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与政治的关系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经济与政治的关系，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经济关系中的政治问题：所有权关系的本体论基础

所有权在经济领域体现的是人与劳动对象的法定关系，是人们一切经济行为的基础。马克思在写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时开始其研究思路由哲学向经济学的转向，所有权关系成为其讨论中的基本关系。这从两个方面体现出来：其一是人与劳动对象的关系，其二是人与自身活动对象化结果的关系；前者体现为劳动与资本、自然资源（土地等）的关系，后者体现为劳动与劳动结果的关系。在1857-1858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中，马克思从更加广泛的意义上关注这一问题：一方面是纵向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是横向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展开;《大纲》的魅力也许正在于此。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以下简称“《第一分册》”是马克思在《大纲》基础上尝试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著作六分册中的第一册，实际上也是这一计划中出版了的唯一一册；该分册出版后，马克思的整个研究计划发生了改变。我们在该分册的初稿片段中能够看到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思路在前期研究基础上的反思，这其中就包括所有权问题。

在《第一分册》的初稿片段中，马克思对所有权问题的关注对象，除了洛克的劳动本体论，即以个人劳动为基础的对其劳动对象的所有权解释之外，还列举了其他经济学家对所有权问题的认识,并对这些观点进行了归纳，指出：无论是偏重于经济学还是法学的所有现代经济学家们，都把个人自己的劳动说成是最初的所有权依据（即洛克观点）,与此相应，把对自己劳动成果的所有权说成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前提，亚当?斯密就持这样的观点。(cf.Marx/EngelsGesamtausgabe，Bd.II/2，S.48；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2版，第348页。下引只标卷数和页码）

不过，他们的这一理论解释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被颠覆了。因为，劳动所有权作为经济交换关系的前提，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是建立在以交换价值为前提、而并非以简单交换关系为前提的基础上的。（ibid，S.48-49;同上，第348-349页）言下之意，由于劳动力的交换价值与其创造价值的价值不相等（这在《手稿》时期并没有得到充分论证）,劳动所有权的基础受到了侵犯。

显然，马克思的批判并不是指向劳动所有权这一原则本身，而是指向劳动所有权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经济交往关系中被颠覆的现象，而政治经济学原理则试图论证劳动所有权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与政治经济学家们的区别所在。

在马克思看来，古典经济学家们把来自资产阶级社会本身的观念，即劳动所有权理论，称为一般规律，又把这一规律的现实性延伸至还不存在所有权的黄金时代（原始时代）（ibid，S.49-50;同上，第349-350页）,也就是说，将这一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权占有规律看作是存在于人类社会一切发展进程中的永恒的规律。

与国民经济学家不同，马克思则从资本主义的经济交换关系中去理解这一观念的形成，将其看作是资本主义经济交换关系的产物。那么，资本主义经济交换关系的基础是什么呢？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从生产力发展水平对此进行解释。

马克思对经济学家们的批判不是指向他们对所有权的劳动基础的解释，而是指向他们将所有权规则抽象为永恒的规则。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学家们的这一认识方法在两个方面引起麻烦：第一，从不存在所有权的史前社会那里去寻找所有权的本体论基础；第二，看不到劳动所有权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存在着的悖论。（ibid，S.50;同上，第350页）

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去解释资本主义所有权理论的生成，进而从社会生产发展状况去论证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形成，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经济学家们的两个麻烦：第一，以劳动为基础的所有权只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第二，这一所有权被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所颠覆。

不过，在这里我们同样应该看到，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形成的历史条件与这种经济关系形成的内在机制，是解读这一问题的两个不同的认识维度：一方面，我们看到以劳动为基础的所有权及其被颠覆的客观性，这是马克思尝试去论证的东西；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进一步看到并且分析这一悖论现象之所以产生的内在机制。

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家仰赖于普遍原则的批判，促使他关注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历史演变，这是第一个认识维度。他对以劳动为基础的所有权悖论现象的揭示，促使其关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形成的内在机制，这是第二个认识维度。前者是纵向的，后者是横向的；对前者的分析维度能够包含后者,但是不能够取代后者。

从横向的意义上来看，这一劳动所有权原则的被颠覆具有一定的历史条件；从纵向的意义上来看，这一条件是历史的，而非永恒的。对这一条件的形成历史和运行机制的分析，一方面进一步将马克思的研究思路与古典经济学、国民经济学区分开来；另一方面将这一研究思路与哲学家的思路区分开来。从横向的意义上来看，这一条件实际上涉及到两个因素：其一是与劳动相关的对劳动对象(如土地、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对外化了的劳动结果（货币资本）的所有权；其二是劳动与资本的交换（并非简单交换）。前者是前提，后者是程序；在一定的程序中，前提成为占有他人劳动的条件，被资本雇佣者的劳动所有权受到颠覆。对于自然劳动对象的占有问题，马克思在更大程度上是通过人类学的历史资料来关注的。

国民经济学家关注的问题是以这一原则为基础的经济发展、物质财富的增加。他们既然没有将资本的利润看作是工人的剩余劳动，也就不会去关注劳动原则的被颠覆问题。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经济的所有权原则是对自然状况下存在着的原则的延续。而哲学家只是提出了抽象的原则，而没有去分析这一抽象的原则为什么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被扭曲；哲学视角中的异化劳动并不能够对这一扭曲现象进行论证。

根据马克思对财产与劳动所有权分离的历史程序及其结果的阐述（cf.Bd.II/1.2，S.367-369；参见第30卷，第2版，第450-452页），我们可以理解，劳动所有权原则的被颠覆为什么能够说明在资本主义社会，增加了的物质财富在一部分人手上集中起来，而大多数人则陷于贫困（或者相对贫困）；而且这些集中起来的财富能够成为进一步颠覆这一原则的客观条件。

显然，与国民经济学家不同，马克思从历史进程中来理解所有权的形成及其原则。但是我们同时应该看到，原则的形成与原则的实现条件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不同方面：其一，扭曲原则得以实现的历史条件与原则形成的历史路径，涉及的是不同的问题。其二，扭曲原则得以实现的历史条件并没有否认原则本身的存在，它仍然能够成为其自身被扭曲了的社会制度的理论支撑；尽管这一原则本身已经成为“幻想‘幽灵'被颠倒了的意识形态，但是仍然作为正统的意识形态支撑着这一社会。

二、经济关系中的哲学问题：原则、程序与悖论

我们看到，马克思与古典经济学、国民经济学对所有权问题在认识上的分歧，并非产生于对所有权形成的自然基础在认识上的差异；虽然马克思强调的是其形成的历史性，不过这是纵向意义上的。马克思对人类社会早期生产方式、财产权形式的认识，并没有一个先入之见或者抽象原则：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晚年的人类学笔记，马克思都非常关注历史资料和人类学研究的最新进展。马克思与古典经济学家们对所有权问题在认识上的差异，植根于对一定历史条件下这一原则的一致性及其背离在认识上的分歧。这一分歧缘起于对异化劳动的认识，有待于对剩余劳动的论证。这里已经存在着如何理解观念与现实的关系问题。

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中，所有权原则与现实之间的悖论进一步构成了自由和平等原则与现实之间的悖论。在《大纲》中，马克思的研究思路进一步深入到经济关系之中，从原则的形成与原则实现的程序上来分析悖论的形成：

在流通中发展起来的交换价值程序，不但尊重自由和平等，而且自由和平等是它的产物；它是自由和平等（dieFreiheitundGleichheit)的现实基础。作为纯粹观念，自由和平等是交换价值程序中各种要素的一种理想化的体现。作为在法律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关系上发展了的东西，自由和平等只不过是从另一个方面再现出来。（Bd.II/2，S.60;参见第31卷，第362页）

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产生了自由和平等的观念，前者是后者的基础；这些观念在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例如法律的和政治的方面再现出来。这是马克思的理解思路，对于马克思而言：一方面，观念是现实的产物(cf.ibid;同上），但是另一方面，现实中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是对这些观念的背叛(cf.Bd.11/1.2，S.685-686;同上，第230-231页），体现出来的是不平等。

那么，反映现实的观念是如何形成于被扭曲了的现实的？换句话说，既然观念是现实的反映，为什么不直接反映被扭曲了的事实，而是反映被扭曲前的假设？

一方面，抽象的观念是现实社会经济关系的产物，以等价交换为基本内容的经济关系体现的是人们为了满足生存需要的生产和交换活动，它自发地依据于自由原则和等价交换原则，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由观念和平等观念；另一方面，现实社会的经济关系扭曲了这一观念，但是这一观念仍然是其奉行的原则，是其基本的理念支撑。

意识到这一问题并非始于马克思，当时的其他思想家已经提出了这一问题：自由和平等的观念为什么带来的是非自由和不平等。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尝试揭示这一观念被扭曲的现实依据。

如果说自由和平等观念是支撑资本主义体制的理念，那么作为经济关系的产物，它们形成于前资本主义阶段。简单的经济交往关系即以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产品和等价（值）交换为基础，自由和平等的观念在此基础上形成。这种简单商品经济的状态存在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同社会形态中。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前资本主义社会就不存在资本因素，也不意味着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交往关系就是一种平等的交换关系；经济关系并不能独立于整个社会关系。

但是，当这些观念被高举着作为一种理念、一种意识形态用来支撑资本主义社会时，在现实中它们实际上已经走向了自身的反面。这一发生转折的契机，存在于简单商品交换向劳动与资本交往关系的发展进程中；这是历史的程序。

在《手稿》中，马克思比较充分地讨论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形成的历史进程，并且揭示了前资本主义时期的经济交换与资本主义经济交换的区别：

关于公平和正义的空谈，只是要用适应于简单交换的财产权关系和法的关系的标准，去衡量交换价值的较高发展阶段上的财产和法的关系。（Bd.II/1.1，S.236;参见第30卷，第279页）

将前资本主义经济交换关系与资本主义经济交换关系区别开来，是为了彰显后者在质上所发生的变化：正是这一变化使得简单经济交换关系的理念不再符合于资本主义经济交换关系。对于此时的马克思来说，他已经清晰地看到劳动与资本交换的表面平等与实质不平等。

自由、平等、公平、正义这些观念在用来评价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时，实际上包含着三个基本内容：自己拥有（以所有权为基础的自主权）,规则平等（这是资产阶级革命所强调或者政治经济学所讨论的平等观：这里的平等并非指收入或者物质财富的分配平等，而是指经济交换关系中的原则平等）,等价交换。前者体现为自由原则，后两者体现为平等原则，三者缺一不可。

从现象上来看，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似乎符合这三个基本条件，但是实际结果为什么走向了反面呢？换言之，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不断分裂的资本主义现实社会是由于其前提而走向了反面呢？

马克思的批判并没有针对前提本身，而是从前提进入其得以实现的程序：马克思的分析对从价值的形成（劳动）到价值的实现（工资、利润）的整个过程的程序进行层层解析、剥离，将问题的症

结归结于劳动力与资本的交换这是_个不等价（值）交换。不过，这_认识本身也有着一个过程，而并非是一下子完成的。这可以从马克思所使用的“劳动”概念向“劳动力”概念的变化中看出。另外，从马克思在手稿中所留下的一些没有得到回答的问题以及对抽象的价值概念的论证问题等等中，我们又看到问题并未完结。

显然，对原则与其结果之间的悖论关系，从原则的实现程序中去进行批判，与对观念的虚假、颠倒进行的批判比较起来，要更加具有说服力、更加深刻。后者是哲学领域的批判，前者是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批判。

三、经济关系中的伦理问题：个别性与普遍性

个别性与普遍性是抽象的哲学概念，个人利益与普遍利益是经济伦理概念，对后者的问题在抽象的意义上进行讨论，或许就是（政治）经济哲学问题。这样的区分可能显得机械、累赘，但这个问题是在反思基础上必然要生成的问题：对于古典经济学家、政治经济学家，或者对于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性研究的马克思来说，他们对这同一个问题的讨论有时是在非常不同的层次上进行的。

对于马克思来说，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体系下，以普遍性形式存在着的自由、平等原则在现实的资本关系中被颠覆，与此同时，社会财富的增长同时意味着社会分裂的进展，对象化了的劳动脱离其创造主体而日益集中于其他少数人之手。马克思看到的普遍性是以个体、阶级之间的对抗为基础的。

与马克思的时代不同，在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上述情况既可以通过生产领域也可以通过非生产领域发生，例如文化产业与文化消费、信息产业与信息消费现象的出现，后者预示着新的需要进行研究、发掘的领域。

黑格尔在哲学观念上对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从普遍性、特殊性和个别性的不同层次进行推论，用抽象的普遍性统一特殊性、个别性。这其中的具体关系并不在他的关注视野之内，他的使命似乎是构建一个能够把握社会的概念体系，用自在和自为的统一预测未来的社会。

而对于古典经济学家、政治经济学家甚至今天以所有权、契约原则、等价交换为基础的自由主义理论家来说，原则的普遍性是最重要的，是构建现代社会的基础。至于现实社会为什么会因为普遍原则的实施而日益分裂，他们对此又有着非常不同的解读和认识。诺齐克并不认为普遍原则在资本主义社会受到了颠覆；相反，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在原则上具有逻辑一致性。罗尔斯也没有认为普遍原则在资本主义社会受到了颠覆，但是他试图在原则的现实化程序中对其极端的社会分化结果加以矫正。

各类非理论家并非诉诸于一种有违伦理的理念作为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支撑，相反，在他们看来，只有普遍的原则才能符合伦理的基本要求。至于奉行普遍原则的资本主义社会在现实中为什么不断强化着贫富分化、从而产生整个社会的不断分裂，这似乎没有进入他们的关注视野。至少在信念上，他们并不认为这些原则在现实社会中被颠覆，或者反过来说，他们并不认为社会分化是因为奉行普遍原则的结果。

马克思与他们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尝试揭示使普遍性原则受到颠覆的现实社会条件，而不是仅仅将这些普遍原则作为虚幻的、颠倒的意识形态并且满足于抽象的批判。即使从古典经济学、国民经济学甚至当今自由主义的理论视角来看，如果不是借助于整个社会关系体系，那么只依靠一种抽象的普遍原则，少数人是不可能仅仅凭着一种能够积累起来的符号（从实物货币到数字信息）而占有整个社会、自然的大部分资源的。

