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有意义的事作文十篇

一件有意义的事作文篇1

回想起过年前的一件事，我就会不由的高兴了。

昨天，放假了，我心想：终于放假了，一个学期坚苦奋战的日子终于结束了。在回家的路上，我不断地想起老师布置的一份作业：“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对了”我突然叫了起来，在家里‘打工’，既可以帮家里的活，又可以挣一些小费。”等妈妈回到家里，我向妈妈提出这个要求，妈妈一口答应了。我就开始了我的“打工”的生活。每逢饭后，厨房中，响起了碗、盘的“交响曲”，非常热闹。衣服脏了，我就得动手冼。同学们，洗衣服虽然看起来是一件简单的家务活，但把手伸进冷冰冰的水中，会冻得让你全身直打寒颤。刚开始，我想退缩、想放弃，但是我一想起这是我人生的第一份工作，绝对不能半途而废。我咬紧牙，用力地搓呀搓。既然付出就总会有回报的，我看着那通红的双手，再看看既干净又整洁的衣服，那种感觉真好！我用心地做好每一事，妈妈对我的工作表现可满意了，听爸爸说妈妈还要给我加薪哪！我乐得都睡不着觉。大年三十晚，桌上摆满了丰盛的晚餐。妈妈发工资了，一共四十元。当那两张崭新的二十元递到了我的手里，我心里美滋滋的，因为这是我自己挣来的钱。我决定把这些钱买一些好作文书和一些学习用品。

这个寒假真有意义。

四年级:张可

一件有意义的事作文篇2

一件有意义的事

在我八岁那年，学会了洗碗。

有一天，爸爸说:“你都长这么大了，该学着做一些家务活了。”“好吧！我来洗碗。”我大声回答。首先，我拿了一个洗菜盆，接了半盆温水，一不小心放多了洗洁精，弄了一盆子的泡沫。然后，我把碗筷全部洗干净了，并且洗了好几次，最后才把泡沫冲洗干净，弄得全身都湿淋淋的。爸爸说：“下次千万不要放太多的洗洁精，既浪费了水，又浪费了时间。”我说：“好的，下次一定注意。”

这不但是一件有意义的事，而且让我懂得了做父母的辛苦，以后我要帮父母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一件有意义的事作文篇3

刚到春节，我就得到了压岁钱。我看着300元压岁钱，我就盘算着怎么用呢？突然，我想起了家里经济困难，正好拿去缴收学费，不过多下来的钱又怎么用呢？我低声问自己。我想了一会儿，想到过节了，楼道上只有小孩子们玩耍的杂闹声，大人产议论春节的事，到处也光秃秃的，没有一点装饰品，一点也不好看。我想，就给楼道买点花装饰一个，使没有节日气氛的楼道美丽一些。

我把这个我认为美好的想法告诉家里人们，大家听了我的想法都非常赞同，还夸我有公德心。可是我不知道在哪儿买花？买什么花？所以就只好请爸爸帮我买两盆，爸爸起初还不肯答应，因为他上下班很忙，没有空的时间，我不肯罢休，还是恳求道，爸爸终于被我的诚恳感动了，答应实现我这个美好的想法。

第二天，我把100元压岁钱给了爸爸。下午，爸爸把花买回来了。我看着用自己的压岁钱买来的两盆身穿绿色“外衣”，全身长满了坚硬的刺的仙人球，觉得自己长大了许多。我悄悄把花放在最高的花台上，就悄悄地走了。

后来，我听大家议论纷纷，我高兴极了，因为他们在夸奖这个捐花的人——我。看样子，他们也想做点什么贡献。

我听人们的夸奖声，自己长大后长一次捐的花——两盆仙人球，心里比吃了蜜还甜，因为我美化了们的楼道的环境，还要动员大家去美化，绿化和净化周围的环境，使祖国壮丽的河山更加美丽，周围的环境更加卫生，空气不被污染，而是清新，便人民的身心健康受到有益的保护。我希望大家也能像我一样来共同保护我们美丽的河山。

一件有意义的事作文篇4

突然一天在我们去浇水的时候发现小白花没了,却看到了一颗颗,绿绿的,毛茸茸的,长的像颗小小的心一样的小草莓.

我们大家开心的欢呼了起来.

后来草莓长的越来越多,我们大家心里像乐开了花一样,都议论着:在过不久就能吃到我们自己种的草莓了!可惜我们高兴的太早了.

在我们去浇水的时候,发现草莓少了.后来知道是被领班的同学偷了.老师和同学都很生气.

我想:为什么,他们要偷吃别人劳动的成果呢?这些人实在是太过份,太可恶了.

一件有意义的事作文篇5

一件有意义的事

昨天，学校公布了一个给图书室捐书的通知。刚听到这个消息，我有点为难，心想：“每本书都是我的宝贝，我怎么舍得捐出去呢？”可是，想到学校图书室缺书，如果大家都不捐，每次翻阅的都是这些旧书，怎么能够开阔眼界，增长知识呢？想到这里，我不再犹豫了。

回到家，经过精心挑选，最后，我选了两本一年级时候读的《小学生同步阅读》（上、下册），这还是爸爸到合肥出差时给我买的呢！我一边把它们放进书包，一边自言自语：“我的宝贝，明天你们就要离开我了，希望你们今后给更多的小朋友带来快乐。”说完，我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发呆。爸爸好像明白我在想什么，告诉我：“做点好事，自己也会快乐呀！”听到这话，我一骨碌翻起身扑在爸爸怀里，开心地笑了。

今天一上学，我就把书交给了老师，仿佛看见许多小朋友正在看我捐的书，我的心里美滋滋的。

一件有意义的事作文篇6

今天放学了 我要自己走回家 , 因为爸妈太忙了。 我走到离家不远的路 , 看到了一位老奶奶 , 她好像70-80岁了 。 老奶奶正在捡矿泉水不小心摔倒了 , 我刚快跑去扶她起来 , 然后问她 "奶奶 , 您怎么了? 没事吧? " 她只笑笑回我的问题 。 我还担心就继续问她 " 您这么年龄为什么还要捡这些?" " 我无事可做了 这样年龄有什么工作 谁会接受? 奶奶不捡这些去卖 , 哪会有钱去买饭吃啊? 有孩子 也没什么用 一点都不孝顺 , 把我掉在那个破旧的家 , 离家出走了 , 到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 。 " 说到这儿 , 奶奶的眼泪挡不住了 , 我不敢继续问了 。 我帮她拿袋子 , 扶她过路我才走回家 。

