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范文
时间：2023-03-30 19:14:24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事在人为，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2、有志始知蓬莱近，无为总觉咫尺远。
3、雄心壮志是茫茫黑夜中的北斗星。
4、志之所趋，无远勿届，穷山复海不能限也；志之所向，无坚不摧。
5、不怕路远，就怕志短。
6、志高山峰矮，路从脚下伸。
7、有志者自有千方百计，无志者只感千难万难。
8、有志登山顶，无志站山脚。
9、有志的人战天斗地，无志的人怨天恨地。
10、人生志气立，所贵功业昌。
11、人若有志，万事可为。
12、并非神仙才能烧陶器，有志的人总可以学得精手艺。
13、有志者能使石头长出青草来。
14、壮志与毅力是事业的双翼。
15、志不真则心不热，心不热则功不贤。
16、把意念沉潜得下，何理不可得，把志气奋发得起，何事不可做。
17、壮志与毅力是事业的双翼。
18、不为穷变节，不为贱易志。
19、褴褛衣内可藏志。
20、志气和贫困是患难兄弟，世人常见他们伴在一起。
21、对没志气的人，路程显得远；对没有银钱的人，城镇显得远。
22、有志者，事竟成。
23、人惟患无志，有志无有不成者。
24、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
25、志正则众邪不生。
26、鸟贵有翼，人贵有志。
27、器大者声必闳，志高者意必远。
28、志，气之帅也。
29、石看纹理山看脉，人看志气树看材。
30、志之所向，金石为开，谁能御之？
31、志坚者，功名之柱也。登山不以艰险而止，则必臻乎峻岭。
32、心志要坚，意趣要乐。
33、一人立志，万夫莫敌。
34、强行者有志。
35、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材，亦必有坚忍不拨之志。
36、丈夫四海志，万里犹比邻。
37、才自清明志自高。
38、寄言燕雀莫相唣，自有云霄万里高。
39、雄心志四海，万里望风尘。
40、丈夫志不大，何以佐乾坤。
41、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丈。
42、沧海可填山可移，男儿志气当如斯。
43、与其当一辈子乌鸦，莫如当一次鹰。
44、胸有凌云志，无高不可攀。
45、远大的希望造就伟大的人物。
46、卒子过河，（名人名言www。veryok。net）意在吃帅。
47、鱼跳龙门往上游。
48、男子千年志，吾生未有涯。
49、心随朗月高，志与秋霜洁。
50、顶天立地奇男子，要把乾坤扭转来。
51、生无一锥土，常有四海心。
52、志当存高远。
53、少年心事当拿云。
54、人无志向，和迷途的盲人一样。
55、鸟不展翅膀难高飞。
56、母鸡的理想不过是一把糠。
57、一个人如果胸无大志，即使再有壮丽的举动也称不上是伟人。
58、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长百岁。
59、男儿不展同云志，空负天生八尺躯。
60、大丈夫处世，不能立功建业，几与草木同腐乎？
61、人生不得行胸怀，虽寿百岁犹为无也。
62、人之所以异于禽者，唯志而已矣！
63、胸无大志，枉活一世。
64、志不立，如无舵这舟，无衔之马，漂荡奔逸，终亦何所底乎？
65、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
66、人生各有志。
67、丈夫志气薄，儿女安得知？
68、莫为一身之谋，而有天下之志。
68、儿童有无抱负，这无关紧要，可成年人则不可胸无大志。
70、让自己的内心藏着一条巨龙，既是一种苦刑，也是一种乐趣。
篇2
印象：彭立星老先生
在山西昱玉唐古玩的李玉珍女士指引下，我们见到了彭立星老先生。八十多岁的彭立星老先生的家是简朴的。这与他拥有的成就似乎有些不符，在一间屋子里我们看到了那张大世界吉尼斯之最的证书。它正和老先生的珍藏：多款堪称艺术奇品的明清袖口标本以及清代云锦织锦龙形花纹的盖件、清末民国初的艺术极品广绣六扇屏《四季花卉鸟禽图》，还有一轴仿若余有墨香的古朴绣品长联静静地呆在一起。在这个不足二十平方米的地方，老先生正打开他的岁月宝库与我们轻轻相遇。
老先生的父亲是位老工人，其勤劳持俭的家风养成了老先生什么都不肯随便丢弃的习惯。有一次他发现母亲的一些嫁妆是非常漂亮的刺绣，但现代人不能穿，想到老人保存了这么多年，轮到自己手里也不应该随便扔掉，于是便收藏起来，渐渐就对此产生了感情，以后碰到精美的有收藏价值的刺绣和织锦就逐渐收集起来。现在老先生的收藏几天都不能看完，其中有许多奇品、孤品。如果把这些藏品都拿出来展览可以武装一个大型的民间织绣艺术博物馆。作为当下物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全国乃至全世界都无法与老先生的藏品等量齐观。正是缘于此，中国收藏界的三大媒体中的《收藏家》、《中国收藏》都对老先生及其藏品作了详尽的报道；太原电视台、太原有线电视台、山西省电视台等都在不同时段对老先生及其藏品作了展示：中央台鉴宝栏目两次采访老先生；太原日报、大众收藏等省内多家纸媒也曾对老先生作了专访；部分刺绣和织锦曾在太原、天津、北京等地展出过，受到国内外一致好评，老先生也因此获得了文化部、山西省文化厅、第二届国际艺术节银奖、金奖，他的数十件工艺刺绣收藏被国家出版的大型丛书《中国民间美术全集・山西卷》采用。
历史的光线如此厚重地落在老先生高大的身影上，在他近三十年的收藏生涯中，唯一遗憾的是后继乏人，而今已经年近古稀的他和那些等待人识的藏品安静地待在一起，等待着岁月渐逝。
印象：明清民间刺绣织锦
清末民国初六扇屏《四季花卉鸟禽图》(广绣)
在介绍这件藏品的时候，彭老先生特意拿出一张照片让我们看，在那些疏枝朗叶之间，我们根本无法辨识那是真花鸟还是绣品。但那确是这件六扇屏的局部。观之有鸟鸣啾啾，花叶若颤若伏，栩栩如生，一些光线和阴阳面表现得恰到好处，非常有立体感。据彭老先生介绍，这件藏品共用了一百多种彩色丝线，需要高级刺绣技师花费两年以上才能够绣成，其刺绣水平非常精湛，就拿那些鸟来说吧，每一只鸟至少要用十几种丝线才能绣出，从深到浅，既有中国传统工笔水墨画的“笔触”，又透露着大写意的手法，完全和中国画风中要求的“逸、神、妙、能”相通，每个细节部分，如枝叶细微处都很独到、认真和一丝不苟。六扇屏两边是由何绍基作书的楹联。何绍基(1799―1873)，字子贯，号东洲居±，湖南道州人，系道光进士，官编修，清晚期碑学大师，清代大书法家。丝绣的楹联如墨浸纸端，泛着清雅儒风，将何之书法之神表现得淋漓尽致，骨与气皆存。非神工妙匠怎么能够?