因此问题就在于：这一普遍的原则借助于什么样的魔力，在合法的途径下产生了社会分化的现象？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人们在自觉意识中又是如何认识这一矛盾的现象的？

在《大纲》中，马克思在当时的语境中尝试揭示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自欺欺人的普遍性：主体还尽可以有这样一种神圣（erhebende)的意识：他不顾他人而谋得的个别利益的满足，正好就是被扬弃的个别利益即一般利益的实现。（Bd.II/2，S.56;参见第31卷，第358页）

即使在今天这也是一种很常见的观点。个别性与一般性体现在人们意识中的矛盾，是以现实经济关系中存在着的个体与整体之间在利益关系上的相关性、冲突性为基础的：自愿的交易；任何一方都不使用暴力；只是作为自身的手段或自我的目的，才能成为他人的手段；最后，意识到一般（allgemeine)利益或共同（gemeinschaftliche)利益只是自私（selbstsUchtigen)利益的全面性(Allseitigkeit)。(Bd.11/2，S.56-57;参见第31卷，第358页）

马克思在这里没有使用个人的“自我利益”这一中性词汇，而是选择了“自私利益”这一贬义性词汇。这说明马克思没有简单地来看待各个个体的利益与一般利益的关系：在马克思那里，这个一般利益并不是个人利益的简单集合，在财产权占有发生社会分化的前提下，人们彼此之间的利益是分裂的、异化的。在互为手段和目的的经济交往关系中，资本的利益是在牺牲和占有他人利益的前提下而获得的。

马克思所看到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不仅使得所有权的持有原则发生了悖论，而且使得劳资关系之间等价交换的原则也发生了悖论。于是，从所有权的持有到所有权的交换原则都走向了自身的反面，普遍的原则成为虚假的观念一颠倒了的意识形态。马克思的这一批判性认识在最初的意义上是以异化劳动理念为基础的。

这是马克思与其他政治经济学家们的分歧所在。这一分歧并不产生于对抽象原则的认同与否，而是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行机制与其原则之间存在着的悖论；这一悖论在人们的意识中又以个体与整体之间的矛盾关系体现出来。在马克思那里，对这一悖论的认识是以其劳动价值理论及其核心内容剩余价值理论为基础的，换言之，只有借助于剩余价值理论才能论证原则及其悖论的存在。

在马克思的研究维度中，哲学问题与政治经济学问题是交融在一起的：一方面，人们的对象化劳动结果具有个别性，但是当人们将自己的劳动产品作为交换价值与他人进行交换时，他的个人劳动产品已经具有了社会性，他的个别性在一般性中得到体现；另一方面，正是这一对象化的程序、交换过程，或者说个别性转向普遍性的过程，孕育了社会分化的可能性。

这一可能性在资本主义交换关系取代简单商品交换关系的前提下发展成为现实性：简单商品交换关系中存在着的等价交换，在资本与劳动的交换过程中被否定。不过，这一可能性一方面并不涉及这一转折的契机，作为结果的现实本身不能够又成为原因；另一方面也不能用来解释前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关系的形成。

这一理论解释模式具有历史阶段的局限性，它仰赖于剩余价值理论，首先仰赖于劳动价值概念的形成。马克思从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那里承袭了劳动价值概念，但是已经赋予其不同的涵义。

为了更加清晰地使用这一概念去把握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马克思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衡量劳动价值的尺度（cf.MarxEngelsWerke，Bd.^，S.83;参见第4卷，第1版，第94页）：个别性只有在一般性意义上被认同才是有效的，否则少、慢、差、费也在创造着劳动价值，这种一般性的认同程序自然地在市场竞争中完成。但是，这只是劳动价值概念的一部分内容，另一部分内容取决于劳动者的生存成本（同样以劳动价值来衡量）。（cf.Bd.II/1.1，S.72;参见第30卷，第84-85页）劳动者获取的报酬(部分劳动时间）,不是以其创造的价值（全部劳动时间）来衡量的，而是以其生存成本（部分劳动时间）被支付的。两者之间的差价构成了能够被异化的剩余价值（剩余劳动或者积累劳动）。

剩余劳动的情况在任何社会都存在，并且是社会发展的基本条件：没有剩余、没有积累，就没有发展。直至今天，从世界范围来看，也并不缺乏这样的例子。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一剩余价值被资本占有和支配，并且是在原则平等、公平交易的理念中进行的。

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个人自主活动变为被动活动，对象化了的劳动变为被异化了的劳动一这是从劳动者一方来说的被异化现象。从劳资双方来说，或者从资本主义经济交往关系中的个体来说，人们彼此之间的经济交往活动出自于个人的自由意愿，这是一种自主行为；在这一交往过程中形成的社会性、共同体，从整体的意义上来说，又形成了规律性，具有必然性，超出任何个体的可控性。

对于马克思来说，这涉及到个体在经济交往活动中的自主性与异己性问题：经济规律作为外在于个体的社会存在，是个体不得不受其约束的力量，它们对于个体来说具有偶然性。这一思路的发展,就是个人的自由交换行为与客观的、异己的规律性问题，例如难以为个人所预料、所抗拒的经济危机(生产过剩）、金融危机（信贷过度）。但是，这一必然性对个体经济行为的制约与普遍原则的制约，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范畴，不可同日而语。

简言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中，马克思从以下几个不同层次涉及了经济交往关系中个别性与一般性的关系：第一，现实中个体、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关系；第二，意识到了的伦理关系及其困惑；第三，个人自主行为与其社会结果客观规律性之间的关系。

篇2

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实证研究，大部分都表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系。King和Levine（1993 a， b）开创了实证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先河，通过跨国回归分析证明金融活动的水平、银行发展程度以及证券市场发展程度都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影响。717-737Rousseau and Wachtel（1998）针对过去一个世纪5个主要发达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来研究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实证结论为金融发展是导致经济增长的原因。Xu（2000）运用改进的VAR方法使用了41个国家1960年-1993年间的面板数据，证明金融发展对长期经济增长至关重要。除此之外，在直接融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方面，刘伟和王汝芳（2006）通过动态模型实证，对比分析了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提出要不断提高直接融资比例，进而促进经济增长，陈双和王庆国（2012）对金融内生增长模型进行改进，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来研究直接融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张灿和习节文（2016）基于协整理论构建VECM模型研究了直接融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

本文根据我国2002年-2016年直接融资及经济增长数据，构建OLS计量模型，定量分析了直接融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为促进直接融资拉动经济增长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二、直接融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直接融资一般指股票和债券融资，这里运用增量法计算了我国2002年-2016年直接融资总额X，即直接融资为非金融企业股票融资与企业债券之和。另外，运用国内生产总值Y的增长来代替经济增长。设定计量经济模型分析直接融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Y=B0+B1X

利用EVIEWS软件，采用OLS方法估计模型参数，可得回归方程。结果显示，该模型R2=0.9471，可决系数较大，F检验值为232.8419，明显显著，Y与X的相关性较强，并且呈正相关，也就是说直接融资与经济增长可能存在较强的正向关系。下面对模型进行检验。

1.模型异方差性的检验

运用White检验，可知nR2=1.7203，当α=0.05时，χ20.05（2）=5.9915，同时X和X2的t检验值并不显著。再比较计算的χ2统计量与临界值，因为nR2=1.7203

2.模型自相关性的检验

因为模型不存在异方差，所以模型OLS估计法得出的初始模型：

Y=156321.1053+15.5622X

该方程可决系数较高，回归系数显著，运用DW检验，在样本为15，解释变量为1，5%的显著水平下，dL=1.077，dU=0.361，DW=1.3620，模型不存在自相关。

通过对模型进行异方差、自相关检验，可知模型能较好的反映直接融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如果直接融资总额每增加1%，则经济增长15.5622%，显然，直接融资对经济增长影响明显。

三、政策建议

1.进一步发展股票市场

经过分析，直接融资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提高直接融资水平可以促进经济发展。股票融资是直接融资的一部分，提高股票融资发展水平能促进直接融资水平，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当前，我国股票市场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仍不够成熟，如果能够进一步发展股票市场，扩大其在金融体系中的作用，将会发挥其自身巨大的融资作用。当前，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股市规模还不够大，需要扩大股市规模，从而扩大直接融资规模，促进经济进一步增长。优化股票市场结构，不仅要扩大股市规模，还要提高中小企业的融资能力，积极发展创业板市场。除此之外，降低股市交易成本也是促进股票市场良好发展的一大要点，让投资者更积极地进行融资活动，进一步提高股票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另外，也需要加强对股市的监管，为保护投资者利益，形成有序的股票市场有重要意义。

2.大力发展企业债券融资

加快发展债券市场，尤其是要注重企业债券的发展。作为直接融资的一大组成成分，企业债券投资风险相对股票而言较小，收益也比较稳定，大力发展企业债券，有利于提高直接融资总额，进一步促进我国经济的增长。推进企业债券市场发展，首先完善企业债券发行监管体系。我国的债券市场起步较晚，制度及市场体系都处于不成熟的阶段，而复杂的监管体系使得不同的市场以及不同的债券品种在发行流程和制度流程上都存在差异，这更加不利于债券市场的健康发展。由于我国债券市场尚未成熟，监管体系也需要进一步完善，以促进债券融资有序进行。目前，我国企业债券信用评价主要通过信用评级机构出具评级报告，随着债券市场的扩展，这显然是不够的，所以需要有一个完善的信用体系。完善信用体系建设，一方面要对发债主体进行信用评价，筛选出合格的发债主体，确保投资者获取准确的信息；另一方面，也要求投资者有对企业债券投资的风险意识，保障自身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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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航道整治；水运经济；影响

中图分类号：U61文献标识码： A

在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交通运输业也得到快速的增长，水运、空运、陆运等渠道的运输方式占据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交通运输形式虽均在不同的领域得到蓬勃发展，但是国际贸易范围的不断增加，新科技改革更新的步伐不断加快以及人口数量和生活需要的大量增长，使运输业面临空前的困难。水运交通具有的运输量大，成本低，能够承担长距离运输的优势使其在当前运输业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总结发现，做好航道整治建设能够使水运行业经济得到大幅度的增长。

1整治航道提高经济效益的措施的主要措施

1.1加强港口硬件设置建设

（1）航道建设属于国家建设范围，社会其他行业对这种公共基础建设不愿意投入建设资金，而航道港口设施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因此在港口建设中需要国家在原来基础上提高资金的投入幅度。[1]国家应该对所有的航道进行定期的调查，将所有航道建设问题进行总结，分析决定投入的建设资金，并适度提高资金额度，使其超过原来需要的建设资金，使当地航道建设有更多富余的资金进行更好的建设，有利于水运的长足发展。但是中央拨款毕竟无法顾及所有需要建设的航道，因此国家拟定航道整治的通知，下发给地方政府严格制定，地方政府通过利用当地的税收金额进行财政支出计划，加大对当地航道设施的建设，从而创造良好的航道设施环境，为水运经济的提高提供最有力的硬性保障。

（2）国家和地方投入无法满足全部水运航道整治和建设工作，需要寻求多方资金投入。航道水运建设虽然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属于政府投资项目，但是分析市场发展模式，可以通过在航道建设中安排一些民营经济企业投入建设，如各种设施的提供，可以通过和民营经济企业合作，提高民营经济的参与幅度，从而提高航道设施建设的资金来源方向，减少国家和地方的财政负担，促进水运建设的有序进行。[1]

1.2加强信息流动和共享

航道建设除港口基础设施等硬件设施建设外，还包括对信息资源等软件设备的建设。通过对原有的信息资源进行有层次，有分类的管理建设，从而实现一个综合性的资源共享形式的信息数据库系统，将过去和现在所有的航道建设和运营中的业务数据通过分析归类和整合，利用计算机的数据库管理功能将所有信息整合为一个有效且能够实现共享的系统。在这个共享系统中包括所有涉及到的业务资料数据信息，工作人员只需将需要存入的数据投入其中，电脑自动归类且删除相同数据，使所有的数据都能够具有最有效作用，能够减少的人员投入，降低成本。加上这种数据库系统能够科学的管理数据，提高管理的合理性，实现航道设施建设的科学性和现代性。

1.3提高航道管理力度

航道基础设施建设是水运经济效益提高的前提，对其日常管理是促进效益提高有力手段。通过对航道进行日常的巡查和维护管理，使每一件设备都完好有序的运行，每一个工作人员都能够在自身岗位上有序的进行各项工作，为水运提供最稳定最顺畅的服务，从而提高其经济效益。具体管理项目有：

（1）促进支流项目快速建成。除了主航道，直流航道对整个水运运营工作同样觉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将一些比较关键且各种性质和条件都比较上等的支流进行提前建设，在保证项目的建设质量的同时，确保工程能够更快完工，尽快支援主航道，为主航道提供一个可靠的后备通道，促进其稳定运营。

（2）促进航道多功能效应运用。航道建设一般除了进行水运经营之外，通过各种设备的建设能够实现提供水电、具备防洪功能、调节河道水位等功能。因此航道管理部门从长远发展看，尽量将河道建设成一个具有多种功能于一身的高级别航道，实现多方盈利，为国家整体建设做出贡献。

2以长江航运为例，探讨如何推荐航道整治，从而提高水运经济效益

航道建设基本思路是：按照流域经济发展和西部开发战略的要求以及现代综合物流的发展趋势来构筑长江航道体系。结合水电开发、水利建设、长江口深水航道治理工程，延伸上游航道，加深下游航道，畅通中间航道，有计划适当超前进行系统的航道整治，以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2]实现长江干流航道发展目标，不仅需要经过几代人艰苦不懈的努力，更需要必要的政策与措施来保障。现提出如下政策与措施建议：[2]

（1）统筹规划、突出重点、合理布局、协调配合

首先，要合理利用水资源，将防洪、水利、发电、灌溉与航运统筹兼顾。其次，要构建沿江产业经济带。世界各国经济发达地区大都在沿海沿江，因而有必要制定流域经济发展战略，形成对外开放格局。再次，要充分考虑多种运输方式之间的衔接和沟通。要从长远出发，制定干支直达、统一标准的长江航道网发展规划；还要充分考虑应急性建设项目，投入少、见效快，有步骤地改善内河航道条件。

