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的定义十篇

计划经济的定义篇1

[关键词]计划　市场　经济手段　经济体制

经济发展是人民福祉所系。然而，要实现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历经重商主义、重农主义的探索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说为重要基础，逐步走上市场经济道路。20世纪，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则走上计划经济道路。中国在推进经济改革的过程中，不断深化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认识。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问题。1992年，在中国深化改革的重要关口，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强调：“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个思想为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开辟了道路。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于激发活力，抵御危机，促进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优势。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初见成效之际，我们需要重温邓小平同志关于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思想，进一步处理好计划与市场的关系。

一、要警惕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抬头

2008年9月，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这场危机使人们进一步认清，要想实现经济发展，单靠市场的经济手段是不够的。中国采取“一揽子计划”等宏观调控措施，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效。然而，伴随着宏观调控政策成效的显现，国内某些领域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又有所抬头，那么，如何看待中国成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秘诀，是否就可以完全归功于“计划”呢?又如何看待中国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对计划这个经济手段的运用，是否就可以偏离“市场”这个改革的基本方向呢?

1、中国成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离不开十多年来在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所进行的扎实工作

1993年11月14日，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框架。2003年10月14日，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又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前，中国已经花了15年时间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取得了较好的发展成效。

当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波及国内时，党和政府之所以能够运筹帷幄，沉着应付，并很快推出4万亿元的“一揽子计划”，主要得益于国民经济长期较快发展形成的“底气”。同时，中国企业已经多年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历练本领，或调整转型，或升级改造，其中不少企业转“危”为“机”，表现出了一定的自主创新能力。农业和农村经济得以稳定增长，特别是粮食、蔬菜及肉蛋奶等生产能力不断提高，成为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减震器”。在“外需”遭遇严重滑坡的不利条件下，国内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与日益扩大的“内需”对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这些都离不开中国十多年来在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所进行的扎实工作。

2、中国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加强计划经济手段，不等于走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老路，两者具有本质区别

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中国及时果断调整宏观经济政策，通过全面实施“一揽子计划”，大规模增加政府投资，完成了4万亿元的两年投资计划。实践表明，在短期内加强计划这个经济手段，对于扩大内需和“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起到了关键作用。对此，有人片面地认为关键时刻还得靠计划经济手段，甚至呼吁只有计划经济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而事实上，中国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加强计划这个经济手段，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坚实基础之上的，主要目标是稳定市场信心，扩大市场需求，绝不是走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老路，两者具有本质区别。从总体上，“一揽子计划”是通过市场机制、经济手段和指导功能发挥积极作用的，并不是传统指令式的计划经济。

我们看到，虽然中国比较成功地实现了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并取得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功，但是某些领域、不同程度上的计划经济思维模式依然存在，与解放思想、深化改革的要求不相适应。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这一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某些传统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有所抬头，将计划和市场两个经济手段对立起来，将注意力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大方向上偏离开来，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反对改革开放的错误思潮。

3、只有始终重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中国才能巩固和发展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取得的成效

经过艰苦努力，中国经济呈现回升向好的喜人态势。然而，整个世界经济复苏的路途还比较艰险，金融领域风险还依然存在。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在国际经济大环境下，中国不断巩固和发展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成效的任务还很艰巨。2010年，中国提出要继续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着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在“好”字当头的前提下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左右。有人称中国进入“后危机时代”。无论这个说法是否科学，我们都应对一个问题引起重视，也就是说，在采取“一揽子计划”等措施成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之后，中国下一步又将如何继续地推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显然，大规模投资计划不可能一劳永逸，计划经济手段也不可能“一招通吃”，只有继续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国才能解决发展的深层次矛盾。

历经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我们痛定思痛，进一步认清中国经济的根本出路在于转变发展方式，加快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而要推进发展方式转变，各级政府首先要在转变自身职能上下功夫，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克服对微观经济干预过多、对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重视不够的问题，努力为各类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的发展环境。与此同时，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尤其抓住关键的一条，就是要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要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切实解决高能耗、高污染、低水平、低效益、过度投资、重复建设、产能过剩等问题；不断打破一些行业垄断，鼓励多种所有制经济公平竞争，共同发展；引导企业抢抓机遇，自主创新，提高国际竞争能力。

二、计划与市场两个经济手段都要硬

实际上，邓小平同志明确强调“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主要在于强调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完全可以运用市场的经济手段发展自己。经过十多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市场的经济手段可谓已经深入人心。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特定条件下，人们对计划的经济手段又重新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一方面，我们要警惕传统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重新抬头，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方向；另一方面，我们要在新的时期深入思考邓小平同志关于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思想，不要因为长期搞市场经济而丢掉计划这个经济手段，使计划与市场两个经济手段都能得到正确运用。

1、搞市场经济不能忘掉计划也是经济手段

中国既然已经走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为什么还要继续重视“计划”这个经济手段呢?这是由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的。邓小平同志关于计划和市场两个经济手段的论述，是紧密结合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的论述展开的。从理论上，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论述主要阐述了两个问题：一是“市场”这个经济手段可以为我所用。作为经济手段，并不关乎社会主义的本质，只要有利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就可以大胆吸收和借鉴。二是“市场”这个经济手段不能包治百病。尤其在避免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问题上，需要靠社会主义制度。邓小平同志说：“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发展。”这显然不是“市场”的经济手段，而是“计划”的经济手段。邓小平同志虽然没有明确强调市场经济条件下计划这个经济手段的运用问题，但是其紧密结合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的论述，揭示了计划和市场两个经济手段的互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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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表明，正确运用计划这个经济手段，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题中之义。即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在借鉴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的经济手段，弥补市场经济的缺陷。邓小平同志讲的“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指的就是这一点。当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于某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既要发挥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和激发经济活力方面的基础性重要作用，也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更加不能忘掉计划也是经济手段，注意加强宏观调控，化解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促进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2、运用计划手段不能陷入传统计划经济思维定式

任何一种经济手段的运用，都是与特定的经济体制及社会制度相适应的。通过改革，中国已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转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计划这个经济手段的运用，就不能再局限于传统计划经济思维定式。正如前文所强调的，中国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加强计划这个经济手段，虽然同为“计划”这个名词，但是不等于走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老路，也不能够走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老路。因为，中国传统的自上而下计划经济体系及其制度已经不复存在，替代它的是国家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市场体系以及现代企业制度等。只有通过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战略性规划、指导性计划等形式实施计划，国家计划意图才能得到实现。作为经济手段，计划的方式方法要服从于和服务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

那么，传统计划经济思维定式有什么危害呢?主要是，将计划经济僵化地视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应主要采取计划经济的方式，而计划也主要采取自上而下指令式计划的方式。按照这样的思维定式，公有制经济成分越大越好，政府对经济的管理越多越好，完全背离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邓小平同志之所以强调“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就是要破除传统计划经济思维定式，促进思想解放。然而，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尽完善，政府职能的转变还没有完全到位，传统计划经济思维定式、思维模式的影响还依然不容忽视。特别是，有的地方在经济工作方面，认为计划的经济手段用起来得心应手，市场机制的新办法反而不会用。这在一定程度上为计划经济思维留下“生存”空间。只有继续深化改革才能彻底破除传统计划经济思维定式。

3、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多种经济手段

在现代社会，一个国家对不同经济手段的运用，或交替运用不同经济手段，或组合运用各种经济手段，往往表现出高度的灵活性与技巧性。实际上，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对于计划这个经济手段的运用，也不限于应对经济萧条或金融危机，平时也采取各种计划对经济增长施加影响。同样，市场经济也是多样，化市场手段的统称，国家之间很少见完全相同的市场经济模式。邓小平同志明确强调“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极大地开阔了中国选择经济发展手段的思路，一方面冲破了单一计划经济手段的局限性，另一方面也打破了照搬照抄西方市场经济体制的局限性。各种经济手段相互之间不是对立的关系，某种具体经济手段与社会制度之间更没有必然联系。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综合运用多种经济手段，从而解决每个时期经济发展所面临的不同具体问题。

中国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心是坚定的，不会因为各种思潮的影响而放弃改革开放的大方向。只有熟悉和驾御国际市场规则，才能更好地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对市场这个经济手段的运用，特别是国际金融市场、知识产权战略和高技术壁垒等方面，我们还有很多需要学习。对于市场这个经济手段，任何时候都不能自我满足。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也是坚定的，也不会因为各种思潮的影响而丢掉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其中，国家计划、宏观调控和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推进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对于计划这个经济手段，任何时候也不能自暴自弃。因此，只要适合推进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计划和市场两个经济手段都要硬。

三、统筹运用各种经济手段为民谋利益

邓小平同志关于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思想，以及中国成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实践还带给我们一些深层次的启示。那就是，从社会制度的层面来看，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区别，不在于具体选择哪一种经济手段，而在于运用这些经济手段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谋利益。

1、以人为本是计划与市场两种经济手段统筹运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坚持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对计划与市场两种经济手段统筹运用，也要以此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过去，中国实行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经济发展活力严重不足，人民生活贫穷落后。邓小平同志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最早喊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最早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明确强调“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中国也可以搞好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有利于实现人民的利益。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中国及时果断实施宏大的投资计划，不断扩大内需，切实保障民生，使人民稳定了信心。没有以人为本的经济决策，就不会赢得

比黄金还重要的信心。历史再次启迪我们，再精明的经济政策设计，只要偏离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就会使经济陷入危机，只有把经济手段与人民利益捆绑在一起，发展相信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才能在发展的道路上取得喜人的成绩。

2、只有不断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才能为统筹运用计划与市场两种经济手段提供坚实的体制与机制基础

无论计划还是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才是经济目标。为了实现这样的经济发展目标，关键在于建立健全有利于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促进城乡发展的协调、区域发展的协调、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协调、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协调以及人与自然的协调。只有不断深化城乡经济体制改革，破除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才能为计划与市场等不同经济手段的统筹运用提供坚实的基础。否则，在不合理的体制机制基础上运用计划与市场等经济手段，只能是市场化程度越深，城乡、区域发展的两极分化问题就越严重，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条腿长、一条腿短”问题就越突出；国家计划的力度越大，部门利益、行业垄断、地方保护等就越明显，各级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步子就越迟缓。因此，要锁定科学发展大目标，坚定体制改革大方向，通过不断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从根本上提高经济手段的实施效果。

3、要善于统筹和结合，灵活运用计划与市场等不同经济手段

从具体的经济政策层面，我们也要加深对邓小平同志关于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思想的理解。由于受传统思想观念的束缚，在实际经济活动中，人们经常把计划和市场两种经济手段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看待。对于计划与市场等不同经济手段之间的联系，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国际金融危机以及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实践说明，计划与市场等不同经济手段之间并没有截然清晰的边界。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有时取决于对不同阶层或群体利益的权衡。在金融危机条件下，某些西方国家对市场的干预政策，一方面受到工薪阶层的普遍欢迎，另一方面却遭到某些金融巨头以维护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为由的抵制。中国政府的大规模投资计划，对某些民营资本投资也产生一定程度的挤出效应。只有善于统筹和结合，才能找到实施不同经济政策的最佳契机。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应进一步吸取西方国家金融危机的教训，使经济手段的运用更加公平公正。

[参考文献]

计划经济的定义篇2

 

[论文摘要]20世纪50年代建立起的计划经济体制在一定时期内对维护国家政权、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同时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它也日益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弊端,并最终消亡。本文将试图围绕计划经济体制在中国产生的原因、演变过程以及对它的作用做一点有益的分析。 

 

 

一、计划经济体制在中国产生的原因 

 

其实,计划经济思想在中国的产生是很早的,最早提出“新民主主义的计划经济”思想的是张闻天。1948年9月15日,他在《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中指出:“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特点,正是在于它能以明确的经济计划去适当地布置我们的人力和物力,去动员千百万人民为这一计划的实现而奋斗”。经毛泽东、刘少奇等人对《提纲》进行修改后,最终写进了1949年的《共同纲领》中。它规定,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体制,是实行计划管理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指令性计划与指导性计划相结合,计划管理以市场为基础的管理体制,国家将在一定范围内对国民经济实施直接计划管理和间接计划管理。 

 

二、计划经济演变的过程 

 

第一、建立和调整时期(1949-1976) 

