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治社会建设十篇

论法治社会建设篇1

【关键词】法治 建设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意义

（一）法治建设保证国家长治久安

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有完备的法制理论，有适用的法律和相应的司法活动，这些都是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现实地看，不能就法治而法治，应当将依法治国与中国梦、小康社会、执政兴国、国家治理等联系起来，在与民族复兴、国家进步、社会文明、百姓生活的密切关联中发现和突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意义。从广泛意义上讲，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建设与法治中国建设紧密关联。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就是要将各个领域、各项事业、各类工作纳入宪法框架和法治轨道，为实现小康社会目标、国家治理现代化、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法律保障。从实际意义上讲，法治关联着民主、关系着民生、维系着国家的稳定。

（二）法治建设符合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

国家的现代化是政治现代化、经济现代化，科技现代化，同时也是法治现代化，就是说我们的法律建设要符合时代社会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项治理制度的创新发展始终与法律制度体系完善发展同步，与全面深入推进立法体制、执法体制和司法体制改革相适应。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民主政治是法治政治，法治是治国基本方略，法治是党执政的基本方式，善于运用法治治国理政，更加重视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这些科学论断和实践充分表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也就是国家治理法治化的过程，国家治理现代化必然要表现为国家治理法治化，并通过法治化引领和保障现代化。

（三）法治建设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保障

改革是发展的强大动力，但改革不是无秩序、无保证的改革，深化改革必要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在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中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必然要求，有利于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利于在全面深化改革总体框架内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各项工作，有利于在法治轨道上不断深化改革。”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引领和推动改革的新突破。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实现途径

（一）树立法治理念

理念先行，法治理念包含五个方面的内容：依法治国、执政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依法治国：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内容。依法治国是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探索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治国方略过程中得到的基本经验。执法为民：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执法作为建设法治国家的重要环节，必须时刻谨记我们代表。公平正义：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在人类与身居来的本性当中，公平正义是最重要的组成方面。同时也是人类社会发展以来不断坚持的价值追求。服务大局：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使命。社会主义法治必须服从于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指引之下。党的领导：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证。

（二）维护宪法的根本地位

宪法是我国各项活动的根本准则。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必须以宪法为最高准则。首先，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依照宪法法律行使权力或权利、履行职责或义务，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其次，切实保证宪法法律有效实施，绝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借口任何形式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再次，必须以规范和约束公权力为重点，加大监督力度，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必追究，坚决纠正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行为。

（三）完善法治执行和监督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无论在直观上，还是参照国内外法治评估数据，我国法律实施的情况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不把宪法和法律当回事、不给宪法和法律留面子的实例比比皆是，为了克服这些现象，保证法律有效实施，必须建立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法治监督是指对法律实施情况的监督。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建立由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审计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构成的更加严密的监督体系，形成强大的监督合力，强调监督工作规范化、程序化、制度化，形成对法治运行全过程全方位的法治化监督体系，督促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实现，确保党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正确行使权力。

（四）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结合

法治和德治在治理国家时是可以统一的。在治理国家时法治和德治相结合所以必要，这是由于法律与道德具有同一性，法律是道德的制度体现，道德是法律的精神基础。法治和德治的这种同一性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首先，从法律规范的来源看，道德是法律的基础。其次，从执政党的执政基础来说，宪法和法律是其执政地位的合法性依据，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其取得并巩固执政地位的道德前提。再次，从领导干部和国家公务员的行政行为来说，宪法和法律是其行政行为的根据，而道德则起补充作用。最后，从社会功能来说，法治的社会功能是维护社会的公正和秩序，德治的社会功能是在此基础上引导民众追求更高的道德境界。

参考文献：

[1]井琪； 关园.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J].思想政治课教学，2014，12.

[2]张文显.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J].中国法学，2014，08.

论法治社会建设篇2

关键词: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依法治国

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明确提出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坚持走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最终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而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就是要贯彻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化国家。当前，我国正在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如何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现实意义以及面临的现实困境，并在此基础上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已经成为摆在党和人民面前的一个课题。

一、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基本内涵

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立足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它是特指在社会主义范围内，以社会主义法治基本理念为核心和要求，社会主义公民在社会生活和实践中所应遵守的法治精神和价值。具体而言，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基本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性质。在我国，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理念和法治文化具有社会主义性质是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必然要求，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保证。鲜明的社会主义性质主要体现在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二是以“以人为本”为核心理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背景下，我国法治文化建设坚持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根本立足点，同时将人的根本利益作为法治文化建设的出发点。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它是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基础。实现具有鲜明中国民族特色的法治文化建设是新时期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保证。

二、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面临的现实困境

法治文化是一种内化于心的文化，它要求社会成员能够自觉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运用宪法和法律规范做为自己的行为标准，从而实现法治文化的建设。改革开放以来，在党和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下，我国法治文化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但是我国法治文化在建设过程中仍然面临着一些难题，这些难题成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挑战，不利于进一步加快法治化进程。第一，法治文化传统缺失。我国是一个拥有者几千年封建专制制度的国家，封建色彩浓重。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人治色彩成为我国传统社会治理国家和人民的典型工具和手段。其中，由儒家思想文化和法家思想文化成为封建社会进行统治的核心思想。这种思想本身蕴含着恰恰是“人治”思想，而这种思想是与新时期提倡的“法治”思想相背离的。而法家虽然极力主张“法治”，但是法家强调的“法治”，具有局限性，它实质上强调的是法作为统治人民工具的作用，法受制于权，法家主张建立君主集权国家。因此，在封建社会，人治传统浓厚悠久，而法治文化传统则缺乏。此外，我国法治文化传统缺失还缘于我国特殊的历史发展进程。由于封建制度根深蒂固、封建专制和西方列强的双重压迫，而我国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各个派别由于自身的局限性，使我国在经历了数千年的封建社会后，没有按照社会历史发展规律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而是直接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这是客观历史条件决定的。第二，法治文化宣传缺乏多样性。开展切实有效的法治文化的宣传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进程的有力保障。而法治文化宣传的多样性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国在进行法治文化建设的进程与成效。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加大对法律、法治文化的种种宣传力度，但是在宣传过程中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其中，法治文化宣传缺乏多样性成为一个典型的问题。这种缺乏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宣传的手段单一。当前，我国法治文化宣传手段仍然是单一的，没有建立起系统的法治文化宣传系统。此外，很多情况下仍然采取理论灌输的传统方式，没有利用新媒体等其他形式的优势宣传。二是宣传的内容单一。法治文化宣传只是局限于法律条文和相关制度和政策，没有将法律与文化相结合大力宣传法治文化。传播主体没有在充分宣传宪法和法律的重要性前提下，只是对法律本身进行宣传，效果不明显，很多情况下成为一种形式性的宣传，没有体现宣传队法治文化建设的重要性。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中，伴随着一些问题和挑战。这些问题和挑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化的障碍，因此，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就必须采取多种措施致力于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

三、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路径选择

新时期，我国在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中，已经取得了诸多令世界瞩目的成就，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在全社会已经明显得到确立。但是，面对在法治文化建设中折射出的诸多问题，着实应该采取相应措施，使社会主法治文化建设更好地发展，从而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化国家奠定基础。第一，完善我国法律体系，构建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完善的法律体系是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制度基础。健全的法律体系能够为进行法治文化宣传、法治文化建设提供支持和保障。随着国家法律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我国法律体系已经较为完善，能够为社会发展进步提供法律支撑和保证。当前，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已成为新时期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新目标和新任务。做到这十六个字就要坚持在人们关注的重点领域加强立法，切实保证人们的财产权、生命权、政治权，充分保证公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此外，要特别重视我国法律体系中薄弱环节，针对新形势下出现的立法需求和热点，立法机关要多听取群众的心声，结合实践研究，以便有效的维护人们的权益。通过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立法，尽快完善我国法律体系，为法治文化建设提供制度保障。第二，加强法治文化宣传教育，培养公民法治信仰。法治文化宣传就是要指导人们树立法治意识，通过宣传使人们自觉认同法律、遵守法律，并能够正确合理的运用法律维护自身权利，同时能够做到自觉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和尊严。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过程中首先就需要社会成员具有一定的法治意识和法治观念、法治精神，能够正确认识宪法和法律，运用宪法和法律规范自己的行为，促进社会法治化的发展。因此，加强法治文化宣传，培养公民的法治精神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必然选择。一要不断丰富法制宣传的形式。法治文化宣传要充分利用新媒体等多种形式的载体，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方式，而是将法制宣传扩大到微博、微信等网络传媒上，拓宽法治文化的影响力。二是要丰富法治文化宣传的内容。法治文化宣传可以将实证研究融入到宣传中，从现实的典型的法治案例对人们进行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法治文化的宣传，要在宣传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的基础上，自觉尊重法律，将遵守法律和维护法律作为基本原则。