今天看到奶奶的样子 , 真好失望她的那些无药可求的孩子 。 也很希望孩子们别这样对自己的父母 ,应该好好地想想 , 没他们两位 , 你会有今天吗? 如果他们不给你们去学校读书 , 懂知识 , 你们会有今天这么好的工作吗? 你们也不会有那么多钱的。 他们俩是我们必须感恩的人 , 应该珍惜他们在的时间 , 做个孝顺的孩子 。

一件有意义的事作文篇7

今天是礼拜六，我和爸妈都在家，过了一会，妈妈出去办事了，只剩下我和爸爸在家。

等妈妈走了以后，我同爸爸商量了一下，由我来当“爸爸”。我穿上了爸爸的衣服（只不过太大），“儿子”要吃早饭。还必须得把鸡蛋煎完放入盘子里，用面包夹上，我煎的第一个鸡蛋有点老，第二个鸡蛋煎的正好，开饭了，我正准备拿那个好的煎鸡蛋，没想到却被“儿子”抢先“占为己有”。我只能吃那个老的了

中午11：00了，“儿子”在做作业，我呢，在看电视，一会儿，“儿子”过来了，问：“老爸这个题怎么做？”“不知道！”我生硬的回答。

过了一会儿，我“啊”的一声，我突然想起我还没洗衣服。一看，一大堆，这都是我平时的“杰作”。反正也闲着没事，洗吧，可是，真应验了那句古话“看花容易绣花难”啊！我有些羞愧，从前我不也这样吗？还不是父母给我洗的啊！每次都洗那麽干净，可是您没有抱怨，只是在为我这不孝之子奉献，您没有不爱我们，一直没有，我一直没有认识到，但是今天我第一次做“爸爸”。我才知道父母很辛苦。

这真是一次有意义的一件事啊！

一件有意义的事作文篇8

十二月六日阳光明媚，太阳的脸红红的看上去可亲可爱，可是天气很冷，北风呼呼地刮，吹到脸上凉冰冰、冷飕飕的，气温只有零下五度，我们全家全副武装：戴着手套、帽子、围着围巾来到海淀公园，公园里的人很少，只有几个人在向阳避风的地方晒太阳。

我们在公园里互相追逐，忽然我们发现一棵3米多高的松树倒在树坑旁，它的叶子有点黄。妈妈说：“这棵树肯定是前几天刮大风时被连根拔起，如果没有人把它栽好，过不了几天这棵树肯定就会死的。”我说：“我们把它扶起来吧。”爸爸说：“妈妈的身体不好，光凭咱俩的力量肯定是不行的。”我说；“爸爸，我们试试吧。”爸爸同意了。

爸爸抱起了树干，我抓起了一根树枝，妈妈在一旁给我们喊“加油！加油！”我们用力向上拉，松树开始向上移动了，但是移到四十厘米左右，我们就没劲了，我们试了好几次，都没有成功。爸爸说：“我实在是没劲了，看来必须多几个人帮忙才行。”可是天气这么冷，上哪找人呢？我说：“爸爸我们做操吧，活动活动就有劲了。”我一边喊口令一边和爸爸做操：“第一节扩胸运动，一二三四……。”做完操爸爸一拍手说：“我们再试试吧。”

这一次爸爸仔细观察了一下，从树下往上推，我在上面往上拉，松树很快向上移动，到爸爸肩膀的时候，爸爸好像又没劲了，忽然爸爸用肩膀扛起了松树，双手一推头一顶，松树就站了起来。我和爸爸慢慢地把松树移到树坑里，给松树培了些土，风一吹，松树还是晃了晃。我们从附近搬了几块大石头压在树坑旁，一阵风吹过，松树纹丝不动，枝条随风摆动，好像在向我们鞠躬：“谢谢你们。”

你们说这是不是件有意义的事，做了件有意义的事，我感到非常愉快。

一件有意义的事作文篇9

[论文关键词]辩证法；言语行为理论；“事件”；文本

一代代西方哲学家对语言问题的关注，终于促成了20世纪初哲学的第二次根本转向：从认识论哲学到语言哲学。语言取代认识论成为哲学研究的中心课题。当代众多的西方哲学家将他们探寻的目光更加专注于语言，从不同的视点、不同的角度不断思考语言自身的本质、规律、意义，探索语言、世界和人的关系，提出了许多具有创造性的观点、理论。其中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以其独特宽容的辩证法和对文本价值的充分肯定而引人注目。

本文试对他的“辩证法”的解释学语言哲学观进行粗浅的分析评述。

一、基础：言语行为理论

利科以他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开放胸襟，广泛接受了其他哲学家观念学说的影响。但笔者认为真正构成他解释学理论基础的是英美语言哲学家奥斯汀、塞尔和斯特劳森提出的言语行为理论。

因为实际上在利科的观点中，语言(话语)不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古代哲学家所主张的“是表述思想的工具”；也不同于符号学或结构主义所理解的是自足封闭的符号系统，与外界事物隔离；而是一种处于开放、交往状态中的话语，语言不是单向的活动，而始终是一种对话交流的态势。正是在这种对话交流的活动中，利科着眼于对句子特殊结构(即句子意义、话语意义而非形式结构、语法结构)的语义学分析，去理解句子的意义。以这种言语行为理论为起点、为基础，利科建构了具有一定创新意义的辩证的解释学语言观。

