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三农问题的认识和理解十篇

对三农问题的认识和理解篇1

一、“三农”问题的重要性

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复兴，没有大多数人的积极主动参与，是不可能成功的。20世纪中国的复兴和强大，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点：农民作为民主革命的主体，积极参与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战争，了三座大山压迫，建立了新中国。1978年开始的改革，也正是由于广大农民首先参与所带来的巨大活力和示范作用，使得中国改革获得了稳定的基础广大的发展空间，避免了重蹈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覆辙。在今天，我们要实现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战略，根本问题是要解决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和农村贫困落后问题，因此也同样离不开动员广大农民的积极参与，可以说，“三农”问题作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基本问题，与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和成败是密切相关的。

(一)“三农”问题是贯串中国现代化过程的基本问题。

中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占大多数、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这80年来，“三农”问题成为制约中国现代化的主要因素，也是所谓中国国情(特殊性)的重要表现之一。中国的现代化，实质上就是“三农”问题的解决，即实现农业产业化、大量农民向非农产业以及人口城市化；同样的，教育的普及、民主化、法制化等社会的全面发展，也有赖于广大农村和农民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

(二)“三农”问题是在中国共产党革命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在民主革命时期，革命的性质、革命的主力军以及农民占人口的比重，都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须解决好如何动员和领导农民的问题，才能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才能建立自己领导的政权。1945年，刘少奇在中共七大上指出：“中国现在的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目前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基本上就是解放中国的农民。”[1]他又说：“伟大的中国农民战争，如果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之下，就与历史上一切农民战争不同，是完全能够胜利的。”[2]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正确认识了中国民主革命的特点和解决了如何领导农民革命的问题，才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无论是从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和阐述思想，还是总结中国现代化的特点和规律，都需要研究民主革命时期的“三农”问题。

（三）“三农”问题同样又是在中国共产党执政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由于中国面临的国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没有遇见到的，在这样的国家无产阶级如何夺取政权和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不仅没有现成的答案，甚至遇到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某些论断矛盾的现象，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怎样解决个体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条件下，无产阶级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80年里，中国共产党基本理论的发展与“三农”问题的认识变化基本相一致，发生过三次大转折，实现了两次认识上的“飞跃”。第一次大转折发生在1949年前，中国共产党实现了由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十月革命”模式向中国新民主主义理论的转变，实现了第一次认识飞跃，形成了思想。第二次大转折发生在50年代前半期，即由新民主主义向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转变，并开始了长达20余年的曲折探索。第三次大转折发生在1978年以后，即由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转变，实现了第二次认识飞跃，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对农民的认识，也经历了三次大转折和两次飞跃，第一次转折发生在民主革命时期，由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形成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第二次转折发生于50年代初期，农民由革命的主力军变成被改造的对象，户籍制度和制度将农民束缚于土地之上，失去自由，农民的要求被视为“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一再受到压抑。第三次转折发生于1978年以后，党承认了农民的创新行为，特别是当这些创新与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发生冲突之时，坚决站到了农民一边，充分肯定了家庭经营和乡镇企业，并推动了整个改革。

（四）“三农”问题是中国未来50年现代化需要完全解决的最大问题。2001年3月，国务院总理朱熔基在关于“十五”计划的报告中说：“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经过50多年的经济发展和20多年的改革开放，虽然我国已经解决温饱问题，综合国力大大提高；但是买方市场的形成、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强调节约能源、保护环境等因素，将会使得“三农”的核心问题——大量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受到较大制约，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那种低成本、外延型扩张的乡镇企业黄金年代，将不会再现。同时，由于农业人口严重过剩，生产率太低，农民的收入增长将会遇到较大阻碍，而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又将进一步影响农村消费和积累。另外，世界进入21世纪后，随着冷战格局的解体和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中国越来越多地溶入国际经济，既能够获得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好处，也将遇到国际资本对国内经济的冲击，尤其是落后的农业和技术落后的乡镇企业。这一切都使得解决“三农”问题的复杂程度和难度，大于前20年，因为前20年我们基本上可以通过对农民“松绑”的办法，依靠计划经济造成的短缺空间，使得农业和农村非农产业获得迅速发展。但是今天“三农”问题的解决，则要在买方市场、产业结构调整、环境保护、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条件下进行，并且经过20年发展所留下的问题，更多地存在于经济落后地区和农村弱势群体，转移难度也更大。

总之，“三农”问题并不单纯是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它不仅是中国现代化的基本问题，还关系到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共同富裕、可持续发展以及以人为本等一系列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可以说，“三农”问题解决之日，就是中国现代化实现之时。

二、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认识历程

由于中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占大多数的大国，农民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面临的一个重要的和基本的问题。80年里，随着时代、社会的变迁以及党的任务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认识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三个阶段。第一个时期，也就是第一个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即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至1952年民主革命和经济恢复任务基本完成；第二个时期是从1953年国家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和党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至2001年，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第二个时期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53年至1978年“三中全会前；这个阶段是建立和实行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模式；第二个阶段是从1978年“三中全会”到2001年，这个阶段是建立和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阶段。在这漫长的80年里，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以及“三农”问题的认识实现了两次飞跃。第一次认识飞跃发生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建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和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第二次认识飞跃发生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经过曲折探索，中国共产党创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市场经济建设道路。

论文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认识历程及其启示来自免费

在第一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认识，主要集中在农民问题和农村问题。即解决革命的主力军和革命的道路问题。由于中国正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下，内忧外患日益深重，资产阶级既无力领导民主革命，城市中的无产阶级力量也很弱小，因此中国共产党要领导民主革命胜利，必须找到庞大的主力军，也必须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而这两个问题，都是在城市里无法解决的。在1921年至1927年间，中国共产党与资产阶级建立了统一战线，通过国共合作的方式，迅速扩大了队伍和影响，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力量。但是1927年资产阶级背叛革命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这说明中国共产党必须有自己的庞大主力军，必须有自己的武装力量，而这一切，在反革命势力强大的城市显然是不存在的。大革命的失败和城市起义的一再失败，迫使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重心由城市转移到农村，一大批过去就非常关注农民问题和熟悉农村的共产党人，如、彭湃、邓子恢、、等，开始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尽管由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路线干扰，革命根据地遭受重大损失，但是中国共产党却形成了以为代表的领导核心，更重要地是通过建党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已经找到了如何依靠农民、如何建立农村根据地的办法，即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这可以从当时所著的《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著作中反映出来。

中国共产党深入农村后，在发动农民和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立即遇到了如何发动农民、巩固和扩大根据地的问题，也即是如何打倒农村中的反革命势力和从人力、物力上支持革命战争以抗击强大的反革命武装围剿。于是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就自然成为党在农村的三大任务的组成部分（另一个是武装斗争）。因此，从1927年到1949年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前的22年间，中国共产党始终在农村奋斗，在、农村政权建设、发展农业经济以及动员广大农民参军参战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整套正确的理论、方针、政策和办法。为夺取全国政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就农村来说，除继续完成和民主建政任务外，党在农村工作的重心已经开始到如何尽快发展农村经济方面来。如何改造落后的小农经济，开始成为以后的主要问题。首先，党一直认为只解决了反封建问题，但是没有也不能解决小农经济的落后、分散、生产率低下问题，并且小农经济自发发展的结果，必然是资本主义化：生产资料向少数人集中，大部分农民陷入破产和贫困。因此，如何使广大农民既摆脱资本主义式的发展道路，又能够迅速改变农村经济的落后面貌，就成为新中国成立以后党考虑“三农”问题的焦点。

对三农问题的认识和理解篇2

  

十年前，我在拙作《理想·历史·现实——毛泽东与中国农村经济之变革》的前言中曾说：“研究毛泽东，不探讨中国的农村与农民问题；研究毛泽东时代，不认识这个时代的农村经济体制变革与农村经济发展……就难以准确地把握毛泽东这位现代中国的历史巨人”[1]。然而，十年后的今天，面对当前严重的“三农”困境，我更愿意说：读不懂毛泽东，就理不清当代中国农民问题。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农民大国，素有“中国的问题就是农民问题”的说法。1997年，中国改革出版社出版了汤安中教授的一本专着，书名就叫《读不懂农民，读不懂中国》。作者饱含深情的写道：“中国的无论哪一件、哪一桩风云大事均离不开‘农民’这个‘源头活水’”，故书名“颇合中国国情”。中国与农民的这种“鱼水”关系使农民问题始终成为中国历代社会精英施政问学的焦点，作为一生始终站在“不断革命论者”立场上的革命家，毛泽东所追求的救国救民的宏伟志向，首先便是以解放中国广大农民为目标。毛泽东出身农民，一生关注农民和研究农民问题；他对中国农民的理论认识，达到了历代社会精英所没有达到的高度；他就中国农民问题所说过的许多着名论断，至今也令许多中外政治与学术精英为之倾倒或惊愕；他执着于为中国农民谋利益的事业，为解放农民奋斗不息，为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的富裕绞尽脑汁；他言行一致，敢想敢干，一往无前，全面而彻底地将历代中国社会精英所追求的“大同”理想付之于实践，成就了历代统治者想做却始终没能做的空前事业，同时，其实践结果的最终失败则彻底打破了他们千百年来所追求的社会空想。毛泽东在农民问题上的理论认识和丰富实践，为我们今天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很好的参考与借鉴，即使其“沉重的教训”也给中国农民问题的出路昭示了新的契机。可以说，毛泽东对中国农民的认识和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的思路，集中了同时代的中国社会精英在此问题上的全部正确和谬误，并深深地影响着他的后来者。也可以说，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认识农民和解决“三农”问题的结果，无论是取得的成绩还是陷入的困境，都可以从毛泽东对农民的认识和对农民问题解决的思路上获得全部的说明与启迪。当代中国的农民问题，已经深深地打上了毛泽东时代与毛泽东个人思想的烙印！所以，研读毛泽东，是研究当代中国农民问题的重要内容；读懂毛泽东，是理清当代中国农民问题和“三农”困境的一把钥匙。 

然而，要读懂毛泽东，确实是件万分困难的事情；不仅要读进去，还要能读出来。世人解读毛泽东，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已有七八十年的历史。期间，时事变幻，斗转星移，人们对毛泽东与中国农民问题的研究，或因政治立场与人生经历的相异而认识有所不同甚至完全对立。对此，中国历史的发展似乎已经有了结论，却总有些“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模糊难辩，事情总不是朝着善良的人们所希望的那样发展。半个多世纪过去，中国“三农”问题再度陷入困境；当前，“三农”解结，招数难寻；这让我们深感毛泽东与中国农民这本书，我们还没有读好，还没有读懂。毛泽东有关农民的理论，超越前人，精到独见；毛泽东试图解放农民的实践，丰富生动，规模空前；理论上真理与谬误胶结，难明是与非；实践中理想与策略交融，难分对与错；更何况，无论是同时代的，还是后来者，试图解读毛泽东的人们自身也或多或少的接受了毛泽东农民理论的熏陶或影响，而成为“身在此山中”的“当局者”。那些曾经当作真理接受的理论认识，那些根深蒂固充斥着我们脑海的有关结论，如今却要加以对与错的区分，那必定是“剪不断，理还乱”。显然，解读毛泽东与中国农民问题，不仅难以读进去，而且更难读出来。 

[1] 温锐：《理想·历史·现实——毛泽东与中国农村经济之变革》，前言，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5。 

 汤安中：《读不懂农民，读不懂中国》，第6页，改革出版社，1997年。 

二、由“注释”回归“学术” 

  

中国人解读毛泽东，以1978年中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转折，分成前后两个不同时期。就前期解读的背景而论，毛泽东在全党的至尊地位，经延安整风运动和中共“七大”就已全面奠定；随着******城楼“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声音传遍中华神州大地，随着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顺利推进，毛泽东在全国人民心目中便由人变成了神，直至“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期间，伴随毛泽东致力于中国农村生产关系变革、投身于人民公社理想目标的实践的，是人们对毛泽东的农民理论和农村改革实践的臣服。因此，这时对毛泽东与农民问题的解读，表现为学术研究与变革实践同时并进，并直接为后者服务的特点。毛泽东的宏文四卷以及大量讲话稿中涉及的有关农民问题的论述和观点，不仅成了直接指导农村经济变革与农民实践的真理化身，而且成了学者们从事农民问题研究的理论依据和最终结论。从某种程度上说，新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前辈对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研究，实际就是对毛泽东有关农民问题的论点进行精心地注释。将其概括起来，主要形成了如下基本认识： 

在理论方面，认为毛泽东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农民革命与农民改造的理论，主要论点有：“中国革命的问题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就是土地问题”；封建社会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压迫与剥削，是造成农民的“极端贫穷与落后”和中国传统社会几千年“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中国历代数以百计的农民起义或农民战争“都是革命战争”，是“推动中国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得不到先进的政党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使农民战争总是陷于失败，而成为历代统治者“改朝换代的工具” [1]；“农民不能代表自己”，要有“一种不受限制的权利”来“保护他们的利益不受侵犯”；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革命才发展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农民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力军”，他们中的贫农尤其是“赤贫”“最为革命”而充当“革命先锋”；作为****制度“对立物”的平均主义是农民阶级的思想；农民那“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并“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农民既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或小商品生产者”，作为劳动者有走社会主义合作化的积极性，作为私有者和小商品生产者，“表现出农民的自发倾向是资本主义”；他们“无时无刻不在盼望着不可求得的资本主义前途”，“稍微放松……资本主义倾向就会泛滥起来”[10]；因此，“严重的问题”是如何“教育农民” 抛弃家庭经营的“小生产”，走上社会主义集体化（即“一大二公”）道路[11]。 

在实践方面，认为毛泽东半个多世纪来不断地探索解放中国农民的道路，在领导农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集体化运动等实践中，都一次次地克服了党内错误路线的干扰，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正确路线的代表。 

上述基本观点与基本结论，都是当年教课书与主流媒体宣传的基本思想。当时，虽有被称为历史主义学派的一批学者，在注意“随时批判和清算农民意识”中，似乎展示了被认为是有别于主流认识的独特观点[12]，比如，在强调小农经济是封建统治经济基础的基础上，批判农民根深蒂固“向上爬”和不断分化的“小私有观念” [13]；认为农民革命的历史作用是通过迫使新的封建统治阶级向农民“作某些让步”来“推动中国历史的前进”[14]；“农民本身是封建阶级”而“非革命阶级”[15]，不管是造反或革命都是“非自觉的”，不会发展成为“打土豪分田产”、“****地主     

”[16]和“组织起‘苏维埃’”[17]，而“只能建立新的封建统治”[18]；别“忘记农民是小所有者……不代表新的生产力”[19]，“本身并不具备社会主义的‘天性’”，是个“需要领导”和“教育”的“落后阶级”[20]。但是，如果将上述所谓“独特”观点与主流观点加以对照分析，历史主义学派除了在挖掘农民那些愚昧落后意识的程度上和对农民落后意识进行执着而严厉的批判上稍进一步外，其与当年主流舆论集中批判农民的“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教育、引导和推动农民追求集体化“政治目标”，即走向“一大二公”体制上并无质的区别。都是在证明：农民阶级是愚昧落后，不具备现代意义的革命性，即不具备“社会主义的‘天性’”，必须通过阶级教育与阶级斗争，坚定地接受先进阶级的教育与领导；而当时所谓的接受社会主义教育和引导，实际就是要农民走“一大二公”的集体化道路——即便其有细微区别的“让步政策”曾遭到毛泽东的“反攻倒算”论的严厉批判。如果再将两者基本思路和结论与毛泽东着作中相关论述加以对照，则同样可以找到一一对应的出处，实际论述的内容也还是毛泽东论中国农民问题的注释版而已。 

[1]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1939.12），《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24-625页，人民出版社，1991。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1.12-185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93页；此为马克思主1857年所说，也为各种教课书转用并成为大家皆知的认识。如孙健：《中国经济史——近代部分（1840-1949）》第4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1939.12）和《新民主主义论》（1940.1），《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43、692页，人民出版社,1991。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12）《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24页；《湖南农****动考察报告》（1927年），第6-9页，解放出版社，1949。 

 洪家义：《关于中国农民战争中的平均主义思想及其实践问题》，《南京大学学报》1965年第2期；谢天佑：《对历史上的农民阶级必须作阶级分层》，《学术月刊》1964年第1期。 

 毛泽东：《组织组织起来》（1943.11.29），《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931页，人民出版社，1991。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1953年12月16日经中共中央批准），见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0册，第213页。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1953年12月16日经中共中央批准），见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0册，第213页。 

《土地问题与反富农策略》(1931.2.8)，《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第492页，人民出版社，1981。  

[10] 毛泽东：《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1955.9.12)，《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44-245页。 

[11]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66页，人民出版社，1964。 

[12] 王学典：《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第275页，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年。作者认为，以赵丽生、孙祚民、蔡美彪、翦伯赞和董楚平等着名学者实际形成了一个历史主义学派。 

[13] 孙祚民：《关于‘农民政权’问题》，《史学月刊》，1955年，第8期。蔡美彪：《对中国农民战争史讨论中几个问题的商榷》《历史研究》，1961年，第4期。 

[14] 翦伯赞：《论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学习》第3卷，第10期，1951年。 

[15] 翦伯赞：《怎样理解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文汇报》1962年5月18日。该文认为：农民虽然反剥削、反地主和坏皇帝，但不反封建制度、封建主义、地主阶级。 

[16] 蔡美彪：《对中国农民战争史讨论中几个问题的商榷》，《历史研究》1961年，第4期 

[17] 嵇文甫：《关于历史主人及其它》，第78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54年。 

[18] 孙祚民：《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光明日报》，1961年12月22日。  

