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规模经济及其原因十篇

试述规模经济及其原因篇1

关键词 :     公共支出;药品采购;规模经济理论;

一、研究背景

公共支出和公共收入是公共部门经济行为的两大重要支柱。政府部门参加及调节经济社会的功能主要是通过公共支出来促成，支出金额反映了政府部门介入经济生活的规模及深度。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整体进步，我国人民对政府角色和生活需求发生转变。政府在简政放权的同时积极建设“服务型政府”，国家财政支出大幅向民生领域倾斜。根据我国近年来的财政支出结构来看，社会保障领域和医疗卫生领域的支出增长最为迅速。从最新颁布的《国家卫生健康统计年鉴》来看，“2019年中国卫生总成本中，政府部门卫生开支180.95亿元，占全年财政支出的7.54%”，呈持续增长趋势。药品费用支出占医疗总支出的30%以上，数额不容小觑。

为了更好地满足人民的医疗需求，做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2009年起我国开始实施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简称“新医改”）。药品供应作为五大任务之一，先后展开了药品加成改革、药品集中采购等一系列工作。2018年11月开展的国家集中药品采购试点（“4+7带量采购”）是我国在原有药品采购政策基础上进行得新一轮探索。本文从规模经济理论中有关成本的内容出发，分析“4+7带量采购”的原理，并从控制药品费用的长远角度出发总结存在的不足，为进一步完善药品采购提出相应的建议。

二、基于规模经济理论的药品带量采购分析

（一）规模经济理论简述。

规模经济简单来说就是企业的成本会随着商品产量的增加而减少。主要来源于生产理论，反映的是生产规模和经济效果之间的关系。表明企业生产规模扩大会带来规模报酬递增即规模经济现象，此时单位产出成本下降、销售量增加，企业具备扩大生产规模的充分条件。规模经济理论在经济学领域意义非凡，体系庞大。本文主要采用规模经济理论中有关平均成本和交易成本的论述。

亚当·斯密是古典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在《国富论》开篇中阐述过规模经济的相关内容。而第一个发现规模经济并对其进行准确论述的是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一书中他以制造业为例论述了大规模生产的好处。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派都认为在一定假设下，企业规模的扩大，产量的增加会带来平均成本的下降。科斯提出交易成本的概念，被后世作为影响企业规模大小的因素之一，在本文中主要指政府和企业在药品采购、流通中所支出的不必要花费。

（二）“4+7带量采购”现状分析。

我国从1993年开始实施药品集中采购，有近三十年的历史。2014年12月上海市《上海市医疗机构集中带量采购公告》，药品开始明确数量由统一部门集中领导进行招标采购。以此为背景，国家在2018年开展“4+7带量采购”试点，以我国4个直辖市（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和7个省会或计划单列市（沈阳、大连、厦门、广州、深圳、成都、西安）的公立医院机构为主体，组成采购联盟，集合区域内药品的需求和力量来提高药品谈判议价能力。

首先，此次带量采购试点尝试发挥规模经济的效用，降低现有招标企业药品的价格。从企业的长期生产成本曲线中可以得知，除了平均固定成本曲线是呈不断下降趋势外，其他成本曲线都呈“U”形。也就是说将产量控制在一定区间内，所有的生产成本均呈递减趋势，成本会随着产量的增加而降低。“4+7带量采购”整合了11个城市对于某种药品的需求量，相比原来的单个城市采购量上升，该种药品的产量增加。在保持总体利润不变的前提下，厂商在此区间内增加产量必然会使成本降低，规模经济发挥效用，企业从生产环节降低成本，从而可以提供更低价格。

其次，带量采购简化了药品的流通环节，进一步减少了药品企业的交易成本。以往的药品由生产出厂到上市流通会经历多级公司，到达患者手中可能经历过六七个环节的加价。此次带量采购直接与药品生产企业进行招标谈判，在缩减了中间商的同时减少了流通环节的灰色利益。带量采购的周期一般为一年，确保了企业短期内的药品生产量，企业不用因为季度销售量再与医院、医生进行过多接触，“吃回扣”与医药代表等交易成本也因此减少。药品企业为了能够中标成功，占领较大份额的市场，可以把更多节省下来的交易成本让渡给政府和人民，进一步降低药品价格。

最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4+7带量采购”在运行过程中不仅考虑到需求量对药品价格的影响，同时也注重药品研发技术对于降低价格的重要作用，大力推动仿制药的替代使用。我国以往药品采购的药物多为原研药，核心技术掌握在外国制药企业手中，研发成本和专利等使药品价格居高不下。电影《我不是药神》中白血病患者的救命药—格列宁，其科研成本高致使售价高昂，患者不得已开始依靠印度仿制药。仿制药是原研药的一种仿制品，两者在剂量、活性成分、安全性和效力、适应症等方面相同，但售价相对低廉。此次药品带量采购中，仿制药经过全国质量一致性评价后可以获得招标采购资格。我国现行的药品带量采购的招标名单中，仿制药中标占比居高，大幅降低了我国药品采购的价格。

自2018年开始正式实施“4+7带量采购”试点以来，中标药品价格大幅下降，11个城市的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试点效果比较显着。据国家医保局2019年11月数据显示，中标药品比原先平均降价52%，个别重大疾病用药降价90%以上。但现有“4+7带量采购”试点还存在一些问题，需加以重视和解决。

三、现行带量招标采购可能存在的问题

（一）产量过大引发规模不经济。

“4+7带量采购”在“以量换价”的基础上可以使药品价格降低，但却忽略了产量过大会使边际成本不降反增，进一步引发企业的规模不经济。由药品企业的长期生产成本曲线我们可以得知，企业在产量处于边际成本最低点时，各项成本也属于递减趋势。但当企业的产量无限扩大，超过各项成本曲线的最低点时，所有的成本都会递增，企业的生产成本提升。因此，在进一步实行带量采购时，需要注意在一定区间内需求量的增加会使药品价格降低，不能一味地追求扩大需求量和企业谈判低价格。

（二）中标企业挤占药品市场份额。

大型企业生产规模大、资金链完善、风险抵御能力强，在带量招标采购中优势明显，可以进一步抢占市场份额，此举会使得众多中小企业发展前景薄弱，逐渐被吞并或退出市场。从长远发展的角度看，带量采购会影响药品企业市场格局，行业发展在向集约化、规模化、整齐化发展的同时，“大产量低价格高技术”也容易形成企业寡头和行业垄断，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

（三）试点地区经济发达代表性不足。

现行带量采购试点工作主要在11个经济发达城市展开，经济实力雄厚，人口众多，药品需求大。需求量整合后它们的药品市场规模约占全国药品市场总规模的30%，可以形成对企业更有吸引力的生产量，价格谈判具有优势。但从全面降低药品价格，向其他省份推广的角度来看，不发达地区由于人民的经济承受能力低，人口数量少，可能达不到药品生产企业最低报价所要求的需求量。部分省市实现不了“以量换价”，药品价格相差过大会引发人民的不满，药品和人员的流动会进一步加大，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政府的管理。所以，现行的药品集中采购试点地区不够有代表性，谈判获得的价格会给其他地区患者带来低价的心理预期。

四、对策建议

从降低药品价格的角度出发，应坚持“以量换价”基础上的“4+7带量采购”工作。在有关理论指引下解决现有问题，进一步完善、推广带量采购制度在全国实行。

（一）扩大带量采购试点范围，整合需求量达到互补。

在边际成本递减规律的指引下我们知道：随着药品需求量的增大企业生产成本并不会一直降低，合理的药品降价有一定的区间，产量不是越大越好。所以从经济运行和公平性角度出发，国家可以整合相邻地区的药品需求量，使需求量大的地区和需求相对小的地区结成采购联盟，达到每种招标药品企业最低价格所需要的数量。在保证药品企业利润的前提下，降低价格，缩小城市间的差距。

（二）建立动态价格调整机制，加大企业的政策优惠。

定量采购的周期是一年，在这一阶段内，中标企业在药品生产中可能会经历许多突发事件，如原材料价格上涨或疫情突发导致的成本上升。在原有中标价格基础上销售可能会导致企业亏损，引发企业弃标或供给量中断。因此，政府在招标过程中，应对药品市场价格进行全面预估和计算，在中标企业生产受到波动时，给予适当补贴或政策优惠来尽可能调整价格偏差。此外，应该加大对国内药品企业研发技术的支持，重视规模经济理论中技术对于降低成本的重要作用。

（三）出台文件明确落实分工，建立规范统一的采购流程。

国家应该明确有关医药卫生部门的职责，尤其是各省份地区职责存在交叉或不明确的应该适量精简，建立统一的采购流程，方便各省份跨区域联合采购时的部门对接，减少行政成本。此外部门职责清晰、流程统一有利于群众监督，减少中标后“二次议价”或“灰色交易”的出现。从政策上保障区域联合采购的权益，加大实施的可行性。

五、结语

从目前新闻媒体、政府官方公布的数据来看，现行的药品集中采购试点切实降低了我国大部分药品的价格，扩大了药品目录中的药品种类，降低了患者的负担。我国应继续围绕药品采购、供应、质量等重点环节推进药品领域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尝试逐步有序地推进“4+7”采购模式，在满足人民医疗需求的前提下降低相应支出。在适应市场经济规律的前提下，优化药品采购，推动构建全国统一开放的药品生产流通新格局。

参考文献

[1]陈志军基于药物经济学的医院药品费用控制研究[D].天津:天津大学, 2013.

[2]姜亦晨上海市医保药品“带量采购"政策执行问题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2019.

[3]跃药品集中采购价格与药品费用控制研究[J].卫生经济研究, 20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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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潘悦华,崔梦迪,李雪辉药品零加成对医疗费用的影响及补偿机制探索[J]_上海交通大学学报, 2015(11).

[6]邹武捷中国药品集中采购政策发展与思考[]药品评价, 2016(10).

[7]黎东生，雪带量采购降低药品价格的一般机理及“4+7招采模式: 分析[J].卫生经济研究，2019(08).

试述规模经济及其原因篇2

关键词： 营业税；增值税；税率；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

中图分类号：f810.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217（2013）05-0080-05

一、引言

1994年我国税制改革确立了在商品税领域中增值税和营业税并存的基本格局，根据当时的经济体制和税收征管能力设计的这一税收体制，为促进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增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区别行业分别适用不同税制的做法，也有其内在的缺陷。营业税对营业额全额征税，不允许抵扣，存在对企业的重复征税。而增值税只对增加部分征收，不存在重复征税。因而，不同行业采取不同的税制，会造成不同行业的企业之间的不公平竞争。而且，增值税和营业税并行，破坏了增值税的抵扣链条，也影响了增值税作用的发挥。

从完善税制的角度来看，应该将营业税改为增值税，对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共同开征增值税。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过程中，确定各个行业增值税税率是一个关键的环节。不同的税率对经济总量和产业结构有什么样的影响，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以下采用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来研究这一问题，对政府出台的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方案以及其他比较方案进行模拟，以此来评估该政策的预期效果，为政府在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决策中提供参考。

二、文献综述

国内学者对于我国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问题进行了持续的研究。对于增值税增收范围的问题，平新乔等（2009）认为应逐步推进服务业从营业税到增值税的转变[1]。龚辉文（2010）认为应将营业税纳入增值税范围[2]。施文泼、贾康（2010）认为增值税征税范围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全面覆盖商品和服务的增值税[3]。对于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对经济运行的影响问题，姜明耀（2011）利用投入产出表研究了增值税“扩围”改革对行业税负的影响，认为产业结构不合理是“十二五”时期经济结构调整道路上需要破除的主要障碍，行业税负是影响产业资源配置的关键因素[4]。张斌（2011）研究了增值税扩围对地方经济的影响，认为税制调整将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地方财政收入，加大地方经济增长阻力，增加地方财政风险，但也会降低企业的税收负担，税制改革的短期成本上升是必然的[5]。

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是研究财政税收问题政策变化对经济总量和经济结构影响的有力工具。somsachee（1998）基于cge模型研究了增值税改革对福利和不同居民组的影响[6]。go（2005）模拟了南非销售税改征增值税的经济效应，发现南非增值税改革满足帕累托改进[7]。国内目前还没有运用cge模型研究营业税改征增值税问题的文献，我们将在这方面做一些尝试性的工作。

三、研究方法与模型

在研究方法上将使用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技术。cge模型是基于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建立的分析框架，arrow and debreu（1954）证明了一般均衡的存在性，为cge技术建立了理论基础[8]。cge模型由描述经济系统供求平衡的一系列方程组成，基本结构包括：供给部分、需求部分和供需关系部分。在此基础上，根据研究问题的需要，可以引入更多的主体和研究对象。cge可以全面分析多市场主体的相互作用，善于刻画经济结构，并能将税收等政策变量引入，来模拟各种机制和参数变化对经济运行的影响，以评估各种政策措施的效果，是国际主流的公共政策分析工具。

本文cge模型描述了厂商、居民的最大化行为、政府的行为（收入、支出和储蓄）以及市场均衡条件，用于刻画经济运行状况。完整的模型包括35组方程①，在此模型的基础上根据sam表和其他数据可以校准参数，并进行政策模拟。我们通过设定不同的增值税和营业税税率，模拟各种税率对宏观经济变量以及产业结构的影响，从而为政府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四、数据来源

cge模型的数据基础是社会核算矩阵表（sam）。sam由反映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的一系列账户组成，其中包括商品、活动、要素、企业、居民、政府、资本（储蓄-投资）和国外等账户，这

些主要账户还可以细分，以进一步刻画经济结构。在sam表的基础上，可以构建cge模型，建立增值税和营业税与其他经济变量之间的数量关系，从而形成一种研究我国营业税改征增值税问题的结构性的综合分析工具。

