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制度的重要性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法律制度的重要性，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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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体重指数；腰臀比；皮下脂肪厚度；糖尿病肾病；相关性

糖尿病是临床中较为常见的病症，且极易导致诸多并发症的发生，其中糖尿病肾病是较为常见的微血管难治性并发症之一，临床上20%～40%的糖尿病患者可能并发该症[1-2]。研究发现，肥胖在糖尿病患者中极其常见，但糖尿病肾病与腹型肥胖间的研究仍较少[3-5]。在对肥胖进行评价时，体重指数（BMI）、腰臀比（WHR）及皮下脂肪厚度（SFT）是十分常用的指标[6-7]。本文主要回顾性分析2013年8月～2015年8月河北省石家庄市第二医院（以下简称“我院”）收治的糖尿病患者的临床资料，探讨糖尿病肾病与腹型肥胖间的关系及糖尿病肾病患者的临床特征。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842例于我院就诊的糖尿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依照《中国成人超重与肥胖症预防控制指南》[8]将患者分为三组，即肥胖组（BMI>28 kg/m2）、超重组（BMI为24～28 kg/m2）及正常组（BMI 0.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经我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

1.2 入选标准

所有入组患者均符合如下标准：①对本研究知情，并签署知情同意书；②患者出现糖尿病视网膜病变；③尿微量白蛋白升（UMA）高；④患者均为2型糖尿病。

1.3 排除标准

本研究若患者符合如下任何一条标准，则将其排除：①并发其他肾脏性疾病；②正在服用制酸剂、保钾利尿剂；③服用过肾毒性药物；④并发泌尿系统感染；⑤患者并发恶性高血压、代谢紊乱等；⑥哺乳期或妊娠期；⑦临床资料不全或主动退出本研究。

1.4 方法

所有患者均空腹12 h后，取5 mL静脉血，对其空腹血糖（FBG）、三酰甘油（TG）、糖化血红蛋白（HbA1c）、总胆固醇（TC）、低密度脂蛋白（LDL-C）、肌酐（Cr）、高密度脂蛋白（HDL-C）、尿素氮（BUN）等指标进行检查。所有对象在24 h内不连续取样3次测定其UMA，取均值。所有患者均行眼底检查，若患者出现散瞳则直接使用眼底镜进行检查，筛查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1.5 BMI、WHR及SFT测定

所有患者均脱鞋测量升高，仅穿贴身内衣测量腰围、臀围、体重，计算BMI、WHR及腰围身高比。连续3次使用双能X线骨密度分析仪（DEXA）方法检测患者脐上1 cm处体脂和瘦组织含量，并分析患者SFT水平。

1.6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7.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采用方差分析，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相关性采用Pearson分析，影响因素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以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三组患者相关临床指标比较

三组患者FBG、HbA1c、TG、TC、HDL-C、LDL-C、BUN、Cr、UMA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2.2 三组患者糖尿病肾病患病率比较

肥胖组患者糖尿病肾病患病率最高，超重组次之，正常组最低，差异有高度统计学意义（P < 0.01）。

2.3 三组患者BMI、WHR及SFT比较

肥胖组BMI、WHR及SFT值最高，超重组次之，正常组最低，差异有高度统计学意义（P < 0.01）。

2.4 Pearson相关性分析结果

BMI、WHR及SFT与糖尿病肾病患病率呈正相关（r = 0.081、0.138、0.087，P < 0.05）。年龄、TC、TG、LDL-C、FBG、HDL-C、BUN、HbA1c及Cr水平与糖尿病肾病患病率无相关关系（P > 0.05）。

2.5 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BMI、WHR、SFT中仅SFT为糖尿病肾病发病的影响因素（P < 0.05）。

3 讨论

糖尿病肾病是临床较为常见的糖尿病致死性因素之一。研究证实，慢性代谢性疾病时肥胖的诱发因素之一，且常与糖尿病集结出现[9]。有大量实验证实，多种代谢异常疾病均可能导致中心性肥胖，也是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等疾病的诱发及危险因素[10]。诸多可能诱发代谢性综合征的因素均可能导致患者肾脏负担加重，并发肾脏损伤[11-12]。

临床中常使用BMI、WHR、SFT等指标评价肥胖情况。有学者研究发现，20岁时，若BMI>25 kg/m2，则其并发肾功能衰竭的概率是正常人的3倍以上[13-14]。成年女性BMI≥35 kg/m2或成年男性BMI≥30 kg/m2，其肾衰竭的发生率是正常者的3～4倍[15]。研究发现，肥胖与糖尿病肾病存在显著性相关关系[16]。本组资料显示，随着肥胖率的增加，糖尿病肾病的发病率也随之升高，肥胖患者糖尿病肾病的临床发病率显著高于正常患者。此外，本组资料显示，糖尿病肾病与肥胖程度密切相关，且BMI、WHR、SFT水平与糖尿病肾病发病率呈正相关，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SFT是导致糖尿病肾病的显著性影响因素，但BMI及WHR并非主要影响因素。分析认为，BMI与患者总体重有关，但无法区分脂肪与肌肉量，且无法有效反映脂肪的全身分布[17]。而在评价WHR指标时，缺乏身高因素导致其具有一定局限性[18]。SFT既无性别差异且受身高影响较小，因此其可以良好地反映体内脂肪分布情况，且可以有效评价脂肪堆积情况。结果表明，腹型肥胖是导致糖尿病肾病潜在的影响因素。

研究结果显示，肥胖及超重患者Cr及BUN水平与正常体重者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提示肾功能改变与腹型肥胖间并无直接关系，当肥胖导致糖尿病患者并发糖尿病肾病后可能会进一步加速其发展至终末期肾病，并出现明显的肾功能异常[19]。深入分析发现，糖尿病肾病患病率与BUN、Cr并无相关关系，提示肾功能无法有效预测糖尿病肾病的发生风险[20]。本研究结果显示，正常体重患者血TG及TC水平显著低于超重及肥胖患者，且TG水平差异最为显著，超重及肥胖患者HDL-C水平显著低于正常体重者，但LDL-C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提示超重及肥胖糖尿病患者其体内可能存在明显的脂代谢异常现象。三组患者血糖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进一步分析发现，TG、HDL-C、TC、LDL-C、HbA1c及FBG水平与糖尿病肾病发生率无相关关系，其可能与患者在治疗糖尿病过程中主动控制血脂及血糖有关[21]。

综上所述，BMI、WHR及SFT与糖尿病肾病患病率呈正相关，可认为腹型肥胖与糖尿病肾病存在密切关系。仅对BMI进行评价以判断腹型肥胖存在一定缺陷，可考虑联合WHR及SFT进行评价。

[参考文献]

[1] 韩卓笑，牛尚梅，王芸，等.肥胖与2型糖尿病肾病的研究进展[J].医学综述，2015，21（3）：488-490.

[2] 杜雪霞，吴明清，李晓春，等.血清Ghrelin水平与糖尿病肾病腹部肥胖患者的相关性[J].疑难病杂志，2015，14（3）：258-261.

[3] Shelbaya S，Amer H，Seddik S，et al. Study of the role of interleukin-6 and highly sensitive C-reactive protein in diabetic nephropathy in type 1 diabetic patients [J]. Eur Rev Med Pharmacol Sci，2012，16（2）：176-182.

[4] 翟莎，周@媛，王战建，等.腹型肥胖和糖尿病肾病[J].中国医学前沿杂志：电子版，2012，4（9）：24-27.

[5] 王兴，田力铭，郝玉杰，等.肾络安方治疗肥胖型早期糖尿病肾病临床观察[J].中草药，2015，46（2）：245-249.

[6] 何冰，万里凯，谭卫红，等.非肥胖型PCOS不孕患者超声测量肥胖指标的临床研究[J].中国妇幼保健，2013，28（19）：3080-3082.

[7] 张颖莹，庄守纲，李晓B，等.肥胖对糖尿病肾病患者体内氧化应激系统的影响及相关因素分析[J].中华全科医师杂志，2013，12（10）：820-823.

[8] 武阳丰，马冠生，胡永华，等.中国居民的超重和肥胖流行现状[J].中华预防医学杂志，2005，39（5）：316-320.

[9] Herman-Edelstein M，Scherzer P，Tobar A，et al. Altered renal lipid metabolism and renal lipid accumulation in human diabetic nephropathy [J]. J Lipid Res，2014，55（3）：561-572.

[10] 于睿超，汤曦，付平，等.糖尿病肾病临床规范化治疗――指南解析[J].西部医学，2015，27（2）：161-163，166.

