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法博士论文十篇

时间:2023-03-30 15:31:23

国际法博士论文

国际法博士论文篇1

以2011年教育部将软件工程学科独立设置为一级学科为标志,软件工程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步入了规范化发展的轨道。但与信息化强国相比,我国软件工程博士研究生培养尚处于成长阶段,需要在实践中不断调整探索。文章分析当前软件工程学科博士研究生培养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

关键词:

软件工程学科;博士研究生培养;改进措施

0引言

在信息化浪潮的促动下,我国软件工程学科高层次人才队伍培养经历了跨学科培养、海(境)外引进、相近专业转行等方式。2001年12月,教育部首次批准全国35所高校试办示范性软件学院(教高[2001]6号)[1]。以2011年3月教育部颁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学位[2011]11号)[2]为起点,软件工程专业从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脱胎”出来,正式成为一门新的学科,标志着我国软件工程学科高层次人才培养完成了由学科从属型向学科独立型的跨越。这一跨越无论对于软件工程的学科建设,还是对于其高层专业人才的培养都具有顶层设计意义。正是由于这一顶层设计的作用,2011年8月教育部首次在我国48所高校增设了软件工程一级学科的博士点和硕士点[3]。截至2015年,全国拥有软件工程学科“博士一级”授权的高校已达52所,具有“博士二级”授权和硕士授权的高校达到106所。我国软件工程高层次人才培养支撑了国家信息产业的发展,基本适应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国防建设的需要,缩短了我国此学科与发达国家间的差距。由于软件工程学科高度的交叉性、领域的渗透性以及需求的无限性,我国软件工程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特别是博士研究生的培养,无论在基础理论、课程设置,还是在培养方式、评价体系等方面都存在着一些问题。

1存在的主要问题

1.1学科课程体系特色不彰显

我国软件工程学科是从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分化而来的,虽然已经独立为一级学科,但由于其和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的紧密联系,在博士研究生课程体系的设置中,仍然有很多内容与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下的二级学科“计算机软件与理论”和“计算机应用技术”极为相似。根据对国内60所具有软件工程一级学科博士点(39个单位)和一级学科硕士点(21个单位)的高校官网上所公布的研究方向和培养方案进行的统计分析,计算机软件与理论二级学科和软件工程一级学科相似度高于70%的研究方向占到了25%,相似度低于20%的研究方向仅为8.33%。从两个学科开设课程相似度的比较来看,同一课程类别开设学校比例相似度高于70%的占80%之多[4]。这些统计数字表明,当前我国对软件工程学科和计算机软件与理论二级学科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在课程设置上并没有本质区别。和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的博士生相比,软件工程教育的核心是能够解决实际工程问题。软件工程学科的博士生要熟悉一个或数个应用领域的相关知识,并强调综合应用各种软件工程方法与技术[5]。他们在软件工程知识广度和深度、工程实践能力、沟通表达能力等方面比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的博士生要更加优秀。但在目前软件工程学科课程体系下,软件工程学科博士并没有显著特色与优势,这将影响本学科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1.2科研考核指标缺乏本学科特点

为了保证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我国各大高校都相继出台了博士生研究生考核指标体系。博士研究生依靠发表“垃圾论文”,以“论文灌水”等方式蒙混毕业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一般来说,规定在国内重要学术期刊或在国际SCI检索期刊上是博士生毕业并取得学位的基本条件之一。这些科研考核指标的制定给软件工程学科的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划定了红线。但这一考核体系仍具有“重期刊、轻会议”“唯SCI检索”等特点。笔者认为,这种机械式照搬的考核体系挤压了软件工程学科博士研究生的学术空间。软件工程是一门知识更新非常迅速的学科,通常情况下,每3~5年就会有一轮知识热点的更新。对软件工程学科而言,国际会议是最新颖、最优秀的论文展现舞台。学者们通过这个学术交流舞台,与国际同行近距离交流最新、最有价值的学术成果,从而达到掌握该领域学术前沿的目的。如果一味地要求软件工程学科博士研究生只能通过发表国内一流学术期刊或者国际SCI期刊作为毕业条件,将导致两方面问题。一方面,SCI国际期刊或者国内一流学术期刊发表周期相对较长,从投稿到出版一般需要1~2年的时间,有些国际顶级期刊则需要2~3年或者更长时间的出版周期。我国软件工程学科博士研究生的学制一般为3~4年,时间窗口有限,致使不少博士研究生放弃从事创新性强但有一定失败风险的科研课题,而愿意选择创新性较低但比较稳妥的科研课题去做,从而确保早日发表期刊论文而尽早获得学位。另一方面,即使软件工程国际一流学术会议可以代表该学科一流的学术水平,但仅发表国际会议论文往往并不能满足软件工程学科博士研究生毕业的基本条件,导致一些博士研究生不愿将最新最好的成果在一流国际会议上发表,而宁可选择一些水平一般的期刊。这种做法显然不利于我国软件工程学科的博士研究生与国际同行们的交流,实际上造成了我国高档次研究成果的流失,对培养优秀的软件工程人才得不偿失。

1.3对工程实践能力的培养重视不够

软件工程学科本质上是一门工程科学,要求学者们运用数学、工程和管理方法去解决软件工程实践中所遇到的人力所无法解决或者很难解决好的问题。因此,软件工程学科与工程实践问题具有高度的结合性。在软件工程领域,除了少数的博士研究生从事基础理论研究外,大部分研究课题是与具体实际相关的产业化问题。这就需要软件工程学科的博士研究生具备较强的工程实践能力,将理论概念转化成为原型系统或者用实证实验验证理论、方法的动手能力。在实际过程中,一些单位对软件工程学科的博士研究生工程实践能力的培养重视不够。有的博士生在攻读学位期间编写程序的代码行数不超过1000行,有的甚至没有编写过代码;有的博士生导师或博士研究生认为编写程序不是创新性的工作,工程实践是浪费学生或自己的宝贵时间;有的博士生由于在本科及硕士阶段没有打下良好的工程实践基础,导致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其能力不能胜任工程实践。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工程实践能力的不足给博士研究生及其所在课题组的科研工作都会带来负面影响。其结果是,博士研究生所提出的方法、理论无法得到工程实践检验,导致科研成果无法落地;另外,缺少原型系统或者实践验证的研究论文也很难在国际高水平会议或者期刊上发表,造成科研工作成为无果之花。

1.4博士生导师指导时间尚显不足

博士生导师对博士生的悉心指导是提高培养质量的关键。相比发达国家,我国软件工程学科博士生导师指导的博士生数量普遍较多,甚至出现一位导师一届招收3~4位博士生的现象。有的博士生导师担任单位的行政职务,因此普遍感觉“日常杂事较多”“工作压力较大”,这些因素从客观上使得博士生导师没有充裕的时间去指导每一位博士生,为数不少的博士生在读期间感到与导师间的交流时间较少。有的博士生反映“长期见不着导师的面”,甚至“一个学期没有和导师单独交流”。这种“放养”现象有悖于对博士研究生的精心指导原则,对提高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十分不利。

2改进措施

2.1构建软件工程学科博士研究生课程体系

软件工程的学科内涵是:“以计算机科学理论和技术以及工程管理原则和方法为基础,研究软件开发、运行和维护的系统性、规范化的方法和技术,或以之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其研究对象为软件系统,学科涵盖科学与工程两个方面。”据此,我们建议培养单位应当反思当前软件工程学科博士生课程的知识体系,明确该学科博士研究生所应该掌握的学科基础知识和学科特定的高级知识,构建以数学、计算机科学、系统科学、管理学为基础,以软件需求、软件设计、软件构造、软件测试、软件维护、软件配置管理、软件工程管理、软件工程过程、软件工程方法和工具、软件质量等[6]为架构的软件工程学科博士生课程体系,使之具有鲜明的学科特色,培养真正能在软件工程学科内进行创新性研究的高级专门人才。

2.2鼓励博士研究生向国际一流学术会议投稿

目前,在软件工程学科领域,国际一流学术会议的学术水平已与国际一流学术期刊相当。建议有关主管部门适时修改软件工程学科博士研究生的论文考核体系,不再将“国内一流学术期刊”或者“国际SCI期刊”作为博士研究生论文考核的唯一硬性指标,而将国际一流学术会议论文的发表也纳入可选的硬性指标之一。博士研究生通过参加国际一流学术会议,不仅可以提高自身的学术水平,而且更能向本学科的权威专家请教和学习。通过参加学术会议,博士研究生还可以提高自身的外文水平,扩大学术交流圈。笔者在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QueenslandUniversityofTechnology,QUT)信息系统系访学期间,了解到该系的博士研究生每年均有一次参加所在领域国际一流学术会议的机会,费用可通过博士研究生所在系的培养部门和研究生导师所在课题组协商解决。这种做法是值得借鉴的。

2.3将工程实践能力纳入博士生入学和毕业的考核体系

将实践动手能力纳入博士生入学和毕业的考核体系,有利于培养更高科研素养的软件工程学科博士研究生。譬如,QUT信息系统系的每位博士研究生在攻读学位期间,除了开展理论研究外,还须将自己的理论研究内容通过工程实践实现出软件原型系统。这种做法的益处是:一方面,可促使博士生研究出真正经得起实践检验的高质量科研成果,杜绝了空洞而无实际价值的所谓成果;另一方面,因为博士研究生在各高校院所中实际上已是科研的生力军,由他们动手实践得出的原型系统,对于课题组高质量地完成科研课题也极为有益。建议将工程实践能力的考查纳入博士生入学考试的评价体系中,对于工程实践能力欠缺的考生,要提前排除;同时建议博士生导师高度重视对博士生工程实践能力的培养,对于不能将形成的理论进行原型系统实现或者进行实证实验的博士研究生,在毕业环节上要严格把关。应当鼓励博士研究生在发表科研论文的同时,申请软件著作权或发明专利,从而形成理论研究紧密联系实际应用的良好培养机制。

2.4建立博士生培养的导师组制度

实行导师组制度不仅可以有效弥补博士生导师由于精力不足无法有效指导博士生的问题,而且还有利于形成知识结构合理、思维方式相互补充的导师指导团队,这对培养博士生的团队精神和发散性思维都十分有利。笔者在QUT访学时,校方给我安排了由三位导师组成的导师组。两位副导师很好地配合了第一导师的工作,整个导师组对我进行了非常有效的指导。其中,第一导师负责访学期间学术研究方向的制定及总体研究方法的确定,主抓研究的方向;两位副导师各负责一部分研究细节的指导,主抓研究的具体工作。通过导师组的指导,使我在访学期间不但在学术上有较大的进步,而且还对国外博士研究生的指导方法有了一定的切身感受。事实上,导师组指导制在英式或美式的博士研究生培养中是很常规的做法。在博士研究生培养中,建立导师组制度对于多方面利益群体均有益处。第一,对博士研究生而言,可以接受由两(或多)位导师构成的导师组的指导。由导师组构成的更加丰富的知识平台,可以给予博士生更加全面的指导;第二,对博士生导师而言,导师组制度有可能使主导师从指导工作的细节问题中升华出来,而将有限的精力更加聚焦于宏观上的指导和学术方向上的把握;第三,对副导师而言,通过指导博士研究生的研究工作,也可以促进自身学术素养的提高,在丰富学术成果的同时汲取主导师的经验,为未来的学术道路打好基础。与主导师不同的是,副导师一般聚焦于从学术的细节上对博士生给予指导。副导师不一定要求具有高级职称,只要能力具备即可,与博士生的关系更加接近于合作者之间的关系,而与主导师的关系可以定位为助理的关系。

3结语

软件工程学科博士研究生培养方面所引发的问题,既有应当提请教育主管部门加以研究的共性问题,如我国博士阶段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服务面向等宏观方面的问题,更多的则是各培养单位在实践中所需认真解决的具体问题。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互联网的创新成果已经深度融合于软件工程的学术研究与产业实践中,这就预示着我国软件工程学科的博士研究生培养将更加国际化、工程化。教育主管部门和从事软件工程学科教育的实际工作者必须牢记历史责任,认真研究“互联网+”时代下软件工程学科博士研究生培养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提出积极的应对措施,使我国软件工程学科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迈上新的台阶。

作者:冯在文 何敏 何克清 单位:武汉大学计算机学院 国防信息学院信息管理中心

参考文献:

[1]教育部.教育部、国家计委关于批准有关高等学校试办示范性软件学院的通知(2001年)[EB/OL].[2016-03-05].

