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补贴论文十篇

农业补贴论文篇1

对种粮农民实行补贴是党中央、国务院的惠民工程，是促进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有效措施。自__年起，国家实行粮食补贴政策，紧接着国家全面取消了延续2000多年的农业税，改变了过去国家对农民 “取”多 “予”少或只“取”不“予”的分配关系，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种粮积极性，促进了粮食安全、农民增收和农村和谐。最初，对种粮农民实行补贴只有粮食直补资金，其来源于粮食风险基金，通过改革把原来补在流通环节的钱拿出来直接补到农民手里，变暗补为明补。__年，随着煤电和农资价格上涨，农民的种粮成本随之增加，中央又开始实施农资综合补贴，以缓解农民种粮成本的上升压力。十年多来，粮食直补和农资综合补贴标准由最初的20元/亩、30元/亩，增加到如今的20元/亩、103.4元/亩。2015年农资综合补贴按原标准的80%执行，每亩82.8元。2015年兴化市粮食直补面积和农资综合补贴面积分别为112万亩和125万亩，补贴总额达到2244万元和10369万元。此外，国家还实施良种补贴政策，水稻、棉花每亩15元，小麦、油菜、玉米每亩10元，2015年度全市补贴资金规模达到3103万元。现行涉农直补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归结起来为“四多四难”。

（一）补贴项目种类多，工作效能提升难。现阶段已实施的种粮补贴种类主要有粮食直接补贴、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分水稻、小麦、棉花、玉米、油菜），而且补贴标准不同。面对这么多的补贴项目，很多农户根本弄不懂补的是什么钱，更搞不清哪一项补多少钱，其政策效能当然难以发挥。种粮补贴发放工作政策要求很高，程序严格，面积核实是其核心环节，但工作量很大，不便操作。一是从政策目标层面讲，由于每种补贴的政策目标不一样，计算补贴所依据（面积）的确认要求不尽相同，导致计算补贴面积在数量上的不一致，但从直观上讲，都是种粮补贴，致使农民不能理解。二是从部门职责分工层面讲，我省实际操作时，面积核实交由不同部门负责，粮食直补和农资综合补贴由农工办负责，良种补贴由农业部门负责，重复核实面积，而且数据信息质量并不能保证。三是从基层操作层面讲，大量补贴信息采集工作都需要由村会计来做，但由于村会计的业务水平一般较低，许多会计不会电脑，农户面积变动表格上报需要录入打印，一年至少有3次发放过程，只要发放一项补贴，填报、审核、公示、上报等流程就要走一遍，大量重复繁琐的工作，对基层村来说确实负担太重。

（二）面积核实矛盾多，实施环节操作难。导致种植面积与补贴面积差异的，有以下几个方面因素：一是种粮补贴政策因素。我省的种粮补贴面积是以农业税计税面积和粮食实际种植面积相结合确定。由于粮食的实际种植面积难以有效准确核实等原因，在实际操作中还是以2001年税改确定的计税面积为依据，只进行了适度微调。实际种植面积与原来的计税面积本来就有很大的差距。二是土地承包制度因素。当初实行联产承包时，农业生产力水平还很落后，耕地存在着较大的级差，当时土地还要承担税费和乡村提留统筹等经济负担，为了体现级差田块的经济负担公平，农民发明了以耕地级差等次优劣打折确定承包面积的办法，乡村按打折后的耕地承包面积分担税费等经济负担。随着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以及农村耕地负担取消后，打折扣除面积不享受补贴成了新的经济不公。三是镇村基层操作因素。多年来，由于经济建设等多种原因，实际种植面积与计税面积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而粮食直补资金发放政策仍然要求以计税面积为依据。减少的面积还在享受粮食补贴，新增的面积却得不到补贴。据了解，少数地方干部出于地方利益保护，许多高效设施农业面积、养殖用地面积、工业用地面积、建设用地面积并没有从国家种粮补贴面积中核减。上述三个因素导致种植面积和应补贴面积成为扯不清的“两张皮”，造成了农民的误解，增加了基层干部的工作难度，成为诱发农村社会矛盾的一个新的热点问题。以兴化市中堡镇为例，粮食补贴面积占全部种植面积的87.95%，粮食补贴面积为3.65万多亩，而实际耕地种植面积为4.15万多亩，面积相差0.5万多亩。此外，补贴发放时间提前因素。国家要求在每年3月份之前就要将补贴资金及时发放到种粮农民手中，这个时间农民到底要种植什么，章程还未最后拿定。对于种植面积村干部只能是凭经验“统计加估计”了，与实际种植面积有偏差在所难免。

（三）目标措施错位多，补贴对象厘清难。政策目标和政策措施不相匹配，导致补贴对象是谁难定的困惑。其一，现行国家种粮补贴政策的目的是：鼓励农民种植粮食，扩大粮食种植面积，提高复种指数，增加粮食产量，增加农民收入，享受补贴的对象理所当然是种粮农民。目前，农村土地承包流转现象非常普遍，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农户之间的私下行为，情况极为复杂，变化也相当频繁，要想核准难度极大。把种粮补贴直接发放给种粮农户缺乏可操作性。一味强调把补贴发给种粮农民，必然陷入“应享受对象”困局而难以落实，影响农村稳定。从便于实际操作，种粮补贴政策明确要求：种粮补贴是以土地承包者为发放对象，或者按土地流转双方的流转协议处理。尽管把种粮补贴发放给土地承包权人，与出台政策的初衷不相吻合，但是绝大多数农民对此还是认可的，有利于农村稳定。这种结果对照政策目标有偏差，有违政策初衷。其二，在少数人地矛盾突出

的村，为了照顾大部分农民的情绪，没有按照村民实际种粮的亩数发放补贴资金，而是按人口平均摊派发放国家粮食补贴资金，不种粮同样得到粮食补贴。（四）权利义务失衡多，禁止抵扣收缴难。种粮补贴是国家直接给种粮农民的经济补贴，而规费是依照相关政策规定向农户收取的费用，这两者的对象都是农民。一方面国家种粮补贴要求直接给农民，绝不允许代扣任何规费，另一方面省规定收缴的农业水费，村级“一事一议”筹资筹劳；还有像里下河这样的水网地区洪涝频繁，由于镇村财力匮乏，镇政府为了组织抗洪排涝，向农民统一收取防汛排涝费用也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之举。对于村干部来说，一个是给，一个是取，都是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对于种粮农民来说，补贴和上缴为同一主体，一边是权利人，一边是义务人。收缴无法从直补资金中直接抵扣，给与取必须做二次工作，且取的难度很大，特别是“刁难户”只要权利不尽义务，引起其他干部跟风，基层干部工作难做，苦水多多。因此，有的村在落实种粮补贴时，采取“变通”的办法收取上缴，如通过扣取欠缴农户一定面积落实到其他好收取的农户名下，从中代扣代收上交款，但实际上也是一种违规行为。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农业补贴政策、改革农业补贴制度的部署和要求，财政部、农业部已将政策目标调整为支持耕地地力保护和粮食适度规模经营，并将在试点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相关农业补贴政策。本人联系农业补贴政策实践情况，认为完善农业补贴政策应当做到“五个要”，即 “政策目标简明，补贴项目简并，乡村工作减负，基层矛盾减少，配套措施要到位”，才能取得较好的实施效果。

（一）政策目标要简明。笔者认为，“政策目标简明”就是合理调整种粮补贴政策目标，今后农业补贴政策应当以农产品有效供给能力保护和建设为目标，无需以具体农业产品种植品种和农民生产收益为补贴对象。中央新的补贴政策已把“政策目标调整为支持耕地地力保护和粮食适度规模经营”，以解决农业补贴政策目标与措施错位的问题。补贴受益人为确保耕地用于主要农作物种植的农村土地承包权人。

（二）补贴项目要简并。现行的粮食补贴种类多，与耕地面积相关的补贴项目包括粮食直补、农资综合补贴、水稻良种补贴、秸秆还田补贴等，种类多，发放补贴的时间不一，要求不同，可发放的对象基本相同，不仅农民难于理解，而且补贴基础信息采集核实重复操作，工作量大，发放成本高。为此，中央在调整补贴政策目标的基础上，整合了补贴种类，简化为“农业支持保护补贴”，将80%的农资综合补贴存量资金，加上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和农作物良种补贴资金，用于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对象为所有拥有耕地承包权的种地农民，享受补贴的农民要做到耕地不撂荒，地力不降低。补贴资金要与耕地面积或播种面积挂钩，并严格掌握补贴政策界限。对已作为畜牧养殖场使用的耕地、林地、成片粮田转为设施农业用地、非农业征（占）用耕地等已改变用途的耕地，以及长年抛荒地、占补平衡中“补”的面积和质量达不到耕种条件的耕地等不再给予补贴。中央决定支持粮食适度规模经营，“调整部分存量资金和新增补贴资金向各类适度规模经营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倾斜”。财政部和农业部两部明确要求：各地要从中央财政提前下达的农资综合补贴中调整20%的资金，加上种粮大户补贴试点资金和农业“三项补贴”增量资金，统筹用于支持粮食适度规模经营。支持对象为主要粮食作物的适度规模生产经营者，重点向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新型经营主体倾斜。

（三）乡村工作要减负。一是建立以实际种植面积为依据的补贴机制。地力保护补贴面积以实际种植面积为准，彻底消除补贴面积上的“两张皮”，以县为单位统一制定补贴面积核实办法，明确核实面积的主体及责任，将核实面积和发放资金的责任分离。实行面积一次性核实统计、补贴一次性计算、资金一次性打卡，可大大减轻基层干部的工作量，也便于政府相关部门进行检查和监督。二是建立以农村土地承包确权面积为补贴依据的信息采集机制。__年中央1号文件明确，国家将对农村土地承包权进行发证。2015年11月中央印发的《深化农村改革综合性实施方案》进一步提出：“明确和提升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的法律效力，扩大整省推进试点范围，总体上要确地到户”。笔者以为，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结果建立农村土地承包信息网络系统，今后农业补贴数据，包括耕地地力保护和扶持农业规模经营的补贴依据，可从此系统中提取，再扣除渔业、林果业、养殖业及抛荒地等面积，最终确定农业补贴面积。今后补贴面积的增减依据主要是凭国土部门的批准和农经部门的验收文件等。三是建立补贴面积动态管理机制。在农村土地确权登记工作完成以前，要准确核实农作物种植实际面积，实际补贴面积不再受税改面积的限制，无论是税改内面积还是税改以外面积，只要符合水稻、小麦、玉米等主要农作物栽培要求的耕地都要计入补助面积，杜绝一切形式的“两张皮”。既要做加法，又要做减法。加法，即把新增平整造地种粮面积、退林还耕面积、退牧还耕面积和退鱼还耕面积计入补贴范围，给予地力保护补贴。减法，即扣减农民建房占用、工业园区征用、国家重点工程征用和农村社会公益事业占用等已经不再种植粮食的耕地，再核减渔业、林果业、养殖业用地以及抛荒地面积，这些不再给予地力保护补贴。

农业补贴论文篇2

不同的农业法中农业补贴政策的内容是不尽相同的，因此每一部新农业法的出台都意味着美国的农业补贴在作相应的调整。专家认为，总体看来美国农业补贴政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33~1995年，可以称为价格补贴政策阶段。农业补贴政策以限制农产品播种面积、政府建立农产品储备调节市场供求关系、扩大农产品出口为主要特征，农业补贴直接与市场价格相挂钩；

第二个阶段是1996~2001年，可以称为收入补贴政策阶段。补贴与当年市场价格脱钩，直接计入农民收入；

第三阶段是2002年以后，可以称为收入价格补贴政策阶段。既保留了收入补贴，又保留和创造了一些价格补贴手段。

一.1933~1995年美国农业补贴政策类型

(一)直接补贴

1.灾害补贴。灾害补贴，是联邦政府向遭受干旱、洪水、冰雹或龙卷风等自然灾害的农场主提供财政援助，即对农业灾害给予直接的补贴和成本补贴。

2.目标价格与价格差额补贴。目标价格，是美国政府实施农产品价格干预时采取的一种支持性价格，它的高低由生产成本和生产者利润来决定。它与市场平均价格之差乘以销售量的积，即是差额补贴。差额补贴主要提供给与政府签订休耕计划和销售合同的农场主，在合同面积之内生产的农产品可以获得价格支持。享受差额补贴的农产品，主要是占收获面积绝大部分的小麦、玉米、花生、棉花及乳制品等基本商品。这是政府对生产者实行的目标价格保护，当相关产品的市场价格低于目标价格(或规定价格)时，生产者可以得到差价补贴。