[11] 冷蕾，张承巍，袁志刚，等.血清内脂素、Vaspin与糖尿病肾病的相关性[J].实用临床医药杂志，2014，18（21）：3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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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法治思维 矛盾 维持稳定

中图分类号：D927 文献标识码：A

法治思维是影响依法治国的关键。为了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党政干部和领导，必须加强法治思维建设，从思想上认识到法治的重要性，坚持依法治国。党员干部是依法治国的主要组织者和实施者，只有在实际工作中，利用法治思维和方式解决问题，才能让社会向稳定化发展。

1党政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方式存在的缺陷

1.1法治观念比较淡薄

第一，很多人学习法律的主动性不高，不能深入理解法律的重要性，法律观念比较浅薄，而且少数领导干部对法治认知存在欠缺，还不能理解法治的实质和要素，不能把握法治重点内容，进行决策时，经常凭借主观想象力解决问题，导致法治内容存在严重漏洞。第二，少数领导不能对法律产生敬畏感，在实际工作中，“功利化”现象比较严重。更有甚者为了获得私人利益，不惜放弃法治理念，按照自己的主观臆想处理事件，不守法现象比较严重。

1.2使用法律解决问题的能力不足

虽然各个地方和政府都已经制定了法律基础，但是由于法律知识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和特殊性，导致地方领导很难借助法律武器，处理社会上的一些纠纷和矛盾。有的领导虽然可以正确认识到法律知识的重要性，但在实际应用中，经常照搬条例，不能灵活变通。除此之外，在经济发展的带动下，出现了诸如房屋拆迁现象，很多政府机关却为了获得自己的一己私利，不按照市场理赔标准给群众进行赔偿，最终出现群众纠纷事件。

1.3违背法治，偏离维稳本意

从当前政府机关工作的现状来看，少数政府机关进行维稳时，都只是从片面的角度思考问题，很多维稳工作进行时，都是采取强制性手段实施，最终导致问题越来越复杂，极个别政府处理维稳问题时，还借助个人权利进行威胁和逼供，导致维稳问题开始偏离维稳本意。在这些因素的共同制约下，政府进行维稳工作不仅不会带动经济的增长，还会造成维稳工作紊乱。

1.4政府法律制度建设不完整

法律制度是实施法治的保证，但是从目前政府机关法律制度的建设来看，由于个别领导干部思想认识的偏差，还不能正确履行法律的决策。虽然个别政府机关建立了法律制度，但是从执行情况来看，依然存在比较严重的漏洞，影响了法律制度的顺利执行，给法律制度造成了很多问题。一方面，虽然法律顾问具有扎实的法学知识，但是不能实际了解政府状况，还不能根据政府部门工作状况，针对性地提出一些意见；另一方面，一些法律顾问为了附和领导，经常不按照事实办事，导致很多建议都缺乏一定的佐证和价值。对社会矛盾化解和法治社会的建设造成了严重影响。

2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能力和方式的方法

2.1学习法律知识

扎实的法律知识是形成法治思维的关键。领导干部要起到表率作用，带领员工学法、用法、懂法。第一，通过法律知识的学习，领导干部可以形成严谨的法治思维，提升自己的用法能力。在法律知识的帮助下，领导可以约束自己的行为举止，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具有重大作用。第二，领导干部可以在法律知识的帮助下，帮助自己学习一些法治知识，在具体事务和法律事件的处理中，化解社会出现的矛盾，建立法治化国家。

2.2建立科学化选拔制度

法治建设是各级领导工作的重点内容。建立一定的选拔制度，不仅可以选拔出素养高、办事能力强的干部，还可以给法治建设注入新鲜的活力，带动法治建设发展。建设法治选拔制度的时候，可以将能否履行职责，能否依法决策作为重要标准，运用法治思维处理社会中存在的矛盾，提升领导干部的能力，让社会向稳定的方向发展，建设和谐社会。

2.3加强法律顾问制度管理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强调，必须建立并普及法律顾问制度，加强政府制度建设，保证法律顾问可以在重大决策中发挥作用。在实际工作中要确定政府法律顾问，适当制定社会律师。分析矛盾产生的因素，区别出行政人员和社会律师的区别，不能让公民产生消极情绪，维护社会的平衡和稳定，解决社会矛盾。在省、县、和镇建立一定的法律顾问体系，全面覆盖法律顾问。

2.4深入实施法律宣传教育

宣传一些法治教育，让法治教育制度深入人心，让全社会形成知法、懂法、守法的良好氛围。第一，领导要给员工起一定的示范作用，带动职工养成良好的守法氛围。第二，传承法治文明。人们正确的法治认识，并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形成的，所以必须营造出法治氛围，例如，可以从小学开始给学生灌输法治理念，促进学生形成法治文化。与此同时，媒体的力量也不可忽视，很多事件在媒体的炒作下，都会成为时髦风尚。所以，媒体传播信息的时候，必须秉承公正原则，形成一定的社会责任，促进法治理念的形成。第三，加强对领导干部的法治知识培训。利用法治教育，让领导认识到自己的职责和社会责任，成为法治知识的捍卫者和践行者。

3结语

本文主要对运用法治思维和方式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进行分析，经过分析发现党政干部利用法治思维和方式的时候，主要存在法治观念比较淡薄，使用法律解决问题的能力不足，违背法治，偏离维稳本意，政府法律制度建设不完整等问题，针对性的提出，学习法律知识，建立科学化选拔制度，加强法律顾问制度管理，深入实施法律宣传教育等措施，希望可以快速化解社会矛盾，建立和谐稳定的社会主义国家。

参考文献

[1] 唐忠民，杨彬权.论依法行政的传统法文化阻滞力[J].河北法学，2014（01）.

[2] 陈可.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能力解析[J].山东行政学院学报，201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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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唯物辩证法法律文化方法

        关于法律文化，还有一个值得关注，但却多半被忽略了的视角，即作为方法的法律文化。

        法律文化作为整体性的思维方法，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①法律现象是社会现象的一部分，并且在事实上是不可分割开来的，因此要在社会的背景里看法律：在社会现象中看法律现象，在文化中看法律文化；②法律现象是一整体，由这一整体构成了法律文化，而法律文化也因此是对法律现象整体的观照。这一观照指出了法律现象间是相互联系着的，决非零散的、彼此不相关联的存在。

        法律文化作为思考法律问题、解释法律现象的方法，从本质上来说是唯物辩证法的、系统论的方法。法律文化概念的提出，在理论上，显然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事物是普遍联系的，也就是，是普遍地相互作用、影响、制约的，而系统，作为联系的一个特定的情况，是事物、现象间的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各要素的相互匹配）（从内容上看，系统论是辩证法的具体化、细化。系统内各要素的联系，是辩证法所说联系的具体分类中的一个特别的类，特指事物间、事物内部诸要素之间的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因此，作为思想方式、方法的法律文化，从逻辑关系上看，是辩证法、系统论思想方式、方法的演绎，一个特例，故而在本质上也是整体性的思维方法。

        从实践的角度，同样可以看到辩证法与法律文化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如果我们试图用唯物辩证法的方法去分析、理解、解释法律研究和法律实践中的问题，比如法律制度的有效运行问题，会相当自然地得出法律文化的概念：当我们试图了解法律制度的有效运行问题的时候，以法的产生和运行的过程为线索，逐一考察法律制度、法的概念解释及法律实现的过程和法律的调整机制，结果会发现，几乎所有的法律现象都会对法律制度的有效运行发生影响。法律制度，即使是良好的制度，也只是制度有效运行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制度的有效运行还取决于其它种种因素，包括：人们对法律的态度、信念、价值评价；人们是否了解法律、尊重并且愿意遵守法律；执行法律的人的素质，包括是否熟知法律、理解法的本质与精神、高尚的道德；一个国家的法律传统造成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但是同时，每一个因素又都不足以单独决定法律制度之能否有效运行。它们各有其功能和作用，又不是各自为政、互不相干。它们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共同地发挥作用，决定了法律制度能否有效地运行。对这一关系和现象，或者说，这一有机体加以描述和解释的，正是法律文化概念。这就是前面所说的，用唯物辩证法分析具体的法律问题会自然地到达法律文化的概念。如果有兴趣，可以找一些通行的法律文化概念解释看一下。

        辩证法已经是历史悠久而成熟的理论，经过了许多大哲学家的探索、丰富与阐发，有着丰厚的内容与成就，作为成熟的理论，对法律文化研究可以起到指南的作用，提供分析与思考方法。辩证法、系统论的诸多原理，比如：联系的观点；系统内各要素有机联系的观点（不仅是相互作用，还有相互匹配）；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观点，对于了解法律文化，对于法学研究，法律实践的是很有助益的。了解了法律文化与辩证法的关系有助于提高法律文化研究的自觉性、目标的明确性：从宏观上看清楚法律文化研究的目的、作用、意义，更好地解释法律现象，解决法律问题。同时，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作为方法的法律文化的认识，丰富其内容。