[2]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EB/OL].[2016-02-28].

[3]李泽平.软件工程增设为一级学科后的机遇与挑战[J].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2,32(2):75-79.

国际法博士论文篇2

[关键词]综合性研究型大学;教育学博士生培养;国际化;人文性;创新型;探索与实践

[中图分类号]G64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4808(2015)S2-0026-02

要建成一流大学,必须将重点转移到研究生教育上来,一流大学需要一流的研究生教育为支撑。博士是我国教育结构中最高层次的教育,以社会分工的角度来说,博士处于知识创新和科技创新的最尖端位置,他们是一个国家中占据一个时期最紧要通道的少数知识精英。博士生教育就是一种精英教育,博士生教育质量代表了一个大学的人才培养水平,作为综合性大学中一员的教育学院也为此目标不懈地探索与实践。

一、博士生就业基本情况和教育学院办学基本理念

(一)就业基本情况

多年来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毕业的研究生都因具备业务基础扎实、适应能力强、实干精神足等优秀品质而很受国家和社会欢迎。研究生们通过面试成绩、专业成绩、学业背景、相关实习经历、创新能力、社团活动经历、人际交往能力、外语水平、性格特征、熟人推荐等顺利被有关机构和单位录用,一次性就业率均在学校要求的98%以上。他们就业与工作多在教育部教育科研院所系统及高校教育学院教育研究所;或者是在国家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及高校研究生教育管理部门、高校、中学机关部门;还有一些在高校、中学教师,公务员,杂志编辑部,大中型企业管理部门。

(二)办学基本理念

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社会生活中有许多问题是需要通过教育学专业的人才来解决的,研究生毕业后可以到各级教育科研机构从事教育研究工作,应对教育国际化的挑战、提升我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如何培养创新型人才?如何开发企业的人力资源、提高员工的素质以实现企业转型升级?城市化进程中,如何实施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教育和培训?现在应试教育存在的学生负担重、教育质量不够高等许多问题都亟须解决。教育研究可以为教育改革提供智力支撑,很多研实成果已经得到政府决策部门的采纳。研究生毕业后可以到各级行政部门、各级各类院校的教务管理部门、学生管理部门、高校教育培训和外事部门,大中型企业人力资源部从事管理、教育咨询与分析工作。教育不只是学校教育,还涉及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企业教育、社区教育等)。研究生到高校、中学任教就能根据青年的身心发展规律来科学育人、传授知识,也可在大中型企业培训部门从事教学甚或赴海外孔子学院任教成为教育教学骨干教师。根据教育学院多年来研究生教育培养的结果和当今我国深化改革开放、社会大发展大转型时期形势的需要,教育学院把国际化、人文性、创新型教育要素注入传统的教育学博士生教育培养模式中进行探索与实践,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效。例如一名博士党员毕业生被评为全校“十佳大学生党员”,高丽浩的《中国教育财政近代化研究》获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绝大部分收回的毕业后工作单位回馈信息都得到认可。如何才能从教育学博士生中培养出未来高水平的教育理论家、国家和社会需要的教育事业各级高素质管理人才以及各级各类学校优秀的骨干教师是教育学院办学的基本理念和应有职责。

二、教学方式

(一)PBL教学法

PBL是美式先进教学法之一,采用了生对生、师对生、生对组的方法,以问题为中心授课,师生讨论式解决问题。在教学方式上,抛弃“老师台上讲学生台下听”的方式,博士生的课堂应该更加自由和开放,提倡互动教学法,具体到某个章节的讲授,教师不再限于传授知识,而要成为引导者,增加课堂互动,进而开发和培养其语言沟通能力,使教学深入浅出,更加发挥学生的能动性,是很强的教学互动和学生之间的协同学习,能够调动学生学习主动性和创造性,有利于研究生创新素质的培养,也有利于提高博士生的职场竞争力和可持续的个人发展能力。

(二)MOOCs慕课和Coursera平台

通过建设“三网工程”(网络课件、网络教室、网络管理平台和基于网络的教学模式改革,形成了适合研究生特点的课程教育体系。学院在2013年已开展并大力推广慕课建设和由美国斯坦福大学两位教授创立的Coursers平台上的在线教育资源进行翻转课堂(即学生在课下完成课堂内容,在课上进行有效的讨论和合作式学习)的尝试,引导研究生对国内外在线教育资源、公开课程进行评价和比较研究,加强对慕课引发的全球教育资源配置对我国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影响与挑战的研究。

(三)SRTP科研训练计划

近些年,由一些研究型大学提出并得以迅速推广的“大学生科研训练计划(SRTP)”,就是在本科生教育中充分体现研究特性的一个有效措施,是中国高校为提高人才质量、培养大学生创新能力而采取的一项重要举措。浙江大学是全国最早提出对大学生进行科研训练的高校之一。研究型大学的本科生教育与研究生教育两者紧密衔接,教育学院也一直在研究生培养时沿用此教学方式。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是研究生教育区别于其他层次教育的最主要标志,科研能力是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最重要体现,贯穿于研究生培养各个环节,学院改变了博士生入学后先学课程,经过中期考核和开题报告,再进入科研和课题研究,最后写学位论文的培养过程,现在是博士生入学后根据学科的要求、个人特点制定科研工作计划和时间安排,制订计划时可直接进入研究阶段,并不一定按照课程、科研、论文环节循序渐进;学院在网上开设调整个人学习计划和定期向导师汇报工作的窗口,鼓励博士生根据研究目标的需要制订并调整个人学习计划,同时定期向导师报告科研进展,博士生均要撰写读书报告,鼓励他们以读书报告、创新论坛、seminar等形式进行相互交流,根据学科特点制定教育学博士生的出口标准。

三、继续探索与实践

(一)优化生源结构、提高招生质量我国研究生发展指导思想,是重视“经济建设和科技发展对高层次专门人才的需要”;开始从“单纯发展数量”到“注意教育质量”。研究生教育质量是一个包括招生、培养、管理、学位、评估等各方面在内的综合体系。当然,招生质量是基础,所以既要保证研究型大学博士生培养有足够的生源,同时又要保证根据培养方式选择适合培养的学生。浙大在研究生培养机制的改革与实践中育人为先,创新发展,走在模式创新的道路上勇于探索。浙大建立的博士生招生质量工程的核心是进一步增加直博士和硕博连读生,限制在职生报考的博士招生整体方案。对于一流大学的研究生教育来说“长学制”博士生贯通式培养是高水平研究生培养的重要途径。因此,改善生源质量必须提高直博和硕博连读的比例。当然,要提升生源质量,关键在于提升研究生教育自身的吸引力,学生要怀着主动、自愿的心态入学。没有特色和品牌,恐怕也难以为继,加快构建以国际化、人文性、创新型人才为导向的教育学博士生教育体系办学理念,培养模式的完善和教学质量的提高,才可获得学生的青睐和社会的就同。

(二)课程建设与时俱进,打造品牌课程

今年申请打造核心课程建设,“教育学名著导续”作为教育学博士生的专业学位课,其开设对提高博士研究生的专业素质与科研水平具有奠基性作用,这门课程集中了教育原理、课程与教学论、教育史、比较教育学、高等教育学和教育技术学等教育学科内各级领域的经典名著。通过精心挑选的中、外12篇教育经典名著的研究,可了解教学各领域的基本观念,研究方法,掌握相关领域的前沿问题。通过教育学各分支学科的问题域、方法论和基本逻辑的比较分析,整合形成合理的学术结构。教育学博士研究生通过学习可以开阔眼界,掌握教育研究的范式与视角,增强教育问题的历史感和现实感,从而提高独立从事科研的能力。今年同时申请的还有以“教育学方法论”提升为示范的课程建设。教育学的自身发展也倒逼教育研究方法不断更新,课程面临不断提升的压力。应对当前研究生的学术研究水平和规范相对低下的问题,本课程以提高研究生素养包括大量高速的中英文文献查阅和写作能力、问题识别能力、文献评论能力、研究设计能力、参加国际会议能力,递交国际论文和国际学术研讨等能力为目的与世界接轨,大量引入新的中英文教材和文献,系统研究国外博士研究生教育学研究方法课程的目标、内容、教学资源、教学模式和作业评价系统,对强化研究生的科技基础能力及科研道德均大有裨益。“教育学方法论”的国际接轨和本土教育研究相关特色的完美结合形成具有典型示范性的专业核心课程。比较教育学学科(休闲体育)“985工程”三期建设项目申请硕士生全英文课程,对专业学位课,专业选修课的硕士生课以全英文来授课,为硕博连读打下良好基础。

(三)激发研究生英语学习的热情,强化提升运用能力

大学英语四、六级目前仍一样分等级,而在高校招生时,不同的学校会对英语提出不同的等级要求,英语应回归其语言工具的本质属性。英语依然是当今全球应用范围最广的国际语言,互联网90%以上是英语资源。作为研究型大学教育学的博士生欲想与国际接轨,成为国际化、人文性、创新型人才,在校学习期间,仍需不断努力学习英语,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对于此前缺少严格训练的中国研究生而言,对大量的英语教学普遍感到不适应,尤其是综合考核,采取公开报告和闭卷考试的模式,特别对一些大龄博士生来说,倍感压力。为了不断提高博士研究生的英语水平,我院除了继续在核心课程主题讲授中坚持双语教学外,在申请即将启用的课程建设“教育学名著导读”三分之一内容将采用全英文授课,要求学生能熟练阅读英语教育文献,最终完成6000个单词的学术论文,掌握英语论文写作。作为本门课程的延伸性课程,自2014年5月份起,由海外名师主导课程,均采用全英文讲授,首先有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教育学院BernadetteBaker教授主讲“国际教育学术前沿”,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育学院EugeneTucker教授主讲“教育领导与政策”。党的十后中国高等教育将发生革命性改革,实施教育结构战略性调整,详细研究和积极探索相关政策和细则。根据原来浙江大学教育学院的办学理念,结合综合性研究型大学的使命、研究生教育的特殊性和浙江大学发展需求,不断拓展研究生培养的深度,塑造研究生教育的独特文化传统,我们把教育学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为有国际化、人文性、创新型高素质高水平人才,这也完全符合国家和教育部的战略目标。

参考文献

[1]叶澜.教育概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10-22.

[2]浙江大学.校园人文文化活动报道[N].浙江大学报,2014-6-30.

[3]张德,吴剑平.校园文化与人才培养[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10.

[4].创新创新再创新,在两院院士大会开幕会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6-10.

