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专业合作社案例十篇

农民专业合作社案例篇1

关键词:农民专业合作社;金融功能拓展;互助联保

Abstract:Currently the financial function expansion based on farmer specialized cooperatives have developed rapidly,have addressed peasant household’s financing problem effectively,materially the cooperatives have displayed the club mechanism,supplied the public product standardization“the foundation credit”,has solved the information asymmetrical problem. Therefore in the current farmer specialized cooperatives rapid scale development's foundation,under the policy impetus,should display the comparison superiority,solve the rural financing problem,and choose the cooperation joint guarantee financial function pattern,more suitable current cooperatives development phase.

Key Words:farmer specialized cooperatives,financial function expansion,cooperation joint guarantee

中图分类号:F830.6 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4-2265(2010)05-0034-04

一、相关理论研究

(一)信息不对称和信用理论

信息不对称是造成当前农村金融困境的一个主要因素,但多数学者对农村信贷市场上存在的不对称信息并未做进一步探讨。显然,这里不对称的“信息”肯定不是普通意义上的个人信用信息,因为它存在于征信系统,是透明的、标准化的。而农村信贷市场上银行需要那些对称的“信息”呢?

本文认为农村信贷市场上银行需要的“信息”是借贷主体的“广义信用”,即各种信用活动中涉及信任、资信、诚信等方面的信息汇集,是践约行为与能力的载体,各种活动正是以这种广义的信用为前提。本文中我们将这种广义上信用定义为“基础信用”,它产生于社会活动,尤其是经济活动。诸如农户在本村的人品、口碑,与其有经营联系的上下游客户以及同行业农户关于他的经营能力和信誉的评价等信息,而这正是银行很难获得的不对称“信息”。

与基础信用概念相比较,传统意义上的信用是狭义上的概念,主要指以偿还和付息为基本特征的借贷活动,主要包括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等。其中,商业信用指市场交易主体(包括企业和个人)之间提供的、以商品资本为对象的信用,包括商品的赊销、分期付款、预付货款、委托代销等。而银行信用则是在商业信用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更高层次的信用形式,是银行等金融机构以货币形式向企业和个人等提供的信用。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都是围绕信用主体融通资金或解决资金问题产生的活动,本文将其统称为“金融信用”。从信用的产生、使用和发展过程看,随着经济的发展,在资金需求的推动下,由不断产生、集聚和传播的基础信用,发展出原始的金融信用(最初表现为商业信用),而后逐步促成银行信用,最终形成现代金融信用主导的信用模式,金融信用可看作基础信用在金融领域发展出的高级形式和集中表现。

(二)基础信用的特性

基础信用产生于社会活动,尤其是经济活动,其特点是分散性、非标准化和小范围认可。诸如前面提到的农户在本村或经营行业里存在的基础信用,它分散在村落、农贸市场、经营场所和各种合作社之中,无标准化形式的主观意识和评价,囿于农户的活动范围,收集成本高,传播速度慢,难与金融信用对接。相比之下,金融信用则是存在于金融机构间,有标准化的形式和正规的评价准则,易收集,传播速度快,如企业和个人的征信系统就是金融信用的集中表现。需要说明的是,金融信用作用的发挥是有条件的,需要借助基础信用信息来支撑、引领。因此,基础信用资源(产品)的供给程度决定了金融信用发挥作用的规模和领域。

由于农户参与经济活动的规模小,频率低,决定了农户的基础信用资源更加零散和单薄。将这种分散、零星的农户基础信用信息集中采纳,筛选并且进行评定,转化为金融信用的载体,得到金融机构的认可将需要更高的成本,成为银农之间信息不对称的根源。而通过市场机制,让金融机构挖掘和使用基础信用,从而在农村地区形成信贷供给难度很大,农村金融的困境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基础信用资源的缺失才是信息不对称的实质,并造成了农村融资困境。既然基础信用资源(产品)的供给是市场失灵的,基础信用的供给如能演变成为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通过“俱乐部”机制增加其供给水平将是破解农村金融困境一条理论上可行的途径。

(三)专业合作社和俱乐部机制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由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农村市场化改革的产物,其产生和发展是社会分工和市场竞争日益加剧的结果,代表了农村经济组织化、规模化、市场化发展的方向。作为俱乐部的一种形式,合作社发挥俱乐部机制的作用机理是:一是以特定供给者为中心,将产品的消费者由无限约束到一定范围,供给方仅对俱乐部成员提品,以实现准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二是作为一种自主治理的制度安排,俱乐部在既定环境约束下,能够通过社会关系网络攫取资源,获得外部信任,具有保护或增进自身利益或价值的职能;三是能够对不同层面的参与者提供各自所需的“选择性激励(惩罚)”,在对会员提供有价值资源的同时,对会员实施有效监督,使得会员背叛、违约和退出等具有较高成本约束(张善杰,2008)。

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金融功能拓展:济宁案例

邹城市香城镇具有花生种植传统,花生品质好,种植面积大。2006年以来,香城镇依托本地丰富的花生种植资源,发展了一批从事花生收购、销售和加工的专业农户。随着生产销售规模的扩大,花生专业户资金需求增加,特别是进入9月份花生收购旺季,需要大量资金,部分收购大户资金需求额度达到300万元以上。但由于花生专业户普遍缺少土地证、房权证等有效抵押物,又难以找到资金实力比较强的担保人,只能采取一户或多户保证的方式在信用社贷款,贷款额度最高也只有几十万元,远不能满足资金需求。受制于资金约束,部分收购户只能收缩经营规模。

初期,专业户多以零散方式出售花生给南方厂商,由于分散经营,信息封锁甚至恶性竞争相互压价,专业户的市场议价能力偏低。2008年下半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邹城市花生订单骤减,花生价格大跌,专业户受影响较大。9月份,在《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实施的启发下,为实现规模经营解决资金困境,以李某为首的3位收购大户联合本镇守法经营,资信状况良好,经济实力较强的14家专业户筹资15万元,注册成立了“邹城市大山花生专业合作社”,选举产生了理事会、理事长(法定代表人)和执行监事,专门从事花生收购、深加工及销售,合作社适时购销信息,引进培育花生新品种,推广先进的种植加工技术,社员之间相互沟通,加强合作,有序经营。

专业合作社成立后,社员经营实力提高,规模扩张,资金更为紧张,金融供给约束对其发展的影响愈加突出。2008年,为防范专业户的信贷风险,农信社决定要求合作社的专业户扩大联保范围,组成贷款“大联保体”。起初,社员由于担心承担大范围的连带偿还责任,参与积极性不高。随后在农信社的动员下,又召集合作社负责人专门座谈,终于在2008年末开始组织社员搭建联保体。按照农信社的指导,合作社首先成立了贷款管理小组,负责审查入会成员资格,为农信社信用等级评定和授信业务提供初审意见。组建“大联保体”时,专业合作社将其中一位经营不良的社员排除在外(专业合作社14位社员,其中13位组建“大联保体”)。进入授信阶段,农村信用社根据合作社提供的初审意见和各社员的申请,分别对合作社和社员进行信用评级和授信,其中8名社员获得A级,3名A+级,2名AA级,合计获得授信达1855万元,平均每户143万元,远高于保证贷款的额度。同时,按照农信社的要求,13户社员按照授信额度的10%缴纳互助金,共缴纳互助金185.5万元,由专业合作社担保,共同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实行比普通联保或保证贷款少上浮20%的优惠利率。贷后,贷款管理小组负责对成员贷款使用进行监督、管理、协调和服务。对不遵守联合会章程、拖欠银行贷款本息的成员,采取警告、业内批评直至开除会员资格等惩戒措施。在此模式下,截至2009年末,邹城农信社合计给该花生合作社授信3000多万元,累计发放贷款2892万元,没有一笔出现逾期。

