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市民金融政策十篇

新市民金融政策篇1

主题词：离岸市场 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 商业银行融资

今年6月份，市场流动性出现罕见紧张局面。6月20日，银行间隔夜拆放利率和回购利率均超过13%，隔夜回购利率创出30%的历史最高点。从商业银行的角度，在此情况下与其惊慌失措，不如认真分析当前的货币政策，并探讨相应的应对融资策略。

货币政策从来不是孤立的，总是与财政政策一起，通过实施扩张性或收缩性政策，来调整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实现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目标的。认真分析宏观经济形势，客观体会政策取向，并采取正确的应对策略，更有益于商业银行的发展。

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下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分析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有四种不同的搭配组合，政府究竟采用哪种主要取决于政府对客观经济形势的判断。其中，“一松一紧”主要解决结构问题；单独使用“双松”或“双紧”主要为解决总量问题。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对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描述为：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和产能相对过剩的矛盾有所加剧；企业生产经营成本上升和创新能力不足问题并存；财政收入增速放缓和政府刚性支出增加的矛盾凸显；对今年政府工作任务的重点描述为：稳增长、调结构、控物价；对在此形势和目标下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描述为：今年政府必须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增强前瞻性、针对性和灵活性。

通过分析政府工作报告，可以基本确定，在大的宏观经济形势不发生根本性改变的前提下，“稳增长、调结构、控物价”的实际内涵就是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总体平衡下的 “一松一紧”政策。其中“稳增长”是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总体平衡；“调结构”是指适度的“一松一紧”；而“控物价”是指币值稳定。

当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下央行的政策取向

如何解读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总体平衡下的“一松一紧”政策，而不是机械地解读“积极”与“稳健”，是分析货币政策取向的关键。

（一）当前财政政策分析

分析当前的财政状况，必须注意到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政府报告中指出的财政收入增速放缓和政府刚性支出增加，这表明当前我国的财政收支是不平衡的，财政补贴等刚性支出压力很大；二是近期不同口径公布的政府债务总量均突出显示当前政府的债务规模大，沉重的债务负担有可能导致财政陷入借新债还旧债的困境之中；三是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和产能相对过剩说明企业经济效益下降，财政收入的来源基础受到动摇。上述三方面均表明财政面临困难，如果不实行较紧的财政政策，巨额赤字和巨额债务易导致财政危机和信用危机，进而对经济造成破坏性影响。因此财政政策将是从紧的，而不是从松的。

那么如何理解积极的财政政策呢？积极的财政政策应被理解为“紧中有松或略有松”的政策。党和国家领导人近期曾多次提到财政要过紧日子，要把有限的财力用到保民生上去，要用到调结构上去，所谓的“积极”应该理解为在整体财政紧日子的情况下，通过税收和财政支出两大工具，优先保民生，优先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优先发展高新产业、节能环保产业等有利于调结构的部门和行业。

（二）当前货币政策分析

同样，货币政策也要注意到以下几点：一是发挥宏观调控和抑制通货膨胀的客观需要。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稳增长的目标，实际要求货币政策必须是较松而又略紧的环境，以期达到一个稳定的金融环境，既确保高增长，又保证物价基本稳定。二是考虑企业经营的现实情况。当前企业资金短缺，产品积压情况严重，出口不畅、内需不足，因此必须适当放松货币政策，增加整个社会的货币供给量，从而刺激消费需求，维持企业投资。尽管财政政策也是刺激投资和消费需求的有效手段，但由于财政现状已经捉襟见肘，因此只能运用货币政策，避免经济出现急剧波动的运行情况。三是发展新兴产业、调整结构、促进地区间平衡发展也需要银行信贷政策的支持。以上几个方面都说明货币政策应该是较为宽松的。

那么稳健的货币政策又意味着什么呢？稳健的货币政策应理解为“松中有紧”的政策。紧的政策主要可以理解为：抑制通货膨胀，应对稳物价的要求和控制信贷规模、优化贷款结构，解决天量货币存量的对策；促进金融资源优化配置，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经济结构调整特别是“三农”、小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的金融支持，满足国家重点在建续建项目资金需求，拓宽实体经济融资渠道，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底线，引导金融机构稳健经营，加强对局部和区域性风险及金融机构表外业务风险的监管，提高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广义货币M2预期增长目标拟定为13%左右，即全年M2增加约12.67万亿元，虽然政府工作报告没有明确2013年的信贷调控目标，但从货币供应量增速调控目标可大致推算，2013年的信贷调控目标很可能是8.5万亿元，较去年确定的调控目标高1万亿元，但增速低0.2个百分点，较去年实际实现的信贷规模高3000亿元，增速低1.5个百分点。这进一步说明，2013年货币政策的定调总体是松中偏紧。

分析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匹配后，可以清醒地看到央行的政策取向，即“松中有紧”，因此我们不应为短期的拆借利率浮动而盲目悲观。

当前货币政策下商业银行可加强离岸融资

基于对央行货币政策“松中偏紧”的基本判断，可以得出基本结论，在当前的货币政策下，信贷规模是有保障的，作为商业银行不应盲目地收缩信贷，误判形势。但是鉴于央行货币政策紧的一面，银行也要把握好信贷节奏，尤其是做好资金不同时间点的平衡。

（一）离岸市场融资的可能性与优势

对于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在考虑商业利益的同时，必须考虑国家金融政策的稳定性，评估政策调整带来的风险。在当前的货币政策下，作为商业银行首先不能干扰央行的决策信心，而且还需响应政策发挥好服务政府决策的作用，例如支持小微企业、农业和国家重点项目，但是在某些情况下这可能会与商业银行的盈利目标发生矛盾，这时如果国有商业银行不能获得更多的资金，将只能挤占相对成熟项目的信贷去扶持盈利能力较弱的项目，这会使国有商业银行整体盈利能力减弱。因此在资金面偏紧的情况下，应该最大程度地拓宽融资面，才能有效而合理地解决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社会责任与利润需求之间的平衡。

为此，建议商业银行在维持现有信贷规模的基础上，统筹考虑人民币离岸市场和在岸市场，通过金融创新，吸收境外人民币资金，力推人民币境外债券、理财、衍生等产品，充分利用好离岸贸易、投资和金融市场，尤其是金融市场，以平衡商业银行的资金需求。

作为离岸的人民币资金市场拥有多个天然优势。一是融资成本明显低于在岸市场。例如今年上半年香港1年期定存利率仅为0.60%，明显低于内地利率，当然离岸市场人民币利率也曾有超过6%的情况，但是相对同期内地人民币拆借市场利率还是明显偏低。同时由于离岸市场人民币投资渠道偏窄，而资金量充沛，因此尽管内地市场不断创新，离岸市场融资成本仍会明显低于内地。二是离岸金融市场不会对内地市场造成根本性的冲击，更不会影响到央行的货币政策，只会平衡市场资金的盈亏。离岸人民币市场分为贸易、投资和金融市场三种类型，其中贸易和投资都会使人民币发生实质性的流动，即从离岸市场向在岸市场流动或反之。但是银行的金融产品，如存款、债券、理财、衍生品业务等，除直接挂钩具体贸易和投资项目的产品外，实际吸纳的资金最终都会回到原始市场，而不发生实质性的属地迁移。因此创新离岸金融产品并不会直接导致境内资金投放量的剧增或剧减，而只会通过两个市场的统筹，实现短期内的资金平衡。三是发展离岸金融市场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支柱，有利于盘活境外人民币资金，增加境外人民币市场的投资机会，促进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实施。

（二）建议商业银行加强离岸市场融资

对于离岸金融市场的发展，央行一直采取的是稳步推进策略。2007年央行下发了《境内金融机构赴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人民币债券管理暂行办法》，对境内金融机构在港发行人民币债券作出了明确规定。这为离岸金融市场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条件。

今年7月央行又了《中国人民银行关于简化跨境人民币业务流程和完善有关政策的通知》，更为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加强跨境人民币流动提供了支持，不仅进一步简化了离岸贸易、投资市场的核对、准入条件，还为金融市场创新提供了必要的支持，为离岸金融市场业务创新开辟了新的途径。

随着央行政策的明晰和商业银行国际化战略的实施，境外人民币清算网络已经覆盖至全球近70个国家和地区，在当地监管允许的所有境外分支机构均已开办跨境人民币业务， 2012年境内外机构办理的跨境人民币业务量超过1.5万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近七成，累计业务量已超过2.7万亿。2013年1-5月，全国经常项目下的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已经达到1.7万亿，人民币资本项目的可兑换程度也已经稳步提高。根据央行的统计，仅仅2013年第一季度，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发生达到1万亿元。部分境外机构的人民币业务对本机构资产、存款或营业收入的贡献度甚至达到三分之一乃至一半，成为重要的核心竞争力。但是这些业务大多集中于贸易和投资，并未考虑资金统筹。

2012年8月，工商银行充分发挥境外机构优势，创新境外人民币产品，首次在离岸人民币市场以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名义发行人民币债券，然后将筹集所得的人民币，汇入国内统筹使用。这对吸收境外人民币资金，平衡国内资金需求，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本次债券的成功发行为商业银行后续面向全球市场的债务融资工具发行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并奠定了广泛的投资者基础。

新市民金融政策篇2

一、日本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财政货币政策

日本此次经济衰退两个突出的特点表现在：一是实体经济状况显著恶化并向金融领域波及；二是外需急剧下滑导致内需低迷。日本政府自2008年4月至2010年9月，按此出台经济刺激计划，累计事业规模超过160万亿日元，在改善就业、稳定金融环境和促进企业融资方面等方面提供了有力支持。2009年4月推出了总额为56.8万亿日元的“经济危机对策”，成为日本政府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

1．财政政策

日本政府采取的财政政策主要是扩大政府支出、实施大规模减税计划和增加重点领域投资，目标在于支援国民生活的领域和有助于国家未来发展战略的项目。为了实现刺激经济的目标，2009年4月出台的日本政府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总额为56.8万亿日元的“经济危机对策”中涉及财政支出为创记录的15.4万亿日元。日本政府增加了对民生方面的财政补贴和增加重点领域的财政投资构成，增加家计、医疗和健康保健费用、就业保险等项目的财政补贴，加大对教育和节能等涉及尖端技术研发领域、再就业促进事业以及发挥地方潜力的各项事业的投资。日本政府在短期内实施大规模减税计划，主要采取减免税、降低税率、加速折旧、税收抵免等方式，共减税达到1.07万亿日元；此外还对节能设备投资采取及时折旧的投资减税措施。日本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三个重要领域是“低碳革命”领域、充实医疗和护理服务的“健康长寿社会”领域和旅游观光的“发挥日本魅力”领域。日本政府致力于通过扩大在这些领域的投资，为危机过后的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奠定基础。

2．货币政策

面对金融危机，日本央行采取了零利率、公开市场操作等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此外也创新性的使用了一些临时性的非传统非常规性的金融手段来强化银行资本金、增加市场的流动性和维护金融体系稳定。自2007年2月21日以来日本调控目标一直保持在隔夜拆借利率0.5%、基准贷款利率0.75%的水平，面对金融危机，各国央行分分大规模降息。日本央行于2008年10月31日宣布将银行间无担保隔夜拆借利率从0.5%下调至0.3%，，同时将基准贷款利率从0.75%下调至0.5%；12月19日再次降息，将隔夜拆借利率降至0.1%，基准贷款利率降至0.3%。这是继1999年采取零利率政策以后，日本银行再次把利率降至接近零的水平。至此，日本重回“零利率时代”。2008年9月开始，日本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确保金融市场的稳定。其手段主要是向同业拆借市场投放大量基础货币、给流动性紧张的金融机构提供美元资金支持、对超额准备付息、改善短期国债回购市场流动性、提供跨年或跨财年资金以及加大长期国债购买力度等。