(一)建立时期(1949-1957) 

从新中国建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完成,这是我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时期。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完成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中,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用了短短7、8年的时间,就初步建立起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二)调整时期(1957-1976) 

八大后,党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对经济体制的改革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提出了许多正确的主张;但随着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党内“左”倾思想严重,探索一度出现不少失误。这一时期,主要经历了三次大调整: 

①1958年,进行以管理权限下放为中心内容的全面体制改革。体制建立后不久,中央很快就发现了中央和地方以及国家和企业的关系紧张的问题,并对其进行了改革。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最早阐明了此问题;1957年8月,国家经委提出了《关于改进计划工作制度的初步意见》,提出了对集中过多和控制过严的计划工作制度的改进意见;1958年8月,中央又发出了《关于改进计划管理制度的决定》,指出,实行在中央集中领导下,以地区综合平衡为基础的、专业部门和地区相结合的计划管理制度;在中央和地方的计划权限划分上,扩大地方计划权限。此后,开始了以扩大地方权限为中心的体制改革。 

②1961年,进行以加强集中统一为中心的改革。这次改革是针对在“大跃进”改革中出现的偏差进行的调整。1959年,毛泽东就针对“地方权力下放过多,没有搞好综合平衡”的问题,强调要“统一领导,中央集权”。一段时间里,这些正确的意见没有得到正确贯彻执行,直到1961年,中央正式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才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做出了《关于调整管理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并对经济管理体制做了相应的调整。 

③文革时期,开始第三次改革。三年调整后,国民经济发展进入正常发展阶段。从1966年开始,进入第三个五年计划,由于不久爆发文革,此时出现了集中过多的问题,于是中央又提出了下放管理权限的问题。改革先从下放企业开始。1969年,中央决定将鞍山钢铁公司下放给辽宁省,此后,又将包括很多大中型骨干企业在内的央属企事业单位下放给地方管理。同时,在计划体制上实行“块块为主,条块结合”的制度。 

第二、改革时期(19781992) 

①从1978-1984年9月,初步改革阶段。 

首先在1978年7-9月国务院召开会议最早提出经济体制改革中计划与市场关系。如孙冶方重提“价值规律”,李先念提出要善于用经济管理经济,贯彻多劳多得和等价交换的原则等。 

然后在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转移全党工作重点的同时,提出必须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强调指出,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 

②从1984年10月-1988年底,逐步成熟阶段。 

首先在1984年10月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党中央作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比较系统地提出和阐明了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它首次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论断,提出改变主要依靠行政手段进行计划管理的状况,充分运用经济杠杆和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并且还规定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性质和基本任务以及原则、措施等。从此我国开始了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阶段。然后在1987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三大上,又提出了建立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即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运行机制,从而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思想进一步深化了。 

③从1989年到1991年底,争论和反复阶段。 

这一阶段处于激烈的社会变革中,先是物价改革的“闯关”失败,导致物价大幅度上涨,由此引发了居民的抢购商品风潮,此后中央作出了治理整顿的方针;紧接着出现了1989年的政治风波,社会主义的生存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这些新情况,为一些不主张经济体制改革的人提供了借口,将这些事情的发生原因归罪于市场化改革,因此,批判市场经济的调子一时甚嚣尘上。在此关键时刻,又是政府出来为体制改革定了基调。 

1990年12月24日,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召开前夕,邓小平同中央负责同志讲话指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计划和市场都得要。”这有力地批驳了反对市场化改革的错误论调。 

④从1992年1月到10月党的十四大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计划经济体制逐步退出历史舞台阶段。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作出决议第一次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至此,计划经济体制从我国的历史舞台上逐渐退出。此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入了逐步完善和成熟的时期。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目标具体化、系统化,阐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是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纲领。从1993年至1996年的宏观经济调控及其成功“软着陆”,进一步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走向完善。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7项主要任务,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确定了下一步的走向。 

综上所述,从计划经济体制在我国的演变过程,可以看出,它作为一种体制,其存在有其深刻的原因,随着社会的发展,其消亡也是必然的。对其的评价,既不能全面肯定,也不能全盘否定,而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而要按照唯物主义的原则,辩证地分析之。我们要善于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从而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保证我国地经济健康、稳定、有序地发展。 

 

计划经济的定义篇3

 

计划与市场同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的重大问题。计划与计划经济,市场与市场经济既有密切的联系,也有明显的区别。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我们都有必要把计划和计划经济,市场和市场经济区分开来,模糊二者的界线,甚至将二者等同起来是不妥当的。计划和市场是可以而且应该相结合,而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则不能相结合。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解放思想,必须把握和处理好计划与计划经济,市场与市场经济,计划与市场以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四个关系。只有把握和处理好四个关系才能卓有成效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避免出现不必要的失误和偏差。

 

一、 计划和计划经济可以兼容,但计划不等于计划经济

 

计划和计划经济是可以兼容的,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甚至可以说计划和计划经济具有内在的必然联系,因为计划经济离不开计划手段,没有计划也就谈不上什么计划经济。但计划不等于计划经济。计划和计划经济的实质、内容和产生存在的时间都是有差别的。计划和计划经济并非同时产生,也不一定非得同时存在。计划比计划经济的产生在时间上要早得多。一般说来,人类一开始从事经济活动的时候就有计划。因为人们的经济活动是逐利性的有目的的活动,因而必然是有意识有计划的活动。没有计划或计划性,要达到预定的目标,取得预定的成效则是相当困难的。在整个人类经济活动过程当中,都有计划,而计划经济并非存在于整个人类经济活动过程当中,只有社会主义国家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时才有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在建立初期,在生产力水平低,经济结构简单、科技水平不高、社会经济利益关系相对单纯的情况下,确实有利于迅速、有效地集中全国的经济力量,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比较迅速地建立起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初步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但是,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展开,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这一体制所固有的弊端也明显地暴露出来。它的主要弊端就是政企职责不分,条块分割,国家对企业统得过多过死,权力过于集中,忽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的作用,分配中平均主义严重。这就造成了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大家都吃社会主义的“大锅饭”局面,严重压抑了企业和广大职工群众生产经营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本来应该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实践证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对建国初期的国民经济建设曾起过积极的作用,功不可没。但存在的问题和弊端也严重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二、 市场和市场经济可以兼容,但市场不等于市场经济

 

市场和市场经济是可以兼容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甚至可以说市场和市场经济具有内在的必然联系,因为市场经济离不开市场,离开市场就没有市场经济。但市场不等于市场经济。市场和市场经济的实质、内容以及产生存在的时间都是有差别的。市场和市场经济并非同时产生,也不一定非得同时存在。市场比市场经济的产生在时间上要早得多。市场和商品、商品经济是差不多同时产生的,没有市场存在就没有商品经济的存在,离开了市场,商品经济就无法运行。市场和商品、商品经济确实具有内在的必然联系。市场经济则是和资本主义制度差不多同时产生的,是商品经济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居于统治地位,是发达的商品经济。尽管商品经济在原始社会末期,奴隶社会初期就产生了,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在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中居于统治地位的是自然经济,而不是商品经济。所以不存在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基础性手段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迄今为止已被世界各国的实践证明了的效率最高的经济运行方式,具有无穷的活力。市场经济之所以具有无穷的活力,带来高效率,是因为市场经济的逐利性、竞争性、开放性和平等互利性,能够使资源得到优化配置,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经济资源的作用,最有效地防止资源的浪费,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并最大限度地刺激和调动生产经营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带来人们经济活动的高效率。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曾出现过多种经济活动方式,如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以交换为目的的开放的商品经济,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以及发展了的近现代的以市场机制作为资源配置基础的市场经济等。在所有这些经济活动方式中,市场经济是效率最高的经济运行方式。对市场经济运行方式所带来的高效率,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这一部伟大著作中,曾给予了热情的赞扬,他们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1〕“它第一次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它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1〕马克思、恩格斯曾给予热情赞扬的奇迹,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国必将得到更充分的体现。事实也是如此,在短短30年的改革开放中,经济体制改革以市场取向,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并最终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得我国的经济空前活跃,充满生机,创造的社会生产力无疑是巨大的,取得的成效令世人瞩目,令国人振憾。

 

三、 计划与市场都是经济调节手段,并行不悖

 

计划和市场并非同时产生。一般说来,人们一开始从事经济活动就或多或少就有计划或计划性,但人们从事经济活动,通过市场则是商品经济产生以后的事。然而市场产生后并不排斥计划,而是和计划一起调节人们的经济活动。计划与市场都是人们经济活动的具体方法和手段。既然二者都是发展经济的手段,那么计划与市场就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兼容互补的。计划和市场通过取长补短,实现优势互补产生更好的结合效益。计划和市场作为调节经济的两种手段,它们对经济活动的调节各有自己的优势和长处,也有自身的不足和缺陷。在社会化大生产和存在着复杂经济关系的条件下,市场调节对促进经济发展具有更强的适应性、更显著的优势和较高的效率。但计划调节不能有效解决效率和激励问题,市场调节的自发性、盲目性会引发恶性竞争、短期行为、道德缺失等。邓小平指出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调节手段,〔2〕也充分说明了计划和市场作为经济调节手段可以结合,同时存在,并行不悖。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决不是说不要社会主义的计划,而是反复强调计划与市场相结合。〔3〕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是关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大问题,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解决得好,对经济的发展就很有利,解决不好,就会糟。计划和市场作为经济调节手段同时并存合乎经济运行规律,能够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无论是公有制经济还是私有制经济,社会主义经济还是资本主义经济,都可以充分利用计划和市场两种经济调节手段来确保经济活动的高效运行。

 

四、 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都是经济体制,难以兼容

 

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作为经济运行方式,经济资源配置的基本方式,也就是经济体制,是不能兼容的。实行公有制是计划经济有效运行的关键,实行多种所有制是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关键。实行计划经济的情况下公有制和私有制是根本对立的,是不可以相容的。但在实行市场经济的情况下公有制和私有制不是根本对立的,而是可以相容的。通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实践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探索,我们已经突破了把公有制和私有制根本对立起来的观念,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是属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经济制度本质属性的观念,认为它们都是经济运行方式,属于经济体制,不存在姓“资”姓“社”的问题。但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并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经济体制的不可兼容性。因此市场经济始终未能彻底摆脱计划经济的干预和困扰。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只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不是计划经济体制,那么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就必须按照市场经济而不是计划经济的要求来运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发展市场经济与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有机结合起来,既可以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又可以充分利用市场经济对发展生产力的作用。但在实践中如果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两种体制同时运行,则必然阻碍甚至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的正常发展,甚至于把本来不是市场经济带来的弊端硬是强加于市场经济。如经济生活中存在的坑、蒙、拐、骗等不道德行为,权力经商,以权谋私的行为等,本来是与市场经济没有必然的联系的。因为,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也是道德经济,绝不是骗子对骗子的经济,“要发财,靠胡来”。诚实劳动,合法经营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在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中“红顶商人”,坑、蒙、拐、骗等不诚信行为是难以容身,无法存在的。把经济生活中存在的本来不属于市场经济的问题硬是强加于市场经济,这是对市场经济的偏见。而在计划经济体制中,对经济生活的行政干预和权力的滥用则使以上行为大行其道,欲罢不能。从这个角度看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也就是计划经济体制彻底退出经济运行领域的过程,是限制和减少行政权力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干预社会经济活动的过程,是政企职责分开的过程,是减少腐败,提高社会主义经济道德的过程。

 

五、 结语

 

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这段话的精神实质,我认为一是揭示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不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二是从新的功能的角度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这是十分正确的、创造性的科学思想观点。但并没有明确计划与计划经济,市场与市场经济,计划与市场以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作出如下结论:第一,计划和市场是经济手段,是方法,而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经济运行方式,是体制。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中,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经济调节手段必须区分开来。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方式,而社会主义经济调节手段则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调节途径和方法。第二,计划和市场作为经济调节手段同时并存合乎经济运行规律,而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作为经济体制同时并存则违反了经济运行规律。也就说,在计划与市场关系上的结合论、在计划经济与市场关系上的对立论都是正确的。因此,不管是搞市场经济还是搞计划经济,经济的正常健康运行可以同时运用计划和市场两种调节手段。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不排斥市场的,同样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是不排斥计划的。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不可以同时采用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四大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后,我国经济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之中,但由于没有完全弄清楚计划与市场同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关系因而使转轨变成了并轨。如不扭转这种倾向,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路将变得非常艰难而漫长。第三,计划不等于计划经济,市场也不等于市场经济,计划和市场作为经济调节手段是互补的,是可以内在统一的,也存在主辅的问题,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作为经济体制是互斥的,是不能同时存在的,根本不存在主辅的问题。所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由建立“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体制,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再到“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最终确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无疑是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和创新,实践上的重大进步和发展。第四,正确把握和处理好计划与计划经济,市场与市场经济,计划与市场以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四个关系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尤其是能够使我们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避免出现不必要的失误和偏差。

