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十篇

对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篇1

关键词:发展;基本经济制度;制度创新

中图分类号:F01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06-0004-02

一、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看消灭私有制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讲道:“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眼1?演如何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眼光去解读在不同条件､不同国情下消灭私有制问题,是我们党制定政策和指导实践的关键之所在｡

追溯到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在写《宣言》时提到的“消灭私有制”,是具有特定的历史背景的｡当时,马克思､恩格斯讲“消灭私有制”是看到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充分暴露,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情况下提出的｡然而,对于私有制,马克斯､恩格斯是以一种辩证的观点去看待的｡正如《宣言》中讲:“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眼2?演“它第一个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眼3?演因此,“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眼4?演由此可见,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高度发达的资产阶级私有制取代封建的手工小作坊,极大地适应和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取得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当资本主义私有制还是其生产力的增长点,资本主义在它所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眼5?演一切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为标准｡然而,当今资本主义在发展的过程中,通过不断调整生产关系,仍然存在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空间｡所以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去看,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彻底消灭就如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完全建立一样,将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

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理解和实践“消灭私有制”,中国共产党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也进行了艰苦曲折的探索｡建国初期,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准备和认识不足,在所有制关系上盲目追求一大二公,认为只有这样才符合经典作家所描述的社会主义｡这种人为的生产关系的“”在当时“一穷二白”的新中国也曾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积极作用,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长期指导思想的僵化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矛盾把握的失误,导致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等极“左”思想和实践的出现,对中国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一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大幅度提高生产力,多方面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人们对基本经济制度的内涵才开始有了新的认识｡十三大总结改革开放十年来的成绩和经验时,提出“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继续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党的十五大正式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提出来,并要求长期坚持下去｡十六大又完整提出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从彻底消灭私有制,到“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眼6?演充分体现了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过程中我们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内涵认识的不断深入和完善｡实践证明,正是用这种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去解释和运用“消灭私有制”这一理论论断,在实践上才具有前瞻性､指导性和生命力;而任何生搬硬套,不顾历史条件的转移的教条主义和“左”的思想,应用于实践必然导致失误或失败｡

二、深化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基本内涵

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任何社会就其社会经济成分,经济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式而言,不可能是纯之又纯的｡改革开放后,私有制经济逐步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舞台,从幕后到前台,由配角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我党对私有制经济政策的重大转变,更是对马克思主义私有制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在十五大报告中强调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并明确指出要坚持和完善这一基本经济制度｡而要坚持,则必然要深化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

首先,要深化对公有制为主体的认识｡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是题中应有之义｡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只有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才能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必须认清两点:一是全面认识公有制经济的涵义｡从范围上讲,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当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今后还可能出现更新形式的公有制实现形式,我们要以一种与时俱进的发展的眼光和勇气去解读新事物,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二是对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的认识｡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这是就全国整体而言的,各个地方,每个行业会有所差别,不能以僵化的指标和数字去检测和体现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其次,要深化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党的十五大正式把非公有制经济确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为我们在新的历史阶段认识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提供了理论依据｡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使非公有制经济有一个大的发展,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客观要求,也是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目的之一｡据统计,截至2001年底,非公有制经济创造的产值已经占GDP的1/3;非公有制和混合所有制经济投资占社会总投资的比重已经达到38.5%?眼7?演｡个体私营经济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新的亮点,为整个国民经济的腾飞注入了新鲜的汁液,其作用和地位日臻突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传统理论认为非公有制经济不能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而只能处于补充地位的认识,是一种理论的僵化,用以指导实践,必将对生产力的发展形成体制性桎梏｡现阶段必须充分认识非公有制经济的作用,为其创造公平合理的竞争环境和生存条件｡

再次,要深化对公有制和非公有制关系的认识｡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要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二者相辅相成,不能对立｡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有利于有效的竞争机制的形成,进而更好地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更快发展｡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的,从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根本目的上讲,其目标是一致的｡要充分发挥各自优势,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二、深化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基本内涵

1.坚持指导思想的一元化,确保基本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在制定相关路线､方针和政策时,必须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决防范各种形式的“西化”与“和平演变”｡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各种形式的资本主义经济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形式为我国所采用,随之而产生的私有经济和剥削也会在一定程度､一定范围侵入我国人民的生活,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这就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深入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使正确的理论发挥应有的作用,切实贯彻到实践中去,深入民心中去,清除认识上的一切障碍,杜绝因认识上的偏颇而造成对实际工作的误导｡

3.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要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下解放出来”｡要站在时代的高度,高瞻远瞩地把握时代前进的步伐,以求真务实的态度对待现实,增强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不断加强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以便更好地推动改革,促进经济发展｡

4.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为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提供法律支持｡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法规是否健全会对经济发展产生巨大反作用｡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出现了各种新的非公有制经济的形式,与之相关的法律､法规也要进行相应的修订和完善,避免在规范权利义务时引起纠纷｡同时,良好的法律状况也是健康的投资环境的一个重要指标,对促进非公有制经济蓬勃发展､大量吸引外资等具有一定积极作用｡所以要不断研究新情况､新问题,使法制建设的步伐紧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让我们在实践中真正能够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一言以蔽之,要深入理解进而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需要从多方面､多层次入手｡不仅要做到坚持公有制为主体,还要积极发展多种非公有制经济,使二者就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浪潮中获得双飞､共赢｡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

[2]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7):37.

[3]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7):38.

[4]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7):40.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对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篇2

关键词：邓小平；制度变迁；市场化；改革

邓小平在领导中国市场化改革实践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制度变迁理论。在此，本文拟借鉴制度变迁理论，总结中国市场化改革实践经验，以形成对邓小平制度变迁理论的初步认识和总结。

一、制度变迁的共有信念：意识形态与理论创新

意识形态作为人们对世界和人类社会的系统的看法和见解，从共有信念上规定了社会主体实施制度创新的行动域。意识形态预先设定了制度安排模式、价值体系和理想信念，使未来制度安排以某种“先验”的形式存在着。意识形态一旦形成并为人们所广泛接受，就意味着某种价值体系和理想信念在人们之间确立起来了，新的制度安排也就会沿着意识形态预设的轨道被创设出来。

邓小平在领导和设计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中，始终重视理论创新的先导作用，并以理论创新的成果作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和意识形态，从而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和行动，为制度变迁和改革开放提供了共有信念。纵观改革开放三十年，每一次体制改革的重大突破，都是首先由理论上的重大创新和突破而开启和推动的。这些理论创新和突破成为推进改革不断深入的重要理论基础和指导方针。

邓小平制度变迁的理论创新和共有信念的形成，是不断解放思想的结果。首先是突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的理论创新。针对“文革”结束后“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邓小平支持和领导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和思想路线，为随后的一系列改革创新从思想路线上作了准备。

其次，转变党和国家政治路线的理论创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毅然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轨道上来。政治路线的纠偏和工作重心的转向，使全党全国人民的注意力发生了根本性的转移，为中国随后的热火朝天的现代化建设和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事业指明了方向。

再次，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创新。由于理论认识的不足和受苏联模式的影响，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排斥商品货币关系。随着现代化建设的铺开和改革开放的推进，需要从理论上解决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的关系。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首次提出“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新概念，明确肯定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这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它不再把社会主义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商品经济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内在属性。邓小平高度评价了这一理论突破，认为它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经济作出了新的解释，说出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没有说过的新话，指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1]。

最后，市场经济“手段论”理论创新。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命题。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化，对理论创新提出了新的要求。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2]这一精辟论断，从理论上破除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制度属性的陈旧观念，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做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奠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基础。

这些理论突破和创新构成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意识形态和中国社会共识。它预设了中国改革开放和制度变迁的路径和取向。

二、制度变迁的目标模式：社会主义经济市场化取向改革

随着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认识的不断突破和理论的不断创新，邓小平对“摸着石头过河”式的制度变迁和市场化取向改革目标模式认识逐渐明晰化。市场化改革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1）“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体制模式。它突破了把市场和计划完全对立的传统计划体制，开始在计划经济的总体框架下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为市场化取向改革开辟了道路。（2）“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模式。它把商品经济看成是社会主义的内在属性，提出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这种“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其运行机制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模式。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亟须解决。邓小平南方谈话中提出的一系列著名论断，澄清了人们的各种疑虑。党的十四大根据南方谈话的精神，结合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经验，最终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

邓小平提出市场化改革模式，首先在于他科学地区分了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由于认识上的原因和“左”的思想倾向，曾经把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混为一谈，导致了社会主义国家在处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时，要么是把改革体制误认为是改变基本制度，反对对体制作任何改革；要么是把体制的改革变成对根本制度的变革，使改革变成“改向”。邓小平在改革初期就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3]。随后，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2]在他看来，市场经济作为具体的运行体制，并不具有社会基本制度性属性，而只具有体制性属性。这种认识上的突破，是我国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成功的关键所在。

三、制度变迁的性质：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

对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篇3

(一)个人假设基础

确定基本假定是经济学分析的基础。经济学分析的前提假定首先是对人的行为特征的假定。这个假定至关重要，是经济学的根基。对个体的探讨无法脱离个体行为的假定，长期以来各个经济学派都进行了人性分析。Smith在1776年提出“经济人”假设，认为个人在经济生活中只考虑自己的利益，每个经济行为人之间都是相互独立的。由于“市场的完美性”和“完全理性的经济人”，从来不存在未来预期的不确定，这样每个经济人都是“完全孤立的”;Marshall(1890)也曾提出“经济人”是开明、正常和理性的;但经济史学家Karl(1957)曾说过:“人类经济永远是介于经济与非经济之间的”。这样上述假设就存在问题。根据新古典经济学对人的假设分析，主体之间的合作显得多余，而网络关系就更显多余。但Smith在其1776年的《国富论》中的劳动分工理论中认为分工带来了专业化，而且通过合作可以提高组织效率;紧接着1890年Marshall《经济学原理》一书的出版继承了对劳动分工的开创性观察。新古典经济学对人性的假设源于“应然”逻辑思维起点，将其理论基础建立在一系列严格而苛刻的人性假设之上，而这恰恰与Smith所提出的分工思想是矛盾的，足见其对人性假设的不合理。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理性经济人相比，制度经济学的“制度人”更受到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Coase(1937)指出要从人的实际出发去研究人的活动，现实制度对人的行为有约束性;Arrow(1951)提出人行为的“理性有限性”;North(1971)认为应该跟随制度演进的轨迹去研究现实中的人如何做决定;在承认特定环境会影响人的选择的同时，Williamson(1987)提出了“机会主义行为”假设，承认了“经济人”的投机倾向。新制度经济学对人的本质做出了一个重新判断，由于“机会主义”的存在，使得市场交易的风险由此而提高。新制度经济学通过这一概念，指出了只有通过适当的制度设置或选择才能实现交易费用的最小化。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基石是个人主义，他们以个体行为研究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他们视个人和技术为既定不变，合作是不需要的，即便存在市场交易的不确定性和机会主义行为。可见，主流经济学回避了对网络的分析，要想对网络组织进行科学分析，就必须对个体选择行为的微观基础进行修正。以Veblen为代表的演进经济学家，对主流经济学所提出的独立的“经济人”假设持批判态度，他提出了“制度人”(HomoInstitutionalis)假设。认为“制度人”的行为偏好会受制度影响而发生改变，“好奇心”驱使人不停的“尝试”，而这种尝试就是学习;Hayek(1952)指出由于每个人从环境中所获刺激的不同，人们会在各自的“理性机构”中形成非同质的知识和有限能力，同时强调要通过学习提高个体能力的有限性;Atkinson(1987)提出“学习不是人类行为的特殊范畴，而是人类存在的基本特征”;Marshall(1994)提出由于个体学习的有限性，通过特定机制把单个人的学习进行整合，形成一个多层次“理性结构”，那么个体学习就变成了组织学习;Nelson和Winter(1997)、Steen(1999)强调人是个“学习者”。因此，演化经济学在提出人的有限理性基础上，强调学习创新的作用;Hayek是在严格拒绝构建理性的前提下来解释自发秩序的真正内涵的，强调学习在提升个人理性中的作用。而“合作产生新知识”恰恰是网络存在的重要原因;Podolny(1998)、朱海就(2004)提出要从有限理性和个人认知两方面考虑合作的必要性;林孔团(2007)认为，要分析网络组织，网络中的个人行为假定应不同于新古典的理性人和交易费用经济学的机会主义假定，而应该是有限认知的个体;MarianaMazzucato和TommasoCiarli(2014)提出通过创新来研究产业的变化，促进网络形成及演化的一个中心力量就是学习。人认知能力的有限性，说明合作是必须的。人学习的必要性，说明合作的可能性。二者的结合构成了网络组织中的个人假设基础。

