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论文十篇

农村论文篇1

最近几年，我国政府的责任问题已经倍受媒体与群众关注，在政治学、伦理学和法学等领域，有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长期专注于这一问题。但不足的是，其中仍处于对西方学者观点译介阶段的占据了他们所有研究的很大一部分。到目前为止，国内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和研究成果有：国内较早研究责任问题学者之一的张成福教授，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在他的《公共行政的“公共精神”》等文章中关注到责任问题，后来又在《责任政府论》一文中较为详细地探讨了责任政府的性质与政府应承担的有关责任。张教授认为，在实质意义角度来讲，政府只有在真正能够保障社会利益、真正能够履行责任时，才具有它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同时还把政府责任视为政府社会回应力、政府的义务和法律责任的整体概念，包括道德责任、政治责任、行政责任、政府的侵权赔偿责任和政府的诉讼责任五个方面。他认为，责任政府既是当今民主政治的基本理念之一，又是一种对政府的公共行政在进行民主控制上的制度安排。对责任问题也高度关注，在他的《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一书中可以看到，他从对公共行政中的信念观点和责任辨析切入，指出了官僚制作为责任中心体系的局限性，认为信念与责任是有机统一的，公共行政是交换正义的供给者，提供社会正义是其道德责任。《论政治责任》是我国当前较为系统研究政治责任的一部著作。作者从政治责任的主体、内容结构、范围三个方面为政治责任的内涵做了界定，认为政治责任即为政治官员履行制定符合民意之公共政策与推动符合民意之公共政策执行的职责，以及在这些职责没有履行到位时，依照有关法规所应该承担的谴责和制裁。的《政府责任论》，是目前我国关于政府责任开展总论性研究有且仅有的著作。作者理清政府责任涵义，详细介绍了在不同视野(控权论、管理论、平衡论)中行政法律责任的特点与内涵。作者看来，政府行政责任有三个方面，一是与行政赔偿责任，一是合法性审查与行政违法责任，一是行政机关的刑事责任。较为详尽地分析了政府责任的逻辑前提，认为委托关系是政府责任能够存在的基础、权责一致原是政府责任能够存在的主要要求。理论方面较详细地分析了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责任缺失这一问题，认为改革开放后，一些地方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存在某些缺失,一些地方政府只追求眼前政绩，因行政行为不当，损害了当地群众的权益。由此，他们主张要通过进一步完善委托理论，来促进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责任的提升。从公共行政学、政治学、法学、伦理学和经济学等方面对政府责任的特征、内涵与要义进行了分析。但到目前为止，真正能够从实践层面，尤其农村科技服务供给方面深入研究政府责任的文章仍不多。

二、关于农村科技服务供给中的政府责任的研究

从作者搜集文献来看,目前对政府于农村科技服务供给中的责任研究尚未涉及，只是有少量关于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中的政府责任研究。少有的研究，也没有把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中的政府责任加以提炼。少数专家学者从公共服务的具体内容层面对政府的责任做了分析，较为具体地分析了我国养老保障制度中政府责任问题，认为根本弊端是政府责任边界不清，他们提出在把握我国现有养老保障特性的基础之上，使政府责任的边界清晰和法制化。）在统筹农村的公共服务供给政府责任研究中，指出了农村公共服务由谁提供，关系到政府、市场及多元主体的选择，但是政府在农村的公共服务供给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起关键作用，负最主要的责任。他提出我国农村的科技服务供给不足症结，是政府的责任与范围不清，上至中央政府供给责任不到位；中间地方政府供给责任移位；下至乡镇政府供给责任缺失。通过分析存在的问题，他提出要建立和营造各级政府间合理的合作格局：各级政府要合理分担农村的公共服务总成本；各级政府责任的划分与财政筹资能力相协调；明确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中各级政府的具体责任。中国农大教授认为我国目前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相当的不足，供给责任与供给主体划分不明确；乡镇公共产品供给依然主要依赖制度外的筹资；乡镇政府之财权难于保证其事权；政府，尤其中央政府，应该承担起更多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责任等。这些问题，既是我国政府长期以来不够重视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现实体现，也是我国政府在新农村建设初期，功能不全的内在原因。同时，这也是本文选择这一命题，力争解决这一问题之意义所在。

三、简评

农村论文篇2

在此基础之上，课题组也对我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进行了自己的定义。课题组认为，所谓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就是以基层政府为主导，为实现农民基本文化权利，满足农民的基本文化需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传承民族文化，促进农村社会的精神文明，向农民群体提供公共性较高的文化产品及服务的行为及其相关制度的总称，是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3〕随着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越来越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界也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并逐渐成为近年来的热点话题。为了全面了解我国农民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满意程度，并为下一步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改革提供科学依据，课题组决定于2013年8月在全国农村地区组织开展“农村地区公共文化服务现状抽样调查”活动。抽样调查包括全国9个省市（湖南、河北、山西、甘肃、广东、浙江、北京、黑龙江和山东）的45个县，在每个县调查8个村庄，每个村庄分别调查10位居民，实际调查了348个农村行政村，3698位农村居民。〔4〕

二、农民群体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满意度

根据国家的相关政策文件以及诸多学者的论述，课题组在调查中主要涵盖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四大工程：农家书屋、文化活动室、农村电影放映工程、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在调查中，课题组要求村民们对这四大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工程的满意程度进行了汇报。

（一）农家书屋

农家书屋建设工程是一项由政府统一规划和组织实施的利国惠民工程，是农村文化建设的基础性工程，可以说几乎村村都有农家书屋。课题组要求农村居民对于本村农家书屋的综合运行状况进行一个满意度评估，20.0%的村民对于本村农家书屋的总体状况感到满意，37.0%的村民对于本村农家书屋的总体状况感到比较满意。这样的结果说明，超过一半以上的村民对于本村农家书屋的总体运行状况还是认可的。当然，有34.5%的村民对于本村农家书屋的总体状况感到一般，认为还有进一步改进的余地。此外，有7.7%的村民对于本村农家书屋的总体状况感到不太满意。总体而言，课题组的结论是，对于农家书屋的建设与运行，已经有相当一部分村民经常使用并且对此感到满意。但不可忽视的是，仍有为数不少的村民对于农家书屋的建设与运行感到不满意，需要我国政府进一步改善农家书屋的运行现状。

（二）文化活动室

文化活动室是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载体。按照国家的政策要求，所有村庄都应该保证有文化活动室。课题组要求农村居民对于本村文化活动室的综合运行状况进行一个满意度评估，19.2%的村民对于本村文化活动室的总体状况感到满意，38.9%的村民对于本村文化活动室的总体状况感到比较满意。从这一结果，我们可以看出超过一半以上的村民对于本村文化活动室的总体运行状况还是认可的。此外，还有36.5%的村民对于本村文化活动室的总体状况感到一般，认为还有进一步改进的余地。有4.6%的村民对于本村文化活动室的总体状况感到不太满意。总的看来，文化活动室的运行已经得到了大多数村民的支持与认可。但其中仍然存在问题，那就是仍有为数不少的村民对于文化活动室的建设与运行感到不满意，这表明农村文化活动室的运行现状还有进一步改善的空间。

（三）农村电影放映工程

农村电影放映工程是为解决广大农民群众看电影难的问题而实施的。该工程实施以来农村电影基础设施条件得到初步改善，农村电影覆盖面不断扩大，数字化放映逐步推广，片源保障机制逐步完善，放映场次和观众人次明显增加。课题组要求农村居民对于本村电影放映的活动进行一个满意度评估，20.9%的村民对于本村电影放映的活动感到满意，33.0%的村民对于本村电影放映的活动感到比较满意。调查的结果说明，超过一半以上的村民对于本村电影放映的活动还是认可的。这其中还有39.0%的村民对于本村电影放映的活动感到一般，认为电影放映还需要进一步的改进。此外，有6.9%的村民对于本村电影放映的活动感到不太满意。

(四)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是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共享文化信息资源的惠民工程，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基础工程，也是我国政府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手段。它是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也是改善城乡基层群众文化服务的创新工程。课题组要求农村居民对于本村的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服务中心进行一个满意度评估，20.6%的村民对于本村的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服务中心感到满意，45.2%的村民对于本村的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服务中心感到比较满意。这说明，超过一半以上的村民对于本村的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服务中心还是认可的。当然，还有31.9%的村民对于本村的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服务中心感到一般，认为这一服务还需要进一步改善。而对于本村的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服务中心感到不太满意的比例达到了5.0%。上述调查是针对每个单项公共文化服务活动的，包括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四大工程：农家书屋、文化活动室、农村电影放映工程、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通过调查，课题组基本掌握了村民们对于这四大文化工程的满意度评价。在调查的最后，课题组要求村民对于本村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活动提供一个总体性的评价。调查结果表明，总体而言，12.3%的村民对于村里开展的各项公共文化活动感到满意，20.5%的村民对于村里开展的各项公共文化活动感到比较满意，这样的结果说明，从总体上看，接近四成的村民对于村里开展的各项公共文化活动持有积极的评价。也就是说，目前我国基层政府在农村地区开展的公共文化服务活动还是得到了农民的积极肯定。但是与此同时，课题组也注意到，15.5%的村民对于村里开展的各项公共文化活动感到不太满意，还有5.7%的村民对于村里开展的各项公共文化活动感到很不满意，这样的调查发现也提醒我们，我国基层政府目前在农村地区开展的公共文化服务活动还存在进一步提高和改善的空间。

三、对农村居民满意程度高低的解释

本文所研究的第二个问题是：我国农村居民为何满意（或不满意）公共文化服务的四大工程呢？也就是说，哪些因素将会影响我国农村居民对公共文化服务的评价？我们选择了几个重要的个人因素作为主要的解释变量，同时考虑了两个重要的结构性因素。我们假设，农村居民对公共文化的满意程度受到了这些个人因素和结构性因素的影响。1.教育。在政治文化研究的拓荒之作《公民文化》一书中，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GabrielAlmond）和西德尼•维伯（SidneyVerba）认为，“教育程度看起来是影响政治态度最重要的人口统计属性”〔5〕。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预期，一个人所接受的教育程度越高，就越有可能使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四大工程，从而对这四大工程可能形成一些正面的、积极的评价。2.年龄。年龄有可能影响农村公众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态度。在本文中，我们预期，那些年纪比较大的村民，由于接受的教育水平比较低，不太可能使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四大工程，所以，对这四大工程就不太可能有正面的看法。简而言之，我们预期，一个人的年龄与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满意度是一种负相关的关系。3.性别。以往在农村地区的经验研究已经表明，农村女性普遍接受的教育程度比较低，同时由于需要承担众多的家庭劳动，所以，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享受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四大工程。我们预期，相比较农村男性而言，农村女性对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更有可能持有负面的看法。4.政治身份。根据以往农村地区的经验研究，我们认为政治身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它影响了农村村民的诸多政治看法。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预期，具有中共党员身份的农村村民更有可能对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持有正面的看法。5.结构性因素。除了上述四个个人因素之外，我们还选择了两个非常重要的结构性因素：农村地理位置与地区性差异。

第一，课题组根据问卷中的这样一道问题：“A3.地理位置：a.本村是否为城市郊区？（1）是（2）否，距离县城____公里；b.本村是否为近镇郊区？（1）是（2）否，距离乡镇____公里。”将调查的农村划分为三类：a.选“是”的为城市郊区；a.选“否”而b.选“是”的为近镇郊区；a.与b.均选“否”的则被定义为“相对”偏远村庄，三类村庄的分布具体如下：城市郊区村庄占28.4%，近镇郊区村庄占36.7%，相对偏远村庄占34.9%。

第二，课题组根据科学抽样，实际调查了9个省份：湖南、河北、山西、甘肃、广东、浙江、北京、黑龙江和山东。课题组将这9个省份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发达地区，包括广东、浙江、北京和山东；另一类是内陆欠发达地区，包括湖南、河北、山西、甘肃和黑龙江。两类地区的村庄分布具体如下：发达地区的村庄占调查村庄的39.4%，内陆欠发达地区的村庄占60.6%。表1通过多元回归(OLS)模型〔6〕确定了上述因素对我国农村居民公共文化服务满意度的影响。总体上看，多元回归模型的结果与我们的预期相一致：四个个人因素和两个结构性因素影响了我国农村居民对公共文化服务的满意程度。具体说来：第一，农村女性确实对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更有可能持有负面的看法，尤其是在总体满意度上，农村女性对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四大工程的总体满意度远远低于农村男性。第二，老年人的确对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更有可能持有负面的看法，在总体满意度上，老年人对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四大工程的总体满意度远远低于年轻人。

第三，政治身份影响了农村村民对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四大工程的满意程度，具体说来，具有中共党员身份的农村村民更有可能对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有着更高的满意度。

第四，村民的受教育程度与他们对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四大工程的满意程度之间呈现出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一个人所接受的教育程度越高，就越有可能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有着更高的满意度。

第五，在地理位置上，那些生活在城市郊区村庄或近镇郊区村庄的农民更有可能对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有着更高的满意度，这是因为相比较偏远村庄而言，城市郊区村庄或近镇郊区村庄能够提供更好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

