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形心理学基本观点十篇

完形心理学基本观点篇1

关键词　生物学教学　基本观念　教学实践

中图分类号　G633.91

文献标识码　B

文件编号：1003―7586(2011)02―0015―02

由于学科观念“具有超越事实的持久价值和迁移价值”，所以美国教育家H.Lvnn Erickon倡导围绕学科观念进行教学设计。让学生形成学科基本观念，也是生物学学科的价值体现。

1　生物学基本观念的界定

生物学观念属于科学观念的范畴，它不是生物学知识的简单结合，而是知识的“浓缩和提炼”，能够反映生物学本质特征，是通过学习在头脑中建立起来的概括性认识。

2　生物学基本观念的特点

生物学观念带有中学生物学的特色，有概括性、稳定性和生成性等特点。

2.1概括性

一种生物学观念的形成，需要对大量的生物学基础知识进行概括和整合，首先形成较上位的核心概念，然后通过对同类核心概念的进一步提炼和反思才形成更上位的基本观念。

2.2稳定性

基本观念一旦形成就能稳定地存在于学习者头脑中，随着时间的推移，知识可能早已被遗忘，但是基本观念由于学习者在学习、生活过程中，不断用它来发现和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从而越来越完善。

2.3生成性

知识的概括化程度越高，越容易发生迁移，生物学观念也就具有很强的生成性，能有效地实现学习迁移，在解决实际问题时，也会从容地处理。

3　生物学基本观念的构成

高中生物学基本观念来自三个方面：学生对学科知识的学习而形成的有关学科知识类的基本观念；学生对学习过程的认识而形成的有关学习方法类的基本观念；学生对学科本身的反思而形成的有关价值方面的基本观念。

3.1生命物质性观点

生物由物质组成，一切生命活动都有其物质基础；生物界与非生物界具有统一性和差异性；物质只有组成一定的结构，才能完成生命活动。

3.2结构与功能相统一的观点

有一定的结构就必然有与之相对应功能的存在；任何功能都需要一定的结构来完成。

3.3整体性观点

生物的各种结构具有整体性，组成生物结构的各种要素全面均衡和完整，完整的结构能为生命活动提供各项必需的条件；生物体局部与整体相统一；生物与环境也相统一。

3.4稳态的观点

生命活动需要不断地进行生物结构与环境的协调，维持生物结构和功能的稳定。细胞与内环境的物质交换、神经和体液调节、生态系统的自动调节能力分别维持着细胞、个体和生态系统的稳态。

3.5进化的观点

一切事物都处在不断地运动变化之中，任何事物都有一个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过程，生物界也不例外。

3.6生态学观点

生物与环境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也是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人类必须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4　生物学基本观念的教学实践

在观念建构为本的教学中，具体性知识是支撑观念建构的工具和载体，通过不断地概括和提炼，让学生形成学科基本观念，是教学和学习的目标。

4.1重视以观念为线索的教学设计

以生物学基本观念为线索组织教学，需要将学科中最核心，对学生发展最有价值，学生在将来忘掉具体生物学事实后，面对和生物学相关问题时仍能应用的内容与基本观念有机结合。

如细胞膜承担着跨膜转运、膜泡运输、信息处理、电化学变化等一系列功能，它的工作关键在于它的物质与结构基础，因此，教学可以沿着“化学组成――特定结构――结构特点――基本功能”的思路展开；又如把细胞看作一个基本的生命系统，按照系统分析的方法组织教学，把细胞器作为系统的组分，既谈它们的分工，也讲它们之间的合作，从而帮助学生领悟一个系统的正常运转，必须依靠各组分间的协调配合，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4.2创设以观念为背景的现实情景

观念的建构需要学生在有意义、真实、具有挑战性的学习情境中，以积极主动的态度发现和解决问题。生物科学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小至人的生长发育、饮食卫生、健康保健，大至发展经济、开发资源、保护环境、人与自然和谐发展，都是生物学所关注和探索的资源、源泉。如在“种群数量的变化”一课时，教师可设计阳澄湖大闸蟹为背景，分析日见稀少的主要原因、怎样才能充分利用以及核心问题是什么。这样可以使学习者积极而有效地去同化、改造和重组，使具体性知识真正成为支撑观念建构的工具和载体。

4.3发挥以观念为载体的实验优势

实验策略对生物学科观念建构非常重要，教师要注意发生过程的分析和研究，帮助学生掌握探究的方法。感受并建立起相应的生物学基本观念。

如在细胞膜的渗透实验中，可让学生直观地在显微镜下观察血细胞是否溶血；在巨噬细胞吞噬现象的实验中，有意识地做对照实验，留有部分小白鼠没有注射淀粉肉汤，能够让学生思考注射淀粉肉汤的目的；又如可结合多媒体手段，将肉眼不能观察到的生物体微观世界展现出来，使学生在体验中建立核心的生物学观念。

4.4拓展以观念为本源的思维空间

基本观念对后续的学习具有极强的迁移能力，能够引导学生整理看似杂乱的信息，发现其中的内在联系和规律，真正做到透过现象看本质。

如“角色表演”、“模拟实验”、“实验制作”、“探究设计”等，都需要学生通过观察、分析、查阅资料，大胆猜想和假设，充分的讨论和交流，质疑、合作探究，去说明和解决一些生活、生产实践中鲜活而又生动的生物学问题，发现隐藏在事实背后的重要思想和观点，最终建构起自己的观念体系。

4.5开展以观念为核心的实践活动

生物学观念不能靠简单的灌输或说教来培养，它往往是在活动过程中发生、在交流合作中激荡、在反思实践中生成的。通过观察、思考、活动探究、迁移、应用以及概括、整合等活动，促使学生认识现象背后的原因和规律，从而在思想和观念上产生冲击，形成生物学基本观念。