1．作为“事件”的句子

首先，利科把句子作为话语的基本单位，并把句子当作一个“事件”(event)，而不是一个复杂的词，或者，与词相比，它是一个新的event，可以分解它，但不可把它还原为词。因为原来的词一旦进入句子，彼此之间的相互组合、作用、影响、限定，再加之使用者有意无意带人其中的思想、感情色彩等特质，便使得句子中的词不再是原来单纯简单的词了。句子中使用的词，进入了一个特定的语境，已无法将其还原成为最初的词，二者性质不同，分别属语言学的两个分支：语义学和符号学。而且笔者认为利科用“事件”这个词来指称句子，其中也正是包含了言语行为理论中的交流沟通的特点，强调了一定的“动作性”，初步表明句子不是静止的，而是一个活动。它具有时间性，并携带信息，具有现实性。

2．“事件”与意义的辩证关系

利科将对意义问题的探讨放置在话语的对话交流活动中，打破了心理主义封闭狭隘的森严壁垒。利科认为“事件”与意义之间是辩证关系，显示了其辩证法的全面、宽容的特点。

他从接受者的角度出发，认为意义概念有两种解释，反映出事件与意义之间的辩证法：其一是说话人打算说的东西，其二是句子打算说的东西(即句子的识别和表达功能之间的结合所产生的东西)；因此，意义同时是意向性活动和句子本身的意义。表面上看起来是“事件”中人在说话，或说话的是人，而不是语言；然而就句子自身的意义而言，并不可简单地还原为说话者的心理意向。

这样，利科就同时肯定了话语中说话者的意向性意义和话语的独立意义，从主、客观两方面分析句子的意义。借助于有力的辩证法，他也没有使自己的思想陷入心理主义封闭狭隘的壁垒之中。

而且利科进一步肯定了话语在交流活动中的独立意义。他认为说话者说出的意义具有非心理学含义，话语具有脱离心理意向的倾向，它指称自身为一个“事件”。因为在话语交往中，心理分析所赞同的私人经验、心理意向是不具有普遍性的，个体经验不能达到完全的、直接的理解沟通。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是通过“意义”。意义不是经验，个人经验是私人的，而意义是公共的、主体问性的(intersubjective)、可交流的，在此意义上才谈得上对话中的相互理解和“事件”。利科按照自己的理论观点将对话“改造”为说话人“事件”和听话人“事件”的结合，两者之间可共同理解的因素只能是“意义”。

利科将事件与意义的辩证法归结为：言语是一个从私人经验到公共经验(事件)的过程，由心理转变为意向，转变为话语中的逻各斯。

利科用他辩证的眼光洞透、总结出言语表达、转化、形成的过程。他对意义的探讨符合我们的认识、交往、言语沟通实践，具有合理性。虽然从心理意向转到语言表达时，大部分微妙复杂的感受、感情、色彩等都已丧失，留下的是最外在的、抽象的、概括的东西，但听话者(或面对文本的读者)在接受的过程中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感受进行种种补充。

这样，事件和意义的辩证法实际上就演变为话语意义的内在对话关系：其中既有主观方面听者与说者的共同的意向活动，又有“对象”方面即句子(命题)内容和意义两方面的统一。

3．意义与指称

由于利科的观点是建立在言语行为理论基础上的，所以他也格外重视语境的作用。他继承了弗雷格的观点：只有句子才有意义和指称问题。他认为，在语言自身系统(符号学)或字典中，没有指称问题，符号只指向系统内其他符号。然而，在句子中，语言直接超越了自身。换句话说，意义内在于语言，观念意义上的对象，意义在句子内部把识别功能与表达功能连接起来，指称则把语言与世界连接起来。语言只有在使用时才有指称问题，它依赖于具体的语境。于是，利科又提出了意义与指称之间的辩证法，说话人以意义的观念结构为基础，并通过这种结构指称某种事物，在这种方式中，意义与指称的辩证法发展了事件与意义之间的辩证关系。

利科提出，语言中的指称问题是不可避免的，即便是小说、戏剧中虚构的实在。他认为语言必须指称某事物，否则便无意义。这可能也正是从他所一向看重的交往、沟通的方便有效的目的考虑的，与其言语行为理论相关联。

由此可见，利科对话语的思考、探讨始终是立足于言语行为理论中，以话语交往为基础和出发点，并以他全面、宽容、彼此相关的辩证法把对话语的解释和理解从狭隘的心理学倾向中解放出来，肯定了话语本身的独立价值，形成了一种辩证的解释学语言观。

二、核心：文本价值的充分肯定

利科充分肯定了话语的独立价值，进而也就充分肯定了话语的异化形式——文本的价值。笔者认为，利科对文本独立性、特殊性的思考、肯定构成了他解释学的核心内容。

1．文本具有独立的价值、意义

在探讨文本、话语、意义关系时，利科仍然坚持他的辩证法。利科辩证的眼光也的确使他摆脱了层层蔽障而洞见到：书写文本作为话语的一种形式，而绝不仅仅只是以书面形式固定口语，二者不只是质料上的差别。他提出了一个特殊问题：人类思想直接被带人书写中，而不必以说话为中介，从而使书写取代说话的地位，把话语的命运交给文字，而不是声音。为了说明这个观点，利科特意举出了象形文字：“西方文化中拼音文字的胜利及所呈现的文字附属于言语倾向来源于文字对声音的依赖性，然而我们不要忘记文字还有诸多其他的可能性：它们是由图画文字和象形文字，表意文字所表达的，它们呈现为对思想意义的直接描述，它一们在不同的习惯中能被异样地阅读，这另一种文字也展示了书写的一种普遍特征，就像拼音或表音文字的作用一样。”利科意在说明，符号文字(像真正的艺术品)不仅在模仿，而主要在自我创造，文本有它的相对独立性。书写是对实在的再创造而非简单模仿。

他也说明了文字、书写不仅仅是语音的机械、单纯记录，它包蕴其中的东西是很多的，它可以不依赖说出的声音而直接和思想相联!可以不再笼罩在逻各斯的统治之下，与思想具有一定的统一性，世界(包括人的认知、感受)便与文字直接联系起来，打破了话语的束缚，肯定了文本独有的重要意义：它超越了文本只是记录从前话语的肤浅认识，超越了书写是无个性特征的语义领域，文本描述的“实在”与话语的“实在”相比是新的“实在”。

