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的本质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计划经济的本质，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至少有两个特征支持了这一可能性。一是，全球经济正在经历资产价格泡沫破灭后而形成的紧缩周期。泡沫破灭犹如产生了一个黑洞，流动性被迅速吸干，随之而来的是家庭财富效应的缩水，以及企业信用链条的收紧，这些足以导致实体经济衰退，而实体经济企稳通常要经历一个较长的时期才能完成。

这个特征与日本一致。日本经济的噩梦也是由资产价格破灭尤其是房地产价格下跌开始的。1990年日本土地总值达到15万亿美元，比美国土地资产总值多四倍，相当与日本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五倍多。日本的房地产市场终于在1990年底急转直落，其时股市也开始下跌，并拖累整个经济至今仍未回复元气。

另一个是，全球零利率时代已现端倪。在下滑趋势确立之后，我们还能期望什么?一个答案是，更加激进地放松货币政策。当前似乎进入了一个降息竞赛，谁落在后面谁就会面临极大的压力。欧央行曾承担着这样的压力，而现在却是中国央行。央行23日宣布的小幅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27个基点，海内外的资本市场却应声下跌。

日本一直将基准利率维持在极低的水平，现在全球都将出现同样的事情。美国利率几乎已降无可降，并且低利率会维持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其他国家的央行也会不可避免地跟进。与国外同行相比，国内的货币政策还幸运地拥有放松空间。这让市场对央行仍保有期望。显然，经济尚未见底，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也就没有见底，央行仍受到进一步降息的压力。

日本的经验表明，经济紧缩(即第一个特征)有可能延续很长一段时间，并且，低利率政策(即第二个特征)也可能起不了多大的作用。

首先，实体经济的加速衰退打破了有关市场将经历V型反转的乐观预期。实际上，近代以来几乎所有的衰退都由金融危机开始的。金融和实体经济的联系不再是松散的，而是非常紧密。金融危机不仅会将实体经济中的问题暴露无疑，还会起到破坏性的放大效应。日本资产价格破灭之后，实际产出、就业、出口等都受到的严重影响。当前也是如此。

其次，以降低利率为核心的货币政策并不能轻而易举地“制造通胀”。日本的经验是：在由资产价格泡沫破灭诱发的经济衰退中，货币政策工具可能会失灵。伯南克一直坚信1929年大萧条完全是由于当时的美联储没有及时向银行系统注入足够的流动性所致。然而当伯南克将责任归咎于货币供给方时，却完全没有考虑到货币需求方行为变化这个客观事实。和日本最初的选择一样，各国货币政策的第一反应是，降低利率，甚至是实行零利率。但是在去杠杆化的大潮中，即便能以极低的成本借钱，如果不存在赚钱机会，信贷市场上还是没有需求。

篇2

一、环境创设――课程园本化的平台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中指出：环境是重要的教育资源，应通过环境的创设和利用，有效地促进幼儿的发展。环境反映了一个幼儿园的课程文化。我园自开园就确立的以“健体、健美、健脑、健心”等四健为核心的健康教育特色，把“健康、快乐、灵动、纯美”作为师生的培养目标。

1.氛围浓郁的四健环境

一楼大厅以健体为主，四个大立柱分别布置健康、快乐、灵动、纯美的鹿宝贝照片，结合四周四个小立柱的“健康问一问…‘健康量一量”“健康读一读”“健康报一报”等，体现了我园的健康教育以健体为核心的理念。

2.内容丰富的四健区域

我园各班合理有效利用午睡室、活动室、门厅及室外走廊空间，分别创设“健体区、健脑区、健美区、健心区”。其中健体区利用室外走廊空间，结合原有的自制体育器具开展活动；他心区主要利用原有的午睡室的游戏空间，设置3至4种符合本年龄段的游戏内容；健脑区和健美区在活动室四周和门厅开展活动，利用橱柜创造开放的空间，便于幼儿随时进入区域活动，四健区域充分利用废旧材料进行再加工。

3.随处可见的健康标志

孩子的一日生话皆课程，环境具有潜移默化地教育作用。我园充分领用每个角落设置标记。让幼儿在环境的熏陶中逐渐形成健康行为。

二、课程设置――课程园本化的抓手

课程园本化并不是对原有课程的否定，而是调整、充实与延展。我园在实施现有《渗透式领域课程》为蓝本的基础上，以微调课程设置为抓手。建构我园健康课程的框架。

1.创新健康课堂

我园对健康领域的体育教学进行积极的设想、大胆的改革。在体育课组织中，打破原来固有的以“情境式”为主的教学模式，以动作练习为主的活动流程。改之以纯结构的游戏模式来组织，积极开发一些器材。

2.调整课程设置

为了使健康课程更加系统完善，我园在原有的每周课程安排基础上进行了三个层面的微调。首先，是适当增加了健康领域活动的比重：我们应该树立大健康的教育观念，将身体保健、心理健康、健体活动(体育)都列入健康领域的范畴。其次，是开展四健游戏活动，在创设四健游戏环境的基础上，结合课程中每一话题的实施开展游戏，同时尝试四健宝宝特色评价，每周进行四健发展的幼儿自主评价。

三、活动展示――课程园本化的亮点

为实现教育目标而组织的全部教育活动的总和即为课程。同时《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中也明确指出要把促进幼儿的健康放在首位。在这样的新课程观和教育理念的引领下，我园尝试了一系列特色健体活动，把课程目标落在一日活动的各个环节之中，也使其成为了我园园本课程的亮点活动。

1.快乐五分钟

快乐五分钟活动，是晨间体育活动的序曲。根据孩子的年龄特点和身心发展规律，通过几年的探索和实践，我们确立了快乐五分钟的内容：小班拍皮球运动、中班呼拉圈运动、大班跳绳运动。

2.分区体育活动

通过游戏化的设计、层次性的指导、主动性的参与。使分区体育活动呈现主动、积极、创造的三部曲，让孩子成为活动的主人。提高体育活动质量，促进幼儿健康的生长发育。

3.特色体育项目

我园遵循幼儿生长发育规律，请教专业人士，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从开园初就把直排轮这一时尚动感的健康运动引入我园。精良的轮滑鞋、全套的保护装备、专业的教练是安全有效开展活动的保障，几年来我们培养了一批批轮滑能手。

四、课程评价一课程园本化的归宿

一个科学、规范、完整的课程体系，其评价方法是不可或缺的一项内容。课程是实现幼儿园教育的手段，是帮助幼儿获得有益的学习经验，以促进其身心全面和谐发展的各种活动的总和。

1.健康课堂评价模式

在创新、实践我园结构式体育活动特色课堂的过程，老师不仅注重幼儿身体的健康发展，更注重孩子心理的、社会性的发展。同时老师在一次又一次的课堂教学研讨中。逐步实现了三个转变：从重技能走向重素质、从重情节走向重内涵，并梳理出健康课堂“放权、放手、放心”的三个原则以及“心细、眼宽、脑快”的三条策略.初步形成了“健康课堂的评价新模式”。

2.幼儿四健发展目标评价体系

我园开展的是以健体为核心的“健体、健脑、健美、健心”四健健康教育，培养的是“健康、快乐、灵动、纯美”的“白鹿宝贝”。为此，我们结合蓝本课程中原有的发展目标，在从四健层面上重新梳理、细化，逐步形成了我园幼儿四健发展目标评价体系。每个年龄段结合话题实施的具体内容，进行“四健”宝宝评选，包括每周一次的幼儿自主评价和每月一次的家长老师砰价，并运用自主开发设计的以“鹿”为主要形象的四健鹿宝贝印章，使评价成为幼儿喜爱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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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对华直接投资 经济影响 日本

一、引言

近年，中日两国间的贸易往来不断升温。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的2010年上半年日中贸易数据显示，2010年1―6月，两国间贸易总额约1383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4.5%，创双边贸易半年新高。日本对中国出口达到创纪录的684亿美元，大增47.1%，而从中国的进口也达到699亿美元，同比增长24.2%。国际经济理论证明，增加直接投资、扩大贸易会给贸易双方带来巨大利益。对投资国来说，企业可在国外市场获得廉价的劳动力和原料，或者通过外国政府的投资奖励、节省运费等，获得经济效益；而对被投资国来说，直接投资不仅能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也能带来不同形态的资本等。因此，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引起的中日两国间贸易的扩大，对中日双方均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现状及特征

日本的对华直接投资可以分为20世纪80年代的摸索阶段、20世纪90年代日元升值背景下的工场转移阶段以及2001年以后的开拓中国市场阶段。

改革开放初期，日本的民间对华经济援助是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20世纪90年代后，由于日本经济发展停滞、日元升值等因素，日本加速了生产基地向中国的转移，日本企业的对华直接投资进入正式阶段。2001年12月中国加入WTO后，日本企业的对华直接投资有了质的飞跃。截至2009年4月，日本企业对华直接投资累计实际到位金额达666.8亿美元，中国逐渐成为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

近年，日本企业的对华直接投资逐渐显现出新的特征。一是制造业的大型生产基地大规模地向中国转移。考虑到中国市场的远大前景，一部分日本企业甚至表示10年后将会把公司本部转移到中国。二是投资结构呈现出多样化。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企业既有大、中型企业，也有小型企业；投资领域也涉及到各行各业。三是中国已由“世界工厂”转型为“世界市场”。日本企业原来实施的“中国制造、日本销售”的“中国商务战略”逐步转成了“中国制造、中国销售”的“中国市场战略”。四是投资向中国华东地区转移的趋势。华东地区既是中国西部地区和北部地区的连接点，也是与世界市场联系的纽带。该地区的人文环境、生活习惯等与日本较为接近，消费水平也处于急速上升阶段，使得日本企业都愿意将投资地选择在该区域。

