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养结合现状范文
时间：2023-12-20 17:41:36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医养结合现状，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健康老龄化；医养结合；北京市；养老服务
[DOI]1013939/jcnkizgsc201719083
1引言
近些年来，人口老龄化形势不断加剧，从2015年的数据来看，全市 60 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已达到 315 万，占总人口的 234%[1]，这说明北京市已经全面步入老龄化社会，老龄人口呈现失能化、高龄化、空巢化的趋势，人口老龄化形势非常严峻。2013年 《国务院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推进医疗机构与养老机构合作，为北京市推进医养结合养老模式提供了政策支持。[2]
传统的居家和机构养老模式中养和医分离，忽视了老年人的生活照料、康复等医疗问题，医养结合的养老模式能够在基本养老服务的基础上将医疗资源和养老资源相结合，兼顾医疗和照护两个方面，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为老年人养老提供高效、有品质的医疗和养老双重服务。[3]
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服务主体为需要护理和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服务内容包括医疗服务和养老服务两个方面，医疗服务更侧重医疗保健、预防、康复，而不仅仅停留在基本的生活护理服务上，需要强调的是，“医养结合”的养老模式所提供的医疗服务不是简单的打针吃药，在硬件和软件上都要有一流的水平。（位于北京昌平的泰康养老社区能够很好地体现医养结合的理念，配建以康复、老年慢性病为特色的专科二级康复医院）。B老服务包括老年人日常的文化娱乐活动、精神心理治疗等。[3]医养结合的养老模式能够很好地推进养老服务业的发展，是向健康老龄化转变的关键之举。
2北京市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21北京市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现状
211北京市医养结合养老模式基本形式
（1）养老机构外独立设置医疗机构。这里我们所说的养老机构包括老年社会福利院、养老院、老年公寓、护老院、护养院、敬老院、托老所、老年服务中心。医疗机构包括各类公立医院、民营医院、康复医院、疗养院、护理院、护理站。太阳城银龄公寓是这一形式的典型代表，在公寓外独立设置医疗中心为老年人提供多种形式的养老服务。老年人可按照程序免费享受体检、理疗、健康咨询等服务。[4]
（2）养老机构内配套设置医疗机构。这一形式充分整合了养老机构和医疗机构现有资源，提高了资源的利用率。医疗机构的医护人员轮班到养老机构巡诊，为患有慢性病的老人提供便捷、及时的救助。双井恭和苑老年照料中心内设医疗机构并在老年病和康复医疗方面有着比较早的历史和经验。
（3）医疗机构为养老机构开辟绿色通道。养老机构可与医疗机构合作、签订协议。为老年人免费体检、康复医疗、理疗，大病恢复期的老人提前预约复查，满足老年人全方位的养老和医疗需求。北京朝阳门街道东篱敬老院定期开展健康门诊，为院内老人提供基本健康服务。[5]
212资金筹措方式
北京市政府在推行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过程中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和营利性机构，少部分来源于社会力量，比如社会福利彩票。近几年，北京市政府通过一定的优惠政策吸引有实力的个人、企业参与到这一模式中。对符合城镇职工（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定点条件的养老机构内设医疗机构，可以申请纳入定点范围，减免老年人医疗服务费用。[6]
213组织协调性
推行医养结合的养老模式涉及民政局、卫生计生部门、人设保障部门等多个组织，主管部门是民政部门，卫生计生部门负责与医疗机构建立联系，人社部门负责管理医保定点事宜，发改委主管医疗服务定价。各部门在各司其职的基础上还构建了会商协调机制和联合审批制度，充分做好对接工作，推进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顺利发展。[7]
214政策联动性
当前，北京市关于医养结合这一养老服务模式的政策相对完整，2013年国务院《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6]，医养结合的养老模式应运而生。随后2014年北京市《关于进一步推进本市养老机构和养老照料中心建设工作的通知》，明确规定了养老机构中的医疗服务提供者并提出了“日间照料中心”的概念。[6]
22北京市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现存问题
221医养结合的政策效应甚微
首先，在政策具体实施过程中，国务院在国家层面上相继颁布了多项法律法规，但是在这些政策法规的具体实施过程中，北京市政府没有颁布配套措施跟进和调整，法律衔接不够，出现断层，效果甚微。
其次，医养结合这一创新性的养老服务模式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需要相关政策的有效配合，北京市医疗保险制度还停留在传统的层面，不具有针对性和广泛性，一方面，很多老年人尤其是失能老人对医疗服务的需求更大，需要长期支付高昂的医疗费用，然而，目前我国医疗保险只能报销部分费用；另一方面，老年人的护理问题一直是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我国医疗保险没有这一方面专门的险种。
最后，对于民办非营利企业，在床位、养老机构运营管理以及税费优惠上，北京市政府的补贴政策收效甚微，扶持力度不够，限制了北京市养老产业的发展。[6]
222医养结合资源整合力度不够
医养结合的供给主体并不是单一的，涉及多个政府部门、企业、机构和个人，但是在供给主体的协调性和机构间的资源整合效果却存在问题。
第一，就政府部门的组织协调性来说，主管部门是民政部门，卫生计生部门负责与医疗机构建立联系，人社部门负责管理医保定点事宜，发改委主管医疗服务定价。各部门各司其职，但是由于涉及主体较多，多元化的格局牵涉到多方利益，在职能上难免重叠交叉，在管理上也易断层和缺位，这给医疗机构和服务机构的合作带来了很大困难。[7]
第二，医养结合资源的联动性弱，北京市一、二级医院的医疗服务功能还停留在传统的概念上，政府虽加快更新和调整，但是仍然适应不了医养结合的养老模式，三级医院大多为独立和配套设置，虽然自身实力雄厚，在参与医养结合的积极性上还有待提高，就算参与其中，参与的医疗工作也十分受限。
第三，在床位供给、服务定价上的不合理。北京市养老机构床位使用率低，存在严重的缺口，同时，入住率也低，公立机构收费低，但是服务水平差，大多数老人不愿入住，民营机构收费高，一般家庭承受不起，医疗和养老资源的浪费让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滞留。
223信息供给面窄
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大多数老年人退休后更愿意选择家庭养老，他们对医养结合模式的认知度还不够，参加的意愿也不强烈。
另外，在对这一模式的宣传解读方面，不够准确，信息的更新和覆盖面不够，网络宣传的方式虽然波及面广但是不具有针对性和广泛性，所以应该开辟更多的宣传方式，让更多人的老年人和家庭了解这一养老方式。
224制度和法律保障不到位
在关于医养结合的法律法规上，虽然在国家层面上有法律支持，但是北京市政府并没有配套的地方性法律法规，在医养结合的具体实施过程中难免存在缺位现象。一方面，养老机构申请医保定点受到限制；另一方面，医疗机构开展养老服务存在难度。
225资金筹措存在困难，筹资机制还未建成
推行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机构分为公立和私立两种性质，资金供给大部分来自政府和社会力量，养老机构内要设医疗服务机构，机构运营、人员调配、设施配备都需要付出高昂的成本，养老机构一直都是微利经营，这对于养老机构来说无疑是巨大的负担。综合实力强、功能较为全面的三级医院一般把盈利放在主要地位，养老机构盈利水平低，三级医院一般不会主动合作。
226人才供给体系不完善
在人才招聘和发展前景上，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服务机构基本不占优势，由于学医疗护理的时间成本较高，这些有丰富专业知识的毕业生或者是应聘人员更愿意选择普通医疗机构，因为这些机构能给他们较高的社会地位，并且也有很好的发展前景，但是相反，在医养结合的养老模式的服务机构内，他们的社会地位、薪资待遇以及发展前景都受限，这使得医养结合的养老模式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境地。[4]
227监督评估体系不健全
北京市推行医养结合的养老模式，必须以健全的监督评估体系为支撑，医养结合监督评估体系包括机构和老人两个方面。在机构的监督评估上，医养结合养老模式主体呈现多元化的格局，各部门各司其职，但同时职能又紊叉，在管理标准和养老服务标准上不统一，这样在政策的具体实施过程中，由于标准不统一，可能会使同一个老人在不同的评估标准下进入了不同的机构，医养结合的实施也受到阻碍；在关于老人的监督评估体系中，主要是以老人的身体状况以及资质条件为评估对象，要对老人的身体状况进行系统全面的评估，有针对性地为老人提供服务内容。
3北京市医养结合B老模式的对策分析
31加强医疗和养老服务标准化建设
311规范投资管理和机构运营，统一服务标准，是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必要手段
民政部门应该引导相关机构配合研讨并制定统一的服务、运营、管理和评估标准，各机构和相关部门可总结归纳交叉重叠的职能，再根据自身的管理和运营的特点，制定相应的标准，之后进行推广和实践，将标准化工作落到实处。
312借鉴和学习国外经验
欧美很多国家进入老年化社会比较早，在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标准化设计上已经有了充足的经验，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机构主体在借鉴的基础上进行丰富和发展，推进养老服务的健康发展。
313对服从标准化工作的机构给予奖励
北京市医疗和养老机构大多以星级评定，可以在此基础上给予资金鼓励和支持，调动各方的积极性。
32提高服务人员质量，加强服务人员培训和教育
321全方位地引进专业技能和心理基础教育培训
医养结合的养老模式所提供的服务内容是全方位、多维度的，在传统的服务功能的基础上还强调精神慰藉和康复护理等，所以在加强对医护人员的专业素养、服务水平、职业技能培训的基础上，还应设置一些心理培训机构并制定考核标准，让护理人员更好地引导老年人愉快生活，预防心理疾病的发生。
322政策扶持应用型人才
我国康复医疗、护理类人才处于断层区，国家应该在这一层面实施优惠政策，扶持医学应用型人才，比如在职业学院或者本科教育中新开一些相关专业（如老年护理学，康复医疗学），为医疗和养老行业引进专业人才，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
323提升医护人员的社会地位和薪资待遇
养老机构的医护人员的社会地位和薪资待遇都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境地，国家应该在这一方面引入编制或者提高薪资待遇，鼓励更多的人来养老机构工作。
33为医养结合提供制度化规范和法制化保障
医养结合是一个比较新的制度，为了更好地推行和完善，关键在于：一要立法，二要制标。第一，完善激励机制，政府可采取财政补贴制度、报销制度、税费优惠政策，调动服务各方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第二，立法，将医养结合的参保对象纳入社会保障体系，有明确的法律保障会让这一养老新模式发展的更加顺利；第三，建立管理体系，防止各部门“什么都管”和“什么都不管”的现象发生。
331完善监督和评估体系
严格准入机制、服务标准，各主管部门在统一评估标准的前提下，对医养结合机构的准入和服务进行规范，对老年人的身体健康状况也应该建立相应的评估标准，尤其关注失能老人的身体状况。同时建立监督和评价体系，优胜劣汰，让不达标的机构退出市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明确监督主体、监督内容、监督职责和监督方式。
332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
法律是制度强有力的后盾，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应该根据我国老年照护保险发展的迫切需要，有计划、有重点、有步骤地出台相关法律以及与之配套的法规，从而形成比较完善的医养结合法律法规。
333建立长期护理制度
北京市政府应积极完善医疗保险制度，在医疗保险中增加护理险种，减轻老年人的费用负担，同时，扩大报销范围覆盖面，建立统一的报销标准。
34在筹资、运营、服务方面全方位地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因素
341拓宽筹资渠道
一方面，政府应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和医保基金作为推行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也应该引导社会资本，将资金与慈善事业相结合，丰富筹资方式，为医养结合提供财力支持。
342鼓励能够自理的老人加入服务群体中
关注一些特殊群体，让一些可以自理还有劳动能力的老年人加入服务群体中，北京市人力资源保障局中有城镇低保户和失业人员的数据，可以在对他们进行专业技能培训并通过考核的基础上，让他们上岗。这样不仅可以解决人员缺口，还可以缓解就业压力。
343引入学生志愿服务体系
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北京市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拥有得天独厚的学府资源，高校教育者首先应该引导学生加入养老服务的组织中去，可以建立高校养老服务机构，鼓励学生组织志愿者社团，为老年人服务，同时给予相关奖励并颁发证书，调动学生的积极性。[10]
344加大宣传力度
