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十篇

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篇1

关键词：工商管理；经济；市场

中图分类号：F4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009（2015）22-0094-01

引言：

知识产业经济的发展对工商市场的管理发展有一定的影响。工商体制管理标准的更改，直接影响经济市场的发展。知识经济市场是通过智慧和劳动综合付出得到的体制，具有良好的经济收益标准。根据工商经济发展的管理标准进行分析，确定市场经济发展与工商管理之间的管理关系，寻找适合的协调步骤标准，建立更好的工商管理推进制度，逐步推进工商市场经济发展的管理水平，实现工商管理的有效性和合理性。

一、工商管理的重要性

工商管理是随着市场经济发展逐步形成的，依照工商企业管理标准性成的原因，对市场经济私有制、利益保护标准、市场经济结构水平进行分析，确定有效的市场经济活动可控性，从市场整体进行健全的分析，更好的实现对市场经济产业的分析和决断，确定市场工商结构的专业性和重要性。具体来说，就是从工商管理的结构标准中更好的分析市场经济发展的整体过程，实现市场受工商管理的辅助影像，工商管理中直接提高市场经济的发展，形成互助协调一致的发展形势。

二、市场经济与工商管理的协调一致性

市场经济受资源配置的影响，可能产生不同形态的经济市场发展体系。根据市场经济发展体系的完整程度，对市场利益进行保护，逐步实现我国管理专业的发展标准，加强市场经济体制的专业完善程度，加强自我提升效果，对整体市场的制度进行科学化的管理，提高层次性和发展效率。工商管理的发展受市场经济发展的辅助影像，具有依赖性和共存性，需要在市场经济发展中进行探索和分析，从而找寻适合市场发展的工商管理体制，形成统一协调的管理制度。

三、市场经济推进工商管理的发展

经济的发展是人类财富水平提高的基础，根据市场经济发展•制度理论标准进行分析，确定市场生产决定发展管理，认识到适应生产发展的还总要性。在资产市场发展中逐步提高市场经济的发展，建立适合经济市场发展的重要性，从市场互动中建立良好的工商管理制度，提高商品经济发展效果，实现市场经济在工商管理中的合理交流，改善市场经济发展效果，确保市场经济的有效性，实现工商管理的市场经济发展化。

四、市场经济发展下工商管理内在发展的必要性

市场经济发展下，需要根据知识经济发展标准进行分析，逐步提高国家市场经济的综合竞争实力，确保市场经济的管理地位，就需要加强人才资源的发展管理。根据市场经济发展水平，逐步提高创新资本市场经济的发展，加强工商管理产业的进步，逐步提高市场经济发展速度，依照各种形式经济发展水平，逐步转化市场经济发展水平，深化市场管理经济发展标准，确保人才经济培养的效果。依照工商管理基本原则进行分析，通过市场经济的综合发展，逐步提高市场知识发展水平，利用市场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标准，对市场知识发展效果进行促进，提升工商管理人才的综合管理效果，确保系统知识框架结构的有效性和合理性，深入研究市场综合科学知识经济的发展水平，巩固市场文化发展基础，加强市场综合发展能力，确保工商管理人才的经济市场知识的研究，增强市场经济新知识的深入研究，提升自身工商管理的创新发展水品。

五、资本经济市场提升管理效果

在经济生产过程中，需要合理的经济状态进行平衡，商品市场经济发展提升市场的活跃效果。在经济交易中，经济管理体制逐步形成，独立、完善，依照经济市场发展逐步利益进行分析，逐步完善经济个体不同角度的发展标准，按照经济市场发展利益最大化效果，逐步改善国家利益发展水平，减少市场经济发展弊端，提高工商经济管理水平，在有效的运营范围内，提高市场运营管理效果，实现工商管理政策与市场经济的合理发展和协调，提高资本经济市场的发展监督效果。单个的经济主体标准可以改变经济利益目标，改善市场经济交易活动中的差异性，逐步促进市场经济竞争和发展，根据市场经济的活动性进行激烈矛盾冲突的分析，从而有效的激发新问题。面对实际的俄市场经济发展现状，工商管理部门需要建立适合现有经济发展标准的有序管理秩序，营造公开的竞争管理标准，保证市场经济竞争的科学性、合理性、提高各个主体市场之间的交易。我国需要逐步扩大市场经济发展范围，建立行业之间、国家之间的交易平台，从越来越大的市场中寻找适合市场经济发展的活动，实现市场和谐经济发展，对外汇、资本流动、限额、倾销等多个问题进行综合分析，从而有效的扩大市场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市场的协调发展效果，解决市场交易中可能产生的各种问题，更好的完善市场经济发展的稳定性，确保市场交易的平等公开性，确保市场经济竞争发展的秩序和谐。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体制随着国家综合实力的发展逐步提升，知识型市场经济发展体制快速增长，在发展过程中需要工商管理进行治理，事宜加强实际市场经济发展水平，改善管理标准，提高市场知识整合体制。

结语：

综上所述，工商管理的市场经济是发展的必然，市场经济的稳定发展有效的提高我国工商管理体制的进步，工商管理的体制完善促进市场经济快速稳定发展和提高，实现我国市场经济稳定，提高资本市场和谐一致，加强工商管理市场经济的完善水平，保证经济综合有效发展。根据工商管理标准对市场发展体制进行分析，改善市场经济发展水平，确保市场经济促进发展效果。

参考文献：

[1]刘艳.浅谈经济发展及工商管理的关联性[J].现代商业,2015,35.

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篇2

“三化”协调发展概念提出后，不少专家、学者对“三化”协调概念给出定义或阐释，如：河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永苏认为：三化协调是指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三化”之间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良性循环，而不是相互矛盾、相互掣肘、制约发展[3]。河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耿明斋进一步说明了三化协调的内涵，认为“三化”协调有两层含义：一是相互促进。工业化对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是促进，城镇化对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是促进，农业现代化对工业化和城镇化是促进。二是均衡。即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均衡发展，齐头并进，而不是错位发展。“三化”协调也就是“三化”在实施过程中相互促进、均衡发展的状态[4]29。以上定义对“三化”协调发展的内涵进行了形象、直观的描述。本人认为，定义某种经济活动或现象，应从经济学专业角度解读，既要从定性和定量方面进行界定，又须从静态和动态方面加以描述。“三化”协调发展本质上追求的是城乡之间以及三次产业之间的协调发展，其内涵应包括两方面：其一，“三化”的协调发展状态，指城乡之间以及各产业之间社会资源配置的最优化或一般均衡状态；从定量角度界定这种状态，应满足城镇与农村边际收益基本相等、各个产业边际收益基本相等。其二“，三化”协调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三化”协调发展水平高低，可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演变从低到高的阶段性来衡量，根据产业结构演变规律：其演进路径沿着以第一产业为主导到第二产业为主导，再到第三产业为主导的方向发展，演进过程中亦伴随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这一演进过程就是“三化”协调发展水平逐步提高的过程；可分别依据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占主导地位为标志，依次定义“三化”协调状况的低级、中级和高级水平。在整个升级演变过程中，既要追求“三化”协调发展的状态，即资源的最优化配置，累积经济实力，为经济发展实现质的飞跃打好基础；更需技术、管理等各方面的创新推动生产力不断提高，以打破原有低水平的协调或均衡，逐步过渡到高水平协调与均衡。

二、“三化”协调发展受制度、体制的制约

不论是从“三化”协调发展状态的实现，还是从“三化”协调发展水平的提高来看，都会受到制度体制的影响。“三化”协调状态代表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均衡状态，那么，它的实现过程必然与社会制度、体制及其经济运行机制密切相关。尽管各种制度条件下人们的主观愿望都希望达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最优状态，但由于经济制度、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的不同，导致经济运行质量与结果的差异往往很大。自由放任市场经济制度体制条件下资源配置完全依靠市场机制，但市场机制也是有缺陷的，存在市场失灵的状况，因此无法保证资源的优化配置；中央集权的计划体制条件下资源配置主要依靠政府计划手段调控经济运行，但决策人很难准确掌握市场供求状况，并据此对社会资源进行最优化配置；混合经济中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政府作用被限定在市场失灵领域，市场与计划合理分工配置资源的方式，一般认为其效率相对较高。再从“三化”协调发展水平的提高看，重要的是技术和管理创新引发产业升级对这一过程的推动，而创新的实现也与制度体制环境密切相关，既需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亦需要政府在基础研究等领域有所作为。

三、市场经济条件下“三化”协调发展的机理

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篇3

论文摘要：主要采用多间端等距指标入户抽样调查法、文献资料法和数理统计法，对陕西省十一个地市的城市居民体育消费行为制约因素进行调查研究。结果显示：传统的消费观念制约陕西省城市居民体育消费意识的提高；不发达的经济条件制约陕西省城市居民体育消费水平的发展；居民生活消费结构中医疗及储蓄制约陕西省城市居民的体育消费支出；消费者之间的个体差异影响体育消费的整体发展。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本研究对象是陕西省城市居民体育消费水平。主要采用多间端等距指标入户抽样调查法，对陕西省11个地、市城市居民，就体育消费的制约因素进行调查。调查时间：2005年6月一10月。采用陕西省统计局的国民经济统计网点，样本量为990份，回收990份。对所收集的全部调查问卷在计算机上运用spss9．0软件对174240项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