据调查,济宁市金融机构以合作社为载体开展“三信评定”,联保贷款迅速发展,2009年评定信用A级农民专业合作43家,2A级以上20多家,合作社联保贷款余额6597万元,比年初增长26%。在合作社联保贷款模式的迅速发展和带动效应下,出现了更多合作社的金融功能拓展模式,比如兖州农机服务型农民专业合作社采取的大型农业机械抵押贷款,邹城市龙头企业带动型的农民专业合作社采取的“公司+合作社+社员”的贷款模式,鱼台县依托养猪专业合作社成立的马成养猪资金互助社。

三、农民专业合作社金融功能拓展的理论评析

(一)基础信用资源(产品)实现低成本的标准化供给

作为“俱乐部”的一种形式,农民专业合作社最基本的特点是社员之间同处一地,信息沟通频繁,农户品质、声望、信用记录、发展前景等情况(即为基础信用)合作社掌握非常清楚。因此,合作社建立产生的专业农户改变了普通农户所具有的基础信用的特性。体现在:一是将零散的基础信用集中在有限的群体内部(即合作社),降低了搜寻范围。二是合作社成员生产经营的同质性和经营中频繁的接触,保证了基础信用的透明性,如贷款管理小组长对社员各种信息的掌握。三是合作社在成立时期和组建联保体时,对社员的生产经营、资金规模、道德人品进行的审查,作出谨慎选择,尽可能地排除基础信用劣者,实际就是一个基础信用收集、评价和筛选的过程,把非标准化的基础信用变为标准化的产品,而联保体就是标准化的载体,如邹城花生合作社将一位经营不良的社员排除在联保体外。四是小范围认可的农户的基础信用得到规模供给,使得合作社的信用评级覆盖率更高,专业户的评级授信也高于普通农户。因此,合作社基础上联保贷款的成功和快速发展,实质上是完成了基础信用资源(产品)的标准化供给,带动了信用的增强和信用自升级(均为银行信用)及与正规金融的基本对接。

(二)俱乐部机制决定高违约成本

合作社作为“俱乐部”的一种形式,发挥着内部监督机制。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生产经营具有较强的同质性,便于相互了解和监督,保证信息的对称性和道德风险的防范。如果社员一旦恶意逃债而由群体代为赔付,将因失去群体的支持,失去在本行业立足的根本,增加了欺诈或违约的成本,使个体不能只顾及短期行为。鉴于这种监督机制,社员会更加珍视自己的信誉,极大提高履约意识,而社员之间的自我监督也将优于金融机构对借款者的外部监督。

(三)内部的金融需求和对外部金融的对接是合作社金融功能拓展的动力

在借贷市场上,合作社专业户与传统农户相比具有更高层次的需求,他们经济实力强,资金需求时间集中、额度大,如花生专业户在9月份花生收购旺季需求几十万甚至几百万,这种内部强烈的领先性金融需求促使合作社按照金融机构的“动员”、“指导”和“要求”,完成与外部正规金融的对接,组建而成的“大联保体”耦合了俱乐部机制,提供了标准化的基础信用产品。因此,内部的金融需求和对外部金融的对接是合作社金融功能拓展的动力,在此激发下,经过必要调整(诸如由普通保证改为大联保,要求合作社担保,缴纳互助金)完成合作社的金融功能拓展,具有一定的被动性、依附性而非自发性。

(四)合作社金融功能的拓展建立在生产功能之上

农村经济合作社的生产合作是信用合作的基础,体现在:一是合作社通过提供诸如良种引进、生资供应、技术推广、信息交流、产品销售等俱乐部产品,把分散的农户集中起来,生产合作是基础;二是在生产合作过程中才能产生大量集中的透明的基础信用,并进行收集和评价,因此金融功能是“衍生”的产品;三是建立在生产合作基础上的“俱乐部”更加稳定,实践证明,多数单纯的信用合作“俱乐部”并不能持久发展。

(五)金融功能拓展模式多样

合作社在基础信用供给优势的条件下,获得了领先性的信用评级,同时各类抵押和担保资源也迅速集聚整合,实现了规模开发,便于银行的进入和开发,出现了更多的金融创新产品。一是以土地为入股形式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实现了土地流转等多种经营权质押贷款、鱼池经营权质押贷款、林权质押贷款。二是对以龙头企业带动型的农民专业合作社采取“公司+合作社+社员”的贷款模式,发展了企业为社员担保、订单质押和仓单质押等组合贷款。三是在依托合作社开展的内部资金互助,如2009年鱼台县马城养猪资金互助合作社、邹城市农友资金互助合作社,吸收社员互助金928多万元,资金周转量近2000万元。

四、农民专业合作社金融功能拓展的比较优势

(一)农民专业合作社已经成为农村主要合作经济组织,具备坚实的发展基础

据济宁市农办的统计,截至2009年末,全市在工商部门注册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已达400余家,占各类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67%,连接基地80万亩,入社会员15万人,平均每个合作社390人,带动非成员农户占全市农村人口的近三分之一,已经成为经营规范的市场主体、推动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形成了专业化生产、区域化布局、社会化服务、企业化管理、一体化经营的生产经营体系。以合作社为载体充分发挥金融功能拓展解决农村资金困境,具有坚实基础。

(二)制度规范和金融机构参与,具备良好的政策环境

2007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颁布实施,明确了合作社是具有法人资格的经济实体,与农民专业协会等社团组织有着本质的区别。同时,通过制度规范注册成立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有正式的章程和完整的财务会计制度,保证了合作社组织的稳定性。2008年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中又明确提出,“允许有条件的农民专业专业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标志着困扰着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合作融资渠道被“合法”打开,金融机构积极参与进来。诸如山东省农信社就专门出台了针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推广“大联保体”贷款的办法。

(三)保险覆盖率高,防御系统风险

在合作社迅速发展的背景下,成为农业保险的承载主体。如济宁市围绕各类专业合作社,推广政策性农业保险,保险品种包括奶牛、油菜、水稻、大棚蔬菜、露地西瓜、柑橘、林木、生猪、鸡、鸭、鹅、淡水鱼等,并把专业合作社列为重点参保对象,保险责任以保大灾为主,保险金额为承保对象物化成本的50%左右,省、市、县(市、区)财政安排专项资金给予保费补贴。2009年累计向23家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了保额达1.2亿元的保险保障,为l4家提供了35万元的理赔服务,减少了农业自然风险造成的损失,有效防范合作社的系统性风险。

五、结论

综上,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金融功能拓展的快速发展,证明俱乐部机制是提供这一准公共产品的良好途径。因此,诸如批发市场、商会、行业协会等具备俱乐部性质的组织,都可以把基础信用信息加以整理、加工,经过内部的评定和筛选,实现与正规金融的对接,引领和支撑了银行信用的介入。在当前农民专业合作社迅速规模发展的基础上,理应发挥合作社金融功能的比较优势,解决农村金融困境。同时在当前农民生产合作社金融功能拓展模式多样发展的现状下,鉴于专业社社员资金需求时间的集中性,资金互助模式对多数合作社来讲还不可行,并且从实际运作来看,资金不足已经成为制约资金互助社发展的主要因素,而“公司+农户”模式也无法回避该模式的权益不对等问题。因此,选择合作社基础上的联保型的金融功能拓展模式应该更适合当前合作社的发展阶段。

如此:一是建议地方政府和金融部门以合作社、各类协会等为载体,开展农户信用评定;二是农民合作社在规范发展的基础上可以由互助联保向资金互助、金融结算等多样的金融功能拓展;三是积极支持土地、林权、海域使用权等流转,充分发挥合作社集聚资源的优势。

参考文献:

[1]张善杰.俱乐部机制与制度耦合:枣庄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商会效应分析[J].金融发展研究,2008,(11).

