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监督原则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法律监督原则，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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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律责任；责任特征；归责原则；构成要件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遵守和执行，法律责任的设置和实现是确保法律法规得以执行的重要保障，但是“法律责任”并不是一个常规的法律术语，其法律意义的实质在于它是立法中的一个基本项目，“在我国自80年代以来的立法技术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模式：即在一些条款较多的法律中，将‘法律责任’列为单独一个章节”。［1］如：《民法通则》第六章、《合同法》第七章、《银行法》第七章、《合伙企业法》第八章、《票据法》第六章、《消费者一权益保障法》第七章…这样的立法格局――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成功经验之一。［2］

但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规定(试行)》第五章从第29条到34条是关于人民监督员履行职责的保障的规定，第六章题目是“人民监督员办公室的职责”，即从第35条到5第38条。［3］由此知道，《规定》并没有相应的人民监督员的法律责任的法律规范。那么，在此法律缺位的情况下，我们是否可以直接适应检察官的法律责任？还是参照适用？还是监督员与检察官二者的法律责任在追究条件上和惩戒方式上要适用完全不同的规范？

一、人民监督员法律责任的概念与特征

“责任”一词，通常在两个意义上使用。一是指份内应做的事，如宋代司马光在《谏西征疏》：“所愧者圣恩深厚，责任至重。”即职责、尽责任、岗位责任等意。二是指没有做好份内的事，而应承担的不利后果或强制性义务。如陈登科 在《风雷》第1部第59章：“俺黄泥乡 ，戴上这么一顶落后的帽子，你们全没有责任哪？”即责任的追究。这些解释说明“责任”有两层含义。一是积极的责任，是指职责、义务，即自觉地把份内的事做好；二是消极的责任，指一个人应做的事不做或者实施了相反错误的行为，要承担的某种后果。我们所讲的法律责任，通常是指第二层含义，即消极意义上的责任，从这个角度上讲，法律责任是对社会利益系统的维护。［4］于是，我们可以这样定义法律责任：是指法律所确定的违法行为者所应承受的制裁性法律后果。

按照我国法律规定，依责任的性质不同，法律责任可以分为刑事责任、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与宪法责任四大类，而我国常见地法律表述为前三种。依承担责任的主体不同，可分为普通法律责任和特定法律责任，前者是指任何不特定的人违反国家法律所负的法律责任；后者是指具有特定职务、职业的人违反国家法律赋予其职责、权限和业务上的特定要求而负的法律责任，照此逻辑，人民监督员所称的法律责任可以这样界定：指人民监督员基于其身份而实施违法行为应承受的制裁性法律后果。包括人民监督员应承担的行政、刑事责任及其所属机关代表国家承担赔偿责任后的被追偿的民事责任。这种法律责任一般应当具有如下基本特征：

（一）法律责任主体 ：人民监督员法律责任的承担者是负有执法职责的人民监督员、人民监督员办公室及所属检察院三方责任主体。人民监督员办公室与所属检察院在履行职责时的法律责任主要是因监督行为违法而对相对人所承担的法律责任。当然引起机关承担法律责任的行为是人民监督员的违法监督行为，但这并不排除人民监督员个人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此.我们所研究的执法中的法律责任也仅限于以人民监督员为主体的法律责任。

（二）法律责任形成于监督过程之中：由于人民监督员员在不同场合所体现出的身份不同，其行为的性质也就不同。当人民监督员以个人名义活动时，其行为是个人行为，在此过程中所形成的法律责任应由人民监督员自己担当。人民监督员的行为为公务行为，所产生的法律责任由所属机关和人民监督员分别承担。因此，人民监督员执法中的法律责任只能产生于监督过程之中。

（三）这种法律责任由人民监督员的监督行为以及与监督行为紧密联系的行为引起的。

（四）人民监督员承担此种法律责任以职务关系存在为基础：即人民监督员的法律贵任，与人民监督员的职务或身份密切相关，它是基于职务行为违法或者因具有监督身份实施法律特别规定禁止的行为而产生的一种法律责任。

二、人民监督员法律责任的归责原则

归责原则是确认法律责任的基本准则。人民监督员监督过程中的法律责任的归责原则是复杂的，并不像民事责任和国家赔偿的归责原则那样简单。归责原则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责任依据问题，即为什么要追究某人或者机关的法律责任。由于我国法律责任性质的不同，法律所规定的归责原则也就有所差异。

根据立法目的和法理学的相关知识，我们可以将人民监督员的法律责任的归责原则分以以下三种：一是客观原则，是指以人民监督员的监督行为违法，根据违法原则确认人民监督员的法律责任，此原则主要适用于人民监督员直接实施监督行为而发生违法的情形。以人民监督员监督行为是否违法为依据，而对人民监督员实施的违法行为在主观上是否存在过错不予考虑。 二是主观原则，是指以人民监督员实施的行为有无主观过错为标准确定法律责任的原则。像对人民监督员的，贻误工作的行为，泄露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的行为等，确认其法律责任的归责原则均以过错原则为准。主观原则强调的是“主观恶性”，即在自由意志支配下的行为的不可原宥性，实际上是理性或意志层面上的“人格过失”。［5］

三是主客观相结合原则，是指以人民监督员实施的行为有无违法和过错为标准确定法律责任的原则。如根据《国家赔偿法》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赔偿义务机关赔偿损失后，应当责令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承担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

三、人民监督员法律责任的构成要件

因为没有直接具体的法律规定，所以，这里所探究的只是对人民监督员有关法律责任的理论概括。

在我国有三种法律责任，法律责任种类不同其构成条件也有所区别。

(一)人民监督员行政与刑事责任的构成条件：

按照相关法理，追究人民监督员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应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1.人民监督员在客观上必须有违法或犯罪行为

法律责任是针对违法或犯罪行为而设，因此，违法或犯罪行为是法律责任构成的必备条件。参照法官、检察官等司法主体，我们可以这样规定其违法行为：(1)散布有损国家声誉的言论，参加非法组织，参加旨在反对国家的集会、游行、示威等活动，参加罢工；(2)故意或重大过失泄露国家秘密或者监督工作秘密 (3)利用监督权贪污受贿，人民监督员因贪污受贿行为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4)利用监督权徇、徇情枉法的；(5)利用监督职权敲诈勒索或者接受当事人及其人的请客送礼；(6)，不履行法定义务；(7)隐瞒证据或者伪造证据,主要是指在监督案件的过程中，自己得到或知悉与案件有关的证据，却将关证据丢弃、销毁、删除等，或者有意伪造证据，如无中生有编造虚假证据，或对原有证据进行篡改、变造等；(8)，侵犯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9）应当回避而故意不回避；（10）为谋取私利，严重违反独立评议规定而影响、操纵其他监督员表决意见，干扰检察权正确行使的；（11）其他导致无效监督、违法监督的严重过错行为或违法乱纪行为。人民监督员实施上述行为，情节严重的，即为犯罪行为.

2.人民监督员的违法或犯罪行为必须是在执行职务过程中发生或者与监督身份相联系

人民监督员具有公民与人民监督员的二种身份，并以两种不同的身份参与不同的法律关系，从而使监督的行为及行为后果经常处于二种身份的冲突之中。为此，人民监督员实施违法或犯罪行为后，首先就需判断他是以哪种身份实施的。当一名人民监督员以公民的身份实施与职务无关的违法犯罪行为，例如在市场因购物和别人发生纠纷把人打伤，虽然也是殴打他人，但该违法行为与监督员身份、职务无关，承担的是属于一个违法公民的法律责任，而非人民监督员的法律责任。所以，我们这里所讲的法律责任，是指人民监督员的职务行为，即是在监督个案或履行其他职责过程中发生的的行为。

3．人民监督员在主观上必须有过错，即故意或过失

过错是人的一种主观心理状态，包括故意和过失。主观上的过错，是人民监督员承担行政、刑事责任的主观基础。法律并不惩罚人们无意识或根本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不能克服的行为，即使该行为造成了社会危害后果。无过错则不承担法律责任，已成为一条公认的法律规则。所以在追究人民监督员的法律责任时，除必须查明他曾实施与职务或身份相关的违法犯罪行为外，还必须查明其实施这种违法犯罪行为时主观上有无过错，若同时具备上述条件的，人民检察院或其他权力机关，便可根据人民监督员违法行为的情节轻重，分别给予警告、记过、记大过、罢免等的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人民监督员承担被追偿责任的构成要件

即人民监督员的赔偿责任。我根据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国家赔偿责任的承担者是国家，并非职务行为违法的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因此，人民监督员多因职务行为并不承担对受害人的赔偿责任，对受害人负有赔偿义务的为人民监督员所在的国家机关。职务行为违法的人民监督员只负在所属机关代表国家承担赔偿责任后的被追偿责任，即所属机关及其他机关代表国家承担赔偿责任，向受害人支付赔偿费用后依法责令违法行使职权的人民监督员承担部分或全部赔偿费用的责任。国家赔偿法第24条、行政诉讼法第68条对此作了具体规定。

根据国家赔偿法第14条和第24条的规定，所属机关及其他机关行使追偿权，应符合下列条件：

1．受害人的损失是由人民监督员违法行使职权造成的

这一条件包括三层含义：一是受害人必须有实际的直接损失；二是该损失必须是人民监督员行使职务行为造成的，三是造成损害的职务行为必须是违法的，合法的职务行为即使造成损害是按规定给予补偿，也不发生赔偿问题。

2．人民监督员所在的机关已向受害人实际上支付了赔偿费用

3．违法行使职权的人民监督员必须有故意或重大过失

人民监督员在国家赔偿后承担被追偿的责任，除上述两个条件外，还必须具具备主观要件，即违法行使监督职权的人民监督员在主观上必须有故意或重大过失即有严重的主观过错，这是行使追偿权的核心条件。这与行政赔偿的归责原则不同，监督机关代表国家承担赔偿的归责原则是违法原则。违法原则奉行的是客观标准，只要行使职权的行为违法，造成损害，不论主观上有无过错，一律承担赔偿责任。至于人民监督员的个人责任，就应遵循过错原则，如果人民监督员行使职权的行为违法，但主观上并无过错，或虽有过错但非故意或重大过失，赔偿责任当然由所属机关代表国家承担，个人不承担任何贵任，只有在人民监督员个人有过错且过错达到“故意”或“重大过失”的情况下检察机关在代表国家承担赔偿责任后，才能向人民监督员个人进行追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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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律监督制度；法律关系；检察机关；监督权力；审判机关；检察监督

一、引言

法律监督，是我国法律体系中一个特殊的概念，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特征之一。在诸如检察机关是否应当被定位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监察权是否具有法律监督的性质、检察机关是否应当按照法律监督机关来建设一系列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根本问题的争论中，法律监督总是争论的焦点。

二、法律监督能力的提高

能力建设是发展领域高频使用且时髦的词汇，因为能力建设是引导发展的方法，其本身是可持续发展的推动力量。法律监督能力的高低，关系到法律监督职能的有效发挥力度，直接关系到社会各界对检察机关的评价高低，关系到检察机关体系的自我完善和检察机关的自我建设健全与长远发展。

（一）法律监督能力建设的内涵特征。法律监督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能力建设是由组织要素强化、制度建设和监督活动发展来实现的，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结构。制约检察监督能力的提高和影响检察监督能力发挥，既包括检察机关内部的工作运行机制、人才队伍素质、技术装备以及管理手段，也包括人民大众对法律的理解、对法治的信仰，还有对检察制度、法律监督制度等制度因素和社会环境因素。

