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学起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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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中国生态美学；原生性；生命活动论生态美学；水文化；盐文化

中图分类号：B8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4）01-0096-05

任何美学观念都是以一定的文化观念为根基的，并表现出某种特定的文化观念。那么，中国生态美学是建立在一种什么样的文化根基之上的呢？对于这一问题，不少论者总是试图并习惯于去寻找某种西方的理论根基，这也导致了许多研究满足于西方话语的简单挪用。正如曾繁仁先生所指出的，“我们在生态美学研究中基本上使用的是西方话语”，“这些话语在相当程度上与中国传统文化与现实存在诸多差异，甚至有些西方话语与我们的文化传统与现实生活难以兼容，就是俗话讲的有点‘水土不服’”①。中国生态美学的进一步发展，必须致力于中国话语的探索与建构，而这种中国话语的探索与建构，又必须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及现实的充分理解，并从根质与原性上作出准确判断和把握。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水文化底色与原色

如何从根质与原性上来对中国传统文化作出理解与把握？笔者认为，不能离开一个重要的概念与范畴：水。

通观中华文脉与文化传承，水与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着不可分离的紧密关系，并由此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不同于西方文化的水文化底色。诚如有学者所说：

开天辟地，滋养他的是混沌之水。女娲补天造人，取舍首要是水。炎黄创衍稼穑，农耕命脉是水。尧舜无奈天灾，鲧禹功过系于水。《山经》依于水。《海经》基于水。《周易》变如水。《商书》记于水。《老子》效法水。《论语》乐山水。《孙子》学于水。《庄子》智若水。《孟子》乘于水。《荀子》积于水。许由洗于水。屈子溺于水。星相关注水。风水敬畏水。药石通于水。齐术善用水。道教尊崇水。禅宗化如水。②

西方文化的底色与原色是一种盐文化，这在《圣经》里得到充分体现。《圣经》强调“凡献为素祭的供物都要用盐调和，在素祭上不可缺了你神立约的盐。一切的供物都要配盐而献”③，“凡以色列人所献给耶和华圣物中的举祭，我都赐给你和你的儿女，当作永得的分。这是给你和你的后裔，在耶和华面前作为永远的盐约”④。可见，盐在西方文化中的重要意义。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西方文化对水的意义的忽视。《圣经》说：“主耶和华对耶路撒冷如此说，你根本，你出世，是在迦南地……论到你出世的景况，在你初生的日子没有为你断脐带，也没有用水洗你，使你洁净，丝毫没有撒盐在你身上，也没有用布裹你。”⑤这里水的意义很明显是与“洗礼”的宗教含义相联系的。但值得注意的是，水在西方文化中的意义显然没有盐重要，《圣经》就提到：“以利沙说，你们拿一个新瓶来，装盐给我。他们就拿来给他。他出到水源，将盐倒在水中，说，耶和华如此说，我治好了这水，从此必不再使人死，也不再使地土不生产。于是那水治好了，直到今日，正如以利沙所说的。”⑥“这水往东方流去，必下到亚拉巴，直到海。所发出来的水必流入盐海，使水得医治（译文作‘使水变甜’，不及原文作‘使水得医治’准确，该引依原文）。”⑦可以说，在西方文化的视域里，世上万物的存在固然离不开水，但水对世上万物的作用却有赖于盐的医治与激活。而正是在这个层面上，与水相比，盐具有更本原的意义，并赋予了西方文化的盐文化底色，而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水文化底色形成分野。西方文化的盐文化底色认同的是上帝的恩赐，人与天地都是上帝的创造，人与天地并非是所属或是相互依存的关系，而是一种二分的关系，这种二分关系极大地促进了西方强调“天人相分”的“原生性文化”，即科技文化的形成。

中国传统文化的水文化底色与原色，视水为天地万物之本源，重视天人合一，形成的是一种“天人相和”的“原生性文化”，亦即以水文化为核心的生态文化。正如曾繁仁先生所指出的，西方的“原生性文化”是一种科技文化，西方生态文化的产生是在英国工业革命之后，而且是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生态文化影响的结果，生态文化在西方具有后生性、外引性的特征⑧，我们在操持西方话语时，对此应该有充分的认识，而不是数典忘祖。

二、中国原生性的生态文化与美学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以水文化为底色与原色的原生性的生态文化，包含着丰富的具有原生性意义的生态美学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原典意义的《周易》，向来被儒家称为“群经之首”，并与道家的《老子》《庄子》一起被称为“三玄”之一，其中对这种生态文化与美学思想就有比较集中的表述。《周易》指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⑨，是对宇宙万物在创生过程中所呈现出的蓬勃生机与生命之美的高度概括。

《周易》所谓太极是中国古代用以说明世界本原的范畴，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太极”这一范畴呢？宋代周敦颐有所谓“无极而太极”的说法，实则是把太极视为了某种无形质的本原存在，但显然是后世趋于思辨性的发挥，到底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太极”的原初认识，也就成了一个值得追问与探究的问题。

庞朴先生通过对太极图的考察指出，“太极图虽然在中国出现很晚，思想的萌芽则在新石器时代‘屈家岭文化’中已经出现，大概在公元前三千年”，这种思想的萌芽，表现了“古人对水的一种崇拜”，出于这种崇拜，“先民们所做的就是画水的漩涡”⑩，这就是“太极”思想的最初发端，表现出了先民以水为世界本原并生化万物的看法。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是颇具启发意义的，也更加符合当时先民对世界本原的朴素认识。而且，老子主张“道法自然”，指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又提出“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可见，其在世界本原问题的认识上与《周易》的密切联系。“玄”字的出现，可追溯至甲骨文时期，甲骨卜辞即有“乙亥卜，其于祖丁，其玄”的记载。而据庞朴先生的考证，“漩涡剖面就是古文‘玄’字”，“以漩涡表示水慢慢变成‘玄’这个字”，“玄”的初始意义是以漩涡表示的水。我们结合这种分析，由上述卜辞可见，在中国先民的祭祖仪式中保留着对水的崇拜痕迹，这显然是与其对世界本原的理解与认识相一致的。而对“玄”所表示的色彩意义，也是与水相联系的，因为水的漩涡“本身就是黑色的”，所以“玄”又有“黑”的意思，而且“太极图就是一个漩涡，它的颜色也帮助我们理解‘玄’有黑的意思”。《小尔雅·广诂第一》就称“玄”，“黑也”。《说文解字·玄部》亦云：“黑而有赤色者为玄。”毛传：“玄，黑而有赤也。”可见，“玄”的主色为黑色，为生化万物的水，而其中的赤色则为生命的颜色，而《大戴礼记·易本命》说：“丘陵为牡，溪谷为牝。”据此可知，“牝”可作“溪谷”解，指的是水的源头，以“玄牝之门”为“天地根”，实质上道出了水孕育生化宇宙万物的本原意义。而管子则更是明确地指出“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黄帝内经》有肾水之说，认为“肾者主水”，为生命之本。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与水的创生与运化意义相联系的是中国人的生命意识，注重其大化流行的过程，如孔子所谓的“逝者如斯夫”，即是将生命视为一个流动的过程。这些都无不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种以水文化为底色与原色的生态文化所呈现出的生化万物的生命活动论特征。而这表现在具体的美学形态上，即为一种植根于水文化而极富水的意蕴的生命活动论生态美学，并由此构成其独有的原生性特质。

这种原生性的植根于水文化而极富水的意蕴的生命活动论生态美学思想，具体到中国传统的美学范畴上，就是在中国历史上很多具有源头意义的美学范畴都是与水相关联的，或是由水的意义与体认衍生出来的。比如老子所说的“涤除玄览”，庄子所谓“斋戒，疏瀹而心，澡雪而精神”。在老庄看来，“上善若水”方“几于道”，所以只有心如水洁，不染尘滓，远离世俗利害关系，才能在物我同一中达到对宇宙大道的体认。在此基础上，南朝的宗炳提出“澄怀味像”，并进行了比较自觉的理论概括。这种理论概括是与其艺术实践相结合的，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在艺术实践中，宗炳顺水而游，迹满天下”，“从故乡南阳到江陵，经汉水和长江；他‘西陟荆、巫’，走的是漳水和长江；他‘南登衡岳’，走的是长江、洞庭湖、湘江；他‘眷恋庐、衡’，还是顺流下长江至九江；他‘伤趾石门之流’，经过的是澧水；从嵩山至华山，走的是洛水”，“理解了‘天下之至柔，而驰骋天下之至坚’，确像圣人说的那样，道也便在其中了，这就叫‘味像’，在像上（譬如水）正反映着圣人之道”。纵观中国历史，宗炳的这种文化践行与文化体认，在中国文人中并不少见，是一种颇为普遍的文化现象。从孔子的“智者乐水”，“见大水必观”，到屈原行经沅、湘之间，“思彭咸之水游”，再到苏轼“性喜临水”，而“天下之信，未有若水者”，等等，不一而足，都体现出了中国文人与水不可割舍的精神联系，也表现出了中国文人观看世界的独特文化方式。

而正是在这个层面上，宗炳提出的“澄怀味像”，对中国美学而言，是一个具有文化根性的重要概念。后来朱熹又提出所谓的“涵泳”之说，指出审美体验“自有个血脉流通处，但涵泳久之，自然见得条畅浃洽”。无论是宗炳提出的“澄怀味像”，还是朱熹提出的“涵泳”，都强调生命活动的直接参与和体悟，体现出了中国美学重视直观并注重生命活动的特征，而呈现出与西方传统的静观美学不同的风貌。

西方传统文化是以盐文化为原色与底色的，这种盐文化底色认同的是人与天地都是上帝的恩赐与创造，人与天地既不是所属的，也不是相互依存的关系，而体现为一种二分的关系，这种二分关系表现在对客体对象的认识上，即是一种主客二分的关系，重视对客体对象的静态考察与逻辑分析，这影响到西方传统的静观美学的形成，西方古典美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基于其逻辑理念的美学观点就是此种影响的典型产物与集中体现。

而与之不同的是，以水文化为底色与原色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生态文化，注重天人合一的直觉体悟与生命感悟，这也决定了中国传统美学的直观性与重视生命活动的特质，表现为一种生命活动论生态美学。这种生命活动论生态美学建立的是一种人与自然的诗意审美关系。在中国传统美学范畴中，最能体现这种关系的，当是“畅神”这一核心范畴。而宗炳所提出的“澄怀味像”，其旨趣也正在于此。他指出在“澄怀味像”的生命体悟与“观道”中，“万趣融其神思”，“畅神而已”，把“畅神”视为最高和最终的审美境界，具体而言，也就是王微所说的“望秋云神飞扬，临春风思浩荡”。“畅神”是一种物我同一而自在欢愉的精神状态，一个“畅”字道出的正是人与自然和谐无碍的诗意存在关系，所谓“心物相谐”表现出的也是人与自然这种诗意存在关系。

另外，还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传统美学中还有不少的范畴看似与水无关，实则也要借助对水的体悟来表达，典型的如司空图的《诗品》即是使用“采采流水，蓬蓬无春，窈窕深谷，时见美人”来描述与说明“纤秾”这一范畴的，表现出中国人独有的生态美感悟与生态美学智慧。

三、中国原生性的生态美学思想与山水艺术体系

上述这种植根于水文化而极富水的意蕴的生命活动论生态美学思想，体现在具体的艺术活动中，就是中国人创造了独具特色的包括山水诗、山水画、山水建筑与山水园林等在内的山水艺术体系。在文学方面，中国是诗的国度，《诗经》《楚辞》开其端，中国山水诗可远溯至《诗经》《楚辞》，《诗经》《楚辞》中就有各种的山水意象，山水诗经过魏晋时期的发展，到唐时达到兴盛，并对中国文人的生存方式产生极大影响；在绘画方面，山水画在中国具有主导性的历史地位和意义；中国的建筑，如城市、宫殿等，也都讲究山水的布局，形成中国建筑的山水特色；而中国园林更是致力于山水格局及其境界的营构，成就了其山水园林的独特魅力。

上述种种山水艺术的形成，不能脱离水的意义来作出解释与说明。中国的山水诗注重山水景物的状写，并往往重视其中水的意义。“在中国文学史上，水的地位也是至高无上的，不然，一部中国文学史就会失血失魂。少了水，中国的首部诗集《诗经》，一大半都要不复存在。”而在《楚辞》中，屈原“所用之‘水’的意象尤多”，“至于一部唐诗，水的景观，水的佳句更比比皆是”，山水诗里更是如此，崔颢的《黄鹤楼》、李白的《望庐山瀑布》、杜甫的《春夜喜雨》、王之焕的《凉州词》、孟浩然的《临洞庭》、王维的《汉江临眺》、韦应物的《滁州西涧》、白居易的《钱塘湖春行》、柳宗元的《江雪》、张继的《枫桥夜泊》、杜牧的《泊秦淮》等，都是此类经典。

而对于中国山水画，正如日本画家东山魁夷所指出的，自然山水风景之美“不仅仅意味着天地自然本身的优越，也体现了当地民族的文化、历史和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谈论中国风景之美，同时也是谈论中国的民族精神之美”，而要表现这种美，“竟是唯有墨才能胜任的”，东山魁夷所谓的“墨”显然是有其特定涵义的，即“水墨”，而正是这种“水和以墨”的“水墨”，赋予中国绘画以生命力。

中国古代的城市建筑与宫殿营建，也力求依山傍水，先秦时期的管子就曾指出，“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勿近旱而水用足，下勿近水而沟防省”，可见对水的重视。

中国园林建设始于殷周时代，秦汉时的帝王宫苑已具有很大规模，其以湖水为中心，堆山建岛，以所谓“一池三山”（瑶池与蓬莱、方丈、瀛洲三仙山）的格局，形成中国皇家园林的传统。而中国私家园林主要地处江南，尽管规模较小，却更于叠石理水、水石相映、小阁临流中见胜。一般来说，园林中不能没有某些形式的建筑，而建筑只要有条件，就会带上园林，做到宜居宜游，就此而言，水的意义更为重大，因为在中国古人看来，对于人的行止居处而言，水有聚气的作用，正所谓“有气则生，无气则死，生者以其气”，气诚然关乎生死，但没有水是不可设想的，水赋予万物以生气。

可以说，在中国传统的山水艺术体系中，水拥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与文化价值。中国传统的艺术观点认为，“水，活物也”，“山以水为血脉，以草木为毛发，以烟云为神彩。故山得水而活”，水所具有的本根与命脉意义可见一斑。而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水者，天地之血也，血贵周流而不凝滞”，水也赋予中国艺术以生命流动之美，而与这种生命流动之美相一致的是，中国艺术对自然山水的审美观照，并不止于对一景一物的静态摹写，而是注重“经营四方”而“周流六漠”的动态观照，并由此表现出与西方传统艺术不同的审美特征。

西方传统文化的盐文化原色与底色，认为人和万物是一种二分的对象性关系，注重对客体进行静态的实证性和解析性的研究，并影响到西方传统的静观美学的形成，表现在艺术活动中，就是审美观照的静观模式。

