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西方经济学的认识与看法十篇

对西方经济学的认识与看法篇1

关键词： 西方经济学教学；价值观；引导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2）08-0215-02

0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有关市场经济的理论也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兴趣。在此背景下，作为研究以市场为基础进行资源配置和利用的西方经济学在我国的地位也逐渐突显。国家教委把西方经济学确定为普通高校财经类专业的核心课程和基础课程之一。与此同时，一些非财经类专业也纷纷把西方经济学作为其选修课对学生进行介绍。作为一门介绍西方经济理论的学科，其内容对那些价值观尚未成熟的学生们来说是否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如果存在负面影响的话，我们的老师在教学过程中又该如何对学生的价值观进行引导？本文就此问题做一些探讨，希望能引起同仁及理论工作者对此问题的重视。

1价值观引导的必要性

1.1 从客观上来看，西方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同其它大部分社会科学一样也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存在着很大的区别：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物或自然界，因而研究对象具有相对客观性和稳定性；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即社会关系），因而研究对象具有主观能动性和不稳定性，这就使得社会科学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历史、制度和利益趋向的制约。

虽然我们并不否认西方经济学中有许多内容反映了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以及有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在市场经济发展中的经验总结，对这些经济规律和经验我们应该认真学习和借鉴。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西方经济学作为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是为宣传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和优越性，是为资本主义制度进行辩护的。如果我们认识不到西方经济学的意识形态属性，我们就可能成为西方经济学的虔诚信徒。对一种理论顶礼膜拜往往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因为“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们的思想，不论他们是在对的时候还是在错的时候，都比一般所设想的更有力量。的确，世界就是由他们统治着”。西方经济学的意识形态属性要求我们应该对其理论进行批判地吸收，而不是全面接受，这也就要求我们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应该对学生的价值观进行必要的引导。

1.2 从主观上来看，受教育对象的思想认识尚未成熟。大学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思想比较活跃、比较开放，对新事物比较好奇，且容易接受。但是，他们的思想认识还在形成之中，其价值观、世界观等并未真正确立，很容易受到一些理论或思想的左右与影响，特别是大学一、二年级学生更是这样。所以，西方经济学的内容对刚接触这门课的大学生来说会感到很新鲜，其体系结构、逻辑思维、分析视角以及观点和理论都与他们接受的传统经济理论（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着巨大的差别，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很容易被价值观还未确立的学生们接受。

受教育对象价值观的不成熟性也要求我们在西方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对大学生的价值观进行相应地引导，而不能一味的只讲授理论知识。我们知道，学校教育的目的是教书育人。这有两层含义：一方面是教书，即传授知识，解答疑惑；另一方面，当然也是最重要的方面是育人，即把我们培养成有理想、有道德，对社会有用的人。这两方面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其中前者是教育的低层次目的，而后者是教育的高层次要求。我们大学教育，作为一种高等教育，显然更应体现我们教育的宗旨，应该做到既“教书”又“育人”，把“教书”与“育人”进行有机结合。所以，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对大学生价值观进行引导也就显得尤为重要。

2如何进行价值观引导

2.1 授课教师自身先要持有一个正确的对待西方经济学的态度。正确的对待西方经济的态度需要防止两种片面性：一是“全盘肯定、盲目推崇”；二是“全盘否定、盲目批判”。前者对西方经济学不做任何分析和评价，认为西方经济学就是一种科学的理论，它研究的是市场经济下的资源配置与利用问题，所以这种理论在任何市场经济条件下都是适用的，当然也适用于我国的市场经济；后者认为西方经济学渗透着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为确保我们的思想不受其侵蚀，应该持抵制、批判的态度。事实上，这两种倾向都有极大的危害，对于“全盘肯定、盲目推崇”的倾向，如果任其自由泛滥，将“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邓小平）；对于“全盘否定、盲目批判”的倾向，如果任其持续，将使我们重新走上闭关锁国、固步自封的老路。授课教师只有自己立场正确，才可能引导学生走向正确的方向，树立科学的价值观；相反，授课老师自己的立场都不正确，将会误导学生走入歧途。

2.2 根据教学内容，因势利导。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进行价值观引导是必要的，但是在进行价值观引导时应讲究方法、策略，应根据教学内容因势利导，忌讳采用直接说教式的方法。我们认为，可以采用以下一些方法或策略。

2.2.1 抓住时机，顺手牵羊。例如，在西方经济学收入分配理论中，西方各国调节收入分配通常都会采用的一种税收政策是累进所得税制。累进所得税制就是根据收入的高低确定不同的税率，对高收入者按高税率征税，对低收入者按低税率征税。我国目前实行的个人所得税制也是累进所得税制，所以，学生对这种所得税制容易理解，当然也就不会认为这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此时我们再向学生介绍个人所得税制还有累退税制，这种税制也是根据收入的高低确定不同的税率，但对高收入者按低税率征税，对低收入者按高税率征税。当学生听到这种税制时会感觉不可思议，此时，抓住时机进一步向学生说明累退税制实际上是高收入者或大资产阶级意志的一种表现。这样，学生也就不难理解西方经济学的意识形态属性或价值倾向。

2.2.2 以西方经济理论之“矛”攻西方经济理论之“盾”。一般而言，经济理论决定着经济政策，经济政策影响着经济行为，经济行为改变着经济主体的收入分配。在教学中，可以通过对一些前后矛盾的经济理论及政策的分析，揭示这种变化实质上是利益调整的需要。例如，在古典经济学中，人们信奉的是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理论，认为每个人的行为动机主要在于利已，“由于追逐他自己的利益，他经常促进了社会利益，其效果要比他想促进社会利益时所得到的效果为大”。“看不见的手”理论主张自由放任，政府对经济的运行干预越少越好。但是，1929－1933年的经济大危机动摇了人们对“看不见的手”的信仰，随之产生的是凯恩斯国家干预理论。国家干预理论认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会“失灵”，所以主张国家应该对经济进行干预。经济理论及政策的变化，将改变各经济主体的行为，而行为的变化又将引起收入分配的变化，当然，收入的变化反过来又将影响经济主体的行为，以此循环往复。从中不难看出，前后不同（甚至矛盾）的政策只不过是经济活动的一次重新洗牌和收入的重新分配。这种重新洗牌与重新分配难道不是价值倾向的变化吗？只不过西方的经济学家赋予这种理论及政策变化一个“非常充分”的理由――为了促进社会效率而已。

2.2.3 注重运用逻辑推理。任何学科、任何理论都有其内在的逻辑，如果逻辑论证严密，理论的说服力就强；相反，则理论的说服务力就弱，甚至不堪一击。在教学中，教师可以充分利用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一些内在逻辑，对其展开质疑或反驳，从而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例如，西方经济学认为厂商雇佣最优劳动量的原则是：劳动的边际收益产品（MRPL）等于边际成本（即工资，W0）。此时，劳动报酬与其贡献相等，厂商不存在对工人的剥削，如图1所示。但是，按其逻辑，即使第L0个工人MRPL＝W0，没有受剥削，而第L0个工人之前的其他工人还是受到了剥削，因为其他工人的MRPL＞W0。可见，厂商的利润仍然来自所有工人的所得低于他们的贡献。通过类似的一些逻辑分析，就可向学生解释西方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其实也存在价值倾向问题，只不过这些问题西方学者回避谈论，而且也没有被我们注意到而已。

2.3 根据研究方法，进行正面引导。每门学科都有其研究方法，西方经济学也不例外。在教学中，教师可以根据研究方法，直接得出西方经济学存在价值倾向的结论，并以此对学生价值观进行正面引导。例如，西方经济学通常使用一种研究方法是规范分析法。规范分析法是以一定的价值判断为基础，提出某些标准作为分析、处理经济问题的标准和制定经济政策的依据，并研究如何才能符合这些标准。它本身就具有价值倾向，它不同于实证分析法（实证分析法回答“是什么”的问题），它要回答的是“应该是什么”的问题。由于研究方法本身就具有价值倾向，其结论（即经济理论或政策）自然也就打上了价值倾向的烙印。具体而言，以“大炮与黄油的矛盾”为例，对于大炮产量的增长到底是一件好事，还是一件坏事。不同价值判断的人对此问题会有不同的看法，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3结论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经济学在我国高校受到重视和喜爱本为一件好事，无可厚非。因为它说明我们的民族是一个开放的民族，我们的文化是一个开放的文化、有包容的文化。但是，在我们接受世界上一些先进的、科学的知识的同时，难免出现鱼龙混杂，一些不良的东西也会趁虚而入。这就赋予我们教育工作者一种使命和责任――引导学生鉴别真伪、去伪存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在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中，由于课程本身具有意识形态属性，所以，教师在讲课中应该对学生价值观进行引导。当然，要对学生价值观进行引导，我们认为，授课教师首先自身应持有一个正确的对待西方经济学的态度，防止 “全盘肯定、盲目推崇”和“全盘否定、盲目批判”两种片面性；其次，应根据教学内容，因势利导；再次，应根据研究方法，进行正面引导。

参考文献：

[1]赵磊.关于现代经济学的几个误读[J].当代经济科学，2006（5）.

[2]高鸿业.西方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二版.

[3]胡乐明.“西方经济学教学工作研讨会”综述[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8）.

[4]孙辛勤等.西方经济学教学中的价值观引导问题[J].高等教育研究，2007（3）.

对西方经济学的认识与看法篇2

1月19日出版的美国《新闻周刊》刊登了题为《为什么中国能良好运转》的文章，说：“中国很可能是今年出现显著增长的唯一主要经济体，因为中国是唯一打破经济学教科书常规的国家。”

衡量一个民族的文明怎样，不光要看它是否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还要看它对人类是否有新的、别的民族没有过的贡献。近代以来，中国都是以学习别人为主；现在，她成了“唯一打破经济学教科书常规的国家”，而且事实真相很可能是，中国并不认为有什么常规需要“打破”，她本能地为世界增添了教科书常规以外的新东西。这新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不仅西方人说不清，连中国人自己也说不清。

我不妨抛砖引玉提出一个大胆假设：中国有望形成启蒙运动范围之外一种新的经济道统――智慧经济(smart Economy，也可译为智能经济)。中国可以在智慧经济的两个基本点上做出新贡献，一是网络经济，二是个性经济。这两点与中国的文明基因高度一致，而西方反而可能不适应，因为西方经济的根是网络不经济，个性不经济。

智慧经济这种说法早已有之。许多年前，时代的长朱厚泽就跟我讲，知识经济这个提法不准确，应叫智能经济。西方人可以很容易接受知识经济，但很难集体接受智慧经济。我们可以试着分析一下个中原委。

中国的网络经济基因与潜在贡献之点

中国文明基因中，有两种典型网络结构，一是墨子的拓扑结构，即爱无等差；一种是孔子的主从结构，即爱有等差。共同点有两个，一是把每一个节点放在整个网络中来估价；二是把网络理解为是具有人文特征的(比如仁、爱)。一般中国人的网络取向是，居庙堂之高，就采取主从网络，处江湖之远，就采取拓扑结构。奥运会上“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就属于前者。这是与西方个人主义文化基因相冲突的。西方人也讲网络，但认为网络最好不要干涉、侵入我个人领域。

当互联网越来越人世之时，东西方对下一步发展趋势研判开始有了分歧。在哈佛大学伯克曼互联网与社会研究中心创始人乔纳森・齐特兰看来，“封闭模式代表新发展方向”，“开放性从优点演变为缺陷”，苹果封闭模式――而不是谷歌开放模式――代表未来。如果从笛卡尔或卢梭的角度考虑问题，齐特兰这样想是深谋远虑的，因为他已经看出网络化正在走一条背离西方化的道路。

推论到经济模式上，这一点更明显。开放模式在经济学中对应外部性、网络效应，是“经济学教科书常规”的“”对象。因为产权最怕的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种网络。遇上这种东西，西方设计的制度就会有劲使不上。但东方人乐此不疲，并不认为有何不妥，比如马云、陈天桥、马化腾、史玉柱等等清一色地利用外部性和网络效应，并没有赔本；而美国网站模式一进中国就被歼灭。

中国经济对世界的第一个贡献机会就是西方自己放弃的：利用网络的开放，充分利用外部性、网络效应带来的经济性，建设价值网络，实现经济的全面网络化。

中国的个性经济基因与潜在贡献之点

认为中国具有个性经济基因，也许会被认为是奇怪的。其实真正应奇怪的，是西方启蒙文化并无个性基因(只有个人基因)。卢梭的逻辑代表了典型的西方思维：人为了交换，必须取消个性，实现同质化。对西方文化来说，个性当然存在，但只是在非主流的经济领域以外，如在生活中、艺术中。主流只认钱，而钱是不认个性化的。

中国完全不同。从皇帝到草民，都是非标准化“产品”，而且什么事都拒绝标准化。有人形容小农就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但每一只马铃薯其实都是非标准化的。虽然现在学习了西方，改变了很多，但从现在山寨窜红，就可见中国人对非标准化的东西是多么热衷。

