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节经济的手段十篇

调节经济的手段篇1

财政政策是一国政府为达到既定目标而对财政收入、财政支出作出的选择或决策。其中，财政收入主要是税收和公债；财政支出主要是政府购买和政府转移支付。政府通过运用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两种财政政策手段来调节宏观经济活动，将二者作为影响宏观经济的变量，调整这些变量来达到政府控制经济的目标。

一、财政收入

1.税收

税收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按照法律预先规定的标准，强制地、无偿地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手段，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税收作为调节宏观经济的手段是通过改变税率和税率结构来实现的。例如，经济萧条时，政府采用减税或降低税率的措施刺激消费和有效需求从而增加生产和就业，起到阻碍经济衰退的作用。在经济过热时，政府可以采取增税或提高税率的措施抑制总需要过度增加，起到反通货膨胀的作用。改变所得税结构，使高收入者增加些赋税负担，使低收入者减少负担，同样可起到刺激社会总需求的作用，从而降低了经济波动的程度。因此，改变税率和税率结构是政府调整宏观经济活动的有力手段。

2.公债

公债，公债是政府对债权欠下的债务，包括内债和外债，内债是政府向本国居民、企业和金融机构发行的债券。外债是向外国举借的债务，包括向外国借款和发行外币债券，公债不同于税收，税收是强制的，无偿的，公债是自愿的、有偿的，是政府运用信誉筹集财政资金的形式，包括中央政府的债券和地方政府的债券。当政府税收不足以弥补政府支出时，政府就会发行公债，使公债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又一个组成部分。现代西文经济学家认为，公债的发行既可以为政府筹集资金，弥补财政赤字，又能影响包括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在内的金融市场的货币流通，对金融市场的扩张和紧缩起重要作用，影响货币的供求关系，从而调节社会的总需求水平，对经济产生扩张或抑制效应。因此，发行公债也是政府调控宏观经济活动的有力手段。

二、财政支出

1.政府购买支出

政府支出是整个国家中各级政府支出的总和，主要是政府购买和政府转移支付。政府购买是指政府对商品和劳务的购买，包括购买军事物资、警察装备用品、政府机关办公用品以及支付给政府雇员的工资薪金。政府购买支出中，发生了商品和劳务的实际交易，因而直接形成了社会需求和购买力，是社会总需求和国民收入的一部分。政府购买支出的变动会直接影响社会总需要水平，对整个社会总需需求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调节作用，直接对产品市场产生重大的影响。当社会有效需求不足，增加社会总需求水平，从而刺激经济。反之，当社会总需求水平过高时，政府可以通过减少购买支出水平，如减少军费开支，实行裁员等，降低社会总需求水平，以此来抑制通货膨胀。因此，变动政府购买支出水平是政府调整宏观经济活动的有力手段。

2.政府转移支付

调节经济的手段篇2

一、经济运行调节的丰富内涵

（一）运行调节的诞生

我国经济运行调节工作,伴随计划经济、计划指导下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几个大的阶段,其称谓、内容不断演化。计划经济时期，政府通过“生产调度”集中、配置资源，保障和平衡生产，最大限度地提供有效供给，应对“物质的严重短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随着“物质的不断丰富”，为减少干预，探索改用了比较含糊的“经济运行”方式，该放弃的放弃了，不该放弃的也过早放弃了，交了不少学费；市场经济逐步完善成熟后，又由“经济运行”回归到“经济运行调节”。这一变迁过程，特别是“运行调节”概念的诞生，既体现了政府调控方式随着经济体制改革而变化的客观必然性，也证明了不论什么经济体制，政府对经济运行的干预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必不可少。

（二）运行调节的意义

普遍认为，现代社会调节经济的有两只手，一只是政府调控这只“看得见的手”，一直是市场调节这只“看不见的手”。看不见的手，立足于经济人假设，围绕价值规律而作用，自由化特点明显，推崇通过竞争提高效率，但也往往因为过度竞争、盲目竞争损失效率。而政府调控看得见的手，以社会效益为中心，指向性明确，计划特征明显，有可能暂时或局部损失效率，但有利于经济稳定，避免大的损失。因此，即使是所谓完全市场经济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至今也没有放弃过这只看得见的手。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发挥好政府调控作用意义尤为重大。而经济运行调节就是看得见的手发挥作用的重要形式和载体。

（三）运行调节的范围

经济运行调节的对象是“经济”，而不仅仅是工业经济或工业生产，更不仅仅是煤电油气运的要素保障，应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个环节，财政、金融、进出口各个领域，一产、二产、三产各个产业，即期运行、长远发展各个阶段，中央、地方各个层次等等。否则就是局部的、片面的、不完整的运行调节。

（四）运行调节的内容

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尊重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把该放的坚决放开，不要让省长、市长、县长都去干厂长的活，想厂长的事，说厂长的话，当厂长的保姆。但必须把不该放、不能放的切实抓住，以维护经济全局的持续、稳定、协调、健康，这就是经济运行调节。但经济运行调节也应该抓大事、抓关键、抓灵魂。一是调节速度，即把国民经济发展控制在合理、合适、和谐、可持续的范围内，不能过低，不能过高，不能过热，不能过冷。二是调节节奏，避免因各种原因造成经济飘忽不定或大起大落，以维持经济运行的长期相对稳定，与社会及人民群众的心理预期、心理承受能力相适应。三是调节方向，避免出现因市场作用引发的产业盲目发展、产品过度竞争、投资畸形集聚等不利于经济长期稳定协调发展的问题。

（五）运行调节的力度

所谓“调节”，简单理解就是“调整”和“节制”。是对既成事实或趋势的强制性矫正和控制。需要有足够大的工作力度，足够强的执行能力，足够高的行政权威，以做到令行禁止。有人调侃经济运行调节“没有抢、没有炮，只有一把冲锋号”。有把号总比没有强，因为号可以传令，但仅仅有“号”还无法保证“令”的实施。客观要求是既要有号，能够用正确的导向引导经济运行，更要有带有强制性的政策、手段，以实实在在地调节运行。但是，运行调节必须把握好一个度，该下猛药时要下猛药，不能犹豫不决，贻误时机；该用文火时要用文火，循序渐进，避免把良药烧糊，变成毒药。急刹车、硬着陆、一刀切等，都不是科学的运行调节。

（六）运行调节的入口

运行调节的要义在于，调根本而不是调皮毛、调现象。比如突然出现的生产要素供应形势变化，实际上反映的是经济运行深层次矛盾，如果看到供应紧张就组织多生产，富余了就组织限产，那还是停留在计划经济时期的生产调度，而绝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经济运行调节。调根本大体有三个入口：一是重大经济政策。如重大财政政策、金融政策、进出口政策、产业政策的制定、调整、完善。这是把握和调节经济运行速度、节奏、方向的根本和前提。二是投资方向与准入。因为即期投资力度、方向、质量，决定未来经济运行速度、节奏、方向、质量。要想下一代健康，这一代必须优生优育。三是存量的优化调整。围绕提升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对现有市场资源实施优化配置，促进优胜劣汰，提高整个经济运行的质量水平。

（七）运行调节的火候

经济运行调节，是国家意志在经济领域的具体体现，也是凌驾于市场机制之上或者独立于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之外的强制。凡事都有两面性，运行调节也会有它的副作用，必须把握好时机和火候，把积极作用发挥到极致，把副作用压缩到最低。第一，该出手时才出手。要沉着、冷静、稳妥，看不清时不急于出手。对于经运行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要仔细观察、深刻分析，不能草率动用调节手段。比如，目前煤炭市场出现了所谓的“供大于求”，但不应马上做出压缩产量的运行调节。因为这是生产增长、进口增加、需求不足多重因素共同作用引发的具有明显阶段性特征的“现象”，而生产要素“紧平衡、强约束”的本质特征没有改变。第二，要站在全局的高度。目前能源、资源基本上由央企或集中产地控制，垄断的程度较高，不同行业、领域、地区为经济利益而博弈的问题客观存在。经济运行调节必须统筹兼顾，兼听而不偏信，不能被局部呼声乱了方寸。第三，要认真权衡利弊。运行调节，对社会资源实施强制性再分配，在一定程度、一定范围内动摇现有利益分配规则，与市场主体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所有运行调节行为的正面收益，必须大大高于其带来的负面效果。否则，宁可放弃运行调节。

调节经济的手段篇3

[关键词]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比较

1949年到1956年毛泽东和党中央规划并实施了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其中以1949年至1953年期间最为典型。这是一种“强计划”与“弱市场”相结合，以计划为主导的商品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由于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片面理解，我国建立起了高度集中完全排斥市场调节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始重新重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特别是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破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经济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经过几年的努力，初步建立起了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基本手段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理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虽然是针对我国不同的历史阶段提出的，但二者都是建立在我国实行多种所有制基础上的，都强调国家对经济的管理与调控，都提出要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有很多的相似性。于是有人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对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的复归。因此，进行两种理论的比较，分析二者的异同，对于澄清模糊认识，借鉴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理论及其有益的实践经验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会有很大帮助。

一、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

早在1947年12月，毛泽东就提出新民主主义经济要在国家主导之下发挥市场的作用，“容允自由贸易，但国民经济由我们操纵”。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作了这样的论述：“国内的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但是在中国……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如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受限制、任其泛滥的，也不是如同东欧各新民主主义国家那样被限制和缩小的非常大，而是中国型的。”毛泽东的这一思想体现在了《共同纲领》中：“在国家统一计划内实行国内贸易的自由。”同时，毛泽东认为，国家主导并非政府控制一切经济活动，1948年9月，他在修改一份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文件时写道：“国民经济的组织性与计划性必须严格地限制在可能的与必要的限度以内，并且必须是逐步地去加以实现，而决不能超出这个限度，决不能实行全部的或过高程度与过大范围的计划经济。”(在这里，他将“经济计划”与“计划经济”严格地区分开来)建国以后，他提出，“除盐外，适当划分范围，不要垄断一切。只能控制几种主要商品(粮、布、油、煤)的一定数量，例如粮食的三分之一等。”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在实践中采取了直接计划、间接计划、市场调节相结合多样化的经济管理形式。对国营企业实行了直接计划，即国家直接管理企业的产供销、人财物；对合作社和部分私营企业实行了间接计划，即通过实行有关的经济政策，确立利润和收益，推行订立合同，采取加工订货、通过包销、经销代销等经济措施，把他们的经济活动引导到国家计划的轨道；对部分私营、手工业、社员个体经营实行市场调节，但国家通过各项经济政策，如价格、税收、信贷和经济手段如预购合同对其加以调控，使其经济活动按照国家计划方向运转。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开始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进行新的探索。党的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有计划商品经济”，十三大提出“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十三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党的十四大根据邓小平关于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本质区别的论断，明确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我们党在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问题上的一个重大的突破，******在十四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什么样的目标模式，是关系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之后，他又进一步指出：“要使我国经济富有活力和效率，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同时要看到，市场也存在着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的一面，国家必须对市场活动加以正确的指导和调控。”“国家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的作用，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要求，二者是统一的，是相辅相成的、相互促进的。”******的这些论述是对计划与市场有机统一的深刻阐述，不仅是我们所要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要求，也是新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的重要历史启示之所在。