第六，在地区差异上，那些生活在发达地区农村的农民更有可能对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有着更高的满意度，这是因为相比较内陆欠发达地区的农村而言，发达地区农村能够提供更好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

四、结论与引申的讨论

我们相信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经验上，本文的发现对分析我国农村居民对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满意度与原因都具有启发意义。鉴于此类经验调查研究的稀缺性，我们的研究发现将为我国农村居民对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满意度的后续研究提供某种概念和经验上的积累。在文章的最后，我们将强调一些重要的发现及其含义。

第一，我们从农村居民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总体评价中可以解读出一些重要的启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四大工程：农家书屋、文化活动室、农村电影放映工程、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运行基本良好，已经有为数众多的村民参与其中，并且表现出一定的满意度。当然这些公共文化服务尚不能够满足村民们的文化需求，还需要进一步的改善与提高。调查显示有一半左右的农村居民对这些公共文化服务工程评价一般甚至不满意，他们期待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能够有所改进，这实际上就对我国基层政府的公共文化服务职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二，结构性因素。农村地理位置与地区性差异显著地影响了村民对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满意度。就地理位置而言，城市郊区村庄或近镇郊区村庄能够提供更好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就地区性差异而言，发达地区的农村能够提供更好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所以，生活在城市郊区村庄或近镇郊区村庄的农民以及生活在发达地区农村的农民更有可能对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有着更高的满意度。这就说明，在我国政府下一步的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中，应该把更多的资源投向偏远地区的农村以及内陆欠发达地区的农村。

农村论文篇3

城市社会又分成三部分人。

一部分人，拿的是高端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承担城市的生活费用，大体上是平衡的；第二部分是农民工，拿着低端劳动力市场的工资，但是不承担城市生活主要费用，大体也算均衡；最惨的是从低端劳动力市场拿工资，同时生活费用又是城市的，他们的收入和支出几乎完全不对等，成为这个城市最不平衡的边缘人

我们改革思路当中有一个误区：老说制度不完善，必须要改革我们现有的制度。的确，制度不完善，人们会钻空子，但一定要看到很多成功的制度本身就是不完善，如果真有无懈可击的好制度，其成本一定是不可承受的

中国农村的问题如果脱离城乡关系，就农村谈农村，是谈不下去的。以农民看不起病为例，在20—30年前，农村的医疗问题也没有现在这么严重。尽管那时农民也没有很高的医疗服务，但不至于像今天这样，稍大一点的病就弄得倾家荡产。经过30多年的经济快速发展后，为什么农民反倒看不起病了呢？主要原因是“医”和“药”大多来自城市，其价格是按照城市生活和收入水平来制订的。所以，农村问题需要从城乡关系的新视角来重新看待。

“耐用消费品时代”到来导致的“断裂”

关于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有许多不同的说法。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是，去年我国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是3.22∶1。另外的一个计算结果，是将福利等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结果是6倍。而前一段一家研究单位的研究则得出另外一个结果。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5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是3255元，但这当中包含了实物折合，比如过去一年养的猪长胖多少，树长粗了多少……把这些实物增涨都折成钱，这才达到3255元，这部分非货币收入大约占农民可支配收入的1/3，所以如果去掉实物这部分，只算货币收入，城乡差距就是4倍多；如果再把福利、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等等都算进去，城乡差距可能达到8倍多。而世界上城乡差距的平均水平是1.5倍，这是非常严峻的情况。

8倍或6倍的差距使得城乡两部分人处在两个不同的时代和世界。更严峻的问题是，两部分人却要面对同样一个市场，同样一种价格。医疗问题就是这样的，城乡8倍差距也好，6倍差距也罢，医疗市场只有一个，药品价格只有一个，而这个价格基本上是贴近城市收入水平确定的。教育价格也是如此，所以仅仅就农村看农村是行不通的，要把它放到一个大的背景下。

读过《光荣与梦想》的人会发现，1929年之前的美国和今天的中国非常相近：经济繁荣，生产力水平迅速提高，生产能力过剩，购买力不足，汽车、钢铁、房地产崛起，成为支柱产业，更重要的是，正是在这个时候，西方世界开始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

1930年代美国陷入了空前的经济危机。这场大萧条的产生原因到现在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释。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说法，1929年发生的这次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周期过剩的危机”。这话只说对了一半，生产过剩是确实的，但说周期性却并不准确，因为从1929年到现在70多年没有再发生过这样的危机。那么当时的独一无二之处在什么地方？我觉得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当时西方社会开始从生活必需品时代进入耐用消费品的时代。

事实上，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社会就开始进入这种转折，但就是转不过去，最后的结果是转成了1930年代的大萧条。然后又经过一系列的制度创新，后来“二战”爆发，西方才最终完成了这个转变。所以朦胧一点讲，整个西方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就干了一件事：使得这个社会完成了从一个生活必需品时代到一个耐用消费品时代的转型。

猛一听可能觉得奇怪：过去是柴米油盐的生活必需品时代，现在是汽车、楼房的耐用消费品时代，这不挺好嘛，怎么出现大危机了？这个转变从个人的角度看，丝毫困难没有，从社会的层面来说就非常不容易。要形成与耐用消费品相适应的一套消费模式，就必须得有一系列的制度和结构的条件来支撑它。中国也会面临同样的挑战。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觉得至少有三条非常重要。第一条就是社会保障。我们一直有一个误解，就是认为社会保障是一件花钱的事，总以为政府手里钱多得花不出去，才会有社会保障，这是完全错误的。经济大萧条是1929年到1932年，美国福利国家的制度框架是1935年搞起来的，当时美国还没有完全从大萧条中走出来。为什么？很简单，没有社会保障，消费者就不敢买东西。

第二条就是贫富差距不能太大。现在人们在讲一个社会要以中产阶层为主，这其实是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的重要条件。当时美国也面临这样的情况，大部分人从农村刚刚进入城市，文化水平低，收入也很低。但是美国比我们多了一个工人运动，多了一个工人可以对资本家进行博弈的工具，经过这样一个过程，工人工资迅速提高。现在我们讲中产阶层的社会，一定不能理解为这是技术和生产力发展的一个自然结果。这个中产阶层的壮大，是和一连串的城市市民和工人阶级的权利运动联系在一起的。斗争的结果表面上是工人工资增加，但同时也意味着购买力提高，资本家的东西可以卖得出去了。

第三条就是城市的人口必须达到一半以上。现在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是40%左右，但这其中包括所谓在城市中连续居住达到三个月以上的人口、失去土地的农民，以及像北京市石景山和深圳市那样“农转居”的人口，所以真正城市人口可能远没有这么多。城市居住的人群达不到总人口的一半，这个社会就进入不了耐用消费品的时代。这不仅仅是收入的问题，还有生活方式的问题。

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最近中央提出的新农村建设是非常必要的。过去在三农问题讨论中，我觉得有一个思维误区，就是总想找出一个根本性的解决办法，而实际上我觉得三农是一个没解的问题。这次新农村建设表现出了一种新的思路，即针对一个没解的问题，采取分解的方式来逐步缓解，甚至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得到改善。把一些相关政策都归到一起，按照类型来分，我觉得至少能分成三条不同的路径，然后多管齐下。

第一条路径就是用农村发展来解决一部分问题。农村的产业化不能绝对解决农村的问题，但至少我们能够看到这样一个差距。每有1元钱初级农产品，在美国增加的附加值是3.72元，即1元钱初级的农产品经过美国人加工以后可以卖4.72元。日本附加值是2.2元，即1元钱初级农产品经过日本人加工后能卖到3.2元。而中国的附加值仅仅是3毛8分，即1元钱初级农产品，最后我们只能卖1.38元，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差距。这个差距如果我们通过拉长产业链条，增加附加值，0.38元的附加值翻一番提到0.76元，也很可观了。对农村本身来说，不能说完全没有这个潜力。我认为这是比较务实的思路。

第二条路径就是城市化。中国每年大约1000万左右人口转移到城市，这使得农村在其他不变的情况下，人口又减少了1000万，1000万的人口在城市当中会寻找一些新的机会。刚才说的产业化思路，实际上需要国家补贴，农村人口如果像现在这样仍然多达七八亿人，那其实无论产业化也好，国家补贴也好，都会受到严重制约。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先不管根本思路如何，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都是分解路数的一部分。

第三条路径就是国家的投入。虽然大家都会说，要实现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改造，制度建设比钱更重要，但建设新农村，国家还得向农村投入。我想，通过农村自身有限发展，一部分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国家再有一些投入，原来农民自己办的教育国家大部分承担起来，原来农民自己修的路国家承担一部分，原来完全没有的社会保障，国家能够帮助搞起来，农村生存状况恶化的速度会大大减缓，甚至说不定会有改善。

新旧“城乡二元结构”和城市中的“三元结构”

谈城乡关系的时候，讲得最多的一个概念就是“二元结构”。但是这个二元结构我们往往理解得过于简单化了。所以我提出了一对概念，把二元结构分成两种，一种叫行政主导型的二元结构，一种叫市场主导型的二元结构。

大体上可以这么说，改革前我们基本上是行政主导型的二元结构，当时主要围绕户籍制度、就业制度、教育制度、主副食品的供给制度等等这些因素构造起来的二元结构。这个二元结构是非常严格的，它造成了城乡之间的割裂，这种割裂程度至少从城乡事实上不通婚就可见一斑。但是有一条人们往往忽略了，就是即便在那样一个严格割裂的二元结构当中，城市人挣到钱以后，这些钱还是要到农村周转一圈。那时候夫妻两个加起来月收入100元，用于购买柴米油盐可能占到了2/3，也就是城市人口的大部分收入用来购买农产品和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其他产品。但现在问题完全变了，现在假设夫妻二人一个月总共挣6000元钱，有多少会流到农村呢，估计也就1000元，也就是1/6，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更多的钱都干什么了呢？主要就是投入在房子、汽车、教育、医疗等等。这才是真正的问题之所在——这个社会到了一个耐用消费品的时代了，人们购买的主要内容已经不是农副产品。

当大部分钱不到农村转一圈时，城市对于农村依赖性就日益降低。2002年中国进口的大豆占到国产大豆的90%多，稍微夸张一点说，这一年中国农民如果一粒大豆不生产，城里人吃油都不是问题，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城市对农村已经越来越失去它的依赖性了。反过来说，我们现在谈农村问题的时候，农村在人们心目中的概念，很大程度上变成一个累赘。因此我认为，现在的问题是在原来的那种二元结构还没有完全破除的情况下，新的二元结构又叠加上来了。而后一种二元结构，即市场主导型的二元结构，或者说是以城市对于农村依赖性丧失为基础的二元结构，造成的断裂更为严重。因为前一个是由种种行政制度安排造成的，制度是人制订出来的，人可以改变它；但要改变市场主导的二元结构就很难。吃饭在城里人支出中占的比重越来越少，而且还可以到国际市场去解决，结果现在事实上导致两种二元结构叠加在一起了。

目前中国政府对农村弱势群体比较重视，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但从绝对水平上说，农村状况没有根本性改善，城乡差距并没有缩小，贫富差距仍然在扩大。前年农民收入增加6.8%，这6.8%实际上是减免农业税和给农民种粮补贴后，特别是粮食价格上涨的结果。而实际上去年粮食价格是不升反降，也就是说，城乡的差距实际上是逐年扩大的。

两种二元结构叠加对整个社会有很大影响。农民开始进入城市，结果就是把农村结构的一部分移植到城市中来，导致整个中国实际形成了一种“三元结构”：一个是真正的城市社会，一个是真正的农村社会，还有一个是夹在两者之间的农民工社会。这种三元结构的存在，再加上其他因素，使得城市内部的状况发生明显改变。原来只是在农村表现出来的问题，现在也表现在城市本身。

比如在一些中小城市，新失业群体的数量已经相当于老失业群体的3倍。“新失业群体”是我前几年提出的一个概念，它是相对于原来国企下岗群体而言的。“新失业群体”的父母有的失业了，有的退休了，自己原来十七八岁，现在30岁左右，开始结婚生子，但还是浪荡着。社会舆论指责他们：你为什么不就业？农民工可以在城里端盘子，你如果去端盘子会失业吗？人们就把这个归咎为独生子女从小娇生惯养、好逸恶劳，而这批孩子现在也是破罐子破摔，因为整个社会反正也瞧不起他。其实，仔细分析一下，问题不完全在他们身上。正如刚才提到的，由于这样一个城乡新三元结构的存在，导致了城市当中一种独特的现象：高端劳动力市场和低端劳动力市场的价格相差太大，高端劳动力市场由于全球化和国际接轨，越来越往发达国家靠；而低端劳动力市场，由于城乡收入差距8倍，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其市场价格会压得很低。一个大学居民楼里看电梯的女孩每月400元钱，和一个大学教授相差20倍。假如这个女孩是城市下岗职工的孩子，其生活方式是城市的，社会网络是城市的，那么她一个月的劳动所得可能只够请朋友吃顿饭。这就造成一个结果，在低端劳动力市场获得的工资，对于维持这个城市的生活费用来说是微不足道的，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些城市中“新失业群体”不去低端劳动力市场就业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在这样的背景下，整个城市社会可以分成三部分人。一部分人，从高端劳动力市场获得收入，也承担城市的生活费用，大体上是平衡的；第二部分是农民工，拿着低端劳动力市场的工资，但是不承担城市生活主要费用，大体也算均衡；最惨的就是从城市当中的低端劳动力市场拿工资，同时生活费用又是城市的，包括刚才说的新失业群体，他们的收入和支出几乎完全不对等，成为这个城市最不平衡的边缘人。