（二）法律监督能力建设应遵循的原则。坚持党的领导和正确的政治方向，法律的执行需要监督以防止在实践中扭曲，而没有执政党的参与领导，这种监督是难以实现的。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对法法治的重视，为检察机关加强法律监督能力提供了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强大的政治支持。

坚持遵循法治精神和法律原则，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战略目标要求一切行为都应该遵循法治精神和法律原则。法治精神和法律原则是一个动态的和能动的社会范畴，其基本意义就是依法办事。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是为了维护法律法规的统一、正确实施。而实行的具有规范性的专门监督。这就要求，检察机关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规定范围内进行监督的法律活动。

坚持适应法律监督发展的需要，法律监督发展的需要是法律监督能力提高的指明灯，有针对性的提高法律监督能力是一种快捷的方式，同时也防止监督能力的提高偏离轨道，也有利于监督方式的创新。

（三）加大和改善法律监督能力建设的实施途径。强基固本，尽最大限度的提高法律监督的内部监督能力。首先，加强法律监督的思想理论建设。思想理论建设是法律监督能力建设的前提，是提高法律监督能力的先导。其次，加强和注重法律监督知识的建设。知识建设是法律监督能力建设至关重要的因素，是提高法律监督能力的重要的途径。检察官在法律监督的过程中发挥及其重要的作用，所以提高检察官的能力和素质是提高法律监督能力最重要的途径之一。

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寻求积极的外部保障。首先，建立和完善检察保障机制，法律监督的后勤保障和技术支持是发挥法律监督效力不可缺少的重要辅助因素。其次，注重加强突出信息技术的应用。法律监督能力重要的环节就是要向信息化要效率，向技术要效率。必须着眼于科技发展的新趋势，全面重点的实施科技强化检察监督的新战略，逐步实现法律监督的信息化、技术化和现代化，促进法律监督水平的提高。

三、法律监督保障机制的完善

要确保法律监督实现其自身的价值目标，除了按照法律监督职权运行的基本规律，完善法律监督的职权配置，理顺法律监督的领导机制外，还必须对现行的法律监督保障机制进行改革。

（一）建立健全与法律监督职权运行要求相适应的经费保障机制。检察机关开展法律监督所需要的经费能否得到保障以及如何得到保障，是确保法律监督职权得以顺畅运行，实现法律监督目标的物质基础，直接关系到检查职权能否做到清正廉洁[6]。为此就必须建立符合法律监督职权运行规律的经费保障机制。

（二）建立健全国家统一标准的检察技术装备保障机制。首先，要建立国家公共财政均等化统一保障的技术装备保障机制，即将检察机关装备建设的经费要纳入国家公共财政保障系统，由中央财政为检察察执法办案提供统一标准保障，从源头上治理保障不平衡的问题。其次，要建立统一的检察技术装备保障标准，要按照需求主体、合理布局，实用节约、适度前瞻，立足当前、兼顾未来，通俗简便、易于操作的原则，根据检察机关各内设机构的工作职能，分检察业务装备、检察鉴定装备、综合办公装备、基础信息网络装备等，建立相对统一的设备标准。

（三）建立与检察工作规律相适应的检察人员任职保障机制。首先，提高检察人员的工资待遇，在提高检察人员的物质待遇上，普遍认为应当实行高薪或者优薪，以达到养廉的目的。其次，延长检察人员的退休年龄，检察工作法律监督的本质属性以及目标决定了检察人员的管理模式应当有别于行政官员，但我国目前是沿用行政管理模式对检察人员实行管理的。我们认为，检察工作的性质和职业特点决定了检察官必须拥有丰富的司法经验、良好的法律政策水平、充满睿智和理性、表现沉稳的职业者群体，而这些必须经过长期的司法实践锻造方能形成。

四、中国法律监督模式的构建与完善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监督制度是由我国国家权力机关的最高法律监督和检察机关的专门法律监督构成的。但是随着社会制度的不断发展变化，以及检察监督进行中存在的问题，中国的法律监督模式有其不足性，需要进一步指出与完善。

（一）中国法律监督模式的不足。我国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制度有其充分的合理性和极大的优越性。但是由于现行的法律监督制度在运行过程中存在机制不完善等问题，直接影响法律监督能力的发挥。第一，侦查监督方面的措施欠缺，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第二，审判监督的方式比较难单一，监督的效能不足。监督方式的单一性导致法律监督的不全面性，无法实行全方位的法律监督；第三，法律监督的空白区比较大，存在不能有效保护的公共利益。如对抽象行政行为的法律监督、对国有资产流失、环境污染、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共开支的滥用等涉及公共利益的民事、行政违法行为，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仍处于缺位状态。

（二）中国法律监督模式的完善。在侦查监督方面，完善检察机关对案件的侦查法律规定。我国的检侦制度分离的模式与西方国家检察机关指挥侦查机关的制度模式不同，检察机关要对公安机关的立案、侦查活动进行法律监督。我国的政治体制决定我国现行的检警关系，不适合检警一体化的模式，检察机关不能对警察机关侦查实现监督的目的和实现指控犯罪的诉讼目的。但是为了实现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作用，应该进一步加强检察机关的介入，实现法律监督的目的。

在审判监督方面，检察院应该具有量刑建议权。我国除了有审判机关的内部监督机制外，同时对审判机关还存在外部监督。检察院行使量刑建议权，对法官的量刑有一定的制约和监督作用。同时行使监督权也是进行抗诉的依据，公诉部门向法院提出量刑的建议后，比如法院的判决与量刑建议差别较大时，可以用量刑的建议作为提出抗诉的理由。

在对违反公共利益方面，检察院应该具有公益诉讼权。为了维护国家的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国家都相应的建立公益诉讼制度，并将公益诉讼权不同程度的赋予检察机关，这一模式已经成为各国的公益立法趋势。中国也应该重视公益诉讼的立法，顺应法律发展的时代潮流，对涉及危害国家、公共利益的重大民事、行政违法行为进行监督，主要包括公害案件、垄断案件、损害消费者权益案件等。

我们既要看到我国检察制度的优越性，与世界上其他国家检察制度基本精神的一致性，也要看到我国检察制度的特殊性以及存在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坚持我国检察制度中合理的价值取向，保证检察机关正确的发展轨道。在推动中国检察改革中，尊重我国的传统文化，立足现实实践，遵循自己的发展规律，坚持自己的法治理念，真正实现我国的检察制度的焕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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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再审检察建议业已成为检察院对民事诉讼生效判决实施法律监督的一种常规方式，其意义体现在矫正了抗诉案件集中于高层级检察院所引发的失衡，使法律监督的结构更趋合理。修订之前的《民事诉讼法》缺乏对再审检察建议的规定，相关立法层次较低，协商性立法以及实践中的协商性法律监督大行其道。法律监督的实效性受到很大影响。2012年《民事诉讼法》的再次修订是再审检察建议实现制度化的良机。立法还应明确规定再审检察建议的启动、制发程序以及再审检察建议的效力等，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严格依法监督也是实现再审检察建议制度化的关键因素之一。

关键词：再审检察建议；抗诉；协商性立法；制度化

中图分类号：DF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074（2012）0501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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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再审检察建议的法律地位

（一）民事检察监督方式的实践演绎

对民事审判活动实施法律监督是人民检察院的基本职能之一。在国家的结构中，检察官作为国家法律的守护者，基于“法律的利益”对于审判权在宪法授权的职能范围内享有、行使法律监督权。1（P419）1982年的《民事诉讼法（试行）》对检察监督进行了原则性的规定，但由于具文缺乏，民事检察监督在实践中形同虚设，无法得到有效开展。1991年《民事诉讼法》的正式颁行标志着民事检察监督步入了一个崭新阶段。该法不仅重申了检察监督原则，“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第14条），而且还对检察机关以抗诉方式进行的审判监督进行了详细规定。监督形式的法定化使民事审判监督原则摆脱了休眠状态而真正进入实务操作。并且，在司法实践中逐渐形成的法律监督方式要比《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丰富得多。检察监督发展至今，检察院对涉及司法工作人员徇私枉法等渎职行为的案件往往可以通过调查核实违法事实、提出纠正违法通知书、建议更换办案人等多种方式进行，而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实施法律监督的方式除抗诉以外还包括了提出再审检察建议。

以抗诉实施检察监督的特点是“以上抗下”，这就意味着只有市级以上人民检察院才有权采用这种方式。再加上部分民事案件由中级以上人民法院进行一审的级别管辖制度以及两审终审的审级制度的影响，抗诉案件必然呈现向省级人民检察院甚至是最高人民检察院汇集的趋势。对于《民事诉讼法》关于抗诉制度的这种设计，需要用辩证的眼光加以看待。一方面，将抗诉权的拥有限定为较高层级的检察院是合理和适当的。这是因为，启动再审程序实际上颠覆了生效判决的既判力，不得不慎重为之。构建审判监督制度，既要及时依法纠错，又要注重维护法律秩序和生活秩序的稳定性，维护法的安定性。2由市级以上检察院行使抗诉权既能够凸显有错必纠的法律监督的基本精神，又契合检察权行使的慎重、谦抑的内在要求，避免再审程序轻易地频繁启动。另一方面，对抗诉制度基于慎重考虑而设计的监督权上移的做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不能视而不见。抗诉制度将基层检察院排除在外，市级检察机关也只能承担少量的案件，级别越高的检察院越不堪重荷，抗诉案件分布呈现出倒三角结构。如果没有配套制度对这种结构进行矫正，法律监督的资源配置就呈现失衡的状态，极不合理，法律监督的实效性也将受到很大影响。而再审检察建议的采用则可以使部分案件回流至较低层级的人民检察院，一定程度矫正了抗诉制度引发的法律监督结构失衡的现象。高级别的检察院更多采用抗诉方式，强制启动再审程序，而低级别的检察院更多或只能采取再审检察建议或提请上级检察院抗诉的方式，还需经过同级法院或者上级检察院二次审查才能决定是否启动再审程序。如此安排使低级别的检察院能够参与民事诉讼法律监督，在充实法律监督力量的同时，又体现了检察监督的慎重以及再审程序启动的慎重，对维系司法权威大有好处。

再审检察建议在民事诉讼法律监督中的引入使检察建议的功能得到扩展。检察机关最初将检察建议引入法律监督和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活动之时，其主要功用在于建议有关单位完善制度，加强内部制约、监督，正确实施法律法规，完善社会管理、服务，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有学者对检察建议给出了如下定义，“检察建议是检察机关在履行检察职能的过程中，针对妨碍检察目的之实现的违法或者不当行为、诉讼活动以及可能再次引发违法犯罪的隐患问题，以书面形式，向特定的被建议对象提出纠正、处理或者改进工作意见的检察行为。”3在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有关司法解释及地方性立法中，检察建议逐渐被规定为检察机关实施法律监督的一种方式。1991年现行《民事诉讼法》颁行之后，“再审检察建议”逐渐成为民事行政再审抗诉的一种替代方式，检察建议的功能也从预防减少违法犯罪扩展至纠正生效判决中的错误。

2001年，再审检察建议制度在全国民行检察系统推广。当年，检察机关提出再审检察建议2 924件。4此后几年再审检察建议的数量连续增加。与抗诉具有强制法院启动再审程序的效力不同的是，再审检察建议如果被人民法院采纳，最终是以人民法院自行启动再审程序的形式出现。有学者如此描述法院愿意采纳再审检察建议的原因：“自行主动纠错”比“在监督下被动纠错”更能保全法院的“面子”，“知错就改”容易博得外在谅解，“被迫改错”容易招致外在愤慨，法院可以把接受再审检察建议而纠正生效裁判的错误当成“政绩”加以宣扬。5与抗诉通过外力强制启动再审程序相比，人民法院往往更愿意接受检察建议自行启动再审。换言之，不具有强制性的再审检察建议如果制度设计合理，也有可能产生较高的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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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刑罚执行监督；体制缺陷；改革策略