(二)企业理论基础

经济学分析的第二个基本组成部分是给出制度安排。基于个人假设的基础之上，相应给出特定的游戏规则，目的就是研究在什么样的制度下可以实现利润最大化。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企业被理解为生产函数，是一个投入产出的“黑箱”。企业的产出只受生产要素投入的约束，也就是说企业可以得到多少生产要素，就将会有多大的产出。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市场”是唯一的企业外部协调机制，企业生产要素的获得是通过市场交易来获取的。但这种理论并不能充分说明现实中的问题，为什么投入相同的企业产出却不同?企业之间生产能力的差别仅仅通过市场交易就可以获得?根据现代企业的发展可以看出，这种能力的获得除了要依靠自身发展是不够的。因此，新古典经济学对组织之间的合作、组织变迁是持回避态度的。新制度经济学是在不断批判与继承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当前，在对网络组织的经济学分析中，新制度经济学占据主导地位。新制度经济学强调企业是一系列契约的集合，是市场的替代物。Coase(1937)提出企业是一系列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构成的“契约集”;Alchian和Demsetz(1972)提出企业是一个多种资源联合生产的集合契约体;Williamson(1987)以交易为基本分析单位，将所有交易还原为契约，不同的契约对应不同的治理结构;随后，以Grossmann、Hart和Moore等人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提出了以契约的不完全性为理论基础，形成了研究剩余控制权配置问题的GHM分析框架，这构成了不完全契约理论;Basil(1981)是团队理论的重要发展者，他也主张把企业还原为契约。在Basil看来，组织是治理多种资源所有者经营契约的集合，它产生于对所有权被分割的实体的管理的需要;张五常(1999)提出企业与市场是同质的，都是契约的集合体。根据新制度经济学家的观点，他们对企业本质的阐述是:企业是一系列契约的集合;Coase(1937)指出，市场是有成本的，作为节约成本的结果，企业取代了市场;Williamson(1985)、张五常(1999)认为最有效的节约交易费用的方法是不同类型的交易类型对应不同的规制结构;Robertson(1995)提出企业是为了防止机会主义行为，有动力实施垂直一体化的。新制度经济学家以交易成本的高低作为企业对不同规制结构选择的依据。演化经济学对企业的分析趋于动态，更加现实(马涛、龚海林，2012)。强调企业是一个资源与能力的集合。Richardson(1972)、Dosi(1994)把能力作为界定企业边界的重要要素，提出在动态、非均衡的状态下，企业的边界不是固定的;Nelson和Winter(1982)提出当企业利润降到企业可“容忍”水平之下，则会触动企业对更好技术的“搜索”;Eliasson(1990)把企业称为是具有异质性或特质性能力的经济当事人组成的团队，强调企业的学习性;Foss(1996)从集体学习的角度提出企业存在的有效性;Nonaka和Ryoko(2002)认为企业在知识(特别是意会性知识)的生产上有着市场组织不可比拟的优势;杨锐和黄国安(2005)提出演化范式，从个体学习、企业内部知识的生产、传播角度解释企业的异质性;Ibrahim和Galt(2011)提出用企业家精神解释企业的异质性。在其理论中，企业是一个知识和精神的储存库，由于知识、精神具有内在的意会性和路径依赖性，这就造就了不同企业之间的根本性区别。演化经济学赋予了组织更多的特征。企业不再仅是交易成本的粘合集，还是有效地生产、储存和利用知识的集合，强调相互学习和沟通。

(三)基于经济学理论的网络组织分析

Coase最早提出企业与市场两分法，认为企业与市场是彼此存在替代关系的两种机制。后来他自己承认存在企业与市场之间的中间状态，但没有对其进行研究;与Coase相比，Williamson(1978)进了一步，他认为企业与市场之间存在一种中间状态。Williamson的理论是建立在“契约人”假设基础之上的。由于人是存在机会主义行为的，所以William-son把企业作为避免机会主义的装置。同时，在这一人性假设基础上，Williamson根据资产专用性、交易频率和不确定性三个维度，把规制结构分为:企业、市场和混合制三种规制结构。Williamson认为中间组织是比市场有效、比企业更灵活的一种协调方式。然而，在Williamson的理论分析框架中，中间组织却并没有取得与市场和企业相并列的概念化地位，他更多地把这种中间组织看作是不稳定的组织形态。Williamson所认为的网络组织只是一个连续“谱系”的中间状态。所以他用Hybrid(混合制)来表示网络组织。张五常(1983)在《企业的契约性质》一文中用契约表示市场和企业，认为市场和企业只是若干契约中的一种，而在这两种契约之间存在各种其他契约安排;王询(1998)、仇保兴(1999)提出企业与市场中间存在一个模糊的中间地带。在这一模糊地带中既存在经济联系也存在非经济联系;陈昆玉(2001)、何雄浪(2006)、徐忠爱(2009)认为:现存三种组织治理模式:市场、混合制度与企业或管理机构。混合制度是企业与市场的“中间状态”，其边界是模糊的。对市场而言，它可以视作“市场企业化”。对企业而言，它可以视作“企业市场化”。综上，这些研究都是对Williamson观点的延续与拓展。演化理论促进了“网络经济”的进一步发展(Nooteboom，2002)，其强调从“个体群”的思维对组织进行思考(张敬川，2005);从内部结构上，演化经济学理论强调认知能力都是有限的。JulieM.Hite等(2001)，SGWinter(2014)提出学习是企业成长的需要，企业进入成长阶段早期其网络关系的演变更加基于其内部成本和收益的计算，网络成为了企业的身份标签;从外部空间维度上，演化经济学提出创新的多样性促进了经济系统的变迁(贾根良，2004;于斌斌，2013)，认为产业集聚是企业在自组织及协同演化基础上形成的。根据演化经济学的观点，网络组织是一种不同于企业和市场的独立的一种组织形态，由于经济主体的有限认知和学习欲望，形成了这样一个以经济主体合作为载体，不断学习创新、协同演化的实体。

二、基于演化增长理论的网络组织优势分析

企业网络是一个企业打破传统组织边界，实现技术、产品、市场和组织融合的过程。通过对点(个人)、线(企业)、面(网络)的分析可以看出从演化经济学的角度解释网络组织是一个比较契合的角度。这种契合表现在本质的契合，即其人性假设基础是一致的;过程的契合，即企业产生发展的过程可以用演化的观点准确解释;方法论的契合，即网络组织本身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创新的自组织过程，而演化经济学强调的就是动态和过程。演化经济学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个新兴研究领域，与传统经济学分析的静态均衡论相比，演化经济学最大的特征就是强调动态演化的分析过程。随着演化经济学的发展，他逐渐被广泛应用于技术创新与制度变迁的分析中。演化经济增长理论经过30多年的发展演变成三个支流:从技术知识积累研究经济增长;从制度知识积累研究经济增长;从技术与制度协同互动研究经济增长。根据演化经济学的观点，网络组织是一个“知识集”，通过知识、技术的集聚来实现网络优势，所以本文从技术知识积累角度来探讨网络组织的集聚优势。根据演化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干中学”在现实生活中是存在的。知识和技术进步是投资或资本的一个副产品，随着投资的增加和资本的扩大，人们边工作边学习，知识和技术不断进步。租金的概念最初起源于土地租金，随着生产要素的不断扩大，租金的主体也从具体的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扩展到组织形式上，从而得出网络租金的概念。网络租金是指在网络组织环境下，每个网络成员在网络环境下所获得的利润与其单个经营时所获取利润的差额，这个概念类似于经济学中的“超额利润”。它表现为交易费用的减少，更重要的是通过协同而获取的资源共享价值效应。网络租金的来源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李嘉图租金。基于价值链的整合，处于同一价值链的不同企业根据在网络中的不同位置，都会进行特定的专用资产投资以形成自身的核心竞争力。通过对某种核心价值的掌控而获得的优势我们称之为李嘉图租金;其二，熊彼特式的创新租金。网络组织中的成员建立于信任机制的基础上，而且组织内部能够提供平台使不同的人员进行交流，这样通过网络组织这一平台，再加上知识的外溢性，知识在网内形成了一定的知识流，网内企业成员可以及时吸收、消化并学习来自于其他企业的知识技术，从而提升自身的知识价值，通过知识共享的外部增值性而获取的租金就是熊彼特的知识创新租金;第三，张伯伦租金。由消费者剩余的减少而转嫁到生产者剩余上的增加额是张伯伦租金的实质。随着企业之间结网的完成，网内的生产规模在增大，由规模经济所导致的成本下降是网络组织给企业带来的特定“垄断”租金利润;第四，理查德租金。理查德租金强调无形资产给企业带来的积蓄。随着网络组织的形成，网内企业的知识、技术、能力等通过企业之间特定的联结而产生了跨边界共享，这种由网内的资源整合所形成的租金给企业带来了收益。所以网络关系的形成加速了企业获取租金的速度。

三、结论

对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篇4

关键词：紧张 意识形态 价值目标 国家治理

在《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紧张论析》（《求实》2012年第5期）一文中，笔者从社会属性、出身和地位三个方面论述了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紧张及这种紧张对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状态和发展趋势的影响。文章发表一年多以来，笔者继续深入思考，认为基本经济制度所规定的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经济之间在意识形态属性、价值目标和国家治理要求上的紧张同样存在，且与前文所论述的两者在社会属性、出身和地位上的紧张有着必然的联系。

意识形态属性上的紧张：社会主义与非社会主义

何谓意识形态？“社会意识形态的本质是人们的社会价值观念体系，即由人们的社会地位、主要是经济地位及利益所决定的反映人们的社会价值取向和历史选择特征的思想体系”，“在有阶级的情况下，社会意识形态总是有阶级性的，总是一定阶级、阶层的意识形态或思想体系”。作为对无产阶级社会地位、经济地位及利益的直接反映，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在社会价值取向的多个层面颠覆了人类几千年的传统价值。表现在所有制上，就是明确规定公有制是资本主义替代社会的不二选择。之所以如此，其基本理据在于私有制是阶级剥削和阶级斗争的根源。当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宣布“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时，所蕴涵的另一个论题就是至今一切社会都是私有制的社会。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中，阶级斗争的历史作用被肯定为积极性的、推动历史前进的，但并没有对此绝对化（前述历史作用只限于阶级社会）。因为，人类社会最后一次阶级斗争将消灭一切私有制，“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阶级斗争带来的社会灾难和社会停滞不过是阵痛而已。之后，在公有制的条件下，通过奴役一部分人、牺牲一部分人的自由发展去满足另一部分人自由发展的社会将不再出现。可见，公有制一开始即作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存在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家的大脑及其经典著作当中。无产阶级作为社会历史的主体，一直被社会主义思想家赋予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这一思想体系的实践者角色。对无产阶级而言，其社会价值观念体系在它们的阶级意识本身被意识到之前，似已先验地存在。经过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公有制终被物化为活生生的经济生活现实并被制度化，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制度。前苏联如此，三大改造后的中国亦如此。1978年至今，我国现实经济生活发生了与社会主义经典思想家预设蓝图不一样的变化，但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仍然强调“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并多次强调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将它与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直接等同。

从社会属性上看，非公有制经济属于社会存在的范畴。这已为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所论证。根据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尽管非公有制的观念是物质生产自然发展的客观结果，却还是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及其继承人赋予非马克思主义和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标签。而且这种标签完全可以脱离其经济基础，似无根幽灵般漂浮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空间中。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经验证明，运用强大的无产阶级机器，在短短的时间内变私有制为公有制，不是一个艰难的任务。但所有制形式的改变易，观念的脱胎换骨难。尤其是所有制的改变并没有带来预期的社会效果，针对观念的改造、强化或固化就是必然。这就可以解释前苏联在农业集体化后，我国在1956年三大改造后，为什么政治运动还会此伏彼起。所有运用物质武器的运动根子上都是为了改造或涤除精神上的非社会主义成分。如果精神上的改造无法成功，甚至可以给予肉体的消灭。其简单的逻辑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但历史的吊诡是，“两个必然”被证明还只能是一个遥远的梦。激情之后，茫然之中，人们发掘出了“两个决不会”。在马克思写于100多年前的几十个字面前，人们终于冷静下来，对公有制的极端迷信终于降温，在意识上也承认了非公有制经济作为一种社会存在还有相当长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可是，意识上的承认只是对客观的无可奈何甚或屈从，绝非意识形态上的接受或认可。“把非公有制经济纳入到基本经济制度之中，是因为他们同作为主体的公有制经济一样，也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因此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内容，而不是因为他们也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非公有制经济非社会主义性质的紧箍咒并没有解除。

公有制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与非公有制经济的非社会主义性质的截然二分共存于现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当中，并被写入宪法和。究其中因缘，却大相径庭。公有制经济在所有制形式上的社会主义性质是社会主义成为制度现实之前的先验式存在，社会主义成为现实后，先验式的理论变成了经济层面的社会现实。这是观念上层建筑通过政治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直接操作。非公有制经济非社会主义性质的被定位表面看是基于其所有制形式，其实更在于其分配的实质内容和结果。历史上，我们对公有制只追求形式，忽视其分配的结果和效果；对非公有制，我们因看到其分配的结果和内容，从而否定其形式。如此定性显然出于思维上的意识形态惯性。从理论上而言，定性不同的两种所有制共存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本身就还是一个带有浓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色彩的范畴，在这个范畴内，如何有效控制非公有制经济的负能量和反作用力，决定着基本经济制度本身的社会主义性质，并最终拷问国家和政权的性质。但在政策措施的实际操作层面，却存在与理论推演不一样的、诸多难以预测的因素和变化。这些年来沸沸扬扬的所谓“国退民进”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与民争利，因为从理论上讲，能代表人民利益的恰恰是国企，而不是民企。关键的问题是，在基本经济制度的框架内，对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在性质上给予不同定性，无疑为公有制经济的进退提供了最可靠的制度保障和理论依据。而对非公有制经济而言，具体经营活动的弱势还不是它们心底深处的忧虑，真正的忧虑恐怕是来自意识形态上的“非我族类”的歧视和排斥。

