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苗钱范文10篇

青苗钱范文篇1

关键词：青苗法借贷利率二分

青苗法是王安石变法中的一项重要立法。邓广铭先生在《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王安石》一书中认为，在王安石推行的诸种新法当中，“受到守旧派人物攻击最猛烈，进行攻击的人数最多，次数也最多的，莫过于青苗法了。”关于宋代青苗法的利弊功过，学术界至今有分歧，20世纪90年代前后还进行过针锋相对的争论①。不过，对于青苗法赊贷的法定利率为40％的问题，争论各方无大分歧。否定青苗法者认为不少地方的实际利率要高于40％，达60％甚至1倍，而肯定者认为高于40％属个别违法现象，40％是利率上限。

漆侠先生在1959年初版、此后多次再版的《王安石变法》一书中，明确提出青苗钱的利率为40％。他认为：青苗钱借贷一年进行两次，“一次在正月三十日以前，称作；‘夏料’，一次在五月三十日以前，称作‘秋料’。随夏秋二税缴纳贷款，即在五月、十月以前。”归还时“在原额外缴纳20％的利息”，因“一年两次贷款，故年利率实际上是40％。”漆先生的这一推论影响极大，青苗钱法定利率40％，几乎成为学术界没有异议的定见。本人认为：青苗钱的法定利率不是40％，而是20％。

青苗钱年利率40％，是韩琦首先提出的。现存熙宁二年(1060)九月颁布青苗法条文，未明载青苗钱的利率，只说“仍以见钱，依陕西青苗钱例，愿预借者给之，随税输纳斛斗，半为夏料，半为秋料。内有请本色或纳时价贵愿纳钱者，皆许从便。”②在青苗法颁布前，苏辙“自大名府推官上书召对”，曾参与青苗法的审核。他对王安石说“以钱贷民，使出息二分，本非为利。然出纳之际，吏缘为奸，虽有法不能禁。钱入民手，虽良民不免非理费用。及其纳钱，虽富民不免违限。如此则州县不胜烦矣。”苏辙明确反对青苗法，认为原来的常平仓法“见在而患不修，公诚举而行之，刘晏之功可立俟也。”王安石听了苏辙的话，曾“逾月不言青苗”③。苏辙言“出息二分”，而不言半年或一料出息二分，表明他理解上述青苗条例为年利率二分，或青苗条例明载年取息二分，而现存史料阙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对青苗法持否定观点的，主要有季平《论司马光反对青苗法》，载《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4期。顾全芳：《青苗法研究》，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5期；《青苗法与反对派》，载《山东社会科学》1990年第5期。持肯定观点的，主要有漆侠、郭东旭《关于王安石变法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载《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4期。李华瑞：《关于〈青苗法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对青苗法持折中观点的，有方志远《关于青苗法的推行及其社会效果》，载《南开大学学报》1988年第6期。另外，在众多研究王安石变法的论著中，不少涉及青苗法，此不赘述。

②《宋史》卷176《常平》，第4279页。《文献通考》卷21《市籴考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08页。

③《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之一七，熙宁二年九月四日，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4854页。

青苗法颁布不久，翰林学士司马光、范镇、右正方李常、孙觉、侍御史知杂事陈襄及判大名府韩琦、知青州欧阳等众臣均上疏反对。韩琦是前朝重臣，其奏疏影响最大。制置三司条例司对反对观点逐条进行分析，“使知法意”，对韩琦所言王广廉在河北“每借一千，令纳一千三百，则是官放息钱，与初诏抑兼并、济用乏之意，绝相违戾”①的言论，进行了专门批驳。制置三司条例司言：

言者谓：“元敕云：‘公家无所利其入’。今河北提举官乃令出息三分，失信於百姓。”本司今按：《周礼》泉府之官，乃云贷者取息有至二十而五，凡国家之财用取具焉。今常平新法，豫给青苗钱，但约熟时酌中物价。熟时物贵，即许量减市价纳钱。既言量减市价纳钱，即是未定合纳实数，故河北约束州县纳钱不得过三分。京西、陕西等路大抵不过二分而已，凡此，盖谓量着时价指挥未有约定实数，恐纳时倍贵，州县量减钱不多，致亏损百姓，即非法外擅为侵刻也。就诸路所约，唯河北最多，然云不过三分，即非定取三分之息。若物价低平，即有当纳本色，不收其息，或止取一二分息时。多少相补，比《周礼》贷民取息，立定分数，已不为多。近又令预给价钱，若遇物价极贵，亦不得过二分。既比《周礼》所取尤少，于元条欲广储蓄、量减时价指挥不相违戾，固无失信之理。②

王安石推崇《周礼》，其改革法规均从《周礼》找出理论依据。《周礼》官府赊贷年利率为10％以上，最高不超过25％，宋人一般认为《周礼》借贷利率为20％。制置三司条例司将青苗钱利率与《周礼》相比，指出青苗钱利率为二分。只有当此利率为年利率时，二者才有可比性，“比《周礼》所取尤少”才能成立。如二分是青苗钱半年利率，不可能进行这样的比较。

青苗法借贷的主要是钱，归还时随二税还纳，要将粮斛换算成钱，换算价的高低会影响利率。河北提举常平官王广廉令出息“不得过三分”，并不是把三分作为取息的标准，而是防止还纳时物价贵，借贷者如仍按借贷换算价缴纳本色粮斛，实际利率会提高，故设此上限以防止百姓亏损。青苗法规定，民户借贷钱贯，夏秋随税还纳粮斛，还纳时“取当年以前十年内逐色斛斗、一年丰熟时最低实直价例，立定预支，召人户情愿。”③其含义是：假如10年有3年丰年(其余年份为平年或欠年)，每年最低粮价为石850、800、750文，则取800文为率，此即为“熟时酌中物价”。百姓借贷一贯，按800文计，相当于借贷粮斛1．25石。利率二分，本息共1．5石，即还纳1．5石粮斛，或相当于1．5石粮斛即1200文现钱。如还款时粮价高于借贷时的换算价，石为千钱，则1．5石粮斛相当于1500文，远远高于借贷千钱本息1200文的标准。在这种情况，“许量减市价纳钱”，即将每石千钱的时价适当降低，作为钱粮换算的新标准。利率最高不得过三分，则可把换算价比市价降80文，为每石920文，所借千钱换算为1．11石，加上二分利息，则为1．30石，即缴纳1．3石粮斛，而不用缴纳1．5石。如还款时粮价低于换算价，则仍按换算价还纳钱谷。

青黄不接时粮价较高，借贷现钱不按当时市价折算利息，而按丰熟年份中价折算，既可防止官府的赊贷本钱流失，又使百姓不致过多亏损。例如：借贷时粮价石千钱，按粮斛计算，本息应为1．2石，收成时粮价低，如石800文，则1．2石仅为钱960文，有损于官，故官府以丰年中价将粮斛斗换算成钱，令民户以钱计算还纳，本息1．5石。青苗法还规定，“其愿请斛斗者，即以时价估作钱数支给，即不得亏损官本，却依见钱纽斛斗送纳。”④即借贷粮斛者依时价折算现钱，还贷时如归还粮斛，则依所借钱额折算，还本付息。可见，除了收成时市价低于借贷换算价(因换算价以丰年中价折算，故低于换算价的年份很少)，不论借贷的是钱还是粮，也不论还纳的是钱还是粮，以钱为本的换算方式可保证国家获取不低于20％的收益。

河北最高取息不得过三分的规定，很快得到纠正，不管缴纳时粮价有多高，均不再折算，借贷者只须按20％的利率缴纳现钱，还本付息即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之一九，熙宁三年二月一日，第4855页。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111，韩琦：《上神宗乞罢青苗及诸路提举官》，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208页。

②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111，韩琦：《上神宗乞罢青苗及诸路提举官》，第1208页。参见《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之一九，熙宁三年二月一日，第4855页。

③《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之一七，熙宁二年九月四日，第4854页。

④《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之一七，熙宁二年九月四日，第4854页。

韩琦针对制置三司条例司的条析，上疏进行了再反驳。在此奏疏中，韩琦不再提河北利率三分的事，可见制置三司条例司的条析有道理，且已得到纠正。许多研究者至今仍以河北三分息之说为依据，认为青苗法年利率为60％的现象普遍存在，似乎缺少韩琦正面事实、修正观点的勇气。韩琦说：

今放青苗钱，凡春贷十千，半年之内，便令纳利二千，秋再放十千，至岁终又令纳利二千，则是贷万钱者，不问远近之地，岁令出息四千也。周礼至远之地，止出息二千，今青苗取息，尚过周礼一倍，则制置司言“比周礼取息已不为多”，亦是欺罔圣德。①

仁宗嘉祜五年(1060)以前，陕西转运使李参曾在陕西实施青苗法，方法是：“令自隐度谷麦之入，预贷以官钱，谷麦熟则偿，谓之青苗钱。”②熙宁二年河北转运司勾当公事王广廉在河北试行陕西青苗法，“春散秋敛以便民，无抑配。”③可见，青苗法最初是春散秋敛，一年实施一次，收二分息，即年息20％。青苗钱主要来自各地的常平钱谷，而常平钱谷是赈灾的专项资金，存放于各地州县。实施青苗法后，常平钱谷如在春中全部发放，万一遇到灾荒，本地将无力赈救，故青苗条法颁布时改为一年分二批发放，使地方政府始终掌握部分常平钱谷，以备不时之需。“条例司言：‘青苗钱以半为夏料，半为秋料，使仓储不空，以备非常。然今诸路农时早晚、夏秋所获多少及民问所须缓急，所在不同，恐不可为一定之法。欲令有司因民缓急，量人为出，各随其时，不拘以数。’诏诸路转运、开封府界提点、提举常平仓司，约定岁散青苗钱可以实散若干数目闻奏。”④在实施青苗法之初，青苗钱定为正月和五月各发放一半，但不久即改为每次发放“不拘以数”，根据民间需要及还贷能力放贷。中国黄河、长江流域农作，多以夏收为“小季”，秋收为“大季”，农作物大部分在秋季收获，故大部分民户在春季青黄不接时借贷，秋后归还，是符合农户赊贷需要和青苗法条例的。

熙宁七年，负责制定青苗法条例的吕惠卿说：“‘常平钱谷，并于民阙乏时月作一料给散，陆田多处以二月、水田多处以三月为限。随秋税起催，限年终纳足，人十二月不纳者，依欠税法。如蚕麦丰熟，许随夏税催纳，毋得过半。限满不足者，勿给后料。其依条倚阁者，不在此限。’从之。”⑤可见，青苗钱谷多为一年发放一次，秋后还纳，且可延至十二月，故二分之息为年利率，当无疑义。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青苗钱“取息二分”的史料有数百条，唯有韩琦此条明指半年取利二分，年利率40％，其它史料均只说取息二分，却没一条说是半年或每料二分。宋代大臣奏疏陈述一件重要的事，常常多次上疏，重复陈述，而韩琦此后再无年息四分的言论。本人认为，韩琦此说不符合青苗条例，所以无人沿袭他的说法。青苗法所言“半为夏料，半为秋料”，是把一次借贷分两批发放，“取息二分”与一次借贷相对应，是年利率。韩琦把分两批发放的一次性借贷当作二次借贷，对青苗法理解有误。他很快就认识到这一点，此后不再重复此说。

韩琦所说青苗法利率40％的史料既为孤证，难以为凭，而主张青苗利率为40％的研究者引用的其它史料，同样不支持韩琦的论断。现对相关史料摭其要者略作分析。

一、《宋史纪事本末》卷37《王安石变法》载：“京东转运使王广康渊言：‘春事既兴，而民苦乏，兼并之家得以乘急要利。乞留本道钱帛五十万，贷之贫民，岁可获息二十五万。’从之”。

此史料被用作青苗钱利率高于40％的证据。实际上，此条史料说的是和买紬绢，与青苗钱利率毫不相干。“熙宁三年，御史程颢言：‘京东转运司和买紬绢增数抑配，率千钱课绢一疋。其后，和买并税绢，疋皆输钱千五百。’”《宋史》称王广渊“假和买绢之名，配以钱而取其五分之息。”⑥和买绢取息五分，是将本应缴纳一匹绢的价值折算成1500文钱所致，并不是规定年息50％，“五分之息”反映的是“折变”之弊，而非青苗钱利率。《宋史纪事本末》将此条系于青苗法中，是该书作者陈邦瞻将王广渊与王广廉混淆，把发生在熙宁三年的王广渊和买紬绢事系于颁布青苗法的熙宁二年，且言“其事与青苗法合，安石始以为可用，召广渊至京师。”实际上，“与安石意合”且被召至京师的是河北转运司勾当公事王广廉，故此条史料不能说明青苗法的利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之二六，熙宁三年三月四日，第4859页。

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4，嘉祐五年四月庚午，中华书局1985年点校本，第4204页。

③《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之一七，熙宁二年九月四日，第4854页。

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0，熙宁三年四月乙酉，中华书局1985年点校本，第5114页。

⑤《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5，熙宁七年八月壬午，中华书局1985年点校本，第6238页。

⑥《宋史》卷175《食贷上四·布帛》，第4233页。

二、左司谏王严叟反对青苗法很坚决，他说：

又说者曰二分之息甚轻耳，曾不知官缗不可坐而得也。凡当请时，保长之籍姓名也，甲头之团甲也，书手之点等第也，其城郭之往来也，其门户之经由也，其主库者之出纳也，皆人情之所不能尽禁者也。钞引也，头子钱也，公而不可无者也，通而会之，不知几分息也。复自起催，则吏在门矣。数数饮食之、赂遗之，而苟以免追呼，积日累久，又不知几分之息也。又有违期而必至于追呼者，追呼既至而必鞭挞者，鞭挞既已而必荷校者，要其所耗，又不知几分之息也。①