品种这个概念，不见于经济学教科书常规；个性化，也是经济学教科书的“”对象。西方经济学正统的看法认为：品种不经济，而规模经济；个性化不经济，而效率才经济，推论是大比小好。中国官方经济虽然也学西方做大做强，但占企业数99％的民间经济对此并不认同，还是以小为特色，以品种多样化为特色，走的是一条小企业加产业集群的路，或家庭加社会化服务的路，这又是中国一个体现“唯一打破经济学教科书常规”的地方。

中国经济长期习惯于小农社会的定制生产，这本来是个弱点，但到了大规模定制时代，小的又表现出它优点的一面，会发展为个性化经济(即效率不经济)。比如创意经济就是典型的效率不经济而个性化经济。联合国2008年判定中国是创意出口第一大国，远超美国，这不是偶然的，只是中国官方浑然不知罢了。

中国经济对世界的第二个贡献机会，就是顺应民族自发传统，利用人多优势，发展效率不经济，但个性化经济和品种经济的新型经济。钱德勒称之为范围经济，托夫勒称之为小批量多品种，安德森称之为长尾经济。而西方陷入只有效率才经济这个教科书结论的牛角尖里，很难在国家这个层面实现品种经济。

中国的智慧经济基因与潜在贡献之点

西方文明早期本来有“爱智慧”传统，但到启蒙运动，“爱智慧”被笛卡尔篡改为“我思”。我思的最高境界是知识，但不一定是智慧。知识是智慧的尸体，就是把智慧的成果写在纸上，晒干后，成为没有生命的东西。智慧则必须保持灵(Smart)的状态。知识与智慧的还有一个重要的现实区别：智慧必须回到事物本身，而知识可能越离越远。

中华文明中一直具有把作为知识的经(即古代的高级教科书)与作为智慧的灵性区别开的传统。中国人一直把灵不灵当作判断真理的标准。最典型如六祖慧能，干脆不要知识，只要智慧，连字也不认了；而神秀就相当于现在的学了一肚皮经济学教科书常规但却不灵的人。中国人是宁可信禅也不信教科书的。

在经济发展方式上，东西方存在着差异。知识产权只能保护知识，但不能保护智慧。这种制度设计用在智慧经济中，就会出现与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并列的知识失灵。而中国人强调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就是开放的价值网络研发模式。西方人会觉得，三个臭皮匠应该用知识产权把自己保护起来，宁可不对付诸葛亮，也不能把知识共享了。所以西方主流觉得Linux特别异类，而中国人会认为很正常。

对西方经济学的认识与看法篇3

关键词：经济学教学；南阳理工学院；调查结果

作者简介：王阳（1979-），女，河南南阳人，南阳理工学院商学系讲师，研究方向：经济管理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G4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1.04.22 文章编号：1672-3309（2011）04-47-02

一、对经济学教学调查的基本状况

笔者选取南阳理工学院作为调查点，因此调查结果可以说明南阳理工学院学生的经济学教学状况，也能够揭示出中国高校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本次调查对象是南阳理工学院的10个系、7个院的学生，样本数量为110份。从性别来看，被调查对象中男生占52.1%、女生占47.9%；从年龄来看，在17―20岁之间，70%的是大二学生、30%是大三学生；从专业来看，工科专业占70%、文科专业占30%。

本次调查是随机调查，所用问卷由30道题构成，涉及到经济学微观和宏观领域的有10道题、经济基础领域的有7道题、对经济学教学要求的有5道题、对经济学教学应涉及的内容有3道题、对经济学教学方式理解和要求的有5道题。每一个问题均有4个答案选项，大部分是不定项选择题。

调查结果显示，学生对经济表现出一定的关心，也认为学习经济学有利于就业，但大部分学生没有读过经济学方面的书籍和杂志，仅仅从网络和电视等媒体中获得相关的经济信息。非经管类学生对经济问题的理解力为30.1%，与经管类学生的正确率相比处于较低状态。有88%的学生认为经济学对人们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经济知识正成为人们基本素质的一部分。但是，现阶段学生特别是非经管类学生的经济学知识仍然非常贫乏，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显然不相吻合。

二、对经济学教学调查结果的分析

1、正在学习《西方经济学》的学生和没有学习经济学的学生之间的差距。被调查的非经管类专业中有2个把《西方经济学》作为选修课目，这在南阳理工学院占比很小。通过比较这两个专业的学生和其余学生的成绩，可以看到开设《西方经济学》的必要性。接受问卷调查的学生中，正在学习《西方经济学》的占22%，其余78%均未学过。学习《西方经济学》的学生对经济的认识比未曾接触过的学生的正确率明显高出很多。学习《西方经济学》班级的平均正确率为56.8%，与未曾学习的学生之间平均分出现了16.3%的差距。在具体问题上，一道关于GDP定义的宏观经济领域问题，差距竟达到41.3%。虽然正在学习《西方经济学》的学生还没有学到宏观经济领域，但我们可以推测，这是因为学过经济学的学生多少理解和掌握了经济学的思路。还有一道“医生的收入要比农民高的原因是医生稀缺”的问题，差距达到了36.9%。这是因为未曾学过经济学的学生不理解“稀缺性”这个经济学基本概念所导致的。

2、关心程度和成绩之间的关系。从问卷调查的结果来看，我们可以看出学生的成绩与对经济的关心程度密不可分。成绩最高的24人中，有23人回答关心经济问题，均认同学习经济学会对现在和将来有好处。其中，答“非常有用”的有19人、“也许有用”的有5人。相反，成绩最低的20人全部回答对经济“完全不关心”或“不怎么关心”，还有回答学习经济对现在和将来“没有用”的有7人，回答“没有太多用处”的有11人。对经济的关心程度与成绩之间的关系是关心程度越高，成绩就越好，关心程度低则成绩差。

3、对经济学教学的要求。调查结果显示，60%的学生认为平时考核的比重应占50%以上，甚至有10%的学生认为应为100%；100%的学生认为应在经济学教学内容上加入发达国家经济案例和我国改革开放的经济问题及宏观政策；98%的学生承认要讲述经济理论问题。几乎没有学生认为应该介绍经济学说史和经济学流派。大部分学生认为在教学中应由教师讲述、案例分析、课堂讨论相结合。但是否由学生作专题报告这一选项中，支持者仅占5%。从接触过经济学的学生调查结果中还可以看出，大家认为现有的教学体系设置不适应时展。还可以看到，工科和文科背景对学生学习经济学理解程度的影响，比如：南阳理工学院非经管类开设经济学的两个专业――外语系和土木系，土木系的学生对经济学的理解和掌握要远远好于外语系学生，甚至在一些微观问题上还要高于经管类专业学生。这是因为数学在经济学中是一项基础性的分析工具，所以，对工科和文科背景的学生在经济学教学中要因材施教。

三、学习《西方经济学》的必要性

1、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从本质上讲，《西方经济学》是研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资源配置和利用的经济学科，是对西方发达市场经济运行机制规律的理论总结和实践依据。但目前我国各高校非经管类专业很少开设经济学课程，大学的精英教育模式仍然没有彻底改变，经济学教育到了大学还不能普及。这样的现状与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极不匹配，今后将会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瓶颈。

2、个人生活的需要。科学是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我们需要学习经济学，这样可以改进自己的思考方式。一位在高校教授《西方经济学》的同行曾经说过：“你现在可以不懂经济知识，但在以后能看得懂经济现象就好。”这是对《西方经济学》教学效果和作用最为深刻的总结。张维迎教授也曾说过：“经济学是经济学家提供给社会大众的一种改进生活、认识世界的武器。或许你并不想做一名经济学家，但即使如此，你仍然应该学点经济学。”

四、建议加强各专业经济学的相关教育

1、把《西方经济学》设为非经管类专业选修课目。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选修《西方经济学》的学生对经济现象都很感兴趣，课后还会提问很多关于股票和期货等不太理解的经济现象。甚至有的学生在课后会主动写一些对现实生活的感悟并用经济理论分析。笔者认为，应该至少把《西方经济学》开设为选修科目，进而促进和加强非经管类专业经济学的相关教育。

2、明确教学目的，针对不同系别合理改善教学体系。《西方经济学》作为分析经济领域具体现象和事物的工具，可以提高学生对经济学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运用经济理论观察、分析和解决现实经济问题和经济现象的能力。对于非经管类学生，相关的经济学理论知识不需要过于深入，相对浅层化一些即可。作为他们的专业选修课，授课教师要坚持“新”的原则，要能及时、灵活地反映学术前沿的内容，体现出学术的先进性。更要注重学生的参与和讨论，注重对现实问题的分析。对于不同背景的学生，授课时采取的方法也要有所区别。以南阳理工学院为例，外语系在大三上学期开设50课时，土木系大二下学期开设30课时，这和这两个系的学生背景有关。外语系学生到大学后没有接触数学，所以对他们的教学更偏重于感性描述，还要再补充一定的数学知识；而对土木系学生来说，更偏重于理性分析，这样才能加深他们的理解，提起学生的兴趣。

3、适当介绍经济学史和经济学流派。虽然调查结果显示，几乎没有学生认为应该介绍经济学说史和经济学流派，其中的原因应该是从实用主义出发导致认识过于片面。但《西方经济学》在自身的发展完善过程中，每一种新的理论、每一个学派、每一个学科，都可以在学说史上直接或间接地找到其思想根源，找到其学术渊源，进而可以帮助我们更为全面地看待西方经济学。对当代西方经济学应当采取一分为二的科学分析态度，摒弃庸俗的基本理论及其框架，吸取和借鉴其中的合理成份。也可以鼓励学生从实际出发，培养学生的自学与独立思考的能力。

4、改革并规范考核制度。《西方经济学》不同于其他学科课程，其特殊性在于提供给学生与实际经济社会密切相关的、大量的概念和理论模型，这些内容可以让学生对基本的经济现象具有比较透彻的认识。以往考核是30%平时成绩+70%卷面成绩，但在实际操作中更偏重于卷面成绩。为此，我们应该建立对学生的学习过程进行全方位考核的机制，建立以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为重要基础，综合能力为核心重点，学习态度为主要参照的综合考评体系。这样，可以激起学生积极参与的兴趣，主动和被动相结合，可以更好地促使学生去学习经济学知识。

参考文献：

［1］ 朱学君.西方经济学教学方法与改革探讨[J].产业与科技论坛，2009，（06）.

［2］ 尹秀艳、曹葵.高中学生的经济理解能力调查分析[J].北京城市学院学报，2008，（06）.

［3］ 郭艳.《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探讨[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06，（05）.

［4］ 陈银飞、苏建红.西方经济学教学改革的探讨[J].江苏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2004，（04）.

［5］ 曹秋菊.《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改革探讨[EB/OL]..

对西方经济学的认识与看法篇4

关键词：财政学；学科演进；公共财政

即使在同一学科，不同年代、不同层次的教科书呈现给读者的内容也会有很大的不同。透过这些差异，我们可以看到一门学科发展演进的轨迹。凯恩斯革命以来，西方财政学的研究方法、研究主题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为了能够深入了解这些变化，我们将财政学的两部当代经典教材和20世纪40年代的一部代表性教材进行比较①。我们选取的当代财政学教材是哈维。罗森（HarveyS.Rosen）的《财政学》（第6版，2002年出版）和拉本德拉。贾（Raghben-dra.Jha）的《现代公共经济学》（第1版，2004年出版）。罗森是美国当代著名的财政学家，他的这本教材在西方有很大的影响。贾的这本教材在公共经济学的基础上详尽地介绍了公共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若干前沿问题。我们选取的20世纪40年代的代表性财政学教材是哈利。芦茨（HarleyL.Lutz）的《财政学》（第4版，1947年出版）。芦茨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他的这本教材当时被哈佛大学等许多大学选用。为了方便起见，后面将把罗森的教材用PF2002表示，贾的教材用PF2004表示，芦茨的教材用PF47表示。我们对这三部教科书的比较将集中在两个方面：研究方法和研究主题的变化。

一、研究方法的变化

从方法论上看，当代财政学家大多采用了演绎方法。即他们以经济学基础理论为分析基准，通过改变基础理论的假设条件，将理论运用于不同的问题以得出结论；而以往的财政学家较多使用的是归纳方法，他们对现实中的现象进行比较研究，从而得出一般性结论。在对具体结论的推导中，当代财政学家大多使用数理模型推导出结论并运用计量模型对结论进行检验；而以往的财政学家则主要是通过对现实经验进行逻辑分析得出结论，并通过列举历史经验和相关数据来论证结论的可信性。这些变化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从以归纳法为主到以演绎法为主

将60年前的教材与现代的进行比较，最显著的一个区别就是前者全是文字，而后者充满了图表与数学公式。在60年前，财政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财政学家们承袭了亚当。斯密的研究传统，他们喜欢从纷繁的现实中归纳出概念或原理，再对这些概念或原理进行演绎，将其运用于对真实世界的解释。而在今天，大多数经济学家将财政学视为经济学的一个应用领域，对于财政学问题的分析，总是通过改变经济学经典模型的假设条件而进行的。

（二）数学工具的大量使用

虽然都是同一时代的教材，PF2002主要面向本科生，而PF2004属于高级读物。这种定位的不同使得即使对于同一问题，后者的分析也远比前者复杂。从直观上看，后者比前者使用了更多数量、更为复杂的数学工具。而隐藏在这种数量化倾向后面的，则是当代经济学分析主要特点：假设条件的不断放宽、分析因素的不断增加。