3.休耕补贴。休耕补贴是美国农业限产计划的重要内容。限产计划始于1933年(包括播种面积配额和销售限额)。根据1956年农业法制订的土地银行计划，确立了耕地面积储备和土壤保护储备。前者是允许主要农产品的生产者短期停耕土地的计划；后者是农场把一部分土地长期退出耕种，用于植树和保护土地的目的，而每年都可以获得补贴。实施土地银行计划初期，尚未达到削减农产品产量、稳定农产品价格的目的。1960年又转向一种新的自愿生产控制计划，在1961年的紧急饲料谷物计划中，明确规定农场主应停耕至少20%的耕地，且必须将这些耕地用于土壤保护目的的情况下，农场主才可获得停耕土地正常产量50%的现金或实物补偿。以后陆续通过的一些农业法对休耕计划作了一些修订，但基本目的都是一个，就是把耕地面积减少的额度和结构，同某种或某几种重要农产品的期末库存与消费量之比的高低联系起来，以达到即控制农产品供应，又保护农产品价格的目的。

尹凤梅：美国农业补贴政策的演变趋势分析4.储藏补贴。美国农业的问题在于农产品过剩。为了减少收获季节农产品的上市量，美国政府建立了农产品储备计划。其基本内容之一，就是由政府向农场主支付一定的储存费，使农场主暂时把农产品储存起来，等待有利的销售价格。凡参加自我储藏项目的生产者，可以得到长期贷款，同时可以就其储存的产品得到一定比率的补贴。

5.土地转产的实物补贴，这是对参加土地转产项目的农场发放的实物补贴。

6.奶制品转产补贴，1984~1985年美国政府对于放弃出售牛奶的生产者给予补贴。补贴按生产者往年出售牛奶数量的5%~10%发放，每50公斤补贴10美元。

(二)投入品补贴

1.农场储藏设施补贴。对于农场储藏设施建设，政府给予低息贷款作为支持，利率与商品信贷银行贷款利率相同。这种补贴主要给予作物生产者。

2.农场贷款补贴。农场主家庭管理机构提供生产者低息贷款，包括农场经营、防灾和救灾、处理经济危机、保持所有权、放牧、土地改良、水资源保护和灌溉设施建设所需贷款。

3.作物保险补贴。为了减轻因自然灾害给农业造成的损失，美国联邦自己对农业或农牧场主提供作物保险。1938年，美国国会授权拨款1亿美元，建立了联邦作物保险公司，为农场主提供全风险作物保险。联邦作物保险公司对由于气候和无法避免的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损失提供保险，农场主支付保险费。目前，美国的作物保险补贴分为三类：一是全风险保险补贴，对遭受各种自然灾害影响而减产的作物提供政策性保险。二是“区域—单产”保险补贴，即向单位面积产量接近的地区提供作物保险，保险费和赔偿费都按统一的标准支付。三是“气候—作物”保险补贴，这是一种对具有某些特殊气候因素地区提供的保险补贴。从1980年起，政府对这部分保险费给予补贴，补贴额占保险费的40%~60%。

4.燃料税补贴。1983年前，政府对农业生产者在所有非高速公路上消耗的柴油和汽油免收联邦税；1983年后，政策有所改动，农业用油完全免税，其它用油则部分免税。

5.紧急饲料补贴。在由于自然灾害引起牲畜饲料损失的情况下，一定比例的外购饲料的费用可由商品信贷银行支付，最高可达50%。

6.放牧费补贴。林业管理机构和土地管理局对西部16个州在公共草场上放牧收取的放牧费低于一般市场价，这一补贴主要用于牛肉生产。

(三)市场价格支持

1.不归还贷款收益。当商品信贷公司(CCC)提供的无追索权贷款到期后，生产者可选择不归还贷款和利息，而以抵押作物偿还。若贷款的本息高于当时作物的市场价值时，这相当于政府以高于市场价格的价格收购农产品。

2.液体牛奶补贴。美国许多地区对牛奶实行价格支持，例如最低价格政策、多余牛奶收购政策等。这些政策导致液体牛奶价格居高不下，牛奶价格甚至高于加工后的奶制品。

3.牛肉收购补贴。由于某种原因，政府在一些年份指定商业信贷银行以一定的价格办理收购牛肉事项，这时的收购价有利于生产者。

(四)营销环节支持

1.运输补贴。联邦政府对于内陆水路和铁路的运行、维修和运输系统的建设给予资金支持。

2.检查补贴。几乎所有的农产品均需接受检查，检查费用包括联邦粮食检查机构、食品安全机构、包装管理机构的开支。政府对这类机构的开支给予政策支持。

(五)长期性补贴

1.农业科研推广补贴。美国注重构建实现农业现代化所必需的、完整的农业科研、教育与推广体系。联邦政府拨款成为农业科研经费的主要来源。美国用于农业科研的公共拨款占农业GDP的百分比，从1960年代的1.6%上升到1980代前期的2.4%。同时，政府对农业科技推广也予以资助。1977年联邦预算中，与州合作的农业推广经费为2.4亿美元。

2.农业资源保护和保护性利用的补贴。1934年的干旱和1935年春季席卷美国大部分地区的“尘暴”，促使美国开始注意土壤破坏的灾难性后果，并采取相应措施和支付财政补贴予以保护。美国从1930年代的土壤资源保护、1970年代初开始的治理水资源污染，逐步发展为综合保护农业资源。包括防止水土流失，保护土壤有机物和耕地的生产能力，积蓄、合理利用天然降水和天然湖泊，保护森林等等。

3.研究支持、咨询支持、病虫控制支持、营销支持。这部分经费用于发挥政府的服务功能，具体运用在农产品营销服务、农业研究及推广服务、经济研究、国家农业统计上作、动植物卫生检查等项目。

(六)促销补贴

1.农产品出口补贴。为了降低农产品出口价格，提高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美国实施农产品出口补贴。其中，小麦、玉米、大豆、棉花等出口时都有政府的补贴。1985年“粮食保障法”规定，补贴10亿美元用于增加美国谷物的出口，夺回美国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此外，美国还扶持建立不同产品的行业团体、协会，开发世界市场。1953年，联邦政府成立了农产品外销局，其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开发市场。为实现这一目标，农产品外销局极富创造性地与有关行业团体、协会合作，并给予财政援助，以充分调动其销售农产品的积极性。到1980年，与农产品外销局合作的各类团体、协会已达50个以上。

2.食品补贴。为扩大国内需求并实现社会公平，美国尝试过许多针对“目标人口”的营养补贴计划，如食品券计划、妇女、婴儿和儿童的特别补充食品计划，学校的早餐和午餐计划，直接食品分配计划等。1988年，这些计划花费了212亿美元。因为低收入家庭粮食需求的弹性较大，所有这些计划都有助于提高对粮食的需求。

(七)其它支持

1.税收补贴。联邦所得税法规定对一些收入实行减税和免税政策。在计算PSE时，这部分补贴按各种农产品的产值分配。

2.州立项目支持。州政府对农业科研、推广、信息、营销和检查等服务给予经费支持。

就具体农业补贴政策而言，无追索权贷款政策、液体牛奶补贴、目标价格与价格差额补贴、作物保险补贴比较典型。二.1996~2001年美国的农业补贴政策内容

WTO农业协定生效后，美国对其农业补贴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主要体现在1996年克林顿总统签署的《1996年联邦农业完善与修改法》(以下简称《1996年农业法》)中，主要调整如下：

(一)取消目标价格和价格差额补贴，实行多种收入支持措施

美国《1996年农业法》规定，从1996年起取消长期实行的农产品目标价格和价格差额补贴，2002年后将停止向农场主提供农产品价格和收入支持方面的补贴，使美国农业“完全过渡到市场经济”。政府将引导农场主参加期货交易和农业合作组织，并推行作物收入保险计划，通过社会环节来化解和分担农民的市场风险，以保证农民收入稳定。

(二)设立过渡性的弹性生产合同补贴，以直接固定收入支持替代国内价格支持

为了弥补“农产品口标价格和价格差额补贴”取消后对农民收入造成的损失，作为过渡，在1996~2002年间设立“弹性生产合同补贴”。只要农场主自愿执行政府制定的环境资源保护计划和沼泽地保护条款等法规，并一次性签订7年“弹性生产合同”，即可得到补贴，其补贴额按平均补贴基准和农民种植合同面积计算。此外，美国已经将补偿性支付与谷物种植者脱钩，进而使“黄箱”价格支持转变为“绿箱”对农民直接固定支付。

(三)土地休耕保护计划

土地休耕保护计划最早是根据1985年的“食品安全法案”提出的，当时的目标是休耕4500万英亩耕地。“联邦农业发展与改革法”延长了这项计划，计划到2002年，休耕保护土地3640万英亩。按照这项计划，农民可以自愿提出申请，与政府签订长期合同，将那些易发生水土流失或者具有其他生态敏感性的耕地转为草地或者林地，时间为10~15年。该计划对每个农民的补贴数额在50~50000美元之间，平均全国为5000美元。这项政策的目的是减少水土流失、增加鱼类和动物的栖息地，改善水体质量，保护十壤，改善农村景观等。进入计划的土地一是要体耕，退出粮食种植，二是要采取植被绿化措施，包括种植多年生的草类、豆科草类、灌木或林木。

(四)取消对农场主储备的补贴

美国以前的政策形成了存粮于民的体系，但国家财政补贴负担很大，于是，《1996年农业法》仅保留用于国际人道主义食品援助的400万吨粮食储备，而取消了对农场主储备的补贴。

(五)导入市场丧失补助政策

1998年美国农业收入，受国际市场谷物价格持续下落和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比美国农业史上农业收入最高的一年1996年减少了21%。美国政府为提高农民收入，于1998年10月实施市场丧失补助政策。1999年市场丧失补助支出28.57亿美元；2000年农业支持计划中用于市场丧失补助的支出为55.4亿美元，约为1999年的2倍。

(六)解除大部分农作物的种植限制

农场主若不参与政府的农业计划，他一直拥有完全的种植自由。但对参加政府计划的农场主而言，其种植自由曾受到种种限制。实施1996年农业法之后，只要耕地不被非农业占用，农场主有权在其所有的耕地面积上种植除水果蔬菜以外的任何农产品，却不影响其获得收入补贴的权利。农场主可以根据市场的需求状况自己决定种植什么和种植多少，但市场风险完全自己承担。

(七)终止农产品供给管理

艾德温·扬(E.Young)认为，美国1996年农业法案的主要调整之一是取消小麦、稻米、饲料粮与棉花种植休耕计划，从而结束了长期实行的农产品供给管理政策。

(八)修正无追索权贷款率的确定方法

《1996年农业法》保留了基本的无追索权贷款，但要求农场主必须保证一定数量的农产品作为从政府那里取得贷款的抵押。对小麦，饲料粮、棉花、大米、油料等各种农产品的贷款率作了具体修改，确定了最低保护价的上限，此标准低于1990年农业法案的水平，政府的用意是不承担大量库存。

三.2002年以后的美国农业补贴政策

(一)2002年美国农业法规定的主要农业补贴政策

美国2002年5月出台的农业法名称为《2002年农业保障和农村投资法》(以下简称《2002年农业法》)，实施期为2002~2007年的6年，有10个部分组成。其中规定的主要农业补贴政策大多集中于“商品补贴”、“资源保育补贴”和“农产品贸易补贴”条款之中，其中“商品补贴”条款中，主要通过“贷款差额补贴”、“固定收入补贴”和“反周期补贴”等措施，对种植小麦、饲料谷物、棉花、大米、油籽的农民构建“三级收入安全网”，提供巨额收入补贴。对乳制品、食糖、花生生产者继续提供价格，贷款补贴和进口保护。

1.商品补贴。商品补贴也叫农业补贴，是美国最重要和最根本的农业补贴。依据《2002年农业法》，今后10年的年均补贴将主要通过直接补贴、销售贷款差额补贴、反周期波动补贴3种形式进行。

(1)直接补贴。直接补贴是一种与农产品生产、价格不挂钩的固定补贴。农民可以自愿参加，政府以农民预先确定的作物面积和产量为基础对具体商品提供一个固定的补贴。《2002年农业法》将大豆、花生和其他油籽纳入了补贴范围，扩大了对农民收入的支持范围。同时，还将羊毛、水果、蔬菜等纳入补贴范围，这是前所未有的，极大地扩大了补贴的范围。