日本的非传统型的货币政策工具主要是两种类型，一种是针对企业贷款和金融机构的支持政策，一种是超宽松的货币政策。由于实体经济的冲击，企业融资渠道受阻，融资环境恶化，进而对实体经济的恢复造成影响。为了促进银行向急需资金的企业以及地方经济提供信贷支持，日本银行推出了包括向金融机构提供短期低息贷款、放宽ABCP适用条件、增强商业票据（CP）逆回购力度、放宽资产担保商业票据(CP)、放宽民间债务担保标准、支持企业融资特别操作以及购买企业商业票据和公司债等。

截至2009年3月末，日本央行向金融机构提供的此类资金已经超过12万亿日元。进入2009年年底，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外汇市场的动荡和克服日本国内通货紧缩状况，日本中央银行继续推进超宽松的金融政策，也就是“广义数量宽松货币政策”。为了应对迪拜危机导致的国际金融市场震荡，日元急剧升值的态势，2009年12月1日，日本银行紧急召开了金融政策临时会议，决定实施新型资金供给方式，按照与政策利率相同的0.1%的超低固定利率，向金融市场投放10万亿日元资金。市场对此项政策反响热烈，金融机构认购意愿旺盛。2010年3月日本银行决定再次将贷款额度从10万亿日元扩大到20万亿日元，同时增加了新型操作的实施频率，由每周一次增加至每周两次，每次均保持8000亿日元的额度。日本银行在2009年12月18日的金融政策决定会议上，明确了对“中长期物价稳定”的理解，也就是日本银行不允许物价为负值，将消费者价格指数区间定为0%~2%，其中心值为1%，这项措施被称为“广义的时间轴效果”，也就是政策承诺的效果。新型贷款制度指的是日本银行与政府的“新增长战略”相配合自2010年4月30日推出的，2010年8月末开始实施的一项贷款制度，以向环境、能源等成长型企业提供融资的民间金融机构为对象，为其提供资金支持。总额3万亿日元，利率与政策利率相同，贷款期限为一年，但可以展期三次，也就是能够提供最长四年的贷款。这跟日本银行的传统贷款规定相比，罕有的延长了贷款期限，给予成长型企业最强有力的支持。

二、韩国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财政货币政策

1．财政政策

韩国政府应对危机的财政政策主要是增加财政支出、减免税收、提供民生保障资金并提前执行财政预算。在政策的设计和执行中，不仅立足于应对危机的短期政策的果断有效，还立足长远，制定了“低碳绿色增长战略”，目的是通过财政支出经费的引导，实现能源结构的改善，进而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为了完成上述的财政政策，韩国政府通过扩大财政预算、追加财政预算和提前执行财政预算的方式保证资金的充足。韩国政府扩大财政支出的范围集中在社会基础设施建设和培育新兴增长产业。韩国企划财政部2009年颁布了《2009年利用公共预算基金操作计划应对经济危机》，将今后几个财政年度的公共支出提前列支，集中建设以交通网络为主的社会基础设施。

与以往不同的是，为了通过扩大公共投资刺激国内需求和创造就业机会，危机之后韩国中央财政承担了大量本来应当依靠地方财政完成的建设项目。扩大财政支出的另一个重要方面集中在对新兴增长产业的培训，韩国财政部列支1.21万亿韩元为包括环境、能源、运输、新型智能机器人、融合技术和知识服务业等六大部门22个新兴增长产业提供为期五年的扶持，并设定出明确的工作目标，包括到2012年韩国将出现14个环境能源城，到2020年将拥有600个40%能源能够自给的绿色低碳村落等。

韩国政府的减税政策涉及短期项目也涉及长期项目，计划用五年的时间，减税额度达到35.3万亿韩元，减税的税种主要是企业税和收入税。短期项目集中在2008年实行，减税额度达到了9.8万亿韩元，长期项目主要集中在2009年和2010年实行，减税额度达到35.5万亿韩元。在中长期财税政策的设计中，韩国政府推出了“低碳绿色增长战略”和“绿色新政”。“低碳绿色增长战略”主要是投入巨资对现有的能源结构进行改善，通过减少石油、煤炭等化工染料在整个能源结构中所占的比重，大幅提升高新、再生能源所占的比重，此外，韩国政府通过增加50万亿韩元支出启动“绿色新政”，项目囊括林业、江河、自行车道、铁路、环境友好型住宅和能源消费效率化等。韩国政府在设计中长期财税政策的过程中非常注重财政支出对民间投资的带动，以上提到的两个项目的巨额投资中，是企业和政府共同承担。

韩国政府投放巨资用于民生保障。为了稳定国民生活，韩国政府在2009年3月宣布，将紧急投入6万亿韩元以现金发放的形式帮助贫困人口和失业人士度过金融危机。截止2009年2月底，韩国政府已投入5.9万亿韩元用于帮助低收入群体维持生计和提供医疗补助，同时，政府还向培训和研修投入1.2万亿韩元。2009年1月12日，韩国政府制定了关注春节民生及稳定物价的政策，由政府、银行和担保机构等在节前提供16万亿韩元涉及民生的资金。

2．货币政策

韩国政府通过连续降息、实施大规模金融救援、向市场直接注资、签订货币互换协议、采取传统与创新工具等方式达到稳定金融市场和外汇汇率、增加市场流动性的目的。通常情况下，各国政府面对危机时，降息是最先祭出的政策手段。韩国中央银行从2008年10月份开始到2009年2月，四个月的时间里连续六次紧急降息，基准利率屡次刷新历史新低，从一开始微调25个基点到猛降100个基点，从5.25%一路降低至2.00%，由于韩国实行盯住目标利率制度的利率目标区间是2.5%～3.5%，韩国此次降息后的基准利率实际上已经低于利率目标区的下限，已经丧失了继续调控的空间。韩国央行运用降息这一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的密集程度和剧烈程度都达到了空前的水平。2008年10月19日，韩国政府正式公布了《克服国际金融市场不安因素的方案》，宣布自10月20日起开始实施总额高达1300亿美元的大规模金融救援计划。10月22日，韩国央行启动向市场紧急注入美元和欧元的行动；10月30日，韩国国会通过了《克服国际金融市场不安因素的方案》中由政府为银行外债提供1000亿美元担保的提案，政府为18家商业银行将于2009年6月底前到期的外币债务提供最高1000亿美元的担保；11月14日，政府向16家国内银行提供140亿美元的外汇贷款担保；银行保证用政府提供的担保资金偿还到期债务并向实体经济提供流动性支持；从2008年11月17日起，韩国央行投入1万亿韩元分配给各金融机构，分配额度达到各金融机构向中小企业提供贷款、减免本息等实际出资金额的50%；同时，额外向金融系统注资160亿韩元，帮助解决进出口企业面临信贷冻结形势下的美元短缺问题。11月21日，韩国央行进行公开招标，以债券回购（RP）的方式回购2万亿韩元的国债、政府担保债券、货币稳定证券、银行债券及特殊债券，以向市场紧急注入资金。为减少汇率波动幅度，韩国央行分别与美、中、日签订货币互换协议，以解决韩国金融市场上美元短缺的问题，缓解外汇流动性压力，安抚市场情绪，稳定金融市场。

除了传统的货币政策手段之外，韩国央行还通过使用创新性的金融政策手段稳定金融市场。韩国使用的创新性工具主要是包括运用总信贷上限贷款政策、向商业银行在央行的存款准备金支付利息、设立稳定基金增加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和扩大公开市场业务操作的深度和广度等。在韩国的货币政策工具中，韩国央行把总信贷上限贷款作为以基准利率为主的常备融资便利遭遇政策障碍时使用的配套政策工具。在韩国央行将利率政策用到极致之后，一方面，将总信贷上限贷款的利率从3.5%下调至1.25%；另一方面，提高了总信贷上限贷款的额度，以刺激金融机构向中小企业提供融资便利。此外，与我国现行的存款准备金付息制度不同，韩国货币制度仿效美联储的运作模式，在经济正常运行的情况下是不向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支付利息的。此次面对金融危机的冲击，韩国央行通过向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支付利息的方式达到改善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扩大商业银行资本流动性的目的。2008年12月17日，韩国央行和91家金融公司分别出资50%设立了五万亿韩元规模的债券市场稳定基金（BondStabilizationFund），该基金主要用于购买到期转换发行和新发行得债券，允许在金融危机中受到重创的金融机构具有优先购买权；2009年2月，由韩国银行和韩国发展银行共同出资20万亿韩元设立银行资本重组基金，基金对其运作过程中的投资方向有明确的限制，在确保达到增加流动性的政策目的的同时，也保障了基金运作的空间。韩国央行通过扩大公开市场业务操作范围和交易对象，加深了公开市场业务的深度和广度，增强了韩国银行在稳定金融市场方面的政策辐射效应。

三、日韩两国金融危机的共性政策

通过分析比较我们发现，日韩两国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财政货币政策有很多共性的选择。从宏观政策选择的角度来说，两国政府都选择了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从具体的政策工具选择来说，就财政政策而言，两国政府都选择了减免税收、增加公共投资、增加困难群体的财政补贴的政策工具；就货币政策而言，两国货币当局都选择了降息、公开市场操作向市场大量注入流动性、展开金融救援、向困难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加强国际金融协作联动稳定市场等政策手段。

四、主要启示

1.注重货币政策工具的创新

面对金融危机的来势汹汹，全球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的状况不断恶化，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已经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流动性紧缩的问题。日韩两国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了货币政策工具的创新，笔者研究发现这些政策工具主要是以下三个类型：通过扩大公开市场操作的深度和广度直接为资本市场提供资金支持、支持金融机构的特殊政策，支持企业贷款的特殊政策。目的也都非常明确，通过这些创新性的政策工具，突破传统货币政策的壁垒，保证市场充足的流动性，给予困境中的金融机构和企业以资金支持，以实现货币政策执行的效果。事实证明，这些创新措施在稳定金融市场、保证市场流动性充足方面发挥了突出的作用。

2.政策制定和运营时同时兼顾短期效果和长期调控目标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饱受经济萧条和国内金融危机之苦，而韩国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遭遇重创，应该说，日韩两国应对金融危机的丰富经验体现在他们的政策制定有突出的中长期视点。日本的财政货币政策紧紧围绕之前制定的未来日本经济社会发展的三个重要领域—“低碳革命”领域、“健康长寿社会”领域和“发挥日本魅力”领域，日本政府致力于通过扩大在这些领域的投资，为危机过后的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奠定基础。韩国政府政策的当期干预，短期见效，中长期获益的基本思路，在政策的设计和执行中有突出的体现，不仅立足于于应对当前危机的短期政策的果断有效，还立足长远，按照五年的政策调控周期来制定政策，通过税收、财政支出经费的引导，推进“低碳绿色增长战略”和“绿色新政”，实现能源结构的改善，进而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此外，韩国政府在设计中长期财税政策的过程中非常注重财政支出对民间投资的带动，以上两个项目的巨额投资，都是企业和政府共同承担。在预防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的前提下，还对引导民间投资进入未来经济增长的领域起到了很好的导向作用。

新市民金融政策篇3

关键词：农村金融服务；问题；原因；对策

“三农问题”直接关乎国计民生，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同样将重点落脚在农村地区。然而，资金短缺问题依旧束缚着农村生产力的解放。无论是农村城镇化的继续推进，还是“调结构、促增长”所需的从粗放式生产到集约化生产的转变，抑或是农村生态系统的改良与优化，都需要足额资金的投入与支持。质言之，完善的农村金融服务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强劲动力。