[19] 孙祚民：《史学研究论文集》，第74页，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年。  

[20] 蔡美彪：《再谈中国农民战争史的几个问题》，《新建设》1962年第11期；沙健孙：《是‘历史唯物论，还是经济宿命论’读后》，《光明日报》1964年7月15日。孙祚民：《关于中国农民战争打击封建制度的问题》《光明日报》1960年8月4日。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人解读毛泽东和农民问题进入新的时期。从“文化大革命”桎梏中解脱出来的中国人，在“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与打破“两个凡是”的激励下，高扬“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旗帜，对毛泽东与农民问题的解读也由“注释”开始回归到学术研究。1981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建国党的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带头重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打破了将毛泽东长期神化的一统局面；随着农民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在80年代初期的全面推进、人民公社的瓦解和农村改革推向城市，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人民公社和农民战争等许多重大的理论，开始受到来自广大农民改革实践的全面挑战，毛泽东集体化运动中追求的“一大二公”目标，在学术界也普遍当作所谓农民平均主义错误，广泛受到批判[1]；进入80年代中期以后，农民战争问题的研究虽然很快由热变冷，中国农民问题和农民与商品经济关系问题以及家庭经营模式的研究，却因实践需要进一步升温，毛泽东与农民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逐渐展示了某些了新的突破。

首先，学术界对毛泽东领导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及其整个集体化运动开始出现了新的评价，打破了毛泽东“无比正确，样样正确”的神话。根据中共《关于建国党的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作的结论，即农业集体化运动存在“四过”（过急、过粗、过快和过于简单划一）的错误，学术界出现了基本肯定与基本否定、部分肯定与部分否定等多种看法：或认为农业集体化运动“符合于客观需要”，“是一件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情”，只是存在“四过”问题；或主张“既是水到渠成，又是重要发展”，具体的策略步骤创造性多，但目标模式是照搬苏联，不适合我们的情况，“带来很多问题”，或认为“基本方向正确的，但搞早了或搞急了”；或认为改造是正确的，但应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1955年就掀起以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目标的运动，离开了中国国情，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的则主张，“三大改造从根本上讲是搞错了”，当时条件下，不应该消灭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而对合作化运动是否必要的问题，普遍认为，以1955年夏天为界，前面是正确，后面才有错误，认为后期违背了自愿互利原则，“高级社”搞急了，更多地是靠政治手段进行；等等。但翻阅期间十年左右的研究论着，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还没有全面系统研究毛泽东领导的农村经济变革的论着问世，只有阶段性、时期性和具体问题的研究成果，导致对毛泽东所领导的近半个世纪农村经济改革的研究，是一种前后割裂式的与前后缺少逻辑联系的研究；二是因研究的前后割裂导致了研究对象的不可比性，得出前后自相矛盾的结论：似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是孤立的，他在人民公社运动问题上所犯的错误，似乎与他在根据地时期或合作化前期的思想认识和政策措施没有承传关系与逻辑联系。

其次，农民、农民意识和农民革命作用研究上的深化与某些突破，这方面经济史和古代史学界着力最多。他们的相关研究集中在农民革命作用、家庭小农经济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和农民意识的批判等研究上。如针对长期形成的农民战争是“真正发     

展动力”说和农民起义“革命”说，学者们打破“暴力万能论”，提出了“生产力发展”说和“修理工”说，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农民战争或起义只是充当封建统治的“修理工”，目的是建立“开明的新王朝”。对农民意识问题的研究，针对长期受赞赏的平均主义革命性，孙叔平、董楚平等反思“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和“文革”的失败，认为这是“让农民的自发思想——农业社会主义思想”的“自由泛滥”[10]，是受到或利用农民平均主义或农民意识导致的严重危害，是“小生产习惯势力在作怪”[11]；即认为毛泽东在集体化运动中所体现的 “一大二公”追求，是农民平均主义意识或受农民平均主义意识的影响[12]；肯定“农民革命”、“农民政权”和“农民革命领袖”就是赞赏农民平均主义而放弃对农民阶级的先进领导[13]，等等；将平均主义视为农民意识进行批判是此时的显着内容。对于传统小农经济的认识与研究：有的认为农民战争对落后的小农经济的保护是导致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之一；或认为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基础，并以小农经济长期存在解释中国封建社会为何长期处于迟滞状态[14]；金观涛等用控制论系统论方法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结构，提出超稳定系统假说，认为小农经济作为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是超稳定的“板结体”，从而导致了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黄宗智则以华北小农经济与小农社会为例，提出了小农经济“内卷化”理论[15]。显然，上述研究都还是对教课书已认定的小农经济是封建社会的“政治统治和经济剥削的基础”进一步解读与批判上的具体深化[16]。与此相反，白钢则提出“小农经济非封建****国家经济基础”的观点[17]：认为小农经济可以存在于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它本身不是独立的社会经济关系，它的地位和作用受当时居支配地位的生产关系的制约[18]；邵达生等则认为，小农经济称为封建****国家的“剥削基础”更为准确[19]。非常清楚，由于中国农村改革的深入，重新认识农民和农民家庭经营，重新认识农民阶级的作用和农民意识，已是中国社会实践的迫切需要。尽管还没有看到对农民家庭小农经济进行系统研究的专门论着，但“小农经济”为“封建经济基础”论的坚冰已经打破。反观当时的中国现代史与党史学界，翻阅期间上述学科近十年的学术成果，传统思维似乎还是陈陈相因，急需理论的引入、更新和运用的创新。

 

[1] 董楚平：《论平均主义的功过与农民战争的成败》，《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孙叔平：《谈农民的历史作用》，《群众论丛》，1981年第1期；《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刊》，1990年，第2期，第90页；毛磊等：《对平均主义界说的若干理论思考》见《江汉论坛》，1990年，第3期，第27页；《中国的平均主义》，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页。

[1] 毛泽东：《土地问题与反富农策略》(1921.2.8)《 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第492页，人民出版社，198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建国以来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18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

 胡绳：《中国共产党七十年》，第332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龚育之：《新民主主义、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1期。

 薛暮桥：《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求是》19889年第1期。

 林蕴晖：《变变土地改革后的主要矜持和过渡时期总路线》，《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2期。

 参见之恺：《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综述》，《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1997年联合增刊，第69页。

 董楚平：《农民战争在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浙江学刊》1980年，第1期。董楚平先生是这一时期研究农民战争与农民平均主义中着力良多的着名学者。他在1979-1983年间，先后在《历史研究》、《光明日报》等重要刊物上发表了17篇论文，

 董楚平：《论平均主义的功过与农民战争的成败》（《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和《农民战争特殊规律控浅》（《求是月刊》1981年第2期）和《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1979年10月23日。

[10] 孙叔平：《谈农民的历史作用》，《群众论丛》，1981年第1期。

[11] 董楚平：《论平均主义的功过与农民战争的成败》，《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

[12] 董楚平：《论平均主义的功过与农民战争的成败》，《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

[13] 孙叔平：《谈农民的历史作用》，《群众论丛》，1981年第1期。

[14] 参见蒋大椿：《改革开放以来史学领域理论研究》，《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4期

[15] 黄宗智：《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  页。

[16] 孙健：《中国经济史——近代部分（1840-1949）》第4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

[17] 这种见解在视农民家庭小农经济为封建经济基础时就已经出现，其代表就是20世纪初期的乡村建设派，在国外，则有舒尔茨、张五常、赵冈等人的观点。

[18] 白钢：《小农经济不是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学术研究》1984年第1期。

[19] 邵达生：《是经济基础还是剥削基础？》见《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集刊》第三集；谢天佑：《封建社会再生产和农民个体经济的历史地位》，《上海师大学报》1980年第2期。

三、为释疑而入，却负重难出

 

我开始研读毛泽东与中国农民问题，正是前述的由“注释”向“学术”回归的80年代初期。那时，我大学毕业留校（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不久，对前述学术界关于毛泽东与中国农民问题研读的成果与结论，自然敬重有加，全盘接受。尽管我生性愚钝，学习起来也是生吞活剥，囫囵吞枣，但在死记硬背传统观点与结论上则是循序见进，逐步印入了脑际。这些我在学生时代全盘接受过来的基本认识，是我作为一个史学研究的新兵进入所谓的“学术殿堂”的起点。当年，受农村经济改革大潮的吸引与驱使，也限于个人经历和知识水平，我在重新审视自己平生所学并寻求研究选题时，视线本能地聚焦于生我养我的乡村和改革开放中充满活力的中国农民。

当时，我任教中国近现代史课程，理论界尤其是史学界有一种似乎不容置疑的定论：即认为人民公社运动是农民平均主义的产物，毛泽东的“一大二公”追求是农民平均主义意识的反映或受农民平均主义的影响。这令我非常纳闷：在我从孩童到大学时代的20余年的记忆中，当年，中国农民正是在大批特批农民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中被赶进集体化和人民公社的；现在广大农民冒死瓦解了人民公社，怎么又是“一大二公”集体化运动的始作俑者呢？这左一巴掌、右一巴掌怎么都打在老实巴交的农民身上？这个问题刺激我进一步思索：平均主义到底是不是学术界所认定的“农民意识”或“农民主义”？古代农民抗暴起义追求的所谓“平均主义”是不是广大农民的追求？中国现代革命中的重新平分土地是不是农民的思想与主张？如若不是，那农民的思想意识与主张到底是什么？平均主义意识又源自何处？回答这些问题不能凭空说理，作“纯理论”上的论证，必须借助具体历史事件的考察与分析来得出结论。对从事中国近现代史教学工作的我来说，要选择具体历史事件，自然想到自己比较熟悉的毛泽东与农村经济变革的理论和实践。这一事件历时长达半个世纪，资料丰富且被大家所熟悉，对它进行考察分析将能很好地解答上述疑问；由此我开始进入毛泽东与农民问题或农村经济变革的研究。我的研究从小处着手。首先思考的是：平分土地（平均主义思想的表现之一）为核心的政策（包括平分土地时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等政策）能否保护中农乃至富农？如果不能，那么中农与富农自然就不会赞成平分土地，那也就不能说平分土地是农民的思想，     

至少不是所有农民的思想。进而思考：农民阶级中究竟是哪个阶层且大致有多少人是赞成平分土地的？自然又必须对毛泽东划分农村阶级的标准进行研究分析，思考当年农村的阶级划分标准与农民政治态度存在如何关系？“劳动”与“不劳动”、“剥削”与“不剥削”能否正确区别？实际执行中又出现哪些问题？存在哪些局限？如何正确理解毛泽东农村改革中的阶级路线？接下来，就涉及对农民与农民家庭经营的总体看法和认识：农民家庭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关系、农民家庭经济与现代化的关系到底如何？长期批判的农民自发倾向应该如何看待？集体化运动的错误只是时机与快慢问题吗？恢复农民家庭经营真是历史倒退？还是限于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低的暂时性政策呢？等等；正是这许许多多的未知亟待探索的强烈刺激，使我逐渐和毛泽东与农民问题的研究结下难解之缘。

1983年，我带着几个学生，先从毛泽东推动农村变革的大事记做起，撰写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革命中的几个问题》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为“限制富农”说质疑》两篇文章[1]，作为会议论文提交给当年5月与10月召开的学术会议，这是我尝试解读毛泽东与中国农民问题的处女作。虽然，这两篇不象样的会议论文在观点的完整性、论述的层次性和写作方法与水平上都存在许多缺陷，但我当时自以为，所依据的论据是充分可靠的，所论述的观点也是站得住脚的，而且有自己的创见。然而，这两篇文章都没有得到权威专家学者的支持和认可，投出的文稿也“泥牛入海无消息”。到1984年上半年，十几万字的大事记完成了，并由此形成了《试论中央苏区土地革命中的“限制富农”政策》和《再论中央苏区土地革命中阶级划分的标准》两篇论文。而后我被送往南开大学历史系助教班进修一年，期间，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推进城市经济改革的若干决定》，经济改革从农村推向城市，农村改革是因为生产力水平低和农村落后而被迫进行的说法，已由改革的实践作了明确的回答，这进一步坚定了我对毛泽东与中国农民问题深入研读的信心。在左志远教授具体的指导下，我利用南开丰富的资料，阅读了大量港台相关论着，研读了抗日战争时期的华北农村许多资料，并利用1985年的春夏期间，在河南、陕西、山西和山东等地进行过短暂的农村考察。这使我第一次有了中国南北农村社会比较的学术视野，并以中央苏区和晋察冀根据地这两个不同时期的南北农村变革作比较，完成了《变革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另一种方式》一文初稿的撰写，还对前面几篇论文进行修改与充实。此后的几年中，《南开史学》、《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和《上饶师专学报》先后分别发表我在该领域从事研究的最初三篇论文，同时，又完成了《中央苏区查田运动研究之我见》、《土地革命革命时期中共地权政策的再探讨》等两篇文章。这些已经发表和还未发表的相关论文，实际已经基本形成了《中央苏区土地革命研究》一书雏形。

1990年，我考取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士研究生，第二次进入南开大学学习。在导师魏宏运先生精心指导与组织下，我的学习与研究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同时也获得了一个全新的学术交流平台。期间，我于1991年初完成了《中央苏区土地革命研究》一书的写作。在书中我就前述土地革命中有关平均分配土地、阶级划分、富农问题、查田运动问题、农村互助合作和农民的负担等等问题，在已有论文的基础上进行了重新梳理，并提出了自己的研究心得和不同见解。1991年8月，我在南开大学参加了由导师魏宏运先生主持的华北抗日根据地国际学术会议，并向大会提交了《变革农村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另一种方式》的会议论文；并将出版社会议前夕送来的《中央苏区土地革命研究》的样书分送给与会的国内外同行交流。论文在小组发言后受到了国内外与会学者的关注和“好评”，同时，《中央苏区土地革命研究》一书也意外地受到国外学者关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教授、着名中国现代史专家马克·塞尔顿（Mark Selden）对拙作抱有良好的印象，并给予了令我吃惊的评价，他希望我能同意将该书在美国翻译出版。这是我参加这次会议的最大收获，也是我多年的研读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受到关注的开端。随后，我在《南开大学学报》、《抗日战争研究》、《江西师范大学学报》、《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等书刊上又先后发表了《中央苏区“查田运动”研究再探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地权政策转变的再探讨》、《变革封建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另一种方式》、《略论晋察冀边区的土地变革运动》等论文，完成了《平均主义与改造农民：试论毛泽东在中国农民问题上的根本性失误》和《社会心理与高潮迭起：试论农村集体化运动一哄而起的根本原因》等论文的初稿，并参加了我的导师魏宏运先生主持的国家社科规划重点课题“三四十年代的华北农村调查”的冀东农村社会调查。冀东农村调查，是我真正亲近北方农村乡土，走进北方农民的土屋小院，坐上乡村大炕头；北方农民的敦厚勤奋、朴实好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期间，我还先后到河南、陕西、山东等地做了短暂的农村考察。这些农村调查与考察，使我的研究走出了原有的狭小区域，为完成学位论文（即努力全面系统准确地评价毛泽东半个多世纪推动中国农村经济变革的历史）奠定了基础。我在南开通过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后，于1993年夏天回到我曾经学习与工作过的江西师范大学工作，并在1994年春夏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的增补与修改，以《理想·历史·现实——毛泽东与中国农村经济之变革》为题，交由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于1995年正式出版。

[1]  这两篇论文分别是于1983年5月和10月提交给在九江市和新余市召开的党史研究学术研讨会。

 后来于1991年4月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

 该文根据1985年在南开大学进修期间撰写的初稿修改而成，于1991年提交在南开大学召开的中国抗日根据地国际学术讨论会并在小组会发言。会后主要内容收入大会论文集《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中国档案出版社1993年版），全文发表于《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4期。

 内田知行：《第二次中国抗日根据地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观感》，见（日）《中国研究月报》，第528期，（1992年2月）。

 该书会后经马克·塞尔顿（Mark Selden）教授的努力，于1994年由艾平和张秋成两位先生完成了书稿的全部英文翻译与校对工作，并以《A Study of the Land Revolution in the Central Soviet》为题，在（纽约）《Chinese Economic Studies》1994年第5期、第6期和1995年第1期将全书逐一连载发表。

 该学位论文经修改后于1994年夏天交由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5年9月出版。

拙着《理想·历史·现实——毛泽东与中国农村经济之变革》，是我十余年研读毛泽东心得的一次总结与提升，并在以下几个主要方面表达了自己一孔之见：

首先，拙着以《理想·历史·现实——毛泽东与中国农村经济之变革》为书名，将毛泽东半个世纪左右（上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直到他的逝世）推动中国农村经济变革的实践，划分为两个时期（土地改革时期和集体化运动时期，以1953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改造为界）四个阶段（走向变革阶段：1919－1927；土地改革与废除农村封建生产关系阶段：1927－1953年春；走向“一大二公”阶段：1953－1960年；执着空想模式与继续探索前进新途径阶段：1961－1976年），进行系统而全面考察，从而将毛泽东农村经济变革的“理想与实践”“逻辑”为“按照他的设计和理想前进”的一个整体（拙着前言）。当时，毛泽东逝世已经近20年了，他推动的农村经济变革，在毛泽东及他之后的时代都是那么的惊天动地；可是，全面系统研究毛泽东一生推动农     

村经济变革的专着却迟迟没能问世（至少当时乃至现在我还没有看到）。在我看来，那时能看到的有关论着中，学者对毛泽东推动的整个农村经济变革的研究，均局限于不同时期或阶段的分析与考察，缺乏系统考察、全面分析与整体把握，总是把毛泽东的理想目标与策略调整、或把理想追求与战略退却混为一谈，似乎毛泽东总是在不断改正错误接着又重复错误；导致不仅研究对象毛泽东的行为前后矛盾，而且研究者的“事后诸葛”也是漏洞百出，难以自圆其说。拙着是在近十年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整体性综合研究，避免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误区，将毛泽东领导的农村经济变革概括为：“有时循序渐进，甚至以退求进，有时高潮迭起，一个紧接一个；理想与历史契入现实，阶级斗争相伴始终……现实曾校正过理想，理想因此却变成了现实，历史树起了时代的丰碑；理想曾也发展为空想，空想又左右过现实，历史因此陷入‘停滞与徘徊’。功业也辉煌，失误也重大。辉煌的功业推动了历史的进程。重大的失误酝酿了新的历史性变革。”（前言）它将毛泽东策略艺术的高超与目标模式的错误区别开来，对毛泽东推动农村经济变革实践，不管是正确还是错误，其前后的继承与发展都清楚而协调地展现在两个时期、四个阶段之间。