价值关系上的紧张：制度根基与个体的经济私利

价值关系也称意义关系，是指现实的人同满足其某种需要的客体的属性之间的一种关系。在此意义上，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作为价值客体，其价值主体在理论上皆可推演为现实的人。但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语境中，尽管现实的人的哲学性没有被公开否定，却已被隐藏起来。哲学性被现实化为、凸显为政治性，现实性的人也被“人民”所替代。此后，在马克思主义的文本中，“人民”与阶级、国家、政党等一起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话语体系。无数个具体的现实人的需要最终被人民的集体需要替代，一个崭新的价值主体产生了。当私有制被论证为一切剥削和压迫的根源，被钉上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标签后，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党及其理论家和领袖以一种不言而喻的逻辑选择了公有制作为人民满足自身需要的制度客体。如果说私有制被贴上剥削根源的标签，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生产实际情况进行理论上的逻辑论证得出的结果，表征的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那么公有制则仅是这个逻辑终点上的一个惊险的跳跃，落下来，就奠定了一种迥异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新制度的根基。以这个根基为根，在其上生长出整个社会制度和体制体系，反映和服务的都是人民的利益和需要。于是，一种新型的价值关系确立了。究其缘由，作出如此选择的逻辑并不复杂。一是私有制被否定后，只能选择公有制，因为历史和现实都无法给出第三种选择，如果不选择，理论也就失去了归宿，没有归宿的理论自然也就没有信仰者。二是经典理论的直接目的是消灭人对人的剥削，这是典型的意识形态命题和任务，蕴涵的另一层含义是，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社会首先在道义上天然胜过存在剥削和压迫的社会，而且也是人民能够接受和认同的社会。三是物质生产方面，整个社会将变成巨大的“辛迪加”。人民中的每一个分子将会积极发挥自己的国家主人翁精神，把自己主观上的积极性和体力、智力都发挥到淋漓尽致。这是国家和政权对人民道德素质的高度信赖。这一在理论上完美无缺的价值关系是否能变成真实的实践关系，实践已给出了回答。

“”结束，面对现实社会主义与理想社会主义的巨大落差，执政党领导人的痛感神经受到了剧烈的刺激，这样的刺激不是来自抽象理论的苍白或非难，而是来自一个个具体生命的悲凉和苦难。小岗村民为摆脱苦难的冒天下之大不韪，与党的领导人“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思考上下结合，使社会主义首先在农村立于坚实的物质基础之上，而摆脱了虚无的理想化。从小岗村的经验被上升到国家的体制层面，到非公经济由公有制经济的补充被认可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再到修宪明确规定保护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承认了人的逐利性及人作为经济动物优先于政治动物的亘古定律；承认了市场是人们竟相逐利的合理场所，市场交换是迄今为止人们实现其经济利益最有效的手段；并且从上层建筑的层面给予非公经济以制度承认和法律保护。对人首先是经济人的社会属性的意识形态认同，以及为人的这种社会属性的实现提供制度和政策支持，使党的执政获得了新的合法性。我们甚至认为，中国能避免类似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那样的悲剧，正是“因为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生活一天天好起来，特别是最近十年。是真好，不是假好。对改革开放，人民是拥护的，人民看到中国是大有希望的”。“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十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由此可见，得益于30多年来非公有制经济对个体价值的实现，从而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低潮时期，中国最终确保了自身制度价值的稳定。

但一定时期内个体价值的总和对制度价值的确保不是一劳永逸的。这既在于个体的需要是变动不居的，使一定程度个体价值的实现对制度价值的正能量在边际效用上只能逐渐递减；也在于我们的改革还远未完成，诸多体制本身存在问题，不同程度地阻扰个体价值的进一步实现。所以，个体价值与制度价值的良性互动，依赖于体制的完善性、完善后的稳定性、僵化后的自我修补性。观照基本经济制度所规定的两种不同形式的所有制，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确立，其终极价值是确保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其旨归则为确保个体价值的实现。可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有制经济对个体价值的实现有何能直接感受到的作用呢？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公有制经济无法避免“公地悲剧”的出现，也就使个体价值消弭于无形之中。而今，公有制经济凭借独一无二的优势，不但避免了悲剧重演，而且成就了一幕又一幕的喜剧。问题的关键是，这一幕又一幕的喜剧如何去关怀个体价值的实现？如果“公地喜剧”不但无法促进个体价值的实现，反而使人们在个体价值的实现上存在被压制感、被剥夺感，这样的“公地喜剧”对制度价值实现的作用又该如何去回答？不能否认，一切制度价值的实现，最后都必须归依于公民个体价值的实现。当“公地喜剧”背离了公民个体价值的方向，其实现制度价值的初衷又焉能保证？

国家治理要求上的紧张：行政权力的固化、强化与弱化

公有制经济是行政理性自觉设计的结果。它因行政权力而生，也因行政权力而存、而荣。计划经济时代，公有制经济是行政权力的附属物，尽管是经济资源的生产者，但有限的经济资源也不是由自己支配。而由于信息的封闭、不畅通和激励的缺失导致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低，更使公有制经济成为行政权力的沉重包袱。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与其他市场主体相比，它继续享有其他市场主体所没有的行政支持优势或由行政权力衍生的其他优势，并将这种独一无二的优势在广阔的市场上兑换成巨大的经济利益。通过垄断资源和经营，公有制经济不仅实现了自身的“公地喜剧”，而且为行政权力的运行提供了物质基础和经济支撑。行政权力和公有制经济实现了相互间政治、经济利益的互惠和互换。这种双赢的局面，使公有制经济对行政权力有着现实性的喜爱和依恋。加上与行政权力与生俱来的特殊关系，在国家治理层面，公有制经济对目前自身与行政权力的关系有着固化的特殊要求，即行政权力保证其在资源、能源、信息、经营等方面的特许权或独占权。可见，固化或强化行政权力不仅来自公有制经济诞生以来的惯性，也是巨大的经济利益使然。另一方面，公有制经济通过税收、利润等形式为行政权力提供巨量的财政收入，使行政权力固化、强化公有制经济现行状态的愿望也十分强烈。这种自产型的财政体制使行政权力能够不完全倚赖或不用过多倚赖公民税收就能正常运行，“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国家还是人民都容易形成一种自产国家独有的‘财政幻觉’，即‘国家养人民’”。从而弱化了行政权力对纳税人意见、要求和权利的重视与尊重，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公民意识的养成和公民社会的培育，延缓而不是促进了国家治理尤其是市场经济治理走向法治、善治的历史进程。

非公有制经济是市场自发发展的结果。非公有制经济与生俱来的逐利性决定了市场经济的本质必然是法治经济。缺乏法治，市场必将陷入无序，其表征就是坑蒙拐骗、假冒伪劣盛行，人人陷入自危境地，最终窒息社会发展的生机和活力。市场失序，不仅是市场的灾难，而且是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在内的全面性社会灾难。只有法治才能营造一个普遍范围的良好市场环境，它不仅约束微观市场行为主体的经济行为，而且对来自市场外的无理干预进行排斥和限制。法治经济，是市场经济形成以来，非公有制经济用以约束彼此和限制市场外行政力量干预市场的唯一有效武器。市场发育的程度与法治程度成正相关关系。因此，在国家治理层面，非公有制经济宏观上要求国家权力能供给良性的法制环境和治理环境，微观上要求国家权力对具体行政行为能施以有效的约束。这样的要求，一是来自对国家责任的认识；二是来自非公有制经济自身的纳税人意识。纳税人意识一旦形成，纳税人权利也必然苏醒。纳税人意识、权利与国家权力良性互动，才能催生真正的法治。两者的良性互动不能仅依靠国家权力对纳税人在法制、政策、方针层面的认可、保证和尊重，更依赖于纳税人对涉及自身利益的公共事务的知情、参与与决策介入，也就是纳税人社会主义民主意识的觉醒和民主习惯的养成。由其切身的经济利益所决定，由小及大，渐进地推动和实现国家治理的民主化、法治化，是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非公有制经济力量的壮大，纳税人权利意识也已经逐步苏醒，理性的权利主张也开始通过各种途径提出，这股来自以非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权利主张潮流在推动国家治理走向法治化的进程中已经发挥了瞩目的作用，并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在国家治理层面的相异要求，正是我国现阶段进一步深化改革的焦点、难点。受益于行政权力，公有制经济在市场上获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受损于行政权力，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空间、发展能力、发展资源无端受限。一益一损，决定了两种不同形式的所有制对行政权力的态度迥异，及对国家治理要求中民主与法治的走向、程度也有所不同，从而产生国家治理层面的紧张。但严格说来，这种紧张不会发展到使整个基本经济制度受到制度层面的质疑或否定。在制度层面，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制度成果，否定公有制，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正当性荡然无存。非公有制经济是1978年以来30多年改革开放积淀下来的宝贵成果，否定非公有制，当代中国改革开放有可能回到原点，甚至有可能从原点倒退回去，重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老路。因此，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道路上是一致的。两者在国家治理层面的紧张集中凸现于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和行政权力与市场的关系界定。对天然具有自我膨胀欲望的行政权力而言，能有效界定其与市场关系、规范其行为的只能是法治，而民主又是法治的前提。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在国家治理层面的紧张最后归结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的的完善程度，具体表现为公共决策过程中公民的角色、作用及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的角色、作用的法制规范和执行。

结论

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在意识形态属性上、价值目标上、国家治理要求上内在紧张的产生和形成，在认识论的层面，相互间有着严密的逻辑关系。由于意识形态属性的定位不同，基于意识形态之上的价值判断必然有所不同，从而致使以价值目标为导向的具体治理要求出现差异。对认识上逻辑关系的变化或中断，无法预先设定一个必然性的逻辑进程或历史进程。逻辑链条上任何一个环节的变化，都有可能导致认识上逻辑关系的变化、中断、甚至颠覆。意识形态层面的思想解放，价值目标上的重新判断，国家治理要求上的此消彼长，皆有可能使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整体性、结构性的内在紧张缓解或逐渐解构。

1.肖前，李秀林，汪水祥.历史唯物主义原理[M].人民出版社，1991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5

3.邓小平文选（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3

对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篇5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也是我国现阶段所有制结构的主要内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所以长期存在多种所有制经济，主要有以下原因：这是由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所决定的。我国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方面已经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社会主义在经济、政治、文化上都占了主导地位，在所有制结构上必然要求公有制为主体。另一方面，生产力从总体上说来还是比较低，生产社会化程度不高，而且发展很不平衡。还必须让非公有制经济在主体经济的引导下得到发展。这样一种所有制结构，有利于各种所有制经济互相取长补短，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繁荣社会主义经济。

这是实行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我们知道，市场经济的基本功能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调节作用。它是不同所有者之间进行商品交换和竞争的经济。多元化所有制结构，不仅有利于发挥各种所有制形式的长处，避免单一所有制容易造成的垄断局面，通过各种所有制问的互相配合，平等竞争，形成百舸争流，生机勃勃的市场经济。而且，也有利于克服各种所有制形式的各自弱点，提高企业和社会的经济效益。

这是实行对外开放的必然选择。为了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就必须利用国际资本，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学习先进国家有益的经营管理经验。这样，就有必要在国家统一规划下，吸引外商到我国来创办“三资”企业。

二、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羡”的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创立、发展和完善是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继承、捍卫和发展。允许“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发展则是邓小平理论依据中国国情，对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发展。在新的历史时期，在“5.31”重要讲话中提出“要根据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进一步深化对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一基本经济制度含义的认识，在实践中不断完善这一制度。”进一步深化认识和不断完善这一基本经济制度，则是“三个代表”的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认为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必须“使生产资料受联合的工人阶级支配”，即以社会主义公有制来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因此，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在相当一个时期，都普遍实行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公有制。那时，人们总是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容不得半点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这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传统观念。

这种沿袭多年的传统观念，不仅经不起实践的检验，而且在理论上也站不住。从实践上说，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由于“左”的思想影响，曾形成了以“一大二公”作为判断所有制形式先进与否的标准。按照这个标准，不仅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范围越大越好，公有化程度越公越好，盲目追求从小集体到大集体、大集体到全民的“穷过渡”，而且还要割资本主义尾巴，搞“纯而又纯”的清一色公有制。其结果，造成了生产力的极大破坏，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发展。

从理论上说，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是某种所有制结构得以确立或重新调整的理论依据。在中国，离开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的状况，盲目推崇纯之又纯的公有制一统天下，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认为公有制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是完全对立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以后又提出是有益的补充，这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没有到位。党的十三大彻底摒弃“一大二公三纯”的传统所有制理论，提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的战略方针，是所有制理论的一次重大突破。党的十五大进一步确认：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这就告诉我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经济并非是纯粹的公有制经济，除了作为主体的公有制经济以外，还包知处于非主体地位的非公有制经济。这里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亦就构成了我国现阶段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

三、广东改革开放的实践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在邓小平理论指导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按照“三个有利于”标准，对传统的所有制结构进行了大胆的改革探索，一方面在大力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的基础上，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另一方面，在国有经济内部，实现了所有权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如推行承包制、租赁制、股份制、公司制、股份合作制、职工持股制、注资经营制等。所有这些都体现了所有制及其实现形式应适应生产力多层次、多类型发展的客观要求，对于推动国有企业发展，全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对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篇6