一、当前农村金融服务面临的现实问题

处于社会转型期，农村金融服务出现不完善之处在所难免，关键在于见微知著，对问题保持敏锐的洞察力，防止其进一步扩大。现阶段，农村金融服务的短板表现在：

1、农村地区投资渠道单一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且农民外出务工的资金回流规模较大，农村的资金积累已经初步完成，资金的投资需求逐渐旺盛。但是，与巨额资金形成对比的却是单一的投资渠道。在大多数农村地区，由于1996年以来的金融改革，农业银行逐步从农村撤离，造成了农村信用社在农村金融市场的垄断地位。与城镇居民可以选择投资政府债券、股票市场、商业银行理财产品等相比，农民在处理剩余资金时，主要选择存入农村信用社这一单一渠道。由于目前标准利率普遍较低，因此农民通过农村信用社存款获取的投资收益常常难以实现资金的保值，也就更难获得较高的收益。由此，在高收益承诺的吸引下，农民倾向于转向非正规渠道，即“处于中央货币当局或者金融市场当局监管之外发生的金融交易、贷款和存款”，比如地下钱庄、“资金互助会”等。但是由于长期以来这些渠道都不在法律规范的框架内运行，与之伴随的风险往往极高，一旦资金链出现问题，农民资金则会损失惨重。农村金融诈骗也经常在其间鱼目混珠，极易瞒过辨识能力低的普通农民。

2、农村地区融资渠道有限

目前，农村地区不但涉农金融机构较少，并且相应的涉农产品的种类也相对匮乏，授信额度也较低。然而，随着农村经济发展的转型，一方面，农业形态转变和集约化生产需要的资金量相比传统农业大得多。农民改善生活条件，诸如修建住房、购置大件消费品等，也需要大量的资金注入；另一方面，由于转型中的收益不确定性和相关产权界定的缺失，银行在审核贷款时通常设置相关质押物、担保人等门槛，成为了农民获得贷款的巨大障碍，极大提高了贷款的物质和时间成本。因之，农民在生产性投资和消费性投入方面都面临着较多的信贷阻碍。3、非正规金融市场管理混乱客观来看，各类非正规金融机构确实为解决农村投融资问题起到了缓解作用，但是，其间的管理乱象依然堪忧。在资本固有的扩张性的支配下，这些机构往往为谋取更高收益而将筹集到手的农村资金投入到风险更高的城市资本借贷中，其对资金的掌控能力也进一步下降。农村非正规金融市场的无序发展映射出农村对金融服务产品的强烈需求，也反映出农村地区金融规范的缺失和金融风险意识的淡薄。这种无序发展也隐藏着各类不良后果：（1）引起经济纠纷。（2）缺乏引导和监管，容易诱发社会问题。（3）冲淡了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

二、现阶段完善农村金融服务的对策分析

应着力寻找解决农村当前金融服务难题的治本之策，以多样化、制度化为要求，多管齐下，在提升金融服务质量的同时最大限度地降低农民可能遭遇的风险。

1、加快农村金融服务市场建设

（1）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及配套制度。基层政府应该时刻保持2020年所有贫困县脱贫摘帽的紧迫意识，牢牢抓住精准扶贫的契机，从农村入手，将完善农村金融服务市场寓之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时代课题之中。突出“看得见的手”的引导作用，为农村金融服务市场的建构谋划大致蓝图。恰如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时“一体”与“两翼”之不可分离，农村金融服务市场的建立健全，内在地需要农村基础设施和相关配套制度的辅佐与支持。首先，应加大对农村通讯、交通等基础设施的投入，确保农民能够获取足够的金融市场信息、了解外界金融市场的发展现状，在开阔眼界的同时，主动接触和融入发展农村金融市场的大势；其次，加强农村保障制度的建设，健全农村扶贫救济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及基本养老和医疗保险制度，从而将农民从自给自足、保障基本生活的状况中解放出来，使其把更多的资金和精力投入到高收入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去；再次，在农民中间普及农村金融市场的基本知识，实现其与农村义务教育的有机结合。鼓励教师在授课中适当增加相关理论与案例的教学。大学生村官应该发挥其特长，积极宣传农村金融市场知识，并创造条件向农民演示基本金融服务的流程。在宣传和演示中增强农户的金融、法律和信用意识，从而帮助金融机构降低在农村的“拓荒成本”。（2）建立健全农村金融的政策扶持体系。农村金融服务产品的准公共性特征决定了农村金融市场既不能不受政府调控、完全实现市场化，也不能像公共产品一样完全由政府提供。换言之，农村金融服务市场具有二重性，表现在它是在政府的引导下，各种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积极参与的市场。政府应当综合运用农村的财政补贴政策、货币政策和监管政策，发挥三者合力、实现优势互补，使之在配合衔接中共同作用于农村金融市场的完善，初步建立起“宽严相济、激励相容”的农村金融政策扶持体系。第一、建立农村财政金融一体化的财税支持政策。政府应及时制定和出台农村财政金融相统一的政策，以减免税收为突破口，有效吸引金融机构扎根农村、服务农民。对需要扶持的涉农信贷给予合理的财政补贴政策，从而降低农村金融服务产品的成本。第二、建立与农村财政政策相配合的农村货币政策。相关决策部门应该适度放松对农村金融市场的利率干预，确保利率能够比较客观地反应农村金融服务的供求状况，从而建立有利于农村金融市场良性循环的利率“筛选”和补偿机制。第三、建立与农村货币政策相结合的农村金融监管政策。应制定相应的约束和激励并存的监管政策，合理确定当地资金投入到当地农村金融市场中的比例。从而实现农村金融监管与农村货币政策的有效结合，引导当地资金资源在当地经济建设中更为充分有效地配置。（2）实现农村金融服务市场的高效运转。市场的建立是供需两者实现对接的最佳途径。通常而言，我国农村资金的供方是农民的存款，但是由于一系列的政策和现实障碍，这部分存款并不能顺畅地流向需方，导致现有的农村金融市场的单一和低效。我国农村投融资现状的分析中反映出，这种供需之间的不和谐已经成为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为此亟待建设运转高效的金融服务市场，进一步打开农民直接投融资渠道，深化供需双方的有效对接。具体而言，可以将现有的金融机构作为主导力量，以相关的融资项目为载体，通过发行金融债券等创新方式，筹集相应的资金。畅通渠道，确保能够提供完善财务报告并且发展前景比较好的项目可以向正规金融机构提出直接融资申请，金融机构则直接面向项目申请方进行放款。

2、创新正规金融服务机构产品

（1）创立融资租赁中心。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不断深化和农村土地集约化经营的稳步推进，对大型农业机械的使用和技术创新的需求日益明显，大额足量资金的支持由此而显得尤为必要。经由正规金融机构的推动，创立融资租赁中心，成为为需要大型机器设备的农民提供融资租赁服务的救急良策。同时，金融机构可以将融资租赁服务产品化，拓展资金来源，吸引农村闲置资金的投资。这样，通过发挥融资租赁中心的桥梁与纽带作用，着力建构起资金供需双方交流互动的平台，使农村地区普遍存在的投资无门和融资无术的困境得以同时解决。作为回报，金融机构也能够借此实现资金来源的多元化，同时扩展金融服务项目，获得更大的客户市场和较高的经济收益，在这个过程中也实现了金融风险的多方分担和化解。（2）创新抵押制度。由于农民通常无法具体表明其偿还贷款的能力与意愿、无法提供透明专业的财务报表，正规金融机构也缺乏他们的信用记录，因而基于风险与收益之间比例的考虑，金融机构向农民提供的贷款通常总量少、规模小，这也反过来成为农村金融机构发展的钳制因素。农村土地和房屋性质等方面的政策限制，也成为农村融资质押难的症结所在。应探索关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的抵押贷款业务，并积极推动和做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与林业发展金融服务的工作，以制度化为目标，研究和创新上述业务、服务规范运行的现实路径。通过合理完善的质押和抵押制度，打破农村金融机构在涉农贷款服务中的现实阈限。（3）推进农村非正规金融机构的合法化。作为农村金融市场的重要力量，尽管各类非正规金融机构尚未获得明确地位，但其对农村发展发挥出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却是不争的事实。从治理的历史和效果角度看，加强疏导远比粗暴地禁止会产生更加令人满意的效果。它们有力地填补了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和合作社金融由于覆盖不足所产生的空白，迎合了部分农民的需求。许多国家对其上述作用尤为重视，并将其纳入正规的农村金融体系，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以保障其运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应重点结合非正规金融机构融资速度快、利率富有弹性、回收快、渠道覆盖范围广、服务态度好、资金利用率高和信息费用低等优点，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其进行辨别与分类，避免以偏概全和一刀切的处理措施，加速其向正规化与合法化的转型。将其资金运作纳入正常的金融监管，并且对资金的用途进行监督，防止恶意融资和金融诈骗的出现，遏制金融风险，以此推动农村征信体系的完善。要深刻剖析和特别重视其内在的合理因素，并以创新精神将之作为正规金融机构升级完善的有益借鉴。此外，对严重影响农村金融安全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金融机构，应当采取有力措施将其取缔。

作者:孙振鹏 潘卫东 单位:中共中央党校 日照市莒县桑园镇人民政府

参考文献:

[1]参见刘民权主编.中国农村金融市场研究[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5.

[2]郭延安,陶永诚.现代农村金融[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9:27.

新市民金融政策篇4

[关键词] 中小企业融资渠道资本市场

中小企业的发展壮大与外部政策和制度环境密切相关。由于我国投融资体制改革滞后，人为地限制了中小企业融资渠道的拓宽。在现有直接融资方式中，只有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借贷、企业投资公司投资或借款、母公司投资或借款、企业向股东个人借款、实物租赁等形式是被现行法律法规认可；而企业间资金拆借不受现行法律法规所保护，企业内部职工集资、民间集资目前被界定为乱集资；中小企业通过“地下钱庄”或民间抬会进行集资、筹措资金属于非法金融行为等。在间接融资方式中，只有金融机构贷款、金融租赁机构的融资租赁是合法的。中小企业试图通过资本市场、货币市场筹措股权融资、债券融资，更是可望不可及。

“十一五”规划期间，我国相关建政策已经指出要加重公共财政支持在中小企业发展中的比例，国家财政支持将着力于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与大企业配套协作和开拓国家市场三个方面。目前国家也增设了中小企业创新基金、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中小企业服务体系专项补助资金等政策性资金并将进一步加强，但其着眼点更多地放到有利于降低中小企业创业与创新的风险上来，重点支持处于种子期、初创期的中小企业，支持技术开发初期的原始创新。在拓展融资渠道方面，2005召开了第三届宁波市中小企业银企洽谈会，促成企业融资45亿元。目前宁波市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和制度环境仍不尽理想，有许多方面有待完善。

一、对地方金融机构发展的政策支持不足

近期来看，中小企业外部融资来源还是主要依靠金融机构贷款。宁波中小企业从银行贷款难，主要障碍是信用不透明，抵押担保品不足。由于国有银行分支机构信贷主要由总行控制，基本上还是服务于大企业和大项目。因此宁波地方政府能够发挥指导作用的主要是地方性金融机构。目前宁波的地方金融机构目前在资金规模和实力上还有差距，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明显不够。同时地方金融机构信用担保体系建设不完善，地方财政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没有形成持续有效的运行机制。虽然成立了中小企业担保促进会，但一家企业以房产抵押要贷款10万元以上，付出的精力和成本比在银行办理抵押贷款还要高。

在管理机构设置上，没有形成统一集中的地方金融管理部门。因此很多市场和业务上监管政出多门，实际上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管理混乱。没有统一的管理机构，也没有地方金融发展总体规划和指导纲领，金融业发展存在一定的盲目性，也难以为地方金融机构的发展提供宽松的政策和高质的服务，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和高效的市场平台。

二、对地方资本市场培育发展滞后

在直接融资上，政府对地方资本市场的培育发展支持不够。由于宁波民间资本充足，目前宁波市民营企业融资，除了银行贷款外，在很多地方还采取私募方式。但由于这一市场的监管法律法规尚处在空白状态，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风险很大，很容易成为金融诈骗工具。如果当地政府能够对其进行有效组织规范，出台一些地方性政策，明确规定私募公司的性质、募集方式和程序等细则，可以成为中小企业一条有效的民间融资途径。但政府目前对这一市场支持和规范力度明显不足。对个人借贷等非正规融资途径也没有积极引导和规范，民间借贷的合法利益得不到有效保护，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民间资本进入中小企业融资领域。