2 调查结果与分析

从调查结果来看，陕西省初步具备了体育消费兴起和发展的条件。体育消费的内容主要包括人们进行身体锻炼的参与型体育消费，现场观看体育比赛的观赏型体育消费，以及人们进行体育技能培训的培训体育消费等等体育劳务形式。本文主要从体育的参与型和观赏型消费进行调查研究。

2．1陕西省城市居民体育消费水平总体分析

调查统计分析表明：陕西城市居民家庭参加各种体育健身活动的年消费额是348．14元，以城市居民家庭平均人口3．06计算，人均参与型体育消费年支出是113．77元。以陕西省城市人口1222万人推算，陕西城市居民参与型体育消费年总量是13．9-亿元。观看各种体育比赛、体育表演是观赏型体育消费的主要内容之一。陕西城市居民个人平均全年观赏型体育消费的支出是39．78元，全省年消费总量是4．86亿元(见表1)。

其中最突出的是关于观赏型消费额50元以下的消费者占到总消费群体的70．8％。如果篮球cba联赛球票价格以，30元计算，39．78元的观赏消费支出最多只能观看1场比赛，说明近年来陕西省城市居民体育消费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总体水平相对较低。

2．2制约陕西省城市居民体育消费水平的发展因素分析

笔者主要从社会文化、经济环境、生活结构、消费者个体等方面进行分析：

2．2．1浓厚的传统消费观念制约体育消费水平的发展 传统的消费观念崇尚节俭，人们认为节俭是一种美德，通过节俭进行理财。但是，节俭本身并不生财，不能增大资产规模，而只是减少支出。陕西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发祥地，“轻消费，重储蓄”的消费观念在陕西居民中的表现较为突出，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陕西城市居民体育消费水平的提升。

2．2．2不发达的经济条件制约体育消费水平的提高

2．2．2．1陕西省与其他省份经济条件比较 体育消费归根结底是一种经济和货币开支，它必须以一定的经济基础为前提。统计数据表明，2004年陕西省人均gdp达到7757元，比上年增长12．4％，与全国及西部的青海、甘肃省份相比较，经济增长速度是比较快的。城乡居民收入较快增长，人均可支配收入达7492．50元，同比增长10．1％；ja居民消费指标恩格尔系数来看，2004年陕西省城镇居民家庭该系数降到33．7％，低于全国和西部省份水平；对于城市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的指标，陕西省的同比增长速度达到10．0％，高于西部各省及全国的增长速度。总体看来，2004年陕西省经济量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见表2)。

但是，经济总增长水平快速稳定，增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2．2．2陕西省内不同区域经济比较分析(见表3)

陕西省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明显。“十五”期间，全省十市一区经济发展都实现不同程度的快速增长，但增速在陕北、关中、陕南地区间差异明显。

从人均gdp来看，西安市一直保持在10000元以上，2005年之前都远远高于其他市区，2005年延安异军突起，达到17670元，比西安高出1745元，列全省第一，宝鸡以11126元排在第三位，其他市区都不及全省平均水平(9878元)，其中商洛市最低(3616元)。在一定的经济条件，西安市具有体育消费的硬件基础设施和大量的有能力进行体育消费的群体，而其他城市由于自身经济水平的制约和居民体育消费的观念差异造成其体育消费水平普遍不高(见图1)。

图1陕西省不同区域城市居民年人均体育消费水平统计

2．2．3居民生活消费结构对体育消费水平的影响(见表4

表4 2004年陕西省城市居民生活消费结构统计

对陕西省城市居民消费结构进行调查，结果表明，排在前八位的消费项目分别是：“吃、穿、住、教育、医疗、交通通讯、文化娱乐、体育消费”。这说明体育消费在目前并非是居民生活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近年来住房、医疗、教育制度等的改革，造成了大部分居民把大部分支出用于此类消费。但是随着陕西经济的较快发展，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消费结构将会发生较大变化，消费领域也会迅速拓展。

2．2．3．1医疗消费支出与体育消费水平的相关性分析 医疗消费支出在城市居民生活消费结构中所占比重逐年增加，这间接影响到体育消费水平的提升。据最新资料显示，陕西省年城镇居民医疗消费支出：1995年人均医疗支出是41．3元，2000年是91．4元，2005年人均医疗肖费支出是605元(见图2)。人力资本理论把用于后天的营养、锻炼和医疗保健等方面的支出看做是一种与物质建设一样的投资，即健康投资，这种健康投资就形成了人力资本中的健康资本。但是，健康投资中仅注重医疗保健的支出，忽视体育健康的支出，是一种不科学的短视消费行为。

2．2．3．2居民储蓄存款与体育消费水平的相关性分析 从2001年到2005年，陕西省城乡居民年末储蓄存款余额分别为1768．47亿元、2107．83亿元、2519．83亿元、2948．34亿元和3533．97亿元，按年分别增长19．2％、19．6％、17．0％和19．9％(见图3)。居民对预期支出和预期收入的不确定性，导致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化。据统计，居民的储蓄目的依次是子女教育、医疗和养老，而主要消费支出是食品和医疗等。统计显示，以2005年城市人均消费性支出6656元计算，2005年陕西省城市人均医疗消费支出占人均消费性支出的比例已经达到9％。

然而，目前我国80％以上的劳动者没有基本养老保险，85％以上的城乡居民没有医疗保险。因此，个人消费者必须面对养老、医疗以及孩子教育的问题，因而造成消费者高储蓄低消费的心态，使得居民储蓄率居高不下，对预期支出和预期收入的不确定性，和子女教育、医疗和养老的支出较大导致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化。所以摆在陕西省政府面前的问题就是必须扩大消费，推动内需，改变以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首先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医疗保障体系，消除居民的后顾之忧。其次就是必须增加和培养居民新的消费热点，那么体育消费就作为一种新的消费模式被提上日程，引导居民的健康投资与消费，逐步培养城市居民的健康消费意识。体育消费既能改变我国目前的消费不足的情况，同时也是政府推行医疗体制改革宏观政策下的有益补充，居民对自己的健康投资，使自己身体各方面的机能得到有效提高，从而把医疗支出的费用能降到最低点，把看病花钱的事后控制改变为通过体育锻炼增强体质的事前预防中来。

2．2．4消费者个体特征对体育消费水平的影响 本文从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两个方面来分别论述。旨在进一步明确不同体育消费群体的制约因素，从而对陕西省城市居民体育消费市场给予准确定位。

2．2．4．1性别差异对体育消费的影响 从性别的角度来研究体育消费的制约因素，通过调查统计我们可以看到：男性与女性在首要制约因素的认识上无明显差异。大家一致认为是“体育消费价格偏高”；但是在第二位至第五位的制约因素中男女性别差异显著。制约男性体育消费的第二位因素是经济条件差，排在第三、四、五位的分别是：工作任务重、健身场所距离远、没有适合自己的体育消费场所。制约女性体育消费的第二、三、四位因素分别则是家务忙、缺乏体育兴趣、不懂运动知识及无人指导。因此，在新时期对陕西省城市体育消费的宣传及增加体育消费场所很有必要。

2．2．4．2年龄结构对体育消费的影响 从消费者个体年龄结构出发，制约体育消费的主要因素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体育消费价格高，家务忙和消费场所距离远。不同年龄的消费个体差异显著，18岁以下和19—25岁为一类，他们认为影响他们健身娱乐消费的主要因素是健身娱乐价格偏高、经济条件差。其次是体育消费项目单一、缺乏健身娱乐兴趣。26—40岁和41—50岁为第二类群体，他们有比较可观的收入，但影响他们消费的主要因素是工作紧、家务忙，其次影响因素是没有适合自己的健身娱乐消费场所、健身场所距离太远。第三类群体是5l一60岁和60岁以上的消费者，他们认为主要因素是健身娱乐价格偏高、经济条件差。这个群体还是把经济因素放在首位，其次影响因素是没有适合自己的健身娱乐消费场所、健身场所距离太远、缺乏体育健身娱乐兴趣等因素(见表5)。

体育消费价格高与陕西城市居民生活消费水平和体育企业的价格策略有关。家务忙，说明社会经济生产中的效率不高，人们闲暇时间少；消费场所距离远显示陕西省体育场馆资源配置不足。体育场馆设施是发展居民体育消费的物质保障，据第五次陕西省体育场地普查数结果表明，体育场地总数虽然有19227个，但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仅有0．9平方米，而且配置不合理。标准场地主要分布在大城市，而且主要集中在几个城区，小城市体育场馆资源十分短缺。这种分布不均匀的状况严重阻碍了居民体育消费水平的提升。

2．3体育消费的研究对陕西省体育产业发展的启示

经济是体育消费的基础。体育消费的实际水平和发展规模，归根结底要受经济发展和人们的生活消费水平制约。这就告诉我们，体育消费与经济发展往往处于“水涨船高”的增长态势。世界上一些经济发达国家的体育消费水平较高，是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而陕西省经济发展和居民的生活消费水平不高，才阻碍了人们的体育消费水平，影响了体育产业的发展。所以体育产业的发展，必须结合陕西省的实际经济状况和居民的生活消费水平，政府部门在制定体育产业发展战略方针时，应参考陕西省居民的生活消费水平，积极发展一些居民喜闻乐见并且有实际消费能力的体育项目，如羽毛球等参与型项目，大型体育赛事等欣赏型项目。