经典的经济理论建立在对现实的高度抽象下，它虽然结构严谨、逻辑缜密，却缺乏对现实的解释力。随着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家们越来越深切地认识到：这种理论不是可以用来直接解释现实的工具，它只是为人们认识真实世界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点，要很好的解释现实，必须在深刻理解经典理论的基础上，根据现实情况改变模型的假设条件，引入更多的分析变量。而简单的数学工具无法满足这种要求，于是经济学中的数量化倾向便越来越明显。

（三）计量经济学的使用

随着分析因素的增加，计量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这是因为，在一个问题的分析中，需要考虑的因素会有很多，而理论模型不可能包含所有的影响因素，它只能在解释力与复杂度之间寻找平衡。只有那些通过计量建议的具有显著影响的因素才具有纳入模型的价值。在三本教材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现代财政学研究领域，计量方法与研究成果的大量使用。

二、研究主题的变化

60年前，绝大多数财政学家还是古典主义的信徒，他们相信政府的作用只应该是“守夜人”，因此财政学的研究集中在政府收支行为的本身，而没有考虑政府行为对经济的影响。凯恩斯革命以后，人们认识到政府干预经济的必要性，开始研究政府的收支政策对经济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的滞涨又使人们看到政府干预的不良后果，使得人们又对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进行反思。到现在，大部分经济学家对政府干预经济持一种谨慎乐观的态度：在肯定政府干预经济持必要性的同时，又认识到政府也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主体，它的行为必须受到约束。

在三本教材中，人们对政府干预经济的态度的这种转变，表现在两个方面：（1）PF2002和PF2004花了大量的篇幅来说明方法论问题。既然政府的行为会对经济产生重要影响，那么财政问题的研究就不能像以前一样只考虑政府的收支行为，而必须采用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研究政府行为对社会福利的影响。（2）在PF2002和PF2004中，对支出问题的关注要高于PF47.当代财政学家们已经认识到财政所具有的三大职能在很大程度上是需要支出手段来完成的。

三、对我国财政学研究的启示

通过这三本教科书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到过去几十年中西方财政学领域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从这种发展演变过程中，我们可以得到有益启示。

（一）中国财政学研究的方向

从西方财政学的发展变化看，我国财政学研究主要有三个研究方向：（1）使用归纳方法，从现实中寻找我国财政问题的独特规律，再对其进行演绎。（2）使用计量方法，利用中国数据检验西方的模型，看其是否能适用于中国。（3）使用数理和计量方法，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修改西方经典理论模型的假设条件，建立新的模型，再利用中国数据进行检验，从而确认其是否能够解释中国实际。采用哪种思路来研究，对不同的研究者，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过，笔者认为，与后两者相比，前者要求研究者具有更强的对现实的洞察能力和对问题的逻辑推理能力②。对于大多数研究者来说，使用后两者思路更容易做出成果。毕竟，凯恩斯那样的经济学巨匠只是极少数，大多数人只能在经济学的大厦上添砖加瓦。

（二）看待政府行为的视角

在西方，对于政府干预经济行为优劣的讨论，至今也没有定论。人们认识到，一方面政府的干预可以部分解决市场失灵，促进经济的发展；而另一方面，又存在政府失灵，政府的干预行为可能带来福利损失。这为我们研究中国问题提供了一种有益的视角：在研究政府行为时，既不要否定政府的积极作用，并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改变政府对市场进行干预的范围和力度，也不要把政府看作“仁慈的家长”，而应认识到它与私人一样有自利的行为，在制度设计时要考虑对政府加以约束。

（三）值得借鉴的研究成果

对西方经济学的认识与看法篇5

【关键词】 方法论;实证主义;规范主义;证伪主

一、方法论的定义与作用

在对经济学方法论的争论与发展进行具体而详细的描述之前,必须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定义和作用有一个清晰的说明。方法论的定义也不不是一成不变,随着经济学理论的进展而改变,甚至有人说是经济学理论的变化与发展而导致的经济学方法论的的发展与变化。其实,这种说法不无道理,在后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这二者的关系其实是相互促进的。按照马克・布劳格在其《经济学方法论》中的定义:“方法论这个术语有时是用来指一门学科的技术步骤,这就完全成为方法的同义词。然而,这个术语更经常地是用来指对论证一门学科的概念、理论和基本原理的研究”。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经济学方法论是指在经济学领域中用来指导经济学这门学科的概念、理论和基本原理的研究。

关于这个概念可以追索到拿骚・威廉・思诺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那个时代,在那个时代,经济学家就一直在关心上述问题。关于方法论的作用问题,穆勒在他的《政治经济学的定义及其方法》一文中写到:“在政治经济学和其他一切道德科学的分支中,先验方法是唯一确定或科学的研究方法,后验方法或具体经验法,作为一种达到真理的手段,对这些科学来说是不适用。但仍能证明,后者在道德科学种仍具有重要价值,它不是发现真理的方法,而是检验真理的方法,将因干扰项带来的不确定性降低到最低限度”。到了近代,按照丹尼尔・豪斯曼的提法,经济学方法论的作用如下:“经济学的方法论”理解为经济学所运用的科学哲学,而科学是人类认知活动的一部分,科学哲学因而是认识论。

二、归纳与演绎方法之争

归纳与演绎是任何学科都要用到的两大方法,在经济学理论研究中也不例外,对于这两种方法的结合应用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得到了很好的说明。在该书中,斯密即引用了很多实实在在的事例来说明他的观点,也采用了演绎的方法来分析得出他的一些重要的结论。在那个时代,数学本身的发现所处的阶段以及它在经济学的应用并不普遍,斯密所采用的演绎方法都是比较简单。斯密以后的经济学家并没有遵循他的这一“二重法”路线,尤其是经过詹姆斯・穆勒与大卫・李嘉图之后,经济学方法基本抛弃了斯密的综合法,转到所谓的演绎-规则路线上去了。李嘉图无疑是这一方法的杰出代表。这后来则导致了经济学方法论史上关于归纳与演绎的激烈争论最突出的两次争论:一次是发生在18 世纪马尔萨斯的归纳主义与李嘉图的演绎主义之争;另一次是19 世纪德国历史学派的归纳主义与英国的奥地利学派的演绎主义之争。此后,争论并未结束。

古典归纳主义认为:“科学始于观察,观察是建立理论陈述的基础”。归纳法是建立科学理论的方法。如果满足归纳原理的条件,从有限单位观察的陈述中归纳出普遍性定律是合理,科学理论发展是真实知识的积累和递增。经验事实是真实,归纳法也是合理,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科学知识是不会错。运用归纳主义分析最早的代表人物是亚当・斯密,对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的历史资料进行详尽的研究,得出他的劳动分工一般原理,用的就是归纳的方法,又运用抽象演绎法分析经济问题,提倡归纳和演绎二重法。马尔萨斯强调归纳法,他根据其掌握的某些史实,运用绝对稀缺等概念,归纳出了“人口论”。

传统的演绎主义者李嘉图在他的著作中所运用的演绎方法带来了结果的确定性,使得李嘉图的继承者们看到了将经济学发展成为一门像牛顿物理学那样精确的科学的希望;另一方面李嘉图把高度抽象的经济模式直接运用于现实世界的复杂情况,这种偏好被熊彼特称之为“李嘉图恶习”。在李嘉图之后“边际革命”更是带来了数学工具在经济学中大量运用的先兆。亚当?斯密主张二重法,是看到了归纳和演绎的各自作用,注重归纳法的倾向性在马尔萨斯那里得到了强化,在李嘉图的著作里,历史、制度和事实这些在亚当・斯密的著作里得到突出描述的东西都淡化为一种背景,提倡用抽象的演绎方法来建立理论体系。穆勒也认为在社会科学中归纳法失灵,强调演绎法是惟一适用的方法,但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又继承了亚当?斯密的二重法。可见,从斯密到穆勒,中间尽管经历了归纳法与演绎法的论战,但斯密的二重法得到一定程度的回归。

三、实证主义与规范主义之争

经济学方法论第二个重大的争论是实证主义与规范主义之争,这二者的区别在J.N.凯恩斯的《政治经济学的范围和方法》一书中得到了首次正式的区分以来,就一直是经济学界讨论的热点。其实历史上经济学人很早就开始了经济学是“科学”还是“艺术”的反思。归根结底,这体现的是方法论上的质疑,即经济学是实证的还是规范的。经济学方法论史上关于实证经济分析和规范经济分析的论战,由来已久。这场争论以哲学上实证主义和规范主义之争为基础,是科学哲学在经济学方法论上的延伸,其实质是科学哲学将命题分析方法渗透到经济学研究领域的结果。

这场争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具有不同的形式。其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尼尔和约翰・穆勒,首次有意识地以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和“艺术”的区分形式表达了令人们所熟知的经济学的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的视野。在此之前,萨伊曾将政治经济学和自然科学相比拟,认为政治经济学与物理学、化学和天文学一样,是实验科学的一部分,并试图通过政治经济学与政治学的区分将意识形态与价值判断等逐出经济学领域,他并未有意识地做出实际意义上的实证与规范的区分。在西尼尔和约翰・穆勒那里,主张将实证和规范经济学区别为“科学”和“艺术”形式。“科学”是一系列现实经济的真理命题,指实证经济学;“艺术”则是一组规范性的经济准则,指规范经济学。

西尼尔则直接指出经济学家根本就不应该提出任何政策性的建议。这种超科学的伦理价值导向会不可避免地援引价值判断,带上利益主体的主观偏好,影响理论的科学性。讨论实证与规范的区分,不能不提到大卫・休谟。在《人性论》中,休谟提出了著名的哲学命题:人们不能从“是”中推论出“应该是”。此命题在事实领域与价值领域之间做了一刀切的逻辑区分,被称为“休谟的铡刀”。其意在表明事实领域和评价领域之间存在着一种合乎逻辑的严格区分。其后经济学一直围绕“二分法”进行争论。

约翰・内维尔・凯恩斯对实证和规范分析做了更深入的区分,提出经济学“三分法”,即实证经济学、规范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艺术。他认为,实证科学可以被定义为关于事物“是什么”的系统化知识体系;规范科学可定义为关于事物“应该是什么”一类问题的标准的系统知识体系;而“艺术”,目标是产生出准则,是实现给定目标的规则系统,是为达到目的而遵循的规则体系。值得注意的是,凯恩斯论述中的“规范科学”沟通了政治经济学的“实证科学”与“艺术”之间的桥梁这一提法,为由来已久的实证与规范之争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思路。此后,主流经济学家大多接受了源于西尼尔和约翰・穆勒的“实证―规范”二分法,凯恩斯的三分法并未得到大多数经济学家的认同和接受。

四、证实主义与证伪主义之争

经济学的发展到了20世纪,特别是随着卡尔・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方法论”的兴起,引起了经济学方法上的证实主义与证伪主义之争。真正将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方法论导入经济学的是哈奇森的《经济理论的意义和基本原理》一书。认为科学经济学所研究的应当是经验上可验证的命题,对于应当加以验证的是经济学命题的假定前提还是其预言,没有明确的态度,到了本世纪萨缪尔森和弗里德曼有关方法论之间的旷日持久的争论正是围绕这一问题展开。

在萨缪尔森看来,经济学方法论中的中心问题就是要得出操作上有意义的原理,所谓的“有意义”是指在理想条件下做出的关于经验资料的假说,并可以想象这个假说能够遭到反驳。萨氏所关注的是经济学的解释功能,后来他由操作主义转向描述主义就更加表明了他的这种偏好,不过经济学家应力求扩大经济学的客观解释性的描述力。弗里德曼则代表了一种被称之为工具主义的方法论倾向。认为经济学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发展出一种理论和假说,使之能够对尚未观察到的现象做出合理的、有意义的预测,对于理论的预测已经放宽到不仅可以对尚未发生的现象,甚至可以对业已发生的现象做出预测。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弗里德曼的方法论要比萨缪尔森的更加灵活、更具有实用性。弗氏甚至提出,对理论的假设前提的检验是不必要的。假设前提的虚假甚至不是它的缺点,是实证经济学的必要与优点,这类假设在某一特定领域是虚假的,在另一更广泛的场合则是可以加以验证。

他的这一看法也不乏批评者,认为弗里德曼关于假定的概念过于笼统,并区分假定的不同类型,甚至没有区分初始条件、辅助假说和边界条件这三种假定。萨缪尔森认为,精确的预言并不是理论之有效与否的唯一贴切检验,检验假定并不比检验预言来得困难,检验前者所需的证据并不一定难得,其检验结果也并不一定更为模糊。检验假定的意图有可能产生重要的领悟,有助于说明检验预言所产生的结果。萨缪尔森将弗里德曼的方法论称之为“弗氏扭曲”,这种方法论实际上认为一种理论的缺点越多,理论就越好。他认为这是科学的堕落,任何一种精确的科学决不会采用这种方法论。但是经过比较分析可以看出,其实无论是萨缪尔森的操作主义或描述主义,还是弗里德曼的工具主义,二者之间并无实质上的差异,二人实际上分享着共同的问题背景,都是以不同的方式