从上述两种理论关于市场与计划的关系的论述可见，两种理论都认为：经济运行应当发挥市场机制的基本调节作用，但市场调节具有其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应当强调政府对经济的调控的必要性。市场的自发性、盲目性，需要通过具有自觉性、事先性的计划来弥补，把计划和市场两者结合起来。另外，不论在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还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了保证国民经济在全社会范围内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集中必要的物力和财力进行重点建设，也需要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但是两种理论在计划与市场两者发挥作用的范围和结合的方式上，体现出差异。

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范围和程度要比新民主主义经济大得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作用范围覆盖全社会，甚至要扩大到世界市场。不论什么经济成分，一切经济活动都要处于市场关系之中，所有企业作为市场主体都拥有商品生产经营的全部权力；而在新民主主义经济条件下，市场调节基本限于国内市场，而且被限制在一定的经济成分范围之内。国营经济基本上处于国家高度集中的直接的计划控制之下，流通领域的供销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也实行集中统一的计划管理，合作社经济和部分私营经济处于半市场调节，只有部分私营、手工业、社员个体经营的市场调节发挥比较充分。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国营企业由国家直接经营，并不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不能称之为完整意义上的企业，合作社经济、甚至部分私营经济生产经营权也是有限的。

第二，计划与市场的结合方式存在差异。新民主主义市场与计划的结合从横向看是在同一层面分别采取直接计划、间接计划、市场调节，带有“板块式、拼盘式”形式的结合，纵向看又是国家强有力的计划控制与市场调节的结合，而这种计划更多地带有微观计划的成分。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认为，市场与计划各有长短，计划长于宏观、短于微观，市场长于微观、短于宏观，计划发挥作用的范围是在宏观领域，市场发挥作用的范围是在微观领域，二者是一种优势互补、扬长避短的内在的有机结合。

二、关于政府调控手段

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理论将计划调节方式区别为以行政手段为主的直接计划调节和以经济手段为主的间接计划调节。直接计划调节主要适用于国营企业和供销合作社等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的部分。间接计划调节适用于在控制商品交换关系基础上对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和小商品经济的计划管理。间接计划调节又分为两种手段：一种是对新民主主义经济存在的自由市场活动，以吞吐物资、调整货币流通量等经济手段进行间接调节，目的在于促进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这时计划调节主要作用于宏观经济层面，自发的市场机制仍在起基础调节作用。另一种则借助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方式实行，直接作用于微观经济层面，它以消除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为目的，此时基于供需状况并调节供需状况的自发的价格机制、竞争机制基本不再起作用。

******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应当以间接手段为主，更多地运用经济的和法律的办法”，“同时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间接调控就是以市场为媒介，建立以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经济的办法包括宏观经济计划、经济杠杆、财政金融和产业经济政策等。法律的办法是依靠一整套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配套的法律体系来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认为，之所以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是鉴于在目前经济体制转换过程中，由于多种因素，经济和法律的办法的调节一时还难以完全到位，经济生活中出现的大量秩序混乱的问题是由于行政行为导致的，加之目前的管理体制也需要通过行政手段来保证经济手段正确、有效地实施，因此暂时还不能没有行政手段。

比较可见，在政府调控手段上虽然两者都有经济计划、经济杠杆、经济政策等手段，但各种手段的运用有所不同：

第一，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政府调控除了间接的宏观调控外，更多地采用了对微观经济层面直接的或直接色彩浓厚的控制。所采取的手段中行政手段占了主要的地位。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主要是宏观调控，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经济手段调控的目的是合理确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搞好经济发展预测、总量控制、重大结构调整和生产力布局，按既定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的要求引导、调节企业在市场中的生产经营活动，保证和实现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这种手段是面向市场而不是直接面对企业的，政府部门一般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的具体事务，其中：经济计划的重点是中长期计划和远景规划，它是宏观的计划而不是微观的计划，是指导性、预期性的计划而不是指令性计划；经济政策是以财政、货币、产业政策为主，更是一种宏观的、间接调控办法。而新民主主义经济较多使用的行政手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则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采用，而且保持在必要的范围内。

第二，新民主主义经济由于调节经济活动的法律不健全，法律调控手段很少应用，代之的是直接的行政手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制的经济，所有的生产经营活动都按照一套法规体系来运行，整个经济运行有一个比较健全的法制基础，按法律确定的权利、责任和义务关系，调整国家、企业、个人之间的经济关系，维护市场竞争的正常秩序。

第三，新民主主义政府的调控对于不同所有制所采取的调控手段不同，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各种手段面向整个社会经济，各种所有制在宏观调控面前一律平等。

三、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理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异同的成因分析

第一，多种所有制的存在是建国初期采取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和现阶段采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共同原因。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国营经济领导下的合作社经济、私营经济、个体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等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形态，国营经济与其它经济形态之间以及其它经济形态之间经济运行直接或间接地运用市场规律，采取商品经济形式。但由于新民主主义经济面临着向社会主义经济转变的历史使命，同时又需要完成建国后国家财政经济的恢复、实现国家的工业化、避免商品经济的盲目性和不法私营资本家的投机，必须建立强有力的国家对经济的计划管理，因此采取了“强计划”与“弱市场”相结合，以计划为主导的商品经济体制。计划与市场的这种结合方式，能够较好地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四面八方”政策。与新民主主义经济相类似，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存在，产生了市场主体多元化，决策分散化，必然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而市场本身具有一定的缺陷，社会主义又要保证社会生产的按比例发展，实现全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保证社会公平，实现共同富裕，必须要健全和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因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建立在政府宏观调控下，计划与市场内在有机结合，使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第二，两个阶段面临的主要任务不同。新民主主义经济采取“强计划”与“弱市场”相结合的经济体制是与我国建国初期尽快恢复国民经济、优先发展重工业、实现工业化的战略相适应的。这个时期，我国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经济总量很小，社会经济结构和利益关系也比较简单，资金、物资、技术、资源紧缺，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了严密的经济封锁和禁运，这种强计划的经济体制安排发挥了政府替代市场的作用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有效地实现了资源和资本的集中，解决了资金、物资、技术、资源紧缺的难题，在较短的时期办成了主要依靠市场办不到或需要花很多时间和代价才能办到的事情，恢复了国民经济，奠定了重工业的基础，加快了落后大国的工业化进程。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任务是要实现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建国30多年国家经济总量增大，社会经济结构越来越多样化和复杂化，对外开放也不断扩大，原有的大一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越来越暴露出其在资源配置和企业运行中的弊端，不改革就没有出路。而市场经济是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的必然形式。随着我们对社会主义经济仍然是商品经济认识的不断深化，从1984年起我国开始探索经济体制改革的道路，逐步向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迈进。

第三，对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关系的认识不同。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为实现社会主义做准备的过渡性经济。由于毛泽东承袭了传统的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的认识，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中更多地加强了计划的作用，特别对于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和半社会主义性质的流通领域的合作社经济采取了直接的计划控制方式，在国营企业实行了政企不分的国有国营的经营方式。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解放思想，打破传统习惯和主观偏见的束缚，认识到商品经济的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都是资源配置的手段，不是划分经济制度的标志，大胆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因此，两种理论对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关系的不同认识导致了两种相反的结果：建国初期短暂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很快过渡到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开放以后，又对这一传统的计划经济进行了革命性的变革，建立起与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有共同点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第四，对于发展和壮大公有制经济的手段认识不同。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要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优先发展和壮大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营经济是重要的条件。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对国营经济采取了计划经济式的管理，对流通领域的合作社经济也基本如此。虽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也认为公有制为主体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必须始终保持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但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主导作用要通过公有制企业走向市场、自主经营，在与其它企业平等竞争中，不断提高其竞争力来实现。因此，在市场机制和国家宏观调控面前，各种所有制一律平等，没有所有制的高低之分。

调节经济的手段篇4

关键词:私有企业;经济管理;现实选择

中图分类号:F270.7

文献标识码:A

私有企业在当今社会有着它必然存在的社会客观性,对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也起着一定的积极促进作用,这是不容忽视的,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体制制度的不断完善,私有企业的经济管理方式也要有所改变,不能固步自封,不发展不改革就很难适应新的形势,那么就面临时代的淘汰,因此私有企业经济管理方式必须面临现实选择。

一、回顾私有企业经济管理方式的实践经验

现阶段的私有企业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生产力制约的所有制体制改革中逐渐发展出来的,无论是什么体制的企业在它生成时都会面临两个重要的问题,一个是如何发展,另一个是如何有效管理,当然,私有企业也同样面临这样的问题。如何能正确处理好发展与管理之间的关系,是体现一个私有企业对当时社会经济大环境的经济认知水平和国家对私有企业经济的发展扶持政策,私有企业经济的发展,是受社会各种利益关系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的影响,私有企业经济的管理要由企业本身的私有性和国家宏观经济的协调发展和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共同决定的。因此,发展和管理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不矛盾也不冲突,但却会相互影响,试想,一个私有企业只谈发展不谈管理,这就让发展变得很盲目,甚至会使社会经济生活变得一片混乱,相反,一个私有企业只谈管理不谈发展,这也会让管理变得僵硬和毫无目的,失去了管理的真正目的。这说明发展和管理既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二者要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在不断的发展中完善管理,在科学管理的条件下促进企业的更好发展,二者相互促进达到企业发展和管理的最佳状态,这时企业创造的不仅是经济价值还有对整个社会私有企业经济环境的改善和促进。这也是一直以来,我国对私有企业经济的一项基本原则。在多年的市场检验过程中,总结出一条规律,那就是在发展中管理,在管理中发展,在监督中服务,在服务中监督。

二、分析对私有企业的经济管理过程中的问题

(一)对私有企业经济管理过程中的目标不够明确

由于私有企业本身存在的“发展”与“管理”的二重性,往往在一个阶段使人们对私有企业的管理走向两个极端,一个是在私有企业经济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起到积极促进作用时,例如,使生产力达到了迅速发展,方便了人民生活,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为社会提供了众多就业岗位,增加了原始积累,等等,这时,人们就会过于注重私有企业的经济发展,甚至单方面求发展,这时就忽略了管理,一旦私有企业有哪方面在社会上出现了负面影响,人们又马上意识到私有企业经济体制毕竟是私有制,具有一定的资本性或剥削成分,对我国经济会有消极的作用,不应大力发展,于是采取政治手段对私有经济进行干涉,限制其发展。这种时而发展时而限制的做法使私有企业经济发展限于一个周而复始的圈子中,让其对社会的积极作用不能正常发挥,阻碍了私有企业的正常发展,事必出现一些负面消极的影响,二者是辩证统一的。由于管理政策目标不够明确使私有企业的经济发展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使企业不能健康的发展。