（2）积极推进体制改革与创新，加强干流航道的维护与管理

目前，内河行政管理分属水利、水电、交通等部门，水资源的充分合理利用得不到保证。借鉴国外经验，建议成立一个统一的长江流域管理委员会，行使对长江流域各省（市）水资源综合利用及经济发展的管理职能。[3]要深化航运管理体制改革，理顺中央和地方航运管理部门之间以及部门内部的关系。目前，航道已进行了疏养分管的改革，为顺利推进航道管理

体制改革创造了条件，建议继续巩固改革成果，逐步建立符合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航道管理体制。

（3）开辟稳定的资金来源，建立有利于干流航道发展的投融资机制

①继续保留和使用好内河建设基金。交通部出台的内河航运建设基金政策，使内河航运建设有了稳定的资金来源。目前国家正在实施税费改革，建议有关部门充分考虑征收燃油税对航道建设的影响，从预算内资金和燃油税中安排部分资金用于航道建设。[4]

②贯彻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从内河航运建设基金中，设立重点航道（主通道）建设基金，保证重点航道的建设。[3]

③允许航道开发者对航道附近的荒滩吹填造地及工程建设征地，收益归开发者所有。对“四荒”（ 荒山、荒沟、荒丘、荒滩）减免土地补偿费

④充分发挥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的积极性。总结推广界牌工程的成功经验，在涉及防洪、河势控制等河道治理时，联合水利等部门及地方政府共同整治；各级政府可分摊相应比例，也可以“以工代赈”形式参与航道建设。

⑤制定分类差别投资指导政策，鼓励吸收境内外资本参与航道建设，引入国际通行的融资方式，变通运作方法，扩大长江航道建设的投资渠道。[4]

3结语

总而言之，航道整治和建设需要通过进行硬件管理和软件管理，在原有基础上利用国家财政投入进行符合现代需要的航道建设管理模式，使所有设备和人员均能够向现代化发展要求迈进，利用计算机数据库软件功能将其建设成为现代化信息综合运用行业。同时，通过不断协调，将航道建设成为一个集防洪、水电以及调节水位等多功能于一身的高级别航道，促进水运经济的快速增长，从而促进国家整体水运建设，增加财政收入，不断完善人们的生活。

参考文献：

[1]汪芳.加快航道建设 发展水运经济[J].中国水运,2009,32(01):98-99

[2]陈小泓.加快我国水运经济发展的策略分析[J].中国水运, 2011,5(08):45-47

篇4

关键词：韩国投资企业；竞争机制；投资战略；经营本土化

中图分类号：F831.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1)11－0041－04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1.11.11

一、中韩两国经济关系的转化

中韩两国间的经济关系发展主要是以两国产业结构的互补为基础，具有伙伴关系的特点。如图1所示，韩国对中国的出口商品从不同的加工阶段来看，半成品比重占80%。据韩国贸易协会推测，韩国对中国出口半成品的73%是用于在中国的子公司[1]。这说明随着韩国国内生产基础逐渐恶化，韩国企业加快了对中国市场的急剧进军，把韩国国内生产的零件和半成品大量出口到在华韩资企业。

近年来，中韩两国经济的竞争关系逐渐深化、扩大，这点从两国交易中不同技术水平的商品结构中可以看出。从表1可看出，韩国对中国的出口商品以高新技术产品和中高新技术产品为中心呈增长趋势。与此相反，中低技术产品和低技术产品的出口逐年减少。然而，中国对韩国的出口结构中所表现出来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过去以产业结构的互补为基础的中韩两国交易近年来正逐渐发展成为竞争关系。

如图2所示，中韩两国在世界出口市场中所占的比重在1995年相差不大，而2000年以后两国市场占有率的差距在扩大。由此可知，韩国的主力产业方面在受到中国的冲击，这说明韩国的出口商品正逐渐受到中国出口商品强有力的竞争。

可以利用贸易特化指数（TSI），从出口竞争力方面对两国产业在世界出口市场的产业竞争关系进行分析，即：TSI=（X-M）/（X+M），X和M代表相关商品全部的出口额和进口额。贸易特化指数是在以国家间的交易中具有竞争力商品的进口额高于出口额的前提下算出的指数，数值在-1至+1之间。即以0位中心，越靠近+1，商品在出口中所占的比重越大，就越具有出口竞争力。相反，越靠近-1，商品的出口竞争力就越弱[2]。

如表2所示，韩国的IT机器、家电、汽车、船舶及其它运输机械等在1990年后仍表现出较高的出口竞争力，而半导体产业却以1995年为转折点呈现出特化指数下降的趋势。另外，纤维以及服装等虽仍占出口优势，然而特化指数也有所下降。而中国的家电和其它制造业、纤维和服装、金属制品、IT机器等保持了较高的出口竞争力。在中韩两国间的贸易特化指数比较中，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韩国被认为有出口竞争力的7大产业（纤维及服装、化学制品、金属制品、IT机器、家电、汽车、船舶等运输机械）领域，中国的贸易特化指数变化同样朝着强化的方向发展。这意味着在韩国的主力出口产业方面，中国已经成为其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并且两国间的差距正在逐渐缩小。

二、经营本土化与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

本文把海外直接投资企业的经营本土化概念分为战略性本土化和管理性本土化。战略性本土化是指子公司对各种附加值活动的配置以及对这些附加值活动决策权的自主性[3]；管理性本土化是指当地子公司在决策上由当地人或本地录用的经营者来进行管理的程度，以及当地子公司里应用的管理方式与总公司相异而与当地公司相似的程度。战略性本土化又分为附加值活动本土化①和经营决策权本土化，而管理性本土化又分为人力资源本土化和经营管理方式本土化。

为了了解经营本土化类型与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本文将4种类型的经营本土化作为自变量，把经营绩效作为因变量进行了多重分析。但考虑到经营绩效除了要受经营本土化类型的影响以外，还受到许多企业特征变量的影响，因此为了有效地控制与经营绩效有一定关系的当地子公司的出口（或内销）比例、持有股份、企业规模、投产期间等影响因素，先把这些特征变量导入方程式，再把4种类型的经营本土化导入方程，然后进行分层式分析，分层式分析的结果如表3所示。控制变量中的投产时间对经营绩效起正面影响，投产时间以外的其它控制变量都作为自变量计入，再计入经营本土化类型，显示结果为（模式2）R2的变化量为0.066，而随R2值的变化而变化的F值是有一定规律的。因此，可以断定经营本土化类型对经营绩效有重要影响。

更具体地看，在四种经营本土化类型中，附加值功能的本土化与经营管理方式的本土化对经营绩效没有起到重要作用。而决策权的本土化与人力资源的本土化对经营绩效起重要作用，其中人力资源的本土化对经营绩效的影响最大，这意味着韩国投资企业今后要在中国当地提高经营绩效，就要实行人力资源的本土化。相反，决策权的本土化达到90%时对经营绩效起负面影响，这说明一味地扩大本土化的决策权，不如加强与母公司的密切联系，并适当对决策进行调整。因此，战略性的经营本土化中决策权的本土化与管理性的经营本土化中经营管理的本土化对经营绩效有着截然不同的影响。这些都说明经营本土化与经营绩效间的关系不是单一方向的关系，随着各地文化、环境特征及企业特征的不同而呈现不同的经营本土化类型，这将对经营绩效的提高起着重要作用。

为了更具体的研究经营本土化与经营绩效的关系，本文根据市场战略和企业现状对经营本土化和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方法与前面的分层式回归分析法一致。随着市场战略变化的阶层回归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

从表4可看出，追加导入经营本土化水平投资时，随着R2 价值的变化，F 值呈现规律性变化，这说明经营本土化类型也会给经营绩效造成一定的影响。具体来看，对出口为主的企业而言，人力资源的本土化和经营管理方式的本土化水平越高，经营绩效越能得到改善。而作为战略层面的经营本土化类型的附加值活动的本土化和决策性的本土化水平却不能对此产生影响。对以内销为主的企业而言，只有人力资源的本土化才能对经营绩效产生较有规律的影响。

按企业规模分析经营本土化对经营绩效所施加影响的分层式分析结果中，把控制变量以外经营本土化的类型导入了模式2的回归式里。随着R2的变化F值也呈现出较规律的变化，这说明经营本土化水平对经营绩效产生重要影响（见表5）。具体来说，本土化是中小企业当地子公司人力资源的本土化和经营管理方式的本土化都对经营绩效产生正面影响。本土化是大企业的当地子公司的人力资源的本土化，对经营绩效产生正面影响，而经营管理方式的本土化则产生负面影响。

三、基于竞争关系的韩国投资企业经营本土化方案

随着市场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也迅速提高，特别是近年来中国为了提高外国投资质量水平而调整了吸引外资政策，促进一些大跨国企业研究开发投资的扩大。中国应作为“世界的R&D中心”而发展。根据中国商务部的结果，中国国内外资企业的R&D中心已由2001年的200多个快速增加至2007年的1050多个[4]。由此可看出，前面所说的中韩两国间经济竞争关系的深化和中国当地企业竞争力的提高、中国国内外资企业的扩大有紧密关系。外资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重要性主要表现为对工业制品市场支配的扩大，今后的主要工业制品市场中，在华外资企业同当地企业的竞争将会更加激化[6]。因此，在全球化竞争情况下，韩国经济应在进行产业结构优化的同时，在中国内需市场构筑经营本土化的坚固基础，可根据市场战略和企业形态的不同构建有效的经营本土化方案。

如图3所示，根据在华子公司的市场战略进行适当的管理层面的经营本土化和战略层面的经营本土化，是成功实现当地经营的必需条件。选择以内销为主的市场战略的在华韩国企业，为了成功实现当地经营，在战略性的本土化方面，首先应保障能够适应完全不同于自己文化的各种附加价值活动有效配置的扩大以及子公司决策权自主性的提高。其次在管理性的本土化方面，对大企业而言只有人力资源的本土化重要；而对中小企业而言，人力资源本土化和经营管理方式的本土化都非常重要。

选择以出口为主市场战略的在华韩国企业，在战略性的本土化方面，韩国企业在华子公司应缩小附加值活动的有效配置范围和降低决策权的自主性程度；在管理性的本土化方面，对大企业而言只扩大人力资源的本土化程度，对中小企业而言须同时扩大人力资源的本土化和经营管理方式的本土化程度。

四、结论

中韩两国的经济关系在一定时间内以两国产业结构的相互补充为基础，在数量上有很大的增加。然而，由于外国直接投资的扩大和因此而产生的中国经济特征的变化，今后两国在经济方面的竞争将会越来越明显。因此，为了能够更有效地适应今后的竞争关系，韩国政府应从宏观出发，在和中国建立理想的合作管理关系方面努力构建产业内横向合作关系。

中国经济的发展会随着地区的不同而表现出较大的差异，即东部沿海地区将可能进入高度产业发展阶段，在与韩国经济关系方面可能更多地呈现出竞争关系的特征。反之，内陆地区在一定时期内还会表现出初期产业发展阶段的特征，从而与韩国方面呈现出一定的互补关系。进军中国的韩国企业要考虑现有中国政府的产业政策及外资政策的变化，应通过不同行业、不同投资动机的投资地区的多元化或差别化，维持中韩经济关系现有的互补性。另外，进军中国的韩国企业应根据自己的国际化经验和拥有的资源水平以及进军中国的动机等，制定合适的经营本土化战略显得尤为重要。

参考文献：

[1]李丽.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本土化战略研究[D].武汉：武汉理工大学，2005.

[2]Gates, S.R.，W.G. Egelhof. Centralization in Headquarters-Subsidiary Relationship[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86, 16(1),：71-92.

[3]Jarillo, J.C.， J.I. Martinez. Different Role for Subsidiaries：The Case of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in Spain[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90, 11(7)：01-12.

篇5

【关键词】非正常关系　法官与律师　经济分析

中图分类号：D9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106(2012)02-0072-03

一、问题缘起：正常与非正常关系的标准

近年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关系因素在法律适用中发生影响的原因为：法官因素、司法体制因素、法律因素及社会因素；在法律适用中的作用为：分配功能、交换功能、表达功能、补充功能；减少或消除关系因素对法律适用的影响的方法为：辩证地认清法律与关系的矛盾关系，法官要做到：独立审判、理性分析关系背后的目的、提高业务能力以及严于律己。

此报告提供了一些宝贵的经验材料和数据，可惜地是，在解读材料以及分析方面仍然缺乏洞见。因此，必须寻找一种合适的视角，采取适当的分析工具，才能够深刻地解读法官与律师之间关系因素的真正原因，以及提供相应的解决方案。

首先列举几种情况。比如在同一案件中，律师与法官建立了金钱关系，但法官并没有考虑律师提出的特别要求，独立地按照自己的判断进行判决。或者在此案中律师的诉请符合事实与法律，法官因而支持了其诉请。或由于法官的认识错误，做出了倾向于该律师的错误判决。再有，就是律师与法官在以往的办案过程中相识，但双方并没有在案件之外有过交际，在此案中，法官只是县有倾向性的支持了律师的诉请。最后，律师利用媒体或者法官的上级领导关系，给法官施压，使法官做出具有倾向性的判决。这五种情况反映了判断是否是正常关系的标准时，需要参考的因素。

法官做出司法判决所参考的因素是极为复杂的。所以正常与非正常的标准也不可能一概而论。正常最一般的解释为：符合一般的情况、规律或习惯。所以“正常”只是表明一种合规律性，他与好的、正义的有很大的区别。就是说正常的事物要符合大众的习惯，是人们可以接受的。在这一前提下，大众最不能接受的实际上不是律师与法官之间确立了什么关系，而是法官运用这个关系影响了司法判决。

综上，非正常关系应定义为：通过律师与法官之间的关系，影响法官独立行使司法权，此时的关系就是非正常关系。那么，判断是否是非正常关系的标准在于，律师与法官之间的关系是否影响法官独立行使司法权。

二、分析模型

律师与法官之间通过建立非正常关系，这一过程就构成了司法权力买卖的市场。在这一市场中，律师是买方，法官是卖方，司法权力是交易的商品。下面对模型的各组成部分予以具体分析。