如教师利用网络资源，让学生自主搜集、整理和交流相关信息，学会引用真实实例、运用学科观念、阐述自己的主张；设计一些问题讨论、话题交流、主题辨析等活动；有选择地进行实地考察、撰写考察报告、展示考察成果等。这样就完善了学生对科学现象的认识，促进了科学观念的构建。

4.6挖掘以观念为内涵的德育价值

观念的作用在于指导实践。生物学基本观念的形成为学习者提供观察周围事物的一种心理范式和思维习惯，能使学习者自觉地从生物学的视角审视所见所闻。使学生关注和参与与生物科学有关的社会问题的讨论和决策，有利于培养学生对自然和社会的责任感。

完形心理学基本观点篇2

【 正 文】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近十几年来,我国哲学战线同整个理论战线一样,在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结合时展,科技进步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研究迫切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包括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取得了重大成就,也出现一批哲学新人,促使我国的哲学研究步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有力地推动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所谓哲学陷入了“困境”甚至“绝境”的说法,是极端片面的。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是勿庸置疑的。我国哲学研究的发展在总体上也是健康的,其发展前景充满希望。但这绝不是说目前我国哲学研究,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就没有不足和问题了。如果这样认为,当然也是不客观的。我们还认为,在我国哲学理论研究和发展过程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的;无论出现何种理论观点,都可以从不同方面、角度促进我们的理论反思,启迪心灵,开阔视野,寻找到理论研究发展的新生长点。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同理论观点的出现,都有它的历史理由和积极意义,都为哲学发展作出一定的贡献。但是,正如人们常说的,存在的未必是合理的;局部正确未必完全正确。如果夸大了局部,甚至以局部替代整体,那就容易曲解理论的实质,客观上肢解了马克思主义,甚而造成新的混乱和危害。这就有必要提出,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事业中,既要注意克服教条主义,又要克服以偏概全的倾向问题。所谓“教条主义”是大家所熟悉的,即指在理论研究中的脱离现实,唯书唯上,思想僵化,人云亦云的倾向;所谓“以偏概全”是指理论研究中的随心所欲,各取所需,以偏概全,为我所用的倾向。这里所说的两种倾向,均属于学风和研究方法问题,一般属于学术范围内的问题。近些年来在哲学研究特别是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讨论、争论中,就存在着这两种倾向。一方面表现为教条主义,这是理论研究中长期存在的固疾(包括老教条和新教条),是相当长的时期要努力克服的主要倾向,本文在此不加赘述;另一方面表现为以偏概全、各取所需的倾向,这是当前特别值得提出和重视的新倾向。这一倾向在近年来我国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讨论中,表现得十分突出。

近十几年来,我国哲学界在批评和纠正以苏联哲学教科书为范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旧体系的过程中,为了返本归真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和改革、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体系的研究,围绕什么是本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展示了广泛而热烈的争论。许多专家学者,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原着,特别是后来新发表的马克思着作(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为写《资本论》而撰写的《经济学手稿》、以及《人类学笔记》等),以便重新认识马克思哲学的实质。这是极其必要的,并在研究过程中,提出许多有重大价值的理论观点和理论发现,极大地深化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本真意义的理解,有助于我们重新解读和把握马克思哲学的真谛。但是令人担忧的是,人们在看到这些喜人的成就的同时,也感到了新的迷惘。这就是对同一个马克思哲学,有了许多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理解,彼此激烈对峙,互不相让。比如,有人认为马克思哲学是以物质论为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有的认为是实践唯物主义;有的认为是实践本体论或实践哲学;有的认为是历史唯物主义、是唯物辩证法、是人学、是实践交往理论、是生存论、是文化人类学,等等。有的明确提出马克思哲学不是唯物主义,甚至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表达的唯物史观,只是个别观点,而不是马克思历史观的基本原理。观点纷呈,不一而足。我们仔细阅读各家之见可以看到,上述诸种观点几乎都是建立在分析解读马克思原着文本基础上提出来的,大部分观点也确是马克思哲学思想所固有的内容;许多观点又是被哲学界长期所忽视或否定的,因而突出强调马克思的某些观点或方面,是有历史理由的,对于我们重新认识马克思哲学,建构马克思哲学新体系有重要价值。但是我们认为,上述观点基本上都是抓住或强调了马克思哲学中的某些方面,而不能真正反映马克思哲学的整体,在研究工作中,我们可以而且有必要以其中的某些观点为切入点深入探讨,揭示和展开其新的方面,从而丰富与发展马克思哲学的完整体系。但不可以以偏概全,各取所需,抓住其某一方面或为强调其被忽视的方面,而对其他方面不计其余,用自己对于某些方面的理解替代对马克思哲学的完整把握,甚至认为只有自己才发现了本真的马克思云云。我们哲学界长期以来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争论不休,是与某些人采取这种学风或研究方法分不开的,急待加以纠正。

