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十篇

事在人为篇1

如果你的思维一直都是这么顺畅的话，就会形成一股思维流。这样的感觉，并且会一直在你的生活当中，伴随着你也许是一辈子的光阴。

我一直都希望如果有一些事情，可以不用那么复杂，我想这个世界上很多人们都会变得非常轻松，不会为了这些事情而奔波忙碌。

其实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是可以发生改变的，只不过一切都是事在人为，如果我们一天到晚的都只知道抱怨，停在这里只去思想，而从来不去付诸实际行动，从来不去实践，那么又谈何能够成功呢？

毕竟所有的改变都是在实践当中进行的。我们也从来都不知道在那些美丽的过程当中，到底拥有着一种怎样的默契。

所以你们也看得清楚，那些所有存在的，彼此之间的事情都是一点一滴发生变化的。而不是在一朝一夕之间你就已经早就参透了事情的结果。

事在人为篇2

工作中要具有开拓创新和锲而不舍得精神、独当一面的能力、团队意识和大局意识，这些都是通向成功的法宝和利器。但我认为，仅仅具有以上几点还是远远不够的，最关键得是要有忠诚的素质和乐观的态度、坚定的自信心。

书中写到忠诚是生存的保证。是的，忠诚在现在社会里是尤为可贵的。每一个人对自己的工作的忠诚、对自己的上级的忠诚、对出生入死的朋友的忠诚、对给予你帮助的同事之间的忠诚以及对自己的家庭和爱人的忠诚，这每一个忠诚都代表着一份希望和力量、代表着一条通往成功的捷径。一个人从踏入社会的那一刻起，就要坚定自己的理想和目标，这对你整体的人生规划是至关重要的。不要因为一点点微小的利益，就选择频繁的跳槽，这对自己的长远发展有害无益。我们应当面对困难勇往直前，努力克服困难，在着过程中你就会得到人生的乐趣，你会积累战胜困难的经验和信心。

当我们抱着远大的理想，参加到工作中时，乐观的心态和绝对的自信是必不可少的。书中写到：只有乐观得人才能冷静客观的面对挫折和困难。在乐观自信的牵引下，想象自己可以克服困难超越挫折，认真分析失败的原因，探索新的解决办法，以更大的勇气面对问题和挫折，努力奋斗、至致克服难关。比如在解放前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是乐观自信的唯物主义者。他们在怎样艰苦的环境下，不论革命受到多大的挫折，都坚信自己的理想会实现，革命会成功。他们有抱负有理想，对未来非常乐观，可同时也能客观的面对现实，分析各种可能出现的不利状况。他们心思慎密，一丝不苟，为了最终的目标而付出长期的、艰苦的、持续不断的努力。最终解放了全中国，取得了革命得胜利。

事在人为篇3

公道正派作为一种政治品质、一种思想作风、一种人格力量，是组织部门和组工干部的立身之本、为人之道、处事之基。每一名组工干部都应将其视为自己的生命，树立起廉洁操守、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形象。古人云：“欲修其身正，必先正其心。”由于组织工作的特殊性，许多人对组织部门和组工干部往往“高看一眼”，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更是把组工干部作为“公关”的对象。所以，组工干部既需要“他律”，更需要“自律”，要从大处着眼，端正动机，要从小处入手，防微杜渐。既要自觉向孔繁森、郑培民等先进模范人物学习，又要吸取胡长清、成克杰等反面典型的深刻教训，引以为戒。“打铁还须自身硬”。社会的快速发展和纷繁变化，对干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组工干部的综合素质和工作要求要与时俱进，墨守成规、因循守旧的思维方式无异于盲人摸象。“常养胸中浩然之气，常积公道正派之德”，才能抵得住诱惑、抗得住干扰、守得住原则!常言道：“胸襟宽广，有容乃大。”既容人之长，也容人之短；既容人之功，也容人之过。能以博大的胸怀待人处事，不以个人恩怨辨是非，不以个人好恶识良莠。听得进逆耳之言，容得下批评意见，忍得住埋怨指责。要像郑培民那样，“做官先做人、万事民为先”，始终把党的事业、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以公道正派的人格力量赢得社会的尊重和人民的信赖!时代潮流不断涌进。从事组织工作的同志必须长期坚持公道正派这个原则，始终做一名让党放心、让群众满意的组工干部!

事在人为篇4

论文关键词：同案犯 刑事诉讼 民事诉讼 被告人

论文摘要：刑事诉讼过程中，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或者提起公诉的人民检察院因国家财产、集体财产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损失，被害人、人民检察院有提出要求被告人赔偿损失的权利。

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人具体包括：（1）刑事被告人（个人和单位）及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共同致害人。（2）未成年被告人的监护人。（3）先已被执行死刑的罪犯的遗产继承人。（4）共同犯罪案件审结前已死亡的被告人的遗产继承人。（5）对刑事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单位和个人。

笔者认为“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共同致害人”除了应包括人民检察院没有提起公诉的与刑事被告人共同实施侵害行为的其他共同侵害人和自诉人没有提起自诉的与刑事被告人共同实施侵害行为的其他共同致害人外，还应包括在逃的共同实施侵害行为的行为人。

在审判实践中，我们遵照最高院《关于印发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中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问题中规定“在逃的同案犯不应列为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的精神执行。笔者认为，此规定过于片面，应视具体案情区别对待，刑法理论对于此方面规定是人民检察院没有提起公诉的人与刑事被告人共同实施侵害行为的人。笔者理解既包括侵害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不应追究刑事责任，也应包括侵害人的行为可能构成犯罪，依法应追究刑事责任的侵害人，对在案的侵害人毫无疑问，起诉到法院应列为附带民事被告人，但对于在逃的同案犯，如果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能够认定在逃的行为人有共同侵害的事实，查明其财产情况，如在逃的同案犯有经济赔偿能力，其亦应列为附带民事被告人。因为附带民事诉讼本质上仍然是民事诉讼，它是一种因被告人犯罪而进行的损害赔偿的民事诉讼，违反了两种法律，承担两种法律责任，因此，在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时，在程序方面，也适用《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在逃的同案犯可以按缺席判决其承担民事赔偿部分。这样最大限度上保障国家、集体和公民个人财产免遭犯罪侵害，或者尽可能使这种侵害所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防止被告人因在逃既逃避了刑罚惩罚，又暂时在经济上也不承担赔偿责任，其家庭转移变卖财产等，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最终得不到保护。

事在人为篇5

[关键词]事业单位；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

[DOI]10.13939/ki.zgsc.2015.41.206

事业单位思政工作强调的是对干部职工的思想教育、教导作用，以路线、方针、政策教育和科学理论等作为教育内容，提升广大干部职工的思想素质。以人为本的工作理念通过从思想角度上加强对干部职工的教育、引导，从而健全干部职工对事业单位思政工作的认识，解决其工作中存在的思想问题。因此，如何在思想政治工作中深刻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这关系到新时期事业单位思政工作成效。

1 以人为本理念下的思想政治工作内容

1.1 强化多元文化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在多元文化发展愈演愈烈的今天，做好文化包容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对于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我国社会，积极开展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更是重中之重。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应该充分认识到多元文化的价值与内涵，充分发挥出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依据不同干部职工的文化背景以及文化要求，明确其价值观、文化观、生活习惯等，有针对性地制定出相关的思想政治教育策略。同时，积极开发出不同类型的文化产品，从而满足不同干部职工的文化需求，全方位提升其文化学习主动性与积极性，实现事业单位工作的长效发展。

1.2 充分发挥出思想政治工作的导向作用

思想政治工作建设要在科学的指导思想下进行，不断落实理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以及社会主义价值观理念，积极开展相关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引导广大事业单位干部职工认真学习，深刻领会相关指导思想的精髓，从而在根本上帮助事业单位干部职工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明确思想发展方向。同时，树立正确向上的价值观、人生观以及世界观，利用科学的思想指导各项行为，端正自己的工作态度，全面提升工作责任感与使命感，杜绝各类腐败行为在自己身上发生，从而有效抑制贪腐等不正之风对自己的影响，明确自己人生价值与发展方向，从而以一种积极饱满的热情投入到事业单位工作中。除了在工作学习中对广大干部职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同时也应该积极强化对干部职工生活上的思想政治教育，使其在端正自己行为的同时对身边人能够起到良好的教育工作，从根本上抑制贪腐等不正之风。