来达到一个共同的目的,即对所谓的防御方法论加以改造,使之免受假定不真实的指责。

五、结论

中国的经济学发展,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目前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对于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和借鉴才刚刚起步,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鉴于我国的经济体制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区别,需要针对我国的具体情况来发展真正适合自己的理论,这其中是离不开经济学方法论的创新与研究。

一方面要认真扎实地研究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方法论争论,了解其演变的历史,弄清其何以产生的根由、转向和结果,这无疑有助于提高我们理论思维能力和准确理解西方主流经济学;另一方面也只有深入了解了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演变,借他山之石,促进我国经济学方法论的创新,才有可能推动我国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从经济学方法论上寻找突破口也许是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的必经之路。

参考文献

[1]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

[2]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3]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对西方经济学的认识与看法篇6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社会主义；马克思

近两年来，我国报刊上讨论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现代)经济学的位置、功能的文章很多，其中有多种不同的看法，有些甚至是完全对立的。分析这些不同看法产生的根源，主要在于我们正处于社会的转型过程中：一方面社会基础在变，而且变得相当快。另一方面，虽然上层建筑相应地也在变，但变的速度比较慢。因此，就出现了差距和矛盾，自然就形成各种不同的观点。笔者认为，准确定位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的位置和功能，需要我们把握好以下几方面问题。

一、怎样看待西方经济学

(一)现在大家讲的西方经济学和当年马克思批判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虽然有继承关系，但内容却发生了很多变化。过去，我们认为西方经济学只是为资产阶级私有制辩护的庸俗经济学。然而，在西方经济学里却很少涉及这方面的内容。因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在西方经济学者看来是毋须讨论的既定前提，尽管这种观点存在着问题，但在他们现在的书中所研究的重点早已不是这个问题了。西方经济学现在也讲“制度”，但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生产关系总和制度，而是选择资源配置方式的机制体系，即西方经济学认为的最有效的经济资源市场配置机制。这里讲的制度已具有了另外一种涵义。20世纪以来，在西方国家也出现了新制度经济学，其侧重用交易费用的观点分析问题，这种分析方法可以作为政治经济学中生产关系研究的一个补充。

(二)应鼓励对西方经济学进行创新性研究并有分析地加以利用。田国强在2005年《经济研究》第2期发表文章指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有作用(事实上，二战后西方国家领导人都曾先后利用过西方经济思想，如货币主义、供应学派的思想等)。由于我们在改革经济体制方面已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所以我国也可有分析地利用西方经济学分析研究人类社会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的方法。事实上，我国在很多方面(主要在经济政策和经济措施方面)已经有分析地加以利用了。如，按照西方经济学的划分方法，把经济问题分为微观和宏观两部分。在宏观方面，我们也在利用西方惯用的调控手段，尽管在调控的具体措施方面有所差别，但基本方法大体类似西方经济学的方法。另外，中国不少学者尤其是中青年学者，都喜欢用西方经济学的方法研究问题，说明西方经济学有吸引人的地方。如，有人就说西方经济学比较具体实用，不是脱离现实讲空道理。为此，我们应鼓励对西方经济学进行创新性研究，并敢于将研究的成果引入到教学中去。

(三)对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不宜采取片面的强制措施来扶一个压一个，而应兼收并蓄，为我所用。目前，西方经济学在我国传播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快，但应该承认西方经济学的吸引力越来越大，许多中青年似乎更热衷于西方经济学的方法体系。现在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中国真正懂得政治经济学又熟悉西方经济学的人太少，评论起来往往不是偏于这一方，就是偏于那一方，很少能做出全面中肯的科学评价，有时甚至还出现盲目跟风的现象。如，有人把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绝对对立起来加以批判，这显然有些过于偏执。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虽然属于不同的思想体系，其中确有某些对立的成分，但由于它们研究资本主义是从不同侧面(前者是从资本主义资源配置，后者是从经济利益关系)研究的，从这个角度看，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因此，对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不宜采取片面的强制措施来扶一个压一个，那样做不仅解决不了问题，其效果可能适得其反。正确的态度是认真抓好对这两门科学的研究，脚踏实地运用这两种科学的研究方法去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只要它们包含有真理的成分，或部分是真理，就没有必要害怕它，而且要兼收并蓄，为我所用。

二、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在教学和研究中的指导作用

(一)首先要理解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涵。以前，在实践中究竟应怎样理解及如何贯彻马克思主义精神方面，存在一些认识上的偏差。因此，我们要从与时俱进的角度弄清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涵。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中，哲学是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在运用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分析社会经济问题时曾提出许多重要的理论观点，这些理论观点往往与当时他所处的社会环境有关，但现在仍然可指导我们的行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今天仍带有普遍指导意义，但需要用新的实践来丰富和发展它。否则，只是干巴巴地把原有几条结论当作一成不变的公式，很难真正解释和解决实际问题。如，在过去阶级矛盾尖锐的条件下，马克思很强调阶级斗争。然而，今天在对立阶级已基本消灭的情况下，如再强调阶级斗争为纲恐怕就脱离实际了。改革开放后，我们国家在体制和政策方面提出了许多新观点，但并没有违背马克思主义，而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二)要弄清以下几个问题：

1．作为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之一的政治经济学原本只包括资本主义部分(资本论)。传统观点认为，政治经济学包括两个部分，即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实际上，作为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之一的政治经济学原本只包括资本主义部分(资本论)。列宁在论述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观点时指出，在马克思时代世界上还没有出现社会主义。既然在马克思的时代并不存在社会主义，当然也不可能撰写出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社会主义部分的政治经济学建立是在斯大林主持下由原苏联一批院士编写开始的。然而，由于它没有、事实也不可能科学地反映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必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主观臆想的结果。因此，此书出版的寿命不过十年左右。我国是从学习原苏联开始学习社会主义的，受原苏联教科书的影响非常深，从上个世纪50年代末中国才开始编写包括以中国经验为主的社会主义部分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完全摆脱原苏联教科书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虽然逐步对原苏联教科书影响的内容和框架有所突破，但很难说现在编写的教科书已是不折不扣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因此，现在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时，应把上述这两部分区分开看待。不能一说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它的社会主义部分就认定其也是马克思主义的。

2．要采取与时俱进的态度创新和发展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部分。由于有马克思的原创著作存在，人们一般不会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部分产生歧义，但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出现了许多不同于当年马克思在英国生活时的那些情况和特点，阶级矛盾也并不像《资本论》中描写的那样尖锐，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没出现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中描写的那样奄奄一息状态。马克思从当时的形势出发，考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终将引发社会革命的论述是科学的，同时他也察觉到资本主义发展到新阶段出现了调节和缓解矛盾的内在机制。然而，他来不及就这些新的机制进行深入研究。因此，原来有些结论就需要重新加以审视和研究了。为坚持马克思主义认真求实的研究精神，我们不应戴上先入为主的眼镜，而要认真地、也实事求是地揭示资本主义矛盾发展变化的新形式和新特点，并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找出它在将来必会被更高级的社会制度代替的历史趋势。要避免不顾客观事实，把马克思在那个时代得出的某个或某几个结论一成不变地生搬硬套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头上。

3．要针对社会主义国家建设过程中出现的社会各阶层之间利益关系的矛盾，来创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著作很难说哪一本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可能有很多版本在不同程度上含有某些马克思主义因素或马克思主义科学成份，但作为成体系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来说，也不可能是完全符合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精神的。理由是直到今天为止世界上还没出现一个比较成熟的社会主义社会(至于西北欧一些被认为是民主社会主义社会，由于种种原因看法分歧很大，这里暂搁置不论)。理论是现实生活的本质反映，当现实生活本身还没发展到成熟或定型的条件下，又怎么可能出现一本反映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呢?可见，硬要拿出一本科学地反映成熟社会主义本质的著作来，这种要求未免有点过于超前。即使马克思生活在现在，恐怕也难于满足这种要求。客观存在决定人们思想意识，人们是无法改变这条规律的。现在有些人企图把西方经济学引进来，或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合并起来，先讲商品、货币、资本，再分别讲两种制度本身，这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引出新的矛盾。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同，试图把二者合成一体，自然会出现前后矛盾的问题。现在政治经济学课程不如西方经济学受学生欢迎有多种原因，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身不成熟是一个重要原因。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建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当前较为现实的办法是仍要遵循过去传统的理解，即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仍然研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虽然社会主义社会已基本消灭了敌对阶级，似乎已不再需要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了，但社会上的体脑差别、城乡及工农的差别却依然存在，行业之间的收入差别也存在。也就是说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的矛盾依然存在，这种差别不仅反映在工作方式、生活方式方面，而且更重要的是反映在它们之间的利益冲突上。对此如果认识清楚、处理得当就会给社会和谐发展提供可靠的物质基础。反之，如果认识和处理不当，则会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可见，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把着眼点放在这方面是大有可为的。

对西方经济学的认识与看法篇7

教学方法改革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冠以理论经济学的字样，就是特指理论经济学学科下设的两门主干课程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教学方法改革问题。长期以来，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我国财经类院校本科生的专业基础课程。作为理论经济学的两门主干课程，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名词概念、逻辑结构、理论体系、所代表的意识形态以及对经济本质和现象的不同层次的关注等方面的差别，决定了两者是理论范式截然不同的课程。由于课时量以及教师认知水平的限制，大多数教师对这两门课往往进行了毫不相关的老死不相往来讲授，甚至出现教政经的教师排斥西方经济学，教西经的教师排斥政治经济学的局面，这样的课堂教学状况对被教育者的影响是深远的。由于这两门课所依托的理论是针对同一现实经济问题所给予的不同解释，如果教师对这两种理论解释不加以分析、鉴别以及有比较的讲解，就会使学生不是对经济学理论的可信度产生怀疑，就是对其中一门产生没有鉴别的盲目崇拜，造成学生世界观的混乱、知识结构的残缺、综合分析能力低下的结果。这种结果影响了理论经济学教学质量的提高、妨碍了教学目的贯彻，背离了人才培养的目标。为了打破这种局面，对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这两种理论范式进行比较的学术研究就显得非常必要，而把比较研究的学术成果渗透到本科教学中尤为必要。这种渗透带来了理论经济学从教学内容到教学方法的全面改革，这种改革对于增强学生的分析问题能力、提高本科教学质量、增加理论经济学的课堂教学魅力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理论经济学教学方法改革的内涵分析

(一)教学方法改革乃是内容和形式改革的有机统一

一般而言，人们对教学方法改革的理解大都停留在教学形式、教学模式改变的层次上。从早先的启发式教学到现在流行的翻转课堂等等，大都是仅仅注重教学方法本身的改革，很少有人认识到无论是启发式还是翻转课堂式的教学方法改革，都应该是以教学内容充实为依托的改革。尤其是在理论经济学的课堂教学中不充实授课内容、提高所授内容的理论思想魅力，所有花样翻新的教学形式改革都达不到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课堂教学质量这一目标。因而，从本质上看，教学方法改革应该是内容与形式有机统一的改革。仅仅注重教学形式而忽视教学内容的改革是难以达到教学方法改革的预期目标的。

作为理论经济学两大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两大不同范式的理论体系。我国财经类院校把这两大不同范式的经济理论提炼为两门专业基础课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安排在本科生的一、二年级开设。一般情况下，教师对这两门课程的内容进行毫不相关的、一般性的、程式化的讲授，学生在第一学期学完政治经济学，第二学期再开始学习西方经济学。由于这两门课程所授内容出自两种不同范式的理论，因而两者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任务、诸多原理以及所代表的意识形态、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评价等方面都具有截然不同的解释。如：对于研究对象，政治经济学的解释是研究生产关系的学问，西方经济学的解释是研究资源配置的学问对于研究方法，政治经济学解释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的科学抽象法，西方经济学解释为边际方法、均衡方法;对于研究任务，政治经济学主张揭示经济规律，西方经济学则主张寻找效用和利润最大化的点在具体原理方面，政治经济学主张劳动创造价值的劳动价值理论，西方经济学主张价值取决于人的主观感受的效用价值理论另外，政治经济学有资本积累理论，西方经济学则有经济增长理论政治经济学认为借贷资本供求决定利率的理论，西方经济学则认为货币供求决定利率的理论政治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一个矛盾体，西方经济学则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一个和谐体似乎在所有的知识点上，这两种范式的经济学理论都有着截然不同的答案

如果对这两门课程不加鉴别、不加分析的程式化的讲授，会给学生造成不知信谁、无所适从的印象。学生更经常的状态是，在第一学期学习了政治经济学，第二学期再学西方经济学时，如果教师没有比较没有鉴别的讲授，那么先学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就会在头脑中逐步淡出，后学的西方经济学原理在脑海中留下的印象则相对比较深刻。放任这种状态的最终结果就是，学生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全部遗忘和放弃、对西方经济学理论不加鉴别的全盘接受的这一极端结果。因此，对理论经济学的两门课程不加鉴别的程式化的讲授会造成两个不利的后果：一是使学生认识不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深层魅力，更认识不到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深层缺陷，最终不利于学生思辨能力的培养和知识结构的完善;二是不利于理论经济学的课堂教学魅力及教学质量的提高，更无法唤起学生对理论经济学的学习热情。而培养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提高课堂教学质量一直以来都是我们教学改革所要达到的最直接目标。作为理论经济学两大范式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当代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为我们充分运用比较分析方法、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这也为理论经济学的课堂教学提出了不同于其他学科课堂教学的特殊任务，就是把比较分析方法充分运用到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课堂教学中，达到理论经济学教学方法改革的预期目标。