通过微信平台和丰富的网络平台与养老公共服务体系对接提供机构供应商，另外政府或者机构可以选择形象好的明星代言，扩大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知名度；在思想意识上，可通过举办讲座和公益广告进行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一养老模式。
345利用社会力量兴办医养结合的养老机构
北京市政府首先应该在政策上给予支持，如对于社会兴建的养老机构政府应o予运营补贴、税费补贴，养老机构内设护理院、医务室的，符合医保定点条件的，应该优先纳入医保定点范围，养老机构外独立设置医疗机构的，对于专业医护人员实施“以奖代补”的扶持政策，走“政府主导，社会捐赠，市场化运作”之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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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关键词：医养结合；困境；资源整合
中图分类号：R197.1；C913.6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7）009-00-01
一、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现状概述
2013 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其中明确提出要“积极推进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相结合，推动医养融合发展”，努力探索“医养结合”新形式，这回应了当下养老的医疗需求与医养服务结合政策实践的紧迫要求。“医养结合”是一种无病疗养，有病治疗，医疗服务与养老服务互相融合的全新养老模式。探索医养结合资源有效多重整合的研究十分必要。
医养养老模式现有三种模式：一是养老机构内提供部分医疗服务，健康咨询、应急处置、就医指导等护理医疗需求。二是医院转型为康复医院、老年护理医院。三是养老机构与医疗机构合作，两类机构形成合作机制，老年人的医、养、护相互衔接[1]。第三类医养模式是养老服务业发展的方向。本文所研究的医养模式即第三类，医疗机构与养老机构的合作模式。
二、医养结合模式在实际中存在诸多的困境
（一）医养系统分离，管理分散
医养资源分散主要表现在分布分散和管理分散。我国的养老服务机构与医疗机构各成系统，互相独立。当老年人面临生活自理能力困境与医疗需求时，不得不在医疗机构、养老机构、家庭之间辗转。同时治疗费用增加，家中家庭的经济负担。管理分散，养老机构与医疗机构各有运用的体系，互相之间缺乏明确的衔接。养老院内以养为主，失能老人、患慢性病老人多数被养老院拒之门外。
（二）医养养老资源不足
医养结合的各参与方积极性不高。从医院角度看，医疗资源紧缺是不争的事实，特别是三级甲等医院，日常接诊量几乎都已达到极限，很难将更多的服务提供给养老需求的老人。
（三）“医养结合”的医保政策缺失
针对医养结合，我国尚未出台指导医疗机构或者养老机构开展医养结合的相关条例，现有的医养结合养老模式大都是单个医疗机构与养老机构的合作，缺乏系统性的规划。医养结合的最大问题是医保支付。老人的整体收入水平不高，特别是失能老人、或者慢性病老人。传统养老机构在接收老人时，更多的是要求老人身体健康，付得起日常养护费用，这样的养老机构入住的大都是没有医疗需求的老人。而医养结合的养老机构收费较高，以北京市第一家开展医养结合的养老院恭和苑为例，老人的月均养护费用为一万元左右，高昂的费用导致部分真正需要该服务的老人因为费用问题被拒之门外。长期下去，医养结合的养老机构可能会陷入经营困境退回到传统养老模式中。
我国的医疗保险支付范围多限于在医疗机构内发生的医药费、床位费、护理费等，并不包括老年人在养老机构内产生的护理费[2]。而养老机构内的医疗点又不属于医保定点支付的范围。医养结合在支付上的障碍将影响医养结合模式的推广与可持续运行。
三、“医养结合”养老资源整合的建议
（一）调动医养机构的积极性
医养结合的参与主体分为两类，以”医“为主的医疗机构和以“养”为住的养老机构。“医”主要提供者为社区卫生所，老年医院，医院，“养”的主要提供者是养老院、托老所、日间照料中心、老年社会福利院等。要使医养机构发挥主观能动性充分开发自身资源，必须使医养机构机无后顾之忧，又有充足人力物力。
宏观上，需要政府发挥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合理规划医养结合的途径，考虑现有的医疗体系与养老体系的状况，整合现有资源，结合新的人口形势，作出前瞻性的规划，对社会力量参与医养结合给予支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养老产业，引入竞争机制，提升养老服务质量，降低服务价格，使老年人在养老市场有更多的选择空间。提升服务与监督能力，积极主动的为养老机构申请社保定点支付医疗点，对养老机构内设的医疗服务部门进行指导，增加设立康复医院、护理医院等以养为主的医疗机构。加强监督，制定可行的细则，促进一样产业可持续发展。创新服务形式，对进入领域内的公办机构与民间组织同等对待，通过政府购买的方式激发市场主体的能动性，提高医养服务效率。
（二）强化医养一体，加强医养人才供给
建立起医疗机构与养老机构的联系机制，畅通转诊机制。老年人对医疗资源的需求是巨大的，养老的主要载体是养老机构。多数养老机构无序配备全科医生，只需要与专业医疗机构建立起出诊、会诊、转诊的明确规则，当老人出现疾病突发时能得到及时的治疗。由医疗机构给予养老机构内的日常护理人员专业指导，日常老人的健康监测由日常护理人员完成即可。基层医疗服务机构如社区卫生所、村卫生室也可主动设置在养老院内或附近，真正实现“老人不动，医院动；医院不动，医生动”。培养专门的医养结合所需人才，对40、50人员开展医疗技能培训，所有养护人员持证上岗，由财政承担部分培训费。在相关医学院校对口培养养护人才，增设康复专业、老年护理专业，从根源上扩充医养结合所需的人才。
（三）建立老年人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我国60岁以上人口1.78亿，65岁以上人口为1.19亿，占我国总人口的8.87%[3]，同时失能老人已达到4000万，失能老人的养老费用必然比健康老人更高，在现有的医保支付体系中，老人在医疗机构内的护理费用才会纳入医保支付范围，这不仅占用了大量的医疗资源也增加了老人的经济负担。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将老年人的养护费用，无论是在医疗机构内的护理费还是养老机构内的养护费用纳入医保体系是长期趋势。长期护理保险不属于纯粹的公共品，政府的供给动力不足，可以采取政府与市场结合的模式。由医疗保险支付部分护理费用，由市场主体提供可供选择的护理保险产品。鼓励保险公司推出长期护理保险，政府对长期护理保险产品给予适当的财政补贴。
四、结语
“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医养护一体化，解决老年人的养老与医疗需求，缓解社会养老压力、缓解医疗资源紧张的现状。整合医养资源需要多方参与，实现养老与医疗资源的融合，医养结合的养老模式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刘文俊，孙晓伟，张亮.构建全民健康覆盖视角下“医养结合”养老服务模式的必要性[J].中国卫生经济，2016，1.
[2]唐钧.养老服务怪圈、有效需求、政府补贴[J].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2014，5.
篇3
关键词：老龄化；医养结合；日本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7.11.056
根据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60岁以上老人占人口总数量13.26%，预计到2020年，人口老龄化水平将达到17.17%。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增长，老年人对于养老服务的需求日益增长，我国主要的家庭养老、机构养老、社区养老已经不能满足老年人的需求，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建立十分迫切，我国政府对此十分重视，相继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产业的若干意见》（2013）、《关于推进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相结合的指导意见》（2015）等文件，要求各地积极推进医养结合发展。日本作为世界上老龄化进程最快、高龄化率最高的国家，在养老服务方面起步较早，尤其在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发展上可以为我国的医养结合模式提供借鉴意义。
1日本医养结合服务体系
日本是世界上老龄化较为严重的国家，数据显示，1985年65岁以上人口占比10.3%，而2013年数据显示该比例已经高达25%以上，日本的老龄化问题愈加严重，在对待养老问题方面，日本早在1963年就设立了长期照护机构，在2000年开始实施长期照护保险，因此日本的医养结合养老模式起步较早，值得借鉴，其主要模式包括：第一，日间照顾中心。日间照顾中心的开设主要为一些需要日常生活照顾以及需要进行康复训练的老人提供，照顾中心责接送老人，由专业人士进行专业的照护。第二，特别养护之家。主要由护士、介护士等人员组成，负责照顾老年痴呆老人以及一些失能老人。第三，老年福利中心。主要对属于本辖区的内的老年人提供体检、保健服务以及健康教育等服务。同时老人可以根据自理程度和患病严重情况选择不同的护理方式，满足老年人全方位的需求。
此外，日本的养老机构还将内置的医疗机构外包给医院进行经营管理，可以集中两者的优势，为老年人提供“有病治病，无病疗养”的老年环境。日本早在2000年就实施了介护保险，介护保险的推出既可以为65岁以上的老人提供介护服务，同时还可以为处于40到64岁之间的疾病患者提供介护服务，日本介护士上岗之前需要经过严格的培训，并且在通过国家的资格考试后才能够正式从事介护这一行业，提高了日本介护服务的质量。
2我国医养结合的主要形式
2.1在养老机构中增加医疗机构
通过政府出资建设，在民间组织的帮助之下，将医疗机构引入到养老机构中或是将医院的资源与养老机构进行整合，可以为老年病人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例如，天津泰康老年公寓、长沙第一福利院等。
2.2养老机构与医疗机构的合作
通过养老机构与医疗机构之间的合作，医疗机构中的医生和护理人员会定期到养老机构为老人进行治疗和护理，并且在老人突发疾病时可以直接与医院直接联系，减少了老年人路途上的奔波。例如河南郑州的第九医院与31家养老机构进行合作。
2.3医疗机构向医养结合机构转型
通过对现有的医疗资源的充分利用以及对资源进行整合，对医院进行转型和调整，从以前的单纯提供医疗服务转为提供医疗和养老双重服务。通过对医院现有医护人员进行培训，使其能够满足老年人的双重需求。例如，北京市化工医院通过转型变为老年护理医院，可以为老年人提供医疗加养老服务。
3我国医养结合养老模式存在的问题
3.1政府多头管理，政策落实困难
医养结合工作的开展需要涉及到民政部、卫生部、社保部等多个部门，虽然在推进医养结合工作中对各个部门都有分工，但是由于各个部门的性质差异，难免会存在部门“多头管理”或是“多头不管”的现象，导致了人力、物力的浪费。例如，民政部在进行审核时，需要涉及到对医护人员的审核，但这是卫生部的工作。同时政府为推进医养结合模式的发展而出台的一系列优惠政策，由于涉及到多个部门，容易出现不配合现象，政策落实困难。同时政府对于不同模式的医养结合没有采取公平对待的态度，往往更加偏向于养老机构转型为医养结合机构，而对医院的转型却缺乏扶持力度。
3.2服务收费水平偏高，服务内容单一
医养结合养老模式可以为老年人提供更加全面的服务，因此在收费上比普通的养老机构费用要高，这与患病老年人、失能老年人等需要照护的老年人的收入状况不符，因此医养结合养老机构逐步为转为富人设计的疗养机构。根据调查显示，各个地区的医养结合收费大约是当地人均收入的2到3倍。此外，由于我国医养结合处于起步阶段，对老年人的养老需求了解不全面，我国医养结合模式提供的服务内容较为单一，无法契合老年人的多元化需求。一些大型的医养结合养老机构忽视了对老年人进行健康教育和日常体检等工作，而一些小型的医养结合机构只能治疗一些简单的疾病。
3.3资金投入不足，服务主体积极性不足
传统的养老机构和医疗机构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固有的筹资机制。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由于刚刚起步，并没有形成稳定的筹资来源，社会力量的资金投入明显不足。同时医养结合机构对工作人员的工作要求较高，但是由于缺乏资金，工作人员的工资并不高，导致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不高。而且医养结合中通过医疗机构与养老机构签订协议共同提供服务中，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因此在老年人突发疾病时，不能保证老年人能够得到及时的治疗。
4完善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对策
4.1健全政府管理机制，落实各项优惠措施
政府应该意识到多元主体的整合对于医养结合养老模式发展的重要性，充分意识到医养结合的重要性，将之纳入到我国发展规划中。民政部、卫生部、社保部等多个部门应该加强联合，明确自己在医养结合中的地位，打破各机构之间的条块分割，共同参与到医养结合服务体系中。此外，政府应该采取各项优惠措施，提高各主体参与的积极性，同时可以从社保基金中拿出一部分用于支付医养结合费用。政府部门还应积极进行审核，将优秀的医养结合机构设为医保定点。
4.2多种模式并举，满足老年人多元需求
日本已经形成了多层次的医养结合体系，老人可以根据自理程度和患病严重情况选择不同的护理方式，满足老年人全方位的需求。我国医养结合的三种主要形式分别适合于不同的老年人群，养老机构中增设医疗机构适合于身体较好或是患慢性病老人；养老机构与医疗机构合作适合于健康程度较好老人；医疗机构转型为医养结合机构适合于身体状况不好、需要长期护理的老人。因此我国在发展医养结合养老时应该多种模式并举，加强医疗和养老的联合，满足老年人的多元化需求。
4.3提高供给主体的积极性，完善服务方式
对于规模较大的养老机构，可以鼓励养老机构参照医院的标准，在养老机构内设置医疗机构，同时将医疗机构外包给医院进行经营管理，提高经营的规范性和效率。对于规模较小的养老机构，可以加强养老机构与周边医院进行合作，解决老年人的治病问题。同时应该鼓励一些医院和符合条件的社区向长期护理、康复等方面转型，不断提高医养结合供给主体的积极性，完善服务方式，满足老年人对于养老和医疗的需求。
参考文献
[1]张璐.“医养结合”之借鉴篇[J].四川劳动保障，2015，（8）：2325.
