[若此行之]，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又民既受贷，则于田作之时，不患阙食，因可选官劝诱，令兴水土之利，则四方田事自加修。

[盖]人之困乏，常在新陈不接之际，兼并之家乘其急以邀倍息，而贷者常苦于不得。常平广惠之物，收藏积滞，必待年歉物贵然后出粜，而所及者大抵城市游手之人而已。今通一路之有无，贵发贱敛，以广蓄积、平物价，使农人有以赴时趋事，而兼并不得乘其急。凡此皆以为民，而公家无所利其入，……裒多益寡而抑民豪夺之意也。

旧制常平广惠仓[专]隶提刑司，缘今来创立新法，合有兑换钱斛，借转运司应付，乃克济办，乞委转运司提举。仍令提点刑狱司依旧管辖，不得别[以]支用。兼事初措置非一，……仍先行于河北、京东、淮南三路，俟成次第，即推之诸路。其制置条约，别具以闻。

又言：且乞令河北、京东、淮南路转运司施行常平广惠仓转移出纳及预散之法，……其广惠仓除量留给老幼贫穷之人外，余并用常平仓转移法。其给常平广惠仓钱，依陕西青苗钱法，于夏秋未熟之前，约逐处收成时酌中[物]价，[立]定预支每斗价[例]，[出晓示]，召民请愿，仍常以半为夏料，半为秋料。

诏：常平广惠仓等见钱依陕西出俵青苗钱例，取当年以前十年内逐色斛斗、一年丰熟时最低实直（值）价例，立定预支，召人户请愿。请领五户以上为一保，约钱数多少，量人户物力，令、佐躬亲勒耆户长识认。每户须俵及一贯以上。不愿请者，不得抑配。其愿请斛斗者，即以时价估作钱数支给，即不得亏损官本，却依见钱例纽（折合）斛斗送纳。客户愿请者，即与主户合保，量所保主户物力多少支借。如支与乡村人户有剩，即亦准上法，支俵与坊郭有抵当人户。[如纳时斛斗价贵，愿纳见钱者亦听，仍相度量减时价送纳。夏料于正月三十日以前，秋料于五月三十日以前支俵]

一、在青苗法的设计思想上，整篇法令都“试图”体现出一种单纯的“利民”思想

法令中不断强调，施行此青苗法，是为凶年时朝廷可“施惠”百姓，甚至说“凡此皆以为民，而公家无所利其入”。然而，从一些细节上我们还是能够看出青苗法背后的设计思想不仅只是“利民”这么简单。比如说，若单为“赈济”施行此法，那么理应主要面向“阙食”、“困乏”的百姓发放贷款，但贷“青苗钱”是需要“量人户物力”的，最需要贷款的四五等户反而能够贷得的款数少；再比如说，青苗钱本是应在“新陈不接之际”向农民发放的低息贷款，但正如欧阳修指出的：“夏料钱于春中俵散，犹是青黄不接之时，尚有可说，若秋料于五月俵散，正是蚕麦成熟，人户不乏之时，何名济阙，直是放债取利耳！”虽说欧阳修为反变法派代表之一，但此细节在我们客观看来，也不免有以贷款为借口向农民敛取之嫌。而事实上，青苗法的实施确实为宋王朝带来了一定数额的财政收入。以散青苗钱的数目看，《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之二七载，散钱最多元丰六年散一一零三万七七七二贯石匹两，敛一三九六万五四五九贯石匹两；从收取的利息看，《续资治通鉴长编本末》卷六九《青苗法下》载，熙宁六年共收二九二万贯。在青苗法法令表面公开呈现的“利民”思想背后，同时存在着“富国”的思想，看来是不无可能的。

实际上，王安石本也就具有着以天下之力而富国的理财思想。如《临川先生文集》卷三九《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载：“……盖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那么，依靠什么“因天下之力”、“取天下之财”呢？《临川先生文集》卷四九《翰林学士除三司使制》中载：“夫聚天下之众者，莫如财；理天下之财者，莫如法……”立法以取天下之财，不也是青苗法设计思想的一种可能么？若真是如此，在儒家长久的“反对聚敛”的传统思想的压力下，自然不便于立法中明确写出，而“利民”就可以成为一个很不错的幌子。但关键在于，青苗法的施行在寻求“富国”的同时，有多大程度兼顾到了“利民”。青苗法制度设计思想上“表层思想”与“终极思想”可能存在的差异及其导致的施行得失，也由此成为了后世的争议点。

二、在青苗法的设计参考上，法令呈现了“反面”与“正面”两种模型

“反面”模型是当时关于农业调控的常平仓制度，故青苗法又称“常平新法”。

我们先来看原常平仓制度的大致内容。据《前汉书·食货志》载，常平仓的首创者是西汉宣帝时期的大司农中承耿寿昌，他创立此制度“以谷贱时增其价而籴以利农，谷贵时减价而粜，名曰常平仓，便民之”，其功用主要有三种：赈，即开仓赈济；贷，即春荒或饥荒时，政府下令将常平仓出借，春秋时收回；籴粜，即年丰谷贱时，加价收籴，年歉谷贵时，在不亏官本的情况下减价出粜。

常平仓的经营到王安石之时已出现较多积弊。青苗法法令开篇便说：“累有臣僚上言粜常平广惠仓及赈贷事……此朝廷所以难于施惠而凶年百姓或不被上之德泽也”，又云“今诸路常平广惠仓……敛散之法未得其宜”、“常平广惠之物……而所及者大抵城市游手之人而已”，都是在讲“常平旧法”的流弊。原常平仓制度的缺陷不是青苗法令凭空捏造的，前朝早已有之，当朝之人也有记载。如《史记》载：“常平、广惠之物，收藏积滞，必待年俭物贵后出粜，所及者不过城市游手之人”。在《直讲李先生文集》卷一六《富国册第六》中，北宋中期的经济思想家李觏也指出，常平仓存在三大弊端：其一，“一郡之籴，不数千万，其余毕入于贾人，至春当粜，寡出之则不足于饥也，多出之则可计日而尽也。于是贾人深藏而待其尽，尽则权归于贾人矣，是数少之弊”；其二，“仓储之建，皆在郡治县之远者，或数百里，”贫民缺或少资“终弗得而食之矣，是道远之弊也”；其三，举掌之人政，隐私舞弊，贱价贵卖，“是吏奸之弊”。在笔者看来，原常平仓出现问题的确是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对于社会赈济与农业调节有着重要作用的常平仓，不应被青苗法全盘取代。青苗法令中过分强调了原常平仓在“赈”与“籴粜”的弊端，而只以改良其“贷”的功用便取而代之。实际上，青苗法既无法在灾荒时以粮食赈济人民，又起不到调节粮价的经济杠杆作用，根本无法完全取代“旧法”，这就为后来的施行埋下了隐患。

“正面模型”则是法令中多次提及的“陕西青苗钱法”，这大概便是青苗法的“设计模板”了。

我们先来看看“陕西青苗法”的大致情况。《宋史》卷三三О《李参传》载，时任陕西路转运史的李参初出任时，见当地“多戍兵，苦食少”，于是“参审订其缺，令民自隐度麦粟之赢，先贷以钱，侯谷熟还之官，号青苗法。经数年，廪有羡粮。”李参当时在陕西地区试行的青苗法，可以说是较为成功的。

但是，一项法令在设计时参照“模板”，不得不注意这样一个问题：在局部地区行之有效的法令，放之更大更广的地区、甚至全国，是否仍能收到相当的成效呢？青苗法法令中是体现了这一问题的，所以有这么一句：“……俟成次第，即推之诸路”，然而如何可谓“成次第”呢？法令中没有明确规定。这便又为日后的施行埋下了弊端：可能未及“成次第”时，便向全国匆匆推行，此时青苗法的纠错机制和自我完善机制尚未形成，各级管理者和执行者又未经“统一培训”，经验不足、舆论不一，难免造成青苗法施行的混乱。虽然我们无法客观得知青苗法是否在河北、京东、淮南三路“成次第”后才推向全国，然而，就法令篇章所体现的，如《司马文正温国公文集》卷六十所载：“不当无大无小，尽变旧法以为新奇”而迅速将青苗法推向全国，也是不无可能的。

三、在青苗法的制度设计中，甚少体现出对可能出现的“人弊”的考虑

法令都需要依靠人去施行与遵行，若各级管理者与执行者施行失当而百姓不依法行事，再好的法令也只是有名无实。所以，拙以为一项法令在进行设计时，不仅仅要着眼于法令的情理、条例本身是否完善，也要重视对可能出现“人之弊病”的考虑并在法令中明确规定相应的应对措施。青苗法法令中正是有失这样一种考虑，使日后不可避免地出现施行之失。

概括说来，青苗法的制度设计中既缺乏对“官吏之弊”的考虑，又缺乏对“百姓之弊”的考虑。这一缺陷在青苗法法令拟定好并预备颁布前便有官员指出了，如熙宁二年九月青苗法颁行前，王安石征求苏辙对青苗法的意见，苏辙道：“以钱贷民，本以救民，然出纳之际，吏缘为奸，虽有法不能禁；钱入民手，虽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纳钱，虽富民不免逾限。”这番论述可以说是具有先见之明的，却没有受到重视，故正式颁布的青苗法令中仍存在着这一缺陷。

具体说来，从青苗法法令本身看，“官吏之弊”可能出现以下数端：官吏可能利用季节间粮食差价作弊，以牟私利；虽法令明确规定“不得抑配”，但基于北宋“冗官冗员”的历史背景，下层官吏为向上级交差邀功，也难免私自强散青苗钱等。事实上，这些忧虑也确实不同程度地发生了。如《宋史·食货志》一二九载，熙宁四年正月，司马光在陕西向宋神宗上《奏为乞不将米折青苗钱状》指出，地方官吏存在着将米高价折钱贷民、平民在还债时又压低粮价折钱的情况。这样，“则是贫民于正二月间请得陈色白米一石，却将来纳着新好小麦一石八斗七升五合”，“所取利约近一倍”，“虽兼并之家，乘此饥馑，取民利息亦不至如此之重”。又如《西台集》卷五《清苗法》载“上户自足，无假官钱，而强与之使出息”等，各地确实不同程度地存在抑配青苗钱之事。这是连王安石自己也不否认的，然而他在认识到这一情况后并未因此重视此“人弊”的严重性。如《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七熙宁三年二月癸条载，他认为“抑勒诚恐有之”，但只是主张“侯其行此，严行黔责一二人，则此弊自绝”而已。对强散青苗钱的不重视使得广大农户对于青苗法的推行产生了一定的抵触情绪，这在一定程度上必然会阻碍了青苗法的实施。诚如清人蔡上翔在《王荆公年谱考略》对青苗法的评价：“或曰青苗法善乎？曰未可以为不善也。然则可行乎？曰不必其可行也。善而不可行何哉？曰公青苗法之行，始见于官鄞县时。贷谷出息，俾新陈相易，而其民便之。其后熙宁当国，所以当然行之不疑者。其法犹是昔年为令之法也，其心则犹是昔年欲利其民之心也。……使青苗法行，诚为有利而无害，则第取二分之息何不可也。然而有必不可行者，以一县小而天下大也。以天下之大行之，则必有抑配之患与积压之患。”这也和前面谈到的青苗法设计中参考“正面模型”时出现的问题联系起来了。

而从青苗法法令本身看，“百姓之弊”则可能出现以下数端：“豪民”“上民”不愿领或与官吏勾结牟利；使民领之而不能保其用于“青苗”等。事实上，这些忧虑也同可能出现的“官吏之弊”一样，不同程度地发生了。如《净德集》卷三载，随着青苗法执行中流弊日深，一些豪民上户不但不愿请领，甚至“诡名冒领”，“盖欲复行借贷，取过厚之息，以困贫弱”。他们又与官吏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共同作弊，敲剥勒索贫民下户，“除头子钱，减克升合，量收出剩”，“以陈粟废麦代见钱支俵”，“包官受入，又增斗面，百端侵扰，能以悉数”。又如《燕翼治谋录》卷三载，发青苗钱时，有些别有用心之人设唱台酒肆诱人前来娱乐吃喝，甚至还“令娼女坐肆作乐以蛊惑之”，以期“酒课暴涨”而从中牟利，一些贫民借得的青苗钱图快一时后便没有了，并不能用于购买青苗以事农业。青苗法法令中完全没有设置监督农民将“青苗钱”用于农事的机制，此时的“青苗钱”在一定程度上看来已名不符实，只是某种意义上的“国家贷款”罢了。

总的来说，纵观青苗法法令之制度设计，变法之意不可谓不勇，变法之目标不可谓不远大，也确实在施行前期起到了既“利民”又“惠国”的效果。如《都官集》卷五载，山阴县颁行青苗法后，“方今小民匮乏，十室八九。应募之人，不召而至，何可胜计！”；《净德集》卷三载，南方颁行青苗法后，“民便之，无不喜者”；《西台集》卷五《青苗法》载，“自散青苗以来，非请即纳，非纳即请，农民憧憧来往于州县”，说明青苗法在颁行之初对于缓解农民受民间高利贷的压榨、及时获得生产资金进行农业生产还是有一定作用的。而在“惠国”方面，亦如上文提到的史载数据显示，使国家财政从“国用不足”转向“国帑日丰”，暂时缓解了国家的财政紧张。然而，就如全文所言，青苗法制度设计本身便存在着设计思想、设计参考和不虑“人弊”等各个方面的问题，再加之封建国家制度等其他外在原因，其在施行后期走向“害民”以至于“败国”，也可以说是势之所向了。

参考文献

[1]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

[2]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

[3] （宋）杨仲良.续资治通鉴长编本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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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汉）班固.前汉书.

[6] （汉）司马迁.史记.

[7] （元）脱脱.宋史.

[8] （宋）司马光.司马文正温国公文集.

[9] （宋）毕仲游.西台集.

[10]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11] （清）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

[12] 李华瑞.王安石变法研究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3] 漆侠.王安石变法[A].漆侠全集[C].河北：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

[14] 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15] 江剑.北宋青苗法研究[D].山东大学，2011.