三、对华直接投资对日本经济的影响

日本国内曾出现过对华直接投资会导致日本“产业空洞化”的言论，即伴随着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持续进展，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进行产业转移，主要生产经营基地逐渐从国内转移到国外，国内仅留下一个“空壳”，导致日本国内经济不断萎缩。其实，向海外转移生产是任何发达经济体的必由之路，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投资自由化，资本和资源必然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最佳配置。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对华直接投资未必会引起日本国内的“产业空洞化”，相反，通过对华直接投资，可以扩大双边贸易。一般来说，对外直接投资对投资国而言，既有正面影响，也会有负面影响。

（一）对日本国内就业的影响

根据日本著名经济学家小岛清的“比较优势理论”，如果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前该产业就即将或已经在本国国内丧失竞争力，对外投资后，虽然此劣势产业的发展削弱，但国内其他新兴产业的就业机会却会大幅增加，此时对外直接投资对投资国而言有正面的影响；反之，如果在对外直接投资前，该产业还存在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对外直接投资就会削弱投资国国内产业的发展，减少国民的就业机会，此时对外直接投资对投资国而言就有负面的影响。

从目前情况来看，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所涉及的领域大部分都是在日本国内即将或已经丧失发展优势的行业。虽然日本制造业海外转移后日本国内的失业率的确处于上升趋势，但仔细分析，会发现对华投资的增加并不是日本失业率升高的主要原因。日本失业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日本不良债权问题的恶化以及日本国内需求的不足。不良债权问题不仅难以处理，而且引起了企业破产和失业率的上升，最终导致消费需求的下降。同时，日本对内直接投资规模太小、限制外资进入的政策也影响了日本的经济发展和就业水平。另外，近年来随着日本女性地位的提高，日本女性就业的人数不断攀升，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失业率的增加。

（二）对日本贸易的影响

传统的贸易与投资理论认为，对外直接投资与投资国本国出口之间具有替代效应，即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往往导致投资国对被投资国出口的减少；反之，被投资国为了保护本国产业发展，往往会采取限制进口的各种措施。如此一来，投资国只能在被投资国直接建立生产基地，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投资国对被投资国的直接投资有所增加。

与替代关系理论相反，日本学者小岛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存在着互补关系。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以投资国已处于或即将处于相对劣势的产业的顺序依次进行，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来扩大两国之间的比较成本差距，进而创造出新的比较成本格局。究竟对外直接投资与投资国出口之间是替代关系还是互补关系，则取决于投资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投资动机、投资类型和对外投资所处的发展阶段。

近年，中日两国贸易总额呈不断上升趋势，从2000年的857亿美元到2008年的2664亿美元，短短8年时间就增加了两倍之多。其中，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功不可没。这些投资带动了相关的其他产品的出口，促进了中日两国间的国际贸易发展。由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与中日两国贸易之间存在着互补关系，所以两国间的贸易呈扩大趋势。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更倾向于增加其出口而非抑制出口。

四、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一）对中国产业结构的影响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就积极利用外资，开展加工贸易，开启了中国工业化进程的道路。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世界产业开始大调整，中国大胆地吸收来自欧美、日本等国的资金，大力发展有色金属、钢铁、煤炭、化工等产业。自中国2001年加入WTO后，在日本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影响下，中国第二产业的规模迅速扩大，同时以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也不断发展与壮大，中国经济实现了长期持续快速的增长。

同期，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也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主要通过资产重组、企业重组等方式弥补产业的空白地带；通过市场竞争、优胜劣汰机制推动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由于直接投资的不断涌入，中国加大了吸引外资的力度。特别是对通讯设备业、微电子等技术密集的行业投资比重明显加大，产业结构升级换代明显。中国还制定了“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对于高新技术的外商投资项目给予特殊的优惠待遇来积极引进，促进了企业的管理水平和技术进步的显著上升，推动了中国产业的快速调整。

（二）对中国技术进步的影响

引进先进技术是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主要动力之一。日本大规模在华投资设厂对华直接投资，不仅为中国带来了先进的管理经验等软技术，同时也为中国带来许多先进的生产设备等硬技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基本上是为日本加工组装低附加值和低技术含量的产品。90年代后，日本大幅度提高了对中国高科技产业投资的力度，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迅速增加，在2001―2008年的8年间，中国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年平均增长接近22%。其中占GDP的比重也呈逐年上升趋势。在电子技术、计算机与通信技术、计算机集成制造技术和航天航空技术等技术领域的产品有13.6%来自日本进口，其中电子技术产品的16.1%、计算机集成制造技术产品32.5%自日本进口。

五、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

（一）日本对华投资的区域结构、产业结构不均衡

投资区域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而西部地区却少有涉足。同时对于钢铁、汽车等制造业的过度投资导致了其市场供给过剩，投资与消费的关系不平衡。最终导致生产力过剩、经济增长缓慢。同时在此过程中，沿海地区的能源消耗、环境污染等问题也日渐明显。

（二）日本企业在技术转让方面过于保守

日本企业对中国直接投资一直处于一种矛盾的心态。一方面在国际市场争夺日益激烈的背景下，深感对华投资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另一方面又担心对中国进行的资金技术投资会不断壮大中国实力，对日本构成威胁。在这种矛盾心态的影响下，虽然日本企业对华直接投资在规模和数量上不断增加，但投资技术转让始终所占比重较少。

（三）中国投资环境还需不断完善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中国政府做出了很大努力，但部分地区基础设施落后、能源及原材料紧张、法律体系不够健全、劳动力素质不高等问题一直存在，这些都或多或少地成为阻碍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障碍。

引进外资是各国企业争夺资本市场的战略制高点。我国要在全球经济竞争中定位产业发展，就应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积极引进海外资本，以强化我国产业的竞争力。惟其如此，我国才能真正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增强国际竞争力，实现我国国民经济的健康、和谐与可持续发展。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对中日两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中国为日本企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和巨大的市场条件，而在华的日资企业也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其应有的贡献。据测算，在华日资企业直接和间接吸纳就业人数920万人，而在华日资企业也在中国市场得到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虽然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仍存在一些问题，但总体而言，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对中日两国经济的积极影响远远大于其消极影响。我们相信，只要我们扎扎实实地促进中日双边贸易和双边投资，构筑中日经济环境共同体，中日两国经济发展将会出现双赢局面。

参考文献：

①日本贸易振兴机构（ジェトロ）官网．[DB/OL].

②大前沙代等. 日本の中直接投[Z]. 大阪大学经济学部，2006（12）

③小岛清．对外直接投资：跨国经营的日本模式[M]．纽约普雷格出版公司，1978

④张应武. 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互补或替代[J]．国际贸易问题，20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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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体育文化;竞技运动异化本质;文化溯源

中图分类号:G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116(2009)09-0007-04

Cultural tracing and retrospecting of the nature of dissimilation of competitive sport

XU Ai-min1,WANG Xiao-ming2,HUANG Ling2

(1.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Nanchang University,Nanchang 330031,China;

2.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of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Nanchang 330027,China)

Abstract: Competitive sport is a sort of body activity with such characteristics as rule-specific, competitive or challenging, entertaining and uncertain, a body moving process that bases its main goal on creating outstanding performances ultimately. The dissimilation of the nature of competitive sport refers to the incoordination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subject and object of competitive sport, in other words, the subject of competitive sport is to pursue its own development originally, but on the contrary it is possessed by the object. Civil progress, aggressive violence, national polity and commercial interest have resulted in the dissimilation of competitive spor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mpetitive sport, we should build a dissimilation resisting castle, and initiatively seek for the essentially meaningful cultural return of competitive sport.

Key words: sports culture;nature of dissimilation of competitive sport;cultural tracing

竞技运动是以人为主体的身体活动,它将运动员、裁判员、教练员、观众等人的因素统摄其中。当这些人的因素参与竞技运动时,发生了某些行为变化或角色迁移,阻碍了竞技运动的正常进行时,异化现象就出现了。周爱光[1]认为:“异化是指由主体产生的客体脱离开主体成为与主体相对立的独立存在,并在保持其独立性的同时反过来支配其主体的结构。”庞建民等[2]认为:“所谓竞技体育本质的异化就是指参与竞技体育的人(主体)与竞技体育(客体)之间关系的不协调。这种关系的不协调就是指参与者(包括教练员、运动员、裁判员、管理者等)原本是追求自身的发展,但反过来自身却被对象占有了,即被运动成绩和物质奖励占有了。”在现代的竞技运动中,充斥着由于各种因素导致的竞技运动发展的不和谐、不协调的现象,这些现象扭曲了竞技运动的本质精神――“公平竞争”原则,形成了结构性的矛盾,异化产生了。在这些异化现象的背后:一是,掺杂了人为的利益因素,竞技目的成为次要原则,操纵竞赛追求利益成为首要动因;二是,竞技运动中所形成、发展的技战术、组织模式、竞赛规则和行为规范逐渐被客观化,都反过来成为克制和支配竞技主体的因素;三是,竞技运动的主体被客观因素所诱导、哄骗、欺瞒和教唆,竞技主体缺乏克服的手段,导致主动性、创造性缺失,竞争的公平、公正原则丧失;四是,竞技运动的客观因素目标明确,使得竞技主体自然选择性地跟随客观因素的改变,导致竞技运动目标偏离本质精神;五是,竞技运动主体的保障与目标相脱离,竞技主体的付出与回报不符,衍生的嫉妒与怨恨是竞技运动无法摆脱的阴影。竞技运动的异化“使得人的塑造和关照被忽视,在狭隘民族主义和商业主义垄断下,竞技运动基本丧失了文化教育本原,沦为政治工具和商业手段”[3]。竞技运动主体是人,目的是人的身心全面发展。但是在竞技运动异化的阴影下,主体被忽视,内部各结构与社会因素相关联的过程中,表现出非理性的价值选择、思维意识和行为方式、竞技主体成为纵的符号和工具。“一种异己的力量扭曲了竞技体育本质,使人们离竞技体育的初衷越来越远”[4]。竞技运动异化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与其相关联的因素众多,都成为竞技运动本质精神异化的手段,要厘清竞技运动异化的本质特征,必须从竞技运动异化的文化溯源开始。

