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双减政策的看法十篇

人们对双减政策的看法篇1

   小学教师双减政策个人心得体会

      我从事教学工作以来，对学生课业问题和校外培训问题深有体会，随着全社会对教育的重视，家长对“知识改变命运”的重视，学校对升学率的重视种种重担都压在了孩子的身上作业越来越多，学校周边被各种“托管班”、“培训班”包围，家长们不得不掏出高额的“补课费”，孩子们在放学后、节假日不情愿地走进这些培训班，我们的孩子越来越累。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作为一名教师，我认为这个意见的出台非常及时必要，对于切实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提高教师课堂教学效率，避免校外办学机构“喧宾夺主”、还学生快乐健康的童年，减少学生近视率、肥胖率、心理疾病都有积极的意义。我们一定不折不扣积极贯彻落实“双减”政策，做好课后服务等“五项管理”，切实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义务教育是国民教育的重中之重。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是党中央、国务院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大决策部署，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一直以来对教育和对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关心关注，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的集中体现。

        “双减”政策的出台，让作为教师的我看到了国家对教育改革的决心和力度。政策的出台，将减轻家长的负担，让“还孩子一个快乐的童年"有了希望。同志也督促着教育者，要想更多办法去努力提升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希望加大力度将政策落地落实，切实取得实效。

        今后，我们要坚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服从国家大局，努力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贡献一份力量。“双减”政策落地，师生、家长这样说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在我区引起广泛热议和强烈反响，广大教师、家长、学生和校外培训机构负责人纷纷表示，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严格按照自治区党委的工作要求，积极做好相关工作，共同为营造和谐健康的教育环境贡献力量。

  小学教师双减政策个人心得体会

   通过上周关于小学生减负的问题探讨，我感受颇深，我们对学生的“减负”不能作平面化的理解，似乎“减负”仅仅是减轻书包、减少作业，减少学生在校时间，甚至取消考试。诚然，这些都是“减负”手段，并不是“减负”的真正目的。“减负”既不能平面化的理解，也不能“一刀切”。我们客观的发现，学生的负担并不是都重，而是“负担”不合理：机械学习负担重，实践活动负担轻;考试分数重，习惯培养轻;用脑负担重，动手负担轻;心理负担重，思想疏导轻。更何况，由于学生个体学习能力的差异，他们学习负担的轻重又不能一概而论。教师的职责不是把课本，教参中的文字重复讲出来，不是让学生死记硬背，教师应千方百计的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让学生经历学习的过程，创设良好的学习情境，让学生的思维活动过程达到完整。过重的课业负担是应试教育留下的“毒瘤”，严重影响了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制约了学生能力的发展。使学生真正成为新世纪具有自学能力、创新能力、竞争能力的健康的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我认为教师要做到以下几方面：

   一、创造成长空间 我认为，创造学生更多的自主成长空间，个性化地发展学生的特长，是做好 “减负”工作的关键一点。在这样的认识之下，我们在实践中总结形成了“两个层次”、“两个针对”、“六个让给”的灵活学法指导体系。“两个层次”是目标原则。浅层目标：让每个学生懂得一些通用型学习方法，提高学习效率。高层目标：让学生掌握学习策略，即能根据自己的学习个性、风格和能力，对通用型的学习方法进行灵活选择或再创造，提倡适者为上。

   二、提高教师素质众所周知，教师的教学能力强，教学效率就高;教学效率高，学生的学习容量就大，学习效率也高。这种意义上分析，“减负”对老师而言，不是“减轻教学负担”，而是要提高教师的自身素质，只有高素质的教师，才能实现“轻负担，高质量”。

   总之，教师的教学水平是减负的关键;课堂教学是“减负”的主渠道;学生的学习管理，是“减负”不可视的重要环节。

   小学教师双减政策个人心得体会

 

   1、加强学习，提高认识，积极更新教育理念。

   老师们要理解国家为什么要进行“双减”?“双减”之后，我们要朝哪个方向思考和改进教育教学?因为“双减”，家长、社会对教师工作又有了更高规格的期待，所以，教师们必须认真学习领会“双减”精神，提高自己的判断力，切实提升自己实施素质教育的意识，才能用更加创新的理念开展教育教学工作，创造新的经验方法。

   2、充分钻研教材教法，发展素养，提升能力。

   学校是学生学习的主阵地，教师的核心素养是教育教学质量的保障。作为教师，不仅要加强专业学习，提高教师职业技能，还要聚焦“双减”，加大力度丰富教育教学理念。学习比较前沿的教育教学理论，观摩优秀教师课堂实录，充分钻研教材教法，提升课堂教学设计与实施的能力水平，以丰富多彩的课堂学习类型，助力学生学习，提升学生学习力，让学生体会课堂学习的乐趣。

   3、以生为本，植根课堂。

   教育教学的核心目标是立德树人、五育并举，发展学生核心素养。我们必须结合学生的发展需要，通过深度钻研教材、精准聚焦目标、巧妙设计活动、科学合理实施、理性综合评价等一系列教育教学活动以确保教育教学目标的有效达成。

   4、提高作业练习的设计水平，降低作业量，提升作业质量。

   “双减”严控了考试测验的次数和规模，全面发展固然重要，但测试也是检验学习效果的重要手段。老师们不妨静下心来认真思考是不是还有更好的练习题目可以替代?是不是可以创新作业的内容与形式，让学生充分感受课程学习的获得感?所以，老师们还是要多学习作业管理有成效的老师的经验和方法，提高作业的设计、批改和反馈的管理水平。从源头上降低以刷题为习惯的作业模式，降低作业总量，提高作业的训练效果。

   5、终身学习，持续发展。

   作为一名人民教师，我们时时刻刻都行走在教育教学这一条“知行合一”的行动研究的道路某某。在这条路某某，我们会遇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我们会调整提升。然后我们又会发现新的问题，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螺旋提升进而深度发展。

   教育教学，需要我们每一个教育人勤于学习，勇于实践，善与反思，乐于分享。只有这样，“双减”政策下的教师才会有更加清晰的奋斗目标，我们的教育人生才会更有意义。

  小学教师双减政策个人心得体会

人们对双减政策的看法篇2

国内外许多城市开始实施限行政策以来，其效果的有效性一直备受争议。以天津市为例，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定量评价限行政策对机动车车流量的影响。研究了天津市不同路段在限行政策实施前后，机动车在不同时段的流量变化。通过选定不同的自变量与因变量做回归分析，分别研究了限制不同尾号个数的限行政策对工作日车流量的影响，限行政策对不同路通流量影响程度的不同以及限行政策对限行前后周末车流量的变化。研究发现，限行强度越大，机动车车流量受到的影响越大；工作日限行，路口车流量减少幅度最大为16％；APEC单双号限行，路口车流量减少幅度最大为27．4％。实施限行政策的工作日，早高峰前路口车流量最大增长了23．7％，这说明限行政策使得人们有采取提早出行的方式来规避限行政策的趋势。限行后周末的车流量增加比例为8％～22％，这表明工作日限行政策的实施，使得人们将一些柔性的出行需求转移到周末，增加了周末出行的需求和欲望。

关键词

交通管理；限行政策；影响评价；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尾号限行；单双号限行

引言

19世纪70年代，限行政策起源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加尔加斯在19世纪80年代引入了相似的限行政策，1985～1991年雅典实施限行政策，墨西哥城在1989年开始实施限行政策，圣保罗、麦德林、圣地亚哥为减少机动车使用也引入限行政策。近几年，我国的一些城市，包括北京、天津、上海、长春、兰州、杭州、贵阳、成都开始利用限行政策来缓解交通拥堵［1］。由于各个城市的具体情况不同，限行政策实施的效果也不尽相同。限行政策作为缓解交通拥堵，减轻空气污染的交通管理措施，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研究发现限行政策的执行成本较低，并且缓解交通拥挤的效果明显。北京市开始实施“每周少开一天车”“一日高峰限行”等政策，在缓解交通拥堵方面取得了积极效果［2］。高浩然等［3］通过层次分析法研究发现，小汽车尾号限行的最终结果是减少了机动车的使用，加大了对公共交通的需求。DuHa－ohua［4］通过建立交通流特性模型后发现，限行政策实施后，高峰小时机动车速度提高了，道路通畅的可靠性提高了，并且交通拥堵的还原时间缩短了。WangLanlan等［5］用嵌套逻辑回归模型识别限行政策是否或者在什么程度上影响了出行方式选择。与限行政策对公交使用的影响相比，北京的居民在限行政策实施时会减少开车。Sun等［6］以车牌数字偏好为切入点，研究了机动车限行政策对北京交通流量的影响，测算结果表明限行政策有利于缓解交通压力。ZhangWei等［7］指出在工作日的高峰时段有效的限行政策有可能导致居民由私家车向公交车的转换，私家车车流量减少，公交使用率提高。毛保华等［8］指出限行政策对于缓解高峰时段的交通拥堵起到一定的作用，交通流密度越大，限行政策的影响越大。朱建安等［9］指出限行政策削减机动车出行总量，改善机动车出行环境。尾号限行措施通过总量控制，对削减城市机动车的出行效果显著。自北京市“每周停驶一天”的分号限行措施实施以来，道路行驶车辆大幅度减少，拥堵路段也随之减少，机动车出行环境得到很大程度的改善，在“每周一日高峰停驶”限行期间，早晚高峰路网速度均提高15％，快速路达到20％，拥堵时间缩短1h。为了研究限行政策的有效性，苏岳龙等［10］对限行期间交通流变化数据进行了分析，通过对比限行前后交通流参数统计规律的变化特点得到如下结论：作为一种强有力的交通需求管理手段，限行政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城市交通拥堵；但是采取严格的限行措施，在数据采集点某些特殊时段的交通压力依然接近或超过阻塞密度，因此其他交通需求管理策略需同步配合实施。邵丹娜等［11］指出限行措施对于交通拥堵成本的降低已经产生了一定的作用，杭州市城区的交通拥堵成本已有所下降。从北京、杭州和成都的实践案例来看，3座城市在开始采取限行管理措施的短时间内，由于机动车使用总量的控制性削减，城市交通的拥堵状况很快能得到较大缓解，拥堵总量、拥堵道路数量、路网平均运行速度均有所改善，可以说这种策略的效果是立竿见影的［12］。但是，限行政策在解决交通拥挤的有效性上存在质疑。谢旭轩［13］提出车主为了适应限行政策，会购置第2辆车、选择在非限行时间出行等行为来规避限行政策，并且这些适应行为对限行政策的抵消作用更多地体现在长期效果上。作者还指出以往研究中每周限行1d导致上路的机动车减少1／5车流量的假设不正确，限行政策只限制了机动车保有量的1／5，但是对实际上路的车辆限制远小于这个比例。FranciscoGallego等［14］发现墨西哥城的限行政策对于减少交通拥堵和减轻环境污染仅仅是在短期内有效的。Eskeland等［15］研究发现限行政策增加了墨西哥城总的出行量；二手车使用的增加以及周末出行率提高都造成了限行政策不好的效果。WangRui等［16］指出墨西哥限行政策没有起到很好的缓解交通拥挤和减轻空气污染的原因可能有：人们购买第2辆车；周末私家车驾驶增加。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了限行政策的实施效果，其中一些研究证明了限行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缓解交通拥堵，减少车流量的作用，但是对于限行尾号数字的个数与缓解交通拥挤的影响程度关系少有研究，以及限行政策对不同路段的影响是否相同也少有提及。笔者研究了天津市不同路段在限行政策实施前后，机动车在不同时段的流量变化。通过选定不同的自变量与因变量作回归分析，分别研究了限制不同尾号个数的限行政策对工作日车流量的影响，限行政策对不同路通流量影响程度的不同以及限行政策对限行前后周末车流量的影响。

1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数据来源

据统计，2006～2012年，天津市机动车保有量由120万辆增加到236万辆，每年增量由7万辆增加到30万辆。天津市于2013年12月16日开始实施限购政策，成为我国第3个直辖市机动车限购城市。天津市交管局指挥中心的统计显示，2000年道路交通早晚高峰平均只有1h，而到2013年平日的早晚高峰时间已扩大为1．5～2h，交通高峰时段全路网平均行驶车速约20km／h，主要路口平均饱和度为0．8左右，常见交通拥堵点127处，主要分布于中环线以内区域和对接滨海新区的放射性出入口道路。为缓解天津市交通拥挤状况，减少机动车尾气污染，2014年3月起，天津市实施了2种限行政策：一是自2014年3月1日至2015年1月10日，实施尾号限行措施，即在外环线（不含）以内道路每个工作日的7时至19时对特定尾号的市内机动车进行限行，机动车车牌尾号分为5组，分别为：1和6，2和7，3和8，4和9，5和0，每13周轮换1次限行尾号的组合。对于外埠机动车，工作日（法定节假日除外）每日7时至9时和16时至19时，禁止外埠牌照机动车在外环线（不含）以内道路通行；二是在APEC会议期间，为了保证APEC期间的空气质量，天津市在2014年11月6日0时至2014年11月11日24时，实施了最高级别的应急减排措施：全市行政区域内道路每日凌晨3时至24时实行机动车单双号限行。为了分析这2种限行措施对路网上交通流量的影响，搜集天津市10个重要路口的小时交通流数据，包括尾号限行前后以及APEC期间单双号限行的工作日和周末数据。SCATS系统采集的原始数据是5min车流量。利用编写的程序，结合实际路口大概的通行情况，将合理有效的数据筛选出来。然后将5min车流量数据进行合并，获得每小时车流量，取自然对数后作为回归模型的因变量。由于交通检测器故障的原因，存在某些路口某些时段数据的缺失现象，通过负值和错误数据的筛选，得到符合要求的数据样本量为79163个，根据不同的时段选取不同的数据进行分析，具体的数据描述见表1。