3 结论

(1)陕西城市居民参与型体育消费处于初级水平。人均参加各种体育健身活动的消费支出是i13．77元。消费总量是13．90亿元。

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篇4

[关键词]政府与市场 关系 矛盾

中图分类号：D6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4）21-0263-02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现代市场经济是市场调节与政府作用有机结合的经济模式。市场调节的效率，政府宏观调控的优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合理定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一、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党的文献多次用言简意赅的16个字准确概括了我国政府的职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党和国家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市场是商品交换的场所和中介，反映着商品供给与人们需求，在其内在机制的作用下，自动调节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全过程。此外，市场还是国家对社会经济实行间接管理的中介、手段和直接作用的对象。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与市场是作用互补的关系。市场起着配置社会资源、促进公平竞争、提高经济效率、供给各类产品、调动社会成员积极性等作用。政府则承担组织和执行公共物品的供给，依靠权威力量调控经济活动，为市场机制的有效运作提供基础性的制度保障，维持正当的社会竞争进而维护社会公平，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等责任。

二、政府与市场的矛盾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从根本上说，两者是没有矛盾的。近年来，我国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加强和创新政府社会管理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必须看到，政府社会管理与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需求，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相比，仍存在明显的不适应。尤其是政府职能失范，市场作用失效的存在，导致了政府与市场的矛盾。在这对矛盾中，政府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政府在驾驭市场经济过程中，在履行公共服务职能、尤其是提供公共物品等方面或干预过多，或干预不当，甚至直接介入市场经济活动，造成了错位、缺位。这就是政府职能定位失范。同时，市场本身就存在着公共物品供给方面的失灵。因此，当前政府与市场的矛盾主要表现为公众全面增长的公共物品需求与政府公共物品供给短缺之间的矛盾，这是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在改革发展新阶段的突出表现。

三、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和矛盾

政府经济职能所涉及的领域，正是市场失灵的领域。政府与市场的功能是互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解决两者之间的矛盾，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就要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转变政府经济管理职能，以市场为基础，建设服务型政府；同时建立并不断完善公共服务体系。通俗地讲就是，凡是政府办的事情要办好，凡是市场能办的事就让市场办。

1、以市场为基础，建设服务型政府

唯物史观认为，国家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市场属于经济基础的范畴，政府的行政权力必须履行其作为上层建筑的职能，为市场服务。中央政府认为，建设服务型政府就是：创新政府管理方式，寓管理于服务之中，更好地为基层、企业和社会公众服务。因此在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时，必须首先明确政府职能应该以市场为中心，在经济领域中寻求市场调节和政府干预的最佳结合点，其目的在于使政府更恰当、更有效地发挥经济调节、市场监督的经济职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服务型政府是一个以公共利益为目标，以公众客观需求为尺度，努力为全社会提供高质量的公共物品的现代政府。

2、政府与市场既要“分离”又要“合作”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与市场的功能定位既有边界也有交叉，是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单纯的市场或者政府都可能出现失灵现象，这是政府与市场既要“分离”又要“合作”的基础。如果把市场经济比喻为航船，那么政府的职能应该是“掌舵”，市场主体是“划桨”。 政府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把属于市场调节的职能切实转移给市场，同时为市场运行提供制度保障和适宜的环境，最终实现政府与市场的最优功能组合。

（1）政府与市场“分离”

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首先是要重视市场功能的发挥，让市场机制自动调节私人产品的需求与供给，在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之中起基础性作用。当代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实践也证明了重视发挥市场功能的重要性，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凭借市场经济逐步走向繁荣的。其次才是在市场失灵的领域正确发挥政府的职能，对市场进行宏观调控、平衡协调、保护监督。尤其是在公共物品供给问题上，政府义不容辞地要承担起这个责任。在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问题上，政府与市场的功能不同，各有不同的问题需要解决，是相互分离的。市场是基础，政府是补充，不能相互混淆。

（2）政府与市场“合作”

由于政府与市场的功能是互补的，二者就存在合作的关系。正确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要强调市场功能的充分发挥，也要强调政府对经济的合理干预，还要注意保持市场功能与政府调节力度之间的合理平衡。现实而合理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应是在市场对资源配置的调节起基础性作用的前提下，利用政府的干预之长弥补市场调节之短，再以市场的调节之长来补充政府干预之短，从而实现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的二元互动机制。

尤其是在公共物品的供给上，政府与市场存在着“合作”。尽管一般性公共服务的供给是政府的责任，但可以采用多种形式，使供给方式多样化，例如政府直接供给，或通过政策引导，采取政府购买等形式，由市场、社会组织按照适度商业运营原则提供。这样就通过引入市场机制，实现公共服务主体的多元化，实现公共服务方式的多样化，充分实现政府与市场“两只手”的合作。

3、不断完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

我国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各项经济社会改革步入“深水区”，改革进入了攻坚阶段，客观上要求政府不断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坚实的体制保障。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是以市场为基础，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内容。当前，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公共服务体系，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角度，完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就是要不断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提高公共服务水平。

（1）逐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由于政府对公共物品供给的投入不足，造成了公共服务不到位，公共物品严重短缺，不能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公共物品需求，供需矛盾非常突出。现阶段，逐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关键是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加大财政对公共服务的投入，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一是逐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社会保障水平要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各级政府应切实加大社会保障的预算投入，稳步增加财政性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努力提高财政性转移支付比例及其均等化水平。建立财权与事权相适应的财政支持以及转移支付制度。建立各级政府之间基本社会保障的共享与分担机制。增加对基层政府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增加县乡财政可支配财力。逐步形成规范、高效、协调和可持续的公共投入机制及投入水平增长机制。

推进基本社会保障均等化。必须坚持保基本的原则。保基本，就是实现广覆盖、可持续，保障人们生存和发展最基本的条件均等；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从低标准开始，使保障水平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逐步得到提高。

二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体系是基本公共服务的主干。做好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工作，要重点做好三个方面工作：一是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要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社会化服务体系，包括统一的社会保障管理体制、统一的基本制度、统一的业务流程和技术规范，实现社会保障关系跨城乡、跨区域转移接续。二是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要继续完善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在农村加快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覆盖面，在城镇要覆盖包括农民工、无业人员等在内的全体劳动者。要继续完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城乡社会救助体系。推进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与基本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保障、司法救助等专项救助制度相互配套、相互衔接，逐步形成健全完善的社会救助体系。大力发展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使之基本覆盖城乡全体居民。三是加快社会保障服务体系建设。加快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网络，建立全国所有街道和社区、乡镇村的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基层服务平台，实施行政村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协管员制度。县级以上建立布局合理、功能齐全、信息联网的普遍的社会保障基础服务设施。完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和儿童福利服务体系，建立健全残疾人服务体系和农民工留守家属关爱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经常性社会捐助体系，全国各乡镇、街道和社区基本建立经常性捐助站点和慈善超市。①

（2）不断提高公共服务水平

高水平的公共服务是公共服务体系完善的标志。要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就要做到“三到位”，即人员到位、思想到位、工作到位。具体说，就是要做到公共服务队伍要优化，公共服务理念要强化，公共服务工作绩效化。

一是优化公共服务队伍。政府服务能力的优劣、效率的高低，关键在于公务员的素质。各级政府都应加大对公务员的选拔教育培训力度，提高公务员的能力，同时还应在控制公务员数量、加强公务员管理、优化公务员结构上下狠功夫。即建立和完善竞争择优的选拔机制、符合社会需要的培养机制、开放灵活的流动机制、与贡献相适应的激励机制，把公务员队伍建设纳入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轨道。以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提供高水平的社会公共服务。

二是强化公共服务理念。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思想上是否具有公共服务理念，这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基本前提条件。满足公共需求，提供公共服务，是现代政府的一项基本职责，也是衡量一个政府管理水平和能力的极重要的指标。政府及其公务员必须实现从管理者到服务者、从自上而下管理到自下而上被监督、从被动服务到主动服务转变。

三是公共服务工作绩效化。公共服务绩效是衡量政府工作水平高低、检验政府“想不想管”、“能不能管”、“会不会管”的标准，是政府管理始终追求的基本目标之一。实践经验表明，加强监管、强化评估，严格考核、严肃问责，才能保障各项制度和政策的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建立科学合理的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和评估机制”。②因此，提高公共服务绩效，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政府必须建立公共服务为取向的政府绩效评价体系和科学的行政问责机制。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新华每日电讯2013年11月16日第2版。

[2] ：《关于的说明》，新华网2013年11月15日 。

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篇5

［关键词］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金融危机；投机性资产；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1 美国的量化宽松性货币政策和全球“货币战”给世界及中国经济带来的风险