国际法博士论文篇3

论文摘要:文章针对我国目前博士生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现状,在高等教育国际化背景下对该课程功能进行了重新定位,提出了建立多功能政治理论课程模式的观点,并在理念层面和具体操作层面提出了具体建议。 

 

一、我国博士生政治理论课程开设的历史渊源及分析 

 

 1.课程设置的历史渊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中规定,政治课程是硕士、博士研究生必修的学位课程之一。目前,我国各高校现行的博士政治课程设置是以《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高等学校研究生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公共课)教学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为基础设置的。文科各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开设“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思潮”课程,理工农医科各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开设“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与马克思主义”课程。这两门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开设至今已十余年,长期以来,这两门课程为我国博士生的培养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可以帮助博士研究生切实解决好根本的政治方向和政治原则问题,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并用以观察社会问题,分析社会思潮及指导科学研究。 

 2.课程教学的问题分析。在思想认识上,由于政治课伴随着学生从小学、中学、直到博士研究生课堂,大家感觉并不陌生,甚至是很熟悉的。这样就造成教师认识不够、学生不积极的局面,使这门本来十分重要的课流于形式。学生对政治课程的抵触情绪比较严重。特别是博士研究生,不少人认为,在博士阶段应该进行专业学习,而不应该再学政治课程。 

 在教学内容方面,根据《规定》的要求,开设这类课程是全面贯彻社会主义教育方针的重要组成部分,内容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关原著和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有关代表著作。有人认为,该课程偏向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也有人认为,该课程政治色彩浓厚,但在新的形势下,课程功能显得单薄。 

 

二、高等教育国际化背景下的学科定位 

 

 教育国际化是世界经济全球化对教育提出的客观要求,也是教育自身发展的内在必然。教育国际化的核心,是在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的大背景下,各国都希望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教育市场,优化配置本国的教育资源,抢占世界教育的制高点,最终目的是培养具有国际意识、国际交往能力、国际竞争能力的人才。为此,要在新形势下对政治理论学科进行正确定位。 

 1.坚持博士研究生政治理论课程教育的政治功能。教育始终与政治有着紧密的联系,教育应服务于政治,这就是教育的政治功能。教育的政治功能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培养政治人才以补充社会的管理阶层;二是对学生进行政治教育,促使他们政治社会化,即对学生的社会化成长进行政治导向。总之,教育的政治功能可以概括为强化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功能。因此,在教育目标上,要相应地注重提高受教育者的政治素质、思想素质、道德素质,尤其要重视对受教育者社会意识形态的识别能力、公民意识的实践能力、遵纪守法行为习惯的培养。面对挑战,在全球化背景下,研究生教育特别是博士生教育陷入了两难境地:一方面,要积极与国际接轨,努力培养国际化人才;另一方面,又要为留住国际化人才而努力。表现在政治课上,就是既要与博士生的其他专业课程一道实现国际化,又要坚守思想阵地。正因如此,政治理论课程的政治功能必须加强。 

 2.坚持博士研究生政治理论课程教育的文化功能。教育与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通过开设政治课程这一文化载体,可以向博士生传递文化,使学生接受文化,并适应当代的文化,解决文化观念的冲突。《中共中央关于改革学校思想品德和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通知》要求:“研究生阶段的思想理论教育,应当在大学本科的基础上继续提高,并注意与专业学习适当地结合起来。”因此,一个和谐发展的博士生,不但要加强政治素养,更应注重文化学习,将二者紧密结合,全面提高自己的素质。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和历史的进步中积累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一个有素质的人是建立在有文化的基础之上全面发展的人。要以此为立足点,在博士生的政治课程教育中注重加强思想、信念教育,加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也要加强文化方面的教育,发挥教育延续文化、普及文化和更新文化的功能。 

三、建立多功能的政治理论课程模式 

 

 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背景下,研究博士研究生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改革,应该确定一个适应高等教育国际化,发挥政治理论课程政治和文化功能的教学模式。在这种模式下,要使博士研究生政治课程既能发挥政治功能,又能发挥其培养创新人才的功能;既能加强思想、信念教育,又能加强科学方法论的教育。 

 第一,在理念上,立足教学改革,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高等学校研究生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公共课)教学的若干规定》《中共中央关于改革学校思想品德和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通知》的规定,以“研究生阶段的思想理论教育,应当在大学本科的基础上继续提高,并注意与专业学习适当地结合起来”为出发点,坚持政治课的理论性、科学性和思想教育性。 

 第二,在课程教学活动中,打破文理工农医的学科界限,把“现代科技革命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思潮”教学活动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构建。在对各个教学环节的设计过程中,要始终以提高博士研究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为核心,以培养博士研究生的综合素质为目标。要注重培养博士研究生们思考问题、理解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 

 第三,在教学内容上,要将科学与精神进行融合,增加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军事、历史、法律、伦理、道德、人文等诸多社会科学领域内的知识和重大问题。 

 第四,在教学形式上,要以专题讲座的形式授课。选定的讲座题目应既注重夯实基本理论,也注重对前沿问题的研究;既注重政治理论课程的思想教育性,也注重科学性。在讲座的模块设计中,一部分是哲学和政治学一级学科范围的基本理论,另一部分是法学、教育学、经济学、工学、医学、农学等其他一级学科的前沿讲座。 

 

 四、博士研究生政治理论课程教学改革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 

 

 1.在理念层面上,要处理好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关系。本文所探讨的博士研究生政治理论课程的改革是在高等教育国际化背景下的一种尝试,我们必须处理好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关系。教育的国际化不等同于一体化、统一化、趋同化,更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西方化,必须始终把握民族化是全球化进程中永远的底色。 

 2.在具体层面上,要把握好三个关键因素。一是要完善教师的知识结构和教育理念;二是要提高授课对象的积极性;三是要合理地进行课程结构和内容的设计。为此,需要建立两个机制:一是加强授课教师之间的沟通交流和做好课程设计的机制;二是在课程教学中引入争鸣机制。 

 

[参考文献] 

 [1]国家教委.关于高等学校研究生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公共课)教学的若干规定[(87)教政字007号][z].1987-06-15. 

 [2]国家教委.关于进一步改革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公共课)教学的意见[(87)教政字004号][z].1987-03-17. 

 [3]清华大学研究生院.我国理工科博士生教育现状剖析及对策[j].中国高等教育,2002(8). 

 [4]郭凤志.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改革需要新的视角[j].现代教育科学(高教研究),2002(3). 

 [5]张丽.理工科博士生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迫在眉睫[j].高等建筑教育,2003,12(3). 

国际法博士论文篇4

在世界各国中,俄罗斯的教育事业算得上是比较发达的。目前,俄罗斯与中国都处在发展与改革的关键时期,两国的研究生教育面临着类似的问题亟待解决,俄罗斯的研究生教育现状及其在改革方面的一些做法可为我国研究生教育改革提供参考。本文通过分析俄罗斯研究生教育的情况,以期能为我国的研究生教育带来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俄罗斯;研究生教育;对比;启示

俄罗斯作为世界教育大国,拥有丰富的教育资源,培养了为数众多的学术大师、治国之才和兴业之匠。俄罗斯在研究生教育方面,有着悠久的教育传统,形成了自己在世界教育史上独特的俄罗斯模式。

中国与俄罗斯同为金砖国家,面临相似的经济、社会的改革和发展机遇。研究生教育作为国民教育的重要一环,担负着培养高层次人才的重任。如今,中俄两国的研究生教育面临着类似的问题与挑战。本文通过分析俄罗斯研究生教育的情况,以期能为我国的研究生教育带来有益的启示。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笔者从事技术科学的研究,因此本文观点更加适用于技术科学专业。

一、 俄罗斯研究生教育概况

俄罗斯拥有前苏联约60%的教育资源,是其教育遗产的主要继承者。俄罗斯研究生教育属于大学后职业教育。俄罗斯的研究生教育体系基本上秉承了前苏联时期的研究生教育模式及学位制度。前苏联解体后的最近十几年, 俄罗斯的研究生教育在培养科研人才体系中的作用发生了明显变化。

前苏联高级学位设两级: 副博士和博士,且不设硕士学位。受过大学本科教育的人通过考试可进人研究生部学习,在读完三年的研究生课程,完成其“在某一问题上有新突破”的研究生学位论文并通过答辩后,可获得科学副博士学位。而科学博士学位则是科学副博士学位获得者再经过几年甚至更长时间从事科研教学工作,在“某一学科领域取得领先成果或足够数量的有创造性的或有很大应用价值成果” 后,经本人申请并由所在单位或相关学术机构推荐,将自己的这些成果汇总,并在其基础上完成申请科学博士学位的论文,答辩通过后方可获得。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基本继承了前苏联时期的学位制度,学位仍然仅设两级,即副博士学位、博士学位(副博士之前的五年制毕业生授予“专家”的称谓,说明该毕业生具有了从事某种职业的资格)。但随着俄罗斯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国际交往日益频繁,这种结构类型比较单一的学位体制,已不能完全满足市场对多样化人才的需求和高教与世界接轨的需要。为此,俄罗斯先后在1992年3月和1993年8月出台了《关于俄罗斯联邦高等教育多层次结构的决议》和《关于俄罗斯联邦多级高等教育制度中硕士生培养的规定》,并在1996年8月颁布了《俄罗斯联邦高等和高等后职业教育法》,对本国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制度进行改革,力图构建既符合国际惯例,又能保持自己的特色,同时具有多层次、多类型、多形式的高等教育结构模式,正在形成一个既保留原德国模式的影响,又吸收了英美模式的成分,并结合自身特点的新的研究生教育体制 [1]。由此,形成了俄罗斯现行双轨的高等和高等后教育体系,即一轨为专家—副博士—博士;另一轨为学士—硕士—副博士—博士,而后一轨发展势头迅速 [2]。

与苏联成立初期废除沙俄时期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建立具有苏联特色的研究生教育基本培养模式相比,俄罗斯联邦转型时期研究生教育却继承了苏联研究生教育的基本培养模式,值得我们进行比较和分析。

二、 俄罗斯研究生教育之于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几点启示

(一) 硕士研究生与博士研究生教育的明显区分

我国的硕士研究生教育培养目标是使学生掌握本学科坚实的基础理论、系统的专业知识,掌握相应的技能、方法和相关知识,具有从事本专业实际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博士研究生教育培养目标是使学生掌握本学科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系统深入的专业知识、相应的技能和方法,具有独立从事本学科创造性科学研究工作和实际工作的能力。俄罗斯的硕士生教育目标是培养能够进行创造性职业活动的专家型高级技术和应用人才,副博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教育培养目标是为国家和地区培养高水平的科研和科学教育人才。单从表述上来看,通过比较可见,俄罗斯研究生的培养目标尽管寥寥数字,但面向实际,内容明确,硕士生教育与博士生教育区分度高,便于操作,而我国的研究生培养目标表述宽泛,硕士生教育与博士生教育容易混为一谈,可操作性较差。笔者认为,硕士研究生教育与博士研究生教育的区分度高,乃是全世界范围内研究生教育的发展方向。

1. 硕士研究生教育应以工程实践能力的培养为主要目标

欧美的硕士教育往往带有本科继续教育的特点,修业年限短,强调人才的应用性。同样,俄罗斯的硕士研究生培养目标也明确指出,旨在“培养能够进行创造性职业活动的专家型高级技术和应用人才”,强调职业与应用,淡化学术与科研。

反观我国的硕士生培养目标与现状,一方面要求硕士生具有从事本专业实际工作的能力,另一方面又强调硕士生的科学研究能力,国内许多高校目前仍然把发表学术文章作为申请硕士学位的基本要求。实际上,硕士生修业年限短,并不适于深入开展科学研究,硕士研究生教育应把工程实践能力的培养放在核心位置。

2. 博士研究生教育应以科学研究能力的培养为主要目标

在我国的研究生教育现状中,与硕士生受学位要求的制约而往往无法全身心投入带有工程性质的科研项目的尴尬情况相类似,博士生由于在同一个课题组从事了较长时间的工程项目,却往往无法保证投入学术研究的时间和精力。纵观近现代科学史,博士生乃是科研创新的主体,科学史上的许多重大发现都是那些伟大的科学家们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博士生阶段乃是一个人最具有创造力的阶段。因此,完全有理由要给博士生创造最好的学术环境,将他们从工程项目中更加充分地解放出来,最大化地发挥他们的创造力。为达到这个目的,一个课题组中,硕士生与博士生要有相对明确的分工,硕士生应以做应用型工程项目为主,博士生在其攻读硕士学位期间要积累大量的工程实践经验,在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前期可以指导硕士生开展工程项目研究,并在此期间努力凝练科学问题,在攻读博士学位的中后期则应全身心投入更具前沿性和探索性的学术研究中去。

总而言之,对比俄罗斯与欧美的研究生教育,我国的研究生培养目标还不够清晰,导致了我国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教育实际效果不够理想。近一两年来,国内部分著名高校已经开始改革研究生教育,出现了一些可喜的苗头,例如发表学术论文不再作为获得硕士学位的要求、加大招收研究生中工程硕士的人数比例、探索全日制工程硕士培养途径 [3],等等。