作者:马永钊 单位: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1］刘斌．中国当代法治文化的研究范畴［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9(6):6．

［2］孙晓媛．论构建中国特色的法治文化［J］．广西社会科学，2003(4)．

论法治社会建设篇3

1．清除影响和制约社会管理创新的各种障碍

部分政府工作人员的贪欲和对公共权力的滥用，在创新社会管理上不可避免地形成诸多不应有的人为阻力。检察院可以采取以下三项措施来清除障碍:一是不断加大查办职务犯罪工作力度，将阻碍社会管理创新的腐败分子绳之以法，以清除隐匿于社会管理机体中的毒瘤。2011年以来某县检察院共立查各类职务犯罪案件56案81人，有效地遏制了职务犯罪的发生，为该县营造了一个清廉高效的发展环境。二是以执法办案中发现的问题为切入点，积极发挥检察建议在参与社会管理中的作用。2011年以来发出检察建议48件，对在履职中发现的一些部门管理漏洞认真分析，形成针对性、操作性强的检察建议，纳入有关部门的管理。三是对政府重大工程、重点项目、政府采购招投标等活动进行现场监督及跟踪巡访，从机制、制度、管理和监督等方面及时提出意见建议，并督促其整改落实。

2．防范处置因司法不公引发的突出社会矛盾

公平正义的失衡和司法人员道德的失范极易引起公众的不满，特别是在通信、网络技术发达的当今社会，因有关部门执法不公、不严而引起的事件更易受到人们关注和炒作，进而演变成。法律监督是宪法赋予检察机关的神圣职责，是化解社会矛盾的重要手段，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期盼和需求。只有不断加大工作力度，才能杜绝因司法不公而引发的新的社会矛盾，整个社会的发展环境才能得到净化。

3．营造促进社会管理有序运行的良好治安环境

首先，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创造良好法治环境。2011年以来，某县检察院共批准和决定逮捕各类刑事犯罪案件177案252人，提起公诉354案470人，批捕、准确率均达100%;次之，认真落实检察环节各项综合治理措施，积极配合有关部门，重点抓好违法犯罪多发人群、网吧等重点人群、行业的管理，进一步健全社会治安防控网络。第三，积极开展法律宣传。通过赠送法制宣传资料、举办法制讲座、开展法律服务等多种形式进行普法宣传，不断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增强依法办事的自觉性，从而达到预防和减少犯罪发生的目的。

4．加强帮教管理感化挽救工作凝聚社会正能量

一是积极协调法院、司法、公安等部门，加强对被依法判处管制、宣告缓刑、暂予监外执行、剥夺政治权利、裁定假释等并在社会上服刑的罪犯的矫正，积极参加社区矫正工作，对监外执行罪犯进行考察，及时发现纠正存在的问题。2011年以来，某县检察院将监外执行罪犯全部纳入微机管理，实现了对监外执行罪犯管理的系统化、规范化。二是积极参与青少年群体的教育保护工作，完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办理机制，成立未成年人犯罪专案组，强化案后回访帮教，跟踪未成年犯的改造情况及改造效果，以上法制课、成立帮教对子等形式，开展法制宣传进校园等活动，预防和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三是积极配合有关部门落实安置政策，帮助解决刑释解教人员就业、生活、家庭等方面的困难。

5．开展工作创新为促进社会管理增添动力

一是积极探索“检调对接”，对当事人有和解意愿、案件具备和解条件的，积极引导、促成当事人和解。同时，与人民调解、司法调解、执行和解、行政调解有效衔接，实现工作合力的最大集结。二是积极参与对网络虚拟社会的建设管理。安排专人开展日常检察动态与网络舆情监测，及时收集涉检舆情，快速发现网上有害信息，正确引导网上舆论，有效制止各种网上炒作等损害检察机关形象的公共事件发生。三是完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机制，加强信息交流，畅通发现渠道，促进相关部门认真履职。

6．推动社会管理制度机制建设不断健全完善

结合检察机关在执法办案中发现的问题，特别是针对承担社会事务公共管理职能的政府部门发生的失职渎职犯罪案件，因社会事务公共管理部门管理问题引发的刑事犯罪案件等，定期提出关于完善社会管理制度的年度综合报告，促进社会管理工作制度化、规范化。三年来，在县检察机关推动下，县政府及各部门共制订、完善有关社会管理制度23项、健全机制9项，增强了社会管理的针对性、实效性。

二、检察机关促进社会管理法治化亟待解决的问题

1．两法衔接缺乏有效支撑

实现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的有效衔接仍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实践中，部分行政执法部门中仍存在有案不立、以罚代刑等问题，直接影响社会管理法治化推进，必须从制度层面给予大力支撑，建立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的无逢衔接，加快建设信息共享平台，积极推进依法行政。

2．职能发挥缺乏统一整合

检察机关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涉及反贪、反渎、民行、预防、刑检、宣传等多项业务部门。但目前各业务部门在履行职责时缺乏有效沟通，难以形成整体合力，工作力度不强。如发送检察建议，就存在各部门各行其是，缺乏整体性、统一性考虑的问题。机关内部缺乏一个有效整合各项业务，统筹开展社会管理创新的专业部门或机构。

3．办案效能未能充分发挥

虽然检察机关每年都要查处大批职务犯罪案件，但从近几年案件统计数字可以发现案件数量是呈上升趋势的。为什么案件会越查越多，排除党和国家对查办职务犯罪工作高度重视，不断加大打击力度等因素之外，查办案件所应有的警示、教育、预防等办案效果没有得到有效发挥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

4．源头问题没能及时得以梳理

要善于把握促进社会管理的源头性、苗头性问题。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善于密切联系群众、与基层接触广泛的传统优势，对一些具有普遍性、区域性的社会管理问题深入研究、系统梳理，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有益参考，从源头上促进党委政府重大公共政策不断完善，努力消除不稳定因素，减少不稳定事件的发生。

三、检察机关促进社会管理法治化的基本途径

2013年1月，对做好新形势下政法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提出全力推进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过硬队伍建设的要求。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学习贯彻党的十精神和重要批示，必须更加注重法治在社会管理中的保障作用，更加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破解社会管理难题，提高社会管理创新水平。

1．提高认识，准确把握检察机关在社会管理体系中的角色定位

检察工作与推进社会管理相辅相成，从一定意义上来讲，检察工作也是社会管理工作。列宁曾经指出，如果没有一个能够迫使人们遵守法权规范的机构，法权也就等于零。社会管理本源于政府职能，检察机关源于宪法的授权体现法律监督地位。检察机关在社会管理中的角色，就是正确履行宪法赋予的法律监督职能，为社会管理提供充分司法保障。人民检察院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立足点、切入点在于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既不能游离于社会管理工作之外，又不能越俎代庖于行政事务之中，主要是依据宪法赋予的法律监督定位充分发挥监督作用，以党的十精神和重要批示为统领，围绕法治中国建设这一崭新目标，以卓有成效的法律监督促进依法行政，为促进社会管理法治化服务。

2．立足源头，最大限度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有价值参考

检察机关要紧紧围绕党委政府关于加强社会管理的一系列指示和部署，积极参与到重点工作中去。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指导实践，以法治目光审视社会管理体系构建，通过法治方式促进管理创新。着眼服务社会建设大局，结合执法办案和履行各项检察职能，对普遍性、区域性的社会管理问题开展调查研究，向党委政府提出对策性建议，对重大建设项目及重大公共政策的调整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促进重大公共政策完善，从源头上减少不稳定因素的发生;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五进两服务大走访活动”等，广泛收集社情民意，及时发现倾向性苗头性的民生诉求，积极向党委和政府建言献策，协助党委和政府把住政策源头;在执法办案过程中，对于发现的社会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积极向政府和有关部门提出检察建议，完善内部制约监督，完善社会管理和服务。

3．严格履职，充分发挥执法办案促进社会管理法治化的推动作用

检察机关要有效履行批捕、、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诉讼监督等职责，切实担负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者、捍卫者的重任。一是着力促进法治政府建设。健全完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加快建设信息共享平台，及时监督纠正有案不立、以罚代刑等问题，积极推进依法行政;充分发挥查办案件的惩戒作用，严肃查办和积极预防国家工作人员在产业转型升级、公共资源出让、国有资产管理、城镇化建设等过程中，失职渎职等职务犯罪，促使公职人员依法履职、审慎用权;把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摆上更加突出位置，广泛进行预防宣传，营造廉政建设的良好氛围，促进行政权力依法规范行使。二是努力促进执法办案效果的最优化。以法律眼冷静观察社会事务，洞悉每一起案件背后的深层次的社会关系、利益与矛盾，消除矛盾双方的对立，尤其是要深查司法不公背后的腐败问题，促进社会的和谐与安宁。正确把握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准确把握宽严适用的范围和标准，积极推进量刑建议、刑事和解、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等工作，减少社会对抗，维护社会稳定。