刑罚执行是司法活动的最后一道程序，完善的刑罚执行法律监督制度是刑罚执行的基本保证，对于实现刑事诉讼目的具有积极意义；它是人权保护的有利手段，体现了一个国家的人权保护状况，又对惩治腐败、预防腐败、促进严格执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了保障刑罚执行权的实现，我国法律规定检察机关对刑罚执行进行法律监督，但现行监督模式仍然存在着监督乏力、监督体系不健全等弊病。因此，加强和完善我国刑罚执行的检察监督权，充分发挥检察权作为法律监督权的价值，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目前刑罚执行监督体制存在的缺陷

我国《宪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刑事诉讼法》、《监狱法》等法律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也是刑罚执行中的专门监督机关。人民检察院在保障刑罚执行活动的正确实施、维护正常的监管活动和保证行刑公正等方面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但实践中暴露出的问题显示，检察监督功能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各种制约因素对检察监督权起到遏制和削弱作用。体现在：

（一）执行体制不完善，权力配备不合理

由于刑事执行体制没有理顺，多年来一直沿用老的模式，分工不合理所产生的消极因素得不到及时的消除。根据规定，人民法院将罪犯交付执行死刑，应当在交付执行三日前通知同级人民检察院派员临场监督。但实践中检察院对法院口头通知而不是书面通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签发的执行死刑的命令，检察人员一般不能查阅、复印，执行法官只告知该命令的文号，因而监督人员无法对该命令签发的主体、是否在7日内执行等事项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此外，刑罚执行部门较多，监督难以到位。人民检察院在监狱、看守所等部门派有检察室、专门检察院，但是对于罚金刑、死刑执行、管制、拘役、剥夺政治权力、驱逐出境等一些刑罚较难进行有效的监督。

（二）立法不具体，法律监督缺乏可操作性

刑罚执行监督立法过于原则，导致监督工作遇到困难。从实际效果看，检察机关对刑罚执行程序中的权力制约和程序控制作用也相对有限。以死刑执行的监督为例，最高人民检察院2007年1月19日下发的《人民检察院临场监督执行死刑工作规则（试行）》，还是停留在比较原则的规定，体制、操作性方面都没有突破。比如“临场监督”的定位就不够准确，从期望监督实现的效果上看，检察机关对死刑执行监督的范围，应当涵盖执行的全过程，现行法律的“死刑临场监督”改为“死刑执行监督”更为准确。正是由于法律规定的不明确性，导致检察机关的监督局限于临场的，而不是全程的，对于罪犯被执行死刑以后是否存在违法行为难以监督，影响了监督效果，不利于发现问题。

（三）监督的技术性不成熟

相比诉讼中的监督，刑罚执行检察监督的技术性不够成熟，检察监督的模式没有形成一整套完备、有效的体系，各种监督方式和途径还停留在摸索阶段。比如在监狱的日常监督工作中，检察人员应该做什么，怎么做，做到什么程度没有统一的标准。又如在当前刑事执行社会化改革的形势下，减刑、假释数量势必增加，社区矫正工作逐步扩大化，越来越多的罪犯被放到社会上矫正，监外罪犯脱漏管问题日益凸显。因此，执行检察监督如何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是必须应对的问题。

（四）监督者的主观能动性有时难以保证

有些检察机关对执行监督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认识不足、重视不够，遇到阻力后不愿监督。有些检察机关对刑罚执行不敢监督、不善监督，为了与法院处好工作关系，对于出现的问题没有及时地提出监督意见。有些派驻检察人员工作流于形式，停于表面，不深入调查，没有及时发现执行违法行为。有些派驻检察干部常年同监狱民警一起生活工作，工作职能上容易出现被“同化”的现象。

二、完善我国刑罚执行监督体制的思考

(一)加快刑罚执行监督的理念更新

从制度设置上看,刑罚执行监督制度体现了检察权对刑罚执行权的法律控制,具有制约权力、保障人权及维护刑罚目的实现的功能。[2]刑罚执行监督是确保实现公平正义的重要方式,检察机关要把刑罚执行监督作为贯彻落实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重要内容,以维护刑罚执行活动的合法、有序为核心,不断加强和完善监督工作,促进我国刑罚执行活动摆脱传统犯罪控制论及刑罚报应主义的影响,破除“单纯强化惩罚就是严格执法”的误区,促进刑罚执行向“突出教育改造”转变,使刑罚执行活动从重行政手段、轻法律手段向以法律手段为主、行政手段为辅转变。

（二）完善刑事执行监督的立法

从刑事法律体系来看，包括刑事实体法、刑事程序法、刑事执行法，对前两者我国法律都有明确详尽的规定，但目前我国没有刑事执行法，它的主要内容包含在刑法和刑诉法中，而刑法、刑诉法没有对检察机关刑罚执行监督做出具体规定，由此也给刑事执行监督带来了困难。刑罚主体多元化，也给监督工作造成不便，司法机关中，除检察机关没有刑罚执行权，其它都有刑罚执行权。作为监所检察来说，通常是以检察建议来行使监督权，而执行机关不一定接受检察建议，由此可能引发再犯罪案件，同时给维护社会稳定、保护人犯合法权利、保障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带来不利因素。因此，加强刑罚执行监督，关键还是仰赖于法律的完善，因为监督必须是法律监督。加强刑事执行立法，从法律上提高刑事执行的地位，细化刑事执行的程序及相应的各项措施，将执行的有关规定集中化和具体化，以增强可操作性，彻底克服刑事执行规定的过于简单、原则、操作性不强等问题。

（三）加强监所检察派驻机构建设

一方面要结合地方检察机关的机构改革，推动监所检察派驻机构改革，理顺内外部关系；另一方面要结合监所布局调整，相应整合监所检察派驻机构，有针对性地合并、撤销、新建派出检察院和派驻检察室。另外，还要推行监所检察派驻机构规范化的达标及等级评定标准，提升软硬件水平。集中财力物力推行微机联网动态监督。要充分利用现代化的科技手段，实行监管机关与派驻检察机构的微机联网，各负其责，加快信息交流，实现对执行刑罚、监管活动的动态管理和动态监督。

(四)构建完善高效有序的监督体系

一个完整的法律运行机制,不但应当涵括细致的立法和高效的司法,当然还包括健全的法律监督。加强刑罚执行的法律监督,除了从理念、立法、功能、机制上完善之外,还必须依赖于一个高效有序的监督体系。

三、结语

刑罚的执行直接关乎审判结果的落实,关乎公平正义的实现。对刑罚执行的监督乃是保障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我国法律监督机制在很大程度上还只能仅仅依赖于宪法赋予其检察监督权的人民检察院，刑罚执行监督体制尚处于探索和组建阶段，实践中还有许多问题亟需解决，因此逐步完善未来的法律监督机制，真正使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得以实现，依然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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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机关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既是宪法赋予检察机关的职权，也是我国行政诉讼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之一。现行《行政诉讼法》运作已逾20年，行政诉讼法的制定和实施，对于中国社会从人治向法治转型，从公权力行使不受制约向受法律制约转型，从民不能告官，人权无司法救济向民可以依法告官，人权受法律保障转型起了奠定制度基础和开辟行进道路的作用。但是，由于行政诉讼法制定之时，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尚未正式确立，法治和人权尚未入宪。时代的局限使该法当时确立的规则、制度存在诸多缺陷和不足，从二十多年的行政检察实践来看，检察机关的行政诉讼监督职能并未得到有效发挥，存在申诉案件匮乏、监督效果有限等问题。这些问题与法律的规定过于原则、监督依据不完备有很大关系，行政检察权在行政诉讼中的职能定位、权利辩解的不明确也是重要原因。

一、我国行政诉讼法检察监督的立法缺陷

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第10条、第64条分别规定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地位和抗诉权。仅笼统地规定检察机关有权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且仅规定了抗诉一种手段，对行政诉讼监督的范围、方式、手段等方面均无明确的立法规定。立法的局限性使行政检察监督工作因缺乏依据而无法发挥应有作用。

（一）行政检察监督与行政诉讼检察监督的概念区分

行政检察监督包括行政诉讼检察监督和行政执法活动的检察监督，指的是检察机关依法对行政诉讼活动和特定的行政行为实施的法律监督。

《行政诉讼法》总则第10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对检察机关应该在行政诉讼哪些具体方面实施监督，则存在分歧意见。在分则第64条“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将行政诉讼检察监督的对象限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在监督方式上仅限于抗诉一种手段，而忽视了检察机关对行政诉讼全过程的监督，与对整个行政诉讼制度的监督原则相违背，影响了行政诉讼检察监督职能的发挥。

（二）监督范围狭窄

《行政诉讼法》第64条将行政诉讼检察监督的范围局限于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裁定，而对行政诉讼过程中的其他程序是否具有检察监督权没有明确规定，未将整个诉讼过程、审判人员在审判程序中的违法行为等纳入行政诉讼检察监督的范围，影响了行政诉讼检察监督的全面性。

（三）监督方式单一

检察监督方式是行使行政诉讼检察监督权的重要保障，《行政诉讼法》第64条对行政诉讼仅规定了抗诉一种检察监督方式，未涉及其他监督方式，这种事后性的监督方式使得检察机关成为行政案件立案和审理活动的局外人，由于检察机关没有阅卷权和参与庭审的权利，对行政案件的了解只限于当事人的事后举报，不可能掌握案件的全部情况，无从监督；同时，在事后进行抗诉，由于各种证据材料都可能已经发生变化，抗诉的难度大大增加，使抗诉权“名存实亡”。影响了检察机关对行政诉讼活动监督的效果。检察机关虽然以检察建议、再审检察建议、纠正违法等方式进行监督，但是因缺乏法律依据，难以发挥实质效能。

（四）行政公诉制度的缺失

行政机关从事行政管理的过程，是将国家法律、法规付诸事实的过程，其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侵害公共利益，就构成了对法律、法规的破坏。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代表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检察机关通过自身行为维护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是其基本职责，因此，在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时，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提讼符合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定位。但在实践中，检察机关作为原告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缺少法律的有力支撑。

二、在行政诉讼法修改中完善检察监督的探讨

完善我国检察机关对行政诉讼实施法律监督的路径和方法，不仅要考虑我国宪法对检察机关的定位，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更要从我国行政诉讼的实际出发，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行政诉讼检察监督路径和方法。

（一）扩大监督范围

现行《行政诉讼法》将检察院在行政诉讼中的活动限制在监督审判活动上，意味着检察机关只对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进行监督，同时现行行政诉讼法第64条也将检察院的审判监督活动局限于事后监督，即只有人民法院作出生效的判决或裁定后，人民检察院发现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而对于诉讼活动中出现的违法活动却只能望而兴叹。因此，行政诉讼法修改应将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对象主体范围扩大到所有参与诉讼活动的人，并对诉讼活动实施同步监督，实施监督的判断标准当然应该是诉讼活动是否合法、适当。基于此，原则上对于所有诉讼参与人的所有诉讼活动，如果存在违法情形，人民检察院皆可以实施法律监督。