(二) 研究生招生的多样化和自主化

俄罗斯的硕士研究生招生具有多样化和自主化的特点。首先,招生指标不是由上级主管部门下达,而是由院系提出上报学校,由学校审核决定院系的招生人数;其次,没有全国的统一考试,而是由各高校单独进行入学考试和录取工作,体现了学校的办学自。我国的硕士研究生招生从招生人数到考试科目、考试形式都或多或少地受国家的控制,这虽然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国家对高等教育的宏观调控与管理,可以相对地保证生源的质量,但却削弱了高校的办学自。

硕士入学考试统一分数线、统一形式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部分具有专长的优秀本科生由于考研分数没有达到分数线而未能继续攻读硕士学位,实际上是人才培养的损失。笔者相信,研究生招生的多样化和自主化将是未来研究生教育改革的重要环节。

(三) 重文轻理现象可能产生的深远影响

近年来,我国著名大学例如清华、北大,高分考生重文轻理的现象越来越明显。受到就业形势的引导,包括“状元”在内的高分考生对经济管理类专业趋之若鹜,而机械、电气、自动化等传统工科愈发遭到冷落。与此类似,俄罗斯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数量近几年上升为仅次于科学技术类专业的第二位,对此,俄罗斯教育部制定的缩减研究生招生人数主要涉及人文和经济领域,因为近几年人文和经济专业答辩的研究生几乎占所有研究生人数的一半,但论文质量却一年不如一年。有相当一大部分人文社会及经济类专业的研究生论文纯属“伪劣产品” [4]。美国也经历了类似的阶段。越来越多的优秀人才摒弃工程师的职业,而把目光纷纷投向华尔街。于是,美国的一流高校包括常青藤学校、MIT等,都发出回归实业的呼声。美国和俄罗斯的做法值得我国参考借鉴。

(四) 研究生教育的纯净化

俄罗斯大学毕业生报考研究生的目的多种多样。除了一部分学生报考研究生的目的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提高自身价值、实现自己的理想、谋求自己满意的职业,还有为数众多的学生是为了其他的目的报考研究生。例如有人是为了捞取“功名利禄”,国家政权机关的公务人员和企业的领导人得了传染性的“学位病”,他们利用权力和非正当方式通过论文评审和答辩,前教育部部长菲利波夫指出,目前俄罗斯副州长中半数都获得了博士学位。

类似的问题在中国同样存在。去年5月,清华大学法学博士王进文在其个人微博上爆料,称“山东省国土资源厅一把手正在清华大学法学院读博士,但同学均未见到本人”。微博发出以后,网友纷纷跟帖留言,指出教育不应该“产业化”甚至“行政化”,“教育腐败会伤国之根本”,高官不应“不学而得学位”等。对于该官员是否真的利用权力获得读博资格,目前还不得而知,需要有关方面调查。但不可否认的是,与俄罗斯的情况相似,官员利用权力和非正当方式通过论文评审和答辩的现象肯定存在。研究生教育的纯净化对于研究生教育水平的提高,是迫在眉睫的。

在世界各国中,俄罗斯的教育事业算得上是比较发达的。历经几百年,特别是在20世纪历经70年的发展,俄罗斯教育取得了辉煌成绩,为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做出了巨大贡献。目前,俄罗斯与中国都处在发展与改革的关键时期,两国的研究生教育也都面临着类似的问题亟待解决,俄罗斯的研究生教育现状及其在改革方面的一些做法可为我国研究生教育改革提供一面明亮的镜子。教育改革永无止境。

[参考文献]

[1]李雅君, 乔桂娟. 俄罗斯学位制度与研究生教育发展述评. 外国教育研究, 2008(5):81-85。

[2]王立. 俄罗斯研究生教育的特色及启示.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 2008(24):63-65。

[3]于福莹,肖宏,王加春,漆汉宏. 以实施“卓越计划”为契机 探索全日制工程硕士培养途径.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2012(231): 50-53。

国际法博士论文篇5

关键词:英国;新制博士;博士生教育;启示

近年来,英国博士生教育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新的博士生教育项目的产生与发展。受美国博士生教育的影响,为应对知识经济、市场竞争等提出的新挑战,弥补传统哲学博士职业技能培训的缺失,英国博士生教育在传统哲学博士的基础上,先后衍生了专业博士(Professional Doctorate)、课程博士(Taught Doctorate)、论著哲学博士(PhD by Published Work)、实践博士(Practice-Based Doctorate)、新制博士(New Route PhD)等类型,培养目标从单一的以学术为业走向职业分化。本文以英国颇具特色且不断发展壮大的新制博士生教育为研究对象,介绍其产生背景、培养目标、开设学校和专业,并从入学标准、课程设置和导师指导三方面分析其人才培养特点,以为我国博士生教育的发展和改革提供启示。

一、新制博士生教育的产生

20世纪90年代,英国传统哲学博士生教育受到多方面的挑战:一是哲学博士学位的实用性受到了质疑,雇主们认为博士毕业生并未具备长期职业生涯发展所需的技能;二是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英国大学面临的财政困难及随之发生的大学教职岗位的缩减,导致博士毕业生获得学术职业的机会减少;三是哲学博士的毕业率常令人不满意,导致人们对哲学博士学位的培养模式和目的进行重新思考;四是针对新兴学科,尤其是专业领域,传统哲学博士并不适用;五是非全日制学习的需求日益增加,要求博士生教育的培养模式更加灵活。1993年,英国政府在《实现我们的潜力:科学、工程和技术战略》(Realising our Potential: A Strategy for Science,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白皮书中指出,博士生教育在公共财政经费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应使对其的财政投入物有所值,不仅能满足纳税人的利益,也能满足博士生个人的发展需求。[1]

2000年,英格兰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Higher Education Funding Council for England,HEFCE)总结了美国博士生教育的特点:一是丰富学生的学科知识,而不是局限于博士论文的狭窄领域;二是使学生具备重要的通用技能;三是开展团队合作;四是定期开展正式评价;五是注重研究能力的培养;六是开展研究项目,进而在此基础上完成学位论文。这与英国哲学博士聚焦于培养单纯的学术职业所需要的学术研究能力形成强烈的对比。因此,英格兰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开始思考英国博士生教育的未来,建议重新定义博士生教育的学习课程、增加明确的培养内容、拓宽博士生的技能和知识领域。[2]

2001年,在英国政府、英格兰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和英国文化协会(British Council)的全力支持下,英国10所著名研究型大学发起了新制博士生教育项目。新制博士生教育符合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局(Quality Assurance Agency,QAA)制定的博士生教育标准和原则。

新制博士与传统哲学博士属于同等学位,是一种教育选择。新制博士生教育不是对传统哲学博士生教育的取代,而是对传统哲学博士生教育和专业博士生教育的继承与扬弃,兼取两者之长、避其所短。它保留了传统哲学博士生教育注重学术研究能力和专业博士生教育强调职业技能培养的特点,通过增加通用技能和教学方法的培训,克服了传统哲学博士生教育因缺少职业技能培养和专业博士生教育因技能培训过度专门化带来的博士生就业的单一指向性,新制博士能胜任大学教学、企业管理、政府和公共服务等工作(如图1)。

二、新制博士生教育的培养目标与开设专业

新制博士生教育是英国博士生教育应对市场化和国际化的产物,由英国顶尖研究型大学开设,涵盖4大学科120多个不同专业,为博士毕业生提供了多元化的就业和职业发展选择。

(一)培养目标

新制博士生教育以培养大学、企业、政府和公共服务机构等领域从事管理和应用性研究的创新人才为目标。它不仅适合致力于追求学术生涯的学生,而且适合意欲进入企业或工业领域发展的学生。新制博士生教育毕业生是独立的研究者,具备相应的个人能力和可迁移技能:精深的专业知识,宽厚的学科知识,教学技能,团队合作、问题解决和交流的技能,信息技术应用能力,表达能力,媒体的相关能力,商业方法和经营能力,知识产权意识和能力,技术转移能力,创建衍生公司、高科技公司的能力等。[3]

(二)开设学校

就学生的研究经历、授予学校的声誉和学位的价值来说,新制博士生教育是英国提供优质教育的里程碑。新制博士生教育由英国顶尖研究型大学开设。2003年,开设学校扩展至34所顶尖研究型大学(见表1)。

(三)开设学科与专业

英国顶尖研究型大学的新制博士生教育开设学科包括艺术、人文、语言,经济、社会科学,医学,以及工程、科学和技术四大类,涉及120多个专业。其中,工程、科学和技术学科及其下设专业开设的新制博士教育项目最多,其次是经济、社会科学和艺术、人文、语言学科及其下设专业(见表2)。

三、新制博士生教育的培养特点

新制博士生教育是英国的一项国家计划,旨在使博士生具备大学、企业、政府和公共服务机构的领导者所应具备的各种能力和素养。为此,新制博士生教育提供了高质量的学习课程、实践学习和高级研究经历,在丰富学生的学科知识和提升其专业技能的同时,通过开展跨学科学习扩展学生在新的研究方向上的专业特长。具体来说,在入学标准、学制与课程设置、导师指导等人才培养过程方面,新制博士生教育具有以下特点。

(一)入学标准与传统哲学博士相同

新制博士生教育为学生提供了一条获得博士学位的“快速通道”,被授予荣誉学士学位的本科生即可攻读新制博士生教育项目;对于取得硕士学位的学生来说,新制博士生教育将拓展和进一步发展他们的专业和可迁移的通用技能。

新制博士生与英国传统哲学博士生的入学条件相同,主要包括学术水平和英语语言水平两个方面。与哲学博士生教育一样,所有学科和专业的新制博士生教育项目都面向英国和世界各地的学生开放,但目前,主要面向国际学生,为国际学生提供获得博士学位的新路径[4],使其具备研究能力、其他技能和广阔的学科知识。

(二)课程学习、专业技能培养和论文研究贯穿整个博士生教育阶段

新制博士生教育是英国为应对迅速扩展的全球人才市场对博士毕业生知识和技能提出的新要求而产生的,以美国顶尖大学博士生教育为参考标准,学制为4年,将所学专业的正式课程学习、广泛领域的研究和专业技能培养与具体的论文研究相结合。通常,课程学习占40%,专业技能培养与撰写毕业论文占60%[5]。学士学位获得者即可攻读新制博士生教育项目,课程为相关专业的硕士课程;如果不撰写博士论文,学生可完成要求较低的硕士论文,只取得硕士学位。

课程学习主要安排在第一年,其余三年的教学时间所占的比重逐年递减;专业技能培养包括专门技能和可迁移的通用能力两个方面,主要安排在第一年和第二年,但第三年和第四年也有所涉及;论文研究则贯穿新制博士生教育的全过程(见图2)。可以发现,新制博士生教育的前期强调课程学习,随着年级的增长,学生用于研究的时间逐渐增加,到第四年时,学生的绝大部分时间用于开展研究并撰写学位论文[6]。新制博士生教育的培养模式类似于北美的博士生教育模式,但又不同于北美模式。它将课程学习贯穿于整个博士生阶段,而不像北美模式那样将课程学习全部安排在博士生教育的早期阶段。[7]

如在布鲁内尔大学,新制博士的学术研究要求与传统哲学博士一样,科研训练贯穿博士生教育全过程。课程内容包括通用技能和特定学科的专业技能培养两部分,共计120学分,课程学习主要在前3年开展,以为学生开展学术研究提供知识和能力基础(见表3)。所有新制博士生都必须选修培养通用技能的五大课程模块,专业技能培养的课程模块则呈现出学科差异。

(三)个别指导与合作指导相结合的导师指导模式

新制博士生教育兼取了传统哲学博士生教育“学徒制”个别指导和专业博士生教育合作指导的特点,在合作指导的基础上保留了哲学博士“导师制”亲密的师生指导关系,将一对一的学术指导与小组指导、讲课和导师辅导相结合。在整个博士生培养期间,学校为新制博士候选人设立导师指导小组,为学生的研究项目提供建议,监督学生的学习进程和成绩,定期提供建设性的反馈意见。博士学位论文答辩采用传统的由内部和外部专家组成答辩小组的形式,学生进行口头答辩方予通过。