风险投资市场支持力度不够。风险投资基金形成初期，各地政府起着重要的作用。政府作为主要出资人，联合当地有实力的企业以及金融机构共同组建风险投资公司，投资入股有市场、有潜力的中小企业，同时扶持和发育私人风险投资，逐步引导风险资本的市场化运作模式，并提供相应的配套措施和优惠政策支持。近几年来，北京、上海、广东、深圳等地的风险投资有效地促进了当地众多中小企业特别是高科技企业的成长和壮大。宁波地区民间资本实力雄厚，有着发展风险投资的基础。结合目前宁波市中小企业的特点，应该建立面向传统产业的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公司和创业投资基金，解决创业资金的融资问题。但宁波政府财政缺乏稳健持续的资金支持渠道，目前宁波风险投资机构和风险资本进入也尚处于探索过程中，没有为一些高新技术中小企业提供有效的融资渠道。

缺乏民营及中小非上市企业产权转让与交易的服务平台建设。政府在宁波地方产权交易市场的培育发展中支持不够。目前宁波产权市场交易品种和交易方式单一，没有统一的行政管理部门，市场监管和行业自律管理混乱，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产权市场发展壮大。

三、政府服务有待改善

尽管随着依法行政的不断推进及机关效能建设的加强，行政审批事项减少了很多，政府效能也得到了大幅度提高，但仍有一些政府机关工作人员没有真正转变角色，服务态度差，企业对“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现象还时有反映。政府职能部门对民营企业协会和行业协会支持力度不够。民营企业协会和民营企业有着天然的亲和力，协会发展完善有助于增强产业集群的向心力，促进宁波中小企业组成松散型联合体，形成合力，增强市场整体竞争力。但宁波民间协会发展受到政府一定权限限制，发展空间没有释放。

政策配套和政策倾斜不合理。近年来，宁波市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但有一部分政策难以实施，可操作性不强，配套也不完善。如放宽市场准入条件中，民营资本可以进入金融行业，但真正实施却没有可依据的细则。

新市民金融政策篇5

关键词:民族地区 金融服务需求 农业政策性金融 制度创新

一、民族地区更需要农业政策性金融服务

怀化地处湖南西部,国土面积2.76万平方公里,有13个县(市、区),50个民族,502万人。其中:有5个少数民族自治县,2个少数民族人口过半的县,民族地区面积1.8万平方公里,占全市总面积的65%,少数民族人口201万人,占总人口的40%,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山区市。多年来,在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指引下,怀化经济得到较快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但是,与发达地区比较,怀化还很落后,呈现出经济总量小、生产率水平低、市场发育度低、金融抑制严重等不发达特征。民族地区对农业政策金融服务需求更迫切,更具有现实性。

1、经济发展水平低。2008年,怀化人均GDP10950元,只相当于全省的62.50%;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025元,比全省低37.60%;农民人均纯收入2677元,比全省低70.79%;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7675元,比全省低29.58%,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2650元,比全省低43.58%。可以运用政策性金融支持经济发展功能,改善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状况。

2、产业结构矛盾突出。2008年,三次产业比例为21.5:36.8:41.7。第一产业偏高,高于全省3.9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实力不强,比重偏低,低于全省7.4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高于全省3.9个百分点,但发展水平不高。工业比率为33.2%,比全省低5.2个百分点,仍处于工业化初级阶段。城市化比例为34.6%,低于全国11.4个百分点,低于全省7.6个百分点。部分农村地区的交通、电力、通信、文化等基础设施落后。可以运用政策性金融优化经济结构功能,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3、经济发展社会成本过大。一些项目园区环境污染较大,周边居民生存环境质量下降,有的地方引发了民生事件。这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增长模式还有被复制的危险。可以运用政策性金融执行宏观调控功能,促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4、要素市场发育度低。市场体系不健全,要素交易成本很高,许多资源特别是林木生物资源不能有效进入市场交易,资源优势不能转化为经济优势,影响当地居民致富。资源开发深加工不够,大量的矿石资源、林木资源都是以初级产品形态输出,附加值很低,既做不活经济,又破坏了未来发展的物质基础。可以运用政策性金融激活经济资源功能,拉动经济增长。

5、内生资金流失加剧。商业金融的趋利性和信贷体制的僵硬性,加重了本地资金流失。2000年以来,全市金融服务机构由1035家减少到了686家,存差由34.5亿元扩大到207.73亿元,贷款占存款的比例由75.16%下降到55%,滞存资金越来越多,内生资金流失加剧。增量贷款集中在市辖区,怀化市辖区2008年金融机构贷款123.62亿元,占全市的49%;7个民族县的金融机构贷款总额只有48.58亿元,只相当于市辖区的40%。民族经济的协调发展受到资金的巨大制约。可以运用政策性金融创造信用融资功能,为民族经济发展注入活力。

二、农业政策性金融支持民族经济的效果分析

怀化民族地区产业基础较差,造血功能薄弱,经济活力不足,对外部资本的吸引力不强。缩小与其他地区发展的差距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现在和可以预见的将来,投资都是拉动怀化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

如何向民族地区投资,谁向民族地区投资,从金融学视角看,主要取决于投资者对风险的偏好。商业性金融在自主选择和自由竞争的前提下,出于提高经济效益的考虑,金融资源会从低利产业、行业和地区退出,流向高利产业、行业和地区。政策性金融是政府扶植型金融,承担区域发展的融资职能,执行国家区域开发政策,是政府实施产业调控政策和区域调控政策,引导社会资金流向的重要工具。它以政府的角度和从“社会公共利益”出发,按政府的经济政策意图从事投资活动,主要以贯彻国家产业政策和区域发展政策为主要职能和任务,运用优惠的利率水平、贷款投资期限和融资条件对国家政策支持发展的产业和地区提供资金支持,在国民经济发展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上发挥作用,注重实现政策效果和社会效益,具有明显的引导资源配置的机能。

近几年来,根据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指示,农发行信贷支农领域不断拓宽,服务“三农”功能不断完善,成为支持新农村建设和地方经济发展不可替代的力量,政策性金融成为启动民族经济发展的强大杠杆,农村金融体系中的骨干和支柱作用得以有效发挥。怀化市分行面对粮食购销主体多元化的新形势,及时调整信贷服务战略,在继续支持粮棉油收购的同时,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业产业化经营、农业小企业发展的支持力度,逐步构建具有山区特色的信贷支农服务体系,切实履行社会责任,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到2008年,全行信贷客户发展到127家,比2006年增加71家,增长126.79%;各项贷款余额28.95亿元,比2006年增加16.83亿元,增长138.68%,农发行信贷支持成为企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和持续推动力。尤其利用政策性融资功能,发放农业中长期贷款15亿元,支持项目18个,支持全市路网、电网、水网、信息网建设,重点支持怀化工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乡村公路基础设施建设、电力设施灾后重建、自来水扩容、有线电视数字化改造等14个项目,产生了广泛的社会效应。通过农发行倾情倾力支持,怀化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成,一批具有地方产品优势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迅速崛起,一批民族新兴企业正在成长壮大,一批驰名民族品牌抢占市场。

三、农业政策性金融服务民族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

1、企业资金需求偏好中长期贷款。民族经济主要是资源经济,普遍具有开发性质。民族地区的企业原始积累较少,自有资本低,对长期资金需求量大。而目前农发行的信贷安排对中长期贷款相当谨慎,不能适应民族地区企业发展融资需要。

2、民族地区涉农企业贷款风险性较高。民族地区涉农企业规模不大,治理结构不够完善,一般都是家族制企业,难以接受外来治理文化,财务核算不规范,对外信息披露很不充分,银行对企业的经营状况难以把握,信贷投放风险较大。

3、政策性银行社会责任发生变化。当前农村金融市场竞争格局发生了明显变化,农行回归农村,抢占县域金融市场制高点,广揽优质客户。农村信用社、邮政储蓄银行瞄准村镇居民个人短期金融业务。农发行在县域经济中选择符合条件的客户难度较大,特别是商业性业务存在与其他金融机构竞争客户资源问题,有偏离其承担社会责任的冲动,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政策性金融扶持倡导功能。

4、政策性金融服务供给不平衡。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性较大,经济发展条件较好的市县能够得到农发行支持较多,而经济基础比较落后的县市得到农发行贷款支持较少。怀化市分行2006-2008年,贷款净增16.83亿元,其中市分行营业部贷款净增10.11亿元,占60.07%。贷款主要覆盖怀化市直属企业、鹤城区和中方县,而其他11个县市区分享的份额极少。这对全市新农村建设科学协调发展带来了新的融资难题。政策性金融服务供给惠及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需要制度创新,需要政府出台系统相关配套政策措施。

四、积极推进民族地区农业政策性金融服务功能创新

第一,增强社会责任意识,在思想观念上创新。

建国以来,国家尽一切努力,促进民族的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根据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和采取了一系列特殊的政策和措施,帮助、扶持民族地区发展经济,并动员和组织汉族发达地区支援民族地区。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了上级国家机关支持和帮助民族自治地区加快发展的法律义务。2005年5月,国务院颁布的《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明确规定上级人民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帮助和支持民族自治地方加快发展的具体政策措施。这些政策措施包括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安排建设项目、建立专项扶持资金、落实项目配套资金优惠政策、加大金融扶持和政策性贷款扶持、实行贷款贴息等。作为企业的银行要追求自身的利益,但银行作为社会化的企业,其利益是不能独立实现的,它要借助一定的条件,通过发放贷款支持企业发展收取利息才能实现自身利益。农业政策性金融作为执行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重要工具,要把政策放在第一位,自觉落实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切实履行支持民族经济发展的社会责任。

第二,找准信贷支持的切入点,在金融产品运用上创新。

适应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和创新需要,目前农发行逐步形成了以粮棉油收购贷款业务为主体,以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农业农村中长期贷款业务为两翼的多方位、宽领域的支农格局,金融产品基本可以满足“三农”需要,关键是要正确理解和运用政策性金融产品,用足政策、用活政策,在金融产品运用上下功夫。要从民族地区资源禀赋特征出发,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努力提高信贷资金配置效率。

一是切实做好粮棉油收购储备,履行国家赋予农发行的基本职责。怀化市每年从各种渠道收购的粮食在10-12万吨之间,农发行投放的贷款不多,但粮食收购事关广大农民的种粮增收问题,事关发展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大局,意义重大,不能有任何松懈。这是落实国家宏观调控政策,讲政治、顾大局的需要;这是讲政治、顾大局的根本,任何时候都不得松懈和动摇。要积极支持信贷企业采取委托收购、联合收购和加大调销等形式,做好粮食收购,掌握粮源,确保粮食安全。

二是支持民族地区优势产业发展。每个地区都有相对的优势产业,从比较意义上看,怀化的优势产业不仅具有相对优势,而且具有绝对优势。怀化森林覆盖率达66.95%,活苗木蓄积量6500万立方米,居全省第一。水果种植面积5.7万公颂,年产水果59万吨,是南方有名的“水果之乡”。中药材种植面积26万亩,达1900多种,其中茯苓、天麻产量居全国第一。水能蕴藏量500万千瓦,是全国十大水电基地之一。支持这些产业发展既有资源开发优势,又有市场扩张空间,能够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使资源优势变为经济优势。要适应推进新型工业化的需要,围绕骨干工业的原料需求,积极支持全市100万亩超级稻、100万亩优质油茶、35万亩优质柑桔、200万亩工业原料林等项目建设,实现企业与基地、基地与农户的有效对接,形成现代产业集群,推进农业现代化。