根据本文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研究目的，借鉴范金（2010）的编制方法，以下编制了2007年中国宏观经济社会核算矩阵（见表1），并在此基础上编制详细的社会核算矩阵[9]。 选择2007年编制社会核算矩阵的原因是详细的社会核算矩阵中各个产业部门的数据来自于投入产出表，而目前最新的投入产出表是国家统计局的2007年中国投入产出表。根据投入产出表的部门划分和详细数据对宏观社会核算矩阵中活动和商品账户细分，从而将宏观社会核算矩阵扩展为详细的社会核算矩阵。中国统计年鉴中的2007年中国投入产出表包括17个部门，其中一个部门为批发零售贸易、住宿和餐饮业。该部门在42部门的投入产出表中被分成批发和零售业部门与住宿和餐饮业部门。根据当前的税制，批发和零售业征收增值税，而住宿和餐饮业征收营业税。因此需要将17部门的投入产出表中的批发零售贸易、住宿和餐饮业拆分成批发和零售业部门与住宿和餐饮业部门这样两个部门。另外，17部门的投入产出表中还包括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部门。按照我国政府出台的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试点方案，租赁有形动产的税率有别于其他部门，在此基于数据的可得性，根据42部门投入产出表将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部门拆分成房地产部门与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部门这样两个部门。最后需要将17部门投入产出表中的运输仓储邮政、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拆分成交通运输及仓储业部门与邮政、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部门这样两个部门，因为在国家公布的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试点方案中，这两个部门适用不同的税率。 　如上所述，出于研究需要以下将投入产出表中的17个产业部门拆分成20个产业部门，并根据各产业部门生产税增收的不同拆分出增值税和营业税。这样就构成了包括20个产业部门的详细的社会核算矩阵，该社会核算矩阵是本文cge模型进行参数校准和政策模拟的数据基础。

在cge模型中需要确定函数中所使用的替代弹性，这些替代弹性值不能由模型给定，是外生的。本文cge模型采用两层嵌套的生产函数，第一层ces函数中需要外生确定中间投入和增加值部分的替代弹性。中间投入和增加值部分的关系可以处理成固定比例、替代性或者互补性的关系，不同的文献对该关系的处理方法是不一样的。我们假设在各个部门的中间投入和增加值部分具有一定的互补性，但互补性较小，因此将各个部门的替代弹性设定为-0.1。第二层增加值部分所使用ces生产函数中，所投入资本和劳动的要素替代弹性由表2给出。描述国内生产活动所生产的产品在国内销售和出口之间分配的cet函数，形式和ces函数相似，国内销售和出口之间的cet替代弹性也由表2给出。阿明顿（armington）条件描述了进口产品和国内生产产品的替代关系，表2同时也给出了进口产品和国内生产产品的armington替代弹性。表中的这些替代弹性是在综合赵永（2008）这些文献的基础上给出的[12]。根据这些替代弹性可以计算本文cge模型所需要的替代参数，其关系为ε=11-ρ，其中ε为替代弹性，ρ为替代参数。除了上文所提到的替代参数外，cge模型中还有很多其他参数，这些参数都可以根据20部门的社会核算矩阵来校准。

五、模拟结果分析

我国自2006年起全面取消农业税，取消除烟叶以外的农业特产税、全部免征牧业税，第一产业部门所负担的税收微不足道，我们在此对第一产业部门的税收不予考虑。在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之前，增值税和营业税负担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部门，其中第二产业部门中的建筑业征收营业税，其他部门征收增值税。第三产业部门主要征收营业税，但批发零售业征收增值税。

根据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2011年11月的《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方案》，在现行增值税17%标准税率和13%低税率基础上，新增11%和6%两档低税率。租赁有形动产等适用17%税率，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等适用11%税率，其他部分现代服务业适用6%税率。该改革方案提供了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基本思路。按照这一思路，我们设计运用cge模型进行政策模拟的各种方案，并进而考察各种方案下，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对经济运行的影响。

在公布的试点方案中，目前征收营业税

各产业部门改征增值税以后适用的税率有17%、11%和6%三档税率。我们针对这几档增值税税率来设计政策模拟方案。政策模拟方案包括四种（见表3）。

其中第一种方案设定对全部改征增值税的部门征收17%的税率，第二种方案设定对全部改征增值税的部门征收11%的税率，第三种方案设定对全部改征增值税的部门征收6%的税率，第四种方案中原征收营业税的各部门在改征增值税后适用不同的税率，其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和房地产业两个产业部门适用17%的税率，建筑业和交通运输及仓储业两个产业部门适用11%的税率，其他产业部门适用6%的税率。该方案基本上反映的是我国现行的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方案，是对我国目前正在实施的改革政策的一种模拟。另外，表3中营业税税率一列的数据来自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

对所设定的四种政策方案，以20个部门的社会核算矩阵（sam）为数据基础，运用gams程序对构建的cge模型进行参数校准和政策模拟，来研究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各种税率选择对经济总量和产业结构的影响。gams程序是数学规划和优化的高级建模系统的计算机软件，可以用于cge模型的计算。

表4给出了四种政策方案下不同的税率选择对经济总量的影响。其影响从两个方面来反映：一方面是对宏观经济产出规模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对税收的影响。对宏观经济产出规模的影响，用gdp在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前后的变化来反映。对税收的影响，用税收规模的变化来反映。这里所指的税收规模在营业税改征增值税之前是指营业税和增值税之和，在改征增值税之后是指增值税的规模。用这个指标在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前后的变化可以反映该改革措施对政府财政收入的影响。从表4可以看到，从方案1至方案3，营业税改征增值税之后各产业所适用的增值税税率分别为6%、11%和17%，而营业税改征增值税之后的gdp和之前相比的变化率则分别是0.82%、-0.11%、-1.16%，税收规模和之前相比的变化率分别是-8.78%、2.27%、15.30%。模拟结果的数据显示随着增值税税率的提高，gdp规模持续降低，而税收规模则逐步提高，gdp和税收规模之前存在反向相关的关系。这符合我们的预期，说明在改革后税率选择的问题上，我们必须在gdp规模和税收规模之间进行适度的权衡。方案4基本反映了政府出台的试点方案的内容，从政策模拟的结果来看，在这样的税率安排之下，gdp规模由营业税改征增值税之前的266045亿元变化为改革之后的266588亿元，增加了0.20%，而税收规模则从38518亿元降至37778亿元，下降了1.92%。显然这个试点方案权衡了改革对gdp规模和税收规模的影响，税改之前后gdp和税收规模变化不大，可以预期改革方案对宏观经济的冲击较小。

表5给出了四种政策方案下，不同的税率选择对经济结构的影响。表5 中的产出规模是产业部门的总产出，为该产业部门的中间投入部分和要素投入部分（增加值部分）之和。我们用这个指标在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前后的变化来衡量各方案对产业结构所造成的影响。根据方案1的模拟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在原征收营业税的各个产业部门统一征收6%的增值税时，该税率方案对各个产业的影响是不同的。其中交通运输及仓储业与租赁和商务服务业这两个产业部门的产出规模和原产出规模相比下降了，其他六个部门的产出比原来增加。其中房地产业增加的最多，达到了5.43%。根据方案2的模拟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在原征收营业税的各个产业部门统一征收11%的增值税时，除了房地产业产出规模增加以外，其他七个产业部门产出规模都有所下降。根据方案3的模拟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在原征收营业税的各个产业部门统一征收17%的增值税时，所有的八个产业部门产出规模都下降了。显然以原增值税的主体税率17%来对改征增值税的各个部门进行统一征收，其税率过高，会造成这些产业部门的衰退。 　方案4反映的是政府公布的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试点方案。根据该试点方案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部门适用17%的税率，建筑业和交通运输及仓储业这两个产业部门适用11%的税率，其他产业部门适用6%的税率。试点方案没有对房地产业做出明确规定，在本文对不同税率的模拟过程中发现，采取6%和11%的低税率时，房地产业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从稳定产业产出规模的角度来考虑，对本文方案4设定房地产业的税率为17%。方案4的模拟结果表明，住宿和餐饮业、房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和金融业四个产业部门的产出规模比原来略有增长，

另外四个产业部门比原来略有减少，这一税率方案对前四个产业部门的发展有一定的激励作用，而对后四个部门有一定的抑制作用。方案4中各个产业部门的产出规模虽然有所增减，增加和减少的幅度都不超出1%，反映出政府的试点方案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将会是比较小的，是一个稳定现有结构为主的稳健的选择。

六、结论

运用cge模型对目前正在实施的试点方案对我国经济的影响进行了评估。评估的结果是该试点方案的税率安排如果在全国推开，gdp规模将增加0.20%，而税收规模则会降1.92%，结果显示政府试点方案的税率和其他几种税率选择相比较，不会造成税收规模大幅度的下降，同时也不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较大的影响，是权衡财政收入和经济增长之后的选择。试点方案的税率安排也将影响我国的产业结构，对住宿和餐饮业、房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四个产业部门的发展有一定的激励作用，而对建筑业、交通运输及仓储业、邮政、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四个部门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政府的试点方案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也较小。总的来说，政府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试点方案对财政收入和经济增长以及经济结构进行了权衡，是对经济运行影响较小的选择，显示出政府的改革方案将会是稳健的。

注释：

①限于篇幅，没有将模型中的数学方程列出，有兴趣的读着可以联系作者索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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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述规模经济及其原因篇3

经济评论1999年第3期ECONOMICREVIEWNo.31999

西方实证会计理论与我国的实证会计研究

李明 (作者单位: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北京100039)

去年国内出现了不少介绍实证会计理论的文章,也有人运用国外的数学模型验证我国股票市场的有效性。这对弥补规范研究的不足,进一步推动我国会计研究的发展,无疑有着重要意义。本文试图从整体上分析西方实证会计理论的基石——有效市场假说和资本资产计价模型在实证会计理论中的地位和作用及其相互间的关系,进而指出我国实证会计研究中应注意的问题,以期为促进适合我国国情的实证会计研究的发展抛砖引玉。

一、有效市场假说与资本资产计价模型是实证会计理论的基石

实证会计理论作为一个学术流派奠立于1986年,以瓦兹和齐默尔曼的合著《实证会计理论》一书的出版为标志。实证会计研究的宗旨是解释现行的会计和审计实务并对未来的会计和审计实务作出预测,其研究重心是会计选择行为。围绕这个重心,实证会计理论涵盖如下领域:(1)有效市场假说(EMH)和资本资产计价模型(CAPM)。该领域主要研究EMH和CAPM的确立对实证会计研究的意义。(2)会计收益与股票价格。该领域研究在有效市场假说下会计收益与股票价格的关系。(3)竞争性假说的辨识。该领域研究与有效市场假说相竞争的机械性假说。(4)会计数据、破产与风险。该领域研究有关会计收益与破产及风险间的关系,它是在前述(1)(2)(3)部分研究结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的。(5)收益预测。该领域研究有关会计收益的时间序列特性的证据。对该领域的研究,必然应用了有效市场假说和资本资产计价模型。(6)信息披露管制理论。该领域研究对公司信息揭示进行管制的理由所在。研究表明,实际上不存在对公司信息揭示进行管制的明显理由。管制是基于相对成本与效益的经验性问题。有效市场假说依然是该部分必要的研究前提。(7)订约程序。该领域研究会计在企业及其经理人员的订约中的作用。研究中也必须运用有效市场假说和资本资产计价模型。(8)报酬方案、债务契约与会计程序。该领域研究会计程序对报酬方案、债务契约的影响。在给定市场有效的前提下,结合运用资本资产计价模型所进行的研究结果表明,会计程序上的变更可能会对股票价格产生影响。(9)会计与政治程序。该领域研究政治活动对管理人员选择会计程序的影响。(10)会计选择的实证性检验。该领域研究对各种有关会计选择行为的验证。(11)股票价格的检验理论。该领域研究强制性会计程序变动对股票价格的影响。研究过程中运用的主要分析工具依然是资本资产计价模型。(12)契约理论在审计中的作用。该领域研究契约理论对会计和审计实务的解释。

分析实证会计理论的研究领域,我们可以看出实证会计理论的研究逻辑是:首先验证证券市场的有效性,在市场有效的前提下,分析各种与会计程序选择有关的因素,寻求影响会计程序选择的相关变量,然后分析促成这些变量发生变动的原因,进而达到解释和预测会计和审计实务的目的。如果市场是无效的,则会计收益与代表公司价值的股票价格的相关性就无法考证,从而也就无法考证影响会计收益的各种会计程序选择发生的真正原因。换言之,没有有效市场假说,实证会计研究就成为无本之木。而没有资本资产计价模型,就无法对有效市场假说进行验证。因此,是有效市场假说和资本资产计价模型奠立了实证会计理论。实证会计理论的基石就是有效市场假说和资本资产计价模型。从我国的实证会计研究的现状看,普遍地强调对有效市场假说的介绍和对它的三种效应的验证,而忽视了资本资产计价模型在实证会计研究中的作用。其实,自实证会计理论形成之时,有效市场假说和资本资产计价模型就相辅相成地成为实证会计理论的基石。在研究中割裂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只注重对有效市场假说的研究和验证,实质上是走入了误区。资本资产计价模型确认期望收益与风险之间的关系,而对有效市场假说的检验,就是寻求背离已被模型确认的上述关系的状况是否存在;如果存在这种状况,则市场无效;反之,市场有效。由此可以看出,CAPM的正确与否,决定着对EMH验证的成败。