(二)私有企业经济管理体制仍有缺陷

现行私有企业经济管理体制中,国家投有明确的管理部门。往往有很多部门来争做这个管理者,但他的管理目的不是为了私有企业更好的发展,而是为了谋一己之私,捞取部门利益,有各项收费时都来管,都来收,私有企业真正遇到困难时,需要管理者来帮忙解决难题渡过难关时却互相推卸责任,责任不清,不履行管理者的义务,这样就使私有企业在社会经济发展中不能顺利的健康发展,而是在夹缝中生存。

(三)管理的法律、法规不完善

法律作为社会日常生活、经济行为的准绳,不仅规范被管理者的行为,对管理者的行为也起到规范的作用。我国对私有企业的法律地位在《宪法》中已明确作出规定,但这只是宏观上的规定。在这个前提下,对于法律法规上具体规范私有企业的经济行为和管理部门的管理行为,相应的进一步具体规定却很不完善或没有。导致了私有企业经济行为的不规则性和管理部门管理人员管理行为的主观随意性。

同时,在目前已经制定并实施的法律规范中,有些规定难以具体操作,有的已经过时,不能适应私有企业的发展,甚至有些与宪法对私有企业法律地位的总规定相矛盾。国家规定私有企业在法律上与其他企业的地位是平等的,但有些具体法规又与之相矛盾,例如,私有企业税收征管规定中,无论从税目、税率、还是从税收优惠政策上看,都与其他公有制企业有明显的差别。这不利于私有企业在相同的市场规则基础上与其他企业展开公平的竞争,不利于私有企业经济进一步健康发展。

(四)管理手段搭配不合理

管理手段的合理搭配,一是要根据管理手段本身的功能作用,二是要根据管理对象具体情况。三要根据管理的任务和管理要达到的目标。受传统管理的模式影响,我们对私有企业经济的管理,在手段搭配上过分地强调了行政手段的作用。从私有企业的开业登记到对私有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监督管理,无不倚重行政手段,而对法律手段、经济手段、思想教育手段等运用不够。例如,在如何使私有企业经济的生产经营行业适应国家产业政策这一问题上,我们往往在登记过程中加以硬性规定,而效果也并不理想。但如果我们对私有企业可以经营的行业或不允许经营的行业,预先从法律法规的角度加以规范,而在具体管理上用税收、价格、信贷等经济杠杆来进行调节,那么私有企业经济生产经营的行业和产品就可以比较自觉地被引导到需要的产业和产品上来。

私有企业本身的性质决定了它生产经营的目的在于追求利润,而且其生产经营活动是受市场调节的,并不受国家计划的制约。因此,如果在法律规范的基础上,注意以经济手段调节私有企业的经济利益,再辅之以思想政治教育,对私有企业经济的管理就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利用经济手段是私有企业经济管理方式的现实选择

(一)经济手段在私有企业经济管理方式中的地位

国家对私有企业经济的管理方式,可以通过法律、行政、经济等不同的方式来进行,其中经济手段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1.在私有企业的经济管理中,管理方式不同效果也不同。

法律手段管理侧重于利用立法权力制订有关的法律,规定私有企业的发展方向,规范私有企业的经营活动,保护其合法权益并规定其需要履行的义务。

行政手段管理则侧重利用行政权威,依据法律制定行政法

规,通过行政管理机关的行政活动,确定私有企业的合法经营许可资格,并且对其私有企业的经济活动进行指导和监督。经济手段管理则侧重于运用经济杠杆对经济利益进行调节,从利益调节的角度来引导私有企业的经济活动。在私有企业经济管理体系中,经济手段管理的功能与其他管理功能和作用方式是不同的,因而它对私有企业经济的管理,促进私有企业的健康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也是其他管理手段做不到的。

2.利用经济手段来管理私有企业更加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时,我国所有企业的生产经营是严格按国家计划执行的,调节经济运行的措施是自上而下的指令性计划和行政命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把企业推向了大市场,企业生产经营完全按照市场需要和规则的要求进行。这就要求改变过去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运行的调节机制,即让企业成为完全独立的商品生产经营者,国家对企业的管理也将由直接控制变为运用法律手段经济手段,实行宏观间接调控。从这方面看,利用经济手段来调节包括私有企业在内的企业经济活动,更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3.私有企业经济活动的特点决定经济手段具有特殊重要性。

私有企业的经济活动不同于公有企业的经济活动。公有企业的经济活动不仅要受到商品经济规律即价值规律、供求规律和竞争规律的调节,而且要受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有计划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规律的调节。在公有企业中,价值规律、供求规律、竞争规律的调节作用是通过人们自觉地依据和运用这些规律来实现的。

私有企业则不一样,它虽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条件下存在,要受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有计划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规律的制约,但对私有企业经济活动业说,更为直接的是受价值规律、供求规律、竞争规律、特别是剩余价值规律的自发调节。因为,私有企业从本质上讲,其全部资本属于私有企业主所有,这种生产资料和财产的所有制形式,决定了私有企业的经济活动完全是由私有企业主来决定。私有企业主的决策不是依据国家计划,而是依据市场状况即市场需求、市场价格等市场信息作出的。由于私有企业经济活动的特殊性,国家不能也难于通过行政手段对私有企业的盲目性和自发倾向进行限制,而利用经济杠杆调节私有企业的经济利益。则能较好地达到限制其消极作用的目的。因此,经济手段管理对于私有企业这种经济成份的管理和调节作用,比之于行政手段更能适合私有企业的性质及其生产经营的特征。

在私有企业经济管理中,强调经济手段管理的重要性,并不否定和排斥利用其它手段对私有企业经济进行管理。相反,各种管理手段和管理方式是密切配合的,不是单纯地采用某一种手段就能解决问题,而是需要多种手段综合运用。只不过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有时以某一种手段为主,而另一些时候又以另一种手段为主。究竟以哪种手段为主,哪种手段为辅进行管理,取决于管理的任务和被管理对象的性质,以及不同的管理手段所具备的不同功能和作用。

(二)经济手段在私有企业经济管理方式中的作用

国家对私有企业经济的管理,从根本上说,是在于兴利抑弊,使私有企业经济发挥其应有的补充作用,并保持国民经济在宏观上协调发展,也就是说,通过国家的管理,尽量减少或者避免私有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的盲目性,减少或消除私有企业经济活动与国民经济整体发展之间的矛盾和摩擦,使私有企业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总目标协调一致,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经济手段管理作为国家在这方面的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经济手段管理能够调控私有企业的投资行为。私有企业的投资方向,一方面,直接影响着私有企业的行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另一方面,又直接影响着整个国民经济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因此,私有企业的投资方向问题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弄得不好,会导致我国整个产业结构的失衡,影响国家产业政策的贯彻落实。然而,私有企业的投资方向,并不是完全由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目的来决定的,而是由利润的丰腴程度来决定的。由于私有企业的投资方向是随着利润的大小不断变化的,因而私有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往往容易出现“利大大干,利小小于,无利不干”的倾向。一些行业或产品尽管社会短缺、人民生活急需,但由于利润微薄,私有企业主往往不愿投资;而一些利润较高的行业和产品尽管生产厂家较多,他们还是要拼命去挤,甚至与国有、集体大企业争原料、争动力、争市场,从而导致行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不合理。

对私有企业的这种不合理的投资倾向,国家可以利用经济手段来加以调整。比如,可以通过信贷优惠或税收减免政策来鼓励私有企业资本投向社会急需的行业,通过物价政策来调整某些行业和产品的利润水平,引导私有企业从事这些行业和产品的生产经营;相反,也可以通过税收、价格、信贷等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来限制私有企业对某些行业和产品的生产经营。比如,可以通过提高税率、通过限价、通过控制银行贷款等措施来限制私有企业在某些行业和产品上的投资。

四、总结:

私有企业经济在我国的存在和发展是长期的,这要求对私有企业的管理既要加大鼓励支持力度同时也要加强管理,这种管理是有阶段性的,也要有长远目标的,根据不同私有企业的具体问题,真正为私有企业解决问题,促进其健康稳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周绍朋,王健.政府经济管理[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2][美]斯蒂格利茨.政府为什么干预经济[M].中译本.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年

调节经济的手段篇5

1.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带有主观上的随意性

市场主体指参与市场供求行为的经济实体,包括生产经营者(企业、农户)和居民。生产经营者作为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进入市场,在市场中进行要素及销售选择,通过市场而建立社会经济联系,其生产经营决策以市场为依据,并且利润的获取及内部的收益分配也受到市场的制约;居民要在市场活动中获取收入,确定收入分为储蓄与消费的比例,作为消费者进入市场自主地进行消费选择,在市场中对社会产品及劳务进行购买,其购买行为受到价格及利率等市场因素的影响和调节,与市场内在地联系在一起。在经济活动中,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供给方期望获得高额回报,需求方要“物美价廉”;竞争中,无论是卖方还是买方都希望在各自的群体中胜出,也就是说卖方希望是行业里更大利润收获者,买方希望是购买群体中更大实惠受益人,实现消费效果最大化。各不相同的行为动机驱使人们作出不同的行为选择,理想、信念、意志的迥异进一步导致行为、结果的不同。在法律允许范围内的主观上的随意性迫切需要伦理道德加以规范与约束;超越法律允许范围在主观上的随意性更需要伦理道德加以警醒、引导。

2.国内经济案件的启示

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震惊全国,引发更多思考与探询。事件向全社会发出了预警信号: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进现代化的进程中,决不能忘记道德建设;只有在全社会深入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大力加强公民道德、职业道德、企业道德、社会道德建设,在全社会形成诚信守法的良好环境,才能有效推进社会经济的科学发展。

3.应对世界性金融危机的需要

众多金融巨头投机、欺诈之下,美国华尔街的金融泡沫越吹越大,最终破灭,席卷世界的危机呼啸而来。

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的大背景下,总理访问了剑桥大学,发表题为《用发展的眼光看中国》的演讲。他表示,对金融危机,必须高度重视道德的作用。道德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道德光芒甚至比阳光还要灿烂。真正的经济学理论,决不会同最高的伦理道德准则产生冲突。经济学说应该代表公正和诚信,平等地促进所有人,包括最弱势人群的福。道德缺失是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的一个深层次原因。总理说,“我们应该倡导企业要承担社会责任,企业家身上要流淌着道德的血液。”

二、运用伦理道德调节手段的主要做法

运用伦理道德手段调节经济运行,主要是通过已在人们心目中形成的经济道德来约束人们的经济行为,当然经济道德要逐渐地树立,因此伦理道德调节手段并不是随时就可以用的,要在一定的经济道德在人们心目中形成后,才能起到有效的调节作用。我国进行了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从旧的经济体制向新的经济体制转换,抛弃了高度集中的产品经济形式而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的经济改革取得卓越成绩,与此同时我们应加快精神文明建设,构建符合新体制要求的经济道德观念。