其次，拙着就农民和农村经济相关的理论问题论述了自己的观点和认识：如，以农民家庭为载体的小农经济，始终具有“自发‘竞争’的天性，也可以与商品经济共存，并在其中得到发展与改造”（第9页），它具有“自发竞争、适应和转化功能”，“本质上是一种动态经济和开放经济”（），“表现了他们那脱贫致富的强烈要求和敢于面对市场，走向市场的勇气”（第107页）；“中外古今的历史证明，家庭承包并不仅是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决定，更重要的是受农业劳动本身的特点所制约，是由农业中家庭个体经营形式本身具有的适应性和生命力决定的。它对不同层次的生产力水平具有较大的宽容度，既能适应于手工劳动为特点的农业生产，又不完全排斥实行现代化技术手段的先进生产方式。通过市场这一纽带，它可以适应专业化、集约化、商品化，走向社会化。”因此，“告别‘大呼隆’的时代，农民决不会感到寂寞；农业经济适度规模经营，农村经济的专业化、集约化，也不再需要通过人为的合作化集中土地或人为地将土地向种田能手转移。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那只‘看不见的手’绝对会比人为主观的‘手’调节得更为恰当，农村经济则将获得更大的发展”（第265页）。农民的私有性与革命性、农民私有者与劳动者的创造性都是不可分的，但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到毛泽东，“对农民作为私有者和他的私有性的认识”都“存在片面性”，因而在实践上“导致对农民利益的忽视和对个体农民的仇视”（第124页）；在封建特权横行的社会里，农民“从来就难有机会在公平的市场中参与竞争，倒是长期深受官商勾结之苦，只能困缩于小块土地上挣扎度日。毛泽东对下层贫苦农民一往情深，立志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殊不知，农民长期不是苦于自己的小私有，而是苦于他们作为劳动者遭受的超经济强制，劳动产品得不到保障，苦于不能用自己的劳动和产品参与正常的公平竞争”（第9页）。“农民既不是天然的社会主义者，也不是天生的平均主义者”（第186页）；平均主义只能为“下层贫民所接受”而“必然受到广大农民基本群众的抵制”（第7页）；集体化时代，中国社会精英大批狠批农民的“自发倾向”并驱赶农民进入集体化，导致巨大失误后又反诬农民为平均主义者，这不仅是对农民主体的“一大误解”，而且是对农民几十年“忍辱负重，作出巨大牺牲的最大不公”（第183-184页）。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就是抛弃“社与资”、“公与私”、“大与小”的无谓争论；实行“劳动致富，共同富裕”，“不是收缴有钱人的钱袋子，而是让贫苦者也有自己的钱袋子；不是消灭有产者，而是让全体人民都成为有产者”（第263页）。同时，要推动“社会保障制度走向农村”，正视“农民的负担久减仍重，传统的重农政策急待更新，行政权力仍以它强有力的影响干预农村经济的正常发展和城乡市场的形成，官商结合的阴影犹存……农民渴望平等竞争的权利与法律的保护，呼唤代表自己的组织（第267-268页）。

再次，拙着在肯定毛泽东领导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许多正确策略政策和取得巨大成绩的基础上，通过大量具体史实论证，对毛泽东农村经济变革在各阶段的一些具体政策的评价问题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比如：关于毛泽东的农村阶级路线问题，不仅30年代初期对“地主、富农和中农成分的划分”“明显地存在严重的问题”（第25页），就是到50年代的土改中，对从事经营“做指挥管理工作而不直接参加农业体力劳动的富农，其成分的归属问题，因受到当时条件和认识水平的限制”，最终也没有能得到真正解决；这个问题表面涉及的只是富农的阶级成分问题，但实质上是怎样正确认识“剥削”与“劳动”的内涵的问题；它在当时虽无“大的不良影响”，但对土改后农村经济发展中“正确认识多种经济形式共存，正确把握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在实践上与理论上将引发更为深刻的问题”（第30页）；而所谓“联合中农”的问题，实是“依靠贫雇农在农村中的权威，掀起火热的阶级斗争，达到团结中农，这才是毛泽东联合中农政策中更为确切而实际的内涵”（第34页）；对依靠贫雇农“可能导致的盲动错误”，“史学界却长期不敢正视这个问题，以致解放后也长期未能吸取下层贫苦农民说了算的经验教训”（第37页）。关于平分土地与富农问题；论证了平分土地的前提是没收一切土地，“不然，政府凭什么去平分一切土地”；“没收土地”改为“没收地主阶级土地”，但同样都采取“平分土地”，实质并没有所谓的“原则的改正”[1]；它不但消灭了旧式富农，同样会损害中农的利益（第40-43页）；30年代开始毛泽东确立了“地权农有”思想，但它“只是”农民在民主革命时期“打了折扣的”和“不完全的”的“土地占有权”，从法权上说存在“不严密”的“缺陷”，仅是革命策略性的“产权”，进而自然影响新富农保护问题（第60－63页）；当年曾有“削弱富农”、“限制富农”、“抑制富农”等提法，“实际内容都是消灭旧式富农之意”，至多是保护新式富农（第23页）；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则仅仅是实现平分土地的措施之一，不是什么“限制富农”（第45页）；废除“债务问题的认识，从另一个侧面上，既体现了一个革命者的社会观，也反映了一个革命者对商品经济的认识水平”，“不能盲目颂扬”（第48页）；“抗日根据地内的‘减租减息’推动了一场‘悄悄’的土地变革运动”，是“变革农村封建生产关系的另一种方式”和“全方位的经济变革”（第48-52页）。根据地农村劳动互助组织，是“战争特殊环境下”的发展经济组织形式，创造了“‘大书特书’的奇迹”，但毛泽东在总结时出现了偏差：即“脱离具体环境”、将劳动互助当作集体劳动和与生产率大提高划等号，并将之“与追求‘集体化’理想目标相联系”，这导致他后来坚信“‘一大二公’和轻信浮夸风”（第77-80页）。对于集体化运动；针对不少论着认为毛泽东1953年提出过渡总路线是战略改变的即兴而为，提出并论证了这是“误解毛泽东整个农村经济变革战略”的观点（第116-120页）；针对党内不同意见最后都服从毛泽东的问题，认为不能单从毛泽东的****武断解释，比如，“邓子恢与毛泽东的分歧”，由于他们在追求的目标模式上的“一致”性，“就不可能从理论上来影响毛泽东，而只能在毛泽东迅速推进的合作化运动面前承认自己的错误了”（第130     

页）；针对史学界对农业合作化运动，“以1955年夏天为界，肯定前段，批评或否定后段，重点是批评后段的急躁冒进错误”的基本看法，认为“如果仅按急躁冒进错误来认识问题，上述阶段的划分是正确的，要是只允许从传统的集体化模式和姓社姓资的思维方法来评判这段历史，那么史学界的上述看法也无疑是可以理解的”；但“把集体化（或合作化）运动分为前后二段来加以肯定和否定，是根本不科学的，与毛泽东的原意是相违背的，既不能说明历史，也不能解释现实”；集体化运动的失误，绝不是一个急躁冒进或快与慢的问题（第140－141页）；针对学术界将集体化运动的失误归咎于农民平均主义，通过对当年激烈阶级斗争形势下整个农村社会心理的分析，详细论辩这种观点的错误和导致亿万农民“一哄而起”的根本原因，认为“人为地滥用政治斗争与阶级斗争，社会缺少基本的民主与法制”，才是导致集体化运动一哄而起的根本原因（187-194页）。

上述这些个人的观点，体现了我当年在解读毛泽东与农民问题过程中的一些心得，但它仅仅反映我那时为读懂毛泽东所作的主观努力，浅陋之处自可想见。在当年的论文答辩与书稿完成之后，书中涉及的许多还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始终在脑海中辗转。比如：书中区分了“农民主体”和“革命先锋”两个概念，深感学术界简单将部分赤贫农民的意识视为整体农民意识的不妥，但没有对农民进行阶层或层次区分，更没有对农民主体及其意识进行详细的分析与论证；面对学术界那基础深厚又颇具权威的农民问题的基本理论，要重新对农民的意识及其追求进行论证，更感到束手无策，力不从心；因此，也没有去探讨农民所“呼唤”的“代表自己利益的组织”和只有自己能够代表自己的问题。还比如，论证了农民家庭经济具有的自励、适应、转化功能和开放性，但缺乏实证性的分析；对传统租佃制度和农村民间借贷问题则缺乏从理性上进行基本的研究。又比如，提出了中国历代的民变、民众暴动造反实际上不能称之为农民战争、平均主义不是农民意识的观点，但缺少全面的、历史的深刻论证；在讨论平分土地与土地农有问题时提出了“法律产权”问题，但当时还没有从市场主体的角度来加以认识；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关涉进一步推进毛泽东与农民问题研究的重大问题，也是重新认识农民与深化农村改革的一些关键性问题。尽管这些问题后来都成了我继续进一步研究的所选课题，然而，当拙作交付出版时，我不仅没有感到如释重负，而是有一种疑虑重重，负重而出的感受。

[1] 毛泽东曾说：“没收土地”改为“没收地主阶级土地”，“这是一个原则的改正”。见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40页。

 《是农民平均主义？还是平均主义改造农民？》（《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民间传统借贷与农村社会经济——以20世纪初期（1900-1930）赣闽边区为例》，（《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3期）等论文，出版了《劳动力的流动与农村社会经济变迁——20世纪赣闽粤三边地区实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四、重新读进去，努力读出来

 

拙着出版至今已近十年，中国传统的农民问题以“三农”问题的新形式出现，受到全国上下的关注，学术界对农民问题的研究也推陈出新，成果斐然；虽然相关研究主要偏重于当前农村现实中的问题，但直接关涉毛泽东与农民问题研究的仍然不少，至于间接关联的问题则更多。如有关农民意识，农民是不是平均主义者的问题，关于重新认识农民家庭经济问题，关于农民自我组织的问题，关于合作化运动的评价问题等等，都是期间重要的研究课题。

首先，关于农民意识的特别是所谓农民平均主义问题的研究，则还是传统观点一统天下，认为小农经济下的农民，“精神麻木，因循守旧甚至封建迷信，信天由命”[1]；“多数人都对新的生产技术的功效表示出怀疑、排斥、恋旧和冷漠等态度”；“作为封建生产方式的消极代表，农民没有力量超越……经济上的绝对平均主义……为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提供了活动的舞台”；“农民平均意识即平均主义”；农民的“平均主义是小农经济的产物”，“平均主义思想源远流长……‘公’、‘平’的观念根深蒂固”；“农民天真地要求与统治阶级平分社会财富”，并发展为“平均主义的分配期望和价值观” ；“只要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依然占优势地位，农民小生产者的平均主义思想就必然会冒出来并左右其行动”；“普通农民最为欣赏的自然是绝对平均主义的作法”，土改“强化了农民的平均主义思想”，农民把“合作化当成了‘合伙平产’……实现绝对平均主义理想的第二次土改”；建国后平均主义的“严重危害”，也被认为是“清楚地看到了……农民意识的严重危害”。显然，平均主义为农民主义或农民意识等传统认识，已经深入社会的骨髓，需要进一步加以澄清。

其次，对农民家庭经济的重新认识，秦晖、孙达人、武力等着名专家有了重要的创新，如孙达人认为：“中国传统文明的基础是个体农民奠定的，以中国农民和精耕细作农业为标志的封建主义其实是更典型的和更先进的”[10]；秦晖认为：“家庭经营在农业这种特殊产业中具有特殊的适应能力”；即使传统经济“也很少是所谓‘自给自足’的，物流与劳务流在传统时代也可以相当发达”，而“如今‘小’农早已不能作为‘传统农民’或‘农民落后性’的同义词”[11]；武力等则认为：“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里，小农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是中农化而不是两极分化……小农经济、市场调节与工业化可以并存”，可以“接受能够提高收益的新技术的”[12]。但传统的认识仍然占有重要地位：“孤立的、分散的、守旧的、落后的农民个体经济，是无法保证庞大的国家工业化对农产品快速增长的需求的”，“对传统小农的改造势在必行”[13]。作为封建生产方式的消极代表，农民没有力量超越政治上的皇权主义和经济上的绝对平均主义……中国几千年同封建主义共生的小农经济，对毛泽东政治上长期“左”的错误思想，有更深广的影响……为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提供了活动的舞台[14]。它“不可能‘致富’”，“不可能是‘产业’，不可能‘经济’”；“分散或合伙经营农业没有重大不同”；“农民家庭经营是不能减少农民的”，也“不可能走上‘致富’的路”；“农民仍然是个封建阶级，因而他本身并不具备社会主义的‘天性’”（农民确实不具有“一大二公”式社会主义性质——引者）[15]；市场化对中国亿万小农家庭将是一场浩劫，会催生社会大动荡，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农民的能力取决于农村集体对土地的控制权；小农经济即现在的农民家庭经济“逃脱”不了成为资本主义市场的牺牲品“规律”；“农村集体的崩溃和重新获得自由对农民未必是福音”[16]。显然，以“救世主”或“贵族式”的眼光俯视农民，敌视或蔑视农民家庭经济的观点与意识真乃挥之难去。

再次，关于实现农民自我组织的问题，也是近十年农民研究中的热门话题。杜润生先生是一位长期从事中国农村改革理论研究和直接参与中国农村改革实践的农民问题专家。他在农村改革初期就注意到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农民自我组织对农民的重要性；80年代中期，他曾给邓小平同志建议恢复农民协会[17]，认为“农民没有自己的组织，政府听不到他们的诉求。工人有工会，要允许农民成立农民协会，使农民依靠它行使已经拥有的权利”[18]，并一直呼吁让农民组织起来；陆学艺、郭书田[19]、陈锡文、迟福林[20]、于建嵘[21]、李成贵[22]、盛洪[23]、赵立刚[24]、党国英[25]、蒲文忠[26]、程同顺[27]等都持相同观点，认为在政府政策决策过程中没有农民的声音是造成“三农”     

困境的重要原因，解决“三农”问题就是要解决农民组织化的问题，改变农民弱势群体的地位，他们都主张尽快建立和完善农民组织，以提高农民对资源的控制能力、社会行动能力和利益表达能力。当然，相反意见也很多，如有学者认为：农会是一种“革命组织”，会对社会秩序产生破坏，农民组织也可能被人利用[28]，或担心农民组织演变为“社会运动”，威胁现有政权[29]，或认为中国目前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组织，也不能孕育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组织，即便付诸实施，也会“沦为公权行使的一种方式”，建立农会不仅“尚早”，而且可能“引发社会冲突和动荡”[30]；或从现实操作性角度提出建立农会在当下不具有现实的可行性[31]；或认为在“当前农民的原子化状况没有得到改变的情况下，建立农民协会可能不仅不能维护农民权益，而且会加重农民负担，进一步恶化农民的处境”[32]；等等。因而，反对农民建立自己的组织。应该说，尽快让农民实现自我组织，无疑切中了当前农民问题的要害；而鉴于历史的经验教训和对目前我国工会等民众社团组织的现状及其社会作用的评估指数，持相反观点的一些意见也不无道理；至于现实社会最终没能接受让农民实现自我组织的建议，主要是因为没有准确认识谁是农民的主体。由于中国历史学家眼中的农民战争史研究思维所致，在人们的惯性思维中农民就成天然的“造反者”、“革命者”，是暴民、乱民和刁民，是社会动乱的根源；他们愚昧落后，总是被人用作“改朝换代的工具”[33]；因此，乡村干部怕农民，城镇市民怕农民，知识分子怕农民，政治精英也怕农民；持农民组织论观点者也没有能破解几个似是而非的农民组织危险论的观点。这样，九亿农民就不被允许有自己的组织。所以，理论界急需对众多的农民群体做出具体而实事求是的整体分析与阶层分析，区分谁是农民的主体，认清农民主体是社会建设者与社会稳定力量，还是社会破坏者与社会动乱因素，纠正对农民群体认识的误解，转变长期形成的农民观。

[1] 陈庆立：《中国农民素质论》，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第85页。

 李秋洪：《中国农民的心理世界》，中原农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8、129页。

 李锐：《李锐论说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88-190页

 王学典：《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93页。

 张侃、徐长春：《中央苏区财政经济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66页。

 李小平：《中央苏区土地改革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3、105、133页。张侃、徐长春：《中央苏区财政经济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66页。另参见李秋洪：《中国农民的心理世界》，中原农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3页。

 李小平：《中央苏区土地改革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3页。

 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56、153、154页。

 王学典：《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第297页，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年。

[10] 孙达人：《中国农民变迁论——试探我国历史发展周期》，第85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

[11] 秦晖：《“小农经济思想”的帽子不能乱扣》，《世纪中国》2001年4月4日。

[12] 武力、郑有贵主编：《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第338页。

[13] 谢茹：《新中国农地制度述略》，第36、38、42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4] 李  锐：《李锐论说文集》，第188-19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15] 王学典：《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第297页，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年。

[16] 潘维：《农民与市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50、132、399-400、145、147、132页。

[17] 肖  瑞、李利明：《农村土地变迁之路》，《经济管理文摘》2003年第2期，文章提到小平同志的回答是：“成立一个农民协会的意见可以考虑，这样吧，我们看三年，真的需要即可筹办”。

[18] 杜润生：《我们欠农民太多》见李昌平《我向总理说实话·序一》，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年6月。

[19] 郭书田、陆学艺：《解决“三农”问题的十条建议》，载《中国经济时报》，转自《中国农村研究网》2003年5月

[20] 王景新：《农村土地制度创新与农民组织发展——中改院改革形势分析会观点综述》，见《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简报》，总第491期。转自《中国农村研究网》2004年5月