关于宪法的属性，从阶级实质上看，它具有阶级性；从民主政治的法律化角度看，它具有政治性；从国家根本法的特征看，它具有法律性。[1]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宪法的基本属性。然而。经济属性作为宪法的基本属性之一，过去在我国宪法学界极少引起人们的重视。认识和研究宪法的经济属性，就是从经济角度探求宪法真谛，给宪法学注入更丰富、更积极的科学内涵。宪法学发展至今的一大缺憾就是，很多的学者往往只注重宪法鲜明的阶级性。高贵的政治性和庄严的法律性，而很少思考宪法的经济性。这在一定意义上制约了宪法科学相当部分的实证色彩。因而，提出和论证宪法的经济属性就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探求宪法的经济属性要从宪法与经济的关系入手，因为“属性”[2]是指事物本身所固有的性质。而事物本身所固有的性质却要从事物之间的联系中去寻找。如马克思的名言-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英国学者特伦斯。霍克斯讲过，“事物的真正本质不在于事物本身，而在于我们在各种事物之间构造，然后又在它们之间感觉到的那种关系。”[4]从这一认识角度出发，我们可以看到。宪法的经济属性表现得十分广泛，如宪法是一定经济和经济关系的产物，宪法具有重要的经济功能，宪法的许多内容都直接或间接对资源具有配置作用，经济制度是宪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宪法规范也应符合经济学中效益原则的构建要求，宪法在实施中亦有一个如何以最经济、最有效的方式调整社会关系，以实现立宪目的问题等等。

二、认识和研究宪法经济属性的理性和现实意义

第一，对宪法经济属性的认识是科学、完整宪法观的一部分。

人们之所以长期对宪法的经济属性缺乏认识。主要原因在于宪法规范是国家权力的体现，根本法是其形式上最显著的特点，政治性是其内容上最大的特点。此外，直接调整经济关系和经济生活的民法、商法的存在也多少使人忽略了宪法的经济属性。在西方近代的法律思想史上，很长一段时期，宪法属于“政治法”[5]的范畴。这种认识是与早期宪法的内容和特点相适应的。近代各国的宪法在经历了一场政治革命后才制定的，因此，宪法中的政治内容就显得很突出。同时，由于政治矛盾的集中体现，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因而宪法中的政治内容在客观上也需要比其他内容规定得更明确具体一些。这样一来。宪法是政治法的看法就潜移默化地在人们的头脑中形成了。但是，当1919年魏玛宪法调整经济生活的规范大增，以及社会主义类型宪法诞生以后，世界的发展已经出现了愈来愈重视宪法经济性的倾向，如法律经济学对领域的拓展和渗透，经济宪法学和宪法经济学的问世及发展就突出地表明人们对宪法的认识大大深化了。在探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民主的建设这一宏大课题时，我们就更有必要重视宪法的经济属性了。一味地崇拜宪法的阶级性、过度渲染宪法的政治性和论证宪法的法律性，忽视宪法的经济性必将有损人们对宪法全面、透彻了解，也不利于正确把握宪法的阶级性、政治性和法律性的科学内涵。所以，研讨宪法的经济属性是科学、完整的宪法观的一部分。

第二，认识和研究宪法的经济属性有利于科学地把握经济发展与制度创新的双向供需关系。

首先，从宪法的经济根源或经济发展对宪法的需求看，仅仅在宪法条文上宣布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神圣原则、公民拥有各种基本权利，而不寻求这些基本权利是否真正来源于人们可能实现的实践以及是否与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经济生活需求相吻合，是不可能有实际意义的。公民权利是应有权利、法定权利和实有权利的具体的历史统一。从历史的经验看，如果法律的规定实际上不具备实现的物质条件，那么它只会成为对公民的愚弄。只有实事求是地在立宪中反映社会的经济现实。最大限度地协调和平衡人们对经济利益的需求，减少冲突，缓和矛盾，建立程序，才能使用宪法关系主体切实感受到宪法与其自身利益息息相关。还有，在人们愈来愈认识到宪法监督保障已迫在眉睫的今天，如果仍停留在一般的呼吁、论证、争论是否设立有关宪法保障机构的问题上，那么，我们将会因踌躇犹豫而贻误了法律机制切入的最佳时机，从而导致经济运行的无序化。

其次，必须通过发挥宪法在经济发展中的巨大功能以促使公民基于自身的物质经济利益的改观来树立宪法意识，关心宪法实施。我们每一个人和每一个社会组织都是为一定的经济利益生活着。社会实际上是由分工和协作产生的不同利益主体所构成。宪法不能科学反映利益机制（主要是经济利益机制）的运行规律，不通用合理公平又有效率地配置和调控权利义务关系。则宪法实施是缺乏社会基础的。宪法学研究者应该拓展研究思路，从经济发展的动态运行及经济改革的实践对制度的创新渴求中去捕捉原有体制不能完全适应经济建设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深化的实际现象，捕捉完善的途径。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将会产生许多全新的宪法学课题，如经济民主问题、产权制度改革问题、选举制度完善问题、公民权利的发展问题、政府宏观调控的权力运行范围和程序问题、经济发展的恒动性与宪法条文的刚性的协调问题、经济发展与宪迁的内在规律等等问题。所以，必须“注重对宪法进行经济学论证或者说对经济进行宪法学论证。”[6]

再次，民主的生存与发展需要特定的经济环境，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宗旨出发来探寻它的经济环境、经济机制，大力改革不适应民主建设的旧有的经济体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民主的发展完善奠定坚定的物质和经济基础。这一切要求我们从与经济的内在关系出发把握宪法经济属性的科学内涵。

注释：

[1]关于法律性，宪法学界一般是从宪法具有根本法的形式特征上去认识它。亦有学者强调宪法的法律性是指宪法作为法律所发源具备的一般素质，并指出其基本涵义是宪法可以而且必须由适当的机关加以适用。关于这个观点，可参阅王天成《宪法的法律性探初探》，载《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法学》1991年第1期。

[2]“属性”是拉丁文attributum的音译。在逻辑上泛指对象的特性、特征、状态、动作和关系等。在西文哲学上，一般指实体的本性即属于实体的本质方面的属性。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上，属性指事物本身所固有的性质，如认为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

[4][英]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上海译文出版社，第8页。

对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篇7

  一、传统比较经济学的缺陷

比较经济学在20世纪30年代的诞生，在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占支配地位的“主义”比较法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说明，在当时比较经济学家的心目中，比较经济学的存在是以与资本主义制度相对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存在为基础的。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由于受到两大“主义”制度所出现的各种不同变种的“刺激”，比较经济学才开始摆脱本质论思维的支配。1967～1968年西方学者召开专门会议讨论比较经济学的对象与方法，打破以“主义”划分经济体制的传统（张仁德，1998），比较经济学才开始“真正地”繁荣起来。由于意识到传统比较经济学所存在的局限性，青木昌彦等人试图用“比较制度分析”取代“比较经济学”这种传统的学科称谓（青木昌彦、奥野正宽，1999）。笔者认为，传统比较经济学存在着三个严重的缺陷。

第一，它主要是满足于运用已有的理论对各国经济体制进行分类和比较，而忽视了比较经济研究通过经验性的工作对现有理论提出挑战，从而为运用回溯法提出新的因果假说奠定最重要的基础。

第二，传统比较经济学仍受主流经济学所谓理性最大化和必然进步这种观念的支配，因而是前达尔文的。达尔文革命彻底击碎了必然进步的观念，否决了理性最优范式的科学性。在比较经济学中，不论“研究经济体制的一个原因是发现那种体制是最好的体制”（艾登姆等，1987），还是论证社会主义的内在优越性，这些研究目标都是理性最优和必然进步这种思维的反映。比较经济学作为研究人类经济社会体制多样性的科学，只有彻底放弃先验的理性最优和必然进步的观念，才能为政治经济和社会政策提供较为健全的知识基础。

第三，传统比较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结构主义的，这严重制约着比较经济学对经济体制的变异、多样性和演化过程的研究。传统比较经济学只关注结构的经济方面，而把其他方面视为外生变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有可能深究为什么同一经济制度，可能因为生产力的变化，经济环境的差异，政治的、历史的、文化传统的甚至地理条件的不同而表现为极不相同的经济体制呢？我们怎么有可能对经济体制的变异、多样性和演化过程做出历史性的说明呢？

  二、比较经济学新的研究任务

通过以上对传统比较经济学内在缺陷的批判性分析，比较经济学的未来发展面临以下新的研究任务。第一，揭示结构性制约条件及其与能动作用和偶然性因素如何结合导致了社会经济体制的变异、多样性和演化；识别、理解和进一步阐释多样化体制下人们的无意识动机、意会性知识和技能，为政策制定提供来自于不同经验的知识基础。比较研究不仅有助于对已有的或刚刚发生的不同经验的理解，更重要的是，面对尚未形成但仍有端倪可得的结构和意会性知识，它可以为政策研究和制定提供必要的知识基础。

第二，发现新奇事物对社会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有可能带来的重大影响。新奇事物的出现及其扩散通过社会经济结构与能动作用交互作用导致了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化。新奇事物的起源可能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之下，由于技术变迁所带来的物质环境的变化、生态环境的退化、政治和经济环境的演变、外部冲击等因素的影响，在个体思维与行为模式上所发生的突变。与经济学其他学科对研究上述新奇事物提供的专业背景知识不同，比较经济学的任务就是进行复杂系统思维的训练，把它放在更广阔的时空背景之下进行比较评估，因此它更能发现新奇事物对社会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有可能带来的重大影响。

第三，促进跨国制度学习。比较经济史的深入研究业已说明，制度学习是导致德国、美国以及日本后来居上最重要的因素。我国的改革目前已取得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从世界各国成功与失败的经验中进行学习的结果。成功的制度学习关键在于其精神而非具体形式，外国制度的引进、修改和创新是以国家或当地的情境和脉络为条件的，完全照搬很少能够成功。比较经济学可以通过对制度原生国与引入国进行比较分析，从而为跨国制度学习与创新提供健全的知识基础。

第四，创造性的阐释文化传统，并揭露现有的经济理论所存在的缺陷。技术和制度创新，特别是从国外所引入的创新，它所蕴含的意会性知识与传统观念必定有一定程度的冲突，这就需要对文化意义系统进行局部修改乃至重新阐释，使产生创新的意会性知识纳入到演变着的文化传统之中，从而为导致结构转变的能动作用提供基础。比较研究通过揭示同种技术、特定制度与不同文化背景之间的历史渊源，在这种文化阐释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三、老制度主义与社会经济本体论的重大意义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老制度主义者各自试图用其理论范式重塑比较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在新制度经济学家斯韦托扎尔·平乔维奇1990年出版的《产权经济学——一种关于比较体制的理论》和老制度主义者皮垂(Petr,J.L.,1994)撰写的“比较经济体制”辞条中，他们都把比较经济体制看作是其理论范式的应用，而避免提起与之相对立的另一种制度主义。与新老制度主义相关，但又有区别，在西方传统比较经济学研究领域之外，出现了两种相互之间几乎从不交流但却进行比较研究的文献。1990年，青木昌彦等人在斯坦福大学开设“比较制度分析”这门新的研究生课程，而不再沿用比较经济学或比较经济体制这样的学科名称，它受新制度经济学的影响较大。另一与老制度主义具有某种联系的“比较创新体系”也开始滥觞，1993年出版了尼尔逊(Nelson,R.)主编的《国家创新体系：一项比较研究》。签于这种情况，对新老制度主义研究纲领及其在比较经济学中的应用做出较为恰当的评价，就成为比较经济学新发展的基本工作之一。然而，对新老制度主义研究纲领进行评价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因为在其内部，各自包括了许多不同的种类以及历史演变，两个学派之间现在也出现了某种融合的迹象。但是，作为其主流，新老制度主义之间所存在的分歧仍是很明显的，正如新制度学派代表人物威廉姆森所指出的，新制度主义是对正统新古典理论的补充而非替代，老制度主义当代代表人物霍奇逊也写道：“新制度主义不是通过传统的制度主义的再现，而主要是在现代正统理论的心脏中成长起来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凡勃伦等最初的制度主义主要是通过对正统理论的假设进行批判而产生的。”(Hodgson,1989)

在老制度主义者看来，个人与制度相互作用，共同演化。其中，个人行为不是给定的，制度作为社会结构的一种特定类型，它能够潜在地改变行为者的目标或偏好。社会结构在人类社会的复杂层级上处于个人之上，与这个较高层级相关的因果力量不只是简单地约束而且也能影响和改变个人的特征、力量和倾向，这就称作是重组的向下因果关系(reconstitutive  downward  causation)，在社会结构的组成要素中，具有这种能力的要素就被称作制度。

新制度经济学则承袭了新古典经济学有关人类行为的基本假定，即个人被看作是给定的。“在他们看来，这种个人不是历史的结果，而是历史的起点”（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7页。），抽象的、先验的和普适的人性假定即源于这种本体论。因此，在主流新制度经济学的本体论预设中并不存在作为突现层级的社会结构观念，制度只被看作是个人创造的结果，这是诺斯在分析国家和秩序产生时之所以遭遇困难，并逐渐转向老制度主义的重要原因（贾根良，1999a）。