而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种以水文化为底色的生态文化，构成了其生命活动论生态美学的文化根基，这种生命活动论生态美学表现在中国传统的艺术审美中，即是重视生命活动的审美参与和动态观照。《逍遥游》里的庄子视接万里，目游八方；《离骚》中的屈原“忽反顾以游目兮，将往观乎四荒”；李白“何意到陵阳，游目送飞鸿”；杜甫“游目俯大江，列筵慰别魂”；苏轼“游目以下览”而“五岳为豆，四溟为杯”，等等，无不是一种动态审美观照的生动体现。中国的山水园林与建筑也重视其游目骋怀的功能，在“俯仰往环，远近取与”的动态审美观照中营造诗意美感。而这种动态审美观照在中国山水画里即表现为所谓的“散点透视”，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说：“画家的眼睛不是从固定角度集中于一个透视的焦点，而是流动着飘瞥上下四方，一目千里，把握全境的阴阳开阖、高下起伏的节奏。”这种“散点透视”不同于西方绘画的“焦点透视”。西方绘画的“焦点透视”，从一个固定的视点出发，对景物进行由近及远的描摹，层次与光线明暗的处理遵循视觉真实，这显然符合以盐文化为底色的西方传统文化重逻辑性与实证性的特点，也是西方传统静观美学在绘画中的体现。

中国山水画的审美视线是仰观俯察、流动宛转的，从而与山水诗、山水建筑、山水园林等其他中国山水艺术一样，在人与自然的诗意审美关系上，打破了时空局限，容山水万物于尺寸之间，使人在与天地万物同参的生命活动中，达到物我同一、天人合一的审美境界，表现出一种生命活动论生态美学的独特品格，而这正是西方传统静观美学所不具有并做不到的。

总之，中国生态美学是建立在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底色的水文化的根基之上的，它与植根于盐文化的西方传统美学有着很大的不同，表现为一种植根于水文化而极富水的意蕴的生命活动论生态美学形态，并由此构成其独有的原生性特质。这种特质在中国独具特色的山水诗、山水画、山水建筑与山水园林等山水艺术中得以具体体现，呈现出特有的生态智慧与美学魅力，而这也为中国美学的建设发展提供了丰富的传统资源。我们不能割裂传统而一味地盲目追随西方话语，否则就会造成话语建构中的根性失落与根基错位。目前中国生态美学所出现的话语危机，从根本上说其问题也在于此。

毋庸讳言，近年来西方生态美学获得了很大发展，为我们提供了不少理论借鉴，但这种西方话语在更多的意义上是一种环境美学的概念，在这种环境美学的概念中，正如约·瑟帕玛所指出的，“环境围绕我们（我们作为观察者位于它的中心），我们在其中用各种感官进行感知，在其中活动和存在”，是将环境视为主客二分的对象物了。我们前文已经提到，以盐文化为底色的西方文化，强调在主客二分的关系中对世界进行对象性的认识与把握，上述环境美学的观点仍未脱此窠臼，对此，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并认真在根性上对中国生态美学与西方话语加以区分。我们应从中国传统文化与现实需要出发，加强本土理论资源与文化传统的深入开掘，使植根于中国水文化传统而富有原生性特质的生命活动论生态美学，在当前生态文明的新时代焕发出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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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职 园林生态学 课程改革

中图分类号：G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95（2013）06（a）-0040-02

新时期的园林工作对园林专业人员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不仅要有工程技术和设计学的创造能力，还必须具有生态环境等多方面的知识，因此，在全球“大生态”和创建“园林城市、森林城市”的浪潮推动下，园林生态学这门课程已迅速发展为高职院校园林专业的一门重要支撑课程。

然而现在的高职学生相对来说底子薄，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及自主学习的能力欠缺，加上本门课程是一门专业基础课程，许多学生重专业课程，轻基础课程，传统的教学已不能很好地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和综合素质，因此，在职教改革大浪潮的今天如何以“学生为主体、以能力为本位”对园林生态学课程进行改革，是摆在主讲教师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针对高职院校培养学生的特点，我们本着“夯实基础、注重应用、讲求能力，提高综合素质”的目标，将生态知识的讲授与综合能力的培养结合起来，探索出一些有益的改革措施，与大家共勉。

1 制定“适应人才培养目标的”课程体系、课程整体设计

新时期高职教育培养目标为：高素质、宽基础具有高度职业适应性的应用型人才[1]。要注重能力目标的培养，课程的实施过程要紧紧围绕这些能力目标，以能力训练过程为课程的主要线索[2]。

通过广泛调研确定高职园林专业对应的学习本课程后应具有的职业能力为：园林植物生长所需的生态因子测定及调控的能力、营养液营养土配制与无土栽培管理能力、生态学角度防治病虫害的能力、鉴别园林植物对环境适应的形态类型的能力、园林植物群落特征的测定能力、分析园林植物群落演替趋势从而判断设计合理性的能力及初步建设园林生态系统的能力。

因此，主讲教师要打破“生态课是基础课重理论、轻应用；重知识、轻能力”的思维框架及培养模式，转变观念，将这门专业基础课与专业课相结合、与生产实际相结合。坚持“职业导向、够用为度”为原则，突出应用性，在上课之前先要制定出适应人才培养目标的课程标准及“理论与实践并重”的课程体系，既将课程设置为理论与实践两大部分，理论教学部分与实践教学部分的比例调整为接近1∶1。

为了使课程达到新的职业标准，任课教师必须对课程进行教学设计。“以项目为载体，以学生为主体，以能力为目标”制定完整可行的整体教学设计，在整体设计中要确定出课程的整体目标，特别是课程的能力目标，如能调查―― 能熟练进行园林生态系统建设需要的地形与土壤调查、小气候调查、人工设施状况调查的能力。可在清晰明确的课程培养目标的基础上，将课程设计出若干个能力培训项目，如光环境调控项目、土壤环境调查项目、小气候调查项目、无土栽培项目等等。在单元教学设计上做到“知识、理论、操作一体化”，将每次课都清楚能力目标、知识目标以及设计上恰当的教学方法和手段，从而使学生具有扎实系统的专业技能。

2 采用“以学生为主体、提高能力培养”的教学手段和方法

为了改变高职学生普遍存在的在课堂上懒于“动口、动手、动脑”的现状，使学生兴趣盎然、积极主动地投入到教学过程中，更好地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任课教师应积极实施教学方法的改革，注重将知识转化为学生综合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采用灵活多样的、以学生为主体的、有利于提高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的教学方法和手段。

2.1 “问题式教学法、头脑风暴法”的深入实施

问题教学法是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法，目的在于刺激学生的思考能力。将教材的知识点转换成一连串的生活或专业中的问题、以问题的形式呈现在学生的面前，让学生在寻求和探索解决问题的思维活动中，掌握知识、发展智力、培养技能，进而培养学生自己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如在讲解光环境对园林植物的作用时，提出：“育苗生产时应选取什么颜色的塑料薄膜、为什么？”“绿植盆景配置的位置？为什么？”“园林设计的行道树秋季罩上黑色的罩子的作用？”“为什么自然状态下草莓是春天吃、多是九月开？”等一系列的问题让同学们思考、回答，同时，鼓励学生提出问题、互相交流，以“问题”为线索，促进学生创造思维的发展。

头脑风暴法是教师引导学生就某一课题自由发表意见，是一种能够在最短的时间里获得最多的思想和观点的工作方法，是聚合思维训练的一种好办法。通过集体讨论，集思广益，促使学生对某一教学课题产生自己的意见，通过同学之间的相互激励引发连锁反应，从而获得大量的构想，经过组合和改进，达到创造性解决问题的目的。如针对园林植物生长的城市土壤环境如何改良、我国人造园林景观建设存在的问题、城市化的影响、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等问题都可采用此法。

在课堂上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安排座位，以便于学生的交流、讨论与回答问题，对于讨论、回答问题活跃的小组及个人给予加分，会大大提高教学效果，深受学生欢迎。

2.2 “换位自主教学方法”的不断完善

现成文本内容在师生间机械位移的“填鸭式说教教学模式”越来越不能适应高素质人才培养的要求。必须改革这种教学模式以适应素质教育的需要，换位自主教学方法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学生换位扮演教师角色，教师担任“导演”角色，通过双方的互动来实现学生的自主教学，提升教学效果。在园林植物的生态因子的光环境、水环境、大气环境、土壤环境及生物多样性等章节采取这种方法，“学生自讲、同学互评、教师讲评”，学生通过自主学习与组织教学，既掌握了专业知识，又锻炼了语言表达、组织思维的能力，并提高了生态环保意识及倡导绿色生活的能力。

2.3 “项目教学法”的积极探索

项目教学法实质是通过实施一个完整的项目而进行的教学活动，目的是把理论与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信息的收集、方案的设计、项目实施及最终评价，都由学生自己负责，教师起辅导作用，培养学生的综合应用能力和分析解决问题能力，在教学实施过程中，以学生为主体，以项目的实际训练为主导，把学生推到项目活动中去，项目从设计、实施到完成要能够有一个完整的成品出来，作为项目的成果，使学生完成项目后有一种成就感，提高学生的兴趣[3]。同时，还通过各个小组的成员在完成项目中的分工合作，锻炼了学生吃苦耐劳和团队合作能力，如园林植物生长的光环境调控项目、土壤环境调查项目、无土栽培项目、园林植物群落的生态作用分析等都采用此法。

在园林植物光环境调控的项目进行时，学生们通过搜集大量的信息自己写出花期调控的项目设计方案，并亲自管护花卉、调控处理，最后写出总结。当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开出美丽的花朵时，他们的脸上洋溢着成功的喜悦。

2.4 “实例教学法”的广泛应用

园林生态中有很多理论较为抽象，教学中结合相应的实例，将所学的生态知识与专业课程及实际工作相衔接，应用到具体的问题中，使学生能够更深的理解讲授的内容。如在讲到园林植物对水污染的净化作用时，采用石家庄“清源净流行动”―― 河的水污染处理方案来分析，在讲解生物多样性在园林规划设计上的应用时，则是结合石家庄太平河的“临风田园、秋实公园、语林园、秀水公园”等主题公园的设计方案进行分析，使学生变抽象的理论为身边的实例。

同时在教学中要关注行业发展动态及最新成果，拓宽学生视野。如在讲解园林生态系统建设时则结合温州生态园三湿地公园建设进行分析，在讲解园林生态城市建设时结合扬州市园林生态城市建设的案例分析[4]。

实例教学法的广泛应用，使学生们清楚学习的目的性，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大大地提高教学效果及学生的应用能力。

2.5 “集约式管理；一人一档案、一课一任务”的具体实践

当学生深感自己被教师认识、重视，以及自己的作业被认真批改后，他对这门课程就无形中会有兴趣并认真对待，因此为了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培养学生做事的责任感，教师可为每个同学建立一个档案，学生在档案袋上贴上自己的照片，也可以写上座右铭或努力的方向，便于教师对学生的了解。内存每次调查任务的完成情况、实践教学情况、“自讲”及其他课堂表现，教师要认真批改每一次学生的各项报告，依据学生档案在学期末给出合理的成绩，并由学生自查本门课程能力的提高；在教学中，每章内容除了相应的实训工作任务之外还有关于家乡的相关环境的调查任务，如家乡的光环境、大气环境、土壤环境、水环境等方面的调查，结合生活与专业，在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之外还提高了学生的资料搜集、整理、总结及书写专业报告的能力。

虽然这项工作增大了教师的工作量，但对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效果显著。

3 建立“体现能力和素质”的考核评定模式

长期以来，生态课学生成绩主要以期末笔试为依据，这样容易造成学生死记硬背、临阵磨枪的现象，不能使学生真正理解和掌握所学知识，尤其是对学生能力和创新意识的培养极为不利[5]，因此，可建立了一套“平时与集中相结合、开卷与闭卷相结合、笔试与操作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体现能力和素质的考核评定模式（见表1）。

在平时考核中注重学生听讲、讨论、自讲、作业、实验操作、社会调查等方面；考核时“考理论、考应用、考操作”。既考基础的理论知识，更重要的是考本门课程的知识在后续课程及工作中的应用以及实际动手操作的能力。实训部分现场操作与综合总结分析相结合，既注重技能又注重素质的培养，并将考核内容与国家职业技能鉴定相接轨，如营养土、营养液的配制技术，与学生考取园林绿化工、花卉园艺师的职业资格证考试相衔接。且综合实训单列一门实践课程考核。

园林生态学课程改革是一个不断实践、探索与努力的过程，主讲教师可从转变观念、改进教学方法入手，在教学中“以学生为主体、以项目任务为载体、以培养能力为目标”。这样不仅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更有助于学生综合素质和能力的全面提高，为社会培养出高质量的为生态园林服务的实用型人才。

参考文献

[1] 陈小琼.对高职教育课程改革的思考[J].理论与应用研究，2009（3）：12-13.

[2] 戴士弘.职教院校整体教改[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

[3] 冯志刚.项目教学法在专业教学中的应用[J].江苏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8（2）：7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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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生态文明素质

作者简介：周晓阳（1953-），男，湖南祁东人，南华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哲（1987-），男，江西井冈山人，南华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湖南 衡阳 421001）

基金项目：本文系湖南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立项课题“当代大学生生态文明素质培养研究”（项目编号：XJK012BDY005）的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6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079（2013）28-0213-02

近年来各高校通过开设生态文明相关课程，启动生态文明意识“三进”工程，开展生态文明相关活动，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关注生态、关注环保，使生态文明意识通过有形或无形的方式植入大学生的头脑中，大学生的生态文明意识明显增强，大学生建设生态文明的自觉性明显提高。但据调查发现，我国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中还存在着不少突出问题，认真调查分析这些问题及原因，对于加强和改进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提高大学生生态文明素质，为建设生态文明和中国特设社会主义事业提供高素质人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我国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据调查发现，我国大学生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比较认同，大学生生态文明素质也得到了初步提高。但是我国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中还存在着一些突出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大学生生态文明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

我国大学生已经具备一定的生态文明素质，对生态文明有一定的认知，但一般处于浅表层，并未对生态文明的本质和规律有一个比较全面而深刻的认知。我国大学生生态文明认知大多仅仅停留在一些环境保护的基本常识，如公共环境卫生、节约用水用电、保护花草树木等浅表认知上，并没有将生态文明认知内化为生态文明情感和意志，没有形成稳定的生态文明心理机制和思想品质。他们对生态文明的本质和规律大多是一知半解，对生态危机发生的原因及其危害认识不深。由于生态文明认知不深刻、情感不稳定、意志不坚定，因而不能外化为自觉的生态文明行为，破坏环境、浪费资源的现象还相当普遍。

2.各高校对生态文明教育的重视有待进一步加强

近年来各高校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已经开始将生态文明教育纳入教育教学体制中。但由于重视程度不够，投入不足，计划不周，效果欠佳。能将生态文明教育作为一件大事来抓的高校还是很少，虽然有个别高校开设了生态环境保护专业和相关课程，但还没有制定出面向全体大学生的生态文明教育课程设置方案，致使生态文明教育不能全面落实。许多高校至今还没有开设生态文明选修课程，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也没有纳入生态文明的内容。目前，我国教育主管部门还没有制定出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的考核指标，许多高校把生态文明教育只是停留在口头，并没有付诸行动。这些现象说明，我国高校对生态文明教育的重视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