在此奏疏中，王严叟把青苗法称为“出息二分之法”。如果二分为半年利率，不可能进行如此概括，且不应说此利率“甚轻”。宋代关于青苗利率二分的史料极多，按习惯，如不特意说明，取息二分是年利率，而非半年或一料利率。王严叟在批驳“二分之息甚轻”的观点时，闭口不言二分息是半年息，是因为将“二分之法”看作年息，不会产生异议，不须特别说明。青苗钱名为二分息，实际因应付官吏催纳等额外开支，要远远高于二分。他否定青苗法，不是因为取息二分重，而是官府经营赊贷存在其他种种弊端。可见，王严叟并不否定取息二分是低利率。

三、熙宁九年，判应天府张方平“举应天府为例”，论民户税赋纳钱之弊：“今乃岁纳役钱七万五千，散青苗钱八万三千六百余贯，计息钱一万六千六百有零贯。此乃岁输实钱九万二千余贯。每年两限，家至户到，科校督迫，无有巳时。”②

免役钱和青苗息钱分夏秋两次催纳，其中青苗钱一年发放8．36万贯，息钱1．66万贯，利率恰为二分。顾全芳在引用此段文字后说：“一年一次发放青苗钱，当年还本付息，而利率，则是百分之四十即二分之息。”上述史料明载青苗息钱是应天府一年收入，不知顾全芳先生缘何将二分之息当作半年收入，而将年利率定为40％。

四、司马光论青苗法之弊的奏疏很多，其中一段多被研究者引用，而对青苗法持肯定观点的则多回避此段史料。熙宁四年正月司马光云：

准提举陕西常平广惠仓司牒云云，右谨具如前。本司勘会朝廷元散青苗钱指挥，取利不得过二分。今来提举常平广惠仓司乃依见今饥馑之岁在市贵价，将本仓陈次斛斗纽作见钱，支散与人，又豫定将来粟麦之价，粟每斗二十五文足，小麦每斗四十文足。本司看详，向去夏秋，五谷有丰有俭，其谷麦之价固难豫定。今将陈色白米每斗纽作见钱七十五文，若折计作小麦价钱支俵，每斗四十文，共折计得小麦一斗八升七合半。则是贫民于正二月间请得陈色白米一石，却将来纳着新好小麦一石八斗七升五合。若折计作粟钱支俵，每斗二十五文足计支，则一斗白米价钱七十五文足，共折得粟三斗。则是贫民阙乏之时，只请得陈色白米一石，却将来共纳着新粟三石．若只送纳见钱，即又须贱粜斛斗，以偿官中本利，使贫下之民寒耕热耘，竭尽心力，所收斛斗于正税之外，更以巧法取之至尽。不问岁丰岁俭，常受饥寒，显见所散青苗钱大为民害。③

首先，司马光肯定了青苗钱法定利率“不得过二分”。借贷者只需按二分息还纳一次，而非按四分息归还二次。如归还两次，应为夏纳“新好小麦一石八斗七升五合”，至秋再纳“新粟三石”。司马光明言或纳小麦，或纳新粟，则青苗法“不得过二分”为年利率可知。其次，常平仓粮斛多为陈粮，正二月间年尚无新粮上市，常平仓支散“陈色白米”，令将来还纳新粮，当属正常，贷陈纳新并非苛政。第三，在出产稻米很少的陕西，又逢“饥馑之岁”，把陈次白米价定为每斗七十五文，并未把米价高估。夏秋丰熟时新麦新粟价远远低于正二月的陈次白米，是符合实际的。按中国北方习惯，与麦价基本对等的是谷价而非米价，如出米率按65％计算，一石白米相当于1．54石谷，加上20％的利息，秋后应还纳1．85石谷，因此，“正二月间请得陈色白米一石，却将来纳着新好小麦一石八斗七升五合”，也非苛政。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76，元祜元年四月乙卯，中华书局l992年点校本，第9132页。

②张方平：《乐全集》卷26《论率钱募役事》。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77，熙宁九年九月辛巳，中华书局1986年点校本，第6789页。

③司马光：《司马光奏议》卷29《奏为乞不将米折青苗钱状》，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18页。

不合理之处有二：其一，陕西出产稻米极少，而常平仓赊贷白米，令民户有折纳之弊。我认为，熙宁三年，陕西长安、同、华等八州郡“秋旱特甚”，出现了大批流民，政府早在熙宁三年八月就“令出常平仓粟，减价以利贫民”①，至熙宁四年正月发放青苗钱时，常平仓麦粟已粜卖磬尽，故赊贷的白米多非本地所产，其来源应为过去从市场籴买，或从其他州郡调配。常平仓存储和放贷的多是本地所产粮斛，但因麦不便储存，所以秋成丰熟、粮价低贱时稻米是常平仓和籴的首选。陕西受灾州郡赊贷价高的白米，令还纳麦粟，当属特例。其二，按青苗法，借贷钱谷按丰中价换算，故所定麦粟价较低。司马光正月上疏，夏秋丰欠难料，用此低价折纳，有可能加重民户利率负担。不过，青苗法又规定可还纳现钱，白米石七十五文，加上二分利息，借贷一石，秋后还纳90文现钱也可。如麦粟价高，借贷者可卖麦粟还钱，则可减少利率负担。司马光既反对提举常平司定出的换算价，又说“若只送纳见钱，即又须贱粜斛斗，以偿官中本利”。既然夏秋“谷麦之价固难豫定”，何言“须贱粜斛斗”?如果麦粟价贱，必是丰熟，借贷者加倍还纳所贷白米，按所借米价折算，当仍在20％利率之内。如粮价高，则可卖粮还钱。或欠收五分以上，尚有倚阁之制，延至来年夏秋还纳本息。司马光一直对青苗法持彻底否定态度，认为不应放代取息，有把青苗法弊端夸大之嫌。

反对青苗法者认为，青苗法在民户税赋已重的情况下，又增加一重税赋，“则人户不易”。王安石反驳说：农民在“缺乏之时，不免私家取债，出息常至一倍，此所以贫者愈困也。今贷与常平本钱，迺济其艰急。又止令约熟时中价，纳斛斗时物价贵，然后令纳见钱。比元本不得过二分，即是免于兼并之家举一倍之息，民户有何不易?”②宋人常常把青苗法二分息与民间借贷一倍之息对比，既然一倍之息是年利率，则与之相对应的二分息也是年利率，是不言而喻的。

如果认为王安石的言论不足以让人信服，那么，众多反对青苗法臣僚的言论，也一致认为青苗法法定利率为二分。如：

熙宁三年五月，知青州欧阳修上疏说：“田野之民蠢然，固不知《周官》泉府为何物，但见官中放债，每钱一百文要二十文利尔。是以申告虽烦，而莫能论也。臣以谓等是取利，不许取三分，而许取二分，此孟子所谓以五十步笑百步者。以臣愚见，必欲使天下晓然知取利非朝廷本意，则乞除去二分之息，但令只纳元数本钱，如此，始是不取利矣。”③元祐元年八月，苏轼反对恢复青苗法时说：“今者已行常平粜籴之法，惠民之外，官亦稍利，如此足矣，何用二分之息，以贾无穷之怨?”④司马光说：“自今后，其常平仓钱谷只令州县依旧法趁时籴粜，其青苗钱更不支依，所有旧欠二分之息，尽皆除放。”⑤南宋初杨时说：“青苗取息虽不多，然岁散万缗，则夺民二千缗入官。”⑥王梧比较朱熹在乾道四年(1168)创立的社仓与王安石青苗法的区别时说：“若夫二分之法与青苗异者，葢荆舒托济人之名，罔其利以供上之用，朱先生因济人之实，储其利以复为民水旱之防，心之所发，惠之所及，何啻霄壤。”⑦社仓春贷秋敛，与青苗法皆是“二分之法”即年利率二分。王栢认为青苗法取利以“供上之用”，社仓则取利以济民之困，这使二者有天壤之别。类似史料尚有许多，不再枚举。可见，从青苗法推行直至南宋，除韩琦说过一次利率四分外，青苗钱利率二分，乃是宋人的共识。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4，熙宁三年八月丙寅，中华书局1986年点校本，第5602页。

②《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之二三，熙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第4856页。

③《欧阳修全集》卷114《言青苗钱第一札子》，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731页。

④《苏轼文集》卷27《乞不给青苗钱斛状》，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785页。

⑤《司马光奏议》卷39《乞罢散青苗钱白札子》，第430页。

⑥杨时：《龟山先生语录》卷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⑦王栢：《鲁斋集》卷7《社仓利害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季平先生说：“近世各国，农业金融贷款，一般年利仅为一分左右。”“青苗法实行年利四分，当然是古今政府贷款与民的高额利率。”不管肯定青苗法论者如何为青苗法辩解，也不论青苗法40％的年利率如何低于私人借贷的“倍称之息”，如果政府贷款利率确为40％，属高额利率是不可否认的。对大部分农户而言，这样的利率即使当代农户也难以承受。熙宁五年，王安石推行易市法，将钱贯赊贷给城市工商户作为商业营运的本钱，尚规定“若半年纳，出息一分，一年纳即出息二分”①，而贷款给农民却收四分息，这在以重农为基础的中国古代社会里，是不可思议的。同时，市易法规定，市易钱如有剩余，可赊贷给乡村。青苗法规定，青苗钱有剩余，可赊贷给城郭。同是政府贷款，如果市易钱利率二分，青苗钱四分，人们自然都借贷市易钱，青苗法就无法推行了，宋代臣僚必定会因此议论纷纷。但自市易法推行后，反对青苗法、市易法者的言论、奏疏连篇累牍，竞无一人将青苗钱利率与市易钱利率比较，这也是不可思议的。合理的解释是：二者利率相同，均为二分，故无进行比较的意义。

青苗钱利率是评价青苗法的重要依据。肯定与否定青苗法的当代研究者围绕40％的法定利率是高还是低、实际利率是高于40％还是低于40％打了多年笔墨官司，却始终在为一个并不存在的历史事实争论。本文不涉及青苗法的评价问题，愿此文能使有关问题的争鸣建立在更加科学、严谨的学术研究基础之上。

青苗钱范文篇2

关键词：青苗法借贷利率二分

青苗法是王安石变法中的一项重要立法。邓广铭先生在《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王安石》一书中认为，在王安石推行的诸种新法当中，“受到守旧派人物攻击最猛烈，进行攻击的人数最多，次数也最多的，莫过于青苗法了。”关于宋代青苗法的利弊功过，学术界至今有分歧，20世纪90年代前后还进行过针锋相对的争论①。不过，对于青苗法赊贷的法定利率为40％的问题，争论各方无大分歧。否定青苗法者认为不少地方的实际利率要高于40％，达60％甚至1倍，而肯定者认为高于40％属个别违法现象，40％是利率上限。

漆侠先生在1959年初版、此后多次再版的《王安石变法》一书中，明确提出青苗钱的利率为40％。他认为：青苗钱借贷一年进行两次，“一次在正月三十日以前，称作；‘夏料’，一次在五月三十日以前，称作‘秋料’。随夏秋二税缴纳贷款，即在五月、十月以前。”归还时“在原额外缴纳20％的利息”，因“一年两次贷款，故年利率实际上是40％。”漆先生的这一推论影响极大，青苗钱法定利率40％，几乎成为学术界没有异议的定见。本人认为：青苗钱的法定利率不是40％，而是20％。

青苗钱年利率40％，是韩琦首先提出的。现存熙宁二年(1060)九月颁布青苗法条文，未明载青苗钱的利率，只说“仍以见钱，依陕西青苗钱例，愿预借者给之，随税输纳斛斗，半为夏料，半为秋料。内有请本色或纳时价贵愿纳钱者，皆许从便。”②在青苗法颁布前，苏辙“自大名府推官上书召对”，曾参与青苗法的审核。他对王安石说“以钱贷民，使出息二分，本非为利。然出纳之际，吏缘为奸，虽有法不能禁。钱入民手，虽良民不免非理费用。及其纳钱，虽富民不免违限。如此则州县不胜烦矣。”苏辙明确反对青苗法，认为原来的常平仓法“见在而患不修，公诚举而行之，刘晏之功可立俟也。”王安石听了苏辙的话，曾“逾月不言青苗”③。苏辙言“出息二分”，而不言半年或一料出息二分，表明他理解上述青苗条例为年利率二分，或青苗条例明载年取息二分，而现存史料阙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对青苗法持否定观点的，主要有季平《论司马光反对青苗法》，载《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4期。顾全芳：《青苗法研究》，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5期；《青苗法与反对派》，载《山东社会科学》1990年第5期。持肯定观点的，主要有漆侠、郭东旭《关于王安石变法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载《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4期。李华瑞：《关于〈青苗法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对青苗法持折中观点的，有方志远《关于青苗法的推行及其社会效果》，载《南开大学学报》1988年第6期。另外，在众多研究王安石变法的论著中，不少涉及青苗法，此不赘述。

②《宋史》卷176《常平》，第4279页。《文献通考》卷21《市籴考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08页。

③《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之一七，熙宁二年九月四日，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4854页。

青苗法颁布不久，翰林学士司马光、范镇、右正方李常、孙觉、侍御史知杂事陈襄及判大名府韩琦、知青州欧阳等众臣均上疏反对。韩琦是前朝重臣，其奏疏影响最大。制置三司条例司对反对观点逐条进行分析，“使知法意”，对韩琦所言王广廉在河北“每借一千，令纳一千三百，则是官放息钱，与初诏抑兼并、济用乏之意，绝相违戾”①的言论，进行了专门批驳。制置三司条例司言：