4．积极参与，大力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系建设

一是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作用，对社会矛盾和影响稳定的因素及时进行排查，提出处置突发事件的预案;二是与有关部门密切配合，深入开展对重点地区的排查整治，对排查出来的黑恶势力、两抢一盗等犯罪案件，适时介入侦查，依法快捕快诉;三是突出治安防控体系建设，配合有关部门构建社区防控网、街面防控网、卡口防控网、内部单位防控网、农村防控网为主体的五大防控网络，建立快速反应机制，提高社会管理控制能力;四是加强对三类重点人群的教育管理，解决影响社会稳定的潜在的突出问题，提高对流动人口的管理服务功能。

5．夯实基础，提升基层社会管理法治化、科学化水平

论法治社会建设篇4

从总体上讲，我们的讨论既有宏观层面的，又有微观层面的，大家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道路、法律体系、法学体系等问题作了深入、热烈的讨论。讨论的关键词集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法律体系、法学体系等问题。在这些讨论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共识:

第一，中国的法治建设道路确有其独特性，其经验应该及时加以总结，这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基本手段和前提。因此，大家基本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道路这样的提法。

第二，我们在提炼中国的法治经验时，既要从中国的实践和实际出发，又要有世界眼光和国际视野，不能排除西方国家法治方面的先进经验，包括国际法方面的经验。只有形成良性互动，中国的法治经验才能与时俱进，为我所用。例如，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提炼和概括一方面是中国国情的反映，中国法治建设经验的总结，也是国际法治的基本要求，其许多方面与国际法中的国家主权平等原则、现代国际法的人本观、合作与可持续发展原则相契合。与此同时，中国法治理念的许多方面，如和谐世界理念、和平解决争端理念、以人为本的法治理念等，已经并必将对国际法治产生重要影响，也是中国对国际法治的重要贡献。而且，对西方法治经验的吸收不应局限于立法层面，还应当包括司法层面、执法层面，以及法律文化层面的东西。

第三，这种跨学科讨论的方式非常好。平时，我们各自都有自己的重点研究领域，今天不同学科的学者就相近问题进行讨论与交流，彼此受益颇多。大家期待今后召开更多这种形式的会议。

第四，要进一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法治理念这样的问题，需要加强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结合。具体说来，我国法学界现在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从事法理学、宪法学研究的学者从宏观方面进行思考，从事部门法研究的学者还没有充分重视。今后，我们应当注重从微观层面深入研究这个问题。

二、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第一，怎么理解中国特色中的中国。从政治上讲，中国包括港、澳、台。因此，中国法治的最大特色就是一国两制，既包括社会主义法律的基本内容，又有资本主义法律的内容;既有英美法系的内容，又有大陆法系的内容。因此，我们在概括中国特色时，首先要把政治上的中国概念转化为法律上的中国概念，对中国进行明确的界定。

论法治社会建设篇5

[关键词]法治；儒家；德治

[作者简介]于卓扬（1990-），女，汉族，籍贯：河北张家口，太原科技大学思想政治理论教育部，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思想道德与法律素质教育研究。

[中图分类号]D0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8031（2017）01-0042-02

古语有云：“半部论语治天下”，孔子是儒家最具有代表意义的人物，孔子的治国之道的核心是“仁”、“礼义”以及“中庸”，其中“仁”是教如何对待别人，是态度问题，“礼义”实际上就是道德规范与法规，是准则问题，而“中庸”讲究的是“度”的问题，是思想观念和为人处事之道。孔子讲究“以德为政”，孔子“仁政德治”的治国之道兴起于汉代，并且在历代得到国家统治者的推崇和使用。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孔子的政治思想进行探究分析，汲取其有益的地方，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国家具有参考意义。

一、孔子政治观源起的时代背景

春秋时期是中国社会处于新旧交替的动荡与变革时期，诸侯争霸战争不断，导致社稷变化无常，昏庸无道的统治者使周的统治名存实亡，奴隶制统治逐步解体，封建制开始萌芽发展。孔子正是处于周王室逐渐衰落，礼乐、诗书都逐渐走向没落的春秋晚期，这一时期的社会秩序和价值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革。作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孔子立足于殷周思想政治文化，提出了自己独特的政治观。

孔子提出的一系列政治理念和思想观点不仅是国家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他所创之儒家学说更成为其发展的重要理论源泉，在古代封建政治统治中具有不可撼动的历史地位。

二、孔子的政治观概述

孔子的政治观具有强烈的伦理政治意义和政治实践精神，论语中孔子提到：“仁、义、忠、孝”这四大方面的内容，这四方面统一于德行之中，孔子的政治观中“以民为本，以德治国”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很大的参考意义。

（一）以民为本的政治理念

学习《论语》可以看出，孔子多次提到“民为邦本”，他把人民当做是构成国家政治的基础，只有基础牢固，国家才会安定长治久安。儒家思想认为“民贵君轻”，在君主、国家以及人民三者中要把人民放在第一位，民心向背决定着是否得天下。因而取信于民是为政者的重要政治手段，君民关系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政治关系，孔子从现实的利害关系来论证人民的政治地位。孔子有一段卓著的关于君民关系的论述，“丘闻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君以此思危，则危将焉而不至矣！”孔子用舟与水的关系形象的比喻君主与人民的关系，说明君主实行政治统治的基础就是人民群众。水可以承载船，使其在水中畅行，亦可以倾覆船，使其沉入水底。统治者就像是舟，人民大众则如水，只有一切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基准，利民惠民，才能得到民众的拥戴，从而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促进社会和谐。反之，为水之民则会为舟之君，使王权统治分崩离析。由此可知，统治者必须始终将人民群众之利益居于首位，以民为准，从民出发。

历史事实一再证明，实现治国安邦就一定要重民，人民安定则国家安定，人民富足社会的经济才会进步发展，人民如果贫瘠则会产生不满反抗现状而导致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君主一切从人民群众之理想和利益出发，努力创造和谐的社会生活环境，则民心所向，统治才会长治久安。历史的经验证明，有压迫之处便会有反抗存在，只有在对统治彻底失望之时，反抗才会随之发生。春秋晚期，社会政局动荡不安，由于各诸侯国连年征战，导致人口死伤严重，人民也无暇顾及土地，粮食不足，百姓处于水生火热之中，对此孔子感触颇深，倡导以人为本的政治理念。

（二）以德治国的政治思想

纵观古代中国社会政治的发展进程，残暴无道的统治者一定会被人民，历代贤明君王都深刻的认识到德政的重要性，以德治国成为新的治国理念。“德治”顾名思义就是以道德来治理国家，以道德作为处理政治问题的重要手段，在以道德规范君主行为的同时，用道德管理平民百姓，使道德的要求成为人们内在的要求和行为准则，道德是人们普遍认同的由一系列道德原则、范畴和规范构成的具有相对稳定的内心信念及行为方式，是人们分辨善恶是非的价值依据，并且道德在潜移默化中也会影响人们的思想与行为。儒家思想主张要施民以仁政，孔子明确提出了“德政”之思，主张将道德建设作为治理国家的重要内容。社会的和谐和稳定离不开道德建设，个人修养和道德素质在国家管理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而提高个人道德素养和境界是培养道德社会基础所在。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主张君主要有圣人之德，并以道德作为重要方式和手段来治理国家，才会使统治者实现“得道多助”，使民心所向。在如何实施德治主张时，孔子认为作为君王，要遵循礼的基本精神治理国家。礼是仁的外化体现，统治者的德行是政治稳定的根本所在，因此统治者应始终保持圣人之思，时刻以圣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仅仅以圣人的德行要求自己还不够，还要将圣明贤德推广给后人、臣子与百姓，让人民也以古代圣人的德行要求自己，提高自身的道德素质，这样才能在全社会建设文明道德，建立理想的道德政治。

君主只有“克己”、“正身”，才能达到“修己以安人”。孔子认为当政者修身的最终目的是成“仁”，要重视对民众进行伦理道德教化，充分发挥道德内在优化功能，只有让百姓心悦诚服，才不会有犯上作乱的念头，才能有稳定的社会秩序并且在各自的社会位置上发挥作用，百姓的生活才能安定、国家才会更富强。只重视道德建设是片面的，孔子强调要德法并重，两者相辅而成，德和法相当于鸟的双翅，缺一不可。孔子还认为举贤才是实行德治的重要内容。正如孔子所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三、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启示