3.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的内容不够丰富

目前虽有部分高校已经开设了生态文明相关的人文素质选修课程，但还不够系统全面。生态文明教育内容仅仅局限于生态文明常识上，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教学内容体系。生态文明的教育内容应该包括生态文明理论教育（包括生态世界观教育、生态价值观教育、生态审美观教育等）、现代生态环境科学教育（包括环境科学教育、生态科学教育等）、中国传统的生态文化教育（包括儒家生态文明思想教育、道家生态文明思想教育、佛家生态文明思想教育等）、社会主义生态文明道德法律及政策教育（包括生态文明的道德规范、生态文明的方针政策教育、生态文明的法律制度教育）等内容。但目前，很多高校并没有把上述内容纳入生态文明教育中。我国高校除生态环境专业外，还没有一本专门的、通用的生态文明的相关教材，生态文明教育的内容还仅仅停留在基本知识的层面上，而很少涉及到深层次的内容。

4.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的方式方法不够科学

首先，许多高校并没有把生态文明教育纳入到高校各门课程教学中，特别是没有纳入到高校德育中。生态文明素质作为大学生挑起未来社会主义建设重担必不可少的思想素质，应该是高校德育的一项重要培养任务，因此，生态文明教育有待于纳入高校德育体系。

其次，目前生态文明教育的方式不够丰富。部分高校没有充分利用现有的先进教学设备，如多媒体教学手段等，给大学生形象地展示生态文明相关的知识和图片；没有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生态环保教育活动，如生态文明文艺演出、演讲比赛等，使生态文明意识寓教于乐，增强教育的吸引力、感染力；没有把生态文明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相结合，积极组织学生参加校外社会生态环保实践，培养大学生建设生态文明的能力。

最后，没有营造一个生态文明教育的良好环境。教育环境十分重要，它对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目前，一些高校片面强调理论知识的显性教育，忽视了教育环境的隐性教育。应当克服这一缺陷，优化教育环境，营造生态校园，发挥生态校园环境对大学生的隐性教育作用。

二、我国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

造成我国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存在上述突出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客观原因，又有主观原因，必须深入分析产生问题的主客观原因，才能进一步提出解决问题的有效对策。

1.客观原因

首先，我国生态文明思想从古至今源远流长，但生态文明建设起步较晚。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其后党和政府多次作出一系列与此相关的重大决策。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走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并第一次把生态文明发展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主要目标。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是社会主义和谐的六大特征之一。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并强调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即“两型社会”。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之一，并把“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生态环境明显好转”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党的十七大，正式提出“生态文明”的概念。[1]党的十进一步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并提出了建设“美丽中国”的目标。[2]总而言之，我国自觉地建设生态文明的历史充其量也只有20多年。由于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不长，人民自觉地建设生态文明的社会氛围还没有形成，这在客观上影响了高校生态文明教育的发展。

其次，我国高校开展生态文明教育的经验不足。高校生态文明教育是顺应时代要求而孕育产生的。新事物从产生到成熟必定要经历很多曲折。目前我国高校虽然已经启动了生态文明教育，但还处在初步探索阶段，实践经验严重不足。我国一些重点高校虽然较早设置了生态环境科学的专业和课程，但最长也只有20多年的历史，且其教材大多从国外引进的。至于非生态环境专业的大学生的生态文明教育，则是从新世纪以后才启动的，教育经验更是缺乏。目前，各高校的生态文明教育还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规划和课程体系，各自为战，没有形成发展合力，这必然制约我国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的健康发展。

最后，我国高校生态文明教育的制度不健全。开展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制度建设是保障。但是由于我国高校生态文明教育的历史不长，经验不足，制度建设滞后，还没有形成健全的生态文明教育制度。国家在制定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关制度规范时，还没有明确把生态文明教育纳入其中。各高校开展生态文明教育的依据仅仅是党的文件，还没有一部关于生态文明的教育法规出台。个别高校虽然率先制定了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的一些规定，但还不够系统，没有形成制度化、规范化，经费和师资都缺少制度保障，这必然导致许多矛盾和问题的产生。

2.主观原因

首先，高校及其主管部门对生态文明教育缺乏科学规范。目前，我国高校及其主管部门对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普遍重视不够，没有制定统一的规划，更谈不上科学规划。要加强和完善高校生态文明教育，高校及其主管部门必须对生态文明教育进行科学规划。目前我国在生态文明教育规划方面的情况不容乐观。

具体表现为：一是没有把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列为高等教育的议事日程，而只是作为一种临时性的工作任务，没有形成一种长期的战略规划。二是没有把生态文明教育列入高校德育体系。没有认识到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是高校德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是教育主管部门与环保部门没有形成协作机制，制定出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的统一规划。离开了环保部门的支持与配合，很难制定出符合实际的大学生生态文明素质培养方案。因此教育部门与环保部门必须密切配合，研究制定高校生态文明教育计划，统一规划生态文明教育内容，合理制定高校各门相关课程的教学大纲，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中的主渠道作用，有计划地在人文素质选修课和各门相关专业课程中渗透生态文明知识和理念，“使高校生态文明教育更加条理化、系统化、科学化。”[3]

其次，高校生态文明教育的师资队伍建设严重滞后。开展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关键在于教师。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师的生态文明素质如何，直接影响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的质量和效果。目前，我国高校大多数教师的生态文明素质还不够高，缺乏对生态文明知识的系统认识，建设生态文明的自觉性不够强。甚至有个别教师连生态文明的内涵也不了解，更谈不上对生态文明教育规律的认识。由于对生态文明理解不深刻，对生态文明教育重要性的认识也不到位，在开展生态文明教育方面只是停留在口头上，而不能落实到具体行动上，更不能做到言传身教。由于我国生态文明学科建设起步晚，造成生态文明相关专业人才严重不足，各高校尤其是专科院校的生态科学专业教师十分缺乏。师资队伍建设严重滞后，也是造成生态文明教育滞后的重要原因。

最后，大学生建设生态文明的自觉性普遍不强。目前，我国大部分高校只注重对专业知识的教育，使非生态环境专业的大学生只重视对专业知识的学习，而忽视了对生态文明知识的学习。一些人认为生态文明就是简单的绿色环保，平时多注意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即可，不需要专门开课去学习生态文明知识。生态文明教育仅仅停留在感知上而没有深入到理性层面，致使大学生生态文明素质普遍不高。

调查发现，除了生态环保专业的大学生之外，其他非环保专业的大学生绝大多数对生态环保缺乏深刻认识，不少大学生甚至连生态文明、绿色文明、低碳生活、循环经济、两型社会、美丽中国、可持续发展等概念都不理解。由于对生态文明的认识不深，因而不能形成生态文明的价值取向和坚定意志，更不能外化为自觉的生态文明行为。大学生生态文明素质较低，必然影响生态文明建设的自觉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正因为大学生建设生态文明的自觉性普遍不强，因而造成了生态文明教育效果欠佳。

参考文献：

[1].高举中国特设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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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媒体；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

中图分类号：G64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13-0136-02

一、新媒体时代对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

1.新媒体的定义。新媒体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的概念，它是相对传统媒体而出现的，是信息科技和媒体产品的紧密结合，是媒体传播市场发展的趋势和方向。既然是新媒体就要有其革新的一面，不但技术上革新，形式上革新，最重要的是理念上也要革新，目前比较流行的定义是清华大学熊澄宇教授的，他认为：新媒体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是利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通过互联网、宽带局域网、无线通讯网、卫星等渠道，以及电脑、手机、数字电视等终端，向客户提供信息和娱乐服务的传播形式。

2.新媒体时代对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当代大学生的主流意识形态就应该是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新媒体时代，网络文化对大学生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形成与发展，以及对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影响都是全面而深刻的。一方面，大学生可以利用网络的快捷性和开放性迅速的获取大量有价值的知识和信息，达到学习的目的。另一方面，网络的普及和发展也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例如，隐往导致社会责任的缺失，网络的无序，虚假信息的泛滥，网络犯罪等这些都是威胁大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新形式。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利用技术上的优势加强了对其资本主义的价值观、文化理念等在全球范围内的鼓吹和渗透，这些都严重影响了意识形态在我国的主导地位和大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

二、新媒体时代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存在的问题

大学生是党和国家的未来，承担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其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状况直接关系着国家的安危和民族的未来。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状况的主流是积极、向上的，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以及受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等影响，导致大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呈现出越来越多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部分大学生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了解和认知不够准确。这部分学生对我国的主流社会意识形态存在着认识不清，或者是概念化、教条化、书本化式认同。其主要表现就是只把主流意识形态当作一种概念，而忽视对概念的理解与认同；只注重对其教条化的记忆，而忽视利用理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只注重从书本中的条条框框出发，而忽视了将理论知识与社会实际生活相联系。

2.部分大学生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感不强。这部分大学生没有认识到认同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其中存在着边缘化认同和反向认同的现象。主要表现就是一些学生不但没能认识到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性，还把对意识形态的学习当作一种负担，致使主流意识形态在个人生活中被严重的边缘化，甚至出现认同西方的文化和价值观的现象。再者，由于在现代化的建设中出现了诸如官员腐败、分配不公、环境污染等问题，致使部分大学生对我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产生了怀疑，从而导致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感的下降。

3.部分同学主流意识形态淡化和西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与西方国家还是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在此情况下，部分大学生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淡化和西化倾向也越来越突出。主要表现在部分同学对资本主义缺乏科学的认识，对中国的国情和历史缺乏深入的了解，致使他们盲目的崇拜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活。

4.部分同学政治素质低，政治思想淡化。大学生能否具备良好的政治素质不仅关系到他们自身的发展前途，也与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息息相关。很多同学对没有深刻的认识，甚至是对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没有什么认识，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们不了解我国所走的路线，所采取的方针、政策。虽然，有一些同学关心国内外的时事热点问题，但在市场经济浪潮的影响下，很多同学都把经济放在第一位，根本不关心国家政治。

三、新媒体时代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1.社会转型时期文化多元及社会问题的产生对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影响。在社会转型时期内，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不同国家的文化交流日益加强，随之伴随而来的就是西方各种社会思潮在中国的蔓延和渗入。由于我国正处于传统的经济模式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时期，所有制结构，分配方式，利益格局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导致了人们对过去的一些人生观，价值观产生了迷惑和怀疑。再者，一些地方官员的腐败、办事拖拉、大搞形式主义等问题，这都严重影响了政府在人们群众中的良好形象和广大干群关系的和谐，并且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部分大学生对我党的信任。

2.高校意识形态教育的僵化对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影响。高校是对大学生进行理论教育的主要阵地，然而在当前，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效果并不尽人意。首先，在一些高校内，竟然出现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配置不足的情况，这都严重影响着教学的质量；其次，部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师对社会的丑陋现象一再曝光，导致了部分大学生思想的混乱，削弱了德育教育的实效性。最后，大部分教师的教学手段单调且毫无新意，也很难引起同学们的共鸣，这些势必都将影响大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

3.网络文化对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影响。目前，网络文化已成为大学校园内的一种新型的校园文化，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如文化内容道德维度的缺失、隐往导致社会责任感、道德感的缺失、网络犯罪等。由于大学生尚未成熟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使他们不可能很好的对网络虚拟空间内的现象和问题进行分析，然而这些都已严重地影响了大学生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

4.大学生自身的原因。当前，大学生自身特色化发展加快，思想状况和价值取向呈现多样性的特点。现在的大学生是在和平的年代和父母的溺爱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们抗挫能力低下，缺少积极进取的精神，缺少信仰，理想。他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识也只停留在书本上的只言片语，并不能深刻的理解它们的含义，更不用提把这些知识化为自身发展的动力了。

总之，在改革开放和新媒体时代的大背景下，加强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的教育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而深刻剖析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存在的问题和原因又是全面做好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工作的基础，只有这样，高校才能承担起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使命与责任。

参考文献：

[1]欧阳永忠.社会环境与校园文化对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J].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11，（4）：96-103.

[2]古维娟，柯元.当前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淡化原因及对策[J].九江学院学报，2010，（1）：11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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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媒介生态学；媒介环境学；思辨；区分

如今，媒介生态学已经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并带来了学科的繁荣和发展。但中国媒介生态学的研究，也存在着一些模糊认识。廓清这些认识，理清与北美“Media Ecology”的关系，已成为促进中国媒介生态学进一步健康发展的当务之急。

一、中国学者的媒介生态研究意识是不是“原发的”

在中国媒介生态学起源问题上，一些中国学者认为，媒介生态学研究的起源应该是在北美，美国和日本的相关研究也比我们早很多年，但是“中国学者的媒介生态研究意识是原发的，而不是引进的”，国内媒介生态研究的展开与它们并没有什么渊源。[1]笔者认为，以上观点在表述上是矛盾的，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他们主要是更多地强调了中国媒介生态学和北美媒介环境学的区别，而忽略了国内外媒介生态学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只是将2001年后，“Media Ecology”在中国的独创性发展作为了中国媒介生态学研究的起点。

（一）中国最早的媒介生态研究意识来源于西方

在我国大陆传播学研究中，最早使用“媒介生态”概念的《论媒介生态——我国报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若干制约因素》一文正是在介绍西方社会生态学和社会有机体平衡、和谐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媒介生态”这一概念以及社会大系统、共生共食、有限资源、关键功能等观念。然后又是结合美国社会生态学家奥迪斯·邓肯所提出来的人类社会“生态复合体”的四个变量，展开我国报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的。

（二）从生态学视角研究媒介与其生存发展的环境问题最早出现在西方

中国媒介生态学研究一开始就注意运用平衡、和谐和系统等生态思想来研究媒介，并侧重媒介与其生存发展的环境问题研究，关注人、媒介、社会、受众之间的和谐互动关系构建。但是早在1970年，第一届地球日庆典宣称人类进入“生态时代”之后，西方很多学者便开始运用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开展研究，承认环境中每个因素的平等内在价值，主张重建人类文明秩序。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乔亚舒·梅洛维茨就非常重视媒介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他认为，媒介是社会环境的一部分，受众选择媒介受社会环境制约的同时，媒介对社会也具有强大的影响力。此外，他还运用了一个生态学暗喻，将受众纳入“情境”概念，认为传播行为受受众制约，必须根据受众类型选择合适的传播方式与信息。[2]可见，中国媒介生态学研究“在思维范式取向上异于西方，但是与西方的媒介生态学（Media Ecology）研究存在学术渊源”[3]。

二、“媒介生态学”是不是中国的原创概念

有学者认为：“媒介生态学是中国的原创概念。”[4]笔者认为“媒介生态学”这一概念实际上来源于对北美“Media Ecology”的直译，只是后来结合中国传统文化提出了“媒介生态位”、“媒介生态系统”、“媒介生存策略”以及“媒介生态的五大观念”等原创性的理论。中国学者使用此概念绝非巧合，更非原创，而是与北美“Media Ecology”有着密切的内在传承关系。

（一）“Media Ecology”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北美

我国大陆传播学研究中，最早使用“媒介生态”概念的《论媒介生态——我国报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若干制约因素》一文是1996年3月召开的“中国报业经营管理现状与发展学术研讨会”参会论文，后被收入百家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报业现状与趋势》一书。然而，早在1967年，加拿大媒介理论家麦克卢汉在与人合著的《媒介即是讯息：效果一览》一书中就最早提出了“Media Ecology”的概念。1968年，波兹曼在“英语教师全国委员会”年会上作演讲，首次公开介绍并明确提出“Media Ecology”一词。后来，波兹曼又在纽约大学拓展媒介研究课程，并将这一术语转变为正式学术领域的专有名词。