计划经济的定义篇4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内涵；辨析；再理解

尽管党和国家在政策层面上一再强调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的，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不是只讲市场经济，不讲社会主义，同时强调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然而，长期以来，理论界的主流观点与政策主张却背道而驰。这不仅影响到改革的政策取向，更对经济改革造成不应有的负面效应。在改革开放已走过三十年的今天，有必要重新梳理各种观点，纠正错误的理解和导向，正本清源，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指导下，恢复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科学理解。

一、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的不同理论阐释

(一)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不相容的观点

这种观点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特有的东西，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是不能共存于一个社会的，因而计划与市场也是不能共存于同一经济体中的。这种理论观点并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而只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改革开放以来，持这种观点的经济学者所提出的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实际上一方面把我国经济改革的对象——旧的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产品经济体制等同于计划经济。另一方面把市场经济同计划经济对立起来，认为二者是相互排斥、不能相容的，从而将改革的正确方向即由产品经济转到市场经济，错误地改为由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否定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结合，错误地将计划经济列为否定的对象，实质上主张自由市场经济。在这种教条主义的影响下，或竭力反对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转而主张搞私有化，认为市场经济等同于私有制。

(二)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相容的观点

这种观点认为，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格格不入，要发展市场经济必须消灭公有制，实行私有制。该观点认为，公有制经济不具有私有制经济的排他、独占等性质，其所有者是一个抽象主体，产权是不确的。公有制经济的实际经营者只享有从经营中获取利益的权利，而不负有为自身错误决策承担相应责任的义务。因而，公有制经济的实际经营者极易从个人角度出发作出各项决策，而不惜损害所在经济体的利益。并且由于公有制经济的特殊地位，其他所有制经济很难与之公平竞争，市场发挥资源配置作用的平等性和竞争性条件无法满足，自然也无法达到所谓的整个社会利益的实现。而只有私有制经济才是市场经济的天然温床。私有制经济的企业和个人具有完全的排他性和独享性，一切行为以实现自身和增加自身福利为目的，而恰恰在追求自身个人利益的过程中，实现了全社会的利益。这也是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机制的主要内容。这种观点的政策主张实质是搞私有化，建立私有制，在改革中的表现就是主张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改革。

(三)新自由市场经济的观点

新自由市场经济的观点是新自由主义思想体系的一部分，是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现代再现。自由主义理论的思想来源主要有三个：一是洛克和密尔的政治自由学说与财产所有权理论。二是启蒙思想家合理的利己主义学说。三是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理论，这是新自由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基础。新自由主义思想和传统的自由主义思想一样重视市场的作用，认为市场是最佳的可自我调节的社会结构。因为，一方面，经济运行是有规律的。另一方面，在自由市场情况下，个人能实现最大限度的自由，市场调节在不受外界干预的情况下能最有效率地满足各方面需求，自动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而政府只充当“守夜人”的角色，其干预行为往往会使情况变得更糟。新自由市场经济理论认为，计划经济是市场经济不可调和的对立物，因而建议用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主张实行全面的私有化，认为私有财产制度是自由市场制度的基础。其基本观点和政策主张是：国民经济基本上由市场自发调节，国家实行最低程度的干预，取消国家计划机构，否定国家发展规划；在所有制结构上，取消国家所有制，实行最大限度的私有化，大量吸收外国资本参与私有化改制；在国有企业改革上，主张改掉公有制，实行私有产权制度，最大限度地缩小国有企业涉及的领域和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可见，在新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自由市场经济，就是实行全盘私有化的市场经济。很明显，这套改革主张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背道而驰的，应警惕这种观点的不良影响。

(四)以“现代市场经济”取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观点

这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是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不必考虑所有制问题。市场在国民经济资源配置中起基础作用，国家通过财政和货币手段间接参与经济资源配置和国民经济运行。由于“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是竞争机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内容就应包括：一是进行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独立自主、自负盈亏、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市场主体。二是破除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健全现代市场体系。三是建立并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法制体系，为市场主体创造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环境。四是摒弃旧的干预经济发展的行政手段，改用间接的财政和货币手段来调节宏观经济的发展。为此，该观点认为，在实践上的首要任务是实行广泛的私有化，将国有企业私有化或实行股份制，使国家的作用从微观经济运行中逐渐淡出，直至完全消逝。

(五)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解为“社会公平+市场效率”的观点

这种观点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解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说就是社会公平与市场效率的结合，即社会公平+市场效率。该观点提出摒弃计划经济而实行市场经济是因为在社会资源的配置上，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更具效率。但市场经济在运行中存在市场失灵，进而产生各种社会经济问题，其一便是要素社会分配不公。追求社会公平是社会主义最本质的要求。在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后，必须使社会公平与社会效率完善地结合起来，这就是我国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观点的影响较大，在很长时间内成为社会上一种主流观点。在这种观点影响下，学术界出现了如各种“社会主义”的定义，主张将“公有制为主体”从社会主义定义中抽掉，提出“普遍幸福社会主义”、“功能社会主义”、“社会公平等于社会主义”、“股份制等于公有制”等概念的现象。这种观点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解为“社会公平+市场效率”，显然是片面的。一方面，混淆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与表象。社会公平和市场效率是一种表象概念，是所有市场经济国家追求的目标或判断国家经济运行水平的标准，但不能成为区别任何两个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制度不同的判断标准。另一方面，淡化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即生产资料公有制。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是区别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根本标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必须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本质的特征。

纵观以上五种观点可发现，在经济理论史上，长期存在将市场经济与公有制对立起来的观点，这已成为一种教条。整个现代西方经济学都表明：自私经济人是出发点，市场经济必须以私有制为基础。这种教条思想在改革初期表现为社会主义国家排斥市场经济，在改革后期表现为市场经济必然意味私有化，这成为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的思想根源之一。

二、科学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

科学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在辨析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经济、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关系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内涵进行再理解。

(一)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

在我国经济改革过程中，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不相容论一直存在。实际上一些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对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概念及其关系的认识本身就是不正确的。首先，市场经济的概念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第一，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与商品经济没有本质区别，只有发展程度与阶段的不同。厉以宁曾说：“从本质上讲，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是一样的。”第二，社会分工决定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育程度。一方面，社会分工是商品交换产生与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曾指出，“这种分工是商品生产存在的条件”。另一方面，社会分工决定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和水平。列宁根据这一原理分析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指出，“国内市场的建立(即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基本过程是社会分工”，“市场和社会劳动专业化的程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第三，市场经济是社会分工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与社会制度没有必然联系的一种生产组织形式。市场经济是在社会分工发展的推动下，由商品经济发展而来的。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封建社会，社会分工简单、低下，不能形成市场经济机制。历史发展到近现代，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密、复杂、全面，人类社会的生产形式才由自然经济发展到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所以市场经济是由社会分工的发展状况所决定的一种生产形式，并不是某个社会制度所特有的。其次，计划经济是一种和无政府状态经济相对应的生产形式，政府宏观调控是计划经济的一种具体形式。所谓计划是指国家作为一个社会主体代表的角色，监控市场经济的运行，通过事先的计划对宏观市场和微观主体进行适当干预，维护国民经济的均衡、平稳发展。以市场为基础的计划经济能有效克服自由市场经济先天的自发性、滞后性、盲目性缺陷，从而有效保证社会生产与社会需求的平衡，避免生产过剩造成社会资源浪费。最后，无论是单纯的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在经济资源配置上都有其固有的优势与不足。对单纯的市场经济来说，一方面，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市场主体通过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来实现整个社会的利益，在大部分情况下能避免社会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市场调节有其固有的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等缺陷，无法支持公共物品的供给以及保证社会收入分配的公平，不能使社会经济发展的利益为人民共享，惠及全体人民。对作为生产形式范畴的计划经济来说，一方面，它可从全局和总体利益上布局生产力，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避免经济运行的剧烈波动。另一方面，计划调节容易受到主观认识能力的限制，不能完全满足利益创造者对个体利益的追求，需要复杂的组织体系推动，并具有一定的时滞性。因此，将两者取优补短结合在一起，组成一个优势更加明显、不足相对弱化的新的生产形式，即计划市场经济体制，这是生产力与社会分工发展的必然结果。我国正在建立和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一种计划市场经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内在地结合在一起，计划以市场为基础，市场以计划为指导。在计划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被纳入到国家计划的轨道，按照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要求有序运行，可保持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基本平衡。

(二)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经济的关系

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如果说市场排斥公有制经济，也就等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不相容，亦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无法建立。事实上，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经济可以相容，且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仍能发挥其高效率配置社会经济资源的作用。从理论上看，生产资料公有制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没有公有制，也就没有我国的社会主义。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因为，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生产社会化这一对基本矛盾，在这一基本矛盾的作用下，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社会平均利润率下降和相对人口过剩两大规律，必然导致生产过剩，爆发经济危机。这是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调和的矛盾。随其发展，资本主义私有制必然会被社会主义公有制所代替。卓炯在上世纪80年代末就明确提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建立强大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是一个最大的缺陷”。从实践上看，即使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国有经济也存在并与市场经济机制相适应。郎成平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股权结构做的研究表明，欧洲国家持股现象非常普遍。在被研究的欧洲5232家公司中，奥地利国家持股14.81％，芬兰国家持股15.12％，意大利国家持股9.98％，挪威国家持股11.81％，瑞士国家持股7.59％。这充分说明国有经济完全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不会成为市场经济发挥其资源配置作用的阻碍因素。当然，必须承认我国旧的公有制经济形式存在严重问题，必须改革。但同样必须承认，我国旧的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的问题，在于其长期处于我国旧的高度集中的计划产品经济体制管理模式下所遗留下来的管理层面的问题。如，严重的官僚主义倾向，以长官意志、行政手段管理指导生产经营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探索建立新的公有制经济管理与运行机制，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企业生产经营运行机制，在公有制的基础上改革一切不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管理运行方法和体制。而认为要发展市场经济必须改掉公有制、实行私有化，则是脱离了中国客观的历史和现实，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照抄照搬。

    总之，市场经济是不排斥公有制的。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其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主体地位。

(三)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关系

现代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的更高发展阶段，是自由市场经济适应生产力和社会分工新的发展，是加入政府干预因素而形成的新的生产组织形式。其显著特征是：市场经济发展到更高的阶段，形成更加完善、复杂的现代市场体系；市场对社会经济资源配置发挥基础主导作用，国家通过间接的财政和货币手段对宏观经济运行进行干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要建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现代市场经济。因为现代市场经济只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含义中的一个层面，除此之外还有计划市场经济和公有制为主体两个层面的内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计划市场经济，是计划与市场的有机结合，是把市场纳入到国家计划的轨道，使之按照国民经济结构有计划地运行与发展，保持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基本平衡，自觉按价值规律的客观要求组织生产。在计划市场机制中，计划机制和市场机制是统一的、有机结合的、互相渗透和融合在一起的，其作用覆盖全部市场范围，而非相互割裂。计划市场经济能克服自由市场经济的弊病，基本保持市场供给与需求的平衡，有利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实现，有利于社会再生产过程的顺利运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本身固然没有什么“姓资”、“姓社”问题，但现实具体的市场经济是不能离开历史上某种特定的生产关系而运行的，它必然会与某种生产资料所有制结合，形成一种历史的、现实的、具体的社会经济制度。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形式或社会性质来说，它是姓“社”的。从另一个角度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一般性与特殊性这两重性质。从一般性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发达的社会分工为根据，是一种计划化了的现代市场经济。从特殊性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性质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决定的。

