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化改革的主要内容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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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利率市场化 思考利率是资金的价格，其高低是由资金的供求关系决定的，它是调节国民经济的重要杠杆。利率市场化是一个客观规律，是金融发展的客观要求，被世界各国视为金融自由化的主要内容之一，我国加入WTO以后，利率市场化成为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进行金融改革的核心内容。
利率市场化的意义
（1）有利于实现资源和资金的有效配置。利率遵循价值规律的作用，“一般均衡和帕累托最优条件表明，只有完全竞争在‘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一国经济资源才能实现最佳的配置。其他类型如垄断、垄断竞争和寡头则不能实现最佳状态的资源配置。”[2]但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虽然实现了有市场供求关系决定价格，但是利率仍然由政府确定，因此我国的利率制定类似于垄断市场，这就造成了商品价格和资金价格形成机制的巨大反差，从而限制了市场对资金资源的配置作用，而实行利率市场化，重视了市场上哦那供求关系自动调整价格，保证资金资源价格的正常，有利于实现资金资源的有效配置。
（2）有利于我国国企改革和银行商业化改革。我国的国企改革和银行商业化改革都与利率紧密相关，只有实行了利率市场化改革，企业和银行的产权关系才能明晰，企业才能面向市场利于最大化原则进行投资，减少企业风险，只有利率的市场化，银行才能对资金自主定价，严格控制贷款风险，减少呆账、坏账的损失。从而有利于银行体系内的有序竞争。
（3）有利于我国更好的与国际市场利率保持一致。我国作为WTO的成员国之一，由于投资环境的不断改善和经济体制的改革，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和中资金融机构的海外市场开头都进一步发展，因此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投资者。从而加大本外币资金的转换和资金在境内外的流动，从而导致了利率、汇率的变动。而现行的利率管理体制等不能完全适应这种新情况，因而实行利率市场化，使得中国利率变动和国际市场利率变化趋于一致，从而避免大量的游资给中国金融市场带来的冲击，更好的保持与国际市场利率一直。
（4）有利于货币政策的实施。“货币政策实施的有效性与拆借市场利率、国债回购市场利率、再贷款利率等的中介传导作用紧密相连”。[3]我国目前最具代表性的市场利率就是银行拆借市场利率，但是由于我国目前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的参与主题以及市场容量有限，造成同行拆借市场利率不能完全反映市场资金的供求关系。实行利率市场化可以完善市场，有利于提高货币政策的效果。
二、如何进行利率市场化
（1）进一步扩大存贷款利率浮动幅度。在存贷款利率方面，中央银行只规定一个存款利率上限，只核定一个贷款利率下限。即允许金融机构根据借款人的信誉等因素经常调整存贷款利率，并在这个范围内自由浮动。规定存贷款利率上限，是因为在我国储蓄率高、存款量不断增长的情况下，规定上限以限制商业银行利用提高利率作为争取存款的手段，以降低银行成本，稳定金融秩序，规定贷款利率，是为了保证银行资产运用的基本收益，防止以降低利率放款而产生金融腐败。
（2）开放银行同业拆借利率和国债利率。作为最重要的短期利率指标，银行同业拆借利率和国债利率对其他货币市场利率的变动有重要的影响，银行同业拆借市场开放使得银行可以以之作为基础，制定再贷款和在贴现利率。进而影响金融机构的存贷利率，同事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公开市场业务，大量买卖政府债券，影响资金的供求状况，进而影响市场利率的变化。另外，国债利率的开放，可以有利于国债的发行，对金融市场利益格局影响较小，还可以为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提供契机。
（3）推行境内外币利率市场化。外币利率市场化可以更好的获得多方面的认同，而且风险相对来说较小，并且能为人民币利率的市场化积累一定的经验。
（4）进一步完善利率浮动制度。这是关键的一步，其中要着重解决扩大利率的调节范围，加大调节力度，逐步扩大利率市场化的种类和范围等问题。我个人认为：第一，要准确把握浮动贷款利率的原则。第二，运用利率浮动政策，促进经济发展。第三，基层金融机构应设立利率管理岗位，专人负责，以确保央行利率政策的准确执行，防止违规执行浮动利率政策，减少执行中的失误。第四，各商业银行总行在贷款浮动权方面要对基层分行适当放权，给基层银行一定的自主浮动空间，不能统死浮动权。由于我国各地经济差异比较大，各个银行之间资产质量、盈利状况、员工素质都不尽相同，所以各商业银行应有步骤地放开浮动空间，让基层商业银行自主地运用浮动权，不断提高自身效益和支持我国的经济发展。
（5）采用并且建立有效的信息传播途径。在我国，国家信息行业基础设施规模和技术水平等硬件位于世界前列，但是信息资源少，作为软件的信息服务业还跟不上形势，而且加工水平低、信息服务商业化程度不高，这样造成信息传播途径不畅通，因此要加强建立有效的信息传播途径，确保信息产生正确性，传播通畅性。
（6）建立健全法制化的环境。“需要特别加以强调的是，一切金融运行都必须建立在法律治理的结构上。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立法和执法是整个金融法律治理结构中不可或缺的内容。”[4]健全法制化的环境，有利于抑制虚假经济信息的蔓延，有利于明确违规责任的承担者，削弱资本市场中信息不对称的现象，更好的实现利率市场化
总之，利率市场化是金融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我国的利率市场化仍然处于初级阶段，因此要结合我国的国情，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状况，有步骤的循序渐进的实现我国利率市场化。
参考文献：
[1]杨武俊.浅析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
济.2005，（22）.
[2]陈莉花.试论我国利率市场化[J].海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01，（2）.
[3]张伟武.利率市场化与利率改革的具体步骤[J].城市金融论
篇2
关键词：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启示
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为了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以及摆脱财政困境、提高国际竞争力和政府行政效率，相继掀起了政府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的热潮。诚然，西方各国因其国情不同，政府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的内容与进程也不尽相同。但是，随着国际社会的发展变化，各国之间的信息和技术交流日益频繁，西方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越来越多，这就使得西方国家的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凸显出一些共同的制度化取向。
公共服务市场化的内涵
所谓公共服务市场化，是指“政府筹集各种资源，通过民主的政治程序设定社会需要的优先目标；与此同时，又利用私营部门之所长,组织商品和劳务的生产”。具体而言，指政府通过政治过程作出决策，确定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标准，然后以市场机制为杠杆，通过多种方式调动私营部门、非营利部门等组织的参与，在竞争中完成公共服务的供给。目的是在政府部门不放弃公共政策制定责任的前提下，通过引入市场机制，挖掘社会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来提高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从本质上来说，公共服务市场化反映了公共服务供给领域政府职能的退缩和市场价值的回归。它只是手段而并非目的，是为了解决官僚腐败及政府垄断下的公共服务供给低效率等问题而引入市场的竞争机制，来提高供给效率及行政效率。
西方各国公共服务市场化的实践
（一）私有化
把原有属于国有的公司或公用事业通过产权转移、拍卖、赠送、发行股票等形式转给私营企业所有或经营。英国是西方国家中实行私有化改革起步最早最突出的国家。在撒切尔首相上台后，开始了大刀阔斧的私有化改革。1998年撒切尔政府表示私有化无，把电力、供水、天然气等国有企业实行了私有化改革。20世纪90年代梅杰执政以后，又把私有化领域继续扩大，邮政、铁路、运输等部门的私有化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可以说，英国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这种示范性效应为各国私有化改革树立了典范。受英国的影响，西方国家随即掀起了一股声势浩大的私有化改革浪潮。
（二）合同出租
合同出租亦称合同承包、竞争招标，是西方各国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中最重要的形式，其主要内容是政府将原先垄断的公共产品的生产权与提供权向私营公司、非营利组织等机构进行转让。政府确定某种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标准，然后对外向私营部门、非营利部门招标承包，中标的承包商与政府签订供给合同，承包商在合同许可的范围内自由配置资源并按合同提供公共服务。政府在此过程中的主要责任就是确定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标准，监督承包合同的执行。在合同订立之前，公共服务的确定是一个政治过程，政治机制起主导作用。合同订立之后，公共服务的提供就进入了经济过程，市场机制在其中起主导作用。承包公共服务生产的组织在合同许可的范围内自由配置资源，摆脱了原先传统公共服务供给模式下的各种限制。政府对承包商的合同管理代替了原先对行政组织的等级控制。
（三）公私合作
即建立政府部门与私营部门的合作伙伴关系，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合同出租，与合同出租不同的是，政府不需要出资购买私营部门提供的服务，而是以政府特许或其他形式吸引中标的私营部门参与基础设施建设或提供某项公共服务并允许承包商有投资收益权。公私合作可以发挥公私两种部门在管理、技术、资金等方面的优势，在各自目标中寻求共识，彼此合作，从而更好地满足社会对公共服务的需求，达到既能借社会资源提高公共服务生产能力，又凭借价格机制显示真实需求。
（四）用者付费制
通过付费，把价格机制引入公共服务中来，按“谁受益，谁付费”的原则，消费者在使用政府提供的服务时必须向政府支付赖以收回成本的费用。与合同出租模式下政府出资购买由第三方提供的公共服务所不同的是，在用者付费模式下，服务的生产者一般是政府，享受服务的消费者直接向政府购买服务。英、美等西方国家在公用事业、垃圾收集、废水和污水处理、娱乐设施、公园、保健服务、特殊事项上的警察服务、楼房检查、住宅区服务等领域，广泛推行用者付费制。
（五）补贴制度
为了鼓励可收费物品和个人物品的消费，政府实施补贴制度。它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是补助，是政府给予生产者的补贴。补助降低了特定物品对符合资格要求的消费者的价格，他们可以向市场上那些接受补贴的生产者购买更多物品。在补助安排下，生产者是营利的或者是非营利的组织，政府和消费者是共同的安排者，政府选择特定的生产者提供补助，消费者选择特定的生产者购买物品，政府和消费者都向生产者支付费用政府对相关行业的补助，是因为这些行业的服务能使公众普遍受益，适当的补助能减轻这些行业的运营成本，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公众对这些物品的购买能力。另一种是凭单，就是政府部门给予有资格消费某种服务的个体发放优惠券，有资格接受凭单的个体在政府指定的公共服务供给组织中“消费”其手中的凭单，然后政府用现金兑换各组织接收的凭单。实行凭单制的公共服务供给与消费模式是公共服务生产组织为争取消费者手中持有的资源而竞争，这种竞争是在市场过程中进行的政府对消费者个体做出反应，公共服务生产组织同样对消费者个体做出反应，消费者个体的选择引发了公共服务生产者之间的竞争，而这部分代替了政府对这些组织的监督，这正是市场化制度安排代替政治化制度安排的优势所在。
西方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的成效
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公共服务的市场化改变了政府对公共服务“大包大揽”的局面，可从容配置行政资源，有利于政府缓解财政压力。政府直接从社会提取资源的能力是有限的，而市场调动资源的能力相对比较强，公共服务市场化扩大了政府供给公共服务的资源及技术力量，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率。这样一来政府既施展了“掌舵”作用，又充分利用了市场的资源配置优势。
有利于改进行政管理和精简政府机构。公共服务市场化使具体的“划桨”交给市场，政府在于“掌舵”，有效调整和优化了政府职能,微观的工作交给市场去做。如英国的“执行局”，美国的“法定机构”，政府可以撤销从事这些业务的常设机构，精简了政府机构规模，同时也提高了行政效率。
有利于扩大民主参与。公共服务的市场化能够充分考虑消费者的需求，以公众的需求为中心，公众通过直接参与或者是通过协商、公决等形式影响公共决策，这样不仅能推进民主化，而且能形成政府与民众的良性互动。公共服务市场化后权力的适当下放，不仅减轻了政府的沉重负担，也有利于社会自治进程的发展以及“有限政府”和“责任政府”的建立，促进政府和社会发展。
西方公共服务市场化的启示
（一）市场化的制度设计
市场化方案的实施要求在宏观上应把公共服务市场化作为政府行政改革的有机组成部分，做好市场化的制度设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单一的政府供给模式已不能满足由所有制形式多元化所产生的消费主体多元化和需求多元化的要求，这就必须实行公共服务市场化。”因此，要根据公共物品的性质，做好市场化的制度设计，对于纯粹的公共服务，如国防、外交、政策、环境等直接由政府提供和生产，而对于混合的公共物品，如市政设施、后勤服务、供应系统等则可交由民营部门、非政府部门来承担，同时探索多元市场化的形式，如市政服务领域采用合同出租，道路、桥梁建设实行公私合作方式，部分国企实行民营化，水、电、燃气供应系统实施使用者付费制度等，从而有效改善公共服务。