2．文本挣脱了心理意向的束缚

利科认为文本的意义与话语的意义一样，不能简单地归结、还原为作者或使用者的心理意向。因为作者欲望是一回事，文本意谓的是另一回事，话语一旦脱离作者的头脑，从作者的笔尖中流淌出来，就获得了独立的存在、独立的属性、独立的价值，而不能再被还原为作者最初的心理意向。这样文本的意谓就比作者写作时意谓的意义复杂得多。

这样利科就打破了书写(文本)忠实于话语，话语忠实于心理意向的传统解释学，开启了解释学的新领域。这种新的解释学是言语交往理论在文本与读者之间关系上的深化，仍然带有利科的辩证法特点。利科认为，在文本领域，“事件”与意义之间的关系复杂了，不是一种简单的问答式的对话关系，它离开话语的特有语境，作品是公众的、开放的、社会的。因而，与话语方式相比较，它开启了一种新的交往方式。这样，“作品就是一件无法表达的事件”。

3．文本的丰富性

利科认为，读者面对文本的这种新的交往方式中，文本的指称超越了对话场景的狭隘界线，把意义从意识的意向中解放出来，世界不过是由文本的指称打开的世界。它不但包含真实的实在，也体现在描述性的文学语言、诗化语言等等之中。他说有一个文本指称构成的horizon(地平线)，它是无限的，以此显示了文本指称的丰富性。也就是说，文本“在世”的存在方式是无限的，文本解放了传统的语言存在方式，比如，文本只忠实记录话语，只忠实于作者意向，只有实在的语言所指才有意义等传统观念。

文本能够开启一个相对独立的世界!利科还文本以真实性、可靠性，是他对文本的信赖、欣赏与赞美!

利科从各个方面都辩证地说明了文本有它的相对独立性，书写是对实在的再创造而非简单模仿。文字，无论是象形的、表意的，还是表音的，都具有自我创造能力，都是建构力量，都可以挣脱话语声音、心理意向、客观实存的束缚，而创造出一个无比丰富、无比多姿的文本世界!

三、发展：理解与解释的多重性

由于利科充分肯定了文本的价值及其相对独立性，摆脱了种种狭隘的传统观念的束缚，那么他的解释学中的一切便都是紧紧围绕着文本这一核心而阐发出来的。进而在解释学中，他坚持我们必须超越作者的意向，直接面对文本自身，文本是一种语义学的独立王国，文本有自己的“事件”(即与读者的交流活动)。他肯定了文本意义的多样性：作为读者，他面对的是悬搁了作者意向的文本，而且，文本没有任何一种确定的指称，指称是多样的，悬而未决的，存在诸多可能的世界或指称方式。

在此基础上，利科也肯定了在面对文本时理解与解释的多重性及其合理性。

文本成为一个独立的被理解对象，面对这样一个独立的语义王国，已经没有所谓正确、惟一的标准了。无法判定何为“正确”，何为“错误”，便可以从诸多方面诠释文本的意义，而其中“误解是可能的，甚至不可避免”。虽然利科的这种说法还存在着一定的不彻底性，没有像德里达那样干脆地说出理解就是误解，但是利科洞见了解释文本意义的过程是无穷尽的，因为理解和解释总是从某方面进行的，不可能穷尽所有方面，利科将其称为potenitalhorizonsofmeanings，即“潜在的意义地平线”。

而且也正是文本多层次的丰富意蕴为多层次的阅读、理解打开了无限的空间，成为解释、理解多重性的客观基础。辩证法又使利科认识到：在多元的理解和解释中，冲突不可避免，但由于无一种标准解释，相互容忍与理解的态度是明智的。利科的辩证法使“不同的声音”得以共存，使其获得了一定的合理性，这是非常可贵的。文本意义的多样性及由此产生的理解多样性和多样性之间的宽容是利科解释学理论的重要支柱。

利科这种辩证法的解释学使文本向读者敞开了无限广阔的理解空间，每一次(一种)阅读都是一次重新占有、重新解释，都是一次新的事件、新的交往。这种理解方式会比作者本人理解得更好，会极大地丰富文本的意义；读者也会从文本自身中接受一种他自己发现的自己喜爱的存在方式或生活方式。

一件有意义的事作文篇10

关键词 叙事 海登・怀特 历史哲学 叙事的概念化

〔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4）09-0018-07

海登・怀特的历史哲学一直饱受“相对主义”的诟病，其根源主要在于他将历史文本作为考察对象，并将叙事学研究引入史学领域，实际上代表了一种史学观念的转变。他的历史书写理论建立在历史哲学思想的流变以及历史概念本身所经历的转变基础之上，也即历史观念史的基础上，其关键处在于对历史主义危机及其出路的探讨。本文将对历史这个概念从作为一种无争的事实到作为一种阐释之理论的变迁进行论述，分析叙事在当代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以及它所展现的海登・怀特历史哲学的独特品质。

一、叙事主义转向

按照通常采用的英国历史哲学家沃尔什在其《历史哲学导论》中的分法，20世纪的西方哲学发展史大致分为思辨的历史哲学和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沃尔什认为，前者是指对客观历史过程的哲学反思，以历史的规律性及其最终指向为对象；后者则将历史的学科性质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分析对历史的认识和解释。由此可知，二者的理论着力点已然不同，思辨的历史哲学和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分别将各自的理论反思对象定位为“历史”和“历史知识”。正如历史哲学家德雷对沃尔什的看法所做的进一步阐释――“思辨的历史哲学试图在历史中（在事件的过程中）发现一种超出一般历史学家视野之外的模式或意义；而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则试图弄清历史学自身研究的性质，其目的在于划定历史研究在知识地图上所应占的地盘”。[美]威廉・德雷：《历史哲学》，王炜、尚新建译，三联书店，1988年，第1～2页。

思辨的历史哲学主要从宏观观照历史，代表人物是斯宾格勒和汤因比。斯宾格勒在其《西方的没落》一书中认为，文化必将经历由盛而衰的过程，他所表现的历史观突出了历史的规律性与必然性，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把世界历史分为经历相同周期的各个单元。并且认为“社会的成长是一系列成功的应战的结果。历史的动力正表现在挑战与应战的相互作用中”。田汝康、金重远：《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25页。