言者谓：“元敕云：‘公家无所利其入’。今河北提举官乃令出息三分，失信於百姓。”本司今按：《周礼》泉府之官，乃云贷者取息有至二十而五，凡国家之财用取具焉。今常平新法，豫给青苗钱，但约熟时酌中物价。熟时物贵，即许量减市价纳钱。既言量减市价纳钱，即是未定合纳实数，故河北约束州县纳钱不得过三分。京西、陕西等路大抵不过二分而已，凡此，盖谓量着时价指挥未有约定实数，恐纳时倍贵，州县量减钱不多，致亏损百姓，即非法外擅为侵刻也。就诸路所约，唯河北最多，然云不过三分，即非定取三分之息。若物价低平，即有当纳本色，不收其息，或止取一二分息时。多少相补，比《周礼》贷民取息，立定分数，已不为多。近又令预给价钱，若遇物价极贵，亦不得过二分。既比《周礼》所取尤少，于元条欲广储蓄、量减时价指挥不相违戾，固无失信之理。②

王安石推崇《周礼》，其改革法规均从《周礼》找出理论依据。《周礼》官府赊贷年利率为10％以上，最高不超过25％，宋人一般认为《周礼》借贷利率为20％。制置三司条例司将青苗钱利率与《周礼》相比，指出青苗钱利率为二分。只有当此利率为年利率时，二者才有可比性，“比《周礼》所取尤少”才能成立。如二分是青苗钱半年利率，不可能进行这样的比较。

青苗法借贷的主要是钱，归还时随二税还纳，要将粮斛换算成钱，换算价的高低会影响利率。河北提举常平官王广廉令出息“不得过三分”，并不是把三分作为取息的标准，而是防止还纳时物价贵，借贷者如仍按借贷换算价缴纳本色粮斛，实际利率会提高，故设此上限以防止百姓亏损。青苗法规定，民户借贷钱贯，夏秋随税还纳粮斛，还纳时“取当年以前十年内逐色斛斗、一年丰熟时最低实直价例，立定预支，召人户情愿。”③其含义是：假如10年有3年丰年(其余年份为平年或欠年)，每年最低粮价为石850、800、750文，则取800文为率，此即为“熟时酌中物价”。百姓借贷一贯，按800文计，相当于借贷粮斛1．25石。利率二分，本息共1．5石，即还纳1．5石粮斛，或相当于1．5石粮斛即1200文现钱。如还款时粮价高于借贷时的换算价，石为千钱，则1．5石粮斛相当于1500文，远远高于借贷千钱本息1200文的标准。在这种情况，“许量减市价纳钱”，即将每石千钱的时价适当降低，作为钱粮换算的新标准。利率最高不得过三分，则可把换算价比市价降80文，为每石920文，所借千钱换算为1．11石，加上二分利息，则为1．30石，即缴纳1．3石粮斛，而不用缴纳1．5石。如还款时粮价低于换算价，则仍按换算价还纳钱谷。

青黄不接时粮价较高，借贷现钱不按当时市价折算利息，而按丰熟年份中价折算，既可防止官府的赊贷本钱流失，又使百姓不致过多亏损。例如：借贷时粮价石千钱，按粮斛计算，本息应为1．2石，收成时粮价低，如石800文，则1．2石仅为钱960文，有损于官，故官府以丰年中价将粮斛斗换算成钱，令民户以钱计算还纳，本息1．5石。青苗法还规定，“其愿请斛斗者，即以时价估作钱数支给，即不得亏损官本，却依见钱纽斛斗送纳。”④即借贷粮斛者依时价折算现钱，还贷时如归还粮斛，则依所借钱额折算，还本付息。可见，除了收成时市价低于借贷换算价(因换算价以丰年中价折算，故低于换算价的年份很少)，不论借贷的是钱还是粮，也不论还纳的是钱还是粮，以钱为本的换算方式可保证国家获取不低于20％的收益。

河北最高取息不得过三分的规定，很快得到纠正，不管缴纳时粮价有多高，均不再折算，借贷者只须按20％的利率缴纳现钱，还本付息即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之一九，熙宁三年二月一日，第4855页。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111，韩琦：《上神宗乞罢青苗及诸路提举官》，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208页。

②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111，韩琦：《上神宗乞罢青苗及诸路提举官》，第1208页。参见《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之一九，熙宁三年二月一日，第4855页。

③《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之一七，熙宁二年九月四日，第4854页。

④《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之一七，熙宁二年九月四日，第4854页。

韩琦针对制置三司条例司的条析，上疏进行了再反驳。在此奏疏中，韩琦不再提河北利率三分的事，可见制置三司条例司的条析有道理，且已得到纠正。许多研究者至今仍以河北三分息之说为依据，认为青苗法年利率为60％的现象普遍存在，似乎缺少韩琦正面事实、修正观点的勇气。韩琦说：

今放青苗钱，凡春贷十千，半年之内，便令纳利二千，秋再放十千，至岁终又令纳利二千，则是贷万钱者，不问远近之地，岁令出息四千也。周礼至远之地，止出息二千，今青苗取息，尚过周礼一倍，则制置司言“比周礼取息已不为多”，亦是欺罔圣德。①

仁宗嘉祜五年(1060)以前，陕西转运使李参曾在陕西实施青苗法，方法是：“令自隐度谷麦之入，预贷以官钱，谷麦熟则偿，谓之青苗钱。”②熙宁二年河北转运司勾当公事王广廉在河北试行陕西青苗法，“春散秋敛以便民，无抑配。”③可见，青苗法最初是春散秋敛，一年实施一次，收二分息，即年息20％。青苗钱主要来自各地的常平钱谷，而常平钱谷是赈灾的专项资金，存放于各地州县。实施青苗法后，常平钱谷如在春中全部发放，万一遇到灾荒，本地将无力赈救，故青苗条法颁布时改为一年分二批发放，使地方政府始终掌握部分常平钱谷，以备不时之需。“条例司言：‘青苗钱以半为夏料，半为秋料，使仓储不空，以备非常。然今诸路农时早晚、夏秋所获多少及民问所须缓急，所在不同，恐不可为一定之法。欲令有司因民缓急，量人为出，各随其时，不拘以数。’诏诸路转运、开封府界提点、提举常平仓司，约定岁散青苗钱可以实散若干数目闻奏。”④在实施青苗法之初，青苗钱定为正月和五月各发放一半，但不久即改为每次发放“不拘以数”，根据民间需要及还贷能力放贷。中国黄河、长江流域农作，多以夏收为“小季”，秋收为“大季”，农作物大部分在秋季收获，故大部分民户在春季青黄不接时借贷，秋后归还，是符合农户赊贷需要和青苗法条例的。

熙宁七年，负责制定青苗法条例的吕惠卿说：“‘常平钱谷，并于民阙乏时月作一料给散，陆田多处以二月、水田多处以三月为限。随秋税起催，限年终纳足，人十二月不纳者，依欠税法。如蚕麦丰熟，许随夏税催纳，毋得过半。限满不足者，勿给后料。其依条倚阁者，不在此限。’从之。”⑤可见，青苗钱谷多为一年发放一次，秋后还纳，且可延至十二月，故二分之息为年利率，当无疑义。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青苗钱“取息二分”的史料有数百条，唯有韩琦此条明指半年取利二分，年利率40％，其它史料均只说取息二分，却没一条说是半年或每料二分。宋代大臣奏疏陈述一件重要的事，常常多次上疏，重复陈述，而韩琦此后再无年息四分的言论。本人认为，韩琦此说不符合青苗条例，所以无人沿袭他的说法。青苗法所言“半为夏料，半为秋料”，是把一次借贷分两批发放，“取息二分”与一次借贷相对应，是年利率。韩琦把分两批发放的一次性借贷当作二次借贷，对青苗法理解有误。他很快就认识到这一点，此后不再重复此说。

韩琦所说青苗法利率40％的史料既为孤证，难以为凭，而主张青苗利率为40％的研究者引用的其它史料，同样不支持韩琦的论断。现对相关史料摭其要者略作分析。

一、《宋史纪事本末》卷37《王安石变法》载：“京东转运使王广康渊言：‘春事既兴，而民苦乏，兼并之家得以乘急要利。乞留本道钱帛五十万，贷之贫民，岁可获息二十五万。’从之”。

此史料被用作青苗钱利率高于40％的证据。实际上，此条史料说的是和买紬绢，与青苗钱利率毫不相干。“熙宁三年，御史程颢言：‘京东转运司和买紬绢增数抑配，率千钱课绢一疋。其后，和买并税绢，疋皆输钱千五百。’”《宋史》称王广渊“假和买绢之名，配以钱而取其五分之息。”⑥和买绢取息五分，是将本应缴纳一匹绢的价值折算成1500文钱所致，并不是规定年息50％，“五分之息”反映的是“折变”之弊，而非青苗钱利率。《宋史纪事本末》将此条系于青苗法中，是该书作者陈邦瞻将王广渊与王广廉混淆，把发生在熙宁三年的王广渊和买紬绢事系于颁布青苗法的熙宁二年，且言“其事与青苗法合，安石始以为可用，召广渊至京师。”实际上，“与安石意合”且被召至京师的是河北转运司勾当公事王广廉，故此条史料不能说明青苗法的利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之二六，熙宁三年三月四日，第4859页。

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4，嘉祐五年四月庚午，中华书局1985年点校本，第4204页。

③《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之一七，熙宁二年九月四日，第4854页。

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0，熙宁三年四月乙酉，中华书局1985年点校本，第5114页。

⑤《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5，熙宁七年八月壬午，中华书局1985年点校本，第6238页。

⑥《宋史》卷175《食贷上四·布帛》，第4233页。

二、左司谏王严叟反对青苗法很坚决，他说：

又说者曰二分之息甚轻耳，曾不知官缗不可坐而得也。凡当请时，保长之籍姓名也，甲头之团甲也，书手之点等第也，其城郭之往来也，其门户之经由也，其主库者之出纳也，皆人情之所不能尽禁者也。钞引也，头子钱也，公而不可无者也，通而会之，不知几分息也。复自起催，则吏在门矣。数数饮食之、赂遗之，而苟以免追呼，积日累久，又不知几分之息也。又有违期而必至于追呼者，追呼既至而必鞭挞者，鞭挞既已而必荷校者，要其所耗，又不知几分之息也。①

在此奏疏中，王严叟把青苗法称为“出息二分之法”。如果二分为半年利率，不可能进行如此概括，且不应说此利率“甚轻”。宋代关于青苗利率二分的史料极多，按习惯，如不特意说明，取息二分是年利率，而非半年或一料利率。王严叟在批驳“二分之息甚轻”的观点时，闭口不言二分息是半年息，是因为将“二分之法”看作年息，不会产生异议，不须特别说明。青苗钱名为二分息，实际因应付官吏催纳等额外开支，要远远高于二分。他否定青苗法，不是因为取息二分重，而是官府经营赊贷存在其他种种弊端。可见，王严叟并不否定取息二分是低利率。

三、熙宁九年，判应天府张方平“举应天府为例”，论民户税赋纳钱之弊：“今乃岁纳役钱七万五千，散青苗钱八万三千六百余贯，计息钱一万六千六百有零贯。此乃岁输实钱九万二千余贯。每年两限，家至户到，科校督迫，无有巳时。”②

免役钱和青苗息钱分夏秋两次催纳，其中青苗钱一年发放8．36万贯，息钱1．66万贯，利率恰为二分。顾全芳在引用此段文字后说：“一年一次发放青苗钱，当年还本付息，而利率，则是百分之四十即二分之息。”上述史料明载青苗息钱是应天府一年收入，不知顾全芳先生缘何将二分之息当作半年收入，而将年利率定为40％。

四、司马光论青苗法之弊的奏疏很多，其中一段多被研究者引用，而对青苗法持肯定观点的则多回避此段史料。熙宁四年正月司马光云：

准提举陕西常平广惠仓司牒云云，右谨具如前。本司勘会朝廷元散青苗钱指挥，取利不得过二分。今来提举常平广惠仓司乃依见今饥馑之岁在市贵价，将本仓陈次斛斗纽作见钱，支散与人，又豫定将来粟麦之价，粟每斗二十五文足，小麦每斗四十文足。本司看详，向去夏秋，五谷有丰有俭，其谷麦之价固难豫定。今将陈色白米每斗纽作见钱七十五文，若折计作小麦价钱支俵，每斗四十文，共折计得小麦一斗八升七合半。则是贫民于正二月间请得陈色白米一石，却将来纳着新好小麦一石八斗七升五合。若折计作粟钱支俵，每斗二十五文足计支，则一斗白米价钱七十五文足，共折得粟三斗。则是贫民阙乏之时，只请得陈色白米一石，却将来共纳着新粟三石．若只送纳见钱，即又须贱粜斛斗，以偿官中本利，使贫下之民寒耕热耘，竭尽心力，所收斛斗于正税之外，更以巧法取之至尽。不问岁丰岁俭，常受饥寒，显见所散青苗钱大为民害。③