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上述解读方式背离了对马克思哲学的完整理解。正如许多人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体系哲学,然而其本身已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当然是开放的、不断发展着的体系。所谓科学体系在宽泛意义上讲,即指理论、观点之间的内在联系。马克思虽然没有指明过自己建立了什么样的哲学体系,但马克思的哲学观点是有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实质上已形成了马克思哲学体系的雏型或基本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又是特定历史的产物,它的理论观点必然带有历史的痕迹或说打上了历史的烙印。这就是:其产生的社会背景,是对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批判的结果;其思想理论背景主要是对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资产阶级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直接批判继承的结果。在哲学方面,其直接的理论来源是以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在欧洲存在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理论中,尽管其中包含有许多合理思想和天才的预见,但由于这三大领域基本上是相互分离的,因而没能形成统一的社会发展理论。在哲学方面,虽然有黑格尔辩证法这一辩证法的最高形式和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这一唯物主义最高形式,也是由于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分离,而没能形成科学的哲学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为了批判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建立新的(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从而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需要,是以人类解放为出发点和归宿点的。它不仅把哲学、政治经济学与社会主义的研究结合起来,吸收其合理方面,克服其弊端,而且总结新的经验进行理论创新,建立了统一的社会发展理论,即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时把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与费尔巴哈为代表的人本学唯物主义结合起来,吸取其合理方面,克服其弊端,并在实践基础上,对此加以革命的改造,实现了理论创新,即创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是综合创新的产物。因而它是继承前人,又高于(超越)前人,实现了人类哲学思想发展的革命性变革。也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哲学创建的固有(原生)形态。不仅如此,马克思本人也不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的思想发展经历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过程。他起初信奉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当然是辩证的唯心主义),后来又接受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的强烈影响,并以此为武器批判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唯心主义方面(见1844年《巴黎手稿》、《神圣家族》等)。同时,由于对经济学的深入研究和工人阶级斗争实践的发展,马克思开始认清费尔巴哈(包括以前唯物主义)的局限性,认识到其根本原因在于脱离革命实践。于是,马克思站在实践立场,以实践观点为核心,尝试系统地批判费尔巴哈,这就是被恩格斯赞誉为“包含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诞生。《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表明了实践

观点是马克思新哲学的核心观点和根本特征。接着马克思又以实践观点为基础,研究社会历史,展开了对费尔巴哈和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史观进行彻底清算,这就是《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划时代着作的出现。在这部着作里,马克思以实践的观点(“现实的人”即实践的活动中的人)为基础和前提,系统地阐发了新唯物主义,即实践唯物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标志马克思哲学理论系统的基本完成。马克思后来集中研究《资本论》。他在《资本论》中使用的基本方法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当然与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不同,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唯物辩证法;并且对辩证法的三个规律在《资本论》中作了充分的论证。同时马克思积极支持恩格斯对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以充分揭示辩证法规律的普遍性。这些都是大家熟知的历史过程。我们概要地叙述这一过程,是为了说明必须从整个历史发展过程,来理解和把握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整体与历史形态,而不能停留在或仅抓住其中的某个方面以视全体。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哲学发展中的革命变革,从理论总体上看是实现综合创新的结果。马克思主义就是他那个时代的人类先进思想综合创新的产物。第二,马克思哲学的完整内容是包括唯物主义、辩证法、实践观、历史观、人学、人类学等在内的完整思想。第三,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实质是以实践观点为核心(或基础)的历史的辩证的实践的唯物主义。马克思的确从没给自己的哲学规定具体名称,但他已明确提出“新唯物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唯物主义“历史观”、“我的辩证方法”,公开承认自己是黑格尔的门生。这些几乎是哲学界所熟知的常识,而常识的客观性是勿庸置疑的,它有力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和完整内容。因此,不可以只抓住其某一方面,而忽视或否定其他方面。比如有的学者不承认马克思是坚持唯物主义的。这显然与事实不符。马克思多次肯定评价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强调“我的方法的唯物主义基础”,“我是唯物主义者,黑格尔是唯心主义”,怎么能说马克思不坚持唯物主义呢?

当然,我们在具体的理论研究中,为了说明某个问题而强调马克思哲学的某一方面,突出某些内容,是完全必要的。如为了说明同唯心主义的区别,强调其唯物主义性质;为了同直观唯物主义区别而强调其实践唯物主义性质;要同唯心史观相区别强调其唯物史观;要同形而上学相区别强调唯物辩证法;要同自然物质观相区别强调人学或文化人类学等。这都是允许的和必要的。但绝不能在强调某一方面时忘记和离开马克思哲学的总体。因为上述不同提法都属于同一个马克思哲学。如果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体,只承认某个方面而排斥其他,不仅与事实不符,而且必然造成多种马克思哲学混战的局面,甚至出现没有马克思(甚至是西方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而使人们眼花缭乱,迷惘不解,无所适从,各行其事,无法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更难以确立科学的指导思想了。邓小平多次告诫我们,要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和科学体系,这是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极为重要的原则,对于我们当前研究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哲学界的一个迫切任务,是要在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哲学思想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对马克思哲学各方面丰富内容的研究,在统一思想基础上,发挥优势特长,挖掘新的生长点,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局面。

完形心理学基本观点篇3

关键词：计算主义； 形式； 语义； 意向性

中图分类号：B15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3.02.027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年 第26卷 第2期 赵泽林：形式与语义：计算主义的焦点之争

近些年，计算主义哲学思潮日益成为时代的宠儿。一部分哲学家坚定地认为“宇宙是一个巨大的计算系统”＼[1＼]！这一哲学立场也渗透到对心智的最新理解中，成为当今心灵哲学与认知科学中的核心观点。传统的计算主义心智学说（即物理符号主义）认为，心灵是类似于图灵机一样的物理符号系统。心智活动只不过是心灵根据计算系统一样的形式规则来“操作”心理表征而已。随着研究的深入，经典的物理符号主义不断受到新的诘难。在这一背景下，一种新的解释方案应运而生，这就是联结主义。联结主义改变了经典物理符号主义的“串行操作”，转而视心智为并行处理的分布式系统。然而，无论其理论表现形态如何变化，它们的核心观点却并没有发生质的改变，其实质都是将心灵隐喻为一台或多台能够完成形式处理的计算机。哲学家们将这些以计算主义为哲学立场的心智学说称作心灵的计算理论（CTM）。这些思想在哲学界掀起了轩然大波，其争论主要围绕着形式与语义而展开。