在德比大学(University of Derby)的新制博士生教育项目中,学校为每位新制博士生配备两位导师,一位为责任导师(Director of Studies),另一位为第二导师(Second Supervisor),两位导师都在学生开展论文研究工作的过程中给予学术指导。两位导师定期单独或一起约见并指导学生,责任导师是博士候选人学术研究的首要责任人,负责监督学生课程学习和研究工作的进展,为学生提供积极的学术和生活帮助;第二导师通常负责对学生的学术研究提供补充性指导和帮助。[8]

在布鲁内尔大学,每位新制博士生配有两位学术导师(Academic Supervisor)和一位项目教练(Programme Coach),学术导师对学生的学术研究负主要责任,支持和监督学生学术研究工作的开展,项目教练与学术导师协商后,在整个博士生教育阶段为新制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和通用技能培养提供支持。具体来说,学术导师的职责是就研究的性质和预期目标、研究项目的计划、文献和资料来源、课程学习、必要的方法论、范式问题等对学生进行指导;通过定期的导师指导和研讨会与学生经常联系和开展讨论;当学生有需要时,能及时约见或安排其他导师约见学生,提供建议和帮助;对学生的论文研究给予详细的建议,使学生能在规定的时间内递交学位论文;在合理的时间内对学生的论文研究提出建设性评论;根据学校规定,定期召开导师会议,组织学生在讨论会或导师会议上汇报学习和研究情况;通过年度汇报,发现学生论文的问题与不足;为学生提供指导,使其顺利通过论文答辩;对学生其他方面的发展提供建议与支持。项目教练的职责是鼓励学生在整个博士生教育阶段审查和反思自己的进步与个人发展;对学生提出的所有问题给予帮助,在研究过程中对学生的个人能力发展提供专业指导和帮助;帮助学生确定学习需求和探索解决方案;帮助学生理解新制博士生教育的独特之处,鼓励学生与学术导师开展建设性的合作,确定开展某一研究所需要的学习要求。[9]

四、思考与启示

国际法博士论文篇6

“海峡两岸高校会计专业交流的平台,可由各自具有代表性的大学组成。”台湾政治大学前校长郑丁旺首先提出设想。他认为,在这一组成结构的平台之上,在制定制度化规则的基础上,可定期组织不同形式的活动,从两岸教师之间、学生之间两个层次进行交流。

他认为,两岸学生之间的交流可在硕士生、博士生中开展,邀请大陆学生到台湾高校学习生活2―4个月,可通过随堂上课,以深入了解台湾会计界学术环境,并且完成一定数量或篇幅的学术论文。可从博士研究生开始,扩展到硕士研究生,每年邀请数十名大陆学生赴台。

台湾会计业到目前为止经历了五个阶段:1950年至1960年间的簿记阶段,即是传统意义上的账房先生,仅要求记好账;1970年左右的税务会计阶段,全社会注重税收,要求准确报税;约在1984年左右的财务会计阶段,此时企业外部环境对财务信息的及时、准确性有了较高的要求;1986年左右进入管理会计阶段,通过对会计信息的整理、计算、对比、分析,向企业管理人员提供各种信息,以帮助其进行内部经营管理决策;约在1999年进入内部控制阶段,控制好企业内部管理的关键环节、有效增强企业内部管理、防范经营风险、加强内部控制成为企业管理精细化的需求。

对应台湾业界的发展,郑丁旺进一步介绍了台湾会计教育的情况,目前该地区共160多所开展博士研究生教育的高校,为保证质量严格限制博士生招生人数。以台湾政治大学会计系为例,每年招收的博士生人数限制在3-4人。在四年博士生教育中,规定必须修满学分,方有资格着手完成毕业论文设计。所修学分来自财务管理、管理会计、审计必修课程与其他选修课程。博士生的一、二年级着重各类计量方法的学习,掌握专业的研究工具与方法,进入博士教育的第三年要求通过各门必修与选修课程的考试;博士生四年级时,进入毕业论文设计阶段,首先进行论文论题的讨论,确认可行性后,选择指导老师,而在进入这一阶段之前,还要求学生必须在一定刊物上发表两篇学术论文。“在这套严格的博士生教育体制下。目前台湾会计专业博士生从入学到毕业最快为4年,毕业年限一般为5-6年。”郑丁旺说。

对于两岸教师之间的交流,他认为应从教授之间的互访开始,通过各自交叉对两岸学生授课、指导论文,达到学术交流的预期。教师层次交流还可通过两岸具有代表性的学术期刊作为媒介来实现,刊登学术论文,比较、交流两岸会计界的学术思想。

“围绕师生两个层面的交流,可设立两岸最佳博士论文奖。举办两岸会计辩论比赛。”郑丁旺说。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会计学院教授郭道扬则认为,两岸高校会计专业之间的交流有利于推动会计业界国际化、“走出去”的进程。

“祖国大陆已有1300多万会计从业人员,而外向性程度不高。郭道杨以改革开放30年为背景介绍说,1949年新中国建立至今,前30年祖国大陆的会计业界处于计划经济体制,沿袭传统会计的模式;后30年即改革开放30年,业界逐步走出传统会计的窠臼,有了实质性的推进,这个过程湾地区会计业界的发展经验与具体操作方法于上世纪90年代传播到祖国大陆,具有宝贵借鉴意义,为大陆同行开拓了一方面的新思路。

而会计界的做强做大,基础之一在于专业教育。借鉴美国会计业界19世纪末的状况,该国在当时的大多数会计从业人员程度仅处于类似中专、大专的程度,而在进入20世纪后,包括会计教育在内的整个业界取得迅猛发展。联系到自身,大陆会计教育也是从电大、自修、中专、函授大学等普及教育起步,而后发展到硕士、博士、博士后的提升教育层次,再拓展到上海国家会计学院与厦门会计学院等为载体的持续性教育层次,而今正在建立和发展“请进来走出去”的外向性教育方式,因此祖国大陆的会计业界还有相当广阔的发展疆域,通过两岸学术交流等形式,也有利于台湾同行的研究思路与业界发展。

“大陆的会计教育正逐步体现‘不许混文凭’的从严原则,不能就会计教会计,向跨学科宽基础的教育转型,延伸至经济学、法学、管理学、计量经济等领域。”他还认为,提高层次的硕博教育课程设置要与国际惯例接轨,体现前沿性、全球化的时代特征,在此要求下不仅要求学生不断学习,也要促进博士生导师知识结构与内容的不断更新。“每名导师只能招收一名博士生,且必须制定具有针对性的培养计划,因材施教。博士毕业论文撰写必须设定开题报告、相关资料检索等规范性程序,数万字的论文若错别字达到6个以上,论题,重新开题。”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学院原院长罗飞教授认为,处于经济转轨与迅速发展中的大陆,“随地一捡就有值得研究的问题”。加强海峡两岸会计教育界的交流,不仅为大陆学者开拓了国际化窗口,也为台湾同行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思路与领域。

国际法博士论文篇7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学教育,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时期:1949年至1957年法学教育的初创时期;1958年至1976年法学教育的挫折和停滞时期;1977年至1993年法学教育的重建和恢复时期;1994年以来的急速发展时期。

(一)法学教育的初创时期(1949-1957)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当时全国53所高等院校设有法律系,有在校法学本科生7338人。[1]1952-1953年进行"院系调整",对原有53个法律系进行整合归并,创设四所政法学院,即北京政法学院、西南政法学院、华东政法学院和中南政法学院,并在六所综合大学设置法律系,即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东北人民大学法律系、武汉大学法律系、北京大学法律系、复旦大学法律系和西北大学法律系,构成新中国法学教育的"四院六系"。在一举废除中华民国时期的全部法学教科书之后,代之以从苏联引进的各种法学教材,并聘请苏联专家担任主要科目的授课教师。至1957年才出版了新中国自己的第一套法学教科书。至1957年,全国累计招收法律本科生12569人,毕业法律本科生10856人,当年有在校法律本科生7954人。

(二)法学教育遭受挫折和停滞时期(1958-1976)

1956年开展所谓"整风反右"运动,强调阶级斗争和否定法治的左的思潮泛滥,凡是主张法治和主张法律具有继承性和社会性的法学教师均受到批判并被划为"资产阶级",导致了中国法学教育的急遽萎缩和衰败。1959年撤销了主管法学教育的司法部。四所政法学院被下放地方,并压缩招生规模。

1964年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四清运动"),各政法院系师生被分批编入四清工作团(队)深入农村参加"四清运动"。至1966年5月,"四清运动"升级为""。包括政法学院在内的全部大学停课,称为"停课闹革命"。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被撤销,称为"砸烂公、检、法"。整个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1966年,包括政法学院在内的全部大学停止招生,1968年政法学院和综合大学法律系被撤销,仅保留北京大学、吉林大学两个法律系。中国法学教育出现了长达10之久"停滞期"。

(三)法学教育的恢复时期(1977-1993)

结束,需要重建法律机构和法律体系,恢复法律秩序。首先就是重建在中被撤销的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还要重建50年代被废止的律师制度,急需大批应用型法律人才。国家领导人多次谈及法官不够、检察官不够、警官不够、律师不够。

为了重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和恢复律师制度,采取了所谓"专业归队"的应急措施,即将分散在各地各行各业的法律人才调回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或者鼓励其重操律师职业。但据资料显示,1949年至1976年,全国仅毕业法律本科生23618人。按照邓小平的意见,中国建立高度的民主和完备的法制需要50万律师,区区2万多人,即使至结束时都安然健在,且全部"归队"到各律师事务所,也只能是杯水车薪。据1983年对全国各级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和政府司法行政部门的干部队伍的统计,属于大专以上学历的占8%;属于高中和中专学历的占33.6%;属于初中学历以下的占58.3%。其中,法律大专以上毕业的占3%;接受过短期法律知识培训的占54%;未接受过法律知识培训的占43%。可见,尽快恢复发展法学教育,加快培养法律人才,是中国在结束后所面临的最重大、最紧迫的课题。

1978年西南政法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等法律系开始招生,当年全国法律专业招生人数共696人。紧接着,北京政法学院、华东政法学院、西北政法学院、中南政法学院相继重建、开始招生,各综合大学也陆续重建法律系开始招生。至1993年,已有5所政法学院和130个大学法律系,已培养专科、本科、硕士、博士5万多人,有在校生4万人。此外,还有114个成人高等政法院系,已培养成人本科、专科学员10万多人。还有58所中等司法学校,已培养中等法律人才近10万人。基本满足了改革开放后重建法律秩序、法律机构对于应用型法律人才的需求。

(四)法学教育的急速发展时期(1994-)

随着法律在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增大,人们对法学教育的认识也在深化。特别在1993年决定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和实行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之后,国家对法学教育提出更高的要求和新任务,不仅要继续为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部门培养大批高素质的法律人才,而且要为各级政府机关、各类企事业单位和社会中介组织培养大批高层次、多样化的法律人才。导致中国法学教育的飞速发展。据1998年的统计,全国开设法学专业的普通高校214所,在校生8万余人;另有成人高等政法院校150所,在校生8.6万人;中等法律学校57所,在校生2.2万人。

1998年"高校扩招",高等教育规模急速扩张,进入所谓"大众化"发展阶段,设置法学本科的普通高校激增,招生规模成倍增长。全国设有法学本科专业的高等院校,1998年为214所,2001年为297所,2004年为269所,2005年增至564所,2006年达到606所。据2005年的统计数据,当年新招法学本科生108779人,法学博士生2305人,法学硕士生22465人;在校法学本科生414309人,法学博士生7520人,法学硕士生57752人;毕业法学本科生76140人,法学博士生1191人,法学硕士生12912人。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法律硕士专业学位(JM)教育的创设。至90年代中期,高等法学教育虽有很大发展,但培养法律人才的数量和类型都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中国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建设法治国家和加入WTO,急需大批高层次的应用型法律人才,有必要开创培养高层次应用型法律人才的新途径。于1994年论证、提出方案,1995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决定,借鉴美国法学院JD教育的成功经验,创设法律硕士专业学位(JM)教育。开设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高校,1995年为8所,1997年为13所,1998年为22所,1999年为28所,2003年为49所,2004年增至60所。从1996年开始至2006年,累计招生近50000人,其中已获得学位18102人,现有在校生近30000人。