农民专业合作社案例篇2

第一条为了确认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法人资格，规范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设立、变更和注销，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和本条例的规定办理登记。

申请办理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申请人应当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第三条农民专业合作社经登记机关依法登记，领取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营业执照（以下简称营业执照），取得法人资格。未经依法登记，不得以农民专业合作社名义从事经营活动。

第四条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是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机关。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全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管理工作。

农民专业合作社由所在地的县（市）、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

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可以对规模较大或者跨地区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登记管辖做出特别规定。

第二章登记事项

第五条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登记事项包括：

（一）名称；

（二）住所；

（三）成员出资总额；

（四）业务范围；

（五）法定代表人姓名。

第六条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名称应当含有“专业合作社”字样，并符合国家有关企业名称登记管理的规定。

第七条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住所是其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

第八条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等能够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成员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由全体成员评估作价。成员不得以劳

务、信用、自然人姓名、商誉、特许经营权或者设定担保的财产等作价出资。

成员的出资额以及出资总额应当以人民币表示。成员出资额之和为成员出资总额。

第九条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其成员为主要服务对象，业务范围可以有农业生产资料购买，农产品销售、加工、运输、贮藏以及与农业生产经营有关的技术、信息等服务。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业务范围由其章程规定。

第十条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

第三章设立登记

第十一条申请设立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由全体设立人指定的代表或者委托的人向登记机关提交下列文件：

（一）设立登记申请书；

（二）全体设立人签名、盖章的设立大会纪要；

（三）全体设立人签名、盖章的章程；

（四）法定代表人、理事的任职文件和身份证明；

（五）载明成员的姓名或者名称、出资方式、出资额以及成员出资总额，并经全体出资成员签名、盖章予以确认的出资清单；

（六）载明成员的姓名或者名称、公民身份号码或者登记证书号码和住所的成员名册，以及成员身份证明；

（七）能够证明农民专业合作社对其住所享有使用权的住所使用证明；

（八）全体设立人指定代表或者委托人的证明。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业务范围有属于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的，应当提交有关批准文件。

第十二条农民专业合作社章程含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以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内容的，登记机关应当要求农民专业合作社做相应修改。

第十三条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以及从事与农民专业合作社业务直接有关的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事业单位或者社会团体，能够利用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的服务，承认并遵守农民专业合作社

章程，履行章程规定的入社手续的，可以成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员。但是，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单位不得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

第十四条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有5名以上的成员，其中农民至少应当占成员总数的80%。

成员总数20人以下的，可以有1个企业、事业单位或者社会团体成员；成员总数超过20人的，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成员不得超过成员总数的5%。

第十五条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员为农民的，成员身份证明为农业人口户口簿；无农业人口户口簿的，成员身份证明为居民身份证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出具的身份证

明。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员不属于农民的，成员身份证明为居民身份证。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员为企业、事业单位或者社会团体的，成员身份证明为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者其他登记证书。

第十六条申请人提交的登记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登记机关能够当场登记的，应予当场登记，发给营业执照。

除前款规定情形外，登记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日内，做出是否登记的决定。予以登记的，发给营业执照；不予登记的，应当给予书面答复，并说明理由。

营业执照签发日期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成立日期。

第十七条营业执照分为正本和副本，正本和副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营业执照正本应当置于农民专业合作社住所的醒目位置。

第十八条营业执照遗失或者毁坏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申请补领。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伪造、变造、出租、出借、转让营业执照。

第十九条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登记文书格式以及营业执照的正本、副本样式，由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制订。

第四章变更登记和注销登记

第二十条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名称、住所、成员出资总额、业务范围、法定代表人姓名发生变更的，应当自做出变更决定之日起30日内向原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并提交下列文件：

（一）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变更登记申请书；

（二）成员大会或者成员代表大会做出的变更决议；

（三）法定代表人签署的修改后的章程或者章程修正案；

（四）法定代表人指定代表或者委托人的证明。

第二十一条农民专业合作社变更业务范围涉及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规定须经批准的项目的，应当自批准之日起30日内申请变更登记，并提交有关批准文件。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业务范围属于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事由发生之日起30日内申请变更登记或者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办理注销登记：

（一）许可证或者其他批准文件被吊销、撤销的；

（二）许可证或者其他批准文件有效期届满的。

第二十二条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发生变更的，应当自本财务年度终了之日起30日内，将法定代表人签署的修改后的成员名册报送登记机关备案。其中，新成员入社的还应当提交新成员的身份证明

。

农民专业合作社因成员发生变更，使农民成员低于法定比例的，应当自事由发生之日起6个月内采取吸收新的农民成员入社等方式使农民成员达到法定比例。

第二十三条农民专业合作社修改章程未涉及登记事项的，应当自做出修改决定之日起30日内，将法定代表人签署的修改后的章程或者章程修正案报送登记机关备案。

第二十四条变更登记事项涉及营业执照变更的，登记机关应当换发营业执照。

第二十五条成立清算组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自清算结束之日起30日内，由清算组全体成员指定的代表或者委托的人向原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并提交下列文件：

（一）清算组负责人签署的注销登记申请书；

（二）农民专业合作社依法做出的解散决议，农民专业合作社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或者被撤销的文件，人民法院的破产裁定、解散裁判文书；

（三）成员大会、成员代表大会或者人民法院确认的清算报告；

（四）营业执照；

（五）清算组全体成员指定代表或者委托人的证明。

因合并、分立而解散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自做出解散决议之日起30日内，向原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并提交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注销登记申请书、成员大会或者成员代表大会做出的解散决议以

及债务清偿或者债务担保情况的说明、营业执照和法定代表人指定代表或者委托人的证明。

经登记机关注销登记，农民专业合作社终止。

第五章法律责任

第二十六条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取得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的，由登记机关责令改正；情节严

重的，撤销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

第二十七条农民专业合作社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登记机关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

（一）登记事项发生变更，未申请变更登记的；

（二）因成员发生变更，使农民成员低于法定比例满6个月的；

（三）从事业务范围以外的经营活动的；

（四）变造、出租、出借、转让营业执照的。

第二十八条农民专业合作社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登记机关责令改正：

（一）未依法将修改后的成员名册报送登记机关备案的；

农民专业合作社案例篇3

关键词：农民专业合作社；合同纠纷；案例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3年9月3日

在新一轮农村改革发展浪潮中，随着集体经济的发展、政府部门的大力提倡，不同于以松散型组织为主的农村传统集体经济组织，一些新型市场主体如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和农业公司等随之出现，相应地与之相关的合同纠纷也开始进入司法视野。本文以农民专业合作社涉诉的司法案件为观察点，分析这一新型经济组织成长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以期助力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契约农业的发展。