新老制度主义社会经济本体论对公共政策具有什么含义呢？称尔奈认为，“休克疗法”的设计师们受到科斯很大影响，大规模私有化战略就是对科斯定理的误用（科尔奈，2000）。科斯定理认为，只要交换是自由的，交易费用为零，并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进行，那么，合法权利的初始分配是否有效率就无关紧要。实际上，这隐含地揭示了社会经济结构的制约作用，要求赋予制度以本体论的地位。然而，由于新制度经济学的主流把制度变量参数化，所以，尽管科斯强调要按世界的本来面目认识和研究经济问题，但在评估产权制度时，流行的看法仍然是，无论历史和社会条件有何不同，私有产权总是普遍有效的。

制度变迁路径依赖过程的性质说明，人们的能动作用只有通过与既定的结构交互作用才能导致后者的转变，制度创新只有在利用传统的基础上才能实现。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3页。）。因此，公共政策作为能动作用，在推动结构转变时，要因时因地而异，要以解决问题的实用性而非预先假定的意识形态或目标为标准。由于意识到制度变迁是一个充满风险并往往产生意外结果的过程，意识到政策及其制度选择对人性的塑造作用，老制度主义者主张，政策应以实验和过程为导向，不追求普遍的真理，而只希望暂时的改进。特别是由于经济变化基本上是一个自组织过程，制度创新的真正源泉来自于民间，所以公共政策应该鼓励而非压制多样化的尝试。

  四、新老制度主义比较研究方法丰富的内涵

由于新制度主义在本体论上的缺陷，其方法论对比较研究的意义是相当贫乏的。

老制度主义者凡勃伦早在1898年就批评新古典经济学是前达尔文的，他认为，经济学应该以达尔文革命所产生的进化生物学为原型，所谓演化经济学实质上就是用动态的、在生物学意义上不断变化的眼光来考察人类行为，从而拒绝包括新制度主义在内的主流经济学所使用的均衡方法。演化方法的核心是“累积因果”的概念，卢瑟福指出，这个概念含有明确的路径依赖思想，在凡勃伦看来，初始条件的微小差异可能会产生明显不同的后果；即使起点差不多，不同的文化还是会按不同的方式发展。老制度主义对制度演化路径依赖和多样性的强调为比较方法的运用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累积因果的概念必然反对个人主义方法论，因为累积因果的变化过程是以社会经济系统的演进和整体性质为条件的。整体论的基本含义是研究制度必须考虑整个人类社会系统，只考虑经济部分就无法理解制度的内生演进过程，这就是为什么老制度主义对技术变迁、权力结构和文化价值观给予很大关注的原因，而这在正统的新制度主义那里是缺乏的，正如卢瑟福(1999)所指出的，“新制度经济学不去分析系统的内部动力，它只考虑理性如何对人口、技术、贸易机会或者意识形态外生既定变化做出反应”，这样它自然就把制度或体制的多样性在很大程度上排除在外了，比较研究就成了无本之木了。

老制度主义者反对高度抽象和形式化的模型，因为他们认为形式化模式必然会丢失掉对制度特定的情境和脉络这些重要的因素。威尔伯和哈里森认为，能够抓住老制度主义整体、系统和演化方法论特征的是由某些科学哲学家所称作的“型态模型”。型态模型与形式化模型在解释结构上是相当不同的，形式化模型按照演绎方法，在解释结构上呈现为从解释变量到被解释变量的层级，而型态模型则是由几个相对独立的部分连结在一起。每一部分的理论独立于其他部分，并首先在特定情境与脉络中被发展、理解和检验，然后以某种形态连结在一起，它对研究主题提供了多层面的和复杂的图景，而形式化模型则是单面的，它从有机整体中抽出某部分进行逻辑研究(Wilber  with  Harrison,1978)。

威尔伯和哈里森指出，大多数老制度主义者停留在基于案例研究的型态模型上，只有少数老制度主义者如凡勃伦、缪尔达尔等试图以型态模型为基础建立更一般的理论，这就需要比较法。正如老制度主义者斯坦费尔德(1990)所指出的，比较方法“是建立制度分析的合适的方法”，它的基础是运用型态模型对不同地区或国家等进行案例研究，把其政策和制度与特定社会条件联系起来。比较研究通过对特定制度的不同情境和脉络进行相互参照，运用回溯法，提出更具一般性的因果假设（即经济理论）。

  五、比较制度分析与比较创新体系发展前景的比较

与制度主义密切相关，比较制度分析与比较创新体系这两个很少进行交流的研究领域给比较经济学的新发展带来了活力。从这两个领域重要人物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归纳出它们之间所具有的四个共同特点。第一，它们一致认为，比较研究的对象是多样化的经济体制。全球化不会导致各国经济体制的趋同，相反，“今后的世界经济将成为不同的市场经济体制之间的竞争场所”（青木昌彦，1997），“为对付创新体系中的新范式，可能的制度形态是多样化的，这意味着国民经济持久趋异的可能性”(Ebner,1999)。第二，它们都强调制度重要。尼尔逊认为国家创新体系是一组制度，制度是创新体系效率高低的关键。第三，它们都采用了历史与比较的分析方法。青木昌彦虽然把比较制度分析与格雷夫等人建立的历史制度分析区分为比较现行制度和从过去的历史制度中寻求资料来分析制度，但因为历史方法的核心是把经济过程视作路径依赖、不确定和不可逆的，这无疑包容在青木昌彦所定义的比较制度分析之中。在创新体系的文献中，爱伯纳(Ebner,1999)认为，制度的多样性说明了比较研究的重要性，作为补充，历史观具有实质性的重要，这就是创新体系的历史与比较方法，称作比较创新体系。第四，它们都使用了情境与脉络特定的方法。青木昌彦指出，对于制度的多样性“不能由新古典经济学的演绎法得到满意的解释，而必须通过新的、相互联系的比较制度分析来研究。这种方法一方面需要收集不同经济的比较信息，另一方面需要在近年来发展起来的博弈论、合同理论和信息经济学的基础上建立‘情境和脉络特定的’微观模型”（青木昌彦，1997）。在创新体系文献中，伦德瓦尔认为，在历史经验、语言和文化上的基本差别反映了在创新体系诸要素如企业内部组织、企业关系类型、公共部门的作用、金融制度的结构、研究与开发的性质、组织和数量上的国家特异性(Lundvall,1992)；爱伯纳指出，通过把多样化与情境和脉络化(Contextualisation)的方法联系起来，创新体系文献持有这样的信念：如果从整体的和不可分的“格式塔”形态中观察经济现象，经济行为就镶嵌于具有多种变化可能性的社会关系之中。

但是，比较制度分析与比较创新体系存在着明显的不同。首先，即使是同样地使用了情境和脉络特定的方法，比较制度分析研究的是制度多样性的微观成因，而比较创新体系则着重于体制多样性对科技创新路径有何影响的比较研究。笔者认为，它们分别发展了前述型态模型的两个不同侧面。其次，比较制度分析主要是在技术给定条件下，研究制度多样性的起源；而比较创新体系则以技术变化为核心，研究新知识和技术变化与体制多样性的关系。最后，比较制度分析大量地使用了博弈论，而比较创新体系则几乎从不使用形式化的分析工具。这些差异说明两者具有很强的互补性。然而，由于所承继的学术传统不同，它们在未来发展的潜力上将会产生差异。

比较制度分析继承了新制度主义的大部分研究成果，虽然它对后者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批评。这些批评是导致它与比较创新体系在研究方法上具有共同性的原因，这些共同性的原因实际上大部分都可追溯到老制度主义者那里。但有所不同的是，正如青木昌彦(2000)自己所指出的，比较制度分析“试图在一个统一的博弈论框架下分析制度多样性的源泉和影响，而不仅是（如老制度主义者那样）将制度整理分类”。青木昌彦对老制度主义的批评确实击中了要害。

比较创新体系所承继的学术传统来自于熊彼特、老制度主义和德国历史学派。创新体系的概念最早是由弗里曼1987年在研究日本经济时明确提出的，但其概念渊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国民体系》(1841)强调了科学技术、教育以及制度创新对后进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比较创新体系理论框架的形成融汇了以下三个学派的成果：新熊彼特对技术变迁问题的研究，老制度主义关于知识与制度的深刻认识，以及历史学派对历史与比较方法的强调。比较创新体系研究方法的发展主要是基于近十几年来发展很快的国家和地方创新体系文献，而后者作为演化经济学的应用领域实际上是近年来非常流行的知识经济和网络经济研究的开拓者。由于知识结构的新颖以及与批判现实主义的某种一致性，它在未来更有发展前途。

  六、结语

本文的基本结论是：老制度主义对比较经济学的新发展更具理论价值，比较创新体系的方法更值得进一步发展。但相对于新制度主义在我国的流行来说，目前只有屈指可数的学者在对老制度主义进行研究，比较创新体系更是鲜为人知，这种状况对比较经济学在我国的新发展来说是非常不利的。实际上，老制度主义在近十几年已得到复兴并产生了重要的创新，而新制度经济学自1998年以来的研究前沿却与一百年前凡勃伦的主题惊人的相似（贾根良，1999b）。因此，无论是在研究重点还是研究力量上，我们早就应该从新制度主义向老制度主义转移。

对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篇8

一、制度主义的兴起及流派划分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后，西方经济学在经济理论上陷入持久的危机，自19世纪70年代兴起后一直占统治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自发平衡的市场理论与经济现实严重脱节，正统经济学日益丧失解释力。造成这种脱节的主要原因来自于新古典经济学的两大缺陷，一是孤立的个人主义假设，一是完美的市场假设。在这样的假设之下，新古典经济学运用逻辑演绎的方法对有机的经济过程加以处理，随机和偶然因素被排除在分析体系之外，使得经济理论发展为一门类似于数学、物理学的学科。凯恩斯主义革命引入了一定的不确定性思想，然而其后的新古典综合派通过形式化处理凯恩斯的宏观分析方法，综合了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主义思想，却丢弃了凯恩斯关于风险、不确定性与预期等革命性的思想。并且，新古典综合的这种理论范式在后来很长时间里都作为经济学的主流得以保持与巩固，使得整个经济理论的根基并未有根本性的触动。（注：参阅贝尔和克里斯托尔主编《经济理论的危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制度经济学就是在批判传统经济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创始人凡勃仑综合了达尔文进化论、德国历史学派、美国早期实用主义的分析方法，对资本主义的历史与现实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从经济学、人类学、文化学、生物学等多种视角漫谈经济和社会问题，将经济分析的核心转向制度，形成了研究经济问题的制度主义方法。20世纪初，凡勃仑的制度分析曾在美国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争论。凡勃仑所开创的制度分析学派，在康芒斯那里得到进一步发展与光大。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制度经济学成为美国经济学界的一大学派，不仅成为经济学界的主要力量，也对政府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经济思想史上这一时期发生的这一事件被称为“制度主义运动”。

20世纪40年代，由于凯恩斯主义的兴起，制度学派及其他一些非主流学派被忽视，直到60年代，制度主义重新兴起。这一时期，出现了两个“新”制度经济学，分别是以加尔布雷斯、缪　尔　达　尔　等　经　济　学　家　为　代　表　的“neo-institutional ec onomics”，及以科斯、诺斯等为代表的“new-institutional ec conomics”。为了区分这两支制度学派，国内一般将以加尔布雷斯等人为代表的制度学派称之为后制度经济学，而将以科斯等为代表的制度学派称为新制度经济学。也有学者提出新的分法，即根据其理论关联，将前者称为“新制度经济学”，而将后者称之为“新古典制度经济学”（注：参阅张林《两种新制度经济学：语义区分与理论渊源》，《经济学家》2001年第5期.）。考虑到新制度经济学的称谓已为大多数人所习惯，本文仍采用前一种分法，将这两支制度学派分别称为“后制度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

后制度经济学派较多地继承了早期制度学派传统。这一学派中的经济学家大多数都受过主流经济学的熏陶，但随着深入接触大量现实，对主流经济学的假设前提、研究方法产生不满，从而转向制度主义分析。最典型的是缪尔达尔，根据其学术信仰由新古典主义向制度主义的转变，有“老缪尔达尔”和“新缪尔达尔”之分。他们认为，正统经济学狭隘的方法论使得经济学变成了供经济学家玩乐的枯燥无味的游戏；毫不客气地批评正统经济学“缺乏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断定它是失败的，并且“在方法论的门堂的台阶上，这种失败就已经开始了”(may,sellers,1988)。

新制度经济学则属于新自由主义思想中的一支，与早期的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联系相对较少。新制度经济学同样把新古典经济学忽视的制度作为研究对象。在他们看来，最重要的且长期被新古典主义忽视的现实，就是交易成本的存在和制度的重要性，而忽视这些现实前提的经济学是没有生命力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创者科斯尖锐地指出，新古典经济学不过是一堆工具，研究的是“没有躯体的血液循环”。他更在获诺贝尔奖时所作的演讲中对新古典主义作了这样的评价：亚当•斯密以后的经济学家主要致力于把那只“看不见的手”模型化，被研究的东西是经济学家心目中的、而不是现实中的体系。科斯称之为“黑板经济学”。

早期制度经济学、后制度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都是作为新古典主义的对立面而出现，三种形态的制度经济学从不同的角度与层面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范式进行了批判，都是以制度为研究对象，从对制度的剖析出发，建立自己的学说，但研究制度的视角和方法又各不相同，各有理论特色，具有较强的可比性。其中，早期制度学派和后制度学派理论存在较多的理论传承性，而新制度经济学和前两者的差异较大，本文将先对早期制度经济学和后制度经济学进行比较，在此基础上，再比较前两者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异同。