1．2数据分析方法

基于搜集的数据，运用线性回归模型分析普通限行措施和APEC限行对交通流量的影响。为了研究2种限行措施对工作日交通流的影响，需要分析不同路口限行前后和APEC期间限行时段（07：00～19：00时）、早高峰（07：00～08：00时）和早高峰前（06：00～07：00时）交通流量的变化情况。回归模型见式（1）。Yit＝β0＋β1×Limitationt＋β2×APECt＋εit（1）式中：Yit为考察时段车流量的自然对数；Limitationt是二分类变量，取值为1表示实施尾号限行，取值为0表示不实施尾号限行；APECt也是一个二分类变量，取值为1表示实施单双号限行，取值为0表示不实施单双号限行；εit为回归模型中的随机误差项；β1和β2为尾号限行和APEC单双号限行对私家车流量变化的影响程度。由于Yit是车流量的自然对数，严格来讲，exp（β1）和exp（β2）才是精确表示由于尾号限行和单双号限行引起的车流量的变化比例。除了APEC期间，公休日和节假日是不实施尾号限行的，那么限行措施实施是否也会对周末私家车的出行产生影响？通过以下模型来验证限行措施对周末交通量的影响。Yit＝β0＋β1×PostPeriodt＋εit（2）式中：PostPeriodt是二分类变量，取值为1表示限行实施后的周末，取值为0表示限行实施前的周末。同样，exp（β1）表示由于限行措施的实施引起的周末车流量的变化比例。

2数据分析

2．1限行对工作日车流量的影响

根据限行前后和APEC期间工作日的车流量数据，对式（1）所示模型进行估计。鉴于1d中不同时段的小时车流量数据差异甚大，一般根据车流量的大小可分为早晚高峰、平峰和低峰等时段，而且普通尾号限行措施的实施时段是07：00～19：00时，限行措施对不同时段车流量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因此，笔者分别分析了限行对工作日早高峰时段（07：00～09：00时）和早高峰前（06：00～07：00时）小时车流量的影响，以及限行对工作日的限行期间（07：00～19：00时）车流量加和的影响。尾号限行和单双号限行在不同路口和不同时段对车流量的影响见表2（红旗长江路口在工作日的数据缺失较多，未选入分析）。由表2可见，在早高峰时段，尾号限行对海光寺和南门外福安2个路口的车流量几乎不产生影响，回归估计得到的系数为正数且不太显著，而在其他路口，由于尾号限行使得车流量均减少，减少幅度最小的是南京营口，减少的比例约为1．8％，减少幅度最大的是白堤湖境路口，约减少30％。APEC期间单双号限行使得所有路口的车流量都显著减少（白堤湖镜、海光寺和南门外福安3个路口的数据缺失），南京营口减少的比例最小，约7．2％，而鞍山南丰减少的比例较高，约为37．9％的车流量。全天限行时段的车流量同限行前相同时段的车流量相比，车流量的减少与高峰时段车流量的变化类似，说明限行政策并没有对早高峰产生较大影响。值得注意的是限行措施对早高峰前车流量的影响，尾号限行对早高峰前车流量的影响基本上是增加的，除了长年和鞍山白堤2个路口，其中长年路口流量显著减少了6．7％，鞍山白堤路口系数不显著，可认为无明显变化，其他路口的车流量都显著增加或无明显变化，其中显著增加最多的是白堤湖镜路口，增加比例约为23．7％。这说明，随着限行措施的实施，出行者为了避免由于限行而不能驾驶私家车出行而选择在限行时段开始前就完成必需出行，即提早出行。单双号限行措施对早高峰前车流量的影响均为显著减少，这是因为APEC期间的限行时间从03：00时开始，早高峰前06：00～07：00时属于单双号限行时段内，车辆减少比例较大，如鞍山南丰路口流量减少比例高达64．6％。通过观察工作日的尾号限行和单双号限行在高峰时段和限行时段对交通流的影响系数发现，尾号限行对交通流量的影响程度小于单双号限行。限行政策的影响力度与限制的机动车尾号数字个数有一定的关系。限制尾号数字越多，理论上可以上路的机动车辆数就越少，恰好用数据也论证了这一点。限行政策对不同路口的车流量影响程度不同。不同路口在尾号限行或者是单双号限行2种政策下的系数是不同的。这可能是由于不同路口的交通特性不同，导致政策效果不同。限行政策可以减少道路交通流量。通过观察工作日2种限行政策对路通流量的影响，发现回归系数并没有一致的变化。可以看到复康网球馆、白堤湖镜、鞍山南丰、卫津电台、长年、鞍山白堤、南京营口在尾号限行政策下的回归系数是显著负数，也就是尾号限行使得这7个路口的车流量显著减少。根据分析结果，海光寺、南门外大街与福安大街交口2个路口不同限行措施与交通流量不存在显著相关。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与其路口特征有关，上述2个路口为双向主干道，其交通流量大幅超过其他路口。进一步推测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在于限行政策实施后，虽然限行时段可以使总的车流量降低，但由于部分路网的关键节点在出行者出行路线的选择中会被优先考虑，因此其交通流量可能取决于其承载能力而非限行措施。在早高峰前回归方程中，复康网球馆、白堤湖镜、鞍山南丰、卫津电台、南门外福安、南京营口这6个路口的回归系数为显著正数，表明在尾号限行时，早高峰前的车流量是增加的。其他限行城市也出现类似现象，人们为了规避限行政策，选择提前出发满足自己通勤的交通需求。

2．2限行对周末车流量的影响

由于周末全天时段都不限行，基于限行前后的周末全天车流量数据，对式（2）所示模型进行估计，得到周末各路口的回归结果。由表3可见，总体看来，限行措施实施后的周末车流量有增加的趋势，除了鞍山白堤路口的周末车流量显著减少，减少比例约为8．3％，以及南京营口、长年和红旗长江3个路口的车流量变化不显著，其他路口的周末车流量都显著增加，增加比例从8％～22％左右。这说明由于工作日限行措施的实施，人们把积累的出行需求移到了周末，增加了居民周末出行的欲望和必要。对于周末交通车流量在限行政策影响下的变化，复康网球馆、白堤湖镜、鞍山南丰、卫津电台、海光寺、南门外福安这6个路口的回归系数是显著正数，表明限行政策实施以后，周末车流量有增加的趋势。天津市的工作日与周末的出行需求不同，工作日有明显的早晚高峰，周末全天交通量比较平滑。由此可以看出，在工作日实施限行政策以后，人们可能会将一些柔性的出行需求转移到周末，进而实现了缓解工作日高峰时段交通拥堵的政策目标。除此之外，部分路口周末的交通流量变化未体现出增长的趋势，其中长年路口，南京营口和红旗长江无显著变化，鞍山白堤有小幅降低的趋势。在前文的分析中，长年与鞍山白堤2个路口在工作日高峰前也体现出与其他路口不同的趋势。这2个路口的地理位置较为接近、所在路段均为次支路，因此存在一定共性，但与其他路通流量变化呈现不同趋势的具体影响因素尚待进一步研究。

3结论与讨论

笔者对天津市限行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对数据的回归分析估计了限行政策对城市道路交通流的影响，以及人们为了规避限行政策采取的措施。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实现对城市道路交通流变化的估计，内生变量是不同时段的道路小时交通流量（实际计算时取自然对数），外生变量作为解释变量是分类变量，分别评价了限行政策对不同时段，不同路段道路交通流量的影响。笔者研究了2种限行政策对天津市交通流的影响，一种是平时工作日实施的限行政策，每天07：00～19：00时，对2个尾号数字进行限制。另一种限行政策是APEC期间实施的单双号限行政策。LouisdeGrange等［17］研究发现限行政策起到了减少交通流的作用，但是实际减少值低于理论研究值，这可能是由于某些家庭不止拥有一辆私家车，在限行日会使用不同私家车出行；居民会通过早出晚归或者直接违规出行来规避限行政策；并且人们有从私家车转向公共交通的趋势，LouisdeGrange基于当地的公共交通发展状况，通过研究当地地铁和公交客流量变化，发现人们更多地转向地铁而不是公交，这是由于在圣地亚哥地铁的服务水平远高于公交，地铁出行时间短，可靠性高，安全性好。研究的结果也验证了限行政策导致车流量减少的实际值少于理论值，同时在限行日早高峰前和晚高峰后的车流量有增加的趋势。另外，通过研究限行前后周末车流量的变化，发现周末车流量有增加的趋势，这虽然对于环境污染没有太大缓解作用，但是减轻了工作日的交通拥挤，这种限行政策对于人们出行方式的改变有可能会对人们的出行模式选择形成长期的影响；研究发现限行政策对不同路段的交通流量影响不同，路段的交通特性影响限行政策的实施效果，在实施限行政策时应谨慎考虑当地的交通环境。朱建安选择了路段流量、路段车速、拥堵报警次数、公交车速等衡量指标对比分析了北京、杭州和成都的限行政策效果。研究发现限行后路段流量减少，车速提高，拥堵报警次数减少，公交车速也提高了，这4个衡量指标的变化说明了限行政策对交通最直接的影响力，限行政策对于缓解城市交通拥堵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笔者除了发现限行政策在限行时段减少了城市道路车流量，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限行的数字越多，缓解的交通拥堵的效果越好；但是如果不采取其他措施，比如大力发展公交来帮助转移限行这部分的交通需求，就会影响到限行政策的接受度。笔者还分析了限行政策对不同时段的车流量影响；限行政策实施以后，早高峰前的道路交通车流量有所增加，人们有通过提早出发规避限行政策的趋势。政策制定者要谨慎制定限行政策的实施细则，限行不是目的，而只是一种手段。笔者研究发现限行政策对于缓解交通拥堵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实际效果低于理论预期值；并且结果显示限行的数字越多，缓解交通拥堵的效果越好；但是不能任意限行，在确定限行数字的个数时，不仅仅要根据具体交通需求，还要根据当地具体的交通环境，限行后人们是否能够通过其他的交通方式实现出行需求。在实施限行政策的同时，若不采取其他措施，比如大力发展公交来帮助缓解限行这部分的交通需求，那就会影响民众对限行政策的接受度。限行政策对不同路段的影响有差异，本文研究结果是限行政策对城市主干路交通流量的影响较小，对次干路交通流量影响较大，可能意味着限行对于缓解主干路的交通拥堵作用有限，因此在主干道还必须辅以其他交通政策，比如公交优先政策，尽量将限行的这部分交通需求引导到公共交通上来。由于限行政策的有效性因具体的交通环境而异，实施时要具体路段具体分析；本文的研究结果发现工作日的限行，可能会将人们平时的柔性出行需求转移到周末，致使周末的交通流量增加；或者是选择在工作日提早出发来规避限行政策，这种限行政策引起的人们出行行为的变化，可能就会形成长期的影响，必须从行为转化的角度探索人们在政策影响下出行行为的具体变化，具有什么样特质的人群会由私家车出行转向公交；什么样特质的人会坚持私家车出行。这种对于居民出行行为变化的研究为政策制定提供了理论依据。笔者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①选取的路口数量较少，如果可以采集到更多路段的城市交通流数据，可能会有更深入的结论；②采用的线性模型较简单；③限行政策对交通流量的影响是短期的，其长期性效应还需进一步研究。在后续的研究中将继续收集更大范围、更长时间尺度的数据，对比限行政策对不同城市交通流的影响；关于限行政策时效性的研究，也需要采集限行政策实施后不同时间段的交通流数据，进行研究分析；采用多元回归模型从客观上评价了限行政策对交通流的影响，继续探求新的方法研究限行政策如何影响人们的出行方式选择。

参考文献

［1］华家丽，杨坤．国内外限行政策绩效评价研究述评［J］．学术论坛，2013（22）：188－190

人们对双减政策的看法篇3

关键词：中小企业 地方政府 非零和博弈 政策

一、 概述

非零和博弈是指非合作下的博弈，博弈中各方的收益或损失的总和不是零值，它区别于零和博弈。在这种博弈模式之中，自己的收益并不等于他人的损失，同时自己的幸福也未必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即使伤害他人也可能“损人不利己”，所以博弈双方存在双赢的可能，进而合作。