  我们为什么可以以法律文化的名义，或者说，在法律文化的标题下谈法律传统、法律意识等等所有的法律问题，客观地说，就是因为诸种法律现象是一个相互联系着的，这个事实，是我们论述法律文化及其方法论作用的客观基础，由于这一基础的存在，才使得我们可以在整体中去讨论其中的各要素，使得我们可以构建起一个思想的背景，将具体的法律现象、法律问题，包括法律传统、法律意识、法律制度等等置于这一背景中加以考察，既看到其特殊的地位，又看到它们彼此之间、各自与其他要素之间的关系，避免出现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沉浸在具体细节中而忘记了整体，甚至模糊了目标的问题。换一种说法，法律文化作为思想方法就好象提供了一张法律现象之网，将所有的法律现象整合在了这面网上，使我们直观到、意识到法律现象的整体。法律文化概念有助于我们自觉审视法律的全貌。也有助于引导我们去探索法律现象是如何组织在一起的。从认识的过程看，首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法律现象，将法律现象加以区分，逐一认识清楚，在认识到它们之间的内在的有机的相互联系之后，得出法律文化概念。这正是一个从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的辨证的认识过程。也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过程。

        了解了法律文化作为思考的方式方法的含义、性质，了解了作为方法的法律文化与唯物辩证法的关系，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它的方法论意义：

        法律文化首先是思想的方法。这一方法要求我们在试图理解、解释具体的法律问题、法律现象，比如法律制度的有效运行时，不能仅就制度言制度，或者，只是东鳞西爪地抓住某些要素，即使是非常重要、关键的要素，做出我们的解释、寻找解决问题的对策。而是必须要将所有围绕法律制度的产生、运行的各要素既看作各有其独立作用与功能，又相互关联、影响、作用、制约的有机整体，进而寻求问题的解决之道。这是法律文化作为思想方法的意义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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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文化作为整体性的思维方法，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①法律现象是社会现象的一部分，并且在事实上是不可分割开来的，因此要在社会的背景里看法律：在社会现象中看法律现象，在文化中看法律文化；②法律现象是一整体，由这一整体构成了法律文化，而法律文化也因此是对法律现象整体的观照。这一观照指出了法律现象间是相互联系着的，决非零散的、彼此不相关联的存在。

法律文化作为思考法律问题、解释法律现象的方法，从本质上来说是唯物辩证法的、系统论的方法。法律文化概念的提出，在理论上，显然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事物是普遍联系的，也就是，是普遍地相互作用、影响、制约的，而系统，作为联系的一个特定的情况，是事物、现象间的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各要素的相互匹配）（从内容上看，系统论是辩证法的具体化、细化。系统内各要素的联系，是辩证法所说联系的具体分类中的一个特别的类，特指事物间、事物内部诸要素之间的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因此，作为思想方式、方法的法律文化，从逻辑关系上看，是辩证法、系统论思想方式、方法的演绎，一个特例，故而在本质上也是整体性的思维方法。

从实践的角度，同样可以看到辩证法与法律文化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如果我们试图用唯物辩证法的方法去分析、理解、解释法律研究和法律实践中的问题，比如法律制度的有效运行问题，会相当自然地得出法律文化的概念：当我们试图了解法律制度的有效运行问题的时候，以法的产生和运行的过程为线索，逐一考察法律制度、法的概念解释及法律实现的过程和法律的调整机制，结果会发现，几乎所有的法律现象都会对法律制度的有效运行发生影响。法律制度，即使是良好的制度，也只是制度有效运行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制度的有效运行还取决于其它种种因素，包括：人们对法律的态度、信念、价值评价；人们是否了解法律、尊重并且愿意遵守法律；执行法律的人的素质，包括是否熟知法律、理解法的本质与精神、高尚的道德；一个国家的法律传统造成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但是同时，每一个因素又都不足以单独决定法律制度之能否有效运行。它们各有其功能和作用，又不是各自为政、互不相干。它们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共同地发挥作用，决定了法律制度能否有效地运行。对这一关系和现象，或者说，这一有机体加以描述和解释的，正是法律文化概念。这就是前面所说的，用唯物辩证法分析具体的法律问题会自然地到达法律文化的概念。如果有兴趣，可以找一些通行的法律文化概念解释看一下。

辩证法已经是历史悠久而成熟的理论，经过了许多大哲学家的探索、丰富与阐发，有着丰厚的内容与成就，作为成熟的理论，对法律文化研究可以起到指南的作用，提供分析与思考方法。辩证法、系统论的诸多原理，比如：联系的观点；系统内各要素有机联系的观点（不仅是相互作用，还有相互匹配）；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观点，对于了解法律文化，对于法学研究，法律实践的是很有助益的。了解了法律文化与辩证法的关系有助于提高法律文化研究的自觉性、目标的明确性：从宏观上看清楚法律文化研究的目的、作用、意义，更好地解释法律现象，解决法律问题。同时，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作为方法的法律文化的认识，丰富其内容。

我们为什么可以以法律文化的名义，或者说，在法律文化的标题下谈法律传统、法律意识等等所有的法律问题，客观地说，就是因为诸种法律现象是一个相互联系着的，这个事实，是我们论述法律文化及其方法论作用的客观基础，由于这一基础的存在，才使得我们可以在整体中去讨论其中的各要素，使得我们可以构建起一个思想的背景，将具体的法律现象、法律问题，包括法律传统、法律意识、法律制度等等置于这一背景中加以考察，既看到其特殊的地位，又看到它们彼此之间、各自与其他要素之间的关系，避免出现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沉浸在具体细节中而忘记了整体，甚至模糊了目标的问题。换一种说法，法律文化作为思想方法就好象提供了一张法律现象之网，将所有的法律现象整合在了这面网上，使我们直观到、意识到法律现象的整体。法律文化概念有助于我们自觉审视法律的全貌。也有助于引导我们去探索法律现象是如何组织在一起的。从认识的过程看，首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法律现象，将法律现象加以区分，逐一认识清楚，在认识到它们之间的内在的有机的相互联系之后，得出法律文化概念。这正是一个从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的辨证的认识过程。也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过程。

了解了法律文化作为思考的方式方法的含义、性质，了解了作为方法的法律文化与唯物辩证法的关系，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它的方法论意义：

法律文化首先是思想的方法。这一方法要求我们在试图理解、解释具体的法律问题、法律现象，比如法律制度的有效运行时，不能仅就制度言制度，或者，只是东鳞西爪地抓住某些要素，即使是非常重要、关键的要素，做出我们的解释、寻找解决问题的对策。而是必须要将所有围绕法律制度的产生、运行的各要素既看作各有其独立作用与功能，又相互关联、影响、作用、制约的有机整体，进而寻求问题的解决之道。这是法律文化作为思想方法的意义与价值。

法律文化还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在我们大声疾呼要实现法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且大力推进这一进程的时候，一个严酷的事实是，有法不依成为随处可见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实现法治，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首先和集中地体现为如何实现法律制度的有效运行问题。认识、了解了法律文化的方法论作用，这种方法的性质、内涵，我们就会知道，解决法律制度的有效运行问题该从何处人手，如何着手：彻底考察制度运行依赖于哪些条件，涉及到哪些因素，这就是我们的实际入手处。没有这样的意识，就会出现就制度论制度，就事论事，只注意到某些因素，而忽略了其他因素的问题。解决其他法律问题也是如此。没有任何的捷径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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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三江源；生态经济；法律制度

生态经济建设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对促进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现今,我国生态经济取得了许多成就,但生态经济的发展仍面临着诸多困境。因而，也更加强调发展生态经济的迫切性与重要性。生态经济发展的着眼点,是以完善的法律制度为基础,并协同生态经济，形成新的发展态势。本文以三江源生态经济的研究为基础,结合其法律制度的现状,并以法律体系的建立为主要发展方式,探讨了如何提高生态经济的发展。

一、三江源生态经济发展及法律制度现状

1.三江源生态经济发展现状

（1）缺乏完整的发展机制和完善的发展模式从传统的经济发展来看，生态经济的发展成为一种新的发展方式，对我国产业经济的发展具有较大贡献。我国经济的发展水平较低，生态经济的产业链并不完善，这就成为解决生态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一方面,生态经济发展模式对我国来说并不完善,需要承担的开发成本较高，当地政府在促进生态经济发展时速度缓慢，方法不够成熟；另一方面,缺乏系统的法律体系。因此，建立科学的法律体系,成为当前生态经济发展的迫切需求。但生态旅游模式和生态经济市场发展的滞后，以及基础设施的不完善，直接影响到生态经济的健康发展。（2）相关法律制度不够完善，引导力不足生态经济的发展,其内在驱动力是建立一套完整的法律机制,并为生态经济创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然而，在实践中,我国生态经济的法律机制并不成熟,法律的指导力度也明显不足。一方面,我国相关法律体系较滞后,在生态经济的建设中未能充分体现其社会价值,且持有的法律观念也不适应当前的生态经济发展。因此，我国在注重生态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应建立生态经济的法律体系，从完善法律体系、提高观念创新等方面为切入口，构建更加健康的生态经济体系，促进生态经济法律制度的发展。