青苗法篇2

关键词：王安石变法 青苗法 免役法 制度缺陷 制度创新

北宋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古代社会最有影响的制度变革之一，由于变法环境与制度内涵的复杂性，以及时代之差异，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古今聚讼不一，分歧颇大。新中国建立后先后经历了两个阶段：改革开放之前，以邓广铭与漆侠先生为代表，从抑兼并出发，全面肯定王安石变法；①改革开放之初，王曾瑜先生以聚敛为由，否定王安石变法。②这两种观点的对立，除了学术上的分歧之外，更多地反映了时代差异所带来的史学研究价值取向的变迁。即邓广铭与漆侠先生的观点代表了计划经济时代的富国主张；王曾瑜先生的观点体现了改革开放以后的富民思想。其实，富国与富民的分歧也是王安石变法中论争双方的矛盾焦点。如此评价，局限于阶级地位与剥削关系的争论，既难以跳出传统窠臼使研究工作有所突破，也容易忽视王安石变法在制度内涵、社会效应与历史作用上的差异，使事物的多样性与历史的复杂性很难在史学研究中得到充分体现，不利于分析与总结王安石变法的得失，以及正确评价其历史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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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漆侠：《王安石变法》，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② 王曾瑜：《王安石变法简论》，《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3期。

遗憾的是，学术界并没有就王安石变法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以回应上述学术观点。因而，有必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新的思路重新审视王安石变法。本文拟从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出发，通过对变法的核心内容即青苗法与免役法的具体分析，揭示它的内在矛盾与利弊得失，并把对变法的评价放到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的分析框架与历史视野中进行阐述与定位。

一、制度缺陷：青苗法的实施及其流弊

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任参知政事，次年拜相，积极推行新法。新法内容涉及到财经、武备、教学、科举等诸多方面，而以财经制度改革为主。从变法的制度沿革看，多为历史上已有所试行，如均输法，汉代桑弘羊，唐代刘晏已行之有效，王安石师其旧制而已；方田，宋代郭谘亦已试行；青苗法与免役法则颇见新意。因此，青苗法与免役法成了变法的矛盾焦点。

王安石于熙宁二年推出青苗法。据《宋史·神宗二》载：“三年春正月，……诏诸路散青苗钱，禁抑配。”其内容《宋史．王安石传》载：“青苗法者，以常平籴本作青苗钱，散与人户，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敛。”关于青苗法的具体实施办法，北宋韩琦说：“给青苗钱，须十户以上为一保，三等以下人为甲头。每产支钱，第五等及客户毋得过千五百，第四等三千，第三等六千，第二等十千，第一等十五千。余钱委本县量度增给，三等已上户。更有余钱，坊郭户有物业抵当愿请钱者，五家为一保，依青苗例支借。”①从青苗法的内容和具体实施来看，它以各路常平、广惠仓本贷放，因而，实际上是以青苗法取代传统的常平法与惠民仓。贷放对象以农户为主，兼及工商，受贷者须结保或抵当，并半年为限，取息二分。青苗法颁行后，朝野颇多议论，苏辙由大名府推官改任条例司检详文字，王安石以青苗法示之。苏辙曰：“以钱贷民，使出息二分，本非为利。然出纳之际，吏缘为奸，虽有法不能禁。钱人民手，虽良民不免非理费用。及其纳钱，虽富民不免违限。如此，则州县不胜烦矣。唐刘晏掌国计，未尝有所假贷，有尤之者。晏曰：‘使民侥幸得钱，非国之福。使州县依法督责，非民之便。吾虽未尝假贷，而四方丰凶贵贱，知之未尝逾时。有贱必籴，有贵必粜。此四方无甚贵贱之病，安用贷为!’晏所言，则常平法耳。此法见在，而患不修，公诚举而行之，则晏之功可立俟也。”②认为青苗法贷放取息，难免吏缘为好，有法不能禁。民户借钱容易还钱难，届时官府追索，州县多事。不若常平法，官府有贱必籴，有贵必粜，平抑粮价，兴业安民。因而，若意在济贫救困，兴青苗不如修常平行之有效。

韩琦也先后两次上疏，陈述利弊。以为青苗法若以抑兼并济贫为务，就不应把兼并之家作为贷放对象，并取息三分．否则，难免有借抑兼并济贫困之名行贷钱取息之嫌。青苗放钱，上户富有而不愿贷，只能强制贷放。下户愿贷而无力归还，必有行刑督索，并累及同保。提举司为邀功弃常平行青苗，放钱取息，是不为民间疾苦着想。对韩琦之言，宋神宗一度有所感悟：“帝袖出琦奏于执政，曰：‘琦真忠臣，朕始谓可以利民，不意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使者亦强与之。’安石勃然进曰：‘苟从其所欲，虽坊郭何害?’因难琦奏曰：‘陛下修常平法(青苗法)以助民，至于收息，亦周公遣法也。如桑弘羊笼天下货财以奉入主私用，乃可谓兴利之臣。今抑兼并振贫弱，置官理财，非所以佐私欲，安可谓兴利之臣乎?”’③对韩琦等人的责难，王安石颇以为不然。在《答曾公立书》中，王安石还就取息二分作了充分的辩解：“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周公岂为利哉!……然二分不及一分，一分不及不利而贷之，贷之不若与之。然不与之而必至于二分者，何也?为其来日之不可继也。不可继则是惠而不知为政，非惠而不费之道也，故必贷。然而有官吏之俸，辇运之费，水旱之逋，鼠雀之耗。而必欲广之以待其饥不足而直与之也，则无二分息可乎?则二分者亦常平之中正也，岂可易哉!公立更与深于道者论之，则某之所论，无一字不合于法。而世之哓晓者不足言也。”④认为青苗法是政府的理财举措，合于义理。贷钱取息二分，是为了补偿在贷放过程中的损耗、费用及水旱之灾可能带来的损失。否则，青苗法无以为继，而且二分之息是十分公允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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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之一九。

② 《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之一七。

③ 《宋史》卷176《食货上四》。

④ 《王临川文集》卷73《答曾公立书》。

从王安石推行青苗法的动机看，抑兼并振贫弱确是其本意之一。魏泰认为王安石青苗法：“以谓百姓当五谷青黄未接之时，势多窘迫。贷钱于兼并之家，必有倍蓰之息。官于是结甲请钱，每千有二分之息，是亦济贫民而抑兼并之道。”①强调王安石推行青苗法有济贫民抑兼并之意，是比较客观的。王安石初知鄞县，曾试行过青苗法，并取得成效。史称“贷谷与民，出息以偿，俾新陈相易，邑人便之。”同时，通过青苗贷钱取息获利，也是王安石实行青苗法的初衷之一。王安石推行新法，其主要目的是要设法增加收入，缓解财政困难。王安石重视理财，主张理财乃政事之要，理财与道义不二。他在上万言书中曾提出“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的思想，认为“自古治世，未尝以财不足为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尔。”①至宋代，地主经济始占主导地位，兼并之家蜂起，兼并行为日炽。王安石以为政府如不理财，控制社会经济活动，则经济利益必归之兼并之家。如此，不但百姓深受其害，国家经济利益亦难免流失。在王安石看来，社会财富不在国家，就归于兼并之家。青苗法作为理财之道，抑兼并振贫弱与理财丰物可兼而得之。而且，主要是以抑兼并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因而，青苗法的实施不仅要防止兼并之家在青黄不接之时放债取利，盘剥贫民；还要以贷钱取息的方式剥夺兼并之家的经济利益③。然而，从青苗法实行的情况来看，抑兼并振贫弱的效果并不好。

首先，放贷取息无助于振贫弱。王安石推行青苗法的主要理由是政府将青苗钱贷给贫民，使之免遭兼并之家的高利贷盘剥，解决其生活与生产问题。他曾说：“昔之贫者举息于豪民，今之贫者举息于官，官薄其息，而民救其乏”。④虽然，政府半年收取二分息比之兼并之家的高利贷要低些，多少可以减轻贫民的负担。但是，在执行过程中由于封建官吏营私舞弊，贫民的实际利息负担远远超过二分之息，司马光说，“窃惟朝廷从初散青苗钱之意，本以兼并之家放债取利，侵渔细民，故设此法，抑其豪夺，官借贷，薄收其利。今以一斗陈米散与饥民，却令纳小麦一斗八升七合五勺，或纳粟三斗，所取利约近一倍。向去物价转贵，则取利转多，虽兼并之家，乘此饥馑取民利息，亦不至如此之重。”⑤司马光对青苗息钱可能有所夸大，但是青苗息钱之重则是不争的事实。所谓“名则二分之息，而实有八分之息”⑥。农民从政府那里借得二分息的青苗钱，虽能应一时之急，但其产出仍不足以还本付息。况且，以钱纳青苗之本息，又增加农户的额外负担。显然，青苗钱贷放的结果只会使农民陷入债务困境而不能自拔。韩维曾对神宗言：“近日畿内诸县近督青苗甚急，往往鞭挞取足，民至伐桑为薪以易钱贷。旱灾之际，重罹此苦。”⑦可见一斑。

从制度设计上分析，不难发现青苗法主要考虑的是如何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而不是济困助贫。欧阳修说：“但见宫中放债，每钱一百分要二十分利尔。是以申告虽烦，而莫能谕也。臣亦以谓等是取利。不许取三分而许取二分，此孟子所谓以五十步笑百步者。”⑧确实，青苗法除了把民间高利贷收入转化为国家高利贷收入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外，是不可能解决贫苦农民的生活与生产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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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魏泰：《东轩笔录》卷4。

② 《宋史》卷327《王安石传》。

③ 《王临川文集》卷82《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

④ 《王临川文集》卷41《上五事札子》。

⑤ 《司马光奏议》卷29《奏为乞不将米折青苗钱状》。

⑥ 晁说之：《嵩山文集》卷1《元符三年应诏封事》。

⑦ 《全宋文》卷1067韩维12《乞益蜀除租税奏》。

⑧ 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奏议集》卷114《言青苗第一札子》：

众所周知，古今一定程度的社会保障是政府所必须履行的职责。在中国古代社会这种职责是以政府赈灾、免赋、平抑粮价等形式来实施的。汉代创设常平仓，丰产则买，歉收则卖，平抑粮价；隋代设义仓，丰年征粮积储，荒年放赈济困，都曾起到很好的济困助贫作用。宋初在各地设常平仓与惠民仓，以调剂民食。虽然各地收效不一，但也体现了封建政府在社会保障方面应起的作用。王安石反其道而行之，将常平仓与惠民仓的钱谷挪作青苗本钱，放贷取息，常平仓与惠民仓因失去钱谷而无法发挥济困助贫的作用，因而使政府难以履行必要的社会救助职责。司马光对此深有感触：“国家每遇凶年，供军仓自不能足用，固无羡余以济饥民，所赖者止有常平钱谷耳。今一旦尽作青苗散之，向去若有丰年，将以何钱平籴?若有凶年，将乃何谷周?赡乎?”①朝廷对此也有所认识，熙宁七年诏令扣留半数常平钱物备灾不许出放。同时，青苗法的实行还使政府蜕变为放贷取息的高利贷者。虽然，其名义利率要低于民间高利贷，由于政府具有更大的强制力，若执行不当其危害程度甚至比民间高利率更大。韩琦曰：“故自敕下以来，一路州县上下惶惑，皆谓若不抑散，上户不愿请领，只据近下等第与无业客户愿请者支?茫?蚴的汛吣桑??幢赜行行潭剿鳎?袄崭上凳槭帧⒌溲骸㈥然Сぁ⑼?H说染?庵?肌！雹谒韭砉庖嗨担骸扒嗝绯鱿ⅲ?矫裎???心芤圆鲜诚禄е良⒑?骼耄?鱿毓俜ǘ戎???”③贫苦农民若无力还贷，青苗钱就无法周转，难以为继；如果政府强制催纳，必酿成社会动乱。诚如苏辙所言，济困助贫，青苗法不如常平法。若弃常平法、惠民仓而用青苗法，乃扰民之举而非理财之道。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宋初常平法没有缺陷，而是从制度上加以比较，常平法的确比青苗法在济困助贫上更有实效。常平法自汉代耿寿昌创立以来，长行不衰；青苗法则昙花一现，可谓优劣自明。

其次，强制抑配不利于抑兼并。如果说，青苗法的本意在于济困助贫，防止兼并之家乘其急以邀倍息，青苗钱的放贷对象就应以贫困农产为主，且不许抑配，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兼并之家原先就以高利贷盘剥贫苦农民，富有家资自然不需要贷钱，更不愿意偿付高息。王安石之所以将青苗钱抑配给乡村上等户并坊郭有物业者，显然不是要济困助贫，而是要劫民户之富以济国家财政之贫。他曾对宋神宗说：“抑配青苗钱至小，利害亦易明。直使州郡抑配上户?檬?骞崆??直亓畛龆?窒ⅲ?蛞换??庵谷?崆??蛞怨愠4⑿钜源?傩招谆模?虮戎?按?瓢傩粘雒孜?宀治次?簧?况又不合抑配，有何所害，而上烦圣心过滤。”④由于贫苦农产无力还贷，青苗钱若放贷给贫苦农户，不但贷款风险大，收益更难以保证。反之，若将青苗钱抑配给乡村上等户并坊郭有物业者，既无放贷风险，又可以分割其部分利益，增加国家财政收入。韩琦说，“制置司云：‘言者以为坊郭人户既无青苗，不可贷借。本司令按常平旧法，亦粜与坊郭之人。今若?蒙⑴┟裼杏啵?圆恍矸还??舜?瑁?橇畛F接兄突?嗖兀??还??硕啦槐魂饩确???饕病！吨芾瘛飞璐?裰?ǎ?次薅家乇梢爸?蕖＝裥路?嗽肌吨芾瘛诽?揭咽灾?ǎ?捶亲ㄓ蒙挛髑嗝缣豕嵋病！?枷曛浦盟敬怂涤任?皇怠！??烁侵浦盟疽郧嗝缥????＝枨?敕还?形镆抵?耍?酝?美??唷！雹菘杉?醢彩?砻嫔喜恢髡乓峙洌?导噬夏?矶韵绱迳系然Р⒎还?形镆嫡呓?幸峙洌?⑶一袢】晒鄣那嗝缦⑶?闹饕??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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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司马光奏议》卷26《乞罢条例司常平使疏》。