1竞技运动异化本质的文化溯源

1.1文明进步导致竞技运动异化的产生

当人类社会突然感知到文明世界的来临,人类的社会交往活动伴随着生活领域的扩大而逐渐增多,文明进程开始影响着人类自身的发展。德国哲学家西美尔提出:“生命有超越生命的能力。生命过程是不断超越生命本身,不断壮大、发展自身的过程。”[5]文明带给了人类思想的深度,导致自我意识出现,“人就是自我意识,他意识到了自己,意识到了他的人性事实和他的尊严。正是据此,他同动物有着本质的区别”[6]。但是自我意识留下了一些思想遗产,比如:怨恨、嫉妒、暴力、负罪、内疚等,这为异化留下了自我生长的空间。德国哲学家尼采探究心灵道德认为:“人变成了一种道德动物,更准确地说,人变成了一种奴隶道德的动物,他的道德的心理标记是内疚和负罪。……内疚和负罪,这是现代人最重要的疾病,就是要挖掘这种疾病的起源。”[7]内疚和负罪感催生出怨恨和嫉妒的心理,社会道德和人性道德界限没有明显的划分,罪恶和邪念在肆无忌惮地扭曲着人们的心灵。对于文明在人类心灵上的异化遗产,起初人类是依靠体育运动来化解和暂缓异化的痛苦,但是随着灵魂世界的爆发和“上帝”虚无主义的出现,体育运动这一解药逐渐失去功效,本来是保留着人类道德底线的竞技场,最后却变成了人们追求竞技运动中的荣誉、金钱和胜利的地域,不惜用任何手段达到既定目的,竞技运动中公平竞争的界限就这样一次次地被撕扯、袭扰和亵渎。

1.2攻击性暴力导致竞技运动异化的产生

攻击性是动物(包括人类)与生俱来的能力,是一种源自身体内部的本能反应。动物行为学家康拉德•劳伦兹认为:“无论是动物还是人类都具有一种对抗同类分子的战斗本能,这就是攻击性本能,它是生物进化的原始动力。”人类依靠着进化的成果和攻击性本能,改造着整个世界,并让自身成为支配这个世界的主宰。“在未经人类文明洗礼过的史前社会,人类依靠种族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团结协作来共同抵御来自自然和其他猛兽的威胁,将各自身上的生物攻击性引向对群体有利而无害的方向”[8]。攻击性本身是没有好坏之分的,但是人类在文明的碰撞中,感受到了恐惧、危险和失败的苦果,攻击性转而变成为一种暴力的手段,于是在人类文明历史中,战争成为了唯一选择。人类变成为一种善于有组织、有计划和有意愿屠杀同类的可怕动物。“什么是最大的快乐?暴行的快乐:因为在这些状态下,对于残暴行为的欲望和才能被视为一种美德。暴行是人类最古老的节日欢乐之一”[9]。人类情绪是如此琢磨不透,在暴行中获得的快乐和安全感,流淌在血液中的攻击性吞噬着人类文明。攻击性瞬时变成为一把双刃剑,一面是进步,一面是暴力,在这种两难的权衡中,竞技运动化解了这一矛盾。“竞技运动所摹拟的正是一种人类由来已久的暴力行为与暴力现象。但竞技运动自身并非暴力行为,它属于一种具有非理性内涵的艺术形式”[10]。竞技运动成为人类攻击本能的收容所,暴力在这里安静地、尽情地流淌,人们嘶声竭力的呼喊、纵情欢快的愉悦、毫无顾及的嬉笑、天性本能的打闹、激烈随意的狂欢、能量野蛮的宣泄,竞技场成为了释放天性的舞台。但是,在竞技运动中也会有失控的暴力,攻击性在竞技运动中,形成这样一种过程:从本能收容异化。

1.3国家政治导致竞技运动异化的产生

“体育竞技是国家间象征性的对抗,军事冲突则是国家间事实性的对抗……体育绝非是对战争的克服,友谊在体育中一再被强调,恰好是为了掩盖体育的战争本性”[11]。德国体育史学家莱默尔说:“运动和政治永远分不开,运动最有兴趣的地方,也是政治家最有兴趣的地方。谁要从事体育运动,谁就摆脱不了政治的影响。否则,就别参加运动。”于是,当国家政治利用体育竞技的开始,竞技运动就与政治结下不解之缘,这也是导致竞技运动异化的因素之一。本身不具备任何政治因素的竞技运动,在“为国争光”、“民族英雄”、“集体荣誉”等政治术语前,沦为国家之间的权力竞技、实力竞技和经济竞技的工具。竞技运动的初衷被改变,原本希望人在竞技场中释放能量、燃烧生命、放飞激情和回归野性的竞技运动,成为国家政治的手段,体力之间的竞技变成为经济、智力和国力的竞技。“公平竞争”、“更快、更高、更强”、“友谊第一、比赛第二”都被淹没在国家荣誉至上的巨大海洋之中。竞技运动从人类身体本能的思想中心转移到国家身体的政治中心,是一次巨大的变革,竞技运动本身不具备承受这种改变的能力,所以异化产生了。“竞技已不再是体育,竞技已成为人们谋取‘功利’的手段,成为国家利益、民族‘功利’的竞技场”[12]。

1.4商业利益导致竞技运动异化的产生

古奥林匹克运动荣誉的象征仅是橄榄枝,表达着人追求和平与希望,人与神在竞技场得到统一。但是,随后的古奥林匹克运动会却充斥着金钱、腐败、政治与利益,职业运动员的出现,虚假竞赛、裁判舞弊、操纵竞赛、替代竞赛等竞技运动异化现象也出现了,使得古奥运会的神威渐失,沦落为政治与权利角逐的工具。“功利化成为笼罩在体育头上挥之不去的阴影,体育的异化现象已客观存在”[13]。古奥运会冠军通常被认为是最有德行的人,冠军被视为英雄,雅典规定给每个奥运会冠军500杜拉克的奖金(可买500只羊或20个奴隶)。金钱的刺激,促使一批贫困破产的人以职业选手为身份,“在奥林匹克优胜者的花名册上,可见到一些出身贫苦的希腊人,常以职业运动员的身份,为雇佣他们的城邦赢得胜利[14]”。这些现象的出现,导致在体育竞技中出现营私舞弊,教练员不根据规则违反原则,运动员代表他邦参加比赛。最后出现“雇佣兵制”,就连生命和屠杀都可以进行交换,这一切冲击着公民对城邦的责任感,“有钱的城邦就是祖国”,古希腊城邦的道德体系崩塌了。在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中同样出现了这些现象,历史又一次重现,“商业化的运作给竞技体育比赛带来变革,但过度的商业倾向和商业操纵也给竞技体育带来了很不利的影响,损害了竞技体育的最本质特征――公平竞争,导致竞技体育‘异化现象’发生,如:服用兴奋剂,黑哨等”[15]。

2对竞技运动异化本质的反思

2.1寻找竞技运动的本质文化

“体育根源于人的本质,体育的本质在于人类的自我创造”[16]。在对竞技运动本质的思考当中,很自然的将竞技与身体联系在一起,竞技运动的本质就是将人身体的最大极限素质发挥出来,让身体感受快乐、自由、力量与健康。“竞技如同一股洪流,把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裹挟进去,让他们尽情地宣泄、享受、排遣,并从中得到教育和发展”[17]。竞技运动是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它伴随着人类进化的历史过程,是需要多种文化共同演绎的人类生命起源。竞技运动追求的是公平、平等和自由;它展示的是竞争、比拼和对抗;它教育着身体、张扬着身体、表达着身体;它通过竞技寻找着身体的差异,并以锻炼弥补这种差异,使竞技运动在与人类身体的交融中表达着本质精神。

2.2建立竞技运动的道德规范

竞技运动异化根源就在于对道德约束的不重视,使得与竞技精神相违背的异化现象有生存的土壤。“竞技主体的道德需要是竞技主体道德活动发生的主体动力。竞技主体的道德行为是由其道德动机驱动的,而其道德动机是在其道德需要心理与客观的社会道德情境因素相互作用的情况下激发出来的”[18]。因此,有必要建立起竞技运动的道德体系,让竞技主体――人,能主动寻求“内在需要的一种自觉的道德力量,它使从业者认识竞技体育运动中什么是善与恶,从而自觉地、主动积极地遵守并同不道德手段与行为作斗争,为维护竞技体育竞争的公平性,保障与促进竞技体育健康有序的发展提供价值源与心理认同”[19]。竞技运动异化的形式和方式有很多,但都必须作用到人的主动因素中,因此建立竞技运动道德规范,必须以人思想道德规范为基础,同时考虑社会诸多因素,并统摄竞技运动的历史与未来,建立科学、合理和规范的道德体系,形成防止竞技运动异化的长效机制。

2.3铭记竞技运动的公平竞争

竞技运动作为一种身体运动的文化,一定有其特有的文化内涵和价值核心,它是人类最能读懂的身体语言。“没有竞赛,就不可能有竞技体育的生命与活力”[20]。在竞技场只要用眼睛就能理解这里存在的文化内容,因为竞技运动“选择了最易于沟通、最少争议和歧见的国际性语言――肢体动作。使它最适合作为一种世界文化,对各种民族文化进行统摄、同化、融合和兼容”[3]。对于这样一种国际语言来说,我们应该保护它在历史中所形成的文化内涵,不应该受到异化和社会阴暗面的影响,保持其长久的发展方向。“公平、公正”是竞技运动的价值核心,只有在“公平竞争”中才能产生纯真的竞技精神,“公平竞争”是竞技运动的前提和基础,是身体运动文化的深刻内涵。“在竞技运动领域的竞争的核心法则是公平竞争。公平竞争作为人类生活态度的显现,作为人的生命意志面对未来的投射,它渴望通过体育运动这一形式来激昂生命的创造,通过人体运动的形式把握人生、塑造人生、实现自我正是公平竞争存在的深刻价值”[21]。只有真正理解“公平竞争”的涵义才能有效地抵御异化,主动在竞技运动领域淡化政治功能、防范商业干扰、疏导暴力倾向,维护竞技运动仅存的公平尺度。竞技运动的“公平竞争”是不能触碰的精神底线,是铭刻文化内涵的价值核心。