可以说，思辨的历史哲学志在对历史进行整体把握，从中抽绎出历史的普遍规律，进而对历史的总体发展趋势作出预测。思辨的历史学家们试图从历史事件中找到意义，避免罗列繁琐的历史事件，旨在抓住历史的核心线索。然而这种对普适性的追求受到了抨击。卡尔・波普尔在他的《历史主义的贫困》中认为，人类知识的进步无法预言，并指责思辨的历史哲学所依据的并不是真正严谨的科学推理，因为一方面其不具备概念上的科学确定性，另一方面不具备观察上的可验证性。他声称，没有任何科学家可以预测到未来。[英]卡尔・波普尔：《历史主义的贫困》，何林、赵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43页。思辨的历史哲学缺乏对具体史实严密分析，这种形而上学取向易将历史研究导向抽象的理论化。

继思辨的历史哲学衰落之后，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兴盛起来。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以驳斥思辨的历史哲学为起点，将对历史本身的探讨转移到分析历史知识的性质上来，他们不再思考宏观的历史运作，而是思考关于历史的认识。因此，思辨的历史哲学与分析的（批判的）历史哲学的重要区别在于，一个是本体论哲学，一个是认识论哲学。⑧Frank Ankersmit， History and Tropology： The Rise and Fall of Metapho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p.54、55.

“在叙事主义历史哲学兴起之前，分析的历史哲学中有两个不同的传统。一个源自亨佩尔-波普尔所提出来的历史解释中的覆盖律模型（the covering law model），另一个则是继承了柯林武德的重演论、而在德雷手上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的逻辑关联论证（logical connection argument）。”彭刚：《叙事的转向：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考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4页。覆盖律模型主要强调，历史解释过程中必然援引了某种普遍规律。亨佩尔认为，对一个事件的阐释，将其放置于某规律之下，便可以达成预言。[美]哈多克：《历史思想导论》，王加丰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201页。而柯林武德一派的解释学传统却将历史现象理解为人带有目的性的行为，理解历史与人的行为紧密相关。狄尔泰奠定了这一系历史学家的理论传统。狄尔泰在其《精神科学序论》中澄清了历史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不同，并着重探讨了历史的主观性问题。他认为，历史和文化研究的对象是具体的个人生命，历史学家只有通过体验生命并与之融通，才能获得真相。但是这样的体验并不是个人的主观经验，而是将自身置于具体研究对象的历史背景中所达到的理解。继狄尔泰之后，克罗齐、柯林武德等分别就历史的主观性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致力于将历史与自然科学相区分。与狄尔泰所致力于达到的客观认识不同，克罗齐认为历史就存在于我们心中，强调主体积极主动的意义赋予和意义构造，而深受克罗齐影响的柯林武德则直接宣称，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雷蒙・阿隆用现象学的方法分析历史，认为人既是历史的主体，又是历史知识的客体。“在他看来，历史的客体和主体是不能区分的，历史的存在既然是与人的意识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它是捉摸不定的。”[法]保罗・利科：《法国史学对史学理论的贡献》，王建华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1992年，第10页。阿隆这样认为，“只有人才有历史……人类历史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精神联系。历史总是精神的历史，尤其当它作为创造力的历史时，更是如此。”Aron， La Philosophie Critique de L’histoire： Essai Sur Une Théorie Allemange de L’histoire，1970，p.37. 转自[法]雷蒙・阿隆：《对意识形态的批判》，陈喜贵译，《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安克斯密特指出了分析的（批判的）历史哲学两个传统各自的缺陷。“覆盖律的理论读起来像是关于应用逻辑学或者科学的讲演，分析的解释学则像是一部行动哲学中的一章”。⑧20世纪中叶，历史哲学领域内再次发生重大的理论转型――叙事的转向（Narrative Turn），叙事主义的历史哲学成为主流。这一转向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此一问题上，我国学者彭刚分析：首先，叙事一直以来是历史学话语的主要形态，历史话语与日常语言并无不同；而且，很多历史学家都在为捍卫作为历史学家的技艺的叙事做出努力，比如英国史学社会科学化阵营的主要人物之一劳伦斯・斯通和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霍布斯鲍姆，都对“叙事的复兴”给予了充分关注。彭刚：《叙事的转向：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考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5页。

叙事主义历史哲学也分为几个阶段，心理学主义的叙事主义以加利（W.B.Gallie）和劳奇（A.R.Louch）为代表。他们认为历史文本的读者存在一种追溯史学家所讲述的过去事件的心理机制。随后，海登・怀特同阿瑟・丹托将叙事的历史哲学发展壮大，他们将历史叙事视作成系列的“叙事性论证”。尤其是怀特，他将视野转向了语言学研究，“从而才真正开启了叙事主义历史哲学迥然有别于认识论历史哲学的新阶段。”Frank Ankersmit， History and Tropology： The Rise and Fall of Metapho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p.62、67.安克斯密特则在海登・怀特开创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叙事主义的历史哲学。

叙事主义的历史哲学注重历史的叙事功能，即赋予文本以统一性和融贯性，从而使研究对象得以解释并被赋予意义。这样一种转向可以被称为“语言学的转向”，强调语言哲学对历史学的影响，认为语言并不是一个透明的中介，而是在表述过去时将自身的结构加诸在历史实在之上；也可以被称为“修辞学转向”，体现了文学理论对史学理论的影响，认为历史文本与文学文本具有相似性，叙事风格和修辞方式不能再被作为单纯的装饰材料，而是体现了史学家解释的某种取向。

