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基因的认识十篇

对基因的认识篇1

1 肖文中说，他是在《中国企业文化年鉴》中看到我的《企业文化基因及其再造》一文的。实际上，我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并公开提出比这个时间要更早一些。早在1994年，我开始研究同仁堂文化，为同仁堂悠悠三百多年的历史积淀和“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的深厚文化而感动，隐约感到，一个企业经久不衰的背后，肯定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起作用。于是在学习、感悟中把同仁堂文化的内涵提炼为“同修仁德，济世养生”八个字，请赵朴初先生题写并作为同仁堂的企业精神和品牌核心价值定格下来。我认为同仁堂发展背后那种神秘的力量就是“仁德”精神，“仁”的本质是爱，大爱之德才有诚信之举，才能赢得民心，最终走上长寿之途。这是我最初对企业文化基因的朦胧认识。1998年，在全国“区域性企业文化”研讨会上，我做了题为《积极开展区域性企业文化的研究》的发言，已经注意到，不同地区的企业，其文化一方面与地理环境、经济条件等因素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地域文化有直接联系。比如，北京企业与上海企业具有不同的文化特质和风格，其差别性明显地与“京派文化”和“海派文化”的长期熏陶和影响有关，这种地域文化因子是形成企业文化“基因”的土壤。1999年，我在撰写《企业文化》一书时明确写道：“一个企业不光是生产利润的机器，它作为一个生命肌体，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地积累着自身的精神文化财富。”2001年，我作为三一集团顾问与其高层讨论、提炼“三一文化”，挖掘三一集团初创时所确定的“三一”（即“创建一流企业，造就一流人才，做出一流贡献”）愿景内涵，深为三一集团在这种文化引导下取得的成就而自豪，这不就是一种文化“基因”吗？2002年9月，在“中关村文化研讨会”上，我作了题为“中关村的企业文化基因”的专题发言，提出了中关村正在孕育着十余种新的文化基因，引起较大反响，中新社为此发了报道，称“北京中关卡，tm在发起一场企业‘新文化运动’”。至此，企业文化基因问题在公开场合正式提出。以后，我又分别在北京市企业文化建设协会“学习十六大精神，推进企业文化建设研讨会”（2002）、“第三届学习型中国――世纪成功论坛”（2003）、第二届中国企业文化年会（2003）和“中国经济发展论坛第三届年会―2004北京高层论坛”上，分别发表了“关于企业文化基因问题”、“企业文化基因与企业文化创新”、“企业文化基因与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企业文化基因及其再造”等主题演讲。历经十多年的渐进思考，2004年正式在《上海企业》第7期上发表了《企业文化基因论》一文。以后分别发表了《企业文化与管理》、《文化基因与企业健康》和《什么决定企业健康》等文章，进一步阐述了文化基因对企业健康的决定性影响。《企业文化基因及其再造》一文是我2004年撰写的。

文献探索表明，2000年8月，许项发、张丹在《理论与现代化》发表了《试论知名品牌的文化基因及其效应》一文，注意到了名牌中蕴含的文化基因问题。2001年10月9日，英国《金融时报》发表了约翰・威克斯和查尔斯・加伦尼克题为《企业文化与文化基因》的文章，谈到文化基因的选择、保留和变化等演变过程问题。但在国内明确提出“企业文化基因”的完整概念，我的《企业文化基因论》一文应是首倡。

企业文化基因概念的提出，既是实践的感悟，也受到几篇理论文献的影响。一是1989年伊查克・爱迪思（Dr.Ichak Adizes）所著《企业生命周期》（Managing Corporate Lifecycles）一书，该书揭示了企业成长与老化的本质，提出。了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和引导企业变革的规则；二是1997年阿里・德赫斯（Ariede Geus）所著的《长寿公司》（TheLiving Company）一书，该书通过对壳牌等长寿公司的研究，发现长寿公司背后有4个要素：即对周围环境敏感、凝聚力与认同感强、宽容、财政保守，因而创立了长寿公司模式；三是1998年肯・巴斯金（Ken Baskin）所著的《公司DNA：来自生物的启示》（CorporateDNA：Learning from Life）一书，该书探讨了企业应当如何运用生物在获知和适应生态变化方面的设计原理，在当今的“市场生态”中存活下去的问题。这几篇重要文献构成企业文化基因学说的理论来源。

2 纵观肖文，肖坦先生提出与笔者不同观点，即与笔者商榷的地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在逻辑上十分相关的问题上：

第一，企业是不是一种生命？

第二，文化是不是企业生命的基因？如果是，文化基因是否可以改变？

第三，文化基因是否是决定企业生死盛衰的根本原因？

第一个问题，企业是不是一种生命？

在肖文看来：“人不同于动植物，社会组织也不同于有机物，简单地、机械地把生物学的概念和原则搬到社会科学领域，用有机物种的发展原因来解释社会发展和组织发展是不科学的，在论述上也往往不能实现逻辑的自洽和道理的圆融。”这段话表面看起来有一定道理，但深究起来，确有否定某些交叉学科研究成果之嫌，不能以此否定企业的生命属性。

企业是人的集合体。人是有需要、有感情、有思想、有追求、有理想的有机生命个体，由若干有机生命个体，通过一定目标和协作契约结合在一起组建的企业，是人的复合体，理应具有生命属性，具有个体生命几乎所有的生命体征。企业也有需要、感情、思想、追求和理想；也有喜怒哀乐，经营成功会兴高采烈，经营失败会垂头丧气；企业也有产生、存续、消亡的生命过程；也有应激性、适应性，也有新陈代谢，能与环境进行能量交换；企业也表现出不同的性格，或激进，或稳健，或保守等等，怎能说企业不具有生命属性呢。

近些年来，从不同学科角度研究企业生命问题的文献汗牛充栋。我们把企业视作生命，不是“简单地、机械地把生物学的概念和原则搬到社会科学领域”，而是基于仿生学、生态学、生物学等科学的发展与跨界交叉应用。

先看仿生学（Bionics），1960年由美国科学家斯蒂尔（J.E.Steele）首先提出的仿生学说，原是指人类模仿生物功能进行发明创造的科学，研究对象是生物体的结构、功能和工作原理，并将这些原理移植于人造工程技术之中，用以发明、创造新技术，该学科为人类开辟了向生物界索取灵感的崭新道路。用仿生学研究企业，形成了以研究企业生物型机制并模仿生物原理进行企业结构与功能设计，从而实现企业健康发展的企业仿生学。企业仿生学可以为我们找出企业本质和生物本质的同源性，其结构本质上是细胞结构，其功能本质上是细胞的新陈代谢，因此它们有共同的基因和共同的发展规律。

再从生态学（Ecology）角度看，企业是由人们设计、组建和管理的具有生物性、智能型和人格化的物质转换系统，其生存与发展必须与外部生态环境相适应。企业具有生命属性，具有肢体、思想、活动以及类似的生态特点。比如，企业经营中所拥有的实物资产以及相应的组织结构就是其肢体，这些肢体接收到大脑以及中枢神经网络――“决策者”和“管理者”的指令时，就会做出相应反映。同时，企业作为一个生命体像人_样具有自身坚守的一套理念、价值与行为规范。

从生物学（Biology）角度研究企业生命问题，在学术界已经达成诸多共识。奥地利生物学家贝塔朗菲（L.V.Bertalanfeg）提出了生命是具有整体性、动态性和开放性的有序系统。现存的物种都是在长期的竞争中适应环境的优胜者，具有高度的适应性与合理性。美国学者韩楠（M.T.Hannan）和弗里曼（J.H.Freeman）也认为，组织在环境中是否能够生存，和生物的适者生存规律是相同的。日本明治大学藤芳诚一提出企业蜕变理论，指出企业同生物一样，不进行蜕变就不能在变化的环境中生存。企业的出现以及演变发展，完全符合生命的一般特征。挖掘企业的生命内涵，有助于建立有机合理的企业组织结构，提高企业的环境适应性。从进化角度看可以更准确把握企业的进化过程、进化规律和进化机制与动力。美国伊查克・爱迪斯（Ichak Adizes）在《企业生命周期》一书中，阐述了企业“老化”的本质，从“灵活性”与“可控性”两大因素之间的关系来说明企业的成长与老化。他认为，企业同生物体一样，年轻时充满了灵活性，较容易做出变革调整，但由于控制力不一定很强，因此其行为难以预测和把握；而企业老化时，可控性增加了，但灵活性却减少了；如果太老了，控制力也会减弱乃至丧失。颜滨认为：“企业的本质是人的生存方式，即包括企业家在内的所有员工与环境协同进化的生物特征。”“为什么公司短命的多，长寿的少？无序的多，有序的少？企业家累的多，轻松的少？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组织结构缺乏科学性，难以产生生命功能。企业可以按照母子公司基因密码，建立仿生企业管理模型，从根本上实现企业‘繁殖’与‘免疫’的自组织功能。”

综上所述，从仿生学、生态学和生物学等有关研究成果看，尽管不能把企业严格定义为生物个体，但对企业生命属性的认识基本趋于一致。一切生命都有基因，企业作为一种生命现象，也一定有它的基因。这是我们研究企业文化基因问题的逻辑起点。

第二个问题，文化是不是企业生命的基因？如果是，文化基因是否可以改变？

肖文明确提出：“企业文化不是企业的基因，基因是先天获得的，文化是后天建立的，基因是不可改变的，文化是可以改变的。”并且引述了《世界是平的》一书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Friedman）的一段话：“是的，文化很重要，但是文化是社会发展的产物，不是人类的基因，既然社会是不断前进的，领导人是不断改变自己的治国方针的，那么文化也是可以改变的。”“文化不仅仅对社会的发展很重要，而且一个社会的文化是可以改变的。文化没有渗入到我们人类的DNA--中，它们是每个社会中地理环境、教育水平、领导人能力和历史经验的综合产物。既然形成文化的各个因素可以发生变化，文化本身也可以改变。”肖文的逻辑很简单，文化可改变，基因不可改变，因此文化不是基因。

让我们看N基因的特性。基因，也称遗传因子，是DNA或RNA分子上具有遗传信息的特定核苷酸序列，是生命的密码。生物体的生、长、病、老、死等一切生命现象都与基因有关。基因具有物质性（存在方式）和信息性双重属性，它既能够忠实地复制自己，又能够发生突变，或给生物带来不利影响，或使物种增强适应性。

2001年，美国《自然》杂志发表了由美英德法日中六国科学家共同描绘完成的人类基因组图谱，自此，人类终于破解了生命的密码，找到了开启生命之门的钥匙。种种研究新进展表明，人类将可能攻破基因修复或修改的难题，也就是人类可以改变基因，攻克癌症，延长寿命，并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繁衍后代。然而，人类除了具有同其他生物一样的遗传基因外，人是具有不同思想、感情、信仰，会以不同方式思考、行动的特殊生物，决定人类思想和行为的还有另外一种基因，即文化基因。生物学意义上的基因一般是以家族为单位遗传的，文化基因的遗传往往由家族扩展到一个组织或群体，直至一个民族和国家。文化基因相对于生物学意义上的基因而言，是先天遗传和后天习得的，主动或被动，自觉与不自觉而置入人体内的最小信息单元和最小信息链路，主要表现为信念、习惯和价值观等。文化因素（或因子）浩瀚如海，不是所有的文化因素（或因子）都能成为基因或起基因作用。一般来说，语言文字、和生活习惯具有基因性质。企业作为一种生命现象，不同于单个生物体，不具备生物基因，但显然具有文化基因。

在达尔文（C.R.Darwin）进化论基础上，人类学家探讨诸如社会起源、文化发展等问题，形成了广义进化论。广义进化论认为，生物进化和“文化进化”这两个过程具有某些共同特征。上世纪80年代，美国生物学家威尔逊（E.Wilson）提出了基因一--3c化协同进化的观点，他认为，从性质上讲，文化进化是以拉马克主义为特征，即文化进化依赖于获得性状的传递，相对来说速度比较快；而生物基因进化是达尔文主义式的，依赖于经过几个世代的基因频率的改变，因而较为缓慢。文化基因的传递可以是纯粹遗传的，也可以是纯文化的。此外，还可以通过基因――文化的方式传递，同时兼有两者的某些特点：一方面，文化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基因的制约和指导；另一方面，文化发明的压力又影响着基因的生存，且最终改变着遗传纽带的强度和韧力。我们注意到，文化进化总是由低级到高级，进化过程即是经过不断竞争，淘汰落后文化的过程。在企业中，文化基因往往以一种不均衡的方式分布着。当新的概念出现时，它们有先有后、或多或少地感染着人们的思想；当一种新的做法在局部被证明成功时，它可能扩散到其他部分，也可能不扩散。某些文化基因传播的范围大于其他的文化基因。优秀企业文化是各种文化基因相互竞争的累积结果。

肖文引述托马斯・弗里德曼的话来佐证自己的观点，无可厚非。这里且不淡《世界是平的》一书屡遭争议，仅就这段话来讲也不严谨。托马斯・弗里德曼说文化不是人类的基因，只是就人类的生物基因而言，从人类的社会性来看，文化无疑是基因，文化不但有、而且深深地渗入到我们人类的遗传基因中。托马斯・弗里德曼说文化“是可以改变的”，这种“文化”既包括“后天习得”的文化，也包括“先天遗传”的文化，“后天习得”的文化可以改变，“先天遗传”的文化在一定的条件下也可以改变。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基因包括生物学意义上的遗传基因和文化基因。

第二，构成企业的基因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基因，而是文化基因。

第三，生物学意义上的基因虽然改变较难，但并不是不可改变。

第四，文化基因有同生物基因某些共同的遗传规律，也有自身的特征，因为它是“先天遗传和后天习得”所形成，“先天遗传”部分是企业创立阶段形成的，“后天习得”部分显然是在成长中养成的。文化进化，是文化基因遗传和文化创新互相推动的结果。

第五，企业不仅存在文化基因，而且这种基因是可以改变的。其中“后天习得”的文化基因，是企业创立后的经营中不断沉淀积累下来的，其改变相对容易。“先天遗传”的文化基因，包括企业创立时从母公司、老股东那里传承下来的基因，也包括创业者当年所崇尚的理想、信仰、价值以及所形成的作风、行事风格等因素留下的文化烙印，还包括第一代管理者和员工在艰苦创业中形成的精神、传统、语言习惯与行为方式等。这些“先天遗传”的文化基因往往根深蒂同，影响深远。其改变往往是要借助某些特定的时机、事件，如主要领导人更迭、企业重组和组织变革、重大技术与市场创新等，借助企业内生的文化力量和外部力量，推动文化基因的“突变”和进化。

总之，“企业文化基因”学说是成立的。即文化是企业生命的基因，文化基因是可以改变的。

第三个问题，文化基因是否是决定企业生死盛衰的根本原因？

肖文认为：“在现实生活中，由于文化具有覆盖性广的属性，所以人们在总结事业成败的经验教训时，总能总结出几条文化原因，这是正常的，但如果把文化当作一只筐，什么都往里面装，并且把它上升到‘决定’企业前途的高度，说成组织发展的‘规律’，这就是一种‘文化决定论’……”“企业文化很重要，但是决定一个企业生死盛衰的原因很复杂，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既有政治的、经济的、地缘的原因，也有市场的、技术的、社会的原因，要作具体分析，决不仅仅是文化一个原因，更不是决定的原因……”