一、从案例进入问题：受益和受损

改革开放以来，在私法领域人们的权利意识虽有了一定程度的增强，但从总体上看仍然缺乏与建立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相适应的契约意识和权利意识。比较北京法院网2007～2012年公布的10个有限的案件，我们会发现：从涉诉的案例来看，作为“弱者之诉”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在涉诉交易中并没有表现出较多的行动合法性。

农民专业合作社涉诉案件类型，主要集中在经济合同纠纷，共有7起，其中买卖合同4起；定金合同3起。另外，除名纠纷1起；侵犯知识产权2起（1起为著作权纠纷，1起为商标权纠纷）。

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原、被告比例为4∶6。农民专业合作社参加诉讼，无论是作为原告还是被告，无论是在一审之诉还是在二审之诉，委托律师服务的不足半数。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这10起案件中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形成诉讼的对方当事人无一不委托律师。由于法律知识的贫乏和法律资源分布的不均衡性，农民专业合作社较之于其他市场主体诉讼能力普遍低，比如对法律程序和举证规则缺乏必要的了解，不知道如何、如何举证、如何参加庭审，甚至没有经济能力请人等等，必然导致在诉讼中处于不利地位，承担了较大的诉讼风险。从诉讼结果看，涉诉农民专业合作社诉讼主张得到人民法院支持的占全部案件数量的一半。理论直觉告诉我们，在法律服务满足了三个定律，即效用定律、成本定律和价值定律之时，诉讼是当事人保护自己权利的最终途径。按此逻辑，可以预言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快速增长必将导致广泛的社会经济关系领域的重新调整，并导致涉农诉讼率的上升，将产生规范性干预和外部治理的必要。

二、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设计中外部角色及其作为

中国著名的乡村建设和社会改造实践家梁漱溟曾说过，“乡村建设之所求，就在培养起乡村力量，更无其他。力量一在人的知能，二在物质；而作用的显现要在组织。凡所以启发知能，增殖物质，促进组织者，都是我们所要做的。”众所周知，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但农业又是一个既存在市场风险又面临自然风险的天生的弱质产业。同时，中国农民作为弱势群体，存在先天之本不强，后天又有体制性压抑和束缚的局限。各国的经验都已证明，为了使社会中某些群体受益，决策者可以有计划地改变组织体制，从而有利于制定新的政策使相关群体受益。随着农业产业转型和农业市场的开放化，呼应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需求，通过强化或者弱化特定社会主体的制度角色及职能，有着重大意义。

（一）有形之手的作为：制度补贴与送法进社。社会发展的实践表明，在不同的具体时空中，人类需要采取不同的合作方式。传统农业社会，主要是通过由家族生活衍生而来的人情关系达至合作，现代社会则更多是通过以公平法则为基准的货币、权力进行合作。根据学者的调研，当前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普遍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合作社成员素质不高，对市场经济即信用经济的意识淡薄，随意毁约的情况时有发生，又难以制裁，增加了合作社运作的难度；二是一些存在投机心理的人钻空子，套扶持，利用优厚的政策扶持，蜂拥而上成立合作社，形成许多“无牌、无章、无基地”的三无合作社，这既导致了公共资源的浪费，同时也挫伤了发展中的合作社组织成员的积极性。

学者董磊明、陈柏峰和聂良波研究指出，农村的社会结构、价值观念的剧变，加剧了法律的荷载。在越来越具有现代性特征的乡村社会和越来越市场化的农业经济，国家法律已日益成为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保障新农村建设的不可或缺的力量，“迎法下乡”已有了现实需求。与此同时，在职业法律服务队伍加剧了法律系统与社会生活之间距离的时候，法律在许多农民那里如同钝器。因为在中国农村现行的法律服务体制内，存在着“四不”的问题：不够、不廉、不敢和不亲。因此，政府必须对农民合作社进行制度补贴和“送法进社”。

所谓“制度补贴”，就是政府运用各种政策和法律手段，降低农民加入和运营合作社的成本，提升农民加入和运营合作社的收益，从而增强其自生能力。有鉴于此，政府应该加强农民的合作社教育、企业家才能的培育和合作社内部治理规范化，同时为农民合作社创造一个公平而有效的市场环境。

所谓“送法进社”，就是要充分发挥司法、工商等基层行政组织的作用，组织行政工作人员和法律服务者，紧紧围绕农民和合作社的法律需求，通过广泛开展“送法下乡”活动，为农民和合作社提供全过程、多层次和有针对性的法律服务，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为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契约农业的发展提供有利的保障。具体而言，包括但不限于如下方面：送普法服务、调解服务、公证服务、法律援助服务和合同指导服务下乡等。

（二）交易伙伴之担当：公司企业社会责任和风险保险之提倡。投资者所有的企业不能满足于“精明的自私自利”，还必须承担起社会责任。现代企业法理论认为，“企业公民是企业法人的概念延伸，认为企业不仅是企业，更是集群化的公民；不仅是生产经营单位，更是构成国民经济和社会基础的公民；企业像自然人一样具有经济人和社会人的双重性格，承担着相应的商业责任、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企业公民概念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蕴含着社会对企业提出更高的要求。”

中国农业改革走的是市场化之路，但市场化并不会给所有的人同时带来福音。在市场化进程中，需要以社会公正的理念作为价值取向，通过国家法律和农民的自我组织，保护农民作为公民的平等“人权”和经济结社权，使他们得以分享社会文明的成果。从现实看，由于合作社自身实力有限，只能集中在生产以及简单加工阶段，而没有进入深加工和流通领域，许多合作社并不直接面对终端消费者，而是和一些所谓的龙头企业或批发市场相联系。从未来发展趋势看，新时代农业将主要是小“农场”的天下。“中国农业将会是一个以‘小资产阶级’为主的产业，而不是像一般城市工业那样以‘资本家和工人’为主的产业。”因此，对中国大多数农户和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来说，最关键的“关系”不是生产关系而是他们在流通领域中与大批发商、大中间商以及大流通公司间的不平等“流通关系”。如果在产业化经营中龙头企业与农民专业组织的产权和责任没有明确的划分，加之各自利益的相对独立性，就会使得双方在权力、责任、利益等问题上站在各自立场上，要求权利、争取利益和推卸责任。

上述境况说明，在我国当前农业的生产和流通关系中，作为市场经济表现的经济合同已然十分脆弱，而这种脆弱性还由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而加剧：一方面在签订协议过程中，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一般处于被动地位，大多只能在龙头企业印制好的格式条文上签字同意，缺乏平等谈判。与此同时，因为可以量化GDP增长率，带动农业纵向一体化的龙头企业尤其受到地方政府的青睐，所以在各地的实际操作中龙头企业得到了地方政府大力扶持和政策的全面倾斜，由此，公司愈益强势而农户及合作社愈益弱势；另一方面农户种植的农产品一般是专用性的，如果企业违约不收购这种产品，或者压低价格收购，农户也不可能将产品卖给别人。也就是说，农户所生产的产品，只有卖给企业，否则他就卖不掉，或者即使能够卖掉但价格非常低甚至低于成本。特别是在约束力较差的运作中，龙头企业时有在经营运作上出现违反规则而不遵守承诺的做法。这种巨大的强弱反差使得那“一纸合同”更加弱不禁风。