（二）完善监督方式

在立法上明确检察建议、检察意见和纠正违法通知书的适用范围和法律后果，增强监督效果。在司法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检察意见、检察建议和纠正违法通知书等几种监督方法由于在立法上没有明确，因而在实践中被监督者往往对此置之不理，既影响了监督的效果，也影响了检察机关的威信。这三种非抗诉监督方式如果运用的好，与再审抗诉的监督方式可以起到补充的作用，有利于提高监督的效率和效果。因此，有必要在立法上进一步明确检察建议、检察意见和纠正违法通知书的适用范围和法律后果，一方面由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作出司法解释，另一方面，从长远的角度，应当以立法的形式肯定这三种监督方式，并明确其适用范围和法律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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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前基层民行检察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程序立法不够完善

1、审判人员违法行为缺乏认定标准

民诉法和修改后行诉法规定对审判人员违法行为予以检察监督，但是既没有明确违法行为的内涵，也没有列举具体形式，之前的司法解释中规定的渎职行为要求是严重违反法律规定，与民诉法、行诉法法条中审判人员违法行为并非同一概念，导致民行检察部门无法在监督实践中准确认定审判人员违法行为。同时概念的模糊，也使得检法两家对于审判人员违法行为监督各持己见，阻碍监督工作的正常开展。法律规定的较为原则，可操作性不强，导致实践中监督线索发现难，检察机关介入难，违法情形查证难等问题。

2、法律关于执行检察监督的规定较为原则。民诉法及高检院的监督规则都明确赋予了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法律监督的权力，但通过两年的实践表明，检察机关在执行监督方面仍然存在执行监督的范围不清的问题。民诉法只有第235条一句话原则性规定，两高的执行监督试点办法规定的范围狭窄，不具有监督性，高检的监督规则关于“执行监督”只有3条，只字未提监督范围，究竟哪些执行活动可以纳入检察监督范围，实践中非常困惑，难以有效开展监督。

3、法律未明确调查核实权行使的程序保障措施

程序性是法律监督权的基本属性，法律监督的权威性应体现在它必然引起一定程序，以及被监督者必须做出法律规定的反应，否则就改变了法律监督权的本质。虽然修改后的民诉法赋予了检察机关调查核实权，但是由于法条规定的较为原则，并未对调查核实权行使的范围和方式等具体程序方面作出必要的细化，没有给予调查核实权规范行使的规则保障，造成实践中操作随意性较大和权力行使不畅的问题。民诉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并没有明确调查核实权的程序保障措施，更没有赋予民行检察部门对于不配合调查核实的公民和单位的相应的处罚措施，不利于民行检察监督职能的顺利实现。

4、缺乏行使监督权所必需的刚性手段。

现行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虽然明确规定了民行检察监督有抗诉和检察建议两种方式，但没有赋予检察机关行使民事行政诉讼监督权的法定手段。监督手段是监督方式实现的必要保障和支撑。法律监督权不应是抽象的，而应是具体的、现实的、可操作的，必须有配套的具体手段，否则，监督权就会成为空中楼阁，就无从操作、无从实现。

5、审判机关接受检察监督义务的虚化

监督与被监督是相伴而生的。对于监督者而言，监督是一种权力，而对于被监督者而言，接受监督就成了一项义务。检察机关的监督权力与被监督者的义务是一种对应关系。权力的实现以被监督者的义务明确和主动履行义务为条件。被监督者义务不明，是现行民事行政法律监督制度立法的结构性缺陷。民诉法和行诉法都明确了检察机关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权，但是关于审判机关接受监督的义务没有明确化、法定化和程序化，没有规定人民检察院进行法律监督时，审判机关接受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义务和不接受监督产生的法律后果。现行民诉法和行诉法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规定都是授权性的，只是规定检察机关“可以”“有权”如何，而没有规定人民法院作为接受监督的对象“应当”如何以及不接受法律监督将要面临的制裁。这在很大程度上使法律监督权的行使流于形式，缺乏权威性和有效性。

（二）监督能力亟需提升

1、基层民行检察队伍的整体素质有待提高。任何工作都要靠有能力、想干事的人来完成。检察人员承担着法律监督的重任，自身执法，又要监督他人执法，没有过硬的本领是难以做好本职工作的。就当前基层民行检察民行队伍状况来看，有的民事法律知识基础薄弱，理论水平较低，业务知识面狭窄，工作能力有限，平时又不注重学习，有时疲于应付日常工作，工作要创新发展难度很大。

2、事多人少矛盾较为突出。民行检察监督范围广、法律法规多，基层民行检察人员整体偏少，工作任务重，工作压力大，监督力量不适应监督任务的需要。

3、履行新增职能的水平需要提高。民事诉讼法修改实施后，民事执行、审判程序监督案件不断上升，但熟悉了解新增职能的专业人才缺乏，部分基层民行检察人员存在畏难情绪和等靠思想，不敢监督、不愿监督、不会监督现象一定程度存在。

4、少数民行检察人员规范执法意识不强。少数基层民行检察人员规范执法意识不强，对办案流程和办案要求不熟悉，有些监督案件办理不规范，影响了监督效果。

（三）基层基础不够扎实

少数基层检察院领导受传统重刑轻民思想影响，没有将民行检察工作摆在重要位置，重视不够，支持不足。基层检察院民行检察队伍中，年龄结构不合理、业务骨干流动过快等问题仍较突出，监督职能难以有效履行。民行检察宣传等基础工作仍显不足，多数地方对民行检察职能和修改后民事诉讼法的宣传力度不够，民事检察监督职责特别是审判程序监督、执行监督职责的社会认知度较低，申请检察机关监督的案件数量相对偏少，许多基层检察院存在案源不足问题。

（四）执行监督存在重数量轻质量的问题

突出表现为“三多三少”现象，即查文书送达、不依法受理等一般程序性违法事项多，查实质性违法事项少；对事监督多，对执行人员违法行为监督少；对材料审查多，深入调查核实违法行为少。

（五）息诉工作难度较大

不少当事人对检察监督期望过高，一旦检察机关不支持监督申请，或者检察机关提出监督意见但法院未采纳，容易缠访闹访，或向其他机关。有些申请人坚持要求上级检察院办理其监督申请案件，对检察机关同级受理规定及交办、转办等案件流转机制不理解、不配合，部分申请人反映激烈，息诉压力大。在这种情势下，如何疏导当事人的情绪，化解当事人之间的矛盾，是当前基层民行检察工作必须探讨的课题。

二、加强和改进基层民行检察工作的对策

（一）强化学习，更新观念，提高监督能力

1、加强业务学习，提高队伍素质。加大对基层民行检察人员的教育培训力度，切实学习法律业务知识；大力倡导学习风气，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让民行干警把学习化作长期坚持的自觉行动，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提高检察监督的实战能力。要积极开展调查研究，对监督工作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认真研究，不断总结提高。

2、顺应改革形势，更新监督理念。坚持加强法律监督、维护司法公正的要求，全面强化对民事行政诉讼活动的监督。认真学习贯彻修改后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继续抓好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深入推进民事行政检察工作科学发展的意见》的落实工作，切实转变“重刑轻民”思想，牢固树立服务大局和多元化监督理念，做到敢于监督、善于监督、依法监督、规范监督，充分发挥基层民行检察监督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3、采取多种方式，提高监督能力。通过充实、调整、引进等方式把熟悉民商法并具有司法实践经验的人员安排到基层民行检察部门工作，保持基层民行检察队伍特别是业务骨干的相对稳定，探索遴选熟悉民事执行和民事审判工作的人员充实民行检察队伍。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岗位练兵和业务竞赛活动，推动队伍专业化建设。更加重视对基层民行检察人员的教育培训和调研指导，不断提高基层监督能力，充分发挥基层职能作用。

（二）完善立法，建立民行检察工作机制

1、完善民行检察监督立法，增强可操作性。建议从法律上明确规定检察机关监督民事行政诉讼的具体范围、监督手段和具体措施；应明确规定人民法院接受检察监督的法定义务和消极接受监督的法律后果，以增强检察监督的可操作性。

2、完善调查核实权行使的保障机制。进一步完善检察调查核实权的相关立法。一是明确规定被调查单位和个人的配合义务。检察机关因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需要向相关单位或个人借阅、调取相关材料或者询问有关事项的，被调查对象应及时提供有关材料和信息，不得推诿拒绝。二是应赋予检察机关对妨碍调查核实行为的责任追究权。为了确保民行法律监督调查核实权落到实处，使违法行为人受到惩戒，应赋予检察机关违法责任追究权，可以规定被监督对象无正当理由拒绝配合调查核实的法律责任。三是应规定检察机关违法行使调查核实权所取得证据不具有证明效力，防止检察权的滥用。

3、应明确检察建议的法律效力。为保障检察建议监督实效，建议推进立法完善，从法律上规范检察建议，赋予其较为刚性的保障措施，规定检察机关经调查核实确认的审判人员违法行为而发出的检察建议，同级法院必须在法定的时限内予以落实和回复，否则就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同时，应积极推动检察建议立法，设立专门的《检察建议法》，明确检察建议的形式，细化种类，确定效力，促进检察建议的完善。

4、建立统一的内外多重联动的化解矛盾机制。一是在基层检察机关内部建立民行、控申、预防、案管等部门一体化的化解矛盾纠纷机制，全力化解社会矛盾。二是加强与法院的沟通协调，就民行案件中的相关问题互通情况，会签共同化解纠纷的有关文件，建立化解矛盾的长效机制。三是针对办理民行监督案件中发现的可能引发矛盾的不稳定因素，引导有关单位提前防控，堵漏建制，及时处置，防患于未然。

（三）强化民行检察职能宣传，提升社会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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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社区矫正 法律监督 法律完善

社区矫正不同于监狱矫正，是指由社区矫正组织依法对法院和其他矫正机关裁判为非监禁刑及监禁刑替代措施的罪犯予以在社区中行刑与矫正互动的总称，具有社会化、人道化、个别化等特点。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和司法部颁发了《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正式拉开了我国社区矫正工作的序幕。试点工作确定在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和山东开展。2005年扩大到18个省（区、市）；2009年《关于在全国试行社区矫正的意见》正是拉开社区矫正工作在全国开展的序幕。社区矫正体现了法律无情中的人道，对于犯罪分子的教育大于惩治，这既是司法制度上的创新，同时又是司法理念上的进步。但在施行过程中，仍存在很多的问题，由于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和工作主体不同，法律监督问题更为突出。

一、社区矫正的法律监督问题

首先是社区矫正的法律法规不健全。我国并没有一部统率和指导社区矫正互动乃至整个刑罚执行的，与《刑事诉讼法》、《刑罚》相互协调和衔接的社区矫正法，而且目前的《刑罚》和《刑事诉讼法》关于社区矫正的条文并不具有实际可操作性。而相关的法律监督更缺乏具体规定。《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中虽然规定“人民检察院要加强法律监督，完善刑罚执行监督程序，保证社区矫正工作依法、公正地进行。人民检察院依据职权参与社区矫正”，但缺乏具体的实施细则和强有力的保障，使得检察院的监督工作难以落实。

其次是社区矫正的法律监督体制机制不健全。除了国家赋予的检察机关具有监督权之外，其他形式的监督甚少。还有就是社区矫正工作者对社区矫正人员进行的评估，这种形式只能算是汇报形式的检查，并不能进行全程动态的监督。所以对于社区矫正的监督形式单一，监督的体制机制并没有健全。

再次是检察机关监督的力不从心。其一社区矫正的双主体导致监督的困难。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是公安机关，但是实际的工作主体却是社会工作者，如社会工作机构的工作人员。检察机关作为监督机构，对实施社区矫正的主体进行监督，意味着可能面临双主体监督导致责任不清。其二监督的力度不够，缺乏强制力。检察机关的监督形式属于事后监督，其监督的效果不佳，缺乏强制力的监督约束。