(2)销售贷款差额补贴。销售贷款差额补贴是政府保证农民顺利出售农产品的最低保护价，即政府预定一个农产品的销售价格，并以此价格贷款给农民。农民收获后如能在市场卖到这个价格，政府就不给予补贴。如农民卖的价格低于预定价格，二者之差就是政府给予农民的补贴。《2002年农业法》将花生、羊毛、蜂蜜、杂豆等品种纳入了销售贷款差额补贴范围。

(3)反周期波动补贴。反周期波动补贴是《2002年农业法》新设计的一种补贴制度，即农民在收获后的10月份可得到上限为35%的计划支付，待翌年2月份可再得35%的支付，到12个月的市场运销结束后结账。当农产品的实际有效价格低于政府确定的目标价格时，政府向农民提供反周期补贴。该补贴与市场价格成反向运动。当农产品价格下跌时补贴增加，反之则减少。反周期波动补贴保证了农民的收入水平，也意味着政府为农民分担了生产风险，刺激农产品出口。《2002年农业法》将大豆、其他小品种油籽、花生纳入了反周期波动补贴的范围。

2.资源保育补贴。根据《2002年农业法》，美国计划在2002~2007年再投资220亿美元用于农业资源保育计划项目，主要包括土地休耕计划、农田水土保持、湿地保护、草地保育、农田与牧场环境激励项目等。此外，美国联邦政府还提供自然灾害救济补贴，用于自然灾害发生后的非保护农作物灾害援助计划、农作物灾害支付计划、紧急饲料计划、青饲料援助计划、牲畜赔偿计划及树木援助计划；提供用于生产结构调整的投资补贴，以优惠利息给农民提供短期或长期贷款，给各州拨款，帮助偿还贷款有困难的农民。

3.农产品贸易补贴。根据《2002年农业法》，美国计划在2002~2007年，投资8.75亿美元用于提高美国农产品出口的市场机会和拓宽国际市场；每年投资4.78亿美元用于援助那些因国外有关农产品实施出口补贴而受到损失的美国出口商；每年对新增生物技术项目投资6的万美元，用于商签双边动植物和转基因议定书及快速对付非关税措施对出口造成的影响。此外，美国农业部还将向美国出口商免费提供国际农产品综合信息服务。

除直接的出口补贴外，美国还实施了规避出口补贴的间接出口补贴，即出口信贷。美国每年提供的额度约为30亿美元。依据《2002年农业法》，美国在2002~2007年将继续提供出口信贷，以促进加工品和高价值的农产品出口，同时还将还款期由180天延长为360天。

由此可以看出2002年美国农业法规定的主要农业补贴政策呈现出大幅度提高农业补贴水平、调整补贴方式、扩大补贴范围、补贴分配相对集中等特点。

(二)美国《2003年农业援助法案》规定的农业补贴政策

农业补贴论文篇3

关键词粮食补贴政策；作用路径；产量效应

中图分类号F3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3）09-0100-07

保障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战略，2004年以来，中国政府相继出台了粮食直接补贴、农资综合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等一系列的政策措施。理论上讲，粮食补贴政策有利于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促进粮食增产，但是实际效果能否达到理论的预期效果一直存在较大的争议。有些学者认为粮食补贴政策的实施效果显著，有的学者认为粮食补贴政策的实施效果甚微，究竟其原因，除了研究方法以及调查样本选取上的差异以外，还有就是对粮食补贴政策如何影响农户生产行为的问题认识不清。本文试图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分析现行粮食补贴政策的作用路径和产量效应，据此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1研究进展

粮食补贴政策实施以来，政策的实施效果成为相关学者关注和争论的焦点。多数学者研究认为粮食补贴政策达到了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促进粮食增产的效果。粮食补贴政策最直接的效果就在于调动农民的种粮积极性，粮食供给量大幅度增加[1-3]；张海阳、宋洪远[4]和张照新、陈金强[5]的研究表明粮食补贴政策对恢复粮食生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起到了明显的成效；，刘鹏凌、栾敬东、蒋学雷、孙东升等[6-7]则认为粮食补贴政策达到了农民满意、政府满意的效果。

但也有学者认为，低水平的粮食补贴对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对粮食增产的作用不明显。粮食补贴政策对提高农民种粮净收益有一定的作用，但由于目前补贴水平过低，不足以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8-10]；粮食直接补贴政策无论采取何种补贴方式，对粮食产量的影响都不大[11]；粮食补贴政策的增产目标与增收目标没有有效耦合[12]；尤其对于“脱钩”的补贴政策，难以实现理论上对粮食生产的刺激作用[13-14]。

粮食补贴政策对促进粮食增产究竟起到多大的作用，需要从粮食补贴政策的作用路径进行深入研究，分析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粮食生产行为的影响，然而，现有的研究文献明显缺乏对粮食补贴政策作用路径的分析研究。在研究视角上，尚未充分关注粮食补贴政策诱发的农户生产要素投入变化及其对提高粮食产量的影响效应。在研究方法上，大都基于统计数据和调研数据的描述性分析，仅有少数学者采用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但把粮食补贴作为政策虚拟变量，也没有考虑到具体的粮食补贴水平。鉴于此，本研究基于农户行为经济学理论，构建了农户生产行为决策理论模型，阐述粮食补贴政策的作用路径，在此基础上，基于安徽省381户农户微观调查数据，采用扩展的C-D生产函数实证检验现有的粮食补贴水平对农户粮食增产的影响，并据此进一步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2理论模型

农户是粮食生产的行为主体，其种粮行为受到国家粮食补贴政策的影响，对农户种粮行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农户对粮食生产的要素投入上。粮食补贴政策是国家向农民发出了鼓励和重视粮食生产的信号，旨在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达到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的目的。那么，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农户，对国家的粮食补贴政策将会做出怎样的反应？会加大对粮食生产的基本要素（土地、劳动力、资金）的投入吗？本文将构建农户粮食生产决策行为的理论模型，分析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种粮行为的影响，阐述粮食补贴政策的作用路径。

2.1对农户种植决策行为的影响

农户种植行为决策的理论模型考察的是，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农户，在耕地资源约束条件下追求收益最大化[15]。假定农户仅仅种植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大部分用于市场出售，市场价格为外生变量，分散的农户只是价格的接受者；农户对种植结构的调整不存在进入和退出障碍，作物的产量和成本与种植面积和其他要素投入有关，而且在耕作技术不变的情况下，要素边际成本等于其平均成本；粮食补贴与种植面积有关，看作是种植面积的函数。

基于上述前提假定，可以得到农户收益的目标函数：

2.2对农户投资决策行为的影响

农户投资决策行为是在资金总量一定的条件下，在多个生产项目之间进行投资优化组合的过程。在不失一般性和现实性的条件下，假定农户的经济活动仅为两种，粮食生产和其他经济活动，其他经济活动包括从事粮食以外作物的生产和外出打工活动；农户对粮食市场价格、农业生产要素价格以及非农就业机会相关信息充分了解，并按照市场价格信号进行投资决策，实现收益最大化；农户的生产行为是资本和其他要素投入的函数，其他要素资源数量丰富，农户投资决策行为仅受到资本的限制。

根据上面的前提假设条件，农户生产活动的收益为：

Y=P・Q（K1，E1）+Y2（K2，E2）（5）

其中，Y为农户的总收益，包括从事粮食生产获得的收益和其他经济活动所获得的收益。P为粮食市场价格，Q（K1，E1）为粮食产量，粮食产量是粮食生产的资本投入（K1）和其他要素投入（E1）的函数。Y2为除粮食生产以外的资本投入（K2）和其他要素投入（E2）的函数。

S.T.K1+K2≤K（6）

K表示农户家庭可以利用的总资本投入量。

求解上述农户收益最大化的问题，得到：

[JZ（]P・Q/K1=Y2/K2[JZ）][JY]（7）

式（7）中，P・Q/K1为粮食生产中资本的边际产品价值，即粮食生产的资本投入边际收益；Y2/K2为农户从事其他经济活动中的资本投入的边际收益。根据我国现行的粮食补贴操作方式，分别讨论不同粮食补贴方式下的农户投资决策行为：

（1）按照农业计税常产和计税面积补贴。这种补贴方式属于脱钩的农业补贴，虽然不会改变农户在粮食生产领域和其他经济活动领域的投资边际收益水平。但是，这种补贴可以增加农户的收入水平，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农户的粮食生产投资。

（2）按照粮食实际种植面积补贴。这种补贴方式属于挂钩的农业补贴，农户粮食种植面积越大获得的粮食补贴金额越多。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粮食补贴相当于提高了农户粮食生产中的资本边际收益水平，激励农产扩大粮食种植面积。

（3）按照种粮农民向国有粮食企业出售的粮食数量进行补贴。这种补贴方式相当于提高了粮食市场的销售价格，提高了粮食生产的资本边际收益水平，利激农户将资本从其他经济领域转移投入到粮食生产领域，并且努力寻求提高粮食产量，获得更多的国家粮食补贴。

综上所述，粮食补贴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刺激农户增加粮食生产物质资本投入。

2.3对农户劳动分配决策行为的影响

农户劳动分配决策行为是在劳动力资源总量一定的条件下，在农业劳动、非农业劳动以及闲暇之间优化配置劳动时间，以达到家庭效用最大化的过程[16]。假定农户全部时间可以在农业劳动、非农业劳动以及闲暇之间分配，农户最优的时间分配是时间的边际价值在这三个部门相等。

根据基本假设条件，得到基于农户效用最大化方程为：

MaxU=U（Y，L）（8）

时间分配约束为：

[JZ（]T=L+H+F，[JZ）][JY]（9）

预算约束为：

pyY=wH+pfYf-wfXf+V（10）

其中，U表示效用；Y表示消费品；T表示农户家庭的时间禀赋；L表示农户的闲暇时间；H表示农户的非农劳动时间；F表示农户的农业劳动时间；py表示消费品Y价格；w表示非农劳动工资率；pf表示农业产出Yf价格，wf表示农业投入品Xf价格，投入品主要包括种子、化肥、农药、农膜、农业机械、农用柴油、土地租金等；V表示政府的粮食补贴，粮食补贴收入看作是农户非劳动收入。

农业产出的生产函数构成了生产技术条件，生产技术条件约束：

Yf=f（F，Xf，C，Lf，R）（11）

农户的农业产出函数由农户农业劳动时间投入、物质资本投入、人力资本、土地投入以及当地客观环境资源等因素决定。其中，C分别表示户主的人力资本水平；Lf表示农户土地种植面积，包括自有土地和租赁土地；R表示地区环境特征，如地理位置、气候条件、土壤条件等。

将生产技术条件（11）代入预算约束（10）中，得到一般的约束条件：

pyY=wH+pff（F，Xf，C，Lf，R）-wfXf+V（12）

将农户的非农业劳动时间（H）、农业劳动时间（F）、闲暇时间（L）对粮食补贴（V）一阶求导，得到如下方程式：

[SX（]H[]V[SX）]=-1/w

[SX（]F[]V[SX）]=（pf・f/v+1）/w>0，

[SX（]L[]V[SX）]=1/w>0（13）

从上式可以看出，粮食补贴（V）与农户非农劳动时间（H）之间存在反向关系，与农业劳动时间（F）、闲暇时间（L）之间存在正向关系。表明获得粮食补贴的农户将减少非农业劳动时间，而增加农业劳动时间和闲暇时间。

3实证分析

粮食生产研究一直是农业经济学领域的重要课题，许多学者曾从不同的角度或采用不同的方法对此进行了大量研究，其中关注于粮食补贴政策对粮食生产影响的实证研究较多，但多数将补贴政策看成是虚拟变量（候玲玲，穆月英等，2007年），没有考虑粮食补贴对农户粮食生产要素投入行为的影响。本文根据调研获得的农户粮食补贴数据，采用扩展的CobbDouglass 生产函数测算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粮食增产的贡献。

3.1变量选取

理论上讲影响粮食产量的因素很多，这些因素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影响粮食产出的直接因素，如土地、劳动、肥料、机械、农药等的生产要素投入；第二类是影响粮食产出的间接因素，如政策、制度、技术进步、农产品（生产资料）的价格等。间接因素主要通过影响直接因素而影响粮食生产，政府制定的粮食政策旨在通过影响农户生产要素投入行为，达到调控粮食生产的目的。根据以往文献对粮食生产影响因素的研究以及实地调查情况，本文选择如下变量作为影响农户粮食产量的解释变量：