1.3 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杠杆作用

思想政治工作对事业单位思想政治工作起到指导作用，而要实现事业单位文化向事业单位生产力的转化，就需要充分发掘出思想政治工作的杠杆作用。事业单位文化是经过长期的生产和经营管理实践，而有效形成的能够得到事业单位广大干部职工认同的，且较为稳定的多次出现的行为以及心理的表现形式，因此事业单位文化影响着广大干部职工的思想观念。在事业单位思想政治工作中，充分发挥出思想政治工作的教育功能，在帮助广大干部职工较好较快地学习并且掌握事业单位文化的基础上，端正其思想理念，使其能够在自己的工作中积极调整思想状态，充分履行自己的工作职责，充分发挥出自己的工作积极性与主动性，充分发挥出事业单位文化的经济效益，推动事业单位工作向前迈进。

2 事业单位思想政治工作以人为本的应用对策

2.1 塑造事业单位文化精神

在事业单位工作发展的关键时刻，思想政治工作往往可以塑造良好的事业单位文化进精神，促进事业单位各项工作的有效进行。从事业单位文化建设过程来看，它不是单靠事业单位设立一个标语、悬挂一个横幅就可以解决的，它需要所有的员工一起努力，一起去为塑造事业单位的文化精神努力。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入，思想政治工作对事业单位工作发展来说尤为重要，为了有效面对新形势下各种工作的要求，就必须塑造强大的事业单位文化精神。而加强事业单位的文化精神的方法很多，例如可以通过定期召开事业单位文化大会或者是事业单位文化联谊活动，来宣传事业单位的文化，让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加深对事业单位文化的认识，促进文化对员工的深刻影响。

2.2 树立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

第一，要做到尊重每一个员工，切实保证员工的独特利益。第二，通过公开、民主的职工代表大会对事业单位各项事务进行宣讲，在思想上明确领导和员工之间的沟通渠道，让员工有知情权、建议监管权力和监督权利。第三，当员工面临一些困难时，正规部门要及时地伸出援手，帮助员工解决实际问题。第四，管理者要注重自身建设，以身作则，只有严于律己，才可以更好地去管理事业单位，让员工信服。第五，通过集体活动，如各种比赛、聚会，丰富干部职工的文化生活，让员工认识到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激发人的智慧，团结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所以说作为事业单位的文化建设来说，必须要突出这种人本管理的态度，这样才可以为事业单位发展提供更多优秀的员工，促进事业单位的发展。

2.3 全面关注职工切身利益

在当前的市场经济下，广大事业单位职工对自己切身利益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因此事业单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从职工关注的问题入手。具体而言，在以人为本理念的指导下，要从职工关注的医疗、住房、子女教育、社会保险等多方面入手，给予广大职工真真切切的福利，将职工在工作、生活中遇到的问题作为工作的重点，实现思想教育从口号向实际行动转变，从而提升职工对事业单位的信任感以及归属感。此外，要充分关注广大职工的自我发展，给予其良好的晋升途径与空间，真正将职工的人生价值实现与事业单位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要因人制宜，抓住职工需求核心，采取积极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措施，从而实现职工自身利益与单位利益的共同发展。

2.4 健全工作组织机构，注重工作队伍建设

健全的工作组织机构是保证思政工作顺利开展的前提条，因此事业单位应该根据本单位思政工作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设立相应的工作组织机构，配备专业的思想政治教育人员，从而为思想政治工作开展提供系统全面的组织保障。专业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对于推动思政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针对当前思政工作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的现状，一方面要引进高素质的思政人才，并且提供良好的发展空间以及平台，另一方面要强化对现有思政工作人员的业务知识及技能培训，以便于其能够应对新形势下思政工作发展要求。

3 结 论

在事业单位工作新形势下，应该不断完善现有的思想工作机制，积极拓宽事业单位文化建设内涵。以思想政治建设为指导，将事业单位文化建设作为主体内容，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与事业单位建设和管理及事业单位建设有机结合，实现事业单位现代化建设的长效发展，更好地提升事业单位系统在经济社会中的服务和保障作用。

参考文献：

[1]王幸福.做好事业单位思想政治工作的思考[J].华北煤炭医学院学报，2011，5.

事在人为篇6

广州市工会生活部56号函谅已收悉。我们研究后提出如下意见，请你们再研究一下并答复他们。

二、关于解放前在敌伪或国民党军队中担任军官、宪兵以及党政机关负责领导职务的人员，以前当过工人，做工的时间也一律不再计算工龄。

三、职工买地或继承父业，评为地主的，其工龄应从改变成份以后重新计算。

事在人为篇7

关键词：商事营利民事立法模式

商事借中国市场经济的东风，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并呈现出许多新的方式。新的表现形式要求有先进的、与之配套的法律法规的保障和规范，然而我国目前关于商事的立法却仅仅体现在《民法通则》中关于民事的制度，以及《对外贸易法》和年由外经贸部的《关于对外贸易制的暂行规定》等法律法规中。并且，这些法律已经无法适应商事的发展，加之商事在国际上的广泛应用以及本身具有独特的特点，因此分析其相关理论，并借鉴国外立法例，对我国的未来商事立法的完善提出建议显得尤为必要。

一、商事的界定概况。

商事的界定，是商事制度及其立法完善所必须解决的基础性问题。在中国，法律并没有对“商事”这一概念进行界定，一般适用《民法通则》关于“民事”概念的规定，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对于特殊商事行为的规定。在国际上，对于商事的界定主要区别在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在大陆法系，商事依据各国立法例的不同分为营业领域说、商人名义说、商说。①营业领域说认为，商事是一般制度在营业领域的应用，例如证券和保险，这主要为承认民商合一的国家所采用，如瑞士、意大利等。商人名义说则是以商是否具有商人资格入手，认为商事是指具有商人资格的人所为之行为。因此，在采用商人名义说立法例的国家之中，民事主体必须满足商人的条件才能成为人，很大一部分都需要经过工商管理的登记。主要代表国家为日本和德国。而商行为说则以人的特殊视角出发，认为商事应为商的业务行为，采此说的国家把商事限定为商的行为，代表国家为法国。可见，在大陆法系国家中，无论从哪个切入点来界定商事，其所强调的重点是一样的，那就是显名，即人必须以被人的名义与第三人为法律行为，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直接。

在英美法系国家中，由于没有独立的民商法部门，其有关的法律主要为单行的商事法或判例。他们强调的不是人是否以被人的名义为法律行为，而是更注重的内在实质关系——权的合法性。正如有学者所言：“尽管在英美法学界，关系有”合意说“、”权限说“、”权力说“等不同理论依据，但其关心的主题不是人究竟是以人（代表）的身份还是以本人的名义与第三人签订合同这一外在形式，而是人是否有权以自己的行为来构建委托人与外人的直接合同关系。”②二、商事的特征新探。

（一）营利。

保证商事主体营业的营利性是商法的基本特征之一，作为商事法律行为之一的商事，映衬了商法的基本特征，并且使这一特征更加鲜明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从商事的产生来看，正是由于商事主体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从而将一些自己不能为或者自己难以为之的法律行为托付于人，使得自己在不丧失交易机会的同时最大化自己的营业能力，从中获取高额的利润；第二，从商事的发展过程看，商事人，由原先普通的、偶尔的、非专业的，慢慢向持续性、专业性、营利性的方向转变。人再也不是简单的从事民事，而是转向专门化的商事人。追求商事利益的最大化成为商事人永恒的价值追求；第三，从商事的发展结果来看，商事无论是给被人、人，还是给第三人都带来了经济利益，整个过程的营利性进一步促进了商事制度的完善，所以，商事具有鲜明的营利性色彩。

（二）互惠。

纵观商事的各个关节，从被人寻求人以拓展自己的行为能力和最大化自己的商业利益，到人接手事务，并应用专业的知识和手段为被人从事业务并从中赚取商业利益，再到商事人满足了第三人寻求交易的迅捷和方便无不是一个互利互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每个参与者都在满足他人的同时给自己带来了利益，所以，商事具有明显的互惠性。

（三）安全。

保障交易安全是商法的一个基本原则，只有安全的交易才能给交易双方带来利益，才能保障整个市场经济稳定、有序的进行。

在商事中，被人委托人从事业务，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保障交易安全的考虑。这主要体现在异地交易当中，例如，a省被人甲欲与b省的交易相对人乙进行交易，而甲此时对于乙的状况并不熟悉，如果直接进行交易存在很大的风险性。