（二）有限的市场化
市场化方案中政府在部分公共服务领域的退出，决不意味着政府可以脱离公共服务供给。在公共服务市场化过程中，“政府转交的是服务项目的提供，而不是服务责任的移交”。市场化方案只适用于纯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之间的混合公共物品的提供上，因此，公共服务市场化不是全盘私有化而是有限的市场化。对于关系国计民生的纯公共物品，如国家安全、环境保护等都只能由政府来提供。如果所有的公共物品都可以市场化的话，那么公共服务的公共性就无从谈起了。
（三）协调各方利益体
市场化改革应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协调各方面利益是改革成功的关键。西方国家的实践证明，推行公共服务的市场化能够较好地体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我国公共服务的市场化虽己初露端倪，但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与发达国家也有相当一段距离。即便如此这一过程仍然应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因为，政府管理从根本上说应该是“法治”而不是“人治”。制定和实施有效的法规，不仅可以对市场运行的过程和结果施加影响，以达到利于公众的目的，而且可以防止垄断权力的滥用，促使市场运行更加有效率。在这一渐进的过程中，协调各方面利益是改革成功的关键。
（四）促进政府的职能转变
要大力培育第三部门，促进政府公共服务职能转变。第三部门又称非政府组织或中介组织。成熟、发达的第三部门是政府转变公共服务职能、进行市场化改革的不可或缺的社会基础。这是因为，公共服务成本高、利润少，一般企业不愿承担，而第三部门的公益特性使其具有承接政府转移出来的公共服务职能的能力和动力。西方发达国家在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十分注重发展非政府组织，这类组织的数量在英法等国相当于政府机构的2/3或3/4，他们有效的分担了政府原有的公共服务职能，协助和参与了政府的公共服务项目。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第三部门虽然数量不少，但仍存在着政社不分、经费不足、能力不强、法制缺陷等问题，不能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迫切要求。因此，我国应对第三部门进行重新定位，大力发展新的非政府组织或中介组织，从而形成功能完备、行为规范的组织体系。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市场化并非是最优选择。在推行公共服务市场化的过程中，态度一定要谨慎，考虑一定要周密。既充分利用市场的积极功能，又要最大限度地限制和克服市场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政府要正确处理好个人利益与组织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等关系，明确角色定位，更好的推进公共服务的市场化改革。
参考文献：
1.张成福，党秀云.公共管理导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篇3
关键词：基础设施 城市建设 可持续发展
一、引言
经过改革开放将近30年，我国城市基础设施状况已得到很大改善，城市面貌日新月异，极大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与发展。但由于原有基础较薄弱，与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相比，城市基础设施仍明显不足与滞后。未来20年，城市化必将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中心内容，也是重要的经济增长点。迅速发展的城市化，将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提出了更为迫切的要求。文章正是基于此分析了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现状，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相关的改革趋势。
二、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现状
1.与世界城市基础设施水平差距较大
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导致生产要素竞争优势缩小，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对一国或地区的竞争力将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之后，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但仍然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未来城市化必将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中心内容，迅速发展的城市化，将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提出了更为迫切的要求。然而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与国外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因此，较大幅度地增加城市基础设施的供给自然成为我国广大居民生活和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并且世界经济的全球化、信息化与网络化本身已造就一批新的城市基础设施，如网络、通讯、卫星传送等。
2.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区域发展极不平衡
由于历史、地理位置、环境、经济技术水平等因素的影响，我国西部地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严重不足，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反过来又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形成了恶性循环。而东部地区由于天然的地理优势、优惠的国家政策，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迅速，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巨大的资金支持，城市基础建设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经济的发展，形成良性循环。
西部地区的城镇化水平比全国平均水平低5-8个百分点，比东部地区低10-15个百分点。西部地区城市基础设施水平约为全国平均值的70%一85%，东部地区则是全国平均值的110%-125%，中部地区则约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当。西部地区在经济基础设施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基础设施存量不足(密度低、通达深度浅、等级低)、自我投资能力很差，同时对现有基础设施的利用效率较低。
三、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改革的趋势分析
1.改革的原则和目标
我国城市基础设施改革的原则就是打破垄断、放宽市场准入，坚持谁投资、谁拥有、谁收益、谁承担风险，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实行政府宏观指导协调、企业自主投资、银行独立审贷；积极培育多元投资主体、鼓励公平竞争，政府依法保障各类投资者权益和公共利益。其核心是按照市场化改革方向，建立公平的市场环境和合理的投资回报机制。
我国城市基础设施改革的目标是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融资方式市场化、投资决策程序规范化、项目管理专业化、政府调控法制化及中介服务社会化，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新型投融资体制，促进城市基础设施的持续、健康发展，减少财政负担，提高服务效率，改善服务质量。通过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最终建立起市场引导投资、企业自主决策、银行独立审贷、融资方式多样、中介服务规范、宏观调控有效的新型投资体制。
2.改革的主要内容
我国自20世纪末开始了基础设施市场化改革的探索与实践，在此过程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合我国符合我国国情要求的基础设施市场化改革理论。该理论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明确各类投资主体的投资范围和分工，建立政府与市场合理分工的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充分落实企业投资决策权，改革投资审批制度。经营性项目的投资，政府在严格控制规划的前提下，充分放权，鼓励和吸纳广泛的社会资金参与投资。对于价格、收费机制没有到位或带有一定公益性的经营性项目采取公私合作模式吸引社会投资者合作建设。
(2)开放经营性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经营市场，大力吸引包括民间资本在内的各种社会资本进入经营性基础设施领域，为集中政府财力建设公益性项目以及政府退出经营性项目创造条件。同时，积极创造条件，利用特许经营、投资补助等多种形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有合理回报和一定投资回收能力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经营。
(3)规范和完善政府投资体制。改变政府投资项目的管理方式，实行投资、建设、运营相分离，逐步建立权责明确、制约有效、科学规范、专业管理、社会化运作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强化政府投资决策的责任约束，以合同为纽带，实现规范化、市场化的项目实施。引进代建制，积极创新投资和建设模式。
(4)加强政府对基础设施投资的管理和服务。政府从以行政审批为主，逐步转向备案、核准和审批相结合的宏观管理模式。不断减少审批环节，提高服务效率。
(5)推进基础设施投资及经营体制的创新。改变基础设施行业的事业单位管理模式，改组、改造原由的经营机构，使之成为独立核算的经营企业。建立和完善基础设施融资多元化体系。充分利用一国际金融组织(包括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和外国政府等机构)的贷款，这类资金具有贷款期限长(20年左右)、资金供应量大的特点。我国也成立了国家开发银行，基础设施类股份公司己经在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投资基础设施的企业可以通过发行债券集中大规模建设资金。
3.改革的进程
随着我国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我国基础设施市场化改革也沿着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不断发展，自20世纪70年代至今大约经历了以下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为20世纪70一工作80年代。该阶段的主要改革内容是国家开始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初步建立基础设施融资的稳定渠道。第二阶段为20世纪90年代。基础设施建设在改革中不断发展，开始以拓展筹资渠道为主要特征的市场化进程；对向外商和国内经济组织转让国有公路、桥梁、隧道、港口码头等城市基础设施的经营权、使用权和收益权等做出明确规定，吸收外资及国内民间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有了可操作依据。第三阶段从2001年至今。以加入WTO为主要标志，我国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开始按照国际规则扩大开放程度，允许外资
以适当的方式进行投资，改革逐步走向深入，市场化进程加快。
四、结语
探讨了城市基础设施的概念、作用、性质与特征；对我国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及运营管理现状进行了分析；从投资建设与发展水平、行业管理体制两个角度研究了城市基础设施发展与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从我国基础设施市场化改革的原则和目标、主要内容以及改革进程的发展历程的角度研究了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市场化的发展趋势。
篇4
美国商务部之所以提出“利率补贴”问题，一个重要原因是对于中国的利率市场化进程不甚了解
3月30日，美国商务部公布了对中国铜版纸征收反补贴案的初裁结果。在“裁决”中，美国商务部裁定中国对出口企业提供了以低利率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贷款补贴，因此决定对中国铜版纸出口企业征收高达10.9％至20.4％的反补贴税。
在这一问题上，美方使用的论据，是其在中国“入世”谈判和其后多次贸易中反复使用过的“替代国”标准。其基本逻辑是，由于中国是一个“非市场经济国家”，因而中国的一切价格（包括利率）都是非市场化的。所以，需挑选若干与中国情况相近的“市场经济国家”来，并援用这些国家的价格数据为基准，判定中国价格的扭曲程度。
美方根据世界银行的分类，在与中国同属中低收入水平的58个国家中，选择了37个样本国，将其向IMF报告的短期贷款利率进行简单算术平均后，得到基准值：2005年为13.147％；又根据伦敦同业拆借利率（LIBOR）和互换利率之间的比率（25％）作为换算因子，将之换算成16.434％的长期贷款利率“基准”。鉴于中国2005年的五年期贷款利率为5.85％的事实，美方便认定中国的银行业对出口企业提供了巨额的利率补贴。