我们从非零和博弈的概念中可以看到，虽然博弈处于非合作状态下，但是最终目的是实现双赢乃至合作。现将此种概念置于企业与政府之间。企业，一般认为被是以赢利为目的社会经济组织；政府，一个国家或地区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也较为复杂；企业为各地方创造经济增长与社会价值，政府管理、制约企业；企业依赖于政府的良好政策、健全的法制、稳定的政局，政府依赖于企业的良好业绩进而提供更多的税收用于公共支出。

习惯上我们把企业分为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中小企业是与所处行业的大企业相比人员规模、资产规模与经营规模都比较小的经济单位。中小企业为国民经济的发展与政府的财政收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以我国为例，2010年的数据显示中小企业贡献了我国60%的GDP、50%的税收和80%的城镇就业。

政府的职能有中央职能、地方职能。自然的，与中小企业存在直接联系的是各级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是国家对地方公共事务行使管理权的主要代表，它依靠其权威对本地区进行管理和控制，通过行使公共权力，达到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

中小企业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通过各种策略与地方政府进行博弈，得以保全自身甚至最大化地获得利润。

二、中小企业与地方政府的博弈关系

（一）博弈分析

博弈论研究的是各方策略在相互影响之下理性决策人的决策行为。中小企业与地方政府都有自己追求的利益，他们各自的策略都会对对方造成影响，因此，中小企业与地方政府构成了博弈的双方。在这种博弈中，中小企业与政府的关系是非完全合作的：政府的政策手段与治理方式不可能完完全全只对某一类企业负责，而企业的发展也难免“触碰雷区”，政企双方的目的与追求也不尽相同；而最好的结果是：政府达到了管理目的，企业取得了预期效益，二者共同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纳什均衡理论揭示出个体理性与共同收益之间的矛盾。博弈的双方--企业、政府如果想要达到共同利益的最大，就不得不放弃自身认为最理性的选择，从对方的角度考量，以期望达到共同利益的最大化。

转型时期中小企业与地方政府的博弈在初始阶段是一种非合作博弈，由于中小企业的自发性及针对中小企业的法律法规缺乏或不完善，双方不能达成相互影响的有约束力的协议，各方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纳什均衡很可能是一个“囚徒困境”，从而基于各自利益最大化的博弈结果就整体公共利益来说并不是最大的。下面以民间融资为例，分析中小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博弈情况：

政府可选择严格的金融管制，为银行业以及国有企业留有较大余地，亦可选择放开金融市场；中小企业面对政府的两种政策可选择少量民间融资、不融资和大量募集民间资本两种策略。

政府宽松的金融政策使得各家商业银行竞相进军中小企业市场，大量的资金涌入促使中小企业迅速成长，他们并不缺乏资金扩张或只通过少量的民间融资弥补资金的欠缺，国有企业面临的竞争趋于激烈，迫使改革加速；

部分中小企业在严格的金融管制之下处于观望状态，等待商业银行的贷款，多数企业面临融资困难的问题，有些企业选择推出；

在宽松的金融政策下，中小企业自主选择商业银行贷款与民间融资，资金充裕，同时银行不良贷款率升高，但银行仍然可能获取高额利润；

在严格金融管制下，部分中小企业选择通过民间借贷和融资募集大量资金，企业承担巨大风险，前途未知。

显然情况A会使双方的共同状况达到满意，从而实现非零和博弈。但是实际的情况要复杂得多。

（二）博弈中的问题

1、 政府制定的政策效用有限

政策是政府实施治理的基础，政策的合理与否将直接影响到政府的治理效果。对政策实施效果的反馈决定了下一步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这种反馈的成本有时是巨大的，不妨对政策进行有效的预测。

例如目前热议的煤炭资源税制改革：资源税是地方税种，煤炭资源税若从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地方收入将会增加。但目前煤炭约占一次能源的70%，又处于卖方市场地位，一旦资源税改革铺开，企业成本上升，势必将成本压力转嫁到电力、钢铁等下游产业，对宏观经济会有一定的影响。从量计征的资源税收模式本意是激励企业提高资源开采效率。但这一税制征收安排最大的局限在于没有考虑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的浪费和对环境的破坏成本，也不能反映资源价格的变动。若推行资源税从价计征，煤炭企业普遍反映税负加大，希望取消一些涉煤基金和行政性收费、统筹税费关系。而饱受地方债困扰和土地财政收入减少的地方政府，却可以因此获得可观的税收红利，正积极游说和推动改革。在这样的情形下，地方政府就需要作出合理决策，是一味的为自身谋求利益还是兼顾各个企业的反应和对经济的整体影响。

2、 政策实施不顺畅，改革不能深化

合理的政策制定出来后，政策的实施成为决定效果的重要因素。政策的实施会遇到来自社会方方面面的阻力。一些旧有的、不适应市场且“名亡实存”的政策阻挡了新政策的实施。

例如我国应当被市场机制取代却依然存在的价格双轨制：20世纪90年代向市场经济转轨以来，价格双轨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尽管“价格双轨制”不再具有合法性，但却改头换面地出现在社会生活的角角落落。以土地为例，在中国，经营性用地实行的是“招拍挂”，而非经营性工业建设用地则采取“协议出让”的方式。在非经营性的工业用地中，土地的供给和需求是一种纯粹的行政行为，并不按照市场规律来运作，这不但成了腐败的乐土，也造就了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据报道，许多开发区工业用地，常常被转手用作经营性用地，为此，国家每年损失多达数百亿元。

3、政府过分依赖、扶持国有企业，不能平等对待所有企业

中国国有大中型企业快速发展，在世界500强中，就有20多家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发展并不能够惠民，国力的增强与老百姓的富裕也没有必然联系。国有企业在与中小企业的争利中发展壮大。国有企业亏损时政府动用财政资金对企业进行补贴，其享有的土地、资金（财政资金和贷款）的低成本和便利、垄断高利润，造就了国有垄断部门的高收入、以及一些国企的挥霍和腐败。中小企业与地方政府的博弈实质上是与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博弈。

三、政企双方对策

（一）政策因势而定

博弈论思想的核心是形成有效的对策，即行动者要根据其他博弈参与者可能行动的选择情况形成相应的行动判断。作为制定政策的局中人要考虑政策承受方局中人的作为。

以税率调整政策博弈为例，政府有提高税率和降低税率两种选择，纳税人的反应有稳定投入、增加投入、减少投入三种选择。经济学中著名的“拉夫曲线”告诉我们，当政府提高税率以后对一般纳税人而言增加稳定投入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会受到影响，他们会倾向于以减少投入抵消增加的税收负担；应税收入即税基的减少导致税收的减少。

如果税率降低，在稳定投入状态下，纳税人税收负担减少，他们会倾向于以增加投入赚取原来稳定投入状态同量税收负担的收益，这会导致应税收入的增加。对于政府而言应税收入即税基的增加意味着税收的增加。

（二）政府完善制度、深化改革

政府部门应认真反思，调整观念与思路，约束自身行为。一些中小企业的负面行为实属对于政府的无奈。由于政府部分采用行政方式配置政策资源和稀缺资源，营造了寻租机会，从而扭曲了企业的行为，无论是国有企业内部的问题，还是中小企业的政治化趋势。

对大型企业的优待等同于对于中小企业的歧视，剥夺了中小企业参与竞争的机会。政府应当营造一个平等、宽松的竞争环境，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注重公平性、透明性，不能让优惠政策成为少数企业的特权。政府在配置不可再生、稀缺资源时，应考虑以市场化方式，这样可以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浪费，增加资源产出率，给予所有企业公平竞争的机会。

（三）中小企业加入行业组织

中小企业普遍势单力薄，面对政府的权力显得无所适从。在与地方政府的博弈当中，企业们逐渐意识到应当团结起来共同维护切身利益，介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社团组织或商会组织便应运而生，成为经济社会中不可或缺的第三股力量。商会组织是企业为维护自身利益而依法设立的非营利性社团法人，它与政府同属公共事务治理体系中的主体，它不属于政府，政府也不能干预民间商会的内部事务，但它可以影响政府，它有权力参加政府制定行业发展规划、产业政策、行政法规和法律活动，同时，也有义务协助政府贯彻实施这些政策法规：政府也可以委托民间商会完成某种任务。无论是民间商会还是地方政府，事实上都是以追求利益目标为己任的。这样，博弈的局中人变为了民间商会组织和地方政府。

此种博弈的过程，体现出的是公共权力的让渡。政府由统治转向了治理，中小企业联合，制定行业规范，接收政府转移的部分权力。这方面比较经典的一个案例是2003年，为应对欧盟的CR法案和打火机反倾销，温州政府和民间商会之间默契地进行了一次权力转移，并且其后的行动过程中进行了有效的协作。

四、结束语

地方政府往往是博弈中的决策人，即在博弈中率先作出决策的一方，中小企业则处于被动的地位。政策是连接双方的纽带，政府应摒弃利己的政策，从全局考虑，引导、调控中小企业。面对一些政策，中小企业需要有明确、行之有效的对策。中小企业与地方政府的博弈的理想状态是非零和的，能够为地方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百度百科.博弈论[DB].2012年10月.

[2]百度百科.非零和博弈[DB].2012年5月.

[3]维基百科.中小企业[DB].2012年10月.

[4]维基百科.纳什均衡[DB].2012年9月.

[5]豆丁.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纳什均衡——从博弈论视角看政府治理[DB].2012年10月.

[6]腾讯新闻.煤炭资源税改革试点在即 企业政府博弈[DB].2012年10月.

[7]道客巴巴.企业与政府的动态博弈[DB].2012年11月.

[8]百度百科.价格双轨制[DB].2012年9月

人们对双减政策的看法篇4

[关键词] 税收筹划 会计政策 固定资产 折旧方法

税收筹划也称为纳税筹划,是指在国家税收法规、政策允许的范围内,通过对经营、投资、理财活动进行的前期筹划,尽可能地减轻税收负担,以获取税收利益。也即是充分利用税法提供的一切优惠,在诸多可选的方案中选择最优方案,以期达到税后利润最大化。

会计政策是指企业在会计核算时所遵循的具体原则,以及企业所采纳的具体会计处理方法。我国的会计政策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强制性会计政策：如会计期间的划分、记账货币、会计报告的构成和格式、各种资产的入账价值的规定，收入确认的原则等。这些是企业必须遵循的，不受税收筹划的影响。另一类是可选择的会计政策：如存货计价方法、固定资产折旧方法、坏账准备和财产损失核算方法、长期投资折溢价的摊销方法、长期投资核算方法、成本费用的摊销方法、收入确认和结算方式等。这些可以选择的会计政策为税收筹划提供了可以执行的空间，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的生产经营状况和税收的相关法规在权衡利弊的前提下，选择能够节税的最优会计政策。

会计政策的选择主要包括某项经济业务初次发生时的选择和由于客观环境的变化而变更原会计政策，转而采用新的会计政策。通过会计政策的选择，可以达到递延纳税，获取资金的时间价值效果；通过会计政策的选择可以缩小应纳税所得额，达到少纳税的目的；通过会计政策的选择，可以充分享受税收优惠，实现税后利益最大化。对会计政策的选择不容易受外部的经济、技术条件的约束。筹划成本低，易于操作，一般不改变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和经营方式。在各种税收筹划中，会计政策的影响是最为明显的，可以说企业进行税收筹划的过程也是一个会计政策选择的过程。

下面我们就以固定资产折旧计提方法的选择为例来看会计政策选择对税收筹划的影响，固定资产折旧是指在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内，按照确定的方法对应计折旧额进行系统的分摊。固定资产折旧是成本费用的组成部分，是影响企业所得税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影响固定资产折旧大小的因素有固定资产原始价值，预计净残值，预计使用年限和固定资产折旧方法等。我们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看其对税收筹划的影响:

1.从固定资产的计价看:但固定资产的计价有明确的处理原则，固定资产的价值确定后，除有下列特殊情况外，一般不得进行调整：(1)国家统一规定的清产核资:(2)将固定资产的一部分拆除；（3)固定资产发生永久性损害，经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可调整至该固定资产可收回金额，并确认损失:（4)根据实际价值调整原暂估价值或发现原计价有错误。所以说固定资产计价几乎不具有弹性，纳税人很难在这方面做合理避税筹划的文章。

2.从预计净残值看：企业新购置的固定资产在计算可扣除的固定资产折旧额时，应当估计残值，内资企业固定资产残值比例统一确定为原价的5%。这也就导致利用残值进行税收筹划的可能性不大。

3.从预计使用年限看：会计制度对固定资产预计使用年限只规定了一个范围，这使得预计使用年限的确定容纳了一些人为的因素,为税收筹划提供了可能性。对于创办初期且享有减免税优惠待遇的企业一般应延长折旧年限，以使更多的折旧递延到减免税期满后的成本中，从而达到节税的目的；对于处于正常生产经营期，且未享有税收优惠待遇的企业,一般应缩短折旧年限,加速成本回收，使利润后移,在延期纳税中获取资金的时间价值,相当于向国家取得了一笔无息贷款。