一

CTM哲学家认为，“心灵就是一台计算机器”＼[2＼] ，“心理状态就是一种计算状态”＼[3＼]。该理论将心灵隐喻为一台进行形式化处理的电子计算机，并据此利用计算机的工作原理对人类心智现象进行哲学类比解释。心灵的计算理论关注一切心智现象，并试图对这些现象的因果关系展开必要的阐明。晚些时候，心灵的计算理论也曾被称为心灵的表征理论（RTM）、心灵的计算表征理论（CRTM）。“CRTM对于心理（或认知）过程提出了相当强的假定：心理过程就是计算过程，即对于符号的形式操作”＼[4＼]678。所有这些理论都在于把心灵比作计算机，并尝试对期望、相信这样一些复杂的心理现象作出科学的解释，阐明这种符号表征与思想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例如，某人相信窗外正在下雨，这种“相信”对于“相信者”而言，具有一种特殊的功能关系，即它表征了一种心理状态：相信，而且“窗外正在下雨”这种状态成为该形式语句所表达的语义内容。而对于“期望”窗外正在下雨而言，它同样蕴含了“窗外正在下雨”这一语义值，但相对于“期望者”而言，却表达了另一种与以上“相信”不同的特殊的功能关系。对于心智活动的主体，“相信”与“期望”的不同正是在于形式表达功能关系的不同，而非语义内容的不同。因此，心智活动只不过是纯粹的形式符号处理过程而已，而不是对语义——“内容”的处理。这一论证的实质在于：基于对简单的符号表征作出形式与语义的区分，并将心理状态视为一个形式上的符号处理系统，或者说是一个擅长于形式处理的计算系统，从而通过形式与语义的演绎对不同的心智活动作出解释。无论是“符号的形式化处理”还是“计算”都没有真正揭示人类的认知原理。这类问题的争论可被称为形式与语义之争。

“形式”与“计算”，包括后来的“形式”与“语义”的区分，在近代的争论都可追溯到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的数学界。在当时，许多学者认为，欧基里德几何学中的平行线假定并不是绝对真理。因为，这些假定只是建立在空间几何直觉之上的公理。它们并不能从欧基里德体系中的其它任何一条原则推论而来。然而，这条并不可靠的“真理”，却长期雄踞欧基里德几何学中，并因为看似正确的直觉，而从未对平行线假定的前提及其理论本身提出必要的质疑。但是，在随后的几何学研究中，数学家们发现了一个惊天的秘密，即使在空间直觉上，平行线假定也存在着与事实的矛盾之处。这一发现立即引起了高斯、皮埃罗、弗雷格和希尔伯特等大批数学家的兴趣。他们的研究直指大量从未质疑的数学公理，目的在于探明这些数学公理的来源和推论原则。其中，弗雷格率先找到了解决问题的突破口，他明确提出了他的第一原则：“必须在句子联系中研究语词的意谓”＼[5＼]，这样一来，他发现了在数学领域中被人们长期忽视的“形式与语义”问题。与此不同的是，希尔伯特则坚持一种“符号游戏”的论证。他认为“计算”就是一种形式化处理过程，参与形式化处理的各种语词因为遵循某种句法属性而存在。在随后的争论中，希尔伯特的观点逐渐占据上风，并最后形成了这样一种观点，即计算就是一种形式化处理过程。

弗雷格与希尔伯特的争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果认可符号仅有形式，而无语义，那么数学就只是形式化的科学。这一推论逐渐成为数学发展中的一大矛盾。因为，在数学中的符号事实上是有其所指的，即包含着语义内容。最为典型的例子是在几何学中，人们只需要按照特定的规则、句法形式通过数学公式就能推导出精确而附有特定意义的结论。这表明，形式与语义之间一定存有着密切而非常重要的联系。随后，希尔伯特、怀特海和罗素在算法研究中广泛采用了这种形式演绎，并将其结果用来构建各种数学模型。遗憾的是，这种成功并没有完成从数学领域到其他领域的迁移。心理学中出现的逻辑行为主义就遭到了严重的挑战。人类心理与行为之间并没有表现出类似数学中的绝对的逻辑演绎关系。这表明，在研究自然界的奥秘时，形式主义的逻辑演绎并不具备必然的普遍性，而是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那么，究竟哪些是可以被形式化处理的？形式与语义之间有何关系？在当时，这些问题并没有得到充分的阐释。根据形式主义的观点，从纯粹符号操作的技术层面来看，数学可以表述为各种功能性函数的集合。这些函数是由有效的程序或者运算法则而决定的形式系统，这些系统因此而具有了“可计算性”的功能。图灵最早发现了这一推论的意义，并成功应用到实践中。他进一步将上述推论表述为：数学中可求值计算的函数实质在于，在有限的步骤之内按照特定的规则完成计算功能。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根据这种形式化规则，设计出具有计算功能的机器，这种机器可以通过机械程序完成类似于数学家的“计算”工作，并最终代替数学家完成各种“计算”工作。正是在这些思想的指引下，图灵设计出了一种通过形式处理可以完成计算工作的机器，即图灵机。

图灵机的出现，不仅使形式化运算规则作为一种句法操作的前提而得到公认，而且它为纯粹的形式化处理过程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前景，即通过纯粹机械意义的形式化操作，机器也能完成人才能完成的工作。这是否就意味着只要我们采用适当的执行规则，我们就能设计一种“计算机器”复制任何能够被形式化的自然现象，甚至包括了人类最为复杂的心智现象。这一问题一经提出就备受争议。最为典型的观点有两类，一类观点认为计算机只能完成人类计算工作的部分“模拟”，而非完全复制。而另一类观点则乐观地认为，存在着适当的形式化计算机器可以完成人所完成的全部工作，甚至代替人类完成所有工作。无论这两种观点的争论结局如何，不可否认的是，图灵机的出现开启了一种新的看世界的方式，即或许我们可以以计算的观点来看待世界。虽然，计算机还不能完全复制人类的所有思维，但它已经能在部分领域实现与人一样的功能。这使一部分心智哲学家的理论观点因此走得更远，他们认为，“机械程序可以实现心智的计算，心灵的本质是计算”。这样就导致了计算主义的心智观也面临着如何阐释形式与语义的问题。