[21] 于建嵘：《我为什么主张重建农民协会》，转自《中国农村研究网》，2003年3月。

[22] 李成贵：《中国的二元结构与“三农”困境》，见《古今农业》2003年，第4期。

[23] 盛洪：《让农民自己代表自己》《经济观察报》B2版，2003年1月27日

[24] 赵立刚：《建立农民协会的必要性及相关问题》、《从多重视角看建立农民协会之必要性》等文章，见中国农村研究网三农论坛上的留言，2003年3月1 2日

[25] 党国英：《相信农民甚于相信政府》，中国农村研究网三农论坛上的留言，2003年3月1 2日

[26] 蒲文忠：《让农民组织起来－－兼论转型期社会农民权益保障机制的建立》，原载：中国改革论坛， 转自《中国农村研究网》2003年7月。

[27] 程同顺：《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的必要性》《中国农村研究网》2003年11月11日

[28] 于建嵘在《我为什么主张重建农民协会》一文中提到学者们的三种担忧：“农会最好不要搞，因为这种革命组织对社会秩序有很大的破坏作用”；“如果成立了农民协会这种群众组织取代基层政权将带来更多的问题，比如谁提供必要的农村公共物品，谁承担国家政策在农村的贯彻实行等等”； “成立了农民协会，被坏人利用了如何办？”。见《中国农村研究网》2003年3月1 2日

[29] 署名“一通”的网友在中国农村研究网三农论坛上的留言：《社会组织与社会运动》

[30] 见李剑宏在中国农村研究网三农论坛上的留言：《中国能孕育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组织吗？》

[31] 见袁方成在中国农村研究网三农论坛上的留言 

第四，关于合作化运动的研究，虽然也取得了不少新进展，比如，“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即使不是‘杜撰的或误认的’”，起码也是被“不恰当地扩大了的”；当时农民“只可能”存在“自发的个体经济的积极性”；急于推进合作化运动的毛泽东是“使用经济、政治和行政三大杠杆顺利地将农民群众的个体生产积极性‘引导’到互助合作的道路上来”的[1]；有的认为合作化运动要解决的正是农民最缺少的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具体的策略步骤虽多有创造性，但目标模式是照搬苏联，不适合我们的情况，“带来很多问题”。但综观全面，认为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具有解决经济发展和消除两极分化以及广泛的“人民性”与“历史合理性”的观点仍然占据主流；合作化运动只是过急、过快、过粗、过于单一的“四过”框架还没有实质突破；甚至有的还仍然将其夸大为“对传统的自给自足的、保守的、自我封闭的小农思想意识的有力冲击……对于中国农民的思想教育，却是空前的”；对农民“是一次难得的教育机会” 和“伟大胜利”。对这样一个关系到准确评价毛泽东推动的农村社会经济改革和正确认识与深化当前中国农村改革的重大问题，史学界的研究还真是任重而道远，本质上同样涉及如何正确对待农民的问题。另外，我在拙着中论及的毛泽东领导的农村经济改革中的富农问题，在最近出版的许多论着中，因没有把握共产党关于树立农村“贫雇农权威”和政策确定或允许“重新平分土地”（“大多数人要求即可重新平分”）等主要生产资料对富农、中农的实质影响，而空谈对中农乃至富农的所     

谓保护问题，都显然是不准确的。我对上述问题的观点，早在拙作中已作了明确的表述。

在学术研究不断深入的同时，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快速推进和“权力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杂糅并存，中国农村社会经济改革与发展出现了许多严重不协调的音符；处于体制外的农民，受到来自“计划”与“市场”、“权力”与“竞争”的双重挤压，农民问题以“三农”困境的方式浮出水面：农民负担久减难轻，劳力转移路障重重，农民增收步履艰难，农村生态遭遇空前挑战；农民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在规模经营与产业调整中日益萎缩、乃至丧失，农民的土地等财产权益在虚置泛化中流失以至于失地失业、甚至失居，农民的国民地位待遇乃至基本****都得不到尊重，农民与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的享受无缘……市场的公平似乎对农民例外！尽管全国上下都十分关注“三农”问题，中央对“三农”问题更是一贯十分重视，农民减负问题、劳力转移问题、税费改革问题、产业结构调整问题、农民增收问题、民工工资问题、土地保护问题以及征地与种粮补贴问题等等，个个都有党政领导乃至中央最高领导亲自关注；2004年，中共中央在十七年后重新以“三农”问题颁布“一号文件”，农民问题进一步受到空前重视。但是，农村干群矛盾和“三农”前景仍然不容乐观。伴随“三农”困境，引发社会民众以至农民对毛泽东的重新评价，“毛泽东热”悄然兴起，持续升温。对此，被传统农民观束缚的人们认为，这是农民平均主义或农民意识的反映；农民意识与农民组织危害社会稳定的观点也颇有市场。现实的问题要求学术界对中国农民、农民意识和农民问题作出更为科学的阐释，重新深入研究毛泽东与中国农民问题也有了新的内容和要求。

回顾与学习学界同仁相关学术成果，追踪农村社会改革与发展面对的新问题，顺应时代对学术研究的新要求，是我尝试重新研读毛泽东与中国农民问题的基本路径选择。如上所述，在进一步解读毛泽东与农民问题和当前“三农”问题的研究中，所涉及的全部问题都关系到如何重新认识和正确对待农民与农民家庭经营的问题，要解答农民的“毛泽东热”是否农民留恋毛泽东追求的“一大二公”？研究缓解“三农”困境途径应不应该让农民组织起来，则要从对众多的农民群体做出具体而实事求是的整体分析与阶层分析、弄清谁是农民的主体和农民组织是否危害社会稳定做起；对农民意识“危害论”和平均主义为农民主义的传统认识，则要从历史与理论上加以澄清；而对以救世主或以贵族式的眼光俯视农民、无视或敌视农民家庭经济的传统意识，则要分析它为何总是挥之难去；等等。如何解答？如何弄清？又如何澄清？如何挥去？这些问题，则是我最近十年来期望进一步努力读出来的重要内容。在此期间，我十分感谢国家社科基金先后两次给予我的研究课题立项资助，使我能够以20世纪百年来的历史为时段，以曾是中央苏区的赣闽粤三边地区农村社会为个案，继续对中国农民与农村经济问题进行进一步的研究。通过这些资助和学界同仁们的鼓励和支持，我在该地区农村进行了多达近300天的社会调查研究，发表《清末民初赣闽边地区租佃制度与农村社会经济》（《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4期）、《是农民平均主义？还是平均主义改造农民？》（《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民间传统借贷与农村社会经济——以20世纪初期（1900-1930）赣闽边区为例》，（《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3期）等论文，出版了《劳动力的流动与农村社会经济变迁——20世纪赣闽粤三边地区实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等专着，使我对中国农民和农村社会有了更为深刻的感悟。本书的《遗产与超越》一章中，正是在已有上述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就前述学术回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一步分节展开专门的讨论：以“闪烁而耀眼的遗产”那“抹不去的记忆”与现代“三农”困境前后比较，阐明了“毛泽东热”是农民对社会公正的渴望，而非对“人民公社”的留恋；通过历史地、多层次、多角度地对谁是农民主体的问题探讨，分析了农民的主体在以下层或上层为导向，将产生不同的社会作用，论证了农民主体不仅是社会建设者，而且是整个社会的稳定力量，回答了当前中国农民能否真正实现自我组织的问题；通过农民本质属性的探讨和毛泽东平均主义思想探源，论证农民不是平均主义者，而是平均主义的“克星”和“一大二公”体制的瓦解者，而打造平等与公正，走出平均主义改造农民的阴影则是中国社会的应然选择；通过农民家庭经营所具有的自发激励功能、灵活适应转化功能和连接商品经济与市场的基因分析，进一步深入论证了它是一种动态的、开放的和“非均衡”发展的经济经营模式，能够适应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和农业生产的特殊性，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和小规模农业向与不同时期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适度规模农业发展，因而也能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转型，是适宜的因而也是先进的生产经营模式；指出“私”无罪，“小”无碍，农民家庭经营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活水源头”；应善待农民家庭经营，让农民从“无产者”回归“有产者”，培育农民成为市场主体。最后，本书在结束语中认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已经确认：自己既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全中国人民利益的代表者与实践者。然而，对九亿农民群体来说，则只有农民自己能够代表自己；执政的共产党人只有让农民也能自己代表自己，才能听到来自农民的声音，知晓包括九亿农民在内的全国各阶层人民的利益与要求，并将其综合与融入执政的正确决策与实践之中，真正实现对全国广大人民利益的全面代表。而在本绪论中，我力图对学术界长期解读毛泽东与中国农民问题的研究进行较为全面的回顾，寄望能将本书研究的内容推到新学术的前沿。这些都是我为努力读出来所作的尝试。

我自知生性愚钝；虽历经20多年孜孜以求于青灯黄卷之中，频频奔走于山村田埂之上，虔诚求教农夫于村舍田野之间，然谨呈于您面前的《毛泽东视野中的中国农民与农村经济问题》一书，仍然难免显得粗糙和浅陋。只是因在拜读了拙着出版后的近十年来学术界有关毛泽东与中国农民问题和当前“三农”问题的研究成果时，愚以为十年前我在拙着中所讨论的问题仍然还具有很强的现实性，所阐述的主要论点也并没有过时；同时，拙着当时没有重视或没能深入讨论与研究的重要问题，现在学界已有了许多新的突破，我自己近十年在相关方面的研读也有些新的心得，便产生了出版本书以向读者同仁进一步表达求教之忱。为此，本书的出版做了这样的安排：本书绪论以《读不懂毛泽东，理不清当代中国农民问题》为题，详细回顾了学界相关问题研究的学术发展和成果，理清了本书进一步开展研究的学术前沿问题，并对本书涉及的内容作了总结性概括；对拙着《理想·历史·现实——毛泽东与中国农村经济之变革》的所有章节则全部收入，但为尊重历史和学术规范，除对个别字、词因印刷错误作了修改外，没有作任何文字和内容上的改动；新章《遗产与超越》则阐述了我最近十年在该领域的主要研究心得；本书结束语，则论说了“只有农民自己能够代表自己”的观点。最后，本书附上了全书的主要参考文献和中、英文提要。本书的出版，企望通过总结毛泽东领导中国农村社会经济改革的历史经验教训，能对进一步推动“三农”问题的深入研究和中国走出目前的“三农”困境有所裨益。

[1] 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65-167页。

 郭书田：《中国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历史回顾用项经验教训》，《当代农史研究》，1996年第1期。

 龚育之：《新     

民主主义、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1期。

 谢茹：《新中国农地制度述略》，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2页；罗平汉：《农村人民公社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63页；安贞元：《人民公社化运动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80页

 谢茹：《新中国农地制度述略》，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2、64-65页；罗平汉：《农村人民公社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63页；高化民：《农业合作化运动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197-303页。  

对三农问题的认识和理解篇3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综述

1分别探讨了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

理论界对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分别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取得大量成果，特别是关于邓小平的“三农”思想研究成果相当的多，在人大复印资料上可以收集到的仅1998年到2001年专门研究邓小平农业思想的文章就有50篇。

关于的“三农”思想，学者们进行专门研究的不是很多，目前进入笔者视野的著作有郑以灵的《农民观透视》、陈高同、赵素芬主编的中国农业发展丛书中的《与中国农业发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的《中国农业现代化之路》，以论文出现的研究成果有郑有贵在《党的文献》1999年第3期上发表的《的“三农”现代化思想与当代农村改革》，其余研究成果均散见于思想研究或者其他研究性文章里面。从研究内容来看，学者们重点研究了新民主义革命时期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和建国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理论。

关于邓小平的“三农”思想研究成果不仅数量多而且涉及面很广，从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各个相关方面都有论述，呈现出多角度、全方位的特征。学者们重点对邓小平农业发展思想的主要内容进行了发掘和解读，同时不少学者还从邓小平农业发展思想的理论来源、主要特点和重要意义以及其与科学发展观的关系方面进行了探讨。关于邓小平的农业发展思想的内容，学者们主要在以下方面做了精辟论述，一致认为它包括：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要科教兴农；因地制宜，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增加农民收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发展的“两个飞跃”思想。学者们认为邓小平的“三农”思想具有求实性、创造性、超前性、人民性和辩证性的特点。同时，学者们还指出了邓小平“三农”思想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他们认为从理论上讲，邓小平“三农”思想在农业合作制、农业现代化、农民脱贫致富等方面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农业思想，从实践上看，它在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农业经济实践中起到了科学指导的作用，从而使党在“三农”工作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对的“三农”思想进行专门研究的也不太多，还未见以著作的形式出现的专门研究的成果，但是可以在研究的经济思想的著作中找到其“三农”思想的内容，如顾龙生等所著《经济思想研究》。以论文形式出现的专门研究成果有王骏在《党的文献》2003年第5期上发表的《试论的“三农”思想》，他从基础论：“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改革论：“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继续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论：“必须转变农业的增长方式”；中心论：“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创新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加快城镇化进程”等几个方面全面论述了的“三农”思想的内容，同时指出了其鲜明特点。关于的“三农”思想研究其成果还可以从于法友在《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2期上发表的《论对邓小平农业思想的完善与发展》等文章中找到。

2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武力在《党的文献》及其主编的著作《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中以历史时间为线索分若干阶段详尽的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陈承红在《农业考古》2006年第3期上发表《中国共产党人的“三农”探索》以中国共产党的四代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为线索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孙仲彝在《上海党史与党建》2006年9月号上发表的《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实践及历史经验》一文中，也是以历史为线索分两个大的阶段和若干个小阶段用详尽的资料阐明了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历程。

冯雷、田立春、刘大莲在《中共济南市委党校济南市行政学院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兼论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及其理论贡献》，从奠基、形成、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三方面指出了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的发展历程。

此外，广东省教育厅社科规划重点项目“当代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研究”的最终主要成果、秦兴洪主编的《共和国农村的发展道路：中共三代领导集体的选择》，这本书全面阐述新中国50年来中共三代领导集体对农村发展道路的选择，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发展历程。还有学者从某一特定阶段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历程，如何丽芬在《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上论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的历史进程；华中师范大学刘国武2005年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对“三农”问题的认识历程。

3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的巨大贡献

卢文在《中国财经报》2001年07月4日第003版上发表《中国共产党在“三农”问题上的巨大贡献——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一文，他分别从“三农”的涵盖的三个方面将中国共产党在“三农”问题上的贡献阐述为：在农业上的贡献：实行合理的土地制度、实行科教兴农战略、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之路；在农村问题上的贡献：一贯重视农村、使农村经济转向商品、市场经济、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实现农村工业化，促进乡村城镇化、使农村进入小康；在农民问题上的贡献：注重调动农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提高农民的组织程度和素质、组织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帮助农民实现历史性的大转变。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教授王玉珍在《南京社会科学》2001年增刊——《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论文专辑》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在“三农”问题上的理论和政策的突出贡献包括：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在理论上阐明了“农民问题是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找到了一条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下解放出来的道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揭示了“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这一科学规律，并将“农业是基础”作为指导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针之一；在如何发展生产力、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上，我党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解决了农民走集体化道路的制度创新和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体制创新；在探索中国农民如何增加收入，走上富裕的途径方面，中国共产党人历经探索完成了从集约经营——无工不富——结构调整、产业化经营、发展小城镇——税费改革等一系列理论创新和政策创新的过程。

冯雷、田立春、刘大莲在《中共济南市委党校济南市行政学院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兼论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及其理论贡献》指出，、邓小平、作为我党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们的“三农”思想为我党开辟中国的革命道路、中国的改革道路和中国的跨世纪发展道路做出了突出贡献，也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4总结了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经验

李明、郭宇在《科学社会主义》2006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经验》，指出中国共产党在认识和解决“三农”问题上积累了宝贵经验，这主要包括：必须高度重视“三农”问题，改进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必须从全局出发，巩固农业基础地位；必须把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作为制定农村政策的出发点；必须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依靠农民群众推进农村改革的伟大事业；必须坚持和发展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农村改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向；必须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正确处理党同农民的关系；必须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的高度认识“三农”问题，进行制度创新，统筹城乡发展；必须高度重视农村民主法治建设，促进农民人权事业发展；必须加强农民教育，提高农民素质，全面推进农村小康建设。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武力在《党的文献》、《光明日报》及其主编的著作《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中一再强调：新中国成立55年来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有不少历史经验和教训值得借鉴，包括：实事求是是形成正确认识的基础；民主制度是形成正确认识和决策的制度保障；以人民为本是形成正确认识和决策的前提条件。

5关于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三农”思想的比较研究

学者们将中共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结合起来进行了比较研究。如李建宁在《攀登》2001年第4期发表《、邓小平现代化思想之比较》，邹开明、周世慧在《党史文苑》2006年第2期上发表《邓小平农业思想的比较研究》，北京师范大学李晋玲在《生产力研究》2004年第2期上发表《、邓小平农业思想的差异分析》，闵帅、陈洪勋在《菏泽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1期上发表《关于与邓小平农业发展思路的比较》，黄世贤、黎红刚在《江西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上发表《邓小平对农业经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郭翔宇在《学习与探索》2003年第1期上发表《同志对邓小平农业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学者们一致认为与邓小平对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农业发展的途径、农业发展的规划及经营体制的制定、发展农业采取的手段、实现社会主义农业战略目标的政策构思上，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点。邓小平继承、发展了农业思想，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农业思想。有的学者还从知识背景和经历、所处的时代背景、对社会主义的理论认识及其性格等方面分析了二者产生差异的原因，他们认为在农业基础地位的认识上、农业和农村具体工作思路上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农业思想。

这些专著和论文从不同视角，不同侧面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取得了一定甚至是可观的成果，成绩斐然。但是，随着我国“三农”实践的推进，相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所需要的理论支持来说，这只还是一个初步研究，理论研究尚有薄弱和不足之处。从目前的研究状况看，重复性研究比较多，综述研究太少，无论是整体研究，还是专题研究都需要大力开拓新领域。特别是对中共第三代及其新一代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的研究、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内在关联性的研究、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现实指导意义及其前瞻性研究要更加深入，这就有待于后来者的不断努力。

参考文献

［1］武力，郑有贵主编.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1）.

［2］陆学艺著.“三农”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研究［J］.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1）.

［3］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当代农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

［4］李建宁.、邓小平现代化思想之比较［J］.攀登，2001，（4）.