前边强调过，教学方法的改革不仅仅局限于形式上的，更应该是实质思想内容方面的。因此，可以把比较分析方法看成是由比较研究方法和比较讲授方法两方面构成，也即前边强调的内容和形式两方面的统一。也可以说，比较分析方法的成功运用依赖于比较研究方法和比较讲授方法两个方面的有机统一。首先，比较研究方法关注于两大范式理论的深层实质内容的比较，是属于学术研究的层面;其次，比较讲授方法关注于比较研究成果之精髓在课堂讲授中的展示，是属于教学层面。可以说，没有第一方面理论内容的比较研究，就没有第二方面课堂教学的比较展示，两方面工作的有机结合才能体现比较分析方法的充分运用，才能从根本上达到教学方法改革的目的。

通过对比较分析方法的两个方面的解析，可以认识到这一方法的成功运用对授课教师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授课教师不仅要有高超的讲课水平，更要有深厚的理论素养、宽广的理论视野以及坦荡的理论胸怀。所谓深厚的理论素养，就是要求无论是讲授政治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的教师，自我的理论素养不应该仅仅满足于对经济学原理的掌握这一基本层面，要牢记给人一杯水要自有一桶水的道理，要深挖原理背后的理论根基，广泛阅读各种经典著作，要有讲课不息学习不止的探索精神;所谓宽广的理论视野，就是不要静态地理解和讲授经济学原理，而是要厘清理论产生的历史条件及未来的发展方向，在坚持理论基本内核的前提下完成理论的与时俱进任务，提高理论经济学的课堂魅力;坦荡的理论胸怀在于能够实事求是地、一分为二地对待不同学派的经济学理论，避免主观回避甚至故意的排斥，能够做到对不同范式的理论进行全面的比较与深刻的认识，解决好批判与继承、借鉴与坚持的关系。总之，对于一个合格的理论经济学教师，这三方面的理论素养缺一不可。也只有具备这种深厚理论素养的教师才能够在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课堂上，充分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把勇于探索、积极思考的精神潜移默化地传导给学生，引发学生们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们的思辨能力和综合素质，完善学生们的知识结构，提高理论经济学的教学质量，无论在授课内容还是在授课形式上完成理论经济学教学方法改革的任务。

(二)教学方法改革必须依托于教学与科研的有机结合

通过前一个问题的分析，我们深切领会到教学方法的改革不仅是形式上的、更是内容上的改革。教学内容的改革主要是指教学内容的深化问题。如果政治经济学或西方经济学的课堂教学仅仅满足于两大范式互不相涉的经济学原理的泛泛介绍，满足于简单的教学任务的完成，永远也达不到提高理论经济学的课堂教学魅力、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的效果，不仅比较分析的教学方法改革难以得到贯彻，也更实现不了提高理论经济学教学质量的最终目标。所以教学内容的深化问题就必然涉及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当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两大理论范式之间的比较的学术研究问题。所以说，教学方法的改革问题不仅仅局限于教学领域，更多的是涉及学术研究领域的问题。因此，教学方法改革的贯彻以及获得的预期效果就必须依托于教学与科研的有机结合。

不同于其他科研机构的研究工作，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工作肩负有双重使命。一方面，高校科研的成果可以直接服务于社会，起到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创造社会财富的作用;另一方面，高校的科研成果更多的是起到为国家和社会培养合格人才，提高潜在的社会劳动生产力，增强创造社会财富能力的作用。作为社会科学组成部分的理论经济学，其科学研究工作主要是肩负着培养人才、提高潜在的社会劳动生产力的作用，这就决定了理论经济学的科研工作必须与教学工作紧密联系，肩负起为教学服务的学科使命。所以，理论经济学的教学与科研之间更多的应该是相互促进的互补关系，而不应该是一种顾此失彼的替代关系。但是，近年来由于我国高等院校实行了追求数量、速度排名的评估机制，造成了教师职称晋升也仅仅关注科研成果而忽视教学成果的倾向，导致了教学工作与科研工作的严重分离与脱节。教师为了科研而科研，很少考虑科研与教学之间的互相促进问题，即使考虑到了也是处于无暇顾及的状态，所以根本谈不上科研成果在教学中渗透、提高理论经济学课堂教学魅力等方面的作为。这种状况在本科教学中尤为明显，教师上课就是为了完成既定知识的介绍，学生听课也是为了完成学分的积累，造成课堂气氛沉闷，老师讲解照本宣科、学生听课兴趣索然，课堂教学质量直线下降的这一普遍后果。其中，政治经济学的课堂普遍给人以教条、刻板的印象，西方经济学的课堂尽管有一些图表、方程等形式上的花样，但也经不起深层问题的推敲。更重要的是，学生们搞不懂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种理论到底谁对谁错?有什么关联?为什么对同一经济现实的分析竟然有这样截然不同的解释?如果这些问题在学生们的头脑中搞不清楚，学生们就会进行选择性遗忘。先学的政治经济学知识淡出大脑，被后学的西方经济学知识所替代;即便是两门课程同一学期开设，学生们也会受到到底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谁说的对?[2]等这类问题的困扰。

因此，要解决上述问题，理论经济学的教学与科研必须紧密结合。这就要求授课教师具备深厚的理论基础、完整的知识结构，首先能够做到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具备一定的比较分析与研究，然后才可能把分析研究的成果渗透到教学中，并在教学中充分运用比较方法，对两大范式经济学理论的知识交叉点进行画龙点睛的讲解。只有这样，才能完成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全方位分析问题的思辨能力的任务。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两大范式理论的比较研究和比较讲解会使同学一分为二地对待不同范式的经济学理论，使学生体会到，任何经济学理论都是对现实社会所进行的不同角度的研究，不同出发点的观察，并且代表着不同阶级集团的利益;同时，更要让学生认清，任何经济理论都不是绝对的永恒真理，都包含着优点和缺陷。

目前，在学术界存在着一种倾向，就是过于关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缺陷，而对它的优点和贡献视而不见或者有意歪曲;对当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缺陷有意忽视，过于夸大其优点甚至是全盘接受。这种倾向也深刻地影响了教学领域，造成一部分教师和学生对当代西方经济学不加辨别的盲目崇信，对政治经济学给予主观的排斥与回避，这也是造成政治经济学被边缘化的原因之一。因此，要发扬理论经济学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优势，充分运用比较研究与比较讲授的方法，挖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精髓，揭示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缺陷，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以提高教学质量。

三理论经济学教学方法改革的措施分析

(一)教师主动引导带动学生自觉学习

任何教学方法的改革都是围绕着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合格人才为最终目标的，而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合格人才的行为主体永远是教师。目前教学改革提出了很多眼花缭乱的措施，如教学理念从以教师教学为中心向以学生学习为中心的转变、人才培养从知识传授向能力发展的转变、教学方式从课堂单向转播向网络多边互动的转变①，等等，这些都属于广义的教学方法改革。但是，无论如何改革，教师在教学中的主导地位不可动摇。

首先，以教学理念从教师教学为中心向学生学习为中心的转变为例，在这种转变过程中，教师的主导性作用更应该是放在第一位的。在当今知识大爆炸的时代，如果不发挥教师的主动引导作用，学生的自学时间很容易被碎片化的知识所瓜分。而这些貌似非常丰富的知识，由于其杂乱性、多样性很难在学生头脑中自发形成系统化、结构化的知识体系，学生获得的大都是过眼烟云、蜻蜓点水式的暂时性知识。因此，这种向学生学习为中心的教学理念的转变必须以教师的主动引导为基础。

其次，以人才培养从知识传授向能力发展的转变为例，能力的发展不能同知识传授截然分开，教师传授知识的过程也是培养学生分析能力的过程。所谓学生的能力，就是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分析问题的能力主要是在大学时期的学习过程中培养出来的，而解决问题的能力主要是走上社会后逐步锻炼出来的。就学生分析能力的培养而言，主要是通过教师的知识传授、言传身教的主动性引导而实现的。

最后，以教学方式从课堂单向传播向网络多边互动的转变为例。在网络信息大发展的时代，这种教学方式的改革意味着教学空间的转移和授课对象的非固定化，更重要的是师生双边互动的教学相长行为更加方便和快捷，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对学生的主导性引导和启发作用就愈显重要和突出。

由此可见，任何形式的教学方法改革，教师的主动引导都是第一位的，而课堂教学又是教师发挥其主动引导作用的主要场所。在具体知识的讲授过程中，教师通过自身的学识、素养甚至是人格魅力来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并把这种求知热情发散到课外带动学生的自觉学习。理论经济学的两门核心课程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内容在研究对象、基本原理以及所代表的意识形态等方面具有强烈的对比性特点，是教师充分运用比较分析方法主动引导和启发学生求知热情，培养学生自觉学习能力的示范典型。

(二)课堂讲授启发带动课下自主学习

与上一个问题相类似，这个问题也是探讨教师课堂教学魅力的发挥问题，只不过在此着重强调的是，教师如何利用有限的课堂教学时间来带动学生课下自主学习的问题。面对浩如烟海的理论经济学知识和有限的讲授时间，政治经济学或西方经济学的授课教师一方面要完成本课程基本原理的讲授任务，另一方面要把比较研究思维和成果渗透到所讲的内容当中，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激发学生的求知欲，这就对教师的理论素养和授课水平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如何在有限的授课时间内，既完成本课程基本内容的讲解，又画龙点睛地对两大范式理论的知识交叉点给予比较与分析，这对教师的理论素养、讲课技巧、教学经验、责任心甚至人格魅力是一种综合检验。这种检验合格与否，与启发学生课下自主学习的热情密切相关。一个合格的教师会运用有限的授课时间，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并把这种求知欲转化为课下的自主学习热情。教师可以趁热打铁利用学生被激发起来的学习热情，引导学生自发地组织课外学习小组、自拟讨论题目，自主钻研感兴趣的知识领域。通过自主学习，提高学生的分析问题能力、完善其知识结构、提高其综合素质，为社会培养合格的人才。可见，教师课堂讲授的启发作用非常重要，是带动学生课下自主学习的关键。近几年高等学校的教学改革，大大缩减了理论经济学的课时量，增加了学生课下自主学习时间;与此同时，又实行了各种教学方法改革的实践，典型如翻转课堂的实验，目的是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自发性。在我看来，无论用何种方式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教师在有限授课时间内所起的主导性作用不应该被忽视，而且在课时一再缩减的情况下，教师的课堂主导性作用越显稀缺和重要。

(三)特色教材带动课外阅读的延伸

在理论经济学教学方法改革的过程中，教材的编写与选用也是一个重要的环节。无论是政治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目前在我国出版了三类教材：第一类是按照政治经济学或西方经济学各自的理论体系和结构而编写的教材;第二类是打破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原有界限，互相吸收借鉴并把两者融合到统一的体系和结构之中的教材;第三类是在坚持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原有体系和结构的前提下，充分考虑到两种范式理论在一些关键知识点的交汇，每一章正文后边都添加对两种范式理论进行评述或比较的结束语或附录。对于理论经济学的教学方法改革而言，采用或编写何种教材也是一种关键的选择。第一类教材过于传统、略显平淡;第二类教材适用于已经具备一定知识积累的研究生，却不利于初始知识结构形成阶段的本科生;第三类教材对于理论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方法改革而言是非常适用的。这类教材在保证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各自理论内核及体系结构的基础上，充分体现了对两种范式理论进行比较的创新思维。这类教材不仅适用于课堂教学，而且也适用于学生的课下自学，对引发学生的求知欲、提高学生的思辨能力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目前，在国内这类教材编写的典范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高鸿业主编的《西方经济学》(宏、微观)，已经发行到第五版。

这部教材最大的特点是在保证西方经济学原有的体系结构和基本内核的基础上，能够站在客观的立场上对西方经济学采取批判和借鉴的态度，在每一章的结束语中对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进行全面的点评，这些点评对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种范式理论的比较研究起到了重要的启发作用。另外一本很有特色的教材，是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丁堡骏主编的《现代政治经济学教程》。本教程在尊重马克思《资本论》的逻辑并系统地阐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基础上，每一章都恰如其分的添加了独立的一节针对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有关理论进行批判的内容，这些内容对于坚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信念，揭示当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缺陷具有重要的贡献。第三本特色教材是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石晶莹主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本书就是为了完成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与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比较研究成果在本科教学中运用这一教研项目而编写的。其主要特色在于，在坚持政治经济学原有结构和理论内核基础上，增添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一些典型原理的比较以及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一些难点问题的解析两方面内容，这两方面内容的添加极大地提升了本书的理论魅力，加深了读者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性的认识，提高了读者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辨别力，对于构建学生完整知识结构，提升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由此可见，特色教材的编写和选用是理论经济学教学方法改革实施和贯彻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措施之一。除此之外，这类体现理论经济学比较研究成果的特色教材的编写，参阅了诸多文献。通过这些参考文献的引用，可以引导学生阅读的延伸和探讨学术的乐趣，培养其自学热情，提高其分析问题的能力，达到教学方法改革的最终目标。