清晚期天鹅绒织锦《山水图》
这款织锦的生产地是福建彰州。织品若摄影或油画。表现的是海边丛林，有水有山，也有帆船，山水相依，帆影若离若近，色调灰暗，线条粗犷、简朴，似乎近晚或黄昏时候的景象，总能让人联想到一种淡淡的离愁与乡思。藏品共两幅，其中一幅中间有一座山，有人说那是富士山，如若是此，这款藏品也有可能是日本的舶来物。不过其中的光线阴暗描绘与景致的和谐柔美，层次感分明与立体效果精妙，从哪一方面说都可谓艺术精品。在老先生的其他藏品之间由于其表现的内容不同从而显得很有特色。
清中后期湘绣《虎啸图》
此幅挂于先生中堂，与天鹅绒织锦《山水图》遥遥相对。大家都知道徐悲鸿大师的巨作《醒狮图》，观此虎啸，正好与那狮有得一比。首先是成品年代，悲鸿大师的醒狮图成于旧世纪，图中醒狮威怒自如，跃跃欲奔。而此幅成绣比《醒狮图》还早四五十年，图中猛虎回首，灵活可现，图中诗句恰好作评，“静伏若处子，出林似奔雷。”此图意趣比醒狮多了份生动，多了些意味，虎色花纹与肌腱力度表现得非常完美，实为湘绣中的珍品。
清代服饰花边标本图谱
这些一叠叠放在一起的，且不论其总条数有多少，只其种类就已经上了三千二百多种，其花色、式样、规格、内容、涉及的花边种类无论从哪一方面说都可以称之为世界之最。据老先生坦言，其收藏的条数已经数万。花边织锦在唐代就已经出现，但最盛时期却在清朝。可以说清朝服饰的花边在彭老先生这里都可以找到。其中最窄者仅一二毫米，宽者达120多毫米，有许多都是故宫的珍品。系帝妃王公使用。花边内容与刺绣工艺品有相似之处，有着很浓重的民俗风情，其是中国古代服饰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服饰有着非常重要的衬托美化作用，民国以后，由于外国自动绣花机设备的进入，就不再生产了。但这些机器并不可能绣出很多珍品花边，保存它们对现在的织锦、刺绣工艺都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彭老先生的花边有的雍容华贵，有的富丽堂皇，有的古朴典雅，有的端庄肃穆。集中了彭老先生三十多年的心血，如果没有毅力是很难做到的。每一条花边，他都要仔细对比参照，决不重复，一点点积攒整理成册，使之成为中华花边图谱上最绚丽多姿的一个章节。其历史价值与收藏价值已经无可估量。
清代贺帐(大型刺绣珍品)
贺帐是我国古代祝寿、庆贺的必用礼品。在彭老先生为我们展示的贺帐里，一幅高150厘米，宽80厘米的《福禄图》最先映入我们的眼帘。这幅贺帐以家喻户晓的老寿星为主体，左手拄着龙头拐杖，右手捧着诱人的仙桃。特别是老寿星的头部造型，独具匠心。除了刺绣出象征长寿的高高的额头和长长的须髯外，尤其是那双笑眯眯的眼睛和一张“笑口常开”的嘴，给人以和蔼可亲、慈祥安然、心地开阔、善良和洞察人生一切的感觉，布局十分生动可爱。寿星两旁分别用彩色盘金线绣着仙鹤与鹿，取谐音禄，寓意“福禄寿”。整个作品比例匀称，色彩谐调，保存完整，彰显精妙。另一幅刺绣极品《丹凤朝阳》横宽4米，高1米，以红缎为底衬，用多色丝线绣出大型凤凰和太阳，两边绣有数十只栩栩如生的 鸟禽，有鸳鸯戏水，孔雀开屏以及仙鹤、鹌鹑、喜鹊等，寓意“百鸟朝凤”；百鸟之间，绣着成型的牡丹、仙桃等花卉树木，显然这是一幅“吉祥富贵图”，像这样巨大的刺绣帐幅，且布局丰满、刺绣精美、保存完好的清代后期制作的工艺品，很是难得。除了这些，十八罗汉、八仙祝寿、行孝图等等大型贺帐彭老先生也有收藏。
清早期织锦《唐伯虎山水画》四轴(条幅)
这四轴山水图无论是在色彩上还是比例、纹路、笔触上都堪称俊美，画风清朗，且骨气丰盈，深得唐伯虎真迹的神韵与灵动，是织锦工艺史上的佳品。清早期的织锦工艺是织锦业的初期，这四轴山水，其中有一幅在保存的时候被损伤过了，但并不影响其在艺术上的造诣和审美。此外还有一幅明代大画家唐棣的《山水图》也得一见。从这幅山水的残破程度上看，如果再不大力保护的话，其将不久于人世。彭老先生不无伤感地告诉我们，这幅轴，每展开一次就会有一次巨大的损伤。我想这种损伤更多的是因为他已经无力再为它们作出什么的表达吧。几轴《山水图》其价不言而喻，只待有缘人再续风采。
香囊、绣鞋、帕袋、眼镜盒、耳套
这些都是小佩件了。香囊又叫荷包，是清时常用物品。其绣品图案多有寓意，如“五蝠(福)捧寿”、“喜上梅(眉)梢”、“五谷丰灯(登)”等，此外还有“岁寒三友”、“龙凤呈祥”、“八宝生辉”、“三阳开泰”、“独占鳌头”、“鹤鹿同春”等；还有采用戏剧片段来传情达意的：如“西厢记”、“拾玉镯”、“柜中缘”、“卖水”、“三娘教子”、“打渔杀家”、“打金枝”、“四郎探母”等。这些荷包在绣法技巧上也非常讲究，它采用平绣、锁绣、打籽绣、螺旋绣、珠绣等多种绣法。至于绣鞋、帕袋、眼镜盒、耳套等都各有其出彩的地方。
印象：老去的时光与挽留
此刻，时光的尘封正透过岁月的窗口来遮没老人的身影，对于这个一生事俭的，唯以辨识珍锦为己任的老人，我们的所有评价都显得很轻。尤其是面对那满屋子的珍品来说，任何触碰它们的目光都将变得很淡很薄。这位从小参加工作有着大专学历、高级经济师职称，当过县委书记、处长的老人面对着他毕生的心血时并没有给我们讲述太多。或者他已经讲了很多了，因为他已经告诉我们一部织锦和刺绣的历史，难道这还不够吗？时至今日，这藏品正以每年30％的升值空间默默地堆放在那里。其丰富的参考价值对我国今后的刺绣与织锦工艺都不可再生的参照与借鉴，有着巨大的文化产业开发价值。在如今对物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大力提倡下，如何挽留这批珍贵的文化遗产已经成为当今有识之士的当务之急。
附件：部分藏品
刺绣男女童帽类
总计约200余顶。清代制作，70％以上为精品，可供展览。男童帽造型独特有龙头帽、学士帽、道士帽、莲生贵子帽、八仙帽等；女童帽的刺绣内容丰富多彩、刺绣精湛。被誉为中华民族的瑰宝一绝。
刺绣织锦裙类
共有近百条，其中60％以上为清代制作，有盘金裙、马面裙、龙凤裙、凤尾裙、百褶裙、织锦裙，涵盖了中国裙类大部分样式，刺绣工艺精良，其中有十数条织帛裙为云锦，制造工艺完全是特殊的人工制作，十分珍贵。
大型刺绣门匾类
约十多副，为生活实用品。主题有“天仙配”、“牛郎织女”、“孔雀开屏”、“花鸟鱼”等，还有以各种动物、鸟禽(约30种)绣在一件门匾上的作品(属珍品)。以上作品每件都场面宏伟，拼图饱满，技术良好，保存完整，有很好的收藏，欣赏价值。
刺绣云肩类
篇3
摘要：近年来，人为因素已成为导致灾害事故发生的重要诱因之一，并呈现上升趋势，给各国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及人员伤亡。由于人为灾害具有主观规避性，我们可以采取措施加以防范。要建立健全管理机构，完善灾害管理法律、法规及防灾减灾应急预案体系的建设，坚持防范与治理，推进科技防灾减灾，完善政府人员的奖惩机制，加大灾害管理保障体系的建设力度。
关键词：人为灾害；防范措施；灾害管理；灾害预警
中图分类号：f11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3）02-0009-02
一、提出问题
近年来，全球范围内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灾害事件，仅2011年度就爆发了众多意想不到的灾害，3月日本地震引发的福岛核泄漏事件、10月土耳其凡城地震事件、12月菲律宾热带风暴“天鹰”入侵导致的洪灾等。同样，我国近年也是灾害不断，如2003年的“非典”、2008年春节期间南方的低温雨雪冰冻灾害、“5.12”汶川大地震、2011年“7.23”温州动车追尾事件等，除此，各类火灾、爆炸、交通事故、废水污染以及矿难等灾害更是接连不断发生，可以说当今世界没有任何国家及地区可以避免遭受灾害的袭击。各种灾害事故的频繁发生严重影响了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并因此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据民政部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各类自然灾害共计造成4.3 亿人次受灾，死亡（含失踪112人）1126人，紧急转移安置939.4万人次，最终造成国家直接经济损失3096.4亿元（不含港澳台地区数据）。[1]