（1）土地是农业生产中最主要的投入要素，直接影响农业的产出，本文以每户粮食实际种植面积来衡量。粮食种植面积是解释粮食产量变化的一个关键变量，理论预期这一变量对粮食产量存在正的影响。

（2）劳动力是粮食生产的主体，也是影响粮食生产的重要因素之一。农业劳动时间作为最基本的生产投入要素，直接影响农业的产出，本文以每户本年内农业劳动投入时间来衡量，理论预期对粮食产量存在正的影响。

（3）资本是农业生产过程中必备的投入要素，农业物质资本投入的结构和数量显著影响农业的产出量。本文以每户本年内农业基本生产资料成本来衡量农户的农业物质资本投入，理论预期对粮食产量有正的影响。

（4）粮食补贴作为政策变量，是本研究关注的核心解释变量。粮食补贴政策在一定程度影响农户的生产要素配置行为，激励农户加大对粮食生产的要素投入，对粮食产出有重要的影响。本文以亩均补贴水平来衡量，理论预期对粮食产量有正的影响。

（5）农民作为理性经济人追求家庭收入（效用）最大化，非农收入的比较优势直接影响到农户的农业生产要素投入行为。本文以上一年家庭人均非农收入来衡量，预期对粮食产量有负的影响。

（6）农业生产要素成本的上涨直接影响到下一期的农业生产投入，农户在综合考虑农业生产的成本和收益的基础上，决定下一期的农业生产投入规模。本文选择上一期化肥、农药等农资价格平均上涨幅度来衡量，理论预期对粮食产量有负的影响。

（7）其他变量包括农户的家庭特征（如人口、收入等），户主的个人特征（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农业技能等）以及本地区的非农就业状况和地势特征等。

3.2实证模型构建

本文拟采用CobbDouglas双对数粮食生产函数模型实证检验粮食补贴政策的产量效应。在实证模型中以“农户的粮食产量”作为模型的因变量，选择“农户的粮食种植面积”、“农户的农业劳动投入”、“农户的农业物质资本投入”、“农户亩均粮食补贴”、“农户上一年人均非农收入”、“化肥、农药等农资的价格上涨幅度”和“其他因素”作为解释变量；另外，根据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种粮行为影响的路径分析，模型中设置补贴政策与要素投入水平的交互变量。实证模型基本结构如下：

3.4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本文基于粮食主产区安徽省381户农户微观调查数据，运用Ewiews5.0软件，采用加权最小二乘法（WLS）对上述实证模型进行回归计算，得到的具体结果如表3所示。

从模型估计结果来看，F统计值为66.956，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虽然调整后的可决系数R2只有0.696，但对于截面数据来说可以接受。另外，根据解释变量相关系数矩阵计算结果，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在0.4以内，多重共线性问题能够控制在有效范围内；异方差White通过显著性检验，模型估计不存在严重的异方差现象。模型整体估计结果较好，估计系数可靠性较强。

粮食补贴政策变量是本文研究的核心解释变量，亩均粮食补贴对农户粮食产出有显著正向影响。亩均粮食补贴的弹性系数达到了0.056，且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亩均粮食补贴水平提高1%，将促使农户的粮食增产0.056%，说明粮食补贴政策对实现粮食增产的潜力很大。

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的种粮行为有重要的影响，本文用粮食补贴与粮食生产要素投入的交互变量来反映这一关系。从模型的估计结果来看，亩均粮食补贴与粮食种植面积的交互项

ln[WTBX]（Subsidy）*ln（Land）

的系数为0.169，通过1%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粮食补贴政策通过影响农户的种植决策行为来影响农户的粮食生产，激励农户增加土地投入促进粮食增产；亩均粮食补贴与农业物质资本投入的交互项

ln[WTBX]（Subsidy）*ln（Investment）

的系数为0.109，通过1%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粮食补贴政策通过影响农户的投资决策来影响农户的粮食生产，激励农户增加粮食生产物质资本投入促进粮食增产；亩均粮食补贴与农业劳动的系数为0.076，且未能显著性水平检验，这与理论假设不一致，究其原因可能是目前的粮食补贴水平还不足以显著改变农户劳动时间分配行为，另外劳动投入本身对产出的影响也不显著。

从各变量系数t值显著性检验来看，粮食播种面积、亩均物质资本投入对农户粮食产量有显著的正影响。其中每增加1%的粮食种植面积，粮食产量增产0.875%；每增加1%的亩均物质资本投入，粮食产量增产0.279%。本地非农就业机会，家庭总人口对农户粮食产量有正的影响，且分别通过10%和5%的显著性检验。本地地势特征对粮食产量的影响为正值，这是因为地势特征是反映耕地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而耕地质量对粮食产出有重要的影响。

农业劳动时间投入、农资价格上涨幅度的估计系数在方程中为负值，且都未能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这可能是因为农业劳动投入存在浪费现象以及农资需求价格弹性为刚性有关。户主年龄、健康状况对粮食生产没有显著影响，这可能与现代农业生产方式有关，现代农业生产基本上机械化作业，从播种到收割基本上都是机械作业，对参与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具体要求不高，从实地调查也可以了解到参与农业生产的大多数都是中老年人。

4结论及政策建义

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粮食补贴政策对促进粮食增产的潜力和空间很大，亩均补贴水平提高1%，将使农户的粮食产量增量提高0.056%。另外，亩均粮食补贴与粮食种植面积、物质资本投入交互变量的系数分别达到0.169和0.109，说明粮食补贴政策可以通过影响农户的种植决策和投资决策来影响农户的粮食生产，实证检验了粮食补贴政策的作用路径。

基于实证研究的分析结果，本文得出如下的政策含义：

第一，进一步加大粮食补贴力度。实证分析表明粮食产量的影响因素主要是粮食补贴、物质资本投入以及播种面积；但是，由于土地的有限性，目前靠增加播种面积实现产量增加的空间不是很大，物质资本虽影响较大，但单凭农民的投资实力还是有些薄弱，相比之下，粮食补贴政策对实现粮食增产的潜力和空间非常大。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大粮食补贴力度。

第二，粮食补贴政策必须与农资价格市场监管相配套。农资作为粮食生产的必备生产要素，且需求价格弹性呈现刚性，随着农资价格的上涨，农民的种粮收益在减少，极大地影响到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对粮食生产具有很强的负面效应。因此，政府在实行粮食补贴政策的同时，必须加大农资市场的监管力度，切实保护种粮农民的收益。

第三，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鼓励农村实行土地流转。我国农业劳动投入存在浪费的现象，劳动的边际产出弹性系数为负数；另外，土地的小规模经营也限制了粮食增产的潜力。因此，积极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转，鼓励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粮食补贴政策可以适当向种粮大户倾斜，鼓励承包大户种植粮食，提高粮食补贴政策的实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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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补贴论文篇4

关键词：博弈论；农业补贴政策；运行机制；途径

中图分类号：F321.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05-0003-03

农业补贴政策主要涉及农民和政府两大利益主体的利益冲突与选择，农业补贴政策系统的运行过程也主要是政府与农民围绕利益调整而展开的相互作用相互斗争以及彼此协商和妥协的博弈过程。基于博弈论的视角分析农业补贴政策，可以比较清晰地掌握农业补贴政策的运行过程，发现现行农业补贴政策存在的问题和缺陷，有利于设计新的机制，破解制度缺陷，提高农业补贴政策效率。

一、农业补贴政策的博弈论分析

（一） 农业补贴的博弈论分析

采用策略型博弈对政府和农民这两大农业补贴利益主体在农业补贴政策中的博弈行为进行分析。描述一个策略型博弈至少需要三个要素：局中人、策略、支付（收益）。局中人是指参与博弈的人，是博弈的决策主体。局中人将根据自己的偏好决定自己的行为以实现自己的效用最大化。策略是指每个局中人在博弈中的行动规则或行动指南。策略规定局中人在什么情况下采取什么行动，使局中人明确了如何对对手的行动做出反应。支付是指局中人从各个组合中获得的效用[1]。本文博弈分析中的局中人选定政府和农民，因为政府和农民是农业补贴最直接的利益主体，二者也是农业补贴政策的运行承载者。

在经济相互交往中，农民和政府的行为都应为理性经济人行为，因此，他们做出的选择都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从博弈论角度来看农民所做出的选择应是在政府选择既定的情况下自己的最优反应战略。对于农民来讲，最优反应战略也就是指在政府已经选定了战略或者可以预计到政府将选择何种战略时，农民选择该战略能够得到最大的收益；同理，对于政府同样适用，虽然政府是公共服务组织，但其也有自己的利益和行政目标，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博弈论分析都建立在一定的假设基础之上，为了便于分析，作如下假设：（1）农民在自身权益受损时各自为战，其本身不属于任何保护农民权益的组织。（2）农民和政府均为经济学意义上的理性人，即如果政府不给补贴或补贴低于农民的期望，使农民的利益受损，农民必然反抗；政府补贴也要充分考虑自己利益。（3）农民在权益受损时有2个战略：反抗与不反抗；政府也有2个战略：实施农业补贴政策，反之则为不实施补贴政策。（4）农民如果采取反抗措施，即改种经济效益好的作物，或抛荒进城打工，采取这样的策略，农民会增加收入，收益增加。对于政府说，此策略下，国家粮食安全就得不到保障，其执政能力就会受到质疑，其收益减少。（5）农民和政府所获收益可以用数字排序：-1――不能接受，1――差，2――中等，3――较好，4――好。假设农民和政府博弈前的收益均为2。

根据上面的假设，可以进行如下分析：对于农民来说，当政府给予农业补贴且补贴符合农民的期望，农民的选择是不反抗，获得收益4，这一选择要比反抗获得收益3高；但如果补贴不符合农民的期望，比如补贴金额太低，低于农民反抗增加的收益，则农民也会选择反抗。若政府不实施农业补贴，农民必然选择反抗，虽然反抗要承担改种经济作物或打工收入不稳定带来的风险，只能获得收益3，但这个收益也比不反抗获得的收益2多。对于政府来说，实施补贴政策，如果农民反抗，既浪费了资金，还使原有收益下降，获得收益为-1；反之，就会获得收益4。不实施补贴，如果农民反抗，其收益会下降，变为1，反之，则收益保持原有水平，收益为2。根据以上假设和分析，建立农民与政府博弈的支付矩阵，如下表。

农民与政府博弈的支付矩阵

采取纳什均衡来求解博弈均衡，经过双画线法求解，得到两个纳什均衡（3，1）和（4，4）。显然，（4，4）是两者利益最优组合策略，但这个策略组合只有在农民和政府利益偏好契合度较高的时候实现。（4，4）不是唯一策略，因为（3，1）策略下，农民收益较好，虽然政府会有利益损失，但这个损失不足与迫使政府必须采取补贴政策，二者可以实现均衡，但如果农民的博弈能力增强，就会打破这种均衡，迫使政府采取补贴政策。由此可见，农民的博弈能力和政府与农民利益偏好的契合程度对政府补贴与否及补贴效果有较大影响。

（二）农民博弈能力对农业补贴政策的影响

政府部门和农民分别是农业补贴政策的施政者和受政者，利益博弈是二者在农业补贴政策关系的载体。在经济相互交往中，农民和政府的行为都应为理性经济人行为，因此，他们做出的选择都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在农业补贴政策中，农民的博弈能力和政府与农民利益偏好的契合程度对政府补贴与否及补贴效果有较大影响。

农民的博弈能力可分为四类：财富创造能力，即农业产出占国民经济的份额，它是农民的经济地位和经济影响力的体现；产品供给能力，即农业产出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能力； 组织能力，即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和内聚力，它是农民的政治影响力的体现；谈判能力，即农民把自己的需求和意见转变为向政府表达要求的能力，它是农民的利益表达能力的体现。在通过农业补贴政策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时，若是政府与农民的利益偏好一致，政府与农民能力的强弱并不影响政策的利益流向；若是政府与农民的利益偏好不一致，农业补贴政策的安排则是占支配地位的团体利益的反映：当政府能力强于农民时，就会形成强政府与弱农民的互动关系，农业补贴政策就会具有强制性和向政府利益偏好倾斜的特征，农业补贴政策力度就会比较小；当农民能力与政府能力对等甚至强于政府能力时，就会形成协商型的互动关系，农业补贴政策就会朝着互惠互利甚至向农民利益倾斜的方向分配。