美国的量化宽松性货币政策削弱了世界其他经济体的出口竞争力，贸易保护主义使各国出台一系列贸易保护措施限制商品进口，给已经有了一些复苏迹象的经济蒙上阴影，导致世界经济二次探底，“货币战”已经成为威胁全球经济复苏的主要风险，面对这一风险巴西、新加坡、韩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等一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已经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面对美国宽松性货币政策可能引发的全球性泛滥。巨额投机性资本不断涌入汇市、股市、楼市、商品市场，引发全球性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美国将通货膨胀的风险转嫁给发展中国家，如果将来美元利率升值，大量资本将流走，造成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危机。中国应采取积极措施应对美国的量化宽松性货币政策和美元贬值。具体措施是要控制投机性资本的流入，防止由于大量投机性资本的流入引发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主要是实行更加灵活的人民币汇率政策，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用人民币进行对外结算可以降低汇率变动风险，减少各种外汇交易成本，减少美元贬值带来的损失。人民币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对国际金融秩序、促进世界经济复苏、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有利，从长期发展战略看，中国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增强人民币弹性符合中国长期和根本利益，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既定的政策。

2 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能够抵御国际金融危机及美元贬值引发的全球“货币战”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影响

在金融危机爆发最严重时期，许多国家的货币对美元大幅度贬值，而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为抵御国际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复苏作出了巨大贡献。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是根据经济全球化的需要和我国国情作出的选择，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一种货币的对外币值只有在合理均衡水平上才能稳定，如果现实货币长期偏离均衡水平将引发经济金融危机，合理均衡水平能够表现国际近中期贸易和投资的真实状况促进国际收支平衡。汇率是两价格体系的比价关系，取决于两国经济的发展水平，国际收支状况对汇率也产生重要影响。其他各种经济措施以及金融市场波动甚至政治问题都会影响汇率，浮动汇率可灵活调节比价，有利于资源向内城部门配置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全面、协调、可持续减少贸易不平衡和经济对出口的过渡领带性。促进了出口结构的优化和外贸发展方式转变。有利于抑制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增强宏观调控的主动性、有效性使企业主动适应汇率浮动的意识增强，应对人民币汇率变动和提高控制风险的能力，外汇市场得到培育和发展，有利于促进全球经济平衡，有利于维护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和国际贸易环境。

3 推进人民币汇率改革的主要措施

3.1 加强国家宏观调控手段建立健全汇率调控的参照体系，加强外汇市场管理，提高市场透明度，维护外汇市场平稳运行

跨境资本交易的方便，提高了经济效益也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全球的“货币战”大多是由经济结构推移金融管理不力、金融体系脆弱、对外贸易水平引起的，必须加强宏观调控，制定稳妥的战略，从根本上防止国际资本流动的冲击。要建立健全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加强对国际金融市场的预测和国际收支平衡的管理，防范外部金融风险，维护金融运行和金融市场的稳定。

3.2 以市场需求为基础，按市场供求确定汇率，确定市场配置外汇的基本框架现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不能够灵活地按市场供求确定，汇率在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受到限制。不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使得我国产品定价不合理，国外从我国低价进口获取巨大价格剩余，国家承担全部汇率风险，经济主体金融风险意识淡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就是要使人民币汇率由资本市场供求决定，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3.3 人民币汇率浮动可控，实行管理人民币汇率浮动体制

管理人民币汇率浮动符合我国的经济发展需要，促进经济增长、提高对外开放，在完善经常项目管理，满足经常项目用汇基础上，放松条件已经成熟的资本限制，实施“走出去”战略，在主要货币实行浮动汇率制的国际货币体系下，出口企业必然要面对资本与其他各种货币之间的汇率变动，我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已经达到了较高水平，许多企业已经积极调整应对市场变化灵活性的能力，从2005年汇改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我国出口年均增长23.4%，汇率浮动使出品由简单加工向深加工、精加工上发展，促进了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汇率浮动为推动产业升级和企业对外开放水平提供了动力和压力，增强了企业技术创新和培育自主品牌的能力，提高了出口商品的档次和附加值，引导和支持有比较优势的各类企业开展跨国经营和投资，扩大高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出口，全面提高了出口竞争力，增强了企业抵御国际金融危机和全球“货币战”带来的风险和能力。

3.4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要循序渐进、平稳推进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要按照“主动性、渐进性、可控性”原则有序推进。这符合我国的国情和经济发展利益，有利于实现我国经济发展稳定增长，采取渐进方式使企业逐渐消减人民币汇率浮动的影响，促进产业转移和升级，为企业经济结构调整留出相应的时间。稳妥地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可以保持货币值稳定，选择适当汇率机制，平衡地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遏制通货膨胀，合理配置资金，抑制货币金融危机给实体经济带来风险，维护国际收支平衡，成功地承担起金融调控的作用，维护金融稳定与安全，向国际社会展示了我国促进世界经济复苏所作出的努力。

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篇6

关键词:民族地区;经济增长;制度因素

1 问题的提出

对于民族地区经济落后的现状,一般学者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自然环境恶劣。在我国经济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人们赖以生存、发展的自然环境大多十分恶劣,都存在交通不便,自然灾害频繁等不利因素,如青藏高原高寒缺氧,西北地区干旱缺水,西南地区大面积岩溶地区土质恶劣等等。这些是制约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先天因素。

(2)交通不便, 基础设施落后。据估算每百万人口拥有的公路里程数每提高一个百分点,人均GDP增长率提高0.82个百分点。但目前西部地区交通设施存在“两低、两差、两不足”的突出问题。“两低”:一是路网密度低,二是通达水平低;“两差”:一是道路等级、质量差,二是出海条件差;“两不足”:一是建设资金不足,二是自身发展能力不足。这些都严重的制约了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

(3)科技文化水平相对落后。由于历史的原因,民族地区科技文化水平较低,西部民族地区技术进步对经济进步的影响所占比重较低。由于文化教育落后,造成了劳动者素质相对低下,阻碍了高新技术产业的进入,使民族地区的经济在低水平、低效益上循环。

(4)产业结构不合理,调整难度大。少数民族地区大多处于边远地区,社会发育程度相对滞后,地方经济以传统的农牧业为主,工业以初加工为主,第三产业有所发展。而这种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现状又缺乏足够的吸引力,也导致了吸引外部资金的动力不足。因此,正在陷入“积累资金不足、技术进步缓慢、劳动生产率低下、居民收入水平低下、资金供给能力不足”的不良循环之中。

(5)经济活动中短期行为严重。“资源换增长”的模式依然存在。很多地方衡量业绩的惟一标准,就是以经济总量和增长速度为指标,用土地和优惠政策招商引资,优先选择做那些比较能够“急功近利”的事情。

2 制度的概念及作用

美国经济学家诺斯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制度构造了人们在政治、社会或经济方面发生变换的激励结构”。美国学者舒尔茨也将制度定义为一种涉及社会、政治及经济行为的规则。

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制度作为约束人们行为及其相互关系的一套行为规则,它能极大地影响经济增长与发展。一般而言,生产要素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相应的制度安排,只有在合理的制度安排下,各种投入要素才能充分发挥其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

合理的制度安排对经济的发展的促进作用可以表现在两个方面:

(1)制度安排的直接作用。制度作为政府管理辖区内各项事务的无形工具, 其发生作用反映的正是政府本身的意志。当代经济学认为, 政府的功能是为了弥补“市场失灵”, 政府以公开、公平、公正的特征,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满足社会的公共需要, 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 帮助社会中分散的个人或团体, 降低沟通协调的信息成本。制度安排是支配经济组织之间可能合作与竞争的方式的一种安排, 其作用对象可能包括个人、一批自愿合作在一起的团体或者政府。

(2)制度安排的间接作用。即在发展战略制定与实施过程中, 通过非制度性因素控制经济增长方式。制度安排可以是正式的, 也可以是非正式的, 正式的制度如家庭、企业、工会、医院、大学、政府、货币、期货市场等等。相反, 价值、意识形态和习惯就是不正式的制度安排的例子。意识形态是减少提供其他制度安排的服务费用最重要的制度安排。成功的意识形态可以通过给个人或团体提供有选择的激励来实现节约制度成本这一功能。

3 民族地区制度落后的表现及对经济影响的深层次分析

(1)小农意识根深蒂固,市场观念淡漠。西部民族地区作为中华文化的发源地,传统文化积淀深厚,农耕文明影响较深。正是受到几千年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影响,西部民族地区普遍商品意识差,造成了人们市场观念、契约意识的缺乏。加上少数民族长期形成的与原始宗教文化、农耕文化、游牧文化等相适应的价值观、财富观、消费观和生产、生活方式,使得民族地区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面临着比内地汉族聚居地区更大的发展阻力和障碍。还有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生产生活方式过多地消耗了并不丰富的社会财富,制约了扩大再生产能力,严重影响了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2)信心不足,依赖性强,发展意识差。由于长期不能摆脱贫困,而且与发达地区的差距越来越大,使民族地区对自身经济的振兴信心不足,依赖国家,不敢发展,使自己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不能得到充分利用,而一味向上伸手。依靠外援,坐等补贴,不仅使大量中央财政补贴起不到“造血功能”,而且随着国家财政补贴的逐年递增,一部分人的进取心反而下降,依赖性增强。

(3)市场体系不健全,发育程度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地区综合经济实力的大小和发展水平的高低取决于市场发育的程度。由于历史的、自然的和政策导向上的原因,我国民族地区市场化程度低、进程缓慢,以致生产要素难以得到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资源难以得到最佳配置,从而使产业结构的调整也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市场化程度低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尽管商品市场有了一定的发展,但要素市场发育严重滞后;其二是西部地区市场主体发育缓慢,企业经营管理机制落后,设备陈旧,进入市场困难重重。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民族地区市场经济的发展。