现今中国已经形成多类型、多层次的法学教育体系,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普通高等法学教育,包括政法学院(大学)和综合性大学法学院,以及财经、理工、农林、医学等单科性大学的法学院、法律系,主要培养法官、检察官、律师等应用型法律人才(法学本科、法律硕士);少数培养学术型法律人才(法学硕士、法学博士);第二种类型,是成人高等法律职业教育,包括法律函授、法律夜大、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法官学院、检察官学院、政法干校等,主要培养法律辅助型人才(法律专科);第三种类型,是中等法律职业教育,包括29所司法学校和27所司法警官学校,培养中级法律人才。

二、中国法学教育和人才培养的类型

(一)法学本科教育

新中国建国初期学习苏联的经验,实行"院系调整",建立四所单科性政法学院,并在六所综合大学设置法律系,即所谓"四院六系"。四所政法学院为四年制本科教育,培养目标是业务型法律人才,即为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培养业务干部,统称为"政法干部"。六所综合性大学的法律系为五年制本科教育,目标是培养理论型法学人才,即为各综合大学、政法学院及法学研究机构培养法学教师和研究人员。

改革开放初期重建法学教育,四所政法学院与大学法律系的本科教育均为四年制,其培养目标相同,均以培养应用型法律人才为目标;而培养学术型法学人才的任务,改由各政法学院和部分大学法律系的研究生教育承担。

80年代至90年代中,各政法学院和大学法律系曾经按照法学"二级学科"设置专业,如法学专业、经济法专业、国际法专业、行政法专业、诉讼法专业等,并相应将法律系拆分为法学系、经济法系、国际法系、行政法系、诉讼法系等。90年代中期在教育主管部门要求之下,各政法学院和大学法律系改为按照"一级学科"设置本科专业,亦即将原先的法学专业、经济法专业、国际法专业等合并为一个专业:法学专业。

法学本科教育的对象,是经国家统一高考合格的高级中学毕业生,统一实行4年学制。法学本科教育的课程设置,分为五类课程:第一类为公共必修课;第二类为专业基础必修课;第三类为专业选修课;第四类为实践教学必修课;第五类为综合素质选修课。其中,公共必修课、专业基础必修课和实践教学必修课,由教育主管部门统一规定科目,学校和学生均无选择、变更余地。专业选修课和综合素质选修课,由各校根据自己的师资、教学条件开设,学生自由选修,达到所要求学分即可。

法学本科学生,在四年期间完成教学计划的各项要求,经审核准予毕业,其课程学习和毕业论文的成绩表明,确已较好地掌握法学学科的基本理论、专门知识和基本技能,并且有从事法学研究工作或担负法律实务工作的初步能力的,授予法学学士学位。

(二)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

法律硕士专业学位(JM),属于特定法律职业背景的专业学位。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按法学"一级学科"设置,不做细致的专业分类。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培养目标,是为法律职业部门培养高层次的复合型、实务型法律人才。要求掌握法学基本原理,掌握从事法律职业所要求的法律知识、法律术语、思维习惯、法律方法和职业技术;能综合运用法律和其他专业知识,具有独立从事法律职业实务工作的能力,达到有关部门相应的任职要求;较熟练地掌握一门外语,能阅读专业外语资料。

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招生对象,是通过全国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统一考试,并经培养单位复试录取的具有大学本科学历(或本科同等学力)的非法学专业的毕业生。采用全日制和非全日制两种学习方式。全日制学习的学制为三年;非全日制学习的学制不超过四年。以课程教学为主,重视和加强案例教学。采取灵活多样的实践形式,着重理论联系实际能力的培养。研究生毕业并获得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总学分不得低于75学分。采取灵活考核办法,着重考查学生运用所学专业理论和知识,发现、分析、判断和解决实际问题的专业能力和方法。

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制定的《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的要求,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按法学"一级学科"设置课程,分为三类课程:第一类为必修课程、第二类为推荐选修课程、第三类为自选课。其中,第一类必修课12门(32学分);第二类推荐选修课8门(要求选修13学分);第三类自选课(8学分)。必修课科目和第二类推荐选修课科目,均由该《培养方案》统一规定,第三类自选课由培养单位自行确定。

考虑到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没有法律专业教育背景,也没有从事法律职业的实务背景,2006年修订后的《培养方案》,特别增加第四类实践必修课程(12学分):法律文书课(起草合同书、公司章程、诉讼文书、仲裁文书等的训练,由律师、检察官、法官讲授);模拟法庭训练课(由教师组织,法官、检察官、律师辅助指导);法律谈判课;法律实践课(在法院、检察院或律师事务所实习2-3周)。

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应撰写学位论文(10学分)。考虑到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特点,2006年修订后的《培养方案》规定,学位论文应以法律实务研究为主要内容,不限于学术论文的形式,可以案例分析、研究报告、专项调查代替学位论文。学位论文的字数一般不少于2万字,由三名本专业具有高级职称的专家(其中须有一位校外专家)评阅;学位论文答辨委员会成员中,应有一至两名实务部门或校外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课程考试合格且学位论文答辩通过者,授予法律硕士专业学位。

(三)法学硕士学位教育

法学硕士学位属于学术学位。法学硕士学位研究生教育的招生对象,是具有学士学位的法学本科毕业生或者具有同等学力的考生。应参加全国统一组织的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入学考试。国家统一划定各学科硕士研究生录取分数线,由招生单位决定录取。法学硕士学位教育的目标,是培养掌握本学科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掌握一门外国语,具有从事法学研究、教学或独立担负专门业务工作能力的学术型法律人才。

特别要说明的是,与一些发达国家把硕士学位作为攻读博士学位的过渡型学位不同,中国的硕士学位是一个独立的学位。中国的硕士学位教育是独立的培养阶段,学制较长(一般为3年),要求较高的学术水平。法学硕士学位研究生学习年限3年。法学硕士研究生的培养,采取系统理论学习、进行科学研究和参加实践活动相结合的办法。在指导方式上,采取导师个别指导为主,集体指导为辅的方法。

课程设置分为:第一类公共必修课: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第一外语课。第二类专业基础和专业必修课,一般3-4门。第三类社会实践必修课;第四类选修课。学习方式,采取自学、听课、讨论等方式。课程学习阶段结束时,进行一次中期考核,考核内容包括研究生的思想品德、课程学习、科研能力。然后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学位论文。

硕士学位论文不少于3万字。在硕士学位论文提交答辩前,应由两名副教授以上专家评阅。答辩委员会由3-5人组成,至少有一名外单位的专家。答辩不合格的,可在一年内修改,重新答辩一次。硕士学位论文经答辩通过,由答辩委员会作出授予硕士学位的建议,经院系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查审查合格的,授予法学硕士学位。

(四)法学博士学位教育

法学博士学位,属于中国现今三级学位的最高学术学位。特别应注意的是,中国的博士学位研究生教育,既不同于将博士生作为导师的科研助手、不重视课程学习、通常无须修课的欧洲模式,也不同于着重课程学习、须修满大量学分的美国模式,而是兼采欧美两种培养模式的长处,具有中国自己的特点,即在实行导师制的同时,也有课程学习的要求,但不要求修大量的学分。

法学博士研究生教育,以获得法学硕士学位或具有同等学力(如具有高等学校的讲师职称)者为招生对象。培养目标是,掌握本学科坚实宽厚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能力,能够在科学研究中取得创造性成果的高级法学理论研究人才。博士研究生在校学习时间不能少于3年。导师个别指导和课程学习相结合,着重培养博士研究生的优良学风、探索精神,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和创新能力。课程设置:(1)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必修课);(2)外语课,第一外语(必修课),第二外语(选修课);(3)专业基础课(必修课);(4)专业课(必修课);(5)选修课。课程学习,采取自学、听课、讨论等方式。

课程学习经考核合格,在导师指导下撰写博士学位论文,时间不少于1学年。博士学位论文一般为10万字。按照《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博士学位论文应当表明作者具有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并在科学上做出创造性的成果。根据《学位条例》第六条规定,博士研究生,通过博士学位的课程考试成绩合格,博士学位论文答辩通过,达到博士学位的学术水平者,授予法学博士学位。

三、中国法学教育面临的问题

(一)法学本科教育存废之争

中国法学本科教育长期分为两大阵营,一是原来属于教育部的综合大学法律系的本科教育,目标是培养从事教学和科研的学术型法学人才,二是原来属于司法部的政法学院的本科教育,目标是培养从事审判、检察、公安和律师实务的应用型法律人才。进入九十年代,综合大学法律系本科教育与政法学院本科教育在培养目标上已经同一,其结果是,法学本科毕业生既不符合学术型法学人才的要求,也不符合应用型法律人才的要求。在九十年代中期,借鉴美国法学院的经验,创立以培养应用型法律人才为目标的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之后,发生了法学本科教育存废的争论。目前争论虽仅局限于网络等媒体,但问题重大,值得关注。

(二)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宭境

创设法律硕士专业学位(JM)教育,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学教育制度中最重要的一项改革措施,经过10余年的不断探索和试验,逐渐成为培养高层次的应用型、复合型法律人才的主要途径。现在面临的问题有二:

其一,由已有培养法学硕士学位授权的高校开设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造成同一法学院既培养法学硕士研究生,也培养法律硕士研究生,尽管《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要求加强教学与法律实务部门的联系,要求聘请法律实务部门的专家参与法律硕士研究生的教学及培养工作,以弥补法学院在法律实践方面的缺陷,但往往难于切实贯彻落实。许多法学院的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在培养方案、课程设置、培养方式、教学方法、课程内容等方面,都与法学硕士研究生教育没有实质差别,最终导致所谓"学术型人才缺理论,应用型人才缺实践"的问题。

其二,因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与法律职业之间缺乏实质性的联系,法律硕士研究生从事法官、检察官和律师职业的前提是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和国家公务员考试,而检察院、法院或者律师事务所等法律职业用人单位在招聘人才时,对法律硕士学位获得者并不优先考虑,造成法律硕士研究生在毕业之后能够从事法官、检察官、律师等法律职业的人数极少,大部分法律硕士毕业生不得不在法律职业之外另谋出路,与创设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初衷相悖,且造成法律教育资源的浪费。因此,有学者建议将司法考试与法律硕士生入学考试合二为一,将法律硕士研究生教育与司法研修合二为一,获得法律硕士学位即有从事审判、检察与律师职业资格。新晨

(三)法学硕士学位教育的困惑

现行法学硕士学位教育的培养目标是参照苏联的副博士学位,主要特点是要求过高,3年时间要完成修课与学位论文写作的任务,并且与博士阶段的学习缺乏衔接。法学硕士学位研究生教育的目标,是为从事法律教育和法学研究培养学术型人才。只是十年前法学硕士研究生人数还很少,毕业后一般都有机会进高校做教师。但自高校"扩招"以来,在校法学硕士研究生人数激增,而毕业后能够进入法律教学和研究机构的人数极少。除少数报考法学博士研究生外,绝大多数法学硕士学位毕业生都选择参加国家司法考试或国家公务员考试,进入各级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律师事务所、仲裁机构、公证机构和各级政府部门。

绝大多数法学硕士只能从事实务工作,而培养目标却坚持学术取向,造成法学硕士学位教育中的许多矛盾、冲突和左右摇摆,结果弄得非驴非马,不知所措。并且,大批法学硕士研究生涌入法律实务部门,挤占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就业机会,造成对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冲击。因此,有的学者建议压缩法学硕士学位研究生招生规模,普遍的观点认为,应当缩短法学硕士研究生的学制,降低其学位论文的学术要求,甚至主张取消撰写硕士学位论文的要求,将法学硕士学位教育作为攻读法学博士学位的过渡阶段。