而此时，b省恰好有一个商事丙与甲是合作伙伴，且对b省的业务极为熟悉。那么，甲委托丙为其人与乙进行交易便水到渠成，既维护了安全，又赢得了利益，获得双赢。商事的安全性更体现在对外贸易上，例如我国的对外贸易相关法规就规定，只有合法取得对外贸易资格的人才能直接对外贸易，否则应当委托人从事。可以看出，国家的政策正是出于对交易安全的考虑并且尽可能地降低交易的风险性才予以此项规定。所以，追求交易安全是商事重要的特征之一。[论\文\网LunWenNet\Com]

三、商事和民事的区别。

商法是民法的特别法，商事活动中的许多制度适用民法的有关规定。商事制度与民事制度是一种源流的关系。但笔者认为，商事制度并不是简单的民事在商事领域中的运用，纵观现今所出现的商事行为及世界各国对于商事的不同界定，我们可以看出商事是对民事的创新和发展，商事与民事相比，具有明显的区别。

（一）是否显名不同。

商事在显名与否的问题上存在三种情况。一种为显名，即商事人应当以被人的名义与第三人为法律行为。此时，人向交易相对人公开被人的姓名和利益，的效果直接归属于被人。在这种情况下，人一般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也就是民事制度在商事领域的应用。另外一种为不公开被人身份的，即指商事人在处理商事事务的时既不明示以本人名义，也不明示以本人利益，而是以自己的名义表示或接受意思表示。在这种商事中，人事实上得到本人的授权，有权，但其并不表示。交易相对人与人进行交易完全是在对人信任的基础上，其不知道也没有必要知道被人的存在。这种对于那些被人与第三人之间存在相互不信任，但又对对方有交易需求的情况下十分受用。第三种是指不公开被人姓名的。这种不以被人的名义进行，但表明其为了被人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人在订约时表示有关系存在、表明自己的人身份，公开本人的存在，但不指出本人的姓名。在当前的实际商事活动中，商为了使本人不和第三人建立直接联系，通常采取此种作法，我国许多进出口公司在本人和外商做贸易时也经常采取这种方式。但在缔约时，由于作为合同的直接当事人风险较大，故人一般须在合同中注明“本人”以让对方知道他是人的身份，但不知道具体的本人是谁。③而在民事中，人必须是以被人的名义而为民事行为，显名是民事有效的条件，也是区别与商事最主要的特征。

（二）责任承担的方式不同。

在商事中，由于人享有收益权，并且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其在商事中往往承担着更大的法律责任，当商事出现问题时，法律后果的承担者往往是商事人，而不是被人。在民事中，人除非有过错，否则，的法律后果都直接归属于被人。

（三）人资格要求不同。

在商事中，人在很多情况下是出于以营利为目的而从事专门业务的商人，他们在取得业务之前必须首先取得的是接受事务的资格，即商人主体资格。这主要体现在，人必须经过工商管理部门的登记，拥有一定的财产，有自己的组织机构等等。只有合法地取得商人的资格后才能从事业务。而在民事中，只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无论自然人还是法人都可以取得权，无须另外取得某种资格。

（四）权的存续期间不同。

在民事中，被人死亡；被人恢复行为能力；被人取消委托；指定人从新指定人等原因都会导致权的消灭。而在商事中，人是基于委托合同或者公司章程而获得权，权的存续期间一般以约定为主，很少像民事一样由法律直接规定权消灭的事由。

当然，商事和民事还存在着许多不一致的地方，如二者的具体的关系以及制度的区别等等都存在着区别。

四、我国商事立法模式的选择。

纵观世界各国的立法例，关于商事主要有两种立法模式，一种为一元结构，另外一种为二元结构。我国应当在二者之间做出如何的选择？或者，我们是否应当创建自己的立法模式？

分析二者的利弊并做出权衡是关键。

（一）一元结构。

一元结构的立法例为：民事和商事应当统一立法。

这一立法结构源于民商合一理论，民商合一理论认为，商法是民法的特别法，故作为商事法律行为的商事，属于民事中的一种。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商事法律行为应当规定在我国未来《民法典》的这一章节中，商事适用民法关于的有关规定。同时认为，商事是民事在商事领域中的运用，没有必要对商事做特别的规定。这种立法模式同时体现在我国不少《民法典草案》中。④可以看出，采一元结构的立法模式的理由十分充分。即商事的构成要件、制度要素、内在关系、归责原则与民事相比，都无本质的区别，况且，在支持民商合一的大陆国家，以及英美等国家已经采取了这一立法模式，同时取得不错的效果。笔者以为，从前文分析商事和民事的关系中，我们已经认识到商事拥有许多独特之处，其与民事在许多领域并不能一概而论。如果商事完全适用民法中关于的规定，难免有些牵强。况且商事行为正在不断发展，而《民法典》的规定又过于原则，鉴于《民法典》极高的稳定性，对其做出修改难免有些困难。这样，将出现商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可依的局面。所以，一元结构的立法模式缺陷明显。

事在人为篇8

主题词：刑事责任   刑事责任的开始   刑事责任的实质

刑事责任是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刑法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张文显教授在谈到法律责任的重要性时说到：“立法是紧紧围绕着法律责任的依据、范围、承担者以及法律责任的认定和执行（制裁）等问题展开的。至于司法，更是以对法律责任的认定和执行为其全部职能。”[1]作为法律责任之一的刑事责任，其重要性自不必言。刑事责任在刑法中处于核心地位，可以说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就是围绕着刑事责任这一范畴而展开的：作为刑事实体法的刑法为刑事责任提供实体上的标准；作为刑事程序法的刑事诉讼法为刑事责任的实现提供程序上的保障；监狱法为形式责任的主要实现形式之一的刑罚的执行提供法律依据。

刑事责任是联结犯罪和刑事制裁的中间环节和纽带。“无犯罪则无刑事责任，无刑事责任则无刑事制裁”，从而形成“罪-责-刑”的逻辑结构，我国的刑法就是按照这种体系构筑的。但是刑事责任又有其显著的独立性和实体性，本身是一个独立的范畴，而且有着丰富的、复杂的内容，构成独立的刑事责任理论体系。刑事责任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它成为研究刑法不可回避的问题。我国刑法学界对刑事责任的研究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学者们就与刑事责任有关的问题如概念、本质、根据、范围等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看法，争议较大，没有形成统一看法。而且有些问题的研究还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本文所要探讨的刑事责任的开始就是其中之一。本文拟从分析刑事责任的概念入手，进而讨论刑事责任的开始时间。

一：刑事责任的概念

讨论某一事物时，对该事物的概念的界定是研究的起点，德国法学家拉德布鲁赫说：“法学只是透过法律上的一般概念的眼镜来观察每一个个体的具体命运，这就像透出厚厚的幔帐—透过正义女神的蒙眼布来观察，不过它只能使人看到隐隐绰绰的轮廓”。[2]所以我们首先讨论刑事责任的概念。刑法学者对刑事责任作了各种不同的定义，综述如下：

第一 种：“法律后果说”，认为刑事责任是指犯罪人因其犯罪行为而应依法承担的法律后果该说在我国刑法学界较为流行。如“刑事责任是犯罪主体因给社会造成严重危害，而必须承受的由法院确定的一种否定性法律后果”。[3]《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上解释：“刑事责任是犯罪主体实施刑事法律禁止的行为所必须承担的法律后果。”该说体现了犯罪行为与刑事责任之间的因果关系，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如果将刑事责任仅仅界定为法律后果是不够准确的。后果是中性词，包括肯定和否定两个方面。显然，刑事责任是指否定的法律后果。但是认为刑事责任是否定的法律后果，也是欠妥的。首先，因为犯罪行为所引起的不利法律后果包括刑事的、民事的、行政的，这样便会混淆刑事责任和其他方面的责任。其次，后果一词过于笼统，容易与定罪量刑等具体结果混为一谈，使刑事责任失去独立存在的意义。因为刑事责任是居于犯罪行为和定罪量刑活动之间的一种引起具体法律后果发生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第二种：“法律（刑事）义务说”，该说认为刑事责任就是因犯罪行为而必须承担的刑事法律义务。这一观点是前苏联学者所提出的。B.C.乌捷夫斯基认为：“刑事责任的基础是在惩罚的威胁下不违反国家政权机关规定的，旨在保护社会主义国家和苏联公民最重要利益的行为准则和义务。”[4]我国也有学者持此种观点，如“刑事责任是指犯罪人与国家之间因犯罪行为而产生的刑法关系中，犯罪人所必须承担的实体性刑事义务的总和。”[5]该说表明了犯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指出了法律责任与法律义务的密切关系和其强制性。但是，责任与义务之间有很大的区别：义务是责任的前提和基础，责任是违反义务的后果；义务是应为的，还具有可选择性，义务人可以选择履行义务，也可以选择不履行义务，但是责任是必为的，责任人不可选择，否则立即招来强制措施。