(4)技术创新能力不足。制度主义认为,虽然技术自身的演进对经济起着重大的影响,是不可选择的,但技术演进的速度是可以选择的。即相应的制度安排可以延缓或加速这一进程。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对西部民族地区的科研进行了大量投入,使西部民族地区技术有了飞跃式的发展。但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西部民族地区技术进步的整体水平又落后于东部,从我国经济体制转型的大前提分析,不难看出更深层的原因仍然是西部民族地区促进技术进步的相应制度安排滞后。由此可见,西部民族地区技术进步的整体水平落后并不是简单的投入问题,而是西部民族地区相应的制度安排始终落后于东部地区,进而延缓了技术进步的速度,技术进步的整体水平滞后发展又严重制约了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速度。

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篇7

论文摘要：本文从信用体系建设的前提与基础、建筑市场失信的表现与原因和建筑市场诚信的标准和关系等几方面。论述建筑市场信用体系建设的标准及其相关性，具有理论意义与应用价值。

本文从信用体系建设的前提与基础、建筑市场失信的表现与原因以及建筑市场诚信的标准和关系等几方面，论述建筑市场信用体系建设的标准及其相关性，具有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

1信用体系建设的前提与基础

建立与完善建筑市场信用体系是健全社会信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整顿和规范建筑市场秩序的治本举措，是建筑业改革和发展的重要保证。

“建设部关于加快推进建筑市场信用体系建设工作的意见”(建市[2005]138号)指出，加快推进建筑市场信用体系建设工作，按照一个指导思想(坚持法治与德治相结合)，二者同步推进(同步推进政府对市场主体的守法诚信评价和社会机构开展的综合信用评价)，三方协调配合(充分发挥政府部门、行业协会和评价机构的作用)，实现四个统一(统一的诚信信息平台、统一的诚信评价标准、统一的诚信法规体系、统一的诚信奖惩机制)。其中指导思想是加快推进建筑市场信用体系建设工作的前提。

在加快推进建筑市场信用体系建设工作中，为了营造诚实守信的良好氛围，为了能给建筑市场监管提供有力的手段，必须坚持法治与德治相结合，也即信用体系建设要有体现德治的道德标准和体现法治的规则标准，这是加快推进建筑市场信用体系建设工作的基础。

2建筑市场失信的表现与原因

由于我国建筑业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的特殊性，市场理性发展相对欠缺，有相当部分的市场行为承诺与实践不符，使得市场信任感匮乏，主要表现：

2．1一些地方政府诚信水平较低一是政出多门、政策易变、政令不畅，导致政策缺乏公信力；二是工作的公开性、透明性、连续性和稳定性不够，导致工作缺乏科学性；三是政企不分、行业垄断、行业保护、不公平竞争，导致诚信缺乏监管度。政府诚信水平的高低与社会运行成本成反比，一些地方政府诚信水平较低，造成社会运行成本的高昂。

2．2一些企业诚信水平较低一是市场交易中的失信现象，包括虚假招投标、阴阳合同、拖欠工程款、非法挂靠和越级承接任务等市场交易中不规范行为；二是定价行为中的失信现象，包括恶性压价竞争、偷工减料、降低建设标准、不履行质量责任和不遵守强制性标准等定价行为中不规范行为；三是企业竞争中的失信现象，包括不顾企业形象、抬高自己、贬低他人、合同履约率低、纠纷处理难度大和组织协调困难多等企业竞争中不规范行为。企业诚信水平的高低与经济运行成本成反比，一些企业诚信水平较低，造成经济运行成本的高昂。

2．3一些个人诚信水平较低一是一些政府官员、办事不公、官僚作风等现象严重，导致政府监管的成本高昂；二是一些企业领导抬高自己、贬低他人、恶性竞争等现象严重，导致企业经营的成本高昂；三是一些企业职工诚信意识低、利益要求高、工作责任低等现象严重，导致企业管理成本高昂。个人诚信水平高低与管理运作成本成反比，一些个人诚信水平较低，造成管理运行成本的高昂。

有资料表明，由于失信行为，我国合同欺诈造成的直接损失约55亿元，每年逃避债务造成的直接损失约l800亿元，累积拖欠的工程资金总额已达6000亿元到l万亿元，这不仅造成市场混乱，更严重的约占国民生产总值l0～20％的巨额低效经营成本，它将给建筑业的发展带来很大风险。建筑市场失信行为主要原因：

(1)人们缺乏市场经济下的诚信意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诚信经济，它包含道德经济与法制经济，缺乏诚信的市场经济，处处是陷阱，无法良眭发展。由于缺乏这些方面的诚信意识，导致建筑市场失信行为时有发生。

(2)人们缺乏市场经济下的诚信标准，人们追逐不当得利，以及追逐不当得利被发现和被惩罚的机会成本小之又小或甚至没有，缺乏市场的诚信标准，市场不规范，无法健康发展。由于缺乏这些方面的诚信标准，导致建筑市场失信行为屡见不止。新晨

3建筑市场诚信的标准与关系

处于转型期我国建筑业，在市场上出现大量的经济失信行为和现象，严重限制了信用交易规模的扩大，使市场参与者的交易成本加大、效率降低。要使建筑市场信用体系得以维系：一要依靠诚信文化教育的工作，提高市场经济下的诚信意识及其诚信交易自觉性；二要依靠社会信用体系的规范，建立市场经济下的诚信标准及其失信惩罚制度化。前者具有诚信道德的原动力，后者具有惩戒失信的鞭策力，二者相辅相成，全面推进建筑市场信用体系建设。因此，要减少和消除因失信行为给社会经济造成的不利影响，进而提高整个社会经济的运行效率，就必须建立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诚信机制，特别要建立能支撑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诚信标准。

建筑市场诚信的标准包括道德标准和规则标准两大方面：

3．1诚信的道德标准

就是要求人们在为人处事中，能够诚实守信，做到行为规范：在市场交易中要讲诚信，在定价行为上要讲规范，在市场竞争中要讲道德；政府官员要遵守官德，企业领导要遵守商德，企业职工要遵守公德。建立诚信的道德标准，就能提高人们的诚信意识及其诚信交易自觉性，这是建筑市场信用体系建设的前提。

3．2诚信的规则标准

就是要求人们在社会政治经济等活动中，必须遵守的诚信原则，必须执行的政策法规：在诚信规则中，有政治规则、经济规则和法律规则等；在规则标准中，有建立诚信信息系统的基础性标准、有建立诚信评价系统的监管性标准、有建立诚信法规体系的保障性标准、有建立诚信奖惩机制的鞭策性标准。建立诚信的规则标准，就能确保市场的诚信交易及其市场秩序规范化，这是建筑市场信用体系建设的基础。建筑市场诚信的道德标准和规则标准的相关性：诚信的道德标准，是道德准则的诚信；诚信的规则标准，是规则原则的诚信。规则诚信“源”于道德诚信，是道德诚信的规则化；规则诚信“高”于道德诚信，是道德诚信的制度化。道德诚信与规则诚信，两者相辅相成、相互维系：规则诚信必须有相应的道德诚信作为基础和依托，否则就会成为无根之木；道德诚信必须有相应的规则诚信作为保障和体现，否则就会成为无果之花。

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篇8

中图分类号：F279.2 文?I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8）03-0068-10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GDP规模不断扩大，政府适时提出“走出去”战略，鼓励企业进行跨国投资，尤其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呈现明显上升趋势，投资领域不断拓宽，区位选择也更加广泛。2015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第一次超过了同期吸引外资水平，首次位列全球第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已经实现了从2003年以来连续13年的增长，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开始进入新的阶段。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地区发展仍然极不平衡，东部地区占比最高，存量与流量占全国比重均超过80%，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占比却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因此，我们迫切需要寻求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机制，通过分析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差异现象，为我国更好地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提出建议。

二、文献综述

对于新兴经济体国家OFDI的研究逐渐增多，但是传统的国际投资理论如Dunning（1977）提出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等已经不能够很好地阐释新兴经济体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性因素，更多的学者开始转向从制度视角考察影响企业OFDI的动因，当前我国正处于新兴经济体和转轨经济体的中间阶段，研究制度因素对OFDI的影响就显得尤为重要。

目前，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研究制度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一方面，由于跨国经营企业必须考虑到国内外制度的安排，所以多数学者分别从东道国和母国制度角度出发，来探究制度对OFDI的影响；另一方面，部分学者在此基础上开始考察制度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因此，我们从以下三个方面对已有相关文献进行总结：

（一）东道国制度与OFDI

在早先的研究中，制度往往被认为是外生变量，学者们多是基于产业论和资源论分析OFDI，从而忽视了制度的影响。新制度理论的产生开始促使人们从东道国制度角度考虑企业的跨国投资行为。Ramasamy et al.（2012）将制度作为内生变量，深入研究了东道国制度因素对企业OFDI战略的影响。Busse & Hefeker（2007）通过实证研究得出东道国内部的种族关系、冲突、民主权利和社会秩序等因素均会影响到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Mishra & Daly（2007）认为东道国的法律和秩序、政局稳定性、腐败程度及行政机构质量等制度因素对外商投资存在显著的影响，制度环境越好越有利于国外资本的流入；Habib & Zurawicki（2002）则从东道国制度腐败角度实证研究认为，腐败程度越深，将会大大降低外资流入的可能性；而Wheeler & Mody（1992）却认为东道国的腐败与外资进入的规模和方式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郭苏文等（2010）认为制度距离阻碍我国外向FDI，其中东道国的产权保护、贸易自由度和财政自由度对中国的OFDI影响最大；阎大颖等（2010）发现东道国良好的制度环境有助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并能通过调节企业资源简介影响投资决策；陈兆源（2016）研究了东道国政治制度对我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发现民主程度和国家否决者的更换都会导致我国企业更低的投资概率；潘春阳等（2017）则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能够在短期内改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制度质量，并在长期内提高其均衡水平。