实际上，基于第二个问题的论述，我们论证了文化是企业生命的遗传基因。既然肖文中承认“基因可以决定人的生老病死”，以此推理，文化基因自然对企业生死盛衰起决定性作用。不过，“决定性作用”并不等于说决定企业生死盛衰“仅仅是文化一个原因”。

众所周知，企业存在生命周期。企业有生有死，是客观规律。但我们也注意到，企业寿命有长有短，且差距很大。调查资料表明，全球约80%的企业寿命不超过3年，只有10%的企业寿命超过8年，其中有2%的企业寿命超过40年。每年倒闭的企业约占企业总数的20%～50%。比较而言，日本企业的平均寿命较长，2012年日本企业的平均寿命为35.6年，百年企业达24792家，占比达到1.7%，其中7家老字号企业超过i000年历史。美国大企业平均寿命40年，中小企业平均寿命不到7年。中国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2.5年，集团企业的平均寿命7～8年。

为什么企业寿命长短会有如此大的差距？企业生死到底有没有规律可循。依笔者看，影响企业寿命长短的因素很多，尤其是外部环境的急剧变化，使大批没有适应能力的企业纷纷倒闭，这是最直接的原因。正所谓适者生存，优胜略汰。但基于文化基因理论，文化基因优劣对企业寿命是重要的，甚至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企业生死有一定规律，其中，优秀的文化基因或因环境改变不断被优化了的文化基因，是企业保持基业长青的决定因素之一。

企业不像其他有机生物，目前其他有机生物还无法摆脱自然法则的支配。企业是人造系统，由人设计，也可以由人改造。企业对环境的选择具有自主性，即总是选择有利于自己生存发展的环境，并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来调整自身的结构和功能，以增强主动适应性，避免死亡。人们对企业的设计与改造以及企业对环境的选择，都是在某种文化基因的驱使下进行的。企业发展过程中存在可遗传的文化基因，对于这些可遗传的文化基因的再造，是增强企业生命活力的必要手段。许多企业没有走过一个完整的生命周期就中途夭折，除大自然和国家政治、军事等带来的不可抗力，即客观的“意外因素”外，不管是人、技术、财务，还是产品、市场因素导致的企业死亡，均与文化基因的遗传和创新有关。企业不管是财务的危机、市场的危机，还是信用的危机，都是表面现象。因为企业的任何行为都源于企业“大脑”的驱使，都受思想、理念和价值观的支配。反过来，企业成功也有很多机会、机遇和偶然因素，但在相同的市场环境中，抽象掉各种偶然因素，我们观察基业长青的企业，也会发现成功绝非出于偶然，企业需要人去掌控，经营需要人去驾驭，机遇需要人去捕捉，风险需要人去规避，企业的任何一项决策行为和市场行为无不受到文化的引导和制约。不管是托马斯・彼得斯和小罗伯特・沃特曼在《追求卓越》中总结的美国成功企业的“特质”（即采取行动，接近顾客，自主和创业精神，以人为本，亲身实践、价值驱动，坚持本业，组织单纯、人事精简，宽严并济），阿里・德赫斯在《长寿公司》中发现的长寿公司背后的“四个要素”，还是美国兰德公司研究发现的百年不衰的企业所共同遵循的“三条原则”（即人的价值高于物的价值，共同价值高于个人价值，社会价值高于利润价值、用户价值高于生产价值），都是对成功企业优秀文化基因的最好概括，都说明优秀文化基因之于企业基业长青的决定性影响。

对基因的认识篇2

关键词：法律真实客观真实证明

引言

围绕作为裁判基础的事实究竟是“客观真实”抑或是“法律真实”[1]所展开的议论越来越引发人们的兴趣。在中国的诉讼法学界长期占据优势地位、认为证据具有客观性以及与此相关联的裁判必须基于客观事实进行的传统理论和实践，在1999年以后遭遇发自司法实务界和法学理论界的挑战。[2]尽管这种挑战的初期仅仅停留在学术框架内，然而它所引起人们关注的程度和范围却大大超出学术范畴。更为令人惊奇的是，在2001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并于2002年4月开始实施，将该正在处于学术讨论中的理论问题纳入制度建设的核心，并通过全国性的司法力量在司法系统内加以推行。其中的第63条被认为是对“法律事实”的界定，[3]由此进一步增加了吸引人们对证据客观性以及作为裁判基础的客观事实问题讨论给予关心和议论的诱因。

对于多年来的有关议论，本文将避免作评析性的介绍。[4]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关于该问题的争论归根结底仍然是认识论上的范畴。因此，本文还只能是从认识论出发来阐述自己的些许心得，以就教于同仁。

一、认识的基础与裁判的基础

（一）真实·认识与裁判

认识无疑是人类超越自己进入客观世界的重要桥梁，而认识的基础就是真实。一位哲学学者指出：“真实”是从认识论的角度，对真理所作的最初级的规定。无论是朴素的、机械的和直观的唯物主义认识论，还是以德国古典哲学集大成的思辨的唯心主义认识论，都是以追求真实为其真理观的根本特征。所谓真实，不是从认识的客体方面寻求认识得以维系的出发点（感觉），就是从认识的主体或形式方面强调认识的确定性。质言之，“真实”即认识所追求的实在。[5]就笔者看来，这一哲学上的概括至少明确了三层意思：首先真实是人类认识论的基础，因此无论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都将真实作为理念追求的起码出发点；其次，人类认识与客观及主观世界是相关联的；再次，对真实这一实在的追求不过是人类对真理的初步规定，言外之意乃是真实无非是追求真理的一个初步的基础。换言之，人类对真实的初步认识并不能构成对真理的认识，而只能是一个基础。这恰恰是诉讼和裁判中为什么特别强调裁判的基础必须以事实（真实）作为基础的一个重要因由。然而，基础终究不能取代裁判的判断，更不能成为裁判本身。在基础之上，仍然需要判断者依据规则、条理和经验，对事实进行理解和判断。黑格尔指出：“对那具有坚实内容的东西最容易的工作是进行判断，比较困难的是对它进行理解，而最困难的，则是结合两者，作出对它的陈述。”[6]就形象地说明了对实在的对象进行认识的难易性和阶段性。

人类认识的事物的方式多种多样，根据不同的事物采用不同或者相同或者集合的认识方式，都将有助于人类对世界认识的深化。但是，如前所述，无论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都不能脱离认识的基础—即真实的存在。而裁判是人类认识社会事物（法律关系）的重要方式，裁判本身追求的目的也与其他认识方式一样离不开真实的存在。

裁判的起因应该是社会关系中发生的纠纷，裁判的目的无疑是要解决纠纷。而要解决纠纷，必须在明确真实的基础上究明纠纷的本质和规律，从而决定解决的方式和时机。缘于此，查明纠纷的真实就成为裁判的重要基础。

问题在于，裁判中的真实能否成为裁判判断的根据？以及，对真实加以认识方式和途径究竟是什么。为了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笔者还是回到认识论的基础上来进行分析。

（二）认识方式与思维方式

毫无疑问，人类要生存于这个并不能由人的意志所自由控制的世界，必须去认识和适应该世界。可以说，人类认识世界的目的是为了去适应它，以此求得生存的机会和空间。这里所说的世界首先是客观世界，其次才是以人类思维为主构成的主观世界。然而无论是客观世界还是主观世界，只要人类的认识能力受到限制，那么也就不可能以它本来的面目呈现在人们的面前。如果从宇宙发展变化以及地球及人类的寿命来看，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不可能完全实现的；反之，如果从人的认识能力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发展历史，则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总是不断深入和向前的。人类对无机界的认识积累到一定程度才可能在对有机界的认识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只有自然科学的一定发展才能为认识社会现象和过程准备相应的方法论条件。[7]

人类认识的重要要素之一无疑是人类的思维。人类的思维方式与人类的认识方式无疑存在不可分割的关系。[8]例如，法国人列维-布留尔将人的原始思维概括为三个特征：其一是非概念性，而呈现神秘性。这样会导致思维失去应有的方向和目的性；其二是否定纯粹物质的存在，从而只能在自己并不能看见的力量世界中寻找事物发生的因果关系；其三是在缺乏智力机构的情形下进行直觉思维。因此原始思维在表现时间关系上的手段十分贫乏。列维-布留尔最后概括说：“与其说他们在思维，还不如说他们在感觉和体验。”[9]应该说，原始思维由于受到语言、科学条件的限制，思维的非确定性、无方向性和目的性是十分明显的。因此，列维-布留尔就此解释了原始思维支配下的原始人探寻和认识事物发生原因为什么总是与神明联系起来的原因。而且，在原始人的生活中，占卜、祭祀、咒语、宗教仪式所占的比重和地位相当大。可以说，原始思维支配下的低级的人类认识并不能、也无法探寻事物的本质及事物间的因果关系。在原始的裁判中，广泛应用神明方式恰好说明了低级思维和认识对裁判的影响。

人类摆脱原始思维而寻找更高级的思维就是逻辑思维，逻辑思维使人类的思维进入了科学思维阶段，并构成了科学认识的基础，它无疑是人类脱离原始思维的重要标志。逻辑思维在对静态的事物进行考察时虽然具有积极的意义，例如，根据既成的规范，遵循严密的形式进行思维，从而使得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实现理性化。可是，在现实世界中，并非任何事物都可能仅仅依靠一定的定式思维来实现认识的目的。因此学者指出：科学认识未必仅仅运用逻辑思维，运用逻辑思维的也未必是科学认识方式。认识方式的区分和思维类型的区分之间不一定有一一对应关系。[10]逻辑思维依靠的规则和知识往往是定式的，这在法律认识中十分突出。在机械逻辑思维时代，通过固定的规则约束思维的方向和目的的倾向相当严重。与此相应的法定证据主义的泛滥，说明了这种思维的缺陷。

对基因的认识篇3

「关键词法律，真实客观，真实证明

引言

围绕作为裁判基础的事实究竟是“客观真实”抑或是“法律真实”[1]所展开的议论越来越引发人们的兴趣。在中国的诉讼法学界长期占据优势地位、认为证据具有客观性以及与此相关联的裁判必须基于客观事实进行的传统理论和实践，在1999年以后遭遇发自司法实务界和法学理论界的挑战。[2]尽管这种挑战的初期仅仅停留在学术框架内，然而它所引起人们关注的程度和范围却大大超出学术范畴。更为令人惊奇的是，在2001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并于2002年4月开始实施，将该正在处于学术讨论中的理论问题纳入制度建设的核心，并通过全国性的司法力量在司法系统内加以推行。其中的第63条被认为是对“法律事实”的界定，[3]由此进一步增加了吸引人们对证据客观性以及作为裁判基础的客观事实问题讨论给予关心和议论的诱因。

对于多年来的有关议论，本文将避免作评析性的介绍。[4]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关于该问题的争论归根结底仍然是认识论上的范畴。因此，本文还只能是从认识论出发来阐述自己的些许心得，以就教于同仁。

一、认识的基础与裁判的基础

（一）真实·认识与裁判

认识无疑是人类超越自己进入客观世界的重要桥梁，而认识的基础就是真实。一位哲学学者指出：“真实”是从认识论的角度，对真理所作的最初级的规定。无论是朴素的、机械的和直观的唯物主义认识论，还是以德国古典哲学集大成的思辨的唯心主义认识论，都是以追求真实为其真理观的根本特征。所谓真实，不是从认识的客体方面寻求认识得以维系的出发点（感觉），就是从认识的主体或形式方面强调认识的确定性。质言之，“真实”即认识所追求的实在。[5]就笔者看来，这一哲学上的概括至少明确了三层意思：首先真实是人类认识论的基础，因此无论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都将真实作为理念追求的起码出发点；其次，人类认识与客观及主观世界是相关联的；再次，对真实这一实在的追求不过是人类对真理的初步规定，言外之意乃是真实无非是追求真理的一个初步的基础。换言之，人类对真实的初步认识并不能构成对真理的认识，而只能是一个基础。这恰恰是诉讼和裁判中为什么特别强调裁判的基础必须以事实（真实）作为基础的一个重要因由。然而，基础终究不能取代裁判的判断，更不能成为裁判本身。在基础之上，仍然需要判断者依据规则、条理和经验，对事实进行理解和判断。黑格尔指出：“对那具有坚实内容的东西最容易的工作是进行判断，比较困难的是对它进行理解，而最困难的，则是结合两者，作出对它的陈述。”[6]就形象地说明了对实在的对象进行认识的难易性和阶段性。

人类认识的事物的方式多种多样，根据不同的事物采用不同或者相同或者集合的认识方式，都将有助于人类对世界认识的深化。但是，如前所述，无论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都不能脱离认识的基础—即真实的存在。而裁判是人类认识社会事物（法律关系）的重要方式，裁判本身追求的目的也与其他认识方式一样离不开真实的存在。

裁判的起因应该是社会关系中发生的纠纷，裁判的目的无疑是要解决纠纷。而要解决纠纷，必须在明确真实的基础上究明纠纷的本质和规律，从而决定解决的方式和时机。缘于此，查明纠纷的真实就成为裁判的重要基础。

问题在于，裁判中的真实能否成为裁判判断的根据？以及，对真实加以认识方式和途径究竟是什么。为了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笔者还是回到认识论的基础上来进行分析。

（二）认识方式与思维方式

毫无疑问，人类要生存于这个并不能由人的意志所自由控制的世界，必须去认识和适应该世界。可以说，人类认识世界的目的是为了去适应它，以此求得生存的机会和空间。这里所说的世界首先是客观世界，其次才是以人类思维为主构成的主观世界。然而无论是客观世界还是主观世界，只要人类的认识能力受到限制，那么也就不可能以它本来的面目呈现在人们的面前。如果从宇宙发展变化以及地球及人类的寿命来看，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不可能完全实现的；反之，如果从人的认识能力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发展历史，则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总是不断深入和向前的。人类对无机界的认识积累到一定程度才可能在对有机界的认识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只有自然科学的一定发展才能为认识社会现象和过程准备相应的方法论条件。[7]

人类认识的重要要素之一无疑是人类的思维。人类的思维方式与人类的认识方式无疑存在不可分割的关系。[8]例如，法国人列维-布留尔将人的原始思维概括为三个特征：其一是非概念性，而呈现神秘性。这样会导致思维失去应有的方向和目的性；其二是否定纯粹物质的存在，从而只能在自己并不能看见的力量世界中寻找事物发生的因果关系；其三是在缺乏智力机构的情形下进行直觉思维。因此原始思维在表现时间关系上的手段十分贫乏。列维-布留尔最后概括说：“与其说他们在思维，还不如说他们在感觉和体验。”[9]应该说，原始思维由于受到语言、科学条件的限制，思维的非确定性、无方向性和目的性是十分明显的。因此，列维-布留尔就此解释了原始思维支配下的原始人探寻和认识事物发生原因为什么总是与神明联系起来的原因。而且，在原始人的生活中，占卜、祭祀、咒语、宗教仪式所占的比重和地位相当大。可以说，原始思维支配下的低级的人类认识并不能、也无法探寻事物的本质及事物间的因果关系。在原始的裁判中，广泛应用神明方式恰好说明了低级思维和认识对裁判的影响。