2.三江源生态经济发展下的法律制度现状

为适应生态经济的发展,必须建立一套完善的生态经济法律体系,这也是生态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然而，从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来看,相关法律在生态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显著,究其原因,是缺乏规范的法律制度，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与一些法律条文存在冲突，这不仅削弱了具有约束力的法律条款，更影响了法律对生态经济的发挥。第一,法律规定的内容是相互矛盾的。现阶段的生态经济发展，与传统的生态经济发展是不相适应的，甚至存在着发展阻力。因此，法律的指导作用难以实现，促进生态经济发展的法律效力也受到削弱。第二，有些法律规定不够规范，也不符合我国现阶段生态经济的发展模式。生态建设、低碳经济等发展领域，缺乏完善的法律支持，导致生态经济发展的法律效应发挥不足。法律体系的建立与完善，有助于促进生态经济的快速发展,相反，法律制度的滞后,也消极影响着生态经济的发展。目前,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在生态经济的发展领域，我国的法律制度较落后,经济发展所需的法律环境也无法得到保障。一方面,我国现存的法律体系，满足了当前的生态经济发展需求，但若要实现可持续发展，还需要对生态经济的法律体系进行改善，以便更好地满足生态经济发展的需求；另一方面,生态经济发展的困境，是经济发展的诱因之一。尤其是法律机制的实施、责任机制的缺失，导致法律体系无法推进，难以发挥脆弱的生态经济，出现法律保障不足的困境。

二、生态经济发展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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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共企业　公司治理　法制制度 

      一、前言 

    (一)研究公共企业公司治理法律制度的背景与意义 

    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起源于西方发达国家，尽管此相关的很多研究早已存在，但对于这一理论的系统性研究是20世纪80年代的事。1984年，英国经济学家Bob Tricker在《公司治理》中首先论述了现代公司治理的重要性，并首先提了公司治理这个概念。在我国，公司治理研究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近年来，伴随着社会经济和公司制企业的迅猛发展，公司治理理所当然的成为了我国理论界的一个重要课题。 

    公共企业是指持续存在的、以为社会提供具有公共性质的产品和服务为主要经营活动的、且具有一定盈利目标、受到政府特殊管制措施制约的组织化经济实体。对公共企业公司治理来自于对公司治理的演绎。而我国公共企业治理结构产生的独特的背景，决定了其采取的治理机制重点与西方国家一般意义上的公司治理有所不同。在西方国家，产生公司治理问题的背景是上市公司股权大规模分散的条件下，产生了两权分离的要求，并在实施两权分离的情况下;广大中小股东与大股东需要解决如何监督和奖励管理人员为股东的最大利益服务问题。而我国目前的主要问题是绝大多数公共企业上市公司是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企业，仍然存在一股独大的事实，即国有股作为具有绝对控制权的股东，仍在操纵上市公司。我国公司治理面临的任务首先要解决通过金融市场向社会圈钱的问题，解决如何能使上市公司在市场上真正独立，管理人员能独立于大股东而为广大的中小股东利益服务。市场经济中公共企业的设立，是由于需要政府提供市场本身不能有效提供的、具有使用上“非排他性”的和利益上“非占有性”的公共产品，对市场供给不足或供给不够有效的产品予以补充，由政府控制战略性资源和为公众提供服务。为了尽量减少公共财政资源浪费，就需要制定公共领域的具体法律来规范各种公共企业的组织结构和经营行为，并通过公共政策针对自然垄断行业进行某些保护性和限制性的经济规制，以保证社会目标的实现和保障公众得到良好的服务并支付合理的价格;又要保证市场的公平竞争而不破坏市场经济的效率。 

    (二)公共企业公司治理法律制度的逻样框架 

    就我国公共企业的法律调整现状看，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没有进行公司制改造的或不是按公司制度设立的企业，主要由《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调整，本文论述的公共企业公司治理暂不涉及此类企业。第二类是已进行了公司制改造的或按照公司制度设立的企业，这一类企业由《公司法》调整。第三类是已进行公司制改造或按照公司制度设立并以上市的企业，这一类企业由《公司法》和《证券法》共同调整。因而，我国的公共企业目前呈现出由现行《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公司法》和((证券法》共同调整的状况。然而这两部企业法律都已不能适应我国公共企业公司治理的现状，满足我国公共企业企业公司治理发展的需求。 

    (三)本文的结构 

    “公司治理”一个内外相互弥补的系统工程，是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的有机统一。公司治理结构，就是基于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而形成的公司所有者、董事会和经理人员及公司相关利益者之间的一种权力和利益分配的制衡关系。治理机制主要包括激励机制、监督机制和决策机制。公司治理过程按照公司治理权力是否来自公司出资者所有权与(公司法》直接赋予，可分为公司内部治理和公司外部治理。本文将简单介绍目前关于公共企业公司治理法律制度的主要理论并从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两方面来具体论述公共企业公司治理法律制度。 

    二、公共企业公司治理法律制度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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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信用征信 信用权 法律制度

健全社会信用法律制度，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项重要的制度建设。成熟的社会信用法律制度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信用为基础所形成的比较完备、系统的法律规范和制度，是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健康运行的基础，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持续有效发展的重要保证。但是，目前我国现有的信用法律制度建设还存在许多不足，有待通过健全我国信用法律制度为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基本保障。

一、完善社会信用法律制度的重要意义

随着我国的市场化和信息化程度的提高，与市场经济信用关系发展紧密相联的社会信用的作用机制也开始发挥重要作用，尤其是社会经济发展国际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使市场主体的信用程度成为了维系国内国际市场经济中各主体之间经济关系的重要纽带。相对完善的社会信用法律制度有助于考核和评价市场经济中各主体的信用程度和维系市场经济信用关系的正常发展，进而促进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信用法律制度直接影响到经济主体行为的规范性、有序性、有效性，涉及经济主体经济活动的具体法律问题以及其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的成效。信用法律制度的完善，有助于国民经济增长。信用交易增长会拉动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尤其在买方市场条件下，依靠扩大信用交易来扩大市场，可推动整个社会经济可持续增长。信用法律制度的宗旨在于消除信用活动中的失信，违纪行为，是实现国民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制度保证。信用法律制度的法律价值一方面在于证实经济主体的资信情况，另一方面在于开发、利用经济主体的信用资源，并通过制度来规范经济主体的信用行为，实现经济主体经济行为效益的最大化，从而完善一个优良健康的信用发展外部环境，对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信用法律制度的完善，能为经济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保证经济主体合作的顺利进行并加速优势资源的合理配置。由于存在信息的不对称、行为理性的有限性等因素，经济主体自身难以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依靠法律制度来规范经济主体的信用，提供一系列的信用行为规则，使经济主体能在合作互利的情况下正常运作。信用法律制度的完善，使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经济活动等信用资料保证有效公开，为其提供基本情况，为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提供依据，降低经济行为主体交易的成本，提高效率。通过法律上的惩罚制度，使那些信用差的经济主体难以生存，淘汰出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充分发挥信用法律制度在规范、引导、促进、保障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促使经济主体自觉维护市场秩序，形成和谐的信用环境。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国的信用环境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政府、企业、个人的信用程度仍未得到大的改观，严重制约我国经济主体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我国出口商品的市场份额受到明显的挤压。社会信用法律制度健全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决定了我国在信用法律制度建设中，仅靠道德层面的行业自律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在法律层面上加以完善，才能推动我国社会信用法律制度建设的健康发展。

二、信用法律制度建设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信用法律制度是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基本法律制度之一，随着我国市场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市场经济的观念和信用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但是，由于我国正处市场经济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我国信用征信制度的建设还不成熟，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初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诚信失衡、信用制度缺陷、法律制度不完善等问题。在我围的信用法律制度完善过程中存在以下问题：

1缺乏健全的系统的信用法律法规。近几年，我国的信用法律制度建设已有了一些进展，例如我国的《民法通则》、《合同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都规定了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公司法》和《证券法》对于公司“制作虚假的招股说明书”及上市中的“虚假陈述”也有明确的法律责任规定，刑法中对金融诈骗等犯罪也课以重刑，但仅有这些还不足以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不守信用的各类违法犯罪活动。例如实践中已经发生的多起证券欺诈案，虽然证监会的处罚力度很大，但违规公司承担的仍然是行政责任(罚款)，广大受损害的投资者并没有获得应有的赔偿。结果是不法行为人承担的行政责任与其所获得的经济利益严重不对称，导致法律责任和制裁缺乏应有的约束力，各种违法违规行为屡禁不止，证券市场中欺诈现象依然十分严重。我国的征信法律制度散见于各种法律法规之中，《注册会计师法》、《律师法》等都有一些有关征信方面的规定，缺乏系统性。征信制度只表现在财政部、司法部、人民银行等部门的一些规章和一些没有广泛约束力的文件中。缺乏有效的法律惩治制度。