总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含义主要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一是现代市场经济。二是计划市场经济。三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它是这三层含义的综合或统一。前二者属于生产形式的范畴，后者是特殊生产关系即所有制的范畴。这三个层面结合，组成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三、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的实践意义

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内涵，对我国经济改革的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只有把目标搞清楚了，才能找到实现目标的正确方法和途径。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科学内涵出发，要深化改革，探索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途径。

(一)大力发展现代市场经济

第一，建立和完善现代市场经济的载体，即现代市场体系。建立和完善我国的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知识产权市场、职业经理人市场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第二，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企业制度，培育市场竞争主体。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与制度安排，建立健全科学的企业管理制度；理顺产权关系，实现出资者所有权与企业经营管理权的分离；形成产权约束机制，使企业真正成为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第三，建立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国家宏观调控体系。建立健全我国宏观调控决策、监督、评估体系；用科学的宏观调控手段，选择合适的中间目标，通过财政和货币手段间接调控市场，实现国民经济的均衡运行，促进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要把国家的宏观调控同科学发展观联系起来，积极引导我国企业走上科学发展、持续发展、绿色发展、有限制发展的轨道。

(二)积极探索实现社会主义计划市场经济的运行模式

计划市场经济存在多种具体形式。探索实现计划市场经济的方式方法，笔者提出一种基于公有制分享经济理论基础上的“净收入分成制”的企业管理方法。其具体做法是将企业净收入在国家、企业、职工个人三个经济主体之间按一定的比例分享。职工不拿固定工资和奖金，而是按事先确定的比率分享净收入。净收入分成制不仅是一种新型的公有制分享经济的微观经济运行机制，而且也必然对国民经济整体运行产生重大影响。一方面，它能克服总量失衡与结构失衡，促进国民经济协调高速增长和社会经济效益稳步提高。另一方面，实行净收入分成制，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必然形成荣辱与共的局面，能从微观上解决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滞涨”问题。

计划经济的定义篇5

一、十一五规划的性质以及与经济法的区别

十一五规划是根据中共中央建议编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批准的一个重要文件，因此，它在我国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中有着特殊的意义。为了正确厘定规划与经济法的关系，特别是在经济法中是否应当终结计划法，则需了解十一五规划的性质。关于规划的性质，有学者根据规划的程序，将它与法律等同，认为规划是一部有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法和经济法的来源;〔1〕也有学者认为，规划就是计划，“是指人们为了实现某种目的而对未来的行动所作的设想和部署”〔2〕。但是，由于规划是根据中共中央的建议编制，并由全国人大表决通过，所以，许多学者从规划产生的特殊程序而将其视为法律或具有法律性质的文件，甚至认为它比普通法律应当具有更高的效力，意图使法律服从规划，并将法律当作实施规划的手段。显而易见，这种观点仅仅是根据产生程序而不是内容来界定规划的性质，属于形式意义的规划观。笔者认为，界定规划的性质应当依据其内容而不是产生形式，因为只有内容才反映了其基本属性以及与法律等社会现象之间的区别和联系。

法律是关于人的行为规范，它为人们指定了行动的方向以及违背后的不利后果，此即法律的规则性，也是构成法律的基本要素。规划是否属于法律，取决于其是否具有规则性。在法律规则中，权利和义务是最基本的内容，离开具体的权利和义务规范也就无所谓法律。从这一角度判断，如果规划属于法律，就应当具有明确的权利和义务内容。但是，从内容看，十一五规划只是明确了我国未来五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战略以及政府的行动方向，并不是在社会主体之间配置权利和义务，不能成为社会成员的行为规范。正如规划所言:“主要是引导市场主体行为，是未来五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行动纲领，是政府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责的重要依据。”（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人民出版社， 2006年， 6页。）此外，规划如果具有法律性质，还应当具有与权利和义务相一致的法律责任，以制裁那些违背规划或不执行规划的行为。但是，规划中没有也不可能存在法律责任或类似的责任，所以，无论是以何种形式通过，规划都不具有规范性。

由中共中央建议编制，并由全国人大通过，这是因为规划涉及到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问题，是宪法规定的须由全国人大批准的重大事项。虽然规划制定和通过的程序与法律具有形似性，但最高权力机关并非在行使立法权，而是重大事项的决定权，不能就此认为它具有法律的性质。从十一五规划的内容、目的、实施和阶段性等特征分析，它应当属于未来五年内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政策而非法律范畴，因此，我们应当从政策的角度来审视其与经济法的关系。规划的政策性决定了它与经济法属于两种不同的社会现象，存在如下诸多区别。

其一，各自追求的价值目标不同。规划属于政策范畴，它追求的是经济和社会的持续、稳定和协调发展，包括宏观经济平稳运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资源利用效率目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基本公共服务明显加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增强、人民生活水平继续提高和民主法制建设以及精神文明建设进展目标等。而经济法属于法律范畴，追求的是“实质正义、社会效益、经济自由和经济秩序”〔3〕，在立法中表现为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保护公平竞争、维护消费者和劳动者权益以及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等具体价值目标。显然，尽管规划中不乏公平的因素，但其主要是在发展的目标指导下形成的。经济法虽也重视发展，但其理论基础仍然是长期而稳定的法律固有价值。经济法稳定的价值目标和理念，决定了我们应当以此为坐标观察和分析规划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问题，而不是以规划决定经济法的取舍。

其二，就其内容来看，规划是一个以产业政策以及相关政策为主的纲领性文件;而经济法则是一系列行为规范的总称，这些规范以权利和义务为基本内容，并附之以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规划不直接涉及人们的权利和义务，仅具有指导性;而经济法则是由一系列法律规范构成，诸如竞争法、消费者保护法、劳动者保护法和宏观调控法等，其中包括诸多权利和义务，是市场主体从事经济活动和政府进行监管以及宏观调控活动时必须遵守的规范。

其三，规划主要在于政府宣示自己的承诺，向市场主体表明自己未来一定时期运用公共资源调节经济的方向。亦即规划主要是政府履行经济调节和公共服务职责的重要依据，是政府应当努力的方向，只对政府具有一定的约束力。即便是这种约束，也只有软约束性质，缺乏明确和具体的规范和责任。市场主体可以根据规划确定的方向做出自己的行为选择，但不具有强制力。经济法则不然，它不但是市场主体的行为规范，而且也是政府的行为规范，是政府在规制市场主体和宏观调控时必须遵守的准则。强制性是二者的重要区别之一。

其四，规划的实施主要依靠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政府只是通过宏观调控、引导社会资源、配置公共资源甚至以法律方式实施规划。从实施机制看，规划缺少一个专门机构来监督实施。而经济法不但有专门的实施程序，而且有专门的机构，以强制力保证实施。这是经济法实现目标的根本保障，也是与规划的根本区别之一。

最后，从存续时间看，十一五规划只在未来五年内发挥作用，此后便成为历史;而经济法则具有长期的稳定性，其时间效力远超过规划。十一五规划的政策性质，决定了经济法学研究应当坚持在法学范围内、用法学的方法和理念来观察规划，用法治标准来审视和评价规划及其实施过程，而不是用规划者的目光来审视和要求经济法。那种试图用规划约束法律的观点违背了法治精神，是计划经济时期计划与法律关系模式的翻版，极易导致政府权力的极度扩张，使法律成为规划的工具和奴仆，因而必须引起警惕。当然，由于采取了一种科学的制定程序和先进的理念，十一五规划与经济法在价值取向、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个体与社会关系以及微观和宏观等关系问题上，都有许多契合之处，诸如都追求实质公平和整体效率，都主张政府有限干预，都坚持社会本位，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活动实现宏观经济关系的平衡，都追求社会整体的和谐和宏观调控等。所以，十一五规划既符合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也符合现代法理，具有重要的价值。同时，现代社会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在理念层面上越来越趋于融合，经济法固有的理念和价值在规划中同样得到体现和转化。因此，经济法学不应割裂与规划的关系，而是应当立足于法学学科本身，结合规划展开研究。

二、计划法应当终结的理由

虽然规划与计划极为相似，甚至有时难以将二者分开，但当我们将十一五规划视为未来五年的基本政策时，它与计划的关系也就十分清晰。因为计划在我国一度是配置资源的基本或唯一手段，而现在被视为宏观调控的手段。所以，过去和现在的计划都是为了实现一定目标的手段或工具。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十一五规划需要调动各种手段，包括经济和法律手段，也可能包括所谓的计划，所以，从此意义上看，计划已包含在规划之中。

计划法的创意具体起于何时，可能难以考证，而且也无必要，可以断定是在计划经济或者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阶段。曾几何时，计划法一直被视为经济法的龙头法，受到学者们的青睐和热捧，并极力推动立法机关将其通过实施。但是，学术界的这一热情并未引起当时立法者的重视，直至计划经济结束，学者们的这一心愿也未实现。时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学界制定计划法的热度大为降低，不过一些学者仍未放弃努力，并从多方面论证了市场经济条件下计划法的必要性。最近两年，我们还能见到一些论证计划法存在必要性的观点。（关于主张计划法的论述，参见董玉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计划法研究》，书海出版社， 2001年;李刚《市场和计划法:对计划的两次限制———试论计划法若干基本问题》，载《经济法论丛》第六卷，中国方正出版社， 2002年;应飞虎《论计划法》，载《经济法学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王先林《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计划法初论》，中国民商法律网-商事法学。）可见，计划或计划经济对经济法学的影响至为深远。不可否认，作为国家管理社会的一种手段和贯彻国家意志的工具，计划曾经在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对我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我们不完全否认计划的作用，尽管我国曾经将它发挥到极致，但是，计划是否已经重要到非制定法律不可，笔者一直持有异议。经济学已经用自己的理论进行了彻底的否定，而计划和计划法是否符合法理，法学界鲜有思考和批判，倒是大家对市场经济的赞誉似乎与现代法治和法理基本吻合。现在看来，似乎是十一五规划的出现要终结计划法，但是，当我们从法理角度审视计划法时，将会发现这是一个不合法理的设想。或者说，从一开始，计划法的思路就缺乏基本的法理支撑，而在当今的体制下，就更显得不合时宜。为此，学界应当终结计划法的研究，将相关成果转为它用。

首先，也是至为重要的，是计划法缺乏现实的基础。众所周知，法律是调整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但是，“所谓的社会关系不过是人与人之间的行为互动或交互行为，没有人们之间的交互行为，就没有社会关系。社会关系固然依靠身份，但更依靠行为。充满活力的社会关系是由行为作用的。与此相适应，法律是通过影响人们的行为而实现对社会关系的调整。”〔4〕既然法律规范的直接对象是行为，那么，任何法律的制定首先要考虑具体规范的行为实际存在，而且这种行为的重要性已经影响到一定社会关系的和谐，必须以法律手段进行确认、鼓励、限制或禁止。如果一种行为不存在，或者只是普通行为，不会破坏社会关系的平衡，则无需法律干预。那么，目前政府的计划行为是否达到非制定计划法而不能调整的程度呢?笔者以为不然。现代市场经济虽然需要政府从宏观方面进行调控，但政府作用市场的手段有了根本性的变化，主要是采用货币和财政手段实现宏观经济目标。〔5〕在市场经济初期，尽管计划也被视为与市场并列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但经过数十年的过渡，政府实际已不再以计划方式从事经济管理或宏观调控。计划不但在政府文件中已经淡出，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没有了一个专门制定和执行计划的机构。因此，法律不需要对这种政府的计划行为做出具体的安排，也就没有制定计划法来规范这种行为的必要。至于为了实现经济稳定增长采取的一些行政措施能否称之为计划，从狭义的计划定义看，显然不能。即便可以称之为计划，至多也属于指导性的计划。但是，鉴于这种计划并未限制市场主体的自由和权利，不会伤及市场机制的发挥，所以，无需用法律进行控制。