2.4思索竞技运动的生命价值

在竞技运动中“人们必须通过长时间的准备,才可以成长为成熟的、羽翼丰满的运动员。为此,运动员们不得不训练自身,不断重复整合自己,甚至惩罚自己”[22]。这一切的过程,都是人类在自我找寻那些原始记忆中的生命符号,身体运动是长久的过程,是一种保持身体健康的手段,必须学会坚持、忍耐、惩罚和克服,这是人类在征服世界、改造世界的经验总结。身体需要运动作为生命基础的,静止等于生命的终结,运动等于生命的继续,于是身体运动成为有终点的持续过程,要保证身体健康只有坚持运动。“让我们的肉体与灵魂都得到双重的解放与充电,这就需要体育。体育,就这样充当着反抗异化的最积极有效手段。……体育拯救着人类,体育挽救并永远珍惜人类的本能与力量”[23]。人类必须时刻从睡梦中惊醒,必须反思、理解和畅想,让竞技运动回归自然、人性、道德和公平。竞技运动本身就是人类能力的展示,不要给予它太多的荣誉、光环和理念,不要干扰它本身具备的思想和文化体系,让它回到单纯、人性和自由,让它告别异化的侵袭,竞技运动的异化过程就是人类自身思想、身体的异化,这是可怕、恐怖的事实。当人类还清醒、还会思考的时候,请保存着最后一颗可以拯救人类身体,抵御疾病、虚弱、衰败和颓废的唯一生命解药,这就是竞技运动的生命价值――对于生命的解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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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关键词　生态文化；室内设计；调适作用

室内设计作为人类生产活动伴随着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飞速发展而发展，人类生存和行为的范围不断扩大，对室内设计本质变化发展的认识也开始站在人与室内环境、生态文化关系的高度来加以审视。对当今室内设计本质认识不仅仅要求在室内设计实践中引入生态理念，而应发挥室内设计作为人和环境关系的调适作用，创造具有生态文化的室内空间环境。

生态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类型，它将促进人类生存和思维方式的转变。生态文化的内容十分广泛，其中生态哲学是生态文化的核心成分，它的基本观点是生态系统的整体性。这种观点影响着人们对人和社会、人和空间环境关系认识的整体水平、思维方式和行为实践习惯。

生态文化在不同时代，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基础不同，引领人类思维和行为生态文化价值观随之发生变化。20世纪90年代，人作为价值主体的内涵是过度追求人的独立价值，误认为只有唯一满足人的需求才能体现人本价值，导致室内设计的唯功能性，单纯寻求满足人的需要功能，放弃了对环境生态的兼顾，违背艺术设计伦理。当时的室内设计所使用的材料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不断丰富，钢铁、陶瓷、塑料、有色金属、木材、玻璃、化工复合材料等成为室内装饰主材，但由于在室内设计施工和材料使用中缺乏对生态理念的全面认识，也引发出种种环境和社会问题，破坏生态和环境，增大环境治理的难度。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问题：第一，缺乏社会经济文化、环境能源的可持续发展观，把室内设计仅仅看成是装饰材料的运用，大量的室内装饰设计忽视室内设计的文化和技术内涵。在室内设计中为了达到人的视觉审美的单纯需求目的，过分使用磨光石材、大理石板、不锈钢、铝板、铜条、玻璃、金箔、木材等不可再生资源材料，加快了资源消耗速度，导致资源再生和人类审美的不和谐。第二，缺乏对新材料新技术的了解，现代室内装饰中大量使用了人工合成的化学材料，其中相当一部分化学材料含有对人体有害的物质，这些物质在使用中还会长时间散发出来，污染室内空气，影响人们健康，导致空间营造与人类生存的不和谐。第三，缺乏建筑设计与室内设计的系统观，很多建筑空间不能最大限度满足人们对室内空间需求，再加之室内装饰的时效性，室内装饰处在不断地更新过程中，在室内设计环节大量拆除建筑构件和装饰材料，由于这些材料不能再生循环利用，丢弃便成为环境的污染源――建筑垃圾，导致室内设计与人类生态文化发展的不和谐。

当代中国的发展正处于工业化与信息化相互促进的时代，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发展又使中国的生态文化在许多方面还保留明显的工业时代甚至后工业时代的特征。现代室内设计具有工业时代特点，对地球生态环境的破坏也仍然存在，它昭示了现代室内设计的不可持续性。面对种种矛盾，现代室内设计在体现可持续发展思想和生态文化价值观的原则基础上，应创造新的思维和实践方式体现出设计本质，真正实现人、空间、环境和谐发展的宗旨。即充分发挥室内设计在协调人与社会、人与空间环境关系中的调适功能。

现代室内设计的调适功能主要表现为审美调适、情绪调适、功能调适、信息调适等。

审美调适是指运用丰富生动的美感对个体心理进行调整、改善、充实、优化。室内设计作为人类审美活动，对心灵具有调养滋润作用。通过运用生态美学原理，对空间环境的合理规划设计，创造出丰富生动的美感元素，激发人的审美欲望，获得美的感受，实现人的心里结构的动态平衡。充分发挥现代室内设计的调适功能，将空间的形式审美与生态的自然美结合，实现人类多元发展的审美理想，促进人和社会文化的和谐发展。

良好的情绪是人类身体健康的保证，是学习、工作和生活的持久动力，是提高生活质量的基础。人们要善于调整情绪，保持良好的情绪，拥有健康的身心，从而实现提高生活质量的愿望。情绪反应是由包含人自身的内在因素和社会环境外在因素引起的，室内环境作为社会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会影响到人的情绪变化。人一生三分之二时间是生活、工作、休闲在室内空间环境里，空间环境氛围变化可能产生苦恼、焦虑、愤怒、恐惧、悲观等不良情绪，室内设计通过创造丰富的生态文化空间环境，达到调适人的不良情绪的目的。如高大空间环境给人以宏大、开阔感，将自然界的阳光、空气、植物等引入室内空间中往往给人以清新、明亮的和谐美感；暖色调室内空间给人以亲切喜悦感等。室内设计通过空间形态、色彩、陈设的合理规划，良好室内环境氛围营造能调适人的不良情绪，改善人们生活质量。

功能是人类生产、生活、工作、学习等社会活动的基础，功能调适改善人类生存方式。功能规划是室内设计的重要环节，室内设计的功能调适重点就是使空间环境功能合理化，只有功能划分合理了，才能让人产生舒适感，舒适了才值得论及美感，才能使人在空间环境中感到和谐，才能让人类在舒适的环境中工作、生活、学习，并得以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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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科技的进步、社会的转型使课程发展经历着一个不断分化与整合的过程。课程的分化与整合是一个呈现阶段替，并在阶段内并存的发展过程。从内涵来讲，课程的分化与整合是一组相对的概念范畴，互为基础，相互转化；从本质来看，课程的分化与整合是在量变与质变基础上课程的重构；从课程分化与整合的可行性来分析，具有相关性、次序性、聚核性特征的基于学域分化的课程整合方式是学校课程发展的现实路径。

关键词： 课程分化 课程整合 课程重构

课程是人类长期积淀下来的知识和文化的载体，但是课程并不是以自在的状态存在的，而是作为一个自为的组织系统并不断获得自身发展的意义。课程是不同层面的教育主体对作为科学发展物的知识共同体不断进行要素选择和组织建构的过程，因此，课程的发展与科学的进步、知识的增长密切相关。科学的发展研究经历了从笼统综合到纵向分科化，再到整体综合化的过程[1]125；知识的增长是沿着一条“原始的综合”――“近代的分化”――“新的更高程度上的综合”的道路进行的[2]195。社会发展状况的低下、知识的薄弱曾一度制约了课程的分科化发展；社会的发展，科学研究的进步，知识的快速增长又造成了知识分化和专门化的琐细；为解决紧迫或长远的社会问题所需形成的科学共同体，又使学科间成为“虚拟的界限”。因此，课程的分化与整合是一个呈现阶段替，并在阶段内并存的错综复杂的不断进行课程重构的过程。

一、课程的分化与整合是一组相对的概念范畴，呈现出不断交替转化的状态。

课程语境中的“整合”概念，源自英文单词“Integration”，中的学术界习惯将其译为“综合”而与“分化”一词相对，实际是不太贴切的[3]6。“整合”往往指向行为过程，“是指由系统的整体性及系统核心的统摄、凝聚作用而导致的使若干相关部分或因素合成为一个新的统一整体的建构、序化过程”[4]12-17，多与“分化”相对，而“综合”则更多地指向状态和结果，指“不同种类、不同性质的事物组合在一起”[5]1525，与“综合”相对的概念是“单一”。通俗地讲，课程的整合指把原来分散状态存在的较小的课程单位按照一定的统摄原则整合为一个更大课程单位的过程。在现实教育语境中，课程整合结果多以综合课程形式呈现，在学校教育中多以综合科目形式实施。