（二）母国制度与OFDI

从母国制度的视角考察企业对外投资行为的文献中，多数都认为母国的相关制度会影响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所有权优势与能力，并且其影响机制主要体现在制度约束和制度激励两方面。Witt et al.（2007）的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化水平及制度环境比较落后，企业的国内交易成本会远远大于跨国经营成本，企业为了逃离或规避母国制度的约束而被迫开展对外直接投资；Buckley et al.（2007）通过研究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发现我国企业OFDI的能力和动机取决于国家信贷政策、经济自由化程度、政府扶植以及文化相似度制度因素；Luo et al.（2010）则发现中国政府的政策支持可以推动企业进行对外投资，同时母国良好的制度安排会对企业产生激励作用，促使企业进行OFDI；郑展鹏等（2012）实证研究发现市场化水平和政府治理会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齐晓飞等（2017）将制度因素融入邓宁的国际折衷生产范式理论框架中，构建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OFDI-S模型，发现母国制度对企业具有引导、挤出、弱化、中和等四大效应。

（三）制度与OFDI逆向技术溢出

由于对东道国的跨国投资也会对国内企业产生间接影响，一些学者开始研究制度与OFDI逆向技术溢出之间的关系。从东道国制度角度来看，蔡冬青等（2012）通过运用制度和技术溢出的交叉项作为衡量指标，发现东道国公共治理、知识产权保护和技术市场体制均能通过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积极促进我国企业技术创新，但其对外开放度的作用不显著；从母国制度角度看，李梅等（2014）通过省际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发现政府的教育扶持、科技扶持、金融支持、政策开放度和法律制度显著促进了对我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但是政府对企业的扶持作用不显著。

上述文献中虽然对制度因素与对外直接投资有着不同角度的研究，整体而言，这些文献中仍偏向研究东道国制度对OFDI的影响，尤其是国内研究母国制度对OFDI的文献尚不多。因此，本文尝试从母国正式制度的角度出发，主要研究了法律制度和经济制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和地区差异，对丰富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为政府制定投资政策、为企业进行跨国投资和经营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三、理论假设、变量说明和模型设定

（一）理论假设和变量说明

新经济制度学提出了制度变迁对经济绩效的影响，而对外直接投资作为一种重要的对外经济方式，显然也会受到制度的影响。考虑到非正式制度没有统一的测量标准且较难获得，我们选取正式制度，主要从法律制度和经济制度两方面来研究我国制度因素对OFDI的影响。本文使用的计量软件是stata13。

1.经济制度

经济制度包括一定范围内的生产制度和交易制度，涉及层次非常复杂，因此本文选取市场化水平、经济对外开放度、金融支持和政府治理四个指标来反映我国的经济制度。

（1）市场化水平（MARKET）

市场化是指从计划经济转轨到市场经济的过程，市场化水平即我国经济当前的市场化程度，反映了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作用，这种作用不是由单一因素产生的，是由一系列经济、社会、法律以及政治制度的变革影响而来。樊纲测算的“中国各地区市场化进程相对指数” 主要通过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发展、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及市场中介组织发育等赋以相应的权重，测算出相应的市场化水平指数，这是当前代表我国各省份地区市场化程度较为权威的指标。由于目前已经出版了1997―2009版本和2008―2014版本的市场化指数，两个版本的标准不统一，无法直接重叠，因此，本文采用樊纲的1997―2009版本的市场化指数，并通过插值法推算出2010―2015年的市场化指数来得出2003―2015年各地区市场化水平。数据来自樊纲、王小鲁（2011）《中国市场化指数： 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1年报告》。

假设1：市场化水平会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

（2）经济对外开放度（OPEN）

经济对外开放度这里主要是指对外贸易的开放程度，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贸易对外开放规模和水平，反映其融入全球经济的程度。本文借鉴大多数学者的做法，用外贸依存度来表示经济对外开放程度，即用各地区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来表示。一般而言，经济对外开放程度越高，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越多。各地区进出口总额和GDP分别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各省市统计年鉴。

假设2：经济开放度与对外直接投资成正比。

（3）金融支持（FIN）

以往研究发现，金融发展程度越深，越会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而金融支持力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深度。这里我们运用各地区贷款余额占GDP的比重来衡量政府对金融的支持力度。其中各地区贷款余额来自历年《金融统计年鉴》。

假设3：金融支持会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

（4）政府治理（GOVERN）

政府治理反映了政府参与经济活动的程度，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Buckley et al.（2007）的研究认为，政府的参与对企业的对外投资活动将产生重要的影响。本文采用各省市地区财政支出占当地GDP比重来衡量政府治理水平。各地区财政支出数据来自中国财政部和中国国家税务总局。

假设4：政府治理水平与对外直接投资成正比。

2.法律制度（LAWER）

法律制度包括了一国或一个地区的所有法律和规则。对于市场经济而言，完善的法律制度会导致市场参与者充分竞争，可能会对企业跨国投资产生影响。由于制度本身难以量化，因此本文使用各省市律师执业人数来表示地区法律制度。相关数据来自《中国律师年鉴》。

假设5：法律制度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不确定。

3.控制变量

（1）人力资本（HUMAN）

各地区人力资本水平的高低反映了该地区人力资源管理能力，即当地人才数量的多少，这也会影响到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借鉴以往文献，本文采用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来测算各地区人力资本水平，具体计算方法为：小学毕业生占比×6+初中毕业生占比×9+高中毕业生占比×12+大专毕业生占比×15+本科毕业生占比×16+研究生及以上毕业生占比×19。各省人员受教育程度的数据来自《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2）经济发展水平（PGDP）

根据邓宁的一国净对外直接投资的五阶段理论，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也会影响到该国或该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水平。本文使用各省市人均GDP水平表示经济发展水平，数据来自中经网。

（3）吸引外资水平（FDI）

来自国外的外商直接投资同样会影响到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因此，本文使用各省市实际利用外资余额来表示该地区吸引外资水平，该数据来自各省市统计年鉴。

4.被解释变量（OFDI）：由于OFDI流量的不稳定性，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实证研究时常采用OFDI存量数据。文中使用2003―2015年各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被解释变量，该数据来自相关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二）模型设定

四、描述性统计与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由表1可知，代表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变量LNOFDI均值为12.639，最大值17.571和最小值4.598存在较大差异，说明各地区的OFDI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市场化水平、金融支持等核心?量也存在较大差异，其他变量同样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大小差异。表2是对分区域样本被解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在三大区域中，东部地区OFDI最高，其次是中部，西部最低。

（二）实证分析

1.平稳性检验

在对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之前，首先需要对所有数据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看其是否平稳，防止出现虚假回归的情形。对于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常用的方法主要有LLC和IPS等。本文采用LLC法对面板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见表3），可以看到，LLC检验均在在1%的置信水平上拒绝原假设，这说明模型中加入的变量均是平稳的。

2.回归结果分析

根据Hausman检验，可知全样本适用于固定效应模型（FE），东部、中部和西部样本也适用于固定效应模型（FE），所有的回归结果见表4。

（1）全国样本计量分析

从表4中可看到，市场化指数的系数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性，说明市场化程度越高，其积极作用越明显，也就越能促进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这与我们的假设1相符合。更高的市场化水平意味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占比越重，越有利于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经济对外开放度系数为正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经济对外开放程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并没有起到显著作用，这可能是因为一方面经济开放程度越高，企业越能产生对外直接投资的意愿，但这种投资意愿并没有完全转化为投资行动，多数企业仍在保持观望态度。金融支持的系数通过了10%的显著性水平且为正，说明政府提供的金融支持力度越大，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意愿越强。因为高效的金融系统为企业创造了良好的融资环境，能够为企业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从而提高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意愿。政府治理水平的系数显著为正且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说明政府参与经济程度越高，越能促进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因为不同政策对企业会产生不同影响，政府参与经济会活跃整个投资市场，从而促进企业的跨国投资。法律制度的系数为负且没有通过显著性水平，说明目前法律制度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还不显著，有可能是由于一方面法律制度越完善企业越愿意在国内市场投资，但同时我国法律体系发展尚不成熟，还不能达到显著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水平。另外，控制?量人力资本、经济发展水平和吸引外商投资水平均显著为正，说明人力资本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和吸引外商投资水平越高，我国企业越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2）地区样本计量分析