(一)买方市场

律师是买方市场的主体，他们一方面有自己的盈利计划，另一方面又代表着当事人的盈利计划，这两种计划并非是完全重合的。作为当事人而言，他们计算利润的公式比较简单，就是通过诉求地实现，来实现“利润”。有时诉求的实现包括有形价值和无形价值，而成本还包括机会成本，但无论这个公式呈现何种形式，每一个当事人在投入司法程序之前以及做出每一笔投资之前，对自己将要在本案中产生的收益状况都是很清楚的。作为律师需要在当事人利益的基础上，附加很多自己的利益诉求。一名律师不但要考虑个案收益、还要考虑职业生涯的收益，还必须遵守律师团体以及与法官团体之间的隐秘的行业规则，以免被利益团体所排斥。所以，由于律师的介入，律师与当事人对非正常关系的交易需求就会发生变化。

在买方市场中，经过律师和当事人的利益博弈，方能决定买方市场的需求。另外，在买方市场中，当事人与律师的投资方式也不同。当事人基本都是现货投资，即在自己的案子中投资；律师除了现货投资外，还有很重要的一部分是需要做期货投资的，即与法官保持一种正常的人际关系，但此时的关系并不是非正常关系，唯有到两方同时进入司法过程进行交易的时候，一直保持的关系才转变为非正常关系。

(二)卖方市场

卖方市场的主体只有法官。法官在考虑自己的收益时要比律师、当事人复杂得多，因为法官在成本和收入这两个部分存在许多复杂的因素。在成本方面，法官最重要地是考虑两种类型的成本，其一是“名”，包括社会名声、政治前途等，其二是否能够通过法律实现。由于法条主义决策材料未能得出可接受的答案，所以法律还充满了政治和法官个人因素等其他许多东西，因此，“在司法场景下，‘法律’只是法官借以形成自己决定的最广义的材料。”然而，法官无论如何凭借规则形成自己的决定，司法在形式上还是严格的规则主义的，由此法官就一定要考虑，如果“造法”将面临什么样的风险?以及非正常关系要完成的诉求能否通过现有的法律表达出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所有的非正常关系必须寻找一个通路得以实现，那么现存法律规则就是这个通路。同时，按照波斯纳的说法：“绝大多数法官都希望自己是一个好法官”，“法官必须遵守行业的一些基本游戏规则”，那么法官一方面要将买方市场的需求通过规则实现，一方面又要恪守“以法律为依据，以事实为准绳”的原则，这种矛盾就给法官带来了风险。当然除了这两个最重要的成本外，还有许多其它的边际成本。比如闲暇、名誉、尊重、同事关系等等，有时还有更复杂的因素，比如“异议厌恶”等。

总地来说，卖方的收支情况不但较买方远为复杂，并且存在极大的风险，法官即使建立了非正常关系，他也不能够确定能否获取利润。因此在针对卖方市场分析解决非正常关系的措施时，一定要将这些复杂因素综合起来考虑。

(三)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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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职教育；经济增长；协整分析；因果关系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25-0045-02

职业教育是以培养直接为经济发展服务的技能人才为主的特殊教育类型，作为国家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关系最为密切。

新疆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及多民族聚居区，职业教育既有和全国职业教育发展相一致的共性又具有区域特殊性。新疆经济发展正处于多重变革之中，需要大量的技能型人才，对新疆职业教育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因果关系的研究，有利于政府部门制定调整劳动力的供给结构，有利于解决结构性失业的矛盾，这对新疆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社会繁荣与稳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新疆职业教育投入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

（一）数据来源及变量说明

考虑到统计口径不同对数据可得性的影响，根据《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新疆统计年鉴》中2005―2013年新疆高职教育与相应的新疆GDP的时间序列数据，采用Eviews6.0软件进行分析。

本文用XGGDP代表新疆2005―2013年的国民生产总值，用XGT代表新疆高职投入。为消除异方差和数据的剧烈波动，对序列XZGDP、XZT进行对数化处理，ln表示对应变量的对数，i表示其一阶差分。

（二）协整性分析

当模型的数据为非平稳序列时，模型很可能出现伪回归。协整的意义就是检验回归方程所描述的因果关系是否是伪回归，即检验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稳定的关系。所以，非平稳序列的因果关系检验就是协整检验。协整检验是，用以检验非平稳时间序列是否存在长期稳定协整关系。

1.数据的单位根检验。依据协整定义，两变量序列均为同阶单整序列，才考虑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因此，首先对各变量分别进行ADF检验，检验结果（见表1）。

由表1数据可见，ilnXGT和ilnXGGDP序列在1%、5%、10%的显著性水平上都是平稳的，lnXGT和lnXGGDP序列在1%、5%、10% 的显著性水平上都是一阶单整的。

2.变量的协整检验。格兰杰两步法通常用于检验两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本文对两组变量数据进行EG两步法协整检验。首先，由于两变量序列lnXGGDP、lnXGT 均为一阶单整，具有相同的整形阶数，故可以考虑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

故建立协整回归模型：lnXGGDP=a+blnXGT+E

用最小二乘法估计各参数得方程：

ilnXGGDP=3.307+0.585ilnXGT+E

R2=0.938

R修2=0.915

对残差序列E进行PP单位根检验，得检验统计量值0.215，小于显著性水平 0.05时的临界值1.115，因此可认为，估计残差序列E为平稳序列，表明序列lnXGGDP和lnXGT具有协整关系。可以认为，新疆高职教育经费投入和新疆地区经济增长（GDP）存在有同向变动的、长期的稳定关系。

从回归方程可知，新疆高职教育投入对 GDP增长有促进作用，高职教育经费投入的增加能够带动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但就目前的数据显示，新疆高职教育投入对 GDP增长促进作用较弱。

3.变量的因果关系检验。虽然上述协整检验结果显示，新疆地区高职教育投入增长与GDP的增长存在着长期均衡的关系，并对GDP的增长有促进作用，但并不能说明职业教育投入与GDP增长之间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因此，本文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对其进行检验。对各变量的因果关系检验（如表2所示）。

统计量的 P值都小于 5%（统计量 p值为检验的概率值，若 p值小于 0.05，表示因果关系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成立），则拒绝原假设。

由表可知，上述的高职教育经费投入和GDP增长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即新疆高职教育经费投入是经济增长的原因。

二、实证检验的结论

上述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新疆高职教育投入的增加能带动GDP的增长，但目前职业教育的投入产出不成正比，职业教育投入大，但对新疆GDP的拉动效应不明显。其次，新疆高职教育投入与GDP的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显示，职业教育投入是带动新疆地区经济增长的原因。

参考文献：

篇7

[关键词]人口素质 经济发展 主成分分析法 实证分析SPSS软件

一、引言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就业人口素质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并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本文立足于对就业人口素质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得出其间有较强的正相关性。因此，政府在加快经济建设过程的同时要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使社会进入人口素质促进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提升人口素质的良性循环中。

二、研究现状

国内外对人口素质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主要有两大方向。

第一，对人口素质定量分析的研究。屈云龙和许燕(2010)在借鉴“人口素质指数”（PQLI）三大指标的基础上，将人口素质划分为身体素质、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素质三大方面，并在每个方面中给出了具体的统计指标。然后用主成因分析法计算和分析了江苏省的人口素质，结果发现各省辖市人口素质发展状况存在明显差异。肖周燕(2007)将人口素质分为身体素质水平、文化素质水平、劳动技能素质水平和道德素质水平四个方面，并确定了各个方面的具体指标。在此基础上，用AHP（层次分析法）评价人口素质水平。张强和钱建明(1993)选用标准化总死亡率、婴儿死亡率、12岁以上人口的识字率及人均工农业总产值四个指标，用多维标度法评价了我国10个少数民族的人口素质。钱金平(2001)选取了平均寿命、维尔威克指数、智商、非残疾比重，6岁及以上人员大学、中学、非文盲比重等7个指标及其权值分配方案，运用灰色系统理论方法，综合定量评价了人口素质。张强，张霜红，钱建明和张菊英(2003)选取了出生时预期寿命、人均工农业产值、婴儿死亡率、生育率、15岁以上人口识字率等5个指标，利用灰关联聚类法对我国14个主要少数民族的人口素质进行了聚类分析和评价，并探讨了此方法的特点和效果。

第二，对人口素质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沈百福和杜晓利从人均受教育年限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各级教育的人口比例与经济发展水平两个角度考查了人口素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张邦辉,谭伟和邓淼从人力资本角度，运用人均受教育年限法度量了中国各地区不同年份的劳动力受教育状况，并用聚类和线性回归法分析了近20多年来中国各地区人均受教育年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宋光辉[通过关注研究教育与经济增长作用的重要文献,发现对教育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认识经历了四个阶段，20世纪60年代的重视阶段，70年代的争论和置疑阶段，80年代的理性回归阶段和90年代以来的重拾信心阶段。程前昌依据1994年~2006年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口文化素质的统计资料，选取人均GDP和接受过不同教育程度的人口比重作为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文化素质的衡量指标，对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口文化素质进行相关分析。黄春燕运用SPSS软件对人口素质指数EDI和GDP进行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求得GDP增长的预测模型。

三、我国人口素质的实证分析

1.人口素质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在本文中，笔者把人口素质划分为身体素质、文化素质与劳动技能素质三个方面，在每个方面中，选取了具体的统计指标，最终构建了我国人口素质的综合评价体系，如图1所示。

(1)身体素质评价指标体系。身体素质是人口素质的最基本方面，它严重影响着其他各方面素质的提高。在对人口身体素质的衡量中，笔者选取了婴儿死亡率（‰）（x1）、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x2）、劳动年龄人口比例（%）（x3）、传染病发病率（甲乙类法定报告传染病发病率）（1/10万）（x4）、患病死亡率（甲乙类法定报告传染病病死率）（%）（x5）这五个指标构建了身体素质评价指标体系。这5个指标的数据都来自于《中国卫生统计年鉴》。

(2)文化素质评价指标体系。笔者选取了大学毛入学率（%）（x6）、未上过小学的人数占总人口的百分比（%）（x7）、每十万人在校大学生人数（x8）和人均受教育年限（x9）这四个具体指标来综合评价人口文化素质。其中，x6的数据来自于《中国教育统计年鉴》，x7和x8的具体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x9的数据由《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人口统计年鉴》的数据计算而得。

(3)劳动技能素质评价指标体系。劳动技能素质的高低决定了一个国家生产效率的高低，严重影响着这个国家的技术水平和综合竞争力。本文选取了每千人从事研究与发展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数（单位：万人年）（x10）、每万人专利批准申请量（国内专利申请授权数）（x11）和从业中大中专及以上人口比例（%）（x12）来综合评价我国的劳动技能素质水平。其中，x10和x11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x12的数据来源于《中国人口统计年鉴》。

2.我国人口素质水平的主成分分析。本文选取的一些数据不是比率数据，首先利用SPSS17.0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接着对标准化的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经过KMO与巴特利特球形检验得到，KMO为0.629，Bartlett球形检验统计值为386.465，自由度为66，p值为0.000，这说明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

运用SPSS17.0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到各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和累计贡献率如表1所示。在此，根据以下两个标准提取公共因子：第一，特征值大于1；第二，累计方差贡献率大于80%。由表1可以看出，第一个公共因子的特征值为10.705，远大于1，且它的累计方差贡献率为89.212%，大于80%的标准。据此，可以认为第一个公共因子基本描述了所有变量的变化，因此提取的公共因子为1个。

表2为因子载荷矩阵，它能够说明提取的公共因子在各变量上的载荷。从表中可以看出，提取的公共因子对所有变量都有载荷，且载荷绝对值大多数都大于0.9，这说明提取的主成分从各个方面综合衡量了我国的人口素质，代表了我国的人口素质状况，因此将提取的主成分命名为“人口素质综合因子”。

因为提取的主成分只有一个，所以这个主成分的因子得分就是综合得分，综合得分如表3所示。

四、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实证分析

1.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在本文中，选取人均GDP（y1）、货币供给量（y2）、中国历年人均收入水平（美元）（y3）、财政收入（万元）（y4）、进出口差额（亿美元）（y5）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亿元）（y6）来综合衡量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其中，y1、y2、y4、y5和y6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y3的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统计年鉴》。

2.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主成分分析

首先用SPSS17.0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接着对标准化后的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经过KMO与巴特利特球形检验得到，KMO为0.659，Bartlett球形检验统计值为260.088，自由度为15，p值为0.000，这说明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

运用SPSS17.0进行主成分分析，以特征值大于1和累计方差贡献率大于80%为标准提取公共因子。得到各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和累计贡献率如表4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出，第一个公共因子的特征值为5.784，远大于1，且它的累计方差贡献率为96.407%。据此，可以认为第一个公共因子基本描述了所有变量的变化，因此提取的公共因子为1个。

从表5的因子载荷矩阵中可以看出，提取的公共因子对所有变量都有载荷，且在六个变量上的载荷值都大于0.9，这说明提取的主成分综合反映了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因此将提取的主成分命名为“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因子”。

注：Zscore(人均GDP)表示人均GDP的标准化值，其余类似。

同样，因为提取的主成分只有一个，所以这个主成分的因子得分就是综合得分，综合得分如表3所示。

五、我国人口素质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的实证分析

现在分析我国人口素质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从上面的分析可知，在对人口素质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主成分分析中，我们都分别提取了一个主成分，且这个主成分综合评价了我国的人口素质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因此在这里用“人口素质综合因子”和“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因子”来代表我国的人口素质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作出人口素质水平综合因子得分与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因子得分的走势图，发现二者都具有明显的上升趋势。

运用SPSS17.0对人口素质综合因子和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因子进行相关性分析，得出两者的Pearson系数为0.956，双侧显著性水平为0.000，在时通过检验，具有统计学意义。因此可知，二者具有高度相关性，可以进行回归分析。

做出人口素质综合因子和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因子的散点图，如图3所示。从图上可以看出，二者具有明显的线性关系，因此要对它们作线性回归分析。为了简便起见，用ECOD表示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因子，用PQL表示人口素质综合因子。设二者的回归方程为

用EVIEWS6.0进行回归分析，得出二者的回归方程式为

Std. （0.0888） （0.0853）

在此回归方程中，， ，这说明回归方程的拟合程度较好，此回归模型是可信的。

通过分析以上回归模型可以得知，我国人口素质水平对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中，人口素质综合因子每增加一个单位，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因子增加0.9557个单位。因此，我国应该大力提高人口素质，以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六、政策建议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人口素质的提高对经济增长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而人口素质又由身体素质、文化素质以及劳动技能素质构成，因此，我们可以从这三个方面为中国经济更好的发展提供以下几条政策建议。