人类摆脱原始思维而寻找更高级的思维就是逻辑思维，逻辑思维使人类的思维进入了科学思维阶段，并构成了科学认识的基础，它无疑是人类脱离原始思维的重要标志。逻辑思维在对静态的事物进行考察时虽然具有积极的意义，例如，根据既成的规范，遵循严密的形式进行思维，从而使得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实现理性化。可是，在现实世界中，并非任何事物都可能仅仅依靠一定的定式思维来实现认识的目的。因此学者指出：科学认识未必仅仅运用逻辑思维，运用逻辑思维的也未必是科学认识方式。认识方式的区分和思维类型的区分之间不一定有一一对应关系。[10]逻辑思维依靠的规则和知识往往是定式的，这在法律认识中十分突出。在机械逻辑思维时代，通过固定的规则约束思维的方向和目的的倾向相当严重。与此相应的法定证据主义的泛滥，说明了这种思维的缺陷。

（三）日常认识与科学认识

科学认识与日常认识的重要区别在于，日常认识是人们在日常的生活中自然而然地形成的，它是没有确定模式的认识结果。而科学认识的特点在于追求正确无误性。[11]其结果，作为日常认识基础的日常思维的思想与事实之间的对应性相当粗糙，或者是彼此之间并不完全一致。而要促使思想与事实之间的相互对应或一致，科学思维就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换句话说，解决思想与事实之间的相互适应、相互一致任务，凸现了日常思维（认识）与科学思维（认识）之间的差异。[12]科学认识的重要前提是，它必须建立在客观材料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客观的存在构成了科学认识的前提。尽管科学本身包含有幻想、虚拟，但是作为科学认识的重要前提却不能离开客观实在。法国学者莫兰指出；存在的客观性是整个社会的、文化的和智力的过程所形成的。[13]，它经过了科学家的检验乃至反复检验加以证实。哲学家景天魁指出：“科学之所以可以证实，特别是通过观察和实验得到经验证实，这是因为科学认识本身反映了对象的客观内容。可证实性只是科学的标志，客观性才是科学之所以为科学的根本。”[14]

基于上述，可以说，人类对客观世界的适应和存在，首要是要通过认识开始，在逐步认识世界的基础上如何去适应世界。认识的目的在于发现真实。为了发现真实实在的客观世界，人类不断克服和超越自己，不断务挖掘自身的潜力，使得人类对世界的认识由低级向高级演进。因而，科学认识方式的形成，对于人类认识客观世界提供了重要的条件。

裁判是人类针对特殊的社会事物（纠纷）采用的法律处理方式。裁判必须基于案件真实进行，且案件真实应该是客观的，即必须是现实中发生的事实。鉴于社会的复杂性和案件自身的复杂性，遵循严格的程序、适用科学的方法进行裁判就成为近现代裁判的重要内容。那么，架构严格的裁判程序与发现案件真实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呢？

二、认识的目的与方法

（一）真实与真理

科学认识的目的是什么？近现代以来的哲学家和科学家基本上都把科学认识的目的界定为发现真理，而不是“真实”。[15]由此看来，在真理和真实之间势必存在差异。那么这种差异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根据前面的引述，真实是对真理所作的最初级的规定。可见，真实本身并非真理。真理与真实的差异在于：

从认识的阶段来说，真实只能是人类认识过程中关于真理的最初级规定，或者说是最初步的认识的结果；而真理则是经过人类科学思维之后通过无数的检验加以证实的事物的本质或规律；因此可以说，对于初步的真实，必须经过人类运用智慧、科学的方法进行综合分析，从而揭开事物本身的秘密，并“只是在它们的总和中以及它们的关系中才会实现。”[16]至于什么是总和及关系？学者李小兵解释道：所谓总和，并非是指个别的、相对的正确认识的机械相加，而应当理解成真实、真、本真的统一的三意义说；所谓关系，也并非仅指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之间的外在联系，而是：真理的内在关系在于由真实（客观确定性的追求）真（主观确定性的追求）本真（主客观统一的实践与价值生活）的辩证联系（逻辑）和发展演化（历史）。[17]概言之，真理就是人们认识事物的辩证联系和发展演化。而真实不过是追求事物的客观确定性的结果，它离本真仍然有相当的距离。

从认识的目的来说，真实是达到真理的一个桥梁、一个阶段，而真理是认识的最终目的和依归。确定真实的存在，对于人类的认识来说，仅仅是一个初步的阶段，但是如果没有经过主观的努力，没有经过经得起考验和检验的科学实验、社会观察和思维，人类的认识未必能够达到认识的目的。为了达致认识的目的，即实现主客观统一的实践与价值生活，必须追求主观确定性。当然，这种主观确定性必须以客观存在为前提。现实生活中，人们自以为是真理的东西，原来却只停留在真实阶段，因此放弃了对真理的进一步的追求；同时，人们往往将真实作为真理来确认，并以此做出背离真理的判断，这就是谬误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这一点上，机械唯物论者的真理观是典型的代表。在洛克、费尔巴哈看来，一方面是客体，一方面是作为主体或感性活动的人，因此只要从自己的感觉出发，就可以探明客观存在和主观认识的“真实与否”。[18]

从认识的方法看，真理的认识方法要远比真实要困难得多。既然真实只是认识所追求的实在，是客观确定性，那么只要人们具有一般的认识能力（日常认识），并不难确定真实。然而，对于真理的认识，必须借助科学知识，包含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甚至揉和人类的智慧经验。

最后，从认识的重复性看，真实经过证伪、筛选的过程，将不切实的材料去除之后，才可能成为实在；而真理经过证伪、筛选等实践检验过程后，仍然作为“金子”闪闪发光。换言之，真实在很多情形下具有被裁剪性和可解释性，而真理在同样的环境下难以发生变异。

可见，科学认识的目的不能仅仅停留于事物的真实层面，而是要深入追究，直至获取真理。事实上，人类文化积累中形成的无数的真理，就是由于人类的不懈努力所实现。

（二）裁判的目的与方法

首先必须肯定的是，科学认识都是对客观对象本身的性质和规律的系统把握，并不因为学科差别而造成认识系统内部的差异。法律以及裁判如果都具有科学的性质，则裁判的过程当然是通过科学认识却认纠纷案件本质和规律的过程。因此，本文把裁判作为具备科学认识裁判的对象的本质和规律的一种过程。如前所述，裁判（或说诉讼）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纠纷（冲突、矛盾等）。而纠纷则是发生在实在社会中的事物。对于该特定的社会事物的认识必须达到真实的程度，才能作为裁判的基础。在这里，笔者不能简单套用认识的目的在于发现真理的叙述方式，不能粗略地说裁判的目的在于发现纠纷的真理。必须指出，作为真理内涵的无疑是事物的本质和其中的相互关系。因而，通过裁判过程，如果能够达到认识纠纷的本质和其中相互关系的程度，对于纠纷的解决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至此，根据前面的论述，只要比照现行的裁判制度，可以看出，在发现案件真实和解决纠纷层面上，诉讼和司法制度规定的要求并不一样。具体而言，发现纠纷的真实，不过是确认纠纷的存在以及原因，就此法律规定这一层面的认识任务（承担责任）由当事人来完成。证据学中所说的关于证据的行为规范即是用以帮助当事人完成这一认识任务（承担责任）的。[19]但是，尽管当事人的认识对于发现真实具有重要意义，并不等于揭示纠纷案件的本来面目。事实上，裁判者从来不会简单地以当事人发现的“案件真实”作为裁判的根据。[20]而总是会综合运用法律知识、经验、智慧和政策等，对纠纷的本质和内在关系进行全面分析判断从而做出裁判判断。这样一来，当事人基于法律规定的责任所发现的案件真实，只能成为裁判的基础，而不是裁判本身。由法官赖以进行裁判的根据，则应该是在真实基础上，结合纠纷的全部内容、法律规定和法官的良知所确认的纠纷的本质和内在关系。证据学中所说的裁判规则就是指的这一内容。如根据张志铭教授的论述，这里所说的两个层面，其实就是事实存在与事实判断的问题。[21]

为了保证法官能够在坚实的真实基础之上进行认识纠纷的本质，法律设置了制度、严格的程序和措施来担保。

首先，基于以往的科学认识，通过实体法律预先规定了纠纷可能发生的形态和要件，当发生纠纷时，方便人们通过实体法的要件规定确认纠纷真实存在与否（法律推定）；

其次，法律规定诉讼程序，通过程序的严密性与司法制度强制性的结合，确保发现真实的手段和途径；

再次，法律设置证据制度和措施，规范人们的取证行为、也就是追求真实行为的合法性。同时规范法官的裁判行为，确保裁判行为的客观性和正当性；

最后还应该指出的是，在国家的宪政范围内确立裁判者的地位，倾国家资源构建司法体系、铸造专业性裁判专业人员，无非是要确保裁判能够在充分认识纠纷的本质及规律的基础上进行。

然而，这些措施，在笔者看来只能视为为了实现通过裁判解决纠纷的目的而采用的方法。所有这些方法，以及这些方法所动员的资源，完全服务于为裁判能够认识纠纷的本质并进而解决纠纷提供法律上的担保。故而，裁判的目的和方法是不能同日而语的，更不应该相提并论。

三、认识与谬误（一）真实是裁判的基础还是根据？

中国传统的诉讼法学理论强调证明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此在理念、制度和实践层面控制了中国司法判断的形成过程。其主要的理论根据来自哲学上的主观与客观相符合理论，在诉讼的证据理论中可以表述为：事实判断与事实存在相符合。然而，对于符合说，可以概括为机械主义的符合说、思辨的符合说和实践的符合说。近代的哲学家们早已将简单地强调认识与对象符合的观点作为机械唯物主义符合说加以摒弃。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们在批判的基础上确立了思辨的符合说，他们要考虑的是在什么程度上符合以及如何符合，黑格尔认为：真实或认识的真理性已不是常识水平上的主观感觉，而是历史—逻辑发展的整个过程。而马克思所代表的实践符合说，则既强调认识的符合，更强调实践的符合，从而使真理的追求超越了思辨的哲学范围，超越抽象论证着的“真实”和琐碎考据的逻辑的“真”，演变为存在—实践的活动本身。[22]

其实，裁判中的真实认定都有可能反映出上述三种主客观符合说的影响。不仅在不同年代的不同法官身上会看到这些身影，甚至在同一时代同一法官身上都有它们的痕迹。这是因为，没有固定不变的案件真实，也没有思维方式和认识方式固定不变的法官。[23]

如前所述，现代裁判中“真实”的查明，基本上委之于当事人。而当事人提供的“真实”，无疑具有很大的可变性。毕竟纠纷和诉讼都是以当事人双方的对立作为其存在的基本构造，当事人的趋利性心理会导致他们所提供的证据所要证明的“真实”可能具有的瑕疵甚至虚伪。即使是当事人双方并不存在争议的“真实”，法官也不能掉以轻心相信，仍然需要综合案件的全体情况寻求纠纷的本质，从而做出裁判。从这一意义上说，“真实”只能是裁判的基础，是裁判能够达到作出判断的路径和阶段，而非根据。

（二）法律真实还是客观真实？

客观真实，就是司法机关所确定的事实，必须与客观上实际发生的事实完全符合，确定无疑。[24]其具体要求是：1.据以定案的证据均已查证属实；2.案件事实均有必要的证据予以证明；3.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矛盾得到合理排除；4.得出的结论是唯一的，排除了其他可能性。[25]根据这里的界定，可以看出，其实这里所说的客观真实已经大大超越当事人提供的“真实”的范畴，而进入到了司法机关（法官）运用科学认识方法认识纠纷本质的阶段，并得以在确定证据与事实之间的内在关系后作出判断。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关于客观真实的界定并无大碍。

关于法律真实界定有多种，举其典型有二，一种界定认为：定案事实是由案内被采信的证据证明的事实，是一种法律真实，是法定程序产生的真实。[26]

另一种界定认为：由于（实体法）细化了证明要求，（只要法官）满足了法律上的证明要求，就是满足了对案件事实真实性的要求，法官不必再另求案件事实的客观真实性，按照这种证明要求得到的真实，被称作“法律真实”。[27]尽管表述不同，但是其共同点在于：只要在诉讼程序中，根据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要求确定的案件事实就是法律真实。

这里需要明确的问题有三：首先法律乃至适用法律的司法能否为确保“法律真实”提供足够的担保，答案应该是否定的。且不说法律规定的欠缺（这种欠缺在中国法律体系中更为严重），即便是在法律规定充分的情形，在对立的纠纷和诉讼构造中，面对复杂的社会状况和案件事实，仅仅依靠法律程序和规定并不能保证接近真实；再且，案件真实的确定往往不能简单地依靠法律的定型规定，案件的变动性和诉讼过程中证据的被解释和被裁剪造成的事实的变化，都需要法官的智慧和经验、依靠司法统一体的政策和衡平力量来完成对真实的探究，在此基础上才能确定纠纷的本质和内涵。日本学者伊藤滋夫甚至说，裁判中的事实认定几乎是基于经验的认定。[28]近年来为我国学者积极研究的法律推理理论中涉及的证明推理，所依据的大多是经验规则。而这些经验规则恰恰是法律所不能规定和归纳的。它们与法官个人的兴趣、能动性密相关。

对基因的认识篇4

【关键词】 转基因食品；卫生安全；认知；接受；关心；需求

摘要： 目的 了解和分析深圳市居民对转基因食品及其卫生安全知识的认知和需求状况，为开展相关知识的宣传教育提供依据。方法 设计自编问卷，抽取全市范围内1475个家庭电话号码电话进行访问调查。结果 完成访问的电话号码322个。市民对转基因食品的知晓率和接受率分别为363％和1667％，仅268％的受访者对转基因食品比较了解，5036％的受访者认为转基因食品与自己的生活没有关系；知晓率随文化程度的升高而上升，了解程度随年龄增高而降低；接受率则与年龄和知晓率有关，16～24岁年龄段及听说过转基因食品的受访者接受率高；66.29％受访者希望了解转基因食品卫生安全知识，最希望了解的信息是转基因食品安全性(5093％)。结论 政府有关部门需要大力加强转基因食品卫生安全知识宣传，保障市民的知情权、选择权和健康权。

关键词： 转基因食品；卫生安全；认知；接受；关心；需求

Investigation on cognition and demand for food health and safety knowledge about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s among residents of Shenzhen city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Shenzhen residents’cognition and demand for health and safety knowledge about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s(GMF)，as to provide base for GMF promotion.Methods A questionnaire was self-designed.A total of 1475 phone numbers were picked out randomly for phone survey.Results 322 phone numbers survey was completed.The percentage of awareness and acceptance to GMF were 363％and 1667％ respectively，only 2.68％ of the respondents had well known GMF.5036％ of the respondents considered GMF is not related with their livesAwareness rate increased with the higher educational level，and decreased as the age increased.The rate of acceptance to GMF was related with knowledge and age of respondents.The acceptance rate of respondents aged between 16～24 and those who heard of GMF was higher. 6629％ of the respondents wished to get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he health and safety of GMF，and GMF safety was considered the most important information(5093％).Conclusion In order to protect the public rights to the truth，the right to choose and the right to health，relevant government departments should enhance the propaganda and education of GMF.