二、社区矫正的监督机制的构建

社区矫正来源于西方国家，其实质属于社会工作的范畴，是社会工作与司法相结合的人性化设置。社会工作在我国的发展并不完善，我国的社会工作者存在数量不多，专业技能不强等问题；我国的社会工作机构的发展也存在机构数量不多，发展依赖性强，机构建设不健全，机构工作者素质不高等问题。社区矫正的工作人员必须是取得专业技能的社会工作者，所以无论是社会工作在中国本土化的进程短暂，还是社区矫正在中国引进时间不长等原因，都会对社区矫正工作产生影响。最为一种亟待发展的新事物，社区矫正需要社会各方面投入精力共同构建。

建立社区矫正的监督机制需要把握三大原则：检察机关监督为主，第三机构评估为辅，公安机关负责。在司法体系中检察机关作为主要的监督机关是社区矫正工作的主要监督机构，并且对社区矫正工作负有全程的监督责任。但是因为社区矫正工作是社会工作和司法工作的结合，拥有社会工作者和公安机关的双主体，所以在监督过程中全程依靠检察机关的监督并不现实，毕竟检察机关的工作事项很多，而人力物力有限。所以可以参考社会工作机构其他的监督形式，即第三方评估机构的评估作为辅助监督。也就是检察机关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委托第三方评估机构对社区矫正进行事前和事中的监督。

三、社区矫正监督机制完善的路径选择

按照三大原则进行社区矫正监督机制的建构，需要建立健全社区矫正监督的法律法规，明细政府购买的相关权限，健全完善的检察机制。

建立健全社区矫正的监督机制最主要的就是建设完善的法律依据。我国正在深入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法治时代，需要完善的法律作为依据才能够有法可依、有法可循、违法必究、执法必严。在建立社区矫正的监督法律法规时，需要明确相关的具体明细，做到可操作性强，明确各方的行为权限。

无论是检察机关通过政府购买委托第三方监督机构进行评估，还是公安机关通过政府购买委托社会工作机构进行社区矫正，都需要完善相关的政府购买明细。其中最主要的是政府购买的相关责任和权利，以厘清各方主体的行为权限和行为的合法性。

建立健全社区矫正的监督机制最主要的就是完善检察机制。检察机关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评估，并不意味着社区矫正的事前、事中可以不作为。检察机关还应该建立定期的检察制度。对社区矫正的第三方评估机构、社会工作者和公安机关进行定期的检察以监督社区矫正工作的顺利进行。同时检察机关还要建立不定期的检察制度。对社区矫正的过程要会同专业人员进行不定期的检察，以确保社区矫正工作能够健康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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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检察机关落实执法为民理念的重要性

(一)检察机关落实执法为民理念有利于促进民主政治的发展和完善。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政治文明包含着司法领域的文明,因此在检察领域张扬为民精神,实现司法公正,对我国政治文明的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

(二)检察机关落实执法为民理念有利于树立法律威严而良好的形象。检察机关牢固树立执法为民理念,正确履行法律监督职责,贯彻司法公正,人们就可以从法律的公正实践中,判断和认识法律准允的行为范围,从而约束自身的行为使之符合法律。

(三)检察机关落实执法为民理念有利于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市场经济即法治经济,市场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依靠法律规则的调整。检察机关树立并践行执法为民理念,肃清市场领域的商业贿赂等不法行为,有利于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的秩序和法律规定的既得利益。同时,检察机关树立执法为民理念,公正执法使得不法市场主体因其不法行为受到惩罚而调整自己的经营策略,良性的市场运行规则就能够建立起来,社会经济秩序就可以得到很好地维护和发展。

二、检察机关落实执法为民理念的途径

(一)坚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确实维护人民利益的原则

在我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依法所享有的检察权是人民赋予的,因此,在检察工作中,检察机关务必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检察机关必须时刻关注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针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形势和社会矛盾的特点,发挥法律监督职能作用,追诉和纠正侵犯人民群众利益的违法犯罪行为,充分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和公民的合法权益。从思想上解决“为谁执法”和“怎样执法”的问题,是检察机关和检察人员树立正确执法观念的基础和根本。检察机关落实执法为民理念就要坚持执法为民,紧紧依靠人民,维护人民权益,要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始终坚持检察工作的人民性。检察机关要坚持检察工作的人民性与尊重人民主体地位的一致性,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谋划检察工作,按照人民的新要求、新期待改进检察工作,使检察工作真正符合民情,反映民意,集中民智,保阵民生。

(二) 满足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以抓住人民的关注点作为工作的着力点

社会治安与腐败问题、司法不公与执行难问题一直是人民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检察机关应充分发挥立案监督、侦查监督、公诉等职能，依法及时、准确、有力地打击各类刑事犯罪，特别是严重影响人民群众生活安全感的黑恶势力犯罪、严重暴力犯罪、多发财犯罪。保护人民群众的人身、财产安全。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满意度，为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应充分发挥反贪、反渎等侦查职能，下大力气打击和查办、权钱交易、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侵权渎职和涉及民生的犯罪案件，突出查办农业、教育、就业、医疗、社保、征地拆迁、抢险救灾等领域发生的职务犯罪，依法追究涉及民生问题的严重违法侵权渎职行为，切实保护人民的生存权、环境权、发展权，促进党和国家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各项政策措施落到实处，进而促进民生问题的改善和解决。应充分发挥刑事、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职能作用，重点对滥用强制措施、刑讯逼供、超期羁押、体罚虐待被羁押人员、枉法裁判、错误执行等违反实体法律和程序法律的行为进行严格的法律监督。

（三）坚持强化法律监督职能，在执法为民上实现新突破

1、必须准确合理地履行法律监督职能

法律监督要体现合法性，既不能因监督不力造成失职，也不能因监督过度造成越权，要用好现有法律监督手段，贯彻依法监督原则，用法律指导、约束自己的行为，使法律监督的实现基于合法的前提下，否则监督会变得不被人民群众信赖和认可，没有社会公信力。因而对于违反法律规定的检察工作行为应当严肃禁止，对于一些延伸检察权的措施应当保持谨慎。法律监督要体现准确性，力求做出科学、正确的监督结论。提高监督的效率和质量，注意充分发挥监督所具有的或应发挥出的效能。

2、必须突出法律监督的重点

检察机关要真正把功夫下在监督上，突出法律监督重点，真正做到敢于监督，善于监督。进一步加大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力度，通过从严查处，取缔非法收入，督促公职人员依法、公正、廉洁履职，让人民群众在公正的执法和司法中感受到社会公平正义。进一步加大刑事检控和刑事诉讼监督力度，通过

认真开展审查批捕、等刑事检控工作，严厉打击各种严重

刑事犯罪，伸张和维护社会正义。通过切实加强刑事立案监

督、侦查监督，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有案不立、有罪

不究、以罚代刑以及违法办案、插手经济纠纷等突出问题，着

力纠正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等非法侦查手段以及非法使用侦

查强制措施等违法行为。通过切实加强刑事审判监督，着力

纠正枉法裁判等问题。通过切实加强刑罚执行监督，着力解

决减刑、假释和其他暂予监外执行中的各种突出问题。进一

步加大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力度，通过重点抓好抗诉监督，努力

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民事行政审判不公的问题。通过强

化对民事行政执行活动的监督，有效遏制执行人员

或怠于行使职权造成之“执行乱”，切实维护当事人的胜诉权

益，从而缓解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执行难”问题。通过积极

运用侦查权查处民商事审判中办“金钱案”的问题，维护司法

公正，维护司法权威。

3、必须做到公正严格执法

公正执法、严格执法是检察机关赢得人民群众信任的基

础和前提。检察人员必须自觉抵御权力、关系、人情等各种因

素的影响和干扰，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把每一起案件的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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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机关对刑事案件的法律监督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即：刑事立案监督、刑事侦查监督、刑事审判监督、刑事执行监督。从这四个方面来看，我国检察机关对刑事案件有着较全面、较广泛的监督权，这是保证司法公正的前提，对维护法律的统一实施，保护公民合法权益，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起着重要作用。

法律监督理论是列宁在苏联建立社会主义法制的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列宁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应该统一；为了维护法律的统一，必须有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法律监督机关与行政权、审判权分离，独立行使职权；列宁关于法律监督的理论是列宁关于国家和法律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制建设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列宁的这一理论结合我国法制的指导原则以及实践经验可以给法律监督下这样的一个定义：法律监督是指有法定的机关对遵守和执行法律的情况实行的国家监督。

《宪法》第129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第131条又规定：“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由此可见，人们检察院是我国唯一的法律监督机关，是唯一的法律监督主体。

至于其他国家对于刑事法律监督的规定及我国检察机关法律监督中的指导思想、工作原则、组织机构等，限于作者能力，不再一一论述，现仅就我国检察机关刑事法律监督的四个环节及其现状，谈谈个人看法：

一、刑事立案监督

刑事立案监督，是检察机关对刑事立案主体的立案行为是否合法实施的法律监督，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职能，也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一种特别程序。

立案，是刑事诉讼活动的开始，它是发现犯罪，纠举犯罪，进而处罚犯罪的一道最初的、必经的程序，是保护国家和公民的合法权益，同违法犯罪活动做斗争的第一步骤，能否把握好这一程序，是能否准确、及时地打击犯罪的关键。在立案这一程序中，公安机关起着重要作用，为了保证立案权的有效行使，《刑事诉讼法》规定由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的立案活动进行监督，该法第87条作出了明确具体的规定，为检察机关实施立案监督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依据，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立案监督案件的受理

根据1976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下发的《关于贯彻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检察机关立案监督的线索来源主要有：（1）在审查批准逮捕工作中发现的。（2）在审查起诉工作中发现的。(3)被害人提出控告的。（4）党委、人大等有关部门提出的。

（二）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的理由

人民检察院发现的公安机关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经审查认为符合立案条件，需要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理由的，由承办人审查意见，经部门负责人审核后，报检察长批准。对于被害人认为公安机关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的，人民检察院在进行审查和必要调查的同时，应当报检察长批准，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的理由，应当书面通知公安机关。

有的观点进一步指出，被害人认为公安机关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的理由。这里“应当”，不是“可以”或“认为需要”，因此对此类案件，人民检察院受理后，必须要求公安机关说明的不立案理由审查意见，通知被害人。这既是法律规定的要求，也是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的要求。

（三）通知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如果认为公安机关的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所谓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是指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已经触犯了我国刑法，构成犯罪且不具备法律规定的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若犯罪嫌疑人的行为不属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的情形，则公安机关的不立案理由就不能成立。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通知公安机关立案。

人民检察院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应当由检察长决定。对于重大、复杂的案件，由检察长提交检察委员会决定。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应发出《通知立案书》，并将有关材料同时移送公安机关。公安机关收到《通知立案书》后，应当在15日内决定立案，并将立案决定书送达人民检察院。

对于被害人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的，人民检察院在通知公安机关立案时，应当同时填写《不立案理由审查意见书》，把通知公安机关立案的结果通知被害人。如果公安机关说明的不立案理由成立，也应当填写《不立案理由审查意见书》，把同意公安机关不立案理由情况通知被害人。

（四）审查决定直接立案侦查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8条第2款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于属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重大犯罪案件，需要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经省级以上人民检察院决定，可以直接立案侦查。人民检察院通过这种方式对一些个案行使侦查权、追诉权，并不是包揽其他侦查机关的侦查权，而是通过这种方式加强执法监督，维护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

（五）刑事立案的现状

在充分肯定我国刑事诉讼法确立的立案监督制度的意义及其科学性、合理性的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其中的一些不尽善之处，主要是：