二

在图灵奠定了“机械程序可以实现心智的计算，心灵的本质是计算”这一基本思想之后，关于此命题的讨论迅速地在学界展开。其焦点就在于形式与语义关系的争论。总体而言，这类争论包含了三个基本问题的讨论：一是形式化的句法能否揭示符号的语义？二是如果句法能揭示语义，在形式化的句法中，语义是怎样获得了唯一对应的真值？三是在形式化的处理过程中，即使符号获得了语义的真值，这种形式化处理能否等价于人类心智所具有的理解能力，我们是否就可以据此来解释人类的思维之谜？

按特定句法完成形式化处理的符号真的能够揭示其蕴含的语义？连CTM专家普特南也不得不承认，这确实是一个非常专业的理论质疑。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根据逻辑学中公认的罗文汉—斯克伦定理（ LowenheimSkolem theorem），在数论域内，任何一个形式符号系统都至少能找到一个与之对应的解释命题。将这一逻辑定理运用到人类心智活动的认识上就意味着，对于任何一个心理内容D，因为我们思维的直接对象并不是“数”本身，心理内容的恰当解释S就需要找到一些条件，来说明什么样的东西就是这样一个“数”，至少在内容之外应该存在着一些暗示条件S*，这个思维的“数”才能真正被我们所思考。不管这个条件或解释是什么，但至少有一个解释存在，可能是S*，也可能就是S，甚至其他，但这个解释必然存在。即使S*并不能实施规范的解释，而仅仅只是思维对象之上的暗示条件的示意，我们也仍然能够通过S*而找到S。这种演绎蕴含了两个并没有得到彻底阐明的问题：一是，有D就一定存在S及S*吗？二是，S为什么会成为唯一正确的解释，而不是S*呢？因此，在心理的句法演绎中，心理内容的存在及其与心智的形式化处理过程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解释。形式化的句法处理并不足以说明这个符号命题所必然具有的语义内容。即使如此，计算主义心智学家福多还是坚定地认为，“符号既是凝固的，又是信息的，并与具有法则性的依赖性的创造符号关系是吻合的”＼[4＼]785。他通过较为翔实的论证，试图来进一步阐明形式化的符号处理是如何获得语义真值的奥秘，作为对CTM的辩护。

语义如何获得了唯一的真值？福多认为，这得益于心理表征。他指出，心理状态M之所以意味着P，是因为存在着心理表征MR意味着P。心理表征有“第一人称”的属性，命题态度从心理表征的共同要素中“继承”了这些基本属性，因此，心理状态出现了基本意向性，即语义内容＼[6＼]。福多进一步假定，“……意味着P”有两种意义使用在句子F中，即应用于相信、期望和偶然正在发生的判断等相同的心理状态和心理表征时，它们有相同的功能。然而，批评者认为，在此意义上的意义归因正像“某个字意味着P”一样，隐藏了一个复杂的逻辑结构。不同句子中的词和它的语义值显现的并不是一对一的关系，而是一对多的关系。因此，要承认福多的观点，形式处理中的符号得到唯一的语义真值，就必须首先知道以下两点基本内容：一是说话者表达的意义；二是听众的解释或者通过语言习惯得到的恰当解释。福多认为，单个语词并没有完整的意义，只有在特定的语法结构中，语词才具有它特定的意义。因此，句法结构是使语词产生确定意义的必要且充分条件。但是，这一结论是依据上述假定得出的，即，在句法F中，“MR 意味 P”必然显现出根据于说话者的意义、听众的解释或者习惯解释的逻辑结构。在真正概念层面上，语词的语义最终依赖于人所独有的心理语言及其表征。这样，福多关于心理内容与符号的意义的CTM解释又陷入了循环解释的漩涡。为了进一步说明语词在句法中是如何获得了确定的意义，福多继续解释道，语义的产生依据一个有效的程序进行，“一个语义”来自于在他们客观现实的符号类型之上的映射＼[7＼]。很显然，这种“语义”归因只具有很脆弱的可论证性。这主要是因为，不仅语词的形式与语义之间的映射关系模糊不清，仅有少量语词具有唯一确切的语义。而且在纯概念演绎层面上，语词的“意义”可供选择并“最可信”的来源只能是依赖于心理状态本身了。很显然，这并不是一种严谨且充分的论证。换句话说，心理“语义”究竟来自于说话者的表达还是符号的习惯解释，福多的解释只有含糊其辞地区分。为了进一步阐明这一问题，福多进一步提供了“思维语言”是如何转换为“自然语言”的机制理论。在福多的启发下，豪格兰德将这种理论设想实体化为一台“语义机”。但是，正如海尔所指出的那样：“无论如何，没有理由假设你能从大脑中读出这些符号，就像你从纸上读出单词一样。如果存在思维语言的话，那么即使是一个正在考察大脑的微观结构的观察者也不可能看到他的句子。”＼[8＼]这种“语义机”和意义的理解机制并没有真正摆脱已遭诟病的“小人谬误”。

在类似的争论中，还有另一类意义因果理论。他们指出，“意义” 的理解机制是根据说话者意义的表达方式、习惯解释等信息与语义的协变规则而确定的。其代表人物德雷特斯克指出，心理表征的“基本的语义关系是‘携带信息’（而不是‘表征属性’）”＼[4＼]745，即参与形式处理的符号是在表征与对象的协变中获得了唯一对应的语义真值。这类协变因果理论解释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福多论证中循环解释的困境。然而，这种协变理论却有可能给CTM理论带来另一种关于计算能力的论证危机，即因为符号与语义的协变关系，“语义”的种类及其存在能力都最终不得不依赖于计算机传统而习惯的句法种类。众所周知，图灵机以来的计算机，都是根据特定顺序的二进制表征一个实际精确数或者外部对象，也就是说只有在这种“约定”之下，才能依据二进制对这些符号的“意义”作出解释。但是，如果“意义”的种类不是习惯解释这类原因，而应该归因于其他，那么完成计算处理任务的计算机就不能表明句法结构是“语义”的种类及其存在能力的必要且充分条件。因此，协变因果理论的解释引出了另一个更具根本性的问题：即句法和语义究竟有没有必然的关系？很显然，这种坚持形式化处理的计算主义心智观仍没有对人类心智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即使我们不再追究形式与语义间的确定性因果联系，也并不意味着形式化的计算就真的等价于人类的智能处理。对此，塞尔提出了著名的“中文屋论证”来揭示这一理论困境。