首先，司马光肯定了青苗钱法定利率“不得过二分”。借贷者只需按二分息还纳一次，而非按四分息归还二次。如归还两次，应为夏纳“新好小麦一石八斗七升五合”，至秋再纳“新粟三石”。司马光明言或纳小麦，或纳新粟，则青苗法“不得过二分”为年利率可知。其次，常平仓粮斛多为陈粮，正二月间年尚无新粮上市，常平仓支散“陈色白米”，令将来还纳新粮，当属正常，贷陈纳新并非苛政。第三，在出产稻米很少的陕西，又逢“饥馑之岁”，把陈次白米价定为每斗七十五文，并未把米价高估。夏秋丰熟时新麦新粟价远远低于正二月的陈次白米，是符合实际的。按中国北方习惯，与麦价基本对等的是谷价而非米价，如出米率按65％计算，一石白米相当于1．54石谷，加上20％的利息，秋后应还纳1．85石谷，因此，“正二月间请得陈色白米一石，却将来纳着新好小麦一石八斗七升五合”，也非苛政。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76，元祜元年四月乙卯，中华书局l992年点校本，第9132页。

②张方平：《乐全集》卷26《论率钱募役事》。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77，熙宁九年九月辛巳，中华书局1986年点校本，第6789页。

③司马光：《司马光奏议》卷29《奏为乞不将米折青苗钱状》，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18页。

不合理之处有二：其一，陕西出产稻米极少，而常平仓赊贷白米，令民户有折纳之弊。我认为，熙宁三年，陕西长安、同、华等八州郡“秋旱特甚”，出现了大批流民，政府早在熙宁三年八月就“令出常平仓粟，减价以利贫民”①，至熙宁四年正月发放青苗钱时，常平仓麦粟已粜卖磬尽，故赊贷的白米多非本地所产，其来源应为过去从市场籴买，或从其他州郡调配。常平仓存储和放贷的多是本地所产粮斛，但因麦不便储存，所以秋成丰熟、粮价低贱时稻米是常平仓和籴的首选。陕西受灾州郡赊贷价高的白米，令还纳麦粟，当属特例。其二，按青苗法，借贷钱谷按丰中价换算，故所定麦粟价较低。司马光正月上疏，夏秋丰欠难料，用此低价折纳，有可能加重民户利率负担。不过，青苗法又规定可还纳现钱，白米石七十五文，加上二分利息，借贷一石，秋后还纳90文现钱也可。如麦粟价高，借贷者可卖麦粟还钱，则可减少利率负担。司马光既反对提举常平司定出的换算价，又说“若只送纳见钱，即又须贱粜斛斗，以偿官中本利”。既然夏秋“谷麦之价固难豫定”，何言“须贱粜斛斗”?如果麦粟价贱，必是丰熟，借贷者加倍还纳所贷白米，按所借米价折算，当仍在20％利率之内。如粮价高，则可卖粮还钱。或欠收五分以上，尚有倚阁之制，延至来年夏秋还纳本息。司马光一直对青苗法持彻底否定态度，认为不应放代取息，有把青苗法弊端夸大之嫌。

反对青苗法者认为，青苗法在民户税赋已重的情况下，又增加一重税赋，“则人户不易”。王安石反驳说：农民在“缺乏之时，不免私家取债，出息常至一倍，此所以贫者愈困也。今贷与常平本钱，迺济其艰急。又止令约熟时中价，纳斛斗时物价贵，然后令纳见钱。比元本不得过二分，即是免于兼并之家举一倍之息，民户有何不易?”②宋人常常把青苗法二分息与民间借贷一倍之息对比，既然一倍之息是年利率，则与之相对应的二分息也是年利率，是不言而喻的。

如果认为王安石的言论不足以让人信服，那么，众多反对青苗法臣僚的言论，也一致认为青苗法法定利率为二分。如：

熙宁三年五月，知青州欧阳修上疏说：“田野之民蠢然，固不知《周官》泉府为何物，但见官中放债，每钱一百文要二十文利尔。是以申告虽烦，而莫能论也。臣以谓等是取利，不许取三分，而许取二分，此孟子所谓以五十步笑百步者。以臣愚见，必欲使天下晓然知取利非朝廷本意，则乞除去二分之息，但令只纳元数本钱，如此，始是不取利矣。”③元祐元年八月，苏轼反对恢复青苗法时说：“今者已行常平粜籴之法，惠民之外，官亦稍利，如此足矣，何用二分之息，以贾无穷之怨?”④司马光说：“自今后，其常平仓钱谷只令州县依旧法趁时籴粜，其青苗钱更不支依，所有旧欠二分之息，尽皆除放。”⑤南宋初杨时说：“青苗取息虽不多，然岁散万缗，则夺民二千缗入官。”⑥王梧比较朱熹在乾道四年(1168)创立的社仓与王安石青苗法的区别时说：“若夫二分之法与青苗异者，葢荆舒托济人之名，罔其利以供上之用，朱先生因济人之实，储其利以复为民水旱之防，心之所发，惠之所及，何啻霄壤。”⑦社仓春贷秋敛，与青苗法皆是“二分之法”即年利率二分。王栢认为青苗法取利以“供上之用”，社仓则取利以济民之困，这使二者有天壤之别。类似史料尚有许多，不再枚举。可见，从青苗法推行直至南宋，除韩琦说过一次利率四分外，青苗钱利率二分，乃是宋人的共识。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4，熙宁三年八月丙寅，中华书局1986年点校本，第5602页。

②《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之二三，熙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第4856页。

③《欧阳修全集》卷114《言青苗钱第一札子》，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731页。

④《苏轼文集》卷27《乞不给青苗钱斛状》，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785页。

⑤《司马光奏议》卷39《乞罢散青苗钱白札子》，第430页。

⑥杨时：《龟山先生语录》卷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⑦王栢：《鲁斋集》卷7《社仓利害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季平先生说：“近世各国，农业金融贷款，一般年利仅为一分左右。”“青苗法实行年利四分，当然是古今政府贷款与民的高额利率。”不管肯定青苗法论者如何为青苗法辩解，也不论青苗法40％的年利率如何低于私人借贷的“倍称之息”，如果政府贷款利率确为40％，属高额利率是不可否认的。对大部分农户而言，这样的利率即使当代农户也难以承受。熙宁五年，王安石推行易市法，将钱贯赊贷给城市工商户作为商业营运的本钱，尚规定“若半年纳，出息一分，一年纳即出息二分”①，而贷款给农民却收四分息，这在以重农为基础的中国古代社会里，是不可思议的。同时，市易法规定，市易钱如有剩余，可赊贷给乡村。青苗法规定，青苗钱有剩余，可赊贷给城郭。同是政府贷款，如果市易钱利率二分，青苗钱四分，人们自然都借贷市易钱，青苗法就无法推行了，宋代臣僚必定会因此议论纷纷。但自市易法推行后，反对青苗法、市易法者的言论、奏疏连篇累牍，竞无一人将青苗钱利率与市易钱利率比较，这也是不可思议的。合理的解释是：二者利率相同，均为二分，故无进行比较的意义。

青苗钱利率是评价青苗法的重要依据。肯定与否定青苗法的当代研究者围绕40％的法定利率是高还是低、实际利率是高于40％还是低于40％打了多年笔墨官司，却始终在为一个并不存在的历史事实争论。本文不涉及青苗法的评价问题，愿此文能使有关问题的争鸣建立在更加科学、严谨的学术研究基础之上。

青苗钱范文篇3

秦统一中国后，在法家思想的指导下建立了君主集权的政治制度。“汉承秦制”，在“秦制”之下，儒家思想一方面与其相适应，提出了“三纲”之说，另一方面也仍然坚持了先秦儒家的民本主义和“格君心之非”思想。如汉儒董仲舒主张“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繁露·玉杯》），其“伸君”即适应秦以后的君主集权而立“三纲”之说，其“伸天”则仍贯彻了民本的思想（所谓“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见《春秋繁露·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并且欲以“阴阳灾异”来格（正）“君心之非”。在董仲舒看来，治道应该从君心之正开始："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王道终矣"（《汉书·董仲舒传》）。

两宋时期，程朱理学在哲学上比汉唐儒学有重大的发展，但在政治哲学上却鲜有突破，大致是伸张孟子的政治思想，甚至可以说未离董仲舒“阴阳灾异”思想的窠臼。关于程朱对君权和“三纲”之说的肯定，历来已多被强调，近现代学人也对此多作批评。本文所述，主要是程朱的“格君心之非”思想，以显出程朱理学与君权之间的内在紧张关系，并重申笔者多年来的一个看法：从民本进至民主，符合中国文化实现近现代转型的内在逻辑。

一

二程与君主政治的关系，始见于程颐早年的《上仁宗皇帝书》。他在书中说：“圣明之主，无不好闻直谏，博采刍蕘，故视益明而听益聪，纪纲正而天下治；昏乱之主，无不恶闻过失，忽视正言，故视益蔽而听益塞，纪纲废而天下乱。治乱之因，未有不由是也。”（《程氏文集》卷五）这种劝戒君主听从臣下的“直谏”，并且希望君主“召对，面陈所学”，“以臣之学议天下之事”，正是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在士人中形成的风气1。程颐指出，当时宋朝已处于危乱之势：“诚何异于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之未然（燃），因谓之安乎？……况今百姓困苦，愁怨之气上冲于天，灾沴凶荒，是所召也。”这里的“召”就有“天人感应”、“同气相召”的意思。程颐又引《尚书》所谓“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认为“固本之道，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足衣食”。但当时“国家财用，常多不足”，为充财用则“急令诛求”于民，“竭民膏血”，使百姓“往往破产亡业，骨肉离散”。“彼庶民者，饥寒既切于内，父子不相保，尚能顾忠义哉？非民无良，政使然也。”他从民本思想展开对当时政治的批判，由此批判而提出实行“王道”的主张。他说：“窃惟王道之本，仁也。臣观陛下之仁，尧舜之仁也。然而天下未治者，诚由有仁心而无仁政尔。”（同上）在此，程颐肯定宋仁宗“有仁心”，但“无仁政”，这是对当时君主政治的一种乐观看法。此后，二程便由强调君主必须“正志先立”，终至明确提出“格君心之非”是治道之“本”。

治平二年（1065），程颐写有《为家君应诏上英宗皇帝书》。此书仍强调了“民惟邦本”，“保民之道，以食为本”，但更重要的是提出了治道的“本”与“用”之分：

今言当世之务者，必曰所先者：宽赋役也，劝农桑也，实仓廪也，备灾害也，修武备也，明教化也。此诚要务，然犹未知其本也。臣以为所尤先者三焉，请为陛下陈之。一曰立志，二曰责任，三曰求贤。……三者本也，制于事者用也。有其本，不患无其用。三者之中，复以立志为本，君志立而天下治矣。所谓立志者，至诚一心，以道自任，以圣人之训为可必信，先王之治为可必行，不狃滞于近规，不迁惑于众口，必期致天下如三代之世，此之谓也。”（《程氏文集》卷五）

这段话把君主的“立志”作为最根本的急务，其精神与后来程颢写的《上殿劄子》相一致。程颢说：“君道之大……在乎君志先定，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所谓定志者，一心诚意，择善而固执之也。……自知极于明，信道极于笃，任贤勿贰，去邪无疑，必期致世如三代之隆而后已也。”（《程氏文集》卷一）小程和大程几乎同时提出了治道必须“君志先定”的问题，这有鉴于庆历新政的夭折以及此后的无所作为正是由于“君志”不定2。在他们看来，只有“君志先定”，才能够正确地择宰相（“责任”）、任贤臣（“求贤”）；有了这样的“本”，则“不患无其用”。反之，“顾三者不先，徒虚言尔”（《程氏文集》卷五）。

程颐的《为家君应诏上英宗皇帝书》，本是响应宋英宗的诏勅，“以比年以来，水潦为沴，八月庚寅大雨”，诏求臣僚“言时政阙失及当世利病”，代其父程珦而写。程颐在书中也趁势以“阴阳灾异”儆戒人君：

臣闻水旱之沴，由阴阳之不和；阴阳不和，系政事之所致。是以自昔明王，或遇灾变，则必警惧以省躬之过，思政之阙，广延众论，求所以当天心，致和气，故能消弭灾异，长保隆平。……今陛下嗣位之初，比年阴沴，圣心警畏，下明诏以求政之阙，诚圣明之为也。（同上）

这里说的君主因“阴阳灾异”而下“罪己”引咎之诏，听闻对时政阙失的批评，可以说是历朝的惯例。程颐在此只是更希望宋英宗出于“至诚”，而不要使其只成为“虚饰”。

宋英宗在位仅四年就病死，其子神宗继立。熙宁元年（1068），程颢向新即位的宋神宗上了《论王霸劄子》。他说：

得天理之正，极人伦之至者，尧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义之偏者，霸者之事也。……故诚心而王则王矣，假之而霸则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审其初而已。……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正志先立，则邪说不能移，异端不能惑，故力尽于道而莫之御也。（《程氏文集》卷一）

程颢从“王霸之辨”的高度来讲君主“立志”的重要。他希望宋神宗“知尧舜之道备于己，反身而诚之，推之以及四海，择同心一德之臣，与之共成天下之务”。这仍是强调君主必须先“立志”，只有君主“正志先立”，才能“任贤勿贰，去邪无疑”，从而确立“致世如三代之隆”的改革方向，以实现“王道”的理想。

在《论王霸劄子》之后，程颢又向宋神宗上了《论十事劄子》，就“师傅、六官、经界、乡党、贡士、兵役、民食、四民、山泽、分数”等十个方面提出具体的改革措施，“以为三代之法有必可施行之验”（同上）。然而，当时宋神宗正“日益信用”王安石，在熙宁二年任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后，便开始了熙宁变法。是年四月，程颢曾与其他七人被派遣到各地考察农田、水利、赋役等情况。此后在颁行均输法和青苗法，暴露了熙宁变法是以“理财”为急务之后，朝臣中就兴起了“新党”与“旧党”之争。程颐在《明道先生行状》中记述：