新农村如何建设

新农村建设，从最实在的角度来说就是钱。当有了一笔钱时，一定要看到这个钱的旁边趴着无数的“饿狼”，这是最要命的问题。有很多研究表明，中央政府拨的钱，最后能到村里去的只有15%—30%，还不说这笔钱用得怎么样。

这次新农村建设，到底有什么东西能够保障这笔钱经过中央、省、市、县、乡到村庄最后到农民一共7个层次后，能够真正用到农民头上去？在目前体制下，很多人都不是很乐观，有人开玩笑说，森林失火，林业部发财；江河发洪水，水利部发财；新农村建设，不知道轮到谁发财。所以一定要注意这周围趴满的饿狼。

第二个方面还跟钱有关，就是如何用工业反哺农业的资金造就农村自身的发展动力。政府向农村的投入，一部分会用在教育和社会保障上，一部分用在道路、桥梁、水电、基础设施上。我觉得可以拿出其中一笔钱搞减免税费，鼓励和农业有点关系的小企业的成长。如果能用1万元钱减免一个小企业的税费，就可以催生一家三五个人的小企业。1个亿就能催生一万家这样的小企业，100个亿可以催生100万家这样的小企业。有100万家这样的小企业，对农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发展动力。更重要的是会造成一个历史上所没有的趋势：我们过去都是农村的资源流向城市，如果实行这样的免税政策，很可能会把县城、小城镇甚至中等城市中的相当一部分失业者和资源吸引到农村来。

第三，新农村建设最好的方式实际上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一定要建立在农民需求的基础上，有农民的参与，不求形式，但求实质性的改善。比如农村不能喝上清洁的饮用水，这其实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但改变一个村子的水源用不了多少钱，看起来并不像政绩工程那样醒目，却很可能就解决了整个村子因此而带来的疾病问题。

农村论文篇4

(一)农村财务管理制度不完善

农村是由村来为基础来进行经济的治理的，在村财务管理中财务管理部门普遍存在着缺失，往往由一人身兼财务管理部门的多个职位，这造成了村财务管理的严重问题，将财务权利与财务审核集中在一个人或几个人身上，违背了财务管理的原则。

(二)财会人员素质问题

农村财务中的会计基础是影响财务管理水平的重要因素，会计基础主要是指会计人员的基础知识、核算能力以及会计人员的素质，这些能力的不足会导致工作效率低下、安全隐患得不到发现等问题。农村财会人员的会计水平基本上偏低，操作的随意性很容易带来各种问题。因此，在农村管理过程中，应该注重财务工作人员的素质培养，以提高农村财务工作的有效性以及准确性。

(三)财务监督机制不健全

财务监督是保证财务信息真实完整的关键手段，在当前的农村财务管理中，财务管理部门的组织结构较为简单，财务审核机制也十分宽松，在农村财务管理机制运行的过程中，财务信息虚假的现象十分常见，财务违纪的现象总是得不到解决，农村财务监督力度明显不足。在农村的财务管理单位中，会计核查以及会计监督工作往往是混在一起的，这就使会计监督人员及核算人员的职能得不到全面的发挥。此外，会计监督的责任感落实也是制约会计监督作用发挥的重要方面，很大一部分的会计人员的自我监督没有做好，会计的合格性得不到保证。所以，会计人员的责任感培养也很重要

(四)会计基础工作的不足

虽然我国有制度对农村的会计核算进行规范，但是，制度不可能将现实当中的所有问题考虑全面，会不可避免地发生与现实脱节的情况。此外，近年来我国的会计制度正在逐步与国际进行接轨，原先的农村会计准则渐渐的不适应时展要求，会计制度需要不断地完善。我国的农村在实际工作中普遍运用的是现金收付的会计核算制度，在这种制度当中，所有的经济业务处理都是以现金收付的实际值来确定的，因此，在基础计算的过程中不论是否出现了需要补偿的现金流动，都直接当作应急费来处理；在现金支付中，只要是本期的现金流动，不论是否出现了不在本期中的现象都应该计入本期中。现金支付制度虽然能够更加直观地反映现金流，但是它却不能够反映农村的结算以及盈余，导致了某种程度上的会计核算信息缺失。

二、农村财务管理的发展对策

财务管理的效果会极大的影响到农村整体经济的发展，对农村的未来有着深远的影响，针对农村财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本文提出一些建议。

(一)建立健全农村财务管理体制

农村财务管理机制一直处于相对缺失的状态，在农村财务管理的发展过程中，可以将农村的特性考虑进来，形成村级经济的财务管理制度。在组织结构上，财务管理可以由上级机构代为管理，例如乡镇财务部门。这样的管理模式可以有效地避免农村财务管理中人员素质、意识方面的问题，避免财务管理制度缺失带来的管理漏洞，能够有效地提高农村财务管理的水平，降低农村财务管理形成的成本，将农村财务信息管理统一化。此外，这样的模式还能够实现财务上的管控权利的分离，提高农村财务管理的独立性，使村民对财务的参与性得到提高，从而加强农村经济的财务监督。

(二)提升农村财务管理工作者的素质

财务人员的素质提高了，农村财务管理水平才能够适应时展的需要，才能够解决当前农村会计人员业务水平低、业务工作适应难的问题。所以，农村要自觉地组织员工进行学习，使农村的财务工作人员不断地提高自身的理论水平以及业务水平，让他们掌握过硬的本领，具有扎实的会计知识以及娴熟的会计技能。

(三)强化农村的财务监督

农村应该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实现良好的内部控制。应该设置专门的内部控制部门，实现对农村财务活动的监督和管理，通过相分离的职责实现财务管理与会计核算的分离。同时，农村还应该做出对财务活动的全过程监督，做到事前、事中、事后的全程管理，真正地发挥内部控制机制的作用。应该使部门之间、上下级之间互相监督，推动农村的管理进步。此外，农村还应该尽量地借助外部监督力量，用社会监督的力量来提升农村内部的管理质量，促进农村会计核算能力的提高，弥补内部监督的不足，实现农村的有效管理。

三、结束语

农村论文篇5

国外农村土地证券化的研究现状

西方国家土地证券化的发展已有200多年的历史，直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创立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alEstateInvestmentTrust，简称“REIT”），土地证券化才进入了规范发展时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不断发展，现在根据REITs资金投资的对象不同区分为权益型（EquityREIT）、抵押权型（MortgageREIT）和混合型（HybridREIT），权益型REIT直接参与土地的经营，抵押权型REIT不直接参与土地经营，混合型REIT将两者结合起来[3]。经过较长时间发展，西方部分发达国家都引入并设计了农村土地证券化制度，土地产权的私有化以及金融基础的牢固为土地资产证券化发展提供了“土壤”，使其拥有较为完善的运营市场和制度环境。欧洲：土地革命和战争冲击欧洲土地证券化的历史较长，发展路径的突变点主要由于土地革命和战争冲击，其中以德国最具代表性。德国是整个欧洲进行农村土地证券化最早的国家，其土地证券化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世纪70年代，当时为了整顿规范农村经济秩序，避免战乱对农业经济实体的冲击，同时保护大地主、贵族的经济利益，德国政府开始逐步向农村注入资本，最突出的特征是在普鲁士西里西亚成立了以“土地抵押信用社”为主要组织形式的合作组织，在省级政府的主导下发行土地债券，进而以低息贷款的形式抽借给组织成员，但此时成员的主体是地主阶级和权贵阶层[4]。到了19世纪初，使得地主阶级不复存在，且“允许土地进行自由买卖”的规定使得农民的土地自得以充分体现，广大农民转变为土地抵押信用合作社的主体，融资的渠道也更加多元化和广泛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农民获益的稳定性。美国：大农业发展的资金不足美国借鉴欧洲土地证券化的经验做法，并通过改进建立起较为完备的农村土地融资网络。美国的农地证券化制度构建较晚，直到20世纪初才初具规模，其发展的诱因主要归结为大农业发展初期的资金短缺。1862年颁布的《宅地法》使得家庭承包经营形式代替了“奴隶主—奴隶”、“大地主—雇农”的封建形式，资本主义的大农业发展模式逐步在全美铺开。资本主义大农业的发展必须依托大规模的资金和先进的科技作为支撑，为此，美国众议院于1916年通过了《联邦农业贷款法案》，决定设立“联邦农业贷款局”主管农村土地抵押贷款（主要业务是向家庭农场提供低息贷款）的相关事宜，这对当时城市工商业迅速发展积累的大量资本缺乏投资途径以及农业发展信息不对称阶段性产能过剩具有重要意义。1933年，全美12个土地银行合并重组成为“农业信用管理局”，替代原先的“联邦农业贷款局”[5]，到1952年，为便于统筹安排资金，并形成规模效应，全国12家土地银行联合组成“中央土地银行”，负责全国农用地证券的发行和抵押业务的运营。日本：小农经济的小规模和低效益消除小农经济成为日本发展农村土地证券制度的动力，依附严格的框架设计，日本现已形成一个层级分明的农村土地金融系统。日本发展土地证券化的诱因是土地经营规模小，效益低下，20世纪50—60年代，日本开始尝试以“农村合作金融组织”为主体来发展农村土地证券，与欧美农地金融组织的功能类似，其主要业务是向农民提供低息贷款。日本发展农村土地证券化的特色是其独特的农村金融层级网络，农村金融主体是“日本农业协同工会”（简称“农协”），其主要功能是进行共同生产、生活资料的共同购入，农产品共同销售，农业生产、生活设施共同设置和利用[6]。此外，还吸纳储蓄和融资进行信用事业，以及保险业等各种各样的事业和活动。农协的信用机构由3层构成：一是基层农协；二是信农联；三是农林中央金库[7]。基层农协是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由广大农户以入股的形式组成，农协入股参加信农联，信农联入股组成农林中央金库，三级机构相互独立、自主经营，层级间联系的主要方式是经济手段的运用，上级的主要职能是向下级提供框架指导和融资信息，并在下级资金运转不灵活的时期予以资金支持。除了美国的REIT外，日本、德国和英国等发达国家的土地证券化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德国和英国的土地证券化主要采取土地投资信托的形式，其特点在于基金资产的运用业务与保管业务的分离；日本土地证券化的主要制度特点是公司型与信托型投资模式同时发展，其土地信托是土地所有者将土地信托于信托银行，其负责管理和分配土地收益（或称信托红利）。德国模式纵观德国的农村土地证券化的发展历史，德国采用的是土地抵押信用合作制度，它的基本组织机构是抵押信用合作社及其共同成立的联合合作银行，其运行机制如图1。（1）在证券的销售渠道方面，德国采用“社员—投资者”和“合作社—投资者”的双渠道模式。两种模式最大的不同是证券价格涨跌的风险承担方不同“，社员—投资者”模式的风险承担方为社员个人，“合作社—投资者”模式的风险承担方则是合作社。（2）在资本拆借方面，德国采取了“阶梯化”摊还本金的形式。一般来看，社员借款的期限为10—60年，在借款合同规定的期限内分期偿还，偿还的款项包括：①利息（约占借款的4%），这是还款数额的主体；②摊还本金，阶梯化正体现在这个阶段，其额度在还款初期较少（一般约占借款的0.5%），此后每年递加0.02%，这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社员的还款积极性，促进了短期贷款的繁荣；③合作社营业费（约占借款的0.25%）；④合作社公积金（约占借款的0.25％）。（3）合作社成为联通社员和投资者的重要纽带。对于农村土地证券利息的偿付，合作社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在利息的偿付方面，社员每年向合作社付息，合作社又将收集的利息转付给投资者；在本金的摊还方面，社员每年向合作社交付摊还的本金，合作社将这部分本金做成“偿债基金”，该基金可以进行贷款生息，并可以向市场购回部分证券，以保障市场的流动性和循环性。美国模式美国土地证券化体系的底层为“农业信用合作社”，众多的合作社组成了“联邦土地银行”，负责发放土地债券，《联邦农地押款法》规定，参与土地抵押贷款的最小单位是农业信用合作社，而非农民个体，美国土地证券运作机制如图2。（1）多种渠道保证了联邦土地银行的资金来源。联邦土地银行的资金来源渠道主要有3方面：一是社员参股。农民或农场主必须向当地联邦土地银行协会购买借款额5％的股份作为入股凭证，才能向银协借款，银协向该区的联邦土地银行购入同等数量的股份。二是发放农业信用证券筹资。依据《联邦农地押款法》，联邦土地银行可发行的债券额上限为所有股金、公积金总和的20倍，12个联邦土地银行彼此融通、联合运作，可以互保证券的还本付息或发行联合证券，证券偿还期限为3—10年，年利率一般为5%左右。三是在农业信用管理局的监督下从其他金融机构拆借。（2）社员可以获得土地银行的高额贷款。社员从当地银协的借款不得超过土地价值的85%，当然有政府机构担保的除外；还款期限根据土地用途而异，短的3—4年，长的30—40年；利率一般在年利率的5%—7%上下浮动。偿款由信用社转交给联邦土地银行，当本息全部付清时，社员可以选择退股，收回股金，但在实际情况中，大多数社员为了便于再次借款，不会选择退股。日本模式日本土地证券化组织的主体是三个层次的农村土地金融体系，其各环节独立的资本运作保障了证券化的效率和应激性，其运作的机制如图3。相比欧美模式，日本的农村土地信托属于不动产资产信托，其中心思想是农村土地所有者以出售或租赁的形式将土地信托于农信联和土地银行，并通过土地受托人发行与管理土地证券的过程中获得红利[8]。该模式具有3方面特征：一是高效性。利用基层和信农联等地方信托组织在利用配置土地方面的优势，充分体现了公众诉求，提高了整个信托过程的效率。二是转化性。通过农村土地信托这种方式集中了优势资源，在资金上破解了部分土地所有者有土地经营诉求但资金能力不足的问题。三是稳定性。农村土地所有者通过将土地信托给中介机构或联合组织，不仅实现了风险转移，同时也能在契约期内获得长期稳定的收益。