二、有效市场假说与资本资产计价模型出现时的理论研究背景

有效市场假说(EMH)由尤金·法玛(EugeneFama)提出于1970年,后成为理财学中的著名假说。根据法玛的定义,有效市场是满足如下条件的证券市场:(1)投资者都利用可获得的信息力图获得更高报酬;(2)证券价格对新的市场信息的反应迅速而准确,证券价格能完全反应全部信息;(3)市场竞争使证券价格从旧的均衡过度到新的均衡,而与新信息相应的价格变动是相互独立的或称随机的。因此,有效市场假说又称随机漫步理论。根据有效市场假说,在有效市场中不存在非正常收益。评估市场有效性的分析方法分为两大类:(1)将实际收益率与在假设市场是有效的条件下应有的收益率进行比较;(2)进行模拟交易战略的测试,观察这些战略能否提供超额收益。在有效市场假设下,运用资本资产计价模型(CAPM)和随机游走模型(TheRandom-WalkModel)(我国的研究者多用随机游走模型)得出应有收益率,再用此收益率测试观察到的收益率的波动是否符合有效市场假说。然而,这些测试均为“双重测试”,既对市场有效性测试,又对模型本身测试。这种对观察到的已实现收益率和统计测试的方法称为“间接测试法”。与此相对应,依据一组市场数据采用某种交易战略来观察能否产生超额收益的方法称为“直接测试法”。

资本资产计价模型(CAPM)最初是由夏晋(Sharp)、特雷纳(Trenor)和林特纳(Linter)在60年代中期提出的,是对风险如何定价和度量的均衡理论。其根本作用在于确认期望收益和风险之间的关系,揭示市场是否存在非正常收益。通常记为:E(Rj)=RF+〔E(RM)-RF〕βj式中:E(Rj)—第j项风险资产的预期收益率RF—无风险资产收益率E(RM)—市场组合资产的预期收益率βj—COV(Rj,RM)/VAR(RM)=第j项资产不可分散风险的量度

该模型建立在如下假定的基础上:(1)市场是由理性而厌恶风险的、力图使其预期消费效用最大化的投资者组成。这些投资者用标准差来度量资产组合的风险和收益。该假设提供了风险度量的尺度(如β值)。(2)所有投资者在进行其投资决策时,都有一个普通的时间期间(如一个月、一年等)。该假设使得对预期收益的计量结果具有意义。(3)所有投资者可以免费获取信息,具有完全一致的市场期望。在不同的系统性风险中,投资者之所以选择不同的投资组合,是因为他们对风险的偏好不同。(4)市场是完善的。即不存在能左右市场的投资者;不存在交易成本和差别税收;所有资产可无限分割。(5)存在着一种无风险资产,所有投资者均能以无风险利率RF进行借贷。

随机游走模型的假设前提就是有效市场假说,该模型的作用于揭示市场收益分布是否呈随机状,本质上和资本资产计价模型没有区别。其在实证会计研究中的意义远不如资本计价模型,所以本文不予细述。

有效市场假说萌芽于本世纪50年代初。当时的美国,由于股份公司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日益强大,证券投资尤其是股票投资成为人们重要的投资工具之一,市场对投资分析工具和会计信息披露的内容和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迫使理财学家和会计学家创建新的理论来满足现实需求。当时美国的电子计算机软硬件的水平,已经足以满足经济分析专家的应用需求。而美国证券价格研究中心(CRSP)所建立的大型计算机数据库也促进了对分析过程中形成的假设进行试验性验证。主客观条件的具备,促成了对股票价格性态以及信息披露与股票价格关系的研究。当时的乔尔·迪安、莫迪利亚尼及米勒等人通过应用经济分析来解决理财问题,有力地促进了理财理论的发展。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创建了定量描述股票价格和风险关系的理论模型CAPM。为了限定模型的应用环境,随后又创建了EMH。与此相关联是,这段时期也是美国会计理论发展的黄金时期。1957年,面对来自各界对会计理论研究现状(注重具体方法的研究)的批评,美国会计师协会会长阿尔文·R·詹宁斯(AlvinR.Jennings)提出应重视会计概念,并将重心从应用研究转向基础研究,从而推动了会计理论研究的深化。研究重心的转移,使得建立和承认一套统一的会计理论体系尤为重要,而非以往对具体方法的强调。作为提倡重视基础理论研究的代表人物,1955年和1957年,R.J钱伯斯(R.J.Chambers)和理查德·马德斯切(RichardMattessich)分别在《会计研究》杂志上著文,试图建立一种比以前具有更大内聚力和适用性的会计假设和原则为基础的会计理论整体结构。事实上,在确立会计原则之前,钱伯斯和马德斯切分别在三个方面对当时的理论提出了批评:(1)它们没有逻辑的一致性:(2)它们缺乏普及性;(3)它们的结论是不可检验的。而后他们于1964—1967年间又分别在不同的学术刊物上发表了更进一步的研究成果,他们认为,假设实质上是一种价值判断,就连它的有效性也建立在一个推理严密的验证基础上。为此应敞开对会计理论检验的大门。他们认为应存在是接受或否认会计理论的标准,理论应能接受其提出者以外的人的严格检验。或者,至少应将可检验的假设与价值判断和定义区别开来。检验意味着保证理论与其所有可能的后果保持相符。假设不应被作为基础的全部会计原则和规则中的任何一个驳倒,每条原则都应与所有的假设和规则保持一致。而且,还可以通过判断使用某一规则的长期收效是否大于使用它所付出的代价,是否不亚于使用另一准则的好处,相互对照着对规则加以检验。上述观点可谓开实证会计理论思想之先河。这些观点已经涉及后来的实证会计理论的研究重心—会计选择行为,而当时的规范会计理论不能为会计选择行为的研究提供理论前提。恰逢其时,理财理论中的有效市场假说和资本资产计价模型的创立,为实证会计理论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理论先导。这样实证会计研究者就自然地在研究中引入了EMH和CAPM。可以说,如果没有会计选择行为,实证会计研究就失去其存在的意义。证券市场是世界各国配置社会资源的重要枢纽,会计信息披露对证券市场信息需求的满足程度成为衡量会计信息披露有效性的重要因素。而研究会计选择行为对证券市场价格(主要是股票价格)的影响正是揭示会计信息披露有效性的最有效的途径。60年代早期,会计研究中普遍地隐含这样的假说,即会计报告是获取公司信息的唯一来源。由于经营者具有选择会计程序的灵活性,在上述假说下,经营者能够随心所欲地报告公司经营业绩从而欺诈市场。通过夸大报告收益,经营者就可以抬高公司股票的价值,这样股票市场不仅无法对高效率和低效率的公司加以区分,而且无法对这些不同的股票进行合理定价。如此,会计收益就不是计量公司价值变化并使股票价格成为资源配置的正确信号,这无疑是说明会计收益对股票市场的资源配置没有意义。进一步可以推论当时的会计规范体系毫无价值可言。因为对于股票市场而言,会计收益是一个会计循环的最有意义的结果。有效市场假说认为“唯一来源”假设不成立,如果会计收益和股票价格之间存在着实证性联系(研究结果也表明存在这种联系),那么即使不是按照经济学定义的收益进行计量的会计收益仍将是十分有用的。这说明会计收益的披露对证券市场的资源配置是有意义的。它驳斥了当时甚嚣尘上的会计收益无用论,维护了当时会计规范体系在证券市场中的地位,从而也显示了实证会计研究的意义,促进了实证会计研究的发展。

三、有效市场假说与资本资产计价模型所面临的挑战

众所周知,实证会计理论将有效市场分为三种形态,即,弱势有效市场、次强势有效市场和强势有效市场。对市场有效性的检验,就是验证上述三种形态之一是否存在。然而,假说与模型都有其赖以成立的前提条件,EMH隐含的前提是市场为完全竞争市场、无交易成本及所有信息都会很快被市场参与者领悟并立刻反映到市场价格之中。运用CAPM的几个前提条件如前文所述。由于存在严格的理论前提限定,而现实经济千变万化,纷繁复杂,结果,假说和模型在解释和预测现实经济问题时,有时就给人以捉襟见肘之感。时至今日,EMH和CAPM已面临如下悖例:(1)一月效应。1976年,有人研究表明,一月份的股票收益率是一年中最高的,至少是其它月份的股票收益率的两倍。不仅如此,通常情况下,夏季和秋季的股票收益率要比春季和冬季的股票收益率要低得多。根据EMH,一年中的各个月份的股票收益率应大体一致。显然,一月效应悖离了EMH。(2)交易周的日效应。研究者发现,在美国股市上,星期一的平均收益率常为负数,而星期三和星期五的收益率则为正数。该现象在英国、日本、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股市也存在。此外,人们还注意到节日效应,即节前的几天收益率特别高,而节后的收益率一般较低,仅仅当节后恰逢周末时会变高。该效应的存在意味着投资者依靠定时购买可以赚取超额利润。如此,交易周的日效应表明次强式EMH或CAPM中两者之一是错误的,或者两者都是错误的。如果CAPM是对市场风险和收益关系的正确计量,那么,EMH就一定是错误的。因为,交易周的日效应表明市场价格不能够正确地调整以反映所有可获得的信息。如果EMH是正确的,则CAPM必定错误。因为,一定存在另外的风险因素没有被CAMP发现,或者说运用CAPM无法界定该情形下的市场风险与收益之间的关系。也有可能是EMH和CAPM都错,因而用EMH和CAPM无法解释交易周的日效应的存在。(3)星期五—13号效应。在美国,这种可怕的效应发现于1987年,它意味着每年中的13号并且是星期五的这一天,对投资者而言是个灾难日。事实上,每年中的13号且为星期五的这些天的年平均收益率为-36%,这一年中的其它星期五的年平均收益率为正的+43%以上。尽管每年中的13号且为星期五的天数不超过3天,但该效应确是EMH或CAPM的有力的反证。(4)市场的过度反应。80年代中期的美国,财务研究者发现,在对EMH验证期间,证券价格波动幅度很大,一些投资者朝赚金山,暮为乞丐。这说明市场可以操纵和欺骗。这种现象明显与有效市场假说不符。在此后的观察中,类似的现象亦屡见不鲜。(5)投机泡沫。证券市场的过度投机使得某一证券价格极度偏离其价值的案例,在各国证券市场屡有发生。这种现实的存在,不能不说是对EMH和CAPM的一大讽刺。由于上述悖例的存在,导致了人们对EMH和CAPM的日趋强烈的批评。1987年10月15日到19日,美国股票市场的股票价格剧烈下降。对此,耶鲁大学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托宾曾言:“不存在任何明显的能够使股票的价值(或价格在这4天的日子里)出现30%的差别的因素。”有效市场专家在此批评前陷入了久久的沉默

四、对我国实证会计研究的思考

近年来,我国的实证会计理论研究在会计理论界似成燎原之势,目前已有较多的文章在介绍实证会计理论的研究方法,而且也有少部分研究人员尝试性地进行了我国股票市场有效性的检验。甚至已有结论表明我国的股票市场的有效性已呈次强式。考察我国实证会计理论研究的现状,我们会有如下发现:(1)较多的人士注重实证会计方法论的探讨,其中也比较了规范与实证研究方法的区别。(2)过分强调EMH的介绍或对EMH的检验,普遍忽视对CAPM的考察和研究。(3)在验证我国市场有效性的过程中,普遍地缺乏对EMH和CAPM的运用前提的考证和分析。上述第一点是理论研究必须注重而且应该提倡的。而后两点如果不加以关注和引导,就必然将我国的实证会计理论研究导入歧途。

试述规模经济及其原因篇4

从2009年至今，安徽省普通高考政治学科已经经历了五年的自主命题。总结高考政治试卷的经验和不足，对教师把握命题规律、提升复习备考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 2013年安徽省普通高考政治试卷的总体特点

2013年试题总体特点是稳中有变，试题的综合性进一步增强。所谓“稳”，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思路稳，从2009年安徽自主命题以来，一直突出基础知识与社会热点的结合，突出安徽地方特色，这一思路是稳定的。如经济生活选择题考察价格变动的影响、考察产业结构调整、以中央一号文件为背景考察家庭农场的经济意义等；政治生活选择题考察政府职能，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执政理念、执政方式、人大代表的权利及民主集中制，我国的对外政策等；文化生活考察中华文化的特征、文化建设及文化创新等；生活与哲学考察了认识论、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知识等。这些都是平时的基础知识，所涉及的考点均为高频考点。在以上知识点的考察中，所选取的背景材料都突出了时代感，体现了安徽的地方特色。如以中央一号文件为背景考察家庭农场的经济意义，考察认识论的有关知识；以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为背景考察人大代表的权利及民主集中制；以中国梦为背景考察国际社会和我国的外交政策；以皖江文化、淮河文化和新安文化为背景考察中华文化的特征；以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为背景考察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市场作用与政府宏观调控、文化创新等；以党的十报告中有关收入倍增和教育的话题，考察经济意义、政党的措施和文化创新的有关知识，都富有时代感和安徽地方特色。

2.题量、分值和试卷的结构稳。在政治部分的四个模块中，经济生活5题，占28分；政治生活4题，占24分；文化生活3题，占20分；生活与哲学5题，占28分，题量和分值没变。同时，试卷结构也是按照选择题政治在前，主观题政治在后的顺序安排的，结构比较稳定。

所谓“变”，主要体现在试卷的综合性进一步增强。首先，试卷出现了模块间的综合，如选择题第7题涉及政治和文化模块的综合；第8题涉及哲学和文化模块的综合，这种模块间的综合在前四年的自主命题中是没有的。其次，试题参考答案突出了模块内的综合。如38题第3问，从文化生活角度谈谈该研发团队的成功给我们的启示。（12分）在答案设计中增加了第三单元的“弘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第四单元的“提高科学文化修养”这两个得分点，突出了文化生活模块内部的综合。39题第2问，联系第二组观点，运用经济生活知识，说明教育在推动国家经济发展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8分）在答案设计中，涉及经济生活第二单元的“提高劳动者素质，促进就业”的得分点，也涉及第四单元的“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增强综合国力和培养人们的市场经济意识”这些得分点，突出了经济生活模块内部的综合。这些变化都体现了命题者追求在模块整合方面有所突破，希望一线政治教师在教学中能进一步提高学生在模块内和模块间的综合能力。