神宗素知先生名，召对之日，从容咨访……（先生）前后进说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贤育才为先。先生不饰辞辨，独以诚意感动人主。……尝言：人主当防未萌之欲。……时王荆公安石日益信用，先生每进见，必为神宗陈君道以至诚仁爱为本，未尝及功利。……荆公浸行其说，先生意多不合，事出必论列，数月之间，章数十上。……荆公与先生虽道不同，而尝谓先生忠信。……而言路好直者，必欲力攻取胜，由是（荆公）与言者为敌矣。（《程氏文集》卷十一）

此处所说王安石与程颢的“道”不同，即王安石的改革思想是“以理财为方今先急”（《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所谓“理财”即国家如何多征收钱财，如青苗法是“官放息钱”，由国家贷钱给农民，然后收取本金和十分之二的利息），而程颢则主张实行“王道”，他劝说宋神宗“以正心窒欲、求贤育才为先”，“陈君道以至诚仁爱为本，未尝及功利”。这里的主要分歧就是王霸、理欲、义利之辨。

在颁行均输法和青苗法之后，程颢“数月之间，章数十上”。现《程氏文集》卷一载其在熙宁三年上的两道《谏新法疏》，大意如《明道先生行状》所述，批评熙宁变法“辅臣不同心，小臣与大计，公论不行，青苗取息，卖祠部牒，差提举官多非其人及不经封驳，京东转运司剥民希宠不加黜责，兴利之臣日进，尚德之风浸衰”等等。程颢力主“外汰使人之扰，亟推去息之仁”，即主张撤回督促新法施行、扰乱地方行政的提举官，停止取息牟利的青苗法，代之为“去息”的仁政。他更看重的是，由于宋神宗不能“正志先立”，以致熙宁变法汲汲于财利，当反对熙宁变法的“旧党”纷纷被罢贬之后，王安石就更多地任用“晓财利”之人，于是“兴利之臣日进，尚德之风浸衰”，这就使他所希望的宋神宗能够“任贤勿贰，去邪无疑”完全走向了反面。

程颢对宋神宗先是“独以诚意感动人主”，但是在谏止新法的《再上疏》中却不得不以“天意”儆戒人君。他说：“矧复天时未顺，地震连年，四方人心日益摇动，此皆陛下所当仰测天意，俯察人事者也。”（《程氏文集》卷一）数年之后，程颐在《代吕公著应诏上神宗皇帝书》中也以“彗（星）之为变多矣，鲜有无其应者，盖上天之意，非徒然也”，希望宋神宗敬畏“天戒”，“省己之存心，考己之任人，察己之为政，思己之自处，然后质人之言”，以己之“诚意”感动天心，消弭灾害，“奋然改为”（《程氏文集》卷五）。

熙宁变法之后，二程退处洛阳，几近十年“玩心于道德性命之际，有以自养其浑浩冲融……身益退，位益卑，而名益高于天下”（《程氏遗书》附录《门人朋友叙述并序》）。在此期间，一方面，道学的思想体系臻于完成；另一方面，二程把王安石新学视为超过释氏之害的“大患”。从学术上说，“要先整顿介甫之学”（《程氏遗书》卷二上）；从治道上说，最根本的是要“格君心之非”。二程说：

治道亦有从本而言，亦有从用而言。从本而言，惟从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若从事而言，不救则已，若须救之，必须变。大变则大益，小变则小益。（《程氏遗书》卷十五）

青苗钱范文篇4

根据甘肃省农调队在2003年做的一项统计和调查表明：甘肃省失地农民的生活总体保持稳定，主要存在的问题是围绕着征地安置和补偿的。

一、甘肃失地农民现状

2003年，甘肃省农调队在全省抽选了五个县区的十个乡镇，对100户农户进行了“失地农民现状”的专题调查。调查的主要内容涉及到：（1）2000年（含）以来，失地农民的基本情况：失地前后的人均耕地、人均收入、人均消费等情况对比，失地补偿及安置情况，失地后现从业情况。（2）占用耕地对农户收入和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失地农民生活中有哪些困难，他们最急需解决什么问题。（3）当前失地农民的心态是什么样的，最真实的想法是什么。从调查的具体情况来看，甘肃省失地农民的基本生活状况是：

（一）人均耕地占用0.77亩。在100户农户中，共有家庭人口467人，目前，农村劳动力270人，平均每户4.67人，劳动力2.7人。家庭原有耕地面积658.63亩,平均每户6.59亩，平均每人1.41亩。从2000年至今，这些农户的耕地共被占用298.59亩，平均每户3.60亩，平均每人0.77亩。

（二）0.74%的劳动力赋闲在家。在270名劳动力中，征地时安置就业4人，从事农业149人，从事二、三产业67人，外出务工48人，分别占劳动力总数的1.48%、55.19%、24.81%和17.78%，赋闲在家2人，占劳动力总数的0.74%。

（三）34%的失地农户的收入水平下降。在接受调查的100户农户中，耕地被占用前的年人均纯收入为2139.3元，耕地被占用后的年人均纯收入2128.6元，减少10.7元，下降0.5%。其中，年人均纯收入持平和增加的分别有25户和41户，分别占调查总户数的25%和41%，下降的34户，占调查总户数的34%。

而浙江省统计局在2003年作的一项调查表明：（一）土地征用前、后相比，失地农户的人均纯收入总体水平有所下降，低收入户增加。（二）剩余劳动力比例较高。目前基本赋闲在家。尤其是土地被全部征用的农户，基本赋闲在家的富余劳动力比例更大，占调查户全部富余劳动力的68.5%。在58.1%已经就业的劳动力中，其就业结构为：31%的劳动力外出务工，33%的劳动力在本地从事农业，36%的劳动力在本地从事二、三产业。（三）个别地方土地征用后按一定比例返回土地的政策落实不到位。辽宁省统计局在2003年作的一项调查表明：（一）在100户失地农民中，人均纯收入比失地前增加的有43户，人均增加772元；收入下降的有36户，人均减少520元；收入持平的有21户。失地农户的收入总体水平下降的占调查总数的36%。（二）在100户调查户中，有187名劳动力已经就业，只有24人赋闲在家，劳动就业率达88.6%。

从上述调查的数据显示，失地对甘肃省这样经济相对比较落后的内陆省份的农民来说，影响要远远小于沿海和经济相对较发达的其它省份的农民。与上述两个比较典型的省份相比，我们可以作如下的分析：“人均耕地占用0.77亩”这个数据表明，甘肃省的农民失地失去的不是所有的土地，而是土地的一部分。也就是说，甘肃失地的农民还不是完全的“三无农民”（务农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最起码他们还有剩余的土地。只有“0.74%的劳动力赋闲在家”的统计数据表明，甘肃省失地农民的就业安置工作做的是比较好的。相对于其它省份来说，由于甘肃失地农民主要集中在城乡结合部，而且他们的就业意识和择业观念比较开放，就业渠道多种多样，同时他们的就业机会比远郊和偏远地区农民就业机会和就业选择性要大，所以赋闲在家的人口数并不多。“34%的失地农户的收入水平下降”表明，失地对生活没有太大影响的农户，其本身的收入来源中，绝大部分来源于非农收入，企事业单位工资、外出打工、家庭开店办厂等收入已经占整个家庭收入的绝大比例，再加上已拿到土地补偿费，眼前手头相对有了较多的可支配收入；而生活水平略有下降的农户，主要是原有的家庭收入主要来自土地经营，土地被征用后，收入来源减少。而且一部分农户搬进楼房，取暖费、电费、水费、物业费、饮食费等支出增加。土地被征用前，农民家庭食品消费如粮、菜主要依靠自产自食，现在基本上靠从市场购入，食品支出增加也导致了失地农民的收入水平下降。另外，那些失地前基本上完全依靠土地为生的农户，失去土地以后如果无就业门路，加之观念落后、就业意识差，其收入呈下滑趋势。还有些农户是因主要劳动力患病无法从业导致收入下降。

二、甘肃失地农民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困难

补偿和安置以及与补偿和安置相关联的失地农民的保障是整个甘肃失地农民所有问题中的核心问题。鉴于学界对“补偿”和“安置”概念的模糊，因此要对“补偿”和“安置”作一个简单的区分。尽管无论是土地补偿费还是安置补助都属于土地征用补偿的内容，但笔者认为所谓“补偿”是特指土地补偿、青苗补偿、附着物补偿，“安置”则特指对被征地人员的安置。根据笔者对失地农民的实地走访和问卷调查，认为甘肃失地农民的补偿和安置问题主要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征地补偿费分配机制混乱

我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征用耕地的补偿费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征用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六至十倍。征用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按照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计算。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按照被征用的耕地数量除以征地前被征用单位平均每人占用耕地的数量计算。每一个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的安置补助费标准,为该耕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四到六倍。”

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释义》所作的解释：“土地补偿费是因国家征用土地对土地所有者和土地使用者对土地的投入和收益造成损失的补偿。”“安置补偿费是为了安置以土地为主要生产资料并取得生活来源的农业人口的生活所给予的补助费用。就目前来讲，主要安置的应当是耕地的土地使用者或承包经营者，因征地使之终止了土地承包经营合同或土地使用权，应当由国家予以安置或发给安置补助费。”“地上物的补偿费，包括地上、地下的各种建筑物、构筑物如房屋、水井、道路、地上地下管线、水渠的拆迁和恢复费用，被征用土地上林木的补偿或砍伐费等。”“青苗补偿费是指农作物正处于生长阶段而未能收获的，因征用土地需要及时让出土地而致使农作物不能收获而使农民造成损失的，应当给予土地承包者或土地使用者以经济补偿。”从字面上来理解的话，土地补偿、青苗补偿、地上附着物补偿都可以被视为是一种对所有者和使用者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补偿。

从这样的法律规定来看，征地补偿安置费用可以分为三部分：即土地所有权补偿、土地使用权补偿、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土地补偿费应该归土地所有者和土地使用者即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所有；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应该完全归土地承包者或土地使用者——失地农民所有，用于生活安置和安排生产。不过，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三部分补偿费用的具体受益对象。从现实来看，这些受益对象是农民、集体、政府及政府各部门。按照《土地管理法》的补偿安置标准推算，即使不算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仅安置补助费按底线算也能占到征地总费用的40%，若加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被征地农民应能得到至少占征地总费用的50%的安置和补偿费用。可实际情况却是，最拥有发言权和受益应该最大的群体——失地农民拥有的收益却最少——据有关资料统计：各补偿对象所占的比重为:农民5%-10%,农村集体25%-30%,政府及各部门60%-70%。显然，现实中这样的补偿和安置是违背《土地管理法》规定的征地补偿原则的，即保证被征用土地的农民不因失去土地而降低生活水平。①

（二）“货币安置”或者是“一次性补偿”形式单一，没有考虑到失地农民的长远利益

按照国土资源部的规定，对于失地农民的安置形式应该是多种多样的，主要包括但不限于：货币安置、农业生产安置、重新择业安置、入股分红安置、异地移民安置等多种方式。可是在实践中，农业生产安置、重新择业安置、入股分红安置、异地移民安置等方式所占的比例是微乎其微的，80%—90%是“一脚踢”式的货币安置。有学者作过这样的粗略估计：以一个5口之家为例，一年至少要3000斤粮食合3000元；100斤食用油合300多元；每人每日吃菜1元钱，一个5口之家一年就得1800元。这三项开支，对于有承包地的农民来说粮食、蔬菜和食用油都是自己地里种的，不需花钱。而失去土地以后，这5100元就变成了硬性支出。假使“货币安置”或者是“一次性补偿”即便是都给到位了，以一亩地3000-30000元计算，农民没几年就用完了。再加上农民本身具有的狭隘性，决定了他们不可能自己进行长远的打算和筹划。所以，从现实的角度来考虑，这样的补偿和安置是一个没有充分重视农民权益的方案。

从理论上进行分析，失地农民失去的不仅仅是土地，还包括一系列权利和利益，如财产权利、基本生活保障的权利、就业机会的权利以及与土地相关的一系列相关权利如政府支持的权利、政治权利、教育和文化的权利等等。一次性补偿和货币安置的最大弊端就是只考虑了失地农民的眼前利益而没有考虑失地农民的长远利益和基本的生活保障，没有充分考虑农村土地上依附的多重社会功能。同时，缺乏相对应的政策制度安排，从而使得没有任何生产资料、没有任何社会保障、就业技能低的失地农民，成为了城市化进程中最脆弱的社会群体。

而且对失地农民来讲，失去了土地,也就失去其基本生活保障,而微不足道的安置费是难以保证失地农民重新置业的,更不要说以其作为生活保障和养老保障的终极资源。这些长远利益和基本保障是现行实际补偿款——每亩3000-30000元所无法弥补的。这种补偿费与成本之间的差距，“既不能保障农民重新置业,更不能保障农民基本生活,也剥夺了农民的发展权,是极不合理的。”②

（三）“同类同质”农地和“不同类不同质”农地补偿与安置费差异较大，人为地造成不平等待遇。

在实际征地过程中，经营性用地和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用地，补偿安置的费用差距悬殊。国家和省重点建设项目付给农民的征地补偿费偏低，每公顷一般只有9万元左右，有的甚至低于7万元。而郊区的农地，由于城市的扩展辐射，政府对配套基础设施的投入，造成了相应地段的土地升值。在经济较发达地区和大城市的城乡结合部,征地费用尤其高,有的征地费每公顷已达到375万元。这种高价征地与低价征地现象并存的局面,甚至于发生在同一地区的不同征地项目上。同时，随着我国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过渡和科学技术发展，使得不同农作物、不同种植手段、不同生产方式和不同地块之间的农业产值差距也很大，从而人为地形成了不平等待遇。