二、叙事作为一种元代码

如何确立叙事在历史研究中的合法地位是怀特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他首先区分了叙述与叙事的不同。他认为叙述是一种说话方式，而叙事则是一种话语再现模式。在试图赢得科学地位的研究领域中，叙事的应用令人怀疑。如怀特所说，它在自然科学中遭到冷遇，只能作为科学报告中的序言出现。曼德尔鲍姆认为，“对一组事件的序列性叙述与对同一组事件的叙事性说明并不是一回事；二者间的区别在于前者的解释原则中缺乏目的性。对任何事物进行任何叙事性的说明都是一种目的论的叙述，正因如此，叙事性才在自然科学中受到怀疑。”④⑤[美]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陈永国、张万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345、345、153页。显然，曼德尔鲍姆的说法在怀特看来是混淆了叙述与叙事。

正是因为缺乏科学领域的肯定，对大部分职业化的历史研究者来说，叙事不能再现历史事件，它的应用随着具体的语境等条件而定，十分有限。D・埃尔顿（G.Elton）的《历史的实践》（The Practice of History） （New York，1967年）和J・H・赫克斯特（J.H.Hexter）的《重新评价历史》（Reappraisals in History） （New York，1961年）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他们认为，叙事再现是历史学家的一个选择，他可以根据自己的目的选择或忽视。在以讲述故事为主的叙述中，叙事所占比例最大。讲故事和叙事仅仅是用来作为分析之后的实例和说明。也就是说，“史学中的讲故事长期以来就被剥夺了对历史事件进行解释的传统功能，而只起到比较谦逊的解释和说明作用。”④一些史学家试图复兴叙事在历史书写中的作用，但只是应用其修辞功能来增加著作的趣味性以吸引读者，他们将叙事作为一种单纯的话语形式，本身不带有任何信息和指涉作用。但是，怀特认为叙事并非透明中性地呈现事件，对话语的应用是解释和构建世界的关键。

叙事远非传统史学家所认为的“信息容器”，无论是特定文化还是个别人类经验都能通过叙事转译为可讲述的东西。巴特告诉人们，叙事是可翻译的且不会受到根本损伤。也就是说，巴特将叙事看作文化中相互转译的不被改变的稳定因素。而怀特则进一步将叙事视为一种元代码，一种普遍性，在此基础上有关实在本质的跨文化信息才能够得以传递。

真实的历史事件本身不是故事，所以叙事的难度在于要给予真实事件以一种具有说服力的故事形式，并且将其中的虚构成分与想象成分区分出来。“叙事就是对作为基本指涉物的总体事件的比喻表达，把这些‘事件’改造成对意义结构的暗示，这是把事件作为‘事实’加以直接再现的任何方式所不能生产的。”⑤我们试图在散乱的历史事件中找到故事，这一欲望让我们看到了叙事话语的文化功能：一种具有文化意义的心理驱力，它隐匿于叙述和将叙事性贯注于事件背后的企图。

年代纪和编年史由于缺乏叙事性成分被怀特认为其历史性是不完善的。他认为，一种历史陈述如果只按年代及话语顺序来排列是不够的，必须涉及虚构。事件不仅必须被记录在其最初发生的编年框架内，还必须被叙述，也就是说，要被展现得像有一个结构，有一种意义顺序，这些都是仅仅作为一个序列的事件所没有的。在这一点上，路易・O・民克与怀特的观点类似。民克说：“事实上，叙事始终受到分析，尤其是哲学家们的分析，他们刻意把叙事的形式与理论的形式加以比较，仿佛它只不过是指代过去的那些陈述的逻辑关联；而这样一种分析根本不存在叙事真理的问题。而逻辑关联模式的难点在于它根本不是叙述模式。毋宁说这是编年史的一个模式。逻辑关联充分再现了惟一的编年序列关系，这就是‘然后……然后……然后’，而叙事无疑包括许多序列关系，和综合这些关系的许多方法。当我们说叙事的连贯性时，我们指的就是是否有这样一种综合。文学理论中的一个未决问题就是为叙事形式的这些序列关系分类；但是不管怎样分类，应该清楚的是，一个历史叙事不仅声称分别进行的单个陈述具有真理，而且叙事本身的复杂形式也具有真理。”Louis O.Mink， “Narrative From as a Cognitive Instrument” in the Writing of History：Literary from and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ed.R.H.Canary and H.Kozicki （Madison， Wisconsin，1978）， pp.143～144.由此可见，叙事作为一种潜在的转换代码，比传统史学家所认为的承担了更多意义。

三、叙事的时间性与象征性

分析历史文本的叙事性不仅是研究中合法合理的一部分，更是必不可少，极其重要的一部分。怀特将叙事性与历史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认为叙事性是历史文本获得完整性的必要条件，也是理解历史的决定性因素。在这个问题上，怀特大量借鉴了保罗・利科的观点。

“历史学家试图在其最广的综合中进行重建的时代意义，充满了在历史学家通过分析获得的全部意义上的所有相互作用和关系。”④[法]保罗・利科：《历史与真理》，姜志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7页。由于“历史是关于过去的人的行为的”，所以不言而喻，研究过去的正当目的就是从解释学的角度“理解”人类行为。P.Ricoeur，“Explanation and Understanding： On Some Remarkable Connections among the Theory of the Text， Theory of Action， and Theory of History，” The Philosophy of Paul Ricoeur， ed. C.E.Reagan and D.Stewart （Boston：1978）， p.161.达到对“所发生事件”的理解需进行各种解释，但解释只是手段，不是目的。我们可以理解作为整体的历史的单个部分，但却不能掌握其整个序列的意义，就好像我们不能将文本还原成单元意义一样。保罗・利科所说的完整的历史事实，“完整的过去”，“是一种越来越广和越来越复杂的整合努力所不能及的界限”。它不是直接的东西，“无任何东西比一种整体更加间接”。④所以，理解历史行为是全面地把握各部分，来实现其意义。这种整体性只能通过文本建构来获得，怀特与利科都由此看到了情节在历史再现中的关键作用。

怀特认为，“如何构造历史状况取决于历史学家将特别的情节结构与赋予特别意义的一组历史事件进行匹配的感性。”[美]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陈永国、张万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77页。这种情节建构是指对事实进行阐释。它是将“有意义的行为”要素构造起来的工具。情节彰显了“历史性”，它将历史放置在时间性与叙事性的交点上。“历史性”被利科作为一种结构模式或时间层面来阐述。