（三）政府与农民利益偏好契合程度对农业补贴政策的影响

政府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其所偏好的利益是对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需求进行综合平衡和取舍后的结果，并且打上了政策决策者主观偏好的烙印，政府是农业补贴政策系统最为权威的政策主体，是农业补贴政策的制定者和施行者，农业补贴政策的目标偏好规模和补贴方式等无一不受到政府利益偏好的约束[2] 。政府与农民的利益偏好契合程度是政府是否采取农业补贴政策重要影响因素，在农民博弈能力较弱时起决定性影响。若是与农民的一致或者基本一致，政府就会采用利益分配向农业和农民倾斜的农业补贴政策，农民就能从农业补贴政策中获取较大利益，政府也能从中获得较大利益，如博弈支付矩阵中的（4，4）； 政府的利益偏好若是与农民的契合程度低甚至相背离，政府就倾向于不采用或少采用农业补贴政策，此时国民收入再分配能否向农业和农民倾斜，则取决于农民争取利益的能力以及国家对农民地位权利的认可程度。

另外，政府与农民的利益偏好契合程度影响着农业补贴效率的高低。从支付矩阵可以看到，（4，4）实在两者契合度基本一致的情况下实现的，政府和农民都得好的收益，此时的政策效率较高。但如果农民有比较高的利益期望，而政府补贴力度较小，就可能出现（3，3）（3，2）等支付收益，甚至会出现（3，-1）这样的收益，此时政策效率就比较低下。

二、基于博弈论视角解析我国的农业补贴政策运行机制

我国农业的补贴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最早以国营拖拉机站的“机耕定额亏损补贴”形式出现，之后逐渐扩展到农用生产资料的价格补贴、农业生产用电补贴、贷款贴息补贴等方面。虽然补贴历史不短，但在一直以来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思路下，一系列偏向工业和城镇发展的政策使得工业以价格剪刀差的形式从农业汲取发展的“营养”，而农业肩负着支持工业发展的重任。直到2004年，随着农业税减免的开始，我国农业补贴开始走上由“负”转“正”的道路，农业补贴政策才真正开始发挥支持农业的作用。从我国农业补贴发展历程来看，我国农业补贴政策几乎是政府主导的，带有强制性色彩，农民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这是由于政府和农民在农业补贴政策中相互博弈中，农民因为较弱的博弈能力处于劣势的结果。

当前，虽然我国农业补贴政策已经大转向，但是依然是政府主导，政府主观性较强。这依然是农民的博弈能力较弱，不能与政府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的结果。农民在这场博弈中的博弈能力具体情况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从农业创造经济财富的能力看，随着产业重心从农业向工业和服务业的梯度转移，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下降，农业创造经济财富的能力下降，博弈能力下降；从农业产品供给能力看，随着农业科技的应用，农业生产能力有一定提升，保障粮食安全的能力增强，且随着自然灾害的频发和国内国际粮食市场的起伏波动，我国粮食安全面临较大挑战，农业保障粮食安全的能力成为博弈的重要砝码，这正是我国推行农业补贴政策推动力量；但是从谈判能力和组织能力看，我国农民的文化水平和组织化程度较低，不能较好地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

我国农民在博弈中的弱势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政府与农民利益偏好的契合度，结果是影响了农业补贴政策的效率。农民的分散性（低组织化）和较弱的利益诉求能力，一方面给政府补贴力度的随意性和主观性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增加了政府对农民利益期望信息了解的难度。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与农民的利益偏好契合度就会下降，政策效率低下。比如，现行的农业补贴政策，是近年在实践中逐步出台的，缺乏系统性的制度设计，临时性补贴多而经常性补贴少。临时性补贴主要是针对某种重要农产品供给短缺且严重影响社会生产和生活时实施的一种应急性补贴 [3]。我国农业补贴政策应急性比较强，是在粮食安全面临潜在危险的情况下实施的，尚未形成一整套良好的运行机制；再如，我国现行的农业补贴政策力度较低，与农民的期望差距较大，不能较好地调动农民的种粮积极性；我国农业补贴政策涉及的范围较窄，不能满足农民的需求。

通过以上分析，基于博弈论的视角，我国农业补贴政策存在一定的缺陷，即农民因为较弱的博弈能力被“边缘化”，政策的运行缺少主要客体的积极参与，主要由政策的实施主体――政府主导，这样的制度一方面缺乏客观性，一方面缺乏监督，政策的缺陷使得政策运行效率不尽如人意。

三、破解我国农业补贴制度缺陷的新机制设计

根据以上分析，从博弈论的视角，我国农业补贴政策的缺陷在于农民相对于政府来说微弱的博弈能力使得使农民在农业补贴政策中被“边缘化”，农业补贴政策缺少农民的参与，政府主观性色彩较重，由此决定了我国农业补贴运行轨迹；在当前农业补贴政策大转向的情况下，我国农民在博弈中的弱势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政府与农民利益偏好的契合度，降低了农业补贴效率。所以，新的机制设计就应该此为突破口，提高农民的博弈能力，让其发挥应有的参与政策制定，吸收政策效用和监督政策运行的作用。具体思路包括三个模块：一是政策制定环节，增强农民博弈能力，包括增强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提高农民的政治谈判能力，加强其利益诉求能力，使其有能力参与到政策制定中；二是政策实施环节，增强农民理解和吸收政策效用的能力；三是政策监督反馈环节，增强农民的监督和反馈能力。具体做法有以下方面。

（一）加强农业组织化建设，提高农民的博弈能力

中国的农业要发展，中国农民要改变自身的弱势地位，保护自己的权益，必须通过制度安排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建立能代表农民利益，反映农民意愿的合作组织或利益集团[4]。 农民利益集团可以让农民在一个行动框架内统一目标、协调行动，可以提炼和融合个体农民的利益诉求，并通过组织化的集体行动来表达集体意志，最终从根本上改变农民群体在与其他利益集团博弈中弱势地位，提高农民的博弈能力。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最有效的途径是农业协会、农业合作组织的培育和发展。一方面农业协会可以为农民生产和销售农产品的提供指导，增强农民的生产能力和产品销售能力，从而提高农业的财富创造能力和农民的经济地位，提升农民在农业补贴利益博弈中的地位和分量；另一方面，农业协会可以迅速凝聚民意，并以组织的名义向相关部门表达利益诉求。加强农业协会、农业专业化合作组织的建设，首先，要在法律法规上予以允许和支持。要制定一系列有利于农业组织建设的法律法规，既给农业组织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又给农业组织的发展予以合理的法律约束，保证农业组织的健康发展。其次，要制定培育农业组织的相关制度，如对农业组织的建设指导、对农业组织的人才培养、对农业组织的税收优惠等等。最后，要依法监督农业组织的活动，避免农业组织沦为部分人牟利的工具。

（二）重视农民的培训，提高农民知识文化素质

农民的组织化程度的提高，能使农民分散的博弈能力形成强大的合力，但是要让农业组织运行良好，使其作用得到真正发挥，关键还是农业组织构成主体――农民。农民的知识文化素质是农业组织发挥作用的前提。目前，我国大部分农民的受教育程度还比较低，知识素养和维权意识较低，这严重制约着农民发出自己的声音，或者寻找正确途径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在这样的背景下，即时建立起各种农业组织，也不能真正代表农民和发展农民，只会让农业组织变成有少数人操纵的空架子。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除了严格执行最基本的九年义务教育，比较可行的是对农民的培训。对农民培训，一方面，要建立一整套农民培训的机制，使农民的培训制度化、常态化。培训机制包括培训机构及教学人员、培训内容的选择、培训的实施、培训效果反馈等方面的机制。另一方面，要加强农民培训工作的监督管理，防止培训流于形式。除此之外，还可以开展一系列丰富农民文化生活的活动，以此激发农民学习热情，如乡村电影放映周、乡村文化活动、乡村书屋等。

（三）积极推动农民参与农业补贴制度的设计、监督和反馈

农民是农业补贴制度的受政者，天然拥有对农业补贴制度的参与权。但是由于农民在农业补贴博弈中处于劣势，几乎被现有补贴排斥在农业补贴制度设计、监督和反馈之外。因此，政府作为公众利益的代表，要考虑农民在农业补贴制度完善和效率提升中的作用，积极推动农民参与农业补贴制度的设计、监督和反馈，打破强政府与弱农民的互动关系，形成弱协商型或完全协商型的互动关系。

推动农民参与农业补贴制度的设计、监督和反馈，政府要重视农业补贴制度宣传、农业补贴政策公开化、农业补贴资金来源与流向透明化及农民利益表达通道疏通，使农民尽量参与了解农业补贴政策的每一个环节。现阶段，由于我国农民自身文化素质还比较低、网络媒介未在农村普及，各种网络公开和网络通道效果不佳。因此，可以通过印发农业补贴小册子或者在村镇公告栏按时粘贴农业补贴信息来让农业补贴政策公开化、透明化，便于农民监督。对于开通农民的利益表达通道建设，除了农业协会建设，还可以直接走访村镇，采集民意，汇集整理。此外，还必须构建开放型的政策运行机制，使农民在政策的制定执行效绩评估与监督过程中享有充分参与的权利，在政策运行的每一个环节都能充分地表达自己的利益和主张，能与政府进行平等的沟通和交流，从而确保政策系统的良性运行[2]。

参考文献：

[1] 王文举.经济博弈论基础[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2] 彭慧蓉，钟涨宝.基于政府与农民关系视野的农业补贴政策解析[J].求实：“三农”问题研究，2011，（6）：92-96.

农业补贴论文篇5

【关键词】 农业 财政直接补贴 乘数效应

一、引言

补贴作为政府的宏观调控手段，同时在宏观和微观主体两个层面上发挥作用。政府作为宏观主体，为了达到其政策目标，利用市场机制中边际成本与边际利益的关系，通过财政补贴对微观主体的利益激励，来调动或者牵引市场力量服从政府的宏观调控，实现政府的政策目标。而这些目标中，有的属于市场失灵领域，有的属于市场有效领域，有的属于市场的组织和建设范畴。

近年来，我国出台了一些有代表性的财政农业补贴政策。如2007年，中央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其中有关补贴的政策提到，健全农业支持补贴制度逐步形成目标清晰、受益直接、类型多样、操作简便的农业补贴制度。各地用于种粮农民直接补贴的资金要达到粮食风险基金50%以上。中央财政要加大对产粮大县的奖励力度，增加对财政困难县乡增收节支的补助。2010年，农业补贴的品种范围扩大了，力度加大了，补贴的重点对象更加明确——“新增农业补贴适当向种粮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倾斜”，对补贴款专款专用不得他用的规定也更加严格和明确。纵观我国多年来的财政农业补贴政策，其政策目标多属于农业处于市场失灵领域和增强农业竞争力的组织和建设范畴。

补贴是一种政府或其委托机构所无偿或优惠给予的利益。根据关贸总协定第六条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第十六条补贴以及乌拉圭回合达成的《补贴和反补贴协议》中所提到的补贴定义，机构补贴行为的情况有以下两种：一是政府或非政府机构做出的财政支持，如资金赠予、贷款担保、税收减免等；二是政府或非政府机构做出的价格支持，初级产品的输出给予直接或间接的支持以使该产品出口售价低于同类产品国内销售价格。因此，本文将补贴划分为三种类型：一类财政资助型的补贴；二类价格支持型补贴；三类收入支持型的补贴。其中直接财政资助，如拨款、贷款、投股；资金潜在的直接转移，如债务转移和担保；税收抵免或税式支出；政府提供除一般基础设施外的货物、服务或者政府采购。所以，本文认为财政直接补贴应属于直接财政资助，更加突出补贴的主体——政府直接给予财政支持，而不是委托或指示一个私人机构完成政策目标。

农业补贴就是对农业进行的补贴。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很多，而有关财政农业直接补贴的研究却不多。例如，闵宗陶、魏剑峰在2005年的《粮食财政补贴方式转变的经济学分析》中，就粮食财政间接和直接补贴效应进行对比，但是更多说明粮食间接补贴的缺陷，而对粮食直接补贴分析不深入，其中提到，所谓直接补贴就是对生产者按一定标准进行直接转移支持。郭宏宝在2009年的《中国财政农业补贴：政策效果与机制设计》中，在划分农业补贴时，是按照我国现行财政预算账户中政府补贴支出分类、政府预算支出形式和补贴的作用和wto《农业协议》的相关条款进行分类的，没有突出财政农业直接补贴种类，仅在第二种分类中的预算补贴中提到。