国际法博士论文篇8

切忌脱离我国实际而奢谈世界一流

当前,我国科技发展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其现状和特点表现为,基础差,底子薄,起点低。特别是我国的企业大多数没有自己的研究、开发力量,虽然近几年来一些大企业也在建立自己的研发机构,培养人才,但比起国外的大企业,如IBM、GE、GM、三菱、西门子等还是有数量级的差距。这种差距不是短期内所能弥补的,还需要多方面长期互动和努力。当前,社会上真正的重视科技、尊重人才的社会环境还没有完全形成,利用科学、讲科学的意识亦需长期培植。因此,我国目前国民经济中需要的关键技术和装备,大多数还处于引进阶段,要达到自主开发且形成产业规模,具有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还有很大差距。有一些人常沾沾自喜地说:“中国将成为世界的制造工厂。”这句话需要认真分析。制造什么?是低端产品还是高端产品?是否掌握核心技术?或者只是制造某个产品的低端部分,核心部分由国外提供?这些产品是否有自主知识产权?有没有“做一代、研究下一代、前瞻新一代的战略安排”?等等。

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我国经济面临双重任务,一是就整个中国来说,现代化、工业化过程远远没有结束,必须全力以赴地去完成这个伟大且艰巨的事业;二是全世界知识经济的浪潮与挑战,这也是关系到整个经济发展“后 劲”的大问题,不作更多前瞻性的基础研究,不去占领一些新兴学科的前沿,将来就会受制于人。因此,在我国创办一流大学不是为创办而创办,而是为了更好地促进我国在社会、经济、环境三者协调情况下更快地发展,增强科技创新能力,产生更多的具有我国自主产权的新产品。这两条战线,对我国来说必须同时出击,使之相辅相成,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甚至下一代人负有的历史责任。工业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包括硬、软多方面,高等学校、高等教育必须立足于上述的基点,在两条战线上作战。脱离我国的具体情况,以国外的学校作为Model去建设一流大学,盲目“克隆”Model,而不去以最大的努力满足国家发展的需求(这个需求是广义的,有近期、中期、远期),只会带来很片面的结果。高等学校首要的任务是,必须为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服务,推进我国的工业化进程,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努力去占领一些重要学科的前沿。这是我们的神圣使命。美国的几所名校如MIT、Harvard、 Stanford、Princeton……,它们的使命也是首先为美国服务,由于它们在各个历史阶段,为美国发展做出了十分出色的贡献,又经过多年努力,不断调整办学方向和模式,至今才经久不衰,有了今天的声誉。

作为我国著名的大学,如北大,清华等,在创办世界一流大学中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在两条战线上同时作出突出的贡献,拿出对国民经济发展,人民素质(精神、道德)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国防力量的增强,某些世界学科前沿的占领……有大影响的成果。面对我国工业化过程的阶段和大型企业的现状,尤其对工科院校来说,著名高校的任务不仅仅是提出一些新的想法,得到一些专利,完成基础研究,写出SCI、EI收录文章,而是要向下游延伸,完成小试、中试到示范工程,甚至还要进入产业化的过程。这是一个“负担”,但也是一个大有出息的、历史赋予的“负担”。

十分明确,高等学校最根本的任务是培养高质量的人才,未来世界上的竞争首先是人才的竞争。高等学校必须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培养人才,使学生在学知识、搞科研的过程中,建立理论紧密联系中国实际的概念和意识,建立愿意为中国现代化服务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这是最最重要的。绝不是说我们不要十分认真、十分虚心地向国外著名大学学习,但是如果脱离我国实际而奢谈世界一流,只能有害而无益。

既看投入又看产出,以培养国家有用的一流人才为己任

对于著名高校,有一个倾向应当引起我们十分的注意,就是毕业生的去向中,有相当一部分出国发展,或去独资外企与合资企业,有些经常“跳槽”,往往以工资待遇为第一选择,而不愿意真正静下心来,在中国的重要行业中发挥自己的作用。从清华大学看,长期以来为国家输送了大批高水平的人才,在中央、地方和大企业集团的领导岗位上,在中国科学院、工程院的院士中都有大量的清华毕业生。作为清华的一名教师,我们为此而高兴和自豪。但是下一步呢?我们必须源源不断地保证为国家提供大量的优秀人才。最近几年,国家加大了对清华办学的支持的力度,如“211工程”,“985工程”等,清华又有可能选择最优秀的中学毕业生,如果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以后算总帐,我们必须考虑在人才培养方面用什么向国家交帐?投入--产出(指人才)的效益究竟如何?怎么来面对纳税人?这是谈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之际更应该有的危机感和必须深入思考的问题。

当前,著名高校的人才培养要更好地满足国家需求,办成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还必须进一步加大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包括了本科生教育、硕士生教育和博士生教育。对二流大学来说,博士生培养是非常重要的。一流大学必须能培养出一流的博士。当前,博士生除了直接从应届硕士生统一招生外,还应根据各个部门发展的需求,加强、扩大定向的人才培养,增强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如在研究生培养中增加论文硕士和论文博士的名额。由于被培养对象来自有关的工业部门和企业,他们已经有若干年的工作经验,取得了比较优秀的成绩,比较了解中国的国情,具有较明确的为国家需求服务的意识,再经过学校较系统的培养,提高了水平,开阔了眼界,增强了能力,毕业后肯定会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更大的作用,这种培养投入--产出的效益是最大的。

对学校来说,有了这么一批来自工业界和企业界的优秀的人才后,会加强学校和工业、企业界以及与地方的联系。他们在学习期间和毕业后可以起到一般普通硕士生和博士生起不到的作用,成为学校、院(系)、研究所和工业、企业密切合作的促进者和桥梁,在某些情况下,他们还会结合中国的国情开辟一些教学和科研的新方向、新领域。譬如,清华大学热能工程系的论文博士徐大懋、于文虎,他们在1997年、1999年相继被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在行业中有很大影响,通过他们,加强了系与大型发电设备制造行业和电力行业的联系,多年来有了不少合作的课题项目。又如目前在该系就读的论文博士郑松和陈华清,前者是大型热力发电厂热工自动化的年轻专家,已独挑一担,对大型发电厂开发了有自主产权的DCS系统;后者是海军舰用燃气轮机应用和论证的佼佼者。他们虽然还在读,但已对我校有关研究所的科研提出了新的想法,为在读的普通博士生提供了极为宝贵的现场运行详细数据,提高了普博生的论文质量。这些人才是国家的财富。我们每一个导师应用“爱才如命”的感情去主动发掘,细心呵护,为他们的培养排除障碍,做好服务。应在各方面改革论文硕士、博士的培养,打破一些旧的要求和培养模式,因人而异,体现多样性培养模式。我们的培养方法应去适应他们,而不是以“规范化”为名来要求他们,把他们纳入到一些框框之中。

扫除不必要的障碍,突破论文博士培养模式

目前,论文硕、博士的培养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入学英语考试主要应测试英语的实用能力,而不是像一些考试那样,测试过多的词汇、文法,或是一些与直接应用无关的内容;入学基础课考试的内容和论文博士的知识结构不匹配,需要考生用大量时间重新学习一门课程;学科综合考试的内容与方式也与论文博士的知识结构不匹配,打分标准也不合理,在考试中有时虽有“自由发挥”题,但常常批卷老师并不熟悉和了解考生所回答的内容,打分随意性较大,影响分数的公正性。总之,入学的外文基础部分和基础课考试以及综合考试使论文博士把宝贵的时间花费在并不太值得的地方,思想紧张并影响真正的论文工作。

改革论文博士培养模式,必须对论文博士的特点进行仔细、深入的分析。论文博士一般是本科或硕士生毕业以后十几年,在本职岗位上,在本专业上卓有成就的年轻(30~40岁)骨干,他们已在或将在国内有关领域发挥较大的作用,在行业中有影响。但是他们的知识结构相对于刚从学校毕业不久的毕业生来说已有了很大差别,因而在考核上一定要区别对待,“一锅煮”是不行的,至少不是从实际出发的。从他们知识结构特点出发,论文博士的知识水平是因人而宜,呈现多样性分布的。他们经历了多年的社会锻炼,工作积累所形成的新的知识,虽然融入了学校里所学知识,但已经是一些基本理解,而不象课程学习那样系统、全面。原来课程的直接内容,由于时间延伸逐渐淡忘,所以系统的课程内容知识变得越来越窄。我看过一份热能工程方面的论文博士综合考试的考题,作为这个学科的教授我最多也只能做一个“大概”,按目前批卷的要求,估计能得50分左右。经过长期实践锻炼的论文博士生的知识内容,是“多样性”的,他们的一些优势,是直接从学校出来的一般的硕、博士生十分欠缺的。我们要十分爱护,对他们要有惜才的深厚感情,设法创造宽松的环境让他们前进,而不是设置不必要的障碍,让他们疲于奔命,感到“难受”。

国际法博士论文篇9

关键词:高级计量经济学;教学理念;教学方式;教学内容

作为经济管理类博士研究生的必修基础课程———《高级计量经济学》是以介绍、研究计量经济学理论与方法,辅以相应的数学证明推导和统计推断结果,建立计量经济模型并以此刻画、分析、检验及预测现实经济问题和经济现象为主要内容。其教学目的在于培养和训练博士研究生对于不确定的、经济现象背后的规律的认识和发现能力,特别是实证分析能力。国内众多高校都非常重视《高级计量经济学》课程的建设和改革。清华大学李子奈教授就《高级计量经济学》课程的教学体系及计量经济学模型方法论的若干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论述(2010)[1][2][3];厦门大学洪永淼教授分析了计量经济学的地位、作用和局限(2007)[4];中山大学王美今教授等对计量经济学应用研究中的可信性和切适性问题进行了阐释(2012)[5]。南开大学张晓峒教授也多次讨论《高级计量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内容及方式。而笔者在多年的博士研究生《高级计量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实践中发现,博士研究生在学习《高级计量经济学》课程的过程中,由于其理论基础知识、学科专业需求等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应因地制宜、因材施教地探索适合学科特点的《高级计量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内容和方式。如何合理有效地组织《高级计量经济学》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切实提高教学质量和效果,增强博士生的科研能力,是一个值得探索的课题。因此,本文从笔者自身教学实践情况出发,分析高级计量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教学改进思路。

一、高级计量经济学课程教学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高级计量经济学》是跟随北美研究生教育体系所开设的一门课程,本质上是一门集理论性、方法性和应用性且要求较高的经济学类核心课程。其主要内容是,伴随着重要理论、概念和方法的是众多的统计分析思想和复杂的数学推导证明,因此要求前序课程应具备高等数学、矩阵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初中级计量经济学等课程的基础。在多年的博士研究生的《高级计量经济学》课程教学实践中,我们发现,《高级计量经济学》对于培养和训练经济管理类不同专业的博士生,运用数量方法和工具分析解决实际问题,增强科研能力等方面的确起到重要作用。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在现实教学实践中的实际情况是,多数博士生并不满足真正意义上《高级计量经济学》学习的基本要求,其学习的基础、专业背景和要求均不一致。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在本科或硕士阶段学过计量经济学的知识,但在深度、广度和学习要求等方面有所不同;另一类是根本没有接触过计量经济学,或者本科或硕士的专业不是经济类或管理类。面对这种情况,《高级计量经济学》教学实践中,关于一些计量经济学基本问题的处理,如果教师点到即止,不加以深化,对于已有计量经济学基础的博士生而言,学习没有新鲜感;如果讲解中偏重于方法性质的推导和证明,对于毫无计量经济学基础的博士生来说,认为课程教学内容过于理论化,感觉压力很大,不知道如何应对。最终这两类博士生,都对高级计量经济学失去兴趣,教学效果不佳。毋庸置疑,无论初级、中级和高级计量经济学都是从国外引进的课程。对于高级计量经济学而言,对数学和数理统计学理论与方法的要求,在深度和广度方面均有较高的要求,数学化的教学内容,大幅度的数理方法证明推导;重理论体系,轻实际应用;重方法介绍,轻能力素质培养,使经济管理类各专业博士研究生学习有一定困难,感到与经济学课程有相当距离,对如何分析解决实际经济问题感到茫然。究其原因,主要是计量经济学教学过于强调数学化的教学内容,教学模式存在问题。