（四）产值计算不准确，补偿安置显失公平。

大部分农户认为补偿标准偏低，对土地日后的经济潜力评估不够——因为耕地一经征用后，其用途的改变通常会使地价升值，但是在制定征地补偿标准时却没有考虑增值因素，而且没有考虑到粮食等农作物价格上涨的因素。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分析，我们发现耕地的“平均年产值”是一个不确定的内容,既不是地价,也不是地租,而是以生产资料的使用价值代替了生产资料的价值，这样就掩盖了土地的稀缺程度及对农民的重要性,由此计算出的价格并不能真正反映实际情况。更何况这种典型的指令性计划,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价格形成机制相违背。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五）实现角色转换的各种机制缺失。

失地农民的角色转换是指失地农民市民化的过程，即失地农民从农民的角色定位向市民的角色定位的转换。这个过程需要各种机制的共同作用和支持，其中失地农民观念的更新、对其进行职业培训、基层管理体制的完善、政府的大力支持以及社会保障机制和土地管理机制的完善是支持角色转换的重要因素。而现今上述的各种因素对大部分失地农民来说是基本缺失的。

青苗钱范文篇5

课堂导学是一门艺术，一个好的导入，可以激发学生的兴趣和求知欲。正如有人说“：好的导学等于教学成功了一半。”选修课的导学有其特殊性。由于选修教材各专题各章节的内容相对独立，前后没有必然联系。因此在设计《王安石变法》一课导学时，为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突出教学重点，本人选择了紧抓变法的精髓所在。本人引用了2008年“首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年会”开幕式上总理回答“关于全球性的领导者最应该具备什么样素质？”时的回答。他说“：5年前，我曾面对大家立过誓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今天我还想加上一句话，就是‘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他引经据典的提到了王安石“三不足”论断，非常巧妙地讲出了作为领导要有改革精神。所谓“天变不足畏”指的是对自然界的灾害不必畏惧；“人言不足恤”指的是对流言蜚语无须顾忌；“祖宗之法不足守”指的是前人制定的法度若不适应当前需要甚至阻碍社会进步，就要修改甚至废除，不能盲目继承效法。“三不足”既是王安石变法的精神支柱，也是他的思想武器，人们常引用这句话来表达一种不断革新的精神。温总理认为，未来的中国只要一如既往地沿着王安石所提倡的这种不畏、不恤、不守的改革精神走下去，中国一定会再次崛起，让全世界刮目相看。由温总理借名家名言谈改革导入北宋的王安石变法，自然、贴切。它既关注到时政热点与政治学科的紧密联系，又能借鉴岳麓版教材的优点，弥补人民版教材的不足，实现了不同版本教材内容的取长补短，从而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

二、引“诗词”知变法艰辛

在教学中，本人尝试从王安石的诗词中去寻找变法的踪迹，从其不同时期创作的《北民》《元日》《商鞅》和《梅花》四首诗入手，再现变法的艰辛历程。首先，引用变法前王安石所作的《北民》一诗：“河北民，生近二边长苦辛。家家养子学耕织，输与官家事夷狄。今年大旱千里赤，州县仍催给河役。老小相携来就南，南人丰年自无食。悲愁白日天地昏，路旁过者无颜色。汝生不及贞观中，斗粟数钱无兵戎。”教师引导学生从诗中了解变法前北宋社会和人民生活的现状，由学生回答、教师补充，得知河北民的六苦：养家苦、赋税苦、边患苦、灾害苦、徭役苦、南逃苦。接着让学生结合所学知识思考当时社会存在的主要问题。学生可以从北宋中期的“三冗”问题入手，知道由于官僚机构的膨胀和军队数量的庞大，造成了“冗官”、“冗兵”，“冗官”、“冗兵”又导致财政赤字，从而出现了“冗费”。“三冗”问题导致国家的“积贫”和军队战斗力的“积弱”，于是北宋中期统治危机四伏。《北民》一诗恰能充分体现作者的忧患意识，也为其日后改革提出了一条思路：解决农民负担，增加财政收入，增强军事力量，稳定社会局面。接着，引入王安石的另一首诗《元日》：“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元日》写于改革开始，诗句轻松明快，让人误以为诗句写的只是春之喜庆。此时教师要引导学生思考，诗中“新桃”暗喻什么？“旧符”又指什么？诗中的“新桃”实指新的改革，“旧符”则是旧局面的比喻。王安石既是政治家，又是诗人，他的不少描景绘物诗都寓有强烈的政治内容。《元日》就是通过对新年元旦新气象的描写，抒发作者执政变法、除旧布新、强国富民的抱负和乐观自信的情绪。在介绍王安石变法措施时，教师可以设计若干小问题，如变法内容中哪些措施能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哪些措施能减轻农民负担？哪些措施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哪些措施触犯了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让学生讨论，逐一分析，得出回答。紧接着，又引用《商鞅》一诗：“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这首诗给人凝重感，让人压抑。本人着重以最能兼顾国家和民众利益的青苗法为例，让学生思考该法实施的最初设想，是否达到预期效果及其原因。王安石变法规定：在青黄不接时，国家借贷农民利息的标准是年息两分，即贷款一万，借期一年，利息两千。王安石最初设想是通过青苗法来减轻农民负担，既可以保证农时，又可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然而在实施过程中，由于地方政府层层加码，原本给农民的低息贷款，变成了一种官府垄断的高利贷，有些地方借贷利息竟高达原来的35倍！利息高不说，手续还麻烦，每道程序都要受到贪官污吏的敲诈盘剥，结果老百姓的负担不但没有减轻，反而加重了。正如司马光所言，“不取诸民，将焉取之？”由于变法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反而触犯了许多官僚、大地主的利益，所以遭到他们强烈反对，变法阻力重重。面对压力，王安石没有退缩，而是自我激励，要以商鞅为师。这充分体现了王安石的“三不足”精神，体现了他的政治改革勇气和不屈精神。最后，再引出王安石晚年的诗作《梅花》：“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梅花》一词是作者心境的写照，这时王安石已从政坛上下来，不问政事，也不能问政事，于是醉心于风景之中。外人称其高雅超脱，其实只有他自己知道，这不过是无奈的人生装饰。“凌寒独自开”，恰是作者远离政治，晚年独处的真实写照。而“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却反映出作者在处境最艰难最无奈时，仍没有改变自己的政治主张，保持“孤芳不变”，保持着政治家应有的一种高尚节操。

三、拟“评说”思变法得失

青苗钱范文篇6

村属浅丘林地带，离城区20余公里，到乡镇3公里左右。2005年前，村里全是泥巴路，正所谓“天晴一把刀，下雨一包糟”，村民所需农资产品无法运进，生产出的农产品无法运出，要想搞农业生产，只能是肩挑背扛，在当时，要想靠土地发家致富，根本无希望可言。2004年底，在外跑运输的本村村民看到家乡贫困落后的面貌，很是心痛，毅然放弃在外找大钱的机会，回到家乡，立志要为家乡，家乡的父老乡亲做点好事，让大家都跳出贫困的圈子，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全村老百姓的拥戴下，顺利当选了本村村主任。2010年又顺利当选了本村的村支部书记。

一、建立长效机制、开展基层学习

在基层党组织建设中工作中，他作为支部书记带头开展以多种形式、多次组织学习文建明工作方法，学习“三、二”工作法等，使全村党员更具凝聚力、战斗力，使党员起到了带头作用。

在村道路的建设中，通过多种渠道、关系努力争取项目、资金，并充分带动了群众的积极性，大家出资、出力建的5.5公里的水泥村道路顺利通行。率领二社、三社、九社兴建了两口塘堰，为这三个社以及周边的用水提供了有力的帮助。

在城乡环境和农房修建规划的工作中，通过多次组织会议，宣传教育，法制的讲解，有效的控制了村民乱搭乱建。

在安全工作中，他率领村两委会组织党员干部学习安全知识，宣传教育落到了实处，使全村更稳定、和谐、发展，得到了党员及群众的普遍认可和支持。

二、在重点工程上的成绩

新城的建设中，他率领村支部党员进行对村民的思想教育、政策的宣传，使他们意识到开发给农民带来的实惠，彻底改变了旧的思想。通过多种形式对社员宣传土地的有关法律法规，使村民由不理解转变为理解，最终顺利签订4、5、6社800余亩土地转让协议。在清点四社体育路沿线的林木和坟墓时，他冒着个别人的不理解以及群众的阻饶，以至于村民拉着村两委会干部和镇党委工作人员跳渠河的很多困难，他咬紧牙关，仍然艰难的一步一步的率领村两委会党员干部到每家每户做思想工作，耐心的给他们宣传讲解党和政府在拆迁中给村民带来的实惠，使村民最终转变了传统农业的老思想，接受了开发给他们带来的好生活及美好前景。最后，以青苗费顺利发放、村民对房屋丈量的配合、使林木及附作物清点、坟墓的搬迁、体育路的建设得以顺利的进行。安置补偿款的发放、基本生活保障金的建立和发放也得到了村民的支持和配合。房屋拆迁的工作都超前完成了党委政府下达的目标及任务。

遂渝二线铁路建设涉及村二社、三社、九社三个社，也是由他带头，带领村两委党员干部平稳和谐地完成了整个工程的征地、安置、拆迁、补偿等几个工作。要求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全面完成了上级领导的目标和任务。

三、在惠民上的成绩

2005年，新当选村主任的在了解了村上没有水利设施，农民种植水稻全靠天，若遇春季雨少，便会导致大面积农田荒废的情况后，便找镇领导要指标，到水利局跑关系，最终解决了几十口工程屯水田下来，这给老百姓种水稻缺水解决了根本问题。

2006年，在“要想富、先修路”的经验指引下，一面向镇上打报告争取指标，一面到交通局跑关系，另一面又找村上的老党员、社员代表一起协商道路上所涉农民的青苗、林木的解决办法，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二公里的村道路水泥路于2007年全面贯通。

2007年至2010年，又与村领导班子一起为村民争取了几百口沼气指标，并全部落实到户，这不但给很多百姓解决了燃烧问题，更让百姓的庭院环境得到了很大改观。期间，又搞招商引资，引进大型养殖场，养猪场、养鸡场各一个，解决了部分劳动力就近打工问题，也让部分荒地有了升值空间。

青苗钱范文篇7

一、把握“四个知晓”

我乡结合实际情况，重点围绕移民问题、灾后重建和春耕生产送技术、送物资、送政策开展服务活动。做到服务对象、服务内容、服务方式、服务目标“四个知晓”。关于移民，我们始终把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处理问题方式的灵活性相结合，针对血铅含量超标的村民及时带领就医并发放药品、牛奶、鸡蛋等营养干预物资，认真组织慰问，安抚好村民情绪，并完善社会应急事件处理机制；针对部分在移民过渡红线内却又故土难离的村民，我乡干部联合各村组党员干部进行家家户户实地走访交流，从移民安置点的环境、交通、发展潜力等基本情况对村民进行客观详细的讲解，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切实让每户村民满意过渡。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一直是我乡工作的重要内容，让受灾村民能够尽快住进更为舒适宽敞温暖的安全房屋也是我们殷切期望。对于部分受灾严重、建房困难的灾后重建户，党员干部以及领导实施了一对一联结帮扶政策，让灾后重建户在建房中遇到困难能够有渠道述求、有方式沟通。在农业方面，乡农技人员积极向农户宣传新品种和好的种植方法。在今年年初，为百姓申请一批良种马铃薯种薯免费发放、发放种植手册100份，并对春耕育种育苗技术下到田间进行培训，做到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解决百姓在种植生产上的技术问题。

二、抓实“五本台账”

采取“五本台账”的方式，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联系服务群众，走家串户听民义、送服务、通情况、讲政策。通过走访院落、记录来访等方式，收集民情，做到“建账”及时；其次对所建账及时处理，广泛收集民智，最后通过定期“销账”汇总办理情况，确保对每一笔“账”的跟踪办理。在活动开展的一个多月时间里，乡成员分工合作，各司其职。在灾后重建工作中，重建户86户，重建工作顺利开展，其中有：村5组为“4.20”灾后重建特困户，无力购买建筑材料，在政府领导积极处理下，帮助购买重建房屋的建筑材料、落实灾后重建帮扶资金，联系施工单位对重建房屋进行外观风貌塑造和卷帘门的安装，并帮助寻找到帮扶企业给予帮扶资金3000元，部门帮扶资金9000元；在困难群众中，困难家庭2户，调查其家庭情况属实后，落实慰问金500元；在民生诉求中，学生家长反映的学生上学过渡问题，已得到很好的解决，目前已在村委会驻地搭建临时板房进行过渡，83名学生已搬到过渡板房中就读；在移民工作中，建坪2组曹春发、罗桂淑、王洪福和坪安村李学良因未领取到工业园区防洪提修建占地青苗费，乡领导得知后积极与工业园区管委会进行接洽核实，帮助他们领取到了占地青苗费，化解群众的误解和对政府的怨气，推动了移民对接工作；里坪村6组罗伟因家庭贫困，无力交纳移民房建房差额款，乡领导再得知我县农村信用社有移民户可以使用自己的移民房屋抵押贷款这项业务后，积极和农村信用社联系，以及通过各种形式给移民宣传信贷政策，使得其在信用社贷款2万元，交清了建房差额款；在涉及稳定工作：建坪14组的群众因与其子女发生赡养纠纷，经常到乡政府哭闹，在经乡司法所协调后，其子女同意将两位老人的移民过渡费（每人每月800元）交由给老人自行管理使用。