对三农问题的认识和理解篇4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意见》（中发〔20*〕14号）以及《中共*市委关于在全市党员中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实施意见》（沪委发〔20*〕15号）和《关于*市第一批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实施方案》（沪委发〔20*〕18号）的要求，结合市农委工作实际，现就市农委机关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以下简称“学习实践活动”）提出如下实施方案。

一、开展学习实践活动的总体要求

按照中央和市委的总体部署，市农委组织广大党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紧扣“围绕实现‘四个率先’、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实践载体，紧紧围绕“党员干部受教育、科学发展上水平、人民群众得实惠”的总要求，牢牢把握坚持解放思想、突出实践特色、贯彻群众路线、正面教育为主的原则，进一步解放思想、改革创新，重点分析解决群众反映强烈、影响和制约*“三农”工作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把学习实践活动与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有机结合起来，努力为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农村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在学习实践活动中，要着重体现四个方面的要求：

1、重深入学习，在解放思想、提高认识上有新突破。深入学习、提高认识是这次学习实践活动的基础。要认真学习中央印发的两本书和《学习篇目》规定文件，读原著、勤思考，准确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基本要求。认真学习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正确认识当前党情、世情、国情和市情，准确把握*“三农”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提高认识，使广大党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认识统一到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上来，对事关*农村改革发展的重要问题进一步形成共识，以新共识促进新发展。

2、重调查研究，在解决*“三农”工作突出问题上有新突破。贯彻落实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按照市委要求，抓好本市农村改革发展重点调研课题，要深入基层、深入实际开展调查研究，“求策于基层、问计于群众”，在调查研究中理清思路、破解难题，分析影响和制约*“三农”工作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形成本市贯彻落实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的初步方案，为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农村繁荣提供体制机制性保障，推动*“三农”工作取得新成效。

3、重联系实际，在提高服务和从事“三农”工作能力上有新突破。实践性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特征。学习科学发展观，必须注重实践、注重应用。要紧紧“围绕实现‘四个率先’、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这一实践载体，进一步解放思想，用科学发展观凝聚共识，激发广大党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进一步增强学习的实践性，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具体工作，增强推动*“三农”科学发展的能力和水平。

4、重体制机制创新，在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制度建设上有新突破。要坚持解放思想，积极探索本市农村改革创新，加快现代农业发展以及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体制机制。在统一认识、深入调研、分析检查的基础上，结合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及时制定和完善促进*“三农”工作科学发展的政策措施，形成*农业、农村、农民科学发展的制度保障，把建立健全保障和促进*“三农”工作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作为整改落实的一个重要内容来抓实、抓好。

二、开展学习实践活动要解决的重点问题

坚持做到“五个不”：不背过去成绩包袱、不受习惯做法束缚、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受现有知识局限、不被地域思维所惑。坚持实事求是，鼓励敞开思想、畅所欲言，着力分析和解决影响和制约*“三农”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和党员干部党性党风党纪方面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最终形成促进*“三农”科学发展的新思路、新举措，使学习实践活动成为推进本市农村改革发展的强大动力。

需要进一步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坚持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的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是发展现代农业的一个基本前提，但本市在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落实和流转方面面临不少制约瓶颈。部分农民要求落实和追溯承包经营权的呼声比较高，土地流转缺乏公开、公平的市场机制和交易平台，部分土地流转价格低、产出效益低，等等。需要在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前提下，开展二轮延包后续工作和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健全土地承包与流转纠纷化解机制。

需要进一步突破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是一个影响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的带有根本性的十分复杂的重大问题。但是，目前城乡建设用地二元分割，农村建设用地制度改革滞后。集体建设用地不能通过市场机制得到优化配置和合理利用，农民和集体经济组织不能依靠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参与、分享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土地增值效益。需要坚决执行国家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坚守耕地红线，积极探索农村集体土地财产权的有效实现形式，探索培育集体建设用地市场。

需要进一步加强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城乡二元结构依然明显，农民增收长效机制尚未完全形成，农村地区公共设施建设相对滞后。在消除区域发展差异性方面缺乏分类指导、辐射带动和生态补偿的机制。需要加快健全以工促农、以城带乡、以企哺村的体制机制，在城乡发展规划、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就业保障和社会管理等方面作出系统性、整体性制度安排，既注重硬件设施建设，又注重软件内涵建设。

需要进一步明晰村级组织功能定位。“三农”工作具体实施的落脚点在村级组织，农村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基础在村级。但全市集体经济相对困难村还有一定数量，推进村级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也遇到了基层认识不统一、改制后无法进行工商登记等瓶颈问题。需要充分尊重和保障村级组织因地制宜发展经济的权利，切实加强村级社区公共服务的职能和为农综合服务的功能。

需要进一步探索农民增收长效机制。增加农民收入，是“三农”工作的核心，是农村改革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当前，城乡居民收差距仍在继续拉大，2007年达到2.31:1；农民收入持续增长难度越来越大，经营性收入下降、工资性收入拉动增收作用趋缓、财产性收入来源狭窄。需要重点推进农村土地管理和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拓宽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来源；不断增加农民经营性和工资性收入。

三、开展学习实践活动的对象、时间和方法步骤

市农委参加本市第一批学习实践活动的对象主要是市农委机关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在职局级干部9人、处级干部63人、党员234人，其中，离退休党员113人。整个学习实践活动从20*年10月开始，2009年2月基本完成。分学习调研、分析检查、整改落实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包括三个环节。整个学习活动紧紧“围绕实现‘四个率先’、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这一实践载体，认真抓好每个阶段、每个环节的工作，确保学习实践活动扎实有序推进。

第一阶段：学习调研（20*年10月上旬至11中旬）。重点抓好三个环节：

1、学习培训。一是10月上旬至中旬，传达学习中央、市委领导有关学习实践活动讲话和会议精神。二是10月下旬，召开市农委学习实践活动动员大会，市农委党组书记、主任孙雷作动员讲话，党政领导、全体党员参加。并邀请农业界的市党代会代表、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离退休老干部、专家学者以及基层农业干部和服务对象代表等30人左右参加动员大会。三是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在全体党员中组织专题辅导两次，以支部为单位组织专题讨论两次。四是11月上旬召开中心组织学习会，交流学习成果。

2、深入调研。一是10月中旬至11月上旬，围绕影响和制约*“三农”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党政班子带领牵头处室深入基层、深入实际开展调查研究，完成本市农村改革发展的6个专题调研任务；并做好相关委局和区县农村改革发展调研的沟通协助工作。二是11月上旬至中旬，起草本市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要问题的调研总报告，召开各级党代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离退休干部、专家学者、基层群众代表等参加的座谈会，通过个别访谈、问卷调查、网上调查等多种形式，广泛征求意见和建议。

3、围绕科学发展进行解放思想讨论。11月中旬，召开解放思想讨论会。农委党政班子成员进行思想解放的讨论和发言。按照科学发展要求，围绕群众反映强烈、影响和制约*“三农”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进行思想解放讨论。在*“三农”科学发展的重要问题上形成共识。加深广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对“围绕实现‘四个率先’、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理解，切实增强做好“三农”工作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东方城乡报》开辟专栏、远程教育网等开辟学习论坛，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广泛参与讨论。

第二阶段：分析检查（20*年11月下旬至12月底）。重点抓好三个环节：

1、召开领导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11月下旬至12月中旬）。班子成员要“围绕实现‘四个率先’、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这个实践载体，结合分工，重点查找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要求的思想观念问题，查找个人和班子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查找党性党风党纪方面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查找影响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深刻分析原因，开展严肃认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专题民主生活会前，要通过个别访谈、代表座谈和设立意见箱等形式，广泛听取意见、梳理主要问题。党政主要负责人与班子成员、班子成员之间、班子成员与分管部门负责人要开展谈心、交换看法，明确努力方向。班子成员要认真撰写发言材料，做好充分准备。

2、形成领导班子分析检查报告（12月中旬）。领导班子要紧密联系实际，对照查找出来的问题，充分运用学习调研、征求意见和专题民主生活会成果，深刻分析形成问题的主客观原因特别是主观原因，理清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主要思路和加强领导班子自身建设的具体措施等。形成领导班子分析检查报告，突出检查和分析这两个环节，以适当方式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并经党组扩大会议充分讨论修改完善。

3、组织群众评议（12月下旬）。要认真组织分析检查报告群众评议，广泛征求党员、群众的意见，吸收学习实践活动邀请代表参加评议。参加评议人员可着重从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深不深、查找的问题准不准、原因分析得透不透、发展思路清不清、工作措施可行不可行等方面对分析检查报告进行评议。群众评议中提出的正确意见要体现到修改后的分析检查报告中来。评议可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召开座谈会或书面评议等形式进行。分析检查报告和评议结果要在一定范围内公开。

第三阶段：整改落实（2009年1月初至2月中旬）。重点抓好三个环节：

1、制定整改落实方案（1月上、中旬）。制定整改落实方案应以分析检查报告为依据，注重可操作性。要对查摆出来的突出问题和需要完善的制度，按轻重缓急和难易程度，分别提出整改落实的目标、方式和时限要求，明确分管领导、分管处室，使整改落实工作有章可循。整改落实方案制定后，采取适当方式向党员、群众公布，作出公开承诺。整改落实情况要向党员、群众通报，接受党员、群众的监督。广大党员要积极参加“我为*‘三农’科学发展献一计”、“为‘三农’科学发展建功立业”等活动，主动建言献策，提出合理化建议，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要利用网络等现代媒体，组织领导干部和党员、群众开展网上互动。

2、集中解决突出问题（1月下旬至2月上旬）。围绕当前影响和制约本市农村改革发展的突出问题，把创新组织体系作为重点，发展规模农业、优质农业和生态农业，以促进农民增收为中心，推进农村改革发展为突破口，下大力解决基层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贯彻落实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明确2009年“三农”工作重点。利用春节期间，广泛开展各种形式的帮扶慰问、到基层一线解决实际问题等活动。

3、完善体制机制（2月上中旬）。从促进科学发展的需要出发，积极稳妥地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建设，努力解决制度缺失和体制障碍等突出问题，逐步形成保障和促进科学发展的制度体系。要认真清理现有的规章制度，列出时间表，就切实做好废、改、立工作作出安排。着重建立健全推动科学发展的政策规定和相关制度，对涉及全市“三农”工作的重大管理制度和政策的调整，要积极向市委、市政府及有关部门提出建议。

四、做好总结和测评工作

学习实践活动基本完成时，做好活动的总结工作，并采取适当方式向机关党员、干部及基层农业部门通报。2009年2月下旬，对学习实践活教进行满意度测评。主要测评对解决影响和制约*“三农”工作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的满意度，对开展学习实践活动情况的满意度。合理确定参加测评人员的规模、范围，使之既有一定的代表性，又规模适中，力求测评工作简便易行，测评结果真实可靠。测评结果以适当方式向群众公布。根据测评情况，进一步完善整改落实措施，确保学习实践活动中尚未解决的突出问题继续得到有效解决。

学习实践活动全部结束后，按照档案管理的有关要求，切实做好材料的整理归档工作。

五、加强领导，确保学习实践活动与推进当前工作相互促进

对三农问题的认识和理解篇5

【论文摘要】：当前农业、农村、农民中存在相当突出的问题，原因主要是农村经济结构不合理，体制、机制、政策、环境以及农业天然生产要素不适合现代农村经济发展的要求。“三农”问题是我国建设事业成败的关键，关系到改革开放的全局，是能否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要解决好这个问题，就要减轻农民负担，搞好农业结构调整和农村管理体制的战略性改革。本文就如何破解“三农”问题和发展农村经济，提出了一些想法。 【论文关键词】：三农问题；农村经济；破解举措 一、“三农”问题的概念、地位 1、“三农”问题的概念 长期以来我国的农业、农村、农民都比较落后，制约着国家的经济发展，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已经成为现实社会较为突出的问题，我们把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简称为“三农”问题。 中国农业历史悠久，以精耕细作为特征的传统农业，养育了中华民族和中国古代的灿烂文明。但近二三百年来，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下，农业和农村长期停滞和衰落。没有得到很好的休养生息，至20世纪40年代，中国农业不仅远远落后于经济发达国家的现代农业，而且国内民不聊生，农村凋敝，绝大多数农民挣扎在死亡线上。建国前的战乱和国民党的统治，使原本就很羸弱的农村、农业、农民处境更为悲惨。建国后，为了发展工业，不得不采用剥夺农业的方式来进行积累，使农村经济发展明显落后于工业，农民生活与城市有极大差距。这种差距的存在，使我们的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一度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村经济得到了一次飞跃性发展，很快它的弊端也显露出来。一家一户的小生产方式，使农业机械化的实现受到了限制。如何在不触及农民利益的情况下解决农业现代化问题？如何改善城乡差距？都成为当前研究的热门话题。 2、“三农”问题的地位 在21世纪里，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同样将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新的历史征程中处于极其重要的位置，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基础和保障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功与否取决于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解决与否，解决“三农”问题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工作任务。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中央新的领导集体对“三农”问题尤其重视，提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解决“三农”问题。只有解决好“三农”问题，才能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继续深化下去，才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解决农村问题是中国建设事业成败的关键。我国农村虽然有局部的繁荣，但在国际和国内市场经济的双重挤压下，中国农村处在破产的边缘，孕育着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 十六大后，一系列高层会议和政策举措已勾勒出中央新领导集体施政思路的概貌。由于新领导集体面临的问题和担负的任务与以前相比有很大不同，他们的施政思路展示出不少“新的东西”。这其中，对“三农”问题的态度引人关注。 2003年2月8日，《人民日报》用第2版一整版的篇幅，刊登了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的文章《为推进农村小康建设而奋斗》。这篇文章是温家宝在1月7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可以看出“三农”问题在新领导集体整个施政战略中具有前所未有的分量，更引人注目的是，一种新的思路和施政理念正在悄然中形成。这是一次不寻常的农村工作会议，这次农村工作会议中央特别重视，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以及其他3位新任政治局常委曾庆红、黄菊、李长春都出席了会议，显示了新一届中央领导对‘三农’问题的重视程度。” 会议文件对“三农”问题的提法有了新的表述，称其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而此之前的提法是“把农业放在国民经济发展的首位”、“加强农业基础地位”。会议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今后每年新增教育、卫生、文化等事业经费，主要用于农村，逐步缩小城乡社会事业发展的差距。” 中央新领导集体这种“三农”问题的治理理念显然是在特定的背景下形成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背景就是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 二、现有的一些错误看法 现在在很多人的意识当中存在忽视“三农”问题的错误想法，有的认为目前我国农业能基本保证全国粮食需要就可以了，主要发展工业；有的认为解决“三农”问题只要一段时间抓抓就能立竿见影，不需要长 抓；有的认为“三农”问题仅仅是涉及面很窄的问题，只要就农论农就可以解决。这些都是错误的看法，实际上“三农”问题是关系到我国改革开放是否能持续进行下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能否实现的关键问题，它涉及到各个领域，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需要长期不懈地调整改善，真正下力气解决的重要问题。 三、破解“三农”难题发展农村经济的对策 1、要在思想意识上重视“三农”问题，要有正确的认识。如何正确看待“三农”问题“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首要问题。农业兴、百业兴；农民富、国家富；农村稳、天下稳。深化农村经济改革、加快农村发展，维护农村稳定，在直面WTO的新格局状态下，“三农”这一基础的脆弱，不仅已经对扩大内需、繁荣市场、实现经济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形成极大制约，而且对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带来极大负面影响。一些专家曾指出，只有减少农民才能保护农民，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只有减少农民才能真正实现国家现代化，才有在下个世纪中叶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据保守统计，目前全国大约仍有5000万左右农民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现实的难题和形势的发展都要求我们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应加深对解决“三农”问题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要看到中国“三农”问题的要害和关键是，在宏观战略上要解决好广大农村的发展和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在微观上要解决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农民增收问题，这才是在我们这个农村人占绝大多数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重点难点所在。必须把“三农”问题这一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基础性问题摆到重中之重的位置上来。 因此，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上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面对入世的机遇与挑战，如何着力解决和缓和农民增收这一事关经济发展全局的矛盾与困难，就显得大为重要和迫切了。我们对“三农”问题要有正确的认识，一定要重视它，一定要用联系的观点看待它，要有长期的解决“三农”问题的意识。 2、需要减轻农民的负担。2002年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继续坚持采取扩大内需和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实现经济较快增长。党中央、国务院很重视对减负的治理，对一些地区和部门的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的情况，曾多次文件严加制止，但收效不大，全国各地到目前为止仍普遍存在“三乱”现象。减轻农民负担，开展清费治乱减负的综合治理，首先，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家计委《关于实行涉农价格和收费公示制度的通知》要求，认真做好涉农价格和收费公示工作。其次，要定期开展复查，注意和防止涉农负担反弹，切实把减轻农民负担的每一项工作落到实处。 3、要想发展农村经济，必须给农民同等国民待遇。我们应给农民同等的民主政治权利和国民财富的占用权。城里的一切公共设施都是国家承包了，而农村的一切基础设施都是农民自己集资办起来的，产权却属于国有。不仅如此，农民用电、打电话比城里贵，农民孩子读书，老师的工资农民付，城里的教师工资国家付，城里有最低保险，医疗保险，国家的财政只是市民财政。农民只有负担，农民如何才能富起来？我们应给农民同等的自由迁徙权利。我们应给农民同等的人身和财产的安全保障权利，应给农民同样的贷款权利。不给农民同等国民待遇，农村经济无法提高，农民永远也翻不了身，“三农”问题永远也破解不开。 4、要把农村经济搞上去，必须进一步解放农民。历史证明:每给农民松一个绑，国民经济就有一次大发展，农村经济就有一轮高增长。现在，套在农民身上的绳索还有很多，当务之急是要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取消农民离开农村和进入城市的一切收费，取消农村户口。歧视性的政策和不合理收费极大地阻碍了农民就业和农民增收。取消对农民休耕的限制政策。将来中国农民要有不生产经营的自由。开通城乡产权交换的渠道，鼓励“资本家”下乡做“地主”，农民进城当工人。农民的事，让农民自己做主。解放农民就是解放最大的生产力，减负仍不是最终的增收目标，只有在农村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完善农村产品产销的机制，实现的增收，是最有实际意义的，也是脱贫的关键。结合各地实际，大力开展综合农业（林、牧、旅游业）和进行结构调整，大力扶持有市场需求的龙头产业。产业结构的调整不能盲目，而是指导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要让农产品卖个好价钱，这样农民就能增收了。对于农业的投入要增加，主要用于品种改良和抵御自然灾害的工程方面。小城镇的建设要慎重，有条件的地方要快上，没有条件的地方，也不能一哄而上。农民进城打工也是一种转移，工 作政府要多指导，组织好。对待民工的问题，也要贯彻《劳动法》对待。只有解除套在农民身上的土地枷锁，土地才能进入市场经济、实行规模经营，农业才能进入市场经济，农产品才能真正形成合理的价格。 5、破解“三农”难题需要因地制异。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异，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制定不同的发展战略。破解“三农”难题需要新措施:回报农民，尊重农民，依靠农民。 ①回报农民———按照国际惯例，中国应该进入“以工补农”阶段了。所以，不仅要取消农民负担，今后要逐步增加对农村义务教育和医疗卫生保健的投入。农村税费改革应该进一步减少税费的征收。现在的问题是尽量减少农民负担。第一，是中国农民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许多发达国家还给补贴，我们更应该扶植他们增强竞争力，参与国际竞争。第二，中国农业GDP的比重仅占百分之十五，却要养活百分之七十的人口，根本无力承担税费任务。在可能的情况下停止向农民收取一切税费，用十年时间恢复和提高农村生产力，培育农村土地租赁市场，促进现代农业体系的形成，以应对WTO的加入。加入WTO后，外国的农产品就会冲击我们的农产品，城市不要本国农产品的时候，不仅是农业、农村、农民的危机，也是国家的危机。为什么我们的农产品价格高？主要的原因是土地承包制限制了农业的规模经营以及由此带来的机械化、科技水平的差异。美国农业已经农场化了，一般规模是5000亩，我国则是家庭经营，户均不过六、七亩，最大的户也不过二、三十亩。为什么我国农业不能规模经营？除了现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没有把农民出租、转让土地使用权的自主权完全还给农民和农产品价格过低过，另一个原因就是：过高的农民负担抑制了农村土地租赁市场的发育。其实农村改革说简单也非常简单，那就是一步步地减少对农民的束缚，给农民以国民待遇。当农民有充分的自由后，很多长期困扰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②尊重农民———重构县乡基层政府。我们常说，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一个基层政府的构建，应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和老百姓的要求来构建，绝不可照葫芦画瓢。应当按照邓小平“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按人民群众意见构建县乡政府和政府部门，而不是我们所说的“机构改革”。 ③依靠农民———让人民群众管理政府。任何一个政府，没有人民群众的监督管理，就会膨胀、腐败，会走向人民的反面。人民群众怎么管理基层政府呢?第一，官员由人民选举产生。第二，财政的钱怎么花，由当地组织和民间社团讨论，人大决策，政府照着执行，执行过程接受党组织民间组织和人民代表的监督。第三，公仆违背了民意，人民有权力罢免。第四，政府所有政务必须公开，随时接受监督、质询。党的基层组织，应依靠人民加强对政府的建设领导和监督，党永远应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解决三农和农村经济问题，如果没有大思路、大前提、新战略、新举措，是无所作为的。 6、解决‘三农’问题，一定要跳出来，要有创新的思维。 首先要确立强烈的富民意识，在农民增收上有新突破。从实际情况看，凡是农民增收幅度比较大的地方，增收的动力源主要靠的是劳力转移、结构调整、土地扭转、多种经营等。近几年迅速崛起的个私经济，已成为推进农业劳力转移的先锋，成为解决农村就业的关键，成为农民最现实、最直接的致富“亮点”。应该在指导思想上，把这些“渠道”作为农民增收的治本之策，促进农民收入的持续稳定增长。 还要确立强烈的市场意识，在结构调整上有新突破。大力推进绿色农业、三资农业，用现代工业理念“经营农业”。把做大、做强龙头企业作为“经营农业”的“火车头”，逐步形成“一村一品”和“一镇一业”特色，为农业结构调整导航。 要确立强烈的创新意识，在深化改革上下功夫。要破除“责任田是保命田”、“种田万万年”的旧观念，破除把“承包期30年不变”与“土地使用权流转”对立起来的片面认识，引导农民“以土生财”，把资源转化为资本，大胆探索土地股份合作制改革，将土地作价入股，使农民成为股民，确保农民“失地不失业”。让土地向具有经营资质的种养能手积聚，向具有资本实力的“三资”农业积聚。 参考文献： 1、沈亚军：略 >2、郑庆昌 宋国林 王东炎：略 3、朱厚伦 ：略 4、益盛：略