篇4
关键词：老龄化 社区卫生 医养结合
宁波市在1992年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早于全国平均水平7年。按照国际惯例， 老龄人口超两成意味着一个城市已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截至2014年年末， 宁波市60周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已达到125.5万， 占户籍人口总数的21.5%。据宁波市民政部门预测， 到2020年， 本市老年人口将突破160万， 约占户籍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一。高龄老人数量的不断增加，意味着对养老机构和医疗的需求同时增加。虽然宁波市养老床位远远高于全国、全省每百名老人拥有养老床位的平均水平，但这些养老机构大多以“养”为主，遇到老人生病，往往只能由家人送到医院，使老人和家人不断地奔波于养老院、家庭和医院之间。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为了获得优质的医疗护理资源、享受医保报销，“押床”现象屡见不鲜，这样就把急需住院的病人挡在了医院大门之外，使医疗资源更加紧张；或者大多数老年人在医院只能住十几天，就被动员出院，得不到很满意的治疗。
当前宁波“医养结合”的主要模式是签约家庭医生，虽然签约率全省最高，但也不能满足患有比较严重的慢性病老人的需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作为基础医疗机构，是城市卫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目标的基础环节。所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养结合护理区对必须住院治疗的老年人显得尤为重要。
一、宁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设医养护理区的现状
（一）政府的主导作用不明显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中提出“深化体制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减少行政干预，加大政策支持和引导力度，激发各类服务主体活力，创新服务供给方式，加强监督管理，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以政府为主导，发挥社会力量作用，着力保障特殊困难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确保人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加大对基层和农村养老服务的投入，充分发挥社区基层组织和服务机构在居家养老服务中的重要作用。支持家庭、个人承担应尽责任。”但宁波市尚未出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设医养结合护理区的相关政策，基层单位困难重重，举步维艰。
宁波市江北区甬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于2012年年末，2013年初开始运行，建筑面积7千多平方米，按二级医院的标准建设，并配有康复治疗室等科室，设备齐全，一层病房30张床位没有充分利用。因为地处新区，人口密度不大，这为医养结合病区的建设，提供了良好的硬件设施。但因没有利润，又没有硬指标，所以病区也一直没有投入运行。
（二）资金投入不足，服务主体参与积极性不高
因为主管部门尚未出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设医养结合护理区的相关政策，也没有加大投入，基层单位比较迷茫，不知路在何方，工作激情不足，以观望为主。医养结合的服务重点在“医”，归根结底是人才问题。通过建立医疗联合体，充分利用上级医院优质的医疗资源为社会养老服务，充分发挥医疗联合体的帮扶作用。上级医院不仅仅派驻临床经验丰富的高年资医生指导医疗诊治工作，还需从长远出发，通过多种形式培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疗护理团队，使整个医疗联合体团队的服务水平不断提高。
宁波海曙区望春中心病房、南门中心骨科病房由市第二医院建设和管理；江厦中心病房为市第一医院康复病房；西门中心病房是我区唯一开放并自行管理的病房，共开放床位100张（其中50张属于医养结合）；其余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暂时未开设住院部。以宁波西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养结合病区为例，医养结合的服务对象主要是患慢性病的老人、手术后留院的老人、大病恢复期的老人、残障老人及恶性肿瘤晚期老人。大部分医疗费用可以走医保，护工费自己负担，而且一个护工可以照护两个以上的老年人，护工费成本明显下降。这种医养结合的模式很受老年人的青睐， 现在是一床难求。一个医养结合病区50张床位，共6医6护，24小时值班，年人工支出约180万。床位收入（按天天满床算）35*50床*365天=638750元。每天做40人次理疗（最大极限），一年收入不到30万，加上出入院的检查（平均病人出院日超出一个月），加起来约120万的收入。医院要亏60万/年。还不包括设备、房屋、水电及其他费用。这样推算，一个50张床位的医养结合病区，政府每年至少要拨款60万，这些经费从哪里开支？
宁波市鄞州东钱湖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前身为普益医院，创建于1928年，是东钱湖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下属的差额拨款事业单位，是区内唯一的一家县级综合性医院，与东钱湖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东钱湖预防保健所实行“三块牌子、一套班子”的一体化运营模式。该中心承担了区内基本医疗和社区卫生服务，兼有妇儿保健、计划免疫任务。2011年4月18日，医院搬迁至新大楼，新落成的钱湖医院占地面积35亩土地，建筑面积2.3万O，业务用房面积1.363万O，医院现有职工270余人，其中中高级卫生人员40多人，医院开设内、外、妇产、儿、眼、耳鼻喉、口腔、皮肤、中医、妇保、儿保、防保、影像、检验、药剂、护理、急诊等业务科室。日门诊1600人次左右，年门诊量54万人；日门诊收入14万元，病床使用率40.8；对外开放病床数100张。各方面条件都比较成熟，一直在计划申报成立医养结合护理区，市民政局等单位也去调研考察，因为怕亏损怕担责任，一直没有正式运行。
（三）由卫计委单一管理，政策扶持难以落实
民政部门审批和管理普通的养老机构，老龄办组织实施社区居家养老的服务，卫计部门认定和管理医疗卫生机构，社保部门管理医保报销，由于制度原因、行业差异行政划分和财务分割等因素，民政、卫生、老龄和社保等部门都要介入到医养结合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虽各有职能分工，但仍存在职责交叉的问题，如民政部门进行年终考核时要审核医养结合型养老机构的医护人员资质设备等项目，这就与卫生部门的职责存在交叉，导致管理部门和养老机构的人力物力资源浪费。同时，医养结合的普通养老机构有机会获得政府一次性建设财政补贴和运营补贴，但医养结合的医疗机构却得不到任何补贴，因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归属卫计委单一管理，政策扶持难落实。
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设医养护理区的发展对策
（一）完善政府管理机制，推进各项优惠措施
政府要紧密联系本地实际，进行多元主体的整合，形成一个具有示范效应的供给链条和服务规划，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养结合模式纳入医疗资源分布规划。同时，应进一步完善和推进各项优惠政策，建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养结合模式发展专项基金，整合各职能部门的相应资金，形成统一的支付体系，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养结合护理区给予整体的资金扶持，积极开展城市长期照护保险制度研究试点。政府层面首先要破除医养结合政策行政分割的部门管理体制，在加大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投入的同时，也要转换资金的投入方式，不仅要补给供方，也要补给作为医养结合服务需求方的老年人群。另外，要制定优惠的政策，推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养结合模式的发展。如果病区是政府主导的非营利性的，运行资金基本要靠财政投入。最关键的是，各级行政主管部门要出台各种优惠政策，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医养结合病区的顺利运行。医养结合牵涉到老年人的健康和养老，所以卫生和民政等部门要密切联系并加强投入，出台相应的政策和规定，激发医务人员的工作热情。医养结合不仅是一种“有病治病，无病疗养”的养老方式，还应是一种促进老年人健康管理的途径。然而，目前大多数医疗机构仍是采取以治疗为主的医疗模式，因为相较于预防、保健而言，治疗在服务对象身上更能够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
（二）加强医护队伍的建设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参与“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短板在于缺少专业化的医护人员，以及现有医护人员的医疗与护理能力较弱。因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需要既有专业技术又善于与老年人沟通的医疗护理人才。为了吸引专业人才服务基层，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投身医养结合服务队伍，必须满足日益增长的医养需求，而且要不断完善政策，制定一套完善的激励机制，切实提高社区医生、护士的福利待遇，同时在编制、培训、晋升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层面，要建立有效的医护人员绩效评估机制。很多时候，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护人员服务质量较差，对待老年人的服务态度有待改善，中心应该就此建立绩效评估、服务回访机制，有效监督中心医护人员实施医疗服务，并激励他们提供优质的医疗护理服务。
针对医护养专职人员缺乏这一难题，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大力培养养老和社区医疗的人才。符合条件的高校可增设老年护理、社区医学等相关专业，并制定出各专业的培养计划、课程设置方案，从而为社区医养结合人才的培养提供一条专业化的道路。
（三）开办营利性医养结合护理区的探索
在缺少政府投入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探索以下两种模式：
1.做高端医养结合护理区
走精品路线，按市场经济自主收费，做营利性质的高端病区。假设每床每天收费70元，床位收入（按天天满床算）70*50床*365天=1277500元。这样，医院是可以营利了，事业编制退休的老年人也可以承担。医保每天承担35元床位费，个人每月床位费承担35*30=1050元，护工费2400元（两个人拼一个护工）。床位费和护工费每月合计是3450元（还未包括医疗及康复费用，如果是民营的话，医疗及康复费用不一定能进入医保。不过这些费用可以用个人购买除城镇或居民医疗保险以外的商业保险来支付），宁波居家半天钟点工收费是每月2500元。2015年宁波事业编制人员退休金平均每月4000元左右。一个人的退休金基本可以维持，如有老伴及子女的帮助那经费就更没问题了，所以，走高端路线是可行的，费用可以由自己、医保共同承担。事实上，长期护理保险可以解决上述难题，在国际上已有成熟的经验。例如，目前德国强制实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90%的德国人得到了这种保障。在我国，通过给予税收优惠来促进商业长期护理保险发展，并鼓励保险机构与护理机构相互合作。事实上，我国个别地区已经开始探索建立相应的护理保险制度。如青岛于2012年建立了对失能老人“医养结合”的护理保险，人保寿险北京分公司与北京海淀区民政局合作推出长期护理保险，覆盖海淀区所有18岁以上的户籍居民，对重度失能老人，政府最高补贴50%的保费，享受最高每月2500元的上门护理服务。