1.身体素质方面。身体素质的提高依赖于两个方面，一是提高国家医疗水平，二是加强国民体育锻炼。因此政府应该从这两个方面着手，在医疗方面积极鼓励新药研发，改革医院现存的各种弊制，让人民群众都能“看得上病、看得起病、看得好病”；在国民体育锻炼方面，政府应该加大对居民区体育设施的投资建设，深入促进国家体育事业的发展，并以提升国民整体身体素质为最终目的。

2.文化素质方面。文化素质的提高依赖于教育的继续深入扩展，因此，政府应该继续坚持中国教育的扩展政策，促进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同时重视教育分配问题，一是合理调整三级教育投入比，二是缩小城乡、地区、群体之间的受教育程度差距，重点在于调整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教育政策的偏向。

3.劳动技能素质方面。劳动技能素质的提高依赖于受高程度教育者的产出提高。因此，政府应该用政策鼓励科研活动，在科研环境方面，支持学者潜心钻研学术，调整科研经费分配体制，着重培养思想活跃的年轻人；在科研体制方面，引入以支持人为主的科研支持方式，为科研者特别是青年科研者提供良好的科研条件，同时逐步完善《专利法》、《知识产权法》等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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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1本含义

精益六西格玛管理是一种将精益生产和六西格玛管理有机结合起来的新理念、新方法，在世界范围内给很多企业带来巨大的收益。结合精益和六西格玛的理论，可以将精益六西格玛定义为，以价值流为研究对象，分析如何以最经济和最高效的方式拉动生产系统适应顾客需求节拍的科学方法论。它是通过不断减少过程波动来识别并消除浪费的方式，以达到降低运营成本、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加快流程运行速度为目的，以实现顾客满意和企业利润最大化为最终目的的。

质量管理作为企业竞争力强度的一个重要尺度，是管理和控制有关质量的各种活动，其目标是为顾客和社会提供优质的产品或服务，并为企业创造利润。而精益六西格玛作为一种以以顾客为中心、以数据为基础，以追求近乎完美为目标的管理理念和方法，在提高顾客满意度、提高企业产品和服务质量方面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它能有效的提高企业的质量管理水平。但现如今，我国的许多企业在将精益六西格玛的理念方法应用到企业的质量管理上的时候，由于经验或者理论等各方面的原因，出现了许多问题。例如，企业高层领导的不重视或缺乏理论认识，缺乏落实有效的指导方法，或者精益六西格玛的应用能力不足等。因此为了提高企业对精益六西格玛理论方法的利用效率，增进企业的质量管理水平，本文立足于精益六西格玛的理论角度，以基于质量管理的PDAIC改进模型为基础，对X公司的质量管理进行了实际改进。

2.型改进思路

当前我国企业实际应用的六西格玛改进模型大多是DMAIC。所谓的DMAIC包括五个阶段：即定义(Define)、测量(Measure)、分析(Analyze)、改进(Improve)和控制(Control)4。在实施六西格玛管理的过程中，DMAIC模型紧紧围绕企业目标有步骤地进行，为了达到目标，这一模型往往循环使用，所以又被称为五步循环法。其主要步骤是首先在界定出企业的核心竞争产品后，寻找并分析其生产过程中关键质量要素和主要影响因素，再针对产品生产管理中的问题，通过质量改进的各种方法一一解决，最后利用改进的实施手段和控制体系，得出改进后的成果输出，并根据改进前后的相互对比证明改进方法的有效性。而DMAIC模型用途的广泛性并不代表着所有企业都可以直接复制，它需要建立适合多种行业和企业的改进模型，而且面对不同行业和企业的类型进行不同的调整与改进。同时，六西格玛管理亦有其自身的限制和局限性，无法解决所有的质量管理问题。因此，为提高企业质量管理水平，本文以精益生产和六西格玛管理两者相结合的理论方法为依据，构建了基于精益六西格玛的质量管理改进模型——PDAIC5，如图1所示。

PDAIC模型分为准备(Preparing)、界定(Define)、分析（Analysis)、改进（Improvement)、控制(Control)五个阶段，该模型不仅针对企业的特点与问题构建了改进的步骤与流程，还为其中一部分阶段提供了改进的思路与工具。

3.实证案例

X公司是一家地处山西省太原市的私有制药公司，成立于2003年11月份，主要生产磷霉素钙片等抗生素类药物，拥有职工300余人，固定资产约2500万元。该公司目前磷霉素生产能力在山西省同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产品除一部分供予哈药六厂外还销往全国众多医院。2009年年底，企业为了稳固市场，依据客户的需求，公司制定了企业质量内控标准，这一标准的制定虽然获得了顾客的一致认可，但又致使企业在生产过程中耗损严重，产品成本增加，利润下降，销售量也受较大影响。

此外，企业在质量管理中仍存在许多的不足，如许多部门把质量管理单单只是质量管理部门的事，员工质量改进的意识等。在日常工作中，各部门工作目标相差严重，缺乏沟通交流和相互协调，以致信息传播不畅，职责不清，质量管理水平低下。因此，从2011年底开始，公司决定对质量管理环节进行精益六西格玛改进，以提高其质量管理水平。

3.1准备阶段

一个团队组建的成功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团队核心的确立。可以说，没有坚强有力的团队核心，就没有成功的团队，也就不可能有团队目标的实现。因此，鉴于企业生产和质量管理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公司于2011年年底委派企业总工程师张先生参加六西格玛黑带培训后，担任精益六西格玛改进项目团队负责人，并抽调生产副总王先生及设备部、物料部、财务部、营销部的几名骨干组成了团队核心。

之后，公司又对质量部、生产部全体员工，设备部、物料部、财务部、营销部的一部分员工进行了绿带培训。他们和团队核心一起组建成了精益六西格玛管理团队。其中，张先生担任精益六西格玛管理团队的领导与负责人，团队直接向总经理负责。

    3.2界定阶段

3.2.1产品评估及确立。首先，企业分析了2011年10个月的各主要产品合格率，发现磷霉素钙的合格率最低，其结果如表2-1所示：

     

项目小组通过分析产品一次不合格率与PPM的对应关系得知公司的西格玛水平只有3西格玛水平，与公司预期目标极为不符。同时仅2011年10个月因产品不达标造成了公司直接利润损失100万元。而如果依据精益生产和六西格玛的管理思想，在3a水平左右的企业显性损失和隐性损失合计约占企业销售额的20%〜30%的话，公司损失就达到了200万元以上。依据精益生产的理论思想，企业在磷霉素钙的生产与管理过程中造成了极大的浪费。

其次，项目小组在对磷霉素钙的西格玛水平进行了分析后，又对公司的几个主要客户（如哈药六厂医院等）进行了满意度调查，结果发现顾客满意度只有一半左右，且在几个客户中普遍存在对本公司磷霉素钙质量问题的抱怨之声。而通过对企业磷霉素钙生产过程的深入调查，项目小组发现确实存在损耗较为严重、产品优等品率及质量不高的问题。作为公司的拳头产品，磷霉素钙自公司成立以来，其每年的销售收入一直保持在公司总销售收入的一半以上，它的质量问题将对公司成本控制、产品销售和市场开发等各个方面造成巨大的影响。因此,项目小组决定将磷霉素钙定为改进产品。

3.2.2产品运作流程分析。为了能够从宏观上把握磷霉素钙的整个供应、生产流程，便于精益六西格玛改进工作的开展，精益六西格玛团队绘制了磷霉素钙的SIPOC图，如图2-1所示：

其中，磷霉素钙的生产过程主要是通过左磷右胺盐与氢氧化钠反应生成磷霉素钠，在活性炭脱色后与氯化钙反应后，经过一系列程序生成磷霉素钙的过程。

另外，企业的磷霉素钙内控标准的检验项目有八项，分别是性状、比旋度、结晶性、碱度、二醇物、水分、重金属和含量。其内控标准如表2-2所示：

因此团队小组要对磷霉素钙的生产质量进行改进，便只有从这八个检验项目下手，将八个项目的情况严格限制在内控标准之内。

3.3分析阶段

3.3.1设置改进目标。企业基于精益六西格玛实行质量管理改进的目的是提高磷霉素钙的质量，增强公司的质量管理水平。而此次项目小组的改进目标是利用精益六西格玛的理论方法尽可能提高磷霉素钙的质量，降低磷霉素钙的成本，增强公司的质量管理水平，其中具体要求是将企业磷霉素钙的生产质量提升至同类企业的前列，将顾客满意度提升至80%以上。

3.3.2确定改进因素

(1)关键要素分析

由上可得，影响磷霉素钙质量的关键要素主要有8项，根据以往同行业数据统计和本公司实际情况分析，项目小组得出二醇物、含量这两项是导致磷霉素钙质量未达标准的关键要素，因此决定着重对这两项关键要素进行研究检测。

为了判断两项质量要素的主次，选择最需改进的关键质量因素，企业进行了随机抽样，获取了20个样本，并利用Minitab软件分别对这2个关键要素进行了过程能力分析，步骤如下：

①对检验过程的统计控制状态进行验证，因为进行过程能力分析的前提是输出服从正态分布，因此，过程应是稳定或统计受控的。运用Minitab中的控制图工具可以对输出的正态性进行分析判断。项目小组利用Minitab软件中的控制图工具对磷霉素钙的二醇物、含量这两项质量要素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均未发现有超出上下控制限范围的数据，说明二醇物和含量的过程处于受控状态。

②运用Minitab检验二醇物和含量的过程是否

为正态分布。假设分布为正态，当P<0.05时，则拒绝原假设，认为分布非正态。当P>0.05时，则无法拒绝原假设，认为分布为正态分布。首先，检验二醇物的数据是否服从正态分布，运用Minitab可得二醇物的P值=0.070>0.05，故可判定二醇物的数据是服从正态分布的。同样，可得含量的P值=0.806>0.05，说明含量的过程数据也为正态分布。

对二醇物和含量进行了过程统计受控分析并验证了服从正态分布后，项目小组运用Minitab对二者又进行了过程能力分析，其中二醇物的过程能力如图3-1所示。通过二醇物和含量工序能力指数值的前后变化，项目小组得出二醇物的过程能力较低、过程波动较大的结论，因此决定将二醇物的过程作为改进的重点。

(2)影响因素分析

在将二醇物作为改进的对象后，需要在众多的影响因素中判断对指标影响最大，并可实施改进的影响因素，精益六西格玛团队采用了因果分析图加帕累托图分析加失效模式分析的方法。

①绘制因果分析图

项目小组针对造成二醇物含量超标的各种影响因素，决定利用头脑风暴法，先将所有有可能造成二醇物含量超标的影响因素列出，然后将其依据人员、材料、机器设备、环境、方法五个类别，绘制了鱼骨图（即因果分析图）3-2。

②绘制帕累托图

在进行了分析讨论后，项目小组针对导致二醇物含量超标的影响因素，利用2011年的统计数据，通过Minitab软件绘制出了帕累托图，如图3-3所示：

由图可得，原材料（包括左磷右胺盐、针剂碳、氯化钙）为非优级品，尤其是左磷右胺盐为非优级品对二醇物未能达到企业标准的影响较大，占到了44.3%左右。于此同时，干燥过程中温度过高（温度超过了90°C)也是二醇物含量超标的主要影响因素，且占到27.4%，其余的影响因素包括：氯化钙非优级品占到11.2%，干燥时间过长、设备故障、针剂碳非优级品各占5.6%。

从原材料为非优级品、干燥过程中温度过高这两类因素占到了全部影响因素的70%以上，且两者均对二醇物含量超标影响较大出发，团队决定针对这两个因素进行质量改进。

(3)失效模式分析

项目小组在确定了将要改进的影响因素后，决定先结合问题要素的影响程度、发生概率、当前控制手段下的审计水平先来判断改进的优先顺序，再进一步对原材料为非优级品及干燥过程中温度过高两个问题进行失效模式分析，以探析产生质量问题的根本原因。失效模式分析如表3-1所示。

首先，企业对原材料问题严重性SEV、发生频率OCC和探测度DET进行打分：

①问题严重性SEV。因原材料能够直接对磷霉素钙成品产生影响，造成的损失较大，依据SEV的打分标准属造成较多产品不适用或造成损失金额较大级别，打分为7分。

②发生频率OCC。依据帕累托图的分析，原材料尤其是左磷右胺盐的质量问题对磷霉素钙的质量影响占到44.4%，发生率较高，依据OCC打分标准打为9分。

③对检测度DET进行打分，评估现有的控制手段下的检测度，企业目前属于监控分析过程并对失

控情况进行100%检验阶段，而且此控制方法的缺陷发生率为0.05%，因此查询失效模式分析的探测度分数表&]后，为其打分为3分。

由上可得，风险顺序数RPN=SEVxOCCxDET=7x9x3=189

其次，对干燥温度过高的问题判定相应分数。

干燥温度过高会造成环氧键断裂，生成两个羟基，生成二醇物导致二醇物超标。所以SEV打分为5分，OCC为7分，DET为3分，RPN为105分。

最后可得，原材料问题的风险顺序数RPN较高，需首先且着重改进。改进阶段

3.4.1改进方案的制定。第一步，针对原材料问题当前控制方法与2010版GMP的差距制定改进方案。

企业通过各方面研究和探讨，结合现今社会的要求，决定采取以下措施：

(1) 从企业内部制度出发。首先建立严格、标准且全面的管理制度，以使企业员工可以有制度可依，可以在各种情况下有方法可寻；然后强化内部制约制度，将企业内的采购人员、付款人员、保管人员、检验人员相分离，以防徇私舞弊，互相勾结；最后是严格遵循权责一致的标准，以致企业内部人员权利与责任相符，避免权责不清，互相推卸责任的现象出现。

(2) 从企业各部门出发。质量管理部门通过与主要原料供应商签订质量担保协议，在协议中清晰明确的确定原料的质量标准及出现质量问题时双方所需承担的质量责任的方式，来保证原材料的稳定来源；采购部门通过对左磷右胺盐和其他的原辅料通过比价采购或招标采购的方式选择优质、低价的供货商，来实现在保证原料质量的同时降低采购费用，提高采购效率的目标；生产、检测、后勤等部门通过原辅料出入库须进行检查、建立质量档案、现场质量审计报告等方式来确保原料在加工前和加工过程中的质量水平，以避免仓管不严、生产不善、检测不准的问题。