四、理论经济学教学方法改革的制约因素分析

通过分析得知，理论经济学教学方法改革的实施主要依赖于教师主导作用的发挥，而教师主导作用的发挥又受到主客观两方面因素的制约。

(一)制约教师主导作用发挥的主观因素

作为比较分析方法的研究主体和实践主体，理论经济学的授课教师必须具备理论深度、理论广度和理论胸怀等三方面素养。从比较分析方法的研究角度看，不具备这三方面的素养，就不可能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当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给予深刻理解和把握，更不可能对这两种范式理论给予全面的比较与公正的评价。从比较分析方法的实践角度看，不具备这三方面的理论素养，也就不可能在教学中灵活运用这种比较分析思维并把两大范式理论的异同点渗透到教学内容中去，做到启发学生思考、培养学生学习兴趣的目的。然而，授课教师理论素养的直接表现就是其自身理论经济学的知识结构是否完整的问题。

近年来的人才培养模式忽视通识教育，注重分门别类的专业化培养。理论经济学的授课教师大都是某一学科专门培养的专业化人才，其知识结构的单一性是通病。比如一些西方经济学专业出身的教师接受的是系统的当代西方经济理论的熏陶和研究方法的训练，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一种固有的意识形态偏见，或者对政治经济学虽有一些正确的认识，但又屈从于长期以来流行的习惯与偏见，不敢涉足政治经济学或有意排斥政治经济学;一些政治经济学专业出身的教师长期接受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训练，形成了特有的思考问题和分析问题的方式，也养成了一种只顾此山景、不屑他山玉的习惯。这种专业割裂、知识结构单一的状况极大地阻碍了比较思维在教学中的运用，限制了教师本身的知识视野和理论胸怀，最终也会影响其学术研究的深化。如果说单一的知识结构对于专门的学术研究影响不大，那么对于本科教学任务尤其是专业基础课程教学任务的完成、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等问题的影响是深远的。一个知识结构单一的教师，他的课堂教学魅力极为有限，对学生思维的启发和学习热情的调动也极为勉强。因此，在现有的专业化研究的基础上，应该提倡教师的交叉学科研究，积极鼓励交叉学科研究项目的申报，提高教师自身的理论素养，达到以科学研究带动教学水平真实提高的效果。

(二)制约教师主导作用发挥的客观因素

尽管课下指导也是教学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教师主导作用的发挥还是依赖于课堂教学。课堂是教师发挥主导作用的主要战场，而有限的课时量以及课时量在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门课程之间分配的不均衡，是制约教师主导作用发挥的客观因素。

根据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有关《经济学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修订稿2014)的文件，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门课程被列为经济类本科生的专业基础课，只不过在课程的设置中，西方经济学拆分为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两个部分。致使理论经济学的两门主干课程被划分为政治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三门，在课时安排上这三门课平均各占48学时。这种安排已经造成了西方经济学的课时量是政治经济学课时量的两倍这一结果，更何况近年来个别高校进行的教学改革，大大削减了政治经济学的课时量，由原48学时削减到32学时、直至28学时，有的学校甚至取消了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理论经济学教学阵地全部让位于西方经济学。这种不均衡的课时分配以及对政治经济学课时量的缩减，直接造成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内容无法充分展开，理论魅力无法充分展现，人为地造成教师与学生对政治经济学的轻视、对西方经济学的盲目崇拜，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政治经济学没有教好和学好，也影响了对西方经济学的学习与理解，更谈不上比较分析方法在教学中运用、学生思辨能力的培养等目标的实现。

对西方经济学的认识与看法篇8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意识形态；宏观政治；微观政治；乌托邦

中图分类号：I1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4）01-0107-08

20世纪中叶，世界历史的剧烈变化以及共产主义运动遭遇的一系列挫折，改变了西方学者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看法。苏共二十大、“布拉格之春”等历史事件使人们感到实践与理论的巨大差异，正如法国大革命引发人们对启蒙理想的检讨一样，这些历史事件也迫使人们反思斯大林主义，重新打量经典马克思主义可能存在的缺陷。对“经济决定论”的批判和其后的意识形态批评，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学术思潮。许多学者认识到，经典马克思主义中存在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二元论过于简单化，它难以完整解释西方工业国家无产阶级运动的挫折、法西斯主义的盛行以及资本主义的发展等复杂历史现象。随着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发表，从黑格尔的角度挖掘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因素，逐渐成为许多学者的重要工作，这无疑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向文化研究的转换。从卢卡奇到葛兰西，从英国的文化研究到德国的文化批评，从法国的后结构主义到英美后殖民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以文化方式讨论政治和权力渐成大势。但是，早期的文化研究主要是作为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一种补充和修正而存在的，因此具有较明显的宏大叙事特征。不过，从法兰克福学派对理性的怀疑、对差异性的强调开始，文化研究逐渐偏离宏观政治，而法国后结构主义思潮推动了文化政治的这种微观化趋势，并为后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经受了“后”思潮洗礼的西方后期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越来越把文化本身作为目标，挖掘其中存在的政治意蕴和权力关系，并把这种政治内涵视为政治实践本身，把文化政治化，呈现出以文化批判代替政治实践的倾向。后期文化批评试图从体制内来期待文化对资本主义进行自然的批判和改造，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程度的乌托邦色彩。

一、早期文化批评的宏观政治意识

与苏联的列宁斯大林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实践不同，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新”理解。他们之间的不同主要在于，苏联马克思主义建立在较严格的经济决定论和阶级决定论基础上，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这种倾向的批判，体现出对唯物史观的某种程度的修正和对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强调。这种状况的出现，与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经验、苏联社会主义实践出现的问题以及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等历史背景相关。西方学者逐渐从这些历史的经验教训中感受到了意识形态的重要作用。卢卡奇的“阶级意识”，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精神分析、存在主义和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都体现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向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转移。可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贡献就在于它在经济决定论之外，弥补了文化这个维度。不过，这种弥补并没有改变经典马克思主义对无产阶级这一历史人的设定，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仍旧设定为两大集团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和阶级斗争框架依旧存在。强调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目的不是要消除这一框架，而是要强化其历史实践的可能性。意识形态则是强化这种可能性的一种方式。因为在卢森堡、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等早期代表人物看来，阶级和阶级意识并不完全是一种自然的过程，因此仅仅从经济的角度还不能决定阶级意识的生成。换句话说，没有意识形态的作用，无产阶级就很难作为一个真正自觉的政治力量来有效地推进历史进程。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本人实际上也有所意识。按照他的比喻，自然的经济事实使得德国农民仅仅是一些装在袋子里的“土豆”，有着相似的地位，但却彼此碰撞，不能成为一体。言下之意，要使得他们成为一体，对他们进行意识形态的“再现”将必不可少。

在卢卡奇看来，资本主义最本质的力量就是“物化”，把人的生存状态自然化为纯粹的经济事实。劳动的分工、技能的专门化破坏了人们对整体的想象，当无产阶级在劳动过程中被物化、被机械化，他就有可能丧失自己的主动性和创造力。因此，工人阶级要促成行动，就必须首先抵抗那种“粗糙的经验主义”和“经济宿命论”，从整体性出发，造就整体的阶级意识：“只有无产阶级的自觉意志才能使人类免遭灾祸。换言之，当最后的经济危机击中资本主义时，革命的命运（以及与此相关联的是人类的命运）要取决于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成熟程度，即取决于它的阶级意识。”卢卡奇对阶级意识的强调表达了对物化意识的反抗，也暗含了意识形态的重要作用。柯尔施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更进一步把意识形态作为整体的“社会”或“实在”的三个组成部分之一，他认为，在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的斗争中，意识形态问题将会进一步凸现出来。但二人都没有涉及如何造就阶级意识的问题。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概念可看成是对这个问题较具体的回答，直接指明了意识形态问题与文化机构和文化实践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存在两种主要霸权形式，即政治霸权和文化霸权：“一个社会集团的霸权地位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即‘统治’和‘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这两个方面虽然相互关联，但却具有不同的地位和作用，“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即“文化霸权”在这里是作为政治霸权的基础和前提的，“一个社会集团能够也必须在赢得政权之前开始行使‘领导权’（这就是赢得政权的首要条件之一）”。一个特定的掌握霸权（hegemony）的政党，不仅具有集中阶级力量的作用，同时也是人们形成自觉的自我（政治）意识的基础。当然，政党的这种作用不是通过权力来强制实现的，一种自觉的“自我意识”也不可能通过强制得到。因此，政党在这里的“霸权”首先就应是“文化霸权”：“在现代世界中，人们应当强调政党在制定和传播世界观中所具有的重要性和意义，因为它们所做的事情，主要就是制定出与之相符的伦理和政治，并把它当做就是它们的历史‘实验室’那样地去行动。”尽管葛兰西没有明确否定文化的科学性质，但文化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性质却在这个概念中得到了揭示。葛兰西从社会变革实践的角度强调了文化领域对于革命实践的重要性，把它看成权力争夺的首要场所。相对于柯尔施，葛兰西认为意识形态的作用高于社会政治，在西方市民社会里尤其如此。

文化或意识形态之于阶级意识的重要性也为英国文化研究所看重。工人阶级文化是英国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的一个重要主题。只不过他们看重的不是那种被认为是统一的阶级文化或阶级意识，而是看到了一个阶级内部的文化复杂性。但不管怎样，汤普森认为“阶级”并不是某个由于经济地位就自然而然形成的东西，阶级既形成于经济中，也形成于文化中。劳动纪律、宗教与道德、休闲与娱乐等内容是工人生活中重要的经历，这些经历与他们的经济生活息息相关，并与经济生活一起构成了他们的历史经验的整体。正是在这个经验的整体中，逐渐形成了关于阶级的自觉意识。汤普森大量讨论了宗教、道德观念、通俗文化、文学以及激进的政治宣传等文化形式，以及它们在这种觉悟形成中的作用：“一方面，不同职业和不同文化水平的工人已经意识到他们有着共同的利益。……另一方面是意识到工人阶级或‘生产阶级’自身的利益同其他阶级的利益相对立，而且其中还包含着日益成熟的建立新制度的意识。”同样，霍加特通过自己对工人阶级“有机的”生活的各个方面的调查和描述，通过对俱乐部、期刊和工人中流行的故事的分析，指出了这些不同生活侧面的整体性和内在联系，认为这种文化感觉的共同性，使得工人阶级的文化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明确看到了文化在塑造共同阶级意识方面的作用。总体上讲，英国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到了阶级经验和阶级意识之间的区别：如果说阶级经验诞生于生产关系的话，那么阶级意识则是从文化角度处理这些经验的方式。或者说，文化作为一种价值方式和观念形态，对阶级意识的塑造和形成有着更加重要的作用。

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大众文化并不抱乐观态度，在他们看来，大众文化直接与资本主义文化工业和消费欲望相关，更像是一种实现资产阶级文化霸权的工具。阿多诺认为有必要对资本主义文化进行整体的怀疑和否定，而不能再继续采用黑格尔那种包含了肯定的否定。无论阿多诺的否定多么激进，其所谓“彻底的否定”主要是作为一种逻辑学和认识论而存在的，而不是指革命实践。他自己也认为，否定的辩证法归根结底是一种社会历史观。马尔库塞主张从文化的角度对资本主义进行抵制和斗争，他认为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成功阻止革命的发生，使革命力量被分散、意识被同化、意志被消磨，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用“物质消费”这一“虚假的需求”压抑和掩盖了“”的其他需求。由于马尔库塞把人的本质归结为“”，因此人的解放在实质上就是“”的解放。这样一来，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以及文化上的革命，都必须深入到心理层次，把受到掩盖和压抑的释放出来，归还人的生命力，把被消磨的意志重新调动出来。因此可以看到，马尔库塞的“人的解放”实质上仍旧是文化层面的而非经济层面的解放。