国外农村土地证券化的研究前景

西方发达国家的土地证券化由于发展历史较长，市场经济的理论及运行机制相对成熟以及土地产权界限的清晰，学者们对土地证券化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证券化的技术完善层面，主要内容有以下3方面：（1）农村土地证券化的产品设计。JosephGyourko[9]等学者认为相比土地债券、土地信托计划和土地股票，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是发展农村土地证券最值得借鉴的模式，不仅可以保证土地投资的长期化，也可以为农户或农场主提供相对较为低息（比其他融资产品平均低2—5个百分点）的贷款。HaftomTesfay[10]认为农村土地证券化产品要根据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而呈现差异化，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土地产权是否清晰以及村民对土地收益的预期基本不构成土地证券化的影响因素，相比其他土地证券化模式，这些地区更适合有限规模的土地信托流转模式。KimSedara[11]通过对“整体业务证券化（WBS）”和“特定资产管理计划（SAMP）”两种土地支持证券化产品的机理分析，发现二者在使得土地证券产品的运营过程中均存在弊端，最有效的方式是进行部分改进，证券化融资首先应基于SAMP方式，其次运用WBS制定发行预案。（2）农村土地证券化产品的定价方式。证券化中常用的定价方法主要有静态现金流折现定价模型、期权调整利差法模型、蒙特卡罗模拟模型、布莱克一肖尔斯期权定价模型、利差二叉树模型和二项式期权定价模型等，但前两种最适合农村土地证券的定价[12]。XavierGine通过对泰国1997—2006年2874个参与土地证券化的农户家庭进行跟踪调查，运用6种定价理论进行农地证券的价值测算，发现收益还原法得出的结论与现实较为接近。AVELINE-DUBACHNatacha[13]和Yaoundé[14]等认为设计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italAssetPricingModel，CAPM）是土地证券定价的科学方法，其主要通过资产的风险系数β来测算证券的预期收益，进而实现产品定价，其中β的求取以过去5年的收益率的历史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出。（3）农村土地证券化的风险防范。HaftomTesfay[10]和JohnGledhill[15]等均指出了市场信息的不充分，证券发放机构资质是构成土地证券化有序运作最大的风险因素，其中信息的不充分会造成交易的不公以及效率的低下，证券发行单位的资格不足会造成不良证券对现有有序市场的冲击，其融资后的消极影响更会呈现放大效应。ChristopherBarlow[16]和AlanSwillbank[12]等的研究成果表明，不良资产的注入和证券申购人信息的虚假是土地证券化最大的风险因素，为此，政府和证券评级机构应该联合作为，采取政府和公众监管以及评级中期调查的方式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弱风险。

农村论文篇6

除了加入世贸这样的努力之外，中国当前就没有更关键、更紧迫的改革任务了吗？事实上，如果冷静地观察，当前中国除了需要加入世贸之外，还有一项更艰巨、更重要的改革任务，那就是如何通过进一步的农村改革，改变农村目前日益严重的经济困局。中国的改革本来是从农村开始的，但二十年之后，农民的境况却陷入了一种十多年来从未有过的困难之中，由此影响到全国的经济沉入低增长和连年萧条。可惜的是，在目前国内的主流话语中，进一步的农村改革却似乎已被忘却了。好象经过八十年代的承包制改革，农村的体制已经基本理顺，再也不值得重新关注了。即便有一些相关的讨论，也往往是针对一些零散的政策措施，而缺乏对农村困局的整体评估。

八十年代中，中国研究改革的专家学者里，最强的队伍之一就是杜润生领导的农村政策研究室属下的一群中青年经济学家。他们常年持之以恒地的调查研究，使他们得以始终保持着观察农村问题的前沿眼光，在政策研究和学术讨论上都赢得了领先地位，也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重视。然而，八十年代末，这支队伍被打散了。此后，虽然还有一些学者继续坚持不懈地研究"三农（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取得了不少成果，但背后再也没有了强有力的团队研究的支持，其研究成果也得不到必要的重视。中国不再有研究分析"三农"问题的强势团队，并不是件好事。更何况，今天的"三农"问题比以前更复杂了，不单单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甚至涉及到政治改革。没有了类似的团队，只靠一些政府机关的农业经济专家作些单纯的经济技术分析，就有"盲人摸象"之虞。十年以后，问题终于暴露出来了，面对今天农村的困局，似乎只能在中国的媒体上见到个别学者的分析以及一些记者的零星报道，而再也看不到八十年代那种脚踏实地、以第一手调查为基础、有充分说服力的系统整体性分析研究，更看不到有关"三农"的政策制定与这类研究之间的良性互动。这或许就是农村改革被忘却的一个重要原因。

今日农民状况：富起来了还是越来越穷？

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二十多年中，中国通过农村经济改革，彻底抛弃了严重束缚农民经济和人身自由的体制，农业生产力迅速回升，带动全国出现了八十年代的经济繁荣。虽然五十年代初时给了农民的土地没有真正回到农民手中，但土地的长期承包基本上巩固了农村的市场机制。随后，在农村流通体制方面也有一些改革，但进展并不大，而且过去五年来还时有反复。按照一些书斋经济学家的看法，似乎只要在农村里引进了市场机制，农村的体制就自然而然地理顺了。可惜，现实却给出了完全不同的答案。问题不在于市场机制不灵，而在于市场机制的这只"看不见的手"被另一只"看得见的脚"踩住了，现存的权力分布格局把一度尝过改革甜头的农民重新置于被剥夺的可怜境地。

二十一世纪中国所面临的诸多挑战中，"三农"问题大概是最严峻的一个挑战。近年来农村这个中国经济社会的基本面的状态正处在每况愈下、难以有效改善的境地，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农业的收益明显地大幅度下降。由于九十年代上半期的"泡沫经济"已经逐渐消退，而政府转嫁社会福利支出的措施大大加重了城市居民的生活负担，城市居民、特别是内地中小城镇居民的收入和消费开始萎缩，对农产品的需求已经没有以往那么旺盛了。这直接造成了农产品价格连年走低。而另一方面，农民的种植成本却面临着垄断型工商企业的价格哄抬，种子、化肥、电、农药等的成本越来越高。结果，出现了种得越多、亏得越重的现象。而且，今后中国的农产品价格已经没有再抬升的空间。最近农业科学院的一位学者详细分析了中国农产品的成本和价格，其结论值得国人警醒。他发现，中国的大多数农产品价格已经超过国际市场的平均价格，而多数农产品的生产成本也高于发达国家。这样，中国农民指望农产品价格回升带来今后的收入增长，看来是希望不大了。

最近，中国在申请加入世贸组织的过程中，坚持强调今后不能取消农产品补贴，与其他国家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延缓了中国加入世贸的进程。这个问题并不是新问题，早就列在申请世贸要解决问题的清单上，中国政府最近之所以突出关心这个问题，正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央政府对农业问题的担忧。即使中国能继续维持国内农产品市场的价格，尽量减少低价进口农产品的冲击，中国农民的种植业收益也不可能再有明显改观了。

其次，近年来农民的收入增长停滞不前甚至有所减少。最近国家统计局开始承认，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明显放慢，有时只有两三个百分点。事实上，从一些来自乡村基层的报道看，就连统计局的这个官方数据也有很多水分。许多乡镇长、县长为了呈报政绩，往往人为地夸大农民的收入。甚至，当农民的田产收入下降时，有些基层干部就按照农民家里有几棵果树、有几只母鸡来计算一年的最高产果量和下蛋数，好凑出一个"增长"的农民家庭收入，至于母鸡到底下了多少蛋、果树是否年年都能结那么多果子，这些干部就不管了。有经验的专家都了解，统计局的农民收入统计一般都有高估的倾向。另一方面，在这个"增长"的"收入"当中，其实包括了相当大的一部分农民家中积存的粮食或其他农产品。由于近年来粮价一再下跌，农民收获的农产品如按政府规定的收购价格出售，将严重亏本。农民们只好暂时把农产品囤在家里。如果把这种无法变现的收获剔除，农民来自农业的现金收入其实是下降的。如果不是有上亿农民进城打工，给他们的家庭带回一点现金收入，那么许多农民家庭恐怕连应付摊派的现金都拿不出来。

再次，乡镇企业开始萎缩。最近在国内出现了一股谈论加快农村城镇化的清议，似乎只要在乡村多建成一些新兴城镇，农村的萧条局面就能改观了。农民搬到城镇去从事非农行业的前提是乡村非农产业的加快发展。但是，近几年来，实际情形恰恰相反，兴旺一时的乡镇企业开始进入了收缩阶段，连年关闭裁员，不但不能吸收多少新的农村劳动力，相反却吐出了数千万以往吸收过的劳动力。乡镇企业的这一波衰退并不完全是经济形势周期性变化的结果，还有更深层的体制原因。过去二十年中，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背后有一只基层政府的"手"在推动，这曾一度被一些学者视为中国乡镇企业发展模式的优势，现在却可以看出，这只"手"也造成了乡镇企业发展中的盲目性和不经济性。一旦全国范围的"泡沫经济"消失了，大批赶""泡沫经济"风头的乡镇企业就难以生存下去。乡镇企业有过一个"成功典范"，即"苏南模式"，现在这个模式却已显现出明显的败象，苏南的基层干部也不得不坦承这条道路的局限性，开始了反思。

第四，进城打工的农民处境艰难。在内地的许多省份，进城打工成了农民养家糊口的唯一生路，有的省份如安徽，多半男劳力都得靠离乡打工来维持家计。而从整体上看，除了少数繁荣地区和都市外，多数内地城市的经济也并不妙，于是，出现了上亿农民争抢东部都市和少数繁荣地区工作机会的局面。近年来，农民春节后离乡外出寻找打工机会的时间越来越早，甚至有的人大年初一就离家上路，因为谁都想抢在别人面前争取到有限的工作机会。由于政府并不提供对农民工需求的全局性信息，上亿农民工的大规模流动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全靠农民工之间的乡亲关系网提供一点不可靠的消息。于是，许多盲目涌入广东一带的民工找不到工作机会，又返回头北上涌向北方、西部城市。而与此同时，不少城市的政府却开始设置重重障碍，限制农民工的就业机会，以保护城市失业者的饭碗。例如，北京市最近就宣布要实行"上岗证"，许多粗壮工种的工作机会都要凭市政府批准颁发的"上岗证"才能就职。显然，农民进程打工的机会不是越来越多，而是"人多粥少"，供不应求。就总体而言，城市里能容纳的农民工数量已经接近饱和，而越来越多的农民在乡村难以维持生活，进城又未必能找到打工机会，如此就难以脱困了。

最后，也是最让人痛心的是，乡村两级干部的腐败以及对农民的横征暴敛，把农民种田的微薄收入搜刮一空，农民的不合理负担之重前所未有。由于这方面的情势相当严重，因此国内媒体有时也披露一些局部事例。本文将就此作进一步的分析。

都市人的"新世纪"和乡下人的新困境

即使不去看枯燥的事例、分析或统计数字，光看国内媒体的报道倾向，其实也能多少解读出一些农村的真实情况。近几年来，媒体对"大好经济形势"的报道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大都市和浙江东部、广东沿海，特别是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四大最繁华的都市。如果单看这些报道，自然可以产生种种令人乐观的想象，诸如再有多少年中国将"赶上或超过"某某国之类。而关于内地农村的报道中，好消息就不多了。相反，从偶尔透露出来的个案中可以发现，对农民的摊派负担非常沉重，农民辛辛苦苦一年下来反而要亏本。至于农民因抗交摊派而与基层干部时常发生的冲突，在国内媒体上就极难得一见了。

如果从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居民的眼光去看，都市建设日新月异，居民生活的质量已经进入了讲究养生、美容、减肥的阶段，网络普及率越来越高，国际化的征兆也日益明显。对这数千万居民来说，新世纪似乎就意味着生活水平告别"小康"、与发达国家接轨，这自然令人向往，也让人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和美好的幻想。媒体围绕着这些都市居民的愿望，又编织出一幅"买汽车、住新房"的"新世纪图"，更是引得连台湾都有人羡慕起来。如果就从这样的视野出发去理解中国的"新世纪"，就未免太偏颇了。