Key words：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s(GMF)；health and safety；knowledge；acceptance；care；demand

近年来，全球转基因食品的产量及销售量的年增长速度均在25％左右，人类社会正在进入转基因食品的消费时代〔1〕。我国对转基因食品实行引导、扶持的政策和安全性评价、标识管理的制度〔2，3〕。转基因食品的卫生安全知识是消费者理性对待和科学选择转基因食品的基础，开展相关知识宣传教育是维护消费者知情权、选择权和健康权的有效措施。本文旨在了解深圳市居民对转基因食品及其卫生安全知识的认知和需求状况，为开展相关知识宣传教育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深圳户籍人口和在深圳市居住满1年的常住人口。以计算机ITACATI软件支持，局号和随机号码相结合产生1475个家庭电话号码。完成访问的号码322个，随机分布于全市6个区。

12 方法 自行设计调查问卷。内容包括市民对转基因食品卫生安全知识的认知、接受、关心及需求状况及一般的人口学资料(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等)。由经过统一培训的8名访问员进行电话访问。调查结束后，随机抽取10%的问卷复核作为质量控制。

13 统计分析 采用SPSS110软件进行χ2检验和秩和检验。假设检验的检验水准为α=005(双侧)。

2 结果

21 市民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程度 637%的受访者表示没有听说过转基因食品，男女及不同年龄组(16～24岁、25～34岁、35～44岁、45岁～)间知晓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386，P=0999，0273)。调查的受访者中，政府公务员(5人)均表示听说过转基因食品；其余7种职业(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技术人员/专业人士、一般职工、离退休人员、学生、家庭主妇、其他)的受访者听说过转基因的比例分别为467%，607%，375%，292%，514%，333%，353%，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9376，P=0154)。不同学历(初中以下、高中/中专/技校、大专以上)的受访者中，听说过转基因食品的比例分别为157%，378%，66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34559，P=0)，且随着学历的升高认知率有升高的趋势(Z=-5864，P=0)。听说过转基因食品的受访者中，仅268%的市民对其比较了解。对转基因食品的了解程度(比较了解/了解一些、不太了解/仅听说过)不同性别、学历、职业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182，3371，18861，P=0177，0185，0105)，而不同年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9677，P=0)，且了解程度有随着年龄的增设而降低的趋势(Z=-4368，P=0)见表1。受访者认识转基因食品的渠道以报纸、电视和网络为主，占852%；而通过广播、书刊、他人介绍或其他途径来了解转基因食品的占278%。

22 市民对转基因食品的接受情况 仅1667%的受访者愿意食用转基因食品，而表示不愿意或不知道是否愿意食用的受访者分别占3967%和4367%。不同性别、学历、职业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184，0162，9825，P=0175，0922，0199)；不同年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9856，P=0)。在愿意接受转基因食品的受访者中，16～24岁年龄段的人群所占比例较高(459%)，见表2。

表1 不同年龄组人群对转基因食品的了解程度（略）

表2 不同年龄组对转基因食品的接受情况（略）

对食用转基因食品心存疑虑的受访者中，因为对转基因食品不了解而不敢食用的占6681%，认为转基因食品不安全的占2079%，认为转基因食品无营养、价格贵或者其他原因的分别占354%，354%和1283%，表明不了解转基因食品或忧虑其安全性成为影响转基因食品消费的主要因素。进一步分析受访者对转基因食品不同的认知状况与是否愿意食用转基因食品的关系，听说过和未听说过转基因食品的受访者愿意食用转基因食品的比例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33376，P=0)，见表3。

表3 不同认知状况的受访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接受情况（略）

23 市民对转基因食品的关心程度 受访者认为转基因食品与自己的生活关系密切的，提示对转基因食品的关心程度较高，占1286%；认为转基因食品与自己的生活有些关系和没关系的分别占3536%和5036%。对转基因食品的关心程度不同性别、年龄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722，10194，P=06977，0117)；而不同学历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20708，P=0)，且有随着学历的升高而上升的趋势(χ2趋势=17457，P=0)，见表4。不同职业人群对转基因食品关心程度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χ2=16913，P=001)，其中以家庭主妇和离退休人员的关心程度最低。

表4 不同学历的人群认为转基因食品与生活的相关性（略）

市民对转基因食品卫生安全知识的需求状况 受访者中表示希望了解转基因食品卫生安全知识的占6629%，表示不希望了解的占1136%，表示无所谓的占2197%；在最希望了解转基因食品的信息中，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占5093%，转基因食品的营养构成占2119%，转基因食品的新品种占595%，转基因食品的其他信息占862%，而希望通过电视、报纸、网络、其他途径、刊物/书籍、政府相关部门组织的宣传活动或广播了解这些方面认知受访者的比例依次为5434%，3878%，3232%，1407%，1217%，989%和875%。

3 讨论

调查结果显示，受访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率和接受率均显著低于2004年北京、上海、广州市三地居民的调查结果〔4〕。因为不了解和认为其不安全而不接受转基因食品的受访者分别占6681％和2079％，提示知晓率低是造成接受率低的主要原因。超过5036％的受访者，尤其是学历较低者、离退休人员或家庭主妇认为转基因食品与自己的生活没有关系，可见大部分居民对转基因食品已经和必将全面介入自己的生活尚缺乏意识和准备，加上目前媒体对转基因食品的负面宣传产生的误导，如不加强宣传和引导，消费者可能在转基因食品的消费浪潮中感到难以适应，甚至产生恐慌的心理，政府有关部门应引起重视 。受访者对转基因食品的知晓率随学历的升高而升高，而对转基因食品的了解程度和接受程度则与年龄相关，低龄者相对较高，国内同类调查也显示出此种趋势〔4-6〕。这与高学历和低龄者具有较多的机会和渠道了解相关知识，对新技术及其产品的认识和分析能力较强，易于接受新事物有关。提示有关的宣传教育应面向广大的普通市民，尤其要适合低学历和高龄人群接受相关知识的特点和需要。调查结果表明，受访者希望了解相关的知识，最希望了解的知识是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和营养构成。此外，受访者主要通过报纸、电视和网络了解转基因食品，提示应通过正确的宣传渠道，有针对性地开展宣传教育，客观地介绍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科学知识和主流观点，消除消费者的顾虑，引导市民正确判断和理性选择转基因食品。

参考文献

〔1〕 邓平建.转基因食品释疑［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6：4-50.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S］.2001:6-8.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S］.2002:4-8.

〔4〕 绿色和平组织.北京、上海和广州三座城市的转基因食品认知调查结果［EB］.http：// 2004-04-16-11：33.

对基因的认识篇5

内容提要: 刑法中的认识错误以悖论形式伴随着犯罪及刑罚制度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对其进行的法律评价一直受到刑法理论的关注。对认识错误的考量应当建立在主客观相统一的基点上才能准确地把握其心理的、法律的实质。刑法中的认识错误可分为：应负故意罪责的错误，应负过失罪责的错误和不负刑事责任的错误。对认识错误下行为的惩罚应结合主观上的可责难性和法律规定。

一、刑法中认识错误的概念

关于刑法中认识错误的概念，不同刑法学家曾从不同的角度提出过，并试图给以合理的解决。泷川幸辰认为：“错误就是现实与观念不一致”，“所谓某种行为是基于错误即意味着行为是出于不知或误解”。[1]牧野英一也曾认为：“错误是观念(认识)与对象(实在)之龃龉。”[2]《法律大辞书》解释说：“错误(刑法)为观念与现象差异之谓。换言之，即认识与对象不符，或心身相左之谓也。”[3]基里钦科认为：“错误应当理解为，行为人对于所实施的行为社会危害性和那些组成某种犯罪构成重要因素的情况的不正确观念。”[4]学者中有人指出：“行为人对于犯罪构成之事实所认识与现实所发生的并不一致时，是否可以成为阻却故意的原因。学说上的所谓‘错误’问题指出刑法中错误是关系到是否影响故意罪过成立这一点，是很可贵的。”[5]

我国刑法学界对刑法中认识错误的概念，集中体现在两种代表性的概念上：或认为“刑法中的错误乃主观之认识与客观之事实不相符合也”；[6]或认为，“刑法上所说的错误是指行为人对于自己的行为在法律上和事实上的认识错误”。WWw.133229.CoM[7]

应当承认，上述概念都程度不同地指出了错误乃是主客观不一致这一点，有其合理的一面。

透过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刑法中错误的纷繁形式，结合上述学者的认识，紧紧抓住其间的共同属性，就可以对这一复杂的现象作出本质的认识。笔者认为，刑法中的错误就是行为人主观上对和自己行为有关的影响其犯罪与刑事责任的客观事实及其联系的歪曲反映。

第一，“和行为有关的影响其犯罪与刑事责任的客观事实及其联系”，是刑法中认识错误的特定范围。刑法中的认识错误是行为人的一种主观歪曲反映，但并非所有歪曲反映均为刑法中认识错误。因为行为人可以认识的对象是非常广泛的，与行为人的行为和刑事责任毫无关系的情况也会汇集其中。而我国刑法在认定罪过形式时，对于某些事实情况，诸如被盗的电视机是“长虹”牌还是“海信”牌；犯罪是在上午十一点进行还是在下午二点等是不关切的。因为这些事实虽也包括在行为人的认识范围内，行为人对此也可能发生错误认识，但在研究行为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应负什么责任的刑法学研究中，这种错误是无甚意义的。因此，只有行为人对和自己行为有关的影响其犯罪及刑事责任的客观事实及其联系的歪曲反映，才是刑法意义上的认识错误。这种客观事实及其联系是指组成行为人整个行为过程的诸事实以及事实的联系。客观上通常表现为对行为的对象、行为的结果、行为侵害的客体、行为与结果间的因果关系，以及行为违法性的错误认识等等形式。行为对这些特定的事实及其联系的歪曲反映，就形成了刑法中认识错误有别于其它一般意义上认识错误的特定内容。行为人对这些事实的歪曲反映会对犯罪与刑事责任产生不同的影响。“主观上的歪曲反映”是刑法中认识错误的心理实质。

第二，作为一种认识上的错误，刑法中错误与一般意义上的错误有着共同的属性。首先，就其内容来说，都是客观世界在人头脑中的反映；其次，就其形式而言，都是行为者的一种主观心理活动。主观认识因其内容的相异，可以有各不相同的表现，但从根本上说却只有正确认识与错误认识之分。作为错误认识的共性，它是人们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在主观上的歪曲反映，是行为者的主观态度(认识、预料、希望)与客观事实不一致。主客观不一致是错误的基点，只有当客观事实及其联系的真实面目在行为人头脑中发生歪曲联系时，才会产生错误认识的心理。所以，刑法中认识错误的心理实质必然就是行为人主观上对客观的歪曲反映。

第三，“动机与效果相矛盾”是刑法中认识错误的体现形式。行为人的认识活动是一种主观的东西，必然与客观行为紧密相联，靠一系列的客观活动表现出来。因此，要把握其认识的正误，就必须从认识的客观表现形式来判断。正如列宁所说：“我们应该按哪些标志来判断真实的个人思想和感情呢？显然这样的标志只有一个，就是人的行为。”[8]根据心理学原理，人的行为是受意志支配的，而意志又是以认识为基础的，因此，认识——意志——行为，就构成了人的活动的因果链。如果在认识的主观环节与客观环节发生矛盾，就会导致意志——动机与效果这一环节发生矛盾。例如：行为人杀甲误杀乙，这种想杀甲的“动机”与实杀乙的“效果”之矛盾，就是认识错误的客观表现。

第四，从行为人本身来说，研究刑法中的认识错误一般是指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正常人所发生的歪曲反映，而不是指变态人格者、精神病人等在犯罪中的认识错误问题。

二、刑法中认识错误的分类

关于刑法中认识错误的分类，古今中外的刑法典和刑法理论中一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种观点认为，基于对研究刑法中认识错误根本目的和意义的不同认识，理论研究中必然产生不同的分类标准。如前所述，刑法中认识错误的心理实质是主观对客观的歪曲反映而表现在客观上就体现为种种“动机——效果”相矛盾的具体形式。如果把视线对准错误的这些客观具体形式，刑法中的认识错误当然地被分为：行为人对客观事实的认识错误(通称为事实错误)和行为人对自己行为在法律上是否构成犯罪的认识错误(法律错误或违法性错误)。[9]具体分为：对行为性质的错误、对行为的违法性的错误、对行为对象的错误、对行为客体的错误、对行为手段的错误、对因果关系的错误等。[10]尽管还有一些不同的表述方法，但大都彼此雷同，无本质区别。可以说以往的刑法“错误”理论的研究，正是以这种客观上认识错误的种种表现形式作为分类的出发点。这种分类值得商榷之处至少有两点：其一，这种分类仅注重错误的种种表现形式，却忽视了刑法中认识错误的本质，即属主观心理的范畴；其二，正是这种对“错误”客观表现形式的分类方法，使对“错误”案件行为人罪责的归属显得无规律可循。这也许是造成理论与实践脱离的症结所在，如果研究刑法中认识错误的根本目的和宗旨是为司法实践服务，为了解决行为人犯罪与刑事责任问题，不难看出，传统的各种分法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笔者认为，基于上述出发点，紧紧抓住刑法中认识错误的心理实质，以各种形式错误的罪过心理和错误心理的关系为标准，刑法中的认识错误可分为：(1)应负故意罪责的认识错误；(2)应负过失罪责的认识错误；(3)不应负刑事责任的认识错误。

与传统分类法相比较，这种分类更直接地体现着研究刑法中认识错误的目的和宗旨，也更有利于司法实践中对认识错误案件的处理，无疑有着其现实意义。但应看到，它的不足之处在于没有明确地体现出认识错误的种种客观表现形式，而这一点正是传统分法的独到之处。因此，要使这种分类体系有立足之地，不致引起不必要的概念纠缠，笔者在具体论述各类认识错误时，也结合了传统分类方法对认识错误客观表现形式的总结，以期建立起一种新的刑法中认识错误的理论体系。

(一)应负故意罪责的认识错误

1.概念及其特征。应负故意罪责的认识错误是指行为人基于犯罪故意而实施行为时，主观上以客观事实及其联系的错误认识心理不影响原有的故意罪过心理，或者错误认识心理不影响构成故意罪过心理，应负故意罪责的错误。这类错误一般具有以下几个特征：其一，行为人对自己行为可能造成危害社会的结果有着正确的认识，而意志上却采取希望或放任的态度。即行为人是基于犯罪故意而实施危害行为。其二，行为人对和自己行为有关的影响其犯罪与刑事责任的客观事实及其联系的某些环节上存在认识错误。其三，这种错误认识心理不影响原有的犯罪故意，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是故意罪过心理的特殊表现形式。