2缺乏成熟的社会信用环境。当前构建我国信用制度的经济条件虽然已经初步成熟，但是信用制度在我国的发展，仍然要受到其他环境因素的制约。文化环境方面，信用消费观念短时间内、难以在人们的思想中迅速改变；社会环境方面，由于我国近年来宏观经济增速放慢，失业人数居高不下，而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健全，人们的生存危机较大，消费信心明显不足；此外，与经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发展信用制度的市场环境还不成熟。缺乏对个人隐私、商业秘密和信用权保护的规定。征信必然涉及到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在我国，除《国家保密法》规定外，没有明确界定在社会经济活动中不可以向公众开放的征信数据。也没有明确哪些数据可以公开以及公开的程序、对象等。

所以，公安、银行、工商、人事、税务、统计等部门以及水、电、气通讯等公用服务行业所掌管的大量的企业信息资源很多没有公开，增加了征信和企业信息获取的难度，也对信用评价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起到了不利作用。

3．缺乏建立市场主体信用制度的相关资料。市场主体信用记录的基本内容主要由自然人的身份证明、市场主体社会档案、信用记录、帐户和市场主体收入基本状况及拥有资产状况的证明资料组成。但在我国现阶段市场主体的财务状况不透明。绝大多数市场主体所能够提供的信用资料：一是市场主体的身份证明；二是市场主体的人员结构；三是现金和实物资产的基本现状。前两项都不具备经济性质，只有第三项与经济有关，而它只能提供所拥有资产的价值金额。这些数字既不能证明市场主体收入的多少、来源及资产流转现状，更多的是以往的信用记录，不能反映现有财务状况的实际现状。可完备的市场主体信用记录的相关资料却是建立信用制度的基础。

4．缺乏对市场主体的信用评估统一标准。在市场主体信用制度建设中，市场主体征信数据源的内容、信用报告的格式、资质认证、信用等级评估指标以及征信数据库建设、信用管理软件开发等方面都涉及标准化问题。一方面，信机构对不同市场主体信用的评估没有统一标准体系，信息重复操作，相互之间难以衡量，各评估机构作出的评估结果大相径庭，可比性不强，不利于市场主体信用体系在全国范闱内推广，也不利于与国际的接轨。另一方面，市场主体信用评估指标体系的设计也存在不合理的地方。重视企业和个人的，缺失政府、金融自身的，总体来看，目前我国缺少一整套科学的、可行的、高权威的、易推广的各市场主体信用评估程序和相应的评分模型，以保证市场主体信用评估的公开、公平和公正。

5．缺乏对市场主体的信用限制制度。信用限制是要由授信人通过自身选择来完成的由于成本过高与授信人本人扩张业务的内在动力，我国一直没有建立起信用限制制度，而这恰恰是在今后的经济活动中必不可缺少的世界出现的金融危机的原因不在于信用扩张过度，而是信用扩张没有一个有效的制度来加以限制。有些企业尽管存在不当经营，但可以借壳取得经营权，常以扩充业务为名，增资大量现金，设立投资公司等子公司后，向证券市场买进母公司股票，然后向金融机构质押融资，股市下跌时，继续质借或开始掏空资产以填补此资金之需求，股价继续下跌即出现财务危机。由于金融部门在忽视征信系统、监督系统、防治系统的情况下，过度使用金融衍生品在金融机构之间对同一资产进行反复质押、担保，不当使用信用扩张方法，使资金借贷信用危机不断上升。

三、健全我国信用法律制度的思考

为了进一步推动和加快我国社会信用法律制度建设，逐步建立起完善的以法律为保障，以道德为准绳，社会成员诚信自律健康的市场经济体制，在法律层面上，应该作好以下工作：

1．法律法规要明确规范征信评信的法律制度。首先是征信机构市场准人的条件，包括征信机构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管理；从业人员的从业资格管理；数据系统的软硬件安全性稳定性；其次是征信机构征信权的规范。征信权包括征信权权限(权利范同)和征信权权能(信用信息的采集权、整理制作权、信用信息的使用权等)。征信立法必须进行必要的规范，以保证征信机构依法行使这一权利，从而为征信机构依法经营和征信管理机构依法监管提供法律依据。

征信机关或相关机构(包括各金融机构、政府有关机关)在做出影响被征信人或相关利益主体的合法权益的决定时，必须给予利害关系当事人表达自己意见和建议的权利和机会，征信机关做出任何一项关于被征信人(或牵涉到相关利益主体)的信用报告或决定时，尤其是不利于被征信人的决定或报告，必须阐明其事实、理由、依据和真实用意，便于被征信人监督，以防止征信机关的专横和滥用权力。被征信人基于正当的请求，有向个人信用数据库提出查找、咨询本人信用报告的权利。被征信人有权质疑其个人信用档案中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并能寻求适当的救济途径来修正其信用档案中的这种错误。

制定统一的信用评级法，以此作为信用评级机构的基本法。规定信用评级中评级人和被评级人的权利义务、法律责任及其相互关系，明确适用评级的交易范匍和债务人的嗣，通过对信用评级中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和评级的债务人及债务工具的法律地位的确定使信用评级中的各项权利义务争议都有相应法律可以依据。信用评级的评价重点是被评者的履约能力，而不是它的价值或业绩，还应规定评级机构对评级报告应负的法律责任。总言之，在我国由于价格机制尚未全面建立在场基础上，所以有必要对其强化和规范。

2规范信用信息使用法律制度法律法规。要明确规范经济主体信用权、个人隐私、商业秘密的保护。不能将征集到的置于原目的项下个人信用信息挪作他种目的采集、使用或披露，除非经被征信人的同意或法律规定明确授权。征信机构对于经济主体的信用变化情况一般要按月更新，对于个人地址和工作单位的变迁等应按需更新，对于重要信息如不良信用信息应及时更新。法律法规要明确规范各级行政、事业主管部门、行业主管部门为征信机构提供除涉及商业机密、个人隐私以及法律有明文规定不得对外公开的信息外，真实的社会经济主体的信用信息资料，打破目前各自为阵、相互封锁信用信息资料的僵局，以利于对经济主体的信用等级作出客观公正、综合的评价，提高信用等级评定工作的权威性。

征信机关应采取适当的措施来保护客户的敏感信息(包括个人隐私或商业秘密)，这些措施同样适用于征信机关将个人信用信息披露于第三人或其他组织，也适用于征信机关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将征集个人信用信息的任务安排予第二方。征信机构不得对个人的信用记录妄加判断，在对个人信用信息使用或披露时，必须确保个人信用信息处于自己的监管和控制之下个人信用数据(包括生成的信用报告)的使用必须遵守数据库的建库目的，必须符合法定目的的用途或信息接受者的合法利益。

3．完善信用管理法律体系。完善信用法律制度体系，尽快建立《企业信用管理法》《个人信用管理法》、《公平使用信息法》等规范信用管理的法律体系，将企业信用法律制度和个人信用法律制度纳入法制化轨道。建立市场主体资源信息网，让中外企业和社会公众能够在网上快速、准确地获取市场主体的资信信息。用评级网络法律监控系统，整合全国各市场和各信用评级机构的资源，将信用评级机构的法人治理结构、信用评级方法和程序、各个信用评级公告以及对信用评级不当的法律救济等事项挂在网上，供有关当事人查询。建立诚信系统，完成信用测度与信用资信利益的财产权设计，建立信用增减级制度，建立社会信用公示制度，不论是企业还是个人，如果出现恶意逃废债务、失约失信，经公证部门或司法机关认定，受损方均可通过媒体的进行公示，督促其自觉守信履约，形成社会信用监督。成立民间企业组成的信用管理服务行业协会。开展信用管理与应用研究；提出立法建议或接受委托研究立法，提出有关信用管理法律草案；协调行业与政府及各方面的关系；促进行业自律发展。使守信成为行为人的内部动力机制。为了降低交易费用，信用的价值需要公共评价机制来完成。参照一些发达国家的“公平信用报告法”建立诚信系统，解决信用的可评价性以及信用评价的可用性问题，从而使市场的交易在健康、有序的状况下进行也使买卖双方互利互惠。