② 《全宋文》卷846韩琦：《乞罢青苗及诸路提举官奏》。

③ 《宋史》卷176《食货上四》。

④ 《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68《青苗法上》。

⑤ 《全宋文》卷847韩琦：《又论罢青苗法》。

但是，这样做对抑兼并无好处。青苗钱是由常平仓与惠民仓的钱谷转化而来，将青苗钱抑配与乡村上等户并坊郭有物业者，这不但挤占了原来用于平抑粮价以及实行社会救助的常平仓与惠民仓的钱谷，从而导致社会保障功能弱化而使贫苦农民的处境更为艰难；且以高利贷的形式去强制剥夺乡村上等户并坊郭有物业者的经济利益，这与国家的地位与政府的职责是极不相称的，从组织财政收入的角度看亦是不规范不恰当的。苏轼曾说：“青苗放钱，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岁常行，虽云不许抑配，而数年之后，暴君污吏，陛下能保之欤?……且常平官钱，常患其少，若尽数收籴，则无借贷，若留充借贷，则所籴几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势不能两立，坏彼成此，所丧愈多，亏官害民，虽悔何逮．”①连宋神宗也颇为疑惑，对王安石说：“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使者亦强与之。”以这种方式去抑兼并，不仅不合情理，容易招致富户抗拒，而且背离国家职能，有损朝廷形象，诚如韩琦所说：“春夏放青苗钱与乡村坊郭人户，明取三分之利，每保须要第三等以上有物力人充甲头，督促峻责逐县支?茫?猩斯?濉！雹诤慰觯?愿换У陌?峄褂跋焐缁峋?糜绕涫敲窦?a class=content_a href=/class_free/8_1.shtml>工商业的发展，其弊大于利是显而易见的。

在中国封建社会，赋役繁重是常见现象，禁榷制度与官营工商业政策也经常实施，其目的都是为了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而且与青苗法一样，多少带有聚敛的性质。然而，从财经制度建设上加以比较不难发现，赋役、禁榷与官营工商业等比较规范；而青苗法尤其是抑配，其制度不规范，手续繁复，在实施过程中不但难以操作，效率低下，还为封建官吏大开方便之门。青苗法的创立与实施并不是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要求与财经制度建设所需要的真正意义上的制度创新。苏辙曰：“熙宁之初，王安石、吕惠卿用事，首建青苗之法，其实放债取利，而妄引《周官泉府》之言，以文饰其事。”③韩琦说：“今放青苗钱，凡春贷十千，半年之内使令纳利二千，秋再放十千，至年终又令纳利二千，则是贷万钱不问远近之地，岁令出息四千也。……臣谓王莽时官贷本万钱，岁终赢得万钱，只令纳一千。若所赢钱更少，则纳息更薄。比今于青苗取利，尤为宽少。而王莽之后，上自两汉，下及有唐，更不闻有贷钱取利之法。”④的确，青苗法只是政府放贷取息的手段，是一种封建国家高利贷政策。因而，难以在实践中发挥抑兼并振贫弱的作用，充其量不过是为了增加收入，缓解国家财政困难而采取的权宜之计。难怪青苗法的实施遭到司马光等人的反对，在民间包括广大贫苦农民也不欢迎青苗法。陈舜俞说：“则是使吾民一取青苗钱，终身以及世世，一岁常两输息钱，无有穷已。”⑤青苗法既加重百姓负担，实在是王安石变法中的一大败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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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苏轼文集》卷25《上神宗皇帝书》。

② 《全宋文》卷s47韩琦：《又论罢青苗疏》．

③ 苏辙：《栾城集》卷39《再论青苗状》。

④ 《全宋文》卷847韩琦：《又论罢青苗疏》。

⑤ 《全宋文》卷1534陈舜俞：《奉行青苗新法自劾奏状》。

二、制度创新：免役法的推行及其意义

王安石变法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实行免役法。免役法又称募役法，它是对旧有差役的改革。差役在宋代称职役，史称：“宋因前代之制，以衙前主官物，以里正、户长、乡书手课督赋税，以耆长、弓手、壮丁逐捕盗贼，以承符、人力、手力、散从官给使令。”差役分为四类，其中衙前、里正负担最重，应役者往往破产。宋代差役由民户按户等轮充，史载，“京西转运使程能请定诸州户为九等，著于籍，上四等量轻重给役，余五等免之。后有贫富，随时升降，诏加裁定。淳化五年，始令诸县以第一等户为里正，第二等户为户长，勿冒名以给役。……命官、形势占田无限，皆得复役。衙前将吏得免里正、户长。而应役之户，困于繁数。”①品官形势之家等享有免役特权，差役负担主要集中于中上等民户。

由于给役不均，负担沉重，民间对差役早已怨声载道。韩琦曾上疏曰：“州县生民之苦，无重于里正衙前。自兵兴以来，残剥尤甚。至有孀母改嫁，亲族分居。或弃田与人以免上等，或非分求死以就单丁，规图百端，以苟脱沟壑之患。”②韩绛亦言：“向闻京东民有父子二丁将为衙前役者，其父告其子云：‘吾当求死。使汝曹免冻馁也。’遂自经死。又闻江南有嫁其祖母，及老母析居以避役者，此大逆人理，所不忍闻。又鬻田产于官户者，田归不役之家，而役并增于本等户。”③可见，差役继续实行不但民户深受其苦，国家亦因农户避役，造成农业生产发展迟滞与赋税收人流失。连司马光亦云：“故置乡户衙前以来，民益困乏，不敢营生，富者返不如贫，贫者不敢求富。……臣尝行于村落，见农民生具之微而问其故，皆言不敢为也。今欲多种一桑，多置一牛，蓄二年之粮，藏十匹之帛，邻里已目为富室，指使以为衙前矣，况敢益田畴、葺庐舍乎!”④宋代差役既然有害于民，无益于国，难以为继，对其进行改革也就势在必行。因此，当时要求改革差役法的呼声很高，如熙宁元年(1067年)，知谏院吴充上疏说：“民间规避重役，土地不敢多耕，而避户等，骨肉不敢义聚，而惮人丁。甚者嫁母离亲，以求兄弟异籍。……又近年以来，上户寝少，中下户寝多，役使频仍，农人不得不困，地力不得不遗。养生之资有所不足，则不得已而为工商，又不得已而为盗贼。国家之患，常兆于此。”⑤在王安石变法之前，就已经有输钱免役的尝试。这反映了输钱免役是宋代役法改革的一个方向。

役法改革在熙宁二年已提到议事日程，于熙宁四年十月正式颁行。《宋史·神宗二》载：“罢差役法，使民出钱募役。”其内容《宋史。食货上五》载：“募法，三人相任，衙前仍供物产为抵。弓手试武艺，典吏试书计。以三年或二年乃更。为法既具，揭示一月，民无异辞，著为令。令下，募者执役，被差者得散去。……凡当役人户，以等第出钱，名免役钱。其坊郭等第户及未成丁、单丁、女户、寺观、品官之家，旧五色役而出钱者，名助役钱。凡敷钱，先视州若县应用雇直多少，随户等均取。雇直既已用足，又率其数增取二分，以备水旱欠阁，虽增毋得过二分，谓之免役宽剩钱。”王安石役法改革的主要特点，一是由当役人户的轮充差役改为输钱雇役。二是雇役费用由当役人户与原免役人户按户等与类别分担。前者着重解决应役人员的来源；后者着眼于筹措募役的经费来源。客观地说，免役法在制度设计上针对差役法的弊端，比较周全，也比较合理，同时，便于操作可行性较强。当然，由于免役法的实施有益于原当役人户而不利于原免役人户，对免役法的评价自然就会大相径庭。王安石对免役法颇为自得：“免役之法，出于《周官》府史胥徒，《王制》所谓‘庶人在官’者也。然而九州之民，贫富不均，风俗不齐，版籍之高下不足据。今一旦变之，则使之家至户到，均平如一。”⑥实际上，免均法未如王安石说的那样均平如一。毕竟免役法的改革不能不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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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宋史》卷Ⅱ77《食货上五》。

② 《全宋文》卷845韩琦：《乞罢差里正衙前奏》。

③ 《全宋文》卷1025韩绛：《差役害农之弊奏》。

④ 《司马光奏议》卷23《衙前札子》。

⑤ 《全宋文》卷1697吴充：《言乡役事奏》。

⑥ 《王临川文集》卷41《上五事札子》。

差役法下品官形势之家等的既得利益，对此，王安石也是有所考虑的。史载：“上初疑官户取助役钱少，安石因是白上曰：‘官户、坊郭户取役钱诚不多，然度时之宜，止可如此，故纷纷者少’。”①征收的助役钱只是免役钱的一半。

尽管如此，免役法还是遭到一部分人的反对。监察御史刘挚就陈说新法十害，因原文过长，不妨引《宋史·食货志上五》中的叙述加以了解：“上户常少，中下户常多，故旧法上户之役类皆数而重，下户之役率常简而轻。今不问上下户，概视物力以差出钱，故上户以为幸，而下户苦之。岁有丰凶。而役人有定数，助钱岁不可缺，则是赋税有时减阁，而助钱更无蠲损也。役人必用乡户，为其有常产则自重，今既招雇，恐止得浮浪奸伪之人，则帑庾、场务、纲运不惟不能典干，窃恐不胜其盗用而冒法者众。至于弓手、耆、壮、承符、散从、手力、胥史之类，恐遇寇则有纵逸，因事辄为搔扰也。”不过，他所谓的十害只是免役法实行以后，由募役费用分摊所引起的利益关系调整以及免役法执行中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关键是要看它是否符合制度变迁的历史要求，能否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因而以此否定免役法，不足为据。

司马光也反对免役法，并概括出五大害处：“今则年年出钱，无有休息，或有所出钱，数多于往日充役陪备之钱者，此其害一也。……今来一例出免役钱，驱迫贫民，剥肤椎髓，家产既尽，流移无归，弱者转死沟壑，强者聚为盗贼，此其害二也。……今召募四方浮良之人，使之充役，无宗族田产之累，作公人则恣为奸伪，曲法受脏。主守官物则侵欺盗用。一旦事发，则挈家亡去，变姓名别往州县投名，官中无由追捕，官物亦无处理索，此其害三也。……丰年犹可以粜谷，送纳官钱，若遇凶年，则谷帛亦无，不免卖庄田、牛具、桑拓，以求钱纳官。既家家各卖，如何得售?惟有拆屋伐桑以卖薪，杀牛以卖肉。今岁如此，来岁何以为生?是官立法以殄尽民之生计，此其害四也。……聚敛之臣，犹依傍役钱别作名目，隐藏宽剩，使幽远之人不被圣泽，此其害五也。”司马光人品与学问堪称一流，但是在对待役法变革的问题上不免短识。他所称的害处与刘挚所言并无大的差别，没有看到免役法对均平赋役与发展经济的积极作用。他所列举的差役法的优点如：“自古农民所有，不过谷帛与力，凡所以供公赋役，无出三者，皆取诸其身而无穷尽。”①恰恰是封建自然经济条件下力役制度束缚劳动者的人身自由，阻碍商品经济发展落后的一面。实质上，司马光反对免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要维护品官形势之家的既得利益。他曾坦陈：“其下户、单丁、女户及品官僧道，本来无役，今更使一概输钱，则是赋敛愈重，非所以宽之也。”③品官形势之家富有家资，在差役法下享有免役特权，这是典型的赋役不均。实行免役法后，理应分担役钱。若以此责难免役法为“赋敛愈重”，实在是不公正的。

诚然，实行免役法亦有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意图，如征收免役宽剩钱，而且，也确实增加了下户的负担。当时有人上奏反对司马光罢废免役法时就承认，下户纳役钱与以钱交纳不免增加农民负担。他说：“大抵光所论事，亦多过当，唯是称‘下户无不充役，今来一例纳钱。又钱非民所铸，皆出于官。上农之家所多有者，不过庄田、谷、帛、牛具、桑拓而已。谷贱已自伤农，宫中更以免役及诸色钱督之，则谷愈贱。’此二事最为论免役纳钱利害要切之言。”④同时，难免会出现封建官吏的种种舞弊行为。但是，由此把免役法说成是聚敛而加以全盘否定，其理由亦难以成立。

相比之下，苏轼对役法改革的看法还比较客观一些，他虽然也维护品官形势之家的既得利益，指责王安石“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与乡户均役；品官形势之家，与齐民并事”。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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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3。

② 《司马光奏议》卷34《乞罢免役钱依旧差役札子》。

③ 《司马光奏议》卷32《乞罢免役状》。

④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67。

⑤ 《苏轼文集》卷25《上神宗皇帝书》。

但是，对差役与免役的利弊还是有所认识的。他曾对司马光说：“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掊敛民财，十室九空，钱聚于上而下有钱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专力于农，而贪吏猾胥得缘为奸。此二害轻重，盖略相等，今以彼易此，民未必乐。……先帝本意，使民户率出钱，专力于农，虽有贪吏猾胥无所施其虐。坊场河渡，官自出卖，而以其钱雇募衙前，民不知有仓库纲运破家之祸，此万世之利也，决不可变。独有二弊：多取宽剩钱，以供他用实封；争买坊场河渡，以长不实之价。此乃王安石、吕惠卿之阴谋，非先帝之本意也。公若尽去二弊而不变其法，则民悦而事易成。”①其实，差役法何尝不是敛财之举；无非差役法是占有当役人户的劳动，而免役法是输钱免役，并且涉及到原先的免役户，因而带来许多不满。对此，元代马端临的评说不无道理，他说；"SE安石白上言，百姓卖屋纳役钱臣不能保其无此。然论事有权须考问从前差役卖屋陪填与今卖屋纳役钱孰多孰少?即于役法利害灼然可见。”②

且不说制度本身的优劣，就其所带来的弊病而言，免役法比之差役法要小得多。就连对新法颇有异议的苏轼，在役法改革上也倾向于以募役取代差役，不同意司马光元?年间废除募役复行差役的做法：“遂上疏极言衙前可雇不可差，先帝此法可守不可变之意，因乞罢详定役法。”并认为司马光“其意专欲变熙宁之法，不复校量利害，参用所长也。”③在募役一事上，苏轼与王安石也存在分歧，其“给田募役”依然残存劳役之痕迹。总之，雇役比差役合理，多收民钱亦是事实。所谓两害相权取其轻，从这个意义上讲，实行免役法也比差役法强。