（一）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首先，要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近年来我国的政治体制不断地深化改革，十之后，多次提到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要依靠人们群众的力量，要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这些治理理念归根到底是孔子“民本”思想的当代化体现。孔子强调“民为邦本”，提倡“重民、爱民、富民、保民”。这一思想就是“以人为本”的集中体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要坚持人们群众的主体力量，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最大限度地激发各行各业人民不断奋进的生机和追求进行现代化建设，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像王东明说的那样“深化改革必须把握好党的领导与依靠群众的问题，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确保全国上下一盘棋、拧成一股绳，形成推进改革的强大合力。”其次，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中，坚持全心全心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目的。执政党要牢记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诉求居于突出地位，谋民生之利、解民生之忧，继承发扬孔子“以民为本”的理念。

（二）重视德治的重要功能

提出要“良法善治”，孔子主张“为政以德”，以史为鉴，物极必反，只强调法治建设，为了减少犯罪数量只增加刑法力度忽视德政建设，不道德的法律不能称之为良法，会引起人们的不满情绪，使社会的良性发展受到威胁。因此，要将孔子的“为政以德”与法制建设相结合，德法共治，将德政教育深入到社会中，将道德要求潜移默化成个人习惯，习惯成自然才能将民主法治的思想深入人心。道德和法律作为管理社会的重要手段，在社会治理中共同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道德是为了让人们更好更协调生活而形成的，道德没有强制性，大多凭借人的自觉及良心。而法律就不同了，法律是由国家制定的强制执行的，是一种强制性的措施，是一种硬性的约束。两者虽然表现的形式、调节人们行为方式大有不同，但他们有着共同的目的那就是维护社会的稳定，法律和道德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党的十提出“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法治应将人放在主要的位置，法治更多的是为民服务，为民创造更好的环境，而不只是约束人民。因此作为领导人首先要端正自己，提高自己的道德素质和修养，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最高处。中国法制建设是一条漫长的路途，将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以道德要求内化人们的行为，也要认识到法与道德不是孤立存在的，法不能脱离道德，道德也离不开法，二者具有内在逻辑统一性。

[参考文献]

[1]刘周堂.前期儒家文化研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2]孔子.论语[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

[3]徐澍.论语译释[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4]徐爽.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创新与发展问题研究[J].东北师范大学，2006.

论法治社会建设篇6

一、当前依法行政中的不和谐现状分析

依法行政，简单的说就是指各级政府及其所属的职能部门严格依照宪法和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实施行政行为。依法行政，要求政府的权力运行必须在法律的框架之内，要求各级行政部门的执法最大限度地彰显法律的公平与正义，要求每一位国家公务员必须具备较高的法律素质。依法行政推行二十多年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随着我国改革与发展的不断深入，各种社会矛盾凸显，尤其在行政管理方面，出现了许多不和谐的因素。

(一)行政执法中的不和谐。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种形式：一是“应付性”执法。一些执法部门平时对自己管辖内的问题或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想为，不作为;或者做表面文章，随机应付;或者依样画葫芦，下发文件应付了事。二是“多头性”执法。政府职能部门几乎都有自己的执法队伍，去执行与自己部门相关的法律法规及规章条例。市场经济条件下部门的趋利意识膨胀，有好处的事争着做，承担义务的事则忙着推，老百姓办个企业、摆个商摊，就必须应付不断造访的执法队伍，有人戏称“七顶大盖帽，管着一顶破草帽”，感觉到政府里似乎山头林立。比如某些地方土地部门和城建部门对非法建筑的管理，工商、物管和城管部门对占道经营的管理，等等，都存在着交叉执法、重复执法的现象。三是“变味性”执法。在行政执法中，罚款本是一种手段，但到了有些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那里，却成了终极目的。另一方面，一旦出现大点的问题，就通过粗暴、草率、简单的方式解决。如一地方网吧发生重大火灾事故后，当地政府便迅速决定将所有网吧停业整顿三个月，这种执法有悖于行政执法程序，难免殃及无辜，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二)行政执法体制也存在不和谐。行政执法工作中的不尽人意，除与部门及其执法人员的违规执法有直接联系外，在一定程度上也与现行行政执法体制不够健全有着密切的关系。主要表现为这些方面：一是行政执法机关设置混乱。既有政府部门，又有法律、法规授权的单位;既有固定的常设机构，又有临时性机构;既有行政机关，又有事业单位，或政企合一的单位行使执法权。二是联合行政执法机构的随意性。如一些需要并联审批的事项，往往因为没有一个标准的法律规范，不仅没有提高办事效率，反而增加了申请人的负累。三是行政执法领域政出多门、多头领导，直接导致了交叉执法、重复执法现象的产生。四是行政监督机制不够科学合理，致使大量行政违规行为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纠正。如负责行政复议的政府法制机构，由于没有独立办案的权力，办案时面对的又是与自己平级的行政部门，经常会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大多案件只能以维持告终。

(三)政府权力运行中的不和谐。主要表现在这些方面：一是行政权力至上，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市场监管、宏观调控、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本为政府的基本职能，但现实中政府插手具体经济事务的现象普遍存在，甚至于直接参与企业的签约。二是权力运作未作全面公开。我国目前行政执法中事项多，标准不一，程序也不健全，自由裁量空间较大，极容易诱发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等违法违规行为。三是权力制约机制不力。法国著名思想家孟德思鸠说：“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实践中我们感到，许多监督权力的机制形同虚设，许多制约权力的权力苍白无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制建设得到加强，但维护市场经济主体和公民政治民主的权利似显短缺，管理性立法与监督性立法不平衡，无法达到制约权力的目的。

二、消除不和谐因素的法治思考

全面推行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是我们消除不和谐因素的必由之路。温总理在国务院依法行政讲话中指出，建设法治政府，最重要的是坚持做到职权法定、依法行政、有效监督、高效便民。也就是说，行政机关的权力来自于法律，行政行为应当遵循法律，行政违法必须承担责任，行政管理要提供优质服务。当前，应着力抓好以下三方面工作：

(一)加强制度建设，做好政府立法工作。立法工作的成败，关键在立法质量的高低，应着重把握以下几点：一是 坚持以人为本。着眼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尊重和保障人权，创造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法制环境。二是坚持改革创新。法律法规既要保持相对稳定性，又要根据形势发展的要求不断完善，努力做到立法进程与改革发展进程相适应。三是坚持法制统一。要严格按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建章立制，行政法规不能与宪法和法律相抵触，规章之间、规范性文件之间不能互相矛盾，不能政出多门，更不能各自为政。

论法治社会建设篇7

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科学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系统阐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法治思想具有丰富内涵，其中所强调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法治理论、法治体系、法治文化“四位一体”。这为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自信、法治理论自信、法治体系自信和法治文化自信提供了引领、夯实了基础。

一、树立道路自信，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道路决定命运，道路决定前途。全面依法治国，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走对路。如果路走错了，南辕北辙了，那再提什么要求和举措也都没有意义了。”

我们树立和坚定法治道路自信，实质上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内在要求。我们党领导人民开辟和拓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促进和保障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强国之路，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以人民为主体、尊重和保障人民权利的幸福之路，是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全面依法治国之路，是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圆梦之路。在党的领导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毫不动摇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自信。

二、树立理论自信，坚定不移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

没有正确的法治理论引领，就不可能有正确的法治实践。法治思想从历史和现实相贯通、国际和国内相关联、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上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为什么实行全面依法治国、怎样实行全面依法治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是顺应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要求应运而生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最新成果，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坚持以法治思想为指导和引领，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

我们树立和坚定法治理论自信，实质上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的必然结果。我们党领导人民创新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为指导和基础，立足中国国情和法治建设实际，借鉴吸收古今中外法治文明有益成果，体现当代中国法治发展规律，是具有中国特色、实践特色、时代特色的法治理论体系。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必须贯彻法治思想，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自信。

三、树立制度自信，坚定不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是党治国理政思想的重大创新，标志着我们党对法治文明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法治体系作为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骨干工程”，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的总抓手和法治保障。实践证明，通过宪法法律确认和巩固国家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并运用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保障了国家治理体系的系统性、规范性、协调性、稳定性。从党治国理政的战略高度来看，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加快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加快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以更加系统完备、更加成熟定型、更加高效权威的法治体系，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提供根本法治保障。

论法治社会建设篇8

3月22日分局根据全区公安队伍教育整顿实施方案的安排，讲解了《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我听了后，深有体会。

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科学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系统阐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法治思想具有丰富内涵，其中所强调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法治理论、法治体系、法治文化“四位一体”。这为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自信、法治理论自信、法治体系自信和法治文化自信提供了引领、夯实了基础。