从表4中的第3、4、5列我们看到东部、中部和西部的计量结果。对于东部地区，经济对外开放程度、政府治理水平和金融支持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更高的经济对外开放程度和政府治理水平以及更大的金融支持力度都会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市场化指数系数为正，法律制度的系数为负但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东部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和法律制度对OFDI都没有显著性影响。对于中部地区，制度变量中只有经济对外开放程度系数显著为正，说明经济对外开放程度越高，越能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其他制度变量中，政府治理水平和法律制度系数为负但不显著，市场化指数和金融支持系数均为正也不显著，对企业OFDI均没有显著影响。对于西部地区，市场化水平系数高度显著为正且远远高于东部和中部，说明西部地区市场化水平越高越会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因为西部地区的发展水平比东部和中部地区更加落后，市场化程度越高，对于西部地区带来的影响也会比东中部更加明显；西部的法律制度系数在10%水平下显著且为负，说明西部地区的法律制度对企业投资行为有着显著影响；经济对外开放程度、金融支持力度和政府治理水平系数均为正但不显著，说明这些制度因素对企业OFDI没有显著影响。

五、稳健性检验

（一）不同指标构建方法的稳健性分析

为了进一步检验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我们采用各省市专利授权量（PATENT）来表示法律制度，作为模型中法律制度的核心解释变量，结果见表5。与原始方程计量结果相比，采用不同指标构建的法律制度得到的回归结果并不存在明显差别。另外，我们使用樊纲最新制定的2008―2014年市场化指数（与上述1997―2009年市场化指数基期不同）对2008―2014阶段重新进行检验，发现结果依然稳健。

（二）内生性检验

由于动态面板模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因遗漏变量引起的模型内生性问题，故本文使用动态面板模型，即加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采用广义矩阵法（GMM）对上述结果重新进行回归，回归结果显示与最初计量结果无较大差别，因而该结果稳健。

六、结论和建议

本文从母国正式制度的角度出发，研究了经济制度和法律制度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通过进一步对全国样本的分区检验，探讨了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受制度因素的影响机制，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结论显示，市场化程度、金融支持力度和政府治理水平都会促进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而经济对外开放程度和法律制度对OFDI的作用则不显著。从地区结果来看，东部地区的经济对外开放程度、金融支持力度和政府治理水平显著为正，促进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部地区的经济对外开放程度对企业OFDI作用最明显；西部地区则是更高的市场化水平促进了OFDI，而法律制度对OFDI产生了阻碍作用。控制变量中，经济发展水平对全国和东中西部地区OFDI均起到促进作用，人力资本在全国以及东部和西部地区显著为正，吸引外资水平则显著促进了全国和东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

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篇9

一直以来，中国都被认为是一个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国家。也就是说，在二元经济社会中，来自农业和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将源源不断地补充到非农业部门。由于劳动力无限供给，因此，虽然就业总量不断增加，但是工资水平却保持不变。然而，这种局面在近年来开始打破。从现象上看，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情况已经比较明显;从供求关系的分析，则可以看出旺盛的劳动力需求和有限的劳动力供给,使劳动力市场供求态势发生了明显转变。

一、人口结构转变：长期趋势的开始

从总的水平上考察，在确定人口数量情况下，决定劳动力供给的主要因素之一是总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所占的比重，而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又和以前的生育率水平变化有着直接联系。观察21世纪上半叶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和劳动力供给趋势变动，可以得出这样的基本结论：劳动力供给总量的边际递减现象已经发生，劳动力供给绝对数量的减少也将很快出现。迄今为止，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总量以及占总人口的比重一直处于不断上升趋势，成为劳动力市场供给不断增加的基本源泉。这不仅形成了中国丰富的人力资源优势，也成为近20年来“人口红利”的主要来源和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然而，根据最新预测，中国人口高峰将在比预期早得多的时候，即大约2030年前后在14.4亿左右的水平上达到，劳动年龄人口从2013年左右开始上升趋势就十分平缓，2016年达到最高峰后开始绝对减少，而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目前已经是逐年降低，并且下降速度趋于加快。从近期看，总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都处于增加的态势，而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实际上反映的是劳动力的实际增长）则已经开始下降。因此，劳动力供给的际递减在本世纪初已开始，而劳动力数量的绝对减少，则大概在10年以后开始出现。在未来几年中，新增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将持续下降，到2010年会下降800万人左右。

需要指出的是，人口结构变动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具有长期性。由于生育率的下降是导致这种结构变化的主要原因，而生育率水平是一个具有相当大惯性的变量，因此，人口变迁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具有不可逆转的性质，是一个长期趋势的开始。

二、非农就业弹性的变化

而从劳动力需求面看，近年来的经济增长不断创造着旺盛的劳动力需求。由于农业部门基本不产生新的劳动力需求，所以假定非农部门的GDP是就业岗位的来源。据此，可以根据现有统计体系中GDP和非农就业统计，来计算1990年以来的就业弹性变化。

非农GDP的计算相对简单，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7》公布的资料，可以计算出第二和第三产业按1978年不变价格的生产总值，然后，可以得到每年非农部门的GDP增长率。非农部门的GDP通过非农就业活动创造。非农就业包括城镇就业和农村的非农经济活动创造的就业岗位，而农村的非农就业又包括乡镇企业就业、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部门产生的就业岗位，这样，可以得到非农部门的总就业增长情况。1990年以来，非农部门的就业弹性虽有波动，但并没有表现出递减趋势。除了个别年份非农部门的就业弹性不足0.1以外，其他时期基本保持在0.2以上。近年来，则一直在1991～2006年的平均值0.28左右小幅波动。

非农部门劳动力需求的这种变化特征表明中国经济发展和劳动力市场运行的以下两个特点：一方面，就业弹性没有表现出明确的趋势性变化，反映了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结构特征尚未出现根本改变，劳动力密集产业仍然是国民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的部门。同时也意味着，按照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就可以实现就业岗位的增长；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增长没有表现出系统性的结构变化，因此，根据以前非农部门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来推演和预测未来的就业需求是合理的和可行的。

1991～2006年，非农部门按1978年价格计算的GDP年平均增长率为11.8%，标准差为2.9%;同期的非农部门就业弹性平均值为0.283，标准差为0.14。假定保持1991-2006年平均增长率和平均就业弹性为预测的中位值，分别高出半个标准差为高位值，分别低半个标准差为低位值，我们可以相应地得到九种非农部门经济增长和就业弹性的组合，并可以据此计算出不同的非农就业增长水平。因此，如果经济增长和就业弹性没有出现巨大波动，就业增长以低增长、低弹性的组合为下限，以高增长、高弹性的组合为上限。

需要指出的是，对就业需求的预测需要以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特点为基础，即从经济发展和就业需求的产业部门看，中国尚处于经济结构的转型过程中，农业部门难以创造新增的就业需求；从经济活动的城乡分布看，农村地区也创造着非农就业机会，忽视农村地区的就业创造能力，会低估中国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

三、劳动力短缺已经开始显现

劳动力市场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因素的变化，导致了劳动力市场供求态势开始转变。首先，从数量关系看，劳动力短缺开始出现。2003年春季开始，沿海部分地区开始出现招工难的情况，随后，这种现象在更大范围内蔓延，由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蔓延到部分内陆省份，有些还是传统的劳动力输出大省。所涉及的对象也从技术工人逐渐波及普通工人。

为了应对劳动力市场上供求关系的转变，企业开始从工资水平、社会保障水平、工作条件等多个方面作出调整，以吸引劳动力。从价格关系看，劳动力的成本一改以前持续数年保持稳定的局面，开始上升。从劳动力市场的实际情况考察，近年来，工资水平上涨的现象的确存在。根据来自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的住户调查资料显示，2003～2006年到本村以外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农民工，人均月工资由781元增加到953元，增长22.0％。与上年相比，2004年农民工人均月工资增长2.8%，2005年增长6.5%，2006年增长11.5%，增速逐年加快。另一项来自于劳动部的调查资料也显示，2006年被调查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平均工资为1226元/月，比2005年增加181元，增长17.3%。

四、近年来劳动力市场总体态势向好

近年来，伴随着经济发展，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总体态势向好的方向发展，不仅顺利地消化了城市经济重组带来的就业和再就业压力，而且实现了就业总量的持续增加，使失业率维持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同时，部门之间、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的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在逐渐提高，市场机制在劳动力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明显。综观近年来的劳动力市场态势，有四个特点。

首先，由于经济增长产生的旺盛的劳动力需求，就业总量不断扩大。我们知道，对于一个发展中的二元经济而言，非农部门的扩张是产生就业需求的主要来源。相形之下，农业部门一般是劳动力富余的部门，并不断释放出劳动力。因此，就近年来的就业形势而言，一方面，就业总量呈现不断增加的局面，2006年和1996年相比，就业总量增加了7450万人，增加幅度为10.8%。另一方面，就业结构也具有更明显的现代经济特征，城市地区成为就业创造的主要区域。数据表明，城镇就业总量一直处于不断增加的态势。改革开放之初，城镇就业总量仅为9514万人，到上个世纪末达到23151万人，2006年为28310万人。改革开放以来的28年中，城镇就业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4%。与10年前相比，城镇就业总量增加了8388万人，增长幅度为42.1%。而乡村就业中非农就业的比例也在不断扩大，并成为非农就业总量扩大的重要因素。