1.立案监督的对象不全面。《刑事诉讼法》第87条的规定，是检察机关实施立案监督的直接法律依据。从本条的内容不难看出，公安机关是立案监督的唯一对象。在我国刑事诉讼中，除了公安机关可作为刑事立案的主体外，检察机关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贪污受贿犯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渎职侵权犯罪有立案权，人民法院对自诉案件，公诉转自诉案件有立案权，可见，除公安机关外，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也是刑事立案的主体，把立案监督的对象仅限于公安机关，则是不全面的。

2.立案监督的范围狭窄。根据《刑事诉讼法》第87条的规定，立案监督的范围仅限于对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消极立案行为进行监督，在司法实践中，大量存在不破不立，破而不立，先侦后立，立而不侦，立了又撤等立案不实的情况，没有纳入监督的范围。另外，忽视了对不应当立案而立案这种积极立案行为的监督，事实上，这种情况中违法现象也大量存在，特别是报复陷害的徇私舞弊、非法插手经济纠纷等，不少是通过积极立案表现的，其危害与消极立案中的违法行为造成的危害同样巨大。

3.缺乏有效的立案监督的手段，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机关发现立案活动中有违法现象，只有权建议或通知有关机关予以纠正，没有实际处分的权力，这就使检察机关的监督缺乏强制性、有效性，势必影响纠正违法措施的实际效果。

二、刑事侦查监督

刑事侦查监督，是指人民检察院对刑事侦查机关侦查刑事案件进行的监督。

侦查，是提起诉讼和审判的基础，是预防犯罪，打击犯罪的有力手段。由于侦查行为的特殊性，对其进行严格的法律监督也是必需的。我国法律将对公安机关的侦查监督权授予人民检察院，检察院的监督主要通过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以及对侦查活动过程的监督等几个途径实现。

（一）审查批捕

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认为需要逮捕犯罪嫌疑人时，必须经过人民检察院的批准。将审查批捕的权利交给人民检察院，是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实施法律监督的重要途径。

检察机关在收到提请批准逮捕书和相关的案卷材料后，应迅速、及时地对案卷材料进行全面、认真的审查。审查的主要内容包括：（1）是否有证据证明犯罪事实。（2）是否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3）犯罪嫌疑人是否有逮捕的必要。审查批捕的案件，检察机关应当指定专人负责，所指定的检察官就案件情况进行审查后，提出审查意见，报检察长决定。重大、疑难案件，要有检察委员会集体讨论，经审查后，人民检察院应根据不同情况作出处理意见：认为符合逮捕条件的，由检察长作出批准逮捕的决定，交承办检察官制作批捕逮捕决定书，连同案卷材料一起送交公安机关，执行逮捕；认为不符合逮捕条件的，应当制作不批准逮捕决定书，说明不批准逮捕的理由，发回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在接到不批准逮捕通知后，必须立即释放犯罪嫌疑人，并且将执行情况及时通知检察院。对于需要继续侦查的，在发出决定书时，一并予以说明。

（二）审查起诉

刑事案件侦查终结后，如果需要提起公诉、进入审判程序，则交有人民检察院进行审查，审查起诉是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侦查行为进行法律监督的又一重要途径。

公安机关在将案件移交检察机关予以起诉时，需要同时移交案件卷宗材料，人民检察院在接到移送的材料后，应当在法定期限内对案件进行全面审查，以作出决定。起诉审查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1）犯罪事实，情节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犯罪性质和罪名的认定是否正确；（2）有无遗漏罪行和其他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人；（3）是否属于不应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4）有无附带民事诉讼；（5）侦查活动是否合法。

对移交起诉的案件，检察机关经审查后，分别情形作出以下处理：（1）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起诉决定，按照审判管辖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对于下列情形，应当作出不起诉的决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时犯罪的；犯罪已过诉讼失效期限的；经特赦令免除刑罚的；依照刑法告诉才处理的犯罪，没有告诉或者撤回告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免除刑罚的。

（三）对侦查活动的监督

审查批捕、审查起诉是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侦查活动的主要监督方式，除此以外，检察机关还可以在公安机关侦查活动进行中或者之后，对侦查活动的合法性进行法律监督，这一监督贯彻于侦查活动的全过程，包括公安机关实施各种侦查措施收集证据，采取强制措施缉拿犯罪嫌疑人等，其监督的方式主要是通过直接参与对重大案件侦查，补充侦查，接受人民来信来访等方式进行。

对于发现的侦查过程中的违法行为，应当分别情况予以纠正。对于一般的违法行为，可以口头提出纠正意见，或者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要求公安机关纠正违法行为。在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的同时，可以建议有关机关给予相关责任人以必要的纪律处分。如果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则应依法立案，追究相关责任人的刑事责任。

（四）刑事侦查监督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检察机关通过刑事侦查监督权，对维护法律、法令的统一正确实施，维护刑事诉讼中的法制原则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其在司法实践中表现出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有打不开情面现象。总认为公检法三家经常打交道，低头不见抬头见，因此对于一些违法现象纠正力度不够，常常以口头协商为主，书面纠正为辅，这就无法使公、法两家对自己的违法行为引起高度重视。

2.监督方法滞后，致使一部分案件在某个环节超期审理，对于退补或者是起诉到法院的案件，常有超期审理现象。由于各种原因且大部分是客观原因，如犯罪嫌疑人年龄是否满18岁的证明，远在外地，无法及时取得，使检察机关的纠正效果不是很好。

3.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后，公安机关不理不睬，检察机关由于没有实际处分权，致使纠正行为没有强制性，只能继续发“纠正违法通知书”或报请上一级检察机关。

三、刑事审判监督

刑事审判监督是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的法庭审判活动是否符合法律程序，所作的刑事判决，裁定是否正确，所进行的法律监督，是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职能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的重要体现，是我国检察制度的重要特色之一。

刑事诉讼第169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审理案件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5条第4项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法律的实施负有特殊的责任。一方面，代表国家对公民犯罪实行法律监督，行使公诉权；另一方面对人民法院的审判进行监督，行使刑事审判监督权，刑事审判监督既包括对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程序是否合法的监督，即对“过程”的监督，也包括对法院的刑事判决、裁定是否正确的监督，即对结果的监督。

（一）刑事审判监督的内容

刑事审判监督的内容按其监督方式可分为三类：上诉程序抗诉监督、审判监督程序抗诉监督、刑事审判活动监督。

(1)上诉程序抗诉监督

抗诉，使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要求重新审理的一种诉讼活动，也是审判监督的一种形式。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裁定认为确有错误的时候，可以在上诉期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抗诉，这是上诉程序抗诉监督。

(2)审判监督程序抗诉监督

审判监督程序抗诉监督，是指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依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监督的行为。

(3)刑事审判活动监督

刑事审判活动监督，是指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在审判活动中是否违法进行的法律监督，如对法庭组成人员，法庭审理程序、作出判决、裁定的程序以及审判时限等是否合法进行的法律监督。

（二）刑事审判监督的途径和纠正的方法

(1)人民检察院进行刑事审判监督的途径主要有：

1.派员出席法庭。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席法庭是开展刑事审判活动的重要途径，出庭的检察人员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监督法庭审判活动是否合法。

2.列席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对重大、疑难案件的决定，“合议庭应当执行”。这表明，审判委员会的决定是人民法院审判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检察长列席审判委员会会议是监督审判的重要途径。

3.审查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人民检察院审查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否正确，从中发现人民法院审判活动是否违法。特别是对人民法院以书面刑事审理的二审刑事案件，是审判监督的主要形式。

4.接待群众举报、申诉。人民检察院通过接待群众来信、来访、听取群众意见，特别是诉讼参与人的举报、控告和申诉，可以发现人民法院在审判活动中的违法行为。

(2)人民检察院纠正审判违法的方法主要有：

1.口头提出纠正意见。检察人员发现人民法院在庭审活动中有违法情形时，一般应及时口头提出纠正意见。

2.书面通知纠正。对于比较严重的违法行为，经多次口头提出而未改正，应当报请检察长批准或检察委员会决定后，向人民法院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要求人民法院纠正违法行为，并将《纠正违法通知书》抄报上级人民法院或同级人大常委会。

3.追究违法者的法律责任。对于在审判活动中违法严重，需给予纪律或行政处分的，应建议人民法院给予违法者纪律或者行政处分。对于情节严重已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三）我国刑事审判监督制度存在的问题

（1）立法过于原则、抽象，导致监督不力。法律对检察机关的刑事审判的规定过于原则、抽象，不够细致、具体，如检察机关对人民法院的刑事审判活动进行监督的具体内容、监督的具体程序、法院如何接受监督、监督的法律效力以及监督者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应承担的法律后果等都缺乏明确具体的规定。

（2）立法上的冲突，导致监督两难。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169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审理案件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然而，1998年1月19日，“六部委”颁布的《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43条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对违反法定程序的庭审活动提出纠正意见，应由人民检察院在庭审后提出。”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在强化检察机关的刑事审判监督的同时，司法解释则改当庭监督为庭后监督，又软化了庭审检察监督，而显露出立法在这一问题上的冲突。

（3）监督上存在空白地带。从现行法律规定来看，人民法院的刑事审判活动本应该接受检察监督的许多方面，在法律上却没有明确的规定，如对于当事人上诉而人民法院决定不开庭审理的案件的审判缺乏检察监督的规定，还比如对于自诉案件的审判缺乏检察监督的必要规定，以及缺乏对于人民法院使用简易程序审判案件进行检察监督的必要规定。

四、刑事执行监督

刑事执行监督是指人民检察院依法对执行机关执行判决、裁定的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监督。人民法院对刑事案件作出的刑事判决和裁定一旦发生法律效力必须依法执行，刑罚的执行则成为了刑事案件在整个司法过程中的最后一个环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院组织法》的规定，刑事执行监督是我国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职权，对于保障刑事诉讼任务的实现，保护罪犯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安定有着重要的作用。

（一）刑事执行监督的内容

1.对执行死刑判决的监督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12条第1款的规定，人民法院在交付执行死刑前，应当通知同级人民检察院派员临场监督，监督的主要内容有：执行死刑立即执行的程序是否合法，手续是否完备；指挥执行的审判人员在交付执行前，是否对罪犯严验明正身，询问有无遗言、信札，以防止错杀、误杀；有无应当停止执行死刑的情形存在；死刑执行的方法、场所是否合法；死刑执行后，查明罪犯是否已死亡，交付执行的人民法院是否通知罪犯家属。

2.对监管改造场所执行刑罚的监督

对监管改造场所执行刑罚的监督，又称为狱内执行刑罚的监督，是指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决，裁定交付执行机关执行，以及执行机关在刑罚执行期间有关执行的变更等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的监督。人民检察院此项监督的内容包括交付执行、变更执行和终止执行的活动是否合法，以及对监狱狱政管理和教育改造罪犯等活动的监督。

3、对社会上执行刑罚的监督

人民检察院对社会上执行刑罚活动的监督，是指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执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管制，剥夺政治权利、宣告缓刑、假释的判决、裁定和暂予监外执行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的执法活动。如果发现违法情况，应通知执行机关予以纠正。

（二）刑事执行监督的方法

根据有关法律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有关规定，以及人民检察院开展此项法律监督工作的时间，人民检察院对刑罚执行活动监督的主要方法有派驻检察、实行“三化”检察，其中派驻检察的方式是我国检察机关特有的并被实践证明有效的监督方式。