2.开办具有康复功能的医养结合护理区
护理区由政府主导，具有非营利性质，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负责运营，实行具有康复功能的医养结合。建议医联体主导医院将术后需要康复的老年病人按辖区转到相应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心的医疗队伍和医疗设备及时跟上三甲医院的康复需要。按平均每月床位费1050元、医疗费1000元、康复费3000元等由医保部门将其纳入医保，护工费2400元（自理，两个人拼一个护工）。这样在病人数相对充足的情况下收支能保持持平。民政、卫生、医保、残联等部门应协同建立规范、统一的医养结合的医疗服务标准和相应的配套政策。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在老年康复医疗机构的管理、老年人疾病预防、营养指导、用药安全、健康管理等方面，形成一套完整的服务和管理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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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养融合养老模式是近年来由政府倡导与推动，整合医疗服务和养老服务，从而形成满足老年人需求的连续的综合的养老服务。相关政策与实践正处于摸索试点阶段。本文从公共治理视角，对成都市慢性病医院医养融合实践的研究表明，成都市医养融合机构目前存在行政管理碎片化、跨部门管理协调不足，资金支持及专业人才匮乏，组织间信任及互动机制缺失等问题。建立基于多元主体共享参与，促进医养融合发展的三个保障机制――资源配置机制、监督评价机制及风险共担机制将有助于成都市医养融合养老服务模式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公共治理；医养融合；保障机制；网络组织
〔中图分类号〕D63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8048-（2017）01-0114-07
医养融合是指整合医疗资源和养老资源，将老年人的医疗服务和基本生活照料相结合的养老模式。2013年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及《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后，医养融合模式正式开始进入公众视野。四川省于2015年制订出《养老健康服务业发展规划（2015-2020）》，明确了四川省医养融合养老模式发展的目标与规划。成都市在四川省内较早出台了医养融合相关政策，成都市人民政府2015年出台《关于加快养老服务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指出要推进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相结合、推进机构医养融合、推进医疗卫生资源进入养老机构、推进社区医养融合、推进医疗卫生服务进入高龄老人家庭、强化社区老年医疗居家服务功能。
医养融合作为一种新的合作治理模式，涉及多部门多领域的跨部门决策及跨行业资源整合。从目前的医养融合相关政策来看，指导性意见较多，明确的方案设计、实施办法较少；对医养融合中现存的如多头领导、医疗机构缺乏合作动力等问题尚缺乏具有操作性的政策支持。多部门合作缺乏统一的协调与监督主体，将直接影响“医”“养”资源的互通。鉴于此，从公共治理视角探索成都市医养融合养老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医养融合研究现状综述
针对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及其对经济发展、老年人健康所带来的影响，世界卫生组织于1987年首次提出“健康老龄化”的概念，并于1990年把“健康老龄化”作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发展战略，认为“健康老龄化”不仅是一种医疗保健目标，更有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应从社会学的角度加以诠释〔1〕（邬沧萍、姜向群，1996）。国内关于医养融合的研究是在“健康老龄化”理念的推动下开始的，诸多学者从社会学角度关注老年人健康状况与养老模式之间的关系。郭东、李惠优等学者（2005）引入“医养结合、持续照顾”理念，提出通过医疗和养老机构间的多方式结合，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2〕。社会学和人口学领域的学者们也为此做了大量的研究。高慧鸽，钟悦文 （2010）指出机构养老发展不够成熟，机构建设尚未完善〔3〕。王荣欣，秦俭等 （2011）认为老年人对社区卫生服务的需求是多方面的，包括医疗照顾、上门医疗服务等〔4〕。政府出台医养融合模式相关文件以后，学者开始致力于对医养融合模式的探索。唐钧 （2016）将医养融合模式看作一个整体，要追求整体效应，就必须先使两个“部分”――医疗和护养，充分地分化，使整体大于部分之和〔5〕。
西方学者对医养融合的研究主要基于养老服务中的整合照料。“整合照料（integrated care）”是英国学者针对老年人口养老、医疗需求提出的一个概念。学者Henk N.和Philip C.B. 认为，整合照料是针对具有相似需求或问题的群体提供多方位、全面的一套计划详细、实施落实的服务和照料〔6〕。Jan Reed 等人（2005）通过进一步研究，指出“整合照料”是一个蕴含多层次内容的复杂概念〔7〕。国外学界普遍认为“整合照料”分为三个层面：体系层面、机构层面和个人层面。Hudson B （2002）针对机构层面，指出养老服务机构内部或机构间的分工协作来实现整合照料〔8〕。Leichsenring（2004）整理欧盟九国整合照料各个领域的落实情况〔9〕。Caroline （2003）通过两个机构之间整合资源的案例分析，发现结构性的整合能够有效地将分割、破碎的体系转变成一个具有示范效应的服务规划和供给系统〔10〕。著名的PACE计划是美国医养融合有效且成功的模式。Hong-Ting Chan（2008）等认为，PACE服务最大的优点就是整合了经济支持，疾病诊疗和长期照料服务，能使脆弱的老年人在社区得到家庭照顾，同时节约成本〔11〕。但同时PACE也面临着挑战：需要前期大量的投资；未能吸引中等收入群体；初级保健医生的选择和社区医生的参与不足；资金支持和技术支撑力度不够〔12〕。
综上，目前国内的研究主要偏重于医养融合机构服务内容和服务模式，针对医养融合网络组织的互动、合作机制的研究尚少。国外的研究则对于机构间的分工协作以及资源的整合方面提供了一定借鉴。
本文基于公共治理的视角，通过案例分析的方法对成都市典型医养融合机构――成都市慢性病医院进行分析，重点考察其医养融合的合作机制――要素、特征及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了促进医养融合的合作保障机制――资源配置机制、监督评价机制以及风险共担机制，特别是明确了政府在这一多主体协同治理模式中的角色定位和治理职责。
二、公共治理视角下成都市医养融合实践及问题分析
成都市慢性病医院是一所集医疗、预防保健、康复、科研教学为一体，以老年病、慢性疾病的治疗康复为重点的专科医院。作为成都市医养融合机构的先行者，该医院医养融合模式主要包括三种渠道（见图1）：一是医院开展与其他基层社区合作，并由医院组建专业医疗团队，定期进入合作社区提供老年人的医疗咨询与指导、健康知识宣传以及部分健康档案管理等服务，形成一条双向转诊的绿色通道。二是医院自身提供老年人的医疗与照护服务，在医院内部涉及医养融合的科室有宁养中心、康复医学科、临终关怀科等。三是基于对老年病慢性病等疾病的医疗和老年人照护的经验，成都市慢性病医院还专门开展对老年人照护的护工及管理人员培训，并由成都市政府为其增挂“成都市老年服务示训中心”，以带动培养更多的老年人医疗和健康护理专业人才。
公共治理视角下医养融合养老模式是政府部门、医疗机构、养老机构、社区及个人等多主体参与的治理模式，政府在多元化的治理体系中既担负管理社会事务的责任，也承担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责任，同时，治理体系中还涉及医院、养老机构、社区及其他社会力量等主体的自治〔13〕。
（一）以政府为中心的服务提供者之间的合作
目前政府对成都市慢性病医院医养融合模式的监管分属两个主管部门：医疗卫生由成都市卫计委直接监管，而养老主要由成都市民政局监管，在护工资质认定以及与社区、养老机构合办养老时，监管主体就是民政局和人社局。
多部门管理仍然体现为碎片化的部门分割式管理，没有形成统一的公共治理体系。治理理论认为政府的能力和责任不在于政府的权力大小，也不在于政府的命令或者政府权威的运用，而在于政府能够运用新的工具和技术对公共事务的解决进行一定的控制和指引〔14〕。在政府部门的监管下，医院、社区、养老机构及其他社会力量共同提供养老服务，政府在这样的治理体系对各个服务提供者进行一定的控制和引导，但目前成都市医养融合模式中医疗卫生与养老分属不同的监管部门，互不干涉，人、财、物、技术及信息等资源投入也没有完全整合。另一方面，非盈利组织和公民尚未真正进入公共治理，虽有部分私营机构参与提供公共服务，但尚未形成政府主导的，普通公民、社区以及医养融合机构之间相互合作的四位一体局面。
（二）由政府监管的资金筹集方式融合
成都市慢性病医院运作资金的筹集渠道主要包括政府补贴、慈善机构募集以及机构自身运营收益等。第一，政府方面。成都市慢性病医院的医疗卫生服务资金的5%来源于政府，但医养融合模式尚未得到政府的专项资金；在护工培训方面，医院曾得到发改委的一次性配套资金250万；其余的财政补贴主要以基本医疗保险对老人基本医疗和养老服务进行补贴的形式。第二，慈善机构方面。2014年成都市慢性病医院携手成都市市慈善总会，成立以“成都市慢性病医院”冠名的爱心助老基金，向社会募集基金用于助老、助医等慈善项目。第三，机构自身运营方面。一方面，医院日常通过提供有偿的老年人卫生医疗服务获得收益。另一方面，该医院拥有一套完整的护工培训体系、管理标准以及收费标准。当老人进入医院后，首先按照ABCDE五个等级对老人的能力进行评估，然后根据不同的等级对应不同的服务内容，并根据不同的服务内容采取不同的收费标准。
然而，资金、机构硬件设施以及专业人才的稀缺，使医养融合服务受到一定限制。成都市慢性病医院目前已签约社区40余家、养老机构10家，但目前社区真正开展服务的只有11家。由于医疗人员、护理人员有限，成都市慢性病医院面临专业人才匮乏的问题，再加上医院本身硬件设施不足，医院“走出去”的进程受到一定制约。医疗团队一方面要满足医院自身的医疗服务需求，另一方面还要兼顾在社区开展的老年人医疗和护理服务。即使已经形成互惠稳定的网络组织结构，网络组织服务的规模仍以其自身的条件为基础。服务规模若超出医院本身承受能力的范围，开展医养融合养老服务的效果必然受到影响。从现有筹资方式来看，机构自身运营收益是成都市慢性病医院的主要资金来源。针对护工培训或者医疗卫生服务领域的政府补贴只停留在一次性补贴或者小数额补贴的状态，政府尚未形成持续、配套的医养融合专项资金体系；而慈善机构募集资金还难以满足医院发展的需求。因此，成都市慢性病医院目前面临硬件设施如床位、 病房以及专业人才匮乏的问题。
（三）基于信任、互惠、稳定的网络合作组织
与基层社区的合作，是成都市慢性病医院构建医养融合产业联盟的一部分。成都市慢性病医院在社区基层的医养融合服务多是通过与专业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签约的方式实现的，医院组建包含医生、护士、药师等在内的专项团队，平均每周一次深入社区开展医疗服务，服务内容包括健康知识、健康讲堂、健康咨询、部分健康档案管理等；同时也在养老机构内开展一些康复指导、用药指导、营养指导等。这样的三角合作模式使政府、医院、老年人、社区或养老机构之间构建起基于信任、互惠且稳定的网络组织结构。（见图2）
公共治理的网络方式强调声誉、信任、互惠以及相互依存，政府只是影响组织中任务进程的行动者之一，其权力并没有在组织中产生较大的影响力〔15〕。成都市慢性病医院目前真正合作运转的只有11家，合作方式以提供简单的医疗、用药指导为主，政府公共治理体系下所承担的公共养老服务职能收效甚微，医养融合机构与社区、养老机构之间、政府与医养融合机构之间的相互依存程度不甚明显，资源的相互交换程度较低，网络组织成员之间有效的协商和持续互动机制尚未建立起来。
（四）网络组织成员共享合作的价值
成都市慢性病医院建立起的医养融合养老服务体系，一方面走进社区帮助老人开展健康咨询、健康讲堂，这本身就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另一方面，合作也为医院建立起双向转诊绿色通道，虽然对基层社区老年人的各项服务都是免费提供的，但对医院来说既是培育市场的行为，又为其扩大了声誉及品牌效应。对社区来说，与医院的合作满足了社区为老年人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的需求。对合作的养老机构来说，与医院的合作有助于提高其自身的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而对老年人来说，医疗服务的需求与日常照料的需求同时得到满足，提高了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这种共享价值与收益形成了合作网络的重要基础。