其次，学界起初关于制定计划法的设想，并非为了控制权力，而是为了迎合当时政治的需要。众所周知，当初学界对计划法的热捧，是因为国家权力对计划的推崇。在阶级斗争法学和法律工具主义主宰下，法学的任务是如何从法律上证明计划的价值并将之合法化。至于计划是否符合正义和公平，是否妨害个人自由和权利，是否真的能提高效率，是否需要用法律控制，当时的法律学人没有也不敢就此多想。敢想的，就是如何制定一部计划法，将它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赋予其法律上的权威，让政府拥有一个合法的管理工具。当计划的神秘面纱和光环最终被揭开之后，我们才发现，计划不过是一些掌控大量资源，并自以为已经掌握了所有信息的政府官员们为他人制定的一些数字指标。对制定计划的官员来讲，计划代表了国家的权威和尊严，不论资源分配是否公平，结果如何，人人都必须服从。至于其背后有多少随意性和个人意志的成分，建议立法的学者没有也不敢提出怀疑。结果是近40年的计划不但没有使国家富裕，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反而使国人除了简单的生活资料外几乎一无所有。尽管如此，法学界仍然有学者主张计划法。如果说，主张制定计划法的目的是为了控制政府的计划权力，防止政府利用计划剥夺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我们说这种计划法完全有必要。因为计划经济本质上就是行政经济和权力经济，是依靠官员们实际并不可能具有的完全理性和高尚道德水准为假设前提的。在这种经济模式中，政府的权力以及其滥用权力的可能性和现实性都是空前的，因而限制政府利用计划手段侵占社会资源和剥夺个人权利和自由就极为重要。然而，从当时的观点不难看出，学者要制定的仍然是一部授权法，而不是控权法。这种立法构想不能不说与法治的精神背道而驰。虽然有个别学者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当继续制定计划法，以对计划进行第二次限制，〔6〕但因为计划已被市场机制取代，政府也极少使用计划配置资源，计划对市场主体的行为无任何限制作用，所以，此时再提出控制计划已无必要。何况许多学者主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制定计划法并非为了控权，而是追求其他目的。（关于这种观点，可以参见前揭董玉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计划法研究》， 38-40页;应飞虎《论计划法》， 192-196页。）笔者以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计划仍然是政府使用的一种手段，且立法目的是控制政府的计划行为，防止计划的滥用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复活，那么，这样的计划法未尝不可。不过，这需要以政府仍然滥用计划权力为前提。所以，从法治社会控制权力的要求看，目前的计划法构想是没有意义的。

再次，公平是法律基本的精神，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学者们构想的计划法仍然没有从公平的角度论证计划法的必要性。（近年学者们关于制定计划法的理由，最多的是依据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理论，也有的是从信息失灵的角度说明计划和计划法的必要性。）何况计划从本质上看就不是一个根据公平原则分配资源和产品的制度，或者说，以往的计划非但不能实现公平，反而加剧了许多社会关系的不平衡，特别是它以剥夺和压制的手段来实现公平的设想，最终是实质的不公平。因此，如果我们不能从公平的角度论证计划法存在的价值，那么，这种设想就没有基本的法理支持，很可能产生不公平的后果。

复次，作为配置资源的一种方式，计划和计划法存在的首要价值应当满足效率的需要，因为“与秩序、正义和自由一样，效率也是一个社会的美德。一个良好的社会必须是有秩序的社会，自由的社会，公正的社会，也必须是高效率的社会。”〔7〕那么，计划法能否满足我国社会效率的需要，实践已经证明，计划经济不但不会实现真正的公平，还曾经导致了社会发展的迟滞。虽然有学者认为，导致发展低效率主要是指令性计划，而市场经济条件下计划主要是指导性计划，二者有着根本的不同。但是，中国20多年经济的高速

发展主要来自市场经济的作用，并非来自指导性计划的贡献，虽然其中不乏政府宏观调控的功劳，但政府的指导性计划在宏观调控中发挥了多少作用，至今尚未可知。所以，主张制定计划法，是否会产生相应的效率，是一个未知数，但目前在没有计划法的情况下，我国经济增长的效率却十分明显。

最后，计划法不可能解决目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问题。市场调节虽然能产生效率，但市场失灵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我国目前大量存在的垄断、环境污染、贫富悬殊、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政府虽然为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做了许多工作，但由于传统体制的影响，政府失灵的问题也非常严重。所以，市场和政府的双重失灵在目前同时并存，经济法的任务应当考虑如何克服这两种失灵。那么，计划法能否承担这一任务呢?答案是否定的。对垄断和环境污染等市场失灵问题，需要的是反垄断法和环境保护法等相应立法加以克服，而对于政府失灵，则需要通过预算法、政府采购法、转移支付法、中央银行法、价格法和税收法等宏观调控法实现，就目前来看，计划既不是导致市场失灵的原因，也不是导致政府失灵的因素，所以，计划法不能解决这两种失灵，如果制定，其立法和执法成本将远远大于其收益，定会成为一个得不偿失之法。

综上所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既无制定计划法的现实必要性，也无足够的法理作支撑，因此，关于制定计划法的计划应当终结。

三、结语

中国经济法已经走过了20多年的历程，对计划法的研究也经历了同样的历程，可以说，计划法凝结了许多经济法学人的心血和情感，即便是他们的想法备受冷落，也不曾考虑放弃。但是，当党和政府毫不留情地抛弃计划而转用规划安排未来的发展战略目标和方针政策时，经济法学界似乎应当进行更多的思考和反思。经济法的研究是否还应当紧跟政治思维和话语，及时将计划法置换成规划法继续研究?如果研究，将来的结果会不会和计划法一样?显然，大多数学者还未思考这些问题。对经济法学来讲，计划法研究的教训无疑是深刻的。由于缺少基础理论的支撑，经济法没有自己独立的学术话语，加之学界长期紧紧依附政治的研究方法，从而导致我们研究成果的命运只能取决于政治的态度。但是，如果要把经济法学发展成为一门真正的学科，减少对政治的盲从，就必须在既有的法学理论基础上，建立属于自己的基本范畴和基本理念，以特有的秩序观、正义观、自由观和效率观审视和评价政治决策和行动。所以，终结计划法，也是终结一种研究方法和思维定式，是经济法走向科学的开始。 参考文献

〔1〕李曙光.用法治精神规划“十一五”〔N〕.南方周末， 2006-02-16.

〔2〕史际春主编.经济法〔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234.

〔3〕史际春，邓峰.经济法总论〔M〕.法律出版社， 1998. 152.

〔4〕〔7〕张文显.法哲学基本范畴研究〔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 60， 217.

〔5〕厉以宁主编.西方经济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 347.

计划经济的定义篇6

内容摘要:“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是社会主义改革探索的逻辑主线,造就了市场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种重要的兼容模式。本文认为社会主义改革必须坚持以“社会”为主义,选择“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多维兼容的制度模式。

关键词: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 兼容模式维度

市场社会主义是国外在传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夹缝中探索“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兼容的经济体制,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是在传统社会主义基础上探索“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兼容的制度模式。分析比较“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兼容模式的维度,能够帮助我们把握“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兼容的路径规律,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实践内涵,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

市场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的一维兼容路径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兼容起源于国外,市场社会主义是国外探索的重要理论成果。基本思路是在社会主义框架内引入市场机制,以市场为兼容主导,形成了市场与计划并存的“二元论”、市场“中性论”、市场“联姻论”、“市场主导论”等依次演进的逻辑主线。

(一)计划与市场并存的“二元论”

计划与市场并存的“二元论”主要是指早期探索“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兼容的理论与实践。主要特点是试图在传统社会主义内部植入市场经济的因素,社会主义的计划体制是绝对主导地位,市场仅仅处于附属地位。主要包括“兰格模式”和“东欧分权市场社会主义模式”。

“兰格模式”的模拟市场。20世纪30年代,“兰格模式”设想运用“试错法”第一次把市场引入社会主义,但这种社会主义仅仅存在“消费品和劳动服务”的真正市场,关于消费品以外的市场主要由“中央计划局”模拟市场来起作用,中央计划局可以确定“组合生产要素”的原则、“工厂生产规模的原则”、“产量的规则”、“资源分配的规则”、“价格当参数使用的原则”等,从而可以规定物价使每种商品的供求数量平衡。由此可知,“兰格模式”中的模拟市场仅仅是一种理想状态,与计划的地位根本不能相提并论。

“分权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附属性市场。东欧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在实践中出现了并存的计划与市场,但市场实际处于附属地位,计划仍然占绝对优势。南斯拉夫虽然肯定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不可逾越的阶段,但同时承认计划也是社会主义必不可少的经济体制。商品交换“会带有在各种阶级制度中商品生产发展所具有的全部特点”,通过计划的指导使社会主义的“市场成为生产者自由共同体中各种关系的简单组织形式”,使社会主义的市场“实际上不成为市场”,实现市场消亡的历程。匈牙利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则被谨慎地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此外,其它理论状态的模式,如布鲁斯的“宏观决策”与“微观决策”、科尔耐的“行政协调”与“市场协调”、锡克的“宏观平衡”与“微观平衡”等实际都存在这种倾向,市场的作用被局限于社会主义框架内。因此,实践状态的市场也是处于附属地位。

(二)市场”中性论”与市场“联姻论”

20世纪80年代,英国工党第二次在大选中败北且败绩创下了1918年以来最差纪录。为了扭转工党的这种不利局面,工党的智囊机构――费边社邀请了一批著名的学者探讨工党失利的原因,后来这些学者组成了一个“社会主义哲学”研究组并开始定期召开会议,他们正是在市场“中性论”与市场“联姻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当代市场社会主义的英国模式。

市场“中性论”。英国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家明确区分了社会主义的“目的”与实现“目的”的“手段”,据此他们提出了市场“中性论”的观点。一方面,他们认为社会主义者忽视了社会主义的“目的”与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误把“生产资料公有制或资源配置的中央计划等手段变成了目的本身”。但“计划的内在实质并不意味着平等,国有化的内在实质也并不是消灭剥削”,它们都是实现社会主义“目的”的“手段”。另一方面,他们认为 “市场的内在实质也不会阻碍人们用它来实现那些社会主义的目的”,因为“市场具有许多吸引人的特性”,如信息机制、激励机制,只要运用市场有利机制“实现收入、财富和机会分配得当”,在必要时运用包括“直接运用行政干预的手段”等非市场手段来限制市场弊端,就一定能使市场“积极地促进而非阻碍社会主义各种目标的实现”。因此,他们明确提出市场机制与计划机制都是经济实现的手段,市场具有中性的特点。

市场“联姻论”。根据“计划”与“市场”都是实现经济发展手段的观点,他们认为市场与社会主义“联姻”非常可行,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思考。一方面,市场主导的原则。他们提出,“在大规模潜在贸易中市场关系优于非市场关系”,而对于某些 “市场关系并不优越于非市场关系的情形”,市场社会主义能够通过国家干预市场的手段,克服市场在经济运行中的弊端,如竞争问题、市场外部性问题、资本市场配置混乱问题、价格滞后、偏离问题、两极分化问题等。因此,“市场应成为交易机制的主导形式” 。另一方面,指示性计划是市场重要的补充原则。他们认为中央计划模式存在因信息问题而导致制定的计划不可行;计划的实施不能严格按照要求执行等弊端。因此,他们普遍建议采用法国的指示性计划模式。这种计划只是计划内容的“构设和阐释的咨询、讨论过程”,实质上只是提供了一种信息汇集的场所,讨论有关经济外部性问题等;“计划并不包含实施的程序”,经营者在“计划框架内彼此签订独立的合同”;与自愿签订的合同一样,“每个合同都有强制力”。解决了计划信息不足与市场经济的弊端等问题,实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的“联姻”。

(三)市场“主导论”

20世纪90年代,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解体,西方左翼理论家在对传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理想“双重幻灭”的情况下,开始重新探索社会主义与市场兼容的路径,诞生了“市场主导”的当代市场社会主义模式。

“市场主导”的经理经营模式。“经理经营型”市场社会主义是美国类型的“市场主导”型模式,根本特点是通过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经理的合理经营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目标。该模式主要包括罗默的“证券市场社会主义”与巴德汉的“银行监督的市场社会主义”等。巴德汉曾经认为,资本主义能够通过“资本市场和经理市场解决软预算约束问题”,但不能解决“资本市场对经理的有效监督”。因此,他设想在“市场社会主义中复制一个有效率的经理市场”,依靠银行监督经理经营的模式实现利润最大化。很显然,这种模式的“市场”已经占据主导地位,不仅包括资本市场,同时也设想了管理人员的竞争市场。