(3) 从企业员工出发。企业员工通过大量的培训机会可以提高自身的工作能力和综合素质，而员工工作水平的提高可以大量减少原料质量问题的出现，比如采购部门员工水平的提高可以增强原料采购的质量和效率。企业通过物质、精神奖励的方式，可以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企业归属感，加强其工作意识和规范性。

第二步，针对干燥温度过高问题当前控制方法与2010版GMP的差距制定改进方案。

项目小组对整个干燥环节的操作流程进行失效模式分析后发现造成二醇物含量超标的原因是干燥过程中温度超过90C，造成环氧键断裂因而致使二醇物含量超标。这其中有干燥过程中温度控制不易的原因，也有现今科学技术不够发达导致温控设施技术含量不足的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操作人员规范性不强，注意力不集中，工作积极性不高。

根据以上原因，项目小组决定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干燥环节进行改进。

(1) 制定严格标准的操作流程。生产部门对干燥环节的操作流程进行标准和规范，并要求此环节的所有员工严格按照规范流程去工作，尤其是要求干燥过程中温度控制在90C左右徘徊，不可出现温度经常超过90C的现象。

(2) 定期进行员工培训。针对新的标准和规范，生产部门的管理人员需要对相关的人员加强培训，敦促其迅速适应新的标准，并提高员工的整体素质，以保证工作的高效与有序。

(3) 建立公平公正的奖惩制度和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建立公平且公正的奖惩制度不仅可以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也可以增强员工的工作专注度，减少操作失误的出现。对有功者，奖；对用过者，罚。而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则可以减少员工偷奸耍滑现象的出现，并保证奖惩制度公平公正性的实现。人的趋利避害天性导致员工懒惰、欺上瞒下，因此有效的监督机制必不可少。

(4) 项目小组针对干燥温度控制中误差的问题，经过与生产相关部门的分析讨论，决定将目前单一的利用铂电阻温度计来监控温度的方法由使用烙铁温度计和铂电阻温度计结合使用的方法来代替，从而能够比对监控温度的高低。

3.4.2改进计划的执行。确定了改进方案以后，各部门领导及员工认真严格的执行了计划。

为了加快改进进度，项目团队对左盐问题与干燥温度过高问题在部分时间进行了交叉的改进，涉及的部门包括物料部、生产部、设备部和质量部，用时大约三个月左右。

3.4.3改进效果的评估。项目团队依据实施改进前后的数据，在项目改进4个月后，评估改进的效果使用了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20个二醇物含量的样本。

项目小组利用假设检验的方法对改进结果进行了分析。首先假设改进前后的二醇物含量分别为X〜N(仏，d)，Y〜N(〜，^2)，改进前后所选取的样本容量则均为n=20，m=20，均值和方差为，7，S2y。接着，在a=0.05的显著性水平上来判断改进前后的样本方差是否相等，结果方差若是相等，则再在显著性水平为的水平上利用假设检验的方法来判定改进后的样本均值是否减少了。

(1)首先检验改进前后样本方差的相等性。

利用F检验来检验方差的相等性，首先要假设H0Ia21=al，H11d士a22，接着根据a=0.05以及备选假设得到拒绝域为{F.F2/a(n-1，m-1)或F2F1_2/a(n-1，m-1)}，再接着依据公式F=和样本观测值来计算F值大小，最后用Minitab软件进行方差检验，结果项目小组得出P值为0.229>0.05，即不能判断改进前后方差不相等，故可以得出二者方差相等的结论。图4-1为流程前后二醇物改进的等方差检验图：

(2)再检验均值改进前后的变化情况。

检验均值的情况，项目小组使用了检验的方法，因为设H。：^1%^，I：^1<^2，方差有相等的可能，不知是否会有q=a2，所以应选择t检验。而根据a=0.05和备选假设可以得到拒绝域为：{t%t1-a(m+n-2)，由样本依据以下公式可求得相应值。

T值如果是落在拒绝域中，则需要拒绝原假设，即认为改进后的二醇物含量减少。用Minitab对均值检验如图4-2:检验过后，项目小组比较改进前后得出，平均含量相比改进前的0.892%，减少了11.6%，P值约为0.002，也即可断定项目改进后，二醇物含量确实减少了。同时，小组又利用Minitab软件对二醇物的过程能力进行了分析，得出二醇物值由改进前1.23上升为改进后1.61的结果，证明过程波动减小，二醇物的过程能力得到显著提升。最后，项目小组在检测公司磷霉素钙的质量和调查主要客户对相关产品的反馈情况后，又通过与同类行业对比，发现本公司的磷霉素钙质量确实较高，名列前茅，且客户满意度达80%以上。

综上所述，可以判断改进取得了显著成效。

3.5控制阶段

在控制阶段，为了维持改进的成果，企业依据上面精益六西格玛改进的大致流程，建立起了循环的精益六西格玛改进体系，且将改进后的体系制度化、标准化，每个月均对二醇物的过程能力进行监控，若Cp值出现较大波动或连续出现波动，企业将在最短的时间内采取纠正措施，严格按照企业的制度、标准执行。而且，企业为了项目能够不断的向前推进，还建立了完善的项目审核和评估体系[8]，在此期间定时对各项改进措施进行不定样的检查，以避免员工或管理人员出现阳奉阴违，欺上瞒下的行为。同时，在精益六西格玛改进取得显著性成果后，企业对成果全部形成了书面文件，为在其他产品质量管理领域中扩大推广做了准备。

此外，企业依据改进的显著成果，在企业内不断开展精益六西格玛管理培训，树立质量至上，追求零缺陷，全员参与，持续改进的精益六西格玛文化0。紧接着企业又对磷霉素钙的其他质量要素及其他产品进行了改进，并在改进过程中不断的寻找、弥补与GMP要求的差距，最终顺利达到了通过GMP认证，不断提高企业的质量管理水平的目标。

最后，精益六西格玛改进不是一成不变、一蹴而就的M，企业的精益六西格玛改进步骤需要根据顾客和GMP认证要求的变化而不断变化，需要随着企业的发展而不断持续前进。

篇9

关键词：  静脉留置套管针;并发症;护理

静脉留置针又称套管针，作为头皮针的换代产品以其操作简单、套管柔软、在静脉内留置时间长且不易穿破血管等特点被广泛应用于临床[1]。目前静脉留置套管针在临床的应用已越来越广泛，使用静脉留置套管针能减轻反复穿刺而造成的血管损伤和疼痛感,减少患者的痛苦,并且能较长时间的维持静脉通路,尤其在抢救危重患者和静脉营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又能够减少护士穿刺操作次数，提高工作效率[2]。然而临床上长期置管的患者常因护理不当而导致并发症的发生，因此在套管针留置期间做好并发症的预防和护理非常重要。 2008年2月—2009年8月本科对425例住院患者进行套管针静脉输液。现将情况总结如下。

1临床资料

1.1一般资料本组425例患者中男88例，女337例;年龄18～87岁，平均59岁。

1.2操作前准备(1) 选择静脉：选择合适的血管，远离关节和静脉瓣。如血管细且弯曲、进针的部位偏上或偏下或在活动的关节处，均可导致针尖不能完全进入血管或套管在血管内折叠。 (2)用物准备：本组病例均使用美国BD 公司生产的22G×0.75iu密闭式静脉留置套管针(直型)、美国3M TegadermTM透明敷料(型号1624W)。

1.3操作方法(1)穿刺：距穿刺点上方10cm处扎止血带，用0.5%碘伏棉签以穿刺点为中心环形消毒皮肤2遍，消毒范围的直径>8cm，待消毒液完全干透后穿刺。穿刺时，手持套管针，针尖斜面向上，以15°～30°角直刺血管，见回血后针尖平行进入0.2～0.5cm，右手持住鳍状针座，左手将软套管全部送入血管后抽出针芯。(2)套管针固定：穿刺成功后，用3M无菌透明敷料无张力粘贴固定套管针，穿刺点位于无菌贴膜的中央，为了便于每日换输液器，贴膜勿将肝素帽与输液器针头连接处盖住。

2常见并发症的预防

处理使用静脉留置套管针常见并发症有皮下血肿(穿刺失败)、液体渗漏、导管堵塞、静脉炎及静脉血栓形成、穿刺部位感染。

2.1皮下血肿对血管选择不当、穿刺不熟练、技巧欠佳等，均可致套管针穿破血管壁而形成皮下血肿。因此，护理人员在进行操作前，应认真选择弹性好、走向直、清晰的血管，熟练掌握穿刺技术，穿刺时动作应轻巧、稳、准。提高一次性穿刺成功率，以有效避免或减少皮下血肿的发生。

2.2药液渗漏血管选择不当、进针角度过小、固定不牢、患者躁动不安、外套管未完全送入血管内或套管与血管壁接触面积太大等原因均可导致液体渗漏。轻者出现局部肿胀、疼痛等刺激症状，重者可引起组织坏死，特别是某些药物刺激性强，给患者带来较大痛苦。护理人员应加强对穿刺部位的观察及护理，加强基本功训练，必要时可适当约束肢体。出现药液外渗时应：(1)立即拔除套管针;(2)局部封闭;(3)局部物理疗法;(4)取土豆切成片状贴敷于皮肤红肿部位。

2.3导管堵塞造成导管堵塞的原因较为复杂，通常与静脉营养输液后导管冲洗不彻底，封管液种类、用量及推注速度选择不当，患者的凝血机制异常等有关。因此，在静脉高营养输液后应彻底冲洗管道，每次输液完毕应用50U/ml稀释肝素液正压封管，用量5ml，严格掌握封管液的维持时间，一般生理盐水维持6～8h，稀释的肝素溶液维持12h。常规消毒肝素帽，将注射器针头刺入肝素帽内，脉冲式推注1.5ml后边退边注入，使针头在退出过程中导管内始终保持正压状态，以解决导管长期留置引起的堵塞现象。

2.4静脉炎静脉炎按原因不同分为机械性静脉炎、化学性静脉炎、血栓性静脉炎、拔针后静脉炎及细菌性静脉炎, 其症状为穿刺部位血管红、肿、热、痛，或可触及静脉，触诊时静脉如绳索般硬、滚、滑、无弹性，严重者局部针眼处可挤出脓性分泌物，并可伴有发热等全身症状。其中化学性静脉炎最多见，与输入药物的pH 值和渗透压、血液稀释不充分、留置时间过长、刺激性药物输注后没有进行充分的冲管、穿刺时消毒剂未干透等因素有关，护理人员应注意无菌操作，严格遵守操作规程;输注对血管刺激性较强的药物时应选择粗直的大血管一次性穿刺成功，且输注前后均应用生理盐水冲管[3]，同时要有计划地更换输液部位，以保护血管减少静脉炎的发生。

2.5静脉血栓形成静脉血栓多见血流缓慢的静脉内。据报道，下肢静脉血栓发生率比上肢静脉血栓多3倍。另外，反复多次在同一部位使用套管针进行静脉穿刺导致血管壁损伤，也是血栓形成的促发因素。为防止静脉血栓形成，穿刺时尽可能首选上肢粗静脉，并注意保护血管。对长期卧床的患者，应尽量避免在下肢远端使用静脉留置针，且留置时间不能过长。

2.6穿刺部位感染在进行静脉穿刺时，未严格遵守无菌操作技术、患者机体抵抗力极度低下、留置时间过长等原因，容易引起穿刺部位感染。因此，护理人员应在进行穿刺时，严格遵守无菌操作技术，严格按护理常规进行护理。

3静脉留置针护理

3.1重视患者健康教育讲解有关套管针护理知识，置管前护士应将静脉留置套管针应用的目的、意义、常见的并发症及其预防方法告诉患者及其家属。对长期输液患者，指导其自行保护血管，做手部伸握动作、局部进行热敷等，以增加血液循环及血管弹性、减低脆性等。避免置管肢体过度活动，置管期间注意保持穿刺部位干燥、清洁、禁止淋浴等，以便积极配合，预防感染、堵管、液体渗漏等并发症的发生。

3.2置管期间护理套管针留置期间指导患者不宜过度活动穿刺侧肢体，穿刺部位周围皮肤应保持清洁干燥，如穿刺处出现渗液、渗血、出汗较多、无菌敷料与皮肤之间有气泡、被污染、卷边应及时更换;连续输液患者，应更换输液器1次/d，肝素帽至少更换1次/周。封管液只能当天配制使用，封管注射器1例1具。封管后注意观察管腔内有无回血，若有回血且量较多者，可先注入生理盐水10ml，再用肝素钠稀释液封管，以免管腔阻塞。每班均应交接套管针的通畅情况。

3.3输液前后的护理每次输液前后均应检查局部静脉有无红、肿、热、痛及硬化，询问患者有无不适，如有异常情况，及时拔除导管，并给予50%硫酸镁持续湿敷24～36h，局部涂喜疗妥软膏等进行处理。

3.4套管针留置时间 在静脉留置套管针留置时间与静脉炎相关性研究中发现，病人静脉炎多发生在置管后的6～7天，而5天内的发生率为0[4]。目前，我国对静脉留置套管针的留置时间尚无明确规定，美国静脉输液护理协会建议时间是72～96h;BD公司的建议套管针留置时间为3～5天，而本科对使用套管针的患者观察发现，留置时间72h内静脉炎发生率最低，随着留置时间的延长，静脉炎发生率增高，因此我们常规留置时间定为最长不超过72h，既可保证患者的舒适与安全，又能最大限度地发挥留置针的优点。

篇10

【关键词】反洗钱 法人监管 制度 政策建议

一、基本范畴分析

（一）反洗钱“法人监管”的政策背景

1.人民银行反洗钱监管的内外基本形势。当前，以fatf修订颁发的反洗钱、反恐怖融资新40条建议为依据，世界反洗钱监管体系进入了以“风险为本”的新的政策调整时期，同时，全球金融监管开始向重视系统性风险防范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发展，而反洗钱成为金融风险管控的重要手段之一。国内方面，虽然我国的反洗钱工作近年来取得了跨越式发展，但日常反洗钱监管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以及国际形势也对我国反洗钱监管政策提出了“风险为本”的纵深调整要求。基于这样的形势，我国提出了建立以“法人”为对象的反洗钱监管机制，以期调动金融机构法人的反洗钱工作积极性，明确监管部门的责任边界，减少监管成本，克服现行监管缺陷，提高监管有效性，优化配置反洗钱监管资源。在2012年全国反洗钱工作会议上，人民银行正式提出了法人监管政策，要求“明确思路、落实责任，全面推行以法人为主体的反洗钱监管制度”并积极构建“立体性的反洗钱监管平台”。目前，全国反洗钱法人监管研究与试点工作已经初步展开。