利科将时间划为三个“组织深度”：“内时间性”、“历史性”和“深度时间性”。首先是“普通的事件再现，……即事件于中发生的时间”；其次是“重心放在过去，甚至……在‘重复’的作品中揭示生死之间‘延续’的力量”；最后是试图“掌握未来、过去和现在之多元统一”的再现。[法]保罗・利科：《虚构叙事中时间的塑形：时间与叙事》卷2，王文融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171页。编年史体现的是一种内时间性，叙事则实现了由内时间到历史性的过渡。利科所说的“延续的力量”即是怀特认为叙事赋予历史的带有阐释性的意义，它将一个过程的结局与起源连接起来，以便赋予中间所发生的一切以只能通过“回顾”才能获得的意义。这种连接需要通过人类特有的能力，即海德格尔所说的“重复”才能完成。所以，利科认为，“时间性是接近叙事性语言的存在结构，而叙事性则是把时间性作为其终极指涉物的语言结构。”②[法]保罗・利科：《虚构叙事中时间的塑形：时间与叙事》卷2，王文融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169、178～184页。

从这一观点来看，利科已经将历史叙事归入象征话语的范畴，这意味着这样一种话语的主要力量既不是来自其信息内容，也不是来自其修辞效果，而来自它的意象功能。在历史学家讲故事的时候，他所讲的故事情节与事件之间是一种象征关系，这种象征在发生时间内的事件与历史性之间起着协调作用。这意味着，历史叙事与象征结构都能够创造新意义。利科将这种象征性语言视为一种“寓言”，一个历史叙事就是对“内时间性”经验的寓言化，它的比喻意义就是其事件结构。我们在历史事件中所读到的比喻，就是“在‘重复’的作品中揭示生死之间‘延续’的那股力量”。②

怀特十分赞同利科的观点，他认为人们只能通过象征来再现历史事件，因为“历史性”既是事实，同时又不可知。因为事件部分可以通过科学手段来解释，“历史性”则是不能解释的部分，这一部分是可以通过象征化来理解的，即赋予故事以意义。正因为如此，怀特认为，“叙事在揭示事件的意义、连贯性或意指方面的成功验证了它在历史编撰实践中的合法性。”[美]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陈永国、张万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64页。怀特指出，利科的理论最有力地说明了叙事能够充分实现近来历史理论家所确立的历史研究目标，致力于解决叙事与历史编撰之间的关系问题。

四、叙事的概念化――历史书写的立体结构

对叙事的研究构成了怀特的历史哲学中十分具有结构主义色彩的一部分，也使其更具备可操作性。怀特将一部历史著作划分为三个部分：被发现的内容（部分史实），被建构的内容（叙事的概念化层面），诗性的比喻预构。其中，叙事的概念化决定了一种历史编纂的风格。它共分为三个层面――情节化（伦理层面）、形式论证（认知层面）、意识形态蕴涵（伦理层面）。

情节化是怀特受到了弗莱的启发，他曾在《弗莱在当代文化研究中的位置》一文中声称“弗莱的文学理论对文化研究具有巨大而持久的推动作用。”Hayden White， The Legacy of Northrop Frye， ed. by A. A. Lee and R. D. Denham，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94，p.29.他也不讳言自己借鉴了弗莱在《批评的剖析》中对文学情节结构的分类理论，形成了自己的历史书写理论中的情节化模式理论。

“顺着诺斯罗普・弗莱在其《批评的剖析》（下文简称《剖析》）中指出的线索，我至少鉴别出四种不同的情节化模式：浪漫剧、悲剧、喜剧和讽刺”。[美]海登・怀特：《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陈新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9页。他认为，这些情节化模式也是史学家赋予历史著作以美学意味的方式。怀特在分析19世纪历史写作中的四种存在论中，分别对米什莱、兰克、托克维尔和布克哈特的史学著作进行剖析，指出他们如何应用情节化、形式化和意识形态化从历史过程中获取意义。米什莱将历史过程视为一种本质上的美德对抗极端邪恶而进行的斗争，根本上是一种自我认同，体现出了浪漫剧的特点；兰克作为历史主义的代表，将客观性以及批判原则应用于解决历史中的各种冲突使其获得一个和谐的结局，因此也就形成了兰克历史著作中的喜剧性主题；托克维尔的著作具有一种悲剧内涵，他不允许自己相信历史的普遍意义；在布克哈特那里，历史陷入了反讽，代表着英雄时代和信奉英雄主义的能力的消逝。历史充斥着忧郁，并没有给人们带来希望。

这四种故事形式的原型为我们刻画不同种类解释效果的特征提供了一种手段，该效果正是史学家在叙事的情节化层面所要达到的。这些原型是对历史真实形态的想象，史学家还需借助其他方式来说明“真实的事件”。

形式论证是史学家试图说明中心思想或主旨的一种手段。关于形式论证的理论，怀特得益于斯蒂芬・佩珀在《世界的构想》中的观点――认为论证模式主要有四种范式：形式论模式（Ideographic）、有机论模式（Organistic）、机械论模式（Meehanistie）和情境论模式（Contextualist）。Stephen C Pepper， World Hypohteses： A Study in Evidence， Berkley and Los Ang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6， p.13.怀特认为，“佩珀的理想类型的确提供了一种更为简单化的哲学体系或世界观的简便分类法，以及那种普通的实在概念。当史学家像哲学家那样说话时，我们能在他们中发现这种概念。史学家像哲学家那样说话，指的是史学家有时会引述某种存在的一般观念，诉诸某种一般真理理论和证明，从依据推定确立的真实性中得出道德含义等等”。③④[美]海登・怀特：《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陈新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17、21、26页。

形式论者试图区分出历史领域中客体的独特性。采取形式论模式的史学家倾向于广泛地挖掘历史中的个体的特殊性，通过对历史过程整体所建构的普遍性陈述，来说明历史领域的多样性，但这样一种方式往往过于分散并且如怀特所说缺乏一种概念上的精确。