道路决定命运，道路决定前途。全面依法治国，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走对路。如果路走错了，南辕北辙了，那再提什么要求和举措也都没有意义了。”

没有正确的法治理论引领，就不可能有正确的法治实践。法治思想从历史和现实相贯通、国际和国内相关联、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上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为什么实行全面依法治国、怎样实行全面依法治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是顺应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要求应运而生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最新成果，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坚持以法治思想为指导和引领，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

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是党治国理政思想的重大创新，标志着我们党对法治文明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体人民意志和党的主张相统一、社会主义伦理道德与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相统一、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与全面依法治国实践相统一、法治宣传教育与培养法治行为习惯相统一的集中体现。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由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法律意识、法治观念、法治信仰、法治知识、法治习惯、法律行为、法治文艺、法治宣传、法治（法学）教育、法治环境、法治氛围等构成，是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成果，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精神家园和文化根基。

论法治社会建设篇9

社会法学在学术探索和理论争鸣中日渐成长，但相比于传统法学学科，社会法学基础理论研究还比较薄弱，社会法学科体系还不够成熟，在社会法的性质特征、功能定位、价值原则、法律机制以及社会法与相关部门法的关系等基本理论问题上尚未形成一致或共识。为推动和加强社会法学基础理论研究，本刊拟组织系列文章进行深入探讨。本期三篇文章分别是讨论社会法学科建设、法律性质和法律机制问题，以飨读者。

摘要：推进劳动与社会保障制度转型，完善社会弱势群体保护制度，推动慈善志愿服务制度发展，健全社会治理体制机制，促进社会治理创新与法治社会、和谐社会建设，需要深化社会法学理论研究，加快建设和发展社会法学学科。而新世纪初起始的社会建设的广泛实践，随后的社会权入宪与社会立法、执法和司法跟进，尤其是社会治理创新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的法治社会建设，促使法学多个学科的学者共同关注超越传统公法私法的新法治领域，拓展劳动与社会保障法这一传统社会法领域，形成了一大批基础性和应用性研究成果，并融入社会法学教学和社会法治实践，这无疑为社会法学学科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储备了社会法学学科建设的基本条件。明确社会法学学科定位，汇聚社会法学研究力量，提升社会法学理论品格，创新社会法学理论体系，加快建设和发展社会法学学科，对于完善我国法治理论体系、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社会法学;学科建设;社会法治;法治领域;部门法学

中图分类号：DF4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5）05-0009-006

什么是社会法？长期以来，国内法学上原本没有这一概念，现在看来它起始于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这样一门课程，与这门课程相关的劳动与社会保障社会关系，以及围绕劳动与社会保障关系的法律制度。当前，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依然是社会法的基本领域，该领域的制度转型和创新仍然是社会法治的重大问题和社会法学关注的热点问题。（1）但随着社会法治实践的扩展和深入，社会法的内涵和外延都在发生变化，比如，完善社会弱势群体权益保障法律制度丰富了社会法制度的内容;再比如，健全慈善志愿服务法律制度扩展了社会法制度的外延;还比如，社会治理尤其是社会组织制度创新了社会法制度的体系;又比如，创新法治社会理论与实践将深化社会法制度的内涵，等等。

劳动与社会保障制度转型发展，社会弱势群体保护制度完整提升，慈善志愿服务制度创新发展，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健全完善，以及社会治理创新与法治社会、和谐社会建设的深入实践，产生了深化社会法学理论研究的现实需求和加快建设社会法学学科的现实需要。反而言之，新世纪初起始的社会建设的广泛实践，随后的社会权入宪与社会立法、执法和司法实践跟进，尤其是社会治理创新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的法治社会建设，促使法学多个学科的学者共同关注超越传统公法私法的新法治领域，拓展劳动与社会保障法这一传统社会法领域，形成了一大批基础性和应用性研究成果，并融入社会法学教学和社会法治实践，这无疑为社会法学学科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储备了社会法学学科建设的良好条件。明确社会法学学科定位，汇聚社会法学研究力量，提升社会法学理论品格，创新社会法学理论体系，加快建设和发展社会法学学科，对于完善我国法治理论体系，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一、社会法学科建设的重大意义

毫无疑问，学科建设具有多重意义。学科建设水平制约着理论研究水平，制约着人才培养的水平，也制约着理论服务于实践的能力。就社会法学学科建设而言，需要特别强调它对发展社会法学知识和社会法学理论，促进法学学科体系科学化和合理化，培育社会法专业人才和推动社会法治建设等方面的重大意义。

（一）发展社会法学知识和社会法学理论

任何缺乏学科关联的知识创造都是零散的，任何缺乏学科支撑的理论研究都不会走得太远，唯有通过学科才能保障理论研究所取得的知识单元和理论模块构成相互联系和沟通、相互协调和配合的有机统一的知识系统和理论体系。就目前社会法学而言，学者从不同视角对社会法的定位、理论基础、理念原则、体制机制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形成了见仁见智的知识单元和理论模块。但应当看到，学者分散性的单打独奏居多，相互交流合作较少，理论研究缺少学术争鸣，长期搁置分歧，难以形成共识。人们对社会法的立法范式、执法品格、司法特性等基础问题尚未取得一致认识。这种研究状态长期存在无益于拓展社会法学知识和理论的集成，更无益于社会法学理论品格的进一步提升。可以说，我国社会法学理论研究还处于无法形成集成性、难以形成共识性阶段，因此需要创造良好的社会法学学术生态，加快建设社会法学学科。毫无疑问，社会法学学科建设可以汇集人才、凝聚力量，搭建学术交流与合作平台，集成既有知识单元和理论模块，提升社会法理论品格，促进社会法理论体系的完善。

（二）促进法学学科体系科学化和合理化

学科体系不能故步自封，而应当具有相对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它对应着新知识理论的发现、成熟而不断更新和调试。我国法学学科形成了包括法学理论、法律史、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刑法学、民商法学、诉讼法学、经济法学、环境资源保护法学、国际法学以及军事法学在内的比较完整的学科体系，这一体系对于我国法学教育资源的有效配置、法学专业人才培养以及法学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起到了基础性作用，同样它也适应新法治现象的出现以及由此产生的理论知识的成熟、成型而作出相应的调整和完善。转型社会发展带来了新的法治需求，超越传统公法私法的新法治领域以及学界对此作出的有力的理论因应，逻辑地促使法学学科体系的更新与完善。尽管“部门法-部门法学”的逻辑对应关系并没有获得普遍认同，但现实存在着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等部门法与部门法学的对应，而在法律体系中地位越来越重要的社会法法律部门却没有与之对应的部门法学――社会法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就此而言，社会法学学科建设对于完善法学学科体系，促进法学学科体系的科学化、合理化具有重要意义。

（三）培育社会法专业人才和推动社会法治建设

从社会需求角度而言，“法学教育的基本功能除了培养法律职业精英，向国家和社会输送法律职业者外，还要面向更广泛的社会领域，面向广大基层，面向立法机关、执法机构、商业领域和社会服务领域。”[1]但是，社会法学教育和人才培养工作尚未充分展开，面向社会法立法、执法、司法的专业人才还比较缺乏，这与对教育教学资源配置起基础作用的社会法学学科体系的不完善不无关系。通过社会法学学科建设强化社会法教育教学资源配置，培养社会法专门人才，弥补传统法学教育的不足，应当成为法学教育新的着力点和突破点。学科建设不仅通过培养专业人才服务于社会，它还通过理论与实践的学风建设促进科学研究直接服务于社会实践，事实上，从民商法学学科体系的发达――民商事法律规范的完善、刑法学学科体系的发达――刑事法律规范的完善、环境法学学科的迅速成长――环境法制得以比较从容地应对气候环境的剧烈变化的逻辑，也可看出学科建设对于法治实践的重要意义。近些年来，社会法学学科逐步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不是赢得学界公认而是首先获得社会承认，一批从事劳动与社会保障、弱势群体保护、社会治理创新、法治社会建设研究的学者以其应用性的研究成果推动着社会政策与社会立法工作，包括推进老年人权益保障、慈善、志愿服务、见义勇为、社会救助等社会立法。

二、社会法学科建设的社会基础

学科虽然是人们基于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等多种需要而进行的主观建构，但必须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换言之，学科建设必须具备一定的社会基础，“离开了社会需要，学科研究就失去了动力和存在的社会合理性，只有有强大的社会需要，才有可能将某一领域的研究变成‘当采学科’”[2]。社会法学学科建设的社会基础主要表现在社会需求和法治实践两个方面。