不过，美方在计算这些国家的平均贷款利率时出现了一些基本错误。比如，美方援用的均是样本国的名义利率，而非扣除通货膨胀率之后的真实利率水平。就中国而言，1997年以后，通货膨胀率一直保持在平均2％左右，大大低于样本国的平均通货膨胀率，甚至大部分时间都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这样，在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的大部分时间，中国的实际贷款利率一直处于较高水平。例如，2005年，中国实际贷款利率为3.76％，美国同期实际贷款利率仅为2.8％。
利率作为资金价格，决定于资金供求关系；而资金供求关系，又决定于宏观经济平衡中储蓄与投资的对比关系。这是经济学和金融学的基本常识。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全球最令人瞩目的现象当推全球经济失衡。造成失衡的基本根源是，以美国为首的最发达国家出现了长期储蓄缺口，而其他国家出现长期投资缺口。
就中国的情况而言，从1996年开始，在宏观经济平衡出现长期净储蓄之后，利率水平就出现了长期下行趋势。研究表明，人口参与率的提升、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工业化的深入发展，以及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等等，构成中国出现储蓄大于投资、资金供应大于资金需求，进面产生“流动性过剩”的局面。以金融机构五年期贷款利率为例：1995年达到15.12％的最高点，自此以后便不断下降。到了2004年，便已急剧下降至5.85％，其后虽经两次上调，目前也仅为6.48％。
美国商务部之所以提出“利率补贴”问题，另一重原因在于，他们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利率形成机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曲解，对于中国的利率市场化进程更不甚了了。世界各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也大都遵循了从金融市场利率改革向银行体系存贷款利率改革扩展的路径，包括美国。1935年美国国会通过的《Q字条款》，便是一个对利率实行管制的范例。直到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通过方才被最终取消；而在这近60年中，美国经过了60年代至80年代初期的不断提高管制利率水平、80年代初允许商业银行经营NOW账户和M&Ms账户、90年代初允许商业银行成立银行持股公司吸收市场化利率存款、直至90年代末最终取消对银行存款利率的管制的漫长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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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拉美国家；利率；改革道路；利率市场化
中图分类号：F82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08-0202-03
一、拉美国家利率改革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受到凯恩斯主义的影响，拉美国家长期实施利率严格管制。20世纪60年代，随着货币主义的兴起，拉美国家在IMF经济学家呼吁下，以货币主义观点作为理论依据，尝试放松利率管制，让市场充分发挥调控机制。
（一）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利率市场化改革运动
在20世纪大半时间里，多数国家都是实行利率管制的，其利率维持较低的水平。通观一些主要国家利率管制史，可以发现推动经济增长和保持金融稳定是利率管制的主要动因。随着经济金融的开放，缺乏弹性的管制利率与国际的利率差距会导致“热钱”的流入流出和国内“影子银行”等问题，使得货币当局的政策目标难于实现，利率市场化就成为必然。
20世纪70年代，发达国家的“滞涨”现象动摇了主张政府调控的凯恩斯主义政策，而以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主张货币的市场化。在该理论的影响下，“里根革命”和“撒切尔革命”分别在美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推行。
具体到利率政策上，纳德・麦金农（Ronald McKinnon）和爱德华・肖（E dward Shaw）于1973年分别发表了《经济发展的货币和资本》、《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提出了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的新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过度干预金融市场，人为压低利率水平，会导致金融市场效率偏低，极易出现寻租和市场失灵，主张实行金融自由化，以使实际利率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自动的趋于均衡水平，从而保证经济发展以最优的速度进行。
受到经济发展阶段转变、通货膨胀、金融创新、经济金融开放、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创新等力量的推动，世界主要国家集中在20世纪70―80年代进行了利率市场化改革。
（二）拉美国家长期的利率管制导致实际为负利率
在利率市场化改革前，拉美国家与其他国家一样长期实施严格的利率管制，导致实际利率通常为负数（见表1）。
表1 拉美各国利率市场化前的实际存款利率情况
资料来源：IMF
（三）外向型经济受到石油危机和经济危机的严重打击
1973年的石油危机和1974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对拉美经济造成严重的打击，使期损失严重。随着石油价格的暴涨，拉美国家石油进口国的贸易赤字激增，通货膨胀严重。此外，发达国家为了转嫁危机，降低初级产品的价格，使以出口初等产品为主的拉美国家贸易条件持续恶化，国内原本严峻的经济形势雪上加霜。面对世界经济和国内经济的双重冲击，拉美三国（阿根廷、智利、乌拉圭）选择了新自由主义方案，决定放弃传统的内向型经济发展体系，进行金融改革。
二、利率市场化改革的主要内容和经济影响
（一）主要市场化内容和一步到位的改革
阿根廷、智利、乌拉圭均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启动利率市场化改革。在2年内放开所有的利率管制，实现了利率市场化。配套的市场化还包括：取消指导性信贷计划、取消汇率的管制、将国有银行私有化等。
1976年以前，阿根廷的金融体系高度集中，按照规定，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存款必须全部存入银行。1977年，阿根廷出台《金融法》，将银行存款准备金将至45%，取消外汇管制，政府不再控制利率，完全实现市场利率。
1973―1978年智利逐步放松对利率的控制，实现利率上限管制。随后，政府将国有银行私有化，取消存贷款利率管制。氛围3个阶段：1973年9月―1975年3月，提高利率管制上限，允许私人设立金融公司，放开非金融机构准入限制；1975年4月―1976年6月，缩减开支，调整经济结构，取消存贷款利率限制，实现银行私有化；1976年6月―1979年6月，采取爬行盯住汇率制度，逐步放开对外国资本流动的管制。
1974年9月，乌拉圭政府宣布提高管理的利率上限；1978年，乌拉圭政府一次性取消对银行系统的准入；1979年取消所有利率上限，实现利率市场化。
（二）改革后的经济情况
拉美3国采取激进方式进行利率市场化改革，由于未考虑经济社会的现实条件，对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名义利率升高，实际利率大幅波动，银行业资产质量下降，最终陷入金融危机。
阿根廷利率市场化改革后并没有使一直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率降低，而是加剧了宏观经济的波动，GDP增长率提高之后出现大幅下降，到1980年出现负增长。利率放开后，贷款利率上升较大，国内利差进一步扩大，金融机构通过发放贷款赚取利差的盈利模式没有改变，国内资金供不应求。面对这种情况，资金需求转向外债，导致外债规模迅速扩大，最终导致国家陷入债务危机，同时，大批企业资金链条断裂无法偿还银行贷款，部分银行因此破产。
智利的利率市场化造成外资过度流入和本币升值过快、外贸环境恶化、本土企业纷纷倒闭、经济陷入恶性循环，在1981年终于爆发经济危机。1982―1983年，智利重新把银行全部收归国有。1988年，智利政府宣布恢复利率管制，宣布利率市场化改革失败。
乌拉圭利率市场化完成后，金融资产总量增加，金融深化指标大幅提高。但是利率市场化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大量企业倒闭、金融资产质量下降严重等。为化解危机，乌拉圭央行不得不采取对金融机构严格管制的办法，向市场注入流动性。流动性的注入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对实体经济造成了冲击。
三、拉美国家利率市场化激进式改革的特点和效果
（一）推进时间较早、较为激进
拉美3国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完成了利率市场化的改革，比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还要早。此外，推进的过程也较为激进，阿根廷、智利、乌拉圭3国利用两年左右的时间，一次性放开利率管制，采用休克疗法。
（二）改革前宏观经济形势较为严峻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拉美国家经济增长缺乏动力，通货膨胀率严重，名义利率较高，出现巨额的财政赤字，贸易环境恶化，经常账户出现较大的贸易逆差，社会投资率降低。
利率一旦放松，在监管不到位的情况下，整个金融体系就会陷入混乱。拉美国家试图通过利率市场化改变宏观经济不景气的实践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三）多个项目同时推进
拉美3国利率市场化与金融自由化的其他改革内容同步推进，包括放开金融机构的设立限制、放松外汇管制、放开资本账户等等。在利率市场化的过程中，还配套进行企业所有制的改革、政治体制改革、财政税务体制改革等。利率市场化后，名义和实际利率都快速升高，通货膨胀严重，金融市场资金流动剧烈，流动路径也发生变化，经济受到巨大冲击，企业倒闭不断，银行贷款质量下降，金融秩序混乱。
四、拉美国家利率市场化改革的主要经验和教训
（一）利率市场化的时机选择非常重要
拉美3国选择在国内通货膨胀严重，国际收支失衡，财政赤字激增的宏观经济条件下启动利率市场化改革，改革后非但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导致外债危机、利率飙升，银行资产质量恶化等现象发生，政府不得不又取消利率市场化的决定，恢复利率管制的局面。
（二）良好的金融市场和运营机制是利率市场改革的保障
完善的金融市场是利率市场化的顺利推进的基础，利于分散利率市场化进程中释放的风险。金融交易工具的多样化和充分的市场机制有利于投资者获得更加充分的信息和对投资者进行必要的教育，避免市场化实现后带来的混乱和无序。
利率市场化的改革最终目标是通过价格信号、调节资金提高配置效率。在拉美国家，利率市场前金融机构的运营机制还不健全，不能通过有效的市场化竞争达到提高资金配置效率的目地。
（三）有管理的利率市场化能减少金融风险失控
利率市场化也需要有效监管，放任自律容易导致失控。拉美3国与发达国家相比金融市场欠发达，金融体系有待完善，金融机构的运营机制还不够健全，因此，有效的金融监管对于这些发展中国家而言更为重要。同时，由于缺乏有效的信息披露机制，存在道德风险和委托问题。随着利率管制的放开，由于利率的大幅波动，引起经济的动荡，金融机构的清偿能力和金融体系平稳经受考验。
五、对我国当前推进利率市场化的启示
（一）国际经验显示，渐进式推进利率市场化成功几率更大
历史经验表明，稳定的宏观经济条件和充分有效的金融监管能够增加一国利率市场化改革成功的概率。从国际上看，美国、日本通过渐进式的改革措施，有步骤地放开利率管制，在尽量减少对经济带来负面冲击的前提下逐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最终取得成功。阿根廷、智利、乌拉圭等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前，国内的经济状况不容乐观，同时在监管缺失、金融市场欠发达的情况下推动一步到位的激进型改革，最终导致失败，政府不得不在受到重创的情况下恢复利率管制（见表2）。
（二）建立资金价格形成机制重于简单放开利率的浮动
利率作为要素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市场化改革的要旨不只是放开利率水平，而是形成反映资金市场供需关系的价格形成机制。而利率形成机制的建立至少涉及基准利率体系建设、货币和债券市场的完善、资金供求主体财务稳健等领域的改革。如果没有系统性的配套改革措施，即使放开利率浮动空间，形成的资金价格也无法正确反映宏观经济运行中的真实的资金供需情况。
（三）顺畅利率传导机制是利率市场化的核心
利率市场化要求利率传导机制实现市场化，从而发挥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作用，发挥利率资金市场配置的基础作用，缩短货币政策的时滞，更好地服务宏观经济平稳发展。利率传导机制是利率市场化能否顺利推进和否实现的重要环节之一。
央行要进一步完善公开市场操作框架，丰富操作方法，通过及时有效的公开市场操作调节市场资金充裕和紧张程度，使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能按预期落入目标期间。同时，要积极培养各个产品利率市场的关联链条，建立和完善从货币市场到信贷市场并最终影响实体经济的利率传导机制。
（四）强化货币当局的利率调控
国际经验表明，利率市场化并不意味货币当局放弃对利率的管理和调控，对利率波动听之任之。利率市场化后，国际通用的做法是货币当局不再通过行政手段来管理利率，而是运用自己拥有的金融资源，以市场参与者的身份，通过市场交易来改变金融市场的供求状况，并通过影响基准利率来调控整个市场利率水平。
（五）建立存款保险制度
存款保险制度可防止因金融外部性导致的银行风险溢出和扩散。从众多国家的实践表明，显性的存款保险制度比隐形的政府担保更能降低利率市场化的风险。首先，在范围上要建立全覆盖的存款保险制度，对所有存款机构实施强制性的存款保险。其次，在操作上要根据风险差异实行差别化的存款保险费率。再次，在额度上要合理限定最高保险赔付上限。
参考文献：
[1] 刘东庆.浅论推进中国利率市场化[J].经济研究导刊，2012，（3）.