4.从固定资产折旧方法看：固定资产的折旧方法有平均年限法、 工作量法、双倍余额递减法和年数总和法等，而不同的折旧方法对纳税企业会产生不同的税收影响。主要对固定资产价值补偿和补偿时间会造成早晚不同，进而影响到企业利润额受冲减的程度。但我国现行税法对折旧方法做了明确规定，即绝大多数企业只能选用直线折旧法。只有部分企业的部分固定资产才可以选用加速折旧法。

一般说来，采用平均年限法，各折旧年限计提的折旧费是均等的，企业各期的应税所得相对均衡;采用工作量法，计入各期的折旧额不同，损益变化没有明显的规律；采用年数总和法或双倍余额递减法等加速折旧法，则各期计提的折旧费随着各期折旧率的递减或固定资产每期账面净值的递减而呈递减趋势。即早期折旧费大而后期折旧费小，从而使得企业各期的应纳税所得呈现递增态势。这相当于依法从国家取得了一笔无息贷款，获得了递延纳税的好处，有利于企业获得资金的时间价值。从应纳税额的现值来看，运用双倍余额递减法计算折旧时，税额最少，年数总和法次之，而运用直线法计算折旧时，税额最多。如若仅从节税的角度考虑，采用加速折旧法计提折旧是优化纳税的最佳选择方式。当然，折旧提取还要考虑其他因素，如企业是否处于减免税期、通货膨胀、盈利亏损状况等。在盈利企业，由于折旧费用都能从当年的所得中税前扣除，应选择折旧年限前期折旧额最大的折旧方法；在享受所得税优惠政策的企业，由于减免税期内折旧费用的抵税效应会全部或部分地被抵消，应选择减免税期折旧少，非减免税期折旧多的折旧方法；在亏损企业选择折旧方法应同企业的亏损弥补情况相结合，使不能得到或不能完全得到税前弥补的亏损年度的折旧额降低。

最后，作为企业在进行会计政策选择时必须遵守会计法规与会计准则;以企业经营目标和政策为导向;同时还应当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会计政策,并且一经确定不得随意变更。

参考文献:

[1]注册会计师辅导教材:《税法》.财政经济出版社,2007

人们对双减政策的看法篇5

6月5日，中国商务部发出公告，启动对欧盟葡萄酒“双反”调查程序。商务部表示，国内葡萄酒产业向商务部指控原产于欧盟的葡萄酒以倾销、补贴等不公平贸易方式进入中国市场，商务部将依法调查处理。

这是欧盟葡萄酒产业面临的首例“双反”调查。

6月4日，欧盟委员会公布了对中国光伏产品反倾销调查的初裁结果，决定从6月6日至8月6日对涉案中国光伏产品征收11.8%的临时反倾销税。

2012年，中国自欧盟进口葡萄酒2.9亿升，占进口总量的67.6%，进口额达10.4亿美元。而对华出口葡萄酒最多的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均是欧盟对华光伏“双反”案中的积极支持者。

中国商务部否认这种联想，业界亦有多人称该说法较为勉强。中国酒业协会称，由于受到（欧盟葡萄酒）冲击，中国葡萄酒企业的产能不能得到充分发挥，产量、销量、利润等多个重要经营指标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趋势，形势不容乐观。

7月底，中欧就光伏产品达成价格承诺协议后，又有外媒称，葡萄酒“双反”案预计将被冻结，但此说并未得到中国商务部确认。

“双反”调查，必须证明倾销、补贴与国内产业受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这并非易事。

对中国葡萄酒企业而言，近一年来销量下降，是否与抑制公款消费关系更大？在品质和品味偏好上，国产葡萄酒能否和欧盟产品相比，更是问题。

《财经》记者了解到，经历了多次改革的欧盟《共同农业政策》，已基本符合《WTO农业协定》的要求，而这正是中国有关部门最该借鉴、参考的地方。 “双反”冲击波

说着流利英语的Helene Ponty，是法国波尔多右岸卡农弗龙萨克（Canon Fronsac）产区的一间家族酒庄庄主。拥有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BA学位的她，协助父亲经营着创始于1905年的家族葡萄园。

Le Ponty家族葡萄园占地12.5公顷，种植了五种葡萄，每年可出产7万瓶葡萄酒。葡萄园雇佣四名全职工人，丰收时还会雇佣一些季节性工人。Le Ponty是波尔多地区将葡萄酒直接出口到中国的首家家族型酒庄。2012年秋Helene在北京建立康庭酒业公司，成了进口商。

中国的“双反”调查让Helene经受了不小的挑战。6月5日，听到“双反”调查的消息后，她做的第一件事是与父亲通电话。

“我告诉他，我们必须积极应诉。如果不配合中国方面的调查，未来可能会被征非常高的税率。”随后，父女俩立即联系了卡农弗龙萨克产区和波尔多大区的葡萄酒协会（CIVB）。

中国商务部要求应诉登记必须在20日之内完成。7月1日，“双反”立案调查正式后，Helene又仔细完成了包括倾销调查、补贴调查、损害调查的所有应诉登记，按要求递交了所有数据。“我们是小型的家族运营酒庄，所要求的出口数据比较容易收集，在截止日之前按要求完成了出口商的登记。”

在法国波尔多大区，有7000个大大小小的酒庄，生产商和出口商的应诉登记是一个巨大的工程。

CIVB以及各个产区联盟（AOC）在这个过程中提供了不少帮助。他们将所有需要填写的表格发给葡萄酒种植者，提醒大家必须配合调查，收集填写完的表格，并送往中国商务部进出口公平贸易局。

立案调查给Helene带来的另一个后果是运输方面的紧张。“坊间曾传言到今年8月就会征税，大家都想在这个节点前，把尽可能多的货运进中国。我们连集装箱都订不到了。”

Helene还收到了许多中国经销商的询问。“他们对于可能征收‘双反’税导致的价格上涨非常担心，问是否需要马上备很多货。”

“听到‘双反’调查的消息时，我正在北京参加一场葡萄酒专业人士的展销会。”另一位酒庄主Stephane Donze，经营着位于波尔多布尔丘产区、拥有200年历史的马尔蒂娜酒庄。

布尔丘产区联盟为产区内的生产商做了应诉登记。Stephane称，中国已成为波尔多布尔丘产区的最大市场。2012年，该产区葡萄酒对中国的出口量同比增长56%。

上述两位酒庄主均不相信，中国对欧盟葡萄酒“双反”调查是一起纯粹从商业出发的贸易救济措施。

这种看法并非没有依据。6月4日，欧盟委员会公布了对中国光伏产品反倾销调查的初裁结果，决定从6月6日至8月6日对涉案中国光伏产品征收11.8%的临时反倾销税。

次日，中国商务部宣布，应国内葡萄酒产业要求，启动对欧盟葡萄酒“双反”调查程序。

据商务部披露，6月17日，中欧双方代表举行立案前磋商。6月21日，欧盟委员会向商务部提交了关于反补贴调查的书面评论意见。7月1日，商务部36号文和37号文，正式公告对欧盟葡萄酒进行反倾销和反补贴立案调查。

8月初，中欧就光伏产品达成了价格承诺协议后，事件可能又有了转机。有外媒称，葡萄酒“双反”案预计将被冻结。对此，《葡萄酒评论》主编林力博称，“葡萄酒和光伏产品，本来毫无干系，就这样被牵扯到一起来了，这就是政治。”

根据中国海关数据，2012年中国共进口葡萄酒4.3亿升，进口额近26亿美元。其中，中国自欧盟进口葡萄酒2.9亿升，占进口总量的67.6%，进口额达10.4亿美元；而单从法国进口的葡萄酒就达到1.7亿升，占进口欧盟葡萄酒总量近六成。

另外，西班牙、意大利近年来对华出口的葡萄酒销量和金额也直线上升。而这三个国家，恰恰是欧盟对华光伏“双反”案中的积极支持者。

7月2日，葡萄酒“双反”案的申请人中国酒业协会声明称：“由于受到（欧盟葡萄酒）冲击，我国葡萄酒企业的市场空间遭到了严重挤压，产能不能得到充分发挥，产量、销量、利润等多个重要性经营指标均开始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趋势，整个行业形势不容乐观。”

中国酒业协会称，单靠企业自身改善经营管理和销售策略不可能改变现状，需要应用我国以及WTO相关法律赋予的权利，有效遏制进口产品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溯源WTO法规

欧盟葡萄酒生产企业是否存在低价倾销行为，并获得了WTO相关法律所不允许的政府补贴呢？

《财经》记者了解到，其他拥有葡萄酒产业的国家，尚未对欧盟葡萄酒发起过“双反”调查，中国是首例。

参与撰写《WTO农业协定与农产品贸易规则》一书的中国农业大学法律系讲师周超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从法理的角度，中方是否有事实依据对欧盟的葡萄酒征收“双反”税，要看调查之后的结果。

“需要证明三点：倾销和补贴事实的存在；损害的产生；倾销和补贴与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现在是立案调查，并不表示一定有事实依据。”

葡萄酒作为农产品，属于欧盟的《共同农业政策》管辖范围。欧盟农业发展到今天，《共同农业政策》功不可没，它把各成员国对本国农业的保护和干预，统一为欧盟成员国共同的农业政策。

随着《WTO农业协定》的生效（1995年）及之后WTO农产品贸易谈判的影响，欧盟委员会数次修订《共同农业政策》。其改革重点是降低价格支持和出口补贴，减少政府干涉，同时更多采取直补农民收入的方式。

对欧盟农产品贸易政策颇有研究的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副教授祁欢解释称，直补农民收入的方式，意味着由贸易保护转向技术支持。从欧盟的角度看，鼓励各个成员国改进产业结构、提高市场竞争力，这种政策变化更符合自由经济市场的要求。

周超和祁欢均认为，欧盟《共同农业政策》的改革方向，恰恰符合《WTO农业协定》的基本精神。

《WTO农业协定》目前仍是WTO框架下的农产品贸易规则的法律依据。但它是框架性文件，并未细化到对葡萄酒的规定。

国内支持、出口竞争、市场准入，是WTO农业谈判的三大议题。

国内支持，有一些表现为补贴，另一些则不表现为补贴，如政府对农业的科研推广等一般，其实就是一种国内支持。

“根据《WTO农业协定》，国内支持本身是被允许的，补贴也不是一刀切被绝对禁止的。”周超称，“如果是出口补贴，则需要减让；与出口不挂钩的支持或补贴，则是被允许的。”

WTO的总目标，是要促进自由贸易。各国诸多的国内支持措施妨碍了自由贸易，因此《WTO农业协定》对国内支持的总体思想是要进行削减。

但由于国内支持措施种类繁多，不同措施的作用又各不相同，《WTO农业协定》采取了区别对待，依据是否对生产和贸易产生扭曲作为标准，将所有国内支持措施划分为“要求减让承诺的”和“可免除减让承诺的”，即所谓“黄箱”和“绿箱”政策。

“黄箱”政策包括价格支持、营销贷款、面积补贴、种子肥料等投入补贴，这些政策被认为会对生产和贸易产生较大的扭曲，需要各个成员国逐步予以削减。

“绿箱”政策，则包括一般政府服务，比如培训、技术推广、咨询、检验服务、市场营销和促销、基础设施建设等。另外，对生产者的直接支付也属于“绿箱”范畴，但需满足产量、出口不挂钩的条件。

“可以明确的是，凡是与出口实绩挂钩的补贴都是被禁止的。”周超告诉《财经》记者，与产量和出口挂钩就会鼓励生产、扭曲贸易。反之，与产量和出口脱钩的，对于生产者的直补，则被WTO所允许。

即使是“黄箱”政策，也不是绝对不允许，只要不超过《WTO农业协定》规定的综合支持量（欧盟是5%的上限）就可保持。

经历了多次改革的欧盟《共同农业政策》，最大变化就是将“黄箱”政策逐步转变为“绿箱”政策，废除与农产品产量挂钩的做法，改为向农民提供“单一农场支付计划”，即把以前与产量挂钩的补贴，转变为与生产者收入挂钩。

周超评价说：“欧盟的做法比较聪明。” 欧盟农业政策合规吗

欧洲国家对葡萄种植者的补贴由来已久。葡萄酒产业有着天然的不稳定性，对葡萄种植和葡萄酒生产的补贴，历来被视为重要的社会和经济稳定机制。

过去十年，随着欧洲葡萄酒市场的产能过剩、需求不足，欧盟采取了一种循序渐进的方式来改革葡萄酒产业，包括鼓励葡萄种植者改种其他农作物的补贴、鼓励葡萄多样化种植的补贴，以及把欧洲葡萄酒带入国际市场的营销补贴。

欧盟委员会农业和农村发展总司的数据显示，欧盟用于支持葡萄酒产业的预算每年都在增长，从2009年的7.94亿欧元增长到了2013年的12.31亿欧元。

欧盟委员会农业和农村发展总司曾在公开文件中分析认为，在WTO框架下，欧盟葡萄酒产业政策涉及的主要问题，一是国内支持，以往每年欧盟预算的绝大部分属于“黄箱”；二是出口退税，未来WTO谈判可能会达成铲除所有出口补贴的协议。