对三农问题的认识和理解篇6

关键词:“一号文件”;机会模型;政策变迁

一、理论综述

政策变迁是指对现行政策所从事的变革活动。政策变迁意味着,不论是受到外在条件或是内在因素的影响,很少有政策一直维持着当初被采纳时的形式,他们是持续不断地在演化之中。公共政策主体需要检视自身政策制定的能力和政策的历史变迁,探索中认识其变化的本质内涵,不断为维护政策的公共利益价值取向和解决公共问题总结经验教训,为维护最广泛的人类福祉努力。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到90年代末,一批政策科学家试图整合早期研究途径或者借鉴、改造各种新理论,构建了多种更为复杂的理论模型或框架。

金登于1995年提出的政策流与机会窗模型,指出政策的发展过程由三股脉流交织而成:问题流、政策流与政治流,在大部分时候,彼此是独立发展的,在汇合时,政策企业家会将其偏爱的方案或关心的问题置于有利地位,并将问题、方案、政治等三个要素做一最有利的组合,此组合的时机,既是政策的机会窗,也是政策得以变迁之时。

琼斯和鲍姆格特勒1993年提出的间断平衡模型认为:政策变迁的模式不单纯是会受稳定和渐进的逻辑所驱动,有时也会出现不连续的剧烈变迁。公共问题的新思考方式,新支持者的迅速动员、制度结构的改变及这些趋势偶然结合在一起所产生的自我增强的效果,其中任何一种情势出现或同时出现时,都可能刺激政策制定者改变原来渐进而温和的政策调整模式,破坏政策的均衡发展,接替的是剧烈震荡且不稳定的政策时期。

二、“一号文件”的机会模型分析

(一)政策流与机会窗分析(见图1)

三流汇合机会窗根据CIPP-JS与antconc3.2.1w分析10个“一号文件”的关键词频统计,从得出的结果中客观分析他们在1982年以前与1987-2004年之间三流发生的变化以及他们与机会窗之间深刻的内在联系。实质性的将条件和结果之间的联系展现得淋漓尽致。

(二)机会模型综合分析

针对以上对政策内容的分析,可以发现政策主题在很多制度价值、框架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总结如下:

第一,关于农民生存发展权的认识。随着农村商品化程度的加深,农民生活状态由原来的祖祖辈辈定居农村开始向城乡间游离生存再到定居城市变化。在此过程中,10个“一号文件”关注的焦点逐渐转移到农民的生存发展权,特别是21世纪以来的5个“一号文件”着重关注于农民工就业、子女教育等方面。党中央近几年的政策目的在于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而目前社会问题突出表现在二元体制导致的贫富分化从而造成社会矛盾多发,随着我国政治发展进程的加快,已经进入了追求民生政治时代,这样政策焦点与社会问题焦点和政治焦点三流合一,出现了当下政策发展的机会窗――即对农民生存发展权认识的突破。

第二,关于投入体制认识的突破。建设完备的三农投入体制是在新形势下党中央对三农工作提出的新的方针,是“多予少取”原则的落实。但目前的投入机制中,少取的成绩显著,多予的力度不够。一是对农民的补偿,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对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贡献很大却没有得到相应补偿。二是增强经济发展后劲的战略需求。三是缩小城乡差距的重要措施。建立科学的投入体制应坚持中央多予少取的原则,这一政策是针对新世纪新情况下政策流、问题流、政治流汇合状态下形成的机会窗而制定的,这一政策应根据不断变化的管理思维和制度结构而不断变化,以达到真正维护农村权益的目的。

第三,关于产业结构认识的突破。10个“一号文件”中全部提到调整产业结构,但他们所提出的内容是具有时代差异性的。其中包括农业内部结构和产业间相互结构两大方面。事实上,他们是间断平衡模型最为典型的政策变迁实践。两个阶段的10个“一号文件”所反映的公共管理思维方式、支持者的运动、制度结构等方面的差异足以让我们了解它们一脉相承的差异平衡:农产品供需形势不同;城乡居民对产品的需求发生了深刻变化;调整主体不同;调整内容不同。发展的需要决定了政策变迁的方向,这就是机会模型的科学性所在。

第四,关于市场主体认识的突破。1982-1986年是农村改革的第一步中最为坚实的一个阶段,五个“一号文件”通过三流汇合形成机会窗――市场主体突破的机会窗。最显著的形成了两个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一是在实行承包经营制度改革中重塑起来的农户家庭经济;另一个市场主体是乡镇企业。从农业中解放出来的劳动力成了乡镇企业发展所需的人力资源并且随着农业科技的进步,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充实到这一主体中来,为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调整做了坚实铺垫。2004年以来,政策主体制定相关政策决定允许土地作为资源进行流转,这一深刻的变化是发生在取消农业税之后,文件将农民由农业生产的主体变成了市场经济的主体,这是组新的平衡,是党中央在对整个社会发展认识的基础之上,以独特的思维方式和推动进程,将我国农业人口的市场主体地位向前推动了一大步。诚然我们不能断定这一行为是对城乡二元体制的完全突破,但仔细分析可以明了在经济方面打破城乡二元体制取得重大突破,也为政治模式、社会模式打破二元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五,关于农业现代化认识的突破。十个“一号文件”以独特的视角对农业现代化进行了深刻的认识,其认识的变化不仅仅影响农业发展本身,对整个国家现代化进程也具有深远意义。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提出要“走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农业现代化道路”的要求,对包括科教、机械化、农业合理布局、生产区域化、专业化、社会化、农工商一体化经营、建设商品基地、农用工业、农产品加工业及小城镇等方面做出了全面部署,这突破了农业现代化一般所指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和化学化的局限,扩展了其内涵。在21世纪初党中央的“一号文件”中提出了发展现代农业,这一概念是对20世纪80年代初农业现代化的升华和重新认识。在现代农业投入保障机制;健全农业多种功能,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农村市场体系,发展现代农业物流体系;培养新型农民,造就现代农业人才队伍;深化农村综合改革,创新现代农业机制体制等方面对现代农业做出了宏观规划,是在经济全球化、市场经济主体多元化的新思维突破的基础上对现有农业基础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这是整个小农业在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机会窗,诚然也是间断之后新的平衡,是对中国农业宏观认识的新的平衡突破口,近几年的实践已经证明这一突破完全符合政策主体――农民群众的利益取向。

三、政策的主要问题

(一)政策制定时过多关注问题流,造成机会条件相互失衡

根据政策变迁理论中机会模型的认识,机会窗的出现是政策流、问题流、政治流“三流合一”而出现的,而在传统的行政体制格局下,总是过多的关注问题,而至配套政策跟不上甚至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这一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的政策机会窗中表现的比较突出,为了更快地解决好发展的问题,放活了农村经济,但是相关政策不能及时到位,政治体制无法保障,导致最后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得问题流变得更为复杂。

(二)对三农的认识仍然滞后

“三农”问题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认识,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一个复杂的工程,但我们对其认识起初是非常狭隘的,相对滞后的。

(三)政策评估缺失

政策评估是政策变迁的基础环节,科学的政策评估是良性政策循环的保障,但由于受传统政治思维影响,政策制定者的视角过分关注问题流,而政策流作为政策变迁的核心却被忽视,这样整个政策系统就出现部分紊乱,只能在过去计划时代下的行政控制下政策运行,但是进入政策时代以后,我们应该运用科学的政策方法,评估政策得失,关注机会窗中的政策流,使政策的变迁顺利进行。

(四)政策执行力不足

这是目前国内整个政策科学面对的一个严肃的问题。由于过去,特别是在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理顺不到位的时候,给政策的权威性造成了一定的危害,这样导致部门或者地方的执行力不足,加之“三农”问题的政策的执行主体存在着主观能力的相对薄弱的问题,使得整个“三农”问题政策焦点到位,但政策效果不足的局面出现。

四、三农政策变迁展望

通过政策流与机会窗模型与间断平衡模型的分析,我们看到了中央在“三农”问题上决策的正确性和科学性,同时也看到了在正确政策引导下所取得的成绩,但在模型的分析中我们也发现有些方面尚有不足,应该把他们作为未来政策变迁的方向。

(一)强化农村社会管理

社会问题是政治系统的输入部分,要利用合理的政治系统维护未来农村经济的协调发展,必须对农村社会问题进行科学管理,运用科学的政策方法做出科学决策,使得政治系统的输出与输入达到能量相对平衡,并且应该大力发展农村协会、社团组织等第三部门来为社会问题的政策系统减震。因此,建立现代意义的社会组织,运用知识武装农民,提高整体素质,使得科学的管理理论成为主宰农村发展的航标,为建设和谐的农村社会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完善乡村治理结构

在经济相对发展的今天,中央对于“三农”的政策要回归到乡村治理结构模式的选择上来,路径选择关系到未来我国整个的发展战略。在起步阶段,“多中心主义”治道是科学的选择,中央应在试点的基础上不断推广。坚持改革乡镇政府与村民自治相结合,坚持政府改革和第三部门培育相统一,坚持党对农村领导的指导性与现代民主方式相配套,形成执政党、政府,第三部门、人民自治四者统一的多中心主义乡村治理结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农村治理结构,为实现农村社会的长治久安和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继续完善三农投入机制

加大政府投入是“三农”问题突破的原动力,中央在少取方面成就突出,但多予尚未形成制度性的体制,因此,为了农村农业农民的可持续发展,完善三农投入机制是对前两个阶段的延续,是符合新公共管理模式要求的。加大政府投入是对过去农村在二元结构中所处劣势地位的弥补,积极的财政支持和相关的配套支持是建设现代农业的物质保障。各地区应因地制宜,根据实际制定科学的规划,使相关部门形成良性的联动机制,真正确保对“三农”的政策、资金、科技投入足额按时到位,保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积极有效开展。

参考文献:

1、Hogwood.W.BrianandPeters,B.Guy.

PolicyDynamic[M].NewYork:St.Martin’sPress,1983.

2、(美)约翰・W・金登著;丁煌,方兴译.议程、备选方案与公共政策[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3、Baumgartner,FrankR.andBryanD,Jones.

AgendasandInstabilityinAmericanPolitics[M].

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93.

4、萧灼基.农民贡献很大但没有得到相应的补偿[DB/OL].中国发展门户网,2007-06-29.

对三农问题的认识和理解篇7

同志们，今天会议的主题是贯彻落实全市“三思三创”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动员大会精神，动员部署我局“三思三创”活动具体工作，下面，我讲三个问题。

一、深刻认识“三思三创”活动的重要意义（略）

二、以“五找八问”为主题，在全局上下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

解放思想是推进改革创新的动力，是推进科学发展的加速器。开展“三思三创”活动，就是为了解放思想、转变作风、优化服务，以实际行动推进市委“六个加快”战略部署。农业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部署，围绕“五找八问”主题，在全局上下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以“五找”要求推进全局干部职工思想新解放，以“八问”标准促进全局干部职工作风大转变。通过大讨论，树立新理念，确立新目标，理清新举措，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取得新突破，持续保持**现代农业发展走在全省全国前列。

（一）以“五找”要求推进全局干部职工思想新解放。

开展“三思三创”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就是要以思想解放为先导，冲破旧桎梏，顺应科学发展要求和群众的愿望，凝心聚力、推进现代农业建设，确保“十二五”开好局、起好步。如何认识思想解放的新要求？怎样实现思想新解放？市委市政府给我们广大干部提出了“五找”的具体要求。我们要紧扣“五找”要求，紧密结合现代农业发展新形势、新阶段，着力通过“找标杆、找差距、找举措”来推动全局干部职工思想新解放。

一是要以寻找现代农业发展新标杆推动思想新解放。“十一五”**现代农业建设取得了令人自豪的成绩，面临“十二五”新的发展阶段，在“三化同步”战略新形势下，如何保持**现代农业建设继续走在全省全国前列，这是摆在我们全局同志面前的一个大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在解放思想中寻找新的标杆，确立更高的发展目标，在新的起点上自我加压、奋力起跳、赶超先进，更好地实现高位突破、率先发展。“十二五”期间，我们要与5个计划单列城市相比，要与15个副省级城市相比，在比拼中取得新成绩。近几年来，在全局同志共同努力下，**现代农业建设取得了大发展，20xx、20xx连续两年省厅考核为一等奖。取得成绩固然有难度，但要保持领先地位则难度更大，稍一松劲就可能“标本渐远、追兵渐近”，我们一定要有忧患意义，居安要思危，在这一点上我们要心中有数，十分清醒。

二是要以寻找现代农业发展新差距推动思想新解放。就是要在解放思想中找差距，保持清醒的头脑，正确看待**农业在新一轮发展竞争格局中的方位，与国内外先进发达地区、城市进行比较，从发展理念、发展动力、发展质量上认清差距，查找原因，不断赶超。与台湾、以色列等发达地区、国家相比，**农业在农业科技、农业产业化、农业社会化服务、农产品精深加工等方面不仅仅是存在差距，而且是差距非常大。（如在农产品加工方面，我市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就非常巨大，20xx年，浙江省农产品加工率为30%左右，**比全省平均要高一点，与发达国家农产品加工率一般在70-80%相比，差距非常巨大。）与青岛、大连等同类城市相比，在农业产业化发展、农业标准化生产、农产品出口等方面也存在较大差距。比如，20xx年**的畜牧业产值为53.9亿元，而大连的畜牧业产值为161.5亿元，两者相比差距很大；另一方面，**的畜禽产品市场需求又很大，目前我们的生猪自给率在50%左右，因此，只要我们努力，**的畜牧业发展可以上更高的台阶。在新一轮发展阶段，农业局各处（室）、站都要找标杆、找差距，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头脑，与横向比、与先进比、与标杆比，以差距为动力，奋力工作，赶超先进。