“市场主导”的工人管理机制。“经济民主型”市场社会主义模式是兼容“工人自治型”与“经理经营型”优势的“市场主导型”模式,以美国戴维•施威卡特的“经济民主型市场社会主义”为代表。其特点是工人管理主导的市场机制模式,“工人管理”与“市场调节”在该模式中占有重要地位。施威卡特曾经提出“非市场的社会主义形式”在“经济上是不可行的”,应该保留“协调绝大多数经济机制的市场”,明确表明了“市场”在社会主义中的主导地位。同时,他也设想了一些市场投资与控制市场弊端的机制,完善了市场与社会主义兼容的模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的多维兼容路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国探索“社会主义”与“市场”兼容的实践,逻辑思路是从“社会主义”到市场的多维兼容制度模式。经历了计划与市场的“二元”并存、“三位一体”、“四位一体”等兼容过程。

(一)计划与市场并存的“二元”兼容模式

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计划体制在中国全面确立后,很多人确实感到计划经济存在一些问题,但不敢公开提出市场经济的观点,最多也就是主张计划经济为主体,市场起一些补充作用而已。陈云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观点明确表明这一思想;“另一个是孙冶方提出的,在国家计划的范围内通过价值规律的作用激励企业改善经营,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等观点。1978年,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总结中明确提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这显然是从陈云的‘三为主’、‘三为辅’脱胎而来”,但这个时候还没有市场经济的概念。1979年,中央提出“以计划经济为主,同时充分重视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1982年,党的十二大明确肯定“计划经济为主体,市场调节为补充的原则”。这种原则突破了以前计划经济体制是唯一经济体制的观念,计划与市场兼容问题迈开了第一步。

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做法引起了部分质疑。在计划体制框架内引入市场体制大家容易接受,引起的破坏较小;同时两种体制并存也会出现互相摩擦等矛盾。这样就出现截然不同的观点,一是把问题的产生归咎于市场而主张限制市场等;一是把问题的产生归咎于计划体制改革不彻底而主张扩大市场,把市场经济引入国民经济的范围。经济学家薛暮桥20世纪80年代初期明确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口号不正确,应该代之以“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口号”。经过经济学家以及中央反复商讨,结合中国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发展的现实需要,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经济必须自觉依靠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尽管在决定当中还出现许多限制商品经济的条件,但这在理论上突破了“传统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的观点,肯定了“社会主义是商品经济”的观点。邓小平高度评价说“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得清楚。”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的提出。按照《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要求,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1985年9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提出要“逐步完善市场体系”的观点,提出发展商品、资金、劳务、技术等四大市场;1987年,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观点,彻底摆脱了“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的模式;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涵、特点、运行原则,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议》,详细概括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部署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具体目标、任务和措施;强调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心环节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兼容的中国模式。

(二)“市场主导”的“三位一体”兼容模式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兼容必须首先把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制度,而不能仅仅作为一种经济体制或意识形态,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要素与市场经济兼容的多维模式。因此,改革初期我国以经济体制兼容为主导的“二元”模式,必然会给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兼容带来一定的问题。

第一,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市场经济的矛盾。我国经济落后的现实决定了经济优先的发展战略,把市场经济与计划体制兼容作为目标,尽管在改革之初也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但在实际进展中却很缓慢,这导致了市场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的矛盾,产生了许多制度性问题,如腐败问题、市场制度不健全问题、监督制度缺失、改革措施不到位等。因此,要想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深层次兼容,必须加强政治体制改革的力度,实现社会主义政治与市场经济的兼容。

第二,市场经济与文化改革的不协调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体制的改革仅仅局限于教育科技等领域的改革,真正与市场经济接轨的文化改革考虑不够。因此,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市场经济与我国文化的矛盾也日趋尖锐。一方面,市场经济对传统文化带来了冲击。市场经济要求以经济利益为第一目标,而我国传统文化则以追求社会利益为目标;我国传统文化以精神理念为主导,而市场经济则以物质利益为主导。因此,在市场经济尚不完善的情况下,传统文化遭遇市场经济的冲击就产生了很多问题,如道德滑坡、金钱至上、拜金主义、、唯利是图等。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性质产生了矛盾。社会主义要求以社会公平为目标,而市场经济则要求以市场公平为手段,因此如何协调社会公平与市场公平是社会主义面临的重大问题。在我国社会主义体制不完善的情况下,难以科学协调社会公平与市场公平的矛盾,同样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如混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论调,否认社会主义优越性等观点。因此,这些问题必然要求加强文化改革的力度,树立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实现与市场经济兼容的文化制度与文化模式。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明确提出了“三位一体”的改革模式,从“生产力、人民利益、先进文化”的角度构建社会主义的模式,不断加强党的建设与社会建设,把政治改革的步伐大大加快,把“先进文化”建设问题引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构建模式之中,完善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兼容的路径,“三位一体”的兼容模式初步确立。

(三)“市场主导”的“四位一体”兼容模式

21世纪以来,我国改革进入攻坚的关键时期,围绕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改革路径,改革过程中积累的问题逐步由个体问题转变为社会问题,如环境污染问题、资源浪费问题、教育问题、医疗问题、住房问题、农民工问题等,这是我国改革路径必然产生的结果。

科学发展观正是针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出现的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不能完全兼容而提出的。经济发展方面,要贯彻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政治方面,强调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构建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政治制度;文化方面,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发展文化产业与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先进文化等,加强文化与市场经济的兼容,建立兼容市场的文化机制与文化类型;社会发展方面,提出构建和谐社会,把“和谐的社会主义”作为未来社会主义发展的目标。这种新目标的提出,标志着党对社会主义性质与任务的最新认识,这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符合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发展实际。科学社会主义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主义的目标”,而人的全面发展本身就包含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

总之,把社会建设明确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方面提了出来,确立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与市场经济兼容的思路,标志着“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多维兼容的制度模式确立。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兼容模式的维度比较

(一)维度趋向存在一致性

市场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社会主义与市场兼容的思维逻辑具有同源性,都是根据社会主义发展目标而提出的路径选择,把市场纳入到社会主义发展的范畴之中。在选择市场的过程中都选择了逐步兼容的策略,由点到面、由部分到全部的过程。市场社会主义的“二元论”、“中性论”、“联姻论”、“主导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计划市场”并存、“三位一体”、“四位一体”兼容模式,具有大致相同的趋向。因此,两种兼容模式都遵循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为兼容主体,社会主义发展完善为目标的维度趋向。

(二)兼容维度具有本质区别

市场社会主义坚持以市场为先导的逆向思维模式,核心目标是实现市场与社会主义的兼容,往往忽视了社会主义的性质;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是以社会主义为先导的兼容思路,是以社会主义为主导的制度兼容模式。

多维兼容的制度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兼容模式是在扬弃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上,通过改革的科学手段,按照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兼容的逻辑思路,把“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逐步完成社会主义的经济改革、政治改革、文化改革和社会改革,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制度兼容,形成科学发展观统领下的多维兼容制度模式。

一维兼容的经济模式。不论是东欧的分权市场社会主义,还是西方的市场社会主义,大多是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兼容的经济模式,忽视了其它社会要素与市场经济的兼容,形成了市场经济与旧的政治、文化要素的畸形结合,要么是幻想直接借鉴资本主义的政治、文化模式等。

传统市场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体制移植到计划体制的框架内部,但没有考虑市场机制与计划机制以及传统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社会等的兼容性,在发展市场经济的时候,忽视了市场经济配套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以及社会整体的因素,结果计划与市场矛盾引发政治、意识形态、社会动乱等危机,这是东欧市场社会主义失败的根本原因。如南斯拉夫盲目追求国家职能的消亡,发展市场经济的时候根本不考虑政府利益、政治需求,没有实现市场经济与传统政治、文化的兼容,反而采取激进措施废除国家职能、忽视党的领导以及社会主义文化理念等,最终导致了社会主义的解体。

当代市场社会主义则坚持资本主义传统市场机制与社会主义理念兼容的原则,试图在资本主义外壳内部孕育出社会主义,但这个社会主义的诸要素根本没有提及,抑或潜意识中要借鉴资本主义的社会要素,这个特点决定了这种兼容模式的乌托邦或改良性质。如“工人自治型市场社会主义”只关心合作社企业内部的社会主义,“经理经营型市场社会主义”仅从利润最大化原则经营企业实现社会主义,“经济民主型市场社会主义”也不过是在经济领域推行民主而并没有真正触及政治问题。至于文化问题他们根本没有提及,也许他们觉得资本主义的文化制度就是市场社会主义应该具有的文化制度;关于如何协调整个社会发展机制问题更没有探讨。

结论

综上所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兼容的历史与现实表明,必须兼顾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因素,把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以“社会”为主义,选择符合社会发展的制度模式。任何一个社会制度都是一个系统要素的结合,包括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文化意识形态以及各要素之间的结合方式,偏废任何一个方面都会破坏社会结构,要实现社会合理发展就必须要求社会各个要素合理配置。因此,“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兼容就不能仅体现在“计划”与“市场”的兼容,同时也要求“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以及社会因素”与“市场经济”的多维兼容,才能促进社会主义体制的完善与发展。由此可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多维兼容的制度模式,是未来社会主义改革发展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卡德尔论文选.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6

2.[英]索尔•埃斯特林.市场社会主义.经济日报出版社,1993

计划经济的定义篇7

匈牙利经济模式的特点是计划经济与市场机制的结合。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匈牙利经济学家们就开始研究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经济运行机制，讨论照搬苏联模式带来的问题，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由此产生的官僚主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科尔内等著名经济学家在那一时期的讨论中就是活跃分子。以纳吉为代表的主张改革的政治家对照搬苏联模式，盲目发展重工业，造成经济效益低下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并进行了局部的经济政策调整。

1956年事件对匈牙利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照搬苏联模式的路再也走不通了，要重新赢得人民对政府的信任，惟有改革。1957年开始，匈牙利先后在农业和工业领域进行了尝试性改革，引入市场机制。农产品收购采用官定价格和自由市场价格结合的混合价格机制，工业生产部门指令性计划指标减少，成本利润成为考核企业的主要指标，分配方面采用了利润分红制。50年代末60年代初经济学家们争论的焦点是如何使计划经济与维护市场成分并行不悖，市场成分会不会取得优势，会不会把国家的经济引向自发和无政府趋势等。对市场作用应予以肯定的观点得到了普遍认可。1964年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提出了全面改革经济体制的目标，并开始进行全国性的经济体制改革方案大讨论。

被称作匈牙利"新经济体制之父"的原中央经济政策委员会主席、中央经济工作组组长涅尔什·雷热所设计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经济模式对经济体制改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涅尔什设计的经济模式的特点是：中央计划与市场机制有机合，政府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影响市场，企业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市场主体；通过集体利益的实现促进社会利益的实现；在物质利益为基础的计划经济条件下，承认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共同发展。

按照这些设想，匈牙利1968年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首先从改变传统的计划体制，扩大企业自主权开始。匈牙利社工党关于改革的《指导原则》规定：改进国民经济计划体系，建立中期计划（五年计划）为主、包括长期计划和短期计划的新体系；中期计划是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形式，长期计划是五年计划的基础，短期计划大部分靠市场机制来解决经济发展的进程；在坚持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基本上取消中央直接向企业下达指令性指标的做法，让企业参照国民经济计划的要求和市场的需要自行制定计划；国家主要抓宏观经济决策，运用利润、价格、税收、信贷等经济杠杆从经济利益上促使企业执行或不偏离国民经济计划。

在计划体制改革的同时，价格体制也进行了较大的改革。新的价格体系由三部分构成：固定价格、协议价格、自由价格。60%的生产资料和30%的消费品价格在市场上形成。

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得到了肯定。"在社会主义成分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合法存在的私有成分，包括小手工业、零售商业、自产自销和非农业人口经营的辅助经济仍有存在的必要。" 17非公有经济成分在匈牙利被称为"第二经济"。在70年代至80年代，第二经济非常活跃。

匈牙利在市场社会主义研究方面产生了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亚诺什 18的《短缺经济学》 19以及他提出的"行政协调"和"市场协调"相结合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在匈牙利和国际上都很有影响。