二、相关农业直接补贴政策

2004年，中央在有关“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到：应当清醒地看到，当前农业和农村发展中还存在着许多矛盾和问题，突出的是农民增收困难。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多年增长缓慢，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增长幅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许多纯农户的收入持续徘徊甚至下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在不断扩大。农民收入长期上不去，不仅影响农民生活水平提高，而且影响粮食生产和农产品供给；不仅制约农村经济发展，而且制约整个国民经济增长。对此中央提出的农业直接补贴政策有：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要建立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制度。2006年，中央在有关“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到：近几年，采取了一系列支农惠农的重大政策，取得重大成果。但必须看到，当前农业和农村发展仍然处在艰难的爬坡阶段，农业基础设施脆弱、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矛盾依然突出，解决好“三农”问题仍然是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重大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对此中央提出的农业直接补贴政策有：粮食主产区要将种粮直接补贴的资金规模提高到粮食风险基金的50％以上，增加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

2008年，中央在有关“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到：粮食连续四年增产，农业生产全面发展。农业资源环境和市场约束增强，保障农产品供求平衡难度加大，要求加速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农产品贸易竞争加剧，促进优势农产品出口和适时适度调控进口难度加大，要求加快提升农业竞争力。农业比较效益下降，保持粮食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要求健全农业支持保护体系。对此中央提出的农业直接补贴政策有：继续加大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力度，增加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和农资综合直补，扩大良种补贴范围，增加农机具购置补贴种类，提高补贴标准，将农机具购置补贴覆盖到所有农业县。

2009年，农业农村工作的总体要求有：把保持农业农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首要任务,围绕稳粮、增收、强基础、重民生，进一步强化惠农政策,增强科技支撑，加大投入力度，优化产业结构，推进改革创新，千方百计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千方百计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继续提供有力保障。对此中央提出的农业直接补贴政策有：增加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加大良种补贴力度，提高补贴标准，扩大油菜和大豆良种补贴范围。大规模增加农机具购置补贴，补贴范围覆盖全国所有农牧业县（场），带动农机普及应用和农机工业发展。加大农资综合补贴力度，完善补贴动态调整机制，加强农业生产成本收益监测，根据农资价格上涨幅度和农作物实际播种面积，及时增加补贴。按照目标清晰、简便高效、有利于鼓励粮食生产的要求，完善农业补贴办法。根据新增农业补贴的实际情况，逐步加大对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种粮补贴力度。

三、有关经济模型的选择与分析

1、名义保护率（nrp）

nrp由bela balassa于1965年提出，是一种应用广泛、简单适用的补贴测定方法，它利用农产品国内市场价格与世界市场价格之间差额的百分比来反映一国政府利用各种措施对农业进行补贴的程度。其测定模型是：

上述计算公式中，pd表示国内市场价格，pw表示国际市场价格。如果nrp为正，则表明一国的农业政策为正保护政策，且nrp的绝对值越大，保护的力度越强；如果nrp为负，则表明一国的农业保护政策为负保护政策，且nrp的绝对值越大，负保护的程度越强。

2、财政转移支付的收入乘数效应

财政农业直接补贴是财政转移支付的一种表现，因而能用财政转移支付的收入乘数效应来衡量财政农业直接补贴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财政转移支付乘数是指收入变动与引起这种变动的财政转移支付变动的比率，即财政转移支付的变动会引起收入乘数倍的变化。具体计算方法是：

k表示财政转移支付乘数，tr表示一定时期内财政转移支付的变化量，y表示一定时期内收入的变化量。因此，如果用tr表示一定时期内财政农业直接补贴的变化量，y表示一定时期内农业产出的变化量，就能用k表示财政农业直接补贴乘数。用k的数值反映财政农业直接补贴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k的值越大，说明财政农业直接补贴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很大，反之，则说明影响程度较小。

四、数据验证

第一，选择粮食作物中的主要谷物五年的国内市场价格和国际市场价格，借助名义保护率（nrp）测定我国农业直接补贴水平。

由表1的数据可以看出，近几年我国给予农业直接补贴的政策未达到预期的政策效果。水稻的名义保护率2007年前都为正值，而2008年和2009年的数据却都变为负数，说明我国水稻经过财政直接补贴，在国际市场上还不具有竞争力。玉米的名义保护率也都为正值，而且数值在前四年都比水稻的名义保护率的值大，说明我国对玉米的财政直接补贴，已使玉米比水稻在国际市场上更具有竞争优势。水稻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国家对其进行补贴，更多的是出于国家粮食安全储备的目的。从玉米的名义保护率的数值反映，国家对玉米的财政补贴政策不稳，但受当年主要谷物补贴量的影响。小麦的名义保护率的数值基本上是负、正值交替，反映了我国对小麦的财政直接补贴很不稳定，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大力度。2008年和2009年的小麦和水稻的名义保护率的值接近，说明我国对水稻和小麦的补贴今后将采取一致的措施。从表1还可以看出，水稻和小麦作为人们的生活必需品，国内市场价格逐年上涨，这与国内的供给和需求密切相关；国际价格在2009年突转下降，这与人民币和美元汇率有关。因此，用名义保护率的值反映一国政府利用各种措施对农业进行补贴的程度时，会受到上述相关因素的影响。

第二，由于农业是第一产业的主要构成部分，因此借助第一产业的增加值来反映财政对农业的补贴政策对农业造成的影响。下面选择最近五年的第一产业产值和财政支持“三农”的投入额，经过相关计算，借助财政转移支付的乘数效应反映我国支持“三农”的财政政策效果。

由表2的数据ktr的值都大于1，说明财政支持“三农”的政策已对农业经济起到了拉动作用。从ktr数值的变化看，每年财政政策发挥作用的效果差异很大，2004年和2007年的ktr数值明显都比其他年份高，反映财政转移支付对农业经济的拉动需要其他相关方面的大力配合才会发挥应有的作用。另外，从表2的数据可以看到，财政支持“三农”投入增加值高时，第一产业增加值也高，反之相反。一方面说明我国财政支持“三农”政策不稳定，另一面也说明第一产业需要国家财政支持。

五、结论

本文主要是从财政政策角度，分析财政农业直接补贴对农业经济的影响和相应的政策效果，借助名义保护率和财政转移支付的乘数效应模型，利用相关数据进行验证分析，得出的主要结论有：一是财政支农政策要达到预期的政策效果，必须保持政策的连续性、持续性和稳定性；二是财政支农政策要达到预期的政策效果，还需要有其他相关方面的大力配合，才会发挥应有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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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段爱群：论wto中的财政补贴与我国的战略取向[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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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郭宏宝：中国农业财政补贴：政策效果与机制设计[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9.

[5] 樊胜根主编：公共支出、经济增长和贫困：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启示[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6] 高宏业主编：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农业补贴论文篇6

【关键词】农业补贴 农业国内支持 对农民直接支付法 农民收入

WTO《农业协定》与相关概念的辨析

农业补贴。WTO框架下农业补贴具有两层含义：一种是狭义补贴，又称保护性补贴，通常会对产出结构和农产品市场造成直接或明显的扭曲性影响，因而也叫“黄箱措施”；另一种是广义补贴。即政府对农业部门的所有投资或支持，不会对产出结构和农产品市场产生直接或明显的扭曲作用的“绿箱措施”。①《农业协定》主要规制市场准入、出口补贴和国内支持措施，后二者构成了完整的农业补贴体系。本文认为，必须严格依据WTO《农业协定》和《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简称SCM协定），将农业补贴界定为由政府或公共机构提供，在农产品的生产、流通中向接受者提供的财政资助。

农业国内支持。“国内支持”首现于WTO《农业协定》，但并未严格定义。根据《农业协定》的相关规定，②结合SCM协定，可以将农业国内支持定义为“一国政府或公共机构以农业和农民为资助对象所提供的不以出口为目的的各种财政支出，包括扭曲贸易的支持措施和不扭曲或扭曲作用很小的支持措施”。国际贸易法中，有三个基本概念涉及这一主题：国内支持、国内补贴和生产补贴。其中，国内支持在WTO《农业协定》中才作为一个明确法律概念存在。这三大概念在实践中区别，人们普遍认为指的是同一问题。③Desta认为，《农业协定》的国内支持规则并没有将非补贴措施纳入多边约束。理由如下：首先，从《农业协定》的内容来看，国内支持规则的范围无他，只有国内补贴。其次，所有应计入综合支持总量的措施从概念上和传统上都被认为是国内补贴。④本文也同意这种看法。

农民补贴。农民补贴也称生产者补贴，是指政府或公共机构直接提供给农业生产者的补贴。根据补贴目的，其在WTO《农业协定》下可以是出口补贴措施，但更多则属于国内支持措施。本文亦将在国内支持的范畴内讨论农民补贴。目前，我国对生产者的直接补贴主要包括三类：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农资综合直补、良种补贴。这些补贴都是直接支付或应当直接支付给农业生产者，属于我们所讨论的农民补贴的范围。此外，我国还有农机具购置补贴、测土配方补贴、膜下滴灌补贴、土壤有机质提升补贴和苹果套袋技术补贴等，根据各有关文件，这些制度补贴资金并非发放给农民。

制定《农民直接支付法》是当务之急

在规范的建构上，我国往往是先出台行政法规，然后再制定立法。⑤但综合现实中国社会各方面情况，直接制定《对农民直接支付法》更为有利。

制定《农业补贴条例》不可行。首先，我国在入世议定书中已承诺不对农产品维持或采取任何出口补贴，受该协议制约，其规范的称谓应是《农业国内支持条例》。其次，WTO《农业协定》中农业国内支持涉及的内容非常庞杂，很难被一部单行行政法规全面规制，且农业国内支持范围的农业技术推广、粮食公共储备、灾害救济、农业环境和资源保护等领域，在我国已有一些专门的法律或法规进行规制。如果要制定《农业补贴条例》，势必涉及如此众多的法律法规的整合和修改，工程量大，难保证其效果。此外，鉴于农业补贴字样在国际场合的敏感性，WTO成员鲜有将相关立法直接以“补贴”命名的，直接以“农业补贴”命名而使我国成为众矢之的。

制定《对农民直接支付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制定《对农民直接支付法》的必要性：首先，以立法形式把对农民直接支付的三项制度加以固定，能够加强国家与农民的直接联系，提升政府自身的合法性，维护国家政治稳定。其次，对农民直接支付需要巨额资金，涉及公共财政支出，理应有法律依据。再次，这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需要。收入支持制度是WTO主要成员农业国内支持制度的发展方向，有财政能力的WTO成员纷纷建立了对生产者的收入支持制度，如欧共体的单一农业支付制度、美国的直接支付制度、日本式直接支付制度和韩国的直接收入支持制度等。⑥

制定《对农民直接支付法》的可行性在于：第一，对农民直接支付辅助制度已基本成熟，立法的实践基础已经具备。中央和各地政府相关部门已经形成了比较稳定和规范的补贴资金的发放程序，积累了不少的经验。第二，经济学和法学的研究为对农民直接支付立法提供了充分的理论支持。经济学诸多领域的学者都从各自角度对农民利益保护和收入提高进行了大量的探讨，法学视野的弱势群体保护、生存权和发展权、利益机制等理论则为提高农民收入提供了充分的法理根据。⑦第三，全社会已经形成了重视农业和农民利益保护的良好舆论氛围。《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更是在首篇明确提出，要“强农惠农，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第四，国家日益增加的财政收入为之提供了充分的财政保障，我国经济已经初步具备对农业进行支持的条件。最后，主要WTO成员的直接支付立法经验能为我们提供一定的借鉴。

《对农民直接支付法》的立法构想

立法目标：保障农民最低收入。根据2004年以来的“中央一号文件”和财政部相关文件，现行三项对农民直接支付制度的目标定位于促进粮食增产和促进农民增收。然而，粮食增产与粮农增收这两个目标间存在矛盾和冲突，根本无法兼顾。有鉴于此，在制定《对农民直接支付法》时，必须从战略角度有所取舍，把直接支付的目标一元化，且只能定位于提高农民收入。除了小农经济自然特点之外，还有国际规则的限定。将粮农直补等对农民的直接支付措施定位于保障农民的最低收入，不与当年的生产挂钩，同样能够起到政策效果，却可以规避WTO的削减义务，为我国进一步加大农业补贴力度预留更大空间。