三是要以寻找现代农业发展新举措推动思想新解放。标杆确立了，差距找到了，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在解放思想中寻找新举措，以新举措来缩短与先进的差距，来实现超越。这要求我们在解放思想中找动力，充分发挥**农业的区域优势、比较优势，进一步争创体制和开放优势，进一步加大农业农村改革力度，向改革开放找动力、增活力、拓空间，以世界眼光、战略思维、创新理念谋划发展，推进**现代农业“十二五”大发展。

（二）以“八问”标准促进全局干 部职工作风大转变。

事业的发展，关键取决于有没有一支想干事、会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干部队伍。眼界决定工作品位高低，心量成就发展事业大小。在“十二五”开局之年，在“三思三创”主题教育实践活动中，每一个干部都要深入反思、扪心自问，面对新一轮发展，要扮演什么角色、担当什么责任、体现什么作为、作出什么贡献？

市委市政府向全体干部提出了“八问”，振聋发聩。一是要问有没有奋发做事的激情，着力解决精神不振的问题；二是要问有没有大局至上的意识，着力解决全局观念不强的问题；三是要问有没有勇于担责的气魄，着力解决在职不尽责的问题；四是要问有没有直面矛盾的勇气，着力解决畏难不敢创新突破的问题；五是要问有没有高效服务的作风，着力解决慢作为不作为乱作为的问题；六是要问有没有亲民为民的情怀，着力解决脱离群众的问题；七是要问有没有干事创业的本领，着力解决学习实践能力不强的问题；八是要问有没有艰苦创业的品格，着力解决奢侈享乐的问题。

应该说，“八问”是针对干部队伍现状提出的要求，也是主题教育实践活动要解决的具体问题，更是改变干部作风、推进各项工作的深刻发问。这“八问”，概括了新时期干部应该具有的素质。我们每个干部要以高度的责任心事业心，来分析自己身上可能存在的庸懒散、个人利益“小算盘”至上、当“太平官”等现象，要把来自基层群众的反映、服务对象的批评和上级领导的指正内化为自己的认识，强化角色意识，服从大局，尽心尽责。

当前，我局绝大部分干部是好的，但是在全局干部队伍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在思想上，部分干部安于现状，进取心不强，创先争优意识淡薄。有的同志自我要求不够严格，缺乏协作精神，在局共性工作上不积极。少数同志大局观念不够强，存在工作推诿现象。个别同志工作患得患失，工作推不动。二是在工作方式方法上，有的计划性差，做到哪里是哪里，工作不分轻重缓急，眉毛胡子一把抓，重点工作抓不好。有的事必躬亲，什么事情都自己做，团队意识不够。部分同志工作方法不够科学，工作效率不高。三是在工作作风上，一些干部对基层的情况还不够了解，主动与上级、同级相关部门与单位之间衔接和联系不够。工作中有效的监督机制不够有力，部分干部缺少自我管理能力，个别存在着出勤不出力、精力没有用在工作上等现象。四是在工作能力上，不重视学习，分析能力不强，就事论事多，抓不住问题的本质；动手能力差，对工作不善于总结和归纳，总结宣传能力比较弱，调研成果少。

针对全局党员干部队伍存在问题，我们更要对照标准，开展“扪心八问”，要在自问自省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全局干部职工作风大转变，在全局上下大兴“四种风气”、争做“四有干部”、解决“四大问题”：大兴深入基层、服务农民之风，争做服务农民要有感情的干部，着力解决宗旨观念淡薄、作风漂浮的问题；大兴敢于担责、直面矛盾之风，争做开展工作要有热情的干部，着力解决求稳怕难、推诿扯皮的问题；大兴勇于实践、锐意创新之风，争做开拓创新要有激情的干部，着力解决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的问题；大兴服务大局、创先争优之风，争做献身事业要有痴情的干部，着力解决标杆不高、视野不宽的问题。

三、以“两个活动年”为抓手，推进全年农业工作争创一流业绩

“三思三创”主题教育实践活动的落脚点在于推进工作、争创一流业绩。我们全局上下要以“服务基层活动年和农业重大项目推进活动年”为抓手，广泛动员农业系统广大干部和农技人员，开展服务发展、服务基层和服务农民的“三服务”活动，围绕市委市政府农业中心工作，开拓创新，砥砺奋进，争创一流工作业绩。

（一）大力推进服务基层活动年。

重点是抓好三项工作：一是深化局领导班子联系县（市）、区和农技干部“三联”制度。推进局班子成员挂钩联系县（市）、区，对县（市）、区农业部门进行经常性地走访和座谈，倾听基层反映和诉求，一起开展研究和探讨，共同解决现代农业建设中出现的问题。深化农技干部“联基地、联大户、联农民专业合作社”制度，深入生产第一线，宣传政策，传播技术，开展调查和思考。二是开展农业科技下乡百日行动。从3月1日到6月10日，在全市组织开展农业科技下乡百日行动，以推动备春耕和春防工作为重点，上下联动集中组织开展送技术、信息、政策、农资、法律等服务。组建农技服务团队，围绕农事季节和农民需求广泛开展技术服务和农技培训，不断提高农业经营主体的生产经营能力。三是开展现代农业进社区行动。创新服务载体，围绕市民关注重点，拓宽现代农业服务范围，组织开展阳台蔬菜进社区、“三品”宣传进社区等系列活动，进一步营造我市现代农业发展的良好氛围。

（二）大力开展农业重大项目推进活动年。

把加大农业重大项目建设作为推进农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举措来抓，进一步理清20xx年农业重大项目的数量，明确重大项目建设的质量和标准，通过实施项目建设制度化行动和项目建设提速行动，加快推进我市农业重大项目建设，充分发挥农业重大项目对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带动作用。

1、开展农业重大项目建设制度化行动。在现有项目管理制度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农业重大项目管理制度，并抓好制度的落实。一要制定出台领导干部、农技人员联系服务农业重大项目制度。组织局属相关单位负责人和农技干部联系粮食生产功能区、现代农业园区、地力提升项目、畜牧规模场建设等农业重大项目，加强协调和督促，加强技术服务，加快项目建设进度。二要制定出台项目申报、审批公示制度，做到拟实施农业重大项目在**日报进行公示。

对三农问题的认识和理解篇8

1949年以前，我国“三农”问题极其严重。清代中 期至1949年农业生产每况日下，人民生活水平下降至 低谷。1949年全国农产品人均产量依次是:粮食209 公斤，棉花0.8公斤，油料4 8公斤，猪牛羊肉4 1公斤 7水产品0.9公斤。农民生活更是极端困苦，其实际占 有浪食平均每年仅有100公斤左右，终岁辛劳却过着 半年糠菜半年粮、缺吃少穿不得温饱的生活。一旦遇 到战乱、灾年大批农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是新 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把解决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作 为农业政策最基本目标的缘由。

然而，解决全国人民温饱问题的难度是极大的。 因为当时的生产力水平相当低下，以役畜为动力，且户 均耕畜不足1头、耕犁只有约1/3张，面朝黄土背朝天 靠天吃饭，农村基本上是自给半自给的小农经济，农业 商品率极低。这与西方发达国家已进入现代化农业阶 段相比形成极大反差。

1949-1978年我国是在国家工业化战略这一总 体目标下探索解决“三农”问题的。在工业化浪潮席卷 全球的国际经济背景下，新中国成立之初即确立了国 家工业化战略。然而，我国作为后工业化国家当时人 均GNP(国民生产总值)仅有约60美元而工业化先行 国家起步时人均GNP达200美元1950年全国 人均收入仅为77元1956年也只有142元;1950年全 国财政收入(包括债务收入)仅为65.19亿元，1956年 为287.43亿元;1949年10月至1957年底，政府用于经 济建设的财政支出仅为796. 51亿元，平均每年仅有近 100亿元11] 可见，其起步条件与工业化先行国家 相比有着很大的差距。同时，农业剩余极其低下。据 全国农户抽样调查，1954年平均每户的农业收入为 420. 6元(占农户当年总收入的60.7%),尚不足以抵偿 生活费用的支出(平均每户为453. 8元)，还必须靠副业 及其他收入来弥补在如此低的农业剩余状 况下，如何既保障农业向工业提供积累和原料又保障 “三农”问题获得较好解决，则是一个无解的方程式，只 好挤压‘三农' 这就是新中国成立初斯‘三农”问题的 历史定位。体制服务于国家工业化战略目标。为此， 一方面对农产品实行低价统派购制度，通过工农产品 价格“剪刀差”获得积累，并减少交易费用而获得低价 的稳定的原料供应;另一方面，国家工业化战略的实施 限于城市工业化，为阻割资源在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 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和城乡区别政策，在农村限制非农产业，形成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

在实施国家工业化战略的同时，我国又是在建立 社会主义社会目标下探索解决“三农”问题的。在传统 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我国 选择了计划经济(统购统销成为计划经济的重要内容) 和哈作化(1958年开始实行人民公社制度)。针对农产 品的严重短缺和保障国家工业化战略的实施，这一时 斯‘三农”问题的政策目标是实现农业增产，以解决全 国人民的温饱问题和保障工业原料的低价供应，至于 农民的收入问题自然不可能提到农业发展政策目标的 高度。而解决‘三农”问题的路径就是集体化，1957年 之前实行合作化(实质为集体化)，1958年试图建立“一 大二公”、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和工农商学兵结合 的农村社会。

尽管当时把农业现代化建设列为国家四个现代化 建设的首位，提出了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的科学论 断试图通过发展重工业来装备农业，采取政治或行政 手段而违背经济规律地推进农业机械化等技术改造 但在农产品低价统派购制度、单一的“集体所有，统一 经营”的集体经济制度及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等共同 作用下，“三农”问题并没有得到明显的缓解。从就业 结构看，随着工业化的推逃城市在集聚和生长现代生 产力的同时，抑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农业占工 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49年的70%下降到1978年 的25. 6%;而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1952年为 85. 6%, 1978年为84.2%几乎没有变化。在经济结构 的重心早已转移到城市、转移到工业上来的状态下，仍 然保持如此之众的农业人口，这在世界工业化过程中 绝无仅有。从农业内部结构看，突出“三个为主”，即农 业以种植业为主，种植业以粮食为主，粮食生产又以高 产浪食作物为主，核心是追求粮食高产，以解决吃饭问 题尽管如此，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农业仍成为国 民经济最薄弱的环节，全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温饱问 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全国农民口粮人均在150公斤以 下吃不饱肚子，农村尚有2.5亿人口吃不饱饭。全国 有近1/4的生产队年人均分配在40元以下。1977年 平均一个大队的公积金不到1万元买不上一部中型 拖拉机，甚至于简单的再生产都难以维持。

二、1979 -2002年:在市场化取向改革 下“三农”问题的政策目标和实现路径

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我国“三农”问题进 入新的历史阶段。之所以将此作为我国“三农”问题进 入新阶段的转折点，是因为这次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 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对工农关 系作出重大调整。因为计划经济下的城市工业化战略 挤压“三农”，使得“三农”问题到了不得不解决的危险 地步，陈云在此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呼吁，“要先把农 民这一头稳下来”[3 这次全会在通过调整国民收 入分配政策来调整工农关系上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 施，包括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降低农用生产资 料价格，多进口粮棉以让农民休养生息，减少农产品统 派购品种和数量，增加国家财政投入、信贷投入、农用 工业投入，扶持贫困地区发展生产等，从而纠正了国民 收入分配中长时期重工轻农的政策，初步改善了国家 与农民的利益关系。加上改革开放对生产力的解放， 农业实现了高速发展工农业发展速度之比由1952- 1978 年的 4 2 :1 改善为 1979-1984 年的 1.1 :1。

由于‘三农”问题的症结在于服务于工业化战略的 计划经济体制，故自1978年以来正是通过坚持市场取 向改革来解决“三农”问题的。这大体上经历了三个渐 进阶段:（1)1978-1984年的改革启动阶段。主要是实 行家庭承包经营，废除人民公社体制，形成了两个充满 生机和活力的市场主体即一个是在实行家庭承包经 营改革中重塑起来的农户家庭经济，另一个是乡镇企 业。（2)1985-1991年的市场化改革探索阶段。主要 是取消农产品统派购制度和调整农村产业结构。（3) 1992年至今的全面向市场经济过渡阶段。主要是建立 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农村新体制。

在市场化取向改革下，随着实践的发展，在“三农” 问题的认识上发生了 一系列变化。实践与认识的互 动，逐步探索出解决‘三农”问题的新思路:农业政策目 标由单纯的增产转变为增产增收并重，解决“三农”问 题的路径由单纯的集体化改变为家庭承包经营、农业 产业化和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其政策构架初步形成。

关于农民问题首先是对农民身份和作用的定位 问题发生了变化。改革开放前，把农民定位于从事农 业，认为分散经营是小农经济，农民是被教育和改造对 象。1978年以来，随着实践和理论的发展，提出“在经 济上充分关心他们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他 们的民主权利”，要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农民是市场 经济的主体等。这些认识上的变化，使农民进城经商 务工、小城镇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对农民的“予与取” (包括农村税费改革、直擞卜贴、扶贫)等方面的制度创 新得到认可并不断向纵深方向发展，农民就业和增收 问题渐进解决，从而推动农民沿着传统农民一两栖农 民一现代农民的轨迹发展。

关于农业问题首先是在农业现代化建设理论上 有了全新的认识。这表现在对农业现代化内涵的认识 上从狭义的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和化肥化解脱出来由此也导致了现代化技术路线的改变。同时，表现 在如何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理论上也有重大发展与创 新。如对计划与市场、农业规模经济理论、合作经济理 论、农业产业化经营、优化调整农业结构与培育新的增 长点、可持续发展等理论的认识等，都有了新发展。由 于实践和认识的发展，通过制度创新解决农业问题已 成为共识，逐步形成“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以农业 社会化服务体系、农产品市场体系和国家对农业的支 持保护体系为支撑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 的农村经济体制”(简称‘ 一个基础、三个支撑”体制)，以 促进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高。农业开始由传统型向 现代型转变。

对三农问题的认识和理解篇9

一、深刻认识“三思三创”活动的重要意义（略）

二、以“五找八问”为主题，在全局上下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

解放思想是推进改革创新的动力，是推进科学发展的加速器。开展“三思三创”活动，就是为了解放思想、转变作风、优化服务，以实际行动推进市委“六个加快”战略部署。农业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部署，围绕“五找八问”主题，在全局上下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以“五找”要求推进全局干部职工思想新解放，以“八问”标准促进全局干部职工作风大转变。通过大讨论，树立新理念，确立新目标，理清新举措，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取得新突破，持续保持现代农业发展走在全省全国前列。

（一）以“五找”要求推进全局干部职工思想新解放。

开展“三思三创”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就是要以思想解放为先导，冲破旧桎梏，顺应科学发展要求和群众的愿望，凝心聚力、推进现代农业建设，确保“十二五”开好局、起好步。如何认识思想解放的新要求？怎样实现思想新解放？市委市政府给我们广大干部提出了“五找”的具体要求。我们要紧扣“五找”要求，紧密结合现代农业发展新形势、新阶段，着力通过“找标杆、找差距、找举措”来推动全局干部职工思想新解放。

一是要以寻找现代农业发展新标杆推动思想新解放。“十一五”现代农业建设取得了令人自豪的成绩，面临“十二五”新的发展阶段，在“三化同步”战略新形势下，如何保持现代农业建设继续走在全省全国前列，这是摆在我们全局同志面前的一个大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在解放思想中寻找新的标杆，确立更高的发展目标，在新的起点上自我加压、奋力起跳、赶超先进，更好地实现高位突破、率先发展。“十二五”期间，我们要与5个计划单列城市相比，要与15个副省级城市相比，在比拼中取得新成绩。近几年来，在全局同志共同努力下，现代农业建设取得了大发展，2009、2010连续两年省厅考核为一等奖。取得成绩固然有难度，但要保持领先地位则难度更大，稍一松劲就可能“标本渐远、追兵渐近”，我们一定要有忧患意义，居安要思危，在这一点上我们要心中有数，十分清醒。

二是要以寻找现代农业发展新差距推动思想新解放。就是要在解放思想中找差距，保持清醒的头脑，正确看待农业在新一轮发展竞争格局中的方位，与国内外先进发达地区、城市进行比较，从发展理念、发展动力、发展质量上认清差距，查找原因，不断赶超。在新一轮发展阶段，农业局各处（室）、站都要找标杆、找差距，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头脑，与横向比、与先进比、与标杆比，以差距为动力，奋力工作，赶超先进。

三是要以寻找现代农业发展新举措推动思想新解放。标杆确立了，差距找到了，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在解放思想中寻找新举措，以新举措来缩短与先进的差距，来实现超越。这要求我们在解放思想中找动力，充分发挥农业的区域优势、比较优势，进一步争创体制和开放优势，进一步加大农业农村改革力度，向改革开放找动力、增活力、拓空间，以世界眼光、战略思维、创新理念谋划发展，推进现代农业“十二五”大发展。

（二）以“八问”标准促进全局干部职工作风大转变。

事业的发展，关键取决于有没有一支想干事、会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干部队伍。眼界决定工作品位高低，心量成就发展事业大小。在“十二五”开局之年，在“三思三创”主题教育实践活动中，每一个干部都要深入反思、扪心自问，面对新一轮发展，要扮演什么角色、担当什么责任、体现什么作为、作出什么贡献？