科尔内认为：任何经济制度都由多个层次构成。信息的迅速传递及其真实性是计划优化的前提之一，信息的流动分为纵向流动和横向流动。在市场经济中， 横向流动占主导地位，而在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中，纵向流动占主导地位。因而， 使制定计划所需的经济信息在一种经济制度中上下流动，迅速传递， 就必须使计划和市场这两种机制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一个能够自我调节的控制系统， 促使计划优化。无论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还是完全的市场经济都不能协调社会、 企业、个人之间的利益差别，保证经济的高速运行。

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资源约束型的经济，其主要表现是长期的短缺。但短缺并不是一种危机现象，而是一种正常状态。事实上，一般均衡只是一种假设的理想状态，而经济发展总是非均衡的。但短缺经济容易导致企业如下的行为特征：瞬间调整中的强制替代；短期调整中的数量冲动与囤积货币，长期调整中的扩张冲动与投资饥渴。这种行为成为现实的充分条件是企业的软预算约束，主要是由于缺乏竞争的外部环境，税收制度和货币信用制度不健全，特别是国家和企业的"父子关系"所致。因而，要采取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将横向和纵向的协调结合起来。

匈牙利经济学家里斯卡提出的重建个人所有制思想，在匈牙利曾引起强烈的反响。社会个人所有制的主要内容是：首先，国家把社会的所有财富平均量化给每个公民，使社会公共的财产同时成为每个人的个人资产；其次，国家以信贷市场为中介，通过市场竞争，把社会资产按照均衡利率承包出去，由能向社会提供最大效益的人来支配和经营；再次，承包经营者通过银行系统向社会资本的所有者支付利息，交纳利息后的剩余部分记入其帐户，归承包者所有，这样便使个人所有与社会所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里斯卡主张建立"承包经营者计划竞争市场"，对社会资产实行承包经营。经过竞争产生的承包经营者享有权、责、利的统一，自由地支配所承包的社会资产，自主经营，对社会承担着保值增值的责任，享有与经营效果相适应的物质利益。里斯卡的设想虽然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但是他领导的小组仍在部分大企业中进行了经营者承包的试点。80年代承包经营在小企业和农业领域被广泛应用。

苏联的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强硬态度使经历过1956年事件的匈牙利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格外小心，"匈牙利的改革所追求的经济模式与捷克斯洛伐克改革者直至布拉格之春失败为止曾追求的模式是相似的。……匈牙利根据捷克斯洛伐克的经验，没有追求政治体制本质上的改变以及自治制度。" 20"匈牙利不使用'市场经济'，也不用'市场社会主义'，而说'社会主义市场'，存在市场关系，但市场是受控制的。""西方刊登的谈论'匈牙利模式'的文章及研究资料首先力图证明匈牙利不同于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甚至说我们国家的经济实践相当于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这次改革及我国实践所依据的观点和理论绝对不是匈牙利经济学家的杰作，相同及类似的观点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出现过，而且在不同程度上曾以各种方式付诸实践。如果说我国在实际运用这种观点的过程中使用间接的调节对直接的指令性计划占优势的程度，这是确实的。'匈牙利模式'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匈牙利的实践。" 21在这种背景下，匈牙利的经济改革偏重于实践，而不是在理论上对市场经济进行更多的阐述。

匈牙利在经济模式是结合本国的国情，在反复实验和理论创新的基础上形成的。30年代西方经济学家们的大讨论与匈牙利走上市场社会主义的道路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这些思想对匈牙利市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充其量也只起了某种参考的作用。但兰格、布鲁斯50-60年代的经济思想对匈牙利模式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然而，真正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匈牙利的社会实践。

五、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在其他东欧国家的发展

在众多的东欧国家经济学家中，波兰经济学家兰格和布鲁斯的地位是突出的。虽然1956年酝酿的波兰经济体制改革未能实现，但波兰经济学家的思想成果对东欧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

兰格作为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创始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直接参加了波兰的社会主义经济实践，在这个过程中他进一步丰富了自己的经济思想，将原来提出的"竞争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发展为"含市场机制的集中计划和分散管理相结合"的经济模式。 兰格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本质上是计划经济，但市场仍有存在的必要性。转贴于

兰格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本质上是计划经济，这不仅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所决定，也由市场本身存在的缺陷所决定。市场的一个重要缺陷是，它只能用静态方法，也就是作为一般均衡问题，处理换算问题，不能提供充分的基础来解决增长和发展的问题。但是，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需要市场，首先，必须有真正的消费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其次，生产资料的分配计划必须按照市场机制的作用方式来进行。

兰格率先指出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存在信息传递方式上的缺陷。在这种模式下，市场机制的作用被完全排斥，横向的信息传播途径被阻断，企业只能和上级行政控制部门发生纵向的联系。信息的不完备使企业不能按照社会的实际需要自由地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兰格主张通过中央计划当局模拟市场机制的办法，克服信息结构方面的缺陷，提出了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思想。

兰格认为，社会主义应该实行这样一种经济模式：

一主多元的所有制结构。在坚持包括合作社经济在内的公有制形式为主体的条件下，允许个体经济、小手工业和小型私营经济等其它经济形式作补充。

计划经济的定义篇8

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次明确提出，在生产社会化程度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实行的单一社会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里，随着私有制的消灭和公有制的建立，必然使商品货币关系失去了基础而归于消灭，由国家调节的产品生产和分配将代替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是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否定，他们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基础的，社会化的大生产客观上要求由一个社会中心按照社会经济效益最大化原则对生产进行统一的协调，通过制定统一的计划来协调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列宁坚持的仍然是传统的计划经济的观点，他的基本思想是社会主义就是消灭商品经济。在列宁看来，只有在生产资料国有化的基础上.按照一个总的大计划进行建设，才配称为社会主义的建设。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苏维埃俄国虽然没有完全和最终取消货币，但其作用范围已经相当狭小。1921年3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决定实施新经济政策，随着新的经济政策的实行，列宁对商品货币关系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列宁决定进一步开放市场，扩大商品货币流通的渠道，从而形成了商品货币关系的新思想。这一思想具体表现为：强调发展商业的重要性。商业是全党必须全力抓住的中心环节，如果抓不住这个环节，就建不成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尽管列宁没有突破计划经济体制框框的束缚，但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利用商品货币关系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主要手段的思想，是列宁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大突破。因为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历来把商业、商品货币关系与资本主义联系起来，把商业看成是与社会主义水火不相容的。但是列宁并没有拘泥于传统理论的束缚，而是从俄国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利用商品货币关系的思想。因为从经济上看，当时在俄国的各种经济成分中，宗法式的小农经济占优势。这种经济条件决定了“商业就是千百万小农与大工业之间唯一可能的经济联系。”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深刻思考的基础上，邓小平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正是对社会主义本质这个根本问题思考的基础上，邓小平开始反思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问题。

然而，实行计划经济的结果却适得其反，造成了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我国城乡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起来，使邓小平更加认识到，“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为什么一谈到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的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1994年春天，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更进一步指出，计划和市场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和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计划经济的定义篇9

[关键词]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市场社会主义

[作者简介]黄蓉芳，广东工业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硕士，广东广州510090

[中图分类号]FIM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9)02-0057-05

一、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结合――东方战线的突破

商品经济是一种经济形式，它与自然经济和产品经济相对称，从历史发展来看，商品经济由来已久，它已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以个体所有制为基础的小商品经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如果撇开商品经济的社会性质，则可分为简单商品经济和发达商品经济两个阶段。市场经济则是一种经济运行机制，它与计划经济相对称。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到发达阶段的产物，是商品经济的现代化形式和发达形态。也就是说：(1)市场经济是社会化的商品经济，只有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基础的商品经济，才能成为市场经济；(2)市场经济是市场化的商品经济，只有建立了统一市场和市场体系的商品经济，才是市场经济；(3)市场经济是货币化的商品经济，只有商品经济关系货币化，金融市场、金融工具和金融手段全面介入经济运行，才能形成市场经济体制；(4)市场经济是开放化的商品经济，当一个国家的商品经济全面对外开放，参与世界市场，融汇于世界经济之中，才能形成市场经济。总之，市场经济必定是商品经济，而商品经济未必就是市场经济。

既然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而商品经济又首先是在私有制社会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因此，传统的观点都把市场经济看成是私有制独有的产物，是资本主义制度特有的范畴。如果我们只满足于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寻找对应的词句，那么的的确确，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似乎把市场范畴严格限制在私有制经济关系之内，只存在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的阶段。然而，只要我们认真分析一下经典作家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理论，沿着它的内在逻辑路线，便不难发现事实并非如此简单。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的无法克服的基本矛盾。社会化大生产激活和提高了生产力，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的生产关系却无法容纳高速发展的生产力，资本主义制度的“外壳”必然爆炸，代之而起的是新兴的社会主义制度。所以马克思、恩格斯者明确指出，“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消灭商品生产!在这里，虽然表面上看马克思恩格斯主张资本主义和商品经济充分发展后的社会形态不存在商品(市场)经济，但其深层原因“恰恰是因为资本主义和商品经济――未来社会实现的条件，已经得到了充分发展并走向了消亡”。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的实现只有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以后，即它所容纳的生产力总量充分实现之后才有可能，这其中就包含了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并走向消亡这一前提。他们正是因为承认商品经济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所以才把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实现的历史条件。

十月革命胜利前后，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计划经济的思想，并以推行“战时共产主义”而步入极端。但列宁勇于面对当时经济、政治困难的现实，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义无反顾地实行“新经济政策”，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承认商品货币关系，引入市场调节机制，利用市场关系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斯大林作为列宁的后继者，囿于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和自身的认识，未能坚持和发展列宁把计划和市场结合的思想，他在1928年决定抛弃新经济政策的同时，转向排斥商品生产和贸易自由，只允许在个人消费品方面存在极其有限的商品交换。然而，斯大林的这种思想也并非铁板一块，他在总结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时，在其著名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在计划经济的框架内，也肯定了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发生的必然作用，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在一定范围内还存在商品生产和流通。另外，我们还应关注一下布哈林的“通过市场关系走向社会主义”的思想。他在1929年4月的俄共(布)中央全会上，陈述了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市场关系的意义：“市场联系的形式，在我们这里还要继续许多许多年。我甚至要说，市场联系形式将长期的是经济联系的决定形式。”这是对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深层阐发。但由于种种原因他的思想并不被那个时代接纳。

作为新中国的缔造者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者的，虽然一开始就继承了苏联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计划经济理论，但面对实践中暴露出来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决心探索中国独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结束之后，根据新的形势，寻找适合中国实际的经济管理的体制。他认为，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条件下，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仍然存在，要认识价值规律的作用，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概念，并在经济体制上做过几次调整与改革。诚然，由于的探索总体上没有脱离计划经济的框架，这些可贵的思想闪念未能继续深化，甚而发生“”那样严重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事件。

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恢复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大胆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路。他在1979年11月26日会见美国和加拿大客人时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邓小平这个谈话，第一次提出了市场经济是超越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由于某些历史原因，邓小平的谈话没有公开发表，因而人们常把1992年的南方谈话作为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结合关系的确认。1992年党的十四大把我国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方式确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把它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1997年党的十五大对我国发展市场经济作出了新的概括，并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使改革在一些重大方面取得新的突破。

二、市场社会主义――西方战线的求索

在马克思主义者探讨商品(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结合问题的同时，在西方的另一条战线，左翼社会主义思想家们也在进行求索，这个求索卓有成效的成果就是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兴起。

美国《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对市场社

会主义是这样界定的：“市场社会主义是一种经济体制的理论概念(或模式)，在这种经济体制中，生产资料公有或集体所有，而资源配置则遵循市场(包括产品市场、劳动市场和资本市场)规律。”而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格雷戈里和斯图尔特的表述似乎更加全面，他们认为：“市场社会主义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特征的经济体制，决策采取分权制，由市场机制加以调节，兼用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来推动参与者实现这一体制的目标。”市场社会主义的主要理论有米勒的“合作制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罗默的“证券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斯韦卡特的“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等。一个世纪以来，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大致经过三个发展阶段：