（二）中国最早出现的“媒介生态”和“媒介生态学”概念都是“导入”，而非原创

有学者评价说，裘正义的《论媒介生态——我国报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若干制约因素》一文“系我国大陆传播学研究中最早导入‘媒介生态’概念的专论”[5]。这里的所谓“导入”，即引入，也就是把一个地方的东西引入到另一个地方。此文虽然没有明确说明“媒介生态”概念的出处，但这一概念的出现是在北美提出“Media Ecology”20多年之后，而“Media Ecology”的中文直译就是“媒介生态”或“媒介生态学”。

中国学者尹鸿、崔保国、邵培仁等最早明确地将“Media Ecology”引入中国的时候，都是将其翻译为“媒介生态”或“媒介生态学”。其中，清华大学尹鸿教授的《电视媒介：被忽略的生态环境——谈文化媒介生态意识》一文被认为是“国内新闻界杂志中最早提到‘媒介生态学’一词的”，但“尹鸿的观点正是来源于北美的媒介生态学（Media Ecology）”。[6]

三、中国学者把“Media Ecology”译为“媒介生态学”是否存在误译

何道宽认为，崔保国先生把“Media Ecology”翻译成“媒介生态学”，进而用社会大环境是水，媒介是水中之鱼来诠释“媒介生态学”，违背了北美“Media Ecology”的基本观点。[7]笔者认为北美“Media Ecology”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其研究思路和学科框架都具有多向性，中国学者的翻译并不存在误译问题。

（一）中国媒介生态学与北美“Media Ecology”属于同一个学科范畴

中国媒介生态学与北美“Media Ecology”的理论前提预设和逻辑起点一致。它们都是从生态学的角度研究媒介与人类社会的互动关系，探讨媒介和社会各个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揭示媒介现象的本质，实现生态学和媒介学的对接与融合。它们都属于媒介生态学的学科范畴。

北美的很多“Media Ecology”研究先驱在一开始就有生态学互动、平衡、和谐的意识，如刘易斯·芒福德所谓“技术生态”的思想，谋求技术的人性化、技术的有机化，强调人类生态的平衡不能因为机械技术的到来而被打破。麦克卢汉、伊尼斯等人在他们的著作中虽然没有直接提及生态学的思想，但他们的著作有关生态学的暗喻随处可见。[8]“Media Ecology”学会的章程第一条还开宗明义地写道：“媒介生态学研究符号、媒介和文化彼此之间的复杂关系。”

邵培仁更是为媒介生态学正名道：“但凡能以生态的眼光来观照媒介传播之实质的相关研究，其实统统可以纳入到广义的媒介生态学的学术圈中”，而“‘Media Ecology’从字面上看，其准确恰当、无可争辩的译法就是‘媒介生态学’”。[9]

（二）北美“Media Ecology”具有多种含义

何道宽认为崔保国先生把“Media Ecology”翻译成“媒介生态学”，背离了北美“Media Ecology”的基本观点，主要是依据波兹曼本人在1968年给“Media Ecology”的界定：“Media Ecology”是把“媒介作为环境的研究”，它主要探索传播媒介如何影响人类的感知、理解、感觉和价值，以及我们与媒介的相互作用如何帮助或阻碍我们的生存。[10]52

其实，波兹曼本人就是一个“没有一定之规”的人，其观点也存在先后的不一致，以至于梅罗维茨没有沿用他的导师所定的“Media Ecology”这个名称，而是另起炉灶用“Medium Theory”来称呼这个研究传统。[10]65李明伟在《知媒者生存：媒介环境学纵论》中也没有把波兹曼列入媒介环境学的代表人物，原因是波兹曼对“Media Ecology”的某些认识和分析更倾向于批评学派，与伊尼斯、麦克卢汉包括波兹曼本人等的研究实际上并不吻合。而何道宽则表示对这种做法“不敢苟同”。

崔保国认为“媒介生态”是一个宏观的概念，人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不处于中心位置；而“媒介环境”是一个中观概念，是以人类为中心的外部媒介营造的环境。可见，在中国学者眼中的媒介生态学是广义的，包括被波兹曼界定为“媒介作为环境的研究”的媒介环境学。波兹曼对“Media Ecology”的界定只是为北美“Media Ecology”的发展确定了一个明确的方向，而并非其全部内容。

四、“媒介生态学”与“媒介环境学”是否需要区分

美国“Media Ecology”学会副会长林文刚、深圳大学的何道宽都认为：“把‘Media Ecology’这个学派翻译为‘媒介生态学’也不太妥当，主张将其译为‘媒介环境学’。”[11]

随着对北美“Media Ecology”的认识不断深入，我们发现中国媒介生态学与北美媒介环境学虽然有着密切的关系，但两者在研究起源、研究视角、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都有着明显的差异。鉴于此，从当前的研究情况来看，笔者认为，将两者区分开是十分必要的。

（一）有助于中国媒介生态学研究弥补不足，不断完善

中国媒介生态学研究不关注文化研究、学术传统和组织准备的严重缺位，研究方法趋向于定量研究，不作结构性分析。而北美媒介环境学着重探讨媒介本身的变迁和发展对人类社会、文化产生的影响，融入并借鉴了生物学、社会学、生态学、语言学、符号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和方法，有着深厚的学术传统，理论根底扎实，知识渊博，思维方式也是多元的。

将中国媒介生态学与北美媒介环境学区分开来，有助于看清各自研究的轨迹和特点，促进中国媒介生态学与北美媒介环境学的交流，并借鉴媒介环境学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广阔的学术视角以及深切的人文关怀和强烈的批判意识，得出更多创新性的成果。

媒介与社会的关系本身就是非常复杂的，涉及多个要素。在媒介生态学研究中，以不同要素为中心也就形成了不同偏向，构成了不同的研究范式。中国媒介生态学研究以媒介为中心，考察人类社会的各种因素对其生存发展的制约，构成媒介社会学范式；北美媒介环境学以人类社会为中心，考察媒介创造的生态对人类的影响，构成媒介环境学范式。两者之间互相补充矫正，正好成为媒介生态学之树上的两朵璀璨之花，形成珠联璧合之效果。

（二）有利于中国本土媒介环境学的拓展与深化

将中国媒介生态学与北美媒介环境学区分开来，可以为中国本土媒介环境学研究指明方向，使其更加清楚地审视北美媒介环境学研究的路径和特点，积极引进和借鉴国外媒介环境学的研究成果和方法，分析当前中国的传播现象，关注中国语境下的传播环境问题，深化中国本土媒介环境学研究。同时，也有助于挖掘中国本土的媒介环境思想，吸引更多跨学科人才的介入，开展跨学科领域的研究。

学科的发展就是理念不断清晰、确立和发展的过程。媒介生态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也在不断地发展演进、充实和完善，也存在着不同的研究层次和范式。这些研究，对于中国媒介生态学乃至整个传播学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崔保国.媒介是条鱼——理解媒介生态学[J].中国传媒报告，2003(2)：20.

[2]孙滔.西方媒介生态理论的构建、创新与困境[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1(6)：30.

[3]袁靖华.生态范式：走出中国传播学自主性危机的一条路径[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6(3)：72.

[4]阳海洪，赵平喜.媒介生态学：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新路径[J].新闻界，2009(2)：68.

[5]宋超，赵凯.深水静流(1929-2009)[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457.

[6]杨婷婷.论中西媒介生态学研究的差异[J].新闻界，2005(3)：79.

[7]何道宽.媒介环境学辨析[J].国际新闻界，2007(1)：46.

[8]陈浩文.中西方媒介生态学的研究状况和理论反思[D].广州：暨南大学，2008：33.

[9]邵培仁.思想、理论、趋势：对北美媒介生态学研究的一种历史考察[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38(3)：181.

[10]李明伟.知媒者生存：媒介环境学纵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11]林文刚，编.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角(总序)[M].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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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档案学；生态学；档案生态研究；述评；展望

20世纪90年代末，档案界开始关切档案生态研究，尝试从生态学角度分析档案系列问题，初步提出了相关命题，开了档案生态研究的先河，为后期档案生态研究奠定了学术基础。今天，生态学普遍应用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成果凸显。在图书、情报、档案领域，利用生态学理论分析专业问题也不再陌生，相关概念如图书馆生态、信息生态、情报生态及档案生态、档案信息生态系统、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等被不断提及并被学术界持续关注，同时，国家各层次相关社科基金也纷纷为此研究立项，支持学术界持续、深入地开展相关研究。为此，本文将在文献综述基础上，梳理并分析档案生态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1档案生态研究发轫

单纯从生态学融入人文社会科学的角度观之，环境问题是人文社会科学引入生态学理论的重要基点。正是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全球环境问题、地区环境问题等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生态学思想也恰好进入了人们的视野。由此，环保问题、生态安全问题、转基因问题、物种问题等，成为生物学家和社会学家共同关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相关的交叉学科不断涌现，相关的交叉研究层出不穷，相关的交叉成果琳琅满目。档案界也正是在此背景下，在信息生态的关注中开始关注并研究档案生态问题，提出了档案信息生态、档案文化生态、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等研究命题，为档案生态研究开了先河。

1.1生态研究及其应用。生态学（Ecology），是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于1866年定义的一个概念：它是研究生物体与其周围环境（包括非生物环境和生物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英语ecology是由希腊语词汇“Οικοθ”（居住在同一家庭中的人）和“Λογοθ”（学科）组成，意思是“研究居住在同一自然环境中的动物的学科”，目前，已经发展为“研究生物与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科学”。[1] 20世纪40年代以来，生态学发展迅速，应用广泛，研究对象与领域不断拓展，相关分支学科不断涌现。[2]生态学发展至今，其内涵和外延都有了变化，尤其是随着全球人口猛增，环境问题和资源问题不断凸显，促使当今生态学研究日益从以生物为研究主体发展到以人类为研究主体，从自然生态系统的研究发展到人类生态系统的研究，因此，生态学的定义应当反映这种变化，把研究人与环境的相互关系包括在内。为此，在集成众多生态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邹冬生、高志强认为，当今生态学可以定义为：生态学是从系统的高度，研究生物与其环境之间相互作用关系的科学，其中的生物包括人类、动物、植物和微生物，而环境则包括自然环境、人工环境以及社会经济环境；[3]曹凑贵认为，生态学可定义为“研究生物生存条件、生物及其群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其目的是指导人与生物圈（即自然、资源及环境）的协调发展”。[4]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的推进，生态问题成为全球问题之一，生态学也从诞生时的生物学范畴衍生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领域，尤其是在政治学与经济学领域，生态学的应用可谓百花齐放，各类成果不胜枚举。笔者认为，生态学由自然科学进入人文社会科学，最大的功效是为人文社科提供了思维导图，使人们尝试运用生态学理论从观察自然界转移到观察社会生活，如企业生态、政治生态、社会生态以及文化生态等。其中，生态位理论尤为明显，生态位概念揭示的是生态个体、种群和物种生存与竞争的普遍规律，该理论20 世纪80 年代开始被引入社会科学研究的领域，成为研究人类社会巨系统中的一个分析工具。[5]

1.2档案生态研究。档案生态问题，不言而喻，正是借用生态学理论和思想，参考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积极地将生态思想引入档案学研究领域的专业学术研究，根本目的，是在拓展档案学研究视野基础上，为档案事业的发展出谋划策或者是提供思维导图。而如何去实现，如何去选择生态学的理论，怎样使得生态理论和思想与档案研究之间取得关联等，这便是档案研究者、档案从业者需要面对和思考的直接问题。随着生态学知识在图书情报档案界的应用，除图书馆生态、信息生态、情报生态研究外，档案生态研究也业已初步展开，并取得一定成果。据笔者通过中国知网以“档案+生态”为关键词，以“题名”为限定条件进行检索统计，截至2011年8月，显示相关文章98篇，与档案生态研究直接相关文章近20篇，其中，有关档案信息生态系统研究最能体现档案生态研究之思想，不仅积极引用借鉴生态学知识思考档案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档案信息生态系统理念，为学术界认识和研究档案问题奠定了基础。据统计，在目前有关档案生态研究的文献中，明确提出“档案信息生态系统”的有3篇，分别为薛春刚《档案信息生态系统的平衡与档案事业的可持续发展》、种金成《档案信息生态失衡问题研究》 [6]及葛翠玲的《档案信息生态失调原因探析》[7] ，其中，薛春刚一文[8]对档案信息生态系统进行了初步界定：它是指以实现档案信息的产生、积聚、传递、开发、利用等为目的，具有特定的结构和秩序的由各种要素组成的相互关系的总和，其组成要素有人、信息、设备及指导其运行的档案学术理论等。并指出，理想的档案信息生态系统应该是平衡的、稳定的系统，是“人造系统”、“开放系统”以及“动态系统”，突出强调人、信息传递、环境变换在档案信息生态系统中的表现。

目前，生态学理论和知识在学术研究领域得到广泛应用，成为跨学科研究的典范之一。借鉴生态学知识开展专业研究，不仅适用于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传统人文社会学科，也同样适用于新兴社会学科。尽管档案生态研究业已开展了初步研究，但不可否认的是，档案生态研究仍然处于起步状态，但研究的问题深度不够，成果不多，有关专著更是鲜见。为此，笔者以为，摆在档案生态研究面前的首要问题，是进一步推动档案生态研究的开展，使得档案生态研究在广度与深度上同时得到提高，即有更多的人参与档案生态研究，更多的成果体现档案生态研究，更多的问题驱动档案生态研究。

2档案生态研究现状

通过“档案生态研究发轫”的论述，我们对档案生态研究的主题有了基本把握，也对档案生态研究的前因后果有了初步认识，为今后档案生态研究提供了参照。接下来，笔者将以传统文献综述的方式详细分析档案生态研究现状，为档案生态研究的未来提供系统的文献梳理和问题导向。

2.1文献回顾。档案作为社会存在一分子，档案工作作为社会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档案与生态有自然的内在关联，实际上，我们从传统档案管理实践来看，作为档案管理重要内容之一的“档案保护”问题，其实，涉及诸多自然科学知识，尤其是生物学知识和传统生态理念，这在《档案保护技术学》这门课程上得到鲜明体现。同时，告诉我们，利用生态学知识开展档案保护工作，也是档案事业建设与发展重要手段之一。前文中，笔者通过中国知网检索统计，截至2011年8月，显示相关文章98篇，其中，与档案生态研究直接相关文章近20篇。而在国家社科基金立项层面上，金波教授《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研究》课题、卞昭玲教授《信息生态学理论与我国居民电子健康档案管理研究》课题，分别在2008、2010年度获得立项研究。通过分析检索出的文章，我们发现，档案生态研究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其中，《利用农业科技档案为生态农业建设服务》[9]一文，是档案界最早从生态角度开展档案研究的专业论文，作者从档案的角度，分析了农业科技档案为生态农业建设服务的系列问题，尽管，不是我们所说的档案生态研究，但对我们后期开展档案生态研究具有启发意义；而《档案信息生态系统的平衡与档案事业的可持续发展》[10]一文，应是档案生态研究的开山之作，该文旗帜鲜明地从生态学角度探讨档案信息生态问题，并首次从生态系统的高度，认识档案事业可持续发展问题，诚如其文所说，意在“着重探讨影响档案信息生态系统平衡的诸因素，及保持和恢复档案信息生态系统平衡的途径”。