第三种：“否定评价说或责难说、谴责说”，该说认为刑事责任是指国家根据刑事法律对犯罪人及其实施的犯罪行为所进行的一种严厉的谴责或否定的道德、政治和法律评价。这种观点在中外刑法学界都比较流行。苏联学者H.马茨涅夫认为：“刑事责任是以刑事法律为根据的，并在法院的有罪判决中体现以国家名义对犯罪人的斥责。”1我国也有学者认为：“刑事责任是犯罪人因实施刑法禁止的行为而应承担的，代表国家的司法机关依照刑事法律对其犯罪行为及其本人所作的否定性评价和谴责。”2该说将刑事责任界定为一种否定性评价和谴责，在基本模式上是正确的。但是只站在国家的立场上出发，欠缺犯罪人这一刑事责任承担者重要要素。因为国家只是刑事责任的追究者，对于刑事责任来说，重要的是说明谁是刑事责任的承担者。另外，否定性评价和谴责只是刑事责任的内容，该说没有说明刑事责任的表现形式。

第四种：“法律关系说”，该说认为刑事责任是一种法律关系，是犯罪人与国家之间的法律关系的总和，在这种法律关系中，国家享有依法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的职权并承担该义务，犯罪人处于受谴责的地位，承担一定的义务，同时享有一定的权利。这是前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颇具权威性的观点，法律关系说突破了传统的刑事责任概念，对于正确理解刑事责任的概念和特征，全面认识刑事责任的实质有一定的意义，但是刑事法律关系包括刑法法律关系、刑事诉讼法律关系、刑事执行法律关系，这使得刑事责任的内容过于宽泛，没有揭示出形式责任的本质。

第五种：“刑罚处罚说”，该说认为所谓刑事责任就是国家依据刑事法律对实施犯罪的人判处的刑罚（强制措施）。这种观点在前苏联和我国都有一定的影响。例如，前苏联刑法学家B.N.库尔良茨基认为：“刑事责任是苏联法律对犯罪人规定的一种国家强制方法”。3这种观点直接将刑事责任与刑罚处罚等同，是不正确的。刑罚处罚只是刑事责任的实现形式，而不是刑事责任本身，而且只是实现形式之一。

另外，还有“双向说”、“三重构造说”等其他学说，限于篇幅，本文不再作说明。

基于以上对刑事责任概念的分析，笔者认为应从刑事责任的本质入手讨论刑事责任的概念。即从刑事责任是伦理性和社会性的统一这一本质属性中演绎刑事责任的概念。

首先，刑事责任具有浓厚的伦理性。刑法规范是最低的道德界限，刑法是所有法律部门中道德伦理性最强的法律部门。立法者通过对社会经验的总结，将那些最迫切需要加以保护的道德规范加以法律化，通过禁止为一定行为来维持社会最基本的道德规范，使道德秩序稳定而有序。刑法的道德伦理性的根源即刑法为什么能对行为人的违反刑法规范的行为加以制裁在于行为人具有自由意志。当然这里所说的自由意志不是康德和黑格尔所说的绝对自由意志。他们所主张的绝对主义或绝对理念的观念论，认为犯罪是人的理性的产物，人是有着绝对自由意志的抽象的“理性人”，人的由意志不受任何约束，人可以基于自己的自由意志“为所欲为”4.本文所说的自由意志是指相对自由意志。人是存在于社会关系和社会环境中的，因此必然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即从意志的存在上讲，意志的存在是有原因的，所以意志是不自由的。但是，从刑法上看，意志自由是指意志能否支配人的行为，是从意志与责任的意义上界定意志自由的。显然，意志自由是存在的，因为人是有选择能力的，能支配自己的行为并应对其行为承担责任。既然人具有相对的意志自由，能自由选择自己的行为，这就在伦理道德上要求行为人不得作出违反伦理道德规范的行为，否则，就要在道义上承担责任。然而，犯罪人竟然在能选择合乎伦理道德要求的行为的条件下选择了违背伦理道德的行为，即虽然认识到或应当认识到自己的行为的违背道德性却故意或过失地实施该行为。自由的人在自由意志的支配下选择了违背道德的行为，故在道义上，行为人的行为及其自由意志应受谴责和非难，行为人就必须为其行为承担责任。也就是说，犯罪人应承担的刑事责任首先是道德上的非难和谴责。

其次，刑事责任具有社会性。人是社会的动物，具有社会性，人处在社会的普遍联系中，所以人的行为就会或多或少地对社会中的其他人产生影响。人能够从与他人的交往中获得经验，知道什么行为是有益与他人的，什么行为是有损于他人的。在这种社会生活中，人成为一个“经验人”，这就要求行为人不得实施侵害他人权益的行为，尤其是犯罪行为，社会对其有着不实施有损于他人利益行为的合理期待。虽然在道义上，应受谴责的是行为人的行为，但是我们也必须注意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并非完全基于自由意志，社会背景对其犯罪人格的形成具有巨大的影响，犯罪人本身存在着人身危害性（再犯可能性），具有危害社会的人格。犯罪人的人格也必须受到谴责。正如日本学者不破武夫所指出的那样：“成为刑法上责任判断之直接对象是具体的犯罪行为，如不以犯罪行为为直接评价对象则无刑法，这是罪刑法定主义的根本要求，决定刑罚之质与量的最重要的基准是犯罪行为的大小；但此犯罪行为必须具有作为一个完整的社会人之人格为背景且与其人格之联系上可以认定其行为；就某种智能地下、未成年人以及其某种精神疾病而言，因为其行为与行为人人格之结合颇成问题，故追究其行为一事，亦颇成问题。”1

从刑事责任的伦理性与社会性的统一本质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行为人负刑事责任的基础包括犯罪行为和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社会危害性，刑事责任就是对犯罪行为及行为人的否定评价和谴责。所以，我们对刑事责任作如下定义：刑事责任是行为人因其犯罪行为和人身危险性而应接受的，国家依据刑事法律作出的对其犯罪行为和人身危险性的道义上和法律上的，以刑事制裁和免予刑事处罚为表现形式的否定性评价和谴责。

二：刑事责任的开始时间

对刑事责任的概念的界定决定着对刑事责任开始的时间的认识，在问题上之所以众说纷纭就在于对刑事责任的概念有着不同的认识。在刑法学界关于刑事责任开始的问题主要存在着以下看法：

第一种是“实施犯罪行为说”，该所认为刑事责任的起始时限是实施犯罪行为的时刻，刑事责任与犯罪行为相伴而生，有犯罪行为必有刑事责任。

第二种是“提起诉讼说”，A.H.马尔采夫认为：“只有从侦查机关查明刑事责任的根据之时起，即从查明一个人的行为中有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之时起，才能将他作为被告人而追究刑事责任。”2即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是从将他作为被告人而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刻起而产生的。

第三种“适用强制方法说”，A.H.奥尔佐和A.B.纳乌莫夫认为，刑事责任始于作为犯罪后果而开始采取国家强制方法。他们写道：“对犯罪行为实行包括限制公民个人自由和其他利益的国家强制方法，正是从被告人适用诉讼强制方法的时候开始的，就是说，刑事责任也是从这时开始的。”3

第四种“法院作出有罪判决说”，该说认为刑事责任就是实际适用刑法规范，即国家专门机关-法院对实施危害社会行为的人的行为作出否定的评价，对犯罪人适用国家强制方法。刑事责任是从法院作出有罪判决的时刻起产生的。