三、搞好“六个结合”

青苗钱范文篇8

一、林带建设情况

总体上，今春西宝林带建设工作有特点、有共性的需要我们秋季坚持继续做的有四个方面，值得大家共同来思考。

一是部署周密，组织有力。从行政推动工作上关键是要安排好、部署好。省上建设千里绿色长廊安排后，市政府主要领导、分管领导都非常重视，亲自部署安排，上路查看指导，协调解决问题；县区领导尤其是林业局“一把手”亲自上手，在整个绿化期间都在路上、在现场、在村组、在重点区段，现场解决具体问题，有力于地推动绿化工作有序有效进行。绿化中，市上多次召开会议，3月16日市政府召集县区及相关部门有关领导，专题研究安排；3月22日凤翔现场会上，进一步明确了相关措施和市上的政策要求和工作重点；3月29日在蔡家坡分析解决了阶段性的具体问题，明确了工作重点；4月5日大规模栽植之后，我们又召开了一次技术及管护研讨会，对栽植之后做什么、管什么、重点抓什么进行了专题讨论，制定印发文件，统一技术规程和要求；今天在大规模栽植、管护告一段落之后，我们又坐下来系统总结，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可以说这些会都开得及时，推动了林带建设各项工作，同时市上还相继印发了一些规范性的文件，明确了技术规程和绿化模式；并及时调整工作思路，组织人员在市域及周边地区调研考察，组织当地苗木，提高造林成活率。

二是突出重点，突破难点。在建设上，主要是拿地，这是西宝高速绿化难度最大的问题。今春绿化中普遍拿地快，没有出现任何问题，林带内农作物清理工作做的很好，无论是栽前清的，还是栽后清的都很到位；在资金投入上，总体落实得比较理想，尤其是土地租赁和青苗补偿“两费”的问题解决得好，市上基本按实际里程算多少进行安排，并及时下拨到县区。在环境整治上，下发环境整治工作《通知》，将西宝高速沿线绿化环境整治任务细化分解到县区和有关部门，并根据环境整治实际和造林时间情况，坚持做到环境整治不到位不栽植，难点路段栽不成不硬栽，确保了造林质量。

三是措施过硬，严把环节。在苗木上，抽调专人实地考察组织苗木，并确定专人进行验收，严把卸载、运苗等各个环节关口。总体上，从考察调运到栽植浇水等各个环节都做的很好，没有大的问题。尤其是从卸苗到栽植整个过程都做的规范，边下苗边栽植，减少了一些中间环节。在栽植上，普遍推行工程管理，依托林场自身资源优势，组建专业队栽植，做到了苗木随到随栽、随浇水。在管护上，市上印发管护工作《通报》，落实技术、抚育管护措施和责任，组织技术人员对新栽雪松适量疏枝，用木桩或尼龙绳支撑固定，及时购置配发农药、喷雾器、水管等物资，分时段喷施蒸腾抑制剂、硫酸亚铁药剂，逐区段落实专职管护人员。

四是督查严格，质量较好。首先是苗木调运，无论是组织当地苗，还是调运外地苗，在整个环节过程中都做的到位。咱们一直讲栽树就是栽责任心、栽作风，我觉得这一次正是咱们工作作风和精神面貌的集中体现，可以说无论是市上、县上，还是基层林场都是一支能战斗的、打硬仗的队伍。同时，咱们督查的同志都很卖力，工作很敬业，作风很过硬，从局领导到基层单位领导都是尽心尽力，扑下身子，深入一线，蹲到乡镇等最基层，与基层同志们打成一片，研究解决具体问题，实实在在地抓落实，督办整个工作，有效的推动了西宝高速绿化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全市今春一季新建50多公里，栽植雪松、杨树7万多株，达到了预期目标。

总结今春林带建设工作，我们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上手比较仓促，前期准备工作不够，从着手谋划、落实用地、组织苗木到大规模栽植仅20多天，加之春季植树造林时间相对较短，县区栽植有效时间不足；二是关键措施跟进不及时，尤其是浇水，一些地方水源短缺，浇水不及时、不到位，有漏浇现象；三是租地和青苗补偿“两费”兑付不及时，影响了林带建设进度。

二、需要研究几个问题

1、关于突出一个“早”的问题。客观上讲，今春西宝高速绿化整体安排晚，拿地、调苗、栽植等各项工作时间相对紧，任务繁重，难度很大，影响了林带建设的进度和质量。因此，在今后造林各个环节上要把握一个“早”字，要“早”字当头，提早安排部署，提前落实绿化用地、苗木和专业队，确保把树栽在有利于成活的最佳时段；要坚持一栽就浇，扩盘覆土、修枝固定等管护措施及时跟进。

2、关于“两费”兑付的问题。在今春绿化中，市上列支专款用于绿化用地的租赁和青苗的补偿，但目前“两费”兑付还是不到位，相对还是比较滞后，给林带后期管护带来困难。因此，要逐村逐户造册登记，完善兑付花名册，及时将“两费”足额发放到农户手中，让群众吃上定心丸。

3、关于三个关键技术问题。造林技术环节很多，但我认为主要有三个：一是调苗。要选好苗，把好掘苗、包扎、搬运等关键环节关，尽量减少苗木土球破损和风干失水。二是栽植。要精细栽植，夯实土层，确保土球与土壤紧密接触。尤其对立地条件差的区段要换熟土、施底肥，增加土壤养分，确保苗木正常生长。三是浇水。要做到一栽就浇，浇足浇透，确保土球充分吸收水分，并及时覆土覆草，防止土壤板结、失水。

4、关于缩短关键环节时间问题。造林绿化是一项季节性较强的工作，减少造林流程各个环节的工作日，是提高树木成活率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在绿化中，从掘苗、包装、运输到栽植、浇水等每个环节都要尽量缩短时间，做到当地苗木随调、随植、随浇水；外调苗从起苗、搬运到栽植、浇水不能超过5天。

三、下一步主要工作

1、抓好夏收前的管护。一是清理死苗。对已经死亡的苗木全部清除，整理好坑穴，确保秋季及时补植。二是普浇透水。在夏收前后，气温快速升高，干热风气候多，树木极易失水死亡，要全面浇一次透水，做到不漏株、漏穴，确保正常生长。三是整理支撑。对新栽植的雪松大苗支撑，全面进行一次整修，防止固定松动、不实，防止风吹，影响生根；四是设置隔离带。要结合各地实际，在林带外沿设置沟槽或铁丝围栏，力争夏收前全面完成。

2、搞好“三夏”期间的管护。要加大“三夏”期间的管护力度，林业公安人员要着装上路全天巡查，市上包抓人员要继续深入包抓县区蹲点督查管护工作，各县区专职护林员要坚守岗位、严看死守，杜绝在林带旁堆积秸杆、焚烧麦茬现象，严查破坏林带内树木违法行为，特别是对道路改造施工随意碰伤和破坏林带行为，该查处就查处。要强化乡规民约，张贴管护通告，发挥党支部、村委会的作用，动员更多的人加入到群管队伍中来，加强管护力量。

3、做好三伏天的管护工作。在三伏天重点抓好浇水，要坚持做到看墒浇水，加强墒情巡查，一旦发现旱象，及时开展抗旱保苗工作，保证树木的水分需求。同时要及时清除林带内的杂草，加强病虫害的监测和防治，确保树木正常生长。

4、做好“两费”兑付工作。各县区要逐村逐户及时足额发放租地费和青苗补偿费，并将兑付花名册复印件上报市林业局。目前，市上还要列支专款用于林带的管护工作，按照开挖沟槽或设置铁丝围栏的实际里程补助总费用的50%。同时也将安排管护费，避免随意挤占“两费”。

青苗钱范文篇9

一、我国现行土地征用制度改革的必要性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非农建设用地的需求越来越大，在现行制度体制条件下，政府只有通过加大征地规模来保障用地需求。但是，由于现行土地征地制度本身的设计缺陷，加之地方政府部门在征地过程中的粗放式操作，一方面造成越来越多的失地农民，另一方面由于土地收益分配严重失衡，失地失业农民又失去生产、生活保障，由此引发了大量群体性冲突事件。要解决征用农民土地引发的矛盾，最终必须逐步推行征地制度改革。当前，为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党中央作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决策，将失地农民问题纳入解决“三农”问题的统一框架下。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必须“加快征地制度改革步伐，按照缩小征地范围、完善补偿办法、拓展安置途径、规范征地程序的要求，进一步探索改革经验。完善对被征地农民的合理补偿机制，加强对被征地农民的就业培训，拓宽就业安置渠道，健全对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

二、我国农地征用制度的现状

我国现行的农村土地征用程序一般包括：（一）征地方案的拟定。需要征地的市县政府拟定有关农村集体土地转为国有土地征地方案。具体做法是，用地单位向拟定机关所属的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报建设项目说明书和有关方案，有关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收到上报的建设项目呈报说明书和有关方案后，认为所报材料齐全、符合法定条件的，在5日内上报本级政府审核。本级政府审核同意的，征地方案即为拟定。（二）批准机关的审批。有关市县政府对其审核同意的征地方案，连同其他有关材料，逐级上报有批准权的政府批准。有批准权的政府所属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对该材料进行审查后作出决定。再由有批准权政府的有关负责人作出是否同意的决定。（三）批准机关的内部批复。批准征地的政府作出同意征地的决定的，直接行文或者由其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代为行文向下一级政府作出内部批复，告知批准征地的情形。（四）征地决定的外部送达。《土地管理法》及实施条例规定，“征用土地方案经依法批准后，由被征用土地的市、县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并将批准征地机关、批准文号、征用土地的用途、范围、面积以及征地补偿标准、农业人员安置办法和办理征地补偿的期限等，在被征用土地所在地的乡（镇）、村予以公告。”

三、我国农村土地征用制度存在的弊端

（一）公共利益的范围模糊，导致土地征用权滥用

土地征用是国家或政府为了公益目的而抵偿取得非国有土地和个人土地的行为，行政征用权的行使仅限于公益目的，非公益目的需要用地，只能通过市场购买。虽然《宪法》第十条及《土地管理法》第二条均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但却没有明确何为公共利益，如何确定公共利益。这就导致国家的土地征用权事实上不受限制的情况，造成权力滥用。据调查在我国现有的征地中80%以上的征地都是基于商业利益的需要而进行的而非公共利益，一些地方在片面追求经济发展和“政绩工程”的促使下，滥用土地，把大量的农用地转化为城市用地和工业用地，造成了土地资源的严重浪费。

（二）土地征用程序不规范、限制了农民的参与权

上文已述我国土地征用的程序，这些程序的规定仅是针对土地的保护，没有体现出对农民权利的保护。政府在征用农村土地的方案做出后，由县级以上政府予以公告并组织实施。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土地被征用的过程中农民和集体被剥夺了一切权利，完全处于任人宰割的地位，从土地征用的决定到争议的解决完全听任行政部门的命令，土地征用方案和安置方案均在批准之后才公告，这时农民不管有何理由，都不会影响征地方案的实施。另外，发生纠纷后，法院往往以征地补偿案件不属于民事案件为由不予受理，司法保护不能实现。现有的土地征用补偿法律法规没有规定对裁决不服的救济途径，《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的规定主要是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权属纠纷的救济途径，而不包括土地征用补偿纠纷的处理。根据现行《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征用各方不能对征地补偿标准达成一致意见的，由征用部门裁定，而且该裁定为终局裁定，相对人不能向人民法院起诉。这种制度安排，给征用方以过大的权力，而被征用方连起码的司法救济权都没有。（三）征用补偿范围和标准不合理

《土地管理法》规定的征用耕地的补偿费用只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而《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又规定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才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对农民来说得到的补偿仅仅是土地补偿，安置补偿，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而对于邻接地补偿，残存地补偿，通损地的补偿均未列入补偿范围。而《土地管理法》规定的征用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六至十倍。安置补助费，按照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计算。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的安置补助费标准，为该耕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四至六倍。其补偿标准计算的基准是农地的年产值，很不科学。年产值是农作物产量与价格的函数，其高低受所处地区的农业生产自然条件如光、温、水、土和社会经济条件如农产品价格、耕作制度、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而与被征地的区位等地价因素无关。事实上土地补偿费的确定很大程度上与被征地所处的区位、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及区域基础设施条件等紧密相关，而与土地年产值的关联性并不明显。这种标准导致法定的征地补偿标准较土地实际产出价值而言往往失真，而且法定的征地补偿标准游离于土地市场价格之外，这就决定在分配补偿时农民和集体不可能分享土地从被征用时的廉价到商业性用地所带来的巨大利润之间的差价。

（四）补偿收益主体不明确，补偿截留现象严重

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农村的土地归农村集体成员共同所有，但到底谁是“集体”，相关立法却没有明确指出。自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后，农村土地归乡镇、村委、村民小组三级所有。法律在设定土地权属时，兼顾了这三者的地位。然而，现行的立法模式并没有为“集体”作出严格界定，对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的多元化和不确定性的规定，造成了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的虚位，导致了集体土地人人所有，却人人无权。在土地未被征用时这种潜在的权属不清问题一般不太引人注意，但是当面临分配补偿金的时候，潜在的问题就充分暴露出来。由于产权主体不明，往往造成各级政府、村委会以及集体经济组织相互争当所有权主体，或通过各种名义克扣征地款，导致真正所有权主体不能享受应该享有的利益。