[2] 刘东庆.浅论对我国当前影子银行系统风险的全面监管[J].南方金融，2012，（4）.
[3] 胡朝晖，丁俊峰.利率市场化条件下我国基准利率的选择及Shibor运行效果评析[J].武汉金融，2009，（5）.
[4] 刘东庆.当前形势下的信贷结构调整研究[J].科学与财富，2011，（7）.
[5] 郭建斌.货币国际化视角下人民币金融产品市场的功能分析与发展对策研究[J].武汉金融，20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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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利率市场化；风险；融资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04-0109-02
引言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保持平均9.8%的高速增长，2012年人均GDP为5 680美元[1]。当经济发展到这个时期，货币市场既有大量资金剩余（供给），又有大量资金需求。根据西方经济学理论，供求双方通过竞争形成动态的均衡价格及供求数量，若政府强制资金价格，市场就会以扭曲的方式表现出来。目前，中国资金市场的扭曲主要表现为猖獗的民间借贷或地下金融。事实上，大量小微企业、三农及个人创业者中相当部分只能从民间或地下金融高息贷款，于是无组织的民间借贷迅速发展。据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调查，中国民间借贷参与率高，有33.5%的家庭参与了民间借贷活动，借贷总额达8.6万亿元[2]。
对于这种民间借贷、地下金融及非法集资，固然要规范，但究其根源就是利率的管制压制了市场，金融市场只能以扭曲的形式表现出来。非市场化的利率弱化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导致稀缺的资金资源错配，使能够按期还本付息的优秀项目、企业、创业者的有效融资需求得不到满足，降低了资金效率和经济效益。因此，利率市场化对于维护金融市场稳定和金融业健康发展十分重要，它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体现和需要。
一、中国利率市场化进程中的问题分析
从1993年提出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设想，到2013年7月，中国彻底放开贷款利率的管制，中国利率市场化进程已走了二十年。总体来说，中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主要由中国人民银行逐步推进，采取“先外币后本币、先贷款后存款、先长期大额、后短期小额”的渐进式改革路径[3]。主要经过了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市场化，债券市场利率市场化，境内外币利率市场化，人民币贷款利率市场化以及人民币存款利率市场化等五个步骤。央行决定，自2013年7月20日起，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这标志着目前中国利率市场化已经完成了前四步，正在向第五步迈进。
利率市场化对储蓄者、银行及企业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在实施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有的是阶段性的，在利率市场化进程中会伴随每一步的完成而消失，有的则是长久性的，伴随着整个利率市场化进程。因此利益各方应注意防范可以规避的风险，减少可以避免的损失。
（一）储蓄者的资金风险问题
储蓄者和银行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现象，储蓄者并不了解银行的内部财务状况以及贷款流向，所以当利率市场化后，储蓄者可能选择利率较高的银行。而一些银行为获得利润，可能会以较高的利率获取存款，再把资金以高利率贷给一些风险大的企业，这样，储蓄者的资金其实处在一个相对较高的风险状态中。这就需要储蓄者警惕的同时，还需要国家金融监管的跟进以及信用评级系统的建立，以保障资产利益双方的合法权益。
（二）银行的利率风险、信用风险问题
实行利率市场化后，利率随市场行情不规则而频繁波动，而且由于政策、制度等各方面的因素，中国银行业客观存在资产负债期限不匹配，这就为利率风险的发生提供了可能性[4]。利率风险主要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
1.定价期限风险。这是一种阶段性风险，来源于银行三大业务中重新定价期限所存在的差异，而这种差异使银行的收益会随利率的变动而变化。例如，银行以短期存款作为长期固定利率贷款的融资来源，当利率上升时，贷款的利息收入固定不变，但存款的利息支出会增加，从而使银行的未来收益减少，经济价值降低。
2.基差风险。这种风险来源于存、贷利率调整幅度不一致。基差风险已在完全实现利率市场化的外币市场有所显现。由于大额外币存款利率由银行自行定价，银行为争夺市场份额，使得存款利率上升幅度远高于贷款利率上升幅度。随着利率市场化的逐步推进，基差风险也逐步显现。
3.选择权风险。来源于银行存、贷款合同中的各种选择性规定。即在客户提前归还贷款本息和提前支取存款的潜在选择中产生的利率风险。中国自1996年以来多次下调利率，许多企业都“借新还旧”，提前偿还未到期贷款转借低利率的贷款，从而减少银行收益。
除此之外，银行为覆盖吸收存款的成本，就会设法把贷款转向更高收益的领域，而高收益的领域大都存在高风险，这就有可能导致更多的银行信贷资金脱离实体经济，转向高风险的虚拟经济，助长一些领域的泡沫，所以利率市场化不仅会增加银行的市场风险，还会增加银行的信用风险[5]。比如英国在1971年废除了《利率协定》以后，各商业银行为了追求利润，把资本大量投资在房地产企业，到1973年，由于严重的通胀导致房地产行业的崩溃，银行贷款无法收回，产生二次银行危机。中国商业银行应该在此方面引以为戒。
（三）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
利率市场化无疑会使得融资渠道变多。利率市场化将会带动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完善，使得一些储蓄者将不再看重收益低、风险低的储蓄利率，转向具有高价值、高风险的金融产品，从而企业的融资渠道会从原来较为单一的银行贷款转向资本和金融市场，因此，多数学者都认为利率市场化一定能够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笔者认为这一点值得商榷。一方面，利率市场化的最终目的是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金资源的利用率，把资金分配给优等企业，使那些信用等级高、经营情况好、有能力按期支付本息的企业能够及时获得资金这一宝贵资源，从而试图创造最大的社会财富。而中小企业一般投资规模小、信用程度低、经营状况差、不能按期偿还本息，从这一点看，资金不会在长期被分配到中小企业那里。另一方面，虽然在中小企业融资上，国家政策给予了一定的指导和扶持，但是由于中国多数中小企业在资金使用方面的风险约束机制尚不健全，存在制度方面的因素，因此要从真正意义上解决融资难问题，还需要中小企业从制度上构建高效的企业治理结构，探索解决不良贷款的有效途径。
二、应对利率市场化进程中问题的建议和对策
利率市场化改革本质上是一种利益关系的调整。事实上，一方面，在外部经济环境变化不大的情况下，利率市场化能推进到何种程度取决于利益各方的博弈。另一方面，若完全实现利率市场化，针对上述预期问题，利益各方还应进一步完善其博弈。
（一）商业银行应对利率市场化的主要措施
1.建立差异化定价机制。在中国目前实行存款利率单边浮动的情况下，各商业银行大都习惯于执行人民银行基准利率，商业银行的利率定价缺乏科学性和灵活性，因此商业银行在存贷利率的确定上可以根据地区经济差异、支行收支差异、同业竞争差异，并按照有关规定，制定适合本行的基准利率，授权支行不同的浮动幅度，支行应该在此范围内，根据自己的目标利润来确定利率水平。
2.强化利率变动的监测。利率市场化后，准确把握市场利率水平对银行的稳健经营至关重要。可以通过建立利率量化模型加强对利率变动的监测，完善对利率风险的管理，以达到防范、分散、规避及补偿利率风险的目的。
（二）政府应该及时建立存款保险制度
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就是通过向商业银行收取保费，建立存款保险基金，承诺在银行破产时，由存款保险机构按照规定对存款人进行赔付[6]。按照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简称FDIC）的经验，存款保险机构要评估、管理银行体系的变化对保险基金充足性及波动性造成的影响，并对不同种类的存款，进行差异化保险，这种制度能够提高金融机构的安全性和合理性，有效地降低存款人的资金风险。在美国次贷引发的金融危机中，FDIC已帮助接管了华盛顿互惠银行在内的多家银行。
（三）中央银行应该建立信用评级系统
央行应该通过大型银行的窗口指导来引导市场利率，最大限度地避免利率过度波动。此外，一些相关的信用评级部门应该对所有商业银行和企业进行信用分类和评级，一方面帮助存款人判断银行的风险，使得存款人能选择与自己风险承受能力一致的银行来存款。另一方面，也使银行根据企业的信用等级来决定是否借款以及借款多少，这样既能有效减少企业不良贷款，又有利于企业融资。
总结
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正确性已经在其推进过程中得到了证明，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也将运用这一逻辑在利率市场化方面取得成功。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中国目前完全放开了贷款利率，但存款利率市场化的成功还需费些时日。总之，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继续深化需要循序、谨慎地推进。在利率市场化后的金融运行还需要利益各方的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1] 国家统计局.改革开放铸辉煌 经济发展谱新篇[N].人民日报，2013-11-06（10）.