改革目标是，保证欧盟葡萄酒的生产顺应需求，减少不必要的政府干预，重新规划预算开支，以促进欧洲葡萄酒的竞争力。

2008年，作为欧盟《共同农业政策》改革的重要部分，葡萄酒产业的改革方案，最终通过（EC）479/2008的文件方式获得了确立，并于该年4月实施。实施第一天起，所有没有效率的市场支持措施，比如出口补贴，均被废除。

改革方案还包括：一项自愿的、为期三年的“拔藤”计划，来帮助那些缺乏竞争力的种植者转产或休耕；

用于危机蒸馏的补贴将被淘汰（危机蒸馏是指政府买下多余的葡萄酒和葡萄，然后把它们蒸馏成工业酒精，通过这种方式来销毁市场上多余的葡萄酒，并且直接用现金救济葡萄种植者）；

而国家信封预算被允许用于对第三国市场的葡萄酒推广，以及葡萄园、酒窖重整和现代化的投资（信封预算是指分配到各成员国，由各个国家自行决定如何使用的预算）。

欧委会农业和农村发展总司认为，这些改革措施总体上使得欧盟葡萄酒共同市场政策更符合WTO法律框架。欧盟每年有近13亿欧元的预算用于帮助葡萄酒产业，这一预算保持不变，但有望产生更大的效益。

比如“拔藤”计划，历时三年、覆盖17.5万公顷葡萄园，从2009年到2011年，财政补贴分别为4.64亿欧元、3.34亿欧元和2.76亿欧元，但是将为欧盟节省一大笔处理过剩葡萄酒的开支——此项开支过去每年都要耗费5亿欧元。

资深评酒家、葡萄酒经济学家Mike Veseth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表示：“公正地讲，欧洲葡萄酒至今仍旧受到了补贴，但是补贴程度已远不及过去，并正从价格支持方式转向增加竞争力的各种改革。”

对Helene来说，上述的《WTO农业协定》及欧盟的《共同农业政策》，似乎有些陌生。她的酒庄，既没有参加“拔藤”计划，也没有参与海外市场的推广补贴。

但她表示，对于典型的小型家族酒庄来说，没有政府支持，是无法经营下去的。“在法国运营一家酒庄利润并不丰厚，尤其在全球竞争环境下，家族酒庄的经营越来越困难，我们没有足够的资源与卡斯特（法国最大的葡萄酒商）那样的酒商在全球市场竞争。”

据Helene介绍，欧盟或法国政府的大部分支持是到达各个葡萄酒产区。各产区支配这些资金，包括教育客户有关产区的历史、传统和葡萄酒的知识；还有一些支持是用来帮助年轻葡萄种植者开创他们的酒庄，或帮助葡萄种植者重整葡萄园，使其更加生态环保。

Eric Bantegnies是波尔多右岸家族酒庄Chateau Bertinerie的第五代继承人。他对《财经》记者表示，从2010年到2012年，其酒庄确实收到了5000欧元的投资补贴。“但相比较我们自己的投入，这简直是杯水车薪。总之我不认为，这点政府资助就可以让我们产生不公平的价格。”

桃乐丝（Torres）葡萄酒贸易有限公司主管合伙人Alberto Fernandez则告诉《财经》记者，欧盟国家确实有葡萄酒海外市场推广的补贴，但要获得这些政府补贴，必须详细清晰地证实在海外市场的每笔营销费用，因此大多数酒庄并不使用它。 “双反”案胜败几何

中国对欧盟葡萄酒的“双反”，胜算几何？

就倾销指控，中方必须有证据证明，欧盟葡萄酒的出口价低于成本价（或者说国内的公平价值）。Stephane告诉《财经》记者：“从我们酒庄角度看，给中国市场的价格，与给其他市场，包括美国、英国、瑞士等，都是一致的。”

Helene则表示，中国进口商从供应商处得到一些折扣是可能的。“中国对波尔多葡萄酒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但我能保证的是，法国葡萄酒种植者不会因为要进入这个市场，而卖到低于公平价值的价格。”

经销美国加州葡萄酒的上海品波酒业公司老板Jesse Coffino则透露，进口葡萄酒在中国海关的到岸申报价格，有些确实极其低廉，甚至低到每瓶1欧元、1美元左右，“自然让人怀疑存在倾销之嫌”。

一种可能是，中国市场进口了一些劣质葡萄酒，这些酒本身价格低廉。Eric告诉《财经》记者，“我们生产的是波尔多产区酒，不同于普通的‘餐酒’，出产量被严格控制以保证质量，加上中国总额48%的各种税，到中国市场的零售价格每瓶高达200元-600元人民币，哪里谈得上低价倾销？”

目前中国对欧洲葡萄酒征收的税费，包括进口税、关税、增值税、消费税，累计高达48%。Eric抱怨说：“对欧洲葡萄酒而言，这可是全世界最高的税费了。”

资深葡萄酒评论家Jim Boyce对《财经》记者称，必须把欧盟的葡萄酒政策与个人进出口商的行为区分开来。

“如果说个别进口商为了逃税，向中国海关申报很低的价格，这种行为属于个人违法，与欧盟葡萄酒政策并无关系。中国海关的工作，就是要杜绝这种违法行为，定期审核葡萄酒的价格和进口商的记录。”

至于对欧盟的补贴指控，祁欢则指出：“基于《WTO农业协定》，并不是所有的补贴都是被绝对禁止的。若是‘绿箱’政策，属于免除义务的，也就是不可诉的。”

在37号文件中，中国商务部列举了对于15个补贴项目的调查决定。它们分别为：单一支付计划、第三国市场推广补贴、葡萄园重建和转型补贴、绿色收割补贴、共同基金补贴、收获保险补贴、投资补贴、副产品蒸馏补贴、出口补贴、葡萄酒和酒精的储存补贴、特殊用途资助补贴、农村发展基金项下的补贴、法国科西嘉岛投资开发税收抵免补贴、西班牙地区经济刺激计划项下的补贴、德国东部投资补贴。

从字面来看，第一项“单一支付计划”，即是现行欧盟《共同农业政策》（2008-2013年）的总体框架。

第二项“第三国市场推广补贴”和第三项“葡萄园重建和转型补贴”，则属于《WTO农业协定》中的可免除减让承诺的“绿箱”政策项下的一般政府服务。

周超则认为，光看这些补贴项目的名称，并不能判断是否属于“绿箱”，还要依据具体补贴的规定和实践，这需要进一步调查。

“绿箱”补贴当中，有的涉及政府提供的市场营销和促销服务，比如去海外参展、参加一些博览会。“但若与出口销量挂钩，比如说每出口一瓶酒，政府就支持2欧元，那实际上就是与出口实绩挂钩了，属于出口补贴，是不被WTO规则允许的。”

再比如葡萄园重建和转型的补贴。因供大于求，需要重整淘汰一些不景气的葡萄园，欧盟委员会需拨出预算补贴各国葡萄种植者。

周超认为，在WTO框架下，“绿箱”政策里有一个关于结构调整的援助，因此对葡萄园的重整改造补贴应是被允许的。

“但这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必须是政府提供的支持，而不是消费者的转让；二是不可以与价格或产量挂钩。”即葡萄园的重整改造，只能与葡萄园的发展有联系。

欧洲智库、国际政治经济欧洲中心（ECIPE）的主任Dr.Fredrik Erixon对《财经》记者表示：“欧盟对于葡萄酒产业的支持，应该是在WTO的框架之下。然而，‘双反’出发点往往并非合法还是不合法，这在欧盟对华的光伏案中可以得到验证。”

倾销、补贴与国内产业受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要证明起来也比较困难。

《葡萄酒评论》主编林力博称：“中国葡萄酒生产企业说，近一年来销量下降、利润减少，这和抑制公款消费是否关系更大？这也是中国白酒及进口葡萄酒面临的共同问题。再者，影响葡萄酒消费的，除了价格，还有品质和品味偏好，国产葡萄酒在这两方面是否都可跟欧盟葡萄酒比较？”

在上海2013葡策中国高峰论坛上，中国酒业协会理事长王延才说：“这是个政治问题，‘双反’对于国内葡萄酒产业和市场的影响微乎其微”，“我们要是靠‘双反’，那么这个产业将无路可走。”

本案涉及的倾销、补贴的调查期，均为2012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根据中国商务部安排，本次调查自2013年7月1日起，应在2014年7月1日前结束，特殊情况下可延长至2015年1月1日。

人们对双减政策的看法篇6

关键词：地方政府；税收竞争；税收优惠；中西部地区

中图分类号：F235.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8-4428（2016）05-63 -02

一、我国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的现状及其原因

（一）我国地方政府税收竞争现状

整体上，我国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划分为制度内税收竞争与制度外税收竞争，制度内税收竞争是由中央的差别性税收政策及地方合法税收权限引起，而且更多的具有随意性大、竞争过度甚至宏观上失控的特点。

（二）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的原因分析

1.主观原因

第一，政府间事权与财权的不对称将直接导致地方政府参与税收竞争，事权划分不清，政府间财政支出的责任并不明确。第二，几乎所有的税法与规范都是由中央制定，地方只有类似于宰税、筵席税等个别税种的税权。

2.客观原因

由于我国实行高度集中的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要上缴中央，财政支出也将由中央下放。

（三）博弈模型分析

首先我们设：

（1）只有政府A和政府B，参与税收竞争博弈，且都是理性的“经济人”，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

（2）实施税收优惠政策是双方政府进行税收竞争的手段。

（3）假定资本是完全流动的，可以有效地保证税收优惠政策吸引资本。

（4）两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投资环境不同，政府A 的经济发展状况与投资环境要优于政府B。以博弈模型来分析我国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的收益效应。

由该博弈模型可以看出，政府A和政府B均实施税收优惠，是该博弈的占优策略均衡。在双方都实施税收优惠时，收益增加，说明双方的税收优惠是可采取的。此时可以吸引资本流入、增加本地税收收入，因此发生的成本与能够由收益的相应增加得到弥补。

尽管双方均实施税收优惠对双方都有利，但这种合作极其不稳定。从图1中可以看到，一方不执行潜在的所得税优惠为2000。因此，合作双方将为一个更微妙的突破以获取更多的收入占主导地位的战略，采取税收优惠政策。在不断博弈中，税收优惠程度得到提高，竞争透明度渐渐下降，从适度的税收竞争转变为过度的税收竞争，政府A和政府B均会陷入“囚徒困境”，也就是图2的情况。

因此，在这一阶段的博弈中两个政府都实施过度税收优惠是占优策略均衡。但是这样会使恶性竞争波及两个政府，不但税收不会增加，税基也会遭到破坏，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将减弱。因此，必须规范恶性税收竞争行为。

假设对实施过度税收优惠政策的政府实施规范，使其在过度税收优惠时获得的收益低于正常优惠的收益水平，就会出现图3的情况。

在图3中，两个政府占优策略均衡为均实施正常税收优惠的情况。因此，为控制税收竞争的恶性演化，为达到双赢，政府间税收竞争必须采取一定的措施加以规范。

二、政府间税收竞争的影响

（一）宏观论述影响

客观上，适度的税收竞争并不一定都是有害的。它是市场机制在公共经济领域的延伸，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市场效率。实践证明，政府间税收竞争是一把“双刃剑”，比如税收竞争使纳税环境遭到破坏，市场运行和税收征管效率降低。

（二）微观论述影响――以中西部为例具体分析税收竞争的影响

税收竞争对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的影响。中西部地区的财政收不抵支，财政自给率较低，财政支出除了来源于地方财政收入，更依赖于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从下表反映的2014年度全国31个省市的财政自给率（是指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收入与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支出的比值，财政自给率是判断一个城市发展健康与否的一个重要指标）的数据来看，东部地区的财政自给程度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的平均值为 75.8%，北京市则高达89.0%。中部地区的平均值是44.8%；西部地区的平均值只有36.9%，地区仅达10%。东部地区，中央的转移支付对财政支出的贡献较小，或者可以理解为本地的财政支出对本地的财政收入形成了有力的约束。中西部地区，中央的转移支付才是满足当地财政支出的重要渠道。在参与横向税收竞争时，面对同等数额的税收减免，中西部地区的相对成本较低。

因此对于实施税收优惠和税收减免，东部地区更加敏感，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中西部地区的资金使用效率。但同时中西部地区为了提高所在地的吸引力，必须通过有限的资金提高本地区的投资环境，又刺激了欠发达地区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三、我国政府间税收竞争的解决措施

第一，构建稳定的税收竞争规则和政治经济社会运行机制，增强政府间税收竞争的有效性。

第二，构建双层法律体系，减弱地方保护主义。因为有效的政府间税收竞争也必须防备地方保护主义的弥漫。

第三，明确各级地方政府权限。他们是我国政府间税收竞争的主要参与者，唯有明确本身的权责范围，才能使税收竞争走出恶性怪圈。

四、结论

在本文中详细论述了政府间税收竞争的现状原因，并利用博弈模型分析我国政府间税收竞争的问题、研究现状以及解决措施。以中西部地区为例，对税收竞争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我国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同时并存，所以治理应以规范与完善为主，杜绝全盘否决。从规范税收竞争行为和税收竞争环境对我国政府间税收竞争进行规范，对治理和协调我国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我们无法从根本上剔除政府间税收竞争的弊端，但我们可以减少危害性，为我国经济的增长搬去绊脚石。

参考文献：

[1]潘明星.政府间横向税收竞争的博弈及效应分析[J].当代财经，2010，（07）.