在上述的繁荣地区大约不过有数千万人口，中国不可能光靠这么一小块地域就带动全国经济，这些繁荣地区充其量也不过是个"脸面"、"橱窗"而已。而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内地，特别是农村，恐怕完全沾不上"橱窗里的繁荣"的光。光是看内地中小城市居民现在的生活状况，就会发现，那里的民众恐怕完全看不见其个人前途上的"新世纪曙光"。在内地中小城镇，许多家庭的月收入不过数百元而已，仗着物价低，每日勉强糊口还过得去，但失业的人越来越多，儿女们的就业机会渺茫。放眼看去，当地企业都破败不堪，能在政府机关里谋个饭碗，就是"人上人"了，再不敢有别的奢想了。至于内地农村的境况，上面已经提到，多数农民正陷入一种新的经济困境。对他们来说，"橱窗里的繁荣"不但毫不相干，甚至是一种令人愤慨的刺激。而当都市里的人们畅想着新世纪里的新愿景时，大概也没有多少人会意识到，由于农村困局的严重性，这样的都市愿景其实是非常脆弱的。因为，这种"橱窗"是没有"玻璃"的，当然也不可能把"橱窗里的繁荣"与"橱窗外的贫困"断然隔离开来。

今天中国的形象，似乎已经化约成少数都市的面貌了。外国人看了北京、上海、深圳、广州，以为这就是跨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了。倘若中国人也以为如此，就不免有点孤陋寡闻、自欺欺人了。从一种比较客观的角度去评价新世纪中国的局势，广大的内地农村才反映出中国问题的主要方面，毕竟，人口的绝大多数住在那里。如果制定政策时不能从八亿农村居民的现状出发去认识中国的问题，而只把眼光盯在都市里的几千万居民身上，不仅是目光短浅，而且也误判大局，其实也绝非这些都市民众之福。

中国以前有过沉重的教训，现在又面临新的教训。转型中的农村是如何陷入困境的，为什么农民们改革初期的"幸福生活"会得而复失？这个大题目到现在也没有一个比较系统深刻的答案。从总体上看，农村改革取得初步进展以后，政策就开始逐步向城市倾斜了。先是政府在八十年代运用财政资源提高城市居民的工资，增加物价补贴。然后就是九十年代允许国有企业大幅度提高其垄断产品的价格，结果前些年农民从从农产品价格提升中得到的好处，又因种植成本上涨而陆续被城市里的国有企业拿走了。在"泡沫经济"红火的岁月里，垄断型农村金融机构又把农民的储蓄大量转移到都市地区的房地产和股市投机当中，亏了是农民们的存款倒霉，赚了是这些机构的员工们发财，而"繁荣地区"的居民则或多或少、直接间接地得到了益处。当然，都市的繁荣还与外资的投入有关，大量的外资集中在几个都市地区，自然能营造出繁荣来，而内地农村是没有这种机会的。

政府本来负有扶持经济落后地区和帮助贫困人口的使命。但自从九十年代以来，似乎就基本上再也看不到真正对农民施惠的措施，而让少数都市居民的生活"锦上添花"的措施却接连不断。比如，最近为了增加内需又动用财政资源连续给城市居民中"吃皇粮的"人加薪。其实，日子确实过不下去的，并不是"吃皇粮"的人。问题在于，进入九十年代以来，八亿农民不仅在政策研究圈里没有多少代言人，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也得不到必要的关怀。这是"三农"问题积重难返的根源。

当人们谈论几大都市的"世纪新貌"时，却很少有人提到，中国当前最紧迫的是给几大都市"锦上添花"吗？如果把几个大都市里城市建设投资的一部分省下来，少盖几座超高层"世纪建筑"，少建一条"五环线"或地铁新线，少花些铺陈奢华的主干道灯光投资，而把资金投入到内地去帮助农村发展，可以让数十倍于都市人口的农民受惠，经济上产生的连带效应就更是不可估量，至少也就不用再让城市老百姓向"希望工程"捐款、资助农村的穷孩子上学了。少花一点这样的都市投资，绝不至于就影响到这几个都市的繁华，无非是已经够亮丽的"橱窗"上少一道"光辉"而已。这样简单的想法之所以没有"市场"，是因为它顾的不是"橱窗"和"脸面"的光鲜。农村既非"脸面"，又非政治上的"基础"，乡下人的困境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过去几年中，每当提到增加收入时，首先想要照顾的是正项收入不差、额外收入和享受更多的政府官员，而贫困的八亿多农民就被"忘却"了；但提到扩大消费品销售时，就想到要让农民多花钱了，目的不是为了让农民过得好一些，而是要减少城市里国有企业的产品库存。一些都市里的经济学家呼吁，要打开庞大的农村市场，让农民们多消费，这样城市里国有企业的产品才有销路。而现实却是，几年来全国农民的人均消费品购买量一直在萎缩。现在，全国消费品的百分之七十多是卖给占人口百分之十几的城市居民的，其中购买力最强的又局限在那少数几个繁华都市；而占人口百分之八十多的农村居民只买得起全国消费品的百分之三十不到。当这些都市里的经济学家建议如何进一步挖农民们早已被掏空了的荷包时，却懒得去认真想一想，为什么多年来农村市场不但无法扩大，相反却正日益萎缩。中国部分学者的"都市偏倚"倾向其实是政府的相同倾向的反射，他们不但很少关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居民的贫困，甚至连农民贫困的原因都不去思考。这样，在新世纪里农村的前景就更不容乐观，也更让人担忧了。

"三农"问题的出路何在？

当然，解决"三农"问题的长远方向是发展农村经济。在这方面可以长篇大论地谈很多短期内无法见效的设想。现在写在种种文件上的措施，也很少有新鲜的，多半都是过去几年来国内学者反复提到过的，写进文件里也不止一回两回了。以往几年这类措施没能"立竿见影"，今后也很难让人相信它们就会发挥神奇的功效。

眼前真应该立刻解决的，是别让农民过不下去。所以，或者是增加农民的收入，或者是减少农民的支出负担，或者两者齐举，总要有一些措施，农村的经济困局才能略有缓解。然而，到底有哪些可能性呢？

虽然中国在加入世贸的谈判中，坚持不能取消农产品补贴，其实，指望农产品补贴来保护农民的利益是有限的。首先是因为政府其实拿不出多少资金进行补贴；其次，在现行体制下，对农产品的补贴大部分最后都落到了垄断型国有商业系统的口袋里，实际上肥了供销社、粮食系统员工，而对农民收入状况的改善却补益不多。

那么，是否可能对农民减税呢？清代康熙和乾隆年间，皇帝为了减轻税赋，曾实行过各省轮流免赋的政策。1994年实行新的税制后，中央财政明显宽裕了，花起钱来再也不象八十年代时那样束手束脚，但地方财政的份额却相对收缩了。其结果是，各级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不足以养活省、县、乡几级政府日益庞大的官员队伍。过去几年中，有越来越多的县级财政已经不能按时发放工资。在集权体制下，地方财政收入短拙的结果，必然是省财政挤县财政，县财政挤乡财政，最后造成了县、乡两级财政入不敷出。于是，县、乡政府就把日常开支的很大一部分转嫁到农民头上，用税外摊派的方式，强迫农民们负担起养活基层官员们的责任。问题的症结，其实不完全是地方政府胡作非为，中央财政敛得太多、不顾基层财政的困难也是一个原因。然而，中央财政虽然收入比地方财政宽裕，但花在城市里、特别是都市里的钱更多，照样是捉襟见肘。目前，为了维持城市经济的繁荣并保住经济增长率不至于下降，中央财政连年举债，已经负债累累，根本无法再对广大中西部省份的农村提供更多的财政返还。政府在减轻农村的正常税赋方面其实已经无能为力了。

既然今后若干年内无法减轻农村的正常税赋，政府也很难提出其他大幅度提高农民收入的政策措施，那么，在农民不易增收的情况下，如何减少农民的不合理负担就成了一个缓解矛盾的重要环节。从这个角度看问题，"三农"问题就不单纯是个经济问题了，它直接涉及到政治体制的改革。

农民负担过重的根本原因是县、乡基层政府人员过多，开支庞大，入不敷出，最后必然要靠向农民摊派来养活这些干部。在当前"三农"问题突出、中西部地区县级财政捉襟见肘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光是下命令严禁摊派，其实无济于事。因为，庞大的县、乡级干部要花钱，甚至也想象沿海繁华地区看齐，不但过上"小康"生活，还想告别"小康"、在新世纪里生活水平再上一个台阶。既然本级财政收入不够，中央财政又舍不得补贴，他们必然要转而靠向农民摊派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和消费水平。

例如，七、八十年代乡镇长们平时多住在办公地点的宿舍里，他们的家基本上在当地或附近，步行或骑自行车就能回去；而现在全国的乡政府负责人九成居住在县城里，光是每天坐着公家的汽车从县城到乡政府上下班，所化费的购车、养车、司机、汽油费一年就达数千亿元。现行的基层财政预算根本不可能包括这笔庞大的开销，最后其中的一多半必然以各种名目转嫁到农民头上。于是，为了乡镇长们"腿上的现代化"，全国农民一年收入的几分之一就填进去了。两年前《中国改革报》等报纸批评过这个问题，但似乎并未产生什么明显效果。

为了试图缓解农村基层政府乱摊派的问题，去年中央政府在安徽搞了"费改税"的试点，深受农民欢迎。但是，好景不长，报道这项改革的新闻刚刚见报，乱摊派就已经在安徽死灰复燃了。试行费改税后，断了基层干部以往的财路，以前通过摊派而捞进口袋里的钱现在入了国库，这就可能造成干部"生活水平的下降"。于是，一些地方的乡干部就故伎重演，新发明了非法的"人头税"等国税之外的"私税"，甚至动用手段，开办所谓的"教育班"，非法收押不愿意交纳这种"私税"的农民。湖北某地也出现了按农民私宅面积非法开征所谓的"土地使用税"的恶例，结果逼得交不起"私税"的农民只好扒了自己的房子背井离乡而逃。

跳出"官逼民穷"的循环

目前农村基层干部与农民的最大矛盾就是摊派和反摊派上的矛盾。农民的日子越艰难，对摊派的反弹也越大。于是，为了从农民家里搜刮到足以养活基层干部们的财物，许多乡政府专门养了类似于"二警察"的队伍，以便遭到反抗时能用强力制服农民。于是，在乡政府和农民之间，就出现了一个"正反馈"式的"循环"：农民越是反对摊派，乡政府就越需要扩大强行实施摊派的队伍和干部人数，而这又相应增加了摊派的负担，会引起农民更强烈的反对......。从这个基层的"循环"可以联想到另一个"循环"：农民与基层政府之间的矛盾冲突越多，上级政府就越倾向于扩大基层干部的人数和强化基层政府的功能，而这势必加重压在农民头上的摊派负担，将使得农民与基层政府之间的冲突更加激化。显然，陷在这种"官逼民穷"的"循环"中，只会导致官民两败俱伤的结果，而矛盾和冲突则逐渐积累起来，朝着爆发点逼近。这实际上是一种"恶性循环"，从中不可能导出良性结果。

制止乱摊派的命令也好，试行"费改税"也好，都是治标不治本的临时性安抚手段，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要彻底缓解农民沉重的不合理负担，只有从节流上着手，即减少农民必须养活的基层干部人数以及他们的开支数量。不久前，国内有学者提出，可以考虑回到1949年以前的乡村体制，彻底撤销乡村两级组织，由农民自治，选举乡保长，这样的建议就是一个釜底抽薪的办法。只有减少农村基层庞大的靠摊派养活的干部数量，并同时实行乡以上干部的民主选举，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除此之外，似乎没有其他更有效的彻底减少农民负担的有效办法。

现在，问题的实质已经浮上台面，对这一点，稍微了解一些农村情况的人都能看得很清楚。但是，能否真正对农村的乱摊派实行上述的釜底抽薪的做法，却不是简单的事，这关系到农村政治体制的彻底改革。如果说，八十年代初取消三级所有的体制、实行土地按户承包是一场重大的"革命"，那么削减农村基层干部数量、实行乡以上干部的民主选举，就是农村改革以来解放农民的第二场农村"革命"。这第二场"革命"比土地承包、取消公社的第一场"革命"深刻得多，因为，它将首次触及到基层"吃皇粮"的干部的根本利益。在维护农民利益还是维护基层干部利益这个两难矛盾面前，政府面临着艰难的选择。

农村论文篇7

中央高度重视发展农村经济。近年来，党中央坚持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中央一号文件”现在已经成为中共中央重视农村问题的专有名词。2004年至2009年，中共中央连续六年以“三农”（农业、农村、农民）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强调了“三农”问题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期“重中之重”的地位；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因此，做好农村经济新闻，是地市级新闻媒体贯彻中央精神的责任和义务。农民群众对经济新闻的迫切需要。我国是农业大国，70-80％是农业人口，农民毫无疑问应当是媒体报道的主要群体。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繁荣，农民群众迫切需要更多的对自己生产、发展具有直接指导作用的经济新闻。地市级新闻媒体要认识到农村经济新闻报道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在情感和实际行动上贴近农民，为农民群众提供真正有用的信息和新闻，帮助农民发展经济，而不是仅仅对“三农”问题进行无关痛痒的报道。