对于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推动应以协调和保护问题最为关键。在今日的市场经济现实下，唯有国家才有可能扶持并提升农业这个弱势产业，唯有国家才有可能使被排除在市场之外的弱势农民得到在市场牟利的机会，唯有国家才具有大规模投资于农业的能力，扭转城市发展中农民日益相对贫穷的局面。一个可行的办法是适当鼓励农村自主性的合作化，甚或集体化，让具有条件的村社自己组织销售，同时国家予以财政补贴、税收减免等政策支持。

同时，还应采取一定措施，适当限制商人的过分取利，让商人与农民分享商品性农业的利润。最重要的是要靠利益纽带去带动。此外，农业保险是防范和化解农业生产风险、灾害损失，创造良好农业生产环境的一项制度创新。因此，应考虑协助组织农民共同的风险保险，在多种经营所赋予的稳定性上，提供针对天灾疾病等风险的合作保险。

（三）司法机关之守护：公正和能动司法助力。一个社会要想促进某类社会经济组织的强大和成熟，就必须使各种各样的纠纷冲突得以妥当解决，即把该种组织发展中的非均衡状态转化为和谐均衡状态。在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迈向市场经济即法制经济的过程中，公权力和法律权威已广泛得到认同并在建构市场秩序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相应地司法正义系统对解决纠纷重构秩序的重要性便不言而喻。

农民专业合作社案例篇4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农业经营体系；创新

一、河南省创新农业经营体系的紧迫性

新型城镇化已成为当今社会热议的问题，而且走新型城镇化道路也是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必由之路，新型城镇化归根到底是人的城镇化，最终还是要把农民转移到城市中去，转移农民的过程也就需要考虑农业经营方式的转变。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3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了53.7%，“户籍城镇化率”仅为35.7%左右。而河南省2013年城镇化率仅为43.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达到26.6%左右，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将近10个百分点，城镇化发展压力巨大，农业大省面临的发展任务更为迫切。因此，加快转变农业经营方式，创新农业经营体系对提高河南省城镇化水平，促进河南省经济地位提升的要求迫在眉睫。

随着《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的出台，更进一步的坚定了新型城镇化道路是大势所趋，规划中也明确规定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集约节约用地制度，这种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的改革无疑是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背景下要促进农业经营体系的创新与改革。众所周知，河南是一个农业大省，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提出，无疑对这个相对贫困的省份来说，是一个不错的发展契机。

二、河南省新型农业组织发展现状及案例

在新型城镇化和中央一号文件等相关政策的推动下，河南省各种新型农业组织得到了快速发展，截至2013年10月，河南省共有农民专业合作社6.49万个，出资总额1588.33亿元，涉及成员总数43.73万个；经工商部门登记的家庭农场4000余家；农村土地流转面积2824万亩，占家庭承包耕地面积的29%。201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8475.34元，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9.5%。为站在农民角度具体了解新型农业组织发展现状，我们利用暑假时间通过组织成员实地调研的形式，分别了解了河南省虞城县杜集镇和宁陵县石桥乡的部分村庄，总结了以下实际情况作为案例。

案例1：虞城县杜集镇王桥村：通过调研我们了解到王桥村食用菌合作社投资100余万元，建有标准棚20栋、冷库1座、菌种培养站2个、供水站2座；在技术上采用科学的种植、管理技术，种出的香菇个大肉厚，日产菌棒可达2万棒。按目前的市场行情，一座大棚年收入可在3.5万元以上，当年基本上可收回全部成本。仅食用菌一项，全镇一年可增收630万元，年人均增收110多元。2014年杜集镇主要领导和镇农村信用联社协商，争取到食用菌生产资金，目前已放贷460多万元，为群众发展食用菌产业解决了启动资金问题，帮助村名发家致富。据当地领导介绍，王桥村以前是整个杜集镇最难治理的一个村，自从镇里领导带领大家种植食用菌，开办合作社，王桥村不仅比以前更好治理也成为带动杜集镇经济发展的一大支柱。

案例2：宁陵县石桥乡梨业专业合作社：通过调研我们了解到宁陵县石桥乡益农酥梨专业合作社成立以来，始终坚持诚信立社、服务兴社、项目强社，经过近十年的努力，走出了一条农工贸一体化的新路子。目前，宁陵合作社入股社员2000多户，带动梨农3360户，全乡年产酥梨9500多万公斤，产值1.3亿元，专业社盈余95万元，提留公积金25万元，分红70万元，帮助梨农人均实现收入7130元。”2008年以前，市场上基本上就没有宁陵梨的地位，宁陵梨的外销往往打就是打着砀山梨的旗号。自从2008年砀山梨受灾，宁陵梨乡的梨农们抓住了机遇，把宁陵梨打向了市场，有了自己的品牌效应。当前，宁陵县石桥乡梨业合作社产销结构已经比较成熟，但更多的梨农希望政府能够提供专业的技术服务，并且希望政府能够把对农业的资金扶持重点放在加快农业合作社上。

三、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河南省创新农业经营体系的建议

针对虞城县王桥乡和宁陵县石桥乡两地的调研成果，我们发现建立一个成熟的农业合作组织对农业的发展和促进农民进程、提高城镇化水平是有极大的益处的。通过两个案例的调研，我们发现要建立一个有益与农民的新型农业合作组织是需要具备以下三个条件的，一是，在农业生产过程中要保障农产品的价格；二是，政府要能够提供成熟稳定的专业技术力量；三是政府要能够向合作社提供充裕的资金去解决农民种植过程中遇到的困难。除了以上三个条件外，还建议加大对农业经营方式创新的支持力度，如可从以下两点入手。

首先，要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积极稳妥地进到土地有序流转，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新型城镇化背景下，要创新发展农业经营体系，关键是要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这支骨干力量，注重发挥各类主体的比较优势以及对小规模农户的带动作用。农村的专业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都是这一体系的重要载体。而构建这些新型经营主体主要是以规模经营为前提的，规模经营就需要积极稳妥的推进土地流转，不能盲目单纯的理解为推进土地流转，要建立在工业化、城镇化的基础上逐步、稳妥的进行土地流转，提高土地规模经营的效益。

其次，要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加大对新型农业经营组织的资金扶持力度。政府部门应设立专门基金，重点扶持投资规模比较大的农业项目，促进农业经营组织向规模化、正规化经营方式转变。鼓励农民自发成立新型农业合作社，以农民合法筹资的形式创建大型农业项目，对于发展前景较好的农业项目给予财政补贴。同时，可以奖励在农业经营模式上有创新思路的农民，给予他们财产支配的自，并帮助其获取贷款来发展新型农业产业。

【参考文献】

[1]张照新，赵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困境摆脱及其体制机制创新[J].改革，2013（02）

农民专业合作社案例篇5

关键词：农民专业合作社;收益分配;合适度;评价分析

一、农民专业合作社收益分配合适度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一）分配决策程序

完善盈余分配决策程序，除了改善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投资结构，消除大户对于盈余分配程序的影响外，还应注意健全成员的权利机制。由于相当部分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在机构设置和民主管理方面流于形式，因此，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机制也影响着收益分配决策程序。决策程序可以从分配制度建设、理事会构成、盈余分配方案决定的民主程度、监事会的监督状况、理事会和监事会成员产生方式以及盈余分配实施等方面进行考量。