二、早期制度经济学和后制度经济学的比较

后制度经济学派与早期制度经济学具有一定的理论传承关系，理论上共同的特征较为突出。可以将两者共同的特征归纳为以下六个方面。

(1)文化与整体的观点。早期制度经济学将经济视为文化整体中的一部分，从整体上考察经济的进化。认为社会是以制度、习惯、态度和价值观组成的动态的有机复合体，因而必须以尽可能综合的方式来进行评价和调整。在制度分析中，着重考察家庭、国家、法律、文化、政治等制度安排作为一个整体的性质、演化及其对经济的影响。制度经济学发展到后制度经济学以后，其核心依然是从整体的演进的角度，通过分析制度，并将制度作为一个变量处理，从而理解和把握人类行为并据此提出政策性建议。加尔布雷斯明确地表达了其整体主义的观点：“经济学就像解剖学那样，一个整体远远不止是各个部分的总和。当各个部分相辅相成，或相互抵触，或者是由于彼此共同存在而形象有所改变时，情况就肯定是这样。”（注：加尔布雷斯《经济学和公共目标》，商务印书馆，1983，第3页.）

(2)过程与演化的观点。早期制度经济学从进化、演变的角度看待制度整体。早期制度经济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凡勃仑最早提出了演化经济学这一术语，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制度学派。这一思想后来又为后制度学派所继承和发展。因此，无论早期制度经济学或后制度经济学派都深受达尔文进化论思想的影响，把演化看作是理解资本主义经济、技术和制度变化的基本方法，认为经济学应该抓住演化这个核心主题，而不是遵循新古典主义经济学静态和均衡的思想。在演变的制度理念中，不存在事物发展的“正常”与“非正常”状态之分，一切都被认为是自然发生的，不存在什么“干扰因素”，出现任何结果都是以往的原因次序展开的结果，并以此为基础来分析和理解制度的形成与演变。受实用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他们认为，在这样一个被技术、人口增长和社会变化所主宰的世界里，社会进步的方向不是向任何最终的或者是预先确定的社会和文化安排的方向发展。这种信念强调，虽然个人行为是有目的的，但由于不确定性和新奇事件的存在，社会经济发展不是以目的论方式展开的过程，演化过程没有必要趋于有效率的和最优的结果。

(3)更为注重权力而不是价格。在经济系统中，什么是最关键的因素？正统经济学认为是价格。早期制度主义和后制度主义者并不否定价格在经济系统中发挥的普遍而又重要的作用，但不认为价格是最重要的甚至是惟一的因素。他们认为，由制度所决定的权力结构才是决定资源配置的最基础因素。他们指出单纯寻求稳定均衡的技术条件与最优化，会模糊经济的基本权力与选择方面的特征。在现实世界，应当关注的不是如何从机会集之中进行选择，而是关注机会集是如何形成的。就是说，均衡与最优化问题只有在制度背景中才有意义，只有通过制度调整才能得到解决。

(4)实用主义取向。实用主义是早期制度经济学与后制度经济学的共同哲学基础，两者的制度理论中都具有明显的实用主义色彩，即认为人的理性可以对制度进行有目的的介入，人类可以按照自己的偏好来改变社会制度。凡勃仑将制度定义为一种流行的思维习惯，而习惯是滞后的，技术则是前向的。两者之间存在的矛盾为人的介入提供了逻辑前提。从而，尽管凡勃仑并投有直接表明对制度进行理性设计的观点，但由其二分法方法论为人类对制度的理性干预提供了逻辑基础。后制度经济学的实用主义色彩应该比早期制度经济学更为浓厚一些。后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更密切地与公共政策联系在一起，将制度安排作为可选择的变量，以解决现实问题，实现公共目标为目标。我们将在后面早期制度经济学与后制度经济学的区别中更多地述及这一问题。

(5)集体主义方法论。按照传统经济学的观念，经济学研究的是个人在稀缺资源面前如何进行选择，以最大化地满足自己的欲望。早期制度经济学和后制度经济学者并不否认个人的选择，但认为这种选择不是孤立的，而是在文化框架内进行的选择。经济学研究的就是这个文化框架。他们将经济系统看作是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经济系统的性质由它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决定。

(6)超越“效率”观点，关注人类价值。早期制度经济学和后制度经济学理论都关注超越市场价格的价值概念，对所谓全人类更高利益的社会规定进行研究。他们认为，价值是一种由个人或制度作出的判断。价值在这里回答的是规范研究中“应该是什么”的问题。即应用所选定的规范或标准来确定某类行为或客观状态是否是理想的。什么样的制度变迁才是有利的？他们在这个问题上使用的不是效率标准，而是“社会价值”理论：制度的调整要符合作为整体的社会的利益。他们还认为真正的价值判断标准是“满足人类高质量的生活”，即经济价值只是各种社会价值的一种，还应考虑除此以外的社会价值，加尔布雷思称为“文化的价值”。价值判断标准是制度经济学和正统经济学长期争论的焦点之一，由于哲学基础和方法论的本质差别，双方在这一争论中是不能指望能有什么妥协的。

后制度经济学并不只是对早期制度学派思想的重复，而是有自己的特色与发展。两者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区别，可以从三个主要方面来分析。

(1)哲学基础上的区别。早期制度经济学和后制度经济学均以实用主义为哲学基础，这是他们存在一些理论共同性的思想根源。差异在于，早期制度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皮尔士和詹姆士等人的较早期的实用主义；而后制度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杜威的实用主义。同时，早期制度经济学和后制度经济学都深受进化论、历史学派以及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因此在他们的理论中可见到深刻的演进观、整体主义的特征。但是对前者，我们看到更多的还是德国、英国新历史学派、达尔文进化论、心理因素决定论。而后者已经明显地采用演进观、整体主义、集体主义、人类学等方法论，对经济行为和制度进行结构的、历史的和社会文化的分析，甚至包括阶级分析。

(2)后制度经济学具有更明显的工具理性主义取向。后制度经济学主要继承了康芒斯的思想传统。强调市场作用的不完全性、更明确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作用以及切实广泛的政策主张都是后制度经济学的特点。后制度经济学家的著作多与公共目标、公共政策相关，如加尔布雷斯的《经济学与公共目标》，丹尼尔•布罗姆利的《经济利益与经济制度——公共政策的理论基础》等。前者强调要关心“公共目标”，并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探究了这种社会存在种种弊端的原因，建立了“二元结构”理论模式，并提出了社会改良的政策主张——建立“新社会主义”。后看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单纯以“效率”为制度批判标准的非效率性，指出所谓的“效率”只是在特定制度结构下的循环论证，制度应有助于实现更广泛的人类目标。他们的政策主张切中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脉搏”，可以说，这些政策主张是后制度经济学理论的精华部分之一。

(3)与新古典理论的不同关系。新古典理论建立在偏好、制度等参数给定的基础上，以价格机制为核心，以个人主义为方法论和以均衡分析为主要模式。早期制度经济学对这种理论范式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并建立了一套各方面都与新古典主义迥异的制度分析体系，与新古典的理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制度经济学虽然同样对新古典的理论进行了激烈的批判，揭示了市场作用的不完全性，强调通过政府政策、制度变革来调节经济、实现社会目标，但后制度经济学并未完全否定新古典的分析工具。事实上，后制度经济学仍运用了新古典的部分分析工具来进行公共政策分析。后制度经济学的理论，特别是公共政策理论，客观上形成了对新古典市场理论的补充，两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衔接。

三、新制度经济学与早期制度经济学、后制度经济学的比较

新制度经济学与早期制度经济学存在着一定的理论渊源。新制度经济学的某些理论灵感和基础概念直接或间接地来自于早期制度经济学，特别是康芒斯早期研究所有权与法律的经济学。例如康芒斯提出，财产真正的本来的意义不是指物质的东西，而是指使用和处理某物的绝对权利，财产总是与占有、保留、让与、取得和不受干涉的权利相联系的；并指出“交易”是经济分析的基础。可以看出，康芒斯的观点在后来的新制度经济学中基本得以保留。由此可见，新制度经济学派无论承认与否，其与早期制度经济学特别是康芒斯体系存在某种理论联系是可以肯定的。但新制度经济学与早期制度经济学和后制度经济学对制度及经济现实的认识以及分析方法存在本质差别，属于两套不同的理论体系。

（一）两种不同的制度分析法：二分法与交易成本法

早期制度经济学与后制度经济学从文化整体的角度看待经济与制度，认为经济是一个文化过程。而文化是一个整体范畴，表现为两个方面，即制度的方面与技术的方面，反映在哲学意义上就是仪式方面与工具方面。早期制度经济学就是从制度与技术、仪式与工具的二分法来看待、解释经济的发展的。任何经济系统或经济秩序都是由两类行为构成，一方面是技术特征的行为，即工具，人类的建设性本能是推动技术进步的主要因素；另一方面是仪式特征的行为，即制度。技术的特征是发展的，而仪式的特征是静态的，并且对变革产生抵触或者约束变革。凡勃仑将制度视为一种思维习惯，那么制度总是过去经验的产物，总是滞后于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滞后于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技术发展的要求。二者之间构成了一对相抗衡的矛盾。社会和经济过程就始终处于两者的冲突之中。进步也就是技术行为对仪式行为的克服和替代。

任何制度都会产生一个在该制度下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因此制度是保守的。社会发展过程敢是技术不断克服制度阻力的过程，社会就是在这两股力量的冲突中向前发展。当制度结构中包含的有利于技术进步的因素更多时，社会进步也就更明显，反之则制约着经济的发展。凡勃仑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和它的经济体系就是由两种相抗衡的力量组成：一种是维护现存制度的既得利益集团，主要是不直接从事物质产品生产的工业巨头、商人和金融家；另一种是代表着技术进步要求的技术工人、工程师和普通大众。既得利益者不断强化有利于他们自己的社会规范，操纵制度对技术变化的反应，这是资本主义一切社会和经济问题的根源。

对制度运行的成本的考察可以说是新制度经济学与其他制度学派的分野所在。几乎全部新制度经济理论研究的落脚点都建立在“交易成本”这个概念之上。交易费用的提出改变了新古典经济学把企业视为生产函数、市场交易瞬间完成以及交易费用为零的状况，使经济学家重新思考企业存在的原因、不同的公司组织形式和契约形式的变化等现实问题。新制度经济学的中心论题是：只要存在交易成本，产权结构就对生产绩效产生影响。从科斯开始的产权分析的主旨，就在于从理论上解释在社会经济活动中人们降低交易费用的努力所导致的组织规模的决定、市场与科层的选择，以及社会制度的演进与变迁的内在机理。

所以，如果说在传统制度经济学视野中的是一个演化着的制度整体的话，那么新制度经济学着重的则是在交易费用基础上的不同制度形态的绩效与选择。交易成本的存在导致了不同制度形态的存在，多种形态的制度的存在正是节约交易成本的努力所导致的结果。在交易成本存在的条件下，不同的产权结构会产生不同的效率，而对效率的追求会使得当事人选择交易成本最小的制度，从而会存在不同的制度形式。诺斯又将其更简洁地归纳为：制度是重要的。正是以交易成本为基础，形成了新的分析范式，使经济分析深入到具体的生产的制度结构，使得对制度选择、制度绩效的研究和比较成为可能。

（二）人的行为的决定：文化的视角与成本的视角

早期制度经济学、后制度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在制度分析视角上的分野，同样也反映在对人的行为的分析方面。凡勃仑对新古典主义以理性涵盖人类复杂的习惯活动的观点提出了批评。凡勃仑认为，经济系统中的个人是文化的产物，个人行为由社会环境和人的本能共同支配。人类的行动是他的遗传特性和过去经历的结果，行动不能被理解成效用与成本的计算，而应当从人的“本能”及所存在的环境重新去寻找决定行为的因素。因此，在经济行为的决定上，凡勃仑坚持从行为人所具有的遗传特征、个人环境等多方面进行分析，坚持认为正是多种因素决定了人们的经济行为。后制度经济学也基本继承了这种观点。

新制度学派也认识到新古典主义的“经济人”假设的不现实，因而力图采取与传统经济学完全理性人不同的假设。交易费用学派代表人物威廉姆斯在一系列市场和等级的研究中，所依赖的关于人的认知能力的前提则是西蒙所倡导的“有限理性”。威廉姆斯指出(1979)，人类理性受到信息传播效率和接受信息的能力等多种制约，只处于欲望的合理和有限制的条件之间，落在非合理的行为与超合理的计算行为之间的中间地带。从“无限理性”到“有限理性”，这应该说是新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假设的一种改进，但其实质是将这种认知的差异归结为新的成本——信息成本，即在新古典主义预算约束的基础上，增加信息约束。这样通过运用交易成本进行新的阐述，维护了新古典理性选择的内核。

（三）对市场作用的看法：两者的根本差异所在

有关市场的作用问题一直是早期制度经济学、后制度学派经济学家与以科斯、德姆塞茨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经济学家的根本分歧所在。