作为公立医院，成都市慢性病医院比私立医疗机构更容易得到政府的政策、资金、信息、对外合作及技术等支持，也更容易得到消费者的认可。即便如此，该医院依然面临护工资质认定、病房扩建、土地审批及消防等障碍问题，更不用说其他私营的医养融合所面临的诸多沟通困难。合作机构间尤其是公共部门与私营机构间共享价值的构建依然是问题所在，进而影响到医养融合的进程。
成都市慢性病医院医养融合合作实践及问题分析表明，成都市医养融合机构目前存在行政管理碎片化、跨部门管理协调不足，资金支持及专业人才匮乏，组织间信任及互动机制缺失等问题。要化解目前高龄、失能和空巢等特殊老龄群体面临的养老难题，必须立足地方特色，改变 “医”“养”分离的养老现状，积极探索具有地方特色的养老模式，推进地方政府公共治理方式的创新，促进社会保障服务的均等化。因此，建立基于多元主体共享参与，促进医养融合发展的三个保障机制――资源配置机制、监督评价机制和风险共担机制，将有助于成都市医养融合养老服务模式的可持续发展。
三、促进成都市医养融合发展的保障机制构建
（一）建立资源配置机制
医养融合模式实质上首先是一种资源的配置模式，以实现经济、信息及成果等资源的合理流动与高效运营。
1.经济合作机制。从医养融合模式的公共服务性质出发，政府首先需要提供基本的资金保障，采取“政府+社会+个人”三方筹资模式。在医院与养老院之间需设有一个缓冲地带，建立医养融合养老模式发展专项基金或设立养老基金会，鼓励引导银行的信贷支持（见图3）。
对新办的医养融合机构的各类税收优惠政策进一步细化、量化、可操作化。卫生、社保、民政和老龄等政府职能部门需加强横向联系，建立相对集中的、统一和独立的老年人长期照护服务支付机构。医养融合服务需要纳入医疗报销体系，确保医保费用预算指标合理增长，加大对慢性病、大病费用的支付额度。同时，加大引入第三方筹资，并对第三方机构的准入条件和责任进行明确划分。国土、住建等政府职能部门应该推进医养融合机构用地的专门化，为其发展扫除用地障碍。实现医养融合机构间人员、技术、服务流通化。
2.信息共享机制。现代信息技术为医养融合模式的发展搭建了良好的合作平台，探索将养老机构内及附近社区老年健康档案上传至“云端”，为机构内的老人、周边社区和家庭提供日常生活管理、健康咨询、健康管理、紧急救助等服务。
为提高社区医养融合养老服务模式的效率，卫生系统应对老年慢性病患者建立健康档案，逐步完善养老基本信息和医疗健康信息，并与其他系统对接，组建医养融合服务信息库，以便医疗机构面向签约养老机构开展远程会诊、监护、诊断，实现病历及健康档案等信息的共享，真正建立起双向转诊和远程医疗合作模式；相关机构应建立市场化运作机制，搭建健康养老商业化平台，针对居家点分散、服务多元化、行业专业化的特点，利用高效、易整合的网络，实现线上营销、定制、支付等服务，高效分配线下专业化、多元化服务等。通过对老年人身体情况的实时跟踪，实现专家资源的共建共享。（见图4）
3.成果共享机制。收益与责任并存，只有成果共享，才能有效实现责任共担。目前成都市医养融合事业亟待大力建设发展，打破单一运营模式，构建网络式或联盟经营机制，实现多方参与，共赢共享，从而实现将优质服务输送给老年人口，保障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乐的目标。
（二）建立监督评价机制
上海市的医养融合工作是由卫生和民政两个部门共同推进，统一由市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领导小组统一领导。成立专门的领导小组将有利于明确责任主体，而成都市目前建立了健康服务领导小组，涉及40多个工作部门，医养融合只是其领导小组的工作之一，尚未成立专门的领导小组，因此政府监管部门对医养融合项目的推进效果尚不明显。
医养融合行业目前基本依靠行政命令进行资源调配及行业管理，而法律手段及其他间接的市场管理手段缺乏。通过法律将医养融合产业的资源调配、行业管理进行明确规定，必要时采取法律手段进行管理。同时，对政府各职能部门的监督和评价职责进行明确划分。卫生部门、民政部门、人社部门等政府职能部门，在明确分工各司其职的基础上形成一套连续、规范的监督评价体系。建立起第三方监督评价体系。一方面，由社区、街道、居委会和社区老年人协会对医养融合服务的提供者进行监督，发现存在的问题，及时向相关的管理部门进行反馈。另一方面也应建立起第三方社会机构的专业评估标准，对医养融合服务的效果、效率进行服务质量评估。支持成立养老服务行业协会，促进养老机构的健康发展。
（三）建立风险共担机制
一方面，鼓励商业保险机构设计开发适合医养融合行业的商业保险，如护理险、健康寿险、意外险等险种，发挥其风险分担作用，减小老年人的支出压力，降低医养融合机构运行成本，从而减轻社会保障压力。另一方面，建立和完善责任追究机制。在医养融合模式中各主体明确其职责，做到分工明确，对每一环节严格实行问责制，明确责任追究的主管机关和追究程序，分级、分类别追究不同人员的责任。无论哪一环节出现问题，都有相应主体承担责任，避免出现责任推诿，也减少因责任划分不明确造成的经济成本，实现风险共担。
传统的居家养老模式决定了我国未来医养融合的发展将更加偏重于基于社区的多元服务网络组织的建立。这些网络组织将得益于以政府为中心，各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的协作治理理念及高效的治理工具的运用，从而确保包括居家养老和机构养老在内的每个老人都能得到专业化、标准化和个性化的整合的养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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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多层次医疗 社会力量要弯道超车
2009年新医改以来，已有大量上市公司逐渐开始布局医疗服务领域，不过山西证券医药生物行业分析师王腾蛟告诉《经济》记者，由于医疗服务在整个医药板块估值相对较高，反映到二级市场并不强烈，在近期的市场风格下，资金还是偏向于估值低业绩确定性较高的行业。
《意见》提出，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层次多样化医疗服务。从多层次来看，目前医疗服务还是以三甲医院为主，其次有二级医院和一级医院，另外还有一些社区医院、民营医院和专科医院作为补充。中国医疗产业联盟的创始发起人之一、广东医谷执行总裁谢嘉生对《经济》记者称，目前我国的医疗资源都集中在三级甲等医院，而很多基层医院无论是医疗设备、医生能力还是资源都比较薄弱。
目前除了政府公立医疗服务之外，民营医院在机构数量上早已超过50%，但提供的服务数仍偏低。清华大学医院管理研究院研究员曹健告诉《经济》记者，虽然是国家鼓励社会办医这么多年，但还是以公立医院为主，公立医院的数量占到44%左右，服务量达到了86%左右，“而民营医院的数量超过16000家，但其服务量只有14%左右，所以多层次的办医还没有形成一个良性格局”。
近期国家支持社会资本进入医疗服务领域的力度逐渐加大。艾媒咨询分析师刘杰豪对《经济》记者表示，中国医疗服务市场规模巨大，公立医院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一些经营较好的民营医院通过借助社会资本的力量，在新医改政策利好环境下，通过不断创新、提高品质和完善服务，加速市场扩张冲浪蓝海，对医疗服务市场格局产生极大影响。
这对医疗服务产业的投资也是一个非常积极的正面消息，华盖医疗基金董事总经理、国仕资本研究协会特约研究员施国敏对《经济》记者称，结合国家医疗服务产业的现状及“十三五”期间的规划，至少未来5-10年的行业增长仍然会保持相对快速的发展，会有很多机会，特别是民营医疗服务的机会。
公立与民营、外资与内资、专科与综合、连锁与单体、社区与健康管理等目前确实存在多样化多层次的服务。社会力量提供医疗服务，其实大概在5年之前，就M入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特别是地产公司，很多都在布局医疗市场，通过医疗实现业务转型。
当然，那时的社会力量更多是作为公立医院的补充出现的，发展较好的民营医院基本是在公立医院无力顾及或无意投入的领域发展起来的，包括眼科、口腔科、整形美容、妇产、骨科等。应该说，现在有初步的多层次多样化医疗。
零点研究大健康事业部总经理姜健健对《经济》记者称，真正形成多层次多样化的医疗服务，社会力量不应该只是个补充的定位，而应该是公立医院的竞争者，甚至是超越公立医院。“社会力量要做弯道超车。”两个方面可以实现弯道超车。一是服务驱动，通过提供优质服务取胜，在妇产、整形、康复等市场可以布局；二是技术驱动，比如肿瘤、心血管、精准医疗等。
谢嘉生也表示，我们国家现在要重点发展基层医院，把三级医院简单的门诊或治疗放到基层医院去做，而三级医院更多的是做比较复杂的、需要研究的治疗为主体，“目前我们国家医疗改革的趋势就是要壮大基层的设备、医生的能力、医生的资源等”。
激发医疗三大领域投资活力
医疗产业是一个比较大的行业，根据不同的方法有不同的分类，很难按照统一的标准来给它进行分类。整个医疗行业根据其产业链的上中下游，可以分为药厂、器械厂、经销商、医院、病人五大环节，同时根据产业链也可以将医疗行业分为医生端、医院端和用户端。
整个医疗产业简单说就是生产、流通、服务，医药和器械属于生产环节，服务就包括医疗服务中的医院、诊所等，一些互联网医疗或者移动医疗的创新都可以归纳到新型服务这个领域。
《意见》中提出要调动社会办医积极性，进一步激发医疗领域社会投资活力。对企业来说，投资要看其有没有创新。创新是持续发展的动力，成都海创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元伟在《经济》记者采访时表示，投资医疗板块要看其专业化，例如专科医院，“传统的全科医院竞争很激烈，但专科医院或其他医疗机构如果在某一领域如癌症，有很好的研究和科研团队，这些医院就值得重点投入”。
创新本身不容易，医疗服务行业也如此，但包括高端专科、连锁等模式已在过往被证明是相对比较成熟和成功的投资模式，施国敏表示，包括社区连锁、互联网医疗、细分专科的深入等创新，以及各层级的资本化尝试未来是否能够在短期内快速得到发展也需要做好十足的内功和运营。
在王腾蛟看来，医药行业按二级市场分类主要分为化学制药、中药、生物制品、医药商业、医疗器械和医疗服务，“目前由于政策的导向，药品板块即化学制药、中药、原料药等承压明显，不过其中创新药，不管在现在还是将来都将是资本长期关注的领域”。
非药领域机会也比较多，其中包括医疗器械（国产进口替代）、医药商业（两票制营改增利好商业龙头）、医疗服务（分级诊疗，废除以药养医等给服务端带来机会）。
医疗服务领域再细分还包括综合医院、专科医院、第三方体检、第三方透析、独立医学实验室等，其中专科医院以及第三方的一些机构比较受投资者青睐，特别是像专科领域的眼科、口腔科等，目前在上市公司里面已有成熟的运营模式，类似爱尔眼科、美年健康等。
王腾蛟认为，在目前分级诊疗的大背景下，基层医疗市场即医疗资源下沉对于社会资本来说存在非常大的机会。
在细分领域，比如移动医疗领域包括健康医疗、医疗器械、医药等，刘杰豪表示，其中健康医疗行业是VC和PE最青睐的行业，但是今年的增速情况并没有那么快，重点关注领域是在生物技术（创新药等）、医疗设备（医疗器械等）和医疗服务三大方向，其中创新药是未来中国医药产业中投资的大方向。
从资本市场估值来看，创新药的市盈率通常是仿制药的两到三倍；医疗器械的监管没有医药那么严格，更容易受到资本市场认可，未来十年是中国医疗器械行业发展的黄金十年。
此外，姜健健还告诉记者，最近两年有三个领域比较受到关注。
一是新兴技术。包括医疗与3D打印、AR/VR等新兴技术及解决手段的融合，还有基因测序、基因编辑、细胞治疗、干细胞技术，它们最有可能对医疗健康产业带来革命性的变化。
二是跨境医疗。在三个方面都会有市场，轻医疗（整形、体检、旅游）、重医疗（肿瘤）、境外远程会诊。盛诺一家、春雨国际都已经在布局了。不光光是赴欧美日的高端医疗，很多在泰国的医疗是普通阶层也可以接受的。这个领域未来会产生巨头。
三是仿制药。2016年，国家食药总局正式开始292个品种的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工作，要求在2018年完成。这给投资者带来刺激，而且中国资本的主流，对像生物医药这种长线投入的项目其实不感兴趣，对于像仿制药这样的市场，因为它相对短期，马上就能看到效果，所以从资本特性上来说，他们对仿制药感兴趣。世界范围内，仿制药的增长率11%左右，是药品市场的2倍。
而前几年受到追捧的数字医疗，实际上开始遇冷。其实一直到去年为止，中国在在线医疗领域的开放度是比较高的，有不少的项目被投了。但从2017年出现了一个瓶颈，就是对于在线医疗的管理、管制。互联网诊疗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发出，对这个方面的投资是一个很大的抑制。
就拿医疗服务领域里的医疗机械的厂商来说，从技术端来看，医疗机械本身成本非常高，有很多投资人去投，但无论这个行业怎么发展，政策还是最重要的一点。