二、学生答题反映出的问题

安徽高考政治卷自主命题以来，试题总体难度适中，但是从学生的得分情况来看，高分人数不多，答题还存在不少问题。以2012年政治卷第38（2）题为例：本题以流动人口的渴望、期盼为素材，要求学生用经济生活中促进社会公平的相关知识，说明政府如何应对流动人口。本题题目要求具体，设问明确，紧扣了考试说明，难度不是太大。但是学生的答题却很不理想，有学生回答对流动人口中的贫困人口发放生活补贴；有学生回答增强组织社会经济建设的职能，合理配置资源，积极履行文化建设职能，保障流动人口子女入学；有学生回答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用财政等经济手段促进社会平稳运行；有学生回答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从学生的答案，我们可以看出在答题过程中还存在以下问题：

1.基础知识不扎实。高考试题大多立足于对基础知识和主干知识的考查，并以重大热点为载体，突出考查考生对基础知识和主干知识的灵活运用。学生基础知识不扎实主要体现在概念界定不清、观点理解不透、知识表述不全等方面。如果对基础知识掌握不扎实，学生就无法提取有效信息，进而无法调动和运用知识去描述和阐释事物、论证和探讨问题。

2.常规能力训练不到位。近五年来，安徽高考政治卷都坚持“以能力立意”的命题指导思想，注重学科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灵活运用，注重以知识为载体考查考生探究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及思维过程。绝大多数试题以具体的材料创设情境，提出问题，考查考生“获取和解读信息”、“调动和运用知识”、“描述和阐释事物”、“论证和探讨问题”的综合能力和思维品质。但是从学生的答题情况来看，学生思维的开阔性、深刻性、精确性严重欠缺，主要表现在：有的学生切题不准，无法提炼出试题的有效信息；有的学生答题思路不清，知识点不能形成有机联系；有的学生答题要点不明，没有结合热点进行分析。这些答题现象主要是由平时常规能力训练不到位所导致的。

3.解题技巧不熟练。综观五年来安徽高考政治卷，主要由11道客观选择题和2道主观性试题构成。而客观性试题有计算、漫画、古诗词等，主观性试题要么是依据、原因类设问，要么是应对措施类设问，要么是体现、说明类设问，要么是启示、意义类设问。无论哪种题型，都有自身的解题套路和技巧。但事实上，学生对解题技巧很不熟练：有的学生对试题特点不清，有的学生对问题要求不明，有的学生解题过程不畅，有的学生对解题套路不熟，等等，这些问题都影响着学生的卷面成绩。

三、对2014年高考备考的启示

总结近年来高考试卷的特点，分析学生答题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可以从中获得不少有益启示：

1.平时教学要贯彻理论联系实际原则，对教学内容进行生活化设计、情境化设计、问题化设计。理论联系实际是思想政治课教学的核心原则，也是提升政治课教学质量的重要保证。只有理论联系实际，教师才能讲清理论的来源，因为理论来源于实践；只有理论联系实际，才能讲清理论的威力，增强学生对理论的认同感，因为解决实际问题是理论的最终归宿。要切实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教师就必须对教学内容进行科学的组织设计。

首先，对内容要进行生活化设计。教材内容的生活化设计，就是要打通教材呈现的科学世界与学生的生活世界，使“两个世界”相融合，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让教学内容在学生生命体中活起来，使学生个体的智慧与德性得以提升，并由此提升其学习思想政治课的兴趣。

其次，对教学内容进行情境化设计。情境具有直观性、暗示性特征，在教学中发挥着引趣、激情的功能。教学情境化设计要求教师重点考虑如何创设蕴理、含情、形象逼真、形式新颖的教学情境，使学生如闻其声、如临其境，在情境中探索问题、认识事物；要依据教学认识活动的导入、发展、深入、拓展、转换等不同环节的要求，设计不同功能的情境，并保持情境的关联性、连续性、递进性；情境必须同问题或活动相关联，要具有互动性。

最后，对教学内容要进行问题化设计。课堂教学不是对教材内容的简单移植，而是对教学内容进行有意义的建构。这就要求教师应变教材内容陈述性叙述为问题性叙述，变教学内容的陈述化设计为问题化设计。在对教学内容进行问题化设计时，教师要依据教材内容，联系社会现实问题或学生关注的生活热点问题确定一个主题，再围绕该主题，将教材知识按其逻辑关系分设若干个具有内在逻辑关系的问题，组成一个问题体系。这样，既可以使教学紧扣主题，又能保持教学的逻辑性。

2.立足基础知识，构建主干知识体系，并实现由知识向能力的顺利转化。高考试题可以千变万化，但基础知识和基本方法不变，基础知识仍然是文科综合能力形成的根基。教师在带领学生备考时，一定要回归课本，弄清高考的基础点、能力点，挖掘提高点和突破点，要有层次、有针对地复习，防止遗漏知识点，杜绝出现知识盲点。另外，在全面复习的同时，还要重视和突出主干知识，做到框框有归纳，节节有提炼，课课有总结，引导学生主动、自觉地建构自己的知识体系。

3.以时政材料为切入点，以提高学生的解题技巧为着眼点，提高复习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高考政治试题大多以问题为中心，以人类共同关心和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为背景材料，将隐性热点与显性热点相结合，考查考生获取和解读信息、调动和运用知识、描述和阐释事物、论证和探讨问题的能力。要提高这些能力，平时就要有针对性地进行训练，以时政材料为切入点，以提高学生的解题技巧为着眼点。

首先，要以重大时政材料为切入点。教师平时要善于积累时政素材，尤其是党的重大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党在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取得的重大成就。教师要找准这些重大时政素材和教材知识的结合点，有的放矢地带领学生进行重点复习。2014年高考，教师关注的重点仍然是党的十涉及的热点问题。党的十提出了许多新的理论观点，为人民描绘了一幅未来的美好蓝图，如在科学发展观指引下，继续深化改革（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调性），继续关注民生（收入倍增计划），推动科学发展，转方式、促发展、调结构，实施文化强国战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创建美丽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等等。与此同时，教师还要重点关注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历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形成的路线、方针、政策往往是考查《经济生活》模块知识点的重要素材。

其次，熟悉不同题型的命题方式和解题技巧，有针对性地进行训练。不同的题型有不同的命题方式和解题技巧。如选择题，从选择题的题干所给材料的表现形式来看，大致可以将高考政治选择题划分为七大类：文字材料类选择题；数据图表类选择题；引文类选择题（名言、诗歌、古文等）；漫画类选择题；计算类选择题；辨析类选择题；比较类选择题。主观性试题也有规律可循，其设问角度要么是依据、原因，要么是应对措施，要么是体现、说明，要么是启示、意义等，教师要有针对性地对学生进行分类解题指导和训练。

参考文献：

[1]教育部.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实验）[S].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

[2]黎奇.新课程背景下的有效课堂教学策略[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3]刘强.思想政治学科教学新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试述规模经济及其原因篇5

（一）制度背景与研究假设1993年国务院颁布的《增值税暂行条例》规定，我国增值税实行价外税，增值税的缴纳采取抵扣制，企业当期应纳增值税是销项税额减去进项税额以后的部分。由于当时我国经济面临投资过度和通货膨胀的问题，出于调控经济的需要我国增值税采取的是生产型增值税模式，即企业购进固定资产支付的增值税进项税额不得在缴纳增值税前扣除，这实际上相当于对企业购买的固定资产进行重复征税。增值税改革试点首先从东北地区开始，2004年9月14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印发《东北地区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指出自2004年7月1日起，在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和大连市首次试点增值税转型改革，初次试点的行业包含装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石油化工业、船舶制造业、冶金工业以及农产品加工业，首次试点采取的是增值税的增量抵扣制度，即纳税人当年准予抵扣的进项税额以当年新增增值税为限，当年新增增值税额不足抵扣的，未抵扣部分可以结转下年继续抵扣。由于增量抵扣方式下很多企业并未享受到增值税转型带来的优惠，2004年底，由于实际发生的增值税抵扣远低于东北地区150亿元的减税预期，2004年12月27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下发《关于进一步落实东北地区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的紧急通知》，通知指出，为了体现增值税的减税效应，如果试点企业有增值税欠税，直接用固定资产进项税抵减增值税欠税，不再受新增所得税的限制。如果纳税人在2004年7月1日到11月30日之间发生的固定资产进项税额抵减后仍有余额，可以在纳税人2004年实现并已经缴纳的增值税中计算退税，如果还有未抵扣的固定资产进项税则结转下年继续抵扣，即政府临时实行增值税全额抵扣。全额抵扣政策实施的时间很短，2005年2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下发通知将增值税抵扣政策调整为增量抵扣。继2004年东北地区增值税转型改革试点成功后，2007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进一步出台《中部地区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暂行办法》，办法规定从2007年7月1日起，在中部6省26个老工业城市扩大增值税转型试点改革，此次试点除了范围扩大外，行业也增加到8个（装备制造业、冶金业、汽车制造业、农产品加工业、电力业、采掘业、石油化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两次成功试点后，2008年试点范围增至内蒙古东部和汶川地震灾区。2008年11月，国务院审议通过了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暂行条例规定自2009年1月1日起，在保持增值税税率不变的情况下，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可以抵扣其购买设备中所含的进项税，当期没有抵扣的进项税可以结转下期抵扣。实行生产型增值税时，企业购入固定资产的进项税直接计入资产成本，不能在当月缴纳增值税时抵扣销项税额，此时企业成为该项固定资产增值税的最终承担者。由于固定资产的价值通常比较大，特别是用于研发的精密设备，实行生产型增值税无疑是在企业购买研发设备时附加一项金额为资产价值17%的税负，对于资金紧张的企业而言这无疑是一笔很大的支出，使得原计划的研发设备购买或技术更新项目变得不可能，从而大大降低了企业研发投资的积极性。1994年我国税制改革确立的生产型增值税是为了抑制当时的投资过热和通货膨胀，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起到了积极的调控作用。但随着我国市场制度的完善和经济增长模式的变化，企业日益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经济增长不再是资本或投资驱动型，而是创新驱动型，所以制定有利于企业技术创新的税收政策是当前一项重要的任务。西方发达国家的增值税政策表明，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消费型增值税更有利于促进企业增加研发投资。当生产型增值税转型转为消费型增值税时，企业不再是购买固定资产增值税的最终承担者，消费型增值税允许抵扣购进固定资产的进项税，按照流转税的原理，与固定资产有关的增值税继续向后流转，由产品或服务的最终消费者来承担，这相当于原来由企业承担的固定资产增值税现在转移给最终的消费者，从而减轻了企业的税收负担，企业内部留存的资金增加，为其开展技术创新活动提供了足够的资金支持。基于上述分析，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

（二）双重差分模型简介如果一项政府政策对经济体系中部分对象产生影响而对另外一部分对象没有影响或者影响非常小，此时政府政策的实施与自然科学研究中的自然实验非常相似。根据自然实验的研究方法，通过比较受到政策影响对象的执行效果与不受政策影响对象的执行效果便可分析出政策的作用。然而，社会经济问题无法像科学实验那样设定严格的外在条件，更难以保证不受其他因素的影响。也就是说，如果不存在增值税试点改革这样一个外生事件，因变量仍可能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差异。以本文研究的问题为例，如果仅仅分析试点企业增值税转型前后研发投资的差异，则无法来评判增值税转型的研发促进效应，原因在于，即使增值税转型前后试点企业研发投资存在差异也仅仅表明增值税转型与企业研发投资存在一定的相关性而不是因果关系，因为企业研发投资在试点前后还会受到其他政策和各种经济因素的影响。为了分离出政策产生的“净效应”，必须扣除试点前后其他因素的影响方可确定，即试点企业在试点后是否增加了企业的研发投资。使用双重差分模型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政策必须是外生的，这一假定主要是为了保证研究样本进入处理组和对照组是随机的。所谓处理组是指受到政策影响的样本，例如本文研究中有些企业进行了增值税试点，被认为是处理组，对照组是指没有受到政策影响的样本组。通常有两种情况会对双重差分模型的估计效果产生影响：第一，如果存在某一不可观测的因素影响因变量同时影响样本是否进入处理组，那么没有受到政策影响的样本此时已经不能作为对照组，因为这种情况下处理组和对照组因变量未来发展趋势不同，进一步造成政策“净效应”的估计结果偏大或偏小；第二，如果政策实施后某些研究样本可以自我选择进入控制组或处理组，即政策本身产生了一些内生的反应，出现这种情形时使用双重差分模型是不正确的。本文研究的增值税转型政策不存在上述问题，对中部6省的26个老工业城市而言，2007年增值税扩大试点政策是一个完全外生的事件，此外本文的研究样本中也不存在研究年份企业变更注册地的情形，适合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分析。与普通最小二乘回归分析方法相比较，双重差分（differenceindifference，以下简称DID）模型具有以下两个突出的优点：一是DID方法可以有效解决政策变量的内生性，即政策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效应；二是DID方法可以得到政策作用的“净效应”，这种“净效应”综合了截面维度和时间维度的综合影响，既体现了某个时间点上试点企业和非试点企业的差异，也体现了试点企业在试点前后的差异。双重差分模型估计结果反映的正是在控制了一些共时性政策因素以及试点企业和非试点企业的事前差异后的“净效应”。双重差分模型估计的净效应如图（1）所示，处理组（treatment）受到政策的影响，控制组（control）没有受到政策的影响，t1和t2表示政策试点前后的观测时间点，对处理组而言，其在政策影响前后的差异为（Yt2-Yt1），但这并不是政策产生的净影响，因为如果不存在政策干扰，仍有可能存在其他因素对因变量产生影响，接下来根据控制组在政策影响前后的差异（Yc2-Yc1）来近似反映这一影响，假定不存在干扰时处理组和对照组的时间变化趋势相同，则政策最后产生的净效应为（Yt2-Yt1）-（Yc2-Yc1）。