面对这些残酷的事实，我们必须更加重视灾害问题，积极探求灾害产生巨大破坏性的原因。而大量事实表明人类自身的不当行为会导致灾害发生或进一步激发某些已经存在的事故隐患，最终使得这些隐患显性化为灾害事故，如人类修建道路、劈山开矿、滥砍乱伐等行为就会诱使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现在常见的温室效应、酸雨、大气污染等，虽然是以自然灾害的形态表现出来，实际却是由人类行为所诱发导致的。由此可见在诱发灾害的因素中，不仅包含自然因素还包含人为因素，而且随着人类活动性的加强，自然诱因的比重在相对下降，人为诱因所占比重却呈上升趋势。如据国土资源部最新数据显示，2012年1月我国共发生地质灾害15起，造成直接经济损失284.5万元，其中人为致灾7起，占总数的47%，虽然数量少于自然致灾，但不能忽视的是，直接经济损失却是以人为因素诱发为主，主要为采矿和工程建设等，共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超231万元，占总数的81%。[2] 由此可见，人为灾害给人类社会造成了极大损失，如何防范人为灾害的产生，或面对人为灾害应该采取何种措施降低其造成的损失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课题。
二、人为灾害的内涵界定
灾害是指能够造成国家或社会财富损失和人员伤亡的各种自然、社会现象。它们是相对于人类社会而言的异常现象。根据诱发灾害产生的原因不同，我们可以将其分为自然灾害、人为灾害及复合灾害。具体到每类别的灾害又可以再划分为若干子类别或子子类别。而我们研究的人为灾害主要是指由于人类自身的不合理行为对人类生命、财产所造成的危害和损失的现象及过程。根据不同分类标准，人为灾害可以划分为不同种类：如按照导致形成灾害的人员数目可以分为个体人为灾害与团体人为灾害；按照人为灾害发生时段的不同可以分为事前、事中与事后灾害；按照人们是否具有主观动机可以分为道德性灾害及过失性灾害；按照灾害对象不同可以分为自然灾害、管理灾害、技术灾害及社会灾害等，这些都是本文所研究的对象。
三、人为灾害的主要防范措施
与自然灾害不同，人为灾害具有主观性，通过采取某些相应措施是可以提前预防或避免发生的。因此我们必须正视人为灾害，发挥主观能动性，逐步建立完善人为灾害防范体系，减少或避免人为灾害的产生。
（一）建立健全综合性灾害管理机构
灾害管理是一个复杂而又系统的工程，要想良性运转，有效指挥，必须设立一个综合性的常设灾害管理机构。而事实也证明面对任何灾害，仅靠单个部门、单个临时指挥机构都无法达到防灾减灾的目的，它需要多部门、多领域的协调和联动。因此我们应该建立健全综合性的常设灾害管理机构，实现对各种风险和安全隐患治理的常规化和制度化，完善决策指挥机制，突发事件监测预警机制，各类相关数据资源的信息共享机制，负责理顺各级灾害管理机构，形成强有力的综合协调管理机制，从而提高防灾减灾工作的有效性。
（二）进一步完善灾害管理法律、法规及防灾减灾应急预案体系的建设
作为政府，应当迅速展开灾害管理的立法研究工作，进一步完善现有的灾害法律、法规体系，并对出现的新型灾害及时研究其特点、成因，有针对性的制订相关法律法规，使对其的防治工作做到法制化、规范化；对现有法律法规中的薄弱环节如灾情统计、民众救灾救援义务等进一步完善；同时，加快各灾害层面应对突发事件的应急机制，如根据灾害发生的实际情况定期修订预案体系，根据日常演练效果查找不足、改进预案体系，使其真正发挥防灾减灾的作用。
（三）完善对政府行政人员的奖惩机制
政府官员对防灾减灾工作的重视程度及灾害知识的了解程度也会影响灾害的防治工作，甚至会导致灾害发生或加大灾害损害程度。因此，国家应完善对政府行政人员的奖惩机制，加大对于防灾减灾工作业绩的考核比重，改变政府官员只注重gdp发展模式的观点，将其与相关人员的职务升迁、工资晋级、日常考核与行政问责等相联系，对于分管地区或领域出现灾害事故的人员实施问责制；对于分管地区或领域防灾减灾工作出色的加大奖励力度。通过这些激励措施的实行来改进政府官员的态度，使其能够提高防灾减灾工作的重视程度，减少或杜绝相关人员因为追求地区经济效益而采取的不当措施或不道德行为。
（四）将灾害预警机制常规化，坚持灾害源头预防与治理
近年来，我们身边发生的大大小小的灾害事故越来越多，防治灾害已成为我们的日常工作之一，因此要做好常规的灾害预警工作，做到把灾害控制在源头，避免或减少灾害的发生。
1.加强对公众防灾减灾知识教育。正如前文所说，现今灾害中，人为因素造成的灾害占八成以上，很多灾害就是由于人的不当行为造成。因此，在日常工作中应当加强民众的防灾减灾知识教育，定期深入社区、校园、农村及工厂等人口密集地区开展安全教育活动；建立新闻媒体、政府机构、社会团体三位一体的防灾减灾知识宣传联动机制；定期开展培训、演习等措施在民众中普及防灾避险、安全自救互救等知识。
2.建立健全灾害风险评估、动态监管机制。据有关数据表明，做好灾害风险的评估、监管工作，提前预报灾害隐患至少可以杜绝60%以上人为灾害的发生。由此可见风险评估与监管的重要性。这里的监管不仅包括政府对企业安全管理的
监管，也包括企业自身的监管。因此，在日常工作中要重视风险评估工作，构建合理风险评估体系；做到定期进行安全隐患排查、监管工作；实施分级、分区域管理和动态监管；对危险地区、重点风险源头实行标注等各项工作，并使之长效化。
3.加强信息建设，及时披露灾害信息。作为权威信息的掌握者和控制者，政府应当对能够预见的灾害通过合理的渠道及时、准确告知民众，使之做到提前防范；对不能预见的突发灾害，在事件发生之初应当第一时间通报情况并对民众提供指导与帮助。通过建立权威的信息机制，可以引导民众排除不安定因素，消除恐慌心理，从而保持社会稳定，降低灾害所带来的衍生危害。如在我国，甲流h1n1发生初期也因为政府在第一时间及时向公众通报相关情况，并提供详细指导，才没有引起大范围的恐慌。
（五） 优化地区基础防灾设施建设
防灾设施可以说是一个地区安全体系的主要硬件部分，因此在设计本地区城市建设规划时要将减灾防灾功能纳入规划，尤其是交通、电力、给排水、消防、防洪等基础设施承担着地区防灾救灾的主要功能，直接面对灾害的考验，更要重点加强其防灾和保障能力建设，做好建设标准的设定和施工质量的监管与验收。除此，防灾设施的建设布局还要充分考虑本地区灾害的特点，做到合理布局，并使它们与相关部门之间保持畅通的联络渠道，形成防灾设施的联动机制。
（六）积极推进科技防灾减灾，提高灾害管理的科技水平
科技水平较低，不能及时准确提供预警导致灾害发生的情况越来越多，尤其是气象、地震等破坏力较大的灾害。因此，加大投入，积极推进科技防灾减灾迫在眉睫。作为灾害防范的主体，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应当积极鼓励开展预防和减轻灾害的科学研究，根据灾害具体情况，有针对性的开发风险管理核心技术，并加以应用，如提高对恶劣天气、地震的预测预报能力；提高对煤矿渗水层的勘探等。此外，还要加大资金投入力度，提高各种救援装备的技术含量，支持并鼓励灾害管理专家进行理论研究，充分发挥防灾减灾工作的智囊团作用。
（七）加大灾害管理保障体系的建设力度
灾害管理保障体系贯穿于灾前、灾时及灾后整个灾害管理过程，为防灾减灾工作提供人、财、物的保障，可以说保障体系的完整与否将会决定防灾减灾工作的成效如何。1.对于人的保障：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应按照灾害类型不同建立针对性的救援队伍，并逐步增加人员数量；此外，还应积极宣传、培训，引导更多民众加入防灾救援的兼职队伍和志愿者队伍，提高其社会化程度，形成具有我们自己特色的专业、兼职、志愿者三支队伍有机结合的机制。2.对于财的保障：应加大防灾减灾及灾后重建资金投入力度，并积极探寻多种筹资渠道，实行政府、社会、经济主体各方面相结合的保障资金投入机制；同样对于救灾及灾后重建应积极完善损失补偿机制，加大商业保险及社会公益性基金的补偿作用，尤其是进一步扩大巨灾保险体系的险种，强调它的公益性和适度强制性，从而有效分散风险，减少政府压力及害损失。3.对于物的保障：应完善灾害应急物资储备仓库的地区布局，合理确定物资品种及储藏方式，扩大应急物资调配运送渠道。
参考文献：
[1] 郑功成.灾害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2] 魏礼群.中国应急管理报告.2010[m].北京：红旗出版社，2011（1）.