事实上，免役法的实行具有多方面的作用。首先，差役法改成募役法使封建政府有了相对稳定的应役人员，这对于维护各级封建政府的正常运作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宋史》卷177《食货上五》就此事概括了苏轼的看法：“熙宁以前，散从、弓手、手力诸役人常苦逆送，自新法以来，官吏皆请雇钱，役人既便，官亦不至阙事。”其说法应该是有根据的。其次，免役输钱，包括免役钱、助役钱以及免役宽剩钱，使封建政府筹措到一大笔募役经费，它对于维持募役法的沿续同样是必不可少的。当然，这并不排除封建政府乘机聚敛钱财，如免役宽剩钱就有趁此敛钱之嫌。苏轼云：“先帝初行役法，取宽剩钱不得过二分，以备灾伤。而有司奉行过当，通计天下乃及十四五。然行之几十六七年，常积而不用，至三千余万贯石”。④宽剩免役钱征收过多与使用不当，的确是免役法实行过程中的一个遭人责难的弊病。再次，免役钱与助役钱的输纳，多少起到均平赋役的作用，有利于减轻原应役人户的赋役负担。马端临就说：“然役法之行，坊郭，品官之家尽会输钱，坊场、酒税之人尽归助役，故士大夫豪右不能无怨，而实则农民之利。”⑤其四，募役替代差役使农民的人身相对自由一些，这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对此王安石是有所认识的，他说：“举天下之役，人人用募，释天下之农归于畎亩。……故免役之法成，则农时不夺而民均矣。”⑥宋代商品经济发展，人身相对自由劳动者的存在，对发展商品经济也是很有帮助的。其五，增加了一部分财政收入。在王安石变法中免役法所带来的收入是最多的，虽说这难免加重赋役负担，但是比之青苗敛钱，免役法所带来的收入毕竟有一部分来自品官形势之家等所缴纳的助役钱，对农民的生产与生活影响相对小一些。值得一提的是，邓广铭先生在《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一书第四章论述免役法时说：“《续资治通鉴长编》的八、九两月(熙宁八年)的记载当中，在提到减免官户役钱的同时，又做出了‘所免虽多，各毋得过二十千’的限制。这条限制如真能得到贯彻执行，则大部分官户所减免的，必然不及一半之数甚或远远不及。”由于史料所限，邓先生并未下结论。但是，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品官形势之家所缴纳的助役钱为数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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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苏轼文集》卷27《辨试官职策问答??子二首》。

②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2《职役一》。

③ 《苏轼文集》卷27《辨试官职策问??子二首》。

④ 《苏轼文集》卷26《论给田募役状》。

⑤ 《文献通考》卷12《职役一》。

⑥ 《王临川文集》卷4l《上五事札子》。

免役法的积极意义还体现在，它顺应了社会经济发展与赋役制度变迁的历史要求，通过相应的制度创新，促进了经济发展与赋役制度的变革。从中国历史上赋役制度的发展与变化看，力役制度出现最早，而且在早期的赋役制度中占有主导地位。如夏商西周三代的贡助彻，助与彻实际上就是劳役地租。春秋末年鲁国实行初税亩，实物地租的出现与发展，使税收逐渐成为赋役制度的主体。此后，赋役合一，确切地说是力役这种带有人身强制的落后的劳役制度，通过转化为税费而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实现力役向赋税的最终合并。北宋的免役法就是继唐代租庸调允许以庸代役后，以输钱免役的形式推进赋役合一的又一制度变革。它对中国古代赋役制度演变与发展的积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三、余论：经济史研究的价值取向与王安石变法得失辨析

对王安石变法评价的分歧应该说与史学研究中的价值取向不无关系。本文认为，对王安石变法既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既要了解当时的社会状况，更应考察历史影响；既要进行封建剥削关系的分析，更须认识制度变迁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简言之，切不可因其有改革之名，而忘了实事求是；因其存在封建剥削关系，而忽视经济史研究的主题在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王安石变法就其目的而言是要富国强兵，改变宋仁宗以来所形成的积贫积弱的局面。王安石曾向宋神宗进言：“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臣以理财为方今急务，未暇理财而先举事，则事难济。”①认为变法图强要以理财为先。虽然，王安石接着说“论理财以农事为急”，但这并不意味着王安石的理财是倾向于富民为本。相反，其理财是以富国为重。因而，他把理财的重点放在开源增收而非节流省费抑或开源与节流并举上。

王安石认为，“国用不足，由未得善理财之人故也”。对于如何增加财政收入，他说：“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②中国封建社会增加财政收入的常用方法不外加赋、禁榷、官营工商业等。王安石则另辟蹊径，史载：“青苗法者，以常平耀本作青苗钱，散与人户，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敛。均输法者，以发运之职改为均输，假以钱货，凡上供之物，皆得徒贵就贱，用近易远，预知在京仓库所当办者，得以便宜蓄买。……免役之法，据家货高下，各令出钱雇人充役，下至单丁、女户，本无役者，亦一概输钱，谓之助役钱。市易之法，听人赊贷县官财货，以田宅或金帛为抵当，出息十分之二，过期不输，息外每月更加罚钱百分之二。……又有免行钱者，约京师百物诸行利人厚薄，皆令纳钱，与免行户祗应。”③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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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0。

② 《司马光奏议》卷24《迩英对问河北灾变》。

③ 《宋史》卷327《王安石传》。

多以政府直接经营的形式获取收入，而且获利丰厚。如青苗放贷取息，每年约得息钱300万贯。免役输钱据《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五之一七记载，熙宁九年仅免役，助役钱计l 041万余贯硕匹两，支用648万余贯硕匹两。收支相抵，余额达392万余贯硕匹两，而且不包括增取的免役宽剩钱。王安石曾对宋神宗说：“陛下以为税敛甚重，以臣所见，今税敛不为重，但兼并侵牟尔，此荀悦所谓‘公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暴酷于亡泰。”’①尽管王安石认为民之贫穷是豪民兼并所致，而非国家税敛甚重之故。但是，以儒家“节用爱人”，“敛从其簿”，“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的传统富民观来看，王安石的做法不免聚敛了。苏辙曾说：“自古为国，止于食租衣税，纵有不足，不过辅以茶盐酒税之征。未闻复用青苗放债取利，与民争锥刀之末，以富国强兵者也。”②这也就是司马光等人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主要原因以及所持的理由。

笔者认为，王安石的富国主张本无可厚非，但是，他的重开源轻节流的理财思想是有所欠缺的。毕竟，造成北宋财政困难的主要原因是三冗之患，亦即财政支出不当。在这种状况下无视冗费的大量存在与支出的不断膨胀，而寄希望于从民间多敛取钱财，只会进一步加重广大人民的经济负担，激化社会矛盾。并且导致经济衰落，财源枯竭。增加财政收入与富国强兵，最终也就成了一句空话。可见，开源节流尽管是老调，却是理财的不二法门。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可以对王安石的变法措施不加区别。如青苗法与免役法的实施，其主要目的都是为了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但是，两者在制度内涵、社会影响与历史作用上是完全不同的。

本文之所以否定青苗法，是因为王安石以青苗法取代常平法、惠民仓，实质上是以政府高利贷取代社会保障与社会救助制度。这虽然使朝廷获得一部分财政收入，然而，它使封建政府所承担的社会保障功能弱化，难以济困助贫。加之，以高利贷剥夺城乡富户的经济利益，亦不利于社会稳定与经济尤其是民间工商业的发展。无怪乎刘敛说：“介甫为政，不能使民家给人足，无称贷之患。而特开设称贷之法，以为有益于民，不亦可羞哉!”③的确，青苗法不但加重农民乃至富户的负担，影响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而且与国家的地位与职责并不相称。

至于以青苗法取息低于民间高利贷为由而肯定青苗法，也是不能成立的。众所周知，政府与兼并之家的地位与职责是不同的，即使是封建社会封建政府它也必须考虑社会的稳定，承担起诸如赈灾、济困与平抑粮价之类的义务。史称：“常平、义仓，汉、隋利民之良法。常平以平谷价，义仓以备凶实。周显德中，又置惠民仓，以杂配钱分数析粟?之，岁歉，减价出以惠民。宋兼存其法焉。”④常平法，惠民仓具有抑兼并济贫弱的作用，是中国古代社会封建政府实行社会保障与社会救助的主要手段。王安石弃常平法、惠民仓而行青苗法可以说是既背弃了政府所应承担的社会保障与社会救助职责；又把政府降格为一个带有垄断地位的高利贷者。高利资本身就是以牟取暴利为目的的，民间高利贷作为一种商业有它存在的经济基础。民间高利贷会带来许多社会问题，因而常常遭到政府的打击。王安石抑制兼并之家高利贷的想法并没有错，但是，以政府高利贷去取代民间高利贷只会助长民间高利贷，从而带来双重危害。陈舜俞说：“今朝廷以新法散常平为青苗，唯恐不尽，使仓库既空，饥馑荐至，则兼并之民，必乘此时有闲籴而贵粜者，未知州县将何法以制之?”⑤王岩叟亦说；“说者曰(散青苗)所以抑兼并。曾兼并未必能抑也，一日期限之逼，督责之严，则不免复哀求于富家大族，增息而取之。名为抑兼并，乃所以助兼并也。”⑥政府既然自己放高利贷，自然就难以抑制民间的高利贷活动。而且，诚如陈舜俞等人所说，民间高利贷反而会乘机牟取暴利，使贫苦农民雪上加霜。加之，抑配与督索流行，涉及面宽而危害性大，它只会加剧社会矛盾，无益于国计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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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3。

② 《栾城集》卷40《三乞罢青苗状》。

③ 刘??：《彭城集》卷27《与王介甫书》。

④ 《宋史》卷176《食货上四》。

⑤ 《全宋文》卷1534陈舜俞：《奏行青苗新法自劾奏状》。

⑥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76。

论者或以王安石在鄞县时成功推行青苗钱，说明青苗法本身并无不妥。清人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对青苗法的评价颇具代表性：“或曰青苗法善乎?曰未可以为不善也。然则可行乎?曰不必其可行也。善而不可行何哉?曰公青苗法之行，始见于官鄞县时。贷谷出息，俾新陈相易，而其民便之。其后熙宁当国，所以当然行之不疑者。其法犹是昔年为令之法也，其心则犹是昔年欲利其民之心也。岂其至是导君于利，并有利于一己之私哉!……使青苗法行，诚为有利而无害，则第取二分之息何不可也。然而有必不可行者，以一县小而天下大也。以天下之大行之，则必有抑配之患与积压之患。”王安石在鄞县试行青苗钱与王安石执政后在全国推行青苗法不可同日而语，两者在贷放目的、对象与措施上均有所区别的。前者着眼点是助贫，贷谷收息只是济困助贫的一种措施，贷放对象是农民，其目的不是放钱取息，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也没有采取抑配手段；后者是封建国家高利贷制度，贷放对象兼及工商，目的在于放钱取息，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且采取抑配手段，收取高息。切不可因其名同而误以为实也无异。

青苗法是挪用常平仓、惠民仓这些具有社会保障、社会救质与作用的钱谷作为高利贷本钱。在放贷取息的同时，又弱化乃至破坏了封建国家原本就薄弱的社会保障与社会救助制度及其功能，这势必影响社会稳定与贫苦农民的生活与生产。显然，青苗法本身的制度性缺陷及其所带来的弊病不是由实行范围大小的变化而引起的，也不是更换执法人员就能克服的。诚然，执法人员不忠于职守，官吏从中舞弊，会使矛盾加剧，这也是青苗法流弊丛生，遭人诟病的重要原因。但是，其弊端同样也是由制度缺陷所衍生的。因此，并不能由此反证青苗法本身没有问题。所以，青苗法这种封建政府高利贷不但制度本身不足取，而且会造成不良的社会后果。

青苗法篇3

关键词：青苗法借贷利率二分

青苗法是王安石变法中的一项重要立法。邓广铭先生在《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王安石》一书中认为，在王安石推行的诸种新法当中，“受到守旧派人物攻击最猛烈，进行攻击的人数最多，次数也最多的，莫过于青苗法了。”关于宋代青苗法的利弊功过，学术界至今有分歧，20世纪90年代前后还进行过针锋相对的争论①。不过，对于青苗法赊贷的法定利率为40％的问题，争论各方无大分歧。否定青苗法者认为不少地方的实际利率要高于40％，达60％甚至1倍，而肯定者认为高于40％属个别违法现象，40％是利率上限。

漆侠先生在1959年初版、此后多次再版的《王安石变法》一书中，明确提出青苗钱的利率为40％。他认为：青苗钱借贷一年进行两次，“一次在正月三十日以前，称作；‘夏料’，一次在五月三十日以前，称作‘秋料’。随夏秋二税缴纳贷款，即在五月、十月以前。”归还时“在原额外缴纳20％的利息”，因“一年两次贷款，故年利率实际上是40％。”漆先生的这一推论影响极大，青苗钱法定利率40％，几乎成为学术界没有异议的定见。本人认为：青苗钱的法定利率不是40％，而是20％。

青苗钱年利率40％，是韩琦首先提出的。现存熙宁二年(1060)九月颁布青苗法条文，未明载青苗钱的利率，只说“仍以见钱，依陕西青苗钱例，愿预借者给之，随税输纳斛斗，半为夏料，半为秋料。内有请本色或纳时价贵愿纳钱者，皆许从便。”②在青苗法颁布前，苏辙“自大名府推官上书召对”，曾参与青苗法的审核。他对王安石说“以钱贷民，使出息二分，本非为利。然出纳之际，吏缘为奸，虽有法不能禁。钱入民手，虽良民不免非理费用。及其纳钱，虽富民不免违限。如此则州县不胜烦矣。”苏辙明确反对青苗法，认为原来的常平仓法“见在而患不修，公诚举而行之，刘晏之功可立俟也。”王安石听了苏辙的话，曾“逾月不言青苗”③。苏辙言“出息二分”，而不言半年或一料出息二分，表明他理解上述青苗条例为年利率二分，或青苗条例明载年取息二分，而现存史料阙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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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对青苗法持否定观点的，主要有季平《论司马光反对青苗法》，载《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4期。顾全芳：《青苗法研究》，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5期；《青苗法与反对派》，载《山东社会科学》1990年第5期。持肯定观点的，主要有漆侠、郭东旭《关于王安石变法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载《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4期。李华瑞：《关于〈青苗法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对青苗法持折中观点的，有方志远《关于青苗法的推行及其社会效果》，载《南开大学学报》1988年第6期。另外，在众多研究王安石变法的论著中，不少涉及青苗法，此不赘述。