(一)第一个阶段：从20世纪20―50年代是市场社会主义初步形成的时期。针对苏联高度的计划经济模式，奥地利自由主义经济学派代表人物米塞斯和哈耶克进行了全面否定，认为苏联的计划社会主义不可能全面实行经济核算，不可能实现生产资料的合理配制，是一条与市场经济根本不相容的“通向奴役之路”。对此，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起而反击，他所回应的核心内容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央计划局可以通过确定价格(和社会主义企业的制度环境)来代替市场，然后通过重复性的‘试错法’程序来调整这些确定了的价格，用以反映供求的波动情况。因而社会主义条件下合理的经济计算是可能的。”并进而提出了市场社会主义的概念，即认为生产资料可以为社会公有，基本决策和发展方向可由中央计划决定，除此以外的经济活动则让市场力量发挥作用。

该时期最著名的就是旅美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提出的“兰格模式”：生产资料当实行公有制，但小型工、农业可保持私有；要求建立不完全的市场体系，既存在着消费品市场、劳动服务市场，也存在生产资料市场、资金市场；实行国家、地方、家庭参与的多重决策体系；实行双重价格定价体系，消费品和劳动力价值通过市场来定价，而生产价值由中央计划机关采取模拟市场竞争的方法来决定。该模式虽然有明显的计划特征，但标志着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

(二)第二个阶段：从20世纪50～80年代。主要是一些东欧、苏联经济学家主张在计划经济框架内，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比如南斯拉夫经济学家组成的“市场经济学派”认为，经济的快速发展只有在市场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提出了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模式。捷克的锡克在《社会主义下商品的货币关系》中分析了宏观、微观商品经济的不平衡。其中宏观的由计划调节，微观的由市场调节。这一时期，除了理论上的探讨外，南斯拉夫、匈牙利等国家先后突破苏联计划社会主义模式，从50年代开始进行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在西方被称为某种市场社会主义形式的‘实验’”。东欧进入市场社会主义的“黄金时期”。

1　南斯拉夫“自治式”市场社会主义实践

在东欧国家中，南斯拉夫是最早实行改革的国家。以1965年为界，南斯拉夫的改革可分为两个阶段，即工人自治的市场社会主义和社会自治的市场社会主义。

1950年6月27日，南斯拉夫议会通过了著名的《工人自治法》，规定将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制改为社会所有制，把生产资料交给劳动者集体支配，在企业内部实行“工人自治”，企业可以按社会计划的基本比例，根据市场供求关系自行制定生产计划等。这“标志着从指令式经济开始转入市场经济的决定性一步”。

1965年6月27日，南共联盟中央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它标志着从“工人自治”走向“社会自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宗旨是：市场和价格更自由地起作用，企业的权限进一步扩大，把国家掌握的扩大再生产的投资基金交给企业掌握。这次改革还宣布实行市场经济，企业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企业之间是市场关系。

南斯拉夫的这场市场社会主义“实验”最早在实践领域突破了苏联的计划模式，尽管经济成效并不明显，但它为后来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构建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 　2　匈牙利“调节式”市场社会主义实践 　1964年9月，匈牙利成立了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同年12月匈党中央通过了《关于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决议》；1966年5月又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原则》。经过五六年的准备，从1968年1月起，匈牙利开始进行全面的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在全面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匈牙利坚持把计划管理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并作为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国家主要通过经济手段，即通过商品关系、银行信贷、价格、税收等渠道来调节企业的生产活动；从组织制度上扩大企业自。

匈牙利的改革成效比较明显，国内呈现出市场繁荣，供应充足，人民消费增长速度加快的局面，对外贸易也增长迅速。但存在的问题也是明显的，如企业虽然取消了指令性计划，但间接的行政干预强化了；政府对大多数物价实行限定，打破了市场物价问的互相依存关系；国家投资决策不仅涉及服务领域，而且涉及市场经济生产领域等等。这充分表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是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

这个时期，其他东欧国家的改革也有新的进展。1960～1970年，波兰进一步削减了中央计划中的指令性指标，加强以联合公司为经济核算单位的自；80年代放弃了统配体制，企业实行自主、自治、自负盈亏。民主德国于1963年通过《国民经济计划与管理的新经济体制准则》，强调经济管理机关要充分利用经济规律，大力推行完整的经济杠杆体系；1979年颁布联合企业法，扩大联合企业的自。捷克斯洛伐克于1968年4月实行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行动纲领》，提出建立“适合捷条件的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模式”目标，并于1978年在12个大型经济单位进行效率和质量管理方面的综合试验。

总的看来，东欧国家的市场社会主义“实验”取得了重大成就，同时也积聚了不少矛盾和问题，潜伏着危机和不安定因素，以至于随着苏联的解体，这些国家也迅速分崩离析。在这种形势下，一些主张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家开始彷徨，有的甚至起来否定自己。但毋庸置疑的是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给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建设以许多启发、借鉴，成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史料来源：首先，市场社会主义者提出的“中性机制”思想，为我国探索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提供了启示；其次，在理清计划与市场复杂关系的基础上，把市场运用到社会主义中去，为我们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提供了积极的思想来源。再次，市场和计划不是地位平等的发挥作用，但市场也不排除计划，两者共同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起到了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是主导力量。而计划就体现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上。

(三)第三个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其研究中心又回到了以西方为中心，英国经济学界掀起了一场新的市场社会主义的讨论热潮。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有两种：一是主张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联姻”论，利用市场达到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政治目的；二是主张启动市场在经济运行中的“主导机制”论，市场应成为交易机制的主导形式。无论是“联姻”论，还是“主导机制”论，都是对市场和计划关系的新认识，目的在于弄清如何通过市场使西方走向社会主义，是市场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理论的重大突破。 　剧变之后，社会主义一度陷入“危机”。能否构建一种新的经济制度，它从效率、平等和民主等方面都比现代资本主义具有显著的优越性又能避免苏联模式的弊端呢?西方左翼理论家们在沉思之后重新举起了市场社会主义的大旗。东西双方在各自领域的探索中认识到，市场经济虽然是私有制的伴生物，但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西方左翼社会主义思想家(甚至是资产阶级某些代表人物)都没有把市场经济看成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它本身是中性的，完全可以和社会主义结合。只是在“如何结合”的问题上分化出不同的思想与模式。

三、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西方市场社会主义的扬弃――理论创新与成功实践

市场社会主义派认为，试图把公有制与市场化结合的做法，是一种幻想。然而他们没有想到，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是一种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成功范例。

1992年初，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基本形成。邓小平认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党的十四大明确规定把“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党的十五大对我国发展市场经济又作出了新的概括，主要表述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十五大《报告》指出，在今后的十多年中，“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是必须解决好的两大课题”。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包括：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各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企业制度；培育和形成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完善科学的宏观调控体系；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兼顾效率与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建立健全必要的社会保障机制；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构建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行为约束机制等等。

由上分析可以看出，在市场经济能否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问题上，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西方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没有原则分歧，但在社会主义如何与市场经济结合问题上，两者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显示出自己的特点：

(一)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标志，而资本主义市场则以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以往的国有制形式，与市场经济尚不完全适应，经过改革，在理顺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和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后，我国公有制经济的形式多种多样，有国有制、集体所有制以及不同公有制形式共同出资的股份制等。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混合所有制结构，特别是国有及由国家控股的大中型骨干企业，将会具有更强的活力和更高的效益。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原则。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私有制为基础，财产的私人所有必然导致私人资本的无限扩张和收入的两极分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利于鼓励先进、提高效率、展开合理竞争，同时又不会导致两极分化。对外经贸部副部长、中国WTO谈判首席代表龙永图1992年9月份结束日内瓦谈判举行记者招待会的时候，在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说，我的回答是我们是搞市场经济的，我们是赞成竞争的，因为没有竞争就没有经济发展。但是我们认为，必须兼顾在竞争过程以及竞争以后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兼顾那些弱势群体，必须兼顾市场经济中的社会公正和社会分配的平等。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市场经济和其他国家市场经济的区别。但从经济体制上讲，我们是市场经济。中国加入WTO以后，我们的经济体制将更加市场化。一些经济学家也曾不约而同地提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怎样做到)“市场经济+更大的社会公正”这一观点。为保证社会公正，协调地区发展，政府会通过自己的调节机制和社会政策，防止收入差距的过分扩大，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着强有力的国家宏观调控机制。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无论从名称还是从内容方面都坚持“社会主义”对“市场经济”的统率，政府可以通过经济社会政策、经济法规、计划指导和必要的行政管理，又力避对市场“基础性作用”的人为干预。创造一个稳定的、安全的和公平的社会环境，确保市场经济的有序运行。西方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忽视政治制度的保障作用，热衷构建纯粹的经济模式；有的放弃社会主义的实质内容，向资产阶级妥协以换取执政条件，“社会主义”仅仅成为一具示人的“空壳”。

计划经济的定义篇10

一、计划经济阶段：

迄今为止的社会主义国家基本上都诞生于生产力不发达，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没有取得统治地位的国家，其中的典型是苏联和新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表现为分工的深化，是产品和服务的种类、数量及质量的提高为特征的。因此，落后的生产力能够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种类、数量及质量必定较低，发展了的生产力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种类、数量及质量必定较高。

计划经济体制通过逐级下达的政府计划来调节经济活动，“一般是政府按事先制定的计划，通过提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制定合理的政策和措施，有计划地安排重大经济活动，引导和调节经济运行方向。它可以保持经济总量的大体平衡和有效协调重大比例和结构，促进生产力布局合理化；可以引导和动员必要的财力、物力进行重大建设，从社会整体利益协调经济的发展；可以较好调节收入分配。但它对微观经济活动和局部利益调节作用有一定的局限性；面对千变万化的供求关系，计划经济很难作到全面、客观和及时、有效的调节”（《中国大百科全书》电子版）

因此可见，在生产力落后的情况下，即分工不够深入的历史时期，供求关系的变动不是很复杂，供求关系网络之中的变量和相互关系还能够被基本掌握，在这种情况下，计划经济模式在技术上基本上还属于可操作的范围。因此其宏观调节的巨大优势得以发挥，可以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关于这一点，苏联和中国前中期的飞速发展的情况都是例证。

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分工进一步深化，供求关系网络的复杂度成指数增长，各级计划制定的机构在手段上已经不再可能对国民经济进行有效调节，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新产品新服务的不断涌现使得计划面临巨大的不可预期的因素的干扰，全面、客观和及时、有效的调节已经不再是很难做到，而根本不可能做到，它被新的经济形式取代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规律的必然结果。

二、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混合的过渡阶段

计划经济是一种与市场经济非常不同的经济模式，计划经济对交换关系的人为规定与市场关系中的自由的交换关系具有根本性差异，因此，如果突然从计划经济转入市场经济，原先的具有强烈人为干预特色的供求关系就会陷入严重的混乱，因此明智的办法是逐步减少计划干预的范围和程度，逐步引入市场机制。在从计划经济如何向市场经济过渡方面，中国人毫无疑问地采取了一条远比过去的苏联高明得多的道路。但是，过渡到市场经济决不意味着取消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节，中国的经济这么多年来之所以能够较为平稳地发展，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中国政府对国民经济的调控比所谓自由经济国家要强有力得多，这个优点应当保持，而决不能放弃。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然不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其本质的无别在于其经济基础是公有制（包括集体经济），而非私有制。经济基础的差异意味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对国民经济的干预仍旧具有强大的经济基础为后盾，尤其是可以调节分配，缓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内在固有的对过剩的那种积累、以及这种积累必然引起的经济的周期性的波动。

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无非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阶段基本完成后形成的以市场调节为主、计划调节为辅的经济形式，它同时并不包含从公有制过渡到私有制的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然应当容许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存在，但是，不能动摇其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区别的基础——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否则，就变质了，……。

四、基于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高度发展情况下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混合阶段：

随着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原先根本不可能及时地相互沟通的供求信息正在逐步具备被集中、处理、分发、互动的可能，计算机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也为全面、客观和及时、有效的调节微观经济提供了可能。在这一前提下，市场经济自发的盲目的缺陷有了在生产力高度发达情况下也可以被较好地调节的技术基础，因此，通过多极的供求关系信息的汇总、处理、分发和互动网络来逐步地扩大国家干预国民经济的范围和程度具备了可能性。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逐步向计划经济过渡，历史完成螺旋化的上升，社会主义进入高级状态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混合的阶段。

五、基层积极性和创造性与一个庞大的动态计划协调系统结合起来的动态计划经济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