三是着力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怀化是后发展山区,交通瓶颈制约较大,加大交通建设力度,加快构建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加强农村路网、水网、电网、信息网建设符合怀化民族地区的实际。要有效运用城市建设投资公司或农村发展公司等融资平台,加大对县域城镇化建设支持力度,重点支持城镇基础设施、文化教育卫生和环境设施、便民商业设施和农民集中住房改造工程建设。对国家安排民族地区基础建设项目的垫付资金,或者有财政预算安排配套资金的融资项目,农发行可以积极支持。

四是突出支持商贸物流发展,促进民族贸易体系建设。怀化被喻为火车拖来的城市,处于湘鄂渝黔桂五省周边的区域中心,物流可以辐射周边1500万人口,具有发展现代商贸物流中心的优势。农发行要积极营销支持现代物流项目建设,通过支持商贸物流发展,促进民族贸易体系建设。

五是加强银园合作,促进农业产业化和工业现代化。怀化工业园自2003年1月开园以来,已引进企业19家,合同引资124.3亿元,完成基础设施投入10亿元,并成功获批为全国农产品加工创业基地和第三批全国农产品加工示范基地,引进的企业中有9家是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其中部级5家,省级2家,市级2家,都是以农业资源为重要原料。这些企业普遍采用“公司+基地+农户”的经营模式,产业辐射带动能力强,对当地经济发展推动力强,从某种程度上决定和引导当地产业发展方向。我行已向园区投放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贷款3亿元,向3家企业发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贷款7850万元,并在园区建立了金融服务机构。我行将继续加大对园区的支持力度,特别是加大对园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支持力度,以园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为载体,促进怀化优质产业发展,促进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

第三,完善农业政策性金融功能,在金融服务机制上创新。

当前民族地区信贷项目营销与对接比较困难,主要源于对民族地区项目的风险担忧和对项目缺乏感性认识。因此必须从制度上建立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融资支持机制,实现对民族地区信贷投入有效增长。

一是切实落实国家加大对民族地区金融扶持力度的政策,支持民族地区产业项目、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经济发展。确保贷款增速高于GDP的增幅,特别是增加中长期贷款增长比重。根据各民族自治县财政实力及风险可控要求,可以考虑对每个县至少支持一个政府主导性项目,如县域城镇建设或农村“四网”建设等。

二是保持民族地区信贷增长的连续性和对项目支持的长期性。民族地区的信贷规模安排应不受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使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对融资需求形成稳定的预期,增强项目发展的计划性。持续支持区域经济发展非常重要,这对于建立长期稳定的银企合作关系、改善信用环境、形成互利多赢局面都将大有裨益。

三是改善信贷流程,根据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特点设计相应的信贷产品,以简约实用,便于操作为原则。对那些财政转移支付垫付的项目贷款,有良好资产抵押的项目贷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季节性融资贷款等信贷产品,要优化申报流程,重在强化经营行的经管责任。过于冗长的流程和繁琐的审批程序,会牺牲办贷的效率,模糊经营行的监管责任。农发行在这方面的创新空间很大。

四是扩大民族地区贷款的贴息范围。过去对民族贸易商业网点建设和民族特需商品定点企业技术改造贷款给予贴息,对民族贸易企业民族特需商品定点生产企业的正常流动资金贷款补贴年息2.88%,指定的承贷银行均是商业性金融机构,对政策性银行安排支持的这些项目未予涉及。只是到了今年3月,央行才决定增加农发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为执行优惠利率政策的承贷银行。2008年,怀化市按照国家民委颁布的民族特需商品定点生产目录,向国家三部委申报贴息企业12家,经审查只批准了9家,其中,农发行的客户企业有3家,贷款余额22420万元,年享受贴息545万元。按照银发[2009]68号文件规定,实行优惠利率的民族贸易范围扩大了,包括民族贸易县内民族贸易企业收购少数民族农牧副产品所需要流动资金贷款,这对农发行信贷客户是重大利好,农发行要加强这方面的政策研究,把支持少数民族经济的优惠贷款利率政策执行到位。

五是加快建立民族经济信贷投入风险保障机制,激励政策性银行加大对民族经济的扶持力度。由于民族地区市场发育度低,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企业经营活力不足,抗市场风险能力较弱,特别是农村地区信用基础设施严重短缺,缺乏风险转移、分担、补偿、处置的渠道和机制,因而对民族地区的信贷投资缺乏吸引力,迫切需要建立民族地区信贷投入的风险保障机制。择其要点大凡有:建立民族地区农村保险与再保险体系,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完善贷款风险拨备政策,实施财政政策引导等。建议国家尽快出台普惠制的农村金融税收优惠政策和政策性金融业务财政补贴政策,通过深化改革,激励政策性银行加大对民族经济的扶持力度。

参考文献:

[1]朱元梁:《我国政策性金融的特殊运行机理》,《人民日报》,1997年4月19日,第六版。

[2]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民族政策与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光明日报》2009年9月28日。

新市民金融政策篇6

【关键词】社会党国际；金融危机；策略主张

社会党国际是主张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社会党、工党及其他政党的国际联会组织。目前，它汇集了来自各大洲的170个政党和组织。由英国工党发起，于1951年6月30日至7月3日在联邦德国法兰克福召开的国际社会党会议上宣告成立。为成员党加强联系，交换情报和经验，表明共同立场的组织，其决议对成员党无约束力。纲领为民主社会主义，宣称既反对共产主义也反对资本主义，主张多党制和分权主义，提出以民主方法建立“人人平等的福利国家”，实现民主、自由、人权和“民有、民治、民享”的目标。在国际上拥有超过60个成员党，在超过55个不同国家和地区，这些政党目前正在执政或参与执政。

社会党国际历来很重视国际事务，社会党国际十分重视国际金融危机，并且成立了专门的机构。强调从社会民主的角度观察和研究正在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该部门汇集了来自各大洲的政治领导人，部长和知名专家，他们正在努力制定一项全球革新应对这场危机的计划。要求基于渐进民主和完全透明的原则，要符合社会公正和团结的价值观。

一、社会党国际应对金融危机的主要策略主张

2008年9月26日，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作为社会党国际主席团会议的中心议题进行讨论。社会党国际及其各成员党领导人和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主席团主要讨论了这次金融危机的规模和程度，强调在一种以不负责任的经济贪婪结合差劲的政治管理和调节为基础的模式下，这种全球金融脆弱性的警示标志都已经非常明显了。主席团成员在他们的交流中呼吁要摆脱只基于货币繁衍货币的社会从而回到健全的实体经济中去。与会者强调明确而透明的金融规则是必需的，并且要求建立一个世界金融组织去加强国际规管和问责。同样，与会者一致认为积极应对就必须采取一种全面的办法，金融、经济、社会、环境等问题都要给予同样的关注。会议还强调，虽然今天发生了世界范围的金融动荡也不应该降低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在这次会议上，社会党国际主席团决定成立一个关于全球金融事务的委员会，为摆脱这次危机出谋划策。

更引人关注的是，在这次会议上社会党国际发表了一个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声明。其主要内容如下：“对于全球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来说，当前国际金融体系的大范围衰败的迹象已非常明显，就像以前社会党国际多次申明的一样。过去三十年，一直奉行的以自由放任政策为中心的经济模式毫无道德指针，这种模式是不负责任的贪婪与的政府干预和调控缺失政策相结合。在当前管理体系下少数人在政治沦丧和问责缺失的背景下决定着关乎数以百万计公民的金融政策。市场投机的横行与金融系统监管的缺乏已经导致政策的不可持续性，不是实体经济在增长而是货币自身创造货币。对于全球社会民主主义运动而言，这个时代是决定性的时刻，用政治议程指导我们解决摆脱危机应作为优先选项。这不是一个改变的时代，却是一个时代的改变。金融、经济、社会、环境问题应该作为整体统一解决，要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

新的模式和真正能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加强南北之间和地区间的全球合作伙伴关系，巩固推进合法的政治进程解决国与国之间共同关心的问题，诸如食品价格上涨、能源费用走高、抗击自然灾害等，以寻求新的模式和真正的解决方案。同样，他们必须为社会经济的不平衡付出代价，也必须认真考虑以解决居民对于健康，社会安全，教育和中等收入水平的工作等问题的实际需要。要完成这些目标，必须在政策上保持连贯性，不是政策上的实用主义，长期以来，这就是发展中国家一贯坚持的方针。

新自由主义政策的衰败产生了两个需要克服的特别挑战。首先是应对危机不能再用过去的老办法。另一个是这种衰败并不一定会导致积极政策的加强，但可以看到由于恐惧和边缘化极右的极端主义政策会有所抬头。因此社会党国际致力于推进一种责任，政治和调控的全球视角。认为不应该导致持续的利润私有化和社会效益的损失，应该通过透明的和持续稳定的金融调控去恢复人民的信心，包括建立一个世界性的金融组织。

社会党国际，在本届联大继续支持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上，突出强调紧迫需要不偏离正处于全球金融不稳定的现实。社会党国际委员会呼吁在今年晚些时候将在卡特尔举行的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上要产生出具体的结果，因为国际社会在努力解决贫困和全球不平等问题上正处于衰退的危险中。由于为解决本次金融危机设定指导方针和路线图的明确目的，社会党国际委员会同意成立一个关于全球金融危机事务的委员会去制定明确、及时的建议。重申了积极的政治在为全球公民建立一个公正、切实可行、文明的经济中的作用。”

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问题上，社会党国际呼吁在政府和市场之间应该有一种新的关系。2008年11月3日社会党国际委员会关于全球金融问题的首次会议在奥地利的维也纳召开。这次会议着重讨论了全球社会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指导原则。鉴于此次危机已经影响到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今天世界上的许多人都很紧张这种情况，社会党国际提出了五个具体措施帮助那些直接受危机影响的国家和人们。就是呼唤在政府和市场之间要有一种新关系。社会党国际委员会强调指出，除非通过综合全面和强有力的调控和监管使行为改变，并伴随着国际金融体系意义深远的改革，否则金融市场的信心就不会恢复。

考虑到人们毫无准备的做了金融危机的牺牲品，失去了住房，工作，养老金和社会服务。社会党国际提出要设立一种社会保障基金去援助社会保障计划不完善的发展中国家；设立一种小企业发展基金支持小企业的发展，可以增加合适体面的工作岗位。因为这些小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一个部门雇用了工人中的绝大部分，同时也贡献了GDP；设立一个金融基础设施基金以帮助刺激经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给发展中国家提供快速便捷的短期流动资金链：通过寻求新的金融资源，借贷设施和更加根本地改革全球经济治理来解决多边机构和区域发展银行的金融资源的短缺问题。这些提议统称为“在政府与市场之间呼唤一种新的关系”。

2008~E11月17―18日，来自各大洲的社会党国际委员会的成员在墨西哥开会。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全球社会应对世界金融危机”。提出共同解决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的社会民主化建议。委员会会议高度强调了政治，政府，和监管在确保一个可持续和公平的全球经济上的关键作用。突出了需要一种全面的方法处理危机，不仅要解决金融问题还要处理气候变暖，环境能源，消灭贫困等问题。委员会会议着重认为新的责任和机遇己对

全球的社会民主运动打开大门。将其关注的核心议程放在一个新的经济模式上面一就是重点放在就业，养老金，卫生，教育和民主管理方面。委员会认为，政治回归是必不可少的，并给予具体的建议建立一个基于社会民主原则的新金融架构。

可以看出，社会党国际关于应对金融危机的主要看法和主要措施如下。

(一)社会党国际对金融危机爆发原因的主要看法

社会党国际把此次金融危机的原因归结为：自由放任的经济模式缺乏道义指针，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金融市场的失败；差劲的政治管理和调控，政府对市场调控监管的缺失：缺少一个世界金融组织去监管，金融规则的不透明，导致金融投机的横行，金融系统监管不力；实体经济没有实质性的增长而仅仅是货币产生货币。