二、当前农村经济新闻报道中存在的问题

尽管近年来，地市级新闻媒体明显加强了农村经济新闻报道，但是总体来看，关于农民的经济新闻和给农民看的经济新闻仍然偏少，这种现象与现阶段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不对称，也不符合新农村建设的要求。具体表现为：农民作为农村经济活动的主体，在新闻报道中却时常被淡化；农村经济新闻报道的角度比较狭窄；新闻媒体及采编人员对农村经济新闻的重视程度不够；媒体从业人员大都出生或生活在城市，有些记者编辑对农村经济活动的报道既缺乏深刻的认识，也缺乏专业素养和报道热情。上述原因导致农村经济新闻存在扁平化、模式化、肤浅化的认识，直接影响了对农村经济新闻的采访、素材的有效收集、整理加工和主题表达的力度。

三、做好农村经济新闻报道的对策

加强农村经济新闻报道、创新农村经济新闻报道方式已迫在眉睫。结合工作实践，笔者认为可从以下方面着手。对农村经济新闻报道要从思想上重视，行动上支持。首先要认识到农村经济新闻报道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在情感上贴近农民，而不是为了遵从上级指示，对农村经济发展进行无关痛痒的报道。农村经济绝不仅仅是农民的几个致富案例，在城镇化进程中，农民不仅仅要面对传统农村生活方式造成的困扰，还要应对和城镇人口相同的新型问题，如讨薪、医疗、子女教育费用等急需解决的忧虑。因此，经济新闻的报道视角只有与农民平齐，才能代表农民的真实夙愿。地市级新闻媒体要从总体上对农村经济新闻报道进行策划，在受众定位、栏目设置、报道内容等方面下功夫，要以“农村经济”为立足点，办出自己的特色；要加大对农村经济新闻报道的比重，拓宽报道面，通过多种形式客观、公正地反映农村经济发展的现状和广大农民在经济发展中的创造；要主动收集国家实施的各项农村政策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反馈资料，及时进行报道，为党和政府及时作出决策提供依据。记者要坚持“三贴近”原则，深入基层，了解农民。农村这片广阔的天地，有着丰富的经济新闻资源。记者要写好农村经济新闻，就要坚持“三贴近”原则，深入基层，走进农村，走进田间地头，充分地了解农村、农民。只有“脚到”才能抓到“活鱼”。2012年10月，《亳州晚报》记者丁静在“走转改”活动中，来到谯城区一个偏远的乡镇，起了个大早去集镇走访，发现一个大院里天还没亮已人声鼎沸，原来是农民自发在这里交易地产中药材。记者敏锐地抓住这一现象，通过深入采访，采写出消息稿件《“地产药行”乐了药农活了市场》，获得2012年度安徽新闻奖一等奖。试想，如果记者没有走基层的亲身体验，会发现这样好的经济新闻选题吗？吃透新闻事实，为农民提供有实用价值的信息。地市级新闻媒体，不管何时、不论何地，时时刻刻都要关注群众的愿望、要求和呼声，为基层群众提供有价值的实用信息，农村经济新闻亦是如此。2011年秋季，亳州市谯城区很多农户种植的冬瓜遭遇销售难，许多又大又好的冬瓜烂在了地里。在接到这个线索后，笔者对此进行了调查采访，在写稿时，在报道“销售难”现象的同时，提出了更深层的思考：为什么这种现象频频出现？采写了《传统蔬菜种植期待转型》一文，从农户的遭遇、某蔬菜专业村的成功、农业部门专家的指导性意见等方面，为农户指点迷津，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事实证明，在报道农村经济新闻时，媒体采编人员一定要吃透新闻事实，为农民提供各地有益的发展经验和农村实用经济信息。不仅可以采访农业经济专家学者，还可以请农村一线的致富能手、土专家建言献策，对一些技术性强、涉及农业经济发展的问题开展大讨论，让农民群众一起来参加大讨论，从而增强农民对农村经济新闻的阅读兴趣。

四、结语

农村论文篇8

[关键词]民主法治；农村；法制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下，如何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大及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按照"三个代表"要求，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农村基层民主法治建设，是实施依法治国方略，推动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面临的首要问题。

笔者在贵州省仁怀市鲁班镇山水村进行了农村民主法治建设现状的调查，得到了关于农村民主法治建设情况的第一手材料，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大胆的思考。在总结该村民主法治建设的诸多成功经验基础上，着重分析其存在的问题以及原因，进而对整个农村地区的民主法治建设工作做了一些思考。

一、山水村民主法治建设现状

山水村位于黔北赤水河畔的山地丘陵地区。该村面积约20平方公里，人口5000多，包括汉、苗和布依等几个民族。该村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农民收入在该村所处乡镇居于较高水平，于2000年被遵义市人民政府授予"小康村"称号。尽管如此，笔者在调查过程中仍看到该村在各项建设特别是民主法治建设方面存在着诸多不足。这与我国农村地区的大体状况是基本相似的。因而笔者选择该村作为调查研究对象，对于考察整个农村社会特别是西部农村地区的民主法治现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通过发放调查问卷、与村民交谈、采访村领导以及暗访村民等方式，笔者了解到，与所在乡镇其它各村相比，山水村的民主法治建设成就相对突出。主要表现在：

（一）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初步实现了民主选举。

他们的具体方式就是：村党支部成员候选人首先由该村全体党员酝酿协商，报乡镇党委批准后在党内外广泛听取群众意见；群众无异议后正式进行投票选举。而该村村民委员会的选举则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所规定程序进行，村民大都积极地参加了选举工作，并且基本上能按照自己的意志选举自己心目中的理想人选；据村民反映，近年来在选举过程中的拉票及暗箱操作等现象比以前已大大减少。由此可见他们的村级领导班子选举程序基本合法，步骤比较正确，质量相对较高。过去由上级党委、政府包办的村级领导班子产生方式正逐渐被淘汰，农民群众有了选举自己的当家人的基本权利。

（二）村民的法制水平有了较大提高。

为了了解山水村村民的法律知识水平，笔者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调查。笔者发放了200份调查问卷，分五个年龄段进行发放。（12－18岁者40份；19－32岁者40份；33－49岁者40份；50－60岁者40份；61岁以上者40份）。根据调查结果，村民回答得最多的三项法律依次为婚姻法、宪法、刑法。其它提到的还有合同法、计划生育法（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土地管理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这些法律，一是因为它们大多数与农民的生活和生产联系较紧，二是因为它们在该村被宣传得较多，所以在村民心目中留下了较深的印象。然而，像民法（民法通则）、继承法、诉讼法（民事、刑事、行政）等，这样一些比较重要的法律，及一些比较重要的地方法规，能够说得上的人相对较少。但总的来说，该村村民对法律的掌握达到了一定水平。

同时，笔者在调查中了解到该村民主法治建设工作更存在着诸多的不足。主要表现在：

（一）村级领导班子依法行政意识较差。

笔者通过暗访了解到，该村干部虽然有了一定的民主治村及依法治村意识，但是更存在诸多不足之处。具体表现在：

1、村支部书记与村委会主任有争权夺利的行为，影响了村里工作的正常开展和村级领导班子的团结协作。

2、个别村干部法律意识没有得到提高，民主作风和法治观念不强，因而在山水村时常发生村干部侵犯农民利益，村干部扰乱社会治安的现象，进而影响了依法行政和民主治村工作的开展。

3、而某些村干部还有作风与的举动，严重败坏了村支部和村委会形象，并有脱离群众、腐败蜕化的趋势。由以上可以看出，该村村干部民主法治观念不够强，村支两委依法行政意识颇需改进。

（二）农民维护自身正当权益的法律意识薄弱。

笔者在调查问卷中问了村民一个问题："如果你的正当利益受到别人的侵犯，你会怎么办？"大多数村民的回答是"直接找他讨回公道"或者"用针锋相对的手段赢回自己的东西"，只有极少数的群众考虑用法律方式进行解决。笔者在调查中强烈地感受到广大农民实在太缺乏法律知识，或者根本不相信通过法律能够维护他们的合法利益。如果不尽快培养村民利用法律维护自身正当权益的意识，大力提高农民的法律知识水平，农村民主法治建设工作将难以推进，也难以发挥其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根本作用。

（三）农村的法律服务与支持系统缺乏。

山水村村民的法制观念不强，村级干部不能很好地做到依法行政民主治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该村的法律服务与支持系统严重缺乏，法律宣传不到位。该村有各种村级组织，但没有一个负责法律服务的专门机构。同时，该村的法制宣传教育不到位，效果不明显。村民大多只初步了解一些法律条文，而熟悉法律、系统地掌握法律的几乎没有。在调查中我们了解到，该村虽然进行过一些普及法律知识，送法下乡活动，但由于没有深入实际，每一次都是流于形式，成效很不明显，加之经费有限，制约了该村法制宣传教育的进一步开展。而上级政府在农村地区的法律服务、法律咨询与法律支持工作上也不够重视。从该村群众的回答我们了解到，村民往往为了打赢一场官司而花费了太多的冤枉钱在法律咨询上。如果上级政府能将法律服务与支持工作真正地在农村实施下去，将切实地维护广大农民利益，带给他们最真实的好处。

由以上问题可以看出，依法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和法治建设，健全各项民主制度任务艰巨，困难重重二、农村民主法治水平低下的原因分析

从当前情况看，我国整个农村地区的民主程度都不高，法治观念不够强。在不少地区特别是西部的广大农村地区，广大农村干部依法行政，民主办事的意识较为薄弱；而相应地这些地区农民的法制水平也非常落后，更不容忽视的是这些地区在交通，经济，文化等方面也相对较为落后。从山水村民主法治建设的成就与不足，我们大体上了解了整个农村地区的民主法治现状。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农村地区的民主法治工作困难重重，成效甚微；是什么原因使得广大农村干部群众民主法治观念如此落后呢？笔者认为有以下诸多方面的原因。

（一）落后的历史传统的禁锢。

我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而广大的农村地区则是封建统治的重灾区。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民的民主观念虽然有了较大的提高，但封建残余思想在农村地区仍然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各种封建流毒没有彻底地得到清除，农民群众的民主思想和法制观念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严重脱节。在一些地区时常出现村干部仗势欺人、随意打骂群众的恶劣事件，而受害的农民不知道自己的正当权益受到了侵害，因为他们的心目中还认为现在的村干部跟旧社会的保长甲长一样，敢怒而不敢言；也有些地区还时不时涌现出封建的会道门等落后组织，等丑恶势力时常死灰复燃，蒙骗农民群众，毒害农民群众。而广大的农民群众却无法与这些反动的丑恶势力做斗争；还有些地方家族势力庞大，家族内部的各种家规家法残酷森严，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家法家规甚至取代了法律法规的作用。

以上这些现象告诉我们，广大的农民群众还没有彻底地挣脱封建思想的禁锢，没有从封建残余势力的影响中真正地解放出来。农村地区落后的历史传统对推进农村民主法治建设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二）经济条件的制约。

我国广大的农村往往地处比较偏僻、落后的山区或交通欠发达、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地区。由于经济条件的落后，使得农村地区的普及法律法规工作困难重重，也制约了法律对整个农村地区的约束和影响。试想农民群众连根本的温饱问题都不能解决，他们又何来追求自己的政治权利、保障自己的民主自由的条件呢？广大农民往往忙于生产劳动，而忽视了对本身的民利的重视和法律知识的学习。即使他们在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并希望求助于法律时，他们也时常由于资金的贫乏而无法将官司进行下来，因为高额的法律服务费用已使他们望而却步。

同样，正是由于经济条件的制约，农村的普法工作以及法律法规宣传工作时常因为资金的缺乏而无法开展。这就明显地说明：经济条件的落后是导致农村基层民主法治建设滞后的重要因素。

（三）文化背景的影响。

同样，广大的农村地区往往教育发展比较落后，科学文化知识比较贫乏。而教育的落后使广大农民群众文化水平都比较低，无法对法律知识进行自主的学习和深入的研究，民主法治的思想无法通过知识这个渠道进入农民的头脑。即使给予他们学习的机会，他们也时常由于文化水平的制约而无法掌握足够的法律知识。农村地区的文化欠发达，同时给了那些落后腐朽的封建文化和封建思想以死灰复燃的条件，而民主自由平等的思想则往往被排除在农村的大门之外。由此可知，农村地区的文化知识水平以及文化背景也是影响其民主法治建设伟大工程顺利开展的关键因素之一。