《对农民直接支付法》的立法原则：与国家财政能力相适应。尽管我国财政能力已经有了很大提高，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属有限。同时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时期，很多方面都需要支付改革成本。此外，对农民直接支付仅属于国内支持的一小部分，国家还需要在农业基础设施、农业技术开发、培训农民、粮食最低价收购等其他领域对农业进行国内支持，因此对农民直接支付的标准不宜过高，要与中央和地方财政能力相适应。

《对农民直接支付法》的补贴类型。在将《对农民直接支付法》的目标定位于保障农民最低收入之后，由于我国政府财政能力仍然有限，再加上我国农民基数极大，现阶段应当固定在粮农直补、农资综合直补和良种补贴的范围，不宜再行扩张。当然，在今后可以进一步探究对生产者直接支付的其他方式。同时，必须将这三类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合并为一类，即对农民的直接收入补贴，以充分服务于保障农民收入的目标。

对农民直接支付的标准和依据。第一，支付标准。东部地区的省市维持原状；中部地区（山西、河南、安徽、江西、湖北和湖南）和西部地区适度增加。第二，支付依据。支付依据可根据近五年间农户的历史种植面积加以确定，并与当年生产脱钩。这样可以使直接支付资金不计入我国当期综合支持总量，不受WTO规则要求削减的约束。同时，对农民直接支付属于综合补贴，而综合补贴在瞄准机制上只要求包容目标农户，而不要求完全排斥非目标农户。换言之，补贴只要能够发放到目标农户，政策目标即已实现。至于是否有非目标农户也得到了补贴，则在所不问。

对农民直接支付资金的发放程序。目前，我国已建立了较规范的粮农直补和农资综合直补的发放程序，即通过中国农民补贴网，利用一卡通或者一折通的形式，直接发放到农户手中。因此，《对农民直接支付法》通过之后，只需将良种补贴与粮食直补、农资综合直补资金一并发放即可。与此同时，该法应建立完全透明的直接支付资金发放的程序，将具体补贴的计算依据和标准、发放的方式和时间、数额都要以村为单位及时向农户公布。（作者单位：河南大学法学院）

注释

①高峰，羊文辉，王学真：《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农业补贴政策》，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第15页。

②包括但不限于《农业协定》序言第4段、第3条、第四部分（包括第6条和第7条）以及附件2、附件3和附件4。

③J.H. Jackson, The World Trading System: Law and Policy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the MIT Press, 2nd ed. 1997, p. 280.

④Desta M.G, The Law of International Trade in Agriculture Products: From GATT 1947 to the WTO Agreement on Agriculture[M].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02,：386.

⑤任大鹏，郭海霞：“我国农业补贴的法制化研究”，《农村经济》，2005年第10期。

农业补贴论文篇7

【关键词】农业；外部性；内部化策略

外部性是指经济主体（厂商和个人）的活动对其他经济主体产生外部影响，这种影响并不是在以价格为基础的交换中发生的，其影响是外在的。因此，外部性亦称外在效应或溢出效应。按照对其他经济主体产生的效应分为正外部性及负外部性。正外部性指经济主体以价格之外的其他方式给其他经济体带来额外收益，并没有为此获得相应的报酬；负外部性是指经济主体通过以价格之外的其他方式给其他经济主体带来成本，并未为此承担相应的成本。无论是正外部性还是负外部性都会造成资源配置不合理，难以达到社会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 [2]。

一、农业外部性问题的提出

张培刚在《农业与工业化》一书中指出农业国家应该重视农业发展，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化相辅相成、密不可分，农业现代化对工业化具有重要促进作用。但是现实的经济实践表明工业化能够在短期内对国民经济发展有重要贡献，因此“唯工业化”思想成为主流，造成农业发展停滞。20世纪60年代，发展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和苏尔曼对农业的作用进行重新认识，认为农业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市场贡献、要素贡献、原料贡献、外汇贡献[3]。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和服务业占GDP比重越来越大，而农业占GDP的比重逐渐减小，但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地位不可动摇，农业的发展是我国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保证，因而我国政府始终将农业发展放在一个极其重要的位置。因此，研究农业外部性并提出内部化策略对农业发展，维持国民经济健康运行有重要作用。

二、农业外部性表现

（一）、农业正外部性。农业正外部性是指农业部门在和非农业部门中以非价格为基础交换产生的效益，农业部门并没有获得相应的报酬。农业正外部主要体现在直接使用价值和间接使用价值两个方面。其中直接使用价值是指农业提供食物纤维和食物保障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农业的四个贡献。农业的间接使用价值指农业在直接给人们提供食物、带来收益的同时，间接的提高人民福利水平。其中，农业间接使用价值主要体现在、保护环境、自然景观价值和文化教育等方面具有独特的功能。因此，农业是多元价值产业，发展经济学家基于农业的多元价值而提出“农业多功能性”[4]。

（二）、农业负外部性。农业负外部性主要体现在农业在生产前期，农业耕地与其他用地进行争夺，造成围湖造田。乱砍滥伐、水土流失、生物多样性减少，其中洞庭湖围湖造田使得湖泊面积较少，蓄洪能力下降成为其中的典型代表。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大量使用农药、化肥造成环境污染，生物多样性减少，土壤酸化结板，最终使农业劳动效率降低，农业持续发展受阻。

三、农业外部性内部化传统解决策略

农业外部性内部化是指通过改革经济制度，使外部边际收益（成本）内部化。传统的外部性内部化的策略有征税、补贴、政府干预、明确产权和谈判（科斯定理）等方法。

（一）征税。征税适用于产生负外部性的产业，庇古提出向污染者征收相当于外部边际成本的税收，私人边际成本提高到与社会成本相一致，此时外部成本就变成污染者的内部成本，他们在决策时就会考虑到这些成本。农业虽然产生负外部性，但是农业是基础性产业，同时也是弱质产业，征收庇古税无疑会降低农民生产积极性。因此，农业并不适合通过征税的方式纠正其负外部性。

（二）明确产权和谈判（科斯定理）。科斯定理指出假定资源所有者能够分清对其财产损害的来源，并能合法的防止伤害，同时私人各方能够无成本的就资源配置进行协调，那么无论谁获得产权，每个人的状况都能变好。但是，因为农业产生负外部性的受到损害的人范围广，寻求谈判对手的模糊性无疑会产生巨大交易成本。因此，科斯定理仅仅在理论上给解决农业负外部性问题提供指导，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这种方法失灵。

（三）补贴。具有正外部性产品生产数量低于社会最优生产数量，造成社会资源达不到帕累托最优。政府通过提供矫正性补贴提高私人边际收益，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使农产品产量达到社会最优产量。农业补贴下，我国粮食连年丰收证明补贴的正确性。

四、新形势下的农业外部性内部化策略

（一）改进农业补贴形式。我国进入WTO，在WTO框架下将农业补贴分为绿色补贴、蓝色补贴、黄色补贴[5]。绿色补贴指农业补贴对农产品价格不产生扭曲，包括农业科技、农业基础设施、农业生态环境补贴。蓝色补贴政策是指对农业生产经营者给予的不与其生产经营相挂钩的直接补贴，这种补贴对农产品贸易价格产生扭曲作用不大。黄色补贴政策是指农业补贴，对农产品贸易价格产生较大的扭曲作用，它包括价格支持和农产品出口补贴。为促进我国更好的融入WTO，我国应该改变蓝色补贴和黄色补贴政策，逐步转变为绿色补贴，加强科技研发投入，将传统农业转变为生态农业，减少农药化肥的使用量，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二）政府直接干预。为避免农业负外部性，意味着减少农药化肥的使用量，这无疑会减少农产品产量。就生产者而言，要求其为保护环境减少自己的收入有着局限性。农民生产不仅是为了温饱，更是能过上小康生活，要求农民以牺牲自己的利益而保护环境的方式行不通。因此，可以与农民达成一致协议，及政府补贴因为少施用化肥农药带来的收入损失。

（三）改变农业生产模式。进步完善循环经济。我国在农业发展过程中的提出的循环经济模式是对农业外部性内部化一个很好的措施。农业产生的废弃物在循环生态农业中循环利用，变废为宝，真正减少农业负外部性，使农业可持续发展成为可能，典型的循环经济如桑基鱼塘、稻田养鱼、唐泥肥桑等。

改变农业生产技术。我国有灿烂的农业文化，在农业发展过程中积累了许多至今适用的先进耕作技术如间作套种、修建梯田、登高播种。这些技术都可以很好的避免外部性。

五、总结

总的来说农业表现为正外部性，传统解决农业负外部性的理论在农业上面并不适用，因此可以采用改变补贴方式和改变农业生产模式和政府直接干预来是农业负外部性内部化，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基础教育、加强对农业环境的保护使农业正外部性内部化。因此应该采取双向措施，对农业外部经济和外部不经济内部化都给予重视，使得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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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吕耀，章子舒.农业外部性识别、评价及其内部化[J].2007，26（1）：123-131.

农业补贴论文篇8

关键词 农机 补贴

中图分类号：F323.3 文献标识码：A

1概念界定

2004年农业部的《农业机械购置补贴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试行）》中指出国家对农民个人、农场职工、农机专业户和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机作业服务组织，购置和更新农业生产所需的农机具给予的补贴，被称为农机购置补贴。其实质是国家为扶持农业生产，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和农业生产效率，利用财政力量，通过相关优惠政策的制定，对相关农机用户在购置农机具时进行财政上的优惠和价格上的补贴行为。

2农机补贴理论

2.1经济学角度中的农机补贴理论

从经济学说史的角度看，亚当・斯密是规模经济理论的创始人。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指出：“劳动生产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斯密以制针工场为例，从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角度揭示了制针工序细化之所以能提高生产率的原因在于：分工提高了每个工人的劳动技巧和熟练程度，节约了由变换工作而浪费的时间，并且有利于机器的发明和应用。规模经济理论告诉我们，通过购并活动实现规模报酬递增的原因，必然是由于农机补贴经销商生产规模扩大所带来的生产效率的提高。表现为：生产规模扩大以后，农机补贴经销商能够利用更先进的技术和机器设备等生产要素；随着对较多的人力和机器的使用，农机补贴经销商内部的生产分工能够更合理和专业化；人数较多的技术培训和具有一定规模的生产经营管理，也都可以节约成本。农业机械在农业生产中的运用将会促进农业技术的革新，从而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

2.2改造传统农业的国家干预理论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其发展不仅会给农业生产者和农产品的农户带来利润和效用，还会为其他非农产业部门提供生产资料。作为一种多功能性的产业，农业除了能够提供相关农产品以外，还具有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政治意义，此外，农业还具有调节气候、精华空气、保护物种、发展旅游及文化等多种功能。但农业的诸多好处难以用货币做出精确的衡量，因此，农业便难以以一个具体的标准向社会其他部门索取补偿，根据微观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农业的相关功能无偿地外溢到社会生产的其他部门中去了，即农业具有明显的正外部性。与其他产业相比较，农业是一个自身与自然相交换、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相结合的部门，同时，也是最容易被资本所抛弃的部门，因此，发达国家为避免农业投资不足，一般通过实施高额补贴来弥补市场失灵。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提倡国家干预理论在经济运行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攻击不能自动创造需求，短期内人们的边际消费倾向是小变的，而当收入达到一定水平时，人们倾向于将大部分收入储蓄，而不是投入到消费领域，会导致有效需求不足的产生，社会的总需求和总供给难以实现自动均衡。所以，凯恩斯主张以敢于理论取代亚当斯密主张的经济自由主义，国家干预理论最大的特点就是主张适当的财政赤字有助于实现经济增长，使市场达到供需平衡的状态。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对于农业这一基础性产业，必须加大对农业生产的投入，以弥补市场资本对农业投入的不足，保障农产品供给的自己性和稳定性，保障农业的稳定发展。

2.3农业规模经济理论

农业规模经营是指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下，农业生产要素（劳动、资金、土地等）通过邮寄组合获取最佳产出的经营状态。土地是农业生产重要的物质基础，占有一定数量土地并且有效利用是农村家庭生产方式的重要保障，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力度不断加大、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不断降低的情况下，仅依靠人工劳动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是不可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因此，建立在市场机制调节基础上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适度规模的家庭经营方式应运而生。以种植业为例，在保证土地生产率提高的前提下，使每一个劳动力经营的土地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以实现劳动生产率、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最优组合。而从技术经济管理的角度来看，规模经营是实现农业机械化、现代化的客观要求，土地规模与机械、劳动力规模相适应，能够充分发挥劳动力和机械设备的生产潜力，降低单位农产品生产的活劳动成本和固定生产成本，取得相应的规模收益。同时，没有农业机械在农业生产中的投入与使用，规模经营也无法 展，更无法较大幅度地提高劳动生产率。