篇4
关键词：状补易位 三个平面 时序象似性 感知难度
“补语”作为汉语学界重要的语法范畴之一，来源于英语“complement”，最初由黎锦熙先生在1924年问世的《新著国语文法》中提出，但随着赵元任Mandarin Priner（1948）的出版，传统语法中“complement”外延被扩大。李荣继承赵元任的说法，在《语法讲话》中用“补语”取代“补足语”，由此这两个术语开始混用。对此，陆丙甫提出将原有“补语”译成“supplement”或“Buyu”。金立鑫则将汉语补语拆分成后置状语（postposed adverbial）和次级谓语（secondary predication），认为修饰或限定动词的都是状语。本文从汉语状语和补语易位的角度，基于北京大学CCL现代汉语语料库和古代汉语语料库，结合“三维”语法理论，从历时的角度分析汉语状语如何从古代前置和后置皆可到现代汉语前置为常规的现状，并将现代汉语状语与汉语补语进行比较分析。
一、古汉语中的状补易位
需要指出的是，在上古时期不存在表示结果的动补结构，而是用状动结构来表示。如《孟子》“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一句中“饱/暖/逸”三字，虽然表示的是结果，但是在句中仍然前置。
本节对状语分析主要是根据介词“以”字结构的语序、状语标记以及主观化结构方式状语的有无。基于此，将汉语状语的发展分成三个阶段：A.先秦至西汉，“以”字等结构可前置也可以后置；B.东汉至宋代，语序确定，介词结构“以”一般前置；C.元明清至今，主观化形式成熟时期，状语标记成熟以及主观化结构作方式状语。[1]
（一）先秦至西汉
1.“以”字结构状语前置情况
（1）每岁孟春，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今文尚书》）
（2）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
（3）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周易》）
例（1）“遒人以木铎徇于路”中，“以木铎徇”译成现代汉语即为“遒人拿着木铎询问”；例（2）中的“君子以自强不息”译成现代汉语即为“君子凭借发奋图强而不停息”；例（3）中，“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译成现代汉语即为“天才能用美满的利益让天下人受益”。以上三句中的状语“以木铎”“以自强”“以美利”均作为状语前置于谓语前，描述的是动作的伴随情况。
2.“以”字结构状语后置情况
（4）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今文尚书》）
（5）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俾勿坏。（《今文尚书》）
（6）天降之咎，肆予[以]尔众士，奉辞伐罪。（《今文尚书》）
例（4）中，“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整理成一般语序，即为“以言敷奏，以功明试，以庸车服”；例（5）中，“劝之以九歌”整理成一般语序，即为“以九歌劝之”；例（6）中，“肆予以尔众士”整理成一般语序，即为“以尔众士肆予”。从上述三个句子可以看出，都是“以”字后置与宾语的“以”字结构作方式状语。
从整理出的部分语料中可以看出，“以”字结构状语的前置和后置情况均较为普遍，且都较为简短，语义指向都比较简单。
（二）东汉至宋代
1.“以”字结构一般前置
（7）律令烦多，百有馀万言，奇请它比，日[以]益滋，自明习者不知所由。（东汉《全汉文》）
（8）关东比岁不登，吏民[以]义收食贫民。（东汉《全汉文》）
（9）顾骏马[以]徘徊，哥虞兮而流涕。（唐《唐代墓志汇编续集》）
（10）乃[以]武德三年太岁庚辰二月乙未朔八日壬寅归葬於万……（唐《唐代墓志汇编续集》）
（11）帝於颛顼为族子（其母不见），[以]水承木，天下号曰高辛氏。（北宋《册府元龟》）
（12）勋为唐侯，挚在位一年而放勋立，是为尧帝。[以]火承木，天下号曰陶唐氏。（北宋《册府元龟》）
上述例句中，有例（7）、例（10）“以”字结构的时间状语，来说明那一个时间段内正在进行的活动；也有例（8）、例（9）、例（11）和例（12）之类“以”字结构的方式状语，来说明动作进行时所采取的方式，也是属于动作的伴随情况。
2.“以”字结构存在后置
（13）昔在帝尧，立羲和之官，命[以]四时之事，令不失其序。（东汉《全汉文》）
（14）佛印元公，劝之[以]应翠岩之命。（北宋《禅林僧宝传》）
（15）楚人[以]山鸡为凤。世传[以]为笑。（北宋《禅林僧宝传》）
这里需要解释的是例（15），第一个“以”字解释为“把”，第二个“以”解释为“以致”，即“楚人把山鸡当作凤凰，世人以致将（这件事）当作笑谈传播开来”。从中可以看出，这句话中后半段是“以”字结构的后置。
（三）元明清至今
该时期的状语标记和形式逐渐成熟，出现主观化结构作方式状语。
（16）弹后[以]木板擦成长条[以]登纺车，引绪纠成纱缕。（明《天工开物》）
（17）夫通之贸死[以]争者，亦人之常情。（清《宋论》）
（18）哀者哀，而哀已节者固不[以]乐乱之。（清《宋论》）
上述句子中例（17）、例（18）两句中“冒死以争”和“哀已节者固不以乐乱之”均带有作者强烈的主观化评价，是从作者自己的视角出发对行为进行的描述。例（16）中第一个“以”代表了这一时期状语的标记。从整体上看，状语的形式逐渐发展成熟，且语义指向随着时代的发展而逐渐复杂。
在对“以”字介词结构做了纵向的梳理之后，我们还应当看到，古代汉语中的状语前置和状语后置还存在其他的形式。首先从状语前置来看：
（19）今天下三分。（诸葛亮《出师表》）
上述句子中“今天下三分”，按照常规语序，应变成“天下今三分”。即句子中时间名词作状语，常放在主语前面。当然，还存在时间名词作状语不提前的。如：
（20）秋水时至，百川灌河。（《庄子・秋水》）
此外，程度副词作状语，常远离谓语。如：
（21）去病大为仲孺买田宅奴婢而去。（《汉书・霍光传》）
句中“大”应该放在谓语“买”前面，即“去病为仲孺大买田宅奴婢而去”。
其次，状语后置现象在古代汉语中也十分普遍。例如：
（22）受地于先王，愿终守之。（《战国策・魏策》）
句中“受地于先王”应当转换成“于先王受地”。
（23）咨臣以当世之事。（《出师表》）
该句转换为“以当世之事咨臣”。
（24）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蜀道难》）