[2]秦楠.我国欠发达地区参与国内横向税收竞争的研究 [J].西南财经大学学报，2013，（03）.

[3]刘蓉，黄长明.税收竞争的效率与规范[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5，（02）.

[4]周克清.论转型期政府间的税收竞争及其有效性[J].涉外税务，2002，（03）.

[5]钱信松.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问题、效应及治理[D].苏州大学，2013.

[6]毕春雷.规范税收竞争的对策[J].税务，2003，（05）.

[7]薛钢，曾翔，董红锋.对我国政府间税收竞争的认识及规范[J].涉外税务，2000，（08）.

[8]沈坤荣，付文林.税收竞争、地区博弈及其增长绩效[J].经济研究，2006，（06）.

[9]刘笑萍.国内税收竞争的经济效应分析[J].税务研究，2005，（02）.

[10]黄春蕾.当前我国国内横向税收竞争的实证分析[J].税务与经济，2004，（01）.

人们对双减政策的看法篇7

教学目标

1.知识方面：通过本节的教学，使学生了解或掌握解放区的；《中国土地法大纲》；的战略反攻；刘邓大军等反攻方向；战略决战的胜利；三大战役的胜利及意义。

2.能力方面：

（1）通过对民主革命时期土地革命和内容的教学，培养学生综合分析和概括的能力。（2）通过对解放战争进程的教学，培养学生对战争进程的分析、归纳和概括能力。

（3）通过解放战争中敌我力量变化的教学，培养学生用辩证的方法看待历史事件的能力。

3.态度、价值观方面：通过对解放战争进程的教学，教育学生认识人民群众的支持是解放战争胜利的重要保证。

4.学生指导方面：

（1）通过对解放区的的教学，引导学生从整体上把握运动，使学生掌握概括、归纳的方法。

（2）通过引导学生分析本节图表，培养学生分析图表得出正确历史结论的方法。

重点、难点分析

1.重点分析：

（1）的是重点。变革土地制度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是广大农民最迫切的要求。不解决土地问题，就不可能把广大农民真正的发动起来，也不可能完成反封建的任务。在国共政权十年对峙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当时的国内矛盾，分别制订了切实可行的政策。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为适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需要而制订的减租减息政策已不能满足广大农民的要求，为了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中国共产党制订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审一个比较完善的土地革命纲领。要使学生认识：解放区的，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巩固了人民民主政权，是解放战争迅速胜利的可靠保证。

（2）战略决战的胜利是本节重点。随着解放战争进程的发展，敌我双方军事力量对比发生很大变化。同时，国统区民主运动高涨，政治上十分孤立，后方不稳；而解放区基本完成，政权巩固，人民支授解放战争，因此决战时机已经到来。中国共产党抓住时机，展开三大战役，为解放全中国奠定了基础。学习这一内容既有利于学生把握历史发展基本线索，又有利于培养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

2.难点分析：解放区的与解放战争进程的关系是本节难点。解放区的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广大农民是否能够真正调动起来，投身于革命战争、支援革命战争，是关系解放区民主政权能否巩固，工农联盟能否巩固以及解放战争能否取得胜利的关键。因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又有效地保证了的进行，保卫了的成果。要引导学生体会经济与政治的关系，体会民主革命中农民阶级的作用，从而深刻理解人民群众的支持是解放战争胜利的可靠保证。

课堂教学设计

师：抗战胜利后，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发动了全面内战，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粉碎了军队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使国内形势向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人民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板书第三节课题）

一、解放区的

师：抗日战争胜利后，以减租减息为主要内容的土地政策，已不能满足广大农民的要求，他们迫切希望获得土地。1947年，中国共产党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决定在解放区进行，并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同学们请回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各个时期我党制定土地政策的依据是什么？

师：（引导学生从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和斗争任务去分析）

生：（回忆并回答）

师：在国民大革命时期，因为反封建军阀的需要，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政策，动员农民参加革命，支持革命；在十年国共对峙时期，因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国内阶级矛盾，革命任务要“打倒地主阶段”，采取了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所有的政策；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团结地主阶级共同抗日，在根据地实行“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的政策；在解放战争时期，国内阶级矛盾是社会主要矛盾，因此改变减租减息的政策，实行同国共十年对峙时期基本相同的土地政策。《中国土地法大纲》明确规定了的方向、方法并在总路线中明确了依靠力量，团结对象和革命的目的，请同学们看书第102页（引导学生思考、掌握具体内容）

师：大纲规定：没收地主土地，废除封建剥削的地土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按农村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在中，中国共产党贯彻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分别地消灭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总路线。

师：（引导学生阅读的意义）经过一年多的斗争，解放区有一亿多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分到了土地。这极大地激发了农民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为了保卫胜利果实，广大农民积极生产，踊跃参军，支援前线。农民的支持，成为解放战争迅速胜利的可靠保证。

人们对双减政策的看法篇8

这个反思中，首先要看到现在经济学理论的不足：主流经济学的认知框架其实是不对称的。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可说存在着一种共同失误——在理论框架里“假设”了供给环境，强调的只是需求端的深入分析，却忽视了供给端的问题。

美国学者在供给端的认知上是有贡献的，在应对滞胀压力的经济实践中孕育出了供给学派。它的政策创新产生了非常明显的正面效应，但其理论还是有明显不足。可以说，他们的主张还是基于“华盛顿共识”框架，在企业层面激发供给的潜力，但是在结构分析、制度供给分析和政府作为方面的分析较弱。

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在应对危机的实践中，跳出经济学教科书，实行了区别对待的供给手段。比如2008年金融危机，美国政府对雷曼兄弟的态度，一开始斟酌“救还是不救”，之后，对这家150多年的老店，就任它；但后来对“两房”、通用公司等，却大力度施以援手，这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区别对待的供给

在产业政策方面，美国的做法可圈可点，从克林顿时期的信息高速公路，到最近奥巴马国情咨文所提到的页岩气革命、3D打印机、制造业重回美国、区别化新移民、新兴经济等，都强调在供给端的区别化政策。

回想多年以前，中国风行的《亚柯卡自传》，最后亚柯卡画龙点睛的那句就是“重振美国之路，在于产业政策”。这个“产业政策”，正是一种从供给角度形成的政策调节工具。

这些都说明，充分认识供给端的理论框架构建来支持配置资源优化的操作，是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不同于中国，没有解决转轨问题的迫切需要，因此，他们在制度供给这方面的重视程度也自然而然就上不去。

反思中国，我们应当结合当前现实需要，开创新的思路。

在经济学角度上，对于有效供给对需求引导方面的作用，我们过去认识不足，今后有必要以改革为核心，从供给端入手推动新一轮制度变革创新。这是应对可能陷入滞胀、中等收入陷阱以及实现发展方式转变的有效途径。

对此，相关的政策主张主要体现在以下“八双”：

“双创”——走创新型国家之路，大力鼓励创业；

“双化”——推进新型城镇化，促进产业优化；

“双减”——加快以结构性减税为重点的税费改革，大幅度地减少行政审批；

“双扩”——在新的国际竞争局面下，扩大对亚非拉的开放融和，适度扩大有质量、有效益的投资；

“双转”——尽快实施人口政策“一胎化”管制的转变，促进国有资产收益向社保与公共服务领域的转置；

“双进”——协调国有、非国有经济，发挥各自优势，共同进步，摒弃非此即彼、截然互斥的思维；

人们对双减政策的看法篇9

关键词：减租减息；博弈；互动关系；华北抗日根据地

中共在华北抗日根据地内开展减租减息①（以下简称“双减”）运动，是在斗争与妥协和发动农民与维护和地主的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空间中运作的。通过对斗争与妥协的动态调试，去获得既可以动员群众、改善农民生活、在经济上弱化地主的封建势力，同时又能够巩固统一战线的双重效果。

根据地的“双减”政策一经公布，在执行中，每个农民都要面对地主就“双减”数额等诸多问题进行讨价还价，即个人“双减”方式。对此，中共不能包办代替，只能用政策和策略引导。正如同志断言：“减租必须是群众斗争的结果，不能是政府恩赐的。这是减租成败的关键。”②在中共掌控的根据地，由于农村土地关系的复杂性，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双减”条文标准不可能涵盖所有情况，这就导致人们对此有多种不同的解释，从而使讨价还价不乏内容。中共《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为农民与地主在华北抗日根据地内讨价还价的主客观条件、内容、空间的存在提供了保障。因此，农民与地主在“双减”问题上势必有一番利益博弈。

租赁关系的主体是地主和农民，本质是在租赁实践中结成的经济利益关系。农民与地主在“双减”中为使本身利益的最大化，必定为之博弈；博弈的结果，是在中共强力介入下，对农民和地主现存利益分配情况的一种修正，是对原有博弈格局的改造。租赁双方的利益博弈契合“互动性策略选择型博弈模型”（简称“互动选择模型”），以此为基本模型来分析农民与地主在“双减”问题上的互动关系以及策略或行为选择变化的规律性。对这些情况给出不同假设，形成两个结构简单模型：一是社会秩序稳定，完全信息假设，形成“完全信息的互动选择模型”；二是社会秩序不稳定，不完全信息假设，形成“不完全信息的互动选择模型”。

本文的农民是指直接受益于“双减”的贫苦农民，地主是指承付“双减”的地主、富农和高利贷者的统称，中共指所有领导组织“双减”的中共各级组织。

一、完全信息的农民与地主互动关系的博弈分析

农民与地主之间的利益博弈是在旧的社会秩序尚属稳定，彼此在完全信息下讨价还价的情况（如图1所示）。

模型凸显了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直接关系：一是，农民是否对地主提出“双减”要求，究竟要求地主减多少；二是地主选择合作或不合作。

在“双减”问题上，农民和地主之间的利益基本上是对立的。双方围绕着是否“双减”、如何“双减”和“双交”及其数额展开了激烈的较量。这不但反映出中共“双减”政策所面临的困境以及“双减”过程的艰难曲折，同时，也展示了中共（农民）、地主在此过程中的关系互动的基本景况③。

模型用s，1-s，s∈[0，1]，分别表示农民和地主在原有租赁关系中的得益。为讨论问题方便，把农民在“双减”上的种种可能要求用0和1之间的连续变量x（x∈[0，1]）来说明：当x=0，说明农民无“双减”要求，这种情况出现在“双减”初期，即“政府及群众团体的领导机关，利用行政方式，发动减租减息的阶段”，以及1942年以后，“双减”政策和策略趋于完善，减租现象在各根据地仍有不同程度存在的地方。当x=1，说明农民要求不“双交”，这与在“反顽”高潮中伴随出现的农民不“双交”的过左的行为相符合④。当x 值介于0和1之间，代表农民提出各种不同程度的“双减”要求。从得益的视角而论，x值愈大，农民的得益就愈大。反之，x值愈小，地主的原有得益受到的损失就愈小。

当地主接受了农民对“双减”的要求，农民获得了自己要求的利益x，相反，农民和地主“双减”后的得益分别是s+x，1-s-x。当农民对“双减”的要求越出地主所能接受的界限，地主就会与之对抗。这种对抗可能给双方所招致的损失以及各方对这种损失的见解，就成为农民和地主在选择自己的策略或行为时，必须思考的第一个重要的因素或制约条件。为讨论问题简化，农民与地主之间的讨价还价，无论是单回合抑或多回合，其“得益”的损失以k取代“消耗系数”法计算的损失结果。这种得益损失，双方都要承担。倘若农民在对抗中取胜，还要在他的得益中减去其在对抗中所承担的损失（s+x-k），而地主也要在已被削减的得益之余再扣除在对抗中应承担的损失（1-s-x-k）。倘使地主在对抗中取胜，农民则不只一无所得，而且还要在原有的得益中减去承受对抗中的损失（s-k），地主在维持原有得益的同时，还要付出对抗的代价（1-s-k）。它说明，在利益面前，博弈双方严重对抗，排他性极强，采取不合作态度，其结果各方得益均等量损失k单位。这是博弈任何一方所不愿意看到的结局。

与上述问题链接的是，当地主和农民在“双减”问题上发生对抗，各自取胜概率的估计是双方必须思索的第二个重要因素或制约条件，这就是说，双方一旦发生对抗，各自取胜的把握有多大。根据一般解决带概率分布、具有不确定性问题时，常用数学期望值进行决策，而不是盲目冒险碰运气或一味害怕、躲避风险。所以，还是可以确定地主和农民的策略或行为选择。假设用p 来表示农民在对抗中取胜的概率，1-p则为地主在对抗中取胜的概率，而p的取值范围：0≤p≤1。无论地主还是农民，在进行决策时，如果都能够把自己胜负的概率置于各自的策略或行为中加以考虑，那么，由于地主拒绝农民的“双减”要求而引起对抗的最后结果双方都有一种“期望得益”：农民为s+px-k，地主是1-s-px-k。