[2]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银行与家庭金融行为[R].成都：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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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闫海燕.利率市场化对中国商业银行的影响及对策[J].中国市场，2011，（4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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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服务市场化的内涵
所谓公共服务市场化，是指“政府筹集各种资源，通过民主的政治程序设定社会需要的优先目标；与此同时，又利用私营部门之所长,组织商品和劳务的生产”。具体而言，指政府通过政治过程作出决策，确定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标准，然后以市场机制为杠杆，通过多种方式调动私营部门、非营利部门等组织的参与，在竞争中完成公共服务的供给。目的是在政府部门不放弃公共政策制定责任的前提下，通过引入市场机制，挖掘社会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来提高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从本质上来说，公共服务市场化反映了公共服务供给领域政府职能的退缩和市场价值的回归。转贴于（）它只是手段而并非目的，是为了解决官僚腐败及政府垄断下的公共服务供给低效率等问题而引入市场的竞争机制，来提高供给效率及行政效率。
西方各国公共服务市场化的实践
（一）私有化
把原有属于国有的公司或公用事业通过产权转移、拍卖、赠送、发行股票等形式转给私营企业所有或经营。英国是西方国家中实行私有化改革起步最早最突出的国家。在撒切尔首相上台后，开始了大刀阔斧的私有化改革。1998年撒切尔政府表示私有化无，把电力、供水、天然气等国有企业实行了私有化改革。20世纪90年代梅杰执政以后，又把私有化领域继续扩大，邮政、铁路、运输等部门的私有化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可以说，英国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这种示范性效应为各国私有化改革树立了典范。受英国的影响，西方国家随即掀起了一股声势浩大的私有化改革浪潮。
（二）合同出租
合同出租亦称合同承包、竞争招标，是西方各国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中最重要的形式，其主要内容是政府将原先垄断的公共产品的生产权与提供权向私营公司、非营利组织等机构进行转让。政府确定某种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标准，然后对外向私营部门、非营利部门招标承包，中标的承包商与政府签订供给合同，承包商在合同许可的范围内自由配置资源并按合同提供公共服务。政府在此过程中的主要责任就是确定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标准，监督承包合同的执行。在合同订立之前，公共服务的确定是一个政治过程，政治机制起主导作用。合同订立之后，公共服务的提供就进入了经济过程，市场机制在其中起主导作用。承包公共服务生产的组织在合同许可的范围内自由配置资源，摆脱了原先传统公共服务供给模式下的各种限制。政府对承包商的合同管理代替了原先对行政组织的等级控制。
（三）公私合作
即建立政府部门与私营部门的合作伙伴关系，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合同出租，与合同出租不同的是，政府不需要出资购买私营部门提供的服务，而是以政府特许或其他形式吸引中标的私营部门参与基础设施建设或提供某项公共服务并允许承包商有投资收益权。公私合作可以发挥公私两种部门在管理、技术转贴于（）、资金等方面的优势，在各自目标中寻求共识，彼此合作，从而更好地满足社会对公共服务的需求，达到既能借社会资源提高公共服务生产能力，又凭借价格机制显示真实需求。
（四）用者付费制
通过付费，把价格机制引入公共服务中来，按“谁受益，谁付费”的原则，消费者在使用政府提供的服务时必须向政府支付赖以收回成本的费用。与合同出租模式下政府出资购买由第三方提供的公共服务所不同的是，在用者付费模式下，服务的生产者一般是政府，享受服务的消费者直接向政府购买服务。英、美等西方国家在公用事业、垃圾收集、废水和污水处理、娱乐设施、公园、保健服务、特殊事项上的警察服务、楼房检查、住宅区服务等领域，广泛推行用者付费制。
（五）补贴制度
为了鼓励可收费物品和个人物品的消费，政府实施补贴制度。它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是补助，是政府给予生产者的补贴。补助降低了特定物品对符合资格要求的消费者的价格，他们可以向市场上那些接受补贴的生产者购买更多物品。在补助安排下，生产者是营利的或者是非营利的组织，政府和消费者是共同的安排者，政府选择特定的生产者提供补助，消费者选择特定的生产者购买物品，政府和消费者都向生产者支付费用政府对相关行业的补助，是因为这些行业的服务能使公众普遍受益，适当的补助能减轻这些行业的运营成本，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公众对这些物品的购买能力。另一种是凭单，就是政府部门给予有资格消费某种服务的个体发放优惠券，有资格接受凭单的个体在政府指定的公共服务供给组织中“消费”其手中的凭单，然后政府用现金兑换各组织接收的凭单。实行凭单制的公共服务供给与消费模式是公共服务生产组织为争取消费者手中持有的资源而竞争，这种竞争是在市场过程中进行的政府对消费者个体做出反应，公共服务生产组织同样对消费者个体做出反应，消费者个体的选择引发了公共服务生产者之间的竞争，而这部分代替了政府对这些组织的监督，这正是市场化制度安排代替政治化制度安排的优势所在。
西方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的成效
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公共服务的市场化改变了政府对公共服务“大包大揽”的局面，可从容配置行政资源，有利于政府缓解财政压力。政府直接从社会提取资源的能力是有限的，而市场调动资源的能力相对比较强，公共服务市场化扩大了政府供给公共服务的资源及技术力量，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率。这样一来政府既施展了“掌舵”作用，又充分利用了市场的资源配置优势。
有利于改进行政管理和精简政府机构。公共服务市场化使具体的“划桨”交给市场，政府在于“掌舵”，有效调整和优化了政府职能,微观的工作交给市场去做。如英国的“执行局”，美国的“法定机构”，政府可以撤销从事这些业务的常设机构，精简了政府机构规模，同时也提高了行政效率。sp;
有利于扩大民主参与。公共服务的市场化能够充分考虑消费者的需求，以公众的需求为中心，公众通过直接参与或者是通过协商、公决等形式影响公共决策，这样不仅能推进民主化，而且能形成政府与民众的良性互动。公共服务市场化后权力的适当下放，不仅减轻了政府的沉重负担，也有利于社会自治进程的发展以及“有限政府”和“责任政府”的建立，促进政府和社会发展。
西方公共服务市场化的启示
（一）市场化的制度设计
市场化方案的实施要求在宏观上应把公共服务市场化作为政府行政改革的有机组成部分，做好市场化的制度设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单一的政府供给模式已不能满足由所有制形式多元化所产生的消费主体多元化和需求多元化的要求，这就必须实行公共服务市场化。”因此，要根据公共物品的性质，做好市场化的制度设计，对于纯粹的公共服务，如国防、外交、政策、环境等直接由政府提供和生产，而对于混合的公共物品，如市政设施、后勤服务、供应系统等则可交由民营部门、非政府部门来承担，同时探索多元市场化的形式，如市政服务领域采用合同出租，道路、桥梁建设实行公私合作方式，部分国企实行民营化，水、电、燃气供应系统实施使用者付费制度等，从而有效改善公共服务。
（二）有限的市场化
市场化方案中政府在部分公共服务领域的退出，决不意味着政府可以脱离公共服务供给。在公共服务市场化过程中，“政府转交的是服务项目的提供，而不是服务责任的移交”。市场化方案只适用于纯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之间的混合公共物品的提供上，因此，公共服务市场化不是全盘私有化而是有限的市场化。对于关系国计民生的纯公共物品，如国家安全、环境保护等都只能由政府来提供。如果所有的公共物品都可以市场化的话，那么公共服务的公共性就无从谈起了。
（三）协调各方利益体
市场化改革应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协调各方面利益是改革成功的关键。西方国家的实践证明，推行公共服务的市场化能够较好地体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我国公共服务的市场化虽己初露端倪，但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与发达国家也有相当一段距离。即便如此这一过程仍然应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因为，政府管理从根本上说应该是“法治”而不是“人治”。制定和实施有效的法规，不仅可以对市场运行的过程和结果施加影响，以达到利于公众的目的，而且可以防止垄断权力的滥用，促使市场运行更加有效率。在这一渐进的过程中，协调各方面利益是改革成功的关键。
（四）促进政府的职能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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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改革背景与目标
1997～2000年四年间，农民收入增速持续下降，农民生产投资和生活消费都受到了明显的影响，整个农村经济似乎已经不再像早年那样充满活力和生机。同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在显著扩大。2000年，二者差距为1∶2.79。如果考虑到官方公布的农民收入数据至少有20％的水分（事实上绝大多数的基层干部都认为水分远不止于此），而城市居民还享有农民无法享受到的多种福利，如福利住房、公费医疗、单位发放的实物收入等，那么，差距将会更大。世界银行（1998）在一份报告中认为这部分福利应达到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3／4左右。如果按照世界银行的估计进行调整，真实的差距有可能达到5∶1。这一差距，按照国际标准衡量是巨大的和少见的。在同一报告中世界银行还指出：“36个国家的数据表明，城乡之间收入比率超过2的极为罕见；在绝大多数国家，农村收入为城市收入的2／3或更多一些。”我国的情况已经远远超过这一标准。
这样的一种态势，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农业和农村，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都非常不利。因而农村改革和政策的目标自然而然地就锁定在增加农民收入上，并且要真正建立起一种具有良好特征和效能的农业发展新模式，全面提高农业和农村经济素质、效益和竞争力。当然，把增加农民收入确定为核心政策目标并非2001年的转向，按照会议文告或政策文本理解，过去的几年都是如此。但问题是情况每年都不见好转，无疑会影响人们对政府解决问题的态度和能力的信任，这等于在给政府持续增加压力，并在强化着改革的动力，促使甚至迫使政府去解决过去改革中遗留下来的制约农民增收的深层体制问题。 所以， 到了2001年，一些过去改革中遇到的堡垒开始被攻克，某些体制上的胶着状态也开始被打破，比如粮食流通体制、户籍制度等方面的改革都说明这一点。这体现了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种“自动强制实施机制”（刘易斯，1965）。