市委市政府向全体干部提出了“八问”，振聋发聩。一是要问有没有奋发做事的激情，着力解决精神不振的问题；二是要问有没有大局至上的意识，着力解决全局观念不强的问题；三是要问有没有勇于担责的气魄，着力解决在职不尽责的问题；四是要问有没有直面矛盾的勇气，着力解决畏难不敢创新突破的问题；五是要问有没有高效服务的作风，着力解决慢作为不作为乱作为的问题；六是要问有没有亲民为民的情怀，着力解决脱离群众的问题；七是要问有没有干事创业的本领，着力解决学习实践能力不强的问题；八是要问有没有艰苦创业的品格，着力解决奢侈享乐的问题。

应该说，“八问”是针对干部队伍现状提出的要求，也是主题教育实践活动要解决的具体问题，更是改变干部作风、推进各项工作的深刻发问。这“八问”，概括了新时期干部应该具有的素质。我们每个干部要以高度的责任心事业心，来分析自己身上可能存在的庸懒散、个人利益“小算盘”至上、当“太平官”等现象，要把来自基层群众的反映、服务对象的批评和上级领导的指正内化为自己的认识，强化角色意识，服从大局，尽心尽责。

当前，我局绝大部分干部是好的，但是在全局干部队伍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在思想上，部分干部安于现状，进取心不强，创先争优意识淡薄。有的同志自我要求不够严格，缺乏协作精神，在局共性工作上不积极。少数同志大局观念不够强，存在工作推诿现象。个别同志工作患得患失，工作推不动。二是在工作方式方法上，有的计划性差，做到哪里是哪里，工作不分轻重缓急，眉毛胡子一把抓，重点工作抓不好。有的事必躬亲，什么事情都自己做，团队意识不够。部分同志工作方法不够科学，工作效率不高。三是在工作作风上，一些干部对基层的情况还不够了解，主动与上级、同级相关部门与单位之间衔接和联系不够。工作中有效的监督机制不够有力，部分干部缺少自我管理能力，个别存在着出勤不出力、精力没有用在工作上等现象。四是在工作能力上，不重视学习，分析能力不强，就事论事多，抓不住问题的本质；动手能力差，对工作不善于总结和归纳，总结宣传能力比较弱，调研成果少。

针对全局党员干部队伍存在问题，我们更要对照标准，开展“扪心八问”，要在自问自省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全局干部职工作风大转变，在全局上下大兴“四种风气”、争做“四有干部”、解决“四大问题”：大兴深入基层、服务农民之风，争做服务农民要有感情的干部，着力解决宗旨观念淡薄、作风漂浮的问题；大兴敢于担责、直面矛盾之风，争做开展工作要有热情的干部，着力解决求稳怕难、推诿扯皮的问题；大兴勇于实践、锐意创新之风，争做开拓创新要有激情的干部，着力解决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的问题；大兴服务大局、创先争优之风，争做献身事业要有痴情的干部，着力解决标杆不高、视野不宽的问题。

三、以“两个活动年”为抓手，推进全年农业工作争创一流业绩

“三思三创”主题教育实践活动的落脚点在于推进工作、争创一流业绩。我们全局上下要以“服务基层活动年和农业重大项目推进活动年”为抓手，广泛动员农业系统广大干部和农技人员，开展服务发展、服务基层和服务农民的“三服务”活动，围绕市委市政府农业中心工作，开拓创新，砥砺奋进，争创一流工作业绩。

（一）大力推进服务基层活动年。

重点是抓好三项工作：一是深化局领导班子联系县（市）、区和农技干部“三联”制度。推进局班子成员挂钩联系县（市）、区，对县（市）、区农业部门进行经常性地走访和座谈，倾听基层反映和诉求，一起开展研究和探讨，共同解决现代农业建设中出现的问题。深化农技干部“联基地、联大户、联农民专业合作社”制度，深入生产第一线，宣传政策，传播技术，开展调查和思考。二是开展农业科技下乡百日行动。从3月1日到6月10日，在全市组织开展农业科技下乡百日行动，以推动备春耕和春防工作为重点，上下联动集中组织开展送技术、信息、政策、农资、法律等服务。组建农技服务团队，围绕农事季节和农民需求广泛开展技术服务和农技培训，不断提高农业经营主体的生产经营能力。三是开展现代农业进社区行动。创新服务载体，围绕市民关注重点，拓宽现代农业服务范围，组织开展阳台蔬菜进社区、“三品”宣传进社区等系列活动，进一步营造我市现代农业发展的良好氛围。

（二）大力开展农业重大项目推进活动年。

把加大农业重大项目建设作为推进农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举措来抓，进一步理清2011年农业重大项目的数量，明确重大项目建设的质量和标准，通过实施项目建设制度化行动和项目建设提速行动，加快推进我市农业重大项目建设，充分发挥农业重大项目对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带动作用。

1、开展农业重大项目建设制度化行动。在现有项目管理制度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农业重大项目管理制度，并抓好制度的落实。一要制定出台领导干部、农技人员联系服务农业重大项目制度。组织局属相关单位负责人和农技干部联系粮食生产功能区、现代农业园区、地力提升项目、畜牧规模场建设等农业重大项目，加强协调和督促，加强技术服务，加快项目建设进度。二要制定出台项目申报、审批公示制度，做到拟实施农业重大项目在日报进行公示。

对三农问题的认识和理解篇10

一、以先进性教育活动为中心，全面统领宣传思想工作

1、理论学习工作主线突出，学习与转变作风相结合，在提升素质上下功夫。按照学以致用，突出实效的原则，采取领导干部带头学，明确标准集中学，划分层次分类学，编印资料重点学，通过集中辅导与分散自学相结合的方式，增强了学习吸引力，使学习效果入心入脑，取得了较好效果，形成了良好风气。一是端正态度。针对干部思想和工作实际，我们要求党员干部必须克服“工作太忙，很难挤出时间学习”；认为“自已有高学历，不用怎么学也能对付过去”；认为“拿起书本就是学习”的借口和错误认识，认清“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慢进也是退”的严峻形势，牢固树立学习则强，学习则胜的理念；树立工作学习化、学习工作化的理念；树立学习为本、终生学习的理念。进一步增强党员干部学习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使大家带着深厚的感情学，带着执着的信念学，带着实践的要求学，力求学得主动，学得认真，学得深入，努力把学习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二是领导带头。领导干部不以领导自居，而是率先垂范，事事带头，以普通党员的身份参加学习，以领导干部的标准要求自已。要求党员做到的自已首先做到，要求领导做到的自已先要做好，班子成员及干部在春节值班时，都把时间用在了学习上，改变了过去过大年吃喝打牌的习惯。原创：正月初八早八点，全体干部开会，班子成员都拿出了2万字的笔记。在领导班子的带动下，党员干部学习积极性都十分高涨，看报喝茶唠闲喀的少了。通过掀起学习热潮，农委整体形象发了巨大的变化，努力学习、积极向上，干事争先已蔚然成风。三是讲求方法。为使学习活动有的放失，有章可循，我们结合农村工作实际，明确提出了“远学麻晶莉，近学毕德金，争做“五种人”的学习目标，提出具体学习内容和标准，同时将中央一号文件、国家、省市对农业、农村的优惠政策及各级农村、农业工作会议精神汇编成册，做为必学内容，发放到每一位党员手中，做到学先优有典型，榜样就在身边；学业务有重点，内容全在汇编。技术干部以麻晶莉、毕德金为榜样，在钻研技术、热心服务、群众基础、领办示范等五个方面找差距、查不足，增强紧迫感，在农委全面掀起了热心钻研技术，大下基层主动推广技术的热潮。机关干部以“五种人”（农村政策的明白人，兴农致富的促进人，农民权益的维护人，群众冷暖的贴心人，勤政廉政的带头人）为标准，从我做起，严格要求，内强素质，外塑形象。通过深化学习，转变作风，在全系统内唱响了心系三农，热情服务的主旋律。

2、思想评议与班子建设相结合，在队伍思想建设上求突破。我们联系当前工作，把搞好分析评议工作同增强班子凝聚力、战斗力紧密结合起来，使领导集力团结一致，心齐气顺，干事创业。一是深入开展谈心活动。做到坦诚相见、谈者诚心、听者虚心、双方交心，互相提醒，互相帮助，在提醒分析中加深了解，共同提高。二是认真进行党性分析。党委严格要求做到三“不要”、三“要”，即不要上网摘抄，不要用打印文稿，不要出现雷同；要立足本职工作，要切合自身实际，要达到2500字以上。要求撰写党性分析材料不能避重就轻、隔靴搔痒，避免以集体问题代替个人问题，以客观原因代替主观原因，以细枝末节代替重大原则问题，切实做到剖析有力度，反思有深度。引导党员严格按照《》规定的党员义务，对照全县先进性标准大讨论制定的党员先进性具体标准以及党委争做“五种人”的先进性标准，紧密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方面认真反思自身存在的问题和剖析根源，各党支部书记对每一个党员党性分析材料逐一进行了审核，党政班子成员和支部书记的党性分析材料由党委书记严格把关。三是开好民主生活会。党委书记纪天生同志率先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其它班子成员也敞开心扉，既坦诚解剖自己，又勇于批评他人，开展健康的思想交锋，本着“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虚心听取，认真反思。克服了过去民主生活会上存在的谈现象多，谈实质少；谈成绩多，找问题少；找工作差距多，找思想差距少；自我批评多，相互批评少等问题，使民主生活会始终在严肃认真、民主、和谐的气氛中进行，达到了预期目地。

3、思想整改与当前工作相结合，在工作实践上看效果。进入整改提高阶段以来，我们在开展“回头看”，全面巩固前个阶段教育成果的基础上，趁热打铁，进一步突出重点，设定整改目标，力求立说立改。通过明确“十项标准”、推进“一套工程”、实现了“五个转变”。一是明确十项检验标准。通过整改提高，看每名党员是否增强了为农服务本领、是否高标准地完成了上级交办的各项工作任务、是否将惠农政策和增收措施落到了实处、所包贫灾户耕地是否物资齐备；对业务部门，看主导产业是否实施了标准化作业、重点项目是否落实到位、农民权益是否得以真正维护、农村土地纠纷是否稳妥解决、是否增进了班子团结、整体工作是否有了新起色。为保证这十项检验标准落到实处，我们做到了“开门”搞整改，面向社会进行了公开承诺，以求说到做到，坚决兑现，取信于民。同时在从县委、县人大、企业公司以及农民中斟选了12名端正行风政风监督员，主动接受群众的监督，促进了整改措施的落实和完善。二是开展“百、十、一”工程。组织所属13个支部，从农村和广大农民最需要的农技服务入手，在系统内开展“百、十、一”工程。即：组织百名科技人员到村入户。针对前期异常气候给大田播种带来的不利影响，深入田间地头，面对面对农民进行技术指导，为农民排忧解难。培树十个标准化示范点。各支部依据自身技术服务特点，建立水稻机械插秧、烤烟高科技栽培、肉牛繁育小区、方正卿养殖、青贮牧草种植、沼气池“四位一体”推广、标准化柞蚕放养及数控养蜂、农村经济财务管理等十个标准化示范点，以此检验先进性教育活动学习成果。建设“一站通”服务平台。为方便农民进行咨询、投诉，将农技推广、果菜技术、种子和农药投诉、黑木耳管理技术、畜禽养殖技术等12部服务热线纳入统一管理，建设农技110服务热线总机交换台，预计可在8月中旬完成，这一信息平台建成后，农业科技信息服务渠道将得到进一步畅通。同时，发挥电视台覆盖面广、收视率高的优势，与广电局联合推出东宁电视台二频道《致富之友》农业频道。自4月11日开播以来，针对农业生产中的集中和突出问题，组织畜牧局、果蔬总站、种子管理总站、食用菌研究所11名技术人员在县电视台开辟专题节目15期，为全县农民讲解和传授农业知识和新技术，有力促进了全县农业标准化生产和农业新技术的普及。三是实现了“五个转变”。第一，变坐办公室写材料、要数字为深入农村、农户调查研究、指导生产，为民排忧解难。依托“建争带”载体，原创：组织包扶队员大下基层，组织党委10名“建争带”包村工作队员立即深入所包村屯，走访农户123户，帮助21户贫灾户解决生产困难。农技推广中心植保站主任赵星民，每天骑自行车到城边蔬菜生产专业村指导生产，针对低温寡照，作物抗病性差、病害增多的实际，他提出降低棚室湿度，采取粉尘、烟雾熏蒸及时施药的做法，减少了菜农损失，为抗灾保收打下了基础；果蔬总站许传勇、周进华等专业技术干部，针对异常气候给果树、蔬菜带来的不得影响，深入田间开展服务，受到农民的欢迎。第二，变接待上访为主动下访、现场办公，超前解决问题。针对农村土地纠纷问题，我们采取督查指导、领导包案、一案一策、通力合作等措施，共查处农民上访案件121件，保持了农村社会稳定。土城子村出现抢地现象后，政策法规办在深入调查基础上，积极发挥村民议事会作用，主攻机动地重新分配和集体债务化解，对群众做耐心细致工作，历时一个多月时间，圆满解决了南岗屯土地问题，化解陈欠债务达20.01万元，为备春耕工作顺利开展创造了稳定生产环境。第三，变事后查处补救为事先防范监督。特别是针对农资市场的法律督查，建立长效机制，从过去的不定期检查到现在的每星期检查一次，共出动执法人员480人次，严厉打击假种、假药流入市场，没收玉米、水稻劣质籽种7382公斤，农药50袋，及时为农民挽回经济损失3万余元，保证了农业生产安全，确保了农民利益不受侵害。第四，变过去讲课、放录像、发资料等面上服务为深入田间地头，面对面为农民讲政策、传信息、送技术、帮致富。每名科技党员主动联系5个以上农户，亮出党员标牌，已提供技术培训和技术指导150场次，解决春耕生产难题681个，赢得群众的广泛好评。通过建立健全农业信息网络平台、村村通和和下发《东宁县农民十个早知道》，服务形式更加贴近农民、服务方式更趋现代化、具体化，促进农民科技意识、法制意识、自我保护意识不断增强，突出表现在农民购买籽种知道索要发票了，喷施农药知道留样品备查了，作物出现病害知道打哪个电话了，土地流转知道走什么法律程序了，农业农村发展环境更加优化。第五，变被动学习为主动钻研。通过深入基层面对面的开展服务，党员同志们越发认识到学好农村政策法规等业务知识的重要性，越学习，越感到知识的不足，一些干部下乡回来后，马上翻书本，找条文，如饥似渴；比服务，赛学习，蔚然成风。学习教育是引子，工作需要是动力，通过先教育活动的深入开展，进一步激发了党员干部学习业务的主动性、自觉性。

二、用先进性教育活动凝聚人心，思想政治工作有了新成效

1、党员能力素质有新提高。通过开展先进性教育，学习了必读篇目和党委自行编印的规定篇目，农委党委的党员干部思想觉悟，宗旨意识，服务意识明显增强。活动开展之前，有的党员干部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能真正理解其丰富的科学内涵。通过深入学习，党员原来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疑惑的变得理解了，理解肤浅的变得深刻了，片面的变得全面了。思想觉悟的提高，带来了工作实践的自觉。

2、党员干部工作作风有新转变。教育活动开展之前，个别党支部和党员服务意识不强，群众观念淡漠，有的不深入实际，作风漂浮。在这次教育活动中，我们始终坚持做到“党员受教育，群众得利益”，解决了个别党员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不强、不求上进、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的力度不够等问题，党员干部精神面貌和工作作风发生了明显变化，党员干部混事等事的少了，下村服务的多了；闲暇时间扯皮玩乐的少了，主动参与学习的多了；机械执行上级命令的少了，想事干事的方式方法多了；消极怠工的情绪少了，人心思进、争先求上的多了；相互拆台、拉帮结派的少了，讲团结、讲大局的多了，使教育活动真正成为了群众满意工程，充分体现了整改提高过程中喜人的教育成果。

3、农业、农村各项工作有新突破。1—6月份我县黑木耳、烤烟、果菜、特色养殖四大产业克服低温多雨带来的不利影响，稳中求进发展势头良好。目前，3.8亿袋黑木耳、4.2万亩烤烟长势较好；落实对俄出口蔬菜面积2万余亩，其中早甘蓝3000亩、圆葱6000亩，分别比上年增长50%以上。其中黑木耳比去年增长14亿袋，预计四大产业实现人均4000元的目标可望实现。为打造外向型劳动力品牌，通过组织培训班、举办劳务供需对接会，目前累计转移劳动力3.84万人，新转移4200人，其中对俄输出劳动力3500人，赴俄、日、韩劳动力劳动力总数达到了1.08万人。

存在问题：一是有的基层班子和干部思想解放程度不高，工作开展的不平衡，重视业务工作多，对宣传工作重视不够。二是党建基础和水平有待提高，部分党员素质和结构还有待优化，部分基层党组织不同程度存在软弱涣散、领导乏力、工作无序等问题，作用发挥不够突出；部分党员先进意识淡化，不同程度存在宗旨不牢、信念滑坡问题。

三、下一步工作打算

1、深入开展“心系三农”活动。通过一年半的运行，“心系三农”活动深入人心，成为党建促发展，开展各项工作的有效载体。今后“心系三农”活动还是要紧紧围绕五个方面深入开展。一是要在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上下功夫；二是要在千方百计维护农民利益，减轻农民负担上下功夫；三是要在切实规范政府机关行为，严格依法行政上下功夫；四是要在广泛开展多种便农、利农的服务活动上下功夫；五是要大力宣传和推广“心系三农”先进典型上下功夫。

2、继续加强思想理论学习。继续学好《》和有关文件，重点学习同志在贵州、山东考察时就开展先进性教育活动发表的重要讲话和曾庆红同志在我省视察时的讲话精神，组织开展专题报告会、交流座谈会。通过深入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认真实践好、维护好、发展好群众的根本利益。继续学习麻晶莉、毕德金先进人物的感人事迹。

3、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意把解决思想问题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坚持以人为本理念，在关心人、尊重人的基础上，解难题、办实事，注重干群思想、感情沟通，密切干群关系。抓好理论咨询服务工作，围绕干部群众普遍关注的重大理论、现实问题，利用农委“理论咨询中心”，了解掌握干部群众的理论疑惑点，把讲与答结合起来，增强理论学习的针对性、主动性，满足干部的理论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