课程的分化与整合是一组相对的概念，根据不同参照标准可以判断为不同状态，以较小的课程单位为参照可判断为课程的整合行为，以更大的课程单位为标准则表现为课程的分化状态。分化是在整合基础上的分化，整合则是分化前提下的整合。学科科目的存在是对作为知识整体系统的人为的划分，学科之间并无明显区分的界限。在社会和人文科学领域划分的学科之间，更是呈现交叉混杂的状态。像语言、哲学等许多传统学科课程无论从其所包容的知识范畴还是自身逻辑结构上看，同时体现出综合课程的特征。从长期历史发展来看，课程的分化与整合呈现阶段交替的发展轨迹，同时，课程的分化和整合又表现出阶段内并存的状态；科学技术一方面高度分化，另一方面高度综合，各门学科之间的界限正趋向模糊而融合，交叉学科、边缘学科不断涌现[6]53。分科课程可能分化为更为精细的科目，综合课程可能被整合进入更高综合程度的课程。课程的分化与整合总是在孕育中不断转化的，充分体现“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发展规律。

从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课程分化与整合的发展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促进知识生成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二者并不是同步的，科学越是发展，知识越是分化，课程的发展愈是具有整合的需求。这种整合一方面表现为交叉学科的出现，另一方面表现为课程结构的概括性和综合程度的增强。因为特定时空背景下，课程的容量是有限的，人的精力也是有限的，面对浩瀚的知识海洋，课程体系的建构，必须重新思考斯宾塞“什么知识最有价值”的问题。面对科技理性膨胀下引发的日益增多的全球性问题，解决人类生存的危机，要求学习者形成系统整合的知识体系、综合的能力和全面的素质。学校教育应该塑造学生的核心素养，在浩如烟海的知识中选取那些最基本、综合性最强、迁移价值更广泛的基本原理，使学生所学知识结构化、综合化[7]54。

课程的分化与整合，还会受到受教育者身心发展水平的制约。对于学前期儿童，外部世界是以整体笼统的方式被感知的，学前教育具有基础性和全面性的特点，课程设置多以整合的方式实施。我国2001年《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指出，“幼儿的学习是综合的、整体的。在教育过程中应依据幼儿已有经验和学习兴趣与特点，灵活、综合地组织和安排各方面教育内容，使幼儿获得相对完整的经验”。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身心发展水平的提高，分科课程的分量增大，综合性课程所占比重减少。我国2001年《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指出，要“改变课程结构过于强调学科本位、科目过多和缺乏整合的现状，整体设置九年一贯的课程门类和课时比例，并设置综合课程，以适应不同地区和学生发展的需求，体现课程结构的均衡性、综合型和选择型”；“小学阶段以综合课程为主，初中阶段设置分科与综合相结合的课程，高中以分科课程为主”。

二、课程分化与整合的本质是课程在发展中的重构。

课程是人类科学发展的产物，而科学世界则是人类生活经验的抽象化和概括化，人的生活经验的抽象化是一个逐步积累和沉淀的过程，所以作为教育实体组成的教育内容――课程的设计和存在在一定时期内具有难以超越的稳固性。从另一方面来讲，课程又是随着社会的转型不断发展变革的，教育具有引领社会发展的功能，作为教育内容的课程设置同时以教育对社会的引领功能为参考，当课程的设置不能满足社会对教育人才培养的需求时，就会产生课程变革的需要。课程变革的过程是一个量变和质变的过程，当课程发展在量上超出课程所能承受的限度而仍然无法满足各方面对课程发展的需求时，就会产生结构变异的需要，即课程的重构。课程的分化和整合，是课程发生质变性重构的两种最基本的形式，课程分化与整合的本质是课程在发展中的重构。

课程的重构是以科学发展产生的知识体系重构为前提的。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了“范式”的概念，他认为，科学的发展是以范式演进的，每一科学发展的历史阶段都有特殊的内在结构，虽然科学概念的使用会有沿袭，但范式之间具有“不可通约性”。课程发展中的重构虽然是以科学的发展为前提的，从整个社会历史发展进程来看，具有范式转换的痕迹，但是各个发展阶段之间并不是不可通约的，而是一个部分渐变的过程，是从低级向高级阶段发展的过程。课程的分化与整合是一种递进式发展，是由课程发展的低级形式向更高级形式过渡的行为过程，而不是不可通约的“范式”间的突变性转换。

课程的分化与整合，首先表现为对课程目标的重构。拉夫尔-泰勒在《课程与教学的基本原理》中指出，课程编制中对驾驭目标的抉择来源于三方面信息：对学习者本身的研究，对校外当代生活的研究，学科专家对目标的建议[8]3-25。课程目标的重构，受学习者身心发展素质和社会生活对学习者素质需求的制约；同时会受到一定社会意识形态作用下社会主流教育价值观的影响。不同层面的教育主体会根据社会发展需求的变化及自身所在的相关利益集团的影响产生新的课程理念，重新定位课程目标，对现有的课程结构进行分化与整合调整。这种非价值中立的意识形态功能，对课程目标的建构和调整会产生较大的影响，这也是课程的分化与整合不同于知识分化与整合的非常重要的因素。

课程的分化与整合主要表现为课程结构的重构。课程结构的重构是一个既包括量变又包括质变的过程。随着社会转型与发展，原有课程体系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对人才规格的要求，一些尖端的知识内容需要吸纳进来，一部分陈旧的课程元素需要清除出去。当课程体系的局部微调的量变过程难以满足各方面需求的时候，就会发生大的质变――结构性变革，需要在教育主体新的教育价值观的指导下进行结构重构和课程重组。在原有课程体系中，一些以分化形式存在的课程元素需要在甄别、筛选的基础上进行整合，既包括学科课程内部课程内容的整合，又包括相关学科课程之间的整合，以及传统科目课程与综合课程之间的整合。同时一些以综合形式存在的课程模块会产生更高层次的分化，成为新的科目课程；一部分以单一科目形式存在的课程会产生新的分化，导致一些边缘课程的出现；分化过程中的一些课程元素会产生交叉融合课程。

三、课程分化与整合的现实路径：基于学域分化的课程整合。

教育的终极目的是促进人的发展。人的发展是有个性的全面发展，课程设置既要考虑到人的全面发展的素质结构对课程设置的基础要求，又要考虑到个体的智力潜能的优势对课程个性设置的特殊要求。我国基础教育阶段各学科综合实践课程的设置便是对这些观点的综合折中考虑的结果。这种设置对原有课程体系进行了一定范围内的整合和概括，以综合课程内容予以呈现，但是从形式上看，又是以分科课程形式加以实施的，并整合为一定的选修课程模块，拓宽学生发展的选择性，发挥每个学生的潜能优势，促进学生个性发展。这种课程整合的方式我们称之为学域分化的课程整合。我国当前学前阶段领域渗透课程的开展便是这种课程整合形式的典型表现。

学域分化课程整合基础上产生的课程目标是多维的，特定时空背景下课程的实施，并不能确保各维度目标的均衡发展，而必须在一定教育价值观指导下，确定该课程内容对学生发展具有的主要功能，在相关性基础上区分层次性和次序性。整合后的课程目标蕴含着显隐两重发展功能，显是综合课程作为一个课程单元整体对学生发展的核心发展功能，而其他各功能则是根据向心力的大小、不同程度呈现的。像综合性较强的语言学习领域，其显层次的主要发展功能是促进儿童听、说、读、写等语言能力的发展，而在潜在层面上，又客观地促进其文化意识、艺术素养、价值观念等其他维度发展的隐。

学域分化的课程整合，以课程分化为课程实施前提，有利于有的放矢，发挥课程效能。在学域分化课程前提下，又对课程内容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整合，加强了原先以单一科目形式存在的课程内容之间的联系。在主要目标发展框架下，最大限度地容纳了其他发展维度，以促进学习者建构整体的意义概念，l展全面素质结构，提高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学域分化基础上的课程整合是具有凝聚性的课程单元整体。这种课程形式具有聚核发展的特性，以一定学科或领域的课程内容和课程发展功能为中心，统整课程结构，围绕核心基点进行课程结构统合，也就是学术界提到的“中心统合论”。

学域分化的课程整合不同于单科科目开设的课程形式，在科目或领域课程形式下，容纳了广域的课程内容。同时不同于一般的综合课程，而是以一定学科领域或知识范畴为中心进行的整合，较之一般综合课程更具有一定的侧重性。现实学校背景下学域分化的课程整合，主要有学科本位的课程整合和活动本位的课程整合两种形式，但是活动本位的课程整合需要在活动设计和实施过程中有所偏指和侧重，因此应该归属于一定的学域。综合课程的设置要有一定学域限制，不可能无条件地综合和无限制地整合。知识体系的庞大冗杂，课程容量的限制，使得综合课程的发展永远不会达到整合极限[9]24。因此，学域分化的课程整合是课程分化与整合的现实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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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汽车制造业；模块化生产；全球化战略；专业人才；胜任力

中图分类号：F426.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05-0011-02

一、模块化生产模式的时代机遇与汽车制造业的全球化战略

（一） 汽车制造业生产模式从单件生产、大量生产到精益生产的过程

19世纪以前，汽车制造业采取的是单件生产方式（Craft Production），其产出特点是价格高、个性化的单件产品。1913年，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发明了世界上第一条流水生产线，标志着大量生产方式（Mass Production）的诞生，其产出特点是产品单一、产量大、价格低。1945—1992年，日本丰田汽车公司的丰田英二和大野耐一在总结了美国的大量生产方式和日本的市场特点之后，首创了精益生产方式（lean production，LP）的丰田生产方式（TPS），其产出特点是多品种、小批量。

（二） 汽车制造业模块化时代的特点

1992年，美国学者约瑟夫·派恩II（ Joseph Pine II） 在《大规模定制：企业竞争的新前沿》一书中，对大规模定制进行了系统地论述。大规模模块化生产方式（Modular Production）通过生产少数的模块化构件，减少产品设计时间、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然后再通过模块化构件的不同组合，定制出能够满足顾客个性化需要的产品，使顾客能以较低价格获得个性化的产品。