2.银监、证监、保监的行业“法人监管”情况简述。法人监管并非新生事物，自实行分业监管以来，银监、证监、保监“三会”就先后开展了行业法人监管工作。在2003年银监会成立之初，银监会即开始实施了“法人监管”，“管法人、管风险、管内控、提高透明度”逐步成为其监管基本理念，2007年1月以来，银监会全面强化了“分工协作、监管有序、齐抓共管、资源优化”的对总部不在北京的部分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属地联动监管机制，即将其监管权下放给法人注册地的银监局管辖，贯彻“加强法人监管、加强属地监管、加强联动监管和提高监管效率”的监管要求，体现了对属地监管和法人监管的并举。证监会在2004年以前即实行了跨区域的法人监管体制，2004年后则转为实施“属地监管、职责明确、责任到人、相互配合”的辖区监管责任制，按行政区划设置监管局并与地方政府协作，由原来的统一法人监管转变为“法人、属地”的双重监管模式。保监会在2009年11月以后也开始了“法人监管”工作，要求“加强法人机构和高管人员监管，提高结构调整的科学性，不断完善分类监管制度”。总体而言，“三会”的“法人监管”政策都不同程度体现了“法人”与“属地”的联动式监管。

（二）反洗钱“法人监管”的基本概念

反洗钱法人监管体制指“人民银行以金融机构法人为监管单位，要求金融机构法人对全系统的反洗钱工作负总责，由人民银行指导、检查、评估其实施统一的内控制度、统一的报告分析体系、进行系统风险监管”的制度。

反洗钱法人监管框架下，人民银行总行将统一制定金融机构法人监管规则，全面负责对全国性金融机构法人的监管。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则在监管好辖内金融机构法人的同时，积极采用巡查、督导等方式协助人总行对全国性金融机构法人在辖内的分支机构实施监测，此外，各分支机构经人总行授权后可实施对金融机构法人在辖内分支机构的现场检查。

（三）“风险为本”与“法人监管”制度的关系

最权威呼吁“风险为本”监管原则的应是巴塞尔委员会，随着巴塞尔协议i、ii、iii以及《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的先后，以风险为本的监管模式已经成为全球金融行业监管部门的共识。2004年，英国首倡以“风险为本”监管方法在反洗钱领域中的运用，随后，在fatf和沃尔夫斯堡集团的倡导下，风险为本日益成为了反洗钱工作的核心理念。我国则在2009年以《2008-2012年中国反洗钱战略》为标志，确定了以风险为本的反洗钱监管制度。以风险为本的反洗钱监管指在开展反洗钱监管时，应该对不同组织机构和业务类型所面临的洗钱风险进行科学评估，并在此基础上有轻重、有主次地决定稀缺监管资源的投入方向和比例，最小化反洗钱制度的运行成本，确保有限的反洗钱监管资源优先投入到高风险机构和业务领域，有

监控和防范潜在的洗钱行为。

“风险为本”的基本前提在于反洗钱监管资源的稀缺性以及风险分布在时间与空间上的非均衡性，其资源配置应尽量使反洗钱监管资源使用的边际效用与其边际成本相等。当监管资源使用的边际效用小于因之增加的成本时，理性监管者应减少对相关资源的投入，而将资源投入到边际效用更高的领域，即风险更高的领域。需指出的是，反洗钱监管风险的大小本身就决定了可获得边际效用的多少，当使用效率相同的等量监管资源投入到风险大小不一的两个领域时，显然该资源在风险较大的一方所产生的效用较大，直到反洗钱监管资源在双方的边际效用相同为止，此时监管资源已经在风险较大的领域内获得了集中。

2012年以来，人民银行的反洗钱监管同时涵盖了“风险为本”与“法人监管”的制度要求。结合法人监管的基本特点，风险为本制度与法人监管制度的逻辑关系可以表述为：由于资源稀缺性与风险差异化，客观上应将监管资源优化配置，而资源的优化配置需要设定有科学的资源配置规则，以风险大小作为资源配置多少的标准即充当了这样的依据与规则，此后解决问题的关键转变为对具体风险的衡量，而法人监管制度的确立最终为风险的有效测度提供了可行机制。风险为本的监管需要以法人监管制度的配套实施，法人监管制度的核心目的在于实践以风险为本的监管理念，“法人监管”为“硬制度”，即“管法人”，“风险为本”为“软制度”，即“管风险”，法人监管制度为风险为本制度提供了制度保障，风险为本制度则为法人监管制度提供了指导思想，风险为本的制度与法人监管制度的根本目的均在于优化配置反洗钱监管资源，提高反洗钱监管效能，相互可有机的统一，二者均是我国反洗钱工作与时俱进发展的客观需要。

“法人监管”制度有效体现了“风险为本”的基本要求。例如，全国性银行分支机构多、风险散点多、风险传导快、影响力度大、波及范围广，法人监管后，人民银行总行将直接对其各级机构履行监管职权，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则统一接受总行调度，配合总行实施监管政策，这样，人总行就能在全国范围内根据风险大小或风险区域分布情况统一配置反洗钱监管资源。相比之下，地方性法人银行机构的风险环节较少、影响区域小，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的监管资源使用也将仅限于特定区域与环节。

二、“法人监管”与“属地监管”的比较分析

反洗钱“属地监管”与“法人监管”的主要流程如下图所示：

结合上述流程图分析，对属地监管与法人监管做进一步比较，如下表所示：

“属地监管”与“法人监管”比较分析表

对监管者，法人监管政策带来的主要变化有：

一是工作开展外部化。一方面，法人监管下人民银行总行从幕后走向前台，工作对象由对内部（下级行）为主向对外部为主转变，人总行在实际上成为全国性金融机构的最终监管者；另一方面，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的工作也将从对内（上级行）对外二位一体向对外为主转变，各级分支成为了当地地方性法人金融机构的最终监管者。

二是监管方式一体化。法人监管后，人民银行的反洗钱监管模式将从横向监管向纵向监管转变，较好解决了属地监管下“条块分割”的“x-非效率”问题。“x-非效率”问题指在垄断企业的大组织内部，由于层次较多，关系复杂，机构庞大及制度原因，企业费用最小化和利润最大化的经营目标难以实现，导致存在企业资源配置的低效率状态。横向属地监管模式形似“块状”或“网状”，人民银行总分行处于“网状”的中心位置，实际中“网状”需要多角度的共同作用才能保持平衡结构，极易出现“x-非效率”的问题。纵向法人监管模式形似“线状”，人民银行总分行处于“线状”的极点位置，线状结构下只存在单一的监管主体，对同一法人不同分支的监管不会参差不齐，对不同机构的监管也不易出现厚此薄彼，“x-非效率”问题得到较好解决。

三是监管权力集中化。法人监管后，人民银行总分行间的监管权力将发生变化，其中，总行的对外权力边界得到了扩张（对内权力发生了局部收缩，总体权力扩大），分支行的监管对外权力边界发生了收缩（对辖内法人监管权或部分内部自主权获得了增加，总体权力变小），但二者的监管权力都体现了集中化，全国性金融机构总部及其分支的监管权集中于人总行，地方性法人总部与异地分支的监管权集中于人行当地分支机构，对同一

法人的监管权限不在分散于不同的人行分支。

四是监管分权正式化。法人监管后人民银行各层级间将由属地监管下的“上下级”关系转变为各层级机构间的“分权与合作”关系，人民银行分支机构所拥有的产权从“准产权”向“正式产权”过渡，分支机构成为对辖内地方性法人金融机构的最终监管者。此外，在对非辖内地方性法人分支机构的反洗钱监管工作中，人民银行分支行发生了从监管者向监督者的角色转换，仍然保持对人总行反洗钱产权的部分使用权。

五是监管重心带状化。以云南省为例，截止2012年11月份，全省实际被监管机构共135家，其中银行类54家（含信托、资产管理及财务管理公司，农信社或农村合作银行当作一家看待），保险类32家，证券期货类41家，支付类8家。全省地方性法人金融与支付机构共有38家（银行类27家，证券期货类4家，保险类1家，支付类6家），其中昆明地区有17家，法人监管后全省具有直接监管权的机构将仅占现有监管存量机构的28%，昆明地区将仅占辖内现有监管存量机构的15%，对其他被监管机构的直接监管权将向东部、北部转移（金融机构的法人注册地主要集中于北京、上海等东部北部发达地区），监管重心发生了带状化分布。

六是监管风险非均等化。属地监管模式下，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存在监管风险均等化的问题，即各区域间反洗钱监管所面临的风险种类及风险大小同质化，如各全国性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风险普遍分散于各省市，而其在全国各地基本都有分支机构，除了各省市地方性因素的冲击外，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对全国性金融机构监管所面临的主要风险不同程度存在均等化的问题。法人监管后，各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风险将集中体现，不同层级监管机构所面临的主要风险不再趋同。

七是监管资源重置化。科斯第二定理认为交易费用为正的情况下，可交易权利的初始安排将影响到资源的最终配置，“法人监管”制度重新定位了反洗钱可交易权利的初始安排以及风险的传导机制，其必将影响监管制度、人员、资金等资源的重配，资源的配置数量将与监管权限及所面临风险大小情况更趋一致，资源配置得到优化，使用成本也将获得节约。

对被监管机构，法人监管政策带来的主要变化有：

一是工作开展内部化。法人监管后，金融机构的反洗钱工作由以对外负责为主，逐步转变成为以对内负责为主，此进一步加强了金融机构，特别是金融机构分支机构的工作自主权，反洗钱工作在实际上由“是人民银行的事情”向“是自己的事情”发生了转变。

二是内控管理一体化。反洗钱法人监管将有助于强化金融机构反洗钱内控工作的纵向一体化，随着来自当地人民银行的横向监管力度的减弱以及机构内部纵向监管强度的增加，金融机构各分支机构的内控管理只单一来源于内部自上而下的要求。

三是业务处理集中化。法人监管将带来金融机构的反洗钱业务处理的集中化，反洗钱业务主要包括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数据的处理与分析，客户或交易信息的补正，案件调查协查分析等，法人监管客观上要求金融机构对反洗钱主要业务的集中化处理。

四是监督工作内部化。属地监管下，对金融机构的反洗钱监督以人民银行的外部监管为主，法人监管后，监督工作将随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对非本地法人机构直接监管权的丧失而以金融机构上下级间内部自我监督为主发生转变。

五是成本费用节约化。法人监管后的主要变化表现为反洗钱信息传输通道的内部化，显然，信息在内部传输的效率要高于其在外部传输的效率。同时，非当地法人金融机构的分支机构不再产生因当地人民银行差异化监管所带来的特定成本与费用。此外，法人监管后，一家法人机构名义上只有一个监管机构，而一个监管机构的监管模式可能在长期上保持稳定，金融机构可因监管者路径依赖而节约更多的成本或费用。

三、反洗钱“法人监管”的新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分析

反洗钱的法人监管制度意味着我国反洗钱制度的变革，体现的是制度的变迁，结合前面的分析，本部分将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对“法人监管”做如下论述。

（一）产权理论与法人监管

反洗钱作为一种公共物品，属于一种社会服务，公共物品的特性决定了公共物品不能或不能有效通过市场机制由企业或个人来提供，而只能通过国家来提供，以避免市场失灵，人民银行即作为国家的方而成为反洗钱公共服务提供主

，其反洗钱产权也滥觞于此，人民银行各地分支机构则经总行授权让渡后行使反洗钱产权。

反洗钱产权指因反洗钱事由的存在及关于它的使用所引起的人们之间相互认可的行为关系，其不仅是人们对反洗钱资源使用的一束权利，而且确定了人们在反洗钱中的行为规范与社会制度，反洗钱产权的根本目的在于避免社会对反洗钱资源的过度或低效使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的颁布正式标志着人民银行反洗钱产权的确立，也标志着国家权力强制实施对反洗钱产权的保护。《反洗钱法》确立的反洗钱产权制度赋予了人民银行反洗钱行政主管权力，建立了一套排他性的资源使用体系，形成了特定的反洗钱秩序（核心为权利与义务）。人民银行对反洗钱公共物品的提供需要以各金融机构对相关义务的履行为基础，反洗钱法规对特定秩序的规定越明确，那么其对反洗钱产权的界定与保护也就越清晰、有效。

从产权视角来看：

1.“法人监管”进一步明晰了人民银行总分行监管产权，解决了部分“委托-”问题。属地监管普遍存在“金融机构为人民银行打工，人民银行分支机构为人民银行总行打工”的“委托-”问题，典型比如监管信息的报送，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基本处于被动过渡位置。“委托-”关系的基本特征在于“委托人”不能拥有私人信息，在信息占有上处于劣势，“人”则拥有私人信息，在信息占有上处于优势。法人监管强化了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及金融机构的自主性意识，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的产权由相对产权向绝对产权转变，人民银行总行与分行间的监管产权得到进一步明确，各自成为一定监管层面的直接信息拥有者，“委托-”问题得到缓解。科斯第三定理认为，当交易费用大于零时，产权的清晰界定将有助于降低人们在交易过程中的成本，改进效率。换句话说，如果存在交易成本，没有产权的界定与保护等规则，即没有产权制度，则产权的交易与经济效率的改进就难以展开。

2.“法人监管”意味着反洗钱产权的置换与转让。实施法人监管后，对金融机构各地方分支机构的直接监管权被上收到人民银行总行或地方性法人所在地的人民银行分支机构，金融机构将从受到多个反洗钱产权使用子主体的监管转变为只接受一个反洗钱产权主体的监管，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行使巡查、督导等职权。整个过程可以看作是人民银行总行以对非本地法人辖内分支机构的巡查、督导或经过授权后实施检查以及辖内地方性法人的全部分支机构的终极监管权与人民银行各分支置换其对全国性金融机构的各地分支机构的直接监管权，体现了不同制度下反洗钱监管产权在人民银行总分行间的转让过程。产权经济学认为，只有产权是可以转让的，才能把资源从低价值使用者手里转移到高价值使用者手里。法人监管后，人民银行反洗钱监管资源将从低价值处向高价值处发生转移。