当然,调节经济运行的道德并不是抛开经济利益活动,它是以一定的经济利益关系为内容的,是将内在的利益关系通过伦理和道德的形式而规范化,使人们在反映经济运行要求的伦理道德的约束下从事经济活动,从而保证经济的有序运行。运用伦理道德调节手段的关键,是要形成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经济道德观念。我国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需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所以,人们的经济观念应该是社会主义原则和商品经济意识的有机统一。就是说,人们的经济道德观念既要反映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内在要求,又要体现市场经济的一般运行原则。这包括:

1.宣扬、践行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特别是进行“八荣八耻”的宣传教育活动。2.提高人们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意识,包括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观念,既讲求利润又不唯利是图的观念,在国家宏观控制下重视市场的观念,互相协作基础上的竞争观念,讲求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观念,以等量劳动取得等量收入、以劳动为荣、以懒惰和无偿占有别人劳动为耻的观念,以及信息观念、知识观念、时间观念、技术观念和勇于开拓的创新精神等。

构建符合新体制要求的经济道德观念,需从社会、企业、个人等方面着眼:国家、社会方面强势推进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观念,进行经济法律、道德宣传普及,举办企业、个人慈善活动,通过消费者权益保护日活动、投诉电话等形式,借助舆论的力量影响人们的经济行为,进而调节经济活动;激励企业,精心营建企业文化,注重诚信经营为核心的理念作用,通过良好的企业传统影响生产经营者,从而对经济活动施加影响;对消费者和企业领导者加强教育、引导,使之树立正确经济观念和现代经营理念。

在经济活动中,伦理道德调节手段最终目的就是促成市场主体不断对自我经济活动进行内省,实现自律与独慎,使之符合国家社会宏观发展的需要。

三、运用伦理道德调节手段的积极作用

保障社会主义经济的正常运行,离不开伦理道德调节手段。伦理道德调节手段主要是通过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形成的经济道德的原则和规范的自我约束来进行――通过人们的内心信念、社会舆论、传统和教育的力量来维持,通过影响人们的理想、信念、意志和行为动机来调节人们的经济活动。谈及伦理道德调节手段,人们往往会低估伦理道德的作用,认为法律和行政力量才是解决问题的良好出路,要知道:法律是最低的道德,道德是不成文的法律,自律下的法律远胜于法律下的自律;法律表现出的作用首先是强制性的结果,而道德表现出的行为则是主观愿望的结果,道德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调节经济的手段篇6

关键词：政府调控；市场机制；政府职能；市场失灵

十报告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一重要思想，为我们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使我国经济社会走上科学发展的道路指明了方向。笔者认为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必须要把握以下几个关键元素：

一、理念上要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

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下要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必须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即政府该干什么，不能干什么？同样，市场的积极作用怎样发挥？失灵区域如何遏制？从理念上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就尤为重要。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下，必须坚持市场优先的原则。市场优于政府，是界定政府职能范围的依据。我们只有先确定市场能够干什么，市场需要政府干什么，然后才能确定政府该干什么，确立政府职能的规模，用政府来加强市场的力量。用这样的理念认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一般认为：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就是，凡是市场机制能够充分发挥作用，资源能够实现有效配置的就不需要政府干预；凡是存在市场失灵，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的地方，就需要政府干预；凡是市场机制能够充分发挥作用的空间就是市场活动的空间。从经济角度看，市场在调节商品供求、调节经济资源在社会各方面间的分配、调节物质利益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分配都能够充分发挥作用。调节商品供求是指当某种商品供不应求时，价格则上涨，这时商品的需求减少，供给增加；当某种商品供大于求时，价格下跌，引起需求量的增加和供给减少。调节经济资源在社会各方面间的分配是指，市场机制通过价格、税率和利率等经济参数诱导经济资源向需要的地方或部门流动，达到资源配置的优化配置。调节物质利益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分配是指，市场调节以利益诱导为基本手段，任何经济参数的变化都会引起物质利益的分配和再分配。价格以价值为中心上下波动，使社会劳动在各部门之间的分配得到调节，使生产和需要趋向平衡；市场调节能灵活地反映和调节市场供求关系，引导生产和消费，促使企业按市场需求进行生产和经营；可以促使企业开展竞争，实现优胜劣汰；可以激励企业和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使经济具有生机和活力。由于市场调节具有天然的趋利性， 这种利益杠杆在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对那些社会需要微利甚至无利的天然排斥，这种无序竞争的结果必然导致两极分化等恶果。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也不是万能的，存在“市场失灵” ，市场失灵的主要表现形式（垄断、外部性、信息不对称、公共物品、贫富差距）；市场失灵的地方，市场机制不能发挥作用的地方，是政府“有形的手” 可进行调控的地方。即政府的作用为经济活动提供法制、秩序、规范、反垄断等解决外部不经济问题，通过分配政策的制定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通过国企生产、财政支持增加对公共产品的供给等。也就是说市场经济下的政府角色可主要界定为保护者、服务者、监督者。保护者指保护市场统一有序，保护正当竞争；服务者指为市场活动提供信息、提供公共产品、提供市场制度支持；监督者指监督管理市场的正常运转，维持市场秩序等方面。从认识上、理念上厘清市场与政府各自活动的空间，在经济活动的实践中相互不跨越各自的边界，这是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要前提。

二、机制上要准确政府的职能

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不仅在理念上要分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更重要的是要建立一套科学的机制使得政府和市场能够按照各自的职能在边界内有效运行。而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必须转变政府职能。我国的政府是强势政府、无限政府，以往30多年的改革都是政府推动或政府主导的，从而保证了改革的稳步推进，取得了用传统西方经济理论无法解释的不俗成就。连续30多年的经济高增长，世界少有；30多年老百姓生活的持续改善，世界少有；经济运行的长周期也好、短周期也好已经被连续增长所代替，甚至有人宣称中国不存在经济周期，这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综合国力在经济增长的推动下不断提升，将一些国家不断地甩在后边，世界也少有。作为资源配置的一种手段，政府“有形之手”有助于纠正市场的自发性、滞后性和盲目性，为经济前行把握方向。同样，“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府效率在基础设施建设、重大民生项目投资等拉动经济增长、制定制度规则上也显现天然的优势。但强势政府无限政府在事实上已经大大跨越了政府行使职能的边界，政府做了许多不该做、不能做的事情，而一些本该由政府行使的职能，政府却没有做好。在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方面，政府存在大量的越位、错位、缺位、不到位的问题。政府的缺位表现为：在政府应当发挥作用的领域政府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比如环境和食品安全问题；越位表现在：应当由市场来发挥作用的地方政府在盲目干预，从而让市场和社会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不到位表现在：政府意识到了在某些领域政府应当发挥作用，却没有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与社会对政府的期望和要求还有很大差距。因此，要从机制上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关键要做到以下几点：

1.要定位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职能，改变长期以来我国政府无处不在、无所不包的现状

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该如何定位？依据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划分和我国的实际情况，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四项基本职能，即“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政府的职能就这四条，除了这四个职能没有其他的职能。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中第一次明确提出政府职能转变的目标，即“通过改革，实现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转变”。这里第一次并列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更好地发挥公民和社会组织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作用，更加有效地提供公共产品”，并明确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各自履行职能的重点。这是经过多年不断深化认识，对政府职能转变的目标和方向做的一次总体概括，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的目标和要求。

2.要具体科学把控政府职能的内涵，防止在执行中走样

政府调节经济的职能应是弥补市场的缺陷和不足，是对市场机制的“拾遗补缺”。比如通过经济政策、政策工具的调控，保持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大致平衡；同时政府干预的目的应是促使市场机制恢复功能，而不是去代替市场。按照这一原则，政府干预的方式和力度就不应该是固定不变的，而应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变化；政府干预的结果必须要比干预前的情况有所改善和好转，否则，就不要干预。按照这一原则，政府在准备伸出“看得见的手”进行干预之前，必须低头看看这只 “看得见的手”的不完善的地方，以使政府干预尽可能地降低成本，减少副作用，增加有效性。政府的市场监管职能主要体现在严格市场准入监管，确保市场主体的合法性；维护公平竞争秩序，提高市场竞争效率；监督市场交易行为，保护市场主体权益。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应加快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的转变，优化政府社会管理机构，切实减少机构重叠、职责交叉、多头管理问题。创新政府社会管理方式，综合运用经济调节、行政管理、道德约束、心理疏导、舆论引导等手段，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减少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在维护社会公正、加强环境资源管理、人口和就业管理、公共安全管理、对弱势群体的保护等方面强化社会管理。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是国家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公共产品的范围和内容是提供公共设施，发展公共事业，公共信息；公共服务的目的和导向，是为社会公众生活和参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活动提供保障和创造条件。

3.要通过制定相应的制度、流程程序等使机制自发的发挥作用

在科学把控政府职能内涵的基础上，还必须创立科学的机制，将政府的相应职能进行归类、分解，围绕政府职能应该实现的目标，按照低成本高效率的原则，设定出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相应流程程序，依据流程程序的要求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制度、考核指标、闭环监督等使得政府职能归位有机制上的保障。

三、路径上要建立合作互补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从理论上讲，政府与市场是两种配置资源和协调活动的主要机制或制度安排。但这两种配置资源的方式共生于同一社会空间范围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有可能存在着相互替代；相互互补；完全排斥；共同失灵的四种关系。政府与市场的相互替代关系是一种“非此即彼”和“此消彼长”的博弈关系，即选择一定的政府，通过发挥政府职能作用来获得一定的产出，就意味着必须放弃一定的市场机制的作用。或者说，选择一定的市场，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来获得一定的产出，就意味着放弃一定的政府职能作用。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这种完全排斥关系，是由政府或市场内在的缺陷而导致的。政府与市场的完全排斥关系，就是“有你没我，有我没你”的关系。也就是说，政府在某些领域永远做不了或做不好市场所能做得了或做得好的事情，此种情况下政府不应该进行干预，只能通过发挥和不断完善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比如私人领域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说，市场在某些领域永远做不了或做不好政府所能做得了或做得好的事情，此种情况下不能将市场机制引入其中。在政府与市场关系上，还存在一种政府和市场都失灵（或失效）关系，我们可以将其概括为共同失灵关系，或者政府与市场双失灵关系。我们可依据政府、市场各自单独发挥作用的成本与收益的对比，以及政府和市场共同作用的成本与收益对比来判断政府与市场共同失灵关系。如果政府、市场各自单独发挥作用和政府与市场共同发挥作用的成本都大于收益时，这种关系就为政府和市场共同失灵关系。

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就是要重点研究政府与市场的相互补充关系。即要正确认识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作用和市场作用的优点与局限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高度重视政府的作用，也要高度重视市场的作用。在政府与市场的互补关系中，不存在政府一定要排斥市场或者市场一定非要排斥政府。从整体来讲，政府与市场的互补关系，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基本关系。应该说市场调节和政府调控是互补和不可替代的，互补性表现为不论政府的调控和市场调节都存在着缺陷，市场失灵的地方政府调控可以弥补，政府不宜做的地方恰恰是市场调节可以大显身手的地方。政府和市场对经济的调控两者缺一不可，双方具有不同的调节机制，不可替代，市场配置是资源配置的基础，政府是资源配置的辅助，政府调控是市场有效运作的前提，市场调节是微观经济过程中的组织方式。因此这两者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缺一不可。因此，建立合作互补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就是要尽量发挥两种调节手段的长处，避开各自的短处。在市场制度范围内，明智合理地界定政府与市场之间的适宜边界，是经济稳定运行和长期增长的一个重大问题。 建立合作互补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必须善于克服政府调控经济存在的问题。具体说要做到以下几点：