4建立健全市场主体信用权制度。确立信用产权制度，通过信用权的确定，在法律机制上对行为人信用维护行为、诚信原则遵循行为予以确认，使行为人在信用维护上的成本与利益做出回应，保证行为取向一致。我们在强调信用作为一种权利应受保护的同时，应当明确：信用权作为民法主体的权利，应当受到他人的尊重；另外，信用权的相对性作为一种与权利人人格有一定联系的权利，这种权利具备强烈的变动性；信用权本是一种与他人评价相联系的权利。因此，在通常情况下，行为人行使知情权、批评权、监督权等对信用权人产生负面影响时不能视为侵权，等等。随着我国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使信用成为交易标的，商业交易的结果是信用信息的转让，而不是黄金或现金的转让”信用作为交易标的隐存在很多的现实交易活动中。例如：银行吸收存款、发放贷款等谋取的不是信用的价值体现；保险费率的调整隐含着投保人的信用价值；银行提供担保业务更是直接体现信用价值等等，但就整个信用市场而言，我们还要进行制度化设计。建立征信系统和信用的测量、公示机制；建立选择机制，除让背信者失去市场、失去交易机会、失去无能为力成功以外；建立背信者市场进人的高成本制度；信用的转移制度及配套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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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突发的石油污染事故［1］，尤其是近岸海域的突发性石油污染事故一直是国际法关注的焦点之一。2010年英国bp公司在墨西哥湾开采石油的平台发生大规模石油泄露之后,更是将此问题重新带入国际法的关注视野。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the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unep）公布的信息,大型海上石油污染事故所造成的溢油,“仅”占每年入海石油量的10%～15%。［2］ 然而此类事故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后果,却不宜简单地以数字本身大小予以判断。溢油事故，尤其是溢油量逾万吨的重大污染事故,由于其一次性溢油量过大,比陆源油污更容易对海洋环境造成大规模污染,其后果也更为严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此类大规模事故很容易发生在闭海和半闭海海域,加之此类海域内海水交换速度远远低于开阔公海上的海水交换和更新速度,它们将导致最为严重的后果。① ［3］海上突发溢油事故的罪魁祸首,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有着最为明显和直接的联系。［4］1 一战后,国际社会开始频繁发生海上溢油事故。在不同的发展时期,此类事故为国际社会带来了不同的问题;为解决溢油所引发的系列问题,国际社会经过长久而艰苦的努力之后,最终缔结并逐步丰富了相应的国际法律制度。

一、突发性海上石油污染事故鸟瞰

（一）海上石油污染的溯源

溯源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任务。因为,“无论一个人从过去的什么地方起步,都会有更早的开端”［5］。但这并不意味着海洋油污如同维纳斯一般,“从20世纪40年代晚期到50年代早期的浪潮中,突然间获得了生命”［6］。溢油的历史渊源可以回溯到纽约捕鲸船及其易燃鲸油货物所遭遇的事故［7-8］，甚至更早的基督教时代［9-10］;而更为真实直接的联系,则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有关。根据普理查德（s.z.pritchard）的研究,“一战发生后,来自船舶的石油广泛污染——大多是由于排放出的高度易燃的石油——造成了港口内的火灾、损害以及沿海地区的健康危机。”［4］1

（二）突发性海上石油污染事故的回顾

关于油污的投诉在一战之前时有发生,但“战争（一战）期间,装运石油的船舶数目急剧增长,加剧了港口内水质条件的恶化”［11］229;一战之后,这些问题更加严重并进而引发了港口火灾以及海洋生物死亡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引起英美等国家的注意②［6］ ，随后在纽约港、南非港、百慕大港和南澳大利亚港等诸多港口也出现了类似问题，为此,相关各国颁行了禁止在港口内排放油类水的规定。［4］207但这一时期的相关措施仅停留在国家层面上,并未能解决油污所带来的污染。随着二战的爆发,石油污染事故愈发严重。但由于二战后国际社会的重点已转移至发展国际经济上,对控制海洋油污并未给予应有的关注,直至1967年托雷·坎永号［12］溢油事故发生,国际社会才开始警醒。令人无奈的是海洋环境保护意识觉醒之后,突发性海上石油污染事故也开始进入频发阶段。1970—2010年,在全球范围内发生的700吨以上的船舶溢油事故达458起。［13］近40年来,国际上发生的典型溢油事故［14-15］给国际海洋环境带来了巨大损害,见表1。

表1 国际典型溢油污染事故万吨

（三）突发性海上石油污染事故所引发的法律问题

突发性海上石油污染事故引发的法律问题在不同阶段呈现了不同状态。一战后,英美等国港口海域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由船舶排污造成的石油污染［11］230;［4］2;因此,如何排放油类废弃物、在何区域可以排放油类废弃物等问题,亟待法律上的规制。由于港口都处于各国领域之内,因此，此类问题此时更多地是被视作各国的国内问题［4］62-63，国际上的努力仅仅取得了纸面上的成果。这种状态一直延续至一战和二战期间。

二战之后,西欧各国国内经济开始迅速恢复。基于发展国内经济的背景,各方对石油的需求急剧增长。③［16］ 20世纪50年代之后,“从海上运送石油到大英帝国、斯堪的纳维亚、西德、比利时、荷兰以及法国重要性”增长了300%。相应地,“这些国家近岸水域石油污染事故迅速增长,也引致召开了第二次（合作解决油污问题的）国际会议”［11］252。换言之,由于海洋上油轮线路日渐密集,如何通过国际合作“防止海水被船舶排出的油类所污染”成为此时期国际法律要解决的焦点问题。

近代第一例撼动国际海事法律制度的海上溢油事故——托雷·坎永号事故发生之后,国际社会开始意识到大型的突发性海上溢油事故的发生,更多地造成了区域层次上的国际问题而不只是一个国家的问题,由此如何通过区域合作解决此问题也就成为了法律规范关注的重点。

二、国际防范突发性海上石油污染事故的法律制度演进

突发性海上石油污染事故在不同阶段引发的不同问题,决定了国际法律制度所经历的不同发展阶段。

（一）1926年公约草案的有益尝试

为解决一战后石油排放所造成的港口内污染问题,英国和美国都颁行了相关法律。［4］1-7;［11］230 英美两国的立法,仅仅解决了各自领海内的石油污染问题,对来自公海的石油污染威胁则无能为力。20世纪20年代中期,美国向国际社会呼吁,希望就公海石油污染问题召开一次国际会议。［4］6;［11］230-2311926年6月8—16日,航行水域石油污染会议（conference on oil pollution of navigable waters）在华盛顿特区召开。［18］除来自英国、加拿大、日本和美国的代表外,还有来自9个欧洲国家的代表参加了会议。［11］231如会前所期待的,此次会议产生了一项公约草案。

此项草案是针对油污问题所达成的,其主要内容在于促成国际社会在如下几方面达成了一致的认识:

其一,在某些水域内,国际行动才是解决石油污染的适当途径。

其二,海上的石油污染源主要是油轮,包括运载原油、燃油、柴油的远洋散装货轮。

其三,混合油类含有上述油类一半以上量的,则视为有害。

其四,提议设立海岸带,即在邻近沿海国的一定宽度的海域内,禁止排放此类有害油类。海岸带的宽度可由各国自行确定,必要情形下则应就该海域宽度和邻国协商一致。邻接公海时,此海域宽度不得超过50海里;惟50海里不足以防范海岸遭遇油类污染时,则可拓宽至不超过150海里。

其五,各类船舶应依据船旗国之要求遵守上述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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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六,鼓励船舶配备分离装置,以分离石油以及含油混合物。

在与会的大多数国家的观念中,此时的海上石油污染问题并不严重，而且各方也难以认同海洋环境利益应优先于各国经济发展利益的观点，因此,各方就草案的通过并未能达致合意。⑤［4］15-19;［11］231随着二战爆发,此项草案被迫搁浅。但是这之后美国通过单边立法规范油污排放的行动引发了国际社会的担忧⑥,国际社会终于意识到,对海洋环境的保护还是必须通过合作的途径才能保障各方的利益平衡,［4］62-63以避免承载国际社会广泛利益的海洋成为某个特定国家的管辖区域。

由于1926年公约草案未能获得通过,防范突发性海上溢油事故的诉求在此落空。但是,1926年公约草案的提出,证明了国际社会合作抗击海上溢油事故的意愿。

（二）1954年《油污公约》奠定的国际合作基础

二战后,基于前述西欧各国为发展经济对石油的国际运输需求飙升以及因此带来的油污事故频发,沿海国家、相关国际组织乃至于整个国际社会都意识到出台关于海上油污问题的国际公约的必要性。基于此背景,1954年《油污公约》应运而生。1954年《油污公约》在前言中提出了缔结公约的目的:采取措施以防止海水被船舶排出的油类所污染。由此,世界范围内第一个关于控制船舶排放油和油污水入海的国际规则被确立。

与1926年遭遇夭折命运的公约草案相比,1954年《油污公约》的达成意味着国际社会已经承认了海洋所面临的石油污染问题,并就在海洋环境保护上所负有的国际义务达成了一致认识。［11］2311954年《油污公约》的达成,避免了某些国家因单方面规范石油污染而对其他国家的航运利益形成不合理的限制［4］27-44，国际合作得到了应有的重视。