（二）分配执行过程

盈余分配的执行，是指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盈余按照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及章程的规定分配给成员的行为。这一过程中需要理事严格遵守法律和章程的规定来进行盈余分配，在规范盈余分配程序的同时加大盈余分配过程中监事和成员的参与监督权。其用程序规范化、社员参与监督权、入股人数占社员的比例、股东分红占总收益的比例、二次返利占总收益的比例等指标来评价。

（三）分配效果

分配效果主要体现在实施收益分配后，其对农民专业合作社资金流、利益主体、文化建设及社员忠诚度等的影响，可以用对利益主体的影响、组织成员和谐度、工作积极性、资金流畅通性、社员继续投资意愿等指标来考察。

根据对合作社收益分配全过程的分析，本文对合作社收益分配合适度的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表1中，理事会构成的合理性依据农民社员的多少来考核;盈余分配方案决定的民主程度由社员（代表）大会、理事会或理事长掌握决定权来判定;理事会和监事会成员产生方式由社员、股东或理事长掌握决定权来判定。

二、样本数据来源

三、评价分析

本文在数据分析之前，首先对数据进行KMO和Bartlett 适用性检验，其中KMO值为0.863大于0.8，Bartlett统计值显著异于0，因此适合进一步做因子分析。

（一）农民专业合作社收益分配合适度评价模型构建

1. 确定公共因子 利用SPSS18.0统计分析软件，采用主成分分析提取了3个能代表影响农民专业合作社分配合适度的大部分因素的公因子，特征值均大于1，方差累计贡献率达到74.601%。

D=I・Di（1）

DC=d・DW（2）

（二）农民专业合作社收入分配合适度评价结果

农民专业合作社案例篇6

调查机关：自然资源局

承办人：XXX XXX

调查时间：2021年3月29日至2021年4月12日

当事人：XXX，系XXX居民，身份证号码XXX，任XXX扶贫专业合作社法人。

调查情况：XXXX年XX月X日，XXX扶贫专业合作社因建设需要，从XXX手中转包了1.65亩土地，并签订了云南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出租）合同，准备用于建盖养猪场。

2020年11月18日，该合作社到XXX人民政府办理相关设施农用地用地手续，XX人民政府经核实于11月18日同意备案并出示《设施农用地备案表》（乡农设备〔2020〕第01号），备案选址界线总面积1143.19平方米（旱地336.87平方米，其中基本农田1.75平方米；其他园地806.32平方米），使用年限为2020年11月1日至2025年11月1日。

2020年11月25日，该合作社开始建设生猪养殖场的猪舍和生产用房等相关设施，到2021年2月份已基本完成建设。

2020年2月16日，我局生态修复与耕地保护股在开展设施农用地备案监管巡查时发现，该合作社生猪养殖场实际建设界线与《设施农用地备案表》（子里甲乡农设备〔2020〕第01号）不符，超占了201.68平方米，且存在占用基本农田情况。

2021年3月29日，我局生态修复与耕地保护股向我执法监察大队移送线索。

2021年3月30日，我执法监察大队连同昆明宇恒科技技术咨询有限公司对该合作社生猪养殖场核查线索并进行现场勘测，经核查，该生猪养殖场确实存在超出备案范围线建设的违法行为，实际建设地块总面积1046.18平方米（旱地422.85平方米，其中基本农田105.04平方米；其他园地623.33平方米）。通过套图对比分析，超占土地面积201.68平方米（旱地180.78平方米，其中基本农田103.29平方米；其他园地20.90平方米）。

案件分析：XXX扶贫专业合作社现有社员62人，涉及农户62户，其中建档立卡户53户，涉及贫困人口231人。在增加群众收入、助力脱贫攻坚、带动当地老百姓发展有一定积极作用，有从轻处罚的情节。

案件定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四条：“建设占用土地，涉及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应当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七十七条第二款“超过批准的数量占用土地，多占的土地以非法占用土地论处”、《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第十七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基本农田保护区内建窑、建房、建坟、挖砂、采石、采矿、取土、堆放固体废弃物或者进行其他破坏基本农田的活动”之规定，该合作社已构成未经批准非法占用土地且非法占用基本农田的违法事实。

以上违法事实既有该合作社相关人员的询问笔录，又有该合作社生猪养殖场的现场勘测记录、现场照片等相关证据，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

处理意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七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实施条例》第四十二条、《云南省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第十七条之规定，结合我执法监察大队对该案的分析和我局对同类案件的处理，建议对该合作社做如下处理：

农民专业合作社案例篇7

2010年年初， 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拨出5000万元中央专项公益金，由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负责，专门办理农民工、残疾人、老年人、妇女及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案件。这不仅是公益金社会救助项目的扩大，更是公益金救助层次的提高。它从改善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与生活条件开始，发展到帮助弱势群体获得平等就业、回归社会的权利，如今又主动担负起用法律维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重任。

打官司，对普通人来说可能都存在一定的困难，何况那些弱势群体。繁复的法律程序，严格的证据要求，耗时耗力的诉讼程序，还有高昂的律师费用，所有这一切，让他们中的许多人不得不痛苦地选择放弃了对自己合法权益的主张。

中央专项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的启动，就是要帮助这些人“讨个说法”！

我国各地政府都有专门的法律救助机构，但目前只能满足贫困线以下、生活最困难群众最基本的法律援助需求，而且一些涉及基本民生的问题还没包括在内。相比之下，中央专项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则大大降低了救助门槛，不仅将那些虽然在贫困线之上，但仍旧无力支付律师费的困难群体也纳入救助范围，而且优先资助政府法援不参与的两大类、14种涉及困难群众基本民生问题的法律援助案件――事实上，过去的一年中，这个项目承办的总案件中有约80%都属于这种扩大领域和降低门槛的案例，从而大大弥补了政府法律救助的空白，最大限度地帮助了困难群众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

我国民间也有不少专门针对困难群体的法律救助团体，无数志愿者满腔热血地为困难群众四处奔走，争取合法权益和公正待遇。但是，因为资金的局限，他们经常感到力不从心。中央专项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的启动，不仅帮助这些机构及时处理了很多棘手的案件，让更多人从中受益，而且让许多公益律师事务所直接获得了经济资助，救助数量有了很大的提升，救助力度也大大加强。

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2005年9月，我国第一家以社会专职律师为主体的专门农民工法律援助机构――北京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挂牌成立，五年的时间，截至2009年12月，又有17家这样的专门机构在各地成立。这些农民工法律援助机构一直秉承“只办理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不办理其他收费案件，在办理案件时同时强调农民工依法维权与矛盾化解”的准则，免费办案。这对农民工自然是天大的福音，但也常让工作站捉襟见肘、度日艰难。2010年4月，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中央专项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正式开始支持这些法援机构，成为它们的坚实后盾。之后不到半年，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发展到24家，专职律师超过100人。仅2010年1月到9月，这些机构就办结案件2192件，救助5269人，帮助农民工挽回经济损失8079万元，很多案件还成为法律援助的经典案例。难怪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的创始者、负责人、知名律师佟丽华将这个项目比做一场及时雨！