在实际分配征地补偿过程中，争议最多的是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首先是土地补偿费，据有关部门统计，如果土地出让成本价为100%，则农民只得5%－10%，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得25%－30%，60%－70%为县、乡(镇)各级地方政府所得。其次是安置补助费的分配，安置补助费的目的主要是用来安置征地后剩余劳动力的，由安置单位享有，但由于劳动用工制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许多企业难以胜任妥善安置劳动力的重任，因此许多地方均采取货币安置的方式。部分安置费用在没有使农民得到妥善的就业安置条件下应由农民个人所享有，但许多地方并未按照国家规定足额发放，甚至完全没有发放到农民手中，而是被层层的截留。

（五）补偿方式单一，安置责任不明确。我国农村土地征用补偿方式只有金钱补偿和劳动力安置两种方式。只在国土资源部《关于加强征地管理工作的通知》这一部门规章中规定了预留地和土地使用权入股补偿的方式。由于劳动用工制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许多企业难以胜任妥善安置劳动力的重任，因此许多地方均采取货币安置的方式。单纯的金钱补偿无法使失地农民真正安置就业。农民失地后大量涌入城市，而农民由于缺乏技能和知识，无法在城市激烈的竞争环境中生存下去。待仅有的一点补偿金额用完后，失地农民就彻底失去了生存的依靠。此外，土地管理法没有明确规定哪个组织来负责对失地农民的安置。

四、现行土地征用制度引起的问题和原因分析

我国现行土地征用制度由于征地权滥用以及补偿标准低等问题，引起了一系列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导致城乡结合部的土地黑市。在城乡接合部，土地交易多数是土地所有权的转让过程。然而，在缺乏相对完善和公平的市场机制的情况下，大量集体所有制的土地透过黑市交易由农村土地转换为城市土地，而由于土地利用的外部性十分明显，在缺乏城市规划引导下，通过黑市交易的土地利用不可避免地引起环境污染、布局混乱等问题。

2．带来了大量失地农民，直接造成了他们的生存危机。由于征地补偿不公平导致大量失地农民转化成城市贫民，而这些失地农民由于自身的文化程度较低，在城镇生存能力较差，只能从事一些低地位、低技术劳动、低工资、高强度或者脏乱的职业，生活水平大大降低。3．影响了社会稳定，损害了政府形象。在最近几年各地农民上访案件中，征地导致的案件占到很大的比重，这无疑严重损害了政府形象。另外，失去土地并找不到一份合适工作的农民群体必将成为社会治安的隐患，如不及时加以解决，将演变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4．损害了我国法律法规和政府规章的公信力。现阶段出现的这些征地问题绝大多数是不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和政府规章规定的，如果不能加以及时制止，无疑将损害我国法律法规和政府规章的公信力。

5．严重浪费宝贵稀缺的耕地资源。分布在城市周边地区的农地多数是上等良田，这些土地被大规模圈占并开发后，就很难再恢复原有的土地肥力，对于耕地资源极度匮乏的中国而言，这种行为无疑是“杀鸡取卵”、“竭译而渔”！由于征地补偿标准低，导致土地征用后的利用效率低下，出现“征而不用”、“多征少用”以及“征而迟用”现象。

另外，近些年来，在我国一些地区为了人为地加速城市化进程，出现了大量违法圈占城镇周边农地的现象，这一现象有几个特点：1)绝大多数是政府行为，即由政府或者相关政府部门直接介入征地活动；2)圈占农地的目的是很多地区为了搞开发区、引进外资，人为地加速城市化的进程；3)为了降低征地成本，吸引外资，征地补偿的标准很低；4)征地行为均具有强制性；5)很多征地活动不合法；6)征地面积面广量大，涉及农民很多。

上述问题的出现跟我国现行土地征用制度的弊端有关。现行农地征用制度形成于计划经济时代，自50年代以来没有进行过实质性的改革，这与我国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进程很不适应。现阶段产生的主要原因包括：

1．公共利益目的和征地范围界定模糊，相关法律条文相互矛盾。

2．征地补偿办法不合理。

3．非公共利益性质的征地行为导致农民的土地发展权被无偿剥夺。

4．多头违法征地现象屡禁不止。

五、完善我国农村制度的政策建议

(一)在法律和相关政策中清晰界定公共利益用途的含义

考虑到我国还是一个资本短缺的发展中国家，在土地征用制度改革设计中应该增加一项。“公共利益用途”的审核环节，即在中报征地过程中，由指定的机构审核该项目是否符合“公共利益用途”。根据是否具有明显的盈利性质；将“公共利益用途”分为纯公共利益、准公共利益和非公共利益，从而在征地补偿方面适当区别对待。

(二)明确划分征地范围并制定相应的合理的公平补偿办法

在划分征地范围、改革现行土地征用制度之时，必须考虑我国的国情，即我国是一个资本短缺的国家。另一方面由于涉及征地方面的法律问题，改革方案须具有渐进性。

为此，建议分两个阶段对征地范围进行划分：

第一阶段：在现行法律框架下，承认现行所有征地范围的合法性，但是严格区别三种类型的征地行为，并分别来用不同的征地程序和征地补偿标准：

1．纯公共利益用途：具有最高的强制力，在公平补偿的原则下，适当考虑建设项目的成木。但应充分考虑农民的出路，不应威胁到农民的生存。

2．准公共利益用途：仍具有较高强制力，但是在公平补偿原则下，鼓励多种模式的补偿办法，充分考虑被征地者的损失。

3．非公共利益用途：如房地产开发等，这类征地项目不应具有强制力，征地补偿费应该由用地单位和农民自行谈判。因社会进步带来的土地增值收益可以通过土地增值税来加以调节。

第二阶段：修正现行有关征地方面的法律条款，规定只有符合公共利益用途的土地方可行使征地权。其余用途的土地由用地者和农民自由交易，政府只制定交易规则，并按照法律规定征收有关税收，办理相关手续。

青苗钱范文篇10

一、生产经营情况：

二、所做的工作：

1．以质量为中心，稳步提升生产成绩。在质量年里我们一切围绕质量来展开工作:主要表现在对出雏机温、湿度做到了每出一批苗校验一次;保证每十天对孵化机温度进行一次核查;根据季节、天气的变化灵活掌握，适当的调整用温和用湿，确保合理的孵化条件。随时跟踪出苗情况，不断的进行分析和总结，找出存在的问题，及时消除不利因素。同时加强数据管理，提高数据分析能力，在年初采用了图表的形式对生产数据进行对比和分析，及时了解和掌握生产动态。要保证产品质量首先是要抓好源头质量。针对养户反应鸡苗小死亡率高的现象，我们及时采取措施，与种鸡场沟通推迟开产周龄，对种蛋严格按照标准进行挑选和验收。同时加强对种蛋的管理，对开产蛋实行存放4-6天，使之达到最佳孵化时期。夏天启用空调，冬天放入孵化车间，保证合理的存放条件。

2、加强成本管理，运用图表进行对比与分析，达到降成本之目的。

年初我们将成本意识贯彻到每个员工，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厉行节约，让每一分钱都能真正落到实处,每月以图表的形式进行对比、分析，找出突破口，运用新技术、新方法。如:5月份我们对孵化机进行了水温孵化改造，经过半年多时间的使用效果良好，青苗率每月以0.5%的速度增长，鸡苗质量稳定，使用水温孵化平均每天可节约电费500—600元;并严格控制孵化机的空位，杜绝空转现象，提高资源利用率;严格执行新老蛋穿叉入孵,有效的利用温度的互补减少浪费。时时刻刻牢记成本意识，从随手关灯做起，达到真正降成本之目的。

3．坚持以人为本的管理方针，苦练内功，不断提升内部管理水平。

1)、各尽所能、利用优势、发挥特长，最大限度的挖掘员工的潜能。主要表现在从二季度我们对班组进行了重新分班组合，根据员工的特长合

理的分配工作。

2）、健全各项制度、建立各种操作标准和考评办法。在上半年先后制定了操作管理办法，操作指导书，使员工在操作中有标准、有目标。针对

员工的积极性不高，做好做坏一个样的现象，实行了工资浮动制，以检查各环节操作违规扣分为主、评分为辅的方式，合理的制定了考评办法

，有效的提高了员工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

3)、根据季节变化合理的调整工作计划。转变观念，打破以往照蛋在夜晚进行容易疲劳，员工的精力不好。为了避免操作中的失误，在十月份

做了较大的改动和调整，由原来的夜班操作转变为白天操作，除孵化值班外基本上没有深夜班，大大的提高了工作效力，减少了劳动强度。同

时对流程操作进行大胆的改革，由以前的三班制分为现的孵化值班和操作班，在操作班中再以班长为核心细分，责任到人，使责任更明确化，

减少了过去的责任不明引起的互相推诿现象。

4)、加强检查和监督，强化细节管理。重视细节从始至终，生产成绩的提高，重在于细微管理，运用新方法、新方式处理实际生产中出现的新

问题。通过抽查各环节上的破损率、误差率，及时查找分析原因，找出问题的所在及时纠正。如:对马立克注射以挂牌的方式对注射人员注射的

鸡苗责任到人，实行全程跟踪，确保免疫效果。并以各项操作要求和操作指导书为依据对各环节操作进行验收，保证操作质量。

4．加强技术培训，提高全员素质和操作技能。

随着孵化厂的不断扩大新员工多，培训工作尤为重要。我们将其提到日常议程。先是以老带新的方式进行传、帮、带，同时通过技术讲座与现

场指导相结合对员工进行实际操作培训:采取了自编学习资料和请集团梁国雄、蒋小龙等讲课，从“那些因素影响孵化效果？怎样稳定提高生产

成绩”进行了讲解，结合本厂的实际情况，我们进行了反复的讨论学习，并组织员工开展学技术、学技能的活动，写学习体会，主办了学习专

栏，还通过员工上台演讲的方式，使活动得到了更进一步的深入，操作技能有了全面的提高，光蛋误差率由原来的2.2%下降到0.3%左右，青苗

率每月以0.5%的速度上升。

5．防疫消毒与环境卫生长抓不懈，确保防疫安全。

防疫消毒首先从我做起、从进厂做起，严格按照先洗手后更衣才能进入车间;对大环境实行专人负责消毒每天两次;消毒池根据检测结果每3—5

天更换消毒水，定期交换使用消毒药，避免产生耐药性。对种蛋严格按照消毒标准进行消毒操作，外调蛋实行二次消毒，随时跟踪检查。

加强马立克疫苗的注射管理及疫苗的保存管理，针对注射器老化剂量不准及时联系总部进行更换，和注射人员注射姿势不规范、有挑针现象，

及时纠正并将其操作标准张贴在岗位上，不定期进行抽查，确保免疫效果，全年基本无马立克氏病发生。

环境卫生是员工最容易怱视的一个问题，对此我们加大检查执行力度，各环节工作完毕后必须立即清扫干净;孵化机每6天进行一次清扫换水;定

期对蜘蛛网、水沟、周边杂草进行清理，不放过一个死角。

6．安全生产是首位，实行早做预案，杜绝安全事故发生。

加强对机械的检测与保养，实行专人负责制，每半月检修、保养一次，及时消除隐患。提高班组团队凝聚集力和责任心，做到有故障灵活处理

及时报告，将事故隐患排除在萌芽状态。面对夏天高温的严峻形式，提前做好了各项预案，制定了防暑降温措施和奖惩办法;完善硬件配套，各

车间安装了负压通风设备、水帘，确保高温时期的生产安全。

在安全生产管理上，重视影响生产安全的各种细小薄弱环节，并及时在实际生产中去发现处理，如：种鸡场送蛋车在送蛋时出现过翻车事故，

建议种鸡场将蛋车安上支架，同时将收蛋室门前消毒池减少坡度等措施来有效地控制了类似的事故发生。对使用的蛋车定期的检修维护，确保

安全生产。

7．加强沟通与交流，创造一个合谐的工作氛围。

加强与员工的沟通，通过开座谈会、举办公益活动的方式给员工创造了一个沟通、交流的平台，及时了解员工所思、所想、所需并帮助员工解

决在生活上的实际困难。在今年下半年成立了一支篮球队，通过在球场上的合作训练，激发员工的团队精神，团队协作能力得到了不断提高。

加强部门之间的沟通、交流，利用集体的力量解决了生产中的实际问

题。如：竹丝鸡跛脚问题，原因目前还不明确。我们孵化厂实行自找自查原因，从细节管理到技术操作每一个环节都实行跟踪检查，对一些疑

难问题向与关部门沟通，如:种鸡场、饲料厂、总公司生产部等部门了解信息寻求解决办法。

三、存在的问题或不足。

1．部分品种单项生产成绩不是很理想。主要表现在竹丝鸡跛脚平均都有2.5—3%严重的影响生产成绩，以及外调蛋的受精率低和长途

运输的原因青苗率不理想。

2．鸡苗质量不是太稳定。主要表现在今年产量在增大开产蛋比较多，鸡苗小;8、9月份时外界气温太高，导致有段时候鸡苗前期死亡

偏高。

3．新进员工比较多，流程操作存在差距，执行力不够。

4．温氏文化领会还不够深入。主要表现在工作中有计较的现象出现，团队协作上还有待提高。

四、2005年的目标和工作思路。

1．年产苗1500万只，目标:青苗率85%。

2．为确保产品质量：严把源头质量关、孵化条件控制关、操作技能质量关，大力推广新技术的应用。

3．深化“浮动工资管理”，以公正、公平、公开的执行方式来有效的提高执行力，最大限度调动劳动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