易观分析师张怡丹就对《经济》记者表示，所有的资本都是跟着政策走的，投资人会随着医疗产业相关意见稿的思路，“这个思路是要做什么，投资人就会去投什么”，《意见》可以分成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医药服务会发展中医；另一方面是会细化一些分级诊疗，在细化过程中降低社会办医的门槛和提高社会办医、审批流通过程中的效率。
医养结合牵头 探索新商业模式
医疗产业可以和其他多个领域或产业相结合，如医疗+养老，即医养Y合，这也是国家一直积极推行的重点，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人在65岁以后对医疗的需求是在不断上升的，如果医疗和养老产业能够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两者之间是可以互相促进的，谢嘉生对医养结合的模式很看好，“但在投资方面还存在一些阻碍”。
从产业现状来说，我国医疗+养老产业仍处于发展初期，主流市场参与企业多，规模小，市场竞争格局初步打开。政府支持力度逐年增大，纷纷探索具备区域特色的智慧养老平台模式。在刘杰豪看来，目前，医疗+养老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产业资本通过联合、收购医院等来获得医疗资源，从而进军养老行业；二是以医疗或者护理为主，同时提供养老服务；三是随着医疗体制改革和医生自由执业的解放以及大健康产业的发展，由品牌医生建立的中小型养老养生机构，以预防和健康、养生为主。
未来需要在养老机构中引入医疗护理资源及特色养生资源，为机构中老年人提供系统的医疗护理服务和养生保健产品。刘杰豪认为，医疗+养老可以在家庭医生制度、医保体制等方面入手，从而给我们的养老服务带来相对应的改善。“首先建立家庭医生制度，为老年人提供具有家庭医学服务和老年医学知识的家庭医生，同时加大人力、财力、物力的投入，实现健康管理和疾病的预防。”
传统的养老都是在家里，但是由于独生子女政策，随着中国社会的老龄化，养老成为很大的社会问题，“所以新的养老行业产生以后，很多人就会在老了之后到养老院，有专门的医生、护士和营养师提供服务”。陈元伟表示，相关的产业，如营养食物搭配、康复中心这些都完全可以和养老结合起来，同时良好的社会保险等保障制度，不仅老人有很好的养老的地方，也会给社会提供很多就业机会，对国家来说也营造了一个很好的社会环境。
同时，养老院也会产生一些收益，整个社会形成良性循环，陈元伟还对记者称，今后中国的老龄化非常艰巨，两夫妻结婚之后要负担四个老人的生活，自己要上班，还要抚养自己的孩子，压力会很大，所以这个社会对医养结合的需求很大。
姜健健认为，医养结合要想做好，需要解决四个核心问题。
一是观念问题。这个观念不是老人的观念，更多的是子女的观念，现在很多医养结合入住率低，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二是支付能力的问题。我国养老金本身的替代率很低，因此需要长期护理保险的支持，但我国目前还处于试点阶段。
三是医疗问题。目前所有成功的养老项目，都有与其相匹配的医疗业务作为基础支撑。但医养结合的“医”，需要符合老人的需求，是慢性病、心血管病、肿瘤、康复疾病的治疗，需要的是这方面的医生、护理资源。
四是医保的问题。医养结合其实牵涉到人社、卫计委和民政三个部门，在很多疾病上存在医保是否报销、报销标准低的问题。
另外，除了需要更多的医疗设施、人力资源等资源，医养结合还缺少很多有力的措施。首先，现在很多养老机构还偏小，医院承担起来很吃力，需要国家更多的扶持政策，同时鼓励更多民营资本投身到养老行业。
篇7
“全面实施健康浙江2030行动纲要”，“要认真抓好落实十方面民生实事，努力解决好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要完善公共养老服务体系，引导督促子女尽好赡养义务”……民生政策关乎民意、民愿，更关乎民心。在切实感受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幸福的同时，代表们将目光投向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全面小康。
以“医养结合”打通健康养老“最后一公里”
“一个行动不便的老人，由于拉肚子而不得不整天坐在马桶上，因为工作人员没工夫一直照顾他。”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温州市龙湾区人民医院院长魏丽华代表讲述了一段她曾在养老院看到的真实故事。
随着老龄化日渐严重，养老问题受到了人大代表们的高度关注。“养老是夕阳的事业，朝阳的产业。”“以前是七十古来稀，如今医疗水平的发展，百岁老人比比皆是。”温州医学院康复系主任王小同代表也真切感受到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挑战。他告诉记者，目前独居老人现象突出，老年群体慢性病多、病程长、治愈难，更有一些“失能”老人无法自我照料。
“老人不安，家人不安，把老年问题解决好，有利于青壮年全身心工作，减少后顾之忧。温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步鸣代表这几年对养老问题进行了深入调研，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他介绍，目前的养老模式如居家养老，受困于“养老的不治病、治病的不养老”，给老年人的养老和医疗带来不便。
“现有养老机构主要以传统的床位养老方式提供服务，很多失能或半失能老人亟需专业医疗康复，不少老人需要反复奔波于家庭、养老院和医院之间。”魏丽华认为，医养结合养老机构是这些老人的最佳选择，这是一种“有病诊治、无病疗养”的新型养老医疗模式，有效结合现代医疗服务技术与养老保障模式。
2017年1月1日起，浙江省卫生计生委、民政厅等10部门制定推出了《关于推进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相结合的实施意见》。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指出，将大力发展养老服务业，研究制定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用于养老机构建设的相关政策，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兴办养老服务机构，加快形成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
可见，以“医养结合”打通健康养老“最后一公里”，浙江已经迈出了步伐，但是不少代表对“医养结合”模式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也颇为担忧。养老机构和医疗护理机构建设资金不足；许多养老服务机构不能获得医疗机构身份、不能纳入医保定点单位；老年医疗护理专业人才缺乏等等。对此，李步鸣建议，政府应做好顶层设计，把机构养老规划纳入医疗服务规划中统筹考虑，并加快出台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相结合的实施细则。
“部门各自为政，养老和医疗资源各自独立、互相阻隔，是阻碍‘医养结合’服务体系建立的关键。”温州市鹿城区人民医院主任医生庄建华代表表示，推进医养结合体系建设，政府、社会等各方面力量要形成合力。
针对医养结合的发展路径，魏丽华提出，有条件的基层医疗机构可以开设老年病科。医疗机构还可与辖区内的养老机构签订医疗服务合作协议，并选派医疗服务团队定期到养老机构进行医疗与健康管理服务。有条件的地区还可与社会资本合作兴办医养结合机构或护理院。
“传统的养老模式需要改革。”庄建华告诉记者，“现在一些老人不愿意去养老院，是因为他们认为，到养老院是去等死。”温州市现代服务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作军代表也表示，“很多人谈到养老机构，观念是有问题的，以为养老就是纯粹的‘养老’，把老人圈进来，送进养老机构就完事了，实际上并非如此。”
据悉，截至2015年末，浙江省60岁及以上人口984.03万人，占总人口的20.19%，比上年同期增加38.95万人。数据显示，低龄老人的数量占据了很大的比重。
“这些老人还是年富力强，挺能‘折腾’。这些老人不单单只要解决生活照料的问题，还有丰富的精神诉求，比如说学习、娱乐，等等。引导这些老人积极投身社会经济建设，发挥正能量。”杨作军说。
王小同也建议，要积极推进“综合性养老”，多层次、多元化、多形式养老体系建设，让老年人可以自主选择。同时，政策要托底，政府要e极建造养老院“样板房”，制定标准，购买服务，有力监管，对民办养老机构进行引导规范。
新工匠，从“0”到“1”的质变
说到职业教育，人们会想起前两年热播的《大国工匠》系列片。据了解，浙江一共有独立建制高职院校45所，各具特色，也为各行各业输送了大量人才。“工匠精神是传承和钻研，是专注和坚守，更应该包含着创业与创新。”浙江三门职业中专党委书记、校长，三门技师学院副院长谢卫民代表这些天一直在思考“新工匠精神”的内涵。他认为，在信息化时代，新工匠和旧工匠内核不一样，旧工匠是1到N的量变，而新工匠则是0到1的质变。
“职业教育不仅仅要培养技能型人才，更要培养掌握高新技术、能够适应时展的高技能人才，要成为浙江制造、浙江‘智’造的‘领头羊’。”谢卫民告诉记者，这些年，浙江的职业教育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学生家长和社会各界对于职业教育的认同度也在不断提升，已从最开始的不认同转变为逐步认同。
“比如我们学校，近几年中考分数在普高线以上选择到我校就读的初中毕业生，从原来的0上升到了现在的7%―8%左右。”在喜见变化的同时，谢卫民也直言，目前在社会上“重普高轻职高”的现象仍然突出。同时职业教育也面临着校企合作不紧密，师资力量薄弱、职业教育投入力度不够等问题。
“大家对职业教育仍存在偏见，认为职业教育劳动强度大、工资待遇低、升迁机会少，属于择业末流，选择职业教育是无奈之举。”李步鸣告诉记者，目前职业教育社会认同度低是个“外伤”，而专业设置滞后，人才培养无法满足产业需求则是“内伤”。据他介绍，一些专业所培养出来的学生还不能适应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所需，本科层次的职业技术技能人才尤其紧缺。
“以前很多职业学校过分注重学生的专业技能培养，放宽对学生的文化素质要求。现实情况是，如果学生的文化素质低，就不可能有好的创新创业能力。”谢卫民建议，将“两创”课程有机地融入到职业学校课程体系，培养学生的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
“职业教育要优化专业结构，建立专业动态调整机制。”李步鸣认为，要从当前浙江经济转型升级，建立现代产业体系要求来谋划专业设置。目前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循环经济、绿色经济等方向将产生一批新的应用技术，从而催生出一批新的产品、新的行业以及新的企业。他建议，从这一特点出发，浙江高职教育专业设置应积极向这些专业靠拢，有针对性地培养新兴产业适用型人才。
人才培养，职业教育和普通本科院校教育两手都要硬。《政府工作报告》指出：继续放宽普高、职高分流限制，促进普高、职高协调发展。积极稳妥开展高考综合改革国家试点。积极推进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加大重点高校、重点学科支持力度，着力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争创国际国内领先的一流学科、一流大学。积极推进应用型本科院校和高等职业教育院校上水平。
“中央希望浙江各项事业的发展在全国都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现在我们最大的短板和发展瓶颈还是人才。与北京、江苏、上海、深圳等地区相比，浙江在人才总量、结构和素质方面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浙江大学副校长罗卫东代表认为，造成人才瓶颈的重要原因，是浙江高等教育虽然在过去若干年里有了较大的发展，但优质资源极度稀缺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
“作为国内顶尖、国际知名的大学，浙江大学改革和建设的力度很大，发展速度很快，在带动浙江省高等教育发展总体水平提高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仅凭浙江大学无法从根本上缓解优质高等教育服务极度短缺的现状。”
“好大学不是一朝一夕能建起来的，如果不及早M行布局，这个问题还会不断往后拖。所以，尽快对浙江省高等教育重新认真思考布局和优化结构，越早重视，越主动行动，对浙江发展越有利。这件事情真的不能再拖了！”罗卫东建议。
垃圾分类不是一个小题目