中央专项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还有一个精彩之处，就是不仅资助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还资助执行案件。执行案件一直不包括在法律援助范围内，但其实这是非常困扰弱势群众的一个环节。笔者曾采访过一些专为农民工维权的公益律师，他们都在这方面倾注了很多心血。例如，在一起受伤索赔案件中，证明伤者是被告公司的工人并在工作期间受伤就是个难题。因为像很多农民工一样，伤者也没有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而且出事后目击者也由于种种原因不愿出庭作证，之后的伤残鉴定等更是耗精力又耗财力。在该律师的坚持下，他们最后终于打赢了官司，但被告却将资金转移、隐匿，以无经济实力为由拒绝赔偿。查清被告财产，催请法院执行判决，是一个复杂而专业的过程，需要律师投入巨大的精力，也需要一大笔费用。而这笔费用，是遭受巨大损失、雪上加霜的弱势群众根本无力承担的。因此，此次法律援助项目将执行案件列入救助范围，不仅能让困难群众得到公正的判决，而且还能将判决书上的公正变成实实在在的权益。

2010年是中央专项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实施的第一年。截至当年12月10日，已经资助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27101件，超出计划2000多件，援助4万余人次，成功地为困难群众挽回直接经济损失或取得经济利益9亿元以上，受援人满意度高达98%！

农民专业合作社案例篇8

一、专项检查的范围、内容和目标

专项检查范围包括使用农民工的各类用人单位，特别是招用农民工较多的国家工程、建筑工程以及曾经发生拖欠工资和生产经营有困难的企业等。

专项检查内容：用人单位按照工资支付有关规定支付农民工工资情况、遵守最低工资规定情况及依法支付加班工资情况；企业经营者拖欠农民工工资逃匿情况；用人单位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情况等。

检查主要目标：保证春节前涉及农民工工资案件基本结案，基本得到控制。

二、专项检查时间安排

专项检查时间为，分三个阶段进行：

（一）宣传自查阶段。采用多种形式，广泛宣传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重要意义，普及《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工资支付暂行规定》、《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知识，通过送法律知识上门、设立农民工维权告示牌、张贴相关宣传品等形式，提高广大农民工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和能力，营造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法制环境。同时，用人单位要对年1月以来工资支付情况认真开展自查，主动纠正存在的问题。

（二）执法检查阶段。劳动、住建、公安、国资、工商、工会等部门要组成联合执法检查组，集中力量对用人单位进行检查，对重点行业、重点区域及发生过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用人单位进行重点督查，对发现的问题，及时处理。对检查中发现的非法用工、限制人身自由、强迫劳动等严重违法行为，要依法及时查处。

（三）分析总结阶段。各地对专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要进行汇总分析，梳理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及政策建议，并及时将专项检查情况表及书面总结报区专项检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三、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加强领导。劳动、住建、公安、国资、工商、工会组织要充分认识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重要意义，认真贯彻国务院、省政府和市政府关于解决农民工工资问题文件精神，切实按照“政府主管、属地管理、行业归口”的原则，把预防和解决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作为当前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抓紧抓细，高度重视，精心安排，切实组织好专项检查工作。各地要建立健全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相关工作机制，并设专人负责此项工作，确保联络渠道畅通，积极应对和妥善处置因拖欠农民工工资引发的。

（二）密切配合，齐抓共管。区劳动、住建、公安、国资、工商、工会等部门要成立专项检查领导小组，加强对此项工作的检查督办，并结合实际明确检查方案，落实工作任务。劳动保障部门要加强对解决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组织协调和督促检查，加大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和劳动争议调处力度；发改、监察、财政等部门和工会要按照职责分工，积极做好解决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及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相关工作；住建、交通、水利和铁路等行业主管部门要切实履行行业管理责任，监督企业落实工资支付保障金制度，并牵头处理本行业内因拖欠农民工工资引发的群体性突发事件；公安部门要负责调查处理涉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规定的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行为，协助处理拖欠农民工工资引发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依照《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的相关规定负责依法取缔检查发现的无照经营行为；国资部门要负责协助劳动保障等有关部门处理国有企业及国有控股企业发生的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案件。

（三）认真执法，严肃处理。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按照要求，认真组织专项检查，对发现的问题依法处理。对存在拖欠工资问题的用人单位，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要按照《劳动保障监察条例》有关规定，责令其改正，对拒不改正的，处以罚款；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规定的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情形的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应依法及时向公安机关移交。对恶意拖欠、情节严重的，可依法责令停业整顿、降低或取消资质，直至吊销营业执照。对无故拖欠农民工工资数额大、时间长、性质恶劣的用人单位，在依法进行处理的同时，还要按照《劳动保障监察条例》有关规定向社会公布。

农民专业合作社案例篇9

通过开展专项整治，摸清近年来国家及省级农业政策性补贴、财政支农和基本建设项目资金管理、使用情况，及时发现和纠正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管理工作中的不足；严肃查处截留、挤占、挪用、骗取惠农资金等问题，确保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得到有效落实；研究完善相关制度，进一步规范项目资金的使用与管理，提高支农惠农项目资金使用效益。发现、制止和纠正涉农收费存在的问题，进一步规范涉农收费和一事一议筹资筹劳管理，切实减轻农民、村级组织和农民合作社负担。

（一）动员部署（__年12月1日至10日）

制定专项整治工作方案，明确专项整治重点内容、工作目标、方法措施、整治时限和工作要求。充分运用各种媒体进行广泛宣传，积极营造专项整治浓厚氛围。

（二）集中行动（__年12月11日至12月30月）

各相关单位和社会发展局农村科、农经中心按照专项整治工作要求，坚持上下联动，扎实推进专项整治工作。

一是摸底调查。由区财政局对2012－2013年国家及省市农业政策性补贴、财政支农和基本建设项目资金到位、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汇总排查；社会发展局办公室负责梳理2012年以来的相关案件，设立举报热线电话，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并进行综合分析研判，进一步掌握基本情况和坑农害农案件线索。农经中心对2012年以来承担的各项惠农补贴项目和省级以上财政支农项目资金使用和项目建设管理进行摸底排查。

二是自查自纠。在摸底调查基础上，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严格对照涉农财政资金管理规定，及时查处截留、挤占、挪用、骗取惠农资金案件，要求限期改正，涉嫌违法违纪的及时移交相关部门处理，情节严重的，要追究相关责任人员的责任。

三是建章立制。针对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举一反三，及时研究出台制度意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强农惠农资金项目使用管理制度，推动维护农民群众合法权益规范化、制度化、常态化。

（三）督促抽查（__年1月1日至1月10月）。

为督促各地开展好专项整治工作，要对各村自查自纠情况开展专项检查，重点围绕严肃查处截留、挤占、挪用、骗取惠农资金、假冒伪劣农业生产资料等内容进行明查暗访，实地走访农民群众，直接听取农民群众的意见和呼声，及时了解专项整治工作开展情况，对整治不力、敷衍了事、走过场的予以通报批评，要求限期整改。

（四）总结提高（__年1月11日至1月20月）。

认真总结全区专项整治工作开展情况，曝光一批损害农民利益典型案例，宣传推广一批专项整治工作先进典型，及时出台可操作、有针对性的制度措施，从源头上铲除“”滋生蔓延的土壤，引导全区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增强群众观念，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切实维护农民群众合法权益。

（一）加强组织领导。纠正损害涉农利益行为专项整治由社会发展局牵头，区相关部门积极配合。各村牵头组成相应工作班子，精心谋划工作方案，严格落实工作责任，统筹抓好专项整治各项工作，及时研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确保高质量完成此次专项整治工作。