二、改革的市场化取向
由于中国农村问题的根源性原因在于外部的不利经济环境，所以宏观层面上改革显得尤为重要。但是，宏观政策的调整牵涉到复杂的因素和利益关系，决策者面临着巨大的约束，甚至对成本——收益的计算，就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以至在2001年，宏观政策层面上的变化还只是意向性的，尚处于具体方案探讨和形成阶段。这一年所发生的旨在促进农民增收的体制和政策的变化主要集中在农村经济内部，而检视其主要内容，可以发现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化取向显著加强，在多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改变了以往“渐而不进”甚至发生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倒退的局面。2001年是中国农村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道路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
（一）产品市场：攻克市场经济中的计划“孤岛”
1.粮改：放开销区。1998年，在粮价持续低迷，国内粮食企业亏损严重，收购资金被大量挪用的情况下，我国实行了以“三项政策，一项改革”为主要内容的新一轮粮改，这个方案有很强的针对性和自身逻辑性，对保护农民的利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运行中也遇到了一些难题，远远超过了设计政策时的预想。面对粮改中出现的问题，我国政府就一直在调整完善原来的粮改方案。到了2001年，原来的制度微调终于引发实质性的改革，其基本内容就是在销区放开取消农民的粮食定购任务、放开市场、放开粮价、放开经营。当年年初国务院决定浙江率先进行粮食流通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到了7 月国务院公布了《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意见》，确定了“放开销区，保护产区，省长负责，加强调控”的粮改思路，将所放开的销区范围进一步拓展到包括浙江、上海、福建、广东、海南、江苏、北京、天津等在内的8个省区。《意见》还明确了深化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粮食购销和价格形成的作用，完善粮食价格形成机制，稳定粮食生产能力，建立完善的国家粮食储备体系和粮食市场体系，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和我国国情的粮食流通体制。”这一情况说明，经过几年的曲折徘徊，我国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重新回到了市场化改革的轨道——这是2001年农村经济中最引人注目的变化。
考察粮改历程，可以发现，如何平衡市场调节和政府控制的关系，始终是一个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问题。我国政府对非谷物食品诸如水果、蔬菜、肉类、水产品等的干预相对较少，并且形成了较为繁荣的竞争性市场，但粮改却一波三折，进展缓慢。我国有强大的政治管制能力，也有依靠行政手段动用和管制粮食资源的传统和丰富经验，而按照市场经济原则进行调控和管理的经验和能力却显得不足，所以当市场化改革遇到较为急切的情形时，往往倾向于回过头来使用过去的手段，从而使得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政府控制却时隐时显，挥之不去，导致粮食流通体制市场化改革的成果与人们的预期相差较远。所以，2001年放开销区的改革，尽管仍是过渡性的方案，但它的明显的市场化取向却是来之不易的。
2.棉改：一放二分三加强。与粮食流通相比，棉花流通中垄断色彩更浓，存在着更多的弊端。鉴于此，2001年7 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进一步深化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意见》，提出要打破经营垄断，鼓励公平竞争，规范市场秩序，提高调控效率，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棉花企业经营机制和管理体制。这个决策标志着中国棉花收购市场已完全开放，政府对农民进行硬性收购的作法正在逐渐取消。
（二）要素市场：触动计划经济的残余——户籍制度
随着经济发展和市场化改革的推进，横亘在城乡之间40余年的户籍制度藩篱终于开始松动，并在一定范围内被拆除。2001年年初公安部提请国务院批转了《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对办理小城镇常住户口的人员，不再实行计划指标管理。2001年10月1日起，全国开始以两万多个小城镇为重点推行户籍制度改革，在小城镇拥有固定住所和合法收入的外来人口均可办理小城镇户口。2001年是中国户籍制度改革取得明显突破的一年，不仅全国范围内推行了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而且一些大中城市也开始了放松对农民转换为市民的控制条件。这些变化说明，废除原有的户籍制度是大势所趋，存在了40多年的户籍制度已经走向了瓦解之路。改革户籍制度，打破城乡界限，逐步消除政策制定中的城市中心主义倾向，促进城乡劳动力在同等条件下合理有序地竞争，是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它将有助于形成城乡互通的要素市场，推动城乡之间的经济融合，并带来社会结构、文化等方面的深刻变化。
（三）农村市场经济体系建设：更多方面的进步
1.农村市场信息体系建设得到加强。我国农村经济信息、传播的覆盖面狭窄，直接为农民服务的市场供求、科技等方面的信息远远不能满足需要。这些年的实践说明，由于信息滞后和不准，极易一哄而上、一哄而下，造成市场均衡的脆弱性和市场进入的盲目性，农产品的价值无法实现，严重影响了农民收入的稳定增加。针对这种情况，2001年农业部在全国启动了“信息服务行动计划”，这必将会促进农村市场信息体系建设，为农民提供及时准确的信息服务。
2.农业质量标准化和食品安全引起高度重视。大量存在的农产品质量问题，已经对我国农村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构成了严重障碍，既影响了农民的收益，危害了消费者的利益，也直接损害了我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声誉，削弱了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2001年农业部组织制定了《关于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工作的意见》，并联合有关部门启动了“食品安全行动计划”，要求以提高农产品的竞争力为目标，全面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体系，努力实现农产品的无公害生产和消费。这说明随着农村市场化改革的深入，特别是加入WTO后面对国际市场的竞争， 我国已经开始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正在实现从Food Security（食物安全）到Food Safety（食物卫生安全）的转向。
三、绩效和可能性
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制度是内生的，并且是决定经济绩效（Performance）的首要因素。最近几年，农民增收形势严峻， 要改变这种局面首先需要进行制度创新，也即农民增收重在制度创新。按照本人的理解，制度本身不能增加资源禀赋，但可以改变生产要素配置的环境和相对价格，从而影响经济发展的方向、速度和效率。
2001年我国在农村经济市场化改革进程中采取了多项重大举措，尽管新的制度或做法本身还需要完善，对制度绩效的判断也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但是，我们已经可以感受到市场化改革带来的某些变化和成果，并且由此强化对中国农村未来发展的信心。其中，令人感受最深的是，放开销区的粮改方案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初步实现了粮改的目标。特别是在最早进行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的浙江省，农业资源配置和粮食经济的运行发生了一系列可喜的变化，出现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局面。浙江的变化主要发生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从“定购”到“订单”，确立了新型的粮食产销关系。 全省粮食购销、加工企业和99 万户农民签订了粮食订单，订单数量高达6.4亿公斤，相当于2000年全省粮食订购任务的55.7％。省内不少地方对优质品种粮食实行优质优价，因而调动了农民种植“高效粮食”的积极性。
（2）从单一主体到多元主体，粮食市场体系建设全面启动。 杭州、宁波、温州等大中城市口粮批发市场，金华、衢州、嘉兴等饲料粮批发市场，沿海港口粮食进出口中转市场，三个层次分明的粮食市场体系已经形成。同时，粮食市场主体日渐多元化，省内各级粮食批发市场从事粮食经营的非国有企业已占到80％以上。
（3）从自求平衡到优势互补，促进了农业区域结构的优化。 全省进一步调减了粮食播种面积（早稻种植面积调减了34％），扩大蔬菜、瓜果、花卉苗木等经济作物和出口农产品生产。随着浙江粮食市场的全面放开，国内一些粮食主产省纷至沓来，省际间粮食购销合作得到迅速发展。浙江已与黑龙江、湖北、江西等产粮大省签约，成为粮食购销“合作伙伴”。省际间的粮食购销合作已从传统的粮食买卖向建立基地、组建股份制公司、创办市场等多种合作方式转变。
浙江的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有效地促进了农业结构调整，全省涌现出了300多个万亩以上，总面积700多万亩的效益农业产业带，提高了农业的效益和农民收入。2001年前三季度在全国农副产品出口负增长的形势下，浙江农副产品出口同比增长了14％，农民来自农业的收入增长了10.1％。浙江粮改的成功，充分说明了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有效性，说明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市场化改革是农民增收的主要动因。
四、进一步的思考与建议
关于农村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迄今已经有许多说法和共识，积累了许多经验和教训。今后市场改革还需要对以下工作予以高度重视，并尽快取得实际效果。
1.加快土地市场化流转。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加快土地流转制度改革，促进土地的流动，实现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就在于它能够使稀缺资源得到最充分的利用，我国农业市场化改革显然不能把最稀缺的土地资源排斥在市场之外。我国的农地制度首先要强调“稳”，但也要“活”，不能因为强调稳定而扼杀了流动。最近一些人士过分强调“稳定”，是一种僵化的观念。在产业结构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和收入来源日趋多元化的今天，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已经大为削弱，相当多的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性并没有许多官员和学者想象的那样强烈，有些地方农民种地亏本，出包土地还得“倒贴皮”，也足见土地保障功能的沦落。所以，今后的农地制度改革应当赋予农民以更大的土地处置权利，以期促进土地的流转和规模经营，形成现代农场，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土地开发利用的效率，同时为农民的就业转换和产业扩张提供资本。在土地的利用上，家庭经营具有恒久的活力，因为它适应农业的产业特点，而与农业生产力水平没有太大关系（即可以适应不同层次上的生产力水平）。但是，家庭经营不一定非得建立在平均主义的承包制基础之上。