1.政府要由直接干预微观经济活动，转变为调控和监督市场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市场和企业的关系是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政府要改变以往作为生产经营活动的直接参与者的做法，由原来的直接管钱、管物、管人转变到制定规则、规范市场主体行为，维护公平竞争上来。

2.政府要由行政手段干预经济为主，转变为主要依靠经济和法律手段，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上来

尊重经济规律，依靠经济手段即国家运用经济政策和计划，通过对经济利益的调整而影响和调节社会经济活动的措施。它主要用于合理确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经济预测、总量调控、重大结构调整和生产力的合理布局规划等；法律手段是国家通过制定和运用经济法律法规来调节经济活动的手段。行政手段则是国家通过行政机关，采取行政命令、指示、指标、规定等行政措施来调节和管理经济的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则主要是规范生产经营者的活动，维护市场经济秩序，调节国家、企业、个人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

3.政府要由以审批和资源配置为主，转变为服务和创造良好的环境为主上来

政府要从过去重“管制”向重“服务”转型。政府的主要职能是搞公共服务，提供公共产品，为市场经济发展创造环境，而不是管制。政府管理的本质是提供良好的服务。实践证明，政府有效的管理是融在良好的服务之中的。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强调从管理的本质上去改变管理方式和管理手段。在我国，政府管理的本质是保障公民的权利，为公民和社会提供更好的服务，以得到公民的拥护，社会的拥护。

4.政府要由更加注重经济增长转变为更加注重社会管理上来

由于我国的经济增长已经进入快速发展轨道，微观层面的市场主体会不断地扩大生产规模推动宏观层面的经济增长，中央政府更多地运用经济杠杆进行调控保持经济稳定增长。但我国的社会问题却进入多发期、凸显期，需要政府下更大力气解决，否则，过多的社会矛盾会引起社会不稳定，影响经济增长。从现实来看，政府需要更多地关注弱势群体，把更多精力放到社会管理上来。

当然，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重要的是真正做到凡是市场能够做到的尽量让市场去做，凡是市场失灵的，政府应“出手调控”。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尽量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应由市场调节的领域，政府就不必插手；对于市场出现的供求失衡，政府主要是通过信息、产业政策的指导来实现的； 在很多情况下，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需要协同作用，或者互相补充，互相制衡。

参考文献

[1]赵振华.市场与政府之间的边界在哪[N]. 解放日报，2012-12-20 .

调节经济的手段篇7

一、适应经济运行调节新环境：切实做到“三个关注”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运行调节工作的条件和内涵发生了深刻变化，正面临着计划调节退化而监测预警进化、有形手段弱化而职能领域泛化、微观调节淡化而宏观调控强化的大变局，基于这一趋势和经济转型发展要求、经济运行调节的中心任务，需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三大变化：

一是密切关注宏观经济波动变化。当前，世界经济仍处在深度调整之中，国内经济步入黄金发展期、矛盾凸显期“两期并存”和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新阶段，工业经济运行的内外部环境和支撑条件发生深刻变化。加之经济全球化使得各国和产业间的关联度加深，主要经济体波动的传导速度及影响深度远超以往，宏观经济波动和形势变化的频率加大，成为经济运行调节面临的新常态。

二是密切关注生产要素供需形势变化。随着我国经济持续较快发展和能源资源刚性需求扩大，金融危机后货币政策回归正常，生产要素长期紧平衡将呈常态化趋势。特别是像湖北等资源禀赋不足和民营资本发育滞后、金融生态薄弱的省份，生产要素制约更为突出。如何改善能源供给和消费结构，探索建立煤电供应长效机制，有效破解资金“瓶颈”制约，成为经济运行调节的一项长期任务。

三是密切关注经济增量的变化。随着市场需求不足和产能过剩矛盾日益凸显，如何提高产能利用率和投资产出率，成为经济平稳健康运行的关键一环。需要更加重视投入产出的结构和质量，不仅关注投入总量，更关注投资效果；不仅关注产出效率，更关注产出质量，建立工业投入产出评估机制。重点关注影响结构调整和质量效益的“三个增量”，即注重传统产业调整改造，关注转型升级内生增量；注重高新技术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关注产业新技术的增量；注重培育生产业，关注制造业服务化价值提升的增量。

二、紧贴经济运行调节职能新定位：准确把握“三个趋势”

一是更加突出预测预警职能。随着政府职能转变加快，将更加注重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经济运行调节呈现由政府调控向市场调节转变、由事后调节向事前预控转变的趋势。因此，预测预警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需要建立经济运行预测预警机制，综合运用理论模型和现代统计方法，准确把握产业脉搏和经济动向，及时发现苗头性、倾向性、趋势性问题，进而对经济实施有效调控，增强运行调节的前瞻性、预见性。

二是更加突出服务决策和参与调控职能。当前，经济运行调节内容、方法、手段正在发生变化，工作对象不再是单个企业而是全社会，工作方法更多依靠经济政策和法律法规，工作手段主要集中在“信息、协调、服务”方面，信息咨询、政策咨询、决策咨询成为运行调节的重点内容。如何通过对经济形势监测预警，进而研究制定调控政策、信息引导预期，经济运行参与宏观调控的职能将趋于强化。

三是更加突出经济质量调节职能。中央明确提出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中心，意味着要更加讲求资源配置效率，实现更高水平、更富活力的经济，追求注重质量效益的新增长。遵从市场配置资源主渠道原则，发挥评估评价导向作用，立足以提高经济质量效益，抓紧研究建立适合本地实际的经济运行质量评价体系，既是顺应经济转型、科学发展大潮的迫切需要，更是强化经济运行调节职能的现实要求。

三、构建经济运行调节新机制：从“四点”入手突破

（一）坚持以监测分析为基本点，建立经济运行预测预警机制

一是搭建监测预警平台。建立百户重点企业监测平台、工业经济监测预警综合平台、探索建立工业经济预测预警模型。二是建立监测网络体系。拓展经济运行监测范围，构建涵盖10个方面的数据采集和监测系统，形成与部门、市州、行业协会、重点企业联动的监测网络体系。三是完善监测分析制度。形成了日常监测制度、季度例会制度、重点时段调度制度、信息制度等。

（二）坚持以煤电保供为着力点，建立经济运行要素保障机制

围绕生产要素建立了三项工作机制：一是煤电要素保供机制。坚持把组煤保电作为经济运行工作的重中之重，严格执行“两个挂钩”的组煤责任制，推进煤炭应急储备基地建设。二是交通运输综合协调机制。建立电煤调运联席会议制度，建立“铁路为主、水运补充、公路补缺”的运输方式和渠道。三是企业流动资金调节机制。发挥政府性资金导向作用，建立银企合作长效机制，每年开展多种形式的银企保对接活动，近三年中小企业新增贷款占比均超过50%。

（三）坚持以服务企业为落脚点，建立经济运行综合协调机制

围绕服务企业保运行，建立了三项制度：一是大企业直通车服务制度。建立部门联席会议机制，形成提供全程直通服务和快速协调机制，每年受理解决大企业诉求1000项以上。二是增长点协调服务制度。建立增长点日常调度和综合协调机制，每年对新增产值10亿元以上重大增长点实行全程跟踪，协调解决投产过程中的突出问题。三是重点产品产销协调制度。推进汽车、钢铁、建材等行业上下游企业的互惠合作，在保障房、交通等领域开展供需对接活动，促进骨干企业与工程项目建立直供配送机制，实现产业链延伸对接和配套协作。

（四）坚持以为绩效评价为切入点，建立经济运行质量提升机制

围绕工业提质增效，建立了三种工作机制：一是工业绩效考核机制。出台了工业经济效益考核办法，建立以工业指标为主的县域经济考核评价体系。二是能源需求侧调控机制。坚持有保有压，综合运行差别电价等经济手段，从严控制“两高一资”行业用电，将有限能源向高新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倾斜。三是落后产能退出机制。推行电力绿色调度，加强磷矿资源准运管理和总量控制，每年关停一批落后产能企业，控制产能过剩行业扩张，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

四、拓展经济运行调节新思路：强化“三方面探索”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得到长足进步，经济总量已居全球第二，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经济运行工作条件和内涵已经发生深刻的变化，迫切需要加强职能定位、手段创新和体系建设等方面的探索，创新工作思路，为此建议如下：

一是强化经济运行调节新导向的探索。以经济总量和增速为导向的经济运行调节工作，在统筹社会资源和保障供给方面较好地发挥“指挥棒”作用，有效促进了我国经济特别是制造业快速发展，但也付出了巨大代价。在新的形势下，不能唯GDP是论，要体现新增长，按照中央明确提出的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中心，构建包含利润、税收、薪酬等综合效益，体现经济、社会、生态等综合水平的经济评估评价体系导向，系统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运行调节整体效率。

二是强化经济运行工作新抓手的探索。我国经济正处在增长速度放缓、增长动力转换的新阶段，经济运行调节的任务更重、要求更高，需要从总量调控向结构性调控精细化转变，从调控速度向调控质量深度化转变，从行政调控向经济、法律等市场化调控转变，迫切需要从更加宏观、整体、更接近决策层的高度来推进经济运行工作。而且，当前政府缺少对分析和评估宏观调控的有效性和针对性综合协调机构，经济运行调节职能最接近也最有条件担此重任，建议以此为切入点，形成新的工作抓手，推进产业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综合配套实施，提升运行调节层次，推进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提升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水平。

三是强化经济运行体系新制度的探索。现行经济运行调节已经形成监测体系、应急体系和要素协调联动机制，但制度性安排和法制化水平不高，需要按照市场经济体制规则，建立完善监测预警、信息、应急管理、综合协调等领域的规章制度，形成按制度办事、依法依规调节的工作环境；把握经济运行内在规律，形成重点时段经济运行调节的常态安排；巩固已有的各类协调和协商机制，探索建立综合协调长效机制，特别是要在监测预警、应急财政支持、要素协调联动等方面从法制化层面来加强探索，建制立法，构建依法有据、调节高效的新的运行调节体系。