2.具体表现形式：刑法中应负故意罪责的认识错误，是“错误”的主要表现形式。司法实践中遇到的行为人认识错误的案件，大多属于此类。从这类“错误”行为人主观认识心理与故意罪过心理所表现出的关系上，可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行为人基于犯罪故意而实施危害行为时，错误认识心理不影响故意罪过心理。行为人在实施犯罪过程中，对作用于自己感官的行为对象、行为对象所体现的客体、行为时所使用的手段以及行为与危害结果的因果关系等发生错误认识，作出了与客观事实不相符合的判断和推论，从而引起盲目的行为，出现了与行为人最初认识相悖的结果。这种动机与效果的矛盾，是行为人意志上存在希望、放任或容忍的结果，[11]而且行为人的错误认识对这种意志上的态度无任何影响。如某甲持刀谋杀某乙，途经保管室时见门外放着喷雾器及一些药物，便改变主意想毒杀某乙，而误把漂白粉当成剧毒农药偷走，而后不顾乙全家的死活，趁机把“毒药”投放到乙家的饭锅内，企图毒杀某乙。由此案例可见，甲对自己行为对象和行为手段的错误认识都未消除原有的罪恶心理，没有影响其为实现犯罪目的而做的意志努力，故应负故意罪责。原因是：(1)行为人具有犯罪故意的认识因素。行为人虽有认识错误但非没有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犯罪目的，而且积极实施其行为追求该目的的实现；(2)行为人具备犯罪故意的意志因素。行为人在认识(错误)的基础上，对自己行为引起的后果有着希望、容忍或者放任的心理态度，呈现出一种明知是犯罪而决意实施的心理态度；(3)行为人主观心理态度具有可责难性。因为尽管行为人具有认识错误，但为了自己的私欲，视社会共同遵守的道德和法律于不顾，意志态度具可责难性。试想，如果行为人的认识无误，那么其行为必将给社会造成一定的危害结果。只是由于行为人对自己行为所选择的对象、方法等作出了错误的判断，而未发生犯罪结果。故这种情况不影响犯罪故意的成立，但可能影响到刑事责任的大小(犯罪未遂)。这种认识错误有如下几种具体形式：

(1)行为人基于犯罪故意而实施危害行为时，对行为对象有错误认识。即行为人在犯罪过程中所认识的对象和行为实际侵害的对象不一致，使其所追求的结果不能发生。

(2)行为人基于犯罪故意而实施危害行为时，对行为所使用的手段有错误认识，致使所追求的结果不能发生。

(3)行为人基于犯罪故意而实施危害行为时，对其行为与结果间的因果关系主观上有错误认识。

因果关系是一种客观联系、客观事实，它本身不会发生错误。但是人们对因果关系的认识却可能发生错误。犯罪分子在实施犯罪的过程中对因果关系发生误解在司法实践中也屡见不鲜，其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

第一，误他因为己因。即行为人基于某种犯意而实施某行为，追求一定的危害结果，但他所预见和追求的结果出现，本是由其他原因造成，而行为人却误认为是自己行为所致。例如，李某与他人通奸，为了苟合，意欲毒杀其夫王某。某日，李将农药“敌敌畏”拌入菜中美言劝王食用，尔后转身回厨房。王正欲将有毒菜挟入口中时顿感头昏，遂因脑溢血跌倒在地昏迷不醒。李见状窃喜自己毒计得逞，不久周某死亡。在这起案件中，被害人的死亡或所求的危害结果的发生正中行为人的下怀，尽管行为人主观上误认危害结果的发生是自己行为所致，但是被害人之死与行为人之行为无直接或间接关系，因而行为人对死亡结果不负责任，只应对其的投毒杀人行为负故意未遂之责。

第二，结果未发生，行为人误认为发生。如杨某企图强奸妇女王某，因王某反抗而产生杀人念头，以双手掐王的脖子，使王某丧失知觉却未死。杨某误认为已死，即潜回家中。被害人苏醒后告发。杨某应负故意杀人未遂的罪责，与强奸罪并罚。

第三，行为人对其行为造成结果的具体发展情况有误解。如甲企图将乙推到桥下河中淹死，可乙被推下桥后并非溺死，而是触暗礁死亡。这种因果性错误不能排除行为人的故意杀人(既遂)之罪责。因为即使行为人对自己行为与死亡结果的联系有误认，但危害终归还是因为故意杀人行为所造成。故这种误认没有多少实质意义。

第四，行为人认识的结果和实际发生的结果不一致。其一，所犯轻于所知。即行为人误认自己行为将造成严重后果，但其行为的后果却比预见的轻。如甲举枪杀乙，乙应声倒地，甲误认为乙已被打死，但实际上只打伤乙，甲应负故意杀人(未遂)之罪。其二，所犯重于所知。行为人误认自己的行为只会造成一定的危害结果，但其行为的后果却比预见的严重。如甲想打伤乙，向其胸部猛击一棒，乙栽倒在地。甲误认为自己只打伤了乙便扬长而去，实际上乙已被打死了。死亡结果虽实际发生，但超出了行为人伤害故意的范围，因而不按故意杀人罪而定故意伤害(致死)为妥。

第二种情况：行为人基于犯罪故意实施危害行为时，错误认识心理构成故意罪过心理。即行为人对自己的事实情况虽有认识，而且以故意追求的态度希望其发生，但却对这些事实具有的社会意义以及法律对它的评价有不正确的认识。该情况包括：(1)假想的犯罪。(2)假想的非罪。(3)罪名和刑罚有错误的认识。

(二)应负过失罪责的认识错误

1.概念及其特征。刑法中应负过失罪责的认识错误是指行为人基于非犯罪故意而实施行为时，主观上对客观事实及其联系的错误认识心理符合过失罪过的心理，主观上有过失，应负过失罪责的错误。

依据我国刑法十五条之规定，过失罪过从其心理形态上分为疏忽大意的过失和过于自信的过失两种。在不同的过失心理状态中，错误认识心理与过失罪过心理有着不同的关系。

第一，行为人的错误认识心理符合疏忽大意过失罪过的错误。这种形式的错误一般具有以下几个特征：其一，行为人在基于非犯罪故意而实施行为时，其本身具有认识自己行为及其后果、因果关系等一系列客观事实的责任和能力；其二，实际上行为人对这一系列客观事实却作了歪曲的认识，即误认存在为不存在；其三，造成这种错误认识的原因在于行为人意志上存在着应该注意而没有注意这些客观事实的意志过程；其四，客观上有危害结果的事实存在。如果刑法中的认识错误，符合上述几个特征，就应负疏忽大意过失的罪责。

第二，行为人的错误认识心理符合过于自信过失罪过的错误。这种形式的错误一般具有以下几个特征：其一，行为基于非犯罪故意实施行为时，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行为可能引起危害社会的结果，且不希望、容忍或者放任结果发生；其二，行为人对防止结果发生的条件、措施等主观上作出了与客观实际不符合的认识，得出了错误的判断、推论；其三，造成这种错误的原因在于行为人意志上在“轻视”与“重视”自己行为之间作出了错误的意志抉择；其四，客观上有危害结果的事实存在。如果刑法中的认识错误，符合上述几个特征，就应负过于自信过失的罪责。

2.具体表现形式：(1)行为人基于非犯罪故意实施行为时，对行为对象的错误认识。(2)行为人基于非犯罪故意实施行为时，对行为所使用手段有错误认识。(3)这类错误还表现在“假想防卫”中。在假想防卫的情况下，由于行为人主观上的认识错误。把意想中的不法侵害误认为现实的，而实施防卫，造成他人无辜损害。如果行为人的这种错误认识心理符合过失罪过心理，则应以过失犯罪论处。

(三)不应负刑事责任的认识错误

1.概念及其特征。刑法中不应负刑事责任的认识错误是指行为基于非犯罪故意、过失而实施行为时，主观上对客观事实及其联系的错误认识心理不构成罪过心理，主观上无罪过的错误。

这类错误一般具有以下几个特征：其一，行为人基于非犯罪故意而实施行为时，客观上造成了某种危害社会的结果；其二，对这种危害结果，由于认识错误的影响，使行为人不具有选择犯罪行为的意志抉择，主观上无故意或过失；其三，根据当时的主客观条件，行为人即使尽自己的意志努力，也不可能避免结果的发生。

如果刑法中的认识错误，符合上述几个特征，可以肯定地说，行为人对损害结果的发生认识上无过错，意志上无恶意，虽然客观上有损害结果，也不具备受谴责的根据。根据我国刑法十六条之规定，不应负刑事责任。

2.具体表现形式：(1)行为人基于非犯罪故意实施行为时，对行为性质的错误认识。(2)行为人基于非犯罪故意而实施行为时，对行为所使用的手段有错误认识。(3)这类错误还表现在假想防卫中。

三、对认识错误下行为惩罚的根据

一般认为，除了没有罪过的认识错误支配下的行为，对其他违反刑法的错误行为是要追究刑事责任的。但是，这种惩罚的根据何在呢？这是理论研究的一个弱点，也是理论研究中的难点。如果不作认真的探讨，并加以合理解释，对刑法理论来说是个缺陷，于刑事司法实践则意味着处罚牵强。因此，我们试图探寻认识错误支配下行为的应受惩罚的主观依据——心理实质和法律依据，只有解决上述两个问题，才意味着对认识错误支配下行为的处罚于理于法皆为必然。

(一)惩罚的主观依据，行为人对自己行为法律意义的这种错误认识心理，实际上恰好构成了故意、过失的罪过心理，主观上具备可非难性

首先，行为人在行为前是明知或者应当或者已经预见自己的行为会或者可能发生某种结果，他对自己行为的对象、手段、后果、因果关系等体现其行为本身危害性质的诸种客观事实都是有不同程度的认识的。

其次，在意志因素方面，这又体现为两种情况：(1)基于故意的情况。行为人之所以追求和希望这种结果的发生，是由于他对所追求的行为结果之性质、社会意义，以及是否为法律所允许主观上发生了错误认识，误认为其行为是对社会有益的“正当”行为，是被法律所允许的，或者是误认为自己的行为能够发生如愿的危害社会的结果，只是由于其他因素的介入，才未能得偿所愿。如某行为人坚持认为杀死“逆子”是给社会消除一个“祸根”，是大义灭亲的高尚义举，行为人主观上都具有不可回避的可非难性。(2)基于过失的情况是指行为人或者没有预见到危害结果的发生或者已经预见到却轻信可以避免。其根本的症结在于，行为人应该认识，并且可能认识其行为的真实社会意义和正确的法律评价，而由于行为人自身意志努力不够，没能认识到其行为危害社会、违反法律的真正意义。然而，在实践活动中，社会的生存和发展要求任何有认识能力、意志自由的公民遵守社会共同生活的准则，注意自己行为的社会意义，分辨其行为是否危害社会。如果行为人违反了应认识的社会义务造成了现实的社会损害，就理应受到社会的谴责，受到法律不同程度上的否定评价。故忽视认识义务导致对自己行为产生诸种认识错误的心理，并因此而构成故意或过失的罪过心理，行为人也就因此应对其行为所造成的危害结果负法律责任。这正是我国刑法惩罚这种错误的主观依据所在。

(二)惩罚的法律依据

行为人对自己行为是否违法、是否具有对事实的错误认识能否影响其故意、过失罪过的构成，这是刑法上所要解决的问题。而正确回答这一问题的前提就是要说明我国刑法中犯罪故意、犯罪过失的概念里，是否容纳了对违法性、客体、对象、行为性质、工具以及因果关系错误情况下的认识内容。

1.对法律认识的错误。(1)假想的不犯罪。即行为在法律上已经构成犯罪，而行为人却误认为不构成犯罪。例如，甲抓住与其妻通奸的乙，便把乙捆绑起来吊打致重伤。这一行为，本是刑法所禁止的犯罪行为，而甲却误认为吊打奸夫是情理所容，不算是犯罪。甲对法律的错误认识，原则上不能成为不追究甲刑事责任的理由，以防止诸如此类的犯罪分子借口不知法津而实施犯罪并逃避罪责。

(2)假想的犯罪。行为人对自己行为法律意义的错误认识，实践中还存在着误认无罪为有罪和对自己犯罪行为在法律上应成立的罪名或可能判处刑罚的误解这两种认识差误。

(3)对罪名和刑罚的认识有错误。行为人虽然对自己的行为构成犯罪有明确的认识，但是对自己行为触犯的具体罪名或者被处以什么样的刑罚存在错误认识，而触犯的此种罪名误认为触犯彼种罪名，应当受此种刑罚处罚误认为受彼种刑罚处罚。比如行为人偷割正在使用中的电话线，依照法律应当构成破坏通讯设备罪，而行为人却误认为构成盗窃罪；[12]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的认识错误不影响定罪量刑。

2.对事实的认识错误。事实的认识错误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认识错误没有超出同一个犯罪构成，是犯罪构成内部的错误，称为具体事实的认识错误；第二种，认识错误已经超出了同一个犯罪构成，出现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犯罪构成，称为抽象事实的认识错误。理论上的处理方式是：没有引起客体变化的对对象的认识错误即具体事实的认识错误，是不影响定性的，这在理论上称之为“法律符合说”；对于引起客体变化的对对象的认识错误即抽象事实的认识错误，根据具体情况，需具体分析。

(1)客体认识的错误。客体错误是指行为人意欲侵犯一种客体，而将另一种客体当作本欲侵害的客体加以侵害的情形。例如，某甲为报私仇，打伤了某乙，但是不知乙正在执行公务，以至于妨害了乙执行公务，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甲只具有伤害乙的故意而并不具有妨害公务的故意，因此对甲只能以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而不能追究其妨害公务罪的刑事责任。在客体错误的场合，行为人意图侵害一种客体，并且实施了危害行为，只是由于其认识上的错误而使犯罪未遂，所以对行为人按照其意欲侵害的客体构成故意犯罪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对其实际侵害的客体，由于行为人主观上缺乏认识，当然应该排除故意的罪责，至于其主观上存在过失而刑法又有相应的处罚过失犯的规定的话，依照相应的过失犯罪承担过失罪责。

(2)对象认识的错误。对象错误是指行为人实际侵害的对象与其意欲侵害的对象不一致的情况。对象错误又具体分为如下三种情况：一是具体的犯罪对象不存在，行为人误以为所要侵害的对象存在而实施犯罪行为，因而致使犯罪未完成的，应定为犯罪未遂。如行为人误将野兽、牲畜、物品、尸体当作人而开枪射杀的，根据法律符合说，应令其负故意杀人罪未遂的刑事责任。二是同一性质具体目标的错误，如把一个人认作另一个人而加以杀害。根据法律符合说，应认定为故意杀人既遂。三是不同性质具体目标的错误，如行为人误以人为兽而实施杀伤行为，误把非不法侵害人认为是不法侵害人而进行防卫，这类情况下显然不是故意犯罪，应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为过失犯罪，或是意外事件。如果误认为兽为自己的仇人而加以射杀的，根据法律符合说，则可以认定为故意杀人未遂。

(3)行为性质的认识错误。即行为人对自己行为的实际性质发生了错误的理解。例如，盗窃犯某甲盗窃了一辆摩托车，谎称是朋友委托转让而请求修理摩托车的个体户某乙代为销售，讲明销售后给乙一笔劳务费。乙听信了甲的谎言，想办法把摩托车销售出去了。后来买主骑摩托车外出时，正好被原来的失主发现，遂加以追问并告发。此案中，乙的行为的实际性质是代为销售赃物，但由于他不知道摩托车是甲盗窃来的，从而对自己行为的实际性质产生了误解。这就排除了他代为销售赃物的犯罪故意，不能认定为销赃罪。

(4)工具认识的错误。理论上有的称为手段的错误、方法的错误，是指行为人误认为自己选用的工具或者方法可以产生其行为的预定效果，但实际上不可能实现的情况。例如，行为人误把白糖、碱等无毒物当作砒霜等毒药去杀人，从而未能发生致人死亡的结果。这种情况并不是行为人对所选择的犯罪手段、方法本身不能造成犯罪结果有误解，而是行为人对实际用来犯罪的工具的性质发生了误解，即行为人对投毒手段、方法所用的毒药这些犯罪工具的实际效能发生了错误认识，从而导致犯罪结果未能发生。在这类情况下，行为人具备犯罪的主客观要件，只是由于对犯罪工具实际效能的误解而致使犯罪行为未发生犯罪既遂时的犯罪结果，应以犯罪未遂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5)因果关系的认识错误。因果关系错误是指行为人对自己所实施的行为是否造成实际发生的危害结果的认识存在认识上的错误，这又可以分为四种情况：一是行为人误认为自己的行为已经发生了预期犯罪结果，事实上并没有发生这种结果。二是行为人所追求的结果事实上是由于其他原因造成的，行为人却认为是自己的行为造成的。三是行为人的行为没有按照他预想的方向发展和预想的结果停止，而是发生了行为人所预见、追求的目标以外的结果。四是行为人实施了甲、乙两个行为，伤害结果是由乙行为造成的，行为人却认为是由甲行为造成的。

对于认识中的因果关系的错误，一般并不影响行为性质的认定。

注释:

[1][日]泷川幸辰.刑法各论[m].东京：世界思想社，1951.