(二)社会党国际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主张

社会党国际通过对金融危机原因的分析，提出了一些措施主张：要改革全球金融市场，改革全球金融体系，金融市场要有明确而透明的金融规则，建立一个世界金融组织去管理和问责金融市场，以此来恢复金融市场的信心；解决金融危机要有一个全面的方法，与解决经济、社会、环境问题一并解决；政治的回归，社会党国际强调政治在解决金融危机中的作用，强调政府对金融市场的监管与调控；呼吁恢复实体经济的增长，虚拟经济要服务于实体经济；帮助发展中国家克服金融危机的危害，使发展中国家尽早从金融危机的阴影中走出来。

二、社会党国际应对金融危机的策略主张分析

总的来说，社会党国际的金融政策是其全球治理政策的在金融领域的体现。

(一)在金融危机爆发原因的问题上，社会党国际一向认为政府不加干预，自由放任的新自由主义金融政策是金融危机频发的主要原因。社会党国际于2008年6月30日至7月2日在希腊雅典召开的第23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中指出：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对资本投机的放任，诱发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南亚，南美洲，俄罗斯和土耳其等一系列金融危机。2006年以来源于美国市场的次贷危机已经牵连到大批发达和欠发达国家，并减少了经济增长的机会，导致各国失去工作的人数增加，而那些负责任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早就预测到这种危机的发生。这表明《华盛顿共识》的金融秩序已经遭到失败。然而到目前为止，始终没有有效的全球民主治理机制来保护世界免遭这样的危机之害。按照自由主义的金融逻辑，全球化对不同国家的影响是不均等的。因此，全球化提出的主要挑战是如何将民主政策贯彻于全球层面的福利国家。为此必须在国家层面，超国家地区层面以及全球层面实行负责任的多层治理。在以上所有层面上，同样的价值观，原则和方法应具有绝对效力。”[1]社会党国际曾经强调，　“两大金融组织必须与新自由主义市场传统彻底决裂，树立可持续发展观念。摆脱新自由主义“市场至上”的观念，重新思考发展的基本观念。所以，在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社会党国际仍然认为缺乏政治监管和道德指针、自由放任的经济模式是危机爆发的罪魁祸首。自由放任经济模式所产生的后果就是实体经济没有大的发展仅仅是货币繁衍货币。从而社会党国际呼吁政府和市场之间要有一种新的关系，强调政府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和调控。

(二)社会党国际强调政治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以及在应对金融危机中的作用。社会党国际认为，“政治的责任就是努力在社会中实现自由与平等，具体包括：缔造国际新秩序等。为实现上述目标，社会党国际提出了建立全球的经济和金融新秩序的计划”。本次金融危机发生后，社会党国际认为，“全球经济发展正遭遇到结构性限制，这不仅表现为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的加剧，而且也体现在国家和全球层面的政治体制根本不能克服这种结构性限制。最近发生的金融和原材料市场的两次重大危机，就是缺乏一个促进有效，公平经济发展的治理机制的表现”。由此可以看出，社会党国际认为政治层面解决金融危机的主张由来己久。所以社会党国际认为，用政治议程指导我们解决摆脱危机应作为优先选项，要从金融危机中走出政治回归必不可少。

(三)改革全球金融体系，建立一个世界金融组织去调控全球金融市场。社会党国际一贯认为，这对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早在上世纪亚洲金融危机时，社会党国际就认为“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反映了国际金融市场的缺陷，要稳定国际金融市场，就需要改革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结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地区银行”。这次金融危机爆发后，社会党国际在2008年6月6日，社会党国际经济委员会在伦敦召开的会议上，特别强调了要改革全球金融市场。社会党国际第23次雅典代表大会决议指出：“全球化进程影响着金融市场。要使市场与全球可持续发展相一致，就必须首先对目前的金融秩序予以改革。美国不再是世界货币无可争议的提供者。金融市场越来越依赖于资本流入，尤其是中国，印度和整个东亚地区。因此，当务之急是改革全球金融体制和国际金融组织。社会党国际强调有必要举行全球财政问题会议，以寻找对世界上所有国家和人民都有效的解决方案。”同时社会党国际又进一步指出：“金融市场最近的危机加强了在金融体系内实行新规则的必要性。一方面，私人信用机构系统的周期行为需要更加严格的公共监管干预，比如由国际清算银行进行监管；另一方面，金融手段和产品的复杂性需要一个独立机构进行监管，以避免在信贷市场上出现难以估计的风险。监督机构应负有对结构复杂的金融产品进行程序核准的责任。”可以看出，社会党国际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问题上一向主张对全球的金融体系进行改革，设立一个全球性的金融调控监管机构对金融市场进行有效监管。所以在本次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社会党国际主张认为要使金融市场恢复信心，就要对国际金融体系进行深入的改革，建立一个世界性的金融组织对全球金融市场进行透明，可持续，综合全面，强有力的调控和监管。

三、社会党国际应对金融危机的策略主张评价

(一)策略主张的进步性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社会党国际就十分重视分析危机产生的原因。社会党国际对金融危机爆发原因的认知在某种意义上是合理的，反映了一些客观事实。社会党国际对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的金融政策的批判；对全球金融市场缺乏政治监管和金融投机横行的批判；认为一直以来，全球金融市场都缺乏一个世界性的金融组织去监管。这些分析都比较深刻地揭示了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有些已经成为各个国家的共识。这对近三十年来西方发达国家主要奉行的新自由主义的经济金融政策来说，不管西方主流是否赞同这无疑都是一针清新剂。

社会党国际除了对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进行深刻分析外，还对应对解决金融危机提出了一些合理的建议。社会党国际通过对危机原因的分析，提出要对全球金融市场进行改革，设立明确透明的金融规则，建立一个统一有效的世界性金融组织去调控全球金融市场。并以此来恢复金融市场的信心；呼吁市场与政府之间要有一种新的关系，强调政府对金融的监管作用；

反对仅仅是依靠货币繁衍货币的金融发展模式，强调实体经济的恢复与增长。这些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主张对摆脱金融危机有一定的指导作用而且也具备一定的可操作性，有些已经被实践检验是可行的。

尤其值得肯定的是，社会党国际提倡应对金融危机要有全面的办法，在解决金融危机问题的同时，要把解决经济、社会、环境等问题协同解决。而不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社会党国际很重视金融危机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破坏，提出了一些特别措施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金融危机。认为在世界范围金融动荡的背景下也不应该降低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仍对弱势对民生的关注。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

(二)策略主张的局限性

1　理论层面的局限性

社会党国际批判新自由主义主导的金融政策，重视政治的作用，主张政府要对金融市场进行调控和规管。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的观念和模式在世界范围内流行，主导了全球金融市场。社会党国际倡导的金融思想在与新自由主义或明或暗的争斗中，总体处于弱势。就连社会党国际自己都不得不坦承，新自由主义金融政策的衰败并不一定会导致积极金融政策的实施，反而是极右的极端主义政策的抬头。所以，从理论上来讲社会党国际的金融策略有其先天不足的一面。

社会党国际应对金融危机的策略主张很难协调国家间的金融利益。首先，社会党国际一直在呼吁改革全球金融体系，改革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但由于全球金融体系主要由发达国家主导其规则符合他们的利益，社会党国际主张增加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时，就会相对损害发达国家的利益，遭到发达国家的反对。正是因为众多的利益难以协调，所以导致改革的呼声大而力度小。其次，虽然社会党国际主张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利益进行保护但有时可能会适得其反。比如社会党国际建议设立一个全球性的金融组织对全球金融市场进行调控，这就有可能导致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弱化，在西方发达国家强势的金融资源下变得更加不堪一击。其要求对全球金融体系进行改革的方案，近几年在国际社会呼声颇高，社会党国际的方案只不过是国际社会多种政治力量所提方案的大综合。并无太多新意。

2　实践层面的局限性

新市民金融政策篇7

2003年以来，针对经济增长偏快和流动性偏多问题，及时启动央行票据回收流动性，先后15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同时加大了央行票据发行和国债正回购等公开市场操作力度。先后8次上调存款基准利率，9次上调贷款基准利率。2003～2007年，在外汇储备年均增速近40%的情况下，保持了同期广义货币的基本平稳增长。在加强总量调控的同时，发挥信贷政策的结构调整作用。

通过深化改革解决金融领域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人民银行牵头精心设计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方案并组织实施。制定和实施正向激励的资金支持政策，推进农村信用社改革，增强支农实力。研究制定存款保险制度。推动邮政储蓄机构改革。推进金融业综合经营试点。全面推进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完善经常项目外汇管理，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

用创新的方法解决金融调控、改革、稳定和发展面临的新课题。创新货币政策调控工具，建立对金融机构的正向激励机制。创新农村信用社改革资金支持政策。创新金融服务，推出了公务卡和农民工银行卡等特色服务，票据业务创新加快，推行国库服务体系创新试点。

注重发挥市场在宏观调控和微观管理中的作用。利率市场化改革迈出重大步伐。建立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顺利实施，汇率灵活性明显提高，企业逐步适应了市场变化。金融市场在深化和规范中健康发展。

以金融基础建设为突破口提升中央银行金融服务和管理水平。以国际视野努力拓展我国经济金融发展的国际空间。推动相关领域改革发展。

会议在分析了当前经济金融工作面临的形势与挑战的基础上，提出了2008年人民银行工作的总体要求和任务措施。2008年人民银行工作的总体要求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执行从紧的货币政策，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和物价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扎实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巩固和扩大改革成果；加快构建金融稳定长效机制，切实维护金融体系稳健运行；加大创新力度，推动金融市场发展；进一步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继续抓好金融基础建设，不断提高中央银行金融服务水平，为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新市民金融政策篇8

目前，全球市场的关注问题是全球经济是否可以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逐步退出的前提下逐步复苏，新兴市场在面临货币H值和资本外流的风险下，是否能保持持续增长，以及当前全球金融改革措施是否能够有效防范风险，为世界经济注入新动力。

全球经济整合组合新趋势

在应对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各国政府和央行开出了不同的药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组合是必然之选择，而在两大手段中侧重点的选择中，则需要根据不同的情况相机抉择。

从国际经验来看，货币政策需要在运用宽松政策刺激经济增长、防止通货紧缩和预防通胀之间寻求最优平衡点。长期低利率政策可能造成资产价格泡沫和股市虚假繁荣；长期的货币宽松可能导致通胀压力、增大金融风险。不容忽视的是，2015年以来，全球货币政策开始面临多重困境：一是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降低，经济复苏依然乏力，诸多经济体处于通缩边缘。二是长期低利率刺激下，信贷过度宽松，扭曲了资源配置。特别是在负利率时代，全球陷入“资产荒”，金融系统受到很大冲击。由此可见，在后危机时代，如果兼顾稳定与增长的考虑，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组合至关重要。

最近，从各国相继公布的2016年第三季度的宏观经济数据看，尽管风险仍然存在，但全球经济复苏情况明显好于预期。最新研究表明，无论是即将进入特朗普时代的美国经济、公投脱欧的英国经济，还是有望走出通缩阴影的日本经济和欧元区经济，都出现了不同的着力点。2017年全球经济是否经历“拐点”，走出危机后的调整期，重新回到稳步增长轨道，值得关注。

特朗普时代的美国经济：宽财政政策加码基础设施投资、货币政策进入加息通道。特朗普大选提出的政策目标是年均经济增长3.5%以上；政策组合是宽财政、紧货币；政策思路是通过大幅减税、放松监管和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振兴制造业，强调要振兴美国经济。而从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转向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可能会推升通胀，从而进一步加速美联储加息的步伐，这可能进一步吸引资金回流美国，加剧汇率与贸易之争，给全球经济带来新的冲击。

欧元区政策组合：财政政策小幅扩张、货币政策维持宽松。欧元区通缩风险得到缓解。近日欧洲中央银行宣布，将原定实施至2017年3月末的资产购买计划延长至2017年12月。2016年第三季度，欧元区19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1.6%，接近危机前水平。欧盟委员会预测，2017年欧元区19国的财政扩张力度为0.2%。在量化宽松政策环境中，欧元区各国有望采取有效措施，进行结构改革。英国经济复苏好于预期已经实现“软着陆”。