塞尔的中文屋试验是把人看作计算机的处理器，一个不懂中文的人在房间内仅能通过房间的一个窗口与外界进行符号交流。塞尔指出，在所有能体现类似关系的装置中，整个过程都可以看成一台数字计算机。它能够实现符号的输入和输出，并能根据形式化的符号处理规则，完成符号操作。这一过程正类似于中文屋中的人能够在句法规则的指引下完成符号操作，但他事实上并不理解这些符号的意义。塞尔的“中文屋论证”思想试验非常形象地表明，即使有一种装置根据特定的句法规则完成了符号操作，甚至是通过了有语言模仿能力的图灵测试，我们也不能据此断定完成形式化操作的主体就理解了形式化符号所蕴含的意义。这对于计算主义心智学家来说，他们对于中文屋论证拥有如同CTM理论一样的满意度。但也有一部分哲学家认为，“理解”可以在整个功能条件下作出定义。因此，中文屋系统实际上是证明了任何输入输出系统都能作出正确的“理解”，形式化的符号处理系统也不例外。还有一些学者反驳道，塞尔所描述的装置并不能对“理解”作出令人信服的阐明。因为“理解”已经超越了形式与语义本身。还有一些更深层的争论——如何阐明机器、人、环境的相互作用关系，以及学习一种新的规则和信息处理的能力等等关于人类智能的诸多问题都被激发出来。在各种语境中，“理解”获得了不同的定义与解释。随后，塞尔和他的支持者不仅采用了一些直觉来阐述中文屋的主体缺乏“理解”的根本机制，而且又提供了一些适当的思想试验来延伸他们的观点。然而，直到现在为止，关于中文屋的诸多争论其实质都只是一些或某些理论组合上的变化。这些变化表明的是，同样的思想实验，在不同的解释者那里获得了不同的解释或结论，但却无法超越已有的解释和结论。因此，中文屋论证作为形式与语义之争的巅峰之作，仍被认为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的思想实验而受到广泛关注。

三

综观计算主义在心灵哲学中的形式与语义之争，其争论实质在于对意向性问题的争论。当代意向性研究中一个新的特点就是传统的意向性问题与意义问题合流，把意向性、内容、表征、语义性、意义等看作在本质上没有区别的心理属性或特征，进而作为一种统一的对象来研究。因此，以前分属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及理论，如意向性理论、表征论、语义学、意义理论、内容理论，便合而为一。意向性、关于性、语义性、指向性具有了统一的意义。心智的语义性，就是指心智活动过程中，与之发生关系的形式符号具有特定的意义、内容、指称或者说真值条件，形式与语义间具有特定的因果指向关系。人类心智活动具有的根本性的特点就在于，它能将与之有关的事态关联起来，即知道是“关于”它，而非自身。正是如此，形式与语义之争大可统摄在意向性问题之下，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人与计算机器有着根本的不同。前者能处理符号的语义，而计算机则不能。迄今为止的计算机器即使处理的是符号或句法，但它也只是纯形式化的逻辑处理，它并不知道符号如何与其所指称的内容或事态关联起来。

根据已有的形式与语义之争，我们可以看到，人类能够完成认知与理解任务依赖于符号的形式处理，但却不仅仅只是形式符号的处理，更为重要的是在于人类具有意向性，具有语义的处理能力。塞尔提出“中文屋论证”的直接动机是批评尚克所设计的一个程序，而其意义远不止于此，它同时提出了一种新的心智观。塞尔的中文屋论证直接回击并替代了图灵提出的“机器能够思维吗？”这一问题，并且直指问题的核心。图灵的观点给予了“智能复制”或者部分模仿的希望，但是塞尔的中文屋论证却似乎注定要给坚持这些观点的人当头一棒。在塞尔看来，中文屋实验及其具有类似关系的装置显然是已经通过了图灵测试，该装置已经通过对符号的形式化处理，完成了“对话功能”。但它却不是因为理解符号的意义而完成这些操作的。这表明，类似计算机的形式化处理装置的形式化处理过程不仅不同于人类的智能处理，甚至我们根本就不能继续沿用图灵测试来判断机器能否思维。这样，在形式与语义争论的基础上，塞尔事实上提出了一种不同于图灵的新智能观，即纯粹的形式化处理并不能解释人的智能处理过程。

形式与语义的争论表明，智能并不只是在于形式转换，而在于形式处理的内容或有意向性。正如塞尔所指出的那样：“大脑产生意向性的那种因果能力，并不存在于它例示计算机程序的过程中，因为无论你想要什么程序，都能够由某种东西来例示这个程序，而它并不具有任何心理状态。无论大脑在产生意向性时所做的是什么，都不可能存在于例示程序的过程中，因为没有一个程序凭借自身而对于意向性来说是充分的。”＼[9＼]因此，从形式与语义的争论中我们可以认为，现有的智能计算机还看不到超越人的希望，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人类智能不仅是“句法机”，更是“语义机”，而现有的智能计算机却仅仅只是句法机。塞尔甚至强调：当前的智能计算机连句法机都算不上。因为，当前计算机器的句法转换只不过是人事先设定好的程序编码，只不过是我们人为解释计算机的行为而归功于它的。因此，通过形式与语义的论战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让CTM多年引以为据的心智模型成立的理由并不充分；另一方面，以图灵机为基本架构的人工智能机器要想实现真正的智能，其必不可少的就是要让已有的智能机器具有意向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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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形心理学基本观点篇4

【英文摘要】in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mathematic thought, content and method, m athematic truth has assumed some postmodern characteristics.the targets of the pursuit of mathematic truth have changed from the objectives and valu es of metaphysics to the relative and varied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s.mat hematic truth is an open system with different levels and frameworks. it h as transcended the scope of natural truth and has generated a new dimensio n,i.e.,selectivity.both formalization and non-formalization are effective means of acquiring mathematic truth.