新世纪以来，在上世纪末研究基础上，生态思想进一步被档案学界借鉴和引用。有人撰文提出建立“生态档案馆”，[11]当然，这纯粹是从建筑生态的角度认知档案馆建设低碳、环保问题，是传统档案保护技术研究的传承；有人提出，要关注“档案生态位”， [12]分析了档案作为社会信息群中的一个子系统，在社会信息系统中独树一帜的原因，指出，“档案，作为社会信息群中的一个子系统，……以它的真实性、开发性、系统性、滞后性等特点，区别于其他信息，而在社会信息系统中独树一帜，并由此，形成它独特的‘生态位’――司法工作的凭证，战略决策的依据，科学研究的参考，宣传教育的凭据等”，虽然文章较短，但“标题党”效应明显，明确地将处于生态学核心理论之一的“生态位”理论引入档案学研究，并提出“档案生态位”问题，至今不乏参考意义。事实上，这已经涉及档案与其他事务之间的生态生存问题，可以说，已经很“生态”了；有人提出“生态式思想与档案馆管理制度”，[13]此文已经将生态思想贯彻深入到档案管理制度层面，具有一定的研究深度；还有提到“我国档案业务工作环节的生态学考察”，[14]此文引入生态式管理理念，可以弥补传统“科学管理”的不足。生态式管理追求管理的整体功效，向一切等级制挑战，它使人生发新的潜能，使档案工作可持续发展，这已经从档案业务环节内部开始了档案生态考察，为我们全面认识档案管理工作开启了新的分析视角；同时，将文化生态有关理念引入档案学研究，也成为新的研究增长点。《从文化生态学视角看档案文化市场的构建》[15]、《文化生态与中国传统档案文化》[16]、《文化生态对中国传统档案文化的影响》[17]以及《试析档案文化的社会生态系统属性》[18]等文，这些研究，已经集中体现了档案文化生态研究的初步成果。《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的建构》[19]一文，通过生态学的理念，全面引入到数字档案馆的研究中，把数字档案馆作为一个有机的生态系统，系统分析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各生态因子及其相互关系，建构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结构模型，为数字档案馆建设与研究提供参考。而本文也正是作者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研究”（编号08BTQ040）的项目成果之一。而作者近年来以课题为支柱，已经指导多篇有关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研究的硕士学位论文，有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环境、结构、保障机制、运行机制以及评估等系列研究。南昌大学张东华则在《数字档案馆信息生态平衡及其策略研究》[20]一文中，论述了保持数字档案馆信息生态平衡的意义，分析了数字档案馆信息生态失衡的表现及原因，并提出了保持数字档案馆信息生态平衡的应对策略。

2.2研究述评。纵观上述文献回顾和分析，我们看出，目前，档案生态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研究成果还不是很多，尤其是专著除了传统档案保护技术学教材外更是鲜见。从国家社科基金的立项来看，反映了档案生态研究在档案学学术领域受到重视，且相关课题也被提到国家层面，需要开展深度研究以解决实际问题。从已有的成果分析来看，我们认为，主要研究突出表现在初步的借鉴层面，缺乏深度的专业研究且研究层面比较分散，呈现零星研究状态，缺乏系统深度研究层次。可喜的是，近年来，国家社科基金已持续关注档案生态研究，相信随着这类以课题为中心的档案生态研究，将会呈现出不一样的成果。

笔者以为，借鉴生态学理论研究档案问题、探索档案发展等，这其实是涉及学科嫁接这一基本问题，不算创新。若想提升至创新层次，迫切需要直面“如何选择、如何关联”问题，进而回答“如何实现”，即通过学科嫁接或者理论嫁接抑或思想嫁接，最终是“为我所用”，使生态理论为档案事业作“嫁衣裳”。虽然，档案生态问题客观存在，但实际上，档案生态却仍是个新生问题，相比相关学科而言，我们的交叉研究刚刚起步，我们的专业关注还很薄弱，我们的专业视野还很狭窄。为什么说客观存在？我们知道，生态问题与环境之间息息相关，档案与环境之间关系也很密切，相关的研究也很多，但缺乏理论深度和社会高度，生态学的问世及应用为档案与环境研究提供了理论视角和思想路线。作为新生问题，只缘从生态学视野关注、研究档案问题的太少，已经提出的档案生态问题声音太弱，迫切需要档案人开始高度关注，积极研究，充分应用相关研究成果，形成档案生态理论和思想，促进档案工作发展。

3档案生态研究展望

档案生态研究，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末业已开启，在新世纪初得以全面展开，并在国家社科基金立项课题层面进入深入研究序列，可见，生态学与档案学之间的关联研究，业已获得了国家层面的认可。但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相关深度研究仍然缺乏，其研究空间仍然广阔，需要学人在前期研究基础上继续深入研究，不断拓展档案生态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笔者以为，在未来档案生态研究层面，可以从以下诸角度开展研究。

3.1档案事业生态环境研究。目前，档案事业发展迅速，特别是在信息网络技术驱动下，档案事业发展呈现诸多新特点，如新领域的开拓（数字档案馆的建设与发展所带来的系列专业问题）、新环境的呈现（档案事业发展环境需要直面信息网络技术驱动下的网络社会现实环境）、新问题的困境（档案事业在“传统与现代化”的转型历程中出现的各类问题，如档案信息化、档案信息资源组织、电子文件的采集与长期保存、数字档案馆等结构与功能等）等，所有这些新领域，均可归结为档案事业发展的生态环境问题，需要学术界有针对性地开展专题研究，一方面，从生态学的视角分析档案事业建设与发展的新问题，另一方面，通过跨学科的介入拓展传统档案学研究的范围。

3.2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研究。实际上，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理念的提出，是基于生态系统的角度观察与分析数字档案馆系列问题，而提出的跨学科性研究课题。该课题，在金波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推动下，目前，已经取得初步成果。就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研究课题本身而言，我们认为，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理念的提出，是建立在生态系统理论对数字档案馆建设与发展的战略影响的前提下提出的全新概念，这也是近年来，生态学理论与生态系统理念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具体应用的进一步发展。面对未来，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的培育与发展问题至关重要，这不仅涉及数字档案馆的进一步可持续发展问题，且关切到中国档案事业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领域的全面推进与发展。我们可以从生态系统理念的角度，提出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理念，并从战略上规划数字档案馆发展，为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的培育与发展指点迷津。可以预见，随着数字档案馆建设投入的加大和相关研究的深入，该课题将会面对更多新情况，需要学人持续跟进，从生态学、系统学角度进一步研究和分析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相关的各类问题。

3.3档案文化生态研究。目前，文化生态研究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研究内容，据百度百科解释，文化生态核心思想有三：[21]①广义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所显露的美好的姿态或生动的意态；②狭义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③泛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状况和环境。档案作为人类文明的承载，它自身蕴含着丰富的文化特性，通过文化生态的引入分析档案文化生态问题。目前，档案界在档案生态研究成果中已有初步涉猎，有涉及档案文化市场研究的，如《从文化生态学视角看档案文化市场的构建》；有从中国传统档案文化角度分析的，如《文化生态与中国传统档案文化》与《文化生态对中国传统档案文化的影响》以及《试析档案文化的社会生态系统属性》。这些研究，已经集中体现了档案文化生态研究的部分成果，但还有待于进一步展开系统深入研究，从文化生态学视角，深度探讨文化属性层面的档案及档案文化与“大文化”、“文明”等关联命题。从档案自身文化属性以及文化生态研究趋势来看，系统从生态学、文化学等角度，分析档案文化生态课题具有广阔的空间，它不仅有利于拓展档案学自身研究的领域，而且，可以提升档案学研究的深度，也是传统档案文化研究的升华。

3.4档案生态管理研究。生态管理（ecosystem management，也有学者称之为“eco-management”），20世纪70年代起源于美国，20世纪90年代，成为研究和实践的热门。由于自身的复杂性，生态管理无论是作为理论还是实践至今仍处于发展中。生态管理的理论基础非常广泛，它跨越了生态学、生物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环境科学、资源科学和系统论等学科领域。[22]生态管理思想是生态管理理念的集中体现，认为“生态系统是自然-社会-经济复合而成的系统，对于它的管理与调控，必须在遵循生态学原理的同时，受到社会、经济规律的调节和制约”，需要通过生态管理思维达到“维持依赖于自然资源的社会经济修通之间的一种平衡”。 [23]鉴于生态管理在社会领域的广泛应用，作为从生态学、系统学等多学科角度综合提出的档案生态研究命题，生态学自然对其影响深远，不仅是此概念提出的直接动因，为其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动力源泉。传统档案学学科体系中，档案管理学处于核心地位，这与档案管理活动的实践性以及档案学起源于档案管理实践密不可分。在生态思维大力引入管理实践的今天，作为管理性特征突出的档案管理实践来说，引入生态管理思想具有逻辑的合理性。我们认为，在未来档案生态研究中，引入生态管理思想渗透入档案管理实践具有必要性，借鉴生态管理理论研究档案管理活动具有实践的可行性。

档案生态研究尽管已经起步并有诸多成果问世，但学无止境，档案实践也在不断地变化发展着，需要学界同仁持续跟进，进一步探索档案生态研究的前沿课题，不断拓展档案生态研究领域，为档案事业建设与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研究”（08BTQ040）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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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张东华，鲁志华.数字档案馆信息生态平衡及其策略研究[J].湖北档案，2010(8)：12~14 .

[21]百度百科.文化生态[[2011-7-13] .baike.省略/view/897522.htm.

[22]百度百科.生态管理[2011-7-14] .baike.省略/view/3601184.htm.

篇7

本专栏欢迎广大读者踊跃投稿，有关媒介素养基础理论、媒介教育理论以及媒介教育的现状和发展趋势等方面的学术论文及有关媒介教育教学的实践经验总结均可，投稿邮件主题请写明媒介教育专栏。

媒介素养这一概念从1994年由西方引入至今，业已成为中国内地新闻传播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可以说，我们在探索适应中国内地媒介环境的本土化媒介教育[1]道路上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中国内地的媒介教育无论在理论研究层面，还是在教育实践层面，仍然存在着偏差与不足，亟需我们去弥补。本文就以媒介生态学[2]的理论范式为指导，探讨当下新旧媒介技术交替动荡的传播生态下，中国内地媒介教育理论应该给予的若干转变，希望能为减少和弥补这些不足做出有益的尝试。

媒介教育全新的理论内核――媒介生态学

中国内地已有的媒介教育理论主要是借鉴外国经验并结合中国内地实际进行本土化的改良。在理论基础上也是以传统经验学派的功能理论和西欧批判学派的控制理论为理论构架的。前者从经验功能主义出发，而后者则从政治经济学切入。其研究重点也落在媒介传播内容对受众造成的影响，以及媒介控制背后，经济与权力的染指上。

经验学派的主要关注点一般是所谓媒介影响研究，特点是定性经验主义、功能主义和实证主义。[3]相应地，在此指导下我们的媒介教育多关注的是分析媒介内容对使用者或消费者的影响，并用经验主义的实证行为主义方法去帮助受众抵御媒介对人短期行为的负面影响。

“批判学派也关注大众媒介内容对社会的影响，但着重研究的是大众媒介的政治经济学，尤其是媒介的所有权，是政治和公司对媒介的控制，以及它们如何在媒介内容的生产、销售与获取上扮演重要的角色。他们关注的重点问题是，所有权的集中造成信息环境对人敏锐的社会意识和文化意识起到限制作用，而这个信息环境就包括媒介的内容，他们解决问题的方法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多样化，因为信息垄断只会服务于政治、产业和公司的精英。”[4]在这种理论的观照下，我们的媒介教育也在施行一种政治形态的保护主义。“具体的主要是将媒介教育尤其是媒介分析作为一种消除学生受到传播者错误信仰和思想影响的工具。逐渐培养受众，主要是青少年，对媒体传播及运营的理性认识和批判思考的能力，使其真正学会建设性地使用媒介内容。”[5]

可以说我们的媒介教育领域在这两个理论的支撑下，无论是从理论研究上，还是实践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还有许多我们没能解决的问题，我们忽视之处，尤其是在网络媒介迅速发展，并日益成为主导传播渠道的时代，我们面临的是全新的传播生态。技术的发展使受者转变为传受者，但是与技术环境发展脱节的传受者素养的缺乏却导致了一系列传播文化危机的出现，并引起我们所处的媒介环境连锁式的恶性反应。就像波兹曼说过的：“技术的变革不是叠加性的，而是生态性的。它不是增加或减少什么，而是改变一切。如果我们把握不好，这种改变很可能是悲剧性的”。[6]但显然，旧有的两大理论无法充分解决现在我们棘手的传受者素养问题。于是，引进一个全新的理论来支撑并指导新的传播环境下的媒介教育就成为一种必然，于是有传播学第三学派之称的媒介生态学呼之欲出。

媒介生态学起源于20世纪末，由北美的多伦多学派和纽约学派整合而成的媒介环境学派所创立。它采用生态学的概念，将媒介视为一种生态环境，动态地研究媒介信息与技术及其结构对人类的认知、理解与价值观的影响，其理论范式的建构着力于诠释媒介技术和社会文化的关系，认为信息结构决定信息本质，并带来一系列的偏向。它创立了全新的生态研究模式框架，努力研究控制信息污染和信息鸿沟等传播生态问题，以维护宏观与微观媒介环境的生态平衡。[7]

它的意识形态和理论视野，和管理学派以及批判学派不同，强调用生态学的路子去理解作为环境的媒介和技术，关注的是媒介和技术对文化和社会在形式上和根本问题上的冲击。[8]

它以结构主义为基础，将媒介环境视为感知和符号的结构。由于每一媒介特定的物理法则和符号结构，以及由此而来的时间、空间、认知、政治、社会和内容影响上的诸多差异，媒介生态学认为媒介自身带来了一套偏向。[9]也就是说传播媒介在将信息从一个地方传递到另一个地方时并不是中性、透明或无价值的渠道，每种媒介形式所带来的传播模式必然会带有一种隐而不显的偏向，而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社会组织就是由业已内化的主导性的传播模式塑造的，因而这种理论的研究重点之一，就集中在挖掘这种隐而不显的偏向在人们的感知、意识或心灵活动的过程中究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以及从此带来的对文化的正面或负面的影响。

信息领域的生态质量是媒介生态学关注的又一个重要问题，既然媒介生态学将媒介视为动态的生态环境， 那么使媒介生态环境的创造与维护向有利于人类文明与进步的方向发展也就成为媒介生态学研究必然的题中之义。媒介生态学派致力于研究媒介传播结构和技术模式的环境影响的同时，力求在征服与维护之间找到一个最佳的结合点，以理清媒介与人类社会的交互关系，从而确保媒介环境的生态平衡和良性循环。也就是说，媒介生态学不仅关注媒介技术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也强调受众在通过对媒介技术的使用，不断塑造着媒介生态环境，这就更全面地揭示了媒介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