该句转换为“蜀道之难，于上青天难”。
“于”最经常的用法是引介处所、工具、时间、原因、比较对象等名词性成分，但它们都不是和动词关系最密切的论元成分，在句法上也就不投射为宾语。“于”前的成分动作性比较弱，“于”后的名词性成分具体性比较弱，根据Hopper和Thompson（1980）的及物性理论，这样的动词和名词之间的及物性程度较低。高及物性的典型动宾结构则表现为动词是动作动词，宾语是具体名词。[2]基于此，我们可以进一步得出“于”类似于动名之间低及物性的一个标记。而不能简单从节律切分的角度，把“于”后面的成分看作宾语。
二、现代汉语中的状补易位
（一）次级谓语的不足
以金立鑫为代表的一派学者，依据其句法语义关系将传统语法中的补语分化成次级谓语和后置状语两个大类。金立鑫把次级谓语定义为“针对谓词以外的名词性成分的数谓（核心是谓词），它们与被述谓的名词构成完整的述谓结构（或自成一个独立自足的述谓结构），且句法位置在主要动词之后”[3]。总的来说，金立鑫总结的次级谓语的必要条件有：核心为一个谓词，述谓句中某个名词性成分，其主要句法位置处在主要谓语动词之后。上述三者共同构成了充分条件。由此引发了我们对状语和补语易位的进一步思索。笔者认为这种理论仍然存在不足之处。
（25）很快地走
（26）走得很快
上述“很快地走”和“走得很快”有区别。首先，“走”要求施事能够发出，而且“走”的方式也可以各不相同，这不是“走”的语义本身要求的，而是施事主体赋予的。所以，“很快”指向的是主语，不同的是“很快地走”强调的是“走”；“走得很快”带有评议性质，突出的是“很快”。另外，“很”本身带有副词、状语的性质，所以可以把后置的部分提前。
（27）吃得精光
（28）*精光地吃
（29）辛勤地工作
（30）*工作得辛勤
“吃得精光”中的“精光”指向的是食物，而“吃”的主体是人或动物，所以二者不相符合。从“吃得精光”也可以看出，补语指向的是述语，是对句中主要谓语的描述，而不是针对某个名词性成分。因此。充当补语的成分不能处理成次级谓语。
根据陆丙甫、金立鑫《语言类型学教程》中提出的“时序象似性”原则[4]，认为“时序象似性”也可看作一种事理顺序，也就是说时序和语序之间的一致性原则。时序象似性在连动结构中表现最为突出。在本文中，我们也可运用这条原则解释上述两个句子。很明显，“精光”的状态是发生在“吃”的动作之后的，所以反映在结构里面就有“吃得精光”而不会有“精光地吃”。
同理，“辛勤地工作”描述了工作时的状态和态度，“工作”和“辛勤”是伴随出现的，并不存在时间上的先后顺序，所以也就不存在“工作得辛勤”此类表达。
（31）工作得辛苦
（32）辛苦地工作
上述例（31）、例（32）和例（29）、例（30）类似，为什么例（31）、例（32）两句均合法？“辛苦”是具体的述行形容词，指的是身心的劳苦，指向的是工作中人的具体运行情状。而“辛勤”则侧重于人的品格，不容易被具体感知，需要进行多方面的分析，加以推断而得出，较为抽象。因此，“辛苦”前置和后置皆可，而“辛勤”只能前置作为状态形容词。
另外，后置状语的不足还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当补语说明动作的受事、施事或当事时，即作为情态补语时，补语无法前置为状语；[5]
（33）罪犯吓得面如土色。
（34）*罪犯面如土色地吓。
例（33）、例（34）中“面如土色”只是对受事“罪犯”受惊吓的程度的补充说明。
2.当形容词谓语后的补语以形容词为前提时，补语一般不前置作状语。
（35）教室里吵得什么都听不清。
（36）*教室里什么都听不清地吵。
上述句子中要先有“吵”的情况的发生，才会有“什么都听不清”这个结果的出现。
（二）信息焦点与状补易位
根据认知语言学的观点，从语用角度来看，一句话中前半部分往往是旧信息（已知信息），后半段是新信息（未知信息）。如果要表达焦点信息，就可以通过调整常规语序，把需要突出的信息置于焦点的位置。那么同一个词语在句子中状补易位，则该句法成分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当状语后移成句末常规焦点的信息，就成了全句的信息重点。如：
（37）我常常在学校出现。
（38）我常常出现在学校。
例（38）中“在学校”从状语的位置转移到了句末的位置，成了整个交际的未知信息。正如陆丙甫所说的“汉语语序带来的焦点性状语的补语化”。
此外，我们可以通过感知难度计量验证汉语语序带来焦点性状语的“补语化”的合理性。心理学中有一个认可度较高的结论是，结构程度越高的材料，越容易为人脑信息加工机制所记忆和处理。基于此，我们可以把处理过程中大脑里每时每刻需要记住的平均板块数，作为衡量语句感知难度的基本指数，称为“平均感知难度”，用PN表示。[6]
（39）他 疼得 像 肠子 里头 绞 似的。
1 2 2 2 3 4 1
（40）他 像 肠子 里头 绞 似地 疼。
1 2 2 3 4 5 1
所以，此时PN（39）=（1+2+2+2+3+4+1）/7=2.14，PN（40）=（1+2+2+3+4+5+1）/7=2.57，很明显，PN（40）>PN（39），也就是说焦点性状语的补语化可以降低整个句子的感知难度，从而更有利于听者进行语句的解码吸收。
此外，上述例（39）可回答“他疼得怎么样？”，提问方式比起提问内容可以获得更多新的信息，回答时也多和谓词性相关，而不是与体词性相关。因为体词的可别度高于谓词，因此相对而言谓词往往后置。
综上所述，在古代汉语状语和补语的发展历程中，上古时期不存在表示结果的动补结构，而是用状动结构来表示。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认知和思维不断深入发展，修饰或限定动词的状语从前后置皆可逐渐演变为以前置为常位，补语以后置为常位，并进一步靠近现代的表达习惯；其次，通过时序象似性的原则和谓词的语义指向，说明了现代汉语中设置“后置状语”这一概念的不合理性；最后，通过听者感知难度的测量，进一步说明论证汉语语序带来焦点性状语的“补语化”的合理性。
（本文为江西省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重点项目“汉语状态补语语法化的类型学研究”[项目编号：15YY01]。）
参考文献：
[1]何洪锋.先秦至西汉的前置方式状语[J].语言研究，2007，（4）.
[2]董秀芳.古汉语中动名之间“于/於”的功能再认识[J].古汉语研究，2006，（2）
[3]金立鑫.解决汉语补语问题的一个可行性方案[J].中国语文，2009，（5）.