（一）社会需求基础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区域差距、城乡差距、贫富差距、环境污染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相伴而生。在这样的背景下，党和国家适时提出了和谐社会建设的战略目标。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和谐社会的六个方面均是社会法学关注的重要论题，构成社会法学学科建设的根本性诱因和内在动力。

在和谐社会战略目标的指引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由“三位一体”到“四位一体”再到“五位一体”，标志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崭新的阶段。在“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中，社会建设位列其中并居于突出位置。社会建设内涵丰富，它意味着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创新社会管理，培育社会组织，扩大公共服务，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其目标是更好地实现公民的劳动就业权、社会保障权、环境权、受教育权、文化权等社会性权利。社会建设命题是为解决市场发育与社会竞争后的“社会问题”而提出，构成社会法学学科建设的实践基点和现实引力。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下，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应一体建设，法治社会建设构成法治中国建设的重中之重。法治社会建设的核心要义就是要在推进社会建设、解决社会问题时依法而行，运用法治思维和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尽管法治社会建设需要传统公法和私法的有机联动，但更需要既区别于公法私法又与它们相互关联的新的法律部门的形成和发展。作为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社会机制，社会法致力于解决社会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社会问题[3]，但是社会法这一新的法律部门完善的程度、所用于社会建设的力度和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法学学科建设的完善程度。法治中国建设背景下的法治社会建设，构成了社会法学学科建设新的成长契机和前进动力。

（二）法治实践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社会法立法广泛开展，从1978年到1999年，我国共颁布实施了包括特殊群体权益保护法、红十字会法、公益事业捐赠法等在内的二十多部社会法法律法规，促使社会法于2001年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七大法律部门之一。在社会法独立为一个法律部门的背景下，我国社会法的制定和修改工作广泛展开，就业促进法、社会保险法等多部事关民生、就业、社会保障的法律相继出台，既有的社会法也相继进行了修订，丰富和发展了社会法立法体系。2004年，“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国家建立健全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写入宪法，成为宪法关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和国家社会权保障义务规定的统领。（2）另外，我国加入的《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等核心国际人权公约，对社会法律部门的建设也产生了重大影响。截至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以宪法上的社会权为核心的、涵盖劳动与就业、社会保障、弱势群体保障、环境与资源保护、科教文卫以及社会组织等领域的社会法体系。另外，慈善事业、社会救助等方面的立法也已经纳入十二届全国人大五年立法规划，相应立法的出台也指日可待。

在社会权入宪以及社会法立法广泛展开的同时，面向社会问题的社会法执法和司法实践也获得了重要进展，有效促进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与创新、社会组织培育与发展，有力维护了劳动者权益、弱势群体权益以及其他主体的社会性权益。社会法执法和司法实践面对的诸多问题，例如，留守儿童的社会法保护机制与方式不够完善，社会法中“政策性条款”或“促进性规范”适用机制不够有效，等等，促使人们创新社会法思想观念、体制机制、方式方法，比如，有学者主张设立劳动法院、社会法院等。[4]从学科建设的经验来看，学科发展与部门法执法和司法分化密切相关，行政法学、经济法学等传统法学学科的发展与经济、行政执法和司法的分化高度关联。因此，社会法执法和司法的分化和类型化无疑将推动社会法学学科的进步和发展。“一门学科的贡献就在于它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的一套策略和方法，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知识。”[5]社会法学学科可以为社会法执法和司法寻找新的策略，而社会法执法与司法的特殊性决定社会法学学科建设的必要性，构成其重要的执法与司法基础。

三、社会法学科建设的学术条件

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的主要标志是什么？一个法律领域是否成熟到能获得普遍承认的程度，或者说能否成为相对独立的学科，按照通常的标准，取决于多项学术和实践上的表征，其中之一是是否存在一个以该领域为稳定研究方向的学者群体，其中之二是专门刊登该领域论文的法律杂志和其他出版物的发展。[6]一般说来，学科具有多重要素，包括科学研究队伍、学科平台、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国际学术交流合作、学风建设等，另外，一个学科是否成熟还应当考虑它与社会的互动，不仅是为社会培养相关专门人才，还包括具备以智库形式服务于社会法治建设的能力等。社会法学学科建设的学术条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学科平台与研究队伍

一个发展比较成熟的学科一定有一个比较成熟的制度化的交流平台。有没有这样一个平台，反映的是这一学科发展的基本条件是否成熟。[7]2006年9月成立的中国法学会社会法学研究会，以学术组织的形式搭建了社会法学学术平台，有力推动了社会法学理论与实务、对内与对外以及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交流和合作，为社会法学学科建设提供了组织性的空间和聚合性的力量。在地方近20个省级法学会成立社会法学研究会，并形成了省级社会法学研究会联动研究的局面，还有若干高校和社科院系统成立了多个社会法研究所、系及科研中心。一批来自法学不同学科的学者与长期从事劳动与社会保障法教学研究的学者汇集在一起，在学术交流与合作中促进了社会法学的学术进步，以及学术与教育教学、社会服务的结合。可以这样说，中国法学会社会法学研究会、地方社会法学研究会及其联动、各类社会法学研究机构以及由此凝聚的研究力量为社会法学学科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平台和人员保障。

（二）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

“十几年来，社会法立法因制度变迁和学术底蕴粗浅而举步维艰，而社会法理论又因没有足够的实践空间，学者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两者之间没有形成良性循环”[8]，这样的局面正在逐步发生改变。新世纪初始发的社会民生建设、和谐社会建设、社会治理创新等，以及近些年来社会公平建设、法治社会建设等，拓展了社会法学研究的视野，形成了社会法学面向实践的重大优势。无论是对劳动法学、社会保障法学、教育法学、卫生法学等相对微观领域的学术探讨，还是将社会法与和谐社会建设、民生保障、社会发展、社会体制改革等关联的宏观论述，都体现了社会法学科学研究的良性状态。与此同时，社会法学基本理论也日益成熟，对社会法定位、理念、原则、范畴、体系、未来趋向等的理论探讨，社会法学本土资源的挖掘与域外资源的吸收与借鉴，劳动法学、社会保障法学教学，社会法学的研究方法和学科建设，等等，是多次学术年会的重要主题。近几年来，作为后发学科的社会法学更加重视基本理论研究，不断推进基础理论创新，通过专题会议深化基本理论研究。（3）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法学本科教育和人才培养日渐成熟，这得益于多学科对法学教育教学的参与，其中也包括劳动与社会保障法作为一支单薄力量的非学科性参与。（4）随着社会法学学术性因素的成长，以劳动与社会保障法为基础逐步发展起来的社会法正在成为法学人才培养的重要学科力量。除本科教学外，不少高校在民商法学、经济法学或者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二级学科下设有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方向，华东政法大学还建立了独立的社会法学硕士点，致力于高层次专门人才培养。高校设置的社会法课程体系、社会法研究方向以及学位点等构成社会法学学科建设的重要学术基础。

（三）学术交流与社会服务

一个成熟学科的学术交流一定要体现在国际层面上，国际学术交流在于扩展社会法学的世界视野，增强社会法学的全球意识，加强社会法学的交流合作能力。借鉴域外社会法治的经验，不能简单地进行理论引介，必须进行对等的学术对话和沟通。近些年来，社会法学界不仅认真面对欧美国家的社会法学，还加强了与印巴、日韩、台湾等更近似国家和地区的社会法学交流，更加重视这些更相近国家和地区的理论成果和制度经验，这对社会法学学科建设尤为有益。不仅如此，近几年来理论界积极参与国家立法的制定和修改活动，为社会法治建设建言献策，成为推动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例如，在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修改、慈善法和志愿服务条例制定等社会立法过程中，学界提供专家建议稿对立法修法工作多有助益，甚至立法所涉及的重大问题的解决也有赖于学界的积极参与。社会法学界很好地回应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能否作为基本国策”、“常回家看看是道德问题还是法律问题”、“志愿服务与慈善分别立法还是合一立法”、“慈善组织管理采用注册制还是登记制”等重大立法实践问题，体现了以智囊形式服务于社会法治建设的能力与效益。

四、社会法学科建设的主要考量

“学科是人类在认识和研究活动中针对认识对象，而将自己的知识划分出来的集合，是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9]社会法学学科建设就是要建立这样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知识体系。为此，应当解决以下几个关键问题：

（一）明确社会法学学科定位和方向

社会法学属于后发学科，应当摒弃单一的研究对象、唯一的研究方法的传统学科观念，树立相对的、系统的研究对象观和多元方法观，建立开放、包容与合作的新型学科文化。避免在传统的学科观念支配下将社会法学简单地定位为法学二级学科，应当淡化法学二级学科的意义，超越传统公法私法观念确立社会法学的地位，在学科交叉融合的意义上明确社会法学学科发展方向，展现社会法学开放性的发展格局。