调节经济的手段篇8

一、共同话语是经济法学与经济学互动的基础

（一）问题：宏观调控在经济法学上的含义与经济学上的含义不一致？有些经济法学者认为，宏观调控在经济法学上的含义与经济学上的含义是不一致的。在这些经济法学者中，也还存在分歧，有的认为经济法学上的宏观调控的外延大于经济学上的宏观调控的外延，有的则认为经济法学上的宏观调控的外延小于经济学上的宏观调控的外延。分述如下：（1）郑少华、吴晓晖在《论宏观调控法的理论前提及方法》一文（以下简称“郑、吴文”）中指出：“由于‘宏观调控’一词的本源是经济学，而经济法是对经济现象的法律规制，因此，法学对经济学概念应当给予充分的尊重，在内涵和运作机制层面上，要保持一致。但是，由于法学有着自己独立的研究体系，如果保持完全一致，势必打破法学长期以来形成的研究路径，因此，在构建一个子部门法体系时，不必拘泥于经济学的严格界定。比如：宏观调控法的体系问题。如果严格按照经济学语境下‘宏观调控’的内涵，宏观调控法体系只应当包含利用货币政策进行调控的金融政策法和通过财政政策调控的财税政策法。但法学出于研究行为的学术传统，从宏观调控行为的整个流程来考虑，将规划法也纳入其体系之中。从经济学上讲，‘产业政策的实质是政府根据自己确定的经济变化趋势和目标设想来干预资源在产业间的配置，其资源配置方式与计划经济是相同的……’①，它并不是宏观政策工具或宏观调控针对的直接对象。但是，调控主体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可以影响产业结构的优化，因此，宏观调控法也将‘产业政策法’或‘产业调节法’纳入其中。”②（2）漆思剑在《剔除附庸性：经济学之宏观调控的经济法改造———兼论国家投资经营法与宏观调控法的区别》（以下简称“漆文”）一文中虽然也同样认为经济法学上宏观调控的含义不同于经济学对宏观调控的界定，但对“经济学语境下‘宏观调控’的内涵”有着与“郑、吴文”完全不同的理解，认为经济学上的宏观调控就是指国家干预。“经济学之宏观调控明显不同于经济法之宏观调控。经济学的宏观政策是从广义上理解的，其前提是自由经济。因此，大凡国家对经济的干预都是宏观经济政策。对应经济法领域，不仅包括宏观调控法，还包括国家投资经营法，也包括市场规制法。如果把经济学概念照搬到经济法学领域，那经济法也应更名为宏观调控法了。这一点，经济法学界是不可能接受的。在经济法学界看来，宏观调控只是国家调节社会经济关系的一种方式，是与市场规制和国家投资经营具有同等地位的概念，是从狭义上理解的。再者，经济学之宏观经济政策着眼于提高经济总量，而经济法之宏观调控不仅要提高经济总量，还要促进国民经济整体（包括区域之间、行业之间）协调、健康发展；经济学之宏观经济政策立足于充分就业、价格稳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四个目标，而经济法之宏观调控融入了价值判断，引入了社会经济公平，立足于社会经济总体效率和社会经济总体公平。这些差异非常显著。”③以上两种来自经济法学界对宏观调控的解释虽然迥然不同，但却殊途同归，共同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经济法学上的宏观调控与经济学上的宏观调控含义是不同的。对此，笔者有以下疑问：首先，法律对宏观调控的规制是以经济生活中的宏观调控行为为对象的，如依“郑、吴文”所言，规划、产业政策不属于宏观调控，那有什么必要把调整规划、产业政策的法律称为宏观调控法呢？这样不是徒增纷争吗？直接叫规划法、产业政策法不是更好吗？况且，它们既然不属于宏观调控，应当具有区别于宏观调控的特殊规定性，对法律调整也应当有特殊的诉求，由宏观调控法调整也不合适。如依“漆文”所言，经济学上的宏观调控就等于国家干预，那么相应地，经济法就是宏观调控法，宏观调控法也就是经济法，两者等同，经济法学界为什么不接受呢？又有什么理由不接受呢？其次，“郑、吴文”指出法学要与经济学上的概念在内涵和运作机制层面上保持一致，当法学上的宏观调控概念扩展到超出经济学上宏观调控概念的外延时，两者如何能保持一致？最后，经济法学上的宏观调控既然不同于经济学上的宏观调控，那经济生活中的宏观调控究竟是指经济法学上的宏观调控，还是指经济学上的宏观调控呢？如果指后者，作为经济法组成部分的宏观调控法就变成了无的放矢，如果指前者，经济学上的宏观调控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以上疑问表明：即使不能就此判断“经济法学上的宏观调控不同于经济学上的宏观调控”的观点是错误的，但至少可以说两篇论文对此观点的论证是不充分的，有关这一问题的分析还需另辟蹊径。

（二）分析：经济与法律、经济法学与经济学的相互关系要搞清楚“经济法学是否应与经济学在同一意义上使用宏观调控的概念”这一问题，必须从经济与法律、经济法学与经济学的相互关系说起。关于经济法与经济的关系，我们首先想到的是马克思关于法与经济关系的经典论述：“只有毫无历史知识的人才不知道：君主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不服从经济条件，并且从来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无论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①经济法也是由经济生活条件所决定的。其次，我们想到了近年来颇为流行的法经济学，法经济学认为，法律制度的构建反映或者应当反映经济效率的要求。这两个方面确实反映了经济法与经济的密切联系，但是，这不是专门针对经济法而言，而是所有法律均具有的与经济的密切联系，并没有反映经济法与经济关系的特殊性。两者关系的特殊性主要是由经济法的内容所决定的。经济法是国家调节经济之法，国家要调节经济，必须建立在对经济规律的深刻认识的基础之上，否则，国家调节就缺乏科学的依据，难以达成预期的目标。许多经济法的问题，实质上是经济问题，没有对经济规律的认识和理解，也就难以找到解决经济法问题的钥匙。经济学发展到今天，成为了经邦济世的显学，在法治社会，经邦济世的技术必须转化为法律制度，才能实现其价值，经济法就是转化经济学经邦济世技术的法律，不懂经邦济世的经济学，经济法学就难有所为。对此，著名经济法学者漆多俊先生早在1993年就曾深刻地指出：“一个出色的经济法学家，应该同时是一位够格的经济学家。”②经济法学与经济学均以经济生活中的各种经济行为和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经济学揭示经济运行的规律以及国家干预经济的绩效、时机和方式；经济法学为国家干预的法治化、保障国家干预目标的实现提供理论指导和法律制度建构建议。经济法学与经济学就其研究的共同对象———经济行为和经济关系应当有共同话语，否则，两者难以协同推进经济的协调、稳定和发展。

（三）结论：经济法学应与经济学在同一意义上使用宏观调控的概念宏观调控是一类国家干预经济活动的总称，是经济学和经济法学共同关注的对象，经济学研究宏观调控的绩效，应该何时、采用何种手段进行宏观调控，解决为什么要进行宏观调控、怎样进行宏观调控的问题；经济法学研究宏观调控中的权力配置、权力行使和监督，保障宏观调控权力的配置并防止其滥用，两者相辅相成，共同达成宏观调控的目标。离开经济学的研究，经济法学无法进行宏观调控权的配置研究，因为根本不知道应该给谁配置权力、配置多大的权力；离开经济法学的研究，宏观调控行为就失去了法律的保障和制约，必然出现宏观调控权的滥用和腐败，甚至可能沦为利益集团实行经济掠夺的工具，难以达成宏观调控的预期目标。因此，经济法学与经济学只有在同一意义上使用宏观调控的概念，形成共同话语，两个学科才能相互配合、互相支持，共同为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服务。如果两者使用同一个概念，表达的却是不同的含义，就很难产生协同作用。

二、宏观调控的界定

（一）问题：众说纷纭的宏观调控说“一千人心中有一千种对宏观调控的理解”可能有些夸张，但人们对宏观调控的理解确实是千差万别的。综合国内学术界及实践中对“宏观调控”的界定和使用情况，可以划分为四大类，笔者在此按照其外延的大小，分别用“微”、“小”、“中”、“大”来概括。（1）“微”。该种观点认为，宏观调控是指国家运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调节社会总需求的行为。如许小年认为，宏观调控指的是运用宏观政策调节社会总需求，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宏观政策”和“总需求”。宏观政策有且只有两类，即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政府控制货币供应总量、税收与财政开支，调节以国内消费与投资为主的社会总需求。宏观调控从来不以供给为目标，从来不以产业结构为目标。①樊纲等人认为：“宏观调控不是指‘经济计划’，也不是指产业政策和收入政策，而是指通过政府支出与货币供给政策，对经济运行的总量关系进行调节。”②吴敬琏也指出：“现在认识和实践上还有一种误区，就是把产业政策等同于宏观调控。这种说法完全混淆了宏观调控的概念。宏观调控是总量的调控，指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总量手段调解社会总需求，而不是指具体部门的发展、企业的运营。”③（2）“小”。该种观点认为，宏观调控是指国家为了熨平经济波动、保证经济稳定增长，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政策等经济政策，以及必要的行政措施对国民经济总供给、总需求以及总价格、总就业量等进行调节，促进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基本平衡。宏观调控的主体是政府或国家，客体是国民经济的总量，主要是指总供给、总需求以及总价格、总就业量等。手段是货币、财税等宏观经济政策，不包括产业政策、结构优化标准和环境政策等。④（3）“中”。该种观点认为，宏观调控是指国家为了促进国民经济协调、稳定和发展，综合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间接调节供给与需求，以及国民经济结构，使供给与需求达到平衡、国民经济结构得到优化。①（4）“大”。该种观点认为，经济学上的宏观调控就是国家干预，是国家为了克服市场失灵，促进国民经济协调、稳定和发展所采取的一切干预措施。“为了实现所谓的宏观性经济目标，必须采取必要的经济政策。在斯蒂格利茨和萨缪尔森等西方著名经济学家看来，宏观调控相当于宏观经济政策的运用。这些经济政策不仅包括计划、财政、税收、金融、价格、产业政策等经济杠杆，也包括反垄断和国有化等政策。”②“可见，在西方经济学中，宏观政策工具（调控）几乎可与国家干预通用；国家为弥补市场缺陷对国民经济进行调节和控制的各种措施都可归纳为宏观政策工具，包括反垄断、国家投资、各种宏观经济手段。所以，在西方经济学中，市场规制和国家投资经营（国有化）也是西方经济学所谓的宏观政策工具。目前非常流行的西方经济学的经典教材除了涉及到财政、税收、金融、价格、产业政策等宏观政策工具外，对反垄断、国有化和私有化也都有涉及。”③