（三）1969年《应对北海油污合作协议》的防范突发性溢油事故实践

托雷·坎永号事故是近代第一例撼动国际海事法律制度的油轮泄漏事故,它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其中,最为关键和直接的问题就是如何通过合作抗御突发性大型海上溢油事故。在此背景下,第一项防范突发性海上溢油事故的区域公约——《应对北海油污合作协议》达成并生效。

《应对北海油污合作协议》指出，北海区域已受到严重的石油污染。⑦这说明协议缔结的直接诱因是托雷·坎永号事故所造成的重大海洋环境损害，其根本原因则是海洋环境利益的凸显,以及由此导致的海洋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利益冲突。协议全文不过10条,其中有7条直接体现了对海洋环境利益的重视。尤其是第1条（有关缔约国海岸或相关利益受到石油污染威胁）和第5条（有关缔约国海岸或相关利益受到石油污染威胁时各方的义务）,更是彰显了海洋环境利益的重要性。

协议的直接诱因是托雷·坎永号事故,自然也吸取了此次事故所带来的经验教训:应急合作的重要性。协议条文在承认海洋环境利益的同时,也刻意强调了保护此利益的方式,那就是合作。无论从协议的标题、前言还是正文内容来看,协议处处强调“合作”。

《应对北海油污合作协议》的缔结,仅是北海周边各国间为共同保护海洋环境而为,但是该公约的缔结,却能够给全世界的海洋环境保护带来有益的启示。其中最具意义的就是海洋环境问题的性质决定了解决方法的选择。在临近各国的近海海域内,航线密集、进出港口船只数量多,海域内海水的自净能力大大低于公海。前二者导致近海海域内事故发生的频率远远高于公海之上,后者则导致一旦发生溢油事故,环境影响会尤为突出。加之近岸海域通常有几个沿海国家,海域内的环境问题通常会超出一国的政治边界,或者可以说通常此类问题会成为一个区域性的问题。问题决定了方法的选择:区域海洋环境问题的解决,注定只能选择区域合作的方法。

《应对北海油污合作协议》确定下来的区域合作方法,使得世界其他国家看到了可资借鉴之处。20世纪70年代之后,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推动下,区域合作保护海洋环境的法律制度,及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防范突发性海上溢油事故的法律制度迅速成熟完善,并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施行。

三、对中国的启示

（一）中国近岸海域环境概略

中国近岸海域由北至南分别包括:渤海、黄海、东海以及南海。邻接近岸海域的各个城市,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最先发展的区域。自20世纪80年代至2005年,沿海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集中着中国40%的人口、50%的大中城市,并创造出了全国60%以上的国民生产总值。［19］在经济发展表象的背后,不容忽视的是环境问题也随之伴生。东南以及东部沿海地区具有引进外资和发展国际贸易的优势。在国际贸易中,货物运输手段仍然是以海运为主;加之中国在发展中需要大量进口能源尤其是石油,其进口也多是以海运为主，这就使得中国对海洋运输高度依赖。频繁的海上运输使得中国沿海港口的航线尤为密集,油轮进出频繁,海洋环境面临巨大的压力。20世纪90年代,中国近岸水域海水质量持续下降,溢油事故时有发生,石油污染以及其他油类污染成为了中国近海海域最主要的污染源。［20］

石油污染成为中国近海海域最主要的污染源并不奇怪。从发展历程来看,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的发展和西欧等国在二战之后的经济发展颇有类似,尤为突出的表现是在对石油的大量需求上。相应地,溢油事故在中国所引发的问题和世界其他地方并无不同,均包括水质恶化、海洋生物死亡、港口火灾、渔业旅游业受损等。为解决此问题,其他国家经多年探索并在遭遇重大事故之后选择了一条适宜的道路。为明确这条道路对中国的借鉴价值,则应该先对中国现有的海洋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及其应对突发性溢油的部分予以检视,而后再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

（二）中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律体系

中国在国内法律制度的构建上，对海洋环境的关注始于“六五”（1981—1985年）期间。在此期间,中国于1982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在此法颁布之后,又就船舶污染、海洋石油勘探开发、倾废、陆源污染、海岸工程建设、拆船等事项颁布了一系列条例。在宪法以及环境保护法的基础上,上述法律组成了海洋环境保护的法律体系。从上述条例列举中可以看出,目前中国的国内法上并没有专门防范突发性溢油事故的法律,唯一可查的只有《海洋环境保护法》第18条的规定。当然,根据此条的规定,目前沿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制定了应对突发污染事故的应急措施,并在实践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在国际法层次上,中国已经加入了1990年《国际油污防备、反应和合作公约》（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oil pollution preparedness, response and co-operation, 1990,简称1990oprc公约）,并根据公约积极开展了国内的应急能力建设。为了履行1990oprc公约所规定的义务,中国于1999年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进行了重新修订。修订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增设了防范突发溢油污染的规定。依据1990oprc公约以及1999年新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2000年3月,中国海事局制定了《中国海上船舶溢油应急计划》,并经交通部和环境保护总局批准联合。

从该法律体系中可以看出,在防范突发性海上溢油方面,中国的法律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层次上都有所欠缺。根据国际上防范突发性溢油的法律制度经验,目前中国应该在国内法上弥补国内法的立法空白,以解决发生于本国领海之内的突发性溢油事故;同时在国际法上,在区域层次上就突发性溢油事故缔结条约,以区域合作的途径解决区域内的海洋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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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防范海上突发性石油污染法律制度的构建

对中国而言,国内法的进一步完善相对而言不会遭遇过多的障碍，关键在于区域层次上的合作以及区域法律规范的构建。在区域层次上,中国的周边海域分别归属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the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unep）下的西北太平洋区域和东亚海区域,两个区域在合作防范溢油污染上的具体路径基于其现状不同可选择不同的路径。西北太平洋区域具有如下特点:人口众多、政治利益对立、经济利益开始融合、内部主导力量缺乏而外部推动力量存在等;东亚海区域则具有与之不同的特点:人口众多、政治利益存在差异但对立在弱化、经济发展水平不一致但经济利益融合度越来越高。

在这样的背景下,前者要实现区域合作必须强调海洋环境的整体利益,同时确认整体利益下的具体体现,譬如合作对抗溢油事故。具体而言,该区域内的合作防范溢油事故的路径以强调区域综合保护海洋环境的重要性为宜,以此冲破政治利益对立带来的合作障碍;同时在这种综合背景下,探讨具体领域内的实践,诸如应急合作、防范陆源污染合作、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基于其他区域的经验,西北太平洋区域或许可以从波罗的海区域的经验中获得更多有益的启示。至于后者,区域内的合作应该既强调海洋环境保护的整体重要性,又应该就具体的领域（譬如油污）规定具体而切实的合作义务，即在达成区域合作保护海洋环境的公约之后,就各方应具体合作的领域制定具体的议定书，并要求各方在签订公约的同时至少签订某几项议定书,并根据各国的经济发展和履约能力的建设实情不断推进对其他议定书的签订,以此适应区域内各方经济发展水平不一致所带来的履约能力的差异。在此方面,被奉为区域合作工作样本的地中海区域的合作经验更具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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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环境影响评价法律制度；战略环评；完善建议

一、环境影响评价的产生与发展

(一)环境影响评价的由来

随着社会发展和科技水平的提高，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逐步增强，同时对环境与生态的破坏行为与日俱增。因此，人们开始意识到环保的重要性尤其要在活动之前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经过30多年的发展，现在有100多个国家建设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1]而且环境影响评价的技术方法和程序也在发展中不断地得以提高和完善。

(二)我国环境影响评价的发展

1、引入和确立阶段

1973年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后，我国环境工作全面起步。1979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颁布，标志着我国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正式确立。

2、规范和建设阶段

1979年9月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确立后，相继颁布的各项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部门行政规章，不断对环境影响评价进行规范。

2003年9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再一次用法律确认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并进一步为环境保护提供了法律依据和基础。

二、我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律制度的弊端分析

1、单向的环境影响评价

目前我国的环评多数只针对评价对象本身对周围环境影响进行的评价，而忽略了周围环境对评价对象本身的影响。比如，对与公民利益相关的住宅等项目进行单项评价，有可能造成对居住者环境权益保护不力的后果。

我国的战略环境影响评价体系不完整

目前我国对战略环评的研究理论多、实践少，导致对于战略环评指标和方法体系的构建，尚未形成统一和完善的理论体系，也在一定程度上浪费了资源，还阻碍了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

忽视公众参与缺乏制度的作用

作为环评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公众参与制度的缺失影响社会监督的有效形成。我国国土面积广阔、资源分散、人口众多，仅靠政府对环境进行保护和治理是不客观、不现实的。而且涉及到可能影响到公众或社会团体利益的环评如不及时与公众协调会引起社会不稳定因素的产生。所以，好的生活环境、生态环境是靠大家一起去保护、维护和治理的。因此，我们需要加强环评的公众参与的力度。