3.“法人监管”解决了部分反洗钱“外部性”问题。反洗钱工作的外部性指一个人或一群人的行动和决策使另一个或一群人受损或受益的情况，但该种影响却没有通过价格机制得到体现。例如：属地监管下，人民银行省级分支机构对辖内全国性金融机构分支的地域性工作安排或要求，虽然并不针对金融机构的州市机构，但是金融机构一般均会将该安排或要求传达布置于下一级分支机构，下一级分支机构却又直接接受当地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的监管，而当地可能并没有此项监管安排或要求，这样外部性就产生了，同理，人民银行省级分支机构对下级分支行的内部要求，也将可能对当地的金融机构产生影响，构成外部性，法人监管将有利于解决诸如此类的“外部性”问题。产权是界定人们如何收益及如何受损，因而谁必须向谁提供补偿以使他修正人们所采取的行动，产权经济学强调外部性是与确定、交换、监督或执行产权的成本相联系的，且只有外部性内在化的收益大于内在化的成本时，产权的发展才有利于使得外部性内在化。“属地监管”下，较高的交易费用导致了反洗钱工作“外部性”的出现，法人监管后，因交易成本的节约，外部性得到内部化。

（二）交易成本理论与法人监管

交易成本指参与交易的组织在进行交易时产生的组织之外的非生产性费用，交易成本在本质上是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费用，真实的交易本身无法避免交易成本，显然，无论在属地监管还是法人监管下，反洗钱工作都存在交易成本，人民银行和金融机构间表现出一定的专业化分工关系。

当然，反洗钱工作的交易成本主要指市场型交易费用与管理型交易费用，市场型交易费用指为了进行市场交易，交易主体对市场信息的搜寻发现成本，交易主体间的谈判和决策费用，监督费用以及对合约义务的履行费用。管理型交易费用主要包括建立、维持或改变一个组织设计的费用以及组织运行的费用。

交易成本一般主要包括制度准备成本、制度达成成本、对制度的监督和实施成本。“属地监管”和“法人监管”下的交易成本具体又可分为制度研究讨论成本、制度制定成本、制度灌输成本、政策传达与培训成本、法规修订成本、工作交接成本、制度维护成本、数据报送与审核的成本、成本等等，成本指“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的费用，属于一种特殊的交易费用。“法人监管”下的数据报送与审核成本及成本比“属地监管”都大为减少。广义上，交易成本指制度运行的费用，即制度成本（阿罗，1969），其可看作是包括信息成本、谈判成本、界定和控制产权的成本、监督成本和制度结构变化的成本在内的与物质生产过程和运输过程非直接相关的一系列制度成本（张五常，1999），反洗钱交易成本也即反洗钱工作的制度成本。

反洗钱法人监管体制下，交易费用将获得节约。假定人民银行和金融机构总分支机构属于各自独立的反洗钱参与主体，其上下级间存在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委托关系，人民银行则可以看作金融机构的上级机关，相互间也存在委托关系。如属地监管和法人监管的信息报送流程比较图所示，属地监管中存在的交易主体间交易环节有13～16个，法人监管下的交易环节仅有10个，如果单位交易成本不变，那么法人监管下的总体交易成本必将小于属地监管下的总体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属地监管中的外部交易或外部环节有10～13个，法人监管下的外部交易或外部环节仅有4个，一般而言，内部交易或内部的交易成本将小于外部交易或的交易成本，即法人监管框架内交易或环节的平均交易成本将更具优势，法人监管下的交易成本因此获得了节约。从长期来看，法人监管下的平均交易成本将远小于属地监管下的平均交易成本。

“法人监管”与“属地监管”下的总体成本均可简要表述为“组织内部反洗钱工作开展的成本”与“总体交易成本”之和，其中前者指直接与反洗钱工作开展运行相关的成本，在性质上等同于企业的生产成本，显然，随着法人监管制度的规模经济与网络效应，法人监管下的总成本终将因交易成本的节约而小于属地监管下的总成本。

（三）制度变迁理论与法人监管

制度变迁理论是研究制度随着人口、资源、技术和人们主观意识及想像及人们之间相互关系变化而变化的理论，制度变迁的一般原因包括受到外部冲击或者博弈结构的内部均衡结果的影响。制度既是一种博弈的均衡，也是一种博弈的规则，在某项制度下，博弈主体依然会重复进行博弈，或利用该规则，或回避该规则。根据制度变迁理论：

1.人民银行反洗钱部门与金融机构（特别是全国性金融机构）博弈的结果。人民银行和金融机构各自属于不同的利益集团，杰弗利·贝利（1989）将利益集团定义为“一个由拥有某些共同目标并试图影响公共政策的个体构成的组织实体”，利益集团会阻碍或促发某项制度变迁，其往往也会从舆论上打着国家利益的招牌，进行院外活动，影响政府制定对自己有利的政策或规则。不同利益集团总是在不停地进行博弈，博弈的结果反映了双方力量的大小，也决定了制度变迁的方向，不难看出在人民银行和金融机构的反洗钱博弈中，金融机构是实施法人监管后受益最大的一方。

2.非正式或正式制度变迁引发的新的制度变迁。比如，大额和可疑交易综合试点工作或者“风险为本”制度的实施需要“法人监管”的配套政策。历史学家蒋廷黼（1938）在《中国近代史》中曾说过，在社会变革中，只要走出第一步，就不得不走出第二步，为了保住第二步就不得不走出第三步。此即是一种路径依赖，路径依赖指人们过去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好的或不好的选择，诺斯（1991）认为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有“诺斯路径依赖一”与“诺斯路径依赖二”两种极端形式，在二者之间还有很多中间形式的路径依赖。诺斯路径依赖一指沿着既定的路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迁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并迅速优化。诺斯路径依赖二指顺着原来的错误路径往下滑，甚至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下而导致停滞。法

人监管制度是一种靠近“路径依赖一”的依赖方式，法人监管政策将更能保障“大额和可疑交易集中处理”以及“风险为本”监管的实现。

3.“属地监管”制度存在缺陷，而“法人监管”制度具有替代优势。从我国开展反洗钱工作的八年来，现行制度逐渐表现出较大的缺陷，已在很多方面不适应新时期国内外反洗钱工作形势（如：监管工作的宽化与深化要求、以风险为本的政策转型等等），而相对而言，“法人监管”能够克服“属地监管”的诸多问题，同时，其已经“三会”多年的监管实践，可资人民银行反洗钱“法人监管”借鉴。

4.“法人监管”体现了反洗钱监管当局的监管思路与监管风格。2012年2月，人民银行正式提出了“法人监管”的工作目标与要求，此正值人民银行有关领导履新之际，体现了反洗钱监管当局的监管新思路与监管新风格，体现了主观能动性。在我国的特殊国情下，人的因素往往成为制度变迁的重要因素，法人监管政策即是反洗钱监管当局的主观意识与客观存在相结合的产物，符合现实发展的需要。

（四）企业的边界理论与法人监管

企业的经营管理存在边界。科斯（1937）认为随着所配置资源的增加，企业组织成本上升，导致企业不能无限扩张而存在边界的原因有三：一是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企业家函数存在收益递减规律会导致在企业内部追加单位交易的成本上升；二是企业交易增加，企业家不能成功将生产要素运用于价值最大的地方，实现要素最佳利用；三是一种或多种生产要素的供给价格可能会上升。企业只会扩张到在企业内部组织交易的成本等于在另一个企业组织中的组织成本或是等于由价格机制“组织”该交易所包含的成本时为止。威廉姆森（1984，1985）认为，由于资产专用性、有限理性、机会主义以及交易频率的存在，企业与市场间存在交易费用，企业的经营管理存在着边界，企业边界取决于公司对不同治理结构成本和收益的权衡，只有当收益大于成本时，企业才会选择扩张边界。产权经济学则认为企业边界取决于纵向一体化收益和成本的权衡，纵向一体化决策决定了企业的边界，当一体化的收益高于成本时，企业实施一体化扩张其边界，相反，当一体化的收益低于成本时，企业则维持不变的规模和边界。

反洗钱的监管存在监管边界。随着反洗钱监管工作的深入，监督管理的边际成本将会逐步增加，监管要素难以最优配置，监管资源存在资产专用性，反洗钱主体都会表现出有限理性或机会主义倾向，监管者与被监管者间的交易频繁往复，普遍存在交易费用。因此，无论是“属地监管”还是“法人监管”，反洗钱监管工作同样具有边界。

“法人监管”框架下反洗钱监管边界实现了扩张。反洗钱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为市场交易主体，二者之间的信息或工作交换在形式上表现为市场特性，交易的媒介不是货币而是行政指令，无需经过双方的讨价还价即可达成交易契约。与“属地监管”相比，“法人监管”表现了反洗钱工作的纵向一体化，实现了金融机构对市场的替代，大幅节约了反洗钱市场主体间的交易成本，纵向一体化带来的预期收益将高于预期成本，人民银行的反洗钱监管边界能够因此得到扩张，当然，监管边界的扩张也包括监管深度的提高。 　反洗钱“法人监管”的边界将在特定的条件下达到最优。根据科斯观点，当“新制度节约的交易成本”等于“新制度增加的组织管理成本”时，反洗钱监管的边界扩张达到最优。前者小于后者表明新制度因增加总体成本而变得不经济，监管机构应该从部分监管领域中退出，直到增加的组织管理成本等于节约的交易成本时为止。前者大于后者表明监管机构应该进一步扩张监管领域，直到新增的组织管理成本与节约的交易成本相等时为止。可以说，制度变迁节约的交易成本越多，那么监管机构就越可能最大限度扩张其监管边界。根据威廉姆森的观点，当法人监管带来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反洗钱监管的边界扩张达到最优。根据产权经济学观点，当纵向一体化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反洗钱监管的边界扩张达到最优。

四、对反洗钱“法人监管”制度及其政策制定的建议

综上所述，为完善法人制度及其有关政策，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一）法人监管应坚持“以法人监管为主，属地监管为辅”的工作思路，将属地监管作为法人监管的有益补充

法人监管和属地监管各自具备优劣，因此法人监管不应该全部替代或排斥属地监

管，相反，应能有机结合二者的优点，并克服劣势，属地监管可以成为法人监管的有益补充。事实上，人行分支机构履行巡查、监督等职权即是法人监管结合属地监管优势的一种制度安排。人民银行应在实践中持续创新监管工具，合理分权与分工，强化纵向与横向监管抓手，调动分支机构的积极性，有效解决人行分支机构监管权力的弱化、空化的问题。

（二）法人监管制度建设应切实体现“风险为本”的原则与要求

法人监管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风险为本”的监管，法人监管框架内的监管资源配置应与监管权责及面临风险的大小相适应，法人监管制度创新也应始终保持与“风险为本”原则和要求的高度一致，背离了“风险为本”法人监管的效用将难以体现。

（三）法人监管应合理设定法人监管制度与机制，克服对属地监管模式的“诺斯路径依赖二”

路径依赖表示一种制度惯性，即旧制度对新制度的阻碍或促进，一旦进入某一路径，就可能对该路径产生依赖。例如：法人监管制度下，随着风险聚集与传导方式的变化，监管资源配置也将随之变化，但是该监管资源的调整由于交易费用或者信息不完全等原因而存在很大的滞后性，即资源的调整速度或周转率将大大落后于风险的变化速率，监管资源路径将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与新的风险聚集与传导机制不相匹配。反洗钱法人监管初始制度的选择会强化现存属地监管制度的刺激和惯性，法人监管的后续制度选择也会强化初始制度的刺激与惯性。因此，法人监管制度的初始设计必须尽可能的与反洗钱工作实际相吻合，以使得后期制度设计对初始设计的依赖接近“诺思路径依赖一”，克服对属地监管或者法人监管初始制度的诺斯路径依赖二，最终确保法人监管制度实施的可行性与有效性。

（四）法人监管制度应完善人民银行总行与分支机构间信息通报共享机制

法人监管将弱化人民银行地方分支机构对辖内反洗钱工作情况及风险掌握的全面性，跨区域监管也对人民银行各分支行提出了新的挑战。因此人民银行总分行间或者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间应进一步加强对监管资源与信息的通报或共享，建立协调互助机制，不断克服在监管或监督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不全面问题。例如：分支机构对全国性金融机构分支进行巡查前，应能获取人总行的日常监管信息；对辖区内法人公司设在辖区外的分支机构，应与对应的人行分支机构建立沟通交流合作机制等等。

（五）法人监管下应正确处理“法人监管”与反洗钱调查工作的关系

在反洗钱法人监管全面推进的同时，反洗钱调查机制应与其保持二元结构，即反洗钱案件调查工作应延续属地管辖的模式。反洗钱调查工作具有较强的区域性，如果因“法人监管”而降低缩小调查的范围，将大大影响调查的效益。2012年全国反洗钱工作会议仅要求调整反洗钱调查工作的流程，具体包括：“进一步规范反洗钱调查和可疑交易移送工作”、“加强对可疑交易报告线索的清理工作”、“继续组织做好涉及洗钱犯罪的大案要案查办工作”、“进一步增强反洗钱调查的敏感性”等方面，并未要求将“法人监管”的模式推行到反洗钱调查中。

（六）法人监管框架要求尽快修改反洗钱相关法律法规或者规范性文件

我国以“一法四规”为代表的反洗钱监管法律法规体系基本立足于“规则监管”而设定，当前，法律法规或者规范性文件中的部分内容已经不适用于现阶段“法人监管”的工作需要，客观上亟待需要实施修改。例如：《反洗钱非现场监管办法》第四条、第十四条，《反洗钱现场检查办法》第七条、第八条等等。

（七）法人监管工作应加强对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法人监管的经验借鉴

人民银行总行与各级分支机构的反洗钱工作应充分借鉴“三会”及其各地分支的经验与教训，争取在法人监管试点与全面推进过程中少走弯路，快速、高效完成反洗钱监管转型，促进反洗钱工作科学发展。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