【关键词】数学真理/后现代转向/哥德尔定理/形式化/非形式化

mathematic truth/postmodern turn/godel theorem/formalization/non-for-malization

【正文】

数学真理作为数学认识论的核心问题，既是关于数学知识真实性、客观性、可靠性、可信性的一个重要指标，也是衡量人类科学发展水平的一个基本尺度。文艺复兴以来，随着近代数学的诞生，人们对数学真理的理解达到了新的高度，逐步形成了现代性的数学认识，其主要标志就是以形而上学和柏拉图主义为基调的绝对主义和基础主义的真理观。随着后现代思潮的崛起，现代性的科学观念受到强烈的冲击。在后现代哲学的语境中，人类以往创造的所有知识的合法性都受到了质疑。后现代主义者解构现代性的气势不仅有些咄咄逼人，而且其对现代性的批判的确也不乏深刻性和合理性。当后现代主义对普遍真理、宏大叙事、逻各斯中心主义、本体论和本质主义提出质疑并予以解构之后，作为现代性和科学真理的一个典范——数学，将如何应对后现代的挑战并对其真理性重新定位？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科学认识论问题。置身于后现代的语境之中，透过后现代独特的话语视角对数学真理的现代性观念及其内在演化机制进行解读和反思，我们会看到，从1世纪到20世纪，数学无论从思想上、内容上、方法上和体系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许多变化是具有革命性意义的。作为科学知识之主要标志的数学真理及其观念也相应地展现出许多不同于现代性观念的后现代特征。这些新特征极大地丰富了数学真理的内涵，深刻地变革了关于数学真理的现代性观念，开拓了人类理性认识的新维度。可以说，数学真理观正逐步从现代性转向后现代性。尽管如此，数学真理的概念对于数学而言依然是极为重要的，是不能完全解构或取消的。但随着数学的发展，数学真理性的意义将发生深刻的演变。数学并不具有终极的、绝对的、中心化的、惟一不变的认识论基础，数学的真理性具有鲜明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特征。

一、数学真理从惟一性、终极性向多样性、谱系性的转向

现代性的数学真理观念源自于古希腊毕达哥拉斯—柏拉图主义的数学传统，到17、18世纪，其基本思想趋于成熟。从柏拉图到康德，整个西方数学的文化精神都是以毕达哥拉斯—柏拉图主义的数学传统为基准的。无论是笛卡儿的万能代数方法、莱布尼兹的数理逻辑思想，还是拉普拉斯的用数学方程式精确刻画宇宙秩序的决定论思想，都是现代性数学真理观念的典型产物，其基本特点是对数学真理的惟一性、终极性、绝对性、整体性、永恒性的信仰。康德虽然把纯粹直观作为数学知识判断的一个要素，但这种直观却是先天的。在康德看来，数学是先天的综合判断，是形而上学的典范。这种现代性的数学哲学观作为西方理性主义的一个重要源泉，对西方科学主义思想以及后来的逻辑实证主义科学哲学思潮的形成都具有深刻的影响。

19世纪以来，数学的知识进步发生了持续、内在的变革。作为这一变革的一个重要的认识论突破，开始出现一系列解构现代性数学观念的思想萌芽。首先是非欧几何的诞生和代数学的抽象化。非欧几何的诞生，是数学观从现代性向后现代性转向的一个重要标志。非欧几何瓦解了长期以来人们对数学公理“不证自明”和免予质疑的认识定位。数学公理的选择是一种基于认识必然性规律之上的合乎推理程式的理性与历史的共同抉择。这种抉择不再是惟一确定的而是多样变化的，不再是绝对意义上的而是有了相对的意义。非欧几何所揭示出的新的数学真理品质表明，数学真理并不是像康德所假设的那样，是一种先验的直觉和综合判断。

然而，尽管非欧几何的产生初步改变了人们对数学真理具有惟一性的信念，并初步揭示出现代性数学真理观的内在认识论缺陷，但随着非欧几何的相容性问题的解决，在当时的大多数数学家心中，存在着一个绝对的、终极的和完全确定的数学基础仍是不言而喻的。集合论诞生后，一度被视为建立终极性数学基础的法宝。但随着康托悖论、罗素悖论等一系列数学与逻辑学悖论的不期而至，数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基础危机。面对危机，数学界和数理逻辑界的领袖人物雄心勃勃地提出了各自宏伟的数学奠基工程计划。无论是以罗素、怀特海为代表的逻辑主义，还是以希尔伯特为开创者的形式主义，都企图在完全逻辑化、充分形式化和彻底公理化的基础上重新构筑数学真理，以扶正并稳固已经倾斜的整个经典理性主义大厦。逻辑主义和形式主义都相信，数学知识是由无可非议、绝对确定、绝对可靠的为数不多的逻辑的或数学的概念、公理经过严格的逻辑或数学方法推演出来的。他们确信，所有的数学定理都可以从这种完美无缺、固定不变的基础中得到，因而所有的数学真理便可以通过奠定一劳永逸和完全可靠的数学基础而获得。逻辑主义的代表人物罗素阐述道：“逻辑原理和数学知识的实体是独立于任何精神而存在并且仅为精神所感知的。这种知识是客观的，永恒的。”[1](p.219)逻辑主义有两个基本信条：(1)所有的数学概念最终都可以归结为逻辑概念；(2)所有的数学真理都可以单凭公理和逻辑推演规则得到证明。而形式主义者提出了著名的希尔伯特纲领（即关于数学的数学或元数学），其基本思想是：(1)纯数学可表示为不予解释的形式系统，在此系统中数学真理由形式定理来表现；(2)可通过元数学方法，借助于摆脱不相容性来证明形式系统的可靠性。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逻辑主义者与形式主义者都把数学真理建立在绝对、封闭、完备的理念之上，其认识论背景，正是利奥塔所称的“宏大叙事”或“元叙事”、德里达所称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和本质主义；在方法论上则是决定论和还原论。所不同的是，形式主义者更偏重于从数学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而逻辑主义者则期望把逻辑作为认识的起点。从更广阔的知识背景来看，逻辑实证主义在科学与知识的真理标准和判断方面所表现出的强烈的证实主义、还原论和狭隘科学主义倾向，也是与上述典型的现代性数学理念密切相关。