2.4制度经济学中的农机购置补贴理论

缺乏有效的制度环境以及相应的制度安排是山区普遍面临的经济增长难题。由于经济激励的环境制度尚未形成，山区传统农业部门中的生产、分配仍保持着自然经济的特色，农业劳动力不具备向现代化的工业部门流动的驱动力。制度环境及其安排难以保护人们的经济自由，缺乏能够进行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因此，除资金、技术等难题需要解决以外，制度创新的任务更为艰巨，其解决的关键在于通过激励机制的安排，将传统部门的生产要素引入到现代生产部门，并使其彻底解放出来。政策是制度的具体化，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已经替代了部分本应属于市场机制的作用，政府制定相关政策的直接目的在于调节社会经济关系，任何一种政策的运用，都可能引起经济利益关系的变动。“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成为农村经济政策问题讨论的重点，其主要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取消农业税，二是对农户进行直接补贴，农机购置补贴便属于直接补贴中的一种。事实上，无论是在时间还是空间上，一项新的制度安排是无法做到普遍均均受益的，政府作为各种不同利益主体中的中立组织，应以大多数人的偏好为基础，调节各方利益冲突，使制度供给真正成为公共选择结果。

农业补贴论文篇9

    [关键词]农业保险;公共财政;农业保险补贴;普惠金融体系

   

一、我国农业保险发展面临的主要困难

       (一)我国农业保险立法缺位

      从各国农业保险发展的历程来看都是立法先行。我国自1980年恢复保险业务以来,农业保险没有得到较好的发展的原因之一就是没有专门的农业保险法律或者相关的农业保险法规和条例。农业保险的立法思想散见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等法律条文中。1993年《农业法》第31条规定 “国家鼓励和扶持对农业保险事业的发展。”1995年《保险法》第149条规定“国家支持发展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保险事业,农业保险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2007年,《政策性农业保险条例》被列入国务院2007年立法计划,由保险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负责起草。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尚未出台,我国农业保险立法始终处于缺位状态。目前,农业保险发展主要依靠各地的政府文件,诸多问题的解决措施缺乏法律保障,农业保险健康发展面临挑战。

    (二)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难以为继

    农业的生产周期比较长,承受着自然风险、市场风险等多种风险,投资回报率低,这些都表明了农业的“弱质”属性。农业是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相互交织的产业,受自然风险的影响巨大,并且这些风险具有区域性、伴生性和系统性,使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面临着较高风险。另外,我国农业保险的投保区域有限,农户比较分散,这使得保险公司无法按照大数定律来确定农业保险费率。而且一旦发生农业巨灾,则涉及千千万万农户、数亿元的损失,保险公司数年利润可能不及一次亏损,经营农业保险的积极性受挫。

    (三)农民对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不足或是需求无法满足

     首先,农业保险的高风险和高赔付率使得保险公司的农险业务经常面临亏损,这使得保险公司对其设计较高的保险费率,而农民的收入有限,高费率使得大部分农民无法承担。其次,我国的农业保险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开发设计的险种有限、控制较严、操作复杂、赔偿偏低,使广大农户很难按照自己的需要选择险种。发表护理论文

    (四)缺乏政府有效的引导和扶持

    在农业保险的改革和发展过程中,自2004年以来,中央连续七个一号文件对农业保险的发展都有重要论述,但是具体落实情况远远没有达到人们的预期水平。

    另外,目前我国农业保险在补贴方面只对投保户进行保费补贴,并没有对经营农险业务的商业保险公司进行费用补贴;税收方面只免交营业税,没有其他方面的税收优惠,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保险公司积极推进农险业务。

    对这项涉及巩固农业基础地位的政策性保险业务,政府一直没有成立或者指定权威机构来协调和推动,也是我国农业保险发展滞后的重要原因。

    二、农业保险与公共财政的关系

    由于经营农业保险供给成本高,风险大,服务对象收入水平普遍偏低,这就需要财政资金给予扶持。因此,发展农业保险的过程中,需要积极发挥公共财政的作用。

    (一)财政的资源配置功能

    保险公司的逐利性使得其更注重在城市建立分支机构,努力扩大在城市中的份额,致使农村保险公司或其分支机构严重缺失,甚至有些贫困偏远地区,农业保险并没有开始,严重影响我国普惠型金融体系的构建进程。针对这种现象,需要发挥财政的资源配置作用,将一部分资金流向弱势地区、弱势产业、弱势群体。通过对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进行费用补贴,实施税收优惠,扩大险种补贴的范围,带动其经营农险业务的积极性,不断扩大承保范围,开发新的险种,帮助农民解决后顾之忧;对投保农户进行保费补贴,有效转移风险,从而有利地带动民间投资,发挥农业保险在国民经济中的乘数效应,以此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

    (二)财政的收入分配功能

    由于目前保险公司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城市人口、大企业、大客户,占我国绝大多数的农民的保险需求没有得到满足,保险公司“嫌贫爱富”造成的“马太效应”导致弱势地区、弱势产业、弱势群体的金融保险服务的匮乏, 扩大了区域发展的差异和社会财富占有的两级分化,从而损害了社会公平。另一方面,有农险业务的保险公司,保费收入很难弥补由于险种开发、费率厘定、核查定损、事故赔款等造成的支出,经常入不敷出而致使在农险业务上亏损,损害了市场经济内在的经济公平。对此,可通过财政的税收优惠、财政补助等多种手段促进农村地区经济的发展,拉动农民增收。对保险公司进行财政补助和税收优惠,例如,降低农险项目收入的所得税税率以提高其利润水平,改善“企业办社会”的状况, 促进社会公平,实现财政收入分配职能。

(三)财政的经济稳定和发展职能

    为了农村地区经济的稳定,保证普惠金融体系的可持续发展,就需要财政通过制度性的安排,发挥“自动稳定”的作用,消除农业保险发展中的某些障碍,通过加大财政资金的转移力度,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保证国民经济稳定和高速的最优结合。

    三、我国发展农业保险的财政政策选择发表护理论文

      保险公司的利润来源主要是“三差益”,即死差益、利差益、费差益,其三者之和较高时才能弥补保险公司的成本。但与此相矛盾的是,对于农业保险来说,保险公司供给成本高,服务对象为抗风险能力较弱、收入水平偏低的农民,这就需要财政资金给予扶持。通过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多种手段,引导资金流向弱势地区、弱势产业、弱势群体,改善资源配置效率,逐步建立市场主导与政府扶持相结合、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相结合的长效机制。

    具体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构建农业保险法律体系

    制定专门的《农业保险法》,明确政府定位和具体的政府扶持办法,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农业保险组织体系等;出台相关的部门规章、财政政策和措施,适应新形势下普惠金融发展的需要。

    (二)完善农业保险补贴政策

    目前,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对参加种养业保险的农户给予一定的保费补贴,中央财政补贴40%,地方财政补贴20%,县级财政补贴20%,其余20%由农户自己承担,这对于调动农民投保积极性有重要作用。与此相对应,公共财政并没有给予提供农业保险服务的保险公司任何补贴,这对于面临着高风险、高成本、高赔付率和经营技术上存在困难的保险公司来说,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其积极开展农险业务。因此有必要对经营农险业务的保险公司经营管理费用进行补贴。

    另外, 201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扩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的品种和区域覆盖范围,加大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保费补贴力度。为充分发挥保险风险分散、损失补偿功能,鼓励和保障农民对农业生产的投入,稳定我国粮食生产和供给,应将所有产粮大县纳入中央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范围。进一步提高中央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比例,综合考虑各地经济发展实力和财政承担能力,实行有所差别的保费补贴比例,对于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中央财政保费补贴比例应提高至不低于 70%;对于经济相对发达地区,中央财政保费补贴比例应提高至不低于50%。

    (三)加大税收优惠力度

    目前对经营农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只有营业税减免,没有其他方面的税收优惠。参照国外做法,可以对政策性农险业务收入免征所得税,以有利于经营主体增加准备金积累,降低农险费率,提高农民保险费的支付能力,以此来支持保险公司农险业务的发展,加快普惠金融体系的构建步伐。

    (四)加强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的政策协调农业保险作为构建普惠金融体系的一部分,两者是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农业保险的稳定健康发展有利于普惠金融体系的早日实现,普惠金融体系的发展也会带动农业保险的发展。运用多种财政政策手段促进、巩固农业保险,最大限度地增强财政金融政策的实施效果。

    另外,政府也可以采取手段对农业保险进行金融支持,如规定发放小额贷款时优先考虑已经购买农业保险的农户。

    (五)建立巨灾风险专项基金

    巨灾风险是阻碍农业保险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通过建立政府资金支持、保险公司自有储备、社会各界捐助的农业巨灾风险基金,为农业保险提供巨灾保障,对遭遇巨灾损失的农业保险公司提供一定程度的补偿,从而进一步扩大保险公司的承保能力,推进我国农险事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六)发挥财政对农业保险的监督与管理作用2004年以来,公共财政每年对农业保险进行数亿元的补贴,为使这些资金落到实处,使用更加有效率,真正起到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监管部门必须加强监督和管理。财政监管有利于保险公司在社会舆论和社会公众的约束下自觉地为弱势地区、弱势产业、弱势群体提供服务。保险公司内部控制是财政监管的基础,保险公司消极被动地接受监管只会增加监管成本,保险公司积极主动地优化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是其健康运行的基础。

    [参考文献]发表护理论文

    [1]杨星.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现状分析[J].山西农经, 2003(3).

    [2]桑海燕.论我国农业保险的现状与完善[J].济南金融, 2004(5).

    [3]冯文丽.农业保险理论与实践研究[M].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8·

农业补贴论文篇10

一、在全国范围内调整20%的农资综合补贴资金用于支持粮食适度规模经营

（一）必要性。自2004年起，国家先后实施了农业“三项补贴”，对于促进粮食生产和农民增收、推动农业农村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农业农村发展形势发生深刻变化，农业“三项补贴”政策效应递减，政策效能逐步降低，迫切需要调整完善。

（二）基本内容。根据当前化肥和柴油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下降的情况，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要从中央财政提前下达的农资综合补贴中调整20%的资金，加上种粮大户补贴试点资金和农业“三项补贴”增量资金，统筹用于支持粮食适度规模经营。支持对象为主要粮食作物的适度规模生产经营者，重点向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新型经营主体倾斜，体现“谁多种粮食，就优先支持谁”。

二、选择部分地区开展农业“三项补贴”改革试点

（一）必要性。我国作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对农业的补贴受到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约束。继续增加现有补贴种类的总量，将使我国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总体范围内的支持空间进一步缩小，不利于我国充分利用规则调动种粮农民积极性、进一步提高种粮农民收入水平。

（二）试点内容。2015年，财政部、农业部选择安徽、山东、湖南、四川和浙江等5个省，由省里选择一部分县市开展农业“三项补贴”改革试点。试点的主要内容是将农业“三项补贴”合并为“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目标调整为支持耕地地力保护和粮食适度规模经营。

三、切实做好调整完善农业“三项补贴”政策的各项工作

（一）切实加强组织领导。调整完善农业“三项补贴”政策由省级人民政府负总责。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农业部门要在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加强对具体实施工作的组织领导，建立健全工作机制，明确工作责任，密切部门合作，确保工作任务和具体责任落实到位，确保调整完善农业“三项补贴”政策的各项工作落实到位。

（二）认真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各省级财政部门、农业部门要结合本地实际，认真制定调整完善农业“三项补贴”政策实施方案，因地制宜研究支持粮食适度规模经营的范围、支持方式，明确时间节点、任务分工和责任主体，明确政策实施的具体要求和组织保障措施。

（三）抓紧落实农业“三项补贴”政策。各地要抓紧制定2015年农业“三项补贴”政策落实方案，调整优化补贴方式，抓紧拨付80%的农资综合补贴资金和全部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农作物良种补贴资金，及时安全发放到农户，尽快兑付到农民手中。

（四）切实加强农业“三项补贴”资金分配使用监管。明确部门管理职责，逐步建立管理责任体系。中央财政农业“三项补贴”资金按照耕地面积、粮食产量等因素测算切块到各省，由各省确定补贴方式和补贴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