（三）数据、变量与模型为了准确地获取研发投资数据，本文的研究样本来自于深市中小板上市公司。我国中小板于2004年设立，增值税转型的初次试点也是在2004年，难以使用2004年试点的样本公司进行双重差分估计，因为无法获取2004年以前的数据。2008年试点的范围较小，且集中在经济不发达地区，本文的样本公司包含的试点公司非常少，同时由于2009年在全国推广，如果用2008年试点的企业，则观测样本中仅仅含有试点一年的数据，不能有效反映政策的执行效果。以2007年中部地区进行的增值税试点来分析增值税转型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在样本公司中，2004年和2008年试点的企业各有一家，这里将这两家公司剔除。在剩下的140家企业中，有11家为增值税转型试点企业，剩下的在2009年之前未试点的企业作为对照组。最后基于数据的可得性，为了尽可能增大研究样本，选取了140家中小板上市公司2006~2008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对于2007年上市的企业，2006年的研发强度数据有些披露在2007年或2008年年报中（大部分年报的董事会报告中披露的是连续三年的研发强度数据），有些取自于招股说明书，2006年的控制变量数据用2007年的年初数表示，这主要是为了消除会计准则变动的影响，保持数据的一致性。在使用双重差分模型分析时，需要定义以下变量：政策影响变量test，如果企业是增值税试点企业取1，否则取0；时间变量time，如果属于2007年和2008年试点期间取1，属于2006年取0；交叉变量dtt为政策变量test和时间变量time的交乘项，用来反映政策的“净效应”。因变量采用董事会报告中直接披露的研发强度来衡量，控制变量除了规模、行业、市场竞争程度、企业年龄、人力资本因素、资产负债率、营业利润率和所有权性质外，还专门加入一个反映所得税政策变动的虚拟变量dincometax，其定义方式为：2008年执行新企业所得税法取1，2006年和2007年取0，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排除所得税政策变更的影响。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本文使用的实证模型如下：rdit=α0+α1time+α2test+α3dtt+α4control+εit。采用上述模型分析增值税转型政策对企业研发投资行为的影响时，重点关注交乘项系数的显著性，也就是说如果上述模型中α3系数显著则表明增值税转型政策对试点企业研发投资有显著影响。

二、实证检验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表（2）的数据显示，420个观测样本研发强度均值为3.95%，其中试点企业11家，占全部样本的7.86%，民营企业100家，占全部样本的71.43%，高科技企业59家，占42.14%。分析试点的11家企业在试点前后研发强度是否存在差异，由于每家企业有试点两年的研发强度数据，先求出每家企业试点后2007和2008年研发强度均值，然后再将其和2006年进行均值差异T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试点企业在试点前后研发强度均值不存在显著差异。还分析了试点后（指2007年和2008年），试点企业和非试点企业研发强度均值的差异，结果如表（4）所示，试点企业与非试点企业研发强度均值差异也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

（二）回归分析表（5）是回归分析的结果，各估计系数均经过White（1980）异方差稳健标准误调整，交乘项估计结果的T值仅有-0.13，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表明增值税转型没有起到促进试点企业增加研发投资的作用，与本文的预期不一致，这一实证结果与聂辉华等（2009）的研究结论一致。进一步分析发现时间趋势变量也不显著，而反映企业个体特征的变量除所有权性质不显著外，其他变量均高度显著，说明规模、行业、人力资本状况以及盈利能力等因素影响企业研发投资强度，没有发现增值税转型对企业研发投资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上述交乘项系数不显著表明增值税转型并未对企业研发投资产生影响，可能的原因在于：第一，相对于企业技术创新面临的技术风险和市场风险而言，企业购进固定资产享受的增值税优惠是很小的一部分，增值税转型在分散企业研发投资风险方面起的作用不大，自然也没有促进企业增加研发投资。另外，增值税转型可能对一些重工业，比如装备制造业产生显著影响，因为这些行业的技术改造和研究开发需要购入大量价值很高的固定资产（卜伟等，2011），但本文的样本没有这些类型的企业。第二，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研发投资的投入要素中，人力资本是非常关键的一部分，表5的回归结果显示，人力资本因素与企业研发投资显著正相关。随着电子计算机在生产中的使用，在高新技术领域，企业研发成功的关键往往取决于人力资本，而在这些行业中固定资产投资小于人力资本投资，自然增值税转型也没有显著影响。

试述规模经济及其原因篇6

【关键词】增值税；营业税；税制改革

2011年11月16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了经国务院同意的《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方案》和《关于在上海市开展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该文件规定，上海交通运输业与部分现代服务业自2012年1月起不再征收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在今年，国务院常务会议又决定扩大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范围。自2012年8月1日起至年底，将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改增”试点范围，由上海市分批扩大至北京、天津、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湖北、广东和厦门、深圳10个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

改革开放到现在，已步入深水区，在人口红利逐渐消退，出口拉动经济疲软这一形势下，深化国内产业的机制变革势在必行。政府希望通过改革消除目前对货物和劳务分别征收增值税与营业税所产生的重复征税问题，同时优化税制结构和减轻税收负担，为深化产业分工和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支持，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此次试点是国家结构性减税改革和新收入分配方案中的重要一步，政府希望通过这次试点，积累改革经验，为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积累经验。本文即是在了解了改革现状的基础上，指出此次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自己的意见。

一、问题的提出

此次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在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中进行。具体的方案是，对交通运输业征收适用11%的税率，对部分现代服务业适用6%的税率，小规模纳税人适用3%的税率，并不再征收营业税。按照方案实施前专家的估算，上海一市的减税额度即可达到几十亿元的规模，行业内大部分企业都可以享受到税收减少的优惠。但事实上情况却不如专家估算的那么乐观。在税改方案执行之后，从个体来看，有的企业，主要是广大的中小企业，反映他们的税赋不降反增，然而，有的规模较大的企业却在利用制度的漏洞进行虚假抵扣，造成新的财富分配不公。同时，从总体情况来看，税赋水平似乎也没有明显下降。据有关人士统计的结果，上海市地税局因此次营改增而少收的税款总额与上海市国税局因此次改革而多收的税款之和为正数。也就是说实际上的纳税额并没有减少，反而是增加了。

为什么设计完善的制度在实际操作中出现了这种与预先设想相悖的效果反弹现象？下面，本文将以对上海市交通运输业的调研数据为蓝本，综合分析国内现状的基础上，找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并有针对性的提出改进意见。

二、实施效果：反弹与原因分析

上海的“营改增”试点工作已经进行了半年有余，此次新政对实现结构性减税、推动现代服务业发展、促进企业创新转型等方面的税制改革效应明显。在过去的半年多时间里，有记者统计，截止今年六月底，上海市共有13.9万户企业纳入试点改革范围，较年初增加2.1万户，增长了17.8%，应纳增值税累计104.9亿元，试点企业和原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整体减轻税负约44.5亿元。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在改革试点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本部分立足于调研结果，对本次营改增实施效果做出梳理和科学评价。

（一）部分企业的税负不降反增

“营改增”的目的在于降低企业税负，促进产业升级换代，这也是当局推动改革的初衷。在实施过程中，这一目的也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但是不能忽略的是，部分企业由于某种原因，其税负不降反增。最为明显的例子存在于一些劳动力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企业中。比如，设计或软件行业。由于这些企业的固定资产较少，而占大头的往往是人力资本，这就导致企业的进项税额少，根本就不足以抵消税率增加1%带来的负面影响，实际税负反而会增加。同时，在我们课题组所调研的上海市交通运输业，部分交通运输业企业中一般纳税人税负增加。如某企业主营汽车运输，拥有运输车辆350辆，每年运输各类汽车300万辆。按照每月3000万元营业收入计算，如按原3%计征营业税，应纳税90万元。“营改增”后，税率调整为11%，扣除进项税额，应缴税280万元，比原来增加190万元。

（二）企业受到的优惠缩水

在企业的优惠缩水问题上，这里分为两种情况判断，以改革时间和试点范围为分界线：

第一种情况，在试点范围仅仅存在于上海交通运输业的时间段。比如，某运输企业A在上海购买了燃油、配件等，这就可以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并在上海抵扣。但是，倘若A企业是在外地购买的燃油、配件等，就无法获得增值税专用发票，自然也不能得到抵扣。而我们知道，在运输企业，燃油费用是占到了企业运营成本的四成或者更多的比重，但是仅仅是由于在外地购买不能得到抵扣，再加上其他费用，比如名目繁杂的路桥费等（这部分费用不能得到抵扣），这些导致运输企业的成本大增。同时，我们还发现，在试点改革进行前购进的设备，不能享受进项税额抵扣。若是在试点进行后才购买，就可以享受到进项税额抵扣。这显然体现出了两种不公平，一是地域上的不公；而是时间上的不公。

第二种情况，试点办法对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和应税服务范围做了明确的规定。比如，试点范围内行业的企业和试点范围外行业的企业之间发生业务往来，这些企业之间不能能开具相关服务业增值税专用发票，导致增值税抵扣链不完整，造成部分试点企业难以有效使用增值税抵扣政策。这样一来，政策效果就被打了折扣。再比如，一些信息技术服务业的运营成本主要是人工费、房屋租金和物业管理费等构成，而这部分支出不能抵扣，而其他部分抵扣进项税额也较少，因此此类企业在试点中总体获益不多。

上述两种情况，体现的其实还是公平问题：不同地区、不同产业的税收优惠不同。当然，这也是试点工作中必然会出现的问题。在解决的途径上，当然是扩大试点范围等，这将在后面做出论述。

另外不可忽视的是，我国大多数企业仍然是中小企业，受限于规模等原因，其缺乏完善的企业会计制度，所以在实践中，将其当做小规模纳税人。但是我们知道，增值税优于营业税的主要地方就是其能够对进项税额进行抵扣，只对本环节增值进行征税，从而达到减少税收的目的。但是中小企业作为一般纳税人，实践中对其进行简便征税，其进项税额根本就不能像很多大型企业那样被抵扣，所以其税负并没有减少。

（三）过渡性财政扶持政策效果有限

根据试点文件，在试点地区，由于税收改革导致企业税负增加的，会得到一定的财政扶持。但是据课题组调查，由于各种原因，该扶持政策并没有得到有效实施。也就是说，很多企业在税改过程中遭遇了税负增加，但是并没有享受到财政扶持。

目前，对于试点企业税负变化的计算方式是以企业总体税负为标准，而不是按业务类型分别核算，对于部分提供综合的企业来说，不能真实反映试点对其某一类业务的实际影响。比如，某软件公司，在硬件、软件和综合服务方面等都有涉足。设备硬件成本比重较高，进项税额较多，但其软件服务在税改后税负明显增加，在计算税负影响时，按现有计算公式，软件服务因分摊了大量与开发无关的进项税额而使其税负大大降低，因此不能真实反映其软件服务收入的税负变化，也就无法享受到过渡性财政扶持的政策。

（四）具体操作中的问题

在具体操作上，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注意并分析。以物流业为例，很多环节都存在问题。比如：物流业务各环节税率不统一问题仍未解决，我国现行营业税制度将物流业务划分为交通运输业与服务业两类税目，运输、装卸、搬运税率为 3%，仓储、配送等税率为 5%，而物流业务各环节税目不统一、税率不相同、发票不一致，是多年来困扰物流业发展的政策瓶颈；再比如，快递企业适用税率仍不明确，物流企业集团及其分、子公司无法合并缴纳增值税。在增值税发票征管问题上，物流企业与传统生产制造企业的业务模式和客户类型差异较大。

上述问题其实只是此次营改增试点工作中出现的问题的冰山一角，很多问题本文限于篇幅并没有列举，比如：很多企业反映配套措施滞后，直接影响改革效果。再比如，在营改增的增收过程中，不规范、模糊的地方很多，导致了增收过程中企业与征收部门的矛盾和冲突。

三、相关建议和措施

既然我们知道在试点中出现了上述问题，而试点范围是一个不断扩大的范围，为了避免其他地区和行业再出现上述问题，就应该在调研的基础上提出富有建设性的意见：

（一）减低税负

从根本上来说，营改增的试点就是为了减轻企业公民的税负，而减轻税负也是近年来我国努力践行的目标，所以最为基础的一条，当然是减轻税负。这既是一个理念，也是一个可以付诸实施的目标。我们知道，公平是税法的基本理念之一。而税法公平包含了形式公平和实质公平两种。从实质公平来说，并不仅仅局限于纳税人间的税负分担，纳税人和国家之间权利与义务的公平与否也应是其关注的问题。

从我国的状况来说，企业公民缴纳的税款和其所享受到的公共产品的数量和质量之间是完全不对等的。即：国家收取了过多的税负，却并没有给公民提供相对应的公共产品。本次的改革试点，尽管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税负过重的事实，但是却表明了国家的态度，即减轻税负乃是大势所趋。所以，说道本次改革试点的不足，我们并不能把减轻税负这一根本性的问题忽略。具体到本次营改增的交通运输业的话，何不进一步降低税率呢？或许8%是比较合理的税率。

（二）增加抵扣范围

增加抵扣范围其实是一个比较模糊的说法，这里我们可以分为两种情况加以考量：第一，增加试点的行业范围。在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以交通运输业为例，交通运输企业与其上游或下游的企业发生经济联系，由于其上游或下游的企业所在行业并不属于本次试点范围，所以这些交易之间不能开具增值税发票，自然也就得不到抵扣。所以，为何不加大试点范围呢？在未来合适时机，全面推动营改增。第二，是要增加进项税额的抵扣范围。前面说过，在很多企业，比如劳动力密集或高科技产业中，其人力资本、租金等占到了其运营成本的大头，但是这些成本并不在抵扣范围之类，这导致了这些企业受到的优惠比较少，造成了试点效果的打折。所以，增加进项税额的抵扣范围，将这些成本纳入抵扣范围，就可以大大减轻这些企业的成本负担。