[4]陆丙甫，金立鑫.语言类型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5]祁艳.现代汉语状语与补语易位现象研究[D].南昌：南昌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篇5
是为了自己的财产吗？在辛勤赚了一生，最终死亡了以后，什么都没有了，并且自己一点价值都没有……
是为了自己的地位吗，去争取自己在某一地段的地位，但最后你会发现，你其实什么都没有……
如果是为了大众的利益，那活着就会有很大的价值，比起那些为了钱、地位的人好的太多了，这些人为了大众利益可以奉献自己的一生……
篇6
关键词：以人为本；再认识；可持续发展；绿色设计
1 对“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的认识
对“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的理解，一方面是“以人为本”中人的含义。首先，“以人为本”中“人”非狭义具体指某个人，而是广泛的所有的人。其次，“以人为本”中的“人”不能用于人的欲望，否则就变成了以欲望为本。再次，“以人为本”的“人”也不是任何利益集团的成员，而应该是全人类（现在的人类、将来的人类）。因此，“以人为本”的“人”是可持续发展条件下的全面发展的人类。另一方面是“以人为本”中的“本”的含义。“以人为本”的“本”是“根本”的“本”。“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是要求以可持续发展为指导思想，结合人与时代、环境等因素协调发展的规律，以全人类的长远利益需求（包括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为基础的一种设计理念。
2 对“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的再认识
2.1 “以人为本”的设计原则要求产品更加注重设计的个性需求
在消费水平不断增长的当下，人们对产品的选择逐渐从满足需求到满意需求，大批量生产消费时代与追求个性化商品以及个性化购物的交织的时代。消费者对个性产品的追求使设计产品的丰富多彩，设计风格形式多样性发展，产品设计由“以人的共性为本”向“以人的个性为本”转化，个性化设计已成为设计师们关注的对象之一，其特点在产品上得以体现。如：“石头记”饰品店，不仅它的饰品设计属于个性化设计，而且其品牌标语（世上仅此一件，今生与你结缘）设计上也很独特很有个性。“世上仅此一件” 此句直指产品本身，体现的是石头记饰品本身的珍贵和其个性的设计，而“今生与你结缘” 体现得是一种人与物的关系，并说明了人生的主角就是你，而这里的你又是指每一个人，所以它充分体现了一种“以人为本”设计理念。与此同时微妙地道出人们对于个性化饰品的追求。从石头记的个性化设计上看出，设计的个性化不仅体现在产品本身的设计上，而且还体现产品设计的方方面面上。
“以人为本”的设计原则要求产品更加注重设计的个性需求。设计的个性化使得产品种类呈多样化趋势。产品种类的个性化、多样化不仅使我们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也使产品与人的距离越来越近。这时，人们的情感爱好便直接影响着产品的设计。人的情感与产品的设计相融合，使得产品的设计更具人性化。
2.2 “以人为本”的设计原则要求产品更趋人性化
在快速的生活节奏中，人们希望着某些东西能更加智能化，使得我们的生活能稍微缓慢一下；在人情冷淡的信息时代，人们期盼着更多情感化的设计的出现。消费者的这种需求，使“以人为本”的设计上升到对人的精神关怀。设计的人性化要求其产品更加科学化、智能化、情感化，这些便成为设计师追求的另一目标。
2.2.1 “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要求产品更为科学化、智能化
在现代生活中，人们的生活是极其混乱的，日常生活没有规律。身处知能经济时代[1]的我们，期待的生活能更加智能化、简洁化。尤其是对于一些上班族来说，日常生活中有很多事情是自己没时间去处理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希望有更为方便、智能的产品出现。如：手机已从刚刚开始的只能打电话、发短信的功能延伸到了语音短信、语音智能记录会议内容等高级智能服务功能。又如英国ICL电脑公司和电器制造商伊莱克斯公司联合推出了伊莱克斯的智能冰箱，在冰箱门上安装了一块触摸屏，能够显示冰箱内的食品数量，当某种食品减少到一定程度，智能冰箱就会提醒主人，并可通过冰箱的网络下单，向网上商店采购。让忙碌的工薪阶层省去了烦琐的家庭事务，让他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轻松。
在科技的迅猛发展的信息时代的今天，高科技的设计产品带给了我们很多方便，一方面它们对世界的“再现”，尤其是对人类姿势、生物行为的再现和复制，变得越来越逼真；另一方面，高科技的设计产品的进步使得人与世界的关系逐步受到信息化的控制，随时都可以储存、发送、复制、粘贴、再造。这样的结果就是：一方面，高智能设计产品让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更加方便，了解更加全面；另一方面，高智能的设计产品又使人们个人隐私也越来越多地被揭示出来，这样“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便遭到迫害，人们的生产生活正在接受着来自高科技信息的挑战和考验。面对这一失控局面，就要求我们的设计更加完善，社会制度更加健全；同时还要我们的设计师要有超强的预见性。“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要体现在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当然在这种理性的设计也要融入感性的因素，只有将理性和感性相结合才能有好的设计。
2.2.2 “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要求产品更为情感化
现代化与城市化的发展，逐步缩短了城乡之间的差距，现代生活方式与家庭小型化成为人们普遍的选择。然而，日益加快的生活节奏和工作的流动性使得人际关系变得越来越疏离，即使在传统的农村社区，也不可避免地遭遇到人情冷落的尴尬境地。所以人们的这种情感便希望在某些地方得以实现。例如在创意英国小区里有这样一处小景是其他小区所未有的。这就是在小区幼儿园附近的一片沙地，此地是为那些小朋友准备的。面对现代社会中，小孩子的动手能力差和独生子女间不乐意沟通这一现象，所以小区设置的这一区域。在这里孩子们可以通过想象来塑造自己心目中的任何事物，而且在这里孩子们还可以互相交流、互相协作，加强了他们情感交流和合作能力。由于儿童比较卤莽，不太会自我保护，所以设计师用旧轮胎围制而成沙地的四周，此设计举动体现了设计师对儿童的爱护，这样的设计是一种爱的情感设计。从这一场景的设计来看，它的设计主要是为了儿童的需求而设计的，也是以人的需求为主的设计，也是及有人情味的设计。
2.3 “以人为本”的设计以保护人类生存环境为中心
工业时代的经济给人们带来了丰盛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惨重的代价。水资源污染，淡水资源越来越匮乏，沙漠化，沙尘暴，臭氧层出现空洞……此时的人们才认识到：“只有爱护地球上的所有生物，人类才能有一个好的生存环境。”这时才开始关注生存与环境、发展与环境、设计与环境的关系的重要性。开始采取种种措施来挽救病危的地球，颁布各种法律条款来规范和引导经济朝着长远的方向发展。这时 “以人为本”的设计上升到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关心，它代表着未来设计的发展趋势。产品是否具有良好的环境保护性，将是设计师设计产品时的主要考虑对象。围绕这个主题，现在有许多设计界的专家学者提出了“生态设计”和“绿色设计”的想法，并且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
3 结束语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设计师作为人类物质生活的创造者和引领人类时尚文明发展的先行者，他们的设计应当更加重视人类的精神需求。在人类与环境不协调发展的今天，我们的设计虽然已经提出了以可持续发展的路线为指导思想，坚持绿色设计等设计策略，“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要求我们的一切设计都要从实际出发，解决我们的切身问题为基本出发点。
参考文献：
[1] 谈产品绿色设计新理念.
[2] 郑曙.以人为本设计观悖论.