具体对于媒介教育来说， 媒介生态学则代表一种理论思维的转向，它使我们可以超越技术理性的预设，本着功能主义和批判主义，围绕媒介功能、媒介内容影响力和媒介机构、市场运作而进行的受众教育，可以沿着技术批判的思路，以“文化、技术共生论”为指导，把和谐与平衡作为研究与实践的出发点，使我们的媒介教育真正起到“一种恒温器的作用”，在印刷技术向电子技术转变的过程中，帮助社会文化寻求一种保护与革新的平衡，从而对抗现在媒介生态结构失衡带来的文化成见，以及由此引发的文化/技术的恶性循环。

在这一理论的全景意义下审视我国内地的媒介教育的研究与实践，不难发现有许多的不足与偏差亟待我们去弥补和改正。笔者仅从媒介教育的范式、内容、实践的主体以及实施途径与方法四个方面，进行粗略的探讨，希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促进媒介生态学这一全新的理论体系与我们的媒介教育更加有效、深入、建设性地结合。

媒介教育范式的转变：分析转向整体，功利转向互利

在经验学派的效果理论，以及批判学派政治经济理论的指导下，国外的媒介教育先后经历了“批判范式”、“分析范式”及“解密范式”的变迁，现在正在沿着超越保护主义的道路向纵深发展。而中国内地媒介教育现在所采用的多是分析范式，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批判范式，但是受到理论基础的影响，无论是上面的哪一种范式都在不同程度上，立足于一种对媒介的防范意识，对受众的保护观念。可以说我们的研究与教育的逻辑还局限在单面的，对立的线性模式，在思辨上采取的也是一种分析的范式，功利的范式。

媒介生态学也关注媒介对受众思想的涵化作用，认为公众在适应作为感知与符号系统的媒介环境的过程之中，不断内化着“媒介/讯息”带来的文化偏见。它探究符号系统和媒介技术如何对我们构建的“现实”产生影响，而这样的“现实”又对我们的社会制度，文化习俗和价值观设定哪些隐含的命题。但是同时，它也强调受众并不是传统观念上消极被动的弱势个体，每一个人都在与媒介环境不断进行着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互动，受众生态在一定意义上左右着传播文化的走向。以此为据，我们的媒介教育应该对媒介环境与社会文化的关系进行生态式的观照。

可以说，我们以往提倡的这种传统的、以追求受众的利益为最高目标的分析、保护、功利性的范式存在着深层次的价值缺损，而正是这种共赢互利的价值缺损才使我们的教育始终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由人与媒介的关系紧张带来的种种传播问题。[10]

因此，笔者提倡采用媒介生态学提供给我们的立体的思考范式，从分析思维转向整体思维，从功利性思维转向互利性思维。对整个媒介环境进行全期、全景的关照，并在改善人、媒的互动关系上进行多感官技术的努力。我们不应简单地探讨如何保护公众不受到媒介在施教、改变态度及意见以及销售商品等方面的影响，而是促使阅听人理解媒介对社会、文化影响的长期效果，并认识到在自己社会文化生态体系中的位置与作用，从而自觉地提高自身包括媒介素养在内的文化素养，以实现与媒介环境的共栖，与信息生态的互利。

媒介教育内容的转变：作为信息的媒介环境与作为技术的媒介环境的均衡

正如前面讨论过的，在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的指导下，媒介素养研究者的眼光多集中于关注媒介的内容对受众思想、行为乃至社会文化的影响，却忽略了作为技术的容器的媒介，它本身的性质、结构以及发展变革对人类社会产生怎样的作用。在媒介生态学者看来，传播媒介本身就是一种环境结构，是由一套专门的代码和语法系统组建的符号环境，这种特定的环境结构在信息的选择、编码、传输及解码的过程中扮演着解释和塑造性的角色。由于媒介技术特定的物理法则和符号结构，以及由此而来的时间、空间、认知、政治、社会和内容影响上的诸多差异，媒介偏向就成为必然。而且这种偏向不仅是信息内容上的，更是结构技术上的。

而我们现在的研究与实践却都忽略了在整个符号系统的互动过程中，作为技术环境的媒介的隐而不显的偏向在人们的感知、意识或心灵活动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况且我们现在正处于媒介技术迅速发展的变革时期，我们现在面对的不止是媒介表现、使用方式或者媒介内容的改变。新旧技术的重新定位，媒介环境结构的重组，人的感官比例的重新调整，这些都必然会引起更深层次的我们认识论的改变，我们文化的转轨。

从这一点上引申开来，我们的媒介教育内容应该划分为微观与宏观两个层面，即媒介信息认知与媒介技术认知，前者关注信息载体的媒介素养，而后者研究技术载体的媒介素养，不同的认知对象，也就构成了媒介教育的不同内容。

媒介（信息）认知包括媒介内容认知――了解媒介的表达内容，以及媒介规则认知――了解特定媒介的表达规则。我们现在的研究与实践工作主要都是围绕着这个层面进行的。

媒介（技术）认知同样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对媒介技术偏向对人的感知、思维、行为影响的认知；对媒介技术变革与社会进程互动关系的认知。

可以说我们现在的媒介教育的重点多集中在对信息媒介影响的认知上，但对于技术媒介影响的认知的教育还处于缺失状态。我们应该意识到这方面的空白，并开展相关研究、开设相应课程加以弥补。否则当这种媒介技术结构的平衡被彻底打破，或者说某种技术的偏向超出了社会文化可以承受的范围，那么媒介环境的恶化以及其伴随的种种不良后果会使人们成为媒介发展的牺牲者。

媒介教育实施途径与方法的转变：多元媒介技术的平衡参与、环境互动模式、传播文化内省

经过上面的探讨，可以得出以下推论：我们的媒介教育在实践上应更加强调受众的主动地位，更加调动受众的能动性，在实际的研究与教学中，应该促进各种媒介的参与，发挥它们的现身作用。但是要强调的是，这种媒体的实践、参与，应该是多元平衡的。

媒介生态学认为，现在人类生活的两个世界――他所继承的生物圈和他所创造的技术圈已失去平衡，处于深刻的矛盾中。媒介生态失衡导致的如信息侵略、信息过剩、信息污染、信息匮乏等问题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破坏程度呈指数上升趋势。应对这种媒介技术结构失衡带来的种种危机的根本办法，就是将生态学中的生态平衡观点应用于我们的媒介文化之中，寻求文化的各个侧面里保存和革新两种倾向的平衡。 在实践上，就是提倡多种媒介技术使用的协调，从而促使人的感官比例的平衡，维护并提升人的理性思辨能力，培育新媒介环境中传受一体的新型媒介人的信息生存素养。

以此为指导，我们应该改变现在以网络媒介为中心的研究、教育倾向，而提倡多元媒介的认知与使用，尤其是发挥印刷媒介在教育实践中的主体地位。因为媒介生态学的研究显示，以电子媒介为代表的新媒介正在使技术理性代替人的理性，而印刷媒介能够保存并发展人的理性文化。

应结合媒介技术造成的不同群体的数字鸿沟现状，针对不同的对象设置差异化的媒介素养目标，采用多样的立体、互动教育模式，在实施过程中，无论是将媒介作为教育的内容，还是作为教育的工具，都要做到各种媒介的比重整体均衡且有所侧重。

在具体的课程设置中，应该采用“环境互动模式”，即不仅要引导大众深入认识、全面分析媒介的信息和技术环境，平衡地使用媒介技术，也要鼓励大众参与到媒介文化的塑造当中，学习通过各种媒体正确地表达意见，发挥监察媒体的能力，在促进人与媒介环境的良性互动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在教学策略中，不但要坚持批判观点，还应引导公众进行“传播文化内省”，即在识读、使用媒体时，帮助学生从生态互动的角度反思我们的媒介使用行为会带来的文化与社会的问题。这样的最终目标就是帮助公众本着对自己、对未来负责的态度，正确地认识、使用媒体，从而实现传播生态的健康、可持续的发展，实现人与信息环境的共生共荣。

媒介生态学承认传播技术、符号媒介和社会文化间共生、互动的联系，并从一个更宏观、纵深、辨证的角度来探索由新媒介凸现与发展所带来传播以及社会文化问题。媒介生态学者期望用自己对媒介生态的理解与研究帮助文化或社会保持一种平衡的状态。而这些都是应对媒介化社会危机的思想资源。

因此，我们主张将媒介生态学作为媒介教育全新的理论内核。在它的媒介技术与文化互动理论的视域下，坚持生态人文主义的研究范式和教学方法，真正培育出全面素质的新型媒介人，从而在根本上遏制媒偌介环境的恶性循环，促进整个信息生态健康、可持续地发展。

注释：

[1] “媒介教育”在中国内地也被称作“媒介素养教育”，在中国香港称作“传媒教育”，中国台湾称作“媒体素养教育”。本文作者认为，“媒介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与提高个体的媒介素养，个体媒介素养可以通过媒介教育的有效途径来得到培养与提高。因而，将媒介素养理论与教育实践相结合的这一新兴学科领域称为“媒介教育”较之“媒介素养教育”更为合适。

[2] 对于“media ecology”的中文译名，在学界尚有争议，以何道宽教授为代表，主张译为媒介环境学。而邵培仁、陈世敏等学者则支持译为媒介生态学，而本文的两位作者也倾向译为媒介生态学。因为译为媒介环境学虽然能够突出此学说重视媒介技术的环境效应的观点，但是却没有体现出人与媒介环境的生态互动关系。因此，本文将“media ecology”译为媒介生态学。

[3] 林文刚：《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1页。

[4] 同上，第12～14页。

[5] 徐永贵、梁启冰：《国内外媒介素养教育研究比较分析》，载《中国教育技术装备》2006年第12期。

[6] 同[3]，第191页。

[7] 樊佩佩：《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的媒介生态学》，载《国外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

[8] 李晓云：《尼尔・波兹曼与媒介生态学》，载《新闻界》2006年第4期。

[9] 何道宽：《媒介环境学辨析》，载《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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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伦理学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展最迅速、最有生命力的交叉学科。生命伦理学中的生命主要是指人类生命，但也包括动、植物生命乃至生态系统;伦理学是用道德价值和原则对生命领域中人类行为的规范性进行检验。因此，生命伦理学具有生命科学与哲学双重身份。

在我国，生命伦理学起步较晚，很多人对它还很陌生。虽然诸如医学、生物学等相关专业的生命伦理教育有一定的存在规模与发展，但是在中学中，系统的生命伦理教育尚处萌芽状态。中学阶段是学生形成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关键时期，初中生正处于活力四射的青春期，他们思维活跃，易接受新鲜事物。因此，初中阶段无疑是学生伦理意识开始形成并逐渐成熟的重要时期。在初中阶段的各学科中，又以生物学科最有可能也最有利于渗透生命伦理教育，作为基础教育中的生物学教育，应当担当起进行生命伦理教育的重任。生物学教师应充分发挥自身学科的优势，利用生命科学的丰富资源，结合学生实际，切实有效地开展生命伦理观的教育。下面以北师大“新世纪”（版）初中《生物学》（以下简称北师大版）八年级教材为例，谈谈如何发挥学科优势渗透生命伦理教育。

1 挖掘初中生物课程中的相关教学内容，让课堂焕发出生命活力

在传统教材中，学生更注重的是理解科学知识，忽略了对生命的思考。新课程标准十分注重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统一。北师大版初中《生物学》教材比较全面地讲述了生物学各领域的基础知识，在生命伦理教育方面，并不是纯粹传授生命伦理知识，而是注重增强学生的生命伦理思辨能力，有助于提高学生的生命伦理道德水准，体现了人文关怀的思想。八年级教材中生命伦理教育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1 培养学生热爱生命、珍惜生命的情感

北师大版教材第19章专题阐述了生物的生殖和发育这一有关生命延续的基本特征。“我从哪里来”是学生小时候最感兴趣的问题之一，他们渴望了解自己的出生之谜。所以，本章教材在第1节首先讲述人的生殖和发育。“新生命的孕育”这部分内容让学生认识到人的由来，从而理解每个人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最优秀的个体。生命来之不易，非常珍贵，值得人们去珍视、善待。此外，本节教材的“小资料”介绍了人体受精、早孕危害、避孕等性知识，有利于帮助学生健康地度过青春期。第19章第3节呈现的内容是植物的生殖方式。学生通过学习绿色开花植物的繁殖过程，懂得被子植物的繁殖要经过开花、传粉、受精的过程，才能结出果实、产生种子来繁殖后代，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如花的雌雄蕊受伤或未传粉，就无法形成种子。学生初步感受到生命的可贵，才能珍爱、珍惜生命。教师可以利用这些知识让学生体会到生命在大自然中孕育与生存的不易，引导学生去体会生命从开始孕育到最终诞生的艰难过程，进而培养学生热爱生命、珍惜生命的人文情怀。

1.2 利用生态学知识，进行生态伦理教育

教材基于对生命伦理的广义理解，在第23章“生态系统及其稳定性”中，渗透了着生态伦理、环境伦理教育。第23章第4节提供了一份资料：位于北美的凯巴森林，原本是一片和谐安详的景象，印第安人和各种生物在这片森林中和谐地生活着。后来，凯巴森林被列为国家禁猎区，政府严禁在林区内捕杀黑尾鹿，却允许猎人捕杀以黑尾鹿为食的野兽。30年后，凯巴森林失去了往日的宁静，面目全非。学生通过寻找凯巴森林变迁的原因，对生态系统稳定性和有限的自我调节能力进行了分析。正是由于人类的不恰当干预打破了凯巴森林的安宁，使得森林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受到破坏，然后进一步分析生态失衡的其他因素，主要原因是人类对自然资源进行掠夺性开发，如森林被砍伐，草场遭破坏，导致土地荒漠化，从而造成全球性生态环境急剧恶化，地球所能维持人类生存的能力正在衰减。愈演愈烈的环境问题必须要引起人类足够的重视，由此教师要增强学生的环保意识，理解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意义。

1.3 正确的认识和应用生物技术才能为人类造福

随着科学水平的飞速发展，现代生物技术在向人们展现美好未来的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很多伦理难题。例如人类已经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利用基因工程改造生物的性状，甚至培养出自然界中并不存在的物种。大量的人工培育会不会影响物种的发展？是否允许人们通过改变基因来选择自己喜欢的的性状，甚至根据自身愿望来选择未出世孩子的特征？……这些问题都促使教师在教学中需要对学生进行生命伦理教育。

现代生物技术种类繁多，原理复杂，对于初中生来说，难度较大。因此，第25章“生物技术”仅选择转基因技术和克隆技术。“克隆技术”部分的教材内容从“寻找科学家培育克隆羊‘多莉’成功的奥秘”的活动入手，使学生对克隆技术有所了解，接着阐述了克隆技术的应用意义，但克隆技术引起的伦理之争是存在的事实，如克隆哺乳动物家族的日益壮大让“克隆人”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教师也可以就此让学生展开讨论：“你赞同克隆人吗？为什么？”这些道德评判对于培养学生面对生命伦理的独立思考、形成自己对生命伦理的独到见解大有裨益。