（三）汽车制造业高度全球化的态势

随着汽车制造业模块化时代的到来，缩短新产品开发周期成为增强产品竞争力的关键因素，而采用通用底盘是在全球竞争中降低产品开发成本、生产成本和缩短开发周期的关键因素。通过零部件标准化和共享相关零部件，整车厂可以在全球范围内选择供应商来降低成本，汽车业的高度全球化表现为汽车生产经营、产品、市场、资本和技术合作全球化。

二、专业人才是本土汽车制造业实施全球化战略的关键成功因素

（一）本土汽车制造业从封闭式创新到开放式创新的探索

1956—1984年，我国一汽和二汽建成投产，标志着本土汽车产业形成了一定规模的生产制造能力。这一阶段的技术能力基本体现为汽车制造能力，技术进步主要体现为制造工艺和设备的改进、提升。1984—1997年，上海汽车集团与德国大众开始合资生产桑塔纳轿车，标志着本土汽车业拉开合资开放的序幕。在这一阶段，技术能力由于外方对我国企业自主开发的制约，开发、设计能力的提升受到制约，甚至低于改革开放前的水平。但由于1992年以来的全球汽车制造技术模块化发展趋势的推动，以及国内巨大与增长迅速的汽车消费市场的拉动，世界主要汽车设计公司先后进入中国市场，进入中国的世界汽车设计公司成为本土汽车业技术追赶过程中重要的技术学习来源，成为本土汽车产业创新系统中重要组成部分。

（二）全球汽车巨头与本土企业合资及其对本土企业的贡献

汽车制造业生产模块化、全球化，以及本土巨大与增长迅速的汽车消费市场，吸引了全球大量汽车巨头与本土企业合资。合资企业对中国汽车产业的贡献是，形成了国内配套相对成熟、技术水平较高的零部件供应体系，也因此培养了一大批专业技术人才。这些人才通过干中学储备了很多汽车生产流程方面的缄默知识（尽管受合资企业创新活动的限制，这批人才主要积累的是生产流程管理方面的技能，设计开发方面的技能的相对较少），这些缄默知识对于本土企业实施全球战略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

（三）专业人才是本土汽车制造业实施全球化战略的关键成功因素

1997年以来，本土汽车制造业开始了开放式创新历程，它们以形成制造能力为基础，通过逐步提升技术和管理能力移向汽车产品开发链的前端。本土企业在进入汽车产业的初始阶段，通过各种渠道获得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其获取人才的方式有以下几种：聘用在合资企业曾经工作的人员，获得与生产能力相关的操作知识和流程控制知识；聘用跨国公司和国内汽车企业的退休技术专家，获得相关的生产线现场管理和质量管理知识；吸引国外技术专家，获得相关的发动机燃烧的关键系统的设计知识；从国内其他本土企业引进人才，获得相关的技术管理知识。总之，专业人才在本土汽车制造业的新产品开发、生产制造、质量管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本土汽车制造业实施全球战略的关键成功因素。

三、面向全球战略的本土汽车制造业专业人才开发机制

（一）支撑汽车制造业全球战略的专业人才开发实践

在整个世界汽车发展史中，我们究竟能寻找到什么最基本的经验、教训或者汽车制造企业持续成长的终极原因？福特的高工资政策，在相当长的阶段，起到了凝聚人心、提高产品质量的作用。丰田的终身雇用制及年幼序列工资制，使得全体员工没有后顾之忧，可以让专业人才有稳定的、宽松的工作环境，有利于激发其创造性。若过于急功近利，一些需要长期投入的科研项目就会很少有人愿意去做。大众汽车的成功正是来源于人性化的管理。对于专业人才的创造性工作的管理，压力越大就越不利于创造力的发挥。对待专业人才，不是绩效奖金占工资总额的比例越高越好。基本的保障是应该有的，但要让专业人才无私奉献，更要设计让专业人才无后顾之忧的制度以保障无私奉献的精神具有必需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基础。为此，我们将对本土汽车制造业专业人才开发的基本属性与机制进行理论分析。

（二）专业人才开发的基础属性

人才胜任力是与高素质、创造力和突出业绩联系在一起的（Tansley，2011）。普理查德（Pritchard，1997）曾将胜任力特征当做整合经营战略与人力资源战略的一种途径，从而为组织增加绩效价值。库克和伯恩索尔（1998）指出，只要胜任力特征是支持的，或者只是支持一部分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便会促成组织绩效的相应提高及改善。赵曙明、杜鹃（2007）以调查问卷的方式随机调查了多个省份1 000多名制造、化工和服务行业的企业管理者，构建了基于胜任力模型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邓作明（2011）通过调查问卷进行了数据的收集，研究了在民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胜任力模型的应用。胜任力模型能够弥补传统职务说明书的不足，成为整个人力资源系统的基础。专业人才胜任力结构可包括组织和领导能力、创新精神、理论联系实际能力、团结协作精神、自我控制能力、科学思维、国际交往能力、信息能力和学习能力等。专业人才开发是从现所拥有的人才资源中找到有能力的人，进行训练、培养，增强其经营管理水平和业务技术水平。

（三）最佳人才开发实践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

最佳人才开发实践的相关概念包括高绩效工作系统（Huselid，1994）、高承诺工作系统（Wood，1994）、高参与工作系统（Lawler，1992）、最佳人力资源管理实践（Pfeffer，1996），以及高承诺工作系统（Wood，1996）等。最佳人才开发实践是影响到企业绩效的一个要素。Husrild，Delaney和Wright（1998）强调，能为企业创造持续竞争优势的并不是单个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而是企业总体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Shawi和chniowski（1999）的研究结果验证了日本模式的参与创新人力资源管理系统一般对质量和组织生产率产生的正面影响。Chan（2004）在其研究中重点强调了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对组织绩效的重要性。郑秀成（2003）验证了企业绩效与企业运用高效率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的影响间存在的正向关系。颜士梅（2003）指出，组织的全部人力资源管理任务都和企业整体的竞争策略息息相关。李敏（2006）的研究表明，最佳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可以明显地增强和改善员工绩效和组织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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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结构家庭治疗，中国家庭特点，人格特征，本土化

 

家庭治疗被引入中国不足20年时间，作为“舶来品”，该疗法的“文化适应性”毫无疑问成为我们首要考虑的问题。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结合中国家庭特点和国人人格特征来探讨结构家庭治疗的适应性有助于促进该疗法的本土化。

一 中国家庭特点

结构家庭治疗理论关注家庭的整体性，强调家庭的结构与等级，并认为家庭内存在次系统和界限，这与中国家庭特点相适应。一方面，中国家庭内成员相互依赖，倾向于将家庭看作是一个整体系统。另一方面，经历了几千年的等级社会，中国家庭在权力和界限方面的表现较为明显，再加之儒家文化对家庭成员的代际角色有明确界定和要求，中国家庭总体上结构化程度都很高。因此，Minuchin的治疗理论及模型能较好的应用于中国文化。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家庭存在其独特之处，它与西方家庭的差异就决定了滋长于西方文化土壤中的家庭治疗无法完全适用于中国文化下的中国家庭。

首先，中国家庭经历了从直系家庭、联合家庭向一父一母一子家庭模式的转变。对传统的中国人而言，家庭先于、高于、重于个人。为了维护家庭内部的和谐，个人必须各安其分，在伦理规范所界定的范围内，将自己的社会角色演好，而自己的真实意见与感受必须慎藏于角色行为之后。在这种传统文化的笼罩下，家庭冲突是隐匿于和谐幸福的表象之内的。而后，随着大家庭模式基本为核心家庭或者扩展家庭所取代时，人们开始注重自我价值、自我实现。强调个人的利益、个人的尊严、个人的地位。。家庭中的个体化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家庭成员的情绪、情感都得以释放，家庭冲突也随之呈现出来。

其次，中国家庭内的手足次系统存在特殊之处。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中“重男轻女”的思想已为沉疴，它无疑会影响到中国家庭子女之间关系的协调，进而对手足次系统功能的发挥造成障碍；另一方面，在中国实施“计划生育”后，一父一母一子的模式占据家庭结构的主体，手足次系统的丧失可能会导致亲子次系统内界限的缠结。父母过于溺爱孩子，过度干涉孩子的成长都会为家庭冲突的爆发埋下隐患。

再者，中国人“尊重隐私”的意识比较薄弱，尤其是在家庭内部，这不由导致了个人次系统间界限模糊。无论是夫妻双方，还是父母与孩子之间，倘若一方过多干预对方的事情，剥夺了对方独立的个人空间，就会遭遇家庭冲突的“责难”。

最后，在中国家庭中，父母与子女同住的现象十分普遍，尤其是与儿子同住。这就不可避免的引发父母介入到子女的配偶次系统或子女与孙子女间亲子次系统中的现象。。父母与子女生活习惯的差异、对孙子女教养理念的不合等都会引发家庭冲突。因而在此类直系家庭中限定清晰的界限是尤为必要。

二 人格特征

传统中国是中央集权模式，几千年来中国文化强调权威，强调社会级别，培养公民的顺从意识、等级观念，推崇的是师道尊严，这就使人们普遍具有从众性强、易受暗示、习惯服从权威等性格特点。因此，来访者常常会将心理咨询师定位为高层次的角色位置上，对心理咨询师的期待和要求也较高，往往将心理咨询师当作权威人物来看待, 期望从他们那里得到直接指导或具体治疗措施。而事实上，心理咨询旨在“助人自助”，提倡咨询师与来访者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因此这种期望与现实的不一致可能造成中国来访者因无法从咨询师处得到具体的问题解决方法而产生失望情绪、甚至放弃治疗。