相比之下，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更具有现实的适应性，而英国文化研究从一开始就是从正面去讨论工人阶级文化的，它围绕的显然是马克思在讨论阶级“再现”时就提出的、由卢卡奇和葛兰西放大了的阶级意识问题。尽管有这些区别，他们的讨论同卢卡奇和葛兰西一样都有明确的宏观政治特征，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集团的对立仍旧是基本的政治模式，并且都坚持工人无产阶级在历史进程中的主要地位和作用。正如西姆在《后马克思主义》一书中说到的，卢卡奇尽管有些后马克思主义倾向，但仍然坚持工人阶级的“同一性”。虽然他不认为历史是一个决定论的过程，但历史无疑可以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操控，这“显示出他力图控制社会存在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热情”。而对于葛兰西，其“文化霸权”概念本身就是宏观政治的概念。有学者指出，葛兰西的“霸权”概念“并不是个人与个人之间或个人与组织或集团之间的权力关系，而是一个集团对其他集团的权力关系”。尽管文化的方式是一种非“武力”的方式，但其“侧重点恰恰在于以非武力的方式达到对权力的服从”。因此文化在这里被当成宏观政治的一部分来看待。同样，英国文化研究对工人无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利益集团的关注也是自始至终的，汤普森的“集体的觉悟”，霍加特的“共同文化感受”，威廉斯的“感觉的结构”等，都是为了从文化的角度来阐明这种整体性的形成及其特征。汤普森甚至直接把文化看成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形式，他认为文化是不同利益集团和社会力量相互竞争和冲突的结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阶级斗争。而“阶级觉悟”就是“把阶级经历用文化的方式加以处理，它体现在传统习惯、价值体系、思想观念和组织形式中”，他也明确反对那种否定阶级存在的说法，认为那不过是把肤浅的阶级概念强加给马克思的结果。同样，法兰克福学派的意识形态批判整体上也是从宏观政治角度出发的，目的在于促成现实的社会改造。霍克海默说：“对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所建立的理论，人们可以用各种各样的特征概括它，但其最主要的特征是对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持不屈不挠的批判立场，努力使它成为一个更加正义、人道的社会。”“马克思关于阶级、剥削、剩余价值、利润、贫困化、崩溃等范畴都属在批判思维影响下出现的概念，而所有这些概念的意义并不是在对当代社会的维护中得到的，而是在将社会改造成一个合理社会的过程中得到的。”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与霍克海默的批判理论一样，被看成是革命实践的一个组成部分。马尔库塞对“单面的”资本主义的批判不仅目标明确，并且坚持“革命主体”的存在，认为客观上产业工人阶级仍旧是革命主体，只是由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作用，这种革命性正在消失，因此“革命的历史使命已经落在第三世界的被压迫者”和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西方工业社会的‘新左派’肩上”。正如西姆在评价马尔库塞时所说，马尔库塞善于在大众政治消失的情况下，发现那些可能给资本主义带来变革的潜在力量。他的目标是寻找和铸就一个真正的新的历史主体。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研究对西方学术界的资本主义批判影响深远，但对现实的学术批判不可能等同于社会制度的改造实践本身。资本主义一如既往，无论是文化还是经济，一方面人们感觉到越来越多的现代性问题，另一方面人们却面临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和制度的固化。因此回溯到资本主义的开端、深入到现代性乃至整个西方文化的源头来反思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就变得可以理解了，而这也正是法国的马克思主义所体现出来的一个重要特征。

二、西方文化自审与文化批评的微观化

事实上，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研究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到西方文化根基的问题。阿多诺的“怀疑主义”对普遍真理和体系性的拒绝，马尔库塞对的解放的强调及对启蒙理性的怀疑等，都触及到西方文化思维，但这种反思意识还不甚明确，也意味着他们还不可能真正放弃宏观政治，放弃阶级和历史主体。真正越出宏观政治、跳出阶级对立视野的是法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他们把资本主义批判同西方后现代主义对西方文化的反思结合在一起，不仅从深度上延伸到西方文化思维，同时在广度上也扩展到几乎一切文化形式和日常生活实践，对今天欧美“后马克思主义”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使得此后西方文化研究的政治特点与早期的文化研究有了很大不同。可以说，法国马克思主义在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具有重要的转折意义。

西方文化自检和现代性反思潮流之所以能够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传统相融合，是因为这种自检本身基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性问题，这种对传统的自检也可以说是对资本主义文化霸权根基的批判性反思。对这一根基的批判本身包含着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这一文化自检的核心也正在于对一切压制性关系的批判和否定，这与马克思立足于资本主义批判的人的解放在目标上有很大的一致性。当然，这种结合也可以看成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反思。

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是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进行融合的代表。在萨特那里，存在主义意味着对主体确定性的否定，而基于人的理性的主体确定性正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前提。存在主义观念中的主体是自由决定的，有着更多的偶然性和生存的情境性。据此，萨特从意识角度分离自我与他人，“他人与我的关系出现了一种微妙但却根本的变化，他人作为一种独特的经验集合体，已然溢出了我的经验”。人是历史的、社会的，而非一种抽象的综合体。在萨特看来，人是自由选择的，是以个人选择为基础的。萨特对经验和现实性的强调是对教条和抽象概念、是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权威进行反叛的一种方式。他说：“活的马克思主义是具有启发性的：同它的具体研究相比，它的原则和它以前的知识显现为调节性的。在马克思那儿，永远找不到实体……否则，人们就无法理解马克思主义者对形势的‘分析’的重视。”同时，“存在主义像马克思主义那样研究经验，以便从中发现一些具体的综合；它只有在一种运动的和辩证的整体化内部才能想象出这些综合，而这种整体化正是历史，或者――从纯文化的角度来看――正是‘哲学-的-变异-世界’。在我们看来，真理在变化，它已经和将要变化”。我们看到，萨特对马克思主义的“改造”和与存在主义的“融合”，主要是从一个更加灵活的、富于变化的矛盾和差异的角度来理解马克思主义。承认生存的偶然性、个体的自由决定，也就意味着集体性的不可能。既然如此，“阶级意识”恰恰成了超个体存在的东西。萨特的这种观念意味着政治实践向个体行为的转换，体现出政治的微观化趋势。西姆在评价萨特时认为，在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混合体中，存在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在萨特的学说中占据了主要位置。不仅如此，相对于存在主义而言，后现代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更是坚决否定以“同一性”为基础的宏大叙事和宏观政治所带来的压制，萨特所谓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已经具有一定的“后学”特征。

与此相似，由于结构主义在索绪尔语言学那里首先揭开了二元对立思维的真相，从而为反抗以二元对立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文化霸权提供了可能。阿尔都塞、马舍雷等从结构主义角度探讨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生产和压制性问题，这也是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能够结合在一起的基础。戈德曼观念中的“同构”能解释这个基础。他认为一部作品的各个组成成分既作为独立功能出现在作品范围之内，也同时统一在一个共同的“世界观”之下，这种共同的“世界观”，就是意识形态。正是以“同构”思想为前提，现代社会几乎所有领域都被意识形态化了。弗朗索瓦・多斯指出：“结构主义充满争议，并与一个特定的西方历史时刻相关。它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一种自责、一种对西方传统文化的拒绝和一种力图寻找新模式的现代主义的焦渴。古老的价值观不再得到尊崇。任何在西方历史中受到压制的事物，结构主义都表现出极端的敏感。”阿尔都塞接受了结构主义的这种反压制的精神，主要表现在他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解和批判上，他认为意识形态是具有自己的逻辑和严格性的表象（意象、神话、观念或概念）体系，它在给定的社会中历史地存在并起作用，个人主体是在无意识水平上被意识形态塑造和决定的，而文化是意识形态的直接存在方式和作用方式。也就是说，即使是人的无意识，也会通过文化的方式受到意识形态环境的先在影响。既然如此，人的生存的政治性在人的无意识领域里就已经存在了，我们也很难找到不具有意识形态作用的文化，或者说，政治性或者意识形态性本身就是文化的某种内在性质。这意味着文化研究几乎就是意识形态的研究。例如，阿尔都塞在谈到哲学时就认为，哲学本身就是政治，因为“哲学归根到底是理论层面上的阶级斗争”，“每一个哲学家，就算他像笛卡尔一样几乎不谈什么政治，仍然都可以在强调的意义上被看做是政治思想家”。当然，他也认为，这种意义上的政治不能等同于现实的、直接的政治立场和哲学家们所持有的政治观念，因为“构成哲学的政治针对着并萦绕着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统治阶级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问题，即不是组织、巩固和捍卫这个领导权，便是同这个领导权进行斗争的问题”。

显然，阿尔都塞所说的政治不是现实的政治，而是那种微观化的、通过广泛的文化生活方式体现出来的意识形态领域的强制和反抗，例如他的弟子马舍雷所认为的文学生产和文学批评。马舍雷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无形的表象体系，它提供了我们关于现实的幻象，并且建立了一系列必然的形象：“人类”、“自由”、“上帝的意志”等。“一个人的存在就是以这种原始的幻象开始的”，其直接载体就是语言。马舍雷说：“幻象的语言，是作家的原材料，也是日常意识形态的载体和源泉。日常意识形态在我们内心中刻下烙印，把我们卷进这一无形的、没有穷尽的话语流，同时把我们塑造成型。”但是这种号称揭示了各种“真相”的、表面自我同一的各种真理话语，其实是内在地分裂和矛盾的：“意识形态是封闭的，有限的，但它却错误地宣称在自己的范围内它是无限的（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在马舍雷看来，文学的作用就是对这些意识形态进行生产加工，并在“加工”过程中暴露其矛盾，但这种暴露不是直接的，而批评的作用就正在于通过症候性的阅读来揭示文学文本是如何暴露意识形态矛盾的。显然，这里的文学文本和文学批评都体现了阿尔都塞所说的那种文化形式的斗争，只是更倾向于文学和日常意识形态的领域。

马舍雷对意识形态的理解，已经看到意识形态所称的必然性和无限性是虚妄的，这与福柯和德里达对西方文化的真理观的理解是一致的。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霸权可以称为“理性”和“真理”的霸权。“真理是指一整套有关话语的生产、归路、分布、流通和作用的有规划的程序。”当然，这个“真理”与通常我们所说的真理有一定的区别，它与“深层”知识和权力处在同一层次，是一个抽象的潜在要素，我们不能从意识形态和马克思的超结构角度去看待这一真理，“恰恰相反，真理、知识和权力是使资本主义模式成为可能的条件”。福柯通过对人文科学的“考古”，发现了各种“真理”话语系统中存在的控制与反控制的“权力”关系，福柯称之为“话语权力”。“真理”（话语）权威的建立是通过“规训”的作用，而不是因为其自身的自我同一和无限性。换句话说，权力生产了“真理”（话语），“真理”（话语）又反过来强化和生产了新的权力，这是一种以真理和科学面目出现的、更加深层的文化控制方式。与阿尔都塞倾向于哲学、马舍雷倾向于文学和日常意识形态不同，福柯揭示的权力斗争涉及到的则是几乎所有我们赖以理解世界的知识体系。欧阳谦指出：“当代西方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以阶级和国家为核心的宏观政治概念遭到质疑，一种围绕日常权力关系形成的‘微观政治’构想脱颖而出”，而“福柯的新政治观就是这样一种典型的微观政治构想。他以权力谱系学为基础，着力揭示了微观权力的种种形式，由此重新定义了‘权力’和‘政治’，提出了微观政治的基本构想”。

与福柯相比，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所谈到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以及“语音中心主义”更具有文化的广泛性。在德里达看来，关于我们的意识和思维的稳定性和客观性，都来自于“起源”神话，即相信任何意识、符号、语言、话语体系等都有一个可靠的、客观的“起源”与之对应。但德里达认为，人从无意识开始就是由一种充满“差异”的“书写”结构来“反映”世界的。“书写在普通的意义上，从差异开始，是我们无法控制的东西。是存在的结构和前提。因此，它不是一个你可以任意为之的东西。”因此，与传统符号概念强调反映世界的透明性相反，德里达看到的是各种“异质性”：“异于所指的东西绝不是暂时存在的，在最乐观的情况下，它也是一种与能指序列反向或者平行的细微差异。”而这些差异是人那干差万别的存在的情境性产生的，其中最为重要的情境性就是人的欲望和权力。在德里达看来，符号的客观所指在传递的过程中实际上已经抽空，是不可追溯的，真正得到传递的恰恰是主观的人的因素。德里达指出，问题在于，真理的历史掩盖了其书写性质，掩盖了其身上的欲望和权力，相反，以客观的假象树立了各种中心主义的神话：“自前苏格拉底到海德格尔，始终认定一般的真理源于逻各斯：真理的历史、真理的真理的历史（不同于我们将要加以解释的形而上学转向），一直是书写的堕落以及书写处在‘充分’言说之外所遭受的压抑。”当然，这里的书写所遭受的压制不仅存在于哲学领域，而且是包括所有标榜客观性的符号系统。德里达使我们看到了几乎贯穿于所有文化领域的欲望与权力。这种欲望与权力、控制与反控制当然也不可能只存在于普通意义上的政治领域，而是存在于所有力图实现话语说服力和权威性的地方，因此这是一种极为广泛的微观文化政治。它既是我们生存的现实状况，也是我们生存的前提条件。

阿尔都塞和马舍雷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待文化，指出了意识形态对现实的虚假反映和对主体的塑造作用，并进而批判资本主义文化霸权。文化的意识形态化使人们在哲学和文学这样的重要意识形态领域看到了微观的权力斗争。而以福柯和德里达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则把西方文化的自我批判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揭示了所有以客观性为基础的真理、知识系统存在的人的主观因素，尤其是权力和欲望。而这种真理、知识系统正是西方理性文化的根本形式，同时也是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推动力和合法化基础。从资本主义文化批判的角度，法国马克思主义的这些思想是全面而深刻的，它呈现出广泛的文化政治化趋势，对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各种资本主义批判学说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三、微观政治的泛化