2 在教学中培养学生生命伦理观念的方法

北师大版初中《生物学》教材中的生命伦理道德教育的内容呈现形式多种多样，有助于教学形式的多样化。教师可采取讲解、讨论、实践活动、角色扮演等多种方式进行教学，不仅使学生在接受生命伦理教育时不会感到枯燥和乏味，还可突出学生的主体性，让学生在参与的过程中自然融入伦理冲突，做出自己的价值判断。

2.1 课堂教学是进行生命伦理教育的主渠道

生命伦理教育的教学过程不单纯是传授知识的过程，更倾向于塑造人格的过程。因此，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在让学生了解有关生命科学知识的同时，引导学生进行课堂讨论，是道德观念培养和形成较好的途径和办法。如第25章第2节介绍了转基因产品带给人们巨大的利益，同时又质疑“转基因食品是否会引起中毒或过敏反应，转基因生物或其他产品对其他生物或生态环境是否构成潜在的不利影响”，要求学生就此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使学生懂得现代生物技术手段带来的利害得失需要权衡，有利于学生对生命伦理的认识逐步趋于规范和理性。

2.2 联系生物学知识、积极开展课外实践活动是进行生命伦理教育的良好途径

课外实践活动让学生在活动过程中不断地思考并获得亲身的感悟。生命的成长需要生命本身的体验，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获得，只有亲身体验的东西，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获得。例如，在学完“植物的生殖方式”一节之后，笔者利用我校科技活动时间组织学生培育植物来体验生命的历程。当学生看到自己亲手播种、施肥和精心呵护的植物由小长大直至开花结果时，他们不仅取得收获满怀欣喜，更在这个过程中知晓了生命的萌芽、发育、成长的不易，感受生命受损的痛苦，从而推物及人，敬爱生命之情油然而生。

2.3 拓展其他方式让生命伦理教育更丰富

教材并不是通过简单说教进行生命伦理教育，安排了许多建议活动促使学生透视生命、理解生命、尊重生命。如“写科幻文章――假如地球上没有微生物”、“参加爱鸟周活动”、“角色扮演――研讨动物与人类的关系”等。教材还提供了不少小资料和课外读，拓宽了学生的视野，更新了学生的观念。如“慎用抗生素”、“早孕的危害”促使学生善待自己、善待他人;“远渡重洋的屎壳郎”、“加强农药的环境监督刻不容缓”等有利于学生生态伦理观的构建。这些建议活动和课外阅读内容都能提高学生对生命本质的认识和理解。另外，还可以通过举办知识讲座、知识竞赛、图片展览等活动进行生命伦理观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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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学；渗透式环境教育；模式

基金项目：湖南省环境教育研究中心2014年度开放基金项目“企业环境教育模式及绩效测评研究”；衡阳师范学院教学教改项目“渗透式环境教育与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研究（JYKT201402）”；湖南省重点建设学科“区域经济学”资助

在高等院校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中进行环境教育对于普及环境科学知识、环境法律知识和环境道德知识，促进新型人才培养、教育改革和社会可持续发展起到积极作用。我国经济学专业教育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为国家经济建设培养了大批优秀经济管理类人才，这些优秀的经济管理人才在各行各业担负着领导和决策职能，然而在决策过程中只重视经济效益忽视环境效益的理念和行为模式却加重了当前的生态环境危机，也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的理念和方式。因此，本文分析了当前经济学专业在人才培养方面的环境缺陷，并借鉴国外经济学专业中的渗透式环境教育模式，最后提出了适合生态文明社会发展需要的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中的渗透式环境教育模式。

一、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中无视环境价值性

经济学起源于古希腊的家政管理，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迅猛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才呈现在高等学府。我国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现是在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国家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导向，各大知名高校纷纷开设经济学专业，传授经济学理论与知识，为国家经济建设培养了大批经济管理人才。从1978年国家恢复高考以来，经济学专业经历了缓慢发展、快速发展、稳定发展三个阶段，为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竞争的要求，各高校开始探索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与国际接轨。总体来讲，经济学学科发展呈现出精、尖、深的发展趋势，与数理学科融合明显的同时与人文社会科学相分离的趋势并存。随着经济与科技的飞速发展，环境承载能力的限度也逐步展现出来，人们逐渐意识到绝不能以牺牲子孙后代的健康幸福为代价发展经济，然而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中的无视环境价值性更是加剧了环境承载负担，越来越背离“美丽中国梦”的实现轨道。

（一）培养目标价值取向单一

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是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价值取向的综合反映，关涉经济管理人才培养的好坏。从当前我国各大高校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来看，均突出以社会经济发展需要为导向，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以培养具有扎实的经济理论基础和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实操型人才为目标。然而遵循这一价值取向的经济学人才培养目标所培养出来的人才在人生价值观方面坚持功利主义和利己主义，在实践管理工作中大多倾向于以经济利益最大化作为价值判断标准，目光短浅，行为短视。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自然资源的支持，自然资源的承载能力决定经济发展的质量。面对我国人口众多，资源短缺的现状，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单一价值取向已完全不能适应生态文明社会经济发展需要。

（二）课程设置不全面

课程设置是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的重要载体。在高教司的调查中，我国经济管理类学生应具备综合素养、创新能力、学习能力、专业知识、社会责任感五方面能力，然而从经济学专业课程设置来看，要满足这五方面能力还远远不够。例如，在课程设置方面经济学专业均开设《西方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统计学》等主干课程，而这些课程都过分强调理性经济人假设，物质利益最大化，无视环境的价值性，带有明显的环境缺陷，专注于培养学生的专业知识能力，而忽视了学生的综合素养及社会责任感等方面。面对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经济学专业课程设置为考虑环境系统和经济系统的融合，无法培养学生的系统思维。

（三）教学内容陈旧

教学内容的设计直接关乎学生知识结构体系的塑造。我国自开设经济学专业后一直沿用西方经济学思想理论体系，而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强调一系列假设基础上的数量模型设计与推导，不注重考虑环境成本和生态补偿，课程内容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未能引导学生把经济学放大到整个自然环境系统中去思索，无论是经济人假设、还是生产函数、消费者理论、厂商理论以及我们用来衡量经济增长的GDP都不考虑环境成本，与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理念相脱节。这些不考虑环境成本、环境代价的经济学知识一旦被运用到实践，各级管理者就会想方设法追逐利益最大化，置生态环境于不顾，这样，所培养出的经济管理人才自然无法担负起建设节约型社会、发展循环经济、建设和谐社会的历史使命。

二、国外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中的渗透式环境教育模式借鉴

随着全球人口数量的上升和经济规模的不断增长以及一系列世界公害事件的出现使人们逐渐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环境保护除了法律、行政等强制约束外，更重要的是教育。渗透式环境教育是将环境知识分散于文、理、工等学科教学中，通过各门学科课程化整为零地实施环境教育，使学习者在各学科的学习中获得环境保护的知识、技能和情感，深入学生内心世界，以树立正确的环境价值观，提升学生环境保护自觉性。以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都主张环境教育应渗透到所有学科的教学过程中，并在环境教育的内容、特点、方式方法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尤其是在经济学的发展中引入环境和生态科学的内容，形成“环境经济学”这一学科分支，为人类克服经济发展与环境危机的矛盾提供了理论基础。同时，在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尤为强调经济系统的环境分析，注重吸收最新的环境资源性、有价性和稀缺性理论，逐步建立了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伦理观。

（一）环境价值观深入每个教育管理者心中

教育管理者在环境教育过程中起到非常重要的引导作用。学生环境保护意识的提升、环境价值观的确立，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教学管理者。在国外，很多教育管理者本身就是环境保护组织的成员，经常利用周末休息日参与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活动，自身已经确立了深厚的环境价值观和可持续发展理念。因此，在教学中渗透环境教育已经成为每个教学管理者的自觉活动。

（二）课程设置规范、全面

国外经济学为适应时展自身也在不断完善中。西方经济学吸收生态学、环境学等学科内容，形成环境经济学学科分支，为经济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生力量。由此，国外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中把有关环境教育、环境经济学等课程作为必修课程，课程体系更加全面和系统，引导学生把原有孤立的经济系统放大到整个生态系统中，让学生学会在社会生产实践中考量环境价值。

（三）重视各教学环节的渗透式环境教育

在国外，无论是课堂教学还是课外实践教学都非常重视渗透式环境教育。在经济学课堂教学中，教师通过案例分析将工业园区循环经济的清洁生产观介绍给学生；通过辩论讨论的形式将西方经济学推崇的生产消费观转变为适度消费绿色消费观。此外，国外充分利用经济学实践教学环节进行渗透式环境教育，例如，在学生专业实践活动中，深入企业了解整个供应链管理流程，产品制作过程的清洁工艺，三废循环处理技术及企业环保投入等内容，并自主虚拟设计企业生产营运系统，从而通过实践教学渗透环境教育，提升经济学专业学生的环保意识。

三、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中的渗透式环境教育模式

经济学专业学生的环境意识和环境行为对未来环境问题的预防和解决将产生重要影响，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面对发展经济与环境保护的双重压力，我国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中的渗透式环境教育还没有真正开展起来，探索出一条渗透式环境教育有效模式成为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一）做好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顶层设计

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顶层设计是指运用系统论的方法，从全局的角度，对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的各方面、各层次、各要素进行统筹规划。从宏观上来讲就是要求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必须要立足十“五位一体”的发展战略，培养出适应国家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全方位发展的高层次人才。从微观上来讲，各大高校应致力于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实现所培养的经济管理人才不仅具有深厚的经济理论功底和实操能力，而且更要有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这样学生在实际管理工作岗位上才能形成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并重的处事思维，才能实现决策的真正理性化。

（二）优化课程设计

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中的渗透式环境教育必须在课程设计上进行优化。首先是更新课程观念。经济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门类齐全，体系完备，但整个经济学体系中却忽视了环境这一重要资源的价值性，使得学习与社会生活脱离，因此，必须通过渗透式环境教育来弥补传统经济学这一缺陷。其次，课程设置综合化。当代科学发展呈现出分化与综合双向拓展的态势，为适应经济社会生活的变化，经济学专业课程内容应在学科间进行横向综合。在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中除开设《西方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统计学》等主干课程外，应吸收国际先进科研成果，开设《环境伦理学》、《资源环境学》、《环境经济学》等基础必修课程。第三，课程安排合理化。大学经济学专业学习时间为四年，在大一入校开设相关环境保护方面的通识课，大二开设《环境经济学》等基础专业课，在掌握一定的理论知识之后大三开设实践课，使学生掌握全面系统的知识体系和知识结构。

（三）改革教学内容

改革教学内容是在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中进行渗透式环境教育的重要途径。然而，在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中还未将有关环境教育、环境伦理课程列为必修课程的情况下，需要一些专家学者根据我国国情自编经济学教材，并在各章节安排有关环境知识、环境资源、环境成本等内容；同时，对经济学专任教师提出更高要求，吸收先进的环境价值理念，树立正确的伦理价值观，在课堂教学中自编讲义，将经济学知识点与现实环境保护联结起来，在介绍经济学流派或代表人物的思想观点时，应拓展对其思想渊源的伦理基础和经济思想的价值判别，对经济学所提出的政策主张应立足国情给予道德分析等，启迪学生的环境思维，引导学生形成经济学环境价值思维。

（四）改良教学方法

教学方法直接关系到教学的成败。在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中进行渗透式环境教育对专任教师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教师转变过去“一言堂”、“填鸭式”教学方法，在理论教学中通过多学科渗透，合理设计教学内容，借助案例分析、辩论等形式，运用现代多媒体技术手段，让学生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了解环境保护知识，树立环保意识。其次借助现有经济学的实践教学环节，通过参与见习、实习、模拟实训等方式，深入企业实际，了解整个企业的生产营运过程，循环技术、清洁技术等环保技术，增强环境保护的自觉性。

参考文献：

[1]何永秀，张娜，张晓春.中美经济学专业培养模式比较研究[J].中国管理信息化，2011（6）

[2]刘辉煌，李峰峰.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及课程体系设置的国际比较研究[J].高等教育研究学报，2005（6）

[3]袁红辉.中国传统经济学教育与环境问题[J].鸡西大学学报，2013（6）

[4]刘灿等.经济学专业教学和人才培养现状调研报告[R].21世纪中国经济学本科创新人才培养体系探索，2006（8）

[5]丁浩.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探讨[J].人力资源，2008（10）

作者简介：

吴月（1982- ），女，湖北荆门人，汉族，衡阳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系讲师，研究方向：生态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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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摘要】In this treatise， concepts and problems of the　complex　and complexity are discussed， meanings of complexity on Ontology，Epistemology and Methodology are too researched.　 Connections between Complexity and Nonlinear， Chaos， Fractal， Fluctuations ， Mutations， Randomicity， Determinism， too.　A　definition　of Complexity on Ontology and on Epistemology is present.

【关键词】复杂性/简单性/本体复杂性/认识复杂性/随机性

Complexity/Simplicity/Complexity on Ontology/　 Complexityon Epistemology/ Randomicity

【正文】

复杂性是什么？20世纪70年代以前，它是“无法认识”和“难以处理”的代名词。简单性被认为是世界自身的基本属性，复杂性从没有被认为是世界的属性，至多被认为是简单性复合产物，是现象。复杂性甚至被认为是认识主体运用简单性原则处理问题能力不足所致的结果。因此，无论在认识论或本体论上，“简单性”与“复杂性”的地位都是不对称的。近年来，人们仍争论“复杂性”是不是世界的属性，表明“复杂性”本体论地位仍未得到认同。而“复杂性”认识论意义更未澄清。本文提出复杂性有关的问题和观点，就教于同行，以期引起更深入的研究。

1　“简单性”与“复杂性”问题

问题1：“复杂性”是这个世界的客观本质属性， 还是“简单性”的复合现象？有人认为，这个世界骨子是简单的，复杂只是世界的表面。简单是本质，复杂是现象。也有人认为，复杂性也是世界基本属性。我们称问题1为“复杂性存在论”问题。连带的认识论问题是， 复杂性是人们认识能力不足造成的呢，还是事物本身具有的性质呢？

我对问题1的回答是：“复杂性”是世界的本质属性， 复杂性是客观的，不是简单性的线性组合和现象，特别不仅仅是简单性的表现结果。证据如下：彭加勒和后来的KLM理论都证明， 可积系统测度几乎为零，而不可积系统的测度几乎为无限，这个证明的意义就是复杂性世界真实存在，理想的简单性世界倒更像是人类的幻象！

问题2：复杂性是从简单性中生成的呢， 还是始终与简单性并存的世界属性？按照演化逻辑，这世界是逐渐生成的，是从简单到复杂演化而来的。因此会问，既然复杂性从简单性中生成，那么，简单性不是更为本质吗？另一方面如果认为复杂性与简单性同为基本属性，也可能带来复杂性只能生成复杂性，简单性只能生成简单性的问题。我们称问题2为“复杂性演化论”问题。