在本模型中，农民和地主之间互动选择关系：对地主而言，当农民提出“双减”要求x，他有两种策略选择：一是接受要求对农民妥协（E），二是拒之与农民对抗（T），二者必居其一，别无选择。这种模型结构隐含着提要求的一方将对方逼到接受要求或矛盾激化发生对抗的临界状态。然而，它也反映了地主报复农民，用断佃毁约和诉讼等方式去吓阻要求“双减”的农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地主要权衡利弊，在决策前，要比较这两种选择所带来的不同的“期望得益”。如果接受，期望得益为1-s-x；拒之后的是1-s-px-k。所以，地主个人行为的选择则取决于期望得益的大小。

本模型对地主来说，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中有“实行减租减息之后，必须保障地主的人权、政权、财权、地权，借以联合地主阶级一致抗日”。因为农民在斗争胜利时没收地主全部财富的可能性已不存在，农民也不可能提过分要求而与地主发生争斗。即使对对方的行为不得不做出反应时，也要留有余地，妥协互让。对农民而言，关键问题是，只要承受对抗中的得益损失（k>0），那末，纵然农民有完全取胜的概率（p=1），他对期望得益也小于他对地主接受其“恰当”要求的期望得益（s+px-k

在完全信息下，尤其是在旧的社会秩序长期稳定的华北乡村中，农民和地主之间彼此了解，各自的筹划、期望得益相互知晓。因此，农民就可以提出恰当要求（x=k/1-p），使之期望得益最大化成为事实。农民选择的这种策略是对地主所选策略的最佳反应。而地主则应审时度势，对农民的恰当要求应纳而不拒，认可这种结局。由于此时地主的期望得益较拒绝这一恰当要求而发生争斗的期望得益为大。故只有纳氏均衡才能使每个局中人均认可的这种结局。显然，在本模型中的纳氏均衡策略是农民提出的最优化要求（x=k/1-p），地主则应认可。纳氏均衡的结果：农民为s+x，地主是1-s-x。所以说，纳氏均衡状态是租赁双方力量相互作用的稳定结局。这种结局不需要任何外力的帮助，它自身就蕴含着保障实现的力量。同时，模型分析又表明，农民对“双减”的要求与地主在争斗中取胜的概率成负相关，而与地主在争斗中所要承受的得益损失成正相关。

在模型中，农民和地主在对抗中胜负概率（p）的大小，折射出各自在“双减”问题上以及在农村中社会、政治和经济力量的强弱。的确，有诸多因素能够影响这种胜负概率的分布，例如，社会政治制度的设计安排、农民的组织形式、社会行为规范和判断准则，等等。对农民和地主而言，这些因素及其对胜负概率的制约是一种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只能在认同的基础上为其所用，从而选择自己的策略或行为，但无力和很少能改变它。相反，只有中共才能在更大程度上主动地改变这种现象。从社会革命的视角观之，中共通过“双减”运动极力从政治组织、权力结构、经济关系、社会规范、文化教育和意识形态等方面改变华北抗日根据地农村的社会环境，但这是一个渐进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为贴近现实的是，通过“双减”运动着力改变农村现有的社会政治经济关系，使之变为有利于农民，有利于中共动员农民参与社会革命，使其变为削弱地主，弱化地主士绅乃至旧政权对农村的控制。可见，中共自身的策略或行为选择，对农民和地主的行为选择起关键作用。

在“双减”早期，大部分农民通常是瞻前顾后，不敢积极响应和执行，表现出消极状态。这说明，获得激励并不等于农民就会自觉地追随。由于革命或造反，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是一种高风险的行为。因此，在通常情况下，多数人不会冒险行动，这是其一。其二，既要从客观的社会基础来解释问题，也要把农民的主观意识列入考察的范围之中，再结合分析时代对这一主客观因素的塑造，才能更加还原历史的真实。所以，农民的消极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这也可以从博弈模型得到阐释。

本文用互动性策略选择型博弈模型能够较深刻地揭示农民在“双减”中从消沉状态到积极参与乃至走向极端的微观机理。从模型的分析来看，农民在“双减”问题上的消沉是在一种特定的争议格局下的理性选择的结果。处于这种特定的争议格局下的农民，在与地主就“双减”问题发生对抗时获胜概率p几乎为零，而地主在这种对抗中的得益损失k又很小，可农民要承受的得益损失k又很大。其结果是农民的普遍消沉。

在抗日根据地，为使农民由消极被动状态变为“双减”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中共理应改变农民与地主之间的争议格局，然而，在“双减”运动的早期，由于根据地创建之初，中共势单力薄，立足不稳，还没有足够力量把农民发动和组织起来，未能改变农民和地主之间的争议格局。譬如，晋察冀边区早期的“双减”运动以及山东各根据地，在1942年以前，“‘减租减息’还是一个宣传口号，实际并未认真执行。”正如1938年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关于如何执行边区政府的第一部减租减息单行条例的指示信中所言：“减租减息是改善人民生活的一个消极办法，是扩大与巩固统一战线的一个办法。在执行这一办法的时候，应该采取多种方式使得被减的地主、财主得到满意，使得租户借户了解减租减息只是改善其生活的一个消极办法，以更加巩固起统一战线来。”

该指示信充分表明，中共这一时期的大政方针，其重心是巩固与地主的统一战线，避免阶级斗争，树立与地方传统的统治精英进行合作的声誉，而非力图证明它在推行“双减”政策和措施的可行性及有效性。显然，这一重心的确立，是根据当时迫于在抗日的旗帜下与地主合作，以致在最短的时间内从地主那里筹措到粮草和其他急需的作战物资，并得到后勤保障之目的。在这种错综复杂的环境中，中共尚未真正形成怎样在阶级斗争与阶级调和之间作策略性转换的一套完整的行之有效的办法。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的政策，对地主土地所有权的保护要胜于对农民土地使用权的保护。在这种情势下，农民和地主都知道地主在“双减”冲突获胜的概率依然很大，而得益损失也会很小。其结果就是大部分农民在“双减”问题上持消极被动态度，而地主则保持强硬态度。

二、不完全信息的农民与地主互动关系的博弈分析

当中共在华北抗日根据地推行“双减”政策和措施时，正处在社会革命和民族抵抗运动相互交织进行的环境中。在这样变化的社会秩序中，原本关于完全信息的假定已经不能总括农民与地主之间互动关系的特殊性。故需要把社会秩序变化所伴生的不完全信息的特点置于模型分析中，在理性分析标准下解释理性农民和地主之间发生对抗的原因。为此，在互动性策略选择型博弈模型中加入“不完全信息要素”，把彼此了解的策略或行为选择及其得益，转换成彼此不知晓情况下的策略或行为选择及其得益之后，再分析农民与地主之间互动选择之特性。

在这种背景下，农民对地主会拒绝其“双减”要求而发生矛盾对抗的底线模糊不清了；地主与农民的对抗决心只能通过地主在对抗中的得益损失的多少来预测；农民在长期生活的经验中对地主的了解有可能失灵；中共不同程度地介入，地主家庭成员不同程度地卷入民族抵抗运动，导致地主个人对于对抗得益损失的见解不断发生变易，等等。总之，在这种变化的情况下，地主的利益结构也变得复杂化，难以猜度。昔日传统、老标准也失去了作为了解地主的真实依据的参照作用。这一切使得农民更加不识地主的面相。

因此，在不完全信息下，理性的农民与地主之间在“双减”问题上的对抗在所难免。现在引入不完全信息要素后的争议格局，如图2 所示。

图2 异于图1的是，农民不了解地主在“双减”对抗中得益损失的大小，因而也就不清楚什么样的要求合乎分寸，才被地主所认可。图2中的这种不确定性是用一个字母r来表示的。r示意地主对抗的概率，1-r则示意地主不对抗的概率。

地主对抗或不对抗的概率取决于其在“双减”对抗中得益损失k之大小。k是介于0和1之间的连续变量，即k∈[0，1]。当k=0时，表示无损失，当k=1时，表示几乎损失全部；介于二者之间表示有不同数量的损失。当农民认为地主在对抗中的得益损失难以估量时，如同每一个地主的得益损失大小的概率无二致。故在模型中，可用均匀分布的假设来模仿上述关系。换言之，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对地主对抗概率的估计可以用条件概率推断⑤：

r=prob（T|x）=prob[（1-s-px-k）>（1-s-x）]=prob[k

上式说明，当地主对抗的得益损失小于一定程度时，地主关于对抗的期望得益要大于让步于农民的期望得益。当农民基于均匀分布的假设来估量地主的对抗得益损失，是农民对地主对抗概率大小的估量，可以用r=x（1-p）来表示。

由于农民还不能准确知道什么程度的要求是合乎分寸并被地主认可，那末他的要求就必须建立在对地主对抗概率估量的基础上。于是，农民的理性选择的关键相当于解决如下的一个行为最优化问题：Max r（s+px-k）+（1-r）（s+x）。

农民的最佳选择所提出的要求⑥：x=1-k（1-p）/2（1-p）2

上式显示，农民对“双减”最佳要求数额的大小是与他在对抗中获胜的概率成正相关，而与他在对抗中承担的得益损失大小成负相关。比较而言，农民对胜负概率大小的要求成为他的第一感觉。

然而，农民的这一最佳要求x取决于对地主对抗概率r的估量，而这一估量又是依据农民对地主在对抗中的得益损失k不十分清楚的基础上而得出的⑦：r=1-k（1-p）/2（1-p））。故此，这一最佳要求x能否被地主认可，尚不能断言。

在不完全信息，彼此不知晓时所提出的最佳要求是估量的，极有可能被地主否定，陷入僵局，发生冲突。有如下情况：

其一，在农民对地主的对抗得益损失估量过高、对地主对抗的决心估量又过低的情况下，农民所提出的“双减”要求超出地主所能接受的底线时，地主完全从经济利益考虑，宁肯对抗，也不妥协，甚至有的地方的地主宁肯舍地也不出租⑧。

其二，当农民估量提出的最佳要求与地主所能接受的底线大致相当时，地主的反应视“双减”次数而定：如果他认为是一次（减一次租），则答应“双减”。如果多次性反复行为（有租必减），而且地主又察觉农民的要求是估计提出之时，善于灵活多变的地主就会有很强的策略动机，以气势强大的假象恫吓农民，乃至合乎分寸的“双减”要求也要否定⑨。在这种情势下，地主会毫无顾忌地卷入对抗。目的是影响农民以后对其估量，降低要求，为农民以后的要求“划线”。

其三，较为严重的是，在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地主暗中相互联系，的“双减”政策和措施。如根据晋冀鲁豫边区濮范两县调查，有些不明大义的地主对减租増佃联合反抗，互相标榜，打击起模范作用的农民，以致不遵行政府法令。还有的地方地主们召开会议，反对起模范作用。在×县×区××庙地主曾提出‘谁先减谁就是坏蛋’的口号。冀鲁豫根据地有的地区地主开始组织红枪会，组织反攻，勾结敌伪，杀害干部，烧杀群众，骚扰边沿地区（如十一分区两个县牺牲村干部数十人，十分区一个县一个月内牺牲干部三十余人）。

但需要强调的是，因为任何一起对中共“双减”政策或对农民“双减”要求抵制的成功，都会影响农民对中共政权及其“双减”政策以及对“双减”争议格局的见解，并挫伤了农民执行“双减”的积极性，致使农民不敢提出“双减”要求，所以，对“双减”运动极为不利。

当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局势变化导致农民和地主之间在“双减”上的利益博弈，从“完全信息”衍变为“不完全信息”，由“彼此了解”到“彼此不知晓”之时，农民和地主各自的理性选择能够使他们在策略互动中陷入对抗。对中共而言，在某种程度上的对抗，为他提供了在斗争的诱导者和调和者之间做策略转换的空间。对于对抗的频率和强度大小，中共持之有“度”，以不损害其战略利益为准则。

三、余 论

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唯有中共在付出巨大代价的同时，凝聚了全党的大智慧，在抗战时期这一极其艰难复杂的历史状况下，找到了解开土地问题与农村运动问题不解之惑的突破点，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既能发动农民群众，又能把阶级冲突限于一定范围内。而中共在抗日根据地普遍实行的“双减”运动就构筑了通往这种境界的桥梁。是故，“双减”作为中共领导发动的一场群众运动，具有社会革命和民族抵抗运动的双重性质，对地主与农民的命运产生了直接和较为深远的影响。正是中共通过政治活动和军事斗争获致根据地的控制权时，方能以强大的外力变革其基层乡村社会的生产关系、政权组织、权力结构、社会准则、文化教育和意识形态等，为“双减”运动的推行提供了必要条件。由于中共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双重优势，一则扫除了来自原地方政权和传统乡村精英的阻碍；二则也在乡村中形成一种无处不有的压力，这种压力像无形的网笼罩着农民和地主，使其只能置身于“双减”运动中：地主要“双减”，农民要“双交”。