英国政策组合：应对脱欧冲击政策组合有望实现“软着陆”。英国脱欧之后，采取了从降息到与多国联合提供市场流动性等措施，从而使市场在短期的大幅波动后恢复了平静。失业率大幅下降为4.8%，创下2005年以来的最低点。通胀率升至1.2%，创造两年以来最高水平，这些超预期的宏观经济数据表明英国已经有效应对脱欧的冲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英国经济已经实现了“软着陆”，2017年出现经济衰退的可能性极小。尽管不确定性因素依然存在，英国政府仍将继续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与中性货币政策的政策组合。

日本政策组合：货币政策继续宽松防通缩、财政政策逐步紧缩。2016年9月，日本央行宣布，为防止日本经济重新陷入通缩，央行在本轮货币宽松周期内实现2%的通胀目标，并将货币政策操作目标从调控基础货币改为国债收益率曲线，更有效发挥国债的基准作用。同时，日本2020年实现财政盈余的目标不变。未来5年日本有望将逐步缩减财政赤字，由扩张性财政政策转向紧缩性财政政策。

俄罗斯政策组合：货币政策关注通胀目标、财政政策紧缩。2016年一季度，俄罗斯央行为实现通胀目标，宣布继续维持11%的基准利率。在财政政策方面，由于油价低迷导致俄罗斯财政收入锐减，为实现财政收支平衡，俄罗斯政府减少财政支出。2017年通胀预计维持在4.3%～4.4%，据俄罗斯财政部预测，2017年经济增长速度可能达到1%～1.5%，这将导致居民的实际工资和收入稳步增长，同时通胀进一步减缓。

中国政策组合：积极财政政策推动供给侧改革，稳健货币政策同时有效防范风险。2016年前三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6.7%，继续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领跑”，仍是世界经济的“动力源”和“稳定器”。对于中国而言，2017年稳定是主基调。2016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财政政策要积极有效，预算安排要适应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货币政策保持稳健中性，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重要的位置，防控资产泡沫，提高监管能力，有效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为“稳增长、促改革”创造稳定的融资环境。

在当前美联储进入升息通道之后，面对走强的美元指数，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需要相应调整货币政策，以应对汇率贬值、资本外流以及短期流动性拐点。考虑到跨境资本流动与人民币汇率波动相互强化，目前，人民币汇率需要增加弹性，确保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同时，金融体系改革与开放进程均处于攻坚阶段，各类金融风险可能进一步积聚，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加强金融监管和风险防范至关重要。2017年中国应以全球化视角，稳妥推进财税和金融体制改革，切实培育发展新动力，有重点地推动对外开放，推动深层次的新型城镇化，提高我国企业创新能力与国际竞争力，推进“一带一路”所引领的新一轮全球化，发挥好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和对外开放的推动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二十国集团（G20）杭州峰会已于2016年9月成功召开，向国际社会传递了G20成员共同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的积极信号，有助于提振市场信心，维护全球金融市场稳定。同时进一步运用好财政、货币、结构性改革等多种有效政策工具，发掘中长期增长潜力，为世界经济注入增长新动力；重振国际贸易和投资，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全球的包容性合作发展进程。

金融助力“一带一路”新机遇

值得关注的是，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从这一天起正式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成为第三大权重国际储备货币。人民币“入篮”对国际货币格局再平衡将产生重大影响，有利于境外央行及财富基金等国际投资者增持人民币资产，人民币在储备货币、结算货币、交易货币等方面都会有很大的提升，无疑会推动“一带一路”国际金融合作的进程。

人民币“入篮”后，可以发挥改革催化剂的作用，一方面需要推进资本项目开放，另一方面是扩大汇率制度的弹性，提高市场应对汇率风险和投资风险的能力，完善避险工具，有效对冲资本流动带来的风险。同时，为我国深化金融市场改革提供了一个契机，有助于我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国际金融格局重塑，进一步推动中国金融改革及汇率制度改革，全面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海外投资的进程，中国的金融改革将面临更多的挑战和机遇。

2017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有关事宜的通知》（银发[2017]9号，以下简称“9号文”），在监管持续“扩流入”政策导向下，便利境内机构充分利用境外低成本资金，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9号文对企业和银行的跨境融资政策进一步放松。在新政策下，跨境融资额度会更加充裕，不仅是人民币，企业和银行的外币贸易融资也不计入跨境融资风险加权余额；将企业的跨境融资杠杆率从1提高到了2；内保外贷按照20%纳入银行跨境融资风险加权余额计算，此前该业务需全额占用。这些政策对于海外直贷、内保外贷、国际信用证、同业开证、海外代付、跨境同业代付等各项跨境业务都是重大利好。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最新数据，2016年前11个月，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额达8489亿美元，超过同期中国外贸总额的四分之一。

当然，中企也面临着挑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情复杂，尤其是在一些国家，其银行体系落后，结算效率低，货币汇率波动大，企业长期投资面临市场风险和汇率风险。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金融应有效发挥牵引力和助推力的作用，发挥引导资源配置和优化投资效果的重要功能。应该说，“一带一路”为中国高铁和装备行业、工程机械等相关产业国际化铺路已经达成共识。在我国日益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企业规避风险、降低成本的迫切需要激发了使用人民币进行跨境贸易投资结算的强烈需求。积极推动人民币跨境贸易、跨境信贷及投资的支付清算，完善人民币跨境支付和清算体系，以提高自身的金融服务和国际化经营水平。支持中资银行在中国进出口贸易伙伴国和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布局，可提高海外分支机构的竞争力。稳步发展贸易融资和资产管理，推进出口信用保险市场，大力发展海外投资险，强化风险防范，将护航中国企业“走出去”。

另外，拓宽融资渠道，探索PPP（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投融资模式，促进政府与项目的投资者和经营者相互协调，从多层面积极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和海外投资进程，也是中国企业走出去和经济全球合作的有效创新路径。

2017年1月18日，中国企业在海外设立的首家全牌照银行――丝路国际银行在吉布提正式开业，与中资银行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不同的是，丝路国际银行由中资企业和当地政府共同持股，是PPP模式在海外落地的实践。这是中国企业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首次成立合资银行，建立金融互信机制，其辐射作用和示范效应，将助推“一带一路”建设迈向更高层次。

目前，“一带一路”的金融合作机制主要有亚投行、丝路基金、中国-中欧合作基金、中-欧亚经济合作基金、亚洲区域合作转向资金、中国-东盟海上基金、中国-东盟合作基金+周边友好交流专业基金等几种形式。不过，这些基本都是政府层面的合作，企业层面的系统性金融合作亟待完善。

海外投资绿色化新趋势

值得一提的是，“一带一路”海外投资一定要关注全球市场的大趋势。目前，全球可持续发展已进入以绿色经济为主驱动力的新阶段。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政府组织正在加大对低碳绿色发展的支持力度。在金融和资本市场日益国际化的今天，绿色金融体系的推进也同样需要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协调努力。

在G20峰会上，二十国集团成员对绿色金融合作、支持在环境可持续前提下的全球发展、扩大绿色投融资等方面达成共识。而绿色基金作为调动私人资本加快向绿色投资转型的主要工具，支持社会资本与国际资本设立各类绿色投资基金，无疑会成为全球金融合作的新动力。亚投行、丝路基金、亚洲开发银行、金砖银行、国际金融公司等在推动亚太金融合作、“一带一路”基础设施投资方面也更多强调绿色投资。未来我们可以联合全球的合作伙伴，通过PPP模式的绿色基金在一带一路进行绿色投资，推动改善生态环境，促进绿色金融的国际合作。我们需要通过绿色金融工具创新推动政企合作，拓宽绿色投融资和国际合作进程，统筹各方面的力量，为绿色发展和国际合作提供更多的动力。

金砖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新成立的区域性多边机构在推进各国基础设施建设和“一带一路”相关产业资金支持方面一定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基础设施融资方面形成对现有国际金融体系的补充，而丝路基金也将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产业合作等有关项目提供投融资支持，在“一带一路”投资决策过程中也要充分考虑低碳节能减排等绿色化的战略目标。在推进金融机构和企业海外投资的过程中，把握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的进度，充分提高中资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比较优势，在把握投资机会的同时合理规避市场风险，以金融机构的国际化和绿色金融国际合作推进企业海外投资的进程。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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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市民金融政策篇9

加强中小企业民间融资监管的必要性

中小企业及其民间融资的特点要求政府履行中小企业民间融资的监管责任，民间借贷市场只有在合理监管情况下才能得以规范、有序和完全运行。1.中小企业的外部性要求政府给与扶持中小企业的存在和发展产生正的外部性。首先，中小企业吸纳较大比率的劳动力就业，缓解了政府的就业难题。目前GDP占全国58.5％的中小企业创造了75%的城镇就业机会。其次，中小企业是新创企业的雏形，有望发展成大型企业。如果中小企业存活率低也就表明创业成功率低，这将大大降低全民创业的积极性。创业创造岗位是就业政策导向，创业活动带动劳动力就业，产生了外部经济。新创企业的健康发展是创业者和政府的共同目标。再次，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是产业演进和经济转型的引擎。科技创业是新兴产业形成的根本，新兴产业的发展壮大推进产业升级。科技创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对经济转型产生外部性。承担经济社会管理职能的政府要享有中小企业溢出收益就必须扶持中小企业，保障中小企业健康发展。2.宏观调控要求政府将非正规金融市场纳入监管和调控范围货币政策的作用对象是正规金融机构，非正规金融机构没有纳入宏观调控范围。非正规金融市场的存在让金融市场重新洗牌。非正规金融市场的高利率和风险特性影响存款人的储蓄行为，经济理性的存款者会根据自身风险偏好特性选择非正规金融机构。这样，正规金融机构的储蓄量和可放贷量减少，政府调控标的规模缩减，宏观调控效率降低，调控目标将难以实现[4]。另一方面，产业政策效力也会削弱。一些不符合产业政策的低端产业由于民间融资的支持而难以打压下去，而需要政策扶持的新兴产业却得不到足够的资金支持。民间金融的存在，削弱国家政策的实施效果。要达到宏观调控目标，政府需要将非正规金融机构纳入监管范围。3.非正规金融市场的无序和混乱要求政府加以规范由于非正规金融市场监管缺失，一些黑恶势力趁机浑水摸鱼，扰乱金融市场秩序。如温州高利贷与黑恶势力勾结放贷，一旦借款者不能如期归还借款，高利贷者将以暴力手段讨债，这也是温州老板跑路的原因之一。另外，由于政府监管缺失和法律不完善，民间借款合同签订不规范，合同纠纷调解缺乏法律依据。政府在非正规金融市场没有发挥“守门人”作用，导致民间金融市场无序和混乱，民间借贷亟需政府规范。4.民间金融市场高风险性要求政府加强监管民间金融市场存在较高的风险和风险诱因。第一，民间金融游离于国家金融监管范围之外，没有国家强制力作为担保，缺乏完善的风险控制机制，容易导致风险失控。第二，民间融资不但要求借款企业承担较高的利息成本，还提高了企业资产负债率，增加了企业的财务风险。第三，民间金融机构自身规模小，抵御经营风险的能力差，发生破产倒闭的风险较大，容易给存款人带来储蓄风险。无论就借款人还是存款人而言，民间金融市场的高风险性都要求政府加强金融监管。