（四）政治体制不健全。

直接管理广大农村地区的是乡镇人民政府。乡镇人民政府是不是依法行政、民主办事对推进农村基层民主法治建设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但是，在天高皇帝远的广大农村地区，乡镇政府就俨然成为了绝对的"统治者"，乡镇干部时常以自己的意志代替神圣的法律。不少乡镇干部根本不具备应有民主观念，许多乡镇干部的法律意识非常薄弱。上梁不正下梁歪，乡镇干部没有做到民主行政与依法办事，这就直接导致其下属的村级政权的民主法治建设成了一句空话，进而严重地影响了农村基层政权的民主建设和依法治村工作的实施。同时我们发现，由于建国以来我国关于农村基层政权的组织建设与工作细则的规定不明确，使村级组织建设无章可循，村干部的工作无法可依。因而不少地方特别是较为落后地区的村级政权往往处于软弱无力甚至瘫痪状态，严重影响了农村工作的正常开展，使农村地区出现了不安定的隐患。因此，政治体制上的缺陷导致了农村民主法治建设工作举步维艰。

（五）农村地区的立法及执法跟不上，也是制约了整个民主法治建设工作进一步开展的重要原因。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以及农村社会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涉及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法律问题越来越多，但事实上关于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法律法规却较少，或已经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和现实的需要，或者就是相关的法律之间相互矛盾，相互抵触。而且目前还有许多涉及农村的问题的解决没有法律依据，因此出现了不少涉农法律真空。例如在关于农民负担问题、农村基层政权建设问题等问题上，就明显缺少法律的规定，进而影响了农村民主法治建设工作的稳步推进。与此对应的是农村的执法工作也存在不少的漏洞。在农村司法、执法上，目前存在的问题甚多，如执法机构不健全、执法人员素质不高、司法腐败、执行困难等等。这些问题也是导致农村地区民主法治程度不高，民主法治建设工作难以进一步推进的重大原因。

总之，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事业，离不开农村地区的社会发展与经济繁荣。目前的现状是：广大的农村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仍然比较落后，农村与城市的差距在进一步拉大。而农村地区各项工作中最薄弱若的环节，就在于整个农村地区民主程度不够高，法治建设比较滞后，广大农民群众法制观念较弱，大多是人治代替了法治，进而影响了农村地区其它各项事业的发展与进步。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民主法治建设是关键之笔，也是"三个代表"的题中之意。因为只有在农村地区营造出民主的政治氛围，努力将农村各项事业纳入法治化轨道，才能从根本上维护好广大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进而促使广大农村干部群众依法办事，从而推动农村社会全面进步和经济快速发展，保障农村地区的繁荣与稳定。

三、农村民主法治建设的策略思考

从山水村民主法治建设道路上的成就与不足，笔者分析出了导致农村地区民主法治建设现状比较落后的几个关键性因素。由此可以看出：进一步推进农村法治建设，关键是靠党的领导，主体是农民，法制是准绳，而各级人大和政府则须要提供法律、制度和政策保障。必须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切实发挥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作用，使政府与广大农民群众在法治化的道路上相互促进；切实发挥各级人大的立法机关作用，加强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立法工作，为农业、农村和农民提供法制保障，从而推动农村各项工作走上法治化轨道；切实指导和帮助广大农民群众学习法律、掌握法律并遵守法律，从而以法律武装农民群众，培养出千百万知法守法的新农民，形成推动农村民主法治建设的基础力量。

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着手农村法治建设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努力。

（一）进一步提高对农村民主法治建设重要性的认识。

使全社会特别是各级立法机构和各级人民政府在思想上认识农村民主法治建设的重要性，是搞好农村民主法治工作的根本前提。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将农村普法工作提高到事关农村长治久安、事关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的高度来认识；必须明白推进农村民主法治建设事关农村工作的全局，事关农村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在推进农村各项工作的过程中，要始终坚持"一手抓经济，一手抓法治"，使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经济实力与民主法制同步发展，而不能有丝毫偏废，也不能有任何动摇；要善于发挥党的思想领导与组织领导的作用，进一步发展党内民主，切实做好基层党建工作。在先进思想的指导下，努力把农村的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民主的堡垒"、"法治的堡垒"、"战斗的堡垒"，以此带动农村民主法治建设的稳步实施。各级党委政府还必须为村级政权建设提供必要的指导与帮助，真正成为农村基层民主法治建设的坚强后盾。要坚持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依法办事，努力提高运用法律手段管理农村工作的水平。

（二）健全和完善适应农村改革和发展需求的法律制度。

各级人大应进一步加强农业农村立法工作。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迅速建立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农业法律体系，加快制定和完善、规范农村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法律法规。在农业立法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学习和借鉴国外的某些有益的东西，做到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同时注意结合我们的国情和农村的实际，不能照抄照搬。要把在农村改革和建设实践中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以及已经成熟的经验上升为法律，使农村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能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同时应着手清理一些早已过时的、不符合农村地区各项工作发展现状的法律法规，做到与时俱进，实事求是。另外还应注重吸收一定数量的农民进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使农民群众能自己为自己立法，使各种涉农法律能真正代表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保障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

（三）进一步加强农村的法制宣传教育。

要进一步在广大农民特别是农村干部中开展经常性的法制宣传教育活动。通过这种宣传教育，切实提高农民群众的法律意识，切实增强农村干部的法制观念和依法办事能力，进而使广大农民群众学法、知法、守法，积极履行公民应尽义务，并懂得用法律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争取自己的正当利益；使广大农村干部自觉地、模范地遵守法律法规，从而做到依法行政、民主治村。同时，通过这种宣传，使各种涉及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法律法规能尽快传达到农民群众之中，保证这些法律的作用能落到实处，真正发挥其作用。

（四）加强农村的法律服务，为农民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支持。

加强农村的法律服务，为广大农民群众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支持，是推进农村民主法治工作的必要举措。首先是要进一步加大农村的执法力度，必须确保农村行政、税收、教育等各个方面的工作都纳入到法制化的轨道。必须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其次是要努力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农业行政执法队伍，建立起科学合理、运行有效的行政执法体系，以保证各项涉农法律的严格执行和涉农法律问题的迅速合理解决。我们可以在县级人民法院以及乡镇人民政府的统筹安排下，在每一个村培养出一定数量的农村法律服务咨询专门人才，建立和健全农村法律咨询和服务系统。我们可以实行定村负责的原则，保证培养出来的法律人才有用武之地，使各项法律走进农村，走进农户。每个村子都有了自己的法律服务人员后，就可以解决广大农民群众打官司难，法律咨询难的问题，同时也使农村地区的法治化有了人才基础。

（五）加快对新型农村干部的培养，加强对农村干部的管理与教育。

我们知道，农村各项工作能否取得进步，在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制定之后，干部问题就是关键的因素。而我们在推进农村民主法治建设工作中，由于村级干部工作的好坏，村级干部民主法治观念的高低直接决定了该项工作能否取得全面的进步，因此培养大批重民主、讲法治，能实实在在为农民服务的村级领导干部显得尤为重要。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努力。

1、各级政府特别是分管人事工作的部门以及教育行政部门，可以利用当前大学生服务西部计划的大好时机，从各级各类大专院校中选拔大批优秀大学毕业生直接到农村服务，让他们在广阔的农村去施展他们的抱负。一来他们丰富的理论水平可以得到实际的发挥，二来此举有利于提高村级领导的领导水平、知识水平和民主法治水平，并且还可以在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上发挥不可忽视的作用。这是国家、农村以及大学生"三赢"的结果。

2、有计划地对原有农村干部进行系统的民主法治教育。通过各种喜闻乐见、丰富多采的教育活动，使他们真正成为农村民主法治建设的领头人；真正成为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引路人；成为领导发展经济、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带路人；成为实事求是、作风正派、廉洁奉公的老实人，以保证农村民主法治工作的顺利开展和各项工作的顺利实施。

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于我有利，和平与发展作为时代的主题已深入人心。这正是我国努力发展经济，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难逢之机。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正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学习"三个代表"，实践"三个代表"，投身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目前，农村基层民主法治建设工作虽然仍处于较低水平，但只要有党和人民政府的坚强领导和高度重视，有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并按照正确的路线、方针与政策的引导，我们在农村地区的民主法治建设工作必将迈上新的台阶；一个重民主、讲法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必将出现；农村地区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必将取得辉煌的成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必将能够实现！

主要参考文献：

（1）林远山，论现代法治建设的要素，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5）

（2）陈国华，再论法的价值，池州师专学报，2003，17（5）

农村论文篇9

关键词：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回顾；评价；展望

一、中国农村经济改革三十年回顾

中国农村经济改革三十年的历程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78年到1984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等形式发展而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步在全国推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实行，使中国农村逐渐形成“乡政村治”的二元基层治理体制新模式，也标志着农村微观经济组织基础从此发生了本质改变。1982年到1984年的三个中央“一号文件”，从理论上肯定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是马克思农业合作化理论在实践中的新发展。

第二阶段从1985年到1991年。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了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从理论上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的重大转折，农村经济改革也迈向市场的探索阶段。改革农产品统派购制度、建立农产品市场体系是这个阶段农村经济改革的中心任务。1985年，中国开始实行农产品收购的“双轨制”，以合同订购和市场收购的形式取代了农产品的统购统派。蛋类、水产品、蔬菜和肉类等农产品的生产和流通在1992年前就被全面放开。其中，水产品是我国最早完全放开管制的农产品；国家对粮食和棉花则实行了较长时间的“双轨制”，直到2004年粮食才放开生产经营，是我国最晚放开管制的农产品。乡镇企业在这个时期异军突起，不但为调整农村经济结构奠定了基础，而且还为解决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创出一条新路子。1992年，我国有乡镇企业2321万家，近90％分布在行政村和自然村，共有职工约1.13亿人，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加额中来自非农产业(主要是乡镇企业)的收入所占比重逐年增加，1992年高达50.66％。乡镇企业还把工业文明带进了农村，客观上要求劳动者提高科学文化、技术技能和管理水平，造就了一大批农民企业家和新型农民，加速了农民现代观念和市场观念的形成。

第三阶段从1992年到2003年。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并发表重要讲话，同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建立健全农村市场经济体制成为这个时期的主题。由于改革初期对主要农产品流通体制的改革只涉及到收购体制，并没有触动销售体制，在粮食收购价格不断提高的情况下，购销价格的倒挂问题日益突显，造成粮食收储企业严重亏损。1992年，国家开始改革粮食销售体制，直到2004年，国家通过《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决定全面放开粮食收购价格，并将国家实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间接给农民的补贴转为直接补贴，使农产品生产和流通真正实现了市场化。在这个时期，中国农业产业化经营迅速发展。到2002年底，各类龙头组织带动农户总数超过7000万户，占农户总数的30.5％，其中，每个部级重点龙头企业平均带动农户达7.6万户。目前，东中西部分工协作，出口型、大宗农产品型和特色型共同发展的农业产业化格局已初步形成。从1993年颁布《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开始，我国以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和其他金融为主体的农村金融体系已基本形成，有力的支持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在1984年开始实行的农村税费制度下，农民不仅要为政府提供税收，还要为乡镇和村提供各种费用或基金。由于乡村财政供养负担的加重和公共建设与服务对资金的需求量持续增加，不规范的农村税费制度使乡镇政府和村民委员会加重农民负担成为可能。特别是1997年以来，农民收入增长相当缓慢，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越来越突出。经过长时间的论证，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最后定位于农村税费改革，并于2003年起在全国铺开。

第四阶段从2004年至今。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召开，明确提出“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认为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在新的发展阶段，改革更加关注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考虑在工业化的中期阶段与外部环境变化的背景下，如何统筹城乡经济发展，建立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长效机制，解决“三农”问题。2005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决议》，并作为2006年的“一号文件”颁布实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成为新时期农村改革的战略任务。同年，以取消农业税为标志，国家开始推进农村综合改革，调整农村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环节和方面，为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体制保障。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总结了三十年农村改革发展的实践经验，凝聚了全党集体智慧，体现了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要求，适应了中国农村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亿万农民的共同心愿，为中国推进农村经济改革提出了行动纲领。

二、中国农村经济改革三十年的评价

(一)中国农村经济改革是一场成功的变革。不论从历史的标准还是当代世界的标准来衡量，中国农村经济三十年的改革和发展都是一个成功的事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把原来由国家资本控制的农村土地变成两亿农户根据社区内部成员权平均占有的土地，是一场占当时中国人口80％的农民都得到好处的改革。在让农民承包土地的时候，国家同时把农村的公共开支和福利保障一并让渡出去，使土地在拥有社会保障职能的同时还承担起为乡村财政提供财源的责任，在国家建设资金紧缺和落后经济基础还不足以支撑全国社会保障事业的时期，它在保持农村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础上为最大限度的提取农业剩余创造了条件。面对土地产出的内在约束和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外部限制，致富热情高涨的农民逐渐把眼光投向非农产业，乡镇企业迅速发展，吸收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了农民收入。1998年以后，我国农业劳动力平均粮食产量呈递减趋势，土地生产率也不断接近其生产可能性边界，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又冲破城乡地域界限，开始了“离土又离乡”的进城务工，他们作为低成本的劳动力为城市建设和城市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巨额的劳动积累，弥补了资金积累的不足。三十年的农村经济改革与发展，有效释放了现有二元经济体制下农业和农村的生产能力，为实施城市和工业的优先发展战略提供了支持和保障。