（二）拓新社会法学学科建设的路径

尽管不同学科都有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范式，有其特殊的学科逻辑，但学科建设和发展都有共通的东西，这就是学科建设的一般规律。新兴或后发学科的建设应当尊重和遵循学科建设的一般规律，并借鉴不同学科建设和发展的经验。社会法学学科建设应当借鉴经济法学、环境法学等学科建设的经验，探寻实现既与现有学科相互关联又相对独立的社会法学学科的基本路径。需要注意的是，任何学科的形成与发展都不可能一蹴而就，社会法学学科建设亦是如此，它也具有系统性、长期性、阶段性等特征。在探寻社会法学学科建设路径时，既要大胆假设，又要仔细求证。

（三）处理好与相关学科的关系，设置合理的课程体系

处理好与关联学科的关系是新兴学科建设的重要内容。尽管已经具备成为独立学科的主客观要件，但社会法学与民商法学、行政法学和经济法学仍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目前很多高校仅是将社会法学作为民商法学、行政法学和经济法学的一个研究方向，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法学学科建设必须处理好与民商法学、行政法学以及经济法学等关联学科的关系。另外，课程体系是学科建设的重要载体，课程体系反映学科体系。因此，社会法学课程体系具有重要意义。社会法学课程体系的设置必须与社会的需求和社会法人才培养的基本目标相适应，尤其应当考虑设置相应的课程以弥补传统法学教育的不足，用社会法学相关课程支撑社会法学知识的传承和人才的培养。

（四）加强社会法学研究队伍建设，深化社会法理论研究

社会法学学科的形成和发展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社会法学学科建设离不开经济社会发展与国家法治进步的逻辑要求，这是社会法学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宏观背景，影响着社会法学学科的品性和风格。社会法学学科建设当然也离不开学界和学者在社会法学学科建设中的智识供给和理论创新。基于学科-学术-学者（学界）的内在逻辑关系，加强社会法学学者队伍建设，提升社会法学界理论品质，促进社会法学理论创新，是社会法学学科建设的必经之路。只有面向法治中国建设的现实需要，尤其面向法治社会建设的实际需求，实现学界和学者、学术和学科与社会人权保障、民生社会建设、社会治理创新、法治社会构建等有效结合，才能发展队伍、学术和学科。

结 语

在不少人看来，社会法学已经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法学二级学科，其学科地位应当获得公认。尽管我们并不强调社会法学作为法学二级学科的意义，但强调它应当保持后发学科的优势，从传统法学学科发展中吸取经验，发展与社会学学科的交流合作，在与其他法学二级学科互动中保持开放性。社会法学学科不能完全主观建构，社会法学学科建设不是一项纯粹的学术任务，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由不成熟走向成熟，必然要选择理论联系实际的路径。关于如何维护好社会法学学科发展的趋势，保持好与其他学科的良性互动关系，丰富和涵养社会法学学科各要素，完善社会法学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我们将在此文基础上专文深入探讨。

注释：

（1）为全面贯彻党的十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意见》（2015年3月21日），强调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面对转型社会劳动关系健康发展的重要性，这无疑为劳动法制建设提供了指南。

（2）现行宪法第42-46、48-50条对公民的劳动就业权、休息权、物质帮助权、社会保险权、社会救济权、医疗卫生权以及儿童、妇女、老年人、残疾人、华侨等特殊群体权利进行了规定，第19-26条以“国家发展……”“国家培养……”“国家提倡……”“国家推行……”“国家保护和改善……”等政策性条款的方式规定了国家的社会权保障义务。

（3）自2006年举办第一届年会以来，截至目前，中国社会法学研究会已经举办了九届年会，年会既有对劳动法学、社会保障法学、教育法学、卫生法学等领域微观性主题的讨论，也有对社会法与和谐社会建设、民生保障、社会发展、社会体制改革等宏观性论题的探讨。

（4）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在很长一段时间作为高校本科阶段的选修课，对法学本科人才培养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2007年，教育部高校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将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增设为法学学科核心课程，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也因而成为高校本科阶段的专业必修课，社会法的人才培养与教学工作得到了进一步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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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法治社会建设篇10

本文首先阐述了“法治”与“德治”在一般意义上的区别与联系，并且总结出“法治”与“德治”的这种辩证关系客观上要求我们要“努力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思想道德体系，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然后通过同志在2001年1月10日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我们进一步分析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辩证关系，并且提出认真学习领会和贯彻落实同志的这一重要思想，对于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同时阐述了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法治德治依法治国以德治国辩证关系

“法治”与“德治”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历来都是法律家们所争论不休的一个论题。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二者究竟应保持一种怎样的关系，曾成为一段时期内理论界探讨的热点。由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既需要有法律来为之保驾护航，同时也离不开道德的影响与支持，因而在我国，“法治”与“德治”应当同步并举。然而，诸方面的原因，却使得我国法学界不少人对“德治”的认识有些偏颇，以致许多情况下，当我们一提到“德治”这种说法的时候，便会招来许多非议。同志在一次宣传部长会议上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这说明，对“法治”与“德治”的关系问题，党和国家领导人是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的。因此，研究“法治”与“德治”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之间的关系，探讨协调二者之间关系的途径与方式应成为每一个法学工作者所必须要思考的现实问题。

一、“法治”与“德治”的关系

（一）“法治”与“德治”区别

1、治国方略上的差异

“法治”与“德治”的最终归宿都在治国上，但二者在治国的侧重点上却截然不同。换言之，前者主要侧重于先“治法”，后者则主要侧重于先“治人”。理论上，就“治人”与“治法”的轻重而言，“治人”应重于“治法”。这是因为：首先，“治人”在内容上实际已包含有“治法”的要求，“治法”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治人”，在本末顺序上，应当是“治人”为本，而“治法”为末。其次，“治人”是“治法”的依托，“治人”有助于更好地“治法”。作为一种规范，法只能约束人们的外在行为，对人的内心世界则无法涉足；要涉足人们的内心世界还需要人本身。而且，“徒法不足以自行”，再良好的法制，假如没有具备应有素质的人去执行，仍无异于一纸具文。因此，单纯“治法”不足以“治人”，要实现法治的理想目标，还必须要把最终的依赖点放在“治人”上。否则，即便将完善至极的法律摆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上，也仍难以实现我们最初设想用法制所要实现的理想目标。现代社会之所以更加强调“治法”，并不是基于“治法”比“治人”重要，而是在策略上所不得不采取的一种“末端治理模式”。现阶段，由于对人的本性问题在认识上难以得出共论，“治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还存在较多障碍，难以真正实现科学地“治人”；相反，对于法，由于人们在许多实质或重要方面都已经达成共识，且这些共识在很大程度上已日渐成熟化和科学化，因而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治法”都更较为容易地得到实现。

2、“法治”是他律之治，而“德治”则是自律之治

从“法治”与“德治”所涉足的领域来看，“法治”是他律之治，即它仅仅约束人们的外在行为，通过约束人们的行为而实现治人，它对人们的内心世界无从干预，属于治外之治；而“德治”则是自律之治，它不仅可以约束人们的行为，还可以约束人们的思想意识，并通过约束人们的思想意识来达到约束人们行为的目的，属于治内之治。由于人们的行为总是受一定思想意识所支配的，因而从这一点上来说，“德治”是更高层次的治国模式，是治本之治；而“法治”则是最终实现“德治”的一个必经阶段，是治标之治。

此外，从他律与自律的角度出发，我们还可以推导出二者之间的如下区别：如“法治”是惩恶之治，“德治”是扬善之治；“法治”是事后之治，“德治”是事前之治等等。

（二）“法治”与“德治”联系

1、“法治”与“德治”相互配合和支持

“法治”与“德治”都是实现国家控制、促进社会发展所必不可少的两种手段，他们密切联系、相互支持，共同推促着社会的进步。作为一种他律，法律的主要功能在于“惩恶”，而“扬善”则主要应依靠道德的自律来进行，因而在“劝善”方面，法律有着自身先天的缺欠与不足，需要道德来加以支持。同时，法律的创制和运作也必须要以正确的思想道德观念为指导。同样，“德治”也离不开“法治”的支持与配合。道德作为一种规范，主要是依靠社会舆论、风俗习惯和人们的内心信念来推动的，其软弱与苍白无力是显而易见的。