[2]张明楷.刑法的基础观念[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1995，210-215.

[3]郑竞义，法律大辞书[z].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2074.

[4][苏]基里钦科.苏维埃刑法中错误的意义[m].北京：法律出版社，1956，94.

[5]陈朴生.刑法专题研究[m].台北：三民书局.1988，123.

[7][9][10][12]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法律出版社，2003，142.

对基因的认识篇6

笔者曾经作过一项调查，对象是刚刚升入高一的新生，他们对初中生物学知识学习的认识就是“记、背”。笔者也曾经在教学过某些生命现象（如植物的顶端优势）后，以实际的事例（观察校园中表现出顶端优势的植物）来考查学生，结果学生普遍茫然，表现出“学”与“用”的严重脱节。事实上，课堂真正的主角应该是学生，课堂应该是学生学习的“学”堂。教师教学的对象是学生，其教学的终极目标应该关注学生的发展。

崔允教授曾经对“有效教学”进行了解读，他认为所谓的“有效”，主要是指通过教师一段时间的教学之后，学生获得具体的进步和发展。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关注有效教学，最终要落实在学生的有效学习上。加涅在其《教学设计原理》一书中也指出，教育系统的功能之一就是促进有目的的学习，以便达成许多没有在教学情况下可能需要更长时间才能达成的目标。我们所提倡的“教是为了不教”，其背后蕴藏着我们的教育目的与价值，即为学生终身发展奠定基础和提供可能。教师的行为、指导策略、教学方法等，根本目的就是为了促进学生的学习。

出于对上述问题的思考，我们觉得应该从实现学生有效学习的角度出发，构建课堂教学。以张书玉老师的“DNA重组技术中的剪切与拼接”活动组织为案例，我觉得课例主要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实现学生的有效学习的。

1.关注学生原有的知识。

有这样一个故事，讲述的是鱼描绘的人、鸟和奶牛：人被想象为用鱼尾巴走路的鱼，鸟是长着翅膀的鱼，奶牛是长着的鱼。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是带着个人原有的认知结构进入新知识学习的。因为知识是认知主体积极建构的，建构是通过新旧经验的互动实现的；学生对知识的建构也是从原有知识来进行的，因此，在优化学习环境时注意对学习者原有的不完整理解、错误观念和对概念的天真解释对生物学知识的影响。组织教学不应再是我们教师应该以什么方式最有效地传递信息以及使信息为学生所理解，而是如何优化学习环境中所蕴藏的丰富资源，以便为学习者提供丰富的养分。

本节课开始，张老师从一些常见基因工程的产品入手，如市面上频频出现的转基因大豆等，了解学生对将要学习的基因工程的认识程度。从学生的回答中得知，学生对基因工程有所了解，但了解的程度很低，而且带有一定的错误认识。张老师通过对转基因大豆实例的简单阐述，一方面让学生初步认识基因工程，使学生对基因工程有一个整体认识；另一方面使学生认识到基因工程中常用的一些工具，如限制性内切酶、DNA连接酶以及载体等。

2.围绕概念，构建课堂教学，实现理解性学习。

目前的生物学教学有两种方向：一是基于事实性知识的生物学教学，强调事实性知识的简单记忆，教学活动围绕具体事实展开，师生双方集中对具体事实性知识传授和记忆。二是基于重要概念建构的生物学教学，从学科本质出发，在具体事实的基础上进行提炼和概括，形成具有持久价值和可迁移的核心概念，同时帮助学生学会思维，形成强大的认知结构，切实发展能力，提高生物科学素养。

应该说，现在的课堂教学很普遍地受制于事实性知识的学习，教师的任务是要讲清具体的事实性知识，学生的任务是记住事实性知识。但实际上应该理清的是，具体的事实性知识是为建构概念而设置的。学习过程的本质是理解的探索和发展，而不是事实内容的记忆和积累。而基本概念是对事物性质的总结，是事物的核心。抓住了事物的核心才能真正理解知识。基于上述认识，张老师在进行“基因工程的工具”第一节教学中，围绕以下四个命题进行课堂教学：一是为什么要使用限制性内切酶；二是什么是限制性内切酶以及限制性内切酶有何特点；三是限制性内切酶酶切DNA后有何结果；四是酶切后的DNA可以通过何种方式进行连接。通过对转基因大豆的初步认识，学生可以对为什么要使用这些工具有比较粗浅的认识。因此，在了解了“为什么”的基础上认识“什么是限制性内切酶以及限制性内切酶有何特点”。通过对教材所列概念的解读，学生初步了解了什么是限制性内切酶以及限制性内切酶有何特点，但应该说这时候学生对于“什么是限制性内切酶以及限制性内切酶有何特点”的认识还是局限在教材所给的概念上。以此为出发点，通过模拟实验进一步掌握限制性内切酶酶切DNA后有何结果，通过实验的模拟，学生可以反过来重新对基因工程的相关工具的性质进行提炼和概括，可以达到理解性学习的目的。

对于学生来说，基因工程技术非常抽象，因此在课堂教学中如何以比较真实的情境引导学生学习成为我们思考的问题。通常情况下，学生对于基因工程技术的学习存在着非常严重的死记硬背现象，课堂普遍存在教师讲工具、学生记工具的现象，稍许好一些的教师会演示“模拟”实验，但学生仍然是充当观众。从表面上，学生似乎知道了什么是限制性内切酶，限制性内切酶有何特点，被限制性内切酶切开的DNA有何特点，等等。但一旦面临具体情境，特别是对于众多的DNA酶切结果，学生会感到无从下手进行分析，其问题的症结就在于学生对于相关知识的学习是“死”的，是“僵化”的。由于没有动手亲自尝试，甚至有些教师对基因工程的工具也存在着认识的错误。如2012年江苏生物高考题中有这样一问：质粒和目的基因通过同种限制酶处理后形成重组质粒，经检测，部分含有重组质粒的大肠杆菌菌株中目的基因不能正确表达，其最可能的原因是什么？这样的一问，不仅难住了众多考生，也难住了众多的教师。其实答案很简单，就是因为部分目的基因与质粒反向连接。

为什么简单的一问会难住众多的师生？原因在于在进行相关内容教学时，我们根本没有进行实验的模拟，仅仅是纸上谈兵，或进行了模拟，也只是依照我们教师的想当然进行演示。要解决这样的问题，一定要让学生走进相关的情境，在情境中实现理解性学习。

通过模拟活动，深化了学生对于限制酶、连接酶等基因工程工具的认识，这样的认知过程是学生自我达成的，容易内化为学生自己的知识。

3.建立“说学”机制，在“说学”的过程中帮助学生发展元认知能力。

“说学”的主体是学生，主要是学生说学习内容的关键词、对核心概念的理解、对重要内容的自我认识，“说学”还包括学生说对问题的认识、对某些错误的矫正过程以及对某些知识理解的困惑，等等。在本节课中，学生自我说、相互说，说对限制性内切酶的认识，说限制性内切酶酶切后的结果，说酶切后DNA相互连接过程中的不解，等等。通过学生的“说学”，一方面可以让教师了解学生对知识的领悟程度，另一方面可以使学生对自我思考过程进行评判，提高他们的元认知水平。“说学”过程，正是学生实现自我构建知识体系的过程，是学生自我管理学习的过程，是发展学生元认知能力的过程。

学习是一个主动的过程，新的学习科学强调学习者对学习进行自我调控的重要性。有资料表明，教师讲授的方式，知识的记住率是5%，学生教学生的方式，知识的记住率是90%。可实际情况却是，教师讲授的采用率达到95%，而学生教学生的采用率只有5%。这也形成了我们课堂的一个现象――课堂上教师时而口若悬河，时而奋笔疾书，其间不时向学生询问：“是的吧？”“懂了吗？”只见坐在下面的学生不断点头，表示赞同或明白。但最终的结果可想而知。

课堂上，教师是运动员，学生是裁判员；考试时，学生是运动员，教师是裁判员。这对学生是非常不公平的。课堂是学生的“学”堂，学生是运动员，教师是教练员，是旁观者，教师应该是一个善于“沉默”的人。

对基因的认识篇7

一、对立统一

物质的对立统一性是物质的根本性质。物质在存在和发展的过程中，所有的具体性质都基于物质的对立统一性，都能够被物质的对立统一性所概括。

物质的对立统一分质的对立统一和量的对立统一，两种对立统一是同时存在、同时变化的，只是认识的角度不同。物质的质指的是物质的性质，即物质在存在和发展的过程中所遵循的内在规定性。物质的性质分基本性质和特殊性质。物质的基本性质是指物质在存在和发展的过程中不随时间的持续而改变的性质。基本性质是物质固有的性质，是判断一存在形式是不是物质的标准。基本性质存在于所有的物质之中，不可产生，不可消灭，也不可转化，是同一的静止的客观存在。基本性质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即这一部分基本性质不可脱离那一部分基本性质而独自存在。物质的特殊性质是指物质在存在和发展的过程中，随时间的持续而不断改变的性质，是区别一物质不是它物质的规定性。特殊性质不可脱离基本性质而独自存在，基本性质是不同特殊性质统一到一起的原因。特殊性质是对立的存在，表现为可分割，可转化。但是，特殊性质不可产生，也不可消灭，可转化是指从这一特殊性质转化为那一特殊性质。物质的基本性质是所有物质性质统一的原因。物质的特殊性质是物质性质对立的原因。对某一类物质而言，这一类物质共有的相同一的性质是这一类物质的类称基本性质。类称基本性质包括基本性质和这一类物质共有的相同一的特殊性质。当我们给某一具体物质定义的时候，就可以只给出这一物质的类称特殊性质，并指出其归属的类。而其归属的类称基本性质则在经典著作中加以定义。在某一类物质中，不同的物质由同一类称基本性质来统一。如果这一类称基本性质的内涵很多，那么，这类物质之间性质的统一性就很强。物质的量就是物质的空间。在紧密相邻的若干物质中，它们共同拥有的大空间为它们的宏观空间。它们在量上同一于这一宏观空间。但是，它们每一个物质各自所完全拥有的小空间是不同的。也就是说，它们在微观空间上是对立的。如果若干物质，它们共同拥有的宏观空间很小，而各自分别拥有的微观空间都很大，那么，这些物质量的对立统一性就很强。在这种很强的对立统一性中，宏观空间和这些微观空间之和的差即缝隙空间就很小。

统一是基于同一的存在而存在的。在性质方面，统一是利用抽象的同一的基本性质来统一具体的对立的特殊性质的。性质的统一，没有基本性质的同一，就失去了统一的基础；没有特殊性质的对立，就失去了统一的意义，而只能叫同一而非统一。在空间方面，物质的内在对立性导致这一物质所拥有的同一个宏观空间被这一物质的若干内层物质确定为若干个微观空间。如果没有这一宏观空间，那么，这若干个微观空间就失去了统一的基础；如果没有这若干个微观空间，那么，这一宏观空间的叫法是无意义的。因为它是最微观的空间，当然是暂时的。因此，在性质和空间上都可以归纳为：对立和统一是相互依存的，没有对立也就没有统一，没有统一也就没有对立，对立统一是在同一的基础之上的对立统一。

在物质的类称基本性质中，也包含着物质的特殊性质。这些特殊性质是基于所有物质共有的相同一的基本性质而存在的。而对于其所属的若干类称特殊性质而言，它们也由类称基本性质中所包含的特殊性质来统一的。所以，对于相接近的具体物质而言，其统一也是（物质的特殊性质）对立性的统一。对立性的统一也可以是一个过程。由于空间的接近，可导致两物质间性质的相互转化。也就是说，两物质间的对立性向两物质的内部转化。转化的结果为，两物质的统一性加强了。这一过程也可以发生在若干物质间。这一过程说明了，加强空间的统一，就可以加强性质的统一。不同物质之间存在着对立性的同一。这种同一是指特殊性质的同一。物质的对立性的同一是就物质的内涵而言的；物质的对立性的统一是就物质的外延而言的。不同物质，拥有同一的基本性质。物质的基本性质之间不存在性质的对立，也就无所谓物质在基本性质上的对立性的同一。

二、思维和认识

一物质对另一物质的反映，就是一物质受到另一物质的作用而达到的两物质在性质上的对立性同一的加强。反映的过程就是物质间抽象的同一性加强的过程。

思维就是主体（物质）内部各部分、各层次间的相互反映。思维的目的就是在主体（物质）内部不断地加强对立性的同一。这种对立性同一的不断加强，使主体（物质）内部各部分间的对立性不断地向内转化。主体是特殊的物质，是能够主动适应环境，以实现与环境的和谐统一的物质。物质具有层次结构，主体也有层次结构。主体是由若干主体和普通物质构成的。同样，“若干主体”中每一主体也是由若干主体和普通物质构成的。如果继续划分下去，总能出现没有主体，而只有普通物质的情况。但是，经过一定的时间，普通物质也可以发展成为主体。若干主体可以构成一个大主体。若干人可以组成一个集体，集体就是人的外层主体。群体思维就是若干人的想法相互交流，找到多数人相认同的想法的过程。对于集体中一些并不很重要的事，我们不可能每一件都拿出来让集体中所有的人来讨论，否则，集体对一些小事也缺乏快速的反应。于是，我们必须选出一个人来代表集体应付日常工作。这个人就是集体的核心主体。同样，这一处于核心地位的领导人并不是对每一件事都认真仔细地思考，否则他的工作效率就很低。其实，这位领导人也有他的核心主体。于是，这个集体的反应能力又有了提高。同样，这位领导人的核心主体也有自己的核心主体。这样，这一模式可以深入到若干层次中。在这里，本文把一个主体（物质）的内层若干主体（物质）凭自身的实力来参与决定这一主体（物质）的各种事物的过程，称为感性思维。本文把一个主体的核心主体（物质）依赖这一主体对内层其它主体和物质的控制力来实现这一核心主体（物质）对外层主体的控制的过程，称为理性思维。理性思维是感性思维的产物。理性思维是依赖感性思维来建立并维持外层主体的理性机制的。理性思维始终都不能脱离感性思维而独自存在。对于这一点，还可以核心主体的感性思维为论据。如果某一“核心主体”内部没有理性机制，那么，这一核心主体就不能称之为核心主体，而应称之为核心

物质。核心物质不具有理性思维的能力，但它可以进行感性思维。因其惯性极小，思维速度就会极快。因此，理性思维不但从宏观上离不开感性思维，而且从微观上也离不开感性思维。感性思维是理性思维存在和发展的原因。