第五种“执行刑罚说”，认为只有开始执行刑罚，刑事责任才开始。

在回答上述观点孰是孰非之前，笔者认为确定刑事责任的开始时间，应明确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应当认识刑事责任的主观性。目前，在我国有相当多的学者认为刑事责任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是不以人们对这种事实的主观态度为转移的。这种看法是以他认为犯罪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这一认识为前提的。他们认为国家对行为人行为的评价有两次，第一次是国家通过刑事立法对行为人的行为进行立法评价，第二次是代表国家的司法机关对行为人行为的司法评价。在第一次评价中，国家在刑事法律中规定什么是犯罪，以及构成犯罪的标准。这些评价标准包含了国家对符合这些标准的行为的否定和谴责。只要行为人的行为符合了这些标准，就在事实上构成了犯罪。不以是否经过司法机关的追究为条件。既然事实上存在着犯罪，那么也就存在着刑事责任。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刑事责任从犯罪行为实施开始这种观点的自然衍生，他们认为刑事责任相伴于犯罪而生，无犯罪即无刑事责任，有犯罪必有刑事责任。笔者认为这种关于刑事责任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的认识是错误的。它是从一个错误的结论去寻找自己的根据，即以刑事责任从犯罪行为实施开始这一错误的结论去推导出刑事责任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这一根据的，毫无疑问，这种根据也是站不住脚的。犯罪确实是一种客观存在，但是不能因此而认为刑事责任也是客观存在的。刑事责任是基于对犯罪行为的认识而产生的，是主观的东西，是国家对犯罪行为进行追究而进行的否定评价和谴责，是一种“观念上的实体”。我们说要正确定罪、准确量刑就是指使刑事责任这一主观认识与客观的犯罪行为相符。它是可以随着人的主观意志而转移的，当法院认为某一行为构成犯罪时，刑事责任也就产生了；不认为某一行为构成犯罪时，刑事责任也就不产生。即使是在将犯罪行为错认为不是犯罪行为的情况下，犯罪行为虽然客观存在着，但刑事责任却没有产生。犯罪行为实施以后，只能说明刑事责任具有产生的可能性，即国家有可能发现并追究犯罪行为，使刑事责任得意产生，刑事责任具有产生的客观根据。所以我们说刑事责任不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是“主观上的实体存在”，是对犯罪行为的认识，当然主观上的东西可以以客观事实为体现形式，即刑罚、非刑事处罚、免予刑事处罚。

其次，应将刑事责任的开始时间与“应当负刑事责任的开始时间”、“追究刑事责任的开始时间”、“实际负刑事责任的开始时间”区分开来。有些学者在讨论刑事责任的开始时间时将刑事责任的开始时间分为“应当负刑事责任的开始时间”、“追究刑事责任的开始时间”、“实际负刑事责任的开始时间”。这种分类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实际上回避了所要讨论的问题。所谓刑事责任的开始时间，是指刑事责任由可能性转变为确定性的时间，即法院依据刑事法律对犯罪行为犯罪人作出否定性评价和谴责的时间。上述分类实际上讨论的是刑事责任的范围，即刑事责任从产生到结束的整个发展过程，是对刑事责任的发展阶段的划分，而没有涉及到问题的实质。

那么，刑事责任的产生时间究竟是何时呢？笔者认为应从刑事责任的概念入手。前文已经说明了刑事责任的概念。从该概念出发，笔者将刑事责任分为道义上的刑事责任和法律上的刑事责任（本文所探讨的是法律上的刑事责任的开始时间）。道义上的刑事责任是指犯罪人所处的在犯罪行为实施后应受的道义上的否定性评价和谴责的心理状态和地位。道义上的刑事责任存在于犯罪行为实施后直至刑事责任的整个过程，它是法律上的刑事责任存在的基础，在法律上的刑事责任产生之前是隐而不显的，包括行为人自身的自责、内疚或知情人乃至社会的否定性评价和谴责。法律上的刑事责任也即本文所探讨的刑事责任产生于法院作出有罪判决生效之时。因为只有在这时，法院才真正地作出了对犯罪人及其行为的否定性评价和谴责并记载于判决书上。根据无罪推定原则，在有判决生效之前，犯罪人在法律上是无罪的，无罪即无刑事责任，所以刑事责任也不存在。但是，在有罪判决生效之前，却存在着道义上的刑事责任，即在道义上，行为人是有罪的。这种道义上的刑事责任相伴着犯罪行为而产生，无论国家是否发现并追究行为人的犯罪行为在道义上的刑事责任构成了法律上的刑事责任产生客观基础，提供了法律上的刑事责任产生的可能性，并且在法律上的刑事责任产生之后，与法律上的刑事责任并行存在，合而为一。

三：两个与刑事责任相关的问题

我们探讨刑事责任的概念及其开始时间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与之密切相关的在刑法理论和实俭上有着重要意义的问题。本文以下就这两个个问题进行探讨。

第一：诉讼时效与刑事责任开始的关系。在我国刑法种明确规定了几种长短不一的诉讼时效。我们不禁要问，司法机关为什么在犯罪行为实施后直至时效期间届满的这一段时间里保持着随时追究罪犯刑事责任的可能性，使罪犯处于一种随时被司法机关发现其犯罪行为并追究其刑事责任的不确定和不安的境地。司法机关又为什么在时效期间届满后，不再追究罪犯的刑事责任了呢？有人认为这是因为刑事责任从犯罪行为作出之后就客观存在了，所以司法机关在罪犯实施了犯罪行为之后基于这客观存在的刑事责任就可以在时效期间内追究罪犯的刑事责任，而时效期间届满后刑事责任已经消失，也就没有再加以追究的必要了。这种将刑事责任不加区分的观点是无法解释诉讼时效的。正如本文所说的，刑事责任分为道义上的刑事责任和法律上的刑事责任，法律上的刑事责任不是客观存在的，而是主观的。只有在法院作出有罪判决后，法律上的刑事责任才开始。而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司法机关是基于道义上的刑事责任保持着追究罪犯刑事责任的可能性的，如果司法机关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罪犯的犯罪行为，而后作出有罪判决，也就使道义上的刑事责任通过有罪判决这个中介转化为法律上的刑事责任，形成了“道义上的刑事责任-犯罪-法律上的刑事责任”这个逻辑结构。在诉讼时效届满时，实际上是道义上的刑事责任所加在罪犯身上的道义制裁已经结束了。法律上的刑事责任也就失去了产生的基础。

第二：无罪推定与刑事责任的开始。在法院作出有罪判决之前，犯罪嫌疑人在法律上被认为是无罪的，因为法院是唯一能对犯罪嫌疑人定罪的机关。这就是无罪推定原则。无罪推定原则与法律上的刑事责任的开始是吻合的，即在法院作出有罪判决之前，犯罪嫌疑人是无罪的，他也就不承担法律上的刑事责任，法律上的刑事责任没有产生。这是符合“有犯罪必有刑事责任”原则的。而且如果司法机关没有发现犯罪行为或者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为，即行为人是“无罪”的，这时按照刑事责任是客观存在的观点，行为人仍然承担着刑事责任，可是行为人却没有承受任何刑事上的制裁。这与“有刑事责任必有刑事制裁”原则是背离的。而按照本文的观点，在这种情况下，既然行为人是“无罪”的，当然也就不承担任何法律上的刑事责任，所以也就不会承担刑事上的制裁了。但是，行为人却承受着道义上的刑事责任，从而与他客观上实施的犯罪行为相对应。

事在人为篇9

关键字：行为能力 民事责任 受到伤害 造成他人损害 原因 过错

作者简介：广东省潮州市韩山师范学院思政部法学教研室 副教授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是指没有民事行为能力或在民事行为能力方面受到限制的人，因此，他们在民事活动中受到限制和影响。但是，他们也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个体，在某些时候某些场合可能会做出一些行为，也可能会由于其他主体的行为而受到影响。伴随着这些情况的发生都可能引发出应由哪个主体来承担民事责任的问题。对此，在相关法律法规和司法实践上都有所规定，但同时，对与此相关的一些问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和做法，而不同的理解和做法，特别是身为法官、律师，乃至检察官、其他的法律工作者的不同的理解和做法，对与此相关的主体的权利义务则影响极大。比如对“（昆明、敦煌）少年扒机案”中相关主体的责任问题，相对方各执一词，观点迥然不同，这除了认识上有所不同这外，其实与现有法律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相关民事责任的规定不甚具体明确有莫大的关系。因此，对该问题的深入探讨和进一步明确既有理论上的价值，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试图对其进行概括、归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看法和建议。