（二）深入宣传教育。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引导基层党员干部充分认识专项整治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牢固树立为农服务和依法行政意识，严厉打击侵犯和损害涉农利益行为。结合专项整治，广泛开展宣传咨询活动，普及农资法律法规，传授识假辨假知识，让广大农民群众更多地了解国家支农惠农政策，不断增强法制意识和维权意识。坚持把专项整治作为加强作风建设、密切联系农民群众的重要契机，积极引导农民群众广泛参与，让农民群众感受到干部作风的改进，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

农民专业合作社案例篇10

一、工作目标

全面开展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排查，督促用人单位依法签订劳动合同并按劳动合同约定支付农民工工资，依法为农民工缴纳社会保险费，即时受理和查处不签订劳动合同、拖欠农民工工资和拖欠社会保险费案件，严厉打击恶意拖欠工资和欠薪逃匿行为，确保农民工工资的按时足额发放，拖欠农民工工资偿还率达到100%，投诉案件结案率达到100%，当期农民工工资支付零拖欠。

二、范围和内容

（一）专项行动范围。全市使用农民工的各类建筑企业。包括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劳务分包企业。

（二）专项行动内容。检查用人单位劳动合同签订情况；按照工资支付有关规定支付农民工工资情况；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等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情况。

三、组织机构及分工

成立开展建设领域劳动监察专项行动领导小组，负责全市专项行动的领导、组织和筹划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和7个督导执法小组。办公室设在市劳动监察局，负责全市专项行动的组织实施、协调及日常工作，督导执法小组负责对责任区、县（市）、开发区的日常排查、指导、督查和案件查处工作。各区、县（市）、开发区结合实际成立若干专项行动执法排查小组，负责本辖区内的执法监察。

四、方法和步骤

专项行动采取联合执法、实时督导方式，即市督导执法小组与各区、县（市）、开发区执法排查小组共同对所辖区域内的建筑工地进行联合排查，做到“一个企业一个企业过，一份合同一份合同查，一个表格一个表格对”，确保工作效果。专项行动具体分以下四个阶段进行：

一是宣传自查阶段（年11月1日至年11月10日）。采取媒体报道、散发宣传单、集中宣讲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专项行动的重要意义，普及《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社会保险法》、《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等法律法规知识，在全社会营造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良好氛围。要求用人单位对其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情况开展自查，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明确具体的整改方案。

二是排查督导阶段（年11月11日至年12月20日）。由各区、县（市）、开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抽调精干力量组成执法排查小组，划片包干，集中力量对用人单位进行排查，对建筑施工单位要逐户进行排查，对检查发现的不签订劳动合同、拖欠工资和不依缴纳社会保险费等问题，要及时进行调查，并报市督导执法小组联合处理。督导执法小组，要深入各区、县（市）、开发区对专项行动的开展情况进行随时检查、跟踪督导、及时调度、协调查处农民工工资拖欠案件。各排查小组要认真填写《建设领域劳动监察专项行动排查登记表》（表1）、《建设领域劳动监察专项行动排查汇总表》（表2）、《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拖欠案件情况报告单》（表3）、《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拖欠案件处理情况汇总表》（表4）及《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承诺书》（样式见附件2）。在排查的同时，宣传普及《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等法律、法规、政策知识，营造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法制环境。

三是案件查处与媒体曝光阶段（年12月21日至年1月10日）。梳理各区、县（市）、开发区上报的重大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召开由相关部门参加的专题协调会议，研究查处对策。对存在严重违法、拒不整改、阻挠监察行为的企业，在实施行政处罚的同时在日报、华商晨报等媒体上予以曝光。并记入劳动监察诚信档案列入市区两级劳动监察重点监督“黑名单”，实施动态监管。

四是分析总结阶段（年1月11日至20日）。各区、县（市）、开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要对专项行动的情况进行汇总分析，梳理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和建议，并按时将专项行动书面总结报全市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

五、工作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加强组织领导。各区、县（市）、开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要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高度，充分认识解决不依法签订劳动合同、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拖欠社会保险费等问题的重要意义，增强紧迫感，高度重视、精心安排，成立专项行动领导机构，切实抓好专项行动各项工作任务的落实。同时，要结合辖区实际制定专项行动方案，明确工作任务、确定检点、细化检查措施、落实工作责任，充实一线监察人员，集中力量组织执法检查。此次专项行动情况，将作为年底市政府对区、县（市）政府和开发区管委会农民工工作绩效考核的重要依据。

（二）明确责任分工，加强沟通协调。各地区要按照属地、属事、属人管理的原则，领导带头，明确责任，分片包干，集中力量抽调精干人员组成排查小组，对辖区建筑单位进行无缝排查。对恶意拖欠农民工行为保持高压态势，做好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对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案件，各区、县（市）、开发区要积极协调当地人民法院，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集中清理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案件的紧急通知》精神，尽快执结。

（三）加大执法力度，严厉打击拖欠。一是对存在拖欠、克扣工资问题的用人单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依法责令其限期改正，对拒不改正的，要按照《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的规定给予处罚；对不签订劳动合同、不依法办理社会保险登记、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瞒报工资及职工人数行为的建筑单位，要依法下达整改指令书，责令其限期补签劳动合同和补缴社会保险费。二是对无故拖欠和克扣农民工工资数额大、时间长、性质恶劣的用人单位，在依法给予行政处罚的同时，要积极与日报、华商晨报等媒体联合对违法单位予以媒体曝光，并记入信用档案。三是按照《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精神，进一步加大对重大、突发、群体性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的处罚力度，对恶意拖欠、情节严重、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及时提请相关部门依法责令其停业整顿、降低或取消资质，直至吊销营业执照。四是发挥建筑业农民工工资保障金的作用，对检查发现的工资拖欠问题，经核实后，按程序启动工资保障金予以支付；对工程竣工后，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未解决的，暂缓或不予办理农民工工资保障金返还手续。五是实行工资支付承诺制，各区、县（市）、开发区要组织建筑施工单位签订农民工工资支付承诺书，向政府承诺不发生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对不履行承诺的单位要依法严肃处理。六是认真填写《建设领域劳动监察专项行动排查登记表》（表1），严格落实责任倒查制度，对经排查后的企业仍出现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追究当事监察员的监察责任，并记入个人年度考核。

（四）畅通投诉渠道，及时受理投诉。各区、县（市）、开发区要设立和公布举报投诉电话，设置专人负责接听接待群众举报投诉电话，方便快捷地受理农民工的举报投诉，切实加强专项行动期间群众举报投诉拖欠工资案件的处理工作。对涉及农民工人数较多、拖欠数额较大、拖欠时间较长的举报投诉案件，要即时受理，快速查办，并及时向有关部门和全市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通报案件调查处理情况。

（五）制定应急预案，加强信息报送。各区、县（市）、开发区要在做好排查工作的基础上制定和完善农民工工资拖欠案件应急处置预案，建立快速反应机制，从制度上建立防止拖欠农民工工资和及时处理拖欠工资违法行为的有效机制。同时要加强信息报送制度，对重大、突发、群体性案件要在处置同时，半小时内向市领导小组办公室报告现场情况及处置情况。

（六）认真做好相关材料报送和专项行动总结工作。

1.请各区、县（市）、开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年11月3日前将本地区专项行动工作方案、专项行动领导小组成员名单、联系人、联系电话等报市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