另一方面，中国社会是一个非常重视面子的社会。所谓面子，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上讲，就是个人在社会上有所成功或成就而获得的社会地位和声望。中国人的面子观在某种程度上是与封建礼数文化紧密相关的，可以说是礼教中虚伪成分延伸的产物。这种虚伪面子观的存在使得国人存在一个严重的弊端，即缺乏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意识。一旦发现了错误，往往会为了顾及面子而对错误加以掩饰，并由此产生更严重的错误。因而，当个体心理上存在痛苦时，他们往往不会主动向专业结构寻求心理援助，而是闷在心里或转向亲朋好友倾诉。对于一个家庭而言，也是如此。中国家庭由于受到“家丑不可外扬”等传统文化的渲染，家庭成员通常会尽力向外界掩盖家庭内部的矛盾。当某一位家庭成员患有心理疾病时，其他人也往往倾向于限制其社会交往，避免“丢面子”的尴尬。所以在这种文化背景下，要求一个家庭开诚布公的谈论自己的家庭矛盾或冲突，或者在咨询室真实地演绎自己家庭日常交往情况，都存在很大的阻碍。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家庭在冲突发生和寻求帮助的过程中还存在“双重束缚”的现象。。传统上，国人一向重视家庭的尊严，对家庭成员的生老病死和发展前途都极为关注。“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思想蔓延了千年，家庭中有权利的人(如父亲) 往往把未竟的事业和光宗耀祖的使命派遣到子女身上。如果子女竞争失败，父母就认为子女智力和素质低下，从而保持自己的自尊和权利。为保证子女顺利地完成“使命”，解决子女因激烈竞争出现的学习成绩滞后或心身问题，父母才抱着各式各样的心态寻求专业心理帮助。他们期望心理咨询师另有妙法，既能消除子女的心理问题，又能保证子女继续投入竞争。

三 结构家庭治疗的本土化

在探讨结构家庭治疗在中国的文化适应性问题时，我们发现该疗法在有些方面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契合，而在另一些方面却与中国国情相背离。倘若想使结构家庭治疗能够完全适用于中国家庭，中国的家庭治疗师需要在运用的过程中进行修正与完善。

首先，家庭治疗是从整体上把握关系，从动态中探明相互作用的规则，并不太关注个人。英国的两位家庭治疗专家曾指出，家庭系统的理论和方法在解释和帮助有问题的家庭成员时并不总是足够的，应该积极地借用客体关系理论、认知理论及凯利的个人建构论并且与家庭系统论结合一起使用。因而，中国的家庭治疗师运用该疗法的过程中须做到在遵循“恢复家庭整体功能”原则的同时关注家庭成员个人的情绪，避免类似于“活现”家庭互动模式的治疗环节给某些成员带来过度的创伤和痛苦。

其次，治疗师应该考虑到中国家庭不同于西方家庭的独到之处，敏锐抓住与家庭症状有关的中心问题。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不同民族有着不同文化。在积极学习和借鉴当代结构家庭疗法的同时，还要有所创新，发展出适应我国不同民族特点的家庭治疗，促进本土化。

再者，针对中国人“讲面子”、“重关系”的特点，需要在全社会拓宽心理健康知识的普及度，加大心理健康教育的宣传力度，减轻大众的传统思想包袱，提高自觉维护心理健康、主动寻求心理帮助的意识。

总体而言，由于家庭治疗方式引进入中国的时间还很短，家庭又具有其它任何社会组织所无法替代的功能，因而家庭治疗者的自身定位、诊治方式以及家庭治疗功能如何发挥等问题，都仍需要在理论与实践方面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1]黄慧.结构式家庭治疗理论评述[J].理论月刊,2006,3.

[2]王跃生.当代中国家庭结构变动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6,1.

[3]PatriciaMinuchin.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s:Implications for Attachment Theory andFamily Therapy [J].Family Process,2002,41(3).

[4]JoyceL.C.Ma.Treatment expectations and treatment experience of Chinese familiestowards family therapy: appraisal of a common belief [J].Journal of FamilyTherapy,2000,20:296~307.

[5]陈一心.对人格互动、家庭规则与系统式家庭治疗的思考[J].健康心理学杂志,2002,10(3).

[6]C.ChristianBeels,M.D.,M.S.Notes for a Cultural History of Family Therapy[J].FamilyProcess,2002,41(1).

[7]江光荣.心理咨询的理论与实务[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篇9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日本和韩国经验 启示

“无形文化遗产”这个概念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日本。在日本1950年颁布的《文化财保护法》中，人们首次看到“无形文化财”这一全新概念。无形文化遗产，又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3年颁布的《保护无形文化遗产公约》中指出：“所谓无形文化遗产，是指那些被各地人民群众或某些个人视为其文化财富重要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活动、讲述艺术、表演艺术、生产生活经验、各种手工艺能以及在讲述、表演、实施这些技艺与技能的过程中所使用的各种工具、实物、制成品及相关场所。[1]在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科学地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现代化国家张扬民族精神，独立自主可持续发展的必然文化诉求。

1.借鉴日本和韩国文化遗产保护经验的可行性分析

中国是个具有5000多年文明史、拥有56个民族的文明古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最丰富多彩的文化大国之一。但我国的民族民间文化遗产曾经遭到重大破坏，现在又随着全球化发展的冲击和现代媒体的冲击，许多传统戏曲、音乐、口头文学也已处于人亡艺绝的边缘。[2]日本和韩国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国，但是在其保护上均有较为成熟的做法，堪称亚洲诸国的楷模。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无形文化财”这一新理念的提出扩大了人类文化遗产保护范围，受到了包括联合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及国际组织的关注。韩国在无形文化遗产保护方面与日本一道，尤其是对其传承人的高度关注，一直走在世界前列，而1976年美国第九十届国会通过的《民俗保护法案》，从内容上看也颇受韩国和日本的影响。[3]此外，亚太范围内，我国与日本和韩国的文化有一定相近度，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可以从这两国寻找出一些超前理念和经验。

2.日本和韩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可供借鉴的经验

日本韩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方面具有代表性，日本1950年颁布了《文化财产保护法》，明令规定不仅由国家保护有形文化遗产，还强调由国家保护无形文化艺术遗产。[3]1960年，在一大批民俗文化学者的倡导和参与下，韩国政府颁布了《无形文化财保护法》，经过40年的上下推动，韩国的民族民间文化得到全面保护和振兴，很大一批民俗艺术被国家认定为“重要无形文化财”，并得以传承，许多民俗艺术在国内外广泛展演，赢得普遍赞誉。其次，日本韩国高度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在日本《文化财保护法》中，政府将艺能表演艺术家和工艺美术家的认定提到了一个相当高的地位；而韩国在自己的《文化才保护法》的24条规定：“国家为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而保护和培养重要无形文化财”。[2]这些法律规定显示出他们对传承人的高度认可和关注。此外，政府还采取了对传承人提供有力资金保障等措施。

3.日本和韩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给我们带来的启示

3.1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立法先行

我国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只有1982年出台的《文物保护法》，但很少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范畴，这导致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存在很多法律空白点。鉴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必须将其保护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一方面要利用现行的知识产权制度，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知识产权制度相结合方面做出相应的突破；另一方面应积极寻求知识产权制度以外诸如人权保护、文物保护、自然与文化遗产保护、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民间美术作品保护等多种法律手段进行保护。

3.2对民间艺人的重视和对传承人才的挖掘和保护，重中之重

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录着我们民族的文化基因，承载着民族的历史记忆，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则是其活性载体，非物质文化遗产依附于传承人而存在。要重视民间艺人的社会地位，为民间艺人建立档案卡，对他们的姓名、年龄、家庭住址、艺术特长、艺术成果及传承情况等进行登记造册。对列入国家级、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传承人，可采取职称评定、授予荣誉称号、颁发艺术津贴和资助建立个人工作室等方式，鼓励和支持传承人的传承活动。那些手工艺术、表演艺术也可以放在手工艺术坊里，展示给观众看，同时也会把这些艺术带到各级学校，让学生们感受其魅力，接受熏陶，从而达到更好地传承与保护；此外，可以成立基金会以保障传承人的资金来源。

3.3以旅游开发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和保护

非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两者并不对立，保护与开发是相辅相成的，要正确处理好两者的关系，保护是为了更好的利用，而科学的开发带来的效益是促使资源得以更好的保护。

所以我们应该学习上述韩国在这一方面的经验，如我国黄山市祁门县很好的利用了这一做法。该市借助乡村旅游的发展，3年来已使30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经整理和开发后“复活”，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复活”后，又成为乡村旅游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乡村旅游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再如，青藏沿线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多数传承者和拥有者因开展旅游增加了自身收入，改善了生活，甚至脱贫致富，使他们感受到自身文化的经济价值，促使他们提高保护自身文化的自觉性，加入到保护非文化遗产的行列。[4]

总之，要想从根本上保护好这笔财富并使之传诸后世，我们不能“闭关锁国”,而应该借助外力，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先进国那里取些“真经”，结合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况，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路。

参考文献：

[1]顾军,苑利.文化遗产报告[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2]胡长书,张侃.中国世界遗产 [M].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5

篇10

关键词：职业生涯辅导；经验借鉴；本土化选择

一、国外职业生涯辅导理论的发展

国外生涯辅导理论是伴随着西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而诞生、发展和成熟。具体来讲，不同阶段职业生涯发展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帕森斯的特质因素理论

特质因素论是职业指导之父帕森斯所提出，当时美国的社会背景主要是工业革命后人口迅速膨胀，为解决大量农业人口和外来移民的就业问题，他提出应该以教育促进就业。他认为，个人首先应该了解自己，然后才能了解职业，个人职业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特质与特定职业之间的要求是否相匹配。该理论的主要观点有：1、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能力模式和人格特质；2、每个人都有选择与自己相适应职业的机会；3、以个人特质和职业要求的互相配合为职业指导最终目标。

可以发现，特质因素论强调职业选择过程中要重视个人特质和职业要求的匹配度。但是该理论成立的前提是个人和工作的性质必须固定不变，显然忽视了人能力的多样性和发展性，该理论无疑存在一定缺陷。