我对问题2的回答是：承认复杂性是从简单性中生成演化而来， 并不妨碍承认复杂性是世界的基本属性。我们有一种陈旧的类比观点，即认为凡后出现的属性，一定是先前属性的从属属性，一定不是可与在先属性并列的、处于相同地位的属性。既然这个世界是演化发展的，为什么不能承认后演化出来的属性也同样是世界的属性呢？产生在先的属性已经不能概括整个后演化出的世界，而复杂性又是一种凸显、超越，为什么不能承认这种复杂性不可还原呢？先开端的因素也许先退化，后发展的因素也许后来居上。事实上，我们太把属性看成从来就有的，如果把属性看成演化的过程因素，承认整个世界是一个过程，问题2 就比较好理解。问题1和2，均属于本体论层次的问题，但问题1 是问复杂性是否为存在本质，而问题2则问复杂性是否也演化。当然， 复杂性是相对简单性而言的，在本体论上它们存在绝对界限，在认识论上则只有相对意义。

问题3：承认复杂性的客观地位， 有人会问：科学模型难道以后不再追求简单吗？要复杂性就会丢掉简化的模型方法吗？连带的问题是，科学就是追求简单吗？刻画世界的复杂性方法与简单性方法仅仅是简化上的区别吗？我们称问题3为“复杂性方法论”问题。

我对问题3的回答是：科学模型不是追求简单，而是追求简化。 科学模型的最大目的是模拟被认识对象，如果对象是复杂的，模型就不能为了追求简单性而舍弃真实；复杂性的方法可以与简单性方法区别开来，例如，混沌学和分形理论的方法，抓住复杂性中的标度不变性和奇异吸引子等特性，找到了描述复杂性本质的简化方法，但是它却不是线性简单化方法。认识复杂性不是把复杂性对象所有因素一个不拉地统统写入“方程”，复杂性的描述也需要简化，但需要能抓住复杂性本质的方法，而不是把复杂性本质的非线性方面近似为线性的简单性加以处理，后者这种处理实际在一定程度上丢掉了复杂性的本质。

2　描述“复杂性”概念的约定和限制

描述事物复杂性，首先应该约定把描述限定在某一层次。离开层次谈事物的复杂性，复杂性就是一个无法度量的具有无限深度的虚假问题。如一个生命，我们是在哪一个层次讨论它的复杂性呢，是原子、分子层次，还是组织层次或整体呢？显然，如果不加以限制和约定，复杂性无法加以讨论。第二，定义复杂性也要限定它的描述精细度，或粗粒化程度。这两个限定，都是认识论范畴意义的限定。第一个限定，不仅涉及观察者对事物认识的深度，而且也涉及事物本身的结构层次问题；第二个限定，则不仅涉及观察者的认识能力，也涉及事物可认识的理论极限等问题。

有了上述规定后，我们才可以在本体论和认识论意义上讨论复杂性概念。对科学家和哲学家们建立的某种复杂性概念，我们可以在本体论上了解它是否真正描述了事物的复杂性及其程度，在认识论上了解它是否有效地描写了事物相对复杂性以及人们掌握此复杂性的认识程度等问题。

3　复杂性概念

词典语词表达的日常意义“复杂性”概念，并不充足和科学， 〔1〕目前已知至少有30种以上的“复杂性”概念，如计算复杂性、语法复杂性、生态复杂性、演化复杂性等，〔2〕、〔3〕、〔4 〕大多数“复杂性”概念是涉及计算和计算机算法方面“复杂性”问题以及生物学或生态学、经济学方面的概念，论述一般复杂性，或对复杂性研究进行概念抽象的“复杂性”概念则比较少。较一般的定义如F.克莱默〔4〕把“复杂性”定义为，系统表明自身的方式数目的对数：K＝LogN。（式中K是复杂性，而N是不同的可能状态数目）， 该式与波尔兹曼的熵定义式类似（S＝LogW）， 有把系统熵最大等同于系统复杂性最大的混淆嫌疑。较早在哲学层面对复杂性进行研究的，也主要是研究与复杂性密切相关的一些基本属性，如对非线性、混沌、分形等概念、理论的研究。有人认为“复杂性”有三层涵义：〔5〕复杂性是客观事物的一种属性；复杂性是客观事物层次之间的一种跨越；〔6 〕复杂性是客观事物跨越层次的不能够用传统的科学学科理论直接还原的相互关系。这定义缺陷在第一和第三上方面。建议对上述定义修正如下：客观复杂性：客观事物某种运动或性态跨越层次后整合的不可还原的新性态和相互关系。认识复杂性：对客观复杂性的有效理解及其表达。

有人提出复杂性的基本属性有：突变、约束、编码、组织〔5〕。 我认为，除突变、约束（洛伦兹〔7〕称为：compact，紧致性，拉兹洛称为会聚〔8〕）和组织外，并非所有复杂性事物都具有编码特性， 隐会性（非不知，非随机性）可能是复杂性属性之一。复杂性的基本属性还有：非线性；混沌、分形；分岔；随机性、被冻结的偶然性〔9 〕与时间不矢［不可逆性］；循环的嵌套；递归等〔10〕。非线性是复杂性产生、演化的动力学机制，是连接简单性与复杂性的桥梁；混沌和分形是复杂性在空间和时间上的性态；涨落和突变是可编码外的复杂性演化内在特性；随机性和被冻结的偶然性是其在复杂性演化道路上的表现。复杂性演化必须具有约束或紧致性，风中飘扬的旗帜状态之所以复杂，是因为它被约束在飘扬的可能空间中，如果发散，运动就不存在，何来复杂？

度量复杂性的标度有：系统状态空间维数（原指系统内部独立运动的要素、关系、层次个数）；系统随参量变化的阶数（原指阶数反映处理问题的难度）多少；演化中相互关系的次数多少。根据近年来研究的发展，系统空间状态维数此时不仅是系统内部独立运动的要素多少，而且标志系统占领状态空间的能力大小。分数维数的出现，标志着复杂性的度量有了新的尺度。复杂性标度的另一个重要发展是，在不同标度变换下的不变性，这是认识复杂性的重要尺度，自相似性和分维都是这种尺度的反映，也是复杂性的层次穿越性。换句话说，当我们遭遇未知事物时，可以根据以上方法测度，如果事物表现出分数维数、自相似性和混沌运动性态，就可把它归结到复杂性范围。目前，运用复杂性方法研究人体、音乐、结晶生长、地震、经济演化等，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表明复杂性方法抓住了复杂事物和过程的本质。当然运用和创新复杂性方法还任重道远，复杂性认识和方法还十分年轻，前面不知有多少困难和未知等待科学家解决和认识呢！

4　本体论复杂性概念

为区别于日常生活意义“复杂”概念，我们把“复杂性”概念做了分类。如按事物本身运动或形态、性态分类，有运动复杂性、结构复杂性等。如按人们的认识区分，则有算法复杂性或计算复杂性、有效复杂性等概念〔11〕。第一类称为本体论复杂性概念，第二类称为认识论复杂性概念。

1　两种运动复杂性

至少有两种运动复杂性，第一是突变论的——指运动曲线或轨道非光滑有突跳的运动。第二是混沌的——指运动的相邻轨道永不相交、相互分离的运动。以上两种运动都是传统数学不可分析的。现代分析工具主要是混沌理论和非线性动力学等。运动复杂性涉及运动发生条件以及对条件的敏感依赖性程度，同时也涉及不同层次和尺度的运动。

2　两种结构复杂性

同样存在两种结构复杂性，第一是分形的——指系统内部结构具有多层次、多部分，并且各个部分相互联结、嵌套、递归；第二涉及结构稳定性，局部非稳定的结构具有多个分岔点、鞍点，它同时也是复杂性的结构；当然也有完全不稳定结构，但它存在时间极短，有时处处不稳定，或时时不稳定，这种结构目前还不可分析。此外稳定与非稳定结构还牵扯着结构演化以及演化方向问题。

5　认识论的各种复杂性概念

认识论的复杂性概念涉及到认识主体或观察者的认识能力、范围、主体间相互交流的状况和水平，特别涉及理论上的复杂可认识性，涉及一种可共享的语法、语意和语用环境。在信息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复杂性描述分成两个层次：语法意义和语用意义的复杂性描述。我们首先涉及的问题是，如何度量复杂性？一般度量尺度有：数量多寡、种类之间的相互联系的多少。这种经验性的尺度，仍然属于本体论范畴。如何把本体论的复杂性度量尺度转换成为认识论尺度呢？按一些学者的观点，认识论的复杂性就是主体之间关于事物认识的描述长度。然而问题在于怎样描述事物。复杂性概念主要是主体信息交流过程中可理解的复杂性。在一定的共享意义下，描述长度越长，所涉及的对象就越复杂。复杂性概念应能确切表示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复杂性”，即对事物复杂性的理解性。另外，当理解者认识程度、水平和能力不同时，这个描述长度不同。目前人们常用算法复杂性或计算复杂性、有效复杂性等概念概括与描述长度相关的认识复杂性。

算法信息量或算法复杂性（algorithmic information content， 简称AIC）是计算机专家用来描述事物的计算机程序信息串的长度， 它的基本思想是用描述长度来定义描述的复杂性。一个事物如果其包含的信息是很难获得的，那么它就是复杂的。算法复杂性是申农语法信息意义下的复杂性，不能包括意义中含混、歧义等语用成分，对有效复杂性理解描述是不完全的。

有效复杂性概念，指的是对某事物或系统或数串的规律性的简要描述长度。我们对事物复杂性或复杂程度的认识，通常通过辨识其规律而获得，而不是仅仅在表面上感觉事物头绪繁多无从下手而已。所以，复杂性之所以有效，就在于人们能够认识它的规律性。例如，众所周知的混沌，原来意义就是一种认识上浑浑噩噩的朦胧状态，是对复杂性事物的一种朦胧感受而已。现在的非线性混沌，对它的属性科学家已经有了许多了解。

在有效复杂性概念下，数量这种描述长度需要改造。1 摩尔纯氧至少有6×10[23]个氧分子，但容器中的气体整体并不复杂。 故应在这个尺度上加以限制，定义为：不是元素而是要素数量多少是复杂性的一个量度。换句话说，系统内部相互独立的不同种类组分越多，描述系统才越复杂。

在有效复杂性概念下，类间联系这种描述长度也需要改造。系统内部可相互独立的各个要素之间如果完全没有联系，这个模式被认为是简单的。以点为例，其描述长度为“所有点间完全无关”；而系统内部可相互独立的各要素间如果完全联系，即全部点之间全部存在联线，它的描述长度为“所有点间完全相关”，在语法信息角度上，两者描述长度完全一样（语用信息角度不同吗？），所以并非联系越多越复杂。在一个有限系统内，类间联系这种描述长度的复杂性应是一个非线性函数，最少与最多都简单，而介于两者间才复杂。要有效复杂性大，AIC 既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系统既不能太有序，也不能太无序。但是由于这样一个概念无法精确化，无法给出介于有序和无序间的程度，而无法度量一般最大有效复杂性程度。或许有效复杂性本身就是一个“有个性”的概念，每个系统其最大有效复杂性都处于该系统演化的无序和有序间不同时空点。当然，复杂性的非线性类并不是每一个与另外一个现象毫无相似或共同之处，目前已经发现，非线性至少存在三个类：孤立（子）波、混沌和分形〔12〕。

6　复杂性与确定性、随机性

当复杂性表现为混沌时，其本质被洛伦兹称为确定性混沌。混沌具有非周期性和宽带连续频谱，而噪声也具有这样的特征，换句话说，如何区别具有的非周期性混沌复杂性和随机性表现的噪声呢？洛伦兹把混沌的特征称为“貌似随机性”，而普里戈金则以确定性的终结为题，阐述了概率性描述的基础本体论意义〔13〕。表现为随机性的那部分复杂性（如算法复杂性中的随机性）是混沌还是噪声？它可转化为有效复杂性呢，还是转化为噪声？如果为前者，那么有效复杂性仅仅表达了人类认识复杂性的那个部分，如果为后者，有效复杂性表达了复杂性全体。作为本体的客观复杂性，有没有类似前者的随机性或貌似随机性的东西，而这部分我们恰恰没有认识或根本不能认识？也许复杂性之所以复杂就在于它的全部恰恰是由具有规律性的可压缩的数据信息流和具有混沌性的不可压缩的非数据信息流两部分构成。也许复杂性起源于确定性和简单性，但世界的复杂性更在于它的复杂性演化过程中，它从来没有停止过演化。

因此，

复杂性的世界具有潜在复杂性（potentialcomplexity）；有效复杂性也并非对复杂性的表达已经完备，有效复杂性概念也应该用潜在复杂性概念加以补充。但是一补充后，复杂性是不是至少有一部分就变得不可认识了？

直到今天我们虽然能够测量复杂性类别（如大脑层次数目），但却不知道它们是如何结合成为一个复杂性整体的。对一个生态系统多样性的差别我们常常能够用图表表示，但是我们很难产生一个生态系统复杂性的图表，这是因为全部复杂性不是其中任何一个事物，或几个事物就能够产生那图表。仍然存在一些天真的朴素期望，即复杂性就是对一些单一事物测量的聚合。现在对全部遗传信息的某些测量正在开始，但信息总量仍不能揭示交互作用复杂性是什么〔15〕。这表明复杂性是这种组分综合后产生的整体结构和功能，也表明复杂性本身就是一个并未完全界定的开放问题。

以上我们简要地讨论了“复杂性”问题的若干方面，我们仍然无法给出复杂性的全部含义，对复杂性做出圆满的解释，并给出定量化的描述。但是这个世界的许多人已经意识到复杂性是世界的基本属性，它可能产生于简单性，但是不能归结为简单性，它穿越于不同层次，把自己的整合功能传递给每一个层次，认识到这点多少也是令人鼓舞的事情。认识复杂性的动力学起源，被普里戈金称为当代科学最引人入胜的概念难题之一。而我们还要进一步说，研究复杂性的演化与整合特性更是当代科学最复杂的认识使命之一。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S］.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395－397页.

〔2〕David Ruelle， Chance and Chaos，　 ［M ］: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136－149.

〔3〕http: // Sciencemag. org/. Science， 1999 April　2［J］.“复杂性”研究专辑.包括 Complexity　in　Chemistry，　Lifeafter Chaos， Complexity and the Nervous System， Complexity　inBiological Signaling Sytems， Simple Lessons from　Complexity，Complexity and the Economy， Complexity and Climate.

〔4〕F. Cramer. Chaos and Order——The　Complex　Structureof Living Systems ［M］. New York， VCH. 1993. 340－345.

〔5〕颜泽贤，，胡皓.复杂系统演化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7－62.

〔6〕Stuart A. Kauffman. Articulation of Parts Explanationin Biology. See Boston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A］. Vol. 8. 1971， Edit， By R. C. Buch and R. S. Cohen， Boston，257－272.

〔7〕（美）洛伦兹.《混沌的本质》［M］.刘式达等译. 北京：气象出版社，1997.

〔8〕（美）E.拉兹洛.进化——广义综合理论［M］.闵家胤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42.

〔9〕（美）W.B.阿瑟.经济活动中的正反馈论［J］.　科学（美）.1990（6）：50－61.

〔10〕D.R.Hofstadter.哥德尔、艾舍尔、 巴赫——集异壁之大成［M］.郭维德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11〕（美）盖尔曼. 夸克与美洲豹——简单性和复杂性的奇遇［M］.杨建邺等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

〔12〕谷超豪.非线性现象的个性和共性［J］.科学.1992（3 ）：10－12.

〔13〕（比）普里戈金.确定性的终结－时间、 混沌与新自然法则［M］.湛敏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