另外，考虑到我国大多数企业的规模不大，难以按照一般纳税人的标准来征税，其当然就不能从此次改革中受益，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笔者建议，可以降低一般纳税人的标准，将更多的中小企业纳入到一般纳税人的范围。

（三）落实财政扶持政策

在改革试点中，有些企业的税负不减反增。其实在试点的文件中，是规定了一些财政政策的，总的原则就是要对这些企业进行财政补贴或扶持。但是在实际中，很多企业尽管遭受了税负增加，却并没有享受到相应的财政补贴。究其原因，在于财政扶持实施措施不够细化，并没有较为明确的细则出台；再者，在税负的计算方法上，也存在不科学的地方。本文建议，一方面要指定明确的财政扶持细则，对财政扶持的行业、金额等做出明文规定；另一方面，要对企业的税负进行合理分类，在计算企业的税负时，不能仅仅看企业最终税负，这并不能科学反映试点对企业税负的整体影响。

（四）扩大试点范围，最后全面修改税法体系

试点工作的展开，从整体上看还是利大于弊。既然如此，为何不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其实我们至今也对试点的合宪性有一定怀疑，但是考虑到此措施的初衷、效果和我国目前的经济与法制环境，姑且将其视为一种“良性违宪”吧。其实最为根本的措施不是扩大试点范围，而是对我国税法体系做出较大的修改，将营业税全面改为增值税，这样就可以全面消除重复征税的困境。

除了上述建议，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我们提及。比如：进一步完善相应的配套措施、制定标准可行的抵扣办法等，限于篇幅，本文只是对一些较为明显的方面做了论述。

结语

任何一次改革的新举措和原有体制的融合都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营业税改征增值税也不例外。从2012年1月1日开始上海试点到今天的全国大部分地区推行既给了我们一个验证改革是否合理的机会，也为我们针对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在下一步的改革中完善改革措施提供了时间和机会。本文正是在具体阐述了我国这次税制改革的基础上，结合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在增值税体制的税率层次、抵扣范围以及财政扶持措施等方面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创新性修改建议，并配合以财税法体系等相关配套体制的改革措施，以期为即将推行的全国范围内的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做出有益探索。同时，营业税改征增值税也必将为我国新一轮的税制改革起到领航作用，我们坚信我国社会主义税收法治化进程也会在新的时代随着各项税制改革而进一步加快。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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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维托·坦兹：《有效税制的质量特征》，《税收译丛》199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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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吴子强：《构建费用化增值税模式的思考》，《财会研究》2006年第8期。

[6][英]锡德里克·桑福德著，张文春 匡小平 译 郭庆旺 校：《成功税制改革的经验与问题》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

[7]Bird，R.M.，Gendron，P.-P.：The VAT in Developing and Transitional Countri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

作者简介：

蒋鹿夏（1987—），男，汉族，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法2011级研究生，研究方向：商法；

试述规模经济及其原因篇7

内容摘要:本文应用类比分析法,提出长期生产中的约当要素、约当量、边际产量、平均产量等概念,从而能够定量或形象地描述规模的大小和各种长期产量的变化规律。基于此,揭示出规模收益变化规律与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对偶性,指出二者具有相同的假设前提和四阶段变化规律,以及不同的产生原因和主要差异;论述长期总产量与短期总产量、长期平均产量与短期平均产量相似的四阶段变化规律,以及长短期生产各产量变化规律的内在联系及其对偶性。

关键词:微观经济学 产量变化规律 对偶性 理论创新 规模收益

长期生产与短期生产对偶的产量函数

大凡流量指标,若其影响因素即自变量亦为数量指标,并且只有一个,都可以构建具有同一自变量L和内在数量联系的“三量”及其函数。即:总量T=∑M,边际量M=ΔT/ΔL或dT/dL,平均量A=T/L。认识长、短期产量函数的形式及其对偶特征,对认识长、短期生产有关规律及其对偶性具有重要意义。

(一)短期生产中产量的三量函数

在短期生产中,厂商欲调整产量只能依靠改变“劳动”的投入量,而“资本”的投入量来不及改变。因此,在短期生产函数中,产量P只是单一自变量即劳动投入量L的函数。于是,存在短期产量的三量函数及其关系:总产量TPL=fT(L)=∑MPL;边际产量MPL=fM(L)=ΔTPL/ΔL;平均产量APL=fA(L)=TPL/L。

(二)长期生产中产量的三量函数

在长期生产中,厂商调整产量必会同时改变劳动投入量L和资本投入量K,以保持二者的最优比例。因此,在长期生产函数中,产量成为具有两个自变量L和K的因变量,即产量是“规模”的函数。在当今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关于规模及其变化、规模收益及其变化规律的定义和描述,都未能明确定量,因此难以建立长期生产中产量的三量函数。

综观现行各套权威性教材对长期生产理论的阐释,基于长、短期的对偶关系,想必引发长、短期生产理论相对偶的考虑。为了定量描述规模、规模收益及其变化规律,借鉴成本会计学中“约当产品”概念,本文把某一具体的产品生产系统所要求的劳动和资本的最优比例组合称为该产品生产的“约当要素”,而把厂商按既定的最优比例投入的各种要素具体数量相当于其最小公约数的倍数称为“约当量”。这样,约当要素及其约当量X是为数量指标,它成为长期生产函数中产量的“单一自变量”。于是,就可构建长期生产中的产量三量函数及其关系:总产量TPX=fT(X)=∑MPX;边际产量MPX=fM(X)=ΔTPX/ΔX;平均产量APX=fA(X)=TPX/X。

在这里应该指出,在长期生产中按既定的最优比例捆在一起的两种或多种要素即约当要素的约当量X,在现行教材中往往被称为“规模”,其连续增加或减少称为“规模扩大”,而产生的边际产量则被称为“规模收益”或“规模报酬”。

(三)长期与短期产量函数的对偶

综上可知,当提出约当要素、约当量以及其边际产量和平均产量等概念后,就能定量或形象地描述生产规模大小和各种长期产量与规模之间的变化关系。使之可与各种短期产量的变化关系对比,包括函数关系对比和变化规律对比。继而可见,以约当要素为单一自变量的长期产量三量函数,与短期产量三量函数明显对偶,其形式相同、三量的内在联系也相同。

规模收益规律与短期边际产量规律的对偶

按现行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的定性描述,规模收益变化规律是产量变化率与各种要素投入量变化率相对大小的阶段性变化趋势。引入新概念和建立新函数后可知,规模收益就是长期生产约当要素的边际产量指标,其变化规律就是其数值绝对大小的阶段性变化趋势。它与短期生产可变要素的边际产量变化规律极其相似、明显对偶,这可从三个方面充分得以显示。

(一)在边际产量指标构成上对偶

如前文所述,短期边际产量指标为MPL=fM(L)=ΔTPL/ΔL,规模收益指标为MPX=fM(X)=ΔTPX/ΔX。二者都是边际产量,其指标构成形式相同。只是前者的L通常代表可变要素投入量,后者的X通常代表约当要素投入量。

(二)在边际产量变化规律上对偶

规模收益变化规律和边际收益递减规律都是反映连续增加要素投入,产出效率的变化规律。无论短期生产还是长期生产,连续增加一种要素或约当要素的投入量,其边际产量都是先递增到最高以后再转为递减,最终会趋于0甚至出现负值的极端情形。二者都依次经过四个变化阶段,即递增变化顶端变化递减变化负值变化。试比较图1中MPX线与MPL线的异同。

二者不同在于产出效率变化的原因与急缓程度有异。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是在短期生产中资本投入量既定的条件下,连续增加劳动投入量的边际产量变化规律,主要是由于生产对各种要素的互补性要求,连续增加单一要素的投入必产生短缺要素瓶颈制约的程度甚至方向的快速变化,以致边际收益随之快速变化,突出体现在“顶端变化”快和窄,故常被视为仅存一个转折点,但在长期生产中不存在瓶颈制约问题。之所以存在规模收益先递增后缓慢转为递减的变化规律,是由于规模扩大往往会引起专业化分工协作效率先快后慢的提高和管理效率先慢后快的降低,此二效率变化一定程度抵消之余形成规模收益的缓慢变化,集中表现在“顶端变化”十分宽缓,故常被视为存在一个“不变阶段”。

(三)在生产技术条件假设上对偶

无论是边际收益递减规律还是规模收益变化规律,都假定在连续增加一种或两种要素投入量的全部过程中,生产技术条件保持不变。然而,在现实生产中都可能甚至经常随着一种或两种要素投入量的改变,生产技术条件也产生变化的状况,尤其在长期生产中两种要素投入量的比例和技术条件更是有所变化。这就引出以下两个长期和短期生产理论共同的原理。

脱离现实的假设,一是为使现实多变和千差万别的复杂现象抽象化以便摸索其统计规律;二是为排开其它因素的影响,专门研究一种要素或约当要素投入量连续增加引致的产出效率变化规律。至于实际应用都得把随着投入和产出增加,可能产生的技术水平、价格水平和固定费用水平等因素变化,引起的产出效率变化因素考虑进去。技术水平提高会使整条边际收益曲线或规模收益曲线向右上方移动,即上一新台阶;价格水平、固定费用水平和垄断利益等因素变化,不会影响以“产量”定义“收益”的产出效率,但会影响以“经济”定义“收益”的产出效率。

(四)基于长、短期对偶性的建议

鉴于上述分析,证明了规模收益变化规律与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之间的对偶性。笔者建议在编著教材和教学中,建立约当要素和约当量概念。用以表达规模收益理论中通常假定的按一定比例捆绑在一起的生产所需各要素及其投入量,即各要素具体投入量相当于最小公约数的倍数。同时,构建规模收益指标以定量长期生产中约当要素的产出效率,并明确指出规模收益是长期生产中包含资本在内的约当要素的边际产量。

其它长、短期产量变化规律的对偶性

支配长期生产诸规律的规模收益变化规律与支配短期生产诸规律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之间客观存在的对偶性,决定了其它长期产量变化规律与其它短期产量变化规律之间的对偶性。

(一)长、短期总产量变化规律对偶

由关系式“T=∑M”可知,在边际量M递增区间,总量T必加速递增;在边际量不变或缓慢变化区间,总量必恒速或缓慢变速递增;在边际量递减区间,总量必减速递增;当边际量等于0时,总量递增到最大;而当边际量小于0时,总量必递减。

如前所述,引进约当要素和约当量等概念,就能得到与短期总产量函数“TPL=fT(L)=∑MPL”形式相同,因而便于观察其变化规律呈对偶关系的长期总产量函数“TPX=fT(X)=∑MPX”。可见,规模收益与边际收益对偶的那样先递增后转为递减的四阶段变化规律,必然引致长期总产量与短期总产量对偶的如此四阶段变化规律:加速递增快速递增减速递增递减变化。

正如规模收益变化与边际收益变化在其第二阶段存在明显的缓急程度差异,同样的原理规定了长期总产量与短期总产量也在其第二阶段“快速递增”时,具有明显的宽窄程度差异。试比较图1中TPX线与TPL线的异同。

(二)长、短期平均产量变化规律对偶

可以论证,随着自变量连续增加,平均量在小于、等于、大于边际量的范围内,依次表现为递增、不变、递减,而在边际量变为负值以后加快递减;对于边际量先递增、转持稳、后递减、最后负值的三量函数,平均量必然先小于、转等于、后大于、最后正对负于边际量。可见,规模收益与边际收益对偶的那样先递增后转为递减的四阶段变化规律,必然引致长期平均产量与短期平均产量对偶的如此四阶段变化规律:递增变化顶端变化递减变化加快递减。

规模收益变化比边际收益变化在其第二阶段明显较慢的原因,同样决定了长期平均产量变化比短期平均产量变化在其第二阶段“顶端变化”时明显较慢。试比较图1中APX线与APL线的异同。

长、短期产量三量规律内在联系的对偶

总结前文和基于图1之(A)与(B)的比较可知,长短期产量三量规律内在联系之间对偶存在着可视为相同的对应规律:要素或约当要素边际产量的四阶段变化规律“递增变化顶端变化递减变化负值变化”,同步对应着总产量的四阶段变化规律“加速递增快速递增减速递增递减变化”,同时交错对应着平均产量的四阶段变化规律“递增变化顶端变化递减变化加快递减”。其中,平均产量的“顶端变化”要比边际产量滞后一点,因而“有点交错”。

二者不同的是,因为决定要素边际产量变化规律的根基不同,使短期生产的“顶端变化”短暂,而长期生产的“顶端变化”漫长,形象表现为短期产量边际量和平均量相等或其曲线重合的区间窄,而长期产量边际量和平均量相等或其曲线重合的区间宽。试比较图1(A)三线关系与图1(B)三线关系之间的相似性。

综上,长期与短期的对偶关系引致规模收益变化规律与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对偶性。通过建立约当要素、约当量等概念和长期生产的产量三量函数,以揭示和认识支配长期生产各变化规律的规模收益变化规律的本质特征,及其与支配短期生产各变化规律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之间的大同小异,同时揭示和认识受支配的长短期总产量变化规律之间、长短期平均产量变化规律之间的大同小异,以及长短期产量三量规律内在联系上的相似性。研究长期生产产量规律与短期生产产量规律之对偶性,继而加深理解与之密切联系的长、短期各种成本的变化规律及其内在联系,并探讨利用长期产量三量规律的新的长期生产决策理论和方法。

参考文献:

试述规模经济及其原因篇8

关键词：教学困境；教学目标；教学改革

经济法课程是高职财经类专业广泛开设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该课程开设的愿景是适应社会对财经从业人员既懂经济又懂相关法律规则的需求。不过，据笔者多年调研、观察，该课程教学效果与课程开设的愿景相距甚远。

一、高职财经类经济法课程教学面临的困境

教学实践中，很多师生反映，老师教的累，学生学得苦，课堂教学效果不理想。原因归结起来有：其一，课时设计不饱满，教师为完成教学进度大多以填鸭方式讲授经济法律规则。经济法课程在很多职业院校逐渐被边缘化，尤其是各高职院校在加重专业课程实践教学课时背景下，作为通识课或者专业基础课的经济法的课时被成为首先挤压的对象。其二，高职学生主动学习的学习习惯未形成。高职学生往往是高考考试的“失败者”，高中阶段便存在基础理论素养欠缺问题导致其在大学课堂学习中对概念、原理、抽象理论不感兴趣甚至是排斥，填鸭式教学效果堪忧。

二、高职教育目标下经济法课程教学目标定位

高等职业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动手能力强，具有创新思维，能服务产业需要的高素质的技能型人才。高职院校的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课程设置均应在该目标下设计。高职财经类经济法课程设置目的是什么？培养目标是什么？对该问题的正确回答将有助于解决前述教师面对的主要问题，也有助于经济法教学改革方向的探讨。

目前高校中_设经济法课程的专业基本上分为两类，即法学类专业和财经类专业。法学类经济法教学目标通常要求学生熟知我国现行经济法律法规、熟练掌握经济法基本理论，具备严密的法律思维能力，能全方位地准确解决经济法律纠纷。显然，法学类经济法教学目标是培养能为社会提供专业服务的经济法律人才。如若将法学类经济法教学目标直接套用在财经类经济法教学目标上自然会造成教学上的困扰。

高职财经类经济法课程开设的目的是培养懂经济，又知晓相关经济法律法规知识的财经类技能型人才。其教学目标可描述如下：高职财经类经济法要求学生能对将来的职业、岗位中涉及到经济法律纠纷中的权利和义务有基本的认知和初步的判断；能够掌握日常生活别是职业生涯中所涉及到的基本法律规定和理解法律精神，具备运用互联网查阅相关法律规定的迁移能力；要求具备简单的法律逻辑思维能力和证据意识，能处理事实清楚、证据较为确凿的简单经济纠纷。

三、基于高职教育目标的经济法教学改革的思考

（一）融合职业能力需求，分模块重构教学内容

作为专业基础课程，经济法基本在高职财经类各专业均开设，共用教材，采用相同的课程标准，甚至采用相同的教学进程表。庞大的内容体系显然会造成前述教师”拼命奔走”式的理论讲授。结合财经类的高职经济法教学目标可以轻松为臃肿的内容体系瘦身，使课程教学内容更具有针对性，更能体现经济法课程满足职业能力、职业素养的需求。具体来说，除共享模块外，授课教师应按照专业对相关职业经济法规的学习需求重新遴选教学内容。按照笔者以往的教学实践，可以将整个经济法内容体系划分为：共享模块和专业模块。其中，共享模块主要是，法律基础理论知识、经济法律纠纷解决方式、劳动合同法律制度。专业模块按不同专业的需要遴选。如工商管理专业应介绍公司法、个人独资企业法、合伙企业法、企业破产法、担保法、知识产权法；市场营销专业应介绍合同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广告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会计专业应介绍会计法、审计法、票据法、税法、支付结算法律制度等。

（二）尊重学生主体地位，综合运用立体教学方法

与普通本科院校学生相比，高职学生有其自身的特点，如：基础理论薄弱、语言组织偏生活化、抽象思维能力相对较弱、动手能力较强。高职经济法教师在组织教学时应充分考虑学生的上述特点，坚持教师是引导者，学生是主导者的组织原则，灵活运用各种教学方法，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学习的参与度。笔者多年的教学经验表明理实结合，大幅增加实践性教学方法更有利于提高教学效率。教师在采用讲授法时，应对章节内容在课程教学目标的指导下合理遴选，尽量剔除无关的内容，理论讲授应突出“够用”。尽量避免大量使用法言法语，财经类学生与法学学生不同，要求将来的涉法工作中要求财经类学生准确使用法律语言是没有必要的。大量使用高度抽象、高度规范的法律语言会严重打击高职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不利于课堂教学，除必须外，教师要尽可能使专业语言通俗化。讲授法主要解决基本概念、基本规定的认知问题，要高效实现高职财经类经济法其他教学目标更多的得靠实践性教学方法。案例教学法、小组讨论法、分组对抗辩论法、模拟法庭等均因其趣味性、竞争性、知识性而被高职学生广泛接受。这些教学方法能有效推动学生主动探寻将来职业生涯中可能出现的权利义务关系，有效培养学生的简单的法律逻辑思维能力及证据固定习惯，亦能培养学生们的团队合作意识。

试述规模经济及其原因篇9

【 关键词 】文综政治课程 论述题 解题要求 技巧

文综的政治课程是文科生在参加高考时要面临的一门重要课程，在有效的时间里快速而准确地完成作答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在完成政治论述题的过程中，许多学生表示脑子里一片空白，无法作答。针对这种情况，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我们可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以及技巧来提高相应的答题效率呢？

一、模板训练的强化

文科与理科考试最明显的一个区别就是：文字量。就理科生而言，只要学生的逻辑思维正确，找题眼的过程中方向正确，那么最后的答案就是唯一确定的；但是文科生在进行解答时，由于文字信息量比较大，加上前面题目的混淆，考生在进行政治论述题解答时极易出现跑题偏题的现象。基于这种现状，在平时课题训练的过程中，教师应当强化学生的逻辑思维，强化相应的模板训练，因为就政治论述题来说，无非是关于政治、经济等几个方面，不管事件的表象如何，其本质都关乎那几个方面。如果在日常教学过程中对相关的模板训练进行加强的话，不仅有效提高学生思维的清晰程度，同时还能提高学生解题时的灵敏程度。比如结合人教版的相关内容来说，在文综题目政治论述试题的部分，通常会出一些对一些具体的经济事实进行提问，所涉及到的问题通常需要学生用某一系统的知识点来进行详细的解答。在遇到这类题目的基础上，教师在开展具体教学的过程中，如果要展开模板教学的话，一般都会从辩证法或唯物论等某一系统的知识去进行详尽的解答。而就唯物论或者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来说，都是确定的，只需要学生对题目的相关条件加以运用，最后变成符合题目条件的答案而已。因此，在政治论述题目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对模板教学模式进行有效地运用，加强对学生的模式化训练，争取让他们在拿到题目的时候脑袋里自然而然会对相关的内容进行条件反射式的输出，从而节省作答时间，提高学生在解题过程中的全面性，最终提高学生在政治论述题上的得分几率。

但是，在利用模板教学方式对学生进行训练的过程中，教师还应注意对学生进行仔细审题的提醒，不要一拿到题目就开始作答，一定要对题目的考核重点进行细致地分析，在确定考官出题意图的基础上再进行有效地作答，因为就政治论述题来说，一旦偏离答题的方向，就是一败涂地，同时这也是文综科目综合的特征。

二、时事政治在课堂教学中的有效融入

除了有效的模板训练之外，在对政治论述题进行解题教学的过程中还应融入一些时事政治内容。在大家都掌握答题模板的基础上，敏锐的政治嗅觉是考生在答题过程中进行加分的项目。教师在进行政治课程教学或者对习题进行讲解的过程中，最好能对学生进行有效地时事政治普及，尽量做到不该丢的不许丢，能够不丢分的地方尽量避免丢。将模板训练与时事政治评讲有效地结合起来，不仅能提高考生在进行题目解答时的效率，同时还能让学生的回答在众多考卷中脱颖而出。比如就13年的高考题目来说，主要就是以12年的时事政治为基础的依托进行题目设计的，如果考生在日常学习生活中对时事没有引起足够注意的话，那么在遇到这类题目时必然无从下手。以人教版某一测试例题为例，这一题目总共给出了两则材料，其中一则是以2010年10月15日至18日召开的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为基础依托，问题的设置则是要求从经济生活的角度谈谈如何有效解决两则材料中涉及到的现阶段中国存在的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学生对我们的政治时事没有一定的了解，那么必然很难精准度地把握考官出题的意图，在进行题目作答的时候就有可能出现跑偏的情况。因此，针对这种情况，教师在开展政治论述教学的过程中应将时事政治的相关内容融入到学生具体的生活中去，从而提高学生对时事政治的嗅觉，提高学生对考题意图的把握。

三、总结的有效开展

除了上文中提到的对学生开展有效的模板教学以及对时事政治进行有效的融入之外，教师在对学生政治论述题进行有效教学的过程中，还应引导学生做好相应的总结工作。就政治考题的总结来说，不仅能够有效加深学生对相关知识的记忆程度，同时还能让学生在总结的过程中对自身答题存在的问题进行一个全面的了解。结合笔者以往的经验来看，学生在对政治论述题进行解答的过程中，第一次犯的错误在下一次考试中又会出现，就这一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来说，实际上就是学生没有对总结工作的重要性引起注意。因此，教师除了提高日常的训练之外，还应着重培养学生总结的习惯，引导学生通过有效总结工作的开展，自觉去发现一些答题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结合相应的问题去寻找有效的解决措施，这样一来，不仅能有效巩固学生的基础政治原理，同时还能有效培养学生通过思考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最终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

就文科生而言，在考试的过程中，所有的答案基本上都是通过原理性的论述来呈现，如果学生在作答的过程中对自身的书面规范不进行严格要求的话，极有可能引起阅卷老师的不耐烦，因此，教师在对学生的答题技巧以及时事政治常识进行培养的过程中，还应对学生的作答规范进行严格的要求，争取让学生不吃卷面的亏，尽最大努力降低丢分的可能。

四、总结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对学生在进行文综政治论述题解题技巧培训的过程中，除了对学生进行有效的模板训练之外，还应结合时事政治的内容提高学生的政治嗅觉，从而提高考生的得分率；除此之外，学生在进行论述题解答的过程中，还应注意书写的工整，在平时测验结束后对考试失利的原因进行有效的总结，避免在下一次考试中再犯同样的错误，从而提高相应的文综成绩。就高中政治教育工作者来说，在这一过程中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不仅扮演着教育者的角色，同时对学生的价值观以及人生观都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因此，我们的教育工作者在对学生的政治思想进行培养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发挥积极的引导作用，从而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是非观，为学生今后的长远发展作出相应的贡献和努力。

【参考文献】

试述规模经济及其原因篇10

负面清单也称“否定列表”“不符措施”，这是外商投资的禁入领域、禁入范围，是某国家或地区不允许外商投资或者限制外商投资在本地总投资中所占比例的一个行业列表，即对禁止投资的部门、行业等给出一个总的列表，不在列表上的部门或者行业是对外开放的[ 1 ]。就现有资料来看，负面清单制度起源于1834年的普鲁士地区，当时，在德意志关税同盟签订的关税协议中，不仅给出了能够让双方互惠共赢的减免关税等积极政策，而且给出了不开放、不取消的几种例外情况，这被视为是负面清单的萌芽[ 2 ]。到了20世纪中期，各国为走出战后的经济萧条，尽快恢复本国经济，开始相继使用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来最大限度地扩大贸易量，鼓励和吸引外资进入本国市场。特别地，在墨西哥、美国和加拿大签订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共有7个附件，除了附件6是以自由化承诺的形式给出正面清单外，其余几个附件均以负面清单的形式设置了保留项，被认为是负面清单首次正式出现。后来，在美国和新加坡签署自贸协定后，这种管理模式开始被亚洲多国效仿。就其历次调整和完善来看，负面清单管理模式适用范围也开始从贸易领域逐渐扩展到多种多样的投资领域，这种模式上的渗透也为许多国家引进外资、促进经济发展以及优化产业结构提供了诱人的制度红利。

相比负面清单制度在国外几百年的历史演进，由于种种原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在我国起步较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吸引鼓励外资、扩大对外开放过程中，一个基本理念是在不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和保护国内经济安全的前提下，通过一系列政策法规，有限制和选择地引入外资;但随着国门逐渐开放、改革进程逐步深入，这种正面清单式的外资管理模式越来越难以适应外资发展的要求。这种管理模式的改变肇始于2013年的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负面清单的初次发表意味着中国的外资准入管理模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即从原来的“正面清单+准入后国民待遇”形式变为“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 3 ]。

二、“一带一路”与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内在联系

长期以来，商务部的工作重心之一便是促进贸易、鼓励外资，通过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方式带动投资与贸易的增长。十八大期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在推动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和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上，报告继续表示中国不仅不会关闭逐渐开放的大门，还会越开越大，而且要改变以往依靠投资政策吸引外资的做法，转而依靠制度环境吸引外资。2017年数据显示，在过去3年中，我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总额超过3万亿美元，欧亚12国与我国的贸易总额1 220亿美元，同比增长40%，远高于我国总体的外贸增速。总体来看，“一带一路”倡议与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关系密切，主要表现为：

（一）降低壁垒

“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国际探索，彰显了我国致力构建国家地区间合作共赢关系的信心和勇气。从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来看，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我国秉承不干涉他国内政事务、不谋求经济带发展主导权、不经营自己的势力范围以及不搞结盟与对抗的原则，倡议在恪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平等协作、合作发展[ 4 ]。相应地，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是基于最大化国民待遇，解决投资过程中出现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由于世界各国法律基础不同，法律条文及其解读存在差异，外资在最初进入到一国进行投资时，熟悉掌握该国全部市场管理模式以及针对外资的各种监管限制措施较为困难，上述信息不对称会给外资的投资选择带来潜在风险;而“负面清单制度+准入前国民待遇”原则在默认国内外企业在市场准入方面享有同等程度权利基础上，对于特殊的监管限制措施以负面清单的方式进行公示可以让外商迅速掌握行业信息，做出投资判断。可见，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是保证“一带一路”倡议和平发展的制度基础。