②《宋史》卷176《常平》，第4279页。《文献通考》卷21《市籴考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08页。

③《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之一七，熙宁二年九月四日，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4854页。

青苗法颁布不久，翰林学士司马光、范镇、右正方李常、孙觉、侍御史知杂事陈襄及判大名府韩琦、知青州欧阳等众臣均上疏反对。韩琦是前朝重臣，其奏疏影响最大。制置三司条例司对反对观点逐条进行分析，“使知法意”，对韩琦所言王广廉在河北“每借一千，令纳一千三百，则是官放息钱，与初诏抑兼并、济用乏之意，绝相违戾”①的言论，进行了专门批驳。制置三司条例司言：

言者谓：“元敕云：‘公家无所利其入’。今河北提举官乃令出息三分，失信於百姓。”本司今按：《周礼》泉府之官，乃云贷者取息有至二十而五，凡国家之财用取具焉。今常平新法，豫给青苗钱，但约熟时酌中物价。熟时物贵，即许量减市价纳钱。既言量减市价纳钱，即是未定合纳实数，故河北约束州县纳钱不得过三分。京西、陕西等路大抵不过二分而已，凡此，盖谓量着时价指挥未有约定实数，恐纳时倍贵，州县量减钱不多，致亏损百姓，即非法外擅为侵刻也。就诸路所约，唯河北最多，然云不过三分，即非定取三分之息。若物价低平，即有当纳本色，不收其息，或止取一二分息时。多少相补，比《周礼》贷民取息，立定分数，已不为多。近又令预给价钱，若遇物价极贵，亦不得过二分。既比《周礼》所取尤少，于元条欲广储蓄、量减时价指挥不相违戾，固无失信之理。②

王安石推崇《周礼》，其改革法规均从《周礼》找出理论依据。《周礼》官府赊贷年利率为10％以上，最高不超过25％，宋人一般认为《周礼》借贷利率为20％。制置三司条例司将青苗钱利率与《周礼》相比，指出青苗钱利率为二分。只有当此利率为年利率时，二者才有可比性，“比《周礼》所取尤少”才能成立。如二分是青苗钱半年利率，不可能进行这样的比较。

青苗法借贷的主要是钱，归还时随二税还纳，要将粮斛换算成钱，换算价的高低会影响利率。河北提举常平官王广廉令出息“不得过三分”，并不是把三分作为取息的标准，而是防止还纳时物价贵，借贷者如仍按借贷换算价缴纳本色粮斛，实际利率会提高，故设此上限以防止百姓亏损。青苗法规定，民户借贷钱贯，夏秋随税还纳粮斛，还纳时“取当年以前十年内逐色斛斗、一年丰熟时最低实直价例，立定预支，召人户情愿。”③其含义是：假如10年有3年丰年(其余年份为平年或欠年)，每年最低粮价为石850、800、750文，则取800文为率，此即为“熟时酌中物价”。百姓借贷一贯，按800文计，相当于借贷粮斛1．25石。利率二分，本息共1．5石，即还纳1．5石粮斛，或相当于1．5石粮斛即1200文现钱。如还款时粮价高于借贷时的换算价，石为千钱，则1．5石粮斛相当于1500文，远远高于借贷千钱本息1200文的标准。在这种情况，“许量减市价纳钱”，即将每石千钱的时价适当降低，作为钱粮换算的新标准。利率最高不得过三分，则可把换算价比市价降80文，为每石920文，所借千钱换算为1．11石，加上二分利息，则为1．30石，即缴纳1．3石粮斛，而不用缴纳1．5石。如还款时粮价低于换算价，则仍按换算价还纳钱谷。

青黄不接时粮价较高，借贷现钱不按当时市价折算利息，而按丰熟年份中价折算，既可防止官府的赊贷本钱流失，又使百姓不致过多亏损。例如：借贷时粮价石千钱，按粮斛计算，本息应为1．2石，收成时粮价低，如石800文，则1．2石仅为钱960文，有损于官，故官府以丰年中价将粮斛斗换算成钱，令民户以钱计算还纳，本息1．5石。青苗法还规定，“其愿请斛斗者，即以时价估作钱数支给，即不得亏损官本，却依见钱纽斛斗送纳。”④即借贷粮斛者依时价折算现钱，还贷时如归还粮斛，则依所借钱额折算，还本付息。可见，除了收成时市价低于借贷换算价(因换算价以丰年中价折算，故低于换算价的年份很少)，不论借贷的是钱还是粮，也不论还纳的是钱还是粮，以钱为本的换算方式可保证国家获取不低于20％的收益。

河北最高取息不得过三分的规定，很快得到纠正，不管缴纳时粮价有多高，均不再折算，借贷者只须按20％的利率缴纳现钱，还本付息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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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之一九，熙宁三年二月一日，第4855页。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111，韩琦：《上神宗乞罢青苗及诸路提举官》，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208页。

②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111，韩琦：《上神宗乞罢青苗及诸路提举官》，第1208页。参见《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之一九，熙宁三年二月一日，第4855页。

③《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之一七，熙宁二年九月四日，第4854页。

④《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之一七，熙宁二年九月四日，第4854页。

韩琦针对制置三司条例司的条析，上疏进行了再反驳。在此奏疏中，韩琦不再提河北利率三分的事，可见制置三司条例司的条析有道理，且已得到纠正。许多研究者至今仍以河北三分息之说为依据，认为青苗法年利率为60％的现象普遍存在，似乎缺少韩琦正面事实、修正观点的勇气。韩琦说：

今放青苗钱，凡春贷十千，半年之内，便令纳利二千，秋再放十千，至岁终又令纳利二千，则是贷万钱者，不问远近之地，岁令出息四千也。周礼至远之地，止出息二千，今青苗取息，尚过周礼一倍，则制置司言“比周礼取息已不为多”，亦是欺罔圣德。①

仁宗嘉祜五年(1060)以前，陕西转运使李参曾在陕西实施青苗法，方法是：“令自隐度谷麦之入，预贷以官钱，谷麦熟则偿，谓之青苗钱。”②熙宁二年河北转运司勾当公事王广廉在河北试行陕西青苗法，“春散秋敛以便民，无抑配。”③可见，青苗法最初是春散秋敛，一年实施一次，收二分息，即年息20％。青苗钱主要来自各地的常平钱谷，而常平钱谷是赈灾的专项资金，存放于各地州县。实施青苗法后，常平钱谷如在春中全部发放，万一遇到灾荒，本地将无力赈救，故青苗条法颁布时改为一年分二批发放，使地方政府始终掌握部分常平钱谷，以备不时之需。“条例司言：‘青苗钱以半为夏料，半为秋料，使仓储不空，以备非常。然今诸路农时早晚、夏秋所获多少及民问所须缓急，所在不同，恐不可为一定之法。欲令有司因民缓急，量人为出，各随其时，不拘以数。’诏诸路转运、开封府界提点、提举常平仓司，约定岁散青苗钱可以实散若干数目闻奏。”④在实施青苗法之初，青苗钱定为正月和五月各发放一半，但不久即改为每次发放“不拘以数”，根据民间需要及还贷能力放贷。中国黄河、长江流域农作，多以夏收为“小季”，秋收为“大季”，农作物大部分在秋季收获，故大部分民户在春季青黄不接时借贷，秋后归还，是符合农户赊贷需要和青苗法条例的。

熙宁七年，负责制定青苗法条例的吕惠卿说：“‘常平钱谷，并于民阙乏时月作一料给散，陆田多处以二月、水田多处以三月为限。随秋税起催，限年终纳足，人十二月不纳者，依欠税法。如蚕麦丰熟，许随夏税催纳，毋得过半。限满不足者，勿给后料。其依条倚阁者，不在此限。’从之。”⑤可见，青苗钱谷多为一年发放一次，秋后还纳，且可延至十二月，故二分之息为年利率，当无疑义。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青苗钱“取息二分”的史料有数百条，唯有韩琦此条明指半年取利二分，年利率40％，其它史料均只说取息二分，却没一条说是半年或每料二分。宋代大臣奏疏陈述一件重要的事，常常多次上疏，重复陈述，而韩琦此后再无年息四分的言论。本人认为，韩琦此说不符合青苗条例，所以无人沿袭他的说法。青苗法所言“半为夏料，半为秋料”，是把一次借贷分两批发放，“取息二分”与一次借贷相对应，是年利率。韩琦把分两批发放的一次性借贷当作二次借贷，对青苗法理解有误。他很快就认识到这一点，此后不再重复此说。

韩琦所说青苗法利率40％的史料既为孤证，难以为凭，而主张青苗利率为40％的研究者引用的其它史料，同样不支持韩琦的论断。现对相关史料摭其要者略作分析。

一、《宋史纪事本末》卷37《王安石变法》载：“京东转运使王广康渊言：‘春事既兴，而民苦乏，兼并之家得以乘急要利。乞留本道钱帛五十万，贷之贫民，岁可获息二十五万。’从之”。

此史料被用作青苗钱利率高于40％的证据。实际上，此条史料说的是和买紬绢，与青苗钱利率毫不相干。“熙宁三年，御史程颢言：‘京东转运司和买紬绢增数抑配，率千钱课绢一疋。其后，和买并税绢，疋皆输钱千五百。’”《宋史》称王广渊“假和买绢之名，配以钱而取其五分之息。”⑥和买绢取息五分，是将本应缴纳一匹绢的价值折算成1500文钱所致，并不是规定年息50％，“五分之息”反映的是“折变”之弊，而非青苗钱利率。《宋史纪事本末》将此条系于青苗法中，是该书作者陈邦瞻将王广渊与王广廉混淆，把发生在熙宁三年的王广渊和买紬绢事系于颁布青苗法的熙宁二年，且言“其事与青苗法合，安石始以为可用，召广渊至京师。”实际上，“与安石意合”且被召至京师的是河北转运司勾当公事王广廉，故此条史料不能说明青苗法的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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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之二六，熙宁三年三月四日，第4859页。

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4，嘉祐五年四月庚午，中华书局1985年点校本，第4204页。

③《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之一七，熙宁二年九月四日，第4854页。

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0，熙宁三年四月乙酉，中华书局1985年点校本，第5114页。

⑤《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5，熙宁七年八月壬午，中华书局1985年点校本，第6238页。

⑥《宋史》卷175《食贷上四·布帛》，第4233页。

二、左司谏王严叟反对青苗法很坚决，他说：

又说者曰二分之息甚轻耳，曾不知官缗不可坐而得也。凡当请时，保长之籍姓名也，甲头之团甲也，书手之点等第也，其城郭之往来也，其门户之经由也，其主库者之出纳也，皆人情之所不能尽禁者也。钞引也，头子钱也，公而不可无者也，通而会之，不知几分息也。复自起催，则吏在门矣。数数饮食之、赂遗之，而苟以免追呼，积日累久，又不知几分之息也。又有违期而必至于追呼者，追呼既至而必鞭挞者，鞭挞既已而必荷校者，要其所耗，又不知几分之息也。①

在此奏疏中，王严叟把青苗法称为“出息二分之法”。如果二分为半年利率，不可能进行如此概括，且不应说此利率“甚轻”。宋代关于青苗利率二分的史料极多，按习惯，如不特意说明，取息二分是年利率，而非半年或一料利率。王严叟在批驳“二分之息甚轻”的观点时，闭口不言二分息是半年息，是因为将“二分之法”看作年息，不会产生异议，不须特别说明。青苗钱名为二分息，实际因应付官吏催纳等额外开支，要远远高于二分。他否定青苗法，不是因为取息二分重，而是官府经营赊贷存在其他种种弊端。可见，王严叟并不否定取息二分是低利率。

三、熙宁九年，判应天府张方平“举应天府为例”，论民户税赋纳钱之弊：“今乃岁纳役钱七万五千，散青苗钱八万三千六百余贯，计息钱一万六千六百有零贯。此乃岁输实钱九万二千余贯。每年两限，家至户到，科校督迫，无有巳时。”②

免役钱和青苗息钱分夏秋两次催纳，其中青苗钱一年发放8．36万贯，息钱1．66万贯，利率恰为二分。顾全芳在引用此段文字后说：“一年一次发放青苗钱，当年还本付息，而利率，则是百分之四十即二分之息。”上述史料明载青苗息钱是应天府一年收入，不知顾全芳先生缘何将二分之息当作半年收入，而将年利率定为40％。

四、司马光论青苗法之弊的奏疏很多，其中一段多被研究者引用，而对青苗法持肯定观点的则多回避此段史料。熙宁四年正月司马光云：

准提举陕西常平广惠仓司牒云云，右谨具如前。本司勘会朝廷元散青苗钱指挥，取利不得过二分。今来提举常平广惠仓司乃依见今饥馑之岁在市贵价，将本仓陈次斛斗纽作见钱，支散与人，又豫定将来粟麦之价，粟每斗二十五文足，小麦每斗四十文足。本司看详，向去夏秋，五谷有丰有俭，其谷麦之价固难豫定。今将陈色白米每斗纽作见钱七十五文，若折计作小麦价钱支俵，每斗四十文，共折计得小麦一斗八升七合半。则是贫民于正二月间请得陈色白米一石，却将来纳着新好小麦一石八斗七升五合。若折计作粟钱支俵，每斗二十五文足计支，则一斗白米价钱七十五文足，共折得粟三斗。则是贫民阙乏之时，只请得陈色白米一石，却将来共纳着新粟三石．若只送纳见钱，即又须贱粜斛斗，以偿官中本利，使贫下之民寒耕热耘，竭尽心力，所收斛斗于正税之外，更以巧法取之至尽。不问岁丰岁俭，常受饥寒，显见所散青苗钱大为民害。③