应该说，在民事责任确认上，民法明确规定了三个原则：过错责任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公平责任原则；同时《民法通则》及相关法律法规也规定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给他人造成损害时其责任的承担。如《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民事责任。监护人尽了监护责任的，可以适当减轻他的民事责任。有财产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从本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不足部分，由监护人适当赔偿，但单位担任监护人的除外。”，其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害人的民事责任。”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意见》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教唆、帮助他人实施侵权行为的人，为共同侵权人，应当承担连带民事责任。教唆、帮助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侵权行为的人，为侵权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教唆、帮助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侵权行为的人，为共同侵权人，应当承担主要民事责任。”，其第一百五十八条规定：“夫妻离婚后，未成年子女侵害他人权益的，同该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如果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确有困难的，可以责令未与该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共同承担民事责任。”，其第一百五十九条规定：“被监护人造成他人损害的，有明确的监护人时，由监护人承担民事责任；监护人不明确的，由顺序在前的有监护能力的人承担民事责任。”应该说，这些规定对因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引发的民事责任问题的认定和处理起着重要的依据作用，但由于在一些相关问题上仍存在一些模糊不清不够明确的情况，使对于一些问题的认识和处理出现不同情况，这些都不利于问题的妥善解决，也不利于维护法制的统一与权威，同时更不利于相关主体合法正当权益的保护。因此，有必要对这些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一、 在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受到伤害”与“给他人造成损害”之间是否存在差异？

在《民法通则》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意见》中，我们看到了有关的法律规定和法律解释，如前面提到的《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三条，《民法通则若干问题意见》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条。但应该说，绝大多数明确规定的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或者是“被监护人造成他人损害”时民事责任的认定和承担；但并没有明确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受到伤害”或者是“被监护人受到伤害”时民事责任的认定和承担，只是在《民法通则若干问题意见》第一百六十条涉及到“在幼儿园、学校生活、学习的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或者在精神病院治疗的精神病人”这些在特殊场所生活（治疗）、学习的特殊群体，在“受到伤害”时民事责任的认定和承担。

概括起来，①现行法律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被监护人）造成他人损害”的，规定“由监护人承担民事责任”。如果监护人尽了监护责任的，可以适当减轻其民事责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有财产的，从其本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不足部分，才由监护人适当赔偿。②现行法律解释只对在特殊场所幼儿园、学校（精神病院）生活（治疗）、学习的特殊群体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精神病人）“受到伤害”时规定，如果单位（幼儿园、学校或精神病院）有过错的，可以责令这些单位适当给予赔偿。③对于在一般的场所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受到损害”以及即便是特殊场所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受到损害”所涉民事责任的认定和处理，则没有明确的规定作为依据。

于是就存在一个问题，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受到伤害”时其民事责任的承担是否与“给他人造成损害”存在差异，其差异在哪？其各自的情形又如何？

对于两者是否有异可能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受到伤害”与“给他人造成损害”时民事责任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在同样情况下，当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受到伤害”而需确认和处理由此而产生的责任时，可以比照有关法律及法律解释中关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给他人造成损害”时规定“由监护人承担民事责任”，如果监护人尽了监护责任的，可以适当减轻其民事责任；或者在此基础上如果其他主体存在过错的，可以责令这些主体包括单位适当给予赔偿。也就是说，即使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受到伤害”，只要侵害方没有过错，只要不属于无过错责任原则规定的情况，其责任也应由“受到伤害”的这一方自己承担，比如由其监护人或其本人来承担。因为前面提到的所要比照的现行法律规定：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被监护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民事责任”；如果监护人尽了监护责任的，可以适当减轻其民事责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有财产的，从其本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不足部分，才由监护人适当赔偿。但笔者认为，这种看法和处理显然是不合情理的；其是否合乎法理以及合法性也值得商榷，因其与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也是不相符的。即使本文开头提到的“少年扒机案”，法院驳回了扒机少年一方要求机场和航空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但我们包括法官也充分注意到了在此之前机场和航空公司已与原告达成了补偿协议，从某种意义讲，这才回归到情理，合乎法理，也唯有这样，才具有正当性。

另一种看法认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受到伤害”与“给他人造成损害”时民事责任承担是有差异的。笔者也持这种观点。笔者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同样要依照民法在确认民事责任时的一系列归责原则来处理。大体来讲，首先要区分是否属于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形。如属于这些特殊情形，依照法律的特别规定来确认和处理。其次认定事件的当事人是否存在过错以及过错的大小。如有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没有过错则视具体情况依照有关的法律规定来处理，如按公平责任原则来认定和处理。再次要认定造成事件的原因。同时还笔者认为，在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受到伤害”与“给他人造成损害”时民事责任承担这个问题上，要分清情况，考虑主体的特殊性和情况的差异性而区别对待。所谓“主体的特殊性”是指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比较起来的特殊；而“情况的差异性”主要是指“受到伤害”与“给他人造成损害”两者的不同。这是两个需要区别对待的问题。只有分清并区别对待，才能合乎法理、合乎情理，也才能体现出真正的公平，真正保护相关主体的合法权益。

根据这样一种思路，笔者在下面对与此相关的问题进行的一些探讨和提出一些看法。

二、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给他人造成损害时的责任承担问题。

前面提到，现行法律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被监护人）造成他人损害”的，规定“由监护人承担民事责任；如果监护人尽了监护责任的，可以适当减轻其民事责任。”在此当中，明确了其监护人的责任。究其原因，应该有两个：一是虽然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行为能力方面出现缺陷，即使其主观上并不存在过错，但由于其行为导致对他人的损害，其行为是损害发生的原因，因此即使监护人尽了监护责任，这一主体还是侵害人，必须由其监护人承担主要责任；而如果监护人未尽监护责任，监护人承担的就是全部的责任了。具体来讲，应该视情况的不同而不同，包括对方及第三人是否存在过错等因素综合予以考虑。

（一）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给他人造成损害时双方都不存在过错而无涉及到第三人的情况下的责任承担。

在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给他人造成损害而其他各方都不存在过错的情况下，按有关的法律规定，应由其监护人承担责任。因为即使其本身也不存在任何过错，但作为行为实施者，是造成他人损害的原因，是责任主体，因此必须承担其全部或主要责任。

（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给他人造成损害时受害人存在过错时责任的承担。

对这种情形，总的来讲，正如前面所指出的，其监护人应该承担责任。但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一是如果能够证明受害人存在的过错不是一般的过失而是故意的，那责任不在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而在于受害人自己。二是如果不是这种情况，受害人的过错只是一般的过错，那么监护人就应该承担责任，但是，有过错的受害人也应承担一定的责任，也就是说双方都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

（三）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给他人造成损害时双方都不存在过错而第三人存在过错的情况下的责任承担。

笔者认为，可以分几种情况。一是如果第三人的过错不是一般的过错而是故意，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如果并不存在任何过错，那么应由存在过错的第三人承担全部责任；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不应承担责任；《民法通则若干问题意见》的有关规定也体现了这一点：“教唆、帮助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侵权行为的人，为侵权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二是如果第三人的过错不是一般的过错而是故意，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具有相应的认知、辨别、控制能力，那么应由存在过错的第三人承担主要的责任；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他人的损害也应负有一定的责任。同样，也应当比照《民法通则若干问题意见》的有关规定的精神来处理：“教唆、帮助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侵权行为的人，为共同侵权人，应当承担主要民事责任。”三是如果第三人的过错只是一般的过错，他当然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作为行为实施者，是造成他人损害的原因，也应负有相应的责任。也就是说，两者都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三、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受到伤害时的责任承担。

应该指出的是，这里不同于前面论及到的给他人造成他人损害的情形，在那种情形中，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作为行为者是侵害人，可以要求其承担民事责任；但在这里，如果比照造成他人损害的有关规定来处理显然是不合法理和情理的。那么，其受到伤害时应由哪些主体来承担责任呢？笔者认为，也应区别情况予以对待：

（一）受到伤害时对方存在过错情况下责任的承担。

在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受到伤害时对方存在过错情况下，当然应由有过错的这一方承担主要或全部的责任。一是因为其主观上有过错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不存在过错，根据过错责任原则应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责任；二是其有过错的行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受到伤害的重要的根源，是一种根本性的原因。

（二）受到伤害时双方都不存在过错而无涉及到第三人的情况下的责任承担。

在双方都不存在过错而无涉及到第三人的情况下，应当查明事件发生的原因，由导致事件发生的这一方也就是责任主体来承担全部或主要责任。在这里，不能肯定其发生的原因一定是哪一方，因此，导致事件发生的原因或主要原因在哪一方，则应由这一方承担全部或主要的责任。