理性思维属于思维。它是以微观物质思维宏观物质思维的。理性思维的产生，为物质主体时代的到来，为主体能够快速适应环境，为物质世界的快速发展找到了一条出路。理性思维是利用微观物质与宏观物质的对立性的同一来实现对宏观的控制的。同一是目的性的，先是微观物质主动与宏观物质加强同一，尔后是宏观物质“主动”与微观物质加强同一。前者是微观对宏观的认识，后者是微观目的性的实现。只有微观物质对宏观物质有了正确的认识，才有微观物质利用宏观物质发展的必然来实现对宏观的控制。

认识和思维都指的是一种过程。两者也可指认识和思维的结果，前者主要是指认识和思维的结果，后者主要是指认识和思维的过程。认识和思维到底是怎样的一种过程？最初的认识是感性认识，即因主体对客体的反映而达到的主客体间的某种对立性的同一。感性认识多半是片面的，但它是直接的，真实的（多半是片面的真实）。感性认识依赖主体的感觉能力，也就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同一性的程度。这种程度越高，感觉能力也就越强。但是，事实上，主体多半无法对客体进行全面的感觉，她只能对客体表现出来的某些现象进行感觉。要对客体进行全面的、正确的认识，显然，主体的感性认识多半是办不到的。于是，理性认识的出现就成了必然。理性认识就是，主体通过已有的知识和对客体的感性认识，来进行理性思维后所达到的主客体间的某种对立性的同一。但是，理性思维只是认识的一种手段。因为理性认识，并不是主体与客体真的实现了较强的对立性的同一，而只是主体的核心主体代表该主体与客体实现了较强的对立性的同一。主体认识客体的目的就是，主体与客体实现全面的对立性的同一。其实，这也是感性认识，是主体对客体全面的感性认识。首先实现的片面的感性认识，为主体对客体进行全面的认识提供了前提和可能。也就是说，片面的感性认识是主体提出问题的原因。而理性认识则是主体解决问题的原因。

对于具体的认识和思维，既有感性的方面，又有理性的方面。

.三、感觉与创造

人如果没有感觉能力，那么人就会失去与客观世界的联系，就会被孤立起来，甚至不可能存活下去。感觉是感性认识的起点，是感性思维，一般是指有主体参与的时间较短的感性思维。我们之所以能够感觉到周围事物的存在，是因为我们的感觉与周围事物存在着对立性的同一。这种同一是客观的，它可以不依赖人的核心主体而存在。感觉分为有意识感觉和无意识感觉两种。无意识的感觉反映人的感觉器官自身的目的性。有意识的感觉是人的核心主体对无意识的感觉的利用和支持所形成的感觉的感觉。所以，有意识的感觉更具目的性。

创造是人所特有的。电脑能思维，但电脑却不能创造。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人具有极为丰富的感觉能力，而且能够感觉到这种感觉能力在不断地增强，并以此为需要和目的。而电脑的感觉能力极其有限，且不能感觉到“自己”有感觉上的需要。感觉就是一种需要。当周围世界没有我们所要感觉的东西的时候，人就会去创造这个东西。所有要创造的东西都必须满足这两个条件：一、这个东西是人所需要的； 二、这个东西必须符合客观世界的规律，能够与周围世界溶为一体。前者是提出问题的原因，后者是解决问题的规律。人所需要的东西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存在于人的大脑中，而我们在很多情况下并没有感觉到它的存在。为什么呢？因为感觉至少是两者之间的事----两者之间对立性同一的过程。所以，一个存在形式是产生不了感觉的。有时候我们能够感觉到它的存在，是因为“它”同时存在于内层非核心主体和核心主体之中，是核心主体中的“它”感觉到非核心主体中的“它”。当然，两个“它”也存在着一定的对立性，但同一性是主要的。并且，她们想继续提高这种同一性。提高这种同一性就必须有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即将“它”变成一种真实的存在。“真实的存在”一旦存在，她们就可以去感知它，从而满足她们的感觉。通过加强她们与“真实的存在”的同一性，从而加强了她们之间的同一性。同时“真实的存在”也可以使他人分享这种感觉。对多数人而言，在“真实的存在”存在以前，他们是感觉不到他们对这种感觉的需要的。因为在他们的大脑中只有一个“它”的存在。所以，创造不应该只是满足个人的需要，而应该把它上升到满足社会需要的高度来重视。创造首先满足的是一个人自己的无意识的需要，即自己的非核心主体的需要。如果一个人对所要创造的东西没有无意识的需要，那么，给他金山银山，他也不会创造什么出来。

四、知识与理论

知识的外延比理论广，理论是知识，但知识并不一定是理论。

知识是主体为了在认识、思维及实践中与客体达到对立性的同一所依据的内在对立性。这种内在对立性与客体的内在对立性是同一的。也就是说，主客体在性质上是由这抽象的同一的内在对立性来统一的。知识存在于主体内部。媒体上的知识，只是代表知识的一种符号，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知识。这是因为，知识是抽象的，而抽象是不可能脱离具体而独自存在的。媒体的具体是用来调动主体中的具体和抽象的“复合体”的。而媒体的抽象就是一般物质的抽象。这种抽象的内涵比主体的少得多。如一个字，我们需要记住的并不仅仅是这个字的字形，更重要的是它的读音和字义。这其中字义是最抽象的，其次是读音和字形，最具体是的字的依附物，即载体。不同地区的人，对某个字的读音是不大相同的。而字形有简体和繁体之分，有楷书、行书和草书等。早先，字依附于贝壳、竹简上，后发明了造纸术，字便有了一种经济而又方便的载体了。现在，字又可装进电脑中了。但是，不管字依附于哪一种载体（包括一般物质和主体）上，字义都应该是同一的。当然，这种同一是人为的。

知识可分为感性知识和理性知识。感性知识是客观的知识，是不依赖人的主观意识（核心主体的意识）而存在的无意识中使用的知识，是思维所遵循的自然法则，是主体为了与客体实现对立性的同一所依据的内在的客观规律。理性知识是主观的知识，是理性思维所遵循的理性机制，是主体之间为了交流的方便而确定的统一的规范。公设、推

论、真理、客观规律、人的无意识等为感性知识。语言、名称、符号、法律、道德、对感性知识的描述等为理性知识。感性知识和理性知识没有绝对的界限，就象深和浅一样。感性知识对主体而言，是在无意识中使用的；理性知识对主体而言，是在有意识中遵守的。感性知识一般以理性知识的形式传播。但是，在某些时候，人会因为能够直接认同感性现象而意识到感性知识的存在。事实上，刚出世的婴儿，对感性现象的认同就是这样的。人第一次接受理性知识就是这样的。人身上有许多的感性知识并不为人所知。创造就是将这些感性知识理性化，使之成为大家有意识地使用的工具。

理论是也理性知识的形式存在的感性知识。理论所要做的就是，用社会语言的形式来调动理论学习者比较容易调动的感性知识，并指出所要论证的感性知识与这些感性知识的关系。

感性知识包括感觉，也就是说感觉的过程必须遵循感性知识。感觉是感性知识的实现。感觉也包括感觉与感觉之间的关系，即存在关于感觉的感觉。第二个感觉是第一个感觉主体的核心主体感知到的。也就是说，感觉的感觉是感觉主体的核心主体对该主体感觉的感知。而感觉的感觉是更为抽象的感性知识。

对基因的认识篇8

随着科学史发掘的逐渐深入，人们发现传统认识论过于注重逻辑和理性，从静态的和个体的角度建构知识，完全排除社会、历史和心理因素，忽视知识的产生与证实过程中社会目标和社会规范对它的影响，逻辑实证主义逐渐走向衰落。默顿描述的科学活动因未涉社会，被冠以科学知识的“黑箱理论”之名。自奎因提出自然主义认识论，特别是在库恩之后，对科学知识的解释张力引起了传统科学认识论的断裂、默顿科学社会学体系的解构危机以及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

二、自然主义认识论的提出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

1969年，奎因在《自然主义认识论》中为摆脱认识论困境作了一个有益的尝试，明确而系统地阐述了通过将认识论自然化来拯救经验主义认识论的思想。他指出:“认识论将继续存在，尽管是在新的背景下并且是以一种清晰的形象出现的。认识论，或与它类似的东西，属于心理学的一章，因而也是自然科学的一章。”［3］83他试图从客观事实中寻找认识论原因，并体现出高度的开放性:“自然主义认识论包含于自然科学之中，而自然科学又包含在自然化认识论之中。”［3］83为撼动科学社会学的哲学基石提供了认识论基础。库恩等人发起的科学哲学革命，使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的分析成为可能。随着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的发表及其历史主义的建立，人们开始重新审视科学知识的发展过程。库恩提出一个崭新、动态、非线性、非累积式的科学发展模式，将科学的发展描述为一个进化与革命、积累与飞跃的连续交替变化的过程。在库恩看来，不同的范式之间是不可通约的，因为评判知识的标准不同，范式也就不同。［4］既然如此，默顿的规范在认识论意义上就难以继续成立。库恩的历史主义被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吸收，相对主义的成分又被激进地解读，爱丁堡学派代表人物巴恩斯、布鲁尔主张的强纲领将科学的社会学研究引入认知层面，象征着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他们关注历史、社会及具体的心理过程等因素在科学知识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独特甚至决定性作用，以自然主义及纯粹描述为特征，与科学社会学规范化和规定性的特征形成鲜明的对比。

三、自然主义认识论的社会转向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发展

自笛卡尔提出“追求知识的绝对确定性的理想”以来，认识论者一直在寻求知识确定性的基础，竭力为科学知识的合理性辩护。如同其他认识论一样，科学知识社会学依旧致力于回答“科学知识何以可能”的问题，但不再追问“主体怎样才能获得客观真理”。因为在他们看来，并不存在所谓的客观真理，知识是一种信念，是被接受的“信念”，而不是正确的信念。［5］186确立科学的知识本质，不能只依靠对孤立个体的行为、信念等进行哲学或心理学的分析，社会性才是知识的本质特征。他们从经验心理学、人工智能、认知科学等多个角度在自然科学内部说明认识的合理性问题，力图使社会认识论自然化。而自然主义在此之前完全根据内在、个体的心理过程解释认知现象的方式，忽视了认识主体的社会、文化等重要因素，在发展过程中也遭到很多批评，甚至被认为不再能用以解决当代认识论问题。科学知识社会学借助相对主义认识论张扬了一种具有集体约定主义特征的、社会化的自然主义认识论，也使得自然主义从个人认识论转向社会认识论，沿着新的线索重构认识论。不可否认，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社会化认识论“即使以一种弱的形式，确实向我们打开了一个认识论探寻的新维度”，［6］曾在科学哲学研究中蔚然盛行。但与传统科学认识论依靠科学理论与自然秩序相一致的标准获得科学的规范性不同，科学知识社会学通过削弱自然界的齐一性和科学的体制性维护其社会认识论。对具有浓重相对主义色彩的社会化认识论来说，“并不存在与环境无关或超文化的合理性规范”，“根本不存在任何一组特定的关于自然的信念可以被认作是合理的或唯一的真理”。［5］187这种消解了科学的规范性的自然主义，遭到了坚决维护科学理性、反对相对主义的哲学家和科学家的激烈反对。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将科学知识看作社会建构的产物对科学知识的社会研究本来是极有价值的，但如果试图以社会因素的外在建构替代科学逻辑的因果演绎、解释科学知识的合理性和客观性，则终将面临重构。

四、自然主义认识论与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实践转向

对基因的认识篇9

一、对立统一

物质的对立统一性是物质的根本性质。物质在存在和发展的过程中，所有的具体性质都基于物质的对立统一性，都能够被物质的对立统一性所概括。

物质的对立统一分质的对立统一和量的对立统一，两种对立统一是同时存在、同时变化的，只是认识的角度不同。物质的质指的是物质的性质，即物质在存在和发展的过程中所遵循的内在规定性。物质的性质分基本性质和特殊性质。物质的基本性质是指物质在存在和发展的过程中不随时间的持续而改变的性质。基本性质是物质固有的性质，是判断一存在形式是不是物质的标准。基本性质存在于所有的物质之中，不可产生，不可消灭，也不可转化，是同一的静止的客观存在。基本性质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即这一部分基本性质不可脱离那一部分基本性质而独自存在。物质的特殊性质是指物质在存在和发展的过程中，随时间的持续而不断改变的性质，是区别一物质不是它物质的规定性。特殊性质不可脱离基本性质而独自存在，基本性质是不同特殊性质统一到一起的原因。特殊性质是对立的存在，表现为可分割，可转化。但是，特殊性质不可产生，也不可消灭，可转化是指从这一特殊性质转化为那一特殊性质。物质的基本性质是所有物质性质统一的原因。物质的特殊性质是物质性质对立的原因。对某一类物质而言，这一类物质共有的相同一的性质是这一类物质的类称基本性质。类称基本性质包括基本性质和这一类物质共有的相同一的特殊性质。当我们给某一具体物质定义的时候，就可以只给出这一物质的类称特殊性质，并指出其归属的类。而其归属的类称基本性质则在经典著作中加以定义。在某一类物质中，不同的物质由同一类称基本性质来统一。如果这一类称基本性质的内涵很多，那么，这类物质之间性质的统一性就很强。物质的量就是物质的空间。在紧密相邻的若干物质中，它们共同拥有的大空间为它们的宏观空间。它们在量上同一于这一宏观空间。但是，它们每一个物质各自所完全拥有的小空间是不同的。也就是说，它们在微观空间上是对立的。如果若干物质，它们共同拥有的宏观空间很小，而各自分别拥有的微观空间都很大，那么，这些物质量的对立统一性就很强。在这种很强的对立统一性中，宏观空间和这些微观空间之和的差即缝隙空间就很小。

统一是基于同一的存在而存在的。在性质方面，统一是利用抽象的同一的基本性质来统一具体的对立的特殊性质的。性质的统一，没有基本性质的同一，就失去了统一的基础；没有特殊性质的对立，就失去了统一的意义，而只能叫同一而非统一。在空间方面，物质的内在对立性导致这一物质所拥有的同一个宏观空间被这一物质的若干内层物质确定为若干个微观空间。如果没有这一宏观空间，那么，这若干个微观空间就失去了统一的基础；如果没有这若干个微观空间，那么，这一宏观空间的叫法是无意义的。因为它是最微观的空间，当然是暂时的。因此，在性质和空间上都可以归纳为：对立和统一是相互依存的，没有对立也就没有统一，没有统一也就没有对立，对立统一是在同一的基础之上的对立统一。

在物质的类称基本性质中，也包含着物质的特殊性质。这些特殊性质是基于所有物质共有的相同一的基本性质而存在的。而对于其所属的若干类称特殊性质而言，它们也由类称基本性质中所包含的特殊性质来统一的。所以，对于相接近的具体物质而言，其统一也是（物质的特殊性质）对立性的统一。对立性的统一也可以是一个过程。由于空间的接近，可导致两物质间性质的相互转化。也就是说，两物质间的对立性向两物质的内部转化。转化的结果为，两物质的统一性加强了。这一过程也可以发生在若干物质间。这一过程说明了，加强空间的统一，就可以加强性质的统一。不同物质之间存在着对立性的同一。这种同一是指特殊性质的同一。物质的对立性的同一是就物质的内涵而言的；物质的对立性的统一是就物质的外延而言的。不同物质，拥有同一的基本性质。物质的基本性质之间不存在性质的对立，也就无所谓物质在基本性质上的对立性的同一。