虽然在立法上及司法实践中，我国的刑事执行监督还又不完善的地方，如人民检察院接到有关机关批准对罪犯暂予监外执行的决定后，应当迅速进行审查，至于审查方式、方法没有规定；在对劳动教养的监督中，劳动教养是由公安机关直接作出的，劳动教养决定书也不用给检察机关报送，因此对于公安机关作出的劳动教养决定是否正确，检察机关无从掌握，何谈审查监督？但总体上来看，我国当前的刑事执行监督的有关法律制度是比较完备的，为检察机关进行监督提供了较好的法律保障，能够很好的保证有效刑事判决的正确执行，纠正有关部门在办理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保外就医活动中的违法情况。

五、对当前我国检察机关的刑事法律监督的思考

监督强调的是产生制约，其本意是通过权利制衡达到防止权力滥用的目的。法律监督是以一种权力制约另一种权力，是对掌握权力的人的行为的制约。因此，监督的效果要靠有力的、具有强制性的监督手段来保障。目前，我国检察机关对刑事案件的法律监督的强制性就很弱，具体表现在规定了相应的监督权力，却没有规定有效的配套措施，达不到相应的效果。换言之，现在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与法定职责不相称，也与现实的要求存在很大的差距。如法律规定检察机关有权对公安、法院、监狱、看守所、劳动改造等机关的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监督，但这种监督不同于对犯罪的监督，不具有强制的手段，公安、法院等部门对检察机关的违法纠正意见是否接受，以及接受后如何改正，检察机关并无权力干涉。笔者认为，国家之所以不赋予检察机关具有强制性的监督手段的权力，是因为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范围较广，针对刑事案件，检察机关自立案到刑罚执行都具有监督的权力，如果再把这种监督的权力加上具有强制性的手段，很有可能导致权力过于集中于检察机关，从而影响公安、法院等部门依法独立行使职权。诚然，检察机关的刑事法律监督不能干涉公安、法院等部门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但缺乏必要的强制性，检察诉讼监督制度将形同虚设，失去其存在的意义。因此，可采取以下方法来强化检察机关对刑事案件的法律监督：

（一）立案监督法律制度的完善。

刑事立案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一个独立的诉讼阶段，通过立案监督要纠正有案不立，有罪不究，以罚代刑的情况。

1.确立全方位的立案监督。《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立案活动进行监督，但要真正通过立案监督有效打击犯罪，防止司法腐败、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目的，法律还必须规定检察机关有权监督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的立案活动和人民法院自诉案件的立案活动。

2.积极立案中的违法行为应纳入立案监督的范围。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检察机关只能对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消极立案中的违法行为进行监督，对依法不该立案而立案的积极立案中的违法行为没有立案监督的规定。我们认为，立案中的违法行为包括有案不立，不应立案而立案两种情形，立案监督理应将两者纳入监督的范围。

3.加强立案监督程序的强制性。对于检察机关立案监督中发出的《说明不立案理由通知书》和《说明立案理由通知书》，法律应规定立案机关必须做出答复，并将纠正情况通报检察机关。检察机关认为立案机关的说明理由不成立的，作出的立案决定和撤销案件决定立案机关必须执行。法律还应赋予检察机关一定的立案监督处分权，赋予检察监管追究有关违法人员法律责任的权力。

（二）侦查监督有关制度的完善。

1.要纠正和防止错捕错诉、超期羁押的情况，首先应当将侦查监督贯穿在侦查过程始终。根据《刑事诉讼法》第52条的规定，侦查监督应从审查批捕时开始实行。如此，必然使之成为一种事后监督，虽然也能发现问题，但不能及时制止侦查过程中的违法行为，此前违法行为的后果、损失有的已经造成，有违侦查监督的本意。因此，我们认为，侦查监督应从侦查、预审阶段开始，实现对整个侦查活动的有效监督。

2.赋予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检察权，对违法行为的处分权。作为侦查活动权的监督者，检察机关应可以随时了解侦查活动的情况，并对违法行为有处分权。如检察纠正、检察制止权、提请有权机关惩戒权等，加强监督的实效。

3.检察机关审查后需要补充侦查的案件，是自行侦查还是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并无规定。我们认为，对于有刑讯逼供行为、口供和才是失实的案件，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后犯罪事实仍未查清的案件，检察、公安两机关在认定事实和证据上有分歧的案件以及退查可能延误法定期限的案件，应由检察机关自行补充侦查或协同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对于其他侦查活动中无违法行为，但犯罪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的案件，由公安机关补充侦查。

（三）刑事审判监督制度的完善。

刑事审判监督要纠正有罪判无罪、重罪轻判、轻罪重判等情况，需从以下方面进行完善：

1.要通过立法扩大刑事审判监督的范围，增加对公诉案件审查程序、自诉案件、死刑复核程序、审判程序以及法院决定逮捕、变更强制措施等诉讼活动的监督。使检察机关真正实现权方位的监督，发挥其应有的监督效力。

2.应赋予检察机关当庭纠正法院庭审活动中违法行为的权力。法律应明确庭上监督的方式，可以考虑给检察机关发现庭审活动违反法律程序时的建议休庭权，并提出纠正意见，人民法院对检察院的纠正违法意见应认真答复，以便审判权威和有效监督得以兼顾。

3.对抗诉权作更为具体的规定。《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确有错误”的刑事判决有权抗诉，但“确有错误”的范围并不明确界定，实践中掌握的标准不一，特别是涉及人民法院量刑错误进行抗诉的，实践中无法操作，法律应对之具体化。此外，检察机关对错误判决抗诉后法院维持不改的，法律要规定相应的救济手段，可考虑提请人大实行个案监督。

总体看来，我国检察机关对刑事案件有着较全面、较广泛的监督权，虽然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还存在不少问题，但这些问题并不能掩盖检察机关的刑事监督。对维护法律的统一实施，保护公民合法权益，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所起的重要作用，更尤为重要的是，它还是保证司法公正的前提，而司法公正则是法律的灵魂，是执法的终极目的，是执法工作永恒的主题，是法律工作者追求的一个崇高的理想和目标。

参考文献资料：

1. 李士英主编，《当代中国的检察制度》，第555－55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2. 孙谦、张智辉主编，《检察论从》第1－4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1月出版。

3. 孙谦主编，《检察理论研究综述》，中国检察出版社2000年出版。

4. 张学军编，《检察管理学》，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

5. 周其华著《中国检察学》，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7月出版。

篇10

[关键词]检察引导侦查；刑事诉讼；检察权；侦查权

[作者简介]庞海云，浙江科技学院讲师，管理学硕士；李忠强，浙江省人民检察院科长，浙江省诉讼法研究会理事，法学硕士，浙江杭州310012

[中图分类号]DF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7)04―0114―05

我国《宪法》第135条和《刑事诉讼法》第7条明确规定了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关系。作为刑事侦查机关的公安机关与行使公诉权、法律监督权的检察机关之间的关系如何在刑事诉讼中协调，保持适当的距离和张力，司法实务中一直在磨合、发展，检察引导侦查机制作为两者关系的协调已经初步建立和运行。尽管有了几年的发展，检察引导侦查毕竟是缺乏完善法律依据的诉讼关系整合，是体制内的改革，该项制度在立法和实践中还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和做法，尚需通过司法实际的检验和理论研究的丰富来完善。

一、检察引导侦查的内涵

侦查机关为了提高案件质量，主动请求公诉部门提供指导意见，在司法实践中早已经开展，只是没有立法的明确规定和理论上对概念进行归纳、总结而已。这种做法的最初提法是“公诉引导侦查”，而且是最高人民检察院作为一项工作制度提出来的。2000年8月，为了公诉改革“在公正和效率间找一个最佳结合点”，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了“全国检察机关公诉改革会议”，要求建立与公安机关加强工作联系的新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公诉工作引导侦查工作，使证据依法得到巩固，力争做到“弹无虚发”。而后，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于2000年8月联合发出《关于公安机关刑侦部门、检察机关批捕部门、部门加强工作联系的通知》，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1年6月发出《关于侦查监督部门、公诉部门加强工作联系和配合的通知》，要求加强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的配合，保证办案质量，提高办案效率。2002年3月1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韩杼滨在九届人大五次会议上，向大会提出“深化侦查监督和公诉工作改革，建立和规范适时介入侦查、强化侦查监督的工作机制”。2002年5月1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全国刑事检察工作会议，会议提出“坚持、巩固和完善‘适时介入侦查、引导侦查取证、强化侦查监督’的工作机制”。由此，公诉引导侦查被作为一项公诉改革在全国试行。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有些地方专门就此问题进行理论研究，如河南省周口市人民检察院在公诉指导侦查方面积累了一定经验，并与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中心在2002年7月联合主办“检察引导(指导)侦查学术研讨会”。

就检察引导侦查的作用和基本目的来看，被认为是为了加强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的配合，形成侦查合力，保证办案质量，提高办案效率。我们认为，这个定位有一定偏差，没有紧抓我国检察权是法律监督权的实质。检察引导侦查的目的应当有三：第一是规范侦查行为，防止程序违法，起到事前预防作用；第二是纠正违法，起到中立机关的监督作用；第三是引导侦查方向，收集证据，发现案件真实。实质就是检察机关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通过对侦查行为进行规范，从而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权，避免侦查机关迷失侦查方向。其最终目标就是实现诉讼效率和诉讼公正相统一。所以，检察引导侦查，是指检察机关通过参与公安机关重大案件的侦查，对其证据的搜集、提取、固定及侦查取证的方向提出意见和建议，并对侦查活动进行法律监督的活动。

二、检察引导侦查的实践价值和理论基础

检察引导侦查是各级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对司法实践的总结，对工作有促进和指导意义：一是有助于扭转当前侦查监督工作的被动局面。对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实施法律监督，是我国宪法和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基本职能，也是防止权力滥用、维护司法公正、惩治司法腐败的重要手段。通过检察官介入侦查，能对侦查进行全程法律监督，变事后监督为事前、事中监督。从而根本上解决目前由于检警关系松散造成的监督实际介入时间始终滞后于违法问题的发生时间和侦查监督工作长期处于被动的局面，起到加强制约的作用，有利于发挥检察机关的执法监督作用。二是有助于加强检、警之间的诉讼目的同一性，提高诉讼效率。“迟到的正义为非正义。”诉讼效率是社会法制进化过程中引导和体现司法公正的一个基本的司法目标，是刑事诉讼结构和刑事司法体制应然具有的独立品格，是衡量一个国家法律制度是否文明进步及科学化的基本标尺。检察引导侦查，能使有限的司法资源得以优化配置和合理使用，大大提高司法效率，节约司法资源。三是有助于及时、全面地收集证据，切实提高公诉案件的质量，以适应新的刑事诉讼规则、庭审方式的需要。

检察引导侦查，还是理论与实践的一个必要选择。实行检察引导侦查的价值，在于它是诉讼公正与诉讼效率的较佳结合点。具体地说，继续保持侦查、检察环节的独立性，以互相制约、牵制，适应诉讼公正需要；实行检察引导侦查，规范任意侦查，预防、纠正侦查违法行为，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同时有利于诉讼效率、侦查质量的提高，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的合法权利。所以，检察引导侦查体现了诉讼公正、诉讼效率的基本价值目标。不仅如此，检察引导侦查符合法学基本理论，具备实施的理论基础：第一，侦查职能与检察的部分职能的诉讼目的具有共性。侦查的目的是追究刑事犯罪，检察机关的公诉部门代表国家追诉刑事犯罪，两者具有共同的诉讼目标。结合型侦诉结构和分离型侦诉结构只是反映出侦检关系的紧密程度不同而已，本质上并无不同。在诉讼的控、辩、审职能中，侦查、同属于控方，刑事检察部门引导侦查无论是从目的上还是技术上都有成为司法现实的可能。第二，从诉讼结构分析，侦查、是上位和下位的关系，分别位于侦查、的阶段。侦查终结之后，移送检察机关审查，公诉机关依据侦查机关提供的证据进行审查，作出或者不的决定。上位的检察机关依据下位的侦查机关提供材料作出决定，势必可以通过决定的结果来间接地控制、指挥或者指导、引导下位的侦查机关。第三，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法律监督者的地位使其能够担负引导侦查职能的基础，也是检察引导侦查有可能成为司法现实的前提。监督就是通过引导和制约来体现的，引导权是监督权的一种具体保障。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引导和制约，检察对刑事侦查活动的法律监督就是一个空洞的原则。