篇7
“霾”在上古时就是坏天气“雾霾”一词，最晚在公元5世纪前后的史书上已出现，北魏崔鸿《十六国春秋》上已有“雾霾”。书中的《前凉录》记载，当时在今甘肃武威这个地方发生一起以女为妻的事件。当时出现怪异的天气：“是月沉阴昏， 雾霾四塞。”
就“霾”这个字来说，相当古老，在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中，便发现了“霾”字，着名历史学家郭沫若是最早释读出此字的专家之一。在《合集》13467版上有一个，在一期7113版上有一个，郭沫若在《卜辞通纂考释》中认为，雨字头下有一兽形如猫，是“霾”字是毫无疑问的。
在已出土甲骨卜辞中，少说已发现了十几个“霾”字，可见霾这种天气现象在上古时代时已出现，且不鲜见。甲骨卜辞多以天气现象来占卜吉凶，霾天一度出现较多。占卜者往往视作祸端来断析，可见霾天在上古人眼里是“坏天气”，是凶兆。
“霾”的定义最早见于晋代上古时代的“霾”是否就是现在所说的雾霾？迄今气象学界和史学界仍存在争议。以往较为流行的观点认为，甲骨卜辞中的“霾”是一种沙尘暴天气。但这里也有一个问题，沙尘暴冬春季节的大风天多见，甲骨卜辞中的“霾”多与“雨”同时出现，显然，简单统释为“沙尘暴”是不妥的。
依现代气象学的观点，沙尘天气按能见度的远近可分为沙尘暴、浮尘、霾三种。甲骨卜辞中水份(有“雨”)多的湿霾，应该更接近空气混浊的雾霾天气;与“风”一起出现的旱霾，或更接近沙尘暴。
文史古籍中对“霾”的记载并不鲜见。在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即提到了“霾”，其中《邶风·终风》有一句：“终风且霾”，用现代话来说，就是大风刮起，浮尘遮天。不过，《诗经》毕竟不是史书，最早对“霾”作出较科学界定的，是二十四史中的《晋书》。书中第十二卷《天文志中》称：“凡天地四方昏蒙若下尘，十日五日已上，或一月，或一时，雨不沾衣而有土，名曰霾。”
不过，《晋书》中并没有灾害性霾天的记载。史书上最早的正式霾天记载见于《新唐书》，书中第三十九卷《五行志二》中“常风”条：“(长庆)三年正月丁巳朔，大风，昏霾终日”;“黄眚黄祥”条：“天复三年二月，雨土，天地昏霾”。前者是公元823年2月19日，这天是新年正月初一，自然是不好的现象，要记载下来。
疑似雾霾天自唐代后始增那么，在公元823年之前，就没有关于“霾”的气象记载吗？如果没有，《晋书》上又怎会有对“霾”的具体解释呢？这从逻辑上是讲不通的。
实际上，史书上对霾的记载，并一定用“霾”字。如“土雾”、“阴雾”、“黄雾”、“昏雾”、“黑风”等，都是疑似雾霾天。这类记载在唐代中前期即已出现，如李显(中宗)当皇帝不久的景龙元年(公元707年)，灾害性天气频发，仅史载的疑似雾霾就有三次，分别是阴历六月庚午，陕西境内“雨土于陕州”;阴历九月四日，山西境内“黄雾昏浊”;十二月丁丑，“京师雨土”。而再往前，这类疑似雾霾在魏晋时代已较多发生，《晋书》上多次出现“黄雾”、“黑气”等气象描述。
篇8
1、司马光，北宋时期著名政治家史学家、散文家，出生于河南省光山县，字君实，号迂叟，世称涑水先生。司马光自幼嗜学，尤喜《春秋左氏传》。
2、主要成就反映在学术上。其中最大的贡献，莫过于主持编写《资治通鉴》。《资治通鉴》是我国最大的一部编年史，全书共二百九十四卷，通贯古今，上起战国初期韩、赵、魏三家分晋，下迄五代末年赵匡胤灭后周以前，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对于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与各方面的关联都交代得清清楚楚
3、其著述颇多，除了《资治通鉴》，还有《通鉴举要历》八十卷、《稽古录》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此外，他在文学、经学、哲学乃至医学方面都进行过钻研和著述，主要代表作有《翰林诗草》等。
（来源：文章屋网 ）
篇9
一、广义民事行为能力说
这是我国不少学者的观点，认为“法人的民事行为能力，是指法人以自己的意思独立进行民事活动，取得权利并承担义务的资格。”或称“法人的民事行为能力是指法人通过自己的行为，为自己取得民事权利、设定民事义务的能力。”（注：佟柔：《中国民法学·民法总则》，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60页。 ）这些表述从字面上虽略有差别，但其主旨却并无不同，即都认为民事行为能力是指民事主体在具备意思能力的前提下，以其行为取得法律上结果的资格。单纯就此观点看来，其与民法上的“民事行为”，即具有民法意义的行为相对应，似乎也并无不妥。然而如将此观点与权利能力、意思能力、责任能力联系起来看，则并不十分可取。
在民法发展史上，前述四种民事能力的形成及区分是德国法学家在理论研究中不断抽象化的成果。首先，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的区分，经学者puchta与dernberg的努力，至savigny时始得明确， 前者系一种持有权利的可能，后者则作为人自由行为的前提，被理解为取得权利的可能性。而在此研讨过程中，学者认识到意思能力为行为能力之具备所不可缺的要素并将其形成特定概念，即指认识、分辨事物的能力，并于《撒克逊民法典》第81条、第89条明文规定，无意思能力者无行为能力无行为能力者所为法律行为无效。此后法学家对法律行为研讨更臻精致，认识到行为的法律效果有基于行为人意思而发生的，也有与行为人意思相背，而由法律直接确定的。于是又将原来的行为能力根据与此行为的区分相适应，演化为行为能力与责任能力两个概念。（注：张俊浩：《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7页。）由此，才使民事能力这一概念精细化为前述四种，而现今大陆法系理论中通行之行为能力概念，即为演化后与民事主体得使其行为基于其意思表示而产生法律效果之能力相对应的行为能力概念，亦谓之法律行为能力。
然而如依我国学者“行为能力”系指有意思能力之主体因其所为之行为而取得权利、承担义务的主张（本文称为“广义行为能力说”），则凡有意思能力，其所为之行为即当然有行为能力，这就难免会产生这样的认识，即“对法人来说，只要具备民事权利能力，也就在同样范围内被赋予民事行为能力，因此，在自然人要求有民事行为能力，而在法人只须有民事权利能力就够了。”（注：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59页。）但这种看法是不够确切的。因为，首先，法人的经营范围系对其行为能力的限制，那么依此理论推演，法人于经营范围以外不再有承担义务、享有权利的资格。但是依我国《民法通则》第49条的规定，却要求企业法人对其经营范围外的行为也要承担责任。在民法上，与责任相对的常为债务，“债务是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的当事人当为的行为，而责任是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国家强制债务人继续履行或承担其他负担的表现。”（注：崔建远：《合同责任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页。 ）民法上责任为不履行债务之后果，债务为责任产生之前提。法律要求企业法人承担责任，说明企业法人有行为能力。但若依广义行为能力说则与此结论相矛盾。这是该说不能采纳的一个原因。另外，这种广义行为能力说的看法实际上是否认了德国法学家对行为能力概念后来又作的进一步细致划分的理论价值，而德国法学家的此种划分，尤其是对于“法律行为”这一概念的抽象，几乎可以说是德国民法理论中的精华之一。因此，这种广义行为能力说实际上是一种倒退。
二、合法行为能力说
针对我国《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有学者认为我国民法所称民事行为能力，系指进行合法行为的能力。（注：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58页。）当然也有作相反的解释，认为应指广义的行为能力的。但合法行为能力说则无疑为我国一些学者所坚持。
合法行为能力说认为行为能力仅仅是指民事主体所为合法行为的能力，而其所为之非法，或称之为违法、不法行为的能力则一般称之为责任能力或侵权行为能力。这种对民事行为能力的划分，实际上是与民法学者将民事行为分为合法行为与非法行为的观点相对应的。但是，笔者认为，这种区分较之于被广泛承认和接受的德国法学家所称的行为能力，显得不够科学、合理。理由如下：