首先，司马光肯定了青苗钱法定利率“不得过二分”。借贷者只需按二分息还纳一次，而非按四分息归还二次。如归还两次，应为夏纳“新好小麦一石八斗七升五合”，至秋再纳“新粟三石”。司马光明言或纳小麦，或纳新粟，则青苗法“不得过二分”为年利率可知。其次，常平仓粮斛多为陈粮，正二月间年尚无新粮上市，常平仓支散“陈色白米”，令将来还纳新粮，当属正常，贷陈纳新并非苛政。第三，在出产稻米很少的陕西，又逢“饥馑之岁”，把陈次白米价定为每斗七十五文，并未把米价高估。夏秋丰熟时新麦新粟价远远低于正二月的陈次白米，是符合实际的。按中国北方习惯，与麦价基本对等的是谷价而非米价，如出米率按65％计算，一石白米相当于1．54石谷，加上20％的利息，秋后应还纳1．85石谷，因此，“正二月间请得陈色白米一石，却将来纳着新好小麦一石八斗七升五合”，也非苛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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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76，元祜元年四月乙卯，中华书局l992年点校本，第9132页。

②张方平：《乐全集》卷26《论率钱募役事》。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77，熙宁九年九月辛巳，中华书局1986年点校本，第6789页。

③司马光：《司马光奏议》卷29《奏为乞不将米折青苗钱状》，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18页。

不合理之处有二：其一，陕西出产稻米极少，而常平仓赊贷白米，令民户有折纳之弊。我认为，熙宁三年，陕西长安、同、华等八州郡“秋旱特甚”，出现了大批流民，政府早在熙宁三年八月就“令出常平仓粟，减价以利贫民”①，至熙宁四年正月发放青苗钱时，常平仓麦粟已粜卖磬尽，故赊贷的白米多非本地所产，其来源应为过去从市场籴买，或从其他州郡调配。常平仓存储和放贷的多是本地所产粮斛，但因麦不便储存，所以秋成丰熟、粮价低贱时稻米是常平仓和籴的首选。陕西受灾州郡赊贷价高的白米，令还纳麦粟，当属特例。其二，按青苗法，借贷钱谷按丰中价换算，故所定麦粟价较低。司马光正月上疏，夏秋丰欠难料，用此低价折纳，有可能加重民户利率负担。不过，青苗法又规定可还纳现钱，白米石七十五文，加上二分利息，借贷一石，秋后还纳90文现钱也可。如麦粟价高，借贷者可卖麦粟还钱，则可减少利率负担。司马光既反对提举常平司定出的换算价，又说“若只送纳见钱，即又须贱粜斛斗，以偿官中本利”。既然夏秋“谷麦之价固难豫定”，何言“须贱粜斛斗”?如果麦粟价贱，必是丰熟，借贷者加倍还纳所贷白米，按所借米价折算，当仍在20％利率之内。如粮价高，则可卖粮还钱。或欠收五分以上，尚有倚阁之制，延至来年夏秋还纳本息。司马光一直对青苗法持彻底否定态度，认为不应放代取息，有把青苗法弊端夸大之嫌。

反对青苗法者认为，青苗法在民户税赋已重的情况下，又增加一重税赋，“则人户不易”。王安石反驳说：农民在“缺乏之时，不免私家取债，出息常至一倍，此所以贫者愈困也。今贷与常平本钱，迺济其艰急。又止令约熟时中价，纳斛斗时物价贵，然后令纳见钱。比元本不得过二分，即是免于兼并之家举一倍之息，民户有何不易?”②宋人常常把青苗法二分息与民间借贷一倍之息对比，既然一倍之息是年利率，则与之相对应的二分息也是年利率，是不言而喻的。

如果认为王安石的言论不足以让人信服，那么，众多反对青苗法臣僚的言论，也一致认为青苗法法定利率为二分。如：

熙宁三年五月，知青州欧阳修上疏说：“田野之民蠢然，固不知《周官》泉府为何物，但见官中放债，每钱一百文要二十文利尔。是以申告虽烦，而莫能论也。臣以谓等是取利，不许取三分，而许取二分，此孟子所谓以五十步笑百步者。以臣愚见，必欲使天下晓然知取利非朝廷本意，则乞除去二分之息，但令只纳元数本钱，如此，始是不取利矣。”③元祐元年八月，苏轼反对恢复青苗法时说：“今者已行常平粜籴之法，惠民之外，官亦稍利，如此足矣，何用二分之息，以贾无穷之怨?”④司马光说：“自今后，其常平仓钱谷只令州县依旧法趁时籴粜，其青苗钱更不支依，所有旧欠二分之息，尽皆除放。”⑤南宋初杨时说：“青苗取息虽不多，然岁散万缗，则夺民二千缗入官。”⑥王梧比较朱熹在乾道四年(1168)创立的社仓与王安石青苗法的区别时说：“若夫二分之法与青苗异者，葢荆舒托济人之名，罔其利以供上之用，朱先生因济人之实，储其利以复为民水旱之防，心之所发，惠之所及，何啻霄壤。”⑦社仓春贷秋敛，与青苗法皆是“二分之法”即年利率二分。王栢认为青苗法取利以“供上之用”，社仓则取利以济民之困，这使二者有天壤之别。类似史料尚有许多，不再枚举。可见，从青苗法推行直至南宋，除韩琦说过一次利率四分外，青苗钱利率二分，乃是宋人的共识。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4，熙宁三年八月丙寅，中华书局1986年点校本，第5602页。

②《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之二三，熙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第4856页。

③《欧阳修全集》卷114《言青苗钱第一札子》，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731页。

④《苏轼文集》卷27《乞不给青苗钱斛状》，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785页。

⑤《司马光奏议》卷39《乞罢散青苗钱白札子》，第430页。

⑥杨时：《龟山先生语录》卷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⑦王栢：《鲁斋集》卷7《社仓利害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季平先生说：“近世各国，农业金融贷款，一般年利仅为一分左右。”“青苗法实行年利四分，当然是古今政府贷款与民的高额利率。”不管肯定青苗法论者如何为青苗法辩解，也不论青苗法40％的年利率如何低于私人借贷的“倍称之息”，如果政府贷款利率确为40％，属高额利率是不可否认的。对大部分农户而言，这样的利率即使当代农户也难以承受。熙宁五年，王安石推行易市法，将钱贯赊贷给城市工商户作为商业营运的本钱，尚规定“若半年纳，出息一分，一年纳即出息二分”①，而贷款给农民却收四分息，这在以重农为基础的中国古代社会里，是不可思议的。同时，市易法规定，市易钱如有剩余，可赊贷给乡村。青苗法规定，青苗钱有剩余，可赊贷给城郭。同是政府贷款，如果市易钱利率二分，青苗钱四分，人们自然都借贷市易钱，青苗法就无法推行了，宋代臣僚必定会因此议论纷纷。但自市易法推行后，反对青苗法、市易法者的言论、奏疏连篇累牍，竞无一人将青苗钱利率与市易钱利率比较，这也是不可思议的。合理的解释是：二者利率相同，均为二分，故无进行比较的意义。

青苗钱利率是评价青苗法的重要依据。肯定与否定青苗法的当代研究者围绕40％的法定利率是高还是低、实际利率是高于40％还是低于40％打了多年笔墨官司，却始终在为一个并不存在的历史事实争论。本文不涉及青苗法的评价问题，愿此文能使有关问题的争鸣建立在更加科学、严谨的学术研究基础之上。

青苗法篇4

青海地区地处高寒地带，地广人稀，相比湿润温暖的华北华南地区，这里土地较贫瘠，自然环境比较恶劣。因此植树造林在青海就具有环境保护，防风固沙以及提高经济效益的多重意义。一方面，可以巩固水土环境，防治水土流失，一方面对于地处东部的省份，也是一种防风保护，最后合理的种植树木，还能够给农户带来经济收益。因此，近年来青海地区退耕还林工作大力开展，配合国家退耕还林的补贴和政策号召，青海农业部门也积极的引进抗旱经济树种，促进农户可持续发展。

1 青海地区的抗旱树种

之所以引进抗旱品种，是因为整个青海地区，缺水是普遍现象。因此抗旱品种首先能够成活成才，第二抗旱品种较少的需要灌溉，也能减少种植农户的劳作负担。另一个原因，青海很多地区除了干旱，还存在贫瘠、盐碱化的问题。这就对抗旱树种提出进一步的要求，即要有较好的抗逆性和适应性。

通过青海农业部门今年来的树种的繁育、抗旱生理研究和区域造林试验，已经形成明显的集成创新。重点选育出霸王、沙木蓼、小果白刺、北方枸杞、银水牛果、白柠条、匙叶小檗7个适宜树种和唐古特白刺、鲜黄小檗、甘蒙锦鸡儿、蒙古沙冬青、高山绣线菊等5个辅助树种，极大地丰富了青海省旱区的造林树种。其中小果白刺、银水牛果、北方枸杞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能够成为青海的特色产业。

2 青海地区抗旱造林技术分析

2.1 运用营养袋法等造林技术

这是青海省农业部门的最新研究。实验表明，使用营养袋，在青海地区的低位浅山干旱阳坡、干旱陡坡、重盐碱化荒坡进行造林，成活率能达到85%以上。比如2011年青海省农林部门进行试验造林面积1012亩，其主要树种造林成活率达84.8%-94.5%，保存率达76.6%-85.3%；应用抗旱生理研究配合树种适宜性选择，保证了适宜树种选择的准确性和科学性，缩短了旱生造林树种选择的研究周期。营养袋的方法造价较低，而且操作方便。

2.2 容器育苗

对于在土地贫瘠地区种植经济林木，也可以这种方式，提高成活率，让树苗在干旱的环境下存活下来，同时提高树苗各项生长指数。

容器育苗有诸多好处。第一，容器育苗后，一年四季都可以进行栽植，可以对已经中号树苗的地块随时进行查漏补缺。第二，种子利用率高，每亩地播种的种子量减少，也就降低了成本；第三，容器育苗因为集中提供营养，还能够缩短育苗的时间，也就缩短了农户见到经济效益的时间，第四点便于对育苗进行精细的管理，从而培育出茁壮的，更加抗旱抗贫瘠的树苗来；第五是可以提高栽植成活率：容器栽植是全根全苗，根部不受损伤，可大大提高栽植成活率；第六是有利于提前发挥效益：容器育苗所用营养土肥力高，有利于苗木生长。

因此对于青海地区的小果白刺、银水牛果、北方枸杞几种经济作物，本文推荐使用容器育苗，让壮苗为日后大田管理奠定基础，既可以抵御日后大田中的干旱，也能提高产量，还能缩短生产周期，从而增加经济效益。

2.3 ABT生根粉

ABT3号适用于播种育苗、植苗造林和飞机播种造林。用于播种育苗，不仅提早生长、苗全，而且有效地促进难发芽种子的萌发；用于植苗造林，可使受伤的苗木根系迅速恢复，长出新根；用机播种造林能显著促进种子发芽，减轻不良环境对种子的危害。

在干旱和贫瘠条件下，树苗的根系萎缩，从而不能给树干和树冠供给养分，死苗就会出现。生根粉的作用是促进根系生长，让植物源源不断的获得养分供给，因此对于抗旱具有实用作用。

在飞机播种树苗时，很多种子会落到贫瘠的地方，那么生根粉就非常有必要。而对于一些具有经济价值的树苗来说，需要农户人工使用生根粉，来保证根系发育，提高植株抗逆性，保证成活率如苹果、山楂、柑桔、银杏、龙眼、荔枝、葡萄、石榴、黑加仑、松柏、泡桐、刺槐以及一些名贵花卉等，每克可处理插条3000-6000株以上。ABT3号用于苗木移栽，用它处理苗木根系，能的高苗木移栽成活率，促进根系发育，加速幼苗生长，增强抗逆能力。每克可处理苗木3000-6000株。

2.4 保水剂

保水剂，就好像是一个强力储存但是缓慢释放的水库。保水剂首先将环境中的水吸收储存，吸收之后，缓慢的排放。这就大大提高了水分利用率，降低了水分挥费。因此，将保水剂与防治病虫害的农药、肥料，一起驶入苗木的根部，就等于给幼苗一个养分银行，定期取出使用。

良好的新型保水剂使用寿命非常长，通常超过5年，长达7年。因此在苗期使用保水剂，可以保证树苗顺利度过苗期，以及茁壮成长。保水剂的使用，同时改善土壤通风、增加土壤活性、减少土壤板结。

2.5 地膜覆盖

地膜覆盖是单个农户比较容易掌握的抗旱方法。地膜覆盖方法既能使用于苗期也能适用于大田管理中。在大田管理中使用的方法是，在苗木定植浇水后，以树干为中心，修成1米见方，中间低，四周高的漏斗式树盘，然后将1.2米左右的地膜中间掏一个直径约10cm的进水透气孔，套过苗干，平铺到树盘上，膜面要拉紧平展，四周压土盖严。地膜覆盖的另一个作用是，能够提高表层土壤的温度和湿度，从而促进土壤微生物活跃，改善土壤活力。

因此，地膜覆盖的林地，幼苗生长快且根系发达，能提高自身抗逆性能。地膜覆盖方法，对于经济林地尤其有意义。虽然覆盖地膜会增加一定的劳动量，但是地膜覆盖后，因为有地膜覆盖，还不需要中耕除草，即降低了劳动负担，也避免了野草争抢肥料。

但是地膜覆盖会形成大量的塑料污染，这也是伴随着地膜技术推广之后的新的环境问题。因此农户需要及时清理废旧地膜，不能将地膜残渣遗漏在地块内。因为地膜难以降解，如果长期混合在地块内，会破坏地块生态平衡。

2.6 浸泡造林

应对干旱的另外一个直接、简易且成本较低的办法是对树苗进行浸泡，特别是浸泡之后，再裹上泥浆，那么更容易保持苗木本身的湿润和活力，能够让苗木在移栽后，成活率提高。浸泡造林就是造林前先将苗木用清水浸泡24小时以上再进行栽植据试验，经过浸泡、蘸浆处理的苗木造林成活率可达100%。这项技术主要适用于裸根苗造林，而不适用于容器育苗。