二、教学改革思路探索

应当说,《高级计量经济学》在经济管理类博士学历教育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现代经济学对计量经济学又提出了高标准的要求,博士研究生知识结构与基础的较大差异性,对博士研究生高级计量经济学的教学提出了新的挑战。面对这些挑战,笔者以为,其教学改革,应在授课对象实际背景的基础上,从一级学科的理念切入,分别从课程的教学理念、教学方式、教学内容体系几个方面进行,以到达深化课程教学改革之目的。

(一)教学理念

笔者认为,适合于经济类各专业博士生教学实际的高级计量经济学课程教学理念依然是“重思想、重方法、重应用,着力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和实证分析能力”。不同层次的计量经济学均是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课程,要从教育思想和博士研究生教学目标去明确高级计量经济学的教学理念。应当强调是,计量经济方法是为解决经济问题服务的工具,方法手段要服从经济活动的本质特征,这是与数学根本不同之处。计量经济学研究的是经济数量规律,当然离不开数学和统计学方法,但是,如果离开了计量方法所提出的经济背景、离开了计量方法本身的经济学解释、离开了计量方法应用的经济对象,计量经济学只不过是一些无用的数字和符号。因此,计量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经济学课程。因此要树立“重思想、重方法、重应用,着力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和实证分析能力”的教学理念。“重思想”是指重计量经济分析的基本思想,注重问题提出的经济背景、解决问题的前提条件和基本思路,注重计量分析结果的经济学解读。对于高级计量经济的理论方法,重要的是提出问题的基本思想和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尽管《高级计量经济学》中,数学推导证明过程是博士生教学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但学生着重掌握的应该是思路,详尽的数学过程可以通过自学搞清楚,而思路则要通过教师的引导才能掌握;更重要的是,思路是反映理论方法产生和发展的精髓,掌握思路才是最重要的素质和能力所在,才可能有所发展和创新。能否把握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是博士研究生能力素质的具体体现,这正是我们《高级计量经济学》教学的根本目的所在。“重方法”是指重在用于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不同方法(即“具体怎么去做”),重在各种计量方法怎样通过在计算机上的具体实现。《高级计量经济学》在不同数据类型、各类设定、估计、检验方法等方面,已形成了庞大、复杂的方法论内容体系,而且新的方法论正在不断地出现。重方法就是要重各类方法的发展沿革与演变过程,关注其各种方法的前提条件和适应性的不断进化过程,并在重思想理念下予以明晰。“重应用”是指能正确选择和使用各类计量经济方法,借助计算机技术去分析和解决实际经济问题。各类方法的计算机软件实现是重方法的重要要素。现有的计量经济学软件(如Eviews、Stata、R软件等),也在不断地吸取计量经济学方法论发展前沿的成果,充实其内容。对于多数经济学类专业的博士研究生而言,应当能够正确使用分析软件,解决实际经济问题;对部分有特殊要求的博士生,应在编程方面有所训练,以实现其在方法论方面的探索需求。

(二)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实验教学、课程论文”三结合,从多方面提高博士生计量经济方法的应用能力和创新意识,应是高级计量经济学的教学方式或范式。“高级”是相对于中级和初级而言的,因此在课堂讲授环节就应突出“高级”特色。“高级”的特色与教学内容密切相关。但是,笔者以为,无论高级、中级还是初级,教学方式应存在共性。这就是要求教师在不同章节的讲授过程中,应当注重问题导向型的讲授方式,即从实际经济背景出发,从实际应用角度出发,从方法论体系发展沿革出发,讨论研究问题的经济学背景和计量经济学特征,从各类计量经济方法的前提条件、适用性等方面提出将要讨论的主要问题,避免从概念到概念,从公式到公式,尽量用鲜活的经济事例说明问题的原由,使抽象的高级计量经济理论和方法具体化。通过实际经济问题的提出和解决,体验计量经济学方法实际应用中出现的问题,以及解决的途径。即,问题导向,工具驱动。实验教学是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和应用能力的重要环节,其主要目的是培养博士研究生驾驭各种计量经济软件解决各类实际问题的能力。实验教学在过程控制和目标管理双重约束下,提供对教学理念和课堂讲授教学的有力支持。各类算法的计算机实现,在有助于对方法论的理解和感悟、激发出新想法新思路。课程论文也是实现教学改革的重要路径之一。目前,一些高校在本科计量经济学教学过程中,采用了课程论文并答辩的教学方式。应当说,在多年的教学实践过程中,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也应在博士研究生高级计量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实施。这是因为,尽管经济管理类各专业博士研究生在其专业理论知识的训练方面,从深度和广度方面看,远远高于非博士研究生学历教育各个层次的学生,但是,在定量分析或数量关系分析方面,仍需要与其专业理论知识训练相匹配水平的训练。因此,通过自己选择研究题目、自己设计研究路线、自己收集数据资料、自己解决所遇到的问题、自己撰写课程论文等多个要素层面的训练,应当达到充分理解和掌握高级计量经济学方法论,作为博士学位论文或学术论文前期工作基础等多种目的。

(三)教学内容体系设计

一级学科建设与学校特色相结合是精选《高级计量经济学》教学内容的基本定位。目前,国内外关于高级计量经济学教学内容有其不同的组成。就其内容体系看,在不同的分类标志下,有着不同内容的名称称谓。例如,理论与应用计量经济学、经典与现代计量经济学、宏观与微观计量经济学等。同时,现代计量经济学又有不同的各类分支。如何选择适合于经济管理类各专业博士生《高级计量经济学》教学的内容体系,是实现教学理念和教学方式改革的基础。笔者认为,在《高级计量经济学》教学内容体系设计过程,应遵循以下原则:1.一级学科和学校特色相结合原则。从高等教育长期发展角度看,笔者认同按照不同门类一级学科建设的思路来设计《高级计量经济学》课程内容体系。就目前而言,高级计量经济学的授课对象主体是经济学和管理学门类下的不同一级学科属性下的各专业博士研究生。这些博士生中,除数量经济学和统计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外,多数专业博士研究生的基本需求是在自己专业中应用高级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同时,考虑到高级计量经济学具有经济学的基本特征,以及管理学中各一级学科与应用经济学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高级计量经济学教学内容的设计,应基本从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建设的角度出发进行取舍。不同学校应用经济学科有其不同的研究特色,因此,在高级计量经济学内容体系设计时,应凸显自身应用经济学方面特色。例如,以金融为特色的应用经济学,应在现代时间序列计量经济学、微观计量经济学等内容方面有所显现。2.确保高级计量经济学的“高级”原则。高级计量经济学中“高级”特色,主要是指中级和初级计量经济学教学中,或是没有涉及,或是涉及了但仍需加深深度的计量经济学的内容,应突出其发展前沿,使之成为名副其实“高级”计量经济学。基于这种认识,笔者以为,高级计量经济学的内容应主要在现代(或非经典)计量经济学中进行取舍。基本内容应覆盖金融时间序列分析、微观计量经济分析、面板数据计量经济学、非参数计量经济学、空间计量经济学以及这些分支间的交叉发展方面等的内容。另外,专门的估计方法,非线性估计、广义矩估计、贝叶斯估计以及分位数回归估计等方法可作为这些内容的基础,也将涵盖其中。将本科、硕士、博士三个不同学历教育层次中的计量经济学内容体系通盘考虑,在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建设前提下,进行高级计量经济学中“高级”部分教学内容体系的建设。3.“山峰”与“平原”结合的原则。高级计量经济学教学内容设计过程中,“山峰与平原”问题也是不可避免的问题。这里的“山峰”,主要是指现代计量经济学理论与方法的发展前沿,“平原”主要是指成熟的经典计量经济学理论与方法。需要指出的是,经典计量经济学中相关部分的内容,正是现代计量经济学发展的起源,现代计量经济学也是经典计量经济学在深度和广度方面的延续。例如,沃尔德(Wald)、拉格朗日乘数(LM)和似然比(LR)检验,应属于经典计量经济学中的内容,但这些内容在不同数据类型、不同的现代计量经济学分支中,有其内涵和外延的扩充与发展,形成具有不同用途的新型检验统计量和统计方法,成为现代高级计量经济学的新内容。因此,“山峰”和“平原”两部分的内容,在不同授课对象中,依据其教学目标,统筹安排合适的教学比例和讲授方式。

三、结语

博士研究生《高级计量经济学》课程,一方面是以建立及应用计量经济模型为主要内容,强调应用模型的经济学和统计学基础,侧重于建立及应用模型过程中实际问题的处理;另一方面则应讨论计量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一定程度上探究理论与方法的数理逻辑关系及证明推导。《高级计量经济学》不仅要使博士生具备扎实的基本知识,而且要使学生掌握计量经济分析的核心———实证分析方法,更重要的是拥有进行实证分析的思维,培养具有应用实证分析方法的创新能力。对于《高级计量经济学》的教学,如果学生能够明白所讲授的内容,仅仅是成功的一半。如果学生能够对所讲授内容中没有讲到的内容产生更多的问题,才是《高级计量经济学》教学最大的成功。《高级计量经济学》的教学目的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启发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提出问题的能力以及应对挑战及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

参考文献:

[1]李子奈,齐良书.关于计量经济学模型方法的思考[J].中国社会科学,2010,(2):69-83.

[2]李子奈,刘亚清.现代计量经济学模型体系解析[J].经济学动态,2010,(5):22-31.

[3]李子奈,齐良书.计量经济学模型的功能与局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0,(9):133-146.

[4]洪永淼.计量经济学的地位、作用和局限[J].经济研究,2007,(5):1-14.

国际法博士论文篇10

大家好!

来自各地的教育学方面的专家和研究生一齐相聚在此。今天.举办教育学研究生暑期学校.这是教育部支持的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重要举措,也是各位研究生之间相互交流的一个重要平台,此,谨代表华东师范大学,对参加这次暑期学校的全体研究生表示热烈的欢迎!对各位领导和专家的光临表示衷心的感谢.

去年,在国务院学位办和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的主办下,华东师范大学成功地承办了年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的教育学,地理学和中国语言文学分论坛,那时候的情景还历历在目.今天的暑期学校,可以说是继去年的博士生论坛以后的,又一次研究生的学术盛会.华东师范大学对于能够连续承办这样重要的学术活动而深感荣幸.

华东师大是新中国建立的第一所社会主义师范大学和全国首批的重点大学之一,也是我国首批设立研究生院和首批具有博士授予权的高校之一,目前学校具有9个一级学科博士点,73个二级学科博士点,如果加上一级学科博士授予权下自主设立的二级学科博士点,可招生的博士点共有94个.此外,还有133个硕士点和10个博士后流动站.有6个国家重点学科,1个国家重点实验室,5个省部级重点实验室,6个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以及5个国家文理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近年来,学校除了努力保持在教育学,地学以及文理基础性学科的传统优势之外,还加快了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并且已经在认知神经科学,绿色化学,新药开发,软件工程与理论,纳米材料,超快超强的激光技术等现代高科技领域以及一些应用文科的建设上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华东师大全体员工正不断进开拓,锐意进取,决心把华东师大建设成为拥有若干一流学科,多学科高水平协调发展,教师教育领先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

在研究生培养上,华东师大秉承"求实创造,为人师表"的校训,务求实之风,孜孜以求;励创新之志,开拓进取.我们有规模宏大的"研究生学术月",应接不暇的学术讲座和学术论坛,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和文体活动,以及具有首创意义的国内访学和海外研修计划,所有这些措施使得我校研究生的知识体系和培养方式不断创新,到目前为止,我校已有6篇博士论文入围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还有4篇进入提名.此外华东师大在研究生培养的国际合作方面也迈开了坚实的步子:与法国高师集团合作培养博士生的项目已经开展了3年,最近我们还与法方的合作伙伴一起成立了中法联合研究生院,开拓了我校研究生教育国际合作的新模式;我校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合作培养博士生的项目也已经启动.所有这些都为我校研究生教育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