2.加快实现全国范围内的粮食购销市场化。放开销区的粮改方案是一个过渡方案，粮改涉及到了复杂的利益关系和约束条件，需要有一个过渡时期。但是，这个过渡时期不应该太长，而是要加快实现全国范围的粮食购销市场化。
从理论上讲，一项改革成功与否，固然和原有体制的性质以及改革所设定的目标模式有关，但更重要的是过渡过程本身，即寻找成本较低、以至成本最低的改革路径，是改革成功的关键所在（盛洪，1991）。浙江的改革可以说是一种比较典型的帕累托改进，即使是国有粮食企业在改革中也没有明显受损，因为在放开之前，浙江粮食的集市贸易仍然是活跃的，其国有粮店和大多数国有粮食加工企业，经过改制（拍卖、租赁），几乎清一色由个人或合伙经营。这就是说，在正式放开之前，竞争性的市场已经在事实上存在。现在等于承认了多主体存在的合法化。
2001年的粮改之所以只放开了销区而不是全部放开，一个重要的原因同样是要降低改革成本，避免不确定性和可能的混乱。粮改的下一步必然是要把局部改革成功做法推向全国，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要有配套的政策措施，以防止政策偏差和化解政策风险。
3.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减少控制，增加服务。加入WTO后， 面对国际市场的竞争，我国需要按比较优势的原则调整农业结构和发展方向，不断提高农业的国际竞争力。然而，必须明确的是，比较优势的发挥要求有一个高效协调的农业管理体制。
如果说像放开销区之类的改革是立足本土的内源式的主动改革，那么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就是“冲击——反应”式的被动改革（依靠政府自身有意识地主动改革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可以说，WTO 给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带来多方面的冲击，其中最大的冲击也许就是对政府管理体制的冲击，而这个冲击实质上是我国加入WTO最大的好处。
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应当是“减少控制，增加服务”。减少控制，就是要求政府部门遵循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和逻辑，来调控和管理经济，而不是简单地靠权力的流通和行政命令；增加服务，则是要求政府部门根据市场化和贸易自由化的要求为农民提供更多的诸如信息服务、技术指导、信贷便利化和风险保障、环保和生态建设等等方面的公共服务，增加农民的获利机会，减少市场风险和国际农产品的冲击。
对于加入WTO后政府管理体制改革这个问题的重大意义， 我们应当有更充分的认识。我以为，这项被动性的改革将带来中国经济社会的广泛进步，对中国的民主进程和现代化事业将会做出重要的贡献。需要指出的是，这项改革将对改进中国的文官系统和提高公务员的整体素质大有裨益，也将提高对政策执行的效率和效果。
具体而言，在现代政体下，行政管理机构是庞大的组织，它执行着一种关键性的政治功能，即在各种具体情况下执行政策，因此，一项政策得以贯彻到什么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行政长官对它的解释，以及他们实施该项政策的兴趣和效率。长官们是墨守成规，调和折衷，用标准的手续和大而无当的陈辞滥调来庸庸碌碌地处理问题，还是善于思考，密切关注现实，在变化着的事实前勇于尝试和创新；是一味地迎合上级，玩弄权术，在政治市场上钻营，还是高风亮节，实事求是而又体恤民情，那将对政策实施的程度和效果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此种影响自古而然，于今尤烈，因为现代社会是更为复杂多变的社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奥尔森（1982年）把当今时代称为是“执行权统治的时代”。
过去，我们的一些农业和农村经济政策不是没有被执行，就是在执行中走了样，政策执行起来总会遇到许多牵制和障碍，以至最终取得的成果或节外生枝，或适得其反，往往不尽人意。在WTO的冲击下， 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政策好，执行难”问题。
4.加快建立国家农业支持政策体系，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向农业和农村经济适度倾斜。在国际上，美国、欧盟、日本等都对农业部门给予了巨额的补贴，以期改变其相对于其他部门的不利地位，保证务农者与其他就业者大致相当的收入水平。我国现存的农家经营规模十分狭小，劳动生产率很低，加之买方市场条件下农产品的价值实现较之其他产品更为困难，风险更大，所以非常需要政府的支持。
现在，我国农民又面临着贸易自由化的冲击。按照协议，我国将逐步开放市场、降低关税，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加大国内农业发展政策对农业的支持力度，全面提高我国的农业国际竞争力。其中，很关键的就是要用足“绿箱”政策（《农业协议》第6.1条）， 用好“黄箱”政策（第6.2、6.4、6.5条）。在这方面，我国还有很大的政策调整空间，需要细致深入研究，有必要借鉴国际农业支持和保护的经验，设计和构建合理有效的国内农业支持政策体系。比如，日本为应对WTO 冲击，设计制定了“稻作安定经营对策”、“生物系特定产业技术研究推进计划”、“农业转作支持政策”等一系列非常细致周密的政策措施，对保护农民利益发挥了重要作用。日本在设计应对WTO 冲击的政策过程中表现出的认真态度和务实精神很值得有关部门和人士学习。
加入WTO后， 建立农业的国内支持政策必然涉及到宏观政策的调整。最近几年国家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在开拓农村市场方面的效果非常有限，现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应与应对WTO的冲击、 建立国内农业政策结合起来，向农业和农村经济适度倾斜，在更加协调的宏观经济增长的范围内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给予更大的支持。这不仅是公平的需要，更是效率的需要。当前广大农民由于收入增长缓慢，已经限制了其生产投资和生活消费支出，他们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还面临着较多困难，甚至急需要用钱，因而有较高的边际消费倾向，如果国家能够设法让他们增加一些收入，可能很快就会转化为最终消费需求，拉动投资需求（特别是乡镇企业的投资需求），形成整个经济发展的良性机制。
【参考文献】
［1］刘易斯，1966，《发展计划》，何宝玉翻译， 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
［2］世界银行，《共享增长的收入》，中国财经出版社，1998。
［3］李成贵， “国家干预下的农地有限私有化：一种有选择的激进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季刊》2000年夏季卷。
篇9
日本电力在1951年5月以后，放开实行民营化，就形成了区域垄断的9家电力公司，这9家电力公司在区域都是实行发、输、配垂直一体化的管理体制。由于日本的一次能源基本都是依赖进口，9大电力公司之间电源结构趋同，因此在国内不存在北电南送、西电东送问题和电源结构调整的问题。9大电网之间是弱联系，交换的电力和电量很少。
日本政府由通产省负责对电力实施管制。管制的主要内容是：电价、环境保护和规划。电价管制的原则：一是成本主义原则——按完全成本作为核定电价的基础；二是共同报酬的原则——合理的利润，最早的总资本报酬率为8％；三是公平负担的原则——采用成本加利润的办法。对环境保护的管制主要是限制二氧化碳的排放和对核电建设的环境评价；对规划的管制主要是对长期供求规划和核电建设规划要与电力公司共同讨论。
1999年出台的新电力法是为了促进竞争，实现电力自由化。它的主要内容：一是放开占市场份额30％的特别高压用户（2万伏，用电2000千瓦以上），允许这些用户自主选择电力公司，直接参与电力零售；二是新建电源项目实行招标。新电力法的施行，虽然放开了30％的电力市场，但到目前只有2％至3％的用户更换了供电商。
从2000年3月电力市场放开，实行自由化。政府计划到2004年对现行开放作一个回顾：首先要检查的是自由化以来的实际情况；第二，了解海外自由化发展状况；第三是要检查电力作为公用性事业，在保持其公用性方面做得如何，在此基础上再考虑自由化的范围是否要继续扩大，是不是要全面自由化。
美国：两种方案两个结果
美国电力改革的核心是放松管制，引入竞争，提高效率，降低电价。1978年公用事业管制政策法出台，允许企业建立电厂并出售电力给地方公用事业公司。1992年能源政策法案出台，同意开放电力输送领域，并要求在电力批发市场引入竞争。1996年，联邦能源管制委员会要求开放电力批发市场。厂网分开只明确必需进行功能性分离，分开核算。
美国在放松电力管制过程中，出现了加州大停电和电价飞涨、电力公司申请破产保护这样的重大问题，令政府惊惶失措，令世人震惊。美国的电力改革是从加州开始的，由于充分相信市场的力量，“市场能解决一切问题”，大部分照搬英国改革模式，改革方案中存在固有的缺陷：
一是强迫电力公司出售50％的发电容量，而同时没有要求电力公司和发电商之间签订长期稳定的供购电合同。二是要求电力公司必须100％从现货市场购电，没有期货市场，市场无法提供反映长期供求关系的价格信号。三是缺乏科学合理的价格传导机制，对最终用户的零售价格冻结，而批发市场价格可以大幅波动和上涨，使得处于中间环节的电力公司无所适从，价格倒挂，最终申请破产保护。四是保证电网用电增长需要的供电责任不落实，将这一重大责任寄托于市场的自我调节。另外，环保主义者对环境保护的不切实际的苛求，也是造成加州十年没有建发电机组，投产新的输电线路的原因之一。
美国出现了加州这样的问题，但美国最大的东部PJM&127;电网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了纵向整合电力改革模式，获得了成功。具体做法是：
1将各电力公司发电、输电、配电、供电进行功能性分离，财务分开核算。将输电分离交给系统独立运行者管理，不要求强制出售发电厂，引入竞争机制，逐步放开供电，用户有权选择供电商。
2PJM负责输电系统经营，进行职能管理，&127;提出输电计划对发电厂进行调度，不拥有输电资产，公平为市场参与者提供输电服务和电力交易市场。
3电力公司及供电商分别对用户供电负责，供电负荷要有发电容量保证并有必要的备用容量，不足将受处罚。
4发电容量来源由三部分组成：（1）本公司电厂；（2）双边交易合同；（3）现货市场和一天期货市场。电力市场交易容量约占15％左右。
5为反映电网内部能力限制和拥堵，电力市场实行分区边际定价机制。
在美国本土的48个州中，现在已有24个州正在制定和实施电力改革计划，其中弗吉尼亚和西部的一些州，已经根据加州出现的情况，决定放慢改革的步骤，内华达州已经决定将电力改革延期4年。
2000年美国联邦能源管制委员会提出要建立区域输电机构，在跨州的一定区域范围内，创造一个中间没有隔离层、没有独断层的完整的输电经营系统。区域输电机构的重要作用，一个是集中精力把输电基础设施建设好，一个是监督系统的运行潮流。
英国：电力市场化改革的始作俑者
英国的电力市场化改革始于撒切尔时代。1979年保守党赢得大选，撒切尔夫人坚信“市场万能”，减少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廉价出售政府拥有的企业，进行了一系列国有行业私有化改革。并于1988年2月发表《电力市场民营化》白皮书，拉开了电力市场化改革的序幕。
英国电力市场化改革的核心是实行私有化和在电力市场引入竞争。1990年3月31日，按《电力法》形成新的产业结构：国有电力企业被分解为12个地区配电公司、3家发电公司和一家高压输电公司。供电商包括地方供电公司和二级供电商。英格兰和威尔士电力库开始交易，允许大于01万千瓦用户选择供电商。