康芒斯认为，市场秩序并非只是看不见的手的结果，也是集体行动实现从利益冲突中创造利益的相互关系的产物。康芒斯还认为，如果斯密认识到这一点，他一定会发现，不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引导个人的利己心在走向公共的福利，而是那看得见的普通法庭的手在采取当时和当地的良好习俗，使一些顽固不驯的个人必须遵守、符合休谟所谓的“公共效用”。

后制度经济学家布罗姆利在《经济利益与经济制度》一书中对市场、集体行为和强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精辟的分析。通常的观点认为集体行动意味着强制，而市场中不存在强制。事实是市场和集体行动都同时限制和解放个人。市场通过预算限制个人选择，集体行动通过对个人选择集的规定限制个人选择。认为预算限制对个人选择范围的侵犯比对可接受的个体行为作出的某一集体决定对个人选择范围的侵犯为少，那是寻求不是区别的区别。例如富人拥有更多的选择，他们可以选择不向别人出卖自己的劳动，而穷人却不得不通过“非强制”的市场方式来交易自己的劳动。非强制的市场形式下隐藏着由经济制度决定的分配关系形成的预算制约，这种制约一点儿也不比集体行动的制约来得弱。所以，布罗姆利提出，市场表面的自由，或者是不存在强制，实际上通过进一步的审视，需要的条件比解决的问题还多。

新制度经济学的实质是通过交易成本概念的提出，得以将新古典的成本—收益分析方式统一到制度领域。这样，制度和商品一样，都是可在自发的市场交易中实现优化与均衡的。与新古典主义一样，在这个新的领域，市场作用仍然扮演着最核心的角色。新制度学派的理论如同新古典主义一样，只看到他们之间的一种交易或契约关系，而对其背后的强制关系视而不见。新制度经济学效率导向的制度理论未脱离“同义反复”的困境。无论是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拉坦－速水模型，还是诺斯模型，均是试图将制度解释为经济收益驱动的、对市场过程中外生不均衡的反应。它们试图通过出现增加收入所得的机会或总体经济效率的提高来解释制度环境的变迁。然而，正如布罗姆利所批评的，“这些制度创新最致命的缺陷是它们没认识到不管怎样定义，效率总是倚赖于制度结构。是制度结构赋予成本和收益以意义并决定这些成本和收益的发生率。在寻求经济效益基础上提出的制度变迁模型是循环论证。制度安排决定了什么是效率，这就是产生这种循环论证的原因所在。”（注：布罗姆利《经济利益与经济制度——公共政策的理论基础》，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第40页.）由此可见，制度结构相对于市场是更根本的、更为基础的。经济学研究的也就不仅是由这些基础决定的交换过程，而且也是这些基础本身。

（四）方法论的区别：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

新制度学派同另外两个制度学派的不同还可以从方法论的角度讨论。对人类行为的分析有两种基本的方法论，即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一般而论，个人主义方法论是通过对个体现象和过程的研究来认识一般，方法论的集体主义则是通过对群体现象或过程的研究来认识世界。直接源于斯密、马歇尔的个人主义方法论贯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其特征是强调个体的独立存在意义和利益特征，承认利己主义，主张通过个人之间的安排来解决问题，强调个体面对外部约束条件作出反应，忽视人和制度的相互关联和影响机制。早期制度主义和后制度主义的一个鲜明特征是以集体主义方法论为基础。他们认为，处于孤立状态的个人是根本不存在的。相反，恰恰是“社会”使个人行为得以形成，人是一种社会存在，他所作出的选择，不仅以内在的效用函数为基础，更重要的还要受下列因素的影响：社会经验、人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演进的学习过程等。理性决策的个人并不能独立于独特的文化整体而存在，这决不是说个人没有理性，而是要承认文化对个人的影响以及个人作为文化整体的一部分。并且，个人行为之和不等于集体行为。他们认为，社会不是、也不应理解成为个人行为的简单之和，尤其是其目标的形成与变化（hodgson,1988;miller,1989；张宇燕，1994）。制度和社会作为一个文化整体有自身的运动特点，不能分解为个人行为之和。所以说，通过对制度的考察和描述，才能最好地理解个人的经济行为以及个人如此行为的信念。

新制度学派也意识到个人主义方法论的局限性，从而也具有某些集体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尤其见于新经济史理论中，特别是诺斯对意识形态的分析带有集体主义的色彩。但是，归根结底，无论是新经济史学、产权理论、交易费用理论或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其他理论，个人作为原子式的财富最大化主体，始终是分析的基础。新制度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相对于新古典经济学，并没有太大的创新，仍是个人主义的。

四、各自的影响与局限

早期制度经济学、后制度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都是在批判新古典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早期制度经济学揭示了传统经济学的静态、狭隘与脱离现实的特征，具有深刻的批判性，并从整体、系统的视角进行制度分析，抓住了制度“演化”的本质，取得了丰富的思想与理论成果。在方法论上，早期制度主义者坚持集体主义方法论，指出新古典主义仅对经济个体的行为作分析并进行简单加总，而完全没有考虑制度等方面的作用，这一方法论是脱离现实的。所以，早期制度学派所提出的集体主义方法论的意义是不容忽视的。然而早期制度主义所蕴涵的作为整体的制度演化思想难以数量化，更难以建立模型，使得该学派的理论一直停留在主流的分析视野之外。

后制度经济学继承了早期制度经济学的主要思想，将经济学看作是一种服务于人类的功能性科学，并将制度研究与政府政策密切联系起来，体现了更为明显的工具理性主义色彩。后制度学派提出，制度安排和其他政策一样，可作为实现社会目标的选择变量来考虑。可以说后制度经济学比早期制度经济学更旗帜鲜明地坚持规范分析，坚持自己的价值观点。这一观点在后制度经济学家布罗姆利的一段话中得到清晰的表达：“一种经济体制不能简单地被看作为一台生产物品和服务的机器，因为如果这是千真万确的话，那么另一种具有更崇高的目标的经济体制将会把它抛弃。在这个后意识形态时代，唯一重要的任务是设计一种有序的关系，它构成了运行的经济体制。”（注：布罗姆利《经济利益与经济制度——公共政策的理论基础》中译本序，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第4页.）同时，后制度经济学也对流行的“效率”观进行了有力的驳斥，指出所谓的“效率”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同义反复和循环论证。这一观点也是极具启发性的。总体来说，后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代表了一种与主流经济学包括新制度经济学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形成了与主流经济学的鲜明对照。

新制度经济学在原来新古典经济学的生产成本这一种约束条件的基础上，引入了另一种约束条件－交易成本。依托于交易成本概念，新制度经济学将主流经济学的“成本－收益”框架延续到制度领域，既具有制度主义的一定批判性，也为主流经济学所接纳，从而得到迅速发展并引人瞩目。在方法论上，新制度经济学基本上延续了个人主义方法论，它依旧承认经济行为人的个人特征，只不过，个体面临的环境约束发生了变化，即在原来收入约束的基础上增加了交易成本的约束，表现为从个体“无限理性”向“有限理性”的修正，增强了现实感。原有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在新制度经济学也得到了一般化的应用。例如，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选择模型仍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研究范式，即将当事人面对的复杂环境通过一些约束和假定来简化，井通过逻辑演绎来导出理论结论，这在契约经济学体现得尤为明显。不同的是新制度经济学在假设中引入了交易成本并将分析的范围拓展到了制度。不过，制度的形成与演变是一个复杂过程，这种符合“科学”的标准但却简单化的研究方法并不能有效地揭示经济活动复杂系统的本质，也难以深刻描述制度的动态演化。不少新制度经济学家，特别是新经济史学派意识到文化、观念、意识形态认识能力等非经济因素对制度形成和演变的影响，并在理论中给予了较多关注，但只是在新古典主义的构建了一些无法纳入新古典体系的概念范畴，没有将这些概念和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完全整合统一起来。相反地，早期制度经济学和后制度经济学在这些方面却很有说服力，能够对技术进步、文化和制度演进提供一致的理论说明。

由于这些缺陷的存在，新制度经济学虽然引人瞩目，但仍远不是一种成熟的经济理论。而早期制度经济学和后制度学派尽管远离主流化，但却提供了并一直提供着现代制度分析的思想与灵感，并且由他们引发的演进思想在近年不断发展，已为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所接受。

早期制度经济学、后制度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分别代表了三种制度观和三种研究思路与方法论。这几种制度观与方法论，各有其真理性与局限性，不能相互涵盖。制度是一个复杂系统，并不能用单单一种分析方法或是仅仅通过某一种视角了。也许，这正是几种不同的制度经济学共同存在的原因。目前，国内经济学界往往热衷于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与介绍，而对于早期制度经济学和后制度经济学，国内的研究却甚为冷清。事实上只有了解制度学派的全貌，并对它们进行比较和鉴别，才能更为深入地理解这门学科，才有可能形成较为客观的认识与判断。

【参考文献】

[1]　凡勃仑.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中译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2]　康芒斯.制度经济学（中译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3]　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中译本）[m].上海：上诲三联书店；1994.

[4]　布罗姆利.经济利益与经济制度——公共政策的理论基础[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5]　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译本）[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

对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篇9

关键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

中图分类号：D61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4）06-0057-04

2011年7月1日，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第一次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范畴。他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我们推进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形成一整套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制度体系”，并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纳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随后，这一重要理论创新被写进了党的十八大报告和十八大修改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胡锦涛的“七一讲话”和党的十八大报告虽然没有正式使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概念，但显然已经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定性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是一种新的理论表述，也是一个重要的理论突破。此前，在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中，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一直被定义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不仅是一个理论范畴的更新，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大理论突破和理论创新。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的范畴及其局限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范畴是在1997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五大上。当时，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是这样表述和分析这一项基本经济制度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这一制度的确立，是由社会主义性质和初级阶段国情决定的：第一，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第二，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第三，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用来而且应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2001年3月4日，江泽民在全国政协九届四次会议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委员联组会议上的讲话中进一步对这一基本经济制度进行了论述，他指出：“中共十五大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这里面包括两个基本含义，一是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因为它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二是在公有制为主体条件下，必须坚持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因为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充分调动和利用社会资源，有利于增强整个国民经济的活力，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两个方面的要求，必须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不能只讲前者后不讲后者，也不能只讲后者而不讲前者，否则都会脱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都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努力增强公有制的经济实力，又要充分发挥非公有制经济的积极作用。”

分析这两段文献，我们不难得出如下认识：第一，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一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是由社会主义性质和初级阶段的国情决定的：第二，在我国，允许多种所有制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和条件是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以公有制为主体：第三，多种所有制经济在现阶段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在于它符合“三个有利于”的原则。并且有利于充分调动和利用社会资源，有利于增强整个国民经济的活力；第四，多种所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由此可知，在当时中国共产党人的认识中，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被明确规定为存在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制度。而且，这种认识还写入了1999年3月15日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修改后的宪法第六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就以根本大法的形式明确规定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

正因如此，从党的十五大以来，相关研究多是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来论证这一基本经济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的，如有学者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殊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社会化的、机械化的、高科学技术的生产，和手工的、自给半自给的生产并存；现代化工业，同落后工业并存；一部分经济水平比较发达的地区，同广大不发达地区并存；少量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科学技术，同为数众多的文盲半文盲并存的国情，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一般教科书也都将这一制度定义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如2012年3月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一章中仍然强调：“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对于基本经济制度的这种认识当然是有理论和现实依据的。诚如党的十八大报告所指出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共产党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正是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为依据和立论基础的。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被认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重要的制度特征之一。但是，必须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一表述是有局限性的。

首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一范畴只是明确了其时间或历史阶段的规定性而没有明确其制度属性。也就是说，这一范畴只是明确规定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存在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而没有明确规定这一经济制度的社会制度属性。因为在这一项基本经济制度中，既包含社会主义因素，也包含非社会主义因素。我国现阶段各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就其性质来说，外资经济主要是外来的资本主义经济，私营经济实际上就是国内的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则不具有特定社会性质，它可以存在于多种社会经济形态之中，它们都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虽然它们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其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性，宪法也明确规定了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和发展的合法性，但它们都是基本经济制度中的非社会主义因素。所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并不是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不能称之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一表述则并不能明确其制度属性。

其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一表述，会引发一个无法回避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既然宪法明确规定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只是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的基本经济制度，那么，到本世纪中叶，在完成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达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预定战略目标后，按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变”的预设，中国的社会主义就将走出初级阶段，而进入到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这也就是说，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国情前提和依据便不再存在了。这样，我们便不得不面对这样的困惑：在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还要不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既然多种所有制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那么，当我们走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时，是不是要再来一次以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为目的的社会主义改造呢？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范畴及其理论创新