二、思维和认识

一物质对另一物质的反映，就是一物质受到另一物质的作用而达到的两物质在性质上的对立性同一的加强。反映的过程就是物质间抽象的同一性加强的过程。

思维就是主体（物质）内部各部分、各层次间的相互反映。思维的目的就是在主体（物质）内部不断地加强对立性的同一。这种对立性同一的不断加强，使主体（物质）内部各部分间的对立性不断地向内转化。主体是特殊的物质，是能够主动适应环境，以实现与环境的和谐统一的物质。物质具有层次结构，主体也有层次结构。主体是由若干主体和普通物质构成的。同样，“若干主体”中每一主体也是由若干主体和普通物质构成的。如果继续划分下去，总能出现没有主体，而只有普通物质的情况。但是，经过一定的时间，普通物质也可以发展成为主体。若干主体可以构成一个大主体。若干人可以组成一个集体，集体就是人的外层主体。群体思维就是若干人的想法相互交流，找到多数人相认同的想法的过程。对于集体中一些并不很重要的事，我们不可能每一件都拿出来让集体中所有的人来讨论，否则，集体对一些小事也缺乏快速的反应。于是，我们必须选出一个人来代表集体应付日常工作。这个人就是集体的核心主体。同样，这一处于核心地位的领导人并不是对每一件事都认真仔细地思考，否则他的工作效率就很低。其实，这位领导人也有他的核心主体。于是，这个集体的反应能力又有了提高。同样，这位领导人的核心主体也有自己的核心主体。这样，这一模式可以深入到若干层次中。在这里，本文把一个主体（物质）的内层若干主体（物质）凭自身的实力来参与决定这一主体（物质）的各种事物的过程，称为感性思维。本文把一个主体的核心主体（物质）依赖这一主体对内层其它主体和物质的控制力来实现这一核心主体（物质）对外层主体的控制的过程，称为理性思维。理性思维是感性思维的产物。理性思维是依赖感性思维来建立并维持外层主体的理性机制的。理性思维始终都不能脱离感性思维而独自存在。对于这一点，还可以核心主体的感性思维为论据。如果某一“核心主体”内部没有理性机制，那么，这一核心主体就不能称之为核心主体，而应称之为核心物质。核心物质不具有理性思维的能力，但它可以进行感性思维。因其惯性极小，思维速度就会极快。因此，理性思维不但从宏观上离不开感性思维，而且从微观上也离不开感性思维。感性思维是理性思维存在和发展的原因。

理性思维属于思维。它是以微观物质思维宏观物质思维的。理性思维的产生，为物质主体时代的到来，为主体能够快速适应环境，为物质世界的快速发展找到了一条出路。理性思维是利用微观物质与宏观物质的对立性的同一来实现对宏观的控制的。同一是目的性的，先是微观物质主动与宏观物质加强同一，尔后是宏观物质“主动”与微观物质加强同一。前者是微观对宏观的认识，后者是微观目的性的实现。只有微观物质对宏观物质有了正确的认识，才有微观物质利用宏观物质发展的必然来实现对宏观的控制。

认识和思维都指的是一种过程。两者也可指认识和思维的结果，前者主要是指认识和思维的结果，后者主要是指认识和思维的过程。认识和思维到底是怎样的一种过程？最初的认识是感性认识，即因主体对客体的反映而达到的主客体间的某种对立性的同一。感性认识多半是片面的，但它是直接的，真实的（多半是片面的真实）。感性认识依赖主体的感觉能力，也就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同一性的程度。这种程度越高，感觉能力也就越强。但是，事实上，主体多半无法对客体进行全面的感觉，她只能对客体表现出来的某些现象进行感觉。要对客体进行全面的、正确的认识，显然，主体的感性认识多半是办不到的。于是，理性认识的出现就成了必然。理性认识就是，主体通过已有的知识和对客体的感性认识，来进行理性思维后所达到的主客体间的某种对立性的同一。但是，理性思维只是认识的一种手段。因为理性认识，并不是主体与客体真的实现了较强的对立性的同一，而只是主体的核心主体代表该主体与客体实现了较强的对立性的同一。主体认识客体的目的就是，主体与客体实现全面的对立性的同一。其实，这也是感性认识，是主体对客体全面的感性认识。首先实现的片面的感性认识，为主体对客体进行全面的认识提供了前提和可能。也就是说，片面的感性认识是主体提出问题的原因。而理性认识则是主体解决问题的原因。

对于具体的认识和思维，既有感性的方面，又有理性的方面。

.三、感觉与创造

人如果没有感觉能力，那么人就会失去与客观世界的联系，就会被孤立起来，甚至不可能存活下去。感觉是感性认识的起点，是感性思维，一般是指有主体参与的时间较短的感性思维。我们之所以能够感觉到周围事物的存在，是因为我们的感觉与周围事物存在着对立性的同一。这种同一是客观的，它可以不依赖人的核心主体而存在。感觉分为有意识感觉和无意识感觉两种。无意识的感觉反映人的感觉器官自身的目的性。有意识的感觉是人的核心主体对无意识的感觉的利用和支持所形成的感觉的感觉。所以，有意识的感觉更具目的性。

创造是人所特有的。电脑能思维，但电脑却不能创造。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人具有极为丰富的感觉能力，而且能够感觉到这种感觉能力在不断地增强，并以此为需要和目的。而电脑的感觉能力极其有限，且不能感觉到“自己”有感觉上的需要。感觉就是一种需要。当周围世界没有我们所要感觉的东西的时候，人就会去创造这个东西。所有要创造的东西都必须满足这两个条件：一、这个东西是人所需要的；二、这个东西必须符合客观世界的规律，能够与周围世界溶为一体。前者是提出问题的原因，后者是解决问题的规律。人所需要的东西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存在于人的大脑中，而我们在很多情况下并没有感觉到它的存在。为什么呢？因为感觉至少是两者之间的事----两者之间对立性同一的过程。所以，一个存在形式是产生不了感觉的。有时候我们能够感觉到它的存在，是因为“它”同时存在于内层非核心主体和核心主体之中，是核心主体中的“它”感觉到非核心主体中的“它”。当然，两个“它”也存在着一定的对立性，但同一性是主要的。并且，她们想继续提高这种同一性。提高这种同一性就必须有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即将“它”变成一种真实的存在。“真实的存在”一旦存在，她们就可以去感知它，从而满足她们的感觉。通过加强她们与“真实的存在”的同一性，从而加强了她们之间的同一性。同时“真实的存在”也可以使他人分享这种感觉。对多数人而言，在“真实的存在”存在以前，他们是感觉不到他们对这种感觉的需要的。因为在他们的大脑中只有一个“它”的存在。所以，创造不应该只是满足个人的需要，而应该把它上升到满足社会需要的高度来重视。创造首先满足的是一个人自己的无意识的需要，即自己的非核心主体的需要。如果一个人对所要创造的东西没有无意识的需要，那么，给他金山银山，他也不会创造什么出来。

四、知识与理论

知识的外延比理论广，理论是知识，但知识并不一定是理论。

知识是主体为了在认识、思维及实践中与客体达到对立性的同一所依据的内在对立性。这种内在对立性与客体的内在对立性是同一的。也就是说，主客体在性质上是由这抽象的同一的内在对立性来统一的。知识存在于主体内部。媒体上的知识，只是代表知识的一种符号，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知识。这是因为，知识是抽象的，而抽象是不可能脱离具体而独自存在的。媒体的具体是用来调动主体中的具体和抽象的“复合体”的。而媒体的抽象就是一般物质的抽象。这种抽象的内涵比主体的少得多。如一个字，我们需要记住的并不仅仅是这个字的字形，更重要的是它的读音和字义。这其中字义是最抽象的，其次是读音和字形，最具体是的字的依附物，即载体。不同地区的人，对某个字的读音是不大相同的。而字形有简体和繁体之分，有楷书、行书和草书等。早先，字依附于贝壳、竹简上，后发明了造纸术，字便有了一种经济而又方便的载体了。现在，字又可装进电脑中了。但是，不管字依附于哪一种载体（包括一般物质和主体）上，字义都应该是同一的。当然，这种同一是人为的。

知识可分为感性知识和理性知识。感性知识是客观的知识，是不依赖人的主观意识（核心主体的意识）而存在的无意识中使用的知识，是思维所遵循的自然法则，是主体为了与客体实现对立性的同一所依据的内在的客观规律。理性知识是主观的知识，是理性思维所遵循的理性机制，是主体之间为了交流的方便而确定的统一的规范。公设、推论、真理、客观规律、人的无意识等为感性知识。语言、名称、符号、法律、道德、对感性知识的描述等为理性知识。感性知识和理性知识没有绝对的界限，就象深和浅一样。感性知识对主体而言，是在无意识中使用的；理性知识对主体而言，是在有意识中遵守的。感性知识一般以理性知识的形式传播。但是，在某些时候，人会因为能够直接认同感性现象而意识到感性知识的存在。事实上，刚出世的婴儿，对感性现象的认同就是这样的。人第一次接受理性知识就是这样的。人身上有许多的感性知识并不为人所知。创造就是将这些感性知识理性化，使之成为大家有意识地使用的工具。

理论是也理性知识的形式存在的感性知识。理论所要做的就是，用社会语言的形式来调动理论学习者比较容易调动的感性知识，并指出所要论证的感性知识与这些感性知识的关系。

感性知识包括感觉，也就是说感觉的过程必须遵循感性知识。感觉是感性知识的实现。感觉也包括感觉与感觉之间的关系，即存在关于感觉的感觉。第二个感觉是第一个感觉主体的核心主体感知到的。也就是说，感觉的感觉是感觉主体的核心主体对该主体感觉的感知。而感觉的感觉是更为抽象的感性知识。

对基因的认识篇10

关键词：二元价值容介态；公共服务；非理性因素；伦理评价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674－9448(2011)04－0091－06

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指出：“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集中体现，是指引、评价、检验我们党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这体现了党和政府“以人为本”的政治哲学和执政理念。在实践中，公共服务既是政府的基本责任，又是政府的核心职能，“它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价值诉求，即公共服务以体现人的需求为现实动因；以尊重人的基本权利为价值基础；以维护公众利益为终极目标”。

在当代社会，公共服务已经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活动的所有领域，并深刻影响着人类社会和生活的方方面面。林左鸣先生在《广义虚拟经济

二元价值容介态的经济》一书中基于人类生理需求和心理需求两大需求提出二元价值容介态理论，认为人的“心理(信息)需求和生理(物质)需求形成二元价值容介态”。公共服务既要通过基础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科学技术、公共安全、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有形服务满足社会公众的生理(物质)需求，又要通过这些服务满足社会公众的心理(信息)需求，具有显著的二元价值容介态性质。任何公共服务政策和制度的制定与实施必然形成信息态，它又必然和已有的社会经济形成二元容介态，进而影响经济的发展。但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原有的公共服务政策和制度就会不适应、甚至阻碍经济的发展。“解决问题的办法，只能是建立具有自组织效能的容介均衡”，坚持公共服务以人为本的伦理价值取向，强化公益和效率相结合的伦理目标，使公共服务政策和制度形成公益和效率的容介态。

在我国的政府变革实践中，目前正致力于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提供切实满足社会公众需求、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的公共服务，并保证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活动中的公平、公正和公开，规范公务员在具体公务活动中的行为，监督其恪守职业伦理准则。公共服务伦理评价是促进公共服务形成公益和效率的容介态的重要途径。

作为评价主体的“人”，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是其认识思维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两个部分。因此，在公共服务伦理评价活动中，要正确认识非理性因素、科学引导非理性因素并发挥其对公共服务伦理评价的积极作用。本文基于对公共服务二元价值容介态性质的认识，着重讨论评价主体的“人”的非理性因素对公共服务伦理评价的影响及其改进策略。

一、非理性因素的特点

所谓非理性因素，是指人的非逻辑、不自觉、无序性、不可推理性的心理活动形式。长期以来，非理性被人们认为是无理性，与理性是矛盾关系，割裂了理性与非理性二者的联系，忽视了非理性因素对公共服务行为的影响。非理性因素与理性因素不同，有着自身的特点。具体来说，主要包括：非逻辑性、非自觉性、情绪性和整体性。

非逻辑性是非理性因素最基本也是最突出的特征，它是指认识主体弄够迅速直接抓住事物的本质，而不经过层层逻辑分析，使认识过程呈现出放射状和跳跃性。这种非逻辑性能够突破思维障碍和逻辑规律的束缚，从而使认识主体多角度思考问题，实现认识的飞跃。

理性因素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表现为认识主体遵循一定的程序和规则，有计划、有目的、有意识地参与认识过程，有很强的自觉性。而理性因素在认识事物时，更多地依赖于现有的经验和见解，来源于思想深处的潜意识或者是无意识的活动，依据认识主体对对象的认知和理解，从而达到对事物本性的认识，因而表现出一种非自觉性。

相对于理性因素来说，非理性因素不是表现为观念或观念体系，而是表现为情感或情绪，而这种情感和情绪，是基于人的本能和感觉，在某种特定环境下的主观感受、体验和心境的综合体现。这种情绪性表现为波动性和盲目性，随着环境和人的心理状态的变化而变化，呈现非连续性和突然性的特点。

当认识过程中的非理性因素发挥作用时，往往将事物及其与周边的联系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思考，并不是只拘泥于事物的某一个单一方面或者是部分，而是注重把握事物的整体结构及其各部分之间的联系，通常是采用综合的方法，从宏观层面上认识事物，而不是像理性因素在认识过程中所作用的方式，进行严密的逻辑思维，非理性因素则是通过整体把握，进而达到对事物本质的认识。

二、非理性因素与公共服务伦理评价的关系

公共服务伦理评价是评价主体依据客观的伦理评价标准，运用理性的伦理评价方法和非理性的比较、综合，对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是否符合公共利益的需要、公共服务人员的行为是否符合伦理准则所进行的评价行为，是评价主体受生理、心理支配或客观环境的影响所做的价值判断。公共服务伦理评价主体包括社会和政府两个部分。社会评价主体主要是指普通民众，其伦理准则、对伦理行为的认识、评价环境共同决定社会主体的评价质量，而非理性因素又会制约社会评价主体对伦理准则和伦理行为的把握和认识以及对评价环境的考量。政府评价主体包含政府自身和公务员两个层面。政府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者，我国政府对其所提供的公共服务的伦理评价必须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伦理准则为标准，政府对这一伦理准则如何理解、对其公共服务是否符合这一准则如何理解，往往与动机欲望、信仰意志等非理性因素相联系；公务员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实施者，在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公务员在对自身行为进行伦理评价时，也容易受到情感意志等非理性因素的影响，从而使评价出现不同的结果。由此可见，非理性因素与公共服务伦理评价主体的评价行为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

态度与认知。评价主体对评价行为的态度和认知直接影响评价的有效性。公共服务是面向社会公众提供的，其出发点是社会公共利益，是大多数公民的诉求，但是，评价主体在进行伦理评价时，往往会从个人或小团体的利益视角出发，当某一公共服务与个人或小团体利益无关或是不一致时，往往采取漠视态度，不能以伦理准则进行客观公正地评价，因而影响评价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