1990～1996年上述各公司股票陆续上市，完成私有化。1998～1999年，允许所有用户选择供电商；新电力交易规则方案（NETA）出台；2001年3月27日，新电力交易规则施行，以多个市场和双边合同取代强制性电力库。
自行业改革以来，由于引入竞争，加强管理，减人增效，及成本低的天然气发电比重由1％提高到22％等因素，零售电价有较大幅度下降，居民用户价格下降28％；中型工业用户电价下降约31％。此外，政府为减少持续降低电价的压力，在改革之初将电价提高了约25％，为改革和电价降低提供了较宽松的条件和环境。
当不少国家纷纷效仿英国率先推行的电力库模式的时候，英国却又率先抛弃了这一模式，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新的改革措施：
1.从2001年3月27日起取消强制性电力库，实行新的电力交易规则。新电力交易规则NETA是一个由双边合同形式主导的市场，合约双方包括发电、供电及交易商和用户；供电商和发电商可就将来任何时候买卖电力订立合同；允许电力合同的时间跨度从当天到几年以后，合同需要实物交割；国家电网公司作为系统运营商，接受电力的买卖出价，以平衡1．5小时以内合同交割中出现的供给和需求的差额，并解决输电网的堵塞问题；系统运营商调度电力直到满足需求，市场价格为系统平衡时最后一个发电单位电价；对合约电量和实际电量不符的市场参与方，将按系统平衡时接受的电力买卖的价格支付费用，并且支付系统运营商使系统平衡的成本。
2.纵向整合。供电公司购买发电商，实现发电和售电的自我平衡，目前英国五个最大的供电公司，发电和售电是基本平衡的。
3.横向整合。供电公司之间将出现相互兼并，平均每个供电公司的用户规模将由300万户提高到500万户，实现规模效益。
法国：反对破碎化以实现规模经济
法国电力公司在电力行业中占据绝对统治地位。法电占全国总发电量和装机容量的94％，拥有100％的输电业务，自1958年起拥有75年输电网的独家经营权，拥有全国96％的配售业务，拥有100％的电力进出口业务，2000年全国发电量的16％输出国外，主要对瑞士和英国出口。在欧盟指令的推动下，法国制定并实施了《关于电力公共服务事业发展和革新的法律》，即新电力法。新电力法明确公共服务使命及其资金来源，设立公共服务基金，加入电力价格中，由用户负担；确立供电市场开放时间表和有选择权用户；建立生产许可证制度；设立一个电力监管委员会，经费由财政负担；成立在管理上独立于发电的输电网管理机构；法国电力公司实行发、输、配账目分开；法国电力公司业务经营领域将扩大，允许对有选择权用户提供供热、供气等服务。
新电力法的实施，迈出了电力市场化改革的第一步，在2000年用电量1600万千瓦时以上的拥有选择权的1200个用户中，有20户更换了供电商。法电对电力改革主张纵向整合，实现规模经济，反对破碎化；并要考虑长期发展战略。法电提出到2005年的四大战略目标：一是用户非常满意率达到50％以上；二是集团50％的营业额来自法国境外业务收入和境内非电业务收入；三是集团的经济效益跻身于同类能源服务的国际性集团的前三名；四是法电集团的全体成员与企业的观点和目标保持一致，处处体现企业价值。
尽管有来自欧盟的压力，但法国政府对法电的政策仍没有太大的变化：一是仍与法电签订三年的经济合同；二是没有将法电分解为若干公司的意愿，只是按电力法的规定将其发、输、配业务实现功能分离和财务分开；三是没有将法电私有化的意愿；四是没有要求法电裁减员工；五是没有给法电设定降低电价的目标。
欧盟：倡导建设统一电力市场
欧盟于1996年12月19日一致通过关于放宽电力市场的指令，内容包括：
一、有选择权用户可自由选择供电商，参与的欧盟及欧洲经济区13个国家必须依据时间表开放供电市场。
二、供电市场可采用不同的业务模式。
第三方接入：有选择权的客户和供电商可接入供电网络；允许采用纵向整合化系统，但必须将发电、输电和配电行业的会计账目分开；可采用管制价格或协商价格。
单一买家：有选择权的客户可与独立供电商签订合同，但所有电力均由单一买家供应，而单一买家则按约定价格向合约供电商购买电力。
三、对于发电市场，欧洲国家可选择采用招标机制或许可证制度来监管新的发电容量。
欧盟指令后，整体而言，市场改革步伐比“欧洲竞争指引”的指令所预期的要快得多，在2000年，欧洲市场已开放了80％，远远超过规定的30％。
篇10
日本政府由通产省负责对电力实施管制。管制的主要内容是:电价、环境保护和规划。电价管制的原则:一是成本主义原则——按完全成本作为核定电价的基础;二是共同报酬的原则——合理的利润,最早的总资本报酬率为8%;三是公平负担的原则——采用成本加利润的办法。对环境保护的管制主要是限制二氧化碳的排放和对核电建设的环境评价;对规划的管制主要是对长期供求规划和核电建设规划要与电力公司共同讨论。
1999年出台的新电力法是为了促进竞争,实现电力自由化。它的主要内容:一是放开占市场份额30%的特别高压用户(2万伏,用电2000千瓦以上),允许这些用户自主选择电力公司,直接参与电力零售;二是新建电源项目实行招标。新电力法的施行,虽然放开了30%的电力市场,但到目前只有2%至3%的用户更换了供电商。
从2000年3月电力市场放开,实行自由化。政府计划到2004年对现行开放作一个回顾:首先要检查的是自由化以来的实际情况;第二,了解海外自由化发展状况;第三是要检查电力作为公用性事业,在保持其公用性方面做得如何,在此基础上再考虑自由化的范围是否要继续扩大,是不是要全面自由化。
美国:两种方案两个结果
美国电力改革的核心是放松管制,引入竞争,提高效率,降低电价。1978年公用事业管制政策法出台,允许企业建立电厂并出售电力给地方公用事业公司。1992年能源政策法案出台,同意开放电力输送领域,并要求在电力批发市场引入竞争。1996年,联邦能源管制委员会要求开放电力批发市场。厂网分开只明确必需进行功能性分离,分开核算。
美国在放松电力管制过程中,出现了加州大停电和电价飞涨、电力公司申请破产保护这样的重大问题,令政府惊惶失措,令世人震惊。美国的电力改革是从加州开始的,由于充分相信市场的力量,“市场能解决一切问题”,大部分照搬英国改革模式,改革方案中存在固有的缺陷:
一是强迫电力公司出售50%的发电容量,而同时没有要求电力公司和发电商之间签订长期稳定的供购电合同。二是要求电力公司必须100%从现货市场购电,没有期货市场,市场无法提供反映长期供求关系的价格信号。三是缺乏科学合理的价格传导机制,对最终用户的零售价格冻结,而批发市场价格可以大幅波动和上涨,使得处于中间环节的电力公司无所适从,价格倒挂,最终申请破产保护。四是保证电网用电增长需要的供电责任不落实,将这一重大责任寄托于市场的自我调节。另外,环保主义者对环境保护的不切实际的苛求,也是造成加州十年没有建发电机组,投产新的输电线路的原因之一。
美国出现了加州这样的问题,但美国最大的东部PJM&127;电网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了纵向整合电力改革模式,获得了成功。具体做法是:
1将各电力公司发电、输电、配电、供电进行功能性分离,财务分开核算。将输电分离交给系统独立运行者管理,不要求强制出售发电厂,引入竞争机制,逐步放开供电,用户有权选择供电商。
2PJM负责输电系统经营,进行职能管理,&127;提出输电计划对发电厂进行调度,不拥有输电资产,公平为市场参与者提供输电服务和电力交易市场。
3电力公司及供电商分别对用户供电负责,供电负荷要有发电容量保证并有必要的备用容量,不足将受处罚。
4发电容量来源由三部分组成:(1)本公司电厂;(2)双边交易合同;(3)现货市场和一天期货市场。电力市场交易容量约占15%左右。
5为反映电网内部能力限制和拥堵,电力市场实行分区边际定价机制。
在美国本土的48个州中,现在已有24个州正在制定和实施电力改革计划,其中弗吉尼亚和西部的一些州,已经根据加州出现的情况,决定放慢改革的步骤,内华达州已经决定将电力改革延期4年。
2000年美国联邦能源管制委员会提出要建立区域输电机构,在跨州的一定区域范围内,创造一个中间没有隔离层、没有独断层的完整的输电经营系统。区域输电机构的重要作用,一个是集中精力把输电基础设施建设好,一个是监督系统的运行潮流。
英国:电力市场化改革的始作俑者
英国的电力市场化改革始于撒切尔时代。1979年保守党赢得大选,撒切尔夫人坚信“市场万能”,减少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廉价出售政府拥有的企业,进行了一系列国有行业私有化改革。并于1988年2月发表《电力市场民营化》白皮书,拉开了电力市场化改革的序幕。
英国电力市场化改革的核心是实行私有化和在电力市场引入竞争。1990年3月31日,按《电力法》形成新的产业结构:国有电力企业被分解为12个地区配电公司、3家发电公司和一家高压输电公司。供电商包括地方供电公司和二级供电商。英格兰和威尔士电力库开始交易,允许大于01万千瓦用户选择供电商。
1990~1996年上述各公司股票陆续上市,完成私有化。1998~1999年,允许所有用户选择供电商;新电力交易规则方案(NETA)出台;2001年3月27日,新电力交易规则施行,以多个市场和双边合同取代强制性电力库。
自行业改革以来,由于引入竞争,加强管理,减人增效,及成本低的天然气发电比重由1%提高到22%等因素,零售电价有较大幅度下降,居民用户价格下降28%;中型工业用户电价下降约31%。此外,政府为减少持续降低电价的压力,在改革之初将电价提高了约25%,为改革和电价降低提供了较宽松的条件和环境。
当不少国家纷纷效仿英国率先推行的电力库模式的时候,英国却又率先抛弃了这一模式,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新的改革措施:
1.从2001年3月27日起取消强制性电力库,实行新的电力交易规则。新电力交易规则NETA是一个由双边合同形式主导的市场,合约双方包括发电、供电及交易商和用户;供电商和发电商可就将来任何时候买卖电力订立合同;允许电力合同的时间跨度从当天到几年以后,合同需要实物交割;国家电网公司作为系统运营商,接受电力的买卖出价,以平衡1.5小时以内合同交割中出现的供给和需求的差额,并解决输电网的堵塞问题;系统运营商调度电力直到满足需求,市场价格为系统平衡时最后一个发电单位电价;对合约电量和实际电量不符的市场参与方,将按系统平衡时接受的电力买卖的价格支付费用,并且支付系统运营商使系统平衡的成本。
2.纵向整合。供电公司购买发电商,实现发电和售电的自我平衡,目前英国五个最大的供电公司,发电和售电是基本平衡的。
3.横向整合。供电公司之间将出现相互兼并,平均每个供电公司的用户规模将由300万户提高到500万户,实现规模效益。
法国:反对破碎化以实现规模经济
法国电力公司在电力行业中占据绝对统治地位。法电占全国总发电量和装机容量的94%,拥有100%的输电业务,自1958年起拥有75年输电网的独家经营权,拥有全国96%的配售业务,拥有100%的电力进出口业务,2000年全国发电量的16%输出国外,主要对瑞士和英国出口。在欧盟指令的推动下,法国制定并实施了《关于电力公共服务事业发展和革新的法律》,即新电力法。新电力法明确公共服务使命及其资金来源,设立公共服务基金,加入电力价格中,由用户负担;确立供电市场开放时间表和有选择权用户;建立生产许可证制度;设立一个电力监管委员会,经费由财政负担;成立在管理上独立于发电的输电网管理机构;法国电力公司实行发、输、配账目分开;法国电力公司业务经营领域将扩大,允许对有选择权用户提供供热、供气等服务。
新电力法的实施,迈出了电力市场化改革的第一步,在2000年用电量1600万千瓦时以上的拥有选择权的1200个用户中,有20户更换了供电商。 法电对电力改革主张纵向整合,实现规模经济,反对破碎化;并要考虑长期发展战略。法电提出到2005年的四大战略目标:一是用户非常满意率达到50%以上;二是集团50%的营业额来自法国境外业务收入和境内非电业务收入;三是集团的经济效益跻身于同类能源服务的国际性集团的前三名;四是法电集团的全体成员与企业的观点和目标保持一致,处处体现企业价值。
尽管有来自欧盟的压力,但法国政府对法电的政策仍没有太大的变化:一是仍与法电签订三年的经济合同;二是没有将法电分解为若干公司的意愿,只是按电力法的规定将其发、输、配业务实现功能分离和财务分开;三是没有将法电私有化的意愿;四是没有要求法电裁减员工;五是没有给法电设定降低电价的目标。
欧盟:倡导建设统一电力市场
欧盟于1996年12月19日一致通过关于放宽电力市场的指令,内容包括:
一、有选择权用户可自由选择供电商,参与的欧盟及欧洲经济区13个国家必须依据时间表开放供电市场。
二、供电市场可采用不同的业务模式。
第三方接入:有选择权的客户和供电商可接入供电网络;允许采用纵向整合化系统,但必须将发电、输电和配电行业的会计账目分开;可采用管制价格或协商价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