有机论者的世界构想相比形式论者的更为综合，他们坚持一种整体-部分、宏观-微观的关系范式。赫尔德所秉持的就是一种有机论哲学，他认为历史领域是由无数的个别事件所组成的，所以这个世界充满了偶然性。他在《人类历史哲学观念》（1784-1791年）中写道：“自然中的任何事物都是相互关联的一种状态朝着下一种状态努力并为之做好准备。倘若人是最后和最高的环节，终结了那条陆地上的生命组织之链，那么他必定也作为一个最低的环节开启一个更高秩序的创造物之链。”Herder， Johann Gottfried， Outlines of a Philosophyof the History of Man， Translated from the German of John Godfrey Herder， by T.Churchill， London： printed for J. Johnson by Luke Hansard， 1800， p.281.绝大多数“民族主义的”史学家都乐于效法这种解释策略，他们的主要兴趣来自于描述整体。

机械论者的世界构想倾向于还原而非综合。机械论者的看法有利于因果规律的发展，认为客体是一种部分与部分的关系，一种假定规律支配其中的相互作用。泰纳、马克思、托克维尔都被怀特视为机械论者，“他们研究历史是为了预言实际上支配着历史行为的规律，而写作历史是为了在一种叙事形式中展示这些规律的作用。”③

情境论认为，通过揭示事件与同处一个历史情境下其他事件之间的关系就能揭示该事件发生的原因。形式主义者关注的是个体的独特性，而情景论者则志在识别个体之间的相似性，并试图确定主体和行为方式之间的相互关系。怀特认为情境论的努力是尽量避免形式论的分散，同时摒除有机论和机械论那种抽象，它趋向于达到一种相对整合，即确定各种实际关系，而非诉诸于因果律和一般目的论。

怀特同时指出，史学家往往为了避免“科学主义”的危险而较为倾向于形式论和情境论。因为在形式论和情境论的模式里，历史至少处在“经验的”相对确定性中，而不至于陷入黑格尔和马克思那种宏大的“历史哲学”中。但是形式论和情境论对整合材料的回避却必定依赖于早已存在的各种观点，这些观点，“从其本质来说，一般通常是道德的，尤其是意识形态的”。④

怀特根据卡尔・曼海姆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的分析，假设了史学家的四种基本立场：无政府主义、保守主义、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并声明他引用的这些分类仅仅作为一般意识形态的代名词。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讨论这四种意识形态立场的定位：

在社会改革方面，如曼海姆所言，保守主义者用植物般缓慢生长来类比社会变迁，而自由主义者（至少是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倾向于用一种机械论的调节或“精密调谐”来看待它。在这两种意识形态中，社会和基本结构以及其中发生的诸多变化都被设想为合理的。激进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则确信结构变革的必要性。前者为的是在新的基础上重组社会；后者则要废弃“社会”取而代之以一种“共同体”。

在时间定位方面，保守主义者倾向于将历史演进想象成一种通行制度的建立过程。自由主义者则寄希望于未来的乌托邦状态，相信到那时当前结构会有所改进，但这种状态还极为遥远。激进主义者却迫切认为乌托邦状态即将来临，且为此积极准备迎接它的到来。无政府主义者更向往远古自然人的纯洁，将理想化的彼时与堕落的现在社会进行鲜明对比。怀特认为事实上，每一种意识形态都表现为一种社会和谐性与社会超越性诸要素的混合。

在历史研究方面，激进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都相信“理性地”和“科学地”研究历史具有可能性。前者与后者之间的差别在于，一个探求一般规律，而另一个则试图看到历史进程中的主导。保守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则相信历史的意义终能在一定条件或范围之内浮现出来。前者倾向于将对客体的直觉进行一种有机论式的整合；后者则倾向于运用一种浪漫主义式的移情技巧。

怀特认为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终究还是处在意识形态之内。“因为上述意识形态概念是出于伦理学方面的考虑，所以断定认知是否充分的那种特定认识论立场的假设本身代表的只是另一种伦理选择。”②[美]海登・怀特：《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陈新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32、37页。因此，每一种关于历史的叙述都摆脱不了一种意识形态选择。

叙事概念化的三个层面并不是一种一一对应的静止结构，而是存在着动态组合。尽管它们的排列组合能够衍生出很多种可能性，但是其相互制约性决定了历史编纂不是可以任意混合编排的魔方。

这三个层面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亲和性，怀特用一个表格将这种关系表示出来：浪漫剧的――形式论的――无政府主义的；悲剧的――机械论的――激进主义的；喜剧的――有机论的――保守主义的；讽刺剧的――情境论的――自由主义的。作为伦理环节的意识形态蕴涵连接了叙事概念化的情节结构和为了确定“科学性”而提供的论证形式。怀特举斯宾格勒与马克思为例：二者都是按悲剧来安排情节，前者受“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驱使而显示出一种人们在历史中被不可摆脱的命运束缚的状态；后者受“激进主义的”意识形态驱使则显示出一种自己可以行动并掌控命运的情况。他们都按照机械论来进行论证，这对于悲剧是合理的，但由于斯宾格勒的叙述由保守主义作为驱动力而在语气中显示出社会妥协性，而马克思则在一种激进主义的推动下语气显得具有英雄气概和好斗情绪。②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历史作品在这三个层面存在着结构上的同质性，致使历史学家在选择特定组合时候，能够考虑由此产生的亲和力和制约力，比如喜剧式情节与机械论组合就不合适，激进的意识形态与讽刺式情节也不匹配。但是有的情况下，史学家为了达到一种辩证的张力，而将情节模式与不相协调的论证模式或意识形态结合在一起。比如黑格尔在将历史情节化时，微观上是悲剧式的，而宏观上却是喜剧式的。二者的合理性证明都依赖于有机论模式，这使得读者要么得出激进主义的意识形态蕴涵，要么是保守主义的。不过无论怎样结合，在怀特看来，历史编纂尽管可以基于一个历史事件进行不同形式的建构，但是并非任意生发。史学家的写作并不一定达到全部真实，但是须基于合理性，从而达到一致性的解释效果，即获得自我融通的编纂风格。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