“垃圾是放错了位置的资源。”在高度重视节能减排、绿色环保的时代，垃圾分类的环保意义不言而喻。但正是这样一件看似举手之劳的小事，却面临着落实难、推广难等困境。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浙江省十大实事中，第二件就是研究制定推进垃圾分类的具体办法。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研发项目主管黄丽珍代表今年又提了一个关于生活垃圾的议案，这已经是她连续第三年在人代会上关注垃圾分类问题。
在黄丽珍看来，历经多年的垃圾分类推进工作，浙江的许多试点已经取得了成功，虽然这些垃圾分类试点中以农村居多，但在城市里也有不少亮点：“我去过下沙的魅力城小区，那里的垃圾袋追溯机制很成功，居民的垃圾分类认同度很高，即使是小孩子都知道要做好垃圾分类。”
目前城镇生活垃圾分类许多试点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效果有限的现状，她也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是时候了！”黄丽珍说，现在正是把一些成功的模式和做法，以立法的方式在全省推开，上下齐心，做好垃圾分类的最好时机。
而在温州代表团，在环卫一线工作的王潘萍代表，也是连续两年针对垃圾处理撰写建议。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她直言，袋装垃圾并非长久之计，许多消费者用不可降解的塑料袋装垃圾，给垃圾回收利用和分类处理带来很大的困难，同时也给垃圾填埋和焚烧带来新问题。民众的垃圾分类意识不强，镇村居民没有垃圾分类的习惯。
“做好垃圾分类处理首要是加大投入，试点先行，逐步普及镇村垃圾分类收集处理以及垃圾桶、垃圾收集车、中转站、填埋场等配套设施建设。”王潘萍认为，垃圾分类的主体应该是居民本身，要落实到户才有效力。垃圾在家里的时候是混装的，大家出门之前再分类，效果一定不好。不如每户发几种颜色的家庭小垃圾桶，在家里扔的时候就分好了，那么拿去社区的分类箱就不困难了。
在宁波代表团的小组会议上，宁波市第一医院副院长许幼峰代表抛出的垃圾分类话题，也一下炸开了锅。“光靠民众自觉、自发分类十分难。前期需要引导，比如从小学就开始做好垃圾分类的教育工作。”“我在瑞典看到，几个垃圾箱旁，都有志愿者在管理，垃圾分类没做好的，志愿者不让扔。”“日本每个垃圾袋都有编号，若垃圾分类做得不好，可以根据编号溯源，由志愿者上门做工作。”……
“垃圾分类的解决之道在社区。”许幼峰表示，可以采取垃圾袋编号方式，对垃圾分类进行溯源，做得不好可以上门教育、劝导；做得好的，可以给予一定的物质激励，比如物业费减免等办法。
“城市垃圾分类相较农村业态复杂，环节看起来简单但细节上要求和标准很难统一。这就容易出现‘破窗效应’。”金华市副市长张伟亚代表建议，要有顶层设计，明确各个相关部门、相关人员的职责并设定处罚、激励机制。同时还要建立相关制度鼓励市场参与，比如欧洲的一些大公司，他们的包装就会有人回收。
篇8
关键词：“互联网+” 医疗健康产业 发展现状 路径
一、相关概念界定
（一）医疗健康产业的概念
狭义的医疗健康产业指医药产销及医疗服务自接相关的产业活动，总体分医药工业和医药服务，其中，医药工业包含五大子行业，医药服务包含医药商业、研发外包、医疗服务。
广义的医疗健康产业则是指维护健康、修复健康、促进健康的产品生产、服务提供及信息传播等活动的总和。大健康产业由医疗性健康服务和非医疗性健康服务两大部分构成，已形成了四大基本产业群体：以医疗服务机构为主体的医疗产业，以药品、医疗器械以及其他医疗耗材产销为主体的医药产业，以保健食品、健康产品产销为主体的保健品产业，以个性化健康检测评估、咨询服务、调理康复、保障促进等为主体的健康管理服务产业。与此同时，我国大健康产业的产业链已经逐步完善，新兴业态正在不断涌现。健康领域新兴产业包括养老产业、医疗旅游、营养保健产品研发制造、高端医疗器械研发制造等。
（二）“互联网+医疗”产生的背景
随着“十三五”规划“健康中国”战略的提出，健康医疗产业正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事实上，从全球范围看，医疗健康产业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而伴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广大民众对医疗健康的重视程度也日渐提升，中国的医疗健康产业开始进入高速发展时期。
我国庞大的人口总量和社会日趋老龄化也为医疗健康产业提供了极具潜力的市场。而新一代信息技术、互联网应用的普及以及生命科学领域研究和临床应用等的不断突破，则在提升医疗水平和健康管理能力、提供技术保障的同时也给医疗健康产业带来新的变革，医疗器械、养老服务、医药电商和移动医疗等产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三）医疗健康产业在互联网时代面临的发展机遇
一是政府引导发展。“十二五”以来，我国卫生事业得到快速发展，居民疾病经济负担进一步减轻，国民健康水平总体上处于中高收入国家水平。“十二五”期间政府也大力引导医疗健康产业的发展，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文件促进医疗健康产业的发展。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中也明确指出：“十三五”期间将“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二是健康产业需求巨大。从发展形势来看，未来我国居民收入水平仍将保持上升走势，消费能力不断增强。同时，我国居民健康意识在不断提高，对健康服务的消费意愿也日益增强，居民收入的增加和健康意识的日渐增强共同催生了巨大的健康市场
三是人口老龄化。在老龄人口中，空巢老人、失能老人、慢性病老人等医护需求高的群体占据较大比例，人口老龄化对医疗健康产业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市场空间和利润增长点。在医疗器械方面来说，针对老年人的家庭病床护理、老年康复中心的各种器材、保健器材等都是医疗健康产业今后的发展方向：在食品方面来说，针对老年人的保健品、营养食品等也是健康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
二、“互联网+医疗”在大健康领域的作用
随着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多领域技术与医疗领域跨界融合，新兴技术与新服务模式快速渗透到包括预防、诊断、治疗等在内的医疗各个环节，给人们就医习惯、就医方式等带来重大变化。
（一）有利于优化医疗资源配置
在线咨询和远程医疗借助互联网实现有限医疗资源的跨时空配置，突破了传统的现场服务模式，使医疗资源匾乏得以缓解。在线健康咨询服务可有效解决患者看病无序现象，通过建立疾病数据库和整合医生资源，将需要到医院就诊的患者导诊到相应的部门。在远程医疗方而，可在医院内部和医院之间联网实时共享相关信息，有望改善医疗资源配置不合理的困局，充分利用稀缺的医疗资源。
（二）重塑医院服务流程，提高医疗服务效率
医院通过移动应用增强与患者的实时互动，有利于完善医疗服务环节。提高医疗服务效率。医院通过开发手机App软件，将预约诊疗、候诊提醒、划价缴费、诊疗报告查询等传统服务全部在移动互联网实现。患者通过移动应用可实现自助旌拧⒚耪锖妥航煞选⒓觳楹突验报告查询、专家排班等信息查询及满意度评价等，不仅解决了挂号、候诊、缴费时间长和就诊时间短等问题，而且增强了获取服务的便利性，提升了满意度。
（三）有利于慢性病患者的管理和合理就医，实现分级诊疗
大医院的拥堵很大程度上卡在了慢性病这一领域。通过互联网技术手段对慢病群体进行管理，包括可穿戴设备，远程医疗等技术手段，可合理分流患者，实现分级诊疗。单从互联网医疗角度出发。拥有大量、优质的医疗资源仅仅是分级诊疗的基础性资源，提高医生接诊效率的模式才是关键，慢性病管理可以有效利用互联网医疗的大数据优势，实现分级诊疗。
三、“互联网+”背景下我国医疗健康产业发展现状
在“互联网+”蓬勃发展的当下.医药电商和移动医疗无疑成为互联网与医疗健康产业相结合的典型代表，既是国家政策大力扶持的重点，也代表了未来产业发展的方向，更是当下资本市场的投资热点。“互联网+”的时代已经到来，在为大众提供便捷服务的同时，医药电商和移动医疗也给传统医疗健康行业带来新的发展契机，市场前景值得期待。
而得益于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医疗器械行业已逐渐成为医疗健康产业中一个较为独立的分支，市场潜力巨大。有相关专家指出，医疗器械是医疗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医疗器械市场规模已超过千亿元，是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
不过，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医疗器械行业还有着巨大的提升空间，但同时也面临着低端产品产能过剩、高端医疗设备发展不足的困境。我国医疗器械行业普遍存在企业规模小、产品处于产业中低端环节，与全球龙头企业相比还有较大差距等问题，未来发展高附加值产品、推动高端医疗设备的国产化将成为国内产业发展的重点。
再以养老服务产业来说，自2000年开始我国已步入老龄型社会，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随着中国老龄化程度不断加重，与此同时，养老服务产业也迎来了新的发展空间和投资机遇。
不过，当前我国养老服务产业尚处于起步阶段，存在配套服务设施不足、服务体系不健全、观念不到位、资金供应不足等一系列问题。为此，我们应借鉴国内外成功的模式和经验，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不断满足老年人持续增长的养老服务需求，有利于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推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四、健康医疗产业的未来发展路径
（一）医疗健康+养老
2015年11月国务院转发了《关于推进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相结合的指导意见》，全面部署进一步推进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相结合，鼓励医疗卫生机构与养老服务融合发展。国家大力提倡医养融合，就是为了使老有所养，老有所医。“楼上养老，楼下看病”的医养结合模式优化了社会资源的配置，提高了养老院的入住率，同时也减轻医院病床的压力，使老人足不出户也能得到诊疗和护理的服务。发展医养结合，强调的就是医疗和养老的有机衔接和融合发展，一方面可以优化医疗资源的使用效率，将集中在大医院或者长期在大医院住院的老年人逐步引导到康复医院、护理院或者有医疗服务能力的医养结合机构，从一定程度上缓解大型综合性医疗机构的压力：另一方面，通过支持养老机构设立医疗机构等措施，让一些有医疗护理需求的老人根据健康情况和自身l件在医养结合机构中接受服务同时，加强对居家养老、社区养老的老年人提供所需的基本健康管理服务，逐步建立起“治疗在大医院，康复和护理在医养结合机构或养老机构”的综合连续的服务模式。
（二）医疗保健器械家用化
根据9073养老模式来看，今后的养老模式主要是社区养老，97%的老人都会通过社区居家来养老，国家也提倡社区养老，要把医疗健康与养老相结合，未来的医疗器械向家用化发展是健康医疗产业发展的一大趋势。家用医疗保健器械产品实际上是一种普及化的小型医疗保健器械，具有一定预防、诊断、保健、治疗、辅助治疗、康复等作用，这种产品适合于家庭及老年人家居使用。家用医疗器械操作方便简单、安全可控，方便实用，特别是对于一些有老年慢性病患者的家庭更是不可或缺。随着生话水平与生话质量的提高，人们越来越注重自我保健，家用治疗仪、家用检测器械、家庭护理器具、家庭保健器械、健康远程监控预警、家庭医疗康复器具等各种自动、半自动的电子家用医疗器械今后也将成为普通居民家庭消费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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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医院；补偿；成本；变动成本；对策
一、新医疗服务价格后医院内补偿现状
2006年6月，广东省物价局、省卫生厅下发了《中央、军队、武警、省属驻穗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粤价[2006]131号)，对照新的《医疗服务价格》。医院对部分医疗服务价格进行了调整，调整了原有的401项，下调了315项项目的价格，上调了86项，下调项目以大型仪器检查治疗项目为主，整体价格下调了2.69％。
把医院内服务项目收入进行财务分类后，按补偿比重依次排序为：药品收入、治疗收入、检查收入、检验收入、手术收入、床位收入、诊察收入、挂号收入、护理收入。