参考文献

青苗法篇5

关键词：黄瓜；嫁接；砧木；筛选试验

中图分类号：S64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3547（2014）04-0016-03

黄瓜营养丰富，口感清脆，深受广大市民的喜爱。黄瓜作为桂林市主要蔬菜，种植面积和品种也稳中有升。近年来，由于复种指数增加，导致黄瓜枯萎病发生严重。黄瓜枯萎病是一种严重的土传病害，种植户常常因此蒙受巨大损失，甚至绝收。嫁接栽培不仅能增强黄瓜的抗性，也使黄瓜产量大大提高，因此黄瓜嫁接栽培技术已经成为黄瓜生产的重要技术措施，但目前在我市黄瓜生产中应用较少，并且缺乏适宜夏季使用的砧木品种[1～4]。本试验引进4个黄瓜砧木品种，通过对嫁接成活率、生长势、抗病性及产量对比，以期筛选出适宜桂林市夏季嫁接栽培的砧木品种，为种植户砧木选择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①接穗品种 丰田全能，武汉武昌神牛种苗商行提供。

②砧木品种 甬砧2号，宁波市农科院蔬菜研究所提供；日本青秀，山东省寿光市绿丰种子有限公司提供；铁力砧，山东省昌邑市砧木研究所提供；亮丽王，青岛海诺瑞特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提供。

1.2 试验方法

①试验设计 试验共5个处理，其中砧木品种4个，以丰田全能自根苗为对照。试验采用3次重复，随机区组排列。

②嫁接方法 砧木播种期为2013年6月21日，接穗播种期为2013年6月24日，6月26日采用插接法嫁接。

③调查项目 试验期间考查各品种的嫁接成活率、特征特性、抗病性，并统计产量。

2 结果与分析

2.1 砧木种子发芽情况及各处理嫁接成活率

由表1可知，各砧木品种的发芽数最多的是甬砧2号，180粒种子中有173颗发芽，其次是日本青秀和铁力砧，发芽数均为139颗，亮丽王发芽数较少，发芽较慢。出苗数最多的是日本青秀，出苗数为179株，仅一株没出苗，甬砧2号出苗数为174株，铁力砧和亮丽王出苗数也达到160株以上。可嫁接苗数和嫁接成活率较高的是甬砧2号和日本青秀，铁力砧的可嫁接苗数较少，但嫁接成活率较高，亮丽王的可嫁接数较高，但成活率相对较低。

2.2 嫁接成活后各处理苗期生长势分析

从定植前各处理的生长势看（表1），铁力砧无论从株高、茎粗，还是砧木子叶宽上，均显著高于其余3个砧木品种，但嫁接之后接穗的真叶宽却显著低于其余3个品种，说明铁力砧嫁接黄瓜苗期共生亲和性相对较低。综合来看，甬砧2号和日本青秀处理无论是从砧木长势还是接穗长势来看，均优于亮丽王。亮丽王嫁接前后长势均较弱。

2.3 植物学性状与抗病性分析

从各处理的植物学性状上看（表2），茎粗最粗的是日本清秀，其余3个处理与自根苗相比没有显著差异。叶长最长的为日本青秀，为20.9 cm，显著高于铁力砧和亮丽王，甬砧2号和自根苗叶长也达到20 cm以上。各处理的叶宽23.9～26.3 cm，处理间没有显著差异。叶片数最多的是日本青秀，显著高于自根苗，其余3个品种与自根苗没有显著差异。坐果节位铁力砧较高，日本青秀最低。各嫁接处理均无枯萎病发生，自根苗枯萎病发病率达40%。

2.4 果实性状调查

从果实性状看（表3），甬砧2号瓜长显著低于自根苗，其余3个处理与自根苗没有显著差异。自根苗的瓜横径则显著低于4个嫁接处理。各处理的果实可溶性固形物含量在2.3%～2.9%，没有显著差异。瓜形最好的是自根苗，亮丽王和日本青秀也相对较好，甬砧2号和铁力砧嫁接处理瓜形相对较粗，底部较大。果底经络铁力砧最明显，甬砧2号也较明显，其余3个处理相对较好。口感最好的是日本青秀，其次是自根苗丰田全能。

2.5 产量分析

由表4可知，日本青秀单果质量最大，为560.3 g，甬砧2号、铁力砧、亮丽王单果质量也都在500 g以上，显著高于自根苗丰田全能的441 g。结瓜数最多的是日本青秀，结瓜数达8.0个/株，亮丽王和铁力砧的结瓜数分别为7.1和6.9个/株，甬砧2号和自根苗结瓜数相对较少。从产量上看，参试的4个砧木品种，与自根苗相比，嫁接后都有明显的增产效果，达显著水平，并且4个砧木品种中，日本青秀品种的产量又显著高于其余3个砧木品种。

3 结论与讨论

①不同砧木与黄瓜接穗嫁接亲和性不同，参试的4个砧木品种中，嫁接成活率均在90%以上，其中日本青秀嫁接成活率达到100%，甬砧2号和铁力砧成活率为99%，亮丽王也达到了93%，说明4个砧木品种与黄瓜接穗嫁接亲和性较好，适合嫁接。成活后至定植前长势最好的是日本青秀和甬砧2号；说明日本青秀和甬砧2号嫁接后的共生亲和性较好；铁力砧砧木长势较强，接穗长势相对较弱；亮丽王嫁接前后长势均较弱。

②定植后，日本青秀无论从茎粗、叶长、叶宽表现均优于自根苗，果实性状及口感风味也相对较好。

③枯萎病是黄瓜生产的主要病害之一，连茬生产时发生严重，而采用抗枯萎病砧木进行嫁接栽培是克服连茬障碍最有效的方法[5]。本试验4个砧木嫁接苗在田间均没有枯萎病发生，而自根苗枯萎病发生率达40%，说明各砧木抗枯萎病能力均较强。

④与自根苗相比，各嫁接处理均有明显的增产效果，其中日本青秀产量增加最多，增产率达59%。亮丽王、铁力砧、甬砧2号分别比自根苗增产30%、28%和24%。

⑤本研究结果表明，日本青秀嫁接黄瓜亲和性好，植株生长势强，果实性状好，产量最高，综合表现最佳，可作为桂林市夏季黄瓜嫁接栽培砧木进行推广。

参考文献

[1] 王铁臣，李红岭，孙奂明，等.春大棚黄瓜不同嫁接砧木筛选试验[J].蔬菜，2009（7）：29-31.

[2] 王继涛.南瓜、黑籽南瓜与黄瓜的嫁接试验[J].吉林蔬菜，1999（2）：11-12.

[3] 于贤昌，邢禹贤，马红.黄瓜嫁接苗抗冷特性研究[J].园艺学报，1997，24（4）：348-352.

青苗法篇6

【关键词】苗族 游方 内容 音乐特点

一、苗族概况

苗族是我国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之一。贵州省的苗族人口最多，有4299954人，占全国苗族人口将近一半(48.1%)。苗族的历史十分悠远，多数研究者认为，以蚩尤为首的“九黎”部落联盟是可考的苗族最早的文化源头，也有学者认为苗族族源只能上溯到三苗。

苗族自古能歌善舞，苗乡素有“诗海歌洋”之称。这里有丰富多彩的民族节日和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为苗族音乐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苗族的隆重节日，有苗年、吃新节、芦笙节、姊妹节、四月八、六月六、牯脏节等等。任何节日苗族青年男女都积极参与，因为节日不仅仅是祭祀祖先、联系生产，这种节日聚会也为他们提供了对歌的好机会、大舞台。节日时，人们几乎都可看到苗族青年男女成双结队唱情歌、谈情说爱的情景。苗族自古就有“歌场定终身”的习俗，即青年男女以歌言情，以歌择偶。《夜郎史传》的《夜郎君法规》第九条规定：“四方的民众，所有的臣民，男女婚姻事，不准硬逼，男女相慕爱，歌唱定终身。”在苗族，许多村寨都辟有专供青年对唱情歌的场地，即游方场，游方歌是苗族情歌的专称。

二、游方

由于贵州苗族多聚族而居，同寨同姓，苗族有同姓同宗不婚的习俗，严禁在寨内求偶。因此未婚男青年，唱着游方歌，到邻寨或更远的地方寻偶，也就是俗称的“游方”，苗语的游即串，方即通婚的寨子。游方活动多在节日或农闲时进行，地点多在专为青年男女交际而设的“游方坪”（位于寨子附近的空地，有的设在山坡，又叫“游方坡”）。由于各地文化习惯的差异，产生各种不同的称谓和方式，湘西和贵州松桃一带叫“野外情歌”，黔中南一带叫“坐花坡”，贵州榕江、从江和广西大苗山一带叫“坐姑娘”，贵州西北部地区叫“走月亮”，还有的地方叫“情歌”或“玩表”与“采花”。

历史上有关于苗族游方的记载，如《苗俗纪文》：“男子壮而无室者，”“悉登山四望，吹树叶作呦呦声，未字之女群从之。”《永绥厅志·苗恫篇》记载:苗族男女青年谈恋爱时，“男女邀约于野，以歌传意，父兄知而不禁”。《黄平州志》上曾有这样的记载：……吹笙间以山歌，木叶两相色引于深沟密菁，促膝私语，谓之“摇阿妹”，又谓“摇马郎”。“揺阿妹”、“揺马郎”即游方。

三、游方歌的内容

游方以对歌贯穿始终，一对青年男女从认识到结合，一般要经过集体对唱和单独接触的两个阶段。从素不相识到相互熟悉，渐至情深，都是通过对歌形成的。这种歌的顺序一般为见面歌、青春歌、赞美歌、求爱歌、相爱歌、分别歌。后生们先唱《邀妹歌》；应邀前来的姑娘们则以询问后生的来意、住址、姓名起头，回唱《见面歌》；然后是男赞女谦的《赞美歌》；接下来双方便开始唱《初相会》、《热恋歌》等，进入实质性的情歌对唱。对歌经常是通宵达旦，直到“阵阵鸡叫催别离”才依依惜别。

1.初会歌：包括问答歌、见面歌、约会歌等。这是青年男女初次相会时所唱的歌。由于歌唱者双方都还陌生，歌词一般比较委婉，饶有风趣，显出了那种曲折、羞怯的思想感情。

2.赞美歌：是青年男女双方在品貌和性格方面产生好感而互相赞美的歌。如赞美对方长得美丽或英俊，唱歌唱得好，聪明灵巧等。如《你的歌声映进我心窝》、《你的衣服映在我眼里》。

3.求爱歌：男女双方在互相爱慕，心心相印，即将成对时唱的的歌。如《两人唱到月亮落》。

4.盟誓歌：到双方情谊更深的时候，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心中深情，难以言表，于是就要唱盟誓歌，以表心迹。如《两心相结，万年不离》。

5.送别歌：送别歌是歌唱男女聚会又分离时依依不舍之情的歌。这类歌情深意切，柔肠百转，催人泪下。如《清清的河水流走了》、《你的情意留在我心里》。

四、游方歌的音乐特点

1.曲式结构

游方歌中，比较简单的是一段体曲式，即一句乐曲作无限反复，只在结束时才加上一至二小节用衬词唱的尾声收尾的曲式。如下例《晚上想的多》：

2.曲调特点

游方歌的曲调低回婉转，深情动人，其音乐风格与本地区的飞歌有密切联系。尤其唱法上独具特点。在多数地区男女都用假声的细声唱法。演唱时音量由弱到强，歌词语调、声腔因以感情的需要会发生的一些变化，从而引起音律的浮动以及细微的装饰、连续的下滑音等等，形成了游方歌的特有的风格。

3.织体结构

游方歌，大部分都是单声部的男女对唱形式，近年来在黔西北的纳雍、大方、黔西、织金，黔西南的普定和黔东南的台江都发现有多声重唱形式。这种多声形式一般有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由男声或女声演唱的单声部分，即引子；第二部分是男女重唱部分，一般是由男女声起声不同步、自由模仿或是节奏对比而形成的，它的特点是衬腔式的多声形态。如下例：

参考文献：

[1]李惟白.苗族音乐[M].贵阳：人民音乐出版社，1997.