(二)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城市和工业经济的优先发展，必然要更多的从“三农”中提取剩余。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在加快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中，从农业获得的“剪刀差”收入不断增加。改革开放后，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逐年下降，其下降速度高于生产资料价格下降速度，工农业商品综合比价指数明显上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更加扩大。在城镇化进程中，城市偏向的土地征用制度造成我国农村2000余万农民失去土地，低价征用农民的土地使农业土地收益流失严重，征地“剪刀差”使农民蒙受至少2万亿元的损失。城镇用工制度改革以后，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数量激增，成为城镇化建设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发展的主力军，由于较低的工资水平且几乎不享有任何劳动与生活保险，用工“剪刀差”使农民工劳动收益被压缩。持续时间过久的“剪刀差”使落后的农业因长期价值补偿不足而失去自身发展的活力，也使农业生产的物质、技术条件没有得到应有改善。在市场自发调节下，生产要素会从低收益的产业和区域流向高收益的产业和区域。农业是弱质产业，难以获得社会平均利润率，但农业同时又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所以发达国家政府都普遍实行农业支持政策。改革开放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不利于农业的局面虽然有所改变，但支持农业发展的投入机制和积累机制并没有建立，随着城乡差距的逐渐扩大，农业生产要素流失问题更加严重。长期以来，城市的公共产品供给由国家负担，农村则基本上是由农民自筹解决，由于原有的农村税费制度不规范，乡镇财政供养人员数量逐年增加使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生产积累的资金更加缺乏。虽然国家近年来进行了农村税费改革，取消了农业税，增加了对农民的补贴，加大了对农村教育和县乡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国家建设资金也向农村基础设施倾斜，但这些政策效应的发挥主要是长期的，短期内效果有限。

三、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展望

(一)尊重产业发展规律，引导和促进农业实现产业化经营。目前，发达国家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增加值同农业增加值之间的比例已超过2.5:1，而中国的这一比例仅是0.5:1。考虑到中国农产品产量充裕和人均收入水平的稳步提高，中国农产品加工业增加值与农业增加值之间的比例完全有条件达到发达国家现有水平的60％，即1.5:1，那么，到2015年，中国农产品加工业增加值至少可达到96980亿元。如果农产品加工业增加值的一半能够在县城以下的农村区域实现，且同时GDP能够保持8％的平均增速，届时农村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和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合计有望达到18.7万亿元，农村产业增加值占全国GDP的比重将由目前49.1％增加到58.75％。在确保农村居民收入与生活不低于城市居民水平的条件下，农村就业人口占社会就业总人口的比重可达60％左右。这充分说明中国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潜力巨大。如果中国农业产业化经营能够实现上述发展，必然会吸收大量劳动力就业，大幅增加农民收入，优化农业与农村的产业结构，极大的扩展农业的生产空间，这与农村改革三十年中的每一次大的变革具有相似的效应。农业产业化大发展将带来中国农业与农村经济的下一场深刻变革，它是中国农业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引导和推动农业产业化经营是未来一个时期农村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根本驱动力。

农村论文篇10

（一）有利于农村社区的经济发展

提高居民素质，培养新型人才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成人脱离了学校，要想继续提高能力，就需要依靠形式更加灵活的成人教育。由此看来，成人教育对于农村社区经济发展的巨大促进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成人教育不仅能够培养出农村社区发展所需要的掌握实际技能的高素质劳动者，可以使农村社区居民增强市场竞争意识，不断优化调整农业结构，培养优势产业和产品，增强农产品的社会有效供给，形成各类经济产业链；还能够指导农村社区居民在寻求共同利益的前提下，建立利益均沾、风险共担的经济共同体，推动各类农产品的精深加工，实现多次转化增值，在产、销一体化经营体系内进行利益互补，进而大幅度增加居民收入。同时，成人教育能够促进农村社区的科技发展、传播和创新，实现劳动力“再生产”，促进农村工业化进程和产业结构调整，形成优势互补、各具特色、良性循环的农村产业结构，强有力地推动农村社区的经济发展。

（二）有利于农村社区的政治文明建设

农村社区政治文明建设的成果表现在社区居民人人都能够享有当家做主的权利，成人教育为这一目标的实现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目前，农村社区的政治文明建设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方面，部分管理者对农村社区建设的意识与概念较为模糊，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的意识和热情。此外，一些地方政府不恰当的行政干预和介入，使得农村社区建设过程中行政色彩浓重、自治能力弱、依附性强，导致各阶层之间信息沟通不畅、职责落实大小不等问题出现，从而在农村社区建设中产生目标不一，自相矛盾的现象。另一方面，农村社区居民在社区建设中的法律意识、民主意识不强，政治参与度不高，没有明晰自己在社区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和主体地位，导致应有的权利丧失，应尽的义务没有及时履行。成人教育的政治导向功能有助于这些问题的化解，不仅可以通过制造舆论氛围来推动政治民主，发挥其服务农村社区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作用，而且可以通过加强对领导者的培训，使他们成为社区建设的设计者、服务者、推动者、监管者、协调者，使基层政府迅速有效地融入农村社区建设这一新的制度环境中去。同时，成人教育通过对农村社区成员进行教导，可以增强他们的民主意识，提高他们对农村社区建设的积极性和参与度，号召他们为社区建设和政治民主建设奉献一份力量，由此把农村社区政治文明建设引向深处，帮助农村社区建立一个和谐有序的农村基层社会管理体制。

（三）有利于农村社区的文明乡风营造

乡风文明是指居民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不断提高，形成崇尚文明、崇尚科学的社会风气。良好的乡风能够凝聚人心，为农村社区建设提供良好的精神支持以及和谐的氛围。目前农村社区的乡风文明建设并不如人所愿。在某些经济比较落后的农村地区，基础教育还不能完全普及，这就导致这些地区的居民缺乏基本的文化素养和必要的科学素养。农村社区居民处于一个狭小的圈子，血统观念比城市的社区居民浓厚，思想开放程度不高，信息接收量较小，封建意识的残余相对较多，文明程度较低。此外，适合农村社区居民需求的文化产品缺少，娱乐活动单一，一些不健康的娱乐方式充斥在农村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中，不仅损害了农民的利益，也破坏了农村和谐的风气。成人教育可以帮助农村社区营造一种文明祥和的乡风，促进农村社区建设。一方面，成人教育不仅能够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弥补农村社区基础教育不足的缺陷，为农村社区居民输入新鲜的“知识血液”，提高他们的科学文化水平，充实他们的业余生活，满足闲暇时间对娱乐方式的需要。另一方面，成人教育可以帮助农村社区培养一批高素质的人才队伍，提高基层官员素质，使其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坚定建设文明社区的信念，带领农村社区居民营造良好的乡风，促进农村社区的文明乡风建设。由此看来，成人教育对于农村社区文明乡风的营造有着重要的意义。

（四）有利于农村社区的环境保护

农村社区是居民的生存场所，自然优美的社区环境可以使居民处于健康向上的生产生活状态，农村社区的环境保护工作也是农村社区建设的重要一环。目前一些农村社区的生存环境恶劣，环境保护力度不够，居民的环境保护意识不强，农村社区呈现出“脏、乱、差”的状态，主要原因体现在以下几点。首先，农村居民受个人习惯、文化程度的影响，常常把生活和养殖垃圾堆放在门前或者临近道路上，不能够将废弃物分类、分袋和掩埋处理，社区内一般也无专门的废弃物处理设施，这就使得农村社区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其次，农村社区居民缺乏对废弃物进行处理的主动性，对废电池、塑料和重金属垃圾没有基本了解，未意识到随意堆放和处理废弃物会影响到自己的身体健康和对环境的二次污染。再次，清洁人员主要来源于本村劳动能力比较低的居民，没有进行严格、正规的上岗培训，素质较低，这就导致垃圾不能及时处理，造成不良后果。成人教育在农村社区建设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能够有的放矢地促进这些问题的有效解决。成人教育通过对农村社区居民进行环境保护方面的宣传与教育，可以使他们提高整体素质，加强环境保护意识，深化对环境污染严重性的认识；可以号召有关部门建设垃圾处理设施，引进绿色生产技术，把保护环境落实到具体行为上；引导农村社区居民形成“社区是我家，环境保护靠大家”的共同观念。

二、成人教育应采取的策略

（一）培养新型农民，促进经济发展

新型农民是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农民，在农村社区建设过程中，他们既是农业生产的主体，也是转化农业科学技术的重要载体，农民科学文化素质的高低直接决定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目前，我国农村社区居民科学文化素质不高，不仅直接影响着居民的经济收入，也严重制约着农业劳动效率的提高。因此，成人教育应大力开展相关培训，提高社区居民的思想道德水平和科学文化素质，培养出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这对于提高农业的科技含量，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邓小平同志曾指出，“一个国家的资金可以引进，技术可以引进，设备可以引进，少量的科技专业人才也可以引进，但是劳动者的素质却不能引进”。所以成人教育应采取相应策略，利用其灵活多样的方式来满足农村社区居民增长知识的需要，培养出能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主力军。首先，增强教学内容的实用性，根据农村社区的生产情况、经济特点以及发展需要制定教学内容，使其与市场需求紧密联系，同时融入地方特色。其次，根据农村社区的现状和具体情况，创造便利条件开展远程技能培训和特色讲座，普及与农村工农业相关的生产知识和技术，例如育种、植保、养殖技术、农机、农电实用技术、农作物栽培与深加工技术以及乡镇企业管理等生产知识和技术。再次，定期组织农业科技专家走进田间地头，现场为农村居民开展科技指导，提供信息咨询，加强经济、市场、社会生产、科技等方面的指导服务，为农村社区的经济发展引航指路，全面提高农村社区居民的科技水平和种植能力。最后，鼓励农民利用当地的资源进行创业，吸收当地劳动力资源，实现就业及再就业。这既是农村社区成人教育的特色，也是发展趋势。只有这样，才能使社区成员不断提高农业知识和科技水平，真正掌握实用的生产技术和技能，紧跟市场经济潮流，享受到现代文明的硕果。

（二）传播社区建设理念，推进政治民主

民主政治在基层的实践是政治文明的重要体现，它的运作与居民的思想文化状况紧密相关。民主、公正、自由、正义等政治文明的价值理念若要被广大的政治主体———农村社区居民所接受，必须大力发展农村教育，提高其文化水平。农村政治文明是农村社区居民行使民利的实践活动，良好的社会法制环境是必不可少的外部保证，为此成人教育可以采取以下具体措施，推进政治民主建设。首先，通过广播、网络以及宣传栏等多种传播途径，大力宣传农村社区建设的重要意义、具体内涵、主要任务和政策措施，使社区基层政府和普通居民能明确农村社区建设的含义，了解自己在该过程中的职责。其次，通过对领导干部的重点培训，使政府人员转变观念，明确自己与居民之间的关系，以农村社区居民需求为引导，开展社区工作。建立开放、多元的民主决策制度，在体制上疏通农村社区居民的参与渠道，提高农村社区居民的法律知识，增强其法律意识，保证其义务的及时履行和权利的享有。推动社区自治，保障社区居民自由选举，保护居民自由表达个人意愿的权利，推动农村社区的民主建设和政治文明建设。再次，引导农村社区居民学会分析和解决问题，深入了解农村社区民情、地理、发展概貌，找出制约社区发展的瓶颈因素，对其进行培训和教育，切实增强农村社区居民的社区认同感与归属感，增强他们的公民意识、主体意识和参与意识，提高其社区参与和自制能力，引导其从自身需求出发，全面参与到农村社区发展的全过程。

（三）举办文化活动，营造文明乡风

“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环境的影响作用十分重要，通过在农村社区中因地制宜地举办各种文化活动有助于文明祥和乡风的营造。首先，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举办传统的地方特色文艺节目。利用社区内的文化中心和文化广场，在公众假日和民俗假期期间开展文化活动，如手拉手、文化沙龙、纳凉晚会、戏曲大下乡、电影下乡等文艺节目，切实有效地丰富农村文化生活，在积极健康的文娱活动中融入针对农村社区居民的成人教育。又如，将自学成才的典型事例拍摄成电影，在电影下乡活动中进行展示，通过这种励志电影，提高农民参加成人学习活动的热情。其次，积极开展生产生活技能和科学文化教育培训，运用多种教育文化平台，如图书馆、夜校、培训机构等，提供工农业生产指导，深入挖掘农村社区文化资源，使居民能够随时学习新的农业科技知识，努力建设“人人都需要学习，人人都能学习，人人都会学习”的学习化社区。例如，农村社区一般以养殖业和种植业为主，因此可以邀请具有丰富实践经验和理论知识的农业技术人员，开展农业技术培训班，使居民能够及时接触最新的农业科技知识，帮助他们将理论与实际有效地结合，让他们在田间地头解决生产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在实践中体会到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必要性。再次，加强在农村社区内的法律常识普及工作。近年来，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广大农村地区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然而，一些不良风气也随之蔓延开来，违法违纪现象时有发生，这些现象的出现，主要是由于农民的法律意识淡薄造成的。因此，在农村社区中开展有针对性的法律咨询和法律培训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结合文明社区创建活动，形成老有所助、帮扶济困、和睦友善的农村社区新风尚，使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占领农村阵地，以此来遏制不良恶风俗气的传播，形成文明、和谐的新农村社区。

（四）增强环境保护意识，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