监管手段存在漏洞

行政管理色彩浓厚，环评执行、执法监督力度薄弱。具体表现是审批过程简单、环评质量低劣、甚至不进行环评活动。而且即使遵循了环评程序与规定，还存在在建设运行过程中置环评提出的预防和处理要求于不顾的现象。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是在现实中环评部门只重视对行政机构负责，缺乏行业自律使得评价结果的客观、公正性由此大打折扣。不仅如此，行政管理的松懈、执法监督力度的薄弱导致真正意义上的环评形同虚设。

三、对完善我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律制度的建议

(一)健全战略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1、强化战略环评的内涵与任务

将循环经济、节能减排等理念纳入战略环评的目标和任务之中。将环保的理念同社会经济发展的政策有效的结合在一起。通过战略环评使环境因素与社会、经济等因素一样，在不同层次的决策中得到充分考虑和重视，并逐步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工具和手段。

2、渐次扩展我国战略环评的范围

我国《环评法》的环评对象具有局限性，因为法律规定并非所有规划都要进行环评。在我国，只有综合规划及相应的专项规划两类才能进行环评的规划。因此，应考虑到地域差异和特点完善战略环评制度。如，“规定对不设区的市、县、乡镇人民政府及有关主管部门制定的规划进行环境影响评价。”[2]因此可以通过战略环评，化解影响地域差异和城市发展的重大环境制约因素。

(二)其他建议

1、加强与国际接轨

由于在国内外环评作用的日益凸显，国外先进的环评制度也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因此，我们应与国际接轨，积极参加有关环评的国际研讨会，从中吸取经验与知识。当然，环保组织的力量也不容忽视，著名的国际环保组织包括地球政策研究所、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等，在推动和开展国际环保运动和国际环保合作等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2、加强执法监督力度

为了提高政府的环评执法监督效率首先应该做到，建立权责明确、监督有利、高效运转的环评执法监督体系；建立环评领导责任制；协调处理好各部门之间的关系；重大案件集体审理制度；完善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最终打造攻坚克难的环评执法监督能力以确保环评工作的顺利进行。

3、加强公众参与在环境影响评价法中的作用

我们应积极搭建公众参与平台，使社会监督更专业化、透明化。首先，应对公众普及环评知识、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增加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其次，充分的公开环评信息，有利于环评机构和审批机关等受到公众的监督与督促以保证环境结果的真实与公正。再次，确立公众环境受损补偿请求权制度。虽然环评具有事先预防作用，但由于现实因素、违法因素、不可抗力等方面的影响，当公民环境权益被侵害的事实出现时，“应赋予受害人尽可能宽泛的请求权，使受害人能够顺利的向施害人主张赔偿．构筑一种完善的事后补救机制。”其公众参与作用的[3]实用性得以实现。

参考文献

[1]梅凤乔．环境影响评价相关法律法规[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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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追求生态文明的时代背景下，低碳经济应运而生，这是社会发展的理性选择，更是现代文明的现实需求。人类正在悄然步入低碳经济时代，以低碳经济为核心的新一轮产业革命正在来临，它将揭开世界文明发展的新阶段。低碳经济成为未来经济发展重要领域，世界各国都在争夺低碳经济发展的先机，占领世界未来发展的制高点。对我国来说，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根深蒂固，走低碳发展之路任重道远。同时低碳经济更是难得的发展契机，我国应充分利用后发优势成为低碳时代的引领者。

城市作为人类现代文明的重要载体，具有人口高度集中，能源消耗强度大，生态相对脆弱等特点，已经成为现代生态发展关键因素和重要的一环。如何实现城市的低碳发展，打造生态的宜居城市是所有城市面临的共同课题。特别对于我国而言，我们仍然处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处在大建设、大发展的阶段，城市人口不断膨胀，规模不断扩大，生态问题更为突出。我国城市建设应当具有预见性和前瞻性，融入低碳生态的理念，使城市在求新求大求发展的同时，更加重视城市环保和城市生态，在发展低碳生态城市的时代潮流中主动应对，从绿色发展、城市节能、生态保护等各个角度走入一条城市生态文明发展之路。

从世界范围来看，各国都在积极探索发展低碳经济和生态城市的有效方式。尽管各国的理念有别，手段不同，措施各异，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重视法律制度的推进和保障作用，重视法律制度对低碳经济，对绿色发展，对生态城市的巨大的保障引导和推动作用。对于我国而言，发展生态城市最根本的在于，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形成促进生态城市发展的一个制度环境、政策环境，将低碳发展作为国家发展的长期战略，通过法律制度去激励、引导和促进低碳经济和生态城市的发展。

从我国法律制度的建设情况来看，我国已经制定出台了节约能源法、可再生能源法、清洁生产促进法、循环经济促进法，以及国务院制定的一系列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法规，这些法律法规初步形成了低碳经济和生态城市的制度政策框架，我国要进一步出台关于低碳经济和生态城市发展的法律法规，要不断的落实这些法律法规的规定，不断修改这些法律法规，而且根据形势的需要，进一步制定新的法律法规，为低碳生态发展提供更加有利的制度保障。这需要我们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完善低碳经济的法律制度建设。

一、要进一步加强和促进低碳经济的制度建设，形成完善的低碳制度，低碳发展的制度框架。从我国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法律框架来看，法律制度体系尚需进一步的完善，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我们需要制定低碳发展的基本法，来概括各种部门法，各种行政法规行之有效的制度，引进世界各国关于发展低碳经济的有效的法律制度，从根本上宏观上明确低碳发展的目标，建立低碳生态发展的基本制度措施，统领能源发展、能源利用、能源节约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作为促进和保障低碳经济发展的基本法律制度。

2、我国有关低碳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的密度不够，在框架的原则和制度下缺乏更为细化的具体规定，也缺少一些强制性的标准，操作性不强，所以我们要进一步研究制定石油、天然气以及城市节能灯主要领域的单独的法律法规，完善循环利用节约环保和城市生态等领域的一些法律体系。

3、低碳发展需要理念的支持，更需要具体制度措施的有利保障，我们在强调法律作用的同时，要不断的增强制度的科学性，不断提高人们对执行法律理念的重要性的认识，强调对这些法律的信仰更加具有针对性和有效性，来形成制度框架的完整、效率层次分明、关系协调有序的法律制度体系，使这些法律制度能够落实。

二、不断的促进低碳发展的制度措施，为低碳生态发展注入制度的活力。促进低碳生态发展关键在于不断进行制度创新，引入新的制度措施，为低碳发展注入新的动力，新的活力，新的机制。在主体方面要建立相关引导性的制度，使低碳发展理念成为市场主力的需求，演化为市场主体的自觉行动，使市场主体由被动接受转化为主动参与者，低碳的生态发展才能获得持久的动力支持。在制度方面，要发挥法律制度约束和推进作用的同时，要注重发挥市场机制的激励和引导作用，使市场的主体在低碳发展中能够获益，在市场竞争中能够获得优势。在管理方面，政府在加强外部管理的同时，要建立机制，形成各个市场主体的自我管理约束机制，在强调硬性约束的同时，更应该体现政府的软性管理和有效引导。

三、完善低碳发展一些倾向性的制度，成为促进低碳发展制度的推动力。发展低碳经济是国家战略，在制度层面要体现对低碳经济的一种倾向性的支持和制度保障，加大低碳经济和生态城市发展的扶持力度。一方面政府要多多的给予支持，加大政府的财政资金投入，建立相应的资金保障机制，进一步强化对低碳技术创新的支持，构建低碳经济发展的技术保障体系，建立完善的优惠的融资制度，拓展融资的渠道，建立多元化的资金投入和保障机制。另一方面要少取，对低碳经济发展要采取优惠的税收政策和政府补贴措施，引导低碳经济和生态城市发展的方向，在制度建设中要突出对低碳经济的支持，关注城市的生态发展，并具体化为相关的制度措施，形成有效的激励和引导机制，为低碳经济和生态城市发展提供持续有效的一种推动力量，来促进创造良好的社会法律氛围。

四、要完善发展低碳经济的监督促进机制，营造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社会环境。

发展低碳经济和生态城市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我们运用经济手段、行政手段、法律手段以及社会舆论等多种手段来推动这一系统工程的发展，来形成和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合力以及约束的制度。在制度建设中要进一步完善政府管理和社会监督的一些机制措施，赋予政府源头管理和事后监督的有效手段以及外部监督和促进市场主体的自我管理，同时利用社会监督机制引导社会公众和社会组织参与和推动低碳生态城市的发展，着力普及城市的低碳发展理念，强化市场主体在低碳经济发展方面的社会责任，提升全社会低碳和环保的意识，形成促进低碳经济和生态城市发展的浓厚的社会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