（二）威廉姆逊匹配理论

1939 年威廉姆逊创办了“明尼苏达辅导学派”，他将职业指导分为六步：分析、整理、诊断、预测、咨询和追踪，并提出了直接建议、说服和解释三种指导咨询方法。实际上，威廉姆逊理论是对帕森斯特质因素论的进一步发展，并总结了职业咨询的过程与模式。威廉姆逊匹配理论在20世纪较为盛行，尤其使用测验工具对大学生进行测查在当前高校的职业生涯辅导中仍然适用。

（三）罗杰斯的人本主义理论

1942年，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罗杰斯提出了以当事人为中心的方法，他提倡采取非指导性的技术路线，即采取不主动、不判断、不指导的“三不原则”进行职业生涯辅导。该理论产生的一个重要背景就是社会和经济的变迁使得职业指导由职业资料分析转移到重视个人特质上来，即改变原来教导式的职业指导方式，更加注重人性化的、强调发挥被指导者作用的职业辅导。该理论使职业指导更加向人性化方向发展，这也提醒我们在职业生涯辅导过程中应注重学生的自身体验，以学生为本，将学生的长远发展与短期行为全面融合。

（四）舒伯的生涯发展理论

20世纪四五十年代，职业指导发生了两个重大变化，一是概念的转变，职业生涯（career）的概念开始慢慢取代职业（vocation）的概念；二是职业指导由静态、一次性完成转向发展、多次完成的职业选择，引起这种变革的就是舒伯。他将职业生涯发展看作是从童年时代开始，伴随人终身的一个持续渐进的过程，同时提出了自我概念 （self-concept）作为其理论的核心概念。他将职业生涯划分为成长期、探索期、建立期、维持期以及衰退期五个阶段，每个阶段都会担当一个或多个角色，而每一种生活角色的强度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相应的变化。

舒伯的生涯发展理论之所以能够得到各国学者的支持，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综合了发展心理学、自我心理学和有关职业行为发展方向的长期研究成果，建构了一套完整的生涯发展理论，是最具整合色彩的生涯辅导理论。舒伯的生涯发展理论在职业辅导理论史上是一个分水岭，标志生涯辅导正式代替了职业辅导。

二、国外大学生职业生涯辅导的经验

（一）建有机构设置完善、职能分工明确的生涯辅导运作体系

为了更好地为学生进行职业生涯规划辅导，国外高校一般都设有为学生提供专门服务和管理的就业指导机构，例如密歇根大学全校共设有12个专门的办公室，每个办公室根据不同分工进行独特的任务与功能，如就业服务办公室负责主办各种招聘会和面试；在德国已有100多所高校都设置了学生职业生涯服务机构，全方位为学生提供有关学习、就业、实习等方面的信息。同时，就业指导人员内部分工明确，每个岗位责任到人，各司其职。例如职业生涯探索顾问主要负责帮助大学生制定适合自己的生涯规划，指导学生根据专业学习和个人兴趣确定未来职业定向；专职辅导师主要负责学生的职业指导、学业指导和生活辅导等等。

（二）拥有一支专兼结合、职业化和专业化程度高的师资队伍

与我国部分高校不同，国外职业生涯辅导教师普遍具有职业化、专业化、高素质的特点，教师一般具有心理学或教育学背景，且所有辅导人员上岗之前必须参加统一组织的考试，获取职业咨询资格证书。另外，职业生涯辅导咨询人员还必须具有一定的行业背景，例如职业规划和职业咨询师，一般必须具有在不同行业的实际工作经验3-5年以上。职业咨询师在学习过程别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例如德国曼海姆的联邦劳动局高等学院，学制为 3年，其中18个月理论学习，另外18个月里有10周的时间进行专业训练，剩余时间进行职业咨询方面的实际操作工作。同时，学校有严格的考评、考核制度，专职老师指导的学生的就业率必须达到学校的规定才能合格。

（三）突出高校、政府、社会三者密切协作的职业生涯辅导体系

国外大学生职业生涯辅导体系之所以如此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府的支持和各类专业协会的积极参与。纵观国外高校职业生涯辅导体系，高校处于体系的核心地位，通过设立职业生涯辅导中心开展各项日常事务，在职业生涯辅导过程中处于主导作用。联邦政府主要通过颁布各种法律法规以及制定促进大学生就业的宏观政策，为大学生职业生涯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另外，政府通过组织就业调查，及时就业岗位信息，为大学生和用人单位提供信息。作为职业生涯辅导体系中第三方的各类专业协会主要起着桥梁和纽带作用，它们通过资源共享，成为沟通高校和用人单位的重要平台。例如密歇根州立大学与417个社区非赢利性组织、健康保健机构等建立合作关系，为学生提供志愿服务实践机会，并与上千家企业和机构长期保持合作伙伴关系，为学生提供大量的实习机会等等。

（四）职业生涯辅导网络平台资源丰富、信息完备

构建一个资源丰富、数据共享、功能强大的职业生涯辅导网络平台是国外大学生职业生涯辅导体系中的另一重要特色。学生可以随时通过网络预约教师，或将自己的履历表等资料上传给职业咨询教师。同时，学生还可以获得最新的校内外招聘信息、实习信息等大量与职业发展相关的资料。例如康奈尔大学建立的CCNet网络平台可以有效促进在校学生、校友、以及未来雇主三者之间的交流和联系；SIGI3互动辅导系统则可以帮助学生方便进行权威的职业生涯测评，为进开展职业生涯咨询活动奠定了强有力的基础。此外，国外高校之间还致力于打造一个基于大数据的网络平台，以此通过校友资源来帮助在校大学生拓展人脉，获得更多的就业信息和就业机会。

三、我国大学生职业生涯辅导的本土化选择

（一）建立完善的职业生涯辅导体系，变职业辅导机构单兵作战为团队攻坚

就目前来看，我们很多高校就业指导部门事务性工作太多，开展职业生涯规划、职业咨询等相关本职工作很难真正落实。职业生涯辅导是一项复杂的持续过程，具有不可逆性，仅一个就业指导机构单兵作战很难将各项就业指导工作落到实处。从国外高校的经验中可以发现，他们会根据工作性质和范围成立相应的部门进行职业生涯辅导工作。所以，学校应加快建立以政策咨询、职业方向咨询、就业途径咨询等为内容的咨询机构， 通过个性化的职业辅导，满足学生职业发展的需要。同时，不断加强与学校相关部门、兄弟学校之间的配合协作，充分利用各种社会资源，将就业指导工作发挥效用、落到实处。

（二）构建一支高水平、专业化的师资队伍

拥有一支高素质、高水平的师资队伍是提高就业指导工作质量和效果的重要提前。目前，我国部分高校就业指导队伍存在层次参差不齐、专业化水平不高、师资培训投入不足等问题，已成为制约工作发展的瓶颈之一。上述问题要想取得突破性发展，高校首先应提高对师资问题重要性的认识，加强对职业辅导人员的技能培训，使他们掌握职业生涯规划的知识和程序，提高专业化水平，增强就业辅导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另外，加大引进力度，提高师资队伍水平。例如学校可引进心理学专业或者从事职业研究的相关人员，或者尝试聘请在就业指导工作方面有所专长的兼职人员充实到就业指导队伍当中来，努力建成一支专业素质过硬、业务水平较高、服务意识较强的就业指导师资队伍。同时，加快建立完善的师资选聘和考核机制，鼓励和资助就业指导专职人员参加职业指导、职业生涯规划等方面的资格认证考试，并考取相关证书。

（三）多管齐下，充分调动社会多方力量参与大学生就业指导

就业指导指导过程中，必须充分调动政府、学校、社会组织等多方力量，形成多层次多维度的职业生涯辅导体系。政府应更多发挥宏观层面的作用，制定完善的政策法律法规，主动为高校和学生提供必要的市场信息和就业指导，同时注重建立毕业生就业状况的统计监测预警系统和对就业市场的预测系统，为制定各种就业政策提供依据。此外，加快社会中介组织机构建设，例如在美国，这类就业服务机构主要代表是行业协会组织，主要包括私人基金会、大学院校协会、自愿性认证协会、自愿性联盟及地区性协议组织五种形式。高校也应注重加强与企业等组织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关系，充分利用各种资源，拓宽学生实习渠道，使学生真正在实践锻炼中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之路。

（四）充分利用大数据建设的契机，构建信息化网络平台

职业生涯辅导工作的内容包罗万象，既有就业政策宣传和解读等宏观方面的工作，还有课程建设、课程设计、举办各种招聘会等中观方面的事情。高校如果要真正将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可以充分利用当前大数据建设的良好契机，构建资源丰富、数据共享的信息化网络平台，为职业生涯辅导工作提供新的发展空间。学校可以利用网络平台，将优质的教育教学资源进行共享，开展各种宣传和教育工作；开发或购买相关心理测评软件，帮助学生进行职业兴趣测评；及时和更新招聘和实习信息，让学生快速了解到用人单位人才需求动态；积极搭建各种网络平台，促使校友、在校学生和社会组织等方面的沟通交流，拓展人脉资源、赢得求职先机。

参考文献

[1]张兴瑜.对国外生涯辅导理论的评述与启示[J].高等职业教育--天津职业大学学报，2009，（8）：90-93.

[2]William Bingham. Donald Super： A Personal View of the Man and His Work[J].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Educational & Vocational Guidance，2001，1（1）：21-29.

[3]沈蓓绯.美国大学生职业生涯辅导体系[J].教育发展研究，2009.

[4]宋晓东.美国大学生职业生涯辅导体系及其对我国的启示[D].上海师范大学，2011.

[5]阿尔巴赫等著.21 世纪美国高等教育——社会、政治、经济的挑战[M].陈舜芬等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241-242.

[6]李想.德国高校如何进行大学生职业生涯辅导[J].中国大学生就业，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