（二）红利共享

“一带一路”倡议是促进中国与周边国家地区共赢互利、合作交流的重要桥梁。长远来看，“一带一路”倡议可促进欧亚非各国的经济交流合作，在推动各国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有望改变整个欧亚大陆的经济版图。“一带一路”倡议特色明显：一是强调开放，突出互利互惠和合作共赢，促进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的相互协调，从而能够开展层次更深、范围更大、水平更高的区域合作;二是强调共赢，以自由贸易试验区为载体，实现各国各类要素的互利共赢。相应地，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是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可复制、可推广的先进管理制度，完全能够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之中，从而保障“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行推广。最重要的是通过制度层面的红利共享，不仅可以帮助“一带一路”沿线的各个国家提高市场管理水平，最大程度地实现科学现代化的市场管理，还可以通过相关管理制度的不断融合和创新打破沿线各国的制度差异，使沿线各国在金融、贸易、文化等领域自由联通。

（三）文化交流

“一带一路”倡议有丰富的文化交流合作内涵。早在古代，人们通过海、陆传递交流的不仅有器物用品，还有精神文明。“一带一路”倡议不仅将古代丝绸之路内涵的文化、经济、民族友好交流合作传统传承下来，而且结合新的时代背景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为欧亚各国之间的人文交流提供了一个自由平台[ 5 ]。其实，相较金融、商品贸易往来等以经济利益为基础的合作，民俗、文化层面的交流合作拥有更多的稳定性、延续性，更容易获得理解与信任。相应地，我国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明确地列出了在文化产业等人文领域受监管和限制的条目。例如：电影院建设必须由中方控股，禁止投资公司拍卖文物、文物商店和国有文物博物館等。总体来看，2013年至今，负面清单一直在缩减，说明外资受限程度越来越小，自由程度越来越高。因此，受丝绸之路深远历史背景的影响，我国与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传播、文化合作、文化贸易越来越频繁，观念上的隔膜与芥蒂正在逐渐减少。

三、“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的演进趋势

（一）我国负面清单管理模式

自2013年我国首个外资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开始，至今共经历了四次改版，形成了今天的版本，详见表1。

不难发现，我国所用的外资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是依据《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行政审批事项清单以及依据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设定的市场准入管理等制定，在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基础上进行的，截至目前共涉及十五个门类、四十个条目、九十五项特别管理措施[ 6 ]。外资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所涉及的管理项目主要包括：（1）禁止投资，指外商投资不准涉及该行业，有关部门、机构也不允许批阅、办理该类投资的相关手续等。（2）限制投资，分两种情形：一是有关部门、机构对特定外商投资的申请依法做出是否予以进入的个性化决定，因物制宜、因地制宜;二是有关部门、机构对于外商投资进入行业的相关条件以及进入方式作出特别规定。此外，我国针对外商投资还制定了《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草案（试点版）》，规定了包括外资在内的各市场主体负面清单，内外资一视同仁，市场准入时均要遵守这一规定。

（二）我国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演进

从最初版本到2018年新的版本，每版本内容都在逐渐进化。进化是指受限总条目在逐渐减少，包含的限制项和禁止项都有不同程度减少，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详见表2。

表2给出了“一带一路”倡议以来我国针对外资准备管理措施进行修改变动的具体情况。不难发现，第一，与原有的上海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相比，“一带一路”倡议以来，年度调整幅度逐渐增大，2018版负面清单更是将管理措施条目减少了53%，调整幅度达到最大;第二，从行业层面来看，变动最显著的是采矿业、制造业以及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基础产业，金融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产业都经历受限条目先增加后减少的情况，这与“一带一路”倡议在沿线国家间经济、文化和体制上的调节及磨合作用有关。具体地，负面清单演进呈现以下三方面特征：

1.开放化。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也为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提供了原动力。从负面清单所含条目数量看，三、四、五版中的特殊管理措施条目分别缩减了12%、22%和53%，涉及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金融业、科技研究和技术开发等诸多行业[ 7 ]。进一步从开放的行业来看，相关政府部门采取了极大的容忍态度，对诸如采矿、金融、文化、娱乐等重要行业的限制、禁止措施明显减少，这也体现了我国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以更加开放化的态度包容更多外商投资的决心。

2.透明化。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中条项的准确程度直接决定了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运行效果，清晰明确的外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表述能让投资者一目了然，提高负面清单使用效率，而隐晦、模糊的表述方式容易造成对清单内容的误解与困惑。例如在2015版发行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中，有几个行业反而增加了需要禁止限制的项目。如金融业由2014版的四条禁止限制项目增加到了十五条禁止限制项，在电力、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等行业也有类似情况。需要注意的是，这并不是对上述行业设立更高的门槛，而是对旧版规定作出更为具体合理的解释，以最大强度全面解释清单条目，从而提供清单的可操作性和透明度。

3.国际化。我国设立自贸区的根本目的在于更好地接轨国际市场，更好地适应国际贸易氛围以及国际投资规则。例如2015版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清单条目的设立基础虽然依旧是《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但是将以往关于类的表述统一改为国际通用的表述模式，在適应国际市场新规则方面更进了一步，这也说明我国外资准入制度向国际水平接轨的决心。

四、“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与发达国家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对比

（一）美国的负面清单实践

美国一直以超级大国自居，究其根本，其外资准入制度是吸引外商投资的一个重要因素。作为被投资的国家而言，美国能为外商提供一个相对自由的投资环境，即较少的管制与阻碍、较低的壁垒、交易投资的保护等;另一方面，作为投资国家，美国肯定也期望得到被投资国的优惠待遇，即较少的管制及较高的保护。美国是负面清单制度的领路者、实践者以及开拓者，其开辟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在国际上备受追捧，这种管理模式也成为国际主流的管理模式，被很多国家效仿和采用。到目前为止，美国同世界上20个国家签订了自贸区协定，与48个国家签订了双边投资协定，是世界上签订BIT和FTA最多的国家之一。由此可见，虽然国情不同，美国经验依旧对我国制定中国特色的外资准入制度、中国特色的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总体来看，美国的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呈现以下特征：

1.以BIT范本为对外投资谈判基础。双边投资协定范本具有特殊的两面性，可同时作为投资保护协定和投资开放协定;而双边在此也只是一个限定词，既可以是双边，也可以是多边。该协定的范本在美国同其他国家的跨国投资谈判中发挥着巨大作用，以该范本作为依据对外商采用“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

2.弹性的管理制度。以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约束力的时效性为依据，可以将美国关于不符措施的附件归类为两大组：第一组给出美国在当下时期对外商的禁止限制条例;第二组措施是在第一组的基础上，考虑到未来的因素，即由于未来可能发生无限种可能，对可以采取措施的领域保留部分权利。显然，这样的管理模式不仅给予被投资国最大的解释权，也维护了被投资国的自主权。

3.负面清单的系统性和层次性。附件一明确列出现阶段依据行业分类不符措施的具体条目，附件给出未来的管理只能放松、不会增加管制的保证，并列举了所有与正面清单有分歧的限制;附件二给出了更为严谨的条款，尽可能未雨绸缪，考虑到未来的因素，即由于未来可能发生无限种可能，对可以采取措施的领域东道国允许美国保留部分权利，这极大程度上保护了缔约方的自主权;附件三将金融服务单独列出，在形式上同附件一一样列出该行业的不符事项，却充分显示了美国对金融服务业的看重和对金融服务业市场自由的重视。

4.负面清单构成要件的“刚柔并济”。第一类负面清单的表达方式呈现刚性特点：就具体行业或部门，除特别方面进行例外规定以外，对于涉及的义务、政府层级以及效力规定明确;相比第一类清单，第二类在表述上较为柔性，保留了对没有出现的行业或已有行业进一步限制的权利，法律性和强制性明显平和很多，这也给东道国在外资管理上更多的自主权。

5.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高透明度。关于负面清单透明度不仅体现在各种行业不符措施的列举详细程度上，对于负面清单透明、可操作性的具体要求在很多美国同他国签订的自贸区协定、双边贸易协定的文件正文中也有详细列举和陈述，这些举措都能体现美国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对于高透明度、可操作性的高度要求。

（二）韩国的负面清单实践

从韩国在2003年初次与智利签订自贸区协定以来，至今自贸区协定已签署18个，双边贸易协定更是有90个之多。理所当然，协定中需要制定特别管理措施并且给予保护的大部分都是在国际上竞争力小、比较优势小、比较敏感的行业，当然对于一个国家的支柱产业也需要特别保护管理。负面清单与正面清单同时存在，但是还是以负面清单为主。相比美国，韩国的负面清单特点如下：

1.相关的不符措施在附件与正文中均有列举。以韩美FTA为例，不符措施条目不仅出现在三个附件当中，在正文当中的电子服务、投资、电子商务、跨境服务和金融服务五个章节也有出现。

2.与美国负面清单格式基本相同。韩国与美国的贸易往来形成较早，在两国的贸易谈判过程中，美国应该占据主动地位，从而导致韩国的负面清单参照美国的格式，同样由三个附件组成且在内容布局上也与美国负面清单基本一致。

3.服务贸易占比较大。按照行业进行统计，如果不考虑特殊管理的金融服务业，对附件一和附件二中需要特殊管理的部门进行统计，发现韩国是91个，而美国只有18个，具体需要特殊管理行业统计分布情况见图1、图2。

从图1和图2中可以发现，与韩国相比，美国的不符措施相对少一些，对应的对外商投资的管制也就少一些，对外开放程度也就高一些;但韩美的不符措施行业比重所占较大的都是服务业，这也充分体现了服务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特殊地位。因此在我国对外开放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该行业的敏感性与重要性，对其进行重点关注与保护。

4.涉及领域行业广泛，措辞灵活准确。在韩国与美国的自贸区协定中，韩国负面清单尽可能涉及更多的行业，包括更多的内容，尽最大努力保护本国产业;按照涉及行业统计，对服务业的保护非常重视，对服务业的管制措施占总数的五分之四还要多，农业等初级产业、制造业等分别占据第二第三位，但措施项目要远远少于服务业，还有一些外部性明显的社会事业，领域宽泛。为尽可能地保护本国产业，与美国不同的是韩国的负面清单为了涵盖更多不符措施广泛选择了笼统、模糊的表达方式。

5.行业选择特点突出。首先对部分关系到国家经济安全稳定的行业进行明确的严格禁止;其次选择国内相对弱势行业尽最大可能的保护;最后对于一些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予以一定程度的保护。

（三）我国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与发达国家的异同

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上多数国家，出于种种原因考虑，纷纷积极推进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相比美、韩等发达国家，我国负面清单与其的共同点如下：

1.初衷都是为了深化本国的对外开放程度。

2.本质都是为了保护国内支柱产业、国家机密和相关信息安全。

3.不符措施即受限条目主要以本国国内法律法规等条文为基础。

相应地，我国负面清单与其的不同点如下：

1.推行或接受负面清单的话语权存在差异。在FTA和BIT谈判中，大国往往占据主动和优势，以我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出于种种原因，相应的限制措施较多，往往需要做出更多的妥协。

2.负面清单管理的侧重点存在差异。发达国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产业链发展成熟，对开放度和自由度的诉求更高，对准入前国民待遇和国家安全较为重视，不会将所有需要保护的行业都列入负面清单，会更多地通过技术条件、登记制度和反垄断等贸易壁垒对其进行间接限制;相比之下，我国目前的思路在于通过负面清单设计使本国经济免受外资冲击，重点是将更多的行业和领域列入负面清单，不仅将敏感行业放入清单，而且会对一些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实施保护。

3.负面清单的法律依据和实施细则有差异。发达国家外资发展较早，外资管理法律体系相对完善，散见于国际公约以及国内的法律体系之中;相比之下，我国负面清单制定的基础是“三资法”和《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等，没有完备健全、系统、操作性强的法律体系作为后盾。

五、政策建议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我国与“一带一路”周边各国在交通、贸易、互联网、投资、人文、产能和金融等多领域开展深度合作，成就斐然，但问题同样突出。围绕外资管理这一顶层设计，借鉴发达国家成熟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为我国外资管理模式提供如下建议：

（一）由中央設立国家层面的统筹调控机构，整理和统一负面清单

自贸试验区是我国利用外资的重要载体，也是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载体，单一部门或地方机构无力推动上述战略的联动，只有在中央层面设立专门的机构统一调度各地自贸区、统筹规划，才能在国家层面实现资源的有效整合，对接上述战略;同时，可以避免因清单过多、内容反复、矛盾而导致的混乱，有利于外资对我国负面清单的理解。

（二）强化负面清单的法理基础

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体现出一种“法无禁止即可为”的理念，也就是在负面清单中如果没有明确的条例加以管制或禁止，就不能够对外商的投资使用市场准入限制等障碍，这也恰恰产生了一些法律触及不到的灰色地带。美、韩负面清单透明度较高，对清单列表中不符管制条例的阐述都包含对本国国内法律的引用，以明确出现纷争时所用到的法律法规条例[ 8 ]。我国目前负面清单的实践与美、韩相比存在差距，建议在把握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传统风俗习惯、地理文化和民族经济等共同点基础上，制定适用的法律体系，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同我国的开放交流提供法律保障。

（三）强化负面清单的内在柔性

以美、韩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负面清单设计的一个明显特点在于分类对待，从而对现在没有采取措施、而将来可能采取措施的行业或新兴产业尽最大程度地保留自主管理权，值得我国借鉴。面对国际市场的风云变幻，提高负面清单的柔性对于降低“一带一路”倡议在实践中的风险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