在法国马克思主义把文化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的影响下，话语批判在西方当代诸多学术领域盛行，其中包括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社会运动”以及英美的后马克思主义、后殖民主义等，这些话语批判很少与现实的实践关联，而是仅限于文化研究领域。一方面他们或直接或间接地与马克思主义相关联，但另一方面其关联的纽带却再也不是早期文化研究的那种以现实改造为根本目标的宏观政治。由于以解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为代表性思想的整个后现代主义思潮揭示了宏大叙事的压制性特征，对传统本质主义的批判也使得人们尽量避免政治的集体性等问题。因此，像“阶级”和“主体意识”这样的概念，再也难以作为一个现实的政治对象来谈论，文化批评的政治内涵也就仅限于纯粹的话语领域。不过，由于福柯和德里达所涉及的文化政治的广泛性，文化批评的政治有可能涉及到所有的符号领域，呈现出政治的泛化趋势。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媒介文化批评中，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到文化政治的泛化特征，那就是把媒介符号消费本身作为权力斗争的方式。例如，基于霍尔著名的“编码、解码”理论以及洪美恩等人的媒介受众研究，受众对于媒介文本的多义性解读被看成是一种“意义生产”。类似于马舍雷说的文学生产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破坏，这种多义性的生产也被看成是一种对统治意识形态规训意图的颠覆。在费斯克看来，批评的任务就是“发展文本分析策略”，以识别那些“逃离了主导文化生产者控制的潜在意义”，并且弄清楚那些符合“被支配的亚文化成员”的而不是“主控文化群体”的利益。多义性解读作为一种阅读普遍现象，在这里被赋予了一种“斗争”和“颠覆”的内涵。费斯克甚至说：“作为符号学家，我坚信意义是我们社会结构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而且可能是改变社会结构的主要动力来源。”

不过，文化的泛政治化并不真的意味着具有现实政治的意义。齐泽克就曾严厉地批评福柯权力观念的神话色彩：“因为人们永远也不能这样到达权力――将微观过程与权力幽灵分开的深渊依然处于未连接状态。”约翰・麦高认为后现代主义“既不能从反原旨批判中，也不愿意从它所批判的人道理性中去形成民主伦理，结果，它往往只得放弃民主政治理想而循入让・弗朗科（JeanFranco）所说的‘策略性的文本游戏’”。

对西方经济学的认识与看法篇9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课堂教学；价值导向

一、问题的提出

目前，在理论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不断上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被不断削弱，西方经济学在事实上已经取得了许多大学经济与管理类学科讲坛的主导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经济学是以欧美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学家为代表的、研究市场经济运行和发展的理论体系，作为一门研究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课程，在意识形态和政策主张上都必然打上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烙印”。但许多大学普遍采用未经科学分析的西方经济学原版教材，并以基本肯定其核心理论的方式向学生作传授和宣传，包括宣扬“自私经济人”、“公有制不如私有制”、“资本主义优于社会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私有制无剥削”等基本原理，从而导致曾经接受过马克思主义思想熏陶的学生和教师特别是中青年教师的理论倾向与政治信仰都显现出了冲突。

要解决这一问题，关键还是课堂教学中要正确处理好“述”与“评”的关系，讲求“述评并重”，既不能断章取义“为评而述”，也不能不求甚解“只述不评”。因为，只有“述”才能让学生学好西方经济学知识，唯有“评”才能使学生不至于失去立场，失去深刻认识问题本质的能力。

二、西方经济学课堂教学中的“述”

（一）“述”什么

“述”不可能是西方经济学的所有观点。原因有三：一是时间不允许。历经两百多年发展的西方经济学，学科内容涵盖范围广，分析方法系统多样，并且随着社会实践的不断发展，经济学理论体系边界不断扩大，向相关学科领域伸展，被称作经济学帝国主义。这么多的内容，想通过课堂教学“短”时间内将所有的内容讲述给学生，显然是不现实的。二是历史文化和制度背景的差异。西方经济学是来自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是一种“舶来品”，它或明或暗地论证它所在的那个社会制度的合理性和经济性。中国的历史文化和制度背景与西方国家不同，这就决定了我们在教学过程中，要有所取舍地“述”。三是经济体制的不同。西方经济学是根据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实践和经验写成的，也是以发达国家的经济条件和经济问题为背景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我们现在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不同，同时，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有市场经济的共性，但也有中国特色的特殊性，这也要求我们课堂教学中的“述”不能原样照搬。

于是，“述”的内容就可以大体地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知识。以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理论（1776）为研究起点，经过马歇尔（1890）、凯恩斯（1936）等西方经济学家的发展，西方经济学逐渐形成了自己严谨、缜密的理论体系，已经成为一个解释说明现代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和治理方法的理论体系和指导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理论基础。只有教给学生西方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原理和方法，才能使学生把握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才有可能取其精华为我所用。二是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前沿性经济学知识。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会不断产生新的理论来解释新的问题，因此，我们在西方经济学课堂教学过程中，应该多综合分析国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要求和国外经济学发展的趋势，将新的知识点及时地传授给学生。三是“中国化”的西方经济学知识。经济学是一门致用的学问，它首先要能够解释经济现象，其次要能够为解决经济问题提供思路和方法，中国的学生学习西方经济学，目的不是为西方社会服务，而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解决中国出现的经济问题。因此，我们应该尽可能多地向学生讲授与我们的制度、文化传统和价值观相一致的观点，甚至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植入西方经济学相关理论中，再给学生讲授。

（二）怎么“述”

一是加法与减法的合理运用。所谓“加法”，就是符合市场经济“共性”的理论与那些能合理解释中国改革发展中的经济现象及出现的经济问题的观点要多讲。所谓“减法”，就是要分析和摈弃西方经济学中那些包含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倾向和价值观的理论或结论，对于这些内容，要批判性地少讲或不讲。

二是案例教学中要以中国转型期案例为主。西方经济学课程本身具有较强的理论抽象性，学习起来难度比较大，因而在课堂教学中使用案例教学是活跃课堂，增强学生感性认识，提高教学效果的重要方法。但从我国西方经济学教学实践看，教材内容往往与中国的经济现实有相当大的距离，这种距离既需要教师在讲授过程中去填补，也需要学生在积极参与下通过思考去填补，在案例教学多选取中国转型期的案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这种作用。

三是前沿理论要结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实践进行探究。西方经济学的前沿问题仍然是围绕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展开的，离不开微观经济学分析的资源配置与宏观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等等主题。事实上，西方经济学中的需求供给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生产理论、成本理论、市场结构理论以及国民收入理论、失业与通货膨胀理论、经济增长理论等等，都贴近现实生活，无一不是学生津津乐道的话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实践过程其实就是前沿问题不断产生的过程，因此，在向学生讲述前沿性理论时，要结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实践进行。

（三）要达到什么效果

“述”的目的在于让学生形成西方经济学的感性认知与思维方法。让学生了解、认识和掌握西方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方法及其理论体系，在此基础上培养和增强学生运用西方经济学理论分析经济领域的相关问题的能力。这与一些学校《西方经济学教学大纲》的要求基本上是一致的。

三、西方经济学课堂教学中的“评”

（一）“评”什么

从整个理论体系来讲，西方经济学毕竟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为维护资本主义统治和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这与我们追求的社会主义目标格格不入，但西方经济学的许多内容也可以适合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改革开放的需要。因此“评”的过程中既要“批判”也要“借鉴”，避免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片面性。

依据这一原则，“评”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评”背景。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市场经济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念，那么在理论假设、价值取向和分析工具等方面的差异就变得不可避免。所以有些时候，要“评”出这种不同的背景，解释为什么有些理论在西方有效但不适合于中国。二是“评”观点。西方经济学不是真理，有些观点也存在偏颇与缺陷，有些观点是经验推理的结果……对于这些观点，我们必须加以评说，以免学生在学习这些理论时产生思想混乱。三是“评”立场。西方经济学主流派思想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而我们的社会价值取向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立场上。因此，在必要的时候“评”出这种不同的立场，可以使学生更深入地理解相关理论在我国的运用价值及其可能局限。

（二）怎么“评”

一是引经据典“评”。这里所说的“经”与“典”，既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也包括西方经济学家的。通过对这些经济学家“经”与“典”的引用，往往使学生印象深刻，同时也起到了对比分析的作用，便于学生理解。

二是事实说话“评”。有些西方经济学的观点，很难通过简单的语言将其中的谬误描述出来，或者描述出来了也让学生无法理解，这时候有必要引用某些事实案例来加以说明。比如在某种理论支撑下，导致西方社会（或某个国家）出现了哪些问题，又有哪一种理论在西方表现良好，被引入中国后又导致了什么不利现象等等。如此“评”，往往事半功倍。

三是启发学生“评”。有时候，老师“评”远不如学生自己“评”有效果。这时候，有必要通过启发让学生自己根据生活实践找到西方经济学某些观点或理论存在的问题，这既能使学生有了“成就感”从而提高学习兴趣，同时也达到了“评”的目的。

（三）要达到什么效果

“评”的目的在于让学生在感性学习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上有个理性的升华。使学生借鉴、吸收西方经济学知识时能自觉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这在一些学校《西方经济学教学大纲》的要求中是没有的。

四、“述”“评”结合下西方经济学课堂教学的与时俱进

西方经济学课堂教学中的“述”与“评”虽然含义与目的不一样，但不是分开进行的，而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进行的。只是其结合也要有一定的艺术性，要求把主流意识形态有效地融进“述”的过程中，不要为“评”而“评”，“述”和“评”都要根据原意，不要歪曲原意，不用对西方经济学的批判式教学来替代“评”，如果“述”一观点就批判一次，介绍一章就批判一段，久而久之就会失去“评”的价值。

西方经济学课堂教学中的“述”“评”结合关键在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立场，坚持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应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营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服务”为教学目的的课堂环境，从而推动西方经济学课堂教学的与时俱进。西方经济学课堂教学的与时俱进，就是要将时代和实践提出的新情况、新问题，用符合实际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方法来开拓西方经济学运用于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新境界。西方经济学课堂教学能否与时俱进，从根本上说就是看西方经济学课堂教学能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能否在借鉴西方经济学的过程中用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指导中国的经济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熊毅.现代经济学教学的特殊性分析[J].金融教学与研究，2007，（3）.

对西方经济学的认识与看法篇10

一、政治中心的方法归拢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在个人联合起来的时候阶级差别会逐渐消失，公共的权利也逐渐消失政治性。但是在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看来，对抗性在政治中永不会消失，阶级斗争和差别在对抗性中持续存在。

后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政治的永恒性和优先性。经列宁开创、葛兰西发展，政治的特性与经济特性决裂，将以领导权为中心的激进的民主。在绝对真理的过程中多种不同主体将会在政治斗争的场合真正的解放和自我管理。在以阶级决定和经济决定论的第二国际时期，列宁以多种阶级力量的支配权力的转移为中心，打破原有的单一矛盾开展的必然关系的逻辑，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关注的重点内容。

葛兰西以文化霸权理论为基点，认为以意识形态的霸权才是真正的统治地位，改变了原有马克思主义中政治主体为阶级主体的内容，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将阶级与经济排除在外。

卢卡奇以总体性原则为基点，认为将所有局部现象都看作是整体，则阶级意识就是一个总体性的概念问题，无产阶级就不能对资产阶级的物质化的意识进行解放和看透，经济则未将人的行为纳入到活动中，导致无产阶级在斗争中无话语权，迷失在物化的意识当中。

拉克劳和墨菲以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理论，将意识形态与社会的潜在结构结合，强调了多维度的对抗性力量之间的政治动向的阶级意识的总体一致性。争夺政治的话语权进行了有效解释。

二、阶级分析的多元化

微观政治哲学以交往理性为中心，将政治的话语权、主导政治手段作为对压迫和集体身份的注释，完成对阶级斗争的合理解释。

首先金里卡认为身份政治以个人在群体身份的承认以及在弱势文化中身份承认为利益诉求，对再次分配形成正义的需求，成为争议的焦点。

其次语言文字的理解成为重要的方法论。福柯认为语言范式的理解可以将传播的思想进行记录，对模拟的场景进行再现和痕迹的重组。是一种在有序规则中的内容展现。哈贝马斯以在话语中对句子的使用体现出逻辑分析和范式的理解，将人际关系中的参与者形成相互作用以及约束的关系系统，话语政治逐步消解个人为中心的政治模式，形成交互的政策实现过程的程序。

最后以微观政治中的欲望形式，福柯强调资本主义的管理以生命管理为主要特征，将日常的规范、法律、检查的手段变为操纵的工具，体现在对生命的控制欲望上。德勒兹将传统的宏观政治看作是一种克分子式的政治，依靠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来说明统治权力对个体的驯化和对生命的管理的方法，德勒兹认为只有当微观领域之中的欲望发育成革命的欲望形式，阶级斗争才会被提上议事日程，对个体的无意识进行控制而实现的，无意识（欲望）是一种革命性的、生产性的和肯定性的力量。

三、由科学范式向批评范式发展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思潮中，一方面认为马克思的研究方法是科学的，是一种一般的规律;另一方面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是一种政治哲学，对唯物主义的批判进行阐述和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