（二）分析：不同定义的立足点第一种观点将宏观调控限定在运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总需求的调节，范围极其狭窄。但这却是与西方宏观经济学中宏观经济政策最为契合的界定。在西方宏观经济学中，宏观经济政策实际上只是一种总量控制，追求和实现的经济平衡属于总量平衡。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宏观经济政策专指政府利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控制总需求水平，以减缓或消除经济活动水平波动的政策。第二种观点与前一种观点相比，范围有所扩展，认为宏观调控不仅调整总需求，也调整总供给；不仅使用经济政策，而且使用行政措施。这种观点也是将宏观调控等同于西方宏观经济学中的宏观经济政策，20世纪80年代以后，有些西方经济学家（新凯恩斯主义学派）主张增加有效供给的办法稳定经济。因此，从总体上来说，第二种观点与第一种观点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简单来说，这两种观点是将宏观调控等同于宏观经济学意义上的宏观经济政策。与前两种观点相比，第三种观点大大扩展了宏观调控的范围：（1）将国民经济结构的调整纳入宏观调控的范围；（2）扩展了对供给与需求的调节范围，将对局部供给和局部需求的间接影响措施都纳入宏观调控的范围，不限于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就结构调整来说，包括城乡结构调整、区域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需求结构调整、投资消费结构调整、进出口结构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等。就局部供给和局部需求的调整来说，如专门针对证券市场的宏观调控、专门针对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这是我国实践中理解的宏观调控，见于党政机关的文件和政府官员的讲话，也得到部分经济学者的认同。但是，这显然不是宏观经济学意义上的宏观经济政策，当代著名的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卢卡斯2004年5月访华时对中国的一些宏观调控政策作出评论：中国出台了这么多措施，没有一项是宏观政策，全部都是微观政策。④那是不是说，该种观点错了呢？这需要进一步的分析。至于第四种观点，将宏观调控等同于国家干预，定义过于宽泛，与我国的实践也不相吻合，只是有些政府官员为了给直接干预经济提供借口的一种故意混淆行为。学术界很少有此种观点，实践中也受到人们的批判。

（三）深究：宏观调控的语源和发展正确认识宏观调控的含义，需从宏观调控的语源说起。在西方宏观经济学中，并没有“宏观调控”这一范畴，“宏观调控”一词是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产生的。其最初是为了给扩大企业自提供依据，强调政府不能过多干预企业的微观管理，而只应当从宏观上调控经济。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首先使用了“宏观调节”概念。1989年1月，中共中央十三届三中全会的决议指出：“进一步完善各项改革措施，逐步建立符合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原则的经济、行政、法律手段综合运用的宏观调控体系。”在此之后，宏观调控这一概念被广泛使用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有关文件中。到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党和国家更是强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政府不应直接干预企业的内部事务，实行“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1993年，“宏观调控”一词被写入《宪法》，当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第15条明确规定：“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当年，中共中央在《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对宏观调控的任务和手段阐述为：“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引导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宏观调控主要采取经济办法，近期要在财税、金融、投资和计划体制的改革方面迈出重大步伐，建立计划、金融、财政之间相互配合和制约的机制，加强对经济运行的综合协调。……”2003年，中共中央在《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对宏观调控体系做了如下表述：“进一步健全国家计划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相互配合的宏观调控体系。”2011年，全国人大通过的《“十二五”规划纲要》在阐述“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时指出：“加强财政、货币、投资、产业、土地等各项政策协调配合，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预见性，增强针对性和灵活性，合理调控经济增长速度，更加积极稳妥地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实现经济增长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从宏观调控的语源和发展可以看出，尽管中央文件和国家法律法规对宏观调控的内涵并没有做过专门的界定，但以下几点是显而易见的：（1）宏观调控始终是作为与国家对企业的直接干预相对应的一个概念而存在的，主要是指国家对国民经济的间接干预，但也包括在特定条件下基于宏观经济需要所采取的必要的直接干预措施。（2）宏观调控既调整总量，也调整结构。（3）宏观调控的手段以经济手段为主，也包括必要的行政手段；在经济手段中，既包括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还包括计划以及投资政策、产业政策和土地政策等其他政策。由此可见，宏观调控与宏观经济学中的宏观经济政策并不能划等号，用西方宏观经济学中的宏观经济政策来界定宏观调控，难免有削足适履之嫌；而指责学术界和实务界对宏观调控的理解“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原有之意则越来越远”①，显然是犯了将“宏观调控”等同于“宏观经济政策”的错误。

（四）结论：对宏观调控的正确界定宏观调控既然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土生土长”的一个概念，打上了“中国特色”的烙印，我们就不能用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概念去限定它，而应从中国的实际去理解它。上述第三种观点对宏观调控的理解是为中国官方和社会公众所普遍接受的一种理解。我们可以在我国政府的文件中、国家领导人和中央政府部门负责人的讲话中看到在这种意义上使用宏观调控的概念。从实践中的调控措施来看，我国的宏观调控不仅调整总量，也调整结构；不仅“谋全局”，也“谋一域”；不仅使用经济手段，也使用行政手段。当然，这种论证方式可能受到循环论证的指责：先假定了宏观调控调整结构，然后把调整结构的措施纳入到宏观调控中来，并反过来论证宏观调控包括对结构的调整。对此，笔者的回答是，实践中采取了这些措施，且采取这些措施的机构认为这些措施就是宏观调控措施。

不过，第三种观点虽然是中国官方和社会公众所普遍接受的对宏观调控的界定，但表述并不准确。在法治社会，一切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都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使用，将经济手段、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并列并不合适。因此，宏观调控的定义应修正为：政府为了促进国民经济协调、稳定和发展，依法调整运用其掌握的某些经济变量（如财政支出、货币供给）和行政权力，来影响市场经济中各种变量的取值，从而影响微观经济行为的政策过程。该定义包括三个要点：

（1）宏观调控既调整总量，也调控结构；既调控全局，也调控局部。宏观调控的目标是促进国民经济协调、稳定和发展，影响国民经济协调、稳定和发展的，既可能是总量不平衡，也可能是结构不合理；既可能是全局性问题，也可能是局部性问题。因此，宏观调控既调控总量，也调控结构；既调控全局，也调控局部。

调节经济的手段篇9

[关键词] 房地产业物业税调节

房地产在国民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在现代经济体系下,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即投资、消费、出口中,房地产业在社会总体的投资占有着重要的地位;同时,居民住房的消费支出,也在社会总体消费支出中占有着极大的比重。众所周知,目前仍在影响世界经济发展全球金融危机,就是由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的,而次贷危机的根源,则在于美国房地产业出现的问题。中国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不仅关系到中国现阶段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而且会进一步影响到中国和谐社会的实现。

一、中国房地产业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政府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党和政府果断决策,在2008年末,推出了四万亿投资的经济刺激措施,使中国的经济在全球经济低迷中的一枝独秀,仍然保持了百分之八以上的增长。在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中,包含了信贷刺激政策。2009年上半年,中国降低了房地产商业贷款的利率,此举在当时全球经济陷入深度危机的背景下,推动了房地产的投资和消费,强有力的支持了中国经济的增长。

随着全球经济逐渐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人们关注的目光逐渐从如何走出金融危机,转变到如何应对金融危机中采取的紧急性措施产生的后续影响上面。在金融危机中,不仅是中国,包括美国、欧盟在内的多个国家和地区,都采取了向经济系统中注入了大量的资金以刺激经济的紧急性经济措施。目前,人们普遍的担心是大量的货币投入可能会形成货币贬值,物价上涨。在这样的通货膨胀预期之下,由于目前的银行贷款利率还较低,因此,很多消费者选择将手中的现金投入到房产、贵金属等大宗消费品上。这些投资行为,直接导致了中国房价的上涨;同时,由于房价的上涨,更多的消费者由于担心房价继续上涨,从而进入楼市,这反过来进一步增加了住房的需求,从而再次推动了房价的上涨。我们看到,在北京、上海一些大城市,一些楼盘的每平方米均价动辄几万;一些二三线城市的房地产价格也出现了普遍性上涨。而与此同时,2008年中国的年人均收入仅为人民币29229元 。中国目前的房价与人年均收入比,已经严重失衡。住房作为生活必需品,如果价格继续上涨,不仅会影响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有可能危害中国的经济安全。因为如果对高房价形成了资产泡沫,等到这一泡沫破灭的时候,将可能会出现类似美国住房危机一样的经济危机。一旦这种危机产生,将不仅对中国经济,而且会对世界经济产生极大的影响,因为中国经济已与世界经济紧密相连。

二、开征房产税调整房地产市场的必要性

目前,党和国家已经把抑制房价的快速上涨作为一项重要的任务。在市场经济体系下,政府对宏观经济调控的经济手段主要是金融和财政手段,金融手段和财政手段各有所长,互补不足。因此,作为财政手段中的税收手段,就应当成为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原因如下:

1、金融调整手段调整的影响面广,不利于因地制宜地对各地采取针对性的措施。例如,调高贷款利率不仅会对房地产业产生影响,而且会对其它产业产生影响。目前的中国经济回升企稳的基础并不牢固,过早的提高利率收紧银根可能影响前期经济刺激政策的效果。因此,在选择金融调整手段的时候,决策部门可能会有所顾忌,从而影响到出台政策的及时性。

2、金融调整手段的力度较难把握。由于经济运行固有的复杂性,使得精确测定一项金融政策对房地产业的具体影响非常困难。调整的力度不到位,不但不能达到政策的目标,反而可能使目前的问题进一步恶化;调整的力度过大,由于房地产业发展的资金大量来自于银行系统,会影响到房地产企业和购房者的偿债能力,可能会使中国的银行业陷入危机,从而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我们看到,政府提到的调控目标是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而单纯依靠金融手段,较难保证这一调控目标的快速实现。必须辅以财政税务手段的调节,而开征物业税,则是财政税务调节的必然之选。

3、作为财政策手段,物业税方便各级政府因地制宜采选择课税对象,税率及开征与停征的时点等等,使得对房地产业的调整更加灵活、准确,方便快速实现政府对经济的调整目标。

三、物业税设计需要考虑的因素

1、物业税立法

物业税的立法仍然要按照统一立法的原则进行,即立法权集中在中央。但是,在立法时,应当给予各地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实施细则的权力,以使这一法律更具有可操作性,更好地发挥调节经济的作用。

2、课税对象

导致房价偏高的原因在于大量的投资性购房,而非消费性购房。因此,物业税的征税对象也应当针对投资性的住房。对于居民生活必须依赖的第一套住房,不应当纳入物业税的征税范围。物业税只应当对于以投资为目的的第二套及以上的住房,这样才能达到开征物业税的预期效果。

3、税率

调节经济的手段篇10

[关键词] 宏观调控；目标；决策

多目标决策(multiple objective decision making)是20世纪80年展起来，并综合运用运筹学、经济学、心理学等知识而形成的交叉学术领域，主要适用于在某个问题具有多个目标时，决策者可以依据不同的问题、条件、环境来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当前，我国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趋势有所缓解，但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并未得到根本性解决，继续坚持和完善宏观调控是经济学界的共识。然而，各国的宏观调控都必须达到经济、物价、就业、外汇等多个目标的均衡与协调，是一个典型的多目标问题，必须进行系统思考，理性决策。下面，笔者拟从多目标决策视角对我国宏观调控问题进行初步研究，以求教大方。

一、我国宏观调控的多重目标

在当代世界，虽然各国宏观调控的手段配置和操作方法有所不同，但都是努力保证国民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总量平衡，即保持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基本平衡，促进国民经济的稳定、均衡增长。如何衡量社会总供求是否达到平衡，西方发达国家一般采用五大指标：即物价上涨率、利率、汇率、失业率和经济增长率，通过调节各项指标来求得社会总供求量的基本平衡，促进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