青苗法篇7

论文关键词：青杨,号,黑膜扦插,评价

青杨（PopulusCathayanaRehd）,属杨柳科（Salicaceae）杨属（PopulusL）,乔木，高20—25m，树冠广卵形，幼树树皮光滑灰绿。蒴果卵圆，无毛。花期4—5月，果期5—6月。性喜温凉湿润，较耐寒，适生于气候较湿润的河谷阶地，为青海省主栽乡土树种之一。人工青杨林主要集中在东部湟水流域、大通河流域，垂直分布一般为海拔1800—2800m。青杨2号作为青杨中的优良品系，在双树苗圃已得到了大面积培育，为进一步提高其年生长量，有效防治圃地杂草，我们采用了黑膜扦插育苗方法，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⒈试验材料和方法

1．1试验地基本概况

试验地设在青海省互助县双树苗圃，地处互助县沙塘川河流域的冲积阶地，立地状况如表1

表1互助县双树苗圃立地状况

1．2试验材料

宽幅4m，0.008cm厚的农用聚乙烯吹塑薄膜；双树苗圃青杨2号采穗圃中采集的种条。

1．3土壤处理及整地作床

选择地势平坦，土壤疏松、肥沃、深厚便于排灌的沙质壤土作为扦插地。作床前先灌足底水，待土壤适宜操作时，施有机肥15000kghm­、二铵300kghm、尿素225kghm。用300kghm­的硫酸亚铁粉进行土壤培肥和消毒。深翻土壤后，作成宽4.5m，长30m的低床，并将床面整平耙细后铺4m宽的黑膜。

1．4插穗的制备、处理与扦插

将青杨2号种条制成长17-18cm，基部马蹄形，顶部平的插穗，并每200枝为一捆分级捆绑后储藏在湿土中。于扦插前一周小心地将插穗从湿土中取出，然后进行清水浸条，插穗露头3-4cm。扦插时应先用引锥引孔，然后将上端芽完整、无机械损伤的插穗顺孔插入，上留1-2个芽，并将空隙用湿土填实，在地膜与插穗交接处“拥土”（防止风从孔入，破坏地膜，烧伤苗木）保墒。

1．5田间管理

当插穗成活后要做到勤观察，如发现地膜覆盖插穗时要及时放芽放叶，并用湿土压膜，防止烧芽。待幼苗长至15—20cm时要及时抹芽，留生长旺盛的枝作为主干。在苗木生长旺期要及时除蘖抹芽。其他常规管理主要是中耕除草、追肥、病虫害防治等，追肥主要用根外追肥法，病虫害主要用0.3—0.5波美度的石硫合剂、除虫脲Ⅱ等进行定期防治。

1．6试验设计

将土壤因子等同的同一地块（面积为0.8hm）分别整地，一块为白膜覆盖整地，一块为黑膜覆膜整地，然后用相同质量的插穗进行细致扦插。在秋季落叶后我们对青杨2号白膜扦插和黑膜扦插两种水平的扦插苗进行各生长因子的调查统计和分析。

2．试验结果与分析

青杨2号白膜覆盖扦插和黑膜覆盖扦插效果的秋季调查测定结果如表2。从表中直观地可以看到黑膜覆盖的青杨2号扦插苗的苗高、地径都明显高于白膜覆盖的扦插苗，扦插成活率差异不大，膜下杂草株数前者明显多于后者。

表2青杨2号白膜覆盖和黑膜覆盖生长量及膜下杂草株数统计表

编号

覆盖白膜扦插

覆盖黑膜扦插

苗高

（m)

地径

（cm)

成活率

（%）

膜下杂草

（株/m ）

苗高

（m)

地径

（cm)

成活率

（%）

膜下杂草

（株/m ）

1

1.4

1.5

89

12

1.7

1.7

90

4

2

1.5

1.7

93

11

1.75

1.8

91

1

3

1.6

1.6

92

8

1.65

1.7

89

3

4

1.45

1.5

91

7

1.7

1.8

93

5

1.55

1.4

89

10

1.6

1.9

92

2

均值

1.5

1.54

90.8

9.6

1.68

1.78

青苗法篇8

一、播种—出苗

这段时间主要是密封保温，保证出苗所需的水份和温度。棚内温度控制在30℃左右，超过35℃时要通风降温。缺水时要及时补水。覆膜的出苗后立即撤去地膜，以免烧苗。

注意出苗后当外面的气温达15度以上时，棚内温度就将达到30℃以上，此时就应早点留小通风口。

二、出苗—1叶1心期

这个时期对低温的抵抗能力强，注意床土不能过湿，否则影响根系生长，尽量少浇水，温度控制在20～25℃，高温晴天要通风降温，防止烧苗。要注意在背风面通风，防止摔苗和大风掀棚。

当秧苗长到1叶1心时，用甲霜灵福美双合剂或甲霜灵锰锌等药剂防治立枯病。

三、1叶1心—3叶期

1叶1心—2叶1心（离乳期前后）是立枯病和青枯病的易发时期，也是培育壮秧的关键时期，这个时期对水份最不敏感，对低温抗性强。床土水分应控制在一般旱田状态，保持床面干燥，在床土干裂时才能浇水，以此促进根系发达，生长健壮，棚内温度控制在20～25℃，高温晴天及时通风炼苗，防止秧苗徒长。

立枯病主要看以下几点；首先看稻苗心叶尖上没有水珠或黄，其次是把病苗连根拔后，根和茎的连接处掰开看，茎的中心变黑就是立枯病。立枯病一般先是心叶不吸水，心叶变黄，严重时整株变黄死亡。

青枯也是立枯病的一种，但青枯病主要是管理秧苗时通风少，温度高，浇水多就引起稻苗徒长后，茎叶蒸发水份能力大于根系吸收水份能力时，造成稻叶打卷的现象，严重时就是青枯病。

防治方法；平时苗床管理上多通风，早通风控制棚内的温度和湿度。如果秧苗已经徒长，怕稻苗打卷，应采取出太阳前开始小通风，晚盖膜等方法控制床内温度（千万不能因为气温高，突然进行大通风或中午时分揭膜浇水）。促进稻苗根系生长，让稻苗适应环境，以后慢慢扩大通风的力度。如果青枯和黄枯混合发生时，应按照防青枯的方法管理的同时还要打防治立枯病的药。

在2.5叶时要追一次离乳肥，每平方米追施硫酸铵30g，施后用清水冲洗一次，以免烧苗。

四、3叶—插秧

此期不仅秧苗需大量水分，而且随着气温的升高，蒸发量也大，床土容易干燥，因此浇水要及时、充分，否则秧苗会干枯。这时外部气温已经很高，棚内温度应控制在25℃以内。要大通风，棚裙白天可以掀起来，晚上外部在10℃以上时可以不盖棚裙。插秧前要掀棚炼苗3～5d，这样插秧后返青快，成活率高。

在插秧前3～4d追施一次“送嫁肥”，每平方米苗床施硫铵50～60g，施肥后用清水洗苗防止烧苗。

青苗法篇9

关健词：青e； 育苗技术；浅谈

青e为中国特有的常绿针叶树种。树体高大，干形通直，枝叶繁茂，寿命较长。木材淡黄色，材质轻软，纹理直而较粗，结构较细，用途广泛，为建筑、桥梁、车辆、枕木、矿柱、电杆、家具、器具和造纸的良好用材。树皮含单宁，也是烤胶生产及木纤维工业等的优质原料。在山西国有林区，海拔1600～2100米亚高山地带，常与白e、臭冷杉、白桦及山杨等组成混交林，或在白e林内成丛状分布。在营造林工程中，青杆被列为防护林及用材林的主要造林、更新树种。近年来，因树形优美，青e被广泛应用于庭园绿化。

1 形态特征与生态习性

青e （Picea wilsonii Mast）属松科云杉属，又名青e云杉、细叶云杉、刺而松。常绿乔木，有记录的树高可达50米，胸径可达1.3米。树冠圆锥形，老年树冠呈不规则状。树皮淡黄灰色，浅裂或不规则鳞片状剥落。枝细长开展，淡灰色或淡黄色，光滑。冬芽卵圆形，栗褐色，无树脂，芽鳞排列紧密，小枝基部宿存芽鳞紧贴枝干不反卷（与同属其它植物的重要区别）。叶线形、坚硬，长0.8-1.3cm，宽约0.1-0.2cm，先端尖，粗细多变异，横断面菱形，各面均有白色气孔线4～6条。花期4月， 球果卵状圆柱形，长4-8（10）cm，径2.5-4cm，初绿色，成熟后褐色；种鳞倒卵形，长1.3-1.7cm，宽0.1-0.15cm，球果10-11月成熟。种子连翘总长1.2-1.5cm。

青e性强健，适应力强，耐阴性强，渐喜光，喜气候冷凉湿润、土层深厚及排水良好的微酸性、中性土壤。耐寒，不耐瘠薄，忌高温干旱、水涝及盐碱土。根系浅，抗风力差，不宜修剪。在年均气温6-9℃，年降水量800-900毫米，相对湿度70%以上的地段生长良好。

2 种子采收

青e球果10-11月成熟，球果由绿色转为栗褐色，种子即已成熟，应及时采集。一般树冠上部和着生的球果，种子质量较高。球果采回后用曝晒法进行脱粒。如遇连阴雨天，可用火炕加热后脱粒。一般出种率约3%-5%，种子纯度50%-70%，千粒重3.6-4.6克，发芽率20%-40%。净种后的种子可装入麻袋、塑料袋或密封容器内，放在通风、干燥、凉爽的室内进行低温贮藏。

3 育苗关键技术

3.1播种育苗技术

3.1.1育苗地准备

为保证幼苗良好生长，宜选择交通方便，地形开阔、海拔较低的阳坡或半阳坡，土层厚度在30厘米以上且具排灌条件的缓坡地进行育苗。具体做法是前一年秋季土壤冻结前和第二年春季土壤解冻后，分别翻耕1次，深度为25-30厘米，要求做到“细、深、透、平、安”。缓坡地应顺山筑床，床面宽1米左右，长10米左右。干旱地区可修成平床；少雨地区宜采用矮床，床高8-10厘米；多雨地区宜采用高床，床高15-20厘米。

3.1.2种子催芽处理

播种前先风选去翅，再水选除杂，然后进行催芽处理。其方法是：将种子在温水中浸泡4小时，再用冷水浸泡20小时，捞出后摊开晾晒即可。也可采用浓度为1克/升的硫酸铜溶液浸泡30分钟，再转入冷水中浸泡3小时，捞出晾干后播种。

3.1.3播种时期

青e最佳的播种时期以4月中、下旬为宜。

3.1.4播种

播种前施土杂粪肥45000千克/公顷和五氯硝基苯45-52.5千克/公顷，海拔较高的林区还应加施过磷酸钙75-120千克/公顷。采用宽幅条播法，播幅宽10米，覆土厚0.6-1.0厘米，播种量为每亩15千克左右.

3.1.5苗木培育管理

一般播种后15-20天即可出苗，期间应注意预防病害和鸟害危害，加强水分管理，并及时搭设荫棚，幼苗出土时，可用800-1000倍的退菌特和浓度为5克/升的硫酸亚铁溶液进行保护，一般每10天喷药一次，两种药剂交替喷洒。生长期间要及时松土，除草并施肥、灌水。其中前期以磷肥为主，每公顷用量45-75千克；后期应重施钾肥。注意适时间苗，播种当年每公顷可留苗150万-300万株。1年生幼苗木质化程度低，抗寒性弱，应在土壤结冻前做好防寒保护。

为了预防苗木立枯病，播种时施入敌克松25-22.5千克/公顷，或苏农6401 22.5-45千克/公顷，施用时将农药与30-40倍的细干土混合成药土再使用；发病时可用于晴天淋洒敌克松500-800倍液，或苏农6401 可湿性粉剂800-1000倍液，也可喷洒浓度为10-30克/升的硫酸亚铁溶液，以淋湿床面表土层为度。对于云杉枯梢病，发病期间可喷洒1：1：150的波尔多液进行防治。

3.2移植苗培育

春季土壤解冻后至苗木萌动前，将苗木按大小分级后分别移到大床，继续培育1-2年，移栽株行距为5厘米*20厘米，要求苗根舒展，严禁窝根，露根、埋土踏实，栽后及时灌水。6月中旬结合灌水每公顷追施尿素75-150千克，苗木生长期间及时松土、除草。

4苗木出圃

4.1出圃标准

在山西地区，青e以2-2型移植苗出圃造林。出圃标准一般Ⅰ级苗地径0.45厘米，苗高20厘米以上；Ⅱ级苗地径0.3-0.45厘米，苗高15-20厘米； Ⅲ级苗地径0.3厘米，苗高15厘米以下。出圃产量为200株/平方米。

4.2起苗、运输

起苗时要特别注意保护好根系、顶芽和侧枝不受破损。包装采用分级包装的措施、用特用保湿材料将根部包严实，并贴附标签，便于识认。运输过程中要采取保湿、适当通风等措施。

青苗法篇10

为了进一步验证近年来互助县推广应用的几种小麦主栽品种的增产效应和稳产性，为今后更好地在项目中应用，特进行此试验。

2 材料与方法

2.1 供试品种 高原437、阿勃、青春38、青春40，4个品种均由互助县种子经营管理站提供。

2.2 试验设计 试验为大田生产对比试验，共设4个处理，每处理面积333m2。不设重复。

2.3 试验地基本情况 试验设在互助县塘川镇大庄村王文选的承包地中，海拔高度2300m，地势平坦，土壤肥力中等，肥力均匀一致，前茬为蚕豆，水地，田间管理一致。2011年3月12日施肥、播种，667m2施小麦专用肥26kg、尿素1.5kg、磷酸二铵4kg。6月20日、7月18日分2次用磷酸二氢钾150g兑水50kg叶面喷施，同时用三唑醇、三唑酮防治小麦锈病，用乐斯本30ml兑水50kg喷施防治麦茎蜂。3月23日浇坐籽水，4月3日耙耱。青春38、高原437、阿勃于8月30日收获，青春40于8月25日收获。

3 结果与分析

3.1 生育期记载 从生育期记载表看出，青春38和青春40号出苗最早，比阿勃早2天；全生育期青春40最短，150天，比阿勃、高原437早熟8天左右，青春38比阿勃、高原437早熟4天左右。高原437与阿勃生育期基本一致。

3.2 对出苗率的影响 小麦出苗后各处理定3个点，记载出苗率、分蘖率、成穗率。3月24日田间出苗率调查表明，阿勃出苗数最高，达39.5万株/667m2，出苗率89.8%；其次为青春38，出苗数30.9万株/667m2，出苗率70.2%；青春40号出苗数最低，为 26.7万株/667m2，出苗率60.7%。但青春40出苗最早，比阿勃早1天。

3.3 叶色记载 高原437叶色比较浅，淡绿。阿勃绿色，淡。青春38号和青春40号叶色绿。

3.4 对分蘖率的影响 从表3看出，青春40号分蘖率最高为242%；其次为高原437、青春38号、阿勃，分别为206.8%、200%、181.4%。

3.5 对小麦经济性状的影响 收获时每处理取10株，测定株高、穗粒数、单株产量、千粒重，分析差异性。

从表4记载情况看，株高高原437最高，为107.7cm；最矮青春38，为96.9cm。穗长青春38最长，为9.9cm； 最短阿勃，为8.3 cm。小穗数高原437和阿勃一样多，为15.2个，青春40最少，为13.1个。分蘖数青春38 最多，为1.7个；阿勃最少，为0.3个。穗粒数青春38最多，为73粒；阿勃最少，为16.3粒。生物产量青春38最高，为8.4 g；阿勃最低，为7.0g。单株产量青春40最高，为3.5g；阿勃最低，为2.7g。千粒重高原437最高，为48.0 g；青春40最少，为39.5g。从比较结果来看，表明青春40株高低，抗倒伏，单株产量高。高原437千粒重比青春38、青春40和阿勃高，但株高比较高，易倒伏，适宜中等肥力水平地块种植。

3.6 产量结果 从产量结果分析，高原437产量最高，667m2产量560.1kg，比对照阿勃高166.6kg，增产率42.3%；青春40第二，667m2产量516.7 kg，比对照阿勃高 123.3 kg，增产率31.3%。

4 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