（三）受到伤害时双方都不存在过错而第三人存在过错的情况下的责任承担。

在这种情况下，首先应由存在过错的第三人对自己的过错负责。但应该看到，第三人的这种过错既不是故意的也不是积极作为的过错，而是一种过失、一种不作为的过失，它并不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受到伤害的直接原因，除此之外有着更直接的原因，因此有过错的第三人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但不是全部的责任。其次，在有过错的第三人承担相应责任的情况下，作为实施伤害行为的即使也是无过错的对方也必须对这样的行为承担一定的责任，因为其行为毕竟是导致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受到伤害的直接原因。除此之外，受到伤害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确实没有履行其监护职责的，可以由其承担一定的责任。

四、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引发的民事责任认定的建议

对民事责任的认定，现有法律和法律解释作了一些明确的规定，因此在涉及到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引发的民事责任的认定和处理，应在民事责任三大归责原则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来进行。基于上面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引发的民事责任的一些具体问题的探讨和分析，笔者以为，特别要区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事件中扮演的角色，是侵害人还是受害人，事件发生原因力在哪？同时，也要考虑事件中的各方当事人包括第三人在此当中的地位和主观心理状态的不同情况，是否存在过错、这种过错是故意的还是过失、甚至是一般的过失还是重大的过失。鉴于现有法律的情况，笔者建议，可以通过某种形式如司法解释对这些相关问题作进一步的完善和更具体明确的规定，避免在有关问题的认定与处理上存在太多不同的看法和做法，便于实际的操作，从而有利于在司法实践更好恰当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正当权益，也更好的维护法律的权威和尊严。

参考文献：

事在人为篇10

关键词：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

自然人的民事责任能力问题目前成了一个热点，其中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是自然人都有民事责任能力，还是只有部分自然人有民事责任能力？传统的观点都认为只有部分自然人有民事责任能力，现在有新观点认为自然人都有民事责任能力。搞清楚这个问题对于我国民法典的制订是很有裨益的。

一、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问题的起源及其争论

自然人对自己造成的损害在亲自承担责任时是否考虑自然人的年龄、精神状况和身体健康状况，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的规定不同。法国民法典不考虑，规定任何人实施了侵权行为都需要承担责任。第489-2条规定：“处于精神紊乱状态之下的人给他人造成损失者，仍应负赔偿责任。”第1310条规定：“未成年人不得主张取消因其侵权或准侵权行为引起的损害赔偿之债。” 德国民法典考虑，规定在这三方面有缺陷的自然人实施了侵权行为后不需要亲自承担责任。第827条规定：“处于无意识状态或处于排除自由意志决定的精神错乱状态对他人造成损害的人，对损害不负责任。”第828条规定：“（1）未满7周岁的人，对其给他人造成的损害，不负责任。（2）满7周岁、但未满18周岁的人，在其于实施加害行为时不具有认识责任所必要的行为时，对其给他人造成的损害不负责任。对于喑哑人，适用相同规定。”似乎法国民法规定任何人都有民事责任能力，而德国民法规定有辨识能力的自然人才有民事责任能力。有学者就指出，民事责任能力这个概念在1804年《法国民法典》没有体现，1896年《德国民法典》第827条体现了民事责任能力概念。[②]

制订于1929年而仍然施行于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典借鉴了德国民法典，但与其有所不同。第187条第一项规定：“无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不法侵害他人权利者，以行为时有识别能力为限，与其法定人连带负损害赔偿责任。”我国民法通则很显然也借鉴了德国民法典，也有自己的特色。第133条第一款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民事责任。……”所以我国台湾和大陆学者都讨论自然人的民事责任能力问题。

传统观点认为根据德国民法的规定，并不是每个自然人在给他人造成损害后需要亲自承担责任，有辨识能力者有民事责任能力，需要亲自承担责任，无辨识能力者无责任能力，不需要亲自承担责任。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民事责任能力。

现在有新观点认为自然人都有民事责任能力。财产独立说认为民事责任能力的基础在于财产的独立性，由于民事主体均具有独立或相对独立的财产，故均有民事责任能力。但由于主体财产的独立性不同，不同的主体有不同的民事责任能力，有独立财产者，有完全责任能力；没有独立财产者，有不完全民事责任能力。“从根本原因上分析，民事责任能力是法律对主体财产独立性考察的结果。由于民事主体均具有独立或相对独立的财产，故其均应有民事责任能力。唯主体财产的独立性可能不同，因而其责任能力亦有程度之差别。所以民事责任能力相应可分为完全责任能力与不完全责任能力。” “财产独立者，为完全责任能力人；财产不独立者，为不完全民事责任能力人，需由替代责任人承担补充责任。”“财产独立者，具备完全责任能力，由自己独立承担责任。财产不独立者，则由相应替代责任人或补充责任人承担责任。例如，财产不独立的被监护人，应由其监护人承担责任。”[③]

独立资格说认为民事责任能力是民事主体的法律存在形式，所以民事主体都有民事责任能力。但由于不同的主体承担责任的范围不同，所以不同的民事主体有着不同的民事责任能力。“民事责任能力是民法赋予民事主体自己承担民事责任的一种独立资格或地位，是国家强制力作用于民事主体的范围和可能性。它与民事权利能力相并列，是人格的两个彼此独立又相互联系的具体特性，是民事主体的法律存在形式。”“不同的民事主体有着不同的民事责任能力，即承担责任的范围不同，参与责任关系的能力不同。”[④]

二、传统观点之间的分歧和一致

关于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的传统观点有以下几种：广义民事行为能力说、侵权行为能力说、不法行为能力说和独立责任资格说。这些观点都认为并不是每个自然人都有民事责任能力，虽然在哪些自然人有民事责任能力，哪些自然人没有民事责任能力方面和判断自然人有无民事责任能力的标准方面存在分歧，但在范围和标准方面也存在一致的地方。

广义民事行为能力说将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的有无和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相联系。认为“从我国民法的规定看，有民事行为能力者即有责任能力，无民事行为能力者即无民事责任能力。”[⑤]

侵权行为能力说将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的有无和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以及自然人的识别能力相联系。认为只要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就有民事责任能力。但当其处于无意识的状态或处于丧失意识或精神错乱不能自由决定其活动的状态时，没有民事责任能力，对其造成的损失不承担责任；然而，如果成年人的无意识状态是由于其酗酒或吸毒所引起，由于其自愿把自己置于这种状态中，所以他是有过错的，因而仍应认为其有民事责任能力，应对其行为负责。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有民事责任能力，但如果在实施加害行为时还不具有认识责任所必要的理解力时则无民事责任能力。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没有民事责任能力。[⑥]

不法民事行为能力说将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的有无和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以及自然人的财产状况相联系。认为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都有民事责任能力，即使当其在无意识或一时丧失意志情况下致人损害时，也有民事责任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应有与其年龄、智力或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责任能力，即有限制民事责任能力。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原则上不具有对其致害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其责任应由其监护人承担，但是出于衡平原则的考虑，在例外情况下，有财产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具有民事责任能力。[⑦]

独立责任资格说也是将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的有无和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相联系。认为“民事责任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相联系：凡依法具有民事行为能力者，均具有民事责任能力。”[⑧]

综上所述，传统观点对有无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的范围存在以下分歧：（1）当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无意识或一时丧失意志情况下致人损害时有无民事责任能力。广义民事行为能力说、不法行为能力说和独立责任资格说持肯定；侵权行为能力说持否定；（2）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有无民事责任能力。广义民事行为能力说、侵权行为能力说和独立责任资格说持否定；不法行为能力说原则上也持否定，但认为在例外情况下，有财产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也有民事责任能力。

传统观点之所以在有无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范围方面存在分歧，根源在于它们判断自然人有无民事责任能力的标准有分歧，广义民事行为能力说和独立资格说严格以有无民事行为能力作为判断标准，所以当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无意识或一时丧失意志情况下并没有丧失民事行为能力，仍然有民事责任能力，有无财产不影响自然人的民事责任能力；侵权行为能力说采用了民事行为能力和在个案中具体审查自然人的识别能力的标准，所以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原则上具有民事责任能力，但在无意识或一时丧失意志情况下已没有了识别能力，就没有了民事责任能力，有无财产不影响自然人的民事责任能力；不法行为能力说采用了民事行为能力和自然人的财产状况作为判断标准，所以当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无意识或一时丧失意志情况下并没有丧失民事行为能力，仍然有民事责任能力，有财产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就有民事责任能力。

传统观点之间虽然存在分歧，但都是以民事行为能力作为判断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的基本标准，都认为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有民事责任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有限制民事责任能力，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无民事责任能力。