在医院内部的补偿中，药品收入的比重是最高的，这一方面体现了“以药养医”说法存在依据，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在医院内医疗服务开展不足，有主次颠倒的倾向。现对药品的收费采用大多数药品按加成率计算，单价在五百元以上的药品固定加成的方法。随着医改进程的推进，取消药品加成的工作已在试点医院展开，药品差价部分拟或以定额药事服务费取代，或部分由财政补助。总而言之，药品项目可能不再是赚钱项目。
治疗收入中，医用材料收入占了大部分比例，新《医疗服务价格》“除外内容”和“说明”中未明确规定可另外计费的医疗器械、一次性医用消耗材料等，一律不得另外收费。对可收费的一次性消耗材料，购进单价在1000元(含1000元)以内的加收10％；购进价1000元以上的，实行累进差率，1000元(含1000元)部分加收10％；1000元以上部分加收8％，单件加收部分最高不得超过800元。虽然医用耗材的利润空间一再被缩小，总体来说，医用耗材除了可保本外，还可补偿一部分其他的医疗服务项目成本。
检查收入和检验收入产生于医技诊疗类医疗服务项目，是医技人员运用医疗专用设备对患者自身或自身标本进行检查、检验。产出结果，是医生对患者作出诊断的依据之一。检查收入和检验收入是医疗专用设备和医技人员的知识劳务有效结合产生价值的医疗服务项目，是医院取得补偿的重要途径。
手术收入主要用于补偿手术医、护人员的劳务价值和不可收费的设备折旧、医用耗材等。政府对手术类医疗服务项目定价偏低。不足以补偿医护人员的技术劳务和知识识价值成本。
护理收入占医院内收入比例最少，对医疗机构中人数最多的护理团体，显然存在着收入与成本的倒挂，可见，新《医疗服务价格》低估了护理人员的劳务价值。其他收入由于其不确定性，不能作为医院补偿的经常性途径，因此不列入讨论的范畴。
二、医院的成本现状及管理对策
(一)医疗服务项目成本函数
成本动因是影响成本的重要因素。成本动因的变动会导致相关成本对象总成本的变动。成本按成本性态进行分类可以分为两种—变动成本和固定成本。变动成本是随着成本动因的变动在总量上发生变动的成本。固定成本是尽管成本动因发生变化，其总量保持不变的成本。
我们设医疗服务项目业务量为成本动因，则医疗服务项目成本习性模式为：Y＝a＋bX，Y——总成本，a——固定成本，b——单位变动成本，x——业务量。在保本业务量下，Y＝pX，p为医疗服务项目价格，此时有x＝a/(p-b)。保本业务量主要受三个条件限制：p价格、a固定成本、b单位变动成本。把医院成本按项目分类，按比重依次排序为：专用材料费、人力成本、折旧、保障服务成本、公务业务成本。按成本习性分类，人力成本、折旧为医疗服务项目的固定成本，专用材料费为变动成本。
(二)专用材料——分类管理
专用材料费包括药品、医用材料、低值易耗品以及医院内使用的其他材料，对于药品、医用耗材的管理，可以采用“ABC分类管理法”。对物资进行分类，A类为高额药品、医用耗材。应实行专人岗位责任制管理，建立使用情况登记本，材料发出情况与病人记账收入核对(实名制)；B类为非高额的可收费药品、医用耗材，消耗的同时，应确保其加成后足额收回款项；C类为不可收费的药品、医用耗材。根据历史数据和业务量制定消耗定额。设立物资消耗的奖罚标准，达到降耗的目标，也就降低了单位变动成本b。
(三)人力成本——变固定成本为变动成本
医疗机构的人员配置并不随医疗服务项目数量变动而变动，在一定时期内，医院的人力成本表现为固定成本。由于医疗服务项目规模的扩大，单位固定成本呈现减少趋势。
在三甲综合性医院，利用“名医”效应，通过预约挂号等途径，为尽可能多的患者提供医疗服务，这就是专家的规模效应。
医院内人员比重最大的护理人员的规模效应，通过变科室配置固定的护理人员为全院范围内根据业务量配置护理人员来表现。首先对不同专科病区护理流程进行时间与动作分析，制定各专科护理标准流程与行为规范。确定专科病区住院人次与护理人员之间的关系。为实现护理人员院内流动提供技术上的可能性。利用统计学模型一回归分析法，建立护理人员与护理业务量的函数关系，通过预测业务量。如出院人次，门急诊人次，来确定需要的护理人员。这样，灵活调配护理人员，变固定成本为变动成本。有效控制人员的增长需求，有利于考核和控制日趋沉重的人力成本。
(四)其他成本——下达定额，考核责任成本
折旧包括房屋折旧和设备等折旧。医疗设备购入前应由职能科室与业务科室进行充分的论证，购入后定期公布该设备使用情况；对各科室占用的面积在院内公布，达到职工监督的目的。对于水、电、洗涤费等保障服务成本和办公费、邮电费、招待费等公务业务成本，根据前三年成本数据制定各业务科室定额，下达到科室，作为绩效考核的一部分内容。
三、医院生存和发展的对策
以药养医，以检查收入、检验收入养医，是大部分医院的补偿现状。随着群众对高品质医疗服务需求的增长，“药费贵”、“检查贵”、“检验贵”的呼声越来越高。在治病上利用信息不对称增加医疗服务项目是不道德的行为，优化和精简理想的诊治项目集合是医生的职责。如不开大处方、大检查、重复检查、不必要的检验。发掘患者需要的医疗治疗类服务项目并广泛开展。是医院应对医疗改革的根本举措。如运用针炙等中医疗法，治疗患者的慢性病，便宜有效，不仅深受患者欢迎，而且扭转了以药养医，以检查收入、检验收入养医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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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模型介绍
年龄移算法是人口发展预测方法中的一种，本次预测将采用年龄移算法进行。年龄移算法的预测思路是按年龄组存活率将每个年龄组的实际人口数进行递推的人口预测方法。将人口看做时间的函数是年龄移算法的重要原理。基于人口一年长一岁的原理，年龄移算法可以将由某一年度或者某一年龄组的人口数在与它相应年龄组的死亡率水平作用下，通过转移到下一个年度或者下一个年龄组，将下一个年度或者下一个年龄组的人口数计算出来，年龄移算法具有相当高的准确性。年龄移算法模型预测年龄别人口数的具体使用的公式如下所示：
公式1中，Px（t）是指t年x岁的人口数，Px+1（t+1）是t+1年x+1岁的人口，Sx（t）是指t年x岁的人到x+1岁时候的存活率。
年龄移算法对未来人口预测，要求有基础数据。那么未来年份0岁的人数无法运用年龄移算法进行预测，考虑到0岁人口等于新出生人口，也等于各年龄生育龄妇女人数乘以相应的生育率再乘以新生儿存活率。
（二）参数选取
以2010年济南市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为基础，全面分析未来社会经济发展变化、医疗卫生水平逐步提高、人口政策变动等起作用的因素，运用年龄移算法对2015至2030年济南市的总和生育率、死亡人口率、出生婴儿性别比、人口机械增长率等相关指标进行预测。最终运用到人口的预测中。
（三）预测结果
根据迁移流动人口分年龄、分性别比例情况，将迁移流动人口分年龄性别加入到年龄移算法计算得来的静态人口中。得到最终的济南市动态人口预测结果。
从图中可以发现，金字塔上部的老年人口数量逐步增多；由于生育政策的调整，新生儿的数量慢慢增多，使得0-14岁的少儿组人数增多，塔底部慢慢的变宽。因此在未来的几十年，现存的适龄劳动力人口过渡为老年人口，导致老龄化程度加深，老龄人口数量增多；当这一阶段过去之后，在生育政策的调整和外来人口的共同影响下，老龄化趋势会得到缓和。但是接下来的年份中，老年人口数还将持续增长，老龄化对济南市的养老保障、医疗等考验非常巨大。
二、济南市养老模式现状分析
（一）家庭养老
家庭养老是养老方式中的一种。家庭养老的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生活上的照料、情感上的交流、经济上的赡养。家庭养老主要分为自我养老和家庭成员供养两种。家庭养老依然是主要的养老方式，因为家庭养老能够给予老人特殊的精神慰藉。家庭成员承担着供养老人的主要责任，亲朋好友是照顾老人的主要社会资源，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家庭为主导地位的养老方式是不容动摇的。济南市受齐鲁文化、孔孟之道的影响，重孝道是这一区域人的共性，因此以家庭养老为主体。对问卷中所涉及的问题“满意目前的养老模式吗”所得数据进行分析，“很满意”的占34.4%，“基本满意”的占50.7%，不满意的占14.9%。
（二）机构养老
机构养老模式主要包括政府出资兴建的非营利性的福利院、敬老院和民办的盈利性质的养老院、老年公寓等。在农村敬老院主要集中供养“五保户”，在城市社会福利院通常收容无生活来源、无赡养人、无劳动能力的老年人为主。机构养老模式的发展满足了老年人养老需求。减轻年轻人因工作繁忙不能照顾好老人的压力。老年人在养老机构可以相互交流，利于身心健康。调查显示济南市老年人入住养老机构的需求比例为7.6%，养老机构床位数量和调查所需的数量之间存在较大的缺口。但是目前养老机构实际的入住率平均约为70%左右，最少的还达不到10%的入住水平，总体上看机构养老的服务还没达到供不应求的状态。
（三）居家养老
居家养老是指以家庭养老为主、机构养老为辅的养老模式。居家养老是家庭养老和养老院养老的有机结合，在家庭养老的基础上，发挥社区优势，将社会资源进行整合，对社会养老方式的不足之处进行弥补。《济南市居家养老服务工作实施意见》指出：政府每月为符合条件的老年人购买送时服务20个小时。不满足条件的老人根据自己的需要情况和经济情况可自行购买此服务。由此可见居家养老模式包括为了养老聘请保姆、小时工等运用社会资源的一些养老现象。
三、济南市养老模式优化建议
（一）巩固家庭养老意识，保证老有所依
面对人口老龄化进程和空巢、高龄等特殊老年群体增多的严峻形势，单纯依靠发展社会养老未必能够将庞大数量的老年人的养老问题解决好。由此可见，倡导和发展家庭养老势在必行。必须巩固家庭养老助老的职能，应鼓励提倡子女赡养、尊敬、爱戴老人，让老人们在幸福中度过晚年。这里提出的倡导子女赡养老人，是提倡在继承和发扬传统美德的基础上，实现国家、社会、家庭、个人相结合“四位一体”的养老模式，而不是社会无责任，将老人的养老问题全盘托付于子女。竭尽全力将经济建设至更高层次，是济南市迎接老龄化社会到来的根本任务，但和谐社会的发展需要妥善、全面解决老人问题。由政府买单，为在家养老的老人提供有价服务券以购买家政服务，如健康查体、生活补助等。建议对特困和高龄的老人要相对多发些有价服务券。每一个居委会都应成立老年志愿服务组织，及时解决家庭养老出现的问题。
（二）发展多元化养老模式，提供多层次服务
根据我国现阶段老龄化社会未富先老、医养分离矛盾突出的问题，提出一种新型养老服务模式――“医养结合”。所谓“医养结合”，就是将现行体制下互相独立、自成系统的医疗机构和养老机构结合起来，使医疗资源与养老资源有机融合，实现社会服务机制的最优化和社会资源利用的最大化。“医”即指医疗康复保健服务，包括医疗服务、健康咨询服务、健康检查服务、疾病诊治和护理服务、大病康复服务以及临终关怀服务等；“养”则包括生活照护服务、精神心理服务、文化活动服务。“医养结合”就是集养生、养心、养身等为一体，把老年人身心健康医疗护理服务放在首位，把养老机构和医疗机构的社会功能相结合，把生活照料和康复关怀融为一体的养老服务模式。该模式既实现对数以千万计的患病、失能、半失能老人“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的全面关怀和近身服务，又切实解除困扰千家万户对患病老人医护难的社会问题。
（三）完善老年福利设施以及相关法律制度
经过现状实地调查发现，济南市现有的福利设施匮乏，设施陈旧，不能满足日益增长居民的需要；现有福利设施布局不合理，给居民对福利设施的利用造成不方便。需要在城市总体规划以及各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中予以完善落实，建立城市、区、社区三级城市养老服务体系， 农村形成镇老年福利服务中心、镇敬老院、家庭三级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在柳埠新建市级大型老年公寓一处，床位数达到 300张左右；各区新建区级老年公寓 24 处（其中市中区 3 处、天桥区 4 处、槐荫区 4 处、历下区 5处、历城区 6 处、长清区 2 处），每个老年公寓的床位数为 60 张；社区级养老服务设施，借鉴外地经验开展日托式居家养老，依托“星光老年之家”开展日间照料和居家服务，保证 50处“星光老年之家”，每处床位数达 300 张，形成完善的城市养老服务体系。新建和改（扩）建现有农村敬老院，完成乡镇敬老院的更新改造任务，加强村级敬老院的建设工作，提高村办敬老院的比例，保证五保对象集中供养率达到 100%。
从国外成功经验来看，对一种养老模式的成功实施而言，法律制度的制定和完善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国、英国养老事业的成功发展表明完善的法律制度的重要性。日本为了保障家庭养老模式顺利转向社会养老模式，率先颁布了相应的法律制度，使得转变有法可依。
我国目前缺乏健全的养老方面的法律法规，具体内容不明确，操作困难。依照我国的特殊国情，着重从法律层面上确定养老方式的选择、规范养老服务的标准、对养老机构运行的监管，制定出包括人员配备、设备、管理、服务等方面的规范化标准，要想实现养老事业顺利发展，必须保证养老的相关行为有法可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