对于某些严重违基本道德规范的行为，客观上也必然要求运用法律来加以制裁。在此种意义上，守法是最基本的道德要求，法律所维护的是最基本、也是最低限度的社会道德。

2、“法治”与“德治”有着共同的精神――秩序

除了上述两点之外，“法治”与“德治”的联系还表现在，二者有着共同的精神――秩序。

“法治”与“德治”都以维护一定的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发展为使命。秩序是“法治”与“德治”存在的价值基础，又是二者可以同步并举的理论依托。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法治”与“德治”之所以能够存在和为人们所认同并可以成为并驾齐驱的两种治国理论和模式，主要就在于它们能够给人们带来秩序。秩序意义在于，它是人类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和保障。因此，一旦脱离了秩序这一前提，无论是“法治”还是“德治”都将会失去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3、“法治”与“德治”都是实现国家稳定和长治久安的需要和保障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需要以稳定的社会秩序和团结的政治局面为前提。这两者的实现都既离不开法律也离不开道德。法律可以利用其背后的国家强制力保证政治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可以合理的配置各种资源，及时解决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和纠纷；可以有力的打击各种危害国家和社会的颠覆和破坏活动。而道德则可以利用其内在的意识制约力来防止各种邪恶思想的产生，防止社会混乱；可以限制人们的某些欲望，减少其利益冲突，以加强人们的团结，增强其凝聚力；还可以对法律的创制和实施提供有力的支持、配合和协调。可见，“法治”与“德治”都是实现国家稳定和长治久安的需要和保障。

“法治”与“德治”的这种辩证关系客观上要求我们要“努力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思想道德体系，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

二、“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辩证关系

同志在2001年1月10日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明确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制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始终注意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江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述，为我们正确处理法治与德治的关系提供了依据。分析如下：

（一）、法律和道德的作用不同。

法律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体现着国家对其成员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的行为要求，体现着维护社会稳定、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障国家安全的要求。国家依靠法院、警察机关等带有强制性的国家机器来保证法律的实施，强调用法律制度来治理国家，用强制的手段来约束人们的行为。这是“法治”的主要内涵。

道德也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但与法律不同。道德的实施不是依靠强制性的手段，而是通过道德教育的手段，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来影响和提高社会成员的道德觉悟，使其履行自己应尽的道德义务。从维护和保障社会稳定来说，法律和道德有着同样作用。

（二）、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和社会主义道德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它们是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反映，是建立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共同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法治与德治，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离不开法律，也离不开道德。只有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体系和思想道德体系，才能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地运行；也只有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始终坚持法制和道德教育“两手抓”，才能有效地维护社会稳定。可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是我国完整系统科学的治国方略。

（三）、《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贯彻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重要思想。

在新的历史时期，《纲要》充分体现了总书记关于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的重要思想，规定了公民道德建设的内容和要求，为公民道德建设指明了方向。

《纲要》关于“爱国守法，明和诚信，团结友善，敬业奉献”的要求，是每个公民都应该遵守的基本道德规范，在工作和学习中，要认真学习、全面落实。

（四）、理论分析

1、从经济学角度分析

诚实信用是现代市场交易活动的基本精神。信用体现了市场经济必备的道德理念和法律意识。因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把法治与德治紧密结合起来。

2、从哲学角度分析

⑴矛盾的观点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法治与德治是一对矛盾，二者相互联系，不可分割。

⑵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是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先进的、革命的、科学的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发展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道德属于社会意识，对社会经济发展起制约和影响的作用。同志提出的“以德治国”思想，对我国建立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必将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

⑶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既是一种价值观，又是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关系的政治原则和道德原则。坚持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和道德观，有利于调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的利益关系和矛盾，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创造稳定有序的市场环境。

3、从政治学角度分析

⑴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的思想，体现了人民民主的本质和社会主义的特征。国家实行使对内职能，既要依法打击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的破坏活动，又要组织和领导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实施“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是国家发挥对内职能作用的具体体现。

⑵维护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是公民爱国主义精神的具体表现，是每个公民义不容辞的职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关于二十字基本道德规范，把“爱国”放在了首位。爱国是公民对祖国的道德观念的体现，是对公民首要的道德要求。在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主题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三、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重要意义

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也指出：“要把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为社会保持良好秩序和风尚营造高尚的思想和道德基础。”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以同志为代表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不断探索和总结历史经验基础上做出的重大理论创新，是对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性认识的升华，是我党在新形势下对执政治国经验的最新总结。认真学习领会和贯彻落实江总书记的这一重要思想，对于开创让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人类社会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

在中国历史上，曾有不少开明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萌发并提出过治国不能没有法治又不能没有德治的思想，认为只有二者“并用”才是治国之大道。比如，孔子就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意即，严刑只能使百姓因害怕而不敢做坏事，但不能使人们自觉知耻而守法；相反，以道德治理国家，以礼乐教化人民，则可使百姓自觉知耻，自我规范。自我约束。

在西方国家，同样有人提出“法治”与“德治”的治国思想。但就实际看，纯粹的“法治”或“德治”并不存在，而是“法治”与“德治”的结合或并用。

社会主义社会的“法治”和“德治”与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法治”和“德治”具有本质不同。社会主义法制是自有法以来最能体现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法制，社会主义道德是比人类社会历史上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高尚、积极和健康的道德。以同志为代表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重要思想，是对人类社会优秀文化遗产的吸收和借鉴，也是对人类社会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

（二）、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对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认为，法制和道德同属上层建筑范畴，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决定并为其服务。社会主义法制和社会主义道德是由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决定的，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反映，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共同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以同志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建立人民民主的国家政权，坚持以马列主义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为我党实施社会主义法治和社会主义德治提供了政治基础和理论基础。同志十分重视思想道德建设，提出：“思想和政治是统帅，又是灵魂”，“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严格地讲，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我党在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同时，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也是重视的。但我们也必须承认，社会主义法制在发展中也曾经历过曲折。特别是在“”期间，缺少甚至没有法治，最终酿成“”的历史悲剧。这时期的实践从正反两方面，为我党在新形式下探索治国之路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鉴于“”的经验教训，深刻认识到“还是要搞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领导制度、组织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就解决不了。”同时又强调：“解决以上所说的制度问题，要进行大量的工作，包括进行教育和思想斗争。”要“用共产主义道德约束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的言行。”邓小平同志关于既要抓法制建设，又要抓道德建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重要思想，为我党避免重犯“”那样的严重错误，减少失误，正确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辟了广阔道路。

以同志为代表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不断探索和总结保持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的治国之道。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之后，同志又提出“以德治国”思想，强调“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并指出：“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和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在去年“七一”重要讲话中，同志再次明确提出把“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

同志关于“法制”和“德治”的辩证关系以及“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一系列精辟论述、在我党历史上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还是第一次，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客观规律的最新把握，是我党对治国之道进行不断探索所取得的新的真理性认识，是对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在新形势下的重大创新和发展。

（三）、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具体体现

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我国当代社会深刻变革的必然要求。我国目前正处于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体制转轨的变革时期，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和人们的思想、观念、道德、信仰、行为模式、生活习惯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关系日益复杂。法律和道德、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但由于法律的滞后性，使得法律并不能完全满足现实的需求。法律“真空”和“漏洞”的存在，使部分社会关系得不到及时的调整，以至在社会生活中的某些方面出现无序状态。同时，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又使优秀传统道德受到冲击和侵蚀，与社会现实相适应的新型道德体系还未完全建立和形成，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腐朽没落的思想和道德乘虚而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滋生、蔓延，道德“失范”现象时有发生。因此，认真学习领会并贯彻落实江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做到“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并进，“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兼用，在我国目前新形势下显得尤为重要。

（四）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需要。

为了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必须加强法制建设，建立健全并不断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体系，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实行依法治国。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信用经济。信用是道德的重要内容。市场经济在其运作过程中的每个环节；不仅离不开法律的调整和规范，而且也离不开信用的维系和约束。社会信用出现危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成为一种混乱经济。诸如非法集资、虚假出资、制假贩假、蒙骗欺诈等不讲信用行为无不使市场经济不时出现病态和混乱，使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遭到干扰和破坏。因此，要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地向前发展，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和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

（五）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我党对社会主义治国方略的科学认识。

法律和道德作为两种不同的社会现象和行为规范，具有不同的特点和功能。首先，法律只对主体的行为进行调整和评价，虽然调整时也考虑其主观过错，但并不单纯地调整其内在的思想活动；道德不仅对主体的客观行为进行调整和规范，而且也对主体的主观思想进行调整和评价。其次，法律主要是依靠国家强制力来保证实施的；道德则是依靠内心信念和社会舆论发挥作用的。再次，法律和道德调整的深度和广度不同。道德对社会关系的调整更具有广泛性，一般来讲，法律不宜调整干预的，则需要道德来调整干预。同样，社会主义法制和社会主义道德也具有以上不同特点，二者相互渗透、相互促进。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强调“要把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正是我党对社会主义治国方略全面科学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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