三、传统观点存在的缺陷

1.认为只有部分自然人有民事责任能力和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理论相冲突。

通说认为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是法律赋予自然人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有学者指出“民事权利能力”这一语词，“应当称之为‘民事权利义务能力’，才比较确切。不过，由于民法尊奉权利本位原则，民事法律关系往往从权利的角度加以说明，因此，‘民事权利义务能力’被简称为‘民事权利能力’。”[⑨]也就是说，只要是自然人，既有享受权利的资格，也有承担义务的资格。既然民事权利能力中已包含有承担义务的资格，当自然人违反义务时，就应当承担责任，就应当有承担责任的资格，即有民事责任能力。如果认为有的自然人没有民事责任能力，他将不承担任何责任，既然不承担任何责任，那么他将不会承担任何义务，因为责任是对违反法律义务人的制裁，目的在于保障民事权利义务的实现，一个人如果不承担责任，权利人就无法强制其履行义务，对于权利人来讲，权利无法实现，对于义务人来讲，义务不能落到实处，在这种情况下，不会有人与其发生法律关系，他既不承担义务，当然也不会享受权利，因为权利和义务相伴相随，结果将是他没有民事权利能力，这个结论很显然是与我国法律规定自然人从出生就有民事权利能力并且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平等相冲突的。罗马法上的奴隶就处于这种状况。因为奴隶不是民事主体，只是民事客体，没有民事权利能力，所以就不能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当然也就不会承担责任了。奴隶的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将由奴隶主来承担。“如果奴隶受主人之命与第三人订立契约（包括经事后追认的契约），或者航海经商，或者经营某项业务，则主人对奴隶所订立的契约和在业务范围以内所为之一切法律行为应承担责任。”[⑩]“奴隶致人损害时，亦应由主人应诉，或由他负赔偿之责，或将奴隶交给受害人处理。”[11]

根据以上分析，笔者认为有权利能力的自然人都有民事责任能力，判断自然人有无民事责任能力的标准是有无民事权利能力。

2.自然人没有行为能力时对自己造成的损害不承担责任，并不意味着他没有民事责任能力。

传统观点认为，无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对其造成的损害不承担责任，而有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对其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这样就不是所有的自然人对其损害都需要承担责任，就涉及到有无承担责任的资格问题，有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有责任能力，对自己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反之则没有责任能力，对自己造成的损害不承担责任。

传统观点的这种逻辑推理是值得商榷的。传统观点是将有无行为能力作为了责任能力的逻辑前提。其实，责任能力应是考虑有无行为能力的逻辑前提，在有责任能力的前提下，才需要考虑自然人有无行为能力，有行为能力的就要对自己造成的损害亲自承担责任，没有行为能力的对自己造成的损害原则上不亲自承担责任，由监护人替代承担责任，监护人承担的是无行为能力的被监护人的责任。反之，一个自然人如果没有民事责任能力，就不需要考虑他有无行为能力[12]了，有行为能力和无行为能力，他都不需要承担责任，因为他所造成的损害只能是别人的责任，不会是他自己的责任。所以有责任能力但无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和无责任能力但有行为能力的奴隶在不需要对自己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这个结果上是相同的，但是两者的逻辑前提、逻辑推理过程和逻辑结论都是不同的。有责任能力的自然人有承担责任的资格，但因为没有行为能力，其所造成的损害不由自己亲自承担责任，而由其监护人替代承担自己的责任，所以在诉讼中，无行为能力的行为人是诉讼中的被告，是当事人，而监护人是法定人，不是当事人。没有责任能力的自然人没有承担责任的资格，虽然有行为能力，其所造成的损害不是自己的责任，而是主人的责任，不由自己承担责任，而由主人承担责任，主人承担的是自己的责任，而不是替奴隶承担责任，所以在诉讼中，有行为能力的行为人不可能成为诉讼中的当事人，成为被告，而由奴隶主来充当被告。“奴隶不得为诉讼行为，既不得为原告，也不得为被告。”[13]

根据以上分析，笔者认为有无民事责任能力是考虑自然人有无行为能力的逻辑前提，自然人有无行为能力又是考虑自然人是否需要对其造成的损害亲自承担责任的逻辑前提。也就是说有责任能力而且有行为能力的人由自己亲自承担责任，有责任能力而无行为能力的人原则上由监护人替代承担责任，无责任能力的人不管有无行为能力都不需要承担责任，责任由主人来承担，主人承担的不是替代责任，而是自己的责任。

3.无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基于衡平事由承担结果责任说明无责任能力的自然人是有民事责任能力的。

当无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实施侵权行为造成损害时，自己不亲自承担责任，由监护人替代承担责任，但如果监护人尽了监护义务的或即使尽了适当的监督时损害仍会发生时，监护人也不承担责任。这时受害人得不到赔偿。当行为人有财产，本来有赔偿的可能性，受害人受到的损害又需要赔偿时，如果不让行为人承担赔偿责任是不公平的，所以德国民法典、适用于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和我国民法通则都规定行为人这时要承担赔偿责任。德国民法典第829条规定：依法“不负责任的人，在（受害人）不能向有监督义务的第三人取得损害赔偿时，以衡平事由依情形，特别是依当事人的情况，要求赔偿损害，并且不剥夺其为适当的扶养以及为履行其法定扶养义务所需要的资金为限，仍应赔偿损害。”我国台湾民法第187条第三项规定：“如不能依前二项规定受损害赔偿时，法院因被害人之声请，得斟酌行为人与被害人之经济状况，令行为人为全部或一部之损害赔偿。”我国民法通则第133条第二款也规定：“有财产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从本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

史尚宽先生称这种责任为“无责任能力人之结果责任”。[14]笔者认为史先生的这种界定是存在矛盾的。一方面说无识别能力人是无责任能力人，也就是说无识别能力人不需要承担责任，因为有责任能力是承担责任的前提，没有责任能力就不能承担责任；另一方面又说无识别能力人需要承担结果责任。逻辑的前提是不承担责任，逻辑的结论却要承担责任。笔者认为产生矛盾的根源在于将有无识别能力作为了有无责任能力的判断标准。

从我国民法通则规定无行为能力人承担结果责任，可以推论出无行为能力人有民事责任能力。有责任能力的人才能承担责任，也就是说有承担责任的资格才能承担责任，能够承担责任就意味着有责任能力。无行为能力人能够承担责任，所以有责任能力。

四、结论

1.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就是自然人享有的以自己名义承担责任的资格。当自然人有行为能力时，自然人要以自己的财产来承担自己的责任，当自然人没有行为能力时，自然人不需要用自己的财产承担自己的责任，而以监护人的财产来替代承担自己的责任。

2.每个自然人都有民事责任能力，只要有民事权利能力就有民事责任能力。

3.传统观点中所界定的“民事责任能力”其实是自然人以自己财产承担自己责任的一个条件，在自然人有民事责任能力的前提下才决定自然人是以监护人的财产来替代承担自己的责任，还是以自己的财产承担自己的责任或以监护人的财产和自己的财产来连带承担自己责任[15]，是比民事责任能力低一个层次的问题。

参考文献：

[①] 在其它国家和地区，都是以自然人有无识别能力（德国称为辨识能力，瑞士称为判断能力）作为判断自然人有无民事责任能力（指传统观点界定的）的标准。我国学者原则上都赞同以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作为判断自然人有无民事责任能力的标准。

[②] 张俊浩主编：《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1-72页。

[③] 田土城：《论民事责任能力》，载《郑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

[④] 冯兆蕙、冯文生：《民事责任能力研究》，载《河北法学》2001年第6期。

[⑤] 郭明瑞、房绍坤、唐广良著：《民商法原理》（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4页。

[⑥] 余延满、吴德桥：《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的若干问题-与刘保玉、秦伟同志商榷》，载《法学研究》2001年第6期。

[⑦] 刘保玉、秦伟：《论自然人的民事责任能力》，载《法学研究》2001年第2期。

[⑧] 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60页。

[⑨] 张俊浩主编：《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2页。

[⑩] 周枏著：《罗马法原论》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18页。

[11] 周枏著：《罗马法原论》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19页。

[12] 其实，没有民事责任能力的人就没有民事行为能力，奴隶没有民事责任能力，所以没有民事行为能力。但是，奴隶虽然没有法律上的民事行为能力，但可以有事实上的行为能力，这里指的是事实上的行为能力。

[13] 周枏著：《罗马法原论》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19页。

[14] 史尚宽著：《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