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机制的过程中，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和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共同作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全过程。我国经济学界一般认为，基于国际国内经济运行的经验，国家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包括四个方面：一是经济增长，指在坚持质量、效益、结构和速度相统一的基础上，根据需要和可能，实现经济的适度较快增长；二是就业充分，指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广开就业门路，努力把失业率控制在社会可承受的限度内；三是物价稳定，既要防止通货膨胀，又要防止通货紧缩，保持商品与服务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四是国际收支平衡，指积极发展进出口贸易，不断完善外贸与金融外汇管理体制，实现包括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和金融交易在内的国际收支基本平衡。

二、影响宏观调控的多种因素

无论是国外的五项指标体系，还是中国的四个主要目标，都表明宏观调控问题是一个多目标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问题。从多目标决策视角看，经济增长、就业充分、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四个相互独立的目标，都有各自的评价指标体系，而同一目标的评价指标可能是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不同目标的评价指标更可能是互相矛盾、互相冲突的。正确决策首先必须对宏观调控多个目标的影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

(一)从经济增长来看，经济保持高速增长，但结构性矛盾突出。2002年至2006年，我国按现价计算的gdp总规模翻了一番，从2001年的10.96万亿元扩大到2006年的20.94万亿元，与1978年至2001年平均每五年翻一番的速度大体一致；按可比价计算的gdp平均增长10.1%，比1978年至2001年年均增长9.6%快0.5%。虽然我国经济总量平衡，但经济持续增长也面临着一系列矛盾和问题：一是投资与消费关系失调。近年来，我国投资增长速度较快，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与此同时，消费增长却相对缓慢，从1978年到2005年，我国消费增长了将近43.2倍，但最终消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却从1978年的62%下降到了2005年的53%。二是工业结构矛盾仍很突出。从总体形势看，2007年前三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值同比增长18.5%，比上年同期快1.3个百分点，意味着工业生产和市场热度升高；从主要行业看，耗能高、加工水平低、大部分要靠出口来消化其产能和产量的原材料增速都在20%以上，结构性非均衡的工业高速增长，会加大工业结构调整的难度；从重点调控行业看，目前钢铁、水泥等行业增长速度仍然过快，重复低效竞争仍然激烈，节能降耗和环境保护的压力仍然很大。三是流动性过剩问题突出。近两年，我国货币供应量的两个重要指标m1、m2的增速均突破了学界所定义的“稳健区间(12%-20%)”的上限。资金具有逐利性，过多过剩的流动资金，对于一个市场发育和监管体制还不健全的国家来说，有时甚至是可怕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前车之鉴。从多目标决策的视角来看，控制投资增长过快的通常做法是提高利率，增加投资的成本。但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提高储蓄利率会降低消费需求，使产能过剩的情形更难摆脱。如果只提高贷款利率而不提高储蓄利率，则会扩大利差，使银行有更大的增加贷款的冲动，结果和控制贷款以抑制投资增长的愿望相违背。

(二)从就业情况来看，就业总量增加，但失业率逐年攀升。改革开放初期，失业率一直呈现下降趋势，从1978年的1.3%下降到1985年的0.48%。但是，从1986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开始以后，失业率就缓慢地上升，从1986年的0.51%上升到2004年的2.11%。在就业规模扩张中，城镇就业率上升，城镇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从1978年的23.69%上升到了2004年的35.21%。乡村就业率下降，从1978年的76.31%下降到2004年的64.79%。从1998年至2003年，中国经济平均每年增长7.3%，失业的却达500万人。2003年至2006年，中国经济增长10%至10.5%，失业将近1000万人。因为工业化和市场化的推进，1985年中国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带来的就业岗位是240万个；1995年，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带来的就业岗位是170万个；现在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带来的就业岗位不到90万个。从多目标决策的视角来看，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总量的目标选择越来越困难。如果选择扩张，固定资产需求已经连续40多个月过热了；而选择紧缩，失业率又会成倍的增加。究竟是扩张还是紧缩，让决策者面临两难。

(三)从物价水平来看，物价总体水平较低，但近期cpi增长较高。我国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中，通过稳定需求，促进供给特别是基础产品供给增长，保持了经济总量关系的大体平衡，实现了物价的基本稳定。从1997年11月开始，中国的物价保持了一段时间的负增长，2001年、2002年是零物价。也就是说，中国经历了30多个月的负物价、20多个月的零物价。但2007年以来，我国物价上涨进入2002年以来的第二个上升期，1至11月累计上涨4.6%。一些学者认为，本轮cpi上涨完全是因为一些食品和猪肉价格上涨引起的，不会向别的行业和领域蔓延。而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本轮cpi上涨是成本推动型的，不是供求失衡造成的结构性的。从1978年至2002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累计上涨433.5%，年均上涨6.3%。因此，虽然近期cpi增长较高，但相对于gdp增长而言，目前cpi增幅依然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物价上涨对低收入阶层和困难群众的生活影响较大。从多目标决策视角看，我国经济在新的上升通道中总体应该保持一种较高增长和较低物价的格局，不出现价格水平的大幅上涨或大起大落。

(四)从国际收支来看，内需增长不足，但外需增长迅速。出口和外商投资构成的外需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外需增长导致国际收支双顺差(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经济对外依存度逐年上升，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外汇储备成本提高。一方面，出口大于进口，经常项目出现顺差。我国连续6年出口增长维持在20%以上的高水平，实现了连续10多年的经常项目顺差。另一方面，外商投资推动经济增长，资本项目顺差，外资对中国经济控制力增强。根据国际资本的输出规律，输出国际资本和引进国际资本的比例，发达国家平均为166：100，发展中国家为18：100，但我国只有1.5：100；外商投资企业商品进出口在整个中国进出口中的比重占到55%以上，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已经占据主导地位。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使得外汇储备增长，必然产生外币贬值的预期和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因此，双顺差越大，外汇储备越多，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越大；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又加大了外资流入和国际收支顺差的扩大，进一步增强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虽然我们正在为如何实现内外需平衡而费尽脑筋，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一样，从经济决策选择理论的角度看，目前“正的不平衡(顺差)”比以往“负的不平衡(逆差)”具有更大、更主动地选择余地，有钱之难好于无钱之困。

三、完善宏观调控的多维视角

多目标决策的目的是挑选或拟定最优的方案使决策目标极大化。而决策的环境是面向将来的，需要决策的问题会或多或少地表现出一定的不确定性，对于宏观调控这样的复杂问题来说，这种不确定性将更为突出。当前，经济运行中的一些体制性、机制性及结构性矛盾和问题还比较严重，经济增长仍然偏快，价格上涨仍然较多，节能减排压力较大，世界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也在加大。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实现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就必须坚持对宏观调控问题多角度思考，多措施并举，多角度整合。

一是注重宏观调控时机的前瞻性。我国具有宏观调控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在1979至1981年、1985年至1986年、1989年至1990年三次宏观调控中，因为动手较晚、延误最佳时机，而且在实施上存在着犹豫不决、贯彻不力的问题，导致不能充分发挥经济增长的潜能。近年来，我国提出并运用科学发展观统揽宏观调控全过程，提高宏观调控的前瞻性，认真进行跟踪分析形势，科学预测月度、季度和年度经济变化趋势，及时发现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苗头和矛盾动向，并及早动手缓解、遏制这些矛盾和问题。比如，为应对“非典”冲击，2003年上半年采取了宽松的财税和金融措施，银行信贷和投资快速增长。在抗击“非典”胜利后，中央及时察觉到经济运行中的不稳定、不健康因素，及时预警，并及时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及早控制苗头性、局部性问题，宏观调控的频率、手段、节奏和力度都掌握得比较好，使 2003年的经济保持了稳定快速增长势头。2007年以来，我国投资、信贷、工业、净出口增长再度加速，金融市场流动性偏多，出现了由“偏快”转向“过热”的势头。针对这些情况，中央又及早动手，采取偏紧的措施操作，打出了一系列“组合拳”，促进经济运行转入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轨道。历史的经验表明，宏观调控必须坚持审时度势，准确把握国内外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抓住有利时机，运用有效的政策组合，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及早建立防御机制，对已经出现的问题予以迅速解决。

二是注重宏观调控政策的组合性。一般而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宏观调控的基本手段和主要工具，在实现政策目标方面具有不同作用，二者的协调配合十分重要。在1998年至2003年的宏观调控中，为了有效治理东南亚金融危机背景下的通货紧缩，选择“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组合：财政政策方面，较大幅度地增发长期建设国债，调整收支规模和结构，在财政投资结构改善基础上保证总需求扩大；货币政策方面，对内灵活调节货币供应量和信贷投放，使其稳定在一个比较合理的区间内，为经济总量稳定提供货币和信贷保证。这种“松财政、稳货币”的优良政策组合，有效地遏制了经济衰退和通货紧缩，是一次比较成功的政策组合应用。2004年以来，根据我国消费需求相对不足，同时投资内需和出口外需过旺造成的总需求扩张过快的具体情况，我国财政政策从“积极”转向“稳健”，逐步减少增发国债投资规模，多次调整出口关税政策，减轻人民币升值和出口增加的压力；货币政策则在保持总体稳健的姿态下多次频繁调整准备金率、利率和公开市场业务，以保持货币信贷稳定增长。这种“双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组合既不全面扩张，又不全面紧缩，实践证明效果非常理想。当前，中央提出按照控总量、稳物价、调结构、促平衡的基调做好宏观调控工作，推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是符合我国经济运行现状的，有利于解决突出问题。根据形势发展需要，我们还需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土地政策、产业政策、外汇政策和社会发展政策的协调配合，实行适当的组合模式，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三是注重宏观调控手段的多样性。一般而言，政府的宏观调控有三大手段：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行政手段。经济手段，是指政府运用各种经济杠杆(如价格、利率、汇率等)，通过市场机制，间接地对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进行调控；法律手段，是指政府运用各种有关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的政策规定，通过法制力量，对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进行调控；行政手段，是指政府运用行政机构的权力，通过强制性指令，直接对企业或个人的经济活动进行调控。在1988年至1990年的宏观调控中，我国尝试改变原来单一的行政调控，引入经济和法律手段，初步进行现代意义上的以财政货币政策为主的间接调控，但因对经济手段的运用不够熟练，导致调控过度。2004年以来的宏观调控，逐步强化了经济和法律手段对经济的调节作用，特别是更多地运用利率、汇率以及其他财政货币政策工具来间接影响经济主体行为，保证了宏观调控的客观性和科学性，积累了更为丰富的经验。在目前地方竞争体制更多带有行政色彩的背景下，中央政府在实行宏观调控时完全不用行政手段，也可能会影响宏观调控的效果。从总体上说，在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我国宏观调控方式实现了从依靠单一的行政手段调节转向三种手段调节并用，以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调节为主，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调节。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益成熟，竞争机制不断完善，我国的宏观调控应当越来越多地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逐步缩小行政手段的调控范围，防止因行政调控越位或错位而造成宏观调控效率下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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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吴一丁.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的比较与借鉴[j].学术探索，20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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