中国共产党很快意识意识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一范畴的局限及可能由此引发的理论和现实的困惑，并试图在理论上进行回应。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谈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阶段的关系时指出：“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整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很长历史过程中的初始阶段，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将来条件具备时，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会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这是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献中第一次明确谈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阶段的关系，指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是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初始阶段，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仅只是存在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个初始阶段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将有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这个更高的发展阶段指的是本世纪中叶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走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阶段。这一论述为我们科学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思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包括两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第二阶段是社会主义建设更高的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中国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这一阶段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初始阶段。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以后，中国将进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第二阶段，即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高的发展阶段，也是一个更长的阶段，还要继续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值得关注的是，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江泽民在谈到基本经济制度时，不再使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的提法，而使用了“继续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说法。虽然他在讲话中并没有解释为什么要在提法上作出这样的修改，但显然已不再特别强调基本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规定性。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在“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一章中，系统阐述了关于“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思想。报告强调：“第一，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第二，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第三，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这时已不再将“基本经济制度”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直接联系起来，这是中国共产党对基本经济制度表述的重大变化，显然已不再认为它只是存在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了。从十六大以后，党的重要文献在提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时，都只是笼统地提“基本经济制度”，而不再冠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限定词。2007年10月，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对基本经济制度的阐述同样不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直接相关联：“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这就表明，在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中，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已经不再只是限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而是贯穿于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过程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2011年7月1日，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将基本经济制度纳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之中，实际上就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范畴替代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的范畴。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了系统的阐述，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这些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专门以一节的内容阐述了“完善基本经济制度”问题，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不仅再次明确了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属性，更突出强调了基本经济制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的“重要支柱”地位。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范畴取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范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大理论突破和理论创新，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第一，明确了基本经济制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规定性。如前所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的表述，其实是没有明确其社会制度的规定性的，由于这一基本经济制度内含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公有制经济和属于非社会主义性质的非公有制经济，因而，不能将其定义于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所以，在党的十六大以后，当党对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发生变化，不再将其限定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时，竞难以用一个合适的概念来定义这一项基本经济制度，便只笼统地使用“基本经济制度”的表述。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范畴则破解了这一难题，并明确了这一项基本经济制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规定性。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不发达”、“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成熟”、“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还不够健全”、“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小生产习惯势力在社会上还有广泛影响”的基本国情而发展起来的一种还不完全、不成熟的社会主义形态，在这种社会主义形态中，虽然社会主义因素居于主体地位，但也包含有各种非社会主义因素。所以，使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范畴，不仅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规定性，也深刻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重要的制度特征。

对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篇10

即将到来的21世纪，知识经济的浪潮将席卷全球，这是一个必然的、不可逆转的趋势，而这一趋势必然对包括各国税收制度在内的各个方面产生深远的影响。探索知识经济与税制优化的内在联系，是目前税收理论界的一个重要任务。本文拟以知识与技术的应用将有效推动经济增长为背景，研究在知识经济条件下，一国优化税制可能显现的新特征；讨论在我国具体国情下，应如何顺应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加快我国税制的进一步改革与优化进程。

一、对知识经济的几点基本认识

自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提出了知识经济（knowledgeeconomy）的概念以来，人们已从不同角度对知识经济的涵义、特征及未来趋势尽可能地做出解释与预测。笔者认为，对知识经济的认识至少应从以下三方面出发。

其一，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经济，它和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存在显著区别。为论述方便，我们不妨把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一并称为“发展经济”。从人类社会发展的阶段上看，发展经济与知识经济这两种经济形态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对应。

其二，知识经济具备以下两个最基本的特征：（1）技术要素作为一种内生变量的投入，使得要素收益递增，有力地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技术创新、产业创新已成为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力量之一；（2）经济一体化、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改变着人们的交往范围，世界经济的运行方式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其三，在当前，知识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正日益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我们更应该辩证地看待这一新趋势：一方面，必须认识到知识经济正在有力地推动世界经济特别是发达国家经济的发展，而且从长远看，这一趋势将愈加强烈。另一方面，必须指出，知识经济作为一种独立的经济形态还未在全球正式形成。即使在美国，近几年的经济增长中也仅有1/4～1/3来自信息产业的发展，因此，那种认为知识经济已独立于工业经济等发展经济而成为当前一种主要经济形态的观点是不客观和不符合实际的。

因此，当前我们既要保持现有的发展经济形态下的税制优化结构的稳定性、连续性，又要重视加强新的知识经济形态下关于税源、税基、税种、税收征管能力及税收国际协调等方面的研究。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我国税制建设与改革既顺应我国具体国情，又迎头赶上动态发展的国际税制优化的、趋势。

二、优化税制理论与税制不断变化

80年代末以来，以斯蒂格里茨、米尔利斯为代表的优化税制理论逐步取代了现代新古典诸派税收理论的主流地位，对各国税制改革实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优化税制理论究的是税收制度的不断优化、完善过程，强调的是在市场机制基础上。在政府适度干预下获取税制优化状态的重要性与现实性，考虑的是在税制优化过程中税收效率目标。公平目标与收人目标的并重，并注意分析税制在不充分信息条件下对经济行为主体决策的刺激作用问题。

具体说来，在已有的优化税制理论研究文献中，对税制不断优化过程的分析主要有两种思路：其一，从“市场约束”是否存在，即市场是否完全、竞争是否充分、信息是否对称等角度，将税制优化描述为“现实优化”向“理想优化”不断迫近的一个过程。其中“理想优化”既是税制优化的目标，也是参照系。它是市场无约束状态下的税制优化，其主要特征包括税收完全中性、无超额税负损失、税收公平等，这些都是优化税制的目标集合。“现实优化”则指在现实市场约束下的税制优化。而由现实优化向理想优化迫近的过程，也就是市场约束逐步被突破的过程。现实优化的程度取决于市场约束集合的参数组成情况（如信息是否对称、竞争是否充分等）。其二，从优化税制的经济理论基础——“新政府──市场观”的角度出发对其进行诠释。该理论致力于重新认识政府的经济职能，希望在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之间寻求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平衡与结合点。例如，斯蒂格里茨强调一方面应像认识市场机制重要性一样认识政府干预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应像研究“市场失灵”一样研究“政府失灵”。以这些思想为核心的经济学观点在西方税收理论中的代表性体现就是优化税制理论。因此，优化税制理论的一个重要侧面就是致力于寻找包括税收工具在内的财税政策与市场调节机制之间的稳定平衡。

三、知识经济下税制优化的新特点

将知识经济特征与优化税制理论思路结合起来，本文的立足点是结合知识经济背景下经济发展过程中税收实践的变化，探寻与知识经济发展特征相符合的税制优化一般模式，并将此模式具体运用于知识经济与发展经济并重的现实经济发展阶段、对我国税制优化进程提出具体建议与对策。具体分析框架可以概括为：“两块基础、一个问题、一种模式、一组建议与对策”。其中“一个问题”即指本文所期望解决的核心问题──寻找知识经济与发展经济共存条件下我国税制优化的思路；“一种模式”则指知识经济下税制优化的一般模式；“一组建议与对策”则对应于这一模式中各参变量对我国税收实践提出对策与建议。而上述这些问题的解决又必须建立在“两块基础”之上，即一是对知识经济的辩证理解及其有效推动经济发展的论证，二是对优化税制理论与税制优化进程之间关系的揭不。

必须指出，知识经济的产生与发展对于广大经济研究工作者而言无疑是一件新生事物，对其的研究与讨论都还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因此，研究知识经济下的税制优化问题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新的探索，这一探索本身就是不断完善、优化的过程，它既体现为对完全知识经济下税制优化一般过程理解的逐步加深，又表现为对知识经济下我国税制优化的不断实践。在深入探讨之前，应该承认知识经济下的税制优化的许多问题的解决本身还取决于知识经济的发展与完善。本文将试图通过问题的提出与问题的回答两大部分，在给出知识经济下税制优化的具体研究方向的同时，力求尽可能准确地把握税制优化的发展趋势。

四、知识经济下税制优化的指导思想

一般而言，税制优化研究主要包括两大部分：一是提出税制优化的判断标准与指导思想，为税制改革实践提供理论依据与发展方向；二是具体考察税制结构的优化内容，即税制要素的构成、组合及安排如何更好地实现税收原则。

首先，完全知识经济下税制优化的判断标准在内容上必然具有历史延续性与继承性，在理论基础上也存在其相通性。从税收经济学角度看，完全知识经济下税制优化的判断标准是，税制的优化是否有利于税收原则的实现；是否有利于促进与引导经济发展、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是否有利于公平税负、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是否有利于组织财政收入。税收的效率、公平、收入诸原则是税收实践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理论概括，具有各种经济形态社会税收活动的共性。以其来判断知识经济下税制的优化程度，在理论上是可靠的。

其次，应将优化税制理论与知识经济发展的特征相结合作为优化税制的指导思想。以前述的优化税制理论的思路为分析框架，这一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可表述为：完全知识经济下的税制优化过程仍应该是税制由现实优化向理想优化不断迫近的过程，迫近的目标与参照系也仍然是理想税制，制约这一迫近进程的仍是现实的约束集，只是在知识经济下，税收优化的目标集除了原有的纯市场条件（完全竞争、信息完全对称等）之外，还应加入完全知识经济这一重要条件（如信息流动占据相当重要地位，信息产业成为支柱产业等）。这是知识经济下税制优化理论依据的新特点之一。新特点之二在于制约税制优化进程的约束集合中所包括的参数情况，在知识经济下，还应增加一个重要的约束条件，即发展经济与知识经济长期共存这一现实情况对经济发展各方面产生的影响。这样，在上述税制优化理论依据与新特点基础上，知识经济下的税制优化过程既要符合知识经济下税收中性的要求，又要兼顾现实两种经济形态并存条件下的税收其他目标的制约。

五、知识经济下税制结构优化问题

首先，知识经济下税负水平优化。我们发现，在世界上人均收入处于695美元左右的国家中，其平均税负分布于18．2%～36．6%之间，且总体显现上升态势。这说明，在目前条件下，决定一国税负水平的因素主要在于该国国民收人水平及政府支出规模，这也反映了一国税负水平的可能与需要的统一。从这一思路出发，研究知识经济下世界各国税负结构不断优化的趋势时，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探讨：在知识经济的形成与发展中，目前影响国民收人水平与政府支出规模的主要因素是否仍然存在？如果存在，这些因素有无新的表现形式？如果原有因素发生变化，那么有没有增加新的影响因素？新因素对国民收入与政府支出规模的影响程度到底有多大？与这些问题相关的具体表现包括：（1）知识经济发展过程中，随着支柱产业的转换，信息产业的发展对gdp增长的贡献到底有多大？（2）在这一过程中，信息产业的发展对政府职能是否会提出更高的要求？在知识经济下政府参与市场调节的度是否与发展经济存在区别？如果存在，这种区别是否体现为参与的范围更广泛，力度更深刻？（3）在这一过程中，支柱产业转换，生产方式改变对gdp增长的贡献与其对政府支出规模改变的要求之间存在一种什么样的弹性关系？对以上问题的探讨将有助于我们加深对知识经济下税负水平优化问题的理解。结合现有的发展特征及趋势，笔者认为，知识经济下随着主导产业转换与生产方式改变，世界经济发展水平将获得很大的提高，但同时，由于经济的知识化与全球化，技术、专利、专有技术等重要交换产品的流动性、公共性、外溢性将不断增强，这些都要求政府支出规模必须相应提高，而且在一定时期，这种提高幅度会更先于、高于知识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及贡献程度。因此，在知识经济下，税负水平有一个提高的趋势。当然是否还存在某些导致税负水平下降的因素，也值得研究。

其次，知识经济下税种结构优化。税种的构成、组合及主体税种的选择是税制结构的主要内容之一。税收种类按照税收主体（纳税人）与税收实际负担者是否相同等标准划分为直接税与间接税两类。目前，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间接税所占比重不断下降，直接税主体地位不断加强：另一方面间接税由于其具有的税基大、税源稳定、易于征管等特点又在不少发达国家有受到重视的趋势。那么在知识经济下，税种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产业主体的改变与商品流动形式的转换——即信息产业成为主导产业，信息流动成为重要的商品流动形式。随着主导产业与商品流动形式的变化，间接税内部结构是否会产生变化？间接税是否会成为主体税种？直接税的主体作用是否会继续上升？等等。这些都需要加以研究。从理想的角度看，在完全知识经济下，出于征管损失最小化、税负公平与提高效率的目的，传统意义上的间接税的作用将下降，而直接税的主体作用将有所增强；而在发展经济与知识经济共存的现实约束下，由间接税为主向间接与直接税并重这样一种双主体结构过渡还是符合税制结构现实优化条件的。

第三，知识经济下税收征管优化。税收征管优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是税收征管损失最小化。在现实中，税收征管损失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减少，其主要影响因素包括征管手段是否先进，税种结构设置是否合理，税负水平是否适当等。在完全知识经济条件下，随着税收征管手段全面电子化，随着税种结构的更加优化，税收征管构成的优化必然要求税收征管损失趋向于零。然而，在发展经济与知识经济共存下，税收征管手段电子化相对于交易电子化的发展具有不对称性，并且相对网络交易而言，税收征管收益的增长远落后于成本的增长。因此，就现实而言，应加强对知识经济下交易形式多样变化的研究，探寻一套与交易电子化相适应的征管手段。

第四，知识经济下的税收国际协调。知识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经济全球化必将对税收国际协调内容与形式提出更高要求。从理想化角度出发，完全知识经济条件下，伴随全球经济的一体化，税收完全一体化显然是最符合税收效率原则的，这也是税收国际协调优化的一个终极目标。然而，在现实中，当知识经济仅仅处于萌芽阶段，当国家与区域合作组织同时并存时，税收国际协调的优化不仅要考虑效率原则，更重要的是还必须考虑国际税收的原则与公平原则。这样，在知识经济与发展经济共存的约束之下，税收国际协调现实优化主要指：在充分尊重与公平前提下，根据经济发展水平的状况，逐步参与国际协调与合作，从而逐渐减少由于税收政策在各国间的不协调而造成的效率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