其次，农村转移劳动力发挥重要作用。近年来,中国劳动力市场上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农村转移劳动力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上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由于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农民工已经成为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从中国正式加入WTO以后，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也更加剧了非农部门对农业转移劳动力的需求。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就业的农民工已经构成了劳动力的重要来源。2006年，农民工占城镇从业人员的比例已经达到46.7%。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农民工不仅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其福利和社会保护状况也值得关注。就福利体制的改革而言,把将近一半的劳动者排除在外的体系很难说是成功的。同时，农村劳动力流动不仅是跨城乡的，也是跨地域的，他们的流动对于促进城乡和地区之间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具有重要作用。

第三，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反映劳动力市场发育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然而，关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是提高还是下降，一时间却存在着争议。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包含着几层含义：首先，对于一个处于经济体制转轨的国家而言，不同所有制的经济部门之间劳动力流动的增加，有利于打破劳动力市场上的所有制分割。不同所有制部门间的一体化，既能够体现经济转轨的特征，也是劳动力市场一体化中最具约束性的环节；其次，城乡间劳动力市场的统筹发展是打破二元分割的社会经济体制的最有效手段；第三，区域间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则体现了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成熟。

通过不断深化改革，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在不断提高，城乡关系的不断改变是其中最为显著的特征。劳动力的流动是实现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最有效的方式，而农民工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突出作用,是城乡劳动力市场正在统筹发展的最好证明。同时，劳动力跨地区的流动也有效地促进了区域间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根据对单位就业的制造业工资水平的变动和区域间农民工工资水平的变动趋势分析，工资在区域间都呈现出收敛的趋势。这表明区域间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程度在不断提高。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的提高不仅促进了劳动力市场的进一步发育，也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从而增强经济增长的持续性。

第四，劳动力市场环境日益改善，劳动力市场规制更加规范。劳动力市场发育还体现于对劳动力市场的规制日益成熟和规范，大大改善了劳动力市场环境，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劳动力市场规制的措施和手段日益丰富。近年来，有关劳动力市场规制的法律、法规、条例和政策相继出台，使劳动力市场的管理有法可依。对部分法规的修改不仅适应了形势变化，也更加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劳动法》、《最低工资条例》、《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等法律法规在管理劳动力市场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其次，政府综合运用各种调控手段的能力也有所加强。例如，在劳动力市场形势严峻、失业比较严重的时期，综合运用积极的就业政策，起到突出的效果；城市劳动力市场上拖欠农民工工资的行为比较严重的时期，对企业行为的规范管理有效地制止了这种不良现象的发生。这些调控手段的运用表明中国对劳动力市场的管理正在走向成熟。

五、积极应对劳动力市场变化

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应继续努力保持劳动力供给方面的优势。这就要求我们充分挖掘劳动力供给的潜力，既包括挖掘劳动力供给数量的潜力，也包括进一步提高劳动力素质，增加人力资本积累。积极应对劳动力市场出现的变化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遏制劳动参与率下降的趋势。根据以前的研究，近年来我国内地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动参与率呈现下降的趋势。尽管这种下降，一方面和计划经济时期城市全面就业体制下的高就业率有关，另一方面也和城市经济重组及经济周期性波动等短期因素相联系，但劳动参与率的持续下降趋势和要素积累型增长模式的背离，使我们必须思考导致劳动参与率下降是否存在一些制度性因素，以及遏制劳动参与率下降对于挖掘劳动力供给潜力的贡献。

（二）提高人力资本积累的水平是挖掘劳动供给潜力的重要内容。人力资本积累是提高劳动力素质的必要手段，也是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必要准备。在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成长过程中，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一个显著的推动力。我国内地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人力资本积累速度也相当迅速。2004年，从业人员受教育结构和韩国1990年时的分布大致相当。尽管如此，通过增加人力资本积累来进一步发掘劳动力供给的潜力仍然是可行的。此外，除了正规教育以外，增加人力资本积累的各种途径中，培训有着更加特殊和重要的意义。

（三）通过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减少结构性失业。降低失业率，尤其是降低结构性失业是当前挖掘劳动力供给潜力的一个重要方向。从目前来看，结构性失业主要是由两个方面因素造成的。一方面，劳动力市场上供求信息的传递还不充分，一些新兴的行业和职业对人才，尤其是技能型人才的需求，难以很快地在劳动力供给体制（如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中得到反映。因此，通过政府搭建劳动力供求双方的信息平台，将有助于降低这种类型的结构型失业。另外一个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要改变目前高等教育供给主导型的劳动力供给体制，建立需求主导的发展模式。

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篇10

关键词:国际贸易;作用和建议;发展平台

一、我国县市级国际贸易发展的作用

在当前在我国县市级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国际贸易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以下笔者将通过促进商品流通、扩大就业、提高区域城镇化发展水平和加强县市级经济发展的联系四个方面对国际贸易的作用进行分析。

1.促进商品流通

县市级特别是县域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农业品的流通买卖，同时县市级经济发展中的产品只有通过流通买卖才能实现其价值，因此，国际贸易的不断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商品的流通，通过发展国际贸易流通业，保证农副产品及其他工业产品的流通买卖，可以增加人们的收益，从而促进县市级经济的发展。

2.扩大就业缓解社会矛盾

在县市级经济发展中，随着我国农村人口的不断增加，人地矛盾十分突出，我国的农村存在着大t的剩余劳动力.同时很多县市又没有足够的工业来提供就业机会，因而解决县域中剩余劳动力就业的问题就只能寄希望千以国际贸易为主的第三产业。我国县市级经济发展中要鼓励个人或集体通过发展开店铺、搞运输等投资成本少、风险低的国际贸易发展模式，这不仅可以加快商品流通，繁荣社会经济，同时也可以很好地解决就业问题，这样就可以缓解大量失业人口带来的社会不稳定和谐等负面现象的存在。

3.提高区域城镇化发展水平

相对于北京和上海等大型城市的城镇化发扎，县市级的城镇化发展道路有自己的特点。大城市的发展是由大规模的工业投资和城市建设扩张来进行的，而县市级小城镇的发展不可能依靠大规模的投资建设。目前我国小城镇最主要的两种形式就是工贸型小城镇和商贸型小城镇，其中又以商贸型的小城镇为主，我国商贸型的小城镇正是依托县市级的国际贸易的发展来发展商贸流通业，从而使使人口聚集形成以商贸业为主的小城镇。

4.加强县市级经济与外界的联系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后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的专业化社会分工不断加强，这就使得各地之间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县域内的农副产品必须通过贸易销往大中城市，同时大中城市的成本较低的工业制成品也要销往县域地区，以实现优势互补。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通过发展县市级的国际贸易，可以加强县市级经济与外界的联系，从而通过与外界经济的优势互补的进一步发展。

二、我国县市级国际贸易的发展建议

要实现显示及国际贸易的新发展，就要把国家扩大内需政策的长期稳健性和短期灵活特性相结合，加大市场主体反应的灵活性，从而实现国际贸易的新发展。为了实现县市级国际贸易的新发展，我们要做到以下几点。

1.树立新的市场观念

虽然我国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30多年，社会经济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我国的经济体制仍不完善，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贯性依然存在，企业模式也并没有完全的专为现代企业制度，同时政府的职能也并没有实现完全的服务型转变，在这种情况下，面对买方市场和有效需求不足的现象，县市级经济的发展要搞活流通.扩大消费，政府要引导人们树立新的市场观念。首先是要更新人们的消费观念，使人们从即期消费迅速的走向超前消费的转变，实现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同时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再就是要强化企业的经营管理理念，政府要引导资金高起点、高水平投放从而实现自己投资的高效益回报，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2.促进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进步

我国县市级经济与农业发展密切相关，要想促进县市级国际贸易的发展，就要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实现农业促进工业，工业反哺农业，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这是我国现实及经济的基本发展模式。在县市级经济的发展中，通过发展生产，提高人们的收入水平，实现分享型的经济发展政策，增加人们的收入，从而促进人们的消费。消费水平提高了，商品流通才能真正的实现，国际贸易才能实现正真的发展。政府要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实现充分的就业，同时促进小规模企业、微型企业、家庭企业和个体经济、独立服务者、社区服务自我就业等多种形式的经济实体的发展。同时要调整优化农业结构，发展优质、高产、高效农业从而扩大农业经营规模，拓宽农业增收空间进而推动县市级经济中农业发展水平的提高，农业生产是立国之本，要充分重视农业的生产。通过不断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实现县市级国际贸易的发展。

3.不断的规范市场活动

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企业也在不断的改制，企业改制进一步激活了县市级商贸流通业的发展潜力，因此，要进一步加快政府职能的转换，实现工作重点的战略性转移。政府要树立为企业发展服务的管你那，不断的开拓市场，促进企业的发展。具体而言，政府要打破垄断，促进良性的市场竞争，推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要针对不同行业的经营和发展特点不断加强行业管理，促进不同行业的良性发展。同时政府要倡导建立多种形式的行业协会组织，通过民间团体来进一步规范市场，搜集和全方位的市场信息.发挥民间的整体功能和联动效应，实现上档次、上规模高效经营。要进一步加速市场建设，认真贯彻落国家有关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和县市级经济发展的精神，建立和完善基础设施，接和县市级经济农业经济比重较大的特点。政府要加强引导，引导农民树立市场观念，增强维权意识，通过提高农民的素质实现农产品的市场化流通，加快农业市场化的水平。这样通过多种措施来规范市场活动，净化市场环境.为企业的经营发展和上平的流通构造一个良好的运作环境，从而在真正意义上实现县市级国际贸易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