1、 法律行为能力与责任能力的划分是与民法理论将民事行为划分为法律行为和事实行为相对应的。法律行为是指得依其意思表示而发生法律的效果之行为。事实行为则是指除法律行为以外之不以意思表示为必要之行为。这种区分，尤其是对“法律行为”这一概念的抽象，对于大陆法系来说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意义。按学者的评价，《德国民法典》在总则编规定的几种概念（如人、物、法律行为等），“法律行为”特别动人，民法里有各种行为，如合同、遗嘱、结婚等等，“法律行为”这一概念，把许多种行为概括在一起，从而使整个民法成为一体。《德国民法典》的总则编正是以法律行为这一概念为核心建立起来的。（注：谢怀轼：《大陆法国家民法典研究》，载《外国法译评》，1994年第4期。）通过法律行为这一概念及相应的法律行为制度， 不仅使传统民法中的人法和物法、身份法和财产法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也避免了对于某些一般性的东西一再重复地规定。因此，“这一制度从根本上解决了法律行为一般与具体法律形式之间的关系，为不同类型具体法律行为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克服了大陆法系各国法制实践中长期悬而未决的矛盾；它解决了法律行为普遍规则与具体规则之间的关系，使民法典避免对各种具体法律行为作出不必要的重复规定；它解决了意思自治原则与合同自由原则之间的关系，确认了法律行为不仅可以产生债法上的效果，而且也可以产生婚姻法、亲属法及其他法上的效果，摆脱了将法律行为规则从属于债法或合同法的传统民法体系。”（注：董安生：《民事法律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3页。）不仅如此，“真正说起来，不单是法的结构，而更多的是总则所表现出的系统化精神与抽象的倾向。”（注：［法］勒内·达维德：《当代世界主要法律体系》，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84页。）这种精神与抽象几乎成了大陆法系法学的最高目标，以至于“大陆法系法学家为他们的法律制度的方法，也为他们在划分法律部门和确定法的概念，并为之作了系统、有效的表述和解释所作的贡献而感到自豪。”（注：［美］梅利曼：《大陆法系》，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74页。）所以，“应当认为，法律行为概念乃是欧洲大陆法中，作为对应于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近代私法体系之根基的基本概念。在现代法上，法律行为概念对于私法及法秩序的构成，起了极重要的作用。”（注：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152页。 ）正是由于法律行为这一概念蕴涵着如此丰富、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私法精神，所以在我国市场经济建设中被越来越多的民商法学者所接受就不足为怪了。比如由学者起草的《合同法（草案）》第一稿中即体现了对法律行为制度的充分重视。既然如此，作为在民事能力问题上与法律行为相对应的行为能力概念，就只能是法律行为能力了。“盖法律为一有机体，部分与整体调和，始能实现其规范之功能。”（注：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一），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版，第170页。 ）而反观合法行为能力说及与其相对应的合法行为与非法行为的划分，则显然不具有前述法律行为与事实行为相区分所具有的理论价值和意义了。就是作此区分者，也未必能举出这种区分较之前述区分有多少益处。
2、就合法行为能力这一概念而言， 应是指一种民事主体在行为之前即应具有之“能力”或“资格”。而行为合法与否，则必待行为发生之后始能依法律规定而判断。则由此必将于理解上发生困难：此种合法行为能力究竟应于行为之前即享有，抑或为行为之后始可享有？使人费解。如于行为前即得享有，则于行为之前既无确定之行为，又如何判断其行为合法与否？如某法人于其经营范围之内而为欺诈行为，难道该法人竟有“合法地为欺诈行为之行为能力”？此等理解显然荒唐。如认为该合法行为能力于行为之后始可判断其有无，则此种判断又有何意义？能力制度的作用又如何体现？现实中行为合法与否，往往是在行为之初即能判断的，如虽有订立契约之能力者，其订立之契约却未必合法者亦不少见。所以，对于能力而言，仅存在有或无之差别，而不存在合法与非法的判断，此为合法行为能力说所不察。而法律行为能力说则不存在这种问题。如依法律行为能力说，赋予民事主体者，不过仅得为法律行为之资格，而对其所为之法律行为是否合法，则于行为之后再作判断。这种理解遵循的是一种与人类认识客观事物的过程相符合的逻辑，即首先认识、了解事物，然后再对事物作出评价或判断，因此，这种法律行为能力与责任能力的区分更为合理。
3、由于行为能力的划分， 从根本上说都是与民事行为的划分相联系的，因此，一般说对民事行为进行划分时所存在的缺陷也会相应地反映到对行为能力的划分上。依分类的一般逻辑规则，划分应当能将所有的情况包括进去。但“合法行为”与“非法行为”的划分实际上并不能将所有民事行为的类型涵盖进去，它无法解决有效行为与无效行为、效力不能确定行为之间的矛盾关系。正如拉洽兹所言，不符合法定条件的法律行为，“在道德上是中性的”，“此类法律行为并非在所有情况下都不具有法律效力。”科勒则称“如果某一法律行为不符合法定条件的要求，则应称为有缺陷的法律行为，法律视其缺陷程度对此类法律行为的有效性规定了不同后果。”此外，我国台湾大多数学者也认为存在此种不能简单地以合法或非法确定的法律行为。（注：董安生：《民事法律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25页。 ）在与此对应的行为能力问题上，如何作合法与非法的区分，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即使在仅将这种合法行为能力的说法视为在行为之后对行为的一种观念性评价，也同样存在着对民事主体为此类效力不确定或可得撤销行为时为何种行为能力的困惑。即不能认为民事主体在为此类行为时不具有行为能力（在该主体为正常人时），但也无法将这种行为能力归入合法与非法的任何一种之下。因此这种划分就不够周延。而在与法律行为和事实行为的划分相对应的法律行为能力和责任能力的划分中，由于这一划分已经穷尽了民法中的两种行为能力的情况，因此任何一种行为都可以在这种行为能力的划分中找到相应的位置。所以，法律行为能力与责任能力的划分更为符合逻辑。
4、合法行为能力与非法行为能力的划分， 在其他大陆法系国家并不多见，主要见于前苏联、东欧及我国大陆这些计划经济国家中。在台湾地区虽有个别学者也作此区分，但就其对行为能力这一概念的理解来看，也均认为行为能力，即指法律行为能力，如史尚宽称“民法所谓行为能力，指法律行为能力而言也。法律行为能力者，依自己之行为，得使其发生其预期之法律上效力之资格也。”（注：史尚宽：《民法总则释义》，正大印书馆1973年版，第268页。）由此可见， 台湾学者所称之“合法行为能力”，亦无非是自行为原因角度而言。但这样的称谓显属不够明了、清晰，不宜采用。而在多数计划经济国家，个人之交易行为基本上不可能允许，交易的主体是各种按计划行事的社会主义组织，即这些组织行为被限定在其经营范围之内，而在经营范围之内依照计划订立和履行合同自然是合法的，其相应的行为能力也就是合法的行为能力了。因此，这种理解是与计划经济的现实相联系的。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但法人等组织为交易之主体，自然人亦为完全能力之交易主体。因此，这种合法行为能力与非法行为能力的简单划分，已经无法谈明问题了。
三、结论
篇10
颜某， 49岁，系许昌郊区农民，2002年5月在我公司投保《世纪长安终身保险》，投保时指定其妻子为身故受益人；2005年8月5日颜某的弟弟持颜某的委托书和相关变更受益人的证明到公司将颜某的身故受益人变更为自己，8月7日颜某的弟弟向公司报案称颜某因病于8月2日在许昌某医院病故，随即颜某的弟弟向我公司申请颜某身故保险金的索赔。
保险事故认定过程：
公司理赔人员接到报案后立即到颜某的居住地、相关处所进行了保险事故的核实认定，经调查核实确认是被保险人颜某死亡，死亡原因是患急性疾病在医院抢救6天无效死亡，依据保险合同的规定颜某的出险属于保险责任。
在理赔人员调查保险事故过程中，发现颜某的先前的身故受益人是妻子魏某，而为何还要将受益人变更为颜某的弟弟，这引起了理赔人员的注意，在查看保险合同变更申请书、委托书上的日期均为2005年8月1日，而在8月1日颜某去世的前一天，查看当天的病历护理记录，显示颜某处于高度昏迷状态，家人正在准备颜某的后事；调查当天在护理颜某的家人时均反映颜某当天处于高度昏迷状态，根本没有苏醒；因此理赔人员认定颜某当天根本没有能力再指定变更受益人，颜某弟弟受委托申请变更受益人是在颜某丧失行为能力后所进行的民事行为，颜某的弟弟采用伪造相关证明骗取公司保全人员信任所进行的受益人变更，属于无效的变更；经调查理赔人员了解到在颜某死亡后颜某的妻子魏某委托颜某的弟弟来我公司办理颜某的索赔事宜，颜某的弟弟随采用了先变更受益人，再进行保险事故的索赔。
案件结论：
理赔人员经调查认定被保险人颜某的弟弟受委托变更受益人是无效的民事行为，按照变更前的受益人给付了颜某的身故保险金。
案件启示：
在处理案件中受益人的认定和核实是很重要的环节，在受委托办理变更申请中，申请人以出据委托书、申请书，没有提供电话可以核实，对此我公司无法审核其出据委托书是否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签名，对此在客户申请索赔过程中理赔人员通过多方核实来确认变更手续的证实性。
相关法律法规：
《保险法》第六十三条 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可以变更受益人并书面通知保险人。保险人收到变更受益人的书面通知后，应当在保险单上批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