中共在华北抗日根据地开展“双减”运动，要在“又斗争又联合”、在发动农民与维护和地主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空间中运作。作为根据地主导政权力量的中共，能够把握情势，因势利导地用大政方针、具体政策与措施引领地主和农民，改变地主与农民的互动关系、策略或行为选择，重构博弈格局。尤为重要的是，中共将抗战时期的“双减”运动，作为整个中共革命进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先决条件下，中共力图使“双减”运动的发展，尽量结合中国革命不同阶段的目标。在推行“双减”之时，不仅要改善农民生活条件，而且要在此过程中，把农民组织发动起来，既要弱化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又要使地主在农村中的传统社会力量与政治力量得以削弱，从而建立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农村政权和农民的政治优势。从这个角度出发，中共极力强调动员农民直接面对地主要求“双减”。

在“双减”运动中，中共通过“又斗争又联合”的动态调整，获得了占华北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政治支持，妥善处理了作为统治集团社会基础的乡村地主士绅的强大政治力量，取得了既能动员群众、改善农民生活、弱化地主势力，同时也能维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双重效益。

注 释

①概言之，减租是指对现有地租一律减少25%，故称“二五减租”，或使减租后的地租不超过年产量的375‰。减息是指借贷年息不能超过一分至一分半（10%～15%），故称“一分减息”或“分半减息”，并且对以往的债务按减息后利率加以清理。规定地主要减租减息；农民要交租交息（简称“双交”）。

②：《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73页。

③彭真：《关于晋察冀边区党的工作和具体政策报告》（1941年），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第10页。

④从同志1943年10月1日对“各根据地的领导机关必须责成各级党政机关检查减租政策的实行情况。凡未认真实行减租的，必须于今年一律减租。减而不彻底的，必须于今年彻底减租”的党内指示后，各根据地立即贯彻中央查减运动，“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各根据地，特别是中心区域形成了几乎‘无村不斗争，无人不参加’的局面。”何东：《中国共产党史》，北京：中国国际出版社，1993年，第94页。

⑤均匀分布或称矩形分布假设，在某些实际问题中，会遇到这样的随机变量：它的可能值落在某个确定的有限区间（a，b）中，而且所描述的物理模型具有等可能性，就是说，在区间（a，b）中的均匀分布密度是常数，我们称这种随机变量服从均匀分布。在（a，b）中均匀分布的随机变量的分布密度为P（x）=1/b-a，当a≤x≤b，a、b都是分布密度参数，x是随机变量在区间（a，b）的一个变数。因而它的分布函数是F（x）=x-a/b-a。在模型中，将地主的可能损失假设在[0，1]之间（a=0，b=1）如果知晓地主必然要与农民对抗的条件k≤x（1-p），但不清楚在[0，1]区间各种可能的k中，哪一个的可能性更大。按照上述的分布函数可以估量F（k）=（k-a）/b-a=[x（1-p）-0/（1-0）=x（1-p）。因此说地主的得益损失小于x（1-p）的可能性正好等于x（1-p），这就是农民关于地主决心对抗概率大小的估量。

⑥dp/dx=（1-p）（px-k）+x（1-p）p-（1-p）x+x（1-p）=0

Px-k+px-x+1/（1-p）-x=0

2px-2x+1/（1-p）-k=0

2x（1-p）=1/（1-p）-k

x=[1-k（1-p）]/2（1-p）2

⑦把x代入r=x（1-p），就能够得到农民关于地主进行对抗的概率的估量。

⑧《山东抗日根据地东海区母猪河平原三个村的阶级变化调查资料（1945年6月）中的“地主为什么舍地”》，山东档案馆：G024-01-11-2。

人们对双减政策的看法篇10

关键词:企业所得税法;双轨制;统1;税收优惠措施

我国现行企业所得税法最突出的特点是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分别适用不同的企业所得税法,即是1种“双轨制”的企业所得税法。我国的内资企业适用的是国务院1993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而外资企业适用的却是全国人大1991年通过的《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这种“双轨制”的企业所得税法的核心是给予外资企业以诸多税收优惠。如职工工资和福利费、交际应酬费、公益救济性捐赠、坏帐损失等方面的扣除标准,内外资企业不1,造成在总收入相同的情况下,外资企业因扣除较多而税基缩小,税负减轻的现象。据有关资料统计,我国外资企业实际所得税负担率约为8%,内资企业实际所得税负担率约为28%,2者之间差别高达20%.[1]

这种“双轨制”的企业所得税法的实施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对外开放事业的发展,为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随着我国加入WTO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双轨制”的企业所得税法的改革,也成了大势所趋。我们认为,应当统1我国企业所得税法。

1、统1我国企业所得税法之正当性分析

(1)我国企业所得税法应该统1

1.现行“双轨制”的企业所得税法,违背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影响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是公平竞争。市场主体法律地位平等是价值规律发挥作用的前提,只有机会均等,公平竞争,才能最终使资源得到优化配置,实现效率的最大化。目前,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虽然名义上所得税科率都保持在33%(其中外资企业含地方所得税3%),但是税法对外资企业所提供的税收优惠待遇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上都远甚于内资企业,造成内资企业的实际税负远远重于外资企业,经济运行成本加大,在经济竞争中很难与外资企业处于同1起跑线上,内外资企业的不公平竞争愈演愈烈。诸多内资企业严重亏损,国内许多产业被外资企业占据优势甚至垄断地位,应该说是与这种税收优惠有联系的。

2.现行“双轨制”的企业所得税法,不符合国民待遇原则和税收中性原则。国民待遇,是WTO的1项基本要求,是指缔约国1方在缔约国另1方享有与其本国国民同等的待遇。因此,WTO的国民待遇原则意味着,不同缔约国的企业在税收和法律方面要享有无差别待遇。税法作为国家组织财政收入的主要手段,其最原始的功能是保障税款的征收入库,从而依法完成预算收入。与此同时,它还通过增减各纳税主体的税收,调控国民经济有序运行。税率的高低,纳税环节的多寡,税前扣除的多少,税收优惠的程度,均可以作为刺激投资主体增减投资的信号。然而税法不可能也不应该替代或超越价值规律去解决1切经济问题,它只能顺应市场要求,在尊重经济规律的前提下,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因此,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1向主张税收中性原则,即税法在保障聚集财富,满足公共开支的同时,应尽量不干预或少干预企业和个人的经济决策过程,不影响资源按市场机制的要求合理配置。[2]按照这个原则,现行“双轨制”的企业所得税法对市场的干预是扩张性的和不合适的。对外国投资者应既不歧视也不特别优待。

3.现行“双轨制”的企业所得税法,对外资企业税收优惠层次过多,优惠方法单1,对国家产业政策体现不够。现行涉外企业所得税法,是在改革开放的不同时期,根据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和开放地区的先后顺序,针对不同的情况分别制定的,难免导致税收优惠措施相互之间的冲突和效用抵消,不利于正确引导外商的投资方向,也人为地造成了外商投资在全国各地的不平衡。特别是由于税收优惠的权限1度被滥用,致使1些地方政府从本地利益出发,单独制定了许多区域性的税收优惠措施,在国内形成了税收恶性竞争的混乱局面。而且这种现行企业所得税法中,对外资企业的特别优惠是以直接降低税率或减免税额为表现形式的,它对纳税人的创业和经营过程重视不够。这种做法对于普通的生产制造企业是有利可图的,但这种单1的税收优惠方法对1些从事高新技术的企业并不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同时,现行企业所得税法对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偏重于地区性的优惠,而对国家需要优先发展的产业,特别是对高新技术产业和经济欠发达地区重视不够,税收优惠的产业引导力度不够。如设在经济特区的外商投资企业及在特区设立场所从事生产经营的外国企业,不分产业性质都可以享受15%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而实际上特区的不少企业只是普通的制造或服务企业,真正属于高新技术产业和基础产业的比较少,弱化了涉外税收政策的产业结构调节效果,导致1些外商将更多的资金投入技术含量低的行业。

(2)我国企业所得税法能够统1

1种较为普遍的担心是:虽然理论上所得税法应该统1,但若实际执行后,外商会大量减少和撤回对我国的投资,进而引起经济大幅震荡,因而企业所得税法目前还不能统1。我们认为,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我国企业所得税法能够实现统1。

就1般而言,税轻利厚,税重利薄,税负是影响投资者利率的极为重要的因素。然而,尽管税收优惠在吸引外资方面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但也应该指出,优惠的税收在许多情况下并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因为,税负的轻重并不是投资者投资决策中的唯1因素。

1般而言,外国投资者看好1国的投资是出于综合性的多层面考虑。1个典型的例证是韩国的成功经验。有资料显示:韩国的外资企业企业所得税税率约为54%,高于我国33%的名义税率,是中国经济特区15%税率的3.6倍,但韩国仍然成功引进大量外资。[3]可见,关键因素不是税负轻重,而是看1国投资市场是否对外国投资者具有吸引力。

中国市场对外资具有巨大的吸引力,绝大部分外资不会因为统1企业所得税法后造成的税负加重而大量撤出中国。中国市场对外资具有巨大吸引力,这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以证明:政局稳定。与绝大多数发展水平相当于甚至超过中国的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政府稳定局势的能力是被肯定的,这就解除了外商对投资安全性的担忧。政策合理而稳定。改革开放已成为我国国策,我国政府实行了对引进外资有利的1系列政策,并且从长期来看,这些政策是相当稳定的,如果说有变化,也只是变得更加合理。此外,我国已初步建立了比较完备的涉外投资法律体系,并在不断加以完善;经过几10年的经济建设,我国已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并能够培养出大批合格的劳动力和管理科技人才。市场潜力巨大。从1992年起,中国经济连续高速度增长,无论是日用消费品还是耐用消费品的市场都在不断扩大,中国在外国投资者眼中已不再是仅仅可以观望的潜在的未来市场,而是1个现实的不断扩大的市场———这是对 境外投资者最具有吸引力的1个因素。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统1企业所得税法,不会引起外资的大量回撤,也不会引起经济大幅震荡,我国的企业所得税法能够统1。

2、统1我国企业所得税法应澄清的1个基本问题

统1企业所得税法,即要求以统1的法律规定统1而平等的纳税主体,以统1的法律规定统1的税率,但有1个看似矛盾却符合唯物辩证法的基本问题需要澄清:统1我国企业所得税法,并不否认要对外资企业施行特定的税收优惠措施。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的功能已从单纯的保障国家财政收入转变为国家宏观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之1。正因如此,许多国家都在统1税制的基础上,实施特定的差异性税收政策。税收差异性政策具有因地、因事、因时制宜的特点,有利于协调税收制度的规范性、1般性同额外负担经济条件的差异性、特殊性之间的矛盾。税收差异性政策,不仅是对统1税制的补充,而且是税收调控经济的重要形式。除此之外,我国尚属发展中国家这1基本国情也要求我们要通过特定税收差异性政策的实施,来吸引资金,发展经济。因此,统1我国企业所得税法,并不否认要对外资企业施行特定的税收优惠措施。

但这种特定的税收优惠措施同原来“双轨制”企业所得税法下给予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措施是根本不同的。其最大区别在于,统1企业所得税法后对外资企业施行特定的税收优惠措施,是1种选择性优惠,而不是原来的普遍性优惠。在如何对外资进行选择性优惠的确定问题上,我们认为,应坚持以下原则:

1.体现国家的产业政策,促进资源的最优配置原则

在正确、科学的产业政策确定后,税收优惠措施的合理运用可以起到引导作用,促进1国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实现经济资源的最优化配置。根据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我国目前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的重点在于加强农业的基础性地位;优先发展水利、能源、交通、通信和重要原材料等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与此相适应,我国的企业所得税法应选择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予以税收减免等优惠。

2.体现国家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原则

我国现行企业所得税收优惠体系倾向于东南沿海地区,客观上加剧了地区间发展的差距,形成了沿海和内地不同的经济格局。目前完全取消这种地区性优惠并不是最好的选择。与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相适应,我国对外资企业地区性税收优惠倾斜的重点应放在待开发的边远贫困地区,区分不同情况确定不同的优惠措施,协调区域间的经济发展,实现经济的合理布局。

3.体现鼓励科技开发,促进环境保护原则

在确定对外资企业施行税收优惠政策时应从发展的角度去考虑,将发展技术创新和环境保护作为国家实施税收优惠的方向之1,对从事科研开发、技术改造以及采用高新技术,生产高附加值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同时应规定1定的优惠措施,促进外资企业利用节能设施,治理环境污染,改善生态环境,引导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如可以给环保型企业1定的税收优惠,对环保设备实行加速折旧等,以税收优惠的形式鼓励企业保护环境。

参考文献:

[1]张艺雄。税收国民待遇原则的现实选择和我国涉外税收优惠政策[J].财政与税务,19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