此外，在我国实施检察引导侦查，毋需对法律框架进行大的调整，符合现行立法的精神，有较强

的可操作性。一方面，我国《宪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关于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和任何人未经检察院批准或决定，或者法院决定不受逮捕的公民权利保障的规定，从的角度确立法律监督的地位和进行司法控制的机制；另一方面，《刑事诉讼法》等法律所确定的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的监督职权和监督程序规定，是实施检察引导侦查的法律基础。例如，刑事诉讼法中的检察监督的原则规定、立案监督规定、退查规定、部门在审判阶段要求侦查机关(部门)补充材料的规定等一系列法律规定，都一定程度上为检察引导侦查提供了法律依据。特别是《刑事诉讼法》第140条规定，检察机关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提供法庭需要的证据；而且在侦查期间，检察机关可以参与公安机关对案件的讨论。

三、检察引导侦查的基本内容构建

(一)检察引导侦查遵循的原则

基于我国的国情及当前的体制和法律框架，检察引导侦查应当确立和遵循一些基本原则，作为指导思想贯彻到具体的制度设计和引导行为之中，以下原则应当得到遵守：

1．依法引导原则。这是检察引导侦查的前提。刑事诉讼活动必须依法进行，只有程序合法才能保证实体合法。检察引导侦查是在刑事诉讼活动的具体化，因此检察引导侦查也必须依法进行。只有依法进行检察引导侦查，才能保证侦查活动的合法性。

2．立足监督原则。这是检察引导侦查的主要目的。人民检察院履行法律监督是宪法确立的基本原则，因此检察机关在引导侦查过程中，就有必要将法律监督作为引导的重点。检察机关通过对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进行必要的引导，使侦查活动与检察机关的诉讼目标一致，并在此过程中纠正发生的违法活动。

3．各司其职原则。这是检察权作为法律监督权的保障。检察引导侦查是为了更好地完成刑事诉讼活动，刑事诉讼活动中的侦查、、审判各项职能分别由公、检、法各自独立行使。检察引导侦查是检察机关从公诉的角度来引导和规范侦查机关的取证活动，并不是代替或者协助公安机关行使侦查权。

4．适度引导原则。这是检察引导侦查的关键。我们所述的检察引导侦查，并非基于“检警一体化”模式下的对侦查活动的控制，因此要注意引导的适度性，避免引导侦查时的大包大揽。适度引导原则可分为两个层面来理解：第一个层面是指对整体来讲，要适度引导，不必每一个案件都进行引导；第二个层面是指对个案来讲，不能在侦查活动中介人并主导侦查，否则会将检察机关简单地嬗变为侦查机关。从另外一个维度来说，限于法律问题的引导。因此检察机关在引导侦查活动中，要做到“引导而不领导，引导而不代替，引导而不干预”。检察机关不可进人侦检一体化的误区，防止角色错位，不能变成二线的侦查机关和单纯的公诉机关。

5．重点引导原则。这是检察引导侦查的主要内容。侦查机关办理的案件比较多，但这部分案件中大多数是比较常见的诸如盗窃、抢劫、故意伤害等多发性案件，由于这类案件在司法实践中已总结了许多有益的经验，侦查机关办理这类案件已经比较娴熟，对于这类常见多发性案件已没有必要进行引导。检察引导侦查主要是针对诸如侵犯知识产权、生产伪劣产品、涉税、涉黑等疑难复杂案件。这类案件在刑事诉讼法修改以前为检察机关侦查的案件，检察机关在司法实践中已经掌握了一些可行的侦查经验，这些经验能在引导中发挥重要作用。这类案件在法庭的审理中，控辩双方在是否构成犯罪和犯罪情节等方面都有较多的可辩论性，检察机关通过参与法庭审理支持公诉中掌握了该类案件的取证方向、证据要求等方面的基本规律，这些规律在引导中也会起到重要作用。

(二)检察引导侦查的主体

根据内部的分工，人民检察院一般有刑事检察部门(包括侦查监督部门、公诉部门)、侦查部门(包括反贪局、渎职侵权检察部门、控告申诉部门、举报中心)、监所检察部门、民事行政检察部门、政工部门、后勤部门等。我们认为，检察引导侦查是检察机关为适应法庭审理案件的需要，对侦查机关取证及与取证相关的侦查活动而进行的一种引导活动和法律监督，最主要的引导部门应为刑事检察部门。由于我国检察机关为法律监督机关和法律执行机关的重合，从广义上说，担负法律监督重要任务的监所检察部门也对侦查机关在刑事诉讼程序上具有引导功能。

1．侦查监督部门的引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的有关规定，侦查监督部门主要承担审查批准逮捕、立案监督和审查决定侦查机关提请延长侦查羁押期限等职能。包括：(1)在审查批准逮捕中的引导。侦查监督部门收到侦查机关的案卷材料一般在侦查机关抓获犯罪嫌疑人的七天之内，可以说当时侦查机关针对犯罪嫌疑人犯罪活动的侦查还没有完全展开，此时检察对侦查的引导活动主要是根据已取得的证据来评价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是否犯罪，如认为不是犯罪，则要求侦查机关对犯罪嫌疑人终止侦查，从而使有限的侦查资源得到合理利用；如认为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已构成犯罪，则要根据已查获的证据来认定犯罪嫌疑人所涉嫌的罪名，在确定罪名后来确定以后的侦查方向。(2)在立案监督中的引导。立案监督是刑事诉讼法赋予人民检察院的重要职权，这也体现了人民检察院是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基本精神。立案监督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针对应当立案而侦查机关不予立案的监督；另一个方面是针对不应当立案而侦查机关予以立案的监督。(3)在审查决定提请延长侦查羁押期限的案件中的引导。侦查监督部门根据侦查机关所提请案件的实际情况，决定是否延长，如决定延长，则可以对下一步侦查活动进行必要的引导，促使侦查机关在侦查期限内侦查终结；如决定不予延长，也是对侦查活动进行引导，使侦查活动就此结束。

2．公诉部门的引导。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侦查机关侦查终结后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或不。根据人民检察院的内设机构的分工，该工作由公诉部门具体承担。公诉部门是人民检察院直接参与法庭审理的部门。公诉人依据事实和法律，在审查过程中要综合运用现有的证据分析案件情况，依据事实和法律作出或不的决定。决定的刑事案件，公诉部门承担举证责任和说服责任，出席法庭支持公诉过程中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展开激烈的对抗，说服法官认定被告人有罪并判处其刑罚。在这一过程中，公诉部门重点在于综合运用证据，并在提起公诉之前认为某些证据存在欠缺自行补充侦查或退回侦查机关补充侦查。退回侦查机关补充侦查就是检察引导侦查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在退回补充侦查中，公诉部门要说明补充侦查理由及列出补充侦查提纲，这对侦查来讲便是一种引导。这种引导是在侦查终结后的引导，是对侦查活动事后的一种引导，对侦查活动具有一定的补救性质。侦查监督部门对侦查活动的引导是在侦查的初期进行的，对整个案件的发展起到前瞻性的作用，而公诉部门对侦查活动的引

导是在侦查终结以后，是一种侦查完毕后的补救，具有一定的终极性。侦查监督部门对侦查活动的引导对案件的侦查具有一定的建议性，而公诉部门对侦查活动的引导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强制性。但不管侦查监督部门还是公诉部门的引导都是为了完成使有罪的人得到惩罚、无罪的人不受到刑事追究的刑事诉讼基本任务。

3．监所检察部门的引导。监所检察部门是人民检察院重要的内设机构之一，承担着监督刑事判决、裁定的执行和监所的监管活动等职能。随着当前预防超期羁押工作的深入，监所检察部门的驻看守所检察室利用驻所的有利条件，掌握了犯罪嫌疑人的羁押情况，对于侦查机关将要可能出现的超期羁押情况提出合理性的建议，从而在程序上实现对侦查机关侦查活动合法性进行的引导。

(三)检察引导侦查的范围

按照效率与公正的要求，检察引导侦查的重点应该是对证据的收集、使用和对侦查活动的合法性进行监督。最高人民检察院也提出：“检察机关引导侦查取证，必须立足于监督，立足于配合，在配合中加强监督，在监督中体现配合；工作重点是引导收集证据、固定证据、完善证据。”我们认为，检察引导侦查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对侦查活动合法性的引导和监督。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当然有义务监督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的合法性。侦查的违法性不仅对当事人造成不良后果，同时也会影响人民检察院对证据合法性的判断，从而导致对案件实体评价的偏差。

2．引导证据的获取。犯罪证据是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是认定犯罪事实、定罪量刑的客观依据，是整个刑事诉讼活动的核心。侦查机关能否及时、准确、全面地收集、固定证据，对检察机关能否成功地控诉犯罪具有决定性作用。随着我国刑事诉讼活动的不断改革和发展，龙其是在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订后，证据在整个刑事诉讼活动中的关键作用更加凸现出来。因此，对证据的引导极为重要，根据适度引导原则，结合我们的司法实践，在当前的刑事诉讼形势下，该范围应界定在经济犯罪案件和重、特大及疑难复杂案件内。

3．引导法律的适用。法律适用引导实际上是对证据引导的延伸和拓展，因为证据引导最终是要围绕法律规定的构成要件展开的。内容包括涉嫌罪名的变更、法条的理解和适用等。当前，在法律适用引导方面，有必要制定追诉犯罪的统一标准和相关的证据规则。

(四)检察引导侦查的程序保障

检察引导侦查构建了侦查阶段以检察监督为中心的制度，引导侦查在某种程度上是具有一定强制力的，我们认为，它是一种具有间接强制力的诉讼活动。首先，它是检察机关作出的正式行为，具有法律的严肃性；其次，不遵循引导意见，将会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因此，在检察引导侦查中，防止监督流于形式，必须建立相应的保障机制，如立法上的保障、制度上的保障、队伍上的保障等等。在保障体系中，制度上的保障是最重要的，也最为有效。我们认为，以下几项措施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1．侦查机关立案、撤案的备案制。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有无立案、是否撤案，检察机关无法得知和控制该立案的不立案、不该立案的立案以及随意撤销案件等情况，立案监督没有力度，立法的规定停留在纸面上。检察机关只能监督提请批准逮捕的案件，大部分案件失去了控制。要改变现状，应当对刑事案件的诉讼程序启动、终止进行有效控制。规定侦查机关立案、撤案的，必须报告给检察机关登记备案，检察机关有权决定是否有必要引导侦查。

2．以引导和监督为目的派员参加重、特大刑事案件侦查活动成为一项制度，通过法律的形式加以确定，以及时发现违法行为，提出纠正意见。便于解决事后监督的消极性，纠违障碍前移，防患于未然，服务于“安全”的诉讼基本目的。

3．加强对侦查机关的强制性处分权的监督和制约，以检察监督为中心建立完善的审前司法审查控制机制。除紧急情况外，公安机关采取的强制措施和搜查、扣押、通缉等强制侦查行为必须得到检察机关的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