中小企业民间融资监管的可行路径

民间金融市场与正规金融市场之间是互补关系而不是替代关系。正规金融市场具有较高的规范性，非正规金融市场具有较高的自由度。自由的金融市场有助于激发市场主体的经营活力，规范的金融市场有助于降低市场风险，保障市场主体的权益。政府金融市场监管就是在市场活力与市场风险之间寻找一个契合点，实现自由度与规范度之间的平衡。在这个平衡点，既能让市场主体发挥应有活力还能将金融风险置于可控水平。如果政府采取高压金融监管甚至取缔非正规金融市场，正规金融机构又没有完全向中小企业敞开，中小企业无处融资，也将难以生存。政府适度监管应该注重监管效应。政府非正规金融市场管制效应如图1所示。图1中，D是中小企业资金需求曲线。当中小企业资金需求从正规金融机构无法得到满足时，在应急状态下为维持资金链，非正规金融市场融资成为中小企业不得已的选择。中小企业在非正规金融市场的需求可以看成是近乎刚性需求。S是非正规金融市场的资金供给曲线。只要非正规金融市场利率高于正规市场，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非正规金融市场就会有源源不断的资金供给，其供给曲线缺乏弹性。E0是无政府干预状态下非正规金融市场资金供求平衡点。政府非正规金融市场管制主采用两种方式：一是确定市场主体的合法地位，取缔黑恶势力等非法主体的交易资格。二是通过利率管制抑制高利贷行为。第一种管制让资金供给曲线从S左移到S，资金供给量减少了与Q1Q2相等的数量。第二种管制让借贷利率从R0降低到R1，资金供给量减少了Q0Q1，如果双管齐下，两种管制措施产生了Q0Q2的超额需求。这是政府管制的副效应。为维持非正规金融市场的供需平衡，政府政策应激励正规金融机构增加对中小企业的放贷量，放贷增量至少应达到Q0Q2水平。由于全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政府应该放权，允许各地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建立管制程度不同的多元化金融市场。如图2所示。图2显示，管制程度高的金融市场属于偏正规金融市场，其市场规范度高；管制程度低的金融市场属于偏灵活金融市场，其市场自由度高。规范度高的金融市场的风险可控性也高，自由度高的金融市场的风险可控性较低。在正规金融市场基础上，发达地区可建立偏灵活的金融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可以建立偏正规的金融市场。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不发达地区，政府都要对市场主体资格加以明确界定，以维护金融市场有序、合理和安全运行。

新市民金融政策篇10

关键词:民营中小企业;融资;解决对策

民营中小企业在我们的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已经成为推动社会全面发展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支强大的生力军,但当前我国的民营中小企业面临着一个棘手的融资问题。究其原因,既有民营中小企业自身的不足,也有外界的影响因素。其中,外部因素包括社会信用体系不健全、社会诚信缺失、直接融资门槛较高、债券市场不发达、城乡二元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性矛盾等;内部因素主要在于民营企业治理机制与管理体制方面的先天不足。我国不少民营中小企业仍停留在家族式管理阶段,缺乏高素质的管理人员,未能形成一套科学的、制度化的管理体制,增加了银行对企业财务数据的审查难度,严重破坏了银行与企业之间的信用关系,增加了融资的难度。对此,除了明晰民营中小企业产权关系,改善公司治理机制,提高经营管理水平等内部措施外,国家政策、金融市场等企业外部环境的改善也起着根本的作用。本文试图对此提出若干政策建议。

一、加大政府部门的扶持

构建民营中小企业政策性金融体系。由政府建立不以盈利为目的、配合政府意图直接或间接从事融资活动的民营中小企业政策性金融体系是世界各国或地区解决民营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成功经验。鉴于我国民营中小企业的融资现状,建立我国民营中小企业政策性金融体系应主要围绕颁布民营中小企业相关法律体系、设立民营中小企业政策性信贷机构和担保机构来展开。

(一)加大对民营中小企业的法律和政策扶持

出台相关立法和扶持政策是民营中小企业政策性金融体系建立的保障条件。我国从1998年开始,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推动民营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性文件。2002年,出台了第一部扶持和促进民营中小企业发展的专门法律《民营中小企业促进法》,使民营中小企业的发展有了法律依据和保障。2009年金融危机形势下国家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扶持中小企的政策:如为民营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和开拓国际市场提供资金支持、完善银行信贷管理制度、简化民营中小企业信贷流程、在担保贴息等方面给予扶持等。政府只有从政策上扶持市场,才能自上而下地改变民营中小企业融资现状,并为其创造良好的融资环境。

(二)设立民营中小企业政策性信贷机构

民营中小企业政策性信贷机构是民营中小企业政策性金融体系的基本组成部分,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通过信贷机构直接向民营中小企业提供贷款,以缓解民营中小企业发展过程中的融资缺口。我国政府可借鉴美日等国的经验,设置民营中小企业政策性信贷机构,专门向缺乏资金但有市场、有前途的民营中小企业提供低息融资,保证企业的正常运转。

(三)设立民营中小企业政策性担保机构

设立民营中小企业政策性担保机构、为民营中小企业贷款提供担保是解决民营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最有效方法。本次金融危机中,中央财政安排18亿元,成立民营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基金,不仅有利于银行为民营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支持,也有利于加快推动国家政策的落实。各级政府也可建立各种合作平台,为民营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方便。例如,2008年7月上海浦东成立“张江高科技园区企业易贷通”合作平台,诞生了由“园内推荐、银行融资、第三方担保”民营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新模式,为民营中小企业融资打开绿色通道。另外,政府还可鼓励非公有制经济设立商业性或互信用担保机构,建立和完善信用担保的行业准入、风险控制和损失补偿机制,并为这些信用担保机构给予营业税减免优惠等,为民营中小企业提供更多的融资便利。

(四)建立健全民营中小企业信用体系

健全的民营中小企业信用体系可以消除融资人与投资人或债权人的信息不对称,使投资人和债权人加大对民营中小企业的融资力度,促进有潜力的民营中小企业发展。应建立和完善民营中小企业及其法定代表人资信评级制度、抵押担保品的评级机构,将民营中小企业的诚信状况和资产质量建立档案数据库,为向民营中小企业提供贷款的金融机构提供信息服务。加快推出创业板块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拓宽民营中小企业的直接融资渠道。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继续发挥主板市场作用;在完善现有民营中小企业板块基础上,应加快启动创业板市场,继续推动民营中小企业境外上市工作。鼓励符合产业政策的民营中小企业以股权融资、项目融资等方式筹集资金,允许民营中小企业发行企业债券,并允许在不同层次的债券市场上流通转让;还可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对民营中小企业债券利息免征利息税,刺激民营中小企业发行债券融资。

二、发挥出金融体系的支持作用

(一)金融部门应根据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合理配置金融资本

商业银行不应以所有制性质去导向市场,而应该在金融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充分利用利率的杠杆作用,对市场的金融贷款进行市场调节。如根据民营中小企业要求信贷时间短、数额小、频率高的特点,可以适当提高利率,从而摊低自己的信贷成本,使民营中小企业也免去了不必要的奔波和民间高利贷的拆借。

(二)促进金融创新,满足民营中小企业的多种需求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进步,进行金融创新已经成为了一种客观要求。进行金融创新对投资者和融资者来说是一个“双赢”的举措。提高创新层次,保质保量地开展金融创新活动。对民营中小企业客户实行差别化运作,为其提供“量身定制”的信贷服务,解决民营中小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融资需要。例如,在有有效担保的前提下,适当降低民营中小企业的融资准入门槛;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积极拓展权证质押种类等。在为民营中小企业提供更便捷的融资服务的同时,还并能获得现有金融体制和金融工具所无法取得的潜在的利润,实现银企双赢。

(三)大力推广国内外金融同业的金融创新,将融资与融智结合起来

比如开办联保贷款业务、“循环使用贷款”业务、票据融资业务、典当融资,也可以开办应收账款抵押贷款、仓单质押贷款、备用信用证质押贷款等品种,以及与租赁公可、保险公司合作开办租赁、保理等业务。通过丰富金融市场的交易品种,为民营中小企业融资提供更宽松、更开放的选择空间。商业银行应开发更多更新的金融服务项目,提高为民营中小企业的信贷服务效率,为其提供相关的信息咨询服务,帮助民营中小企业健康财务管理制度。

(四)建立健全为民营中小企业服务的银行体系,专门为民营中小企业服务

大力发展为民营中小企业服务的中小金融机构,加快中小金融机构的建立。中小金融机构一般了解地方基层,能够利用当地的信息了解本地民营中小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这样中小金融机构在为民营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支持时,具有信息灵和交易成本低的优势。中小金融机构与民营中小企业能够实现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共同发展。

(五)发展风险投资事业

中小型企业特别是其中的高新技术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的效率较之大企业要高,但在运营方式、资产结构、现金流量等方面又与传统产业的企业有很大的不同。而风险投资所具有的高风险、高回报,特别是以高新技术民营中小企业为主的特点,对高新技术型民营中小企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风险投资在解决这些企业融资难问题的同时,还有利于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和科技产业化的发展,有利于推进民营中小企业管理的现代化,并可减轻民营中小企业的过度负债以及化解金融风险。发展好我国的风险投资事业,要把握好政府在风险投资中的角色定位,充分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介入但不包办,管理但不干预”,“引导而不干涉,支持而不控股”是政府应把握的基本原则。政府要逐步健全和完善风险投资的制度创新,

三、发挥好民间资本的巨大优势

(一)我国实力雄厚的民间资本为扩大民营中小企业融资奠定了基础

截至2008年12月,我国居民存款突破20万亿元。如果按照“80%的人持有20%的资金,20%的人持有80%的资金”这个惯例推算,可动用的资金约160000亿元。而我国官方金融机构的创新能力还远远没有能够消化上千亿元民间资本的能力,大量的民间资本缺少广泛的投资渠道,只得左冲右突,寻找出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而《物权法》的实施,为民间金融业务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大力发展和扶持民间金融业务的发展势在必行,激活民间资本的投资热情,已是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

(二)民间金融机构关于抵押担保的灵活安排缓解了民营中小企业融资面临的担保约束

在大银行不能作为担保的东西在民间融资机构可以作为担保物。如房屋、土地、机械设备等一些法规禁止或管理处置成本较高的物品。在民间金融机构,借贷双方可绕过法令规定,或是由于双方居住地域较近或是接触较多,因此,担保成本大大降低。关系契约实质上成为担保方式。关系契约是民间金融市场上比较常见的现象,借款人和贷款人之间除了在信贷市场上存在借贷关系外还存在其他交易关系,因此双方在签订借贷契约时还加入了其他交易情况。民间金融市场上的社会担保机制,即借贷双方不仅是借贷关系,还存在一定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是一种这社会资源,它能给当事人带来物质和精神收益,这种社会联系一旦和借款人的还款行为挂钩就形成了无形的担保。

(三)民间金融机构能够降低金融服务成本,提供更优惠的服务价格

民间金融机构充分了解当地企业,可以省去大量的调研费,简化审批程序,从而降低金融服务成本,提供更优惠的服务价格。此外,向民间金融机构贷款也使得民营中小企业不用上市进行融资,所以,民营中小企业可以省掉上市费用,也不用达到上市的严格要求。民间金融机构的终极产权高度清晰,其内部具有激励和约束相容的机制,它们凭借灵活的经营机制可以开展各种业务创新,以满足民营中小企业客户的服务需求。并且大型金融机构贷款业务也不是主要针对民营中小企业,所以竞争性相对较弱。

(四)将民间融资活动纳入商业银行中介业务范围

商业银行可利用其网点分布广、经营优势明显等特点,将民间融资纳入并转化为中间业务。通过明确借贷双方的权利、义务和需承担的相关责任,协助借贷双方签订合同,并对借入方资金使用合理情况进行监督,出现异常情况及时向贷出方反馈,以防范借贷风险。商业银行按借款者实际付息的一定比例收取中介费用,既增加了中间业务收入,拓宽了社会资金投资渠道,又使民间融资从地下操作转为规范的市场融资行为。

参考文献:

1、高安琪,王凯.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现状及对策[J].绿色财会,2007(5).

2、张文萍.试论我国中小企业融资发展[J].太原大学学报,2007(2).

3、李正友.中小企业创新与融资[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4、刘曼红.中国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研究[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5、张玉明.民营企业融资体系[M].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