与逻辑主义、形式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建立普遍的、总体性的数学的意愿相反，20世纪30年代初，奥地利年轻的数理逻辑专家哥德尔发表了在数学、数理逻辑乃至整个科学界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不完全性定理（注：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由以下两条定理组成：(1)足以包括数论在内的任一形式系统中，存在一个不可判定的公式——即一个公式和它的否定都是不可证明的。(2)足以包括数论在内的形式系统的协调性在本系统中不能得到证明。）。哥德尔研究形式公理化体系相容性问题的本意是为了证明希尔伯特纲领，即完成对包括算术系统在内的形式化体系的相容性证明，但最终得到的结果却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哥德尔定理表明，在任一形式体系中都有不可判定命题存在。由于任一形式体系都无法在自身范围内完成自我解释和说明，所以逻辑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基于逻辑化、形式化、封闭性和完备性的数学基础主义计划就是无法实现的。数学命题的正确性不仅要受到数学概念是如何界定的、数学公理是如何选择的、数学的论证方式是如何取舍的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而且有时候在体系内还是不可判定的。数学的定理不是从毋庸置疑的、绝对无误的前提下，通过绝对可靠的推理规则得到的不容怀疑的绝对真理。数学命题的正确性不仅依赖于可能变换或更替的前提和假设，而且依赖于推理规则的选择和限定。换句话说，数学并没有形而上学意义上的严格性。数学命题、理论的真理性就取决于数学共同体搭建的理论平台和数学语境，因此，数学知识就被赋予了强烈的社会文化性。

从19世纪中叶非欧几何的诞生到20世纪初哥德尔定理的产生这一段历史时期，数学的知识演变逐步解构了以完美性、永恒性和确定性为标志的绝对主义数学真理观。从更深刻的历史背景来看，基础主义数学真理观的危机从根本上表明了现代性意义上的西方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已经走到了绝境。逻辑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一个致命的认识论错误就在于，欲把数学置于机械的、僵化的、教条的、终极的法则和规则之下，把一切已有的或尚未发现的数学思想、理论、方法都归结和还原到固定的、惟一的、不变的、静止的基础主义数学教条上去，其结果只能是扼杀数学的创造性和生命力。实际上，数学研究应该从一举实现关于真理话语的永恒的、终极的、整体的宏大目标转向对局部的、有限的、形成性的和阶段性的目标追求。数学在刻画世界图式、探索宇宙奥秘的同时，更要关注现实问题，如当代科学前沿进展、人工智能与数字化、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由信息、通讯技术所营造的新的社会秩序、新的文化范式等。只有充分地关注并体现时代命题，数学真理才能获得新的意义。20世纪以来数学发展过程中许多重大的理论创新和突破都是这一新的认识范式的产物。例如随机数学、模糊数学、突变理论、分形与混沌理论等。

19世纪后半叶以来的这种有限的、局部的、相对的、富有时代特征的追求真理的态度，显示出数学真理越来越深刻的人类学和谱系学特征。当代数学研究越来越重视从数学的边缘化的、细节的、局部的、奇异的和非常态的部分开拓新的领域。数学家开始越来越多地接受一个没有固定基础的数学体系，承认数学中存在着不可判定命题，对悖论从绝对排斥到相对容忍。还有许多数学难题，如连续统假设、公理集合论的相容性证明等，也一直未获解决。因此，在数学认识活动中，必须放弃那种一蹴而就地达到绝对真理殿堂的奢望，把追求数学真理的过程与目标同人的认识过程相一致，通过实现分解了的、局部的、系列的子目标而逐步迈向整体目标。概括起来看，这一转向的基本特征是，数学真理从追求一劳永逸的终极性目标和拥有一成不变的、形而上学的、绝对永恒的知识体系及其价值，转化为追求分解了的、可实现的子目标和按逻辑程式、知识法则和思维方法所设置的各种可能的、多样化、具有谱系学特征的理论框架。

二、数学真理是具有不同层级的、开放的、动态的理论体系

现代性数学真理观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对数学理论体系的封闭的、连续的、线性的、简单统一性的认识定位。然而在19世纪以来的数学演变过程中，数学知识结构和理论体系的基础性、封闭性和简单统一性被打破，逐步被更为宽泛多样的、离散的、非线性的、网状结构的、不断变革的和开放的新的数学知识、理论和方法所取代。数学理论的多样化、开放性和知识建构特征不仅使数学知识结构呈现出了层次性，而且赋予了数学真理以更加丰富的内涵。数学真理不仅包括那些由基本的、原始的定义和公理所必然蕴含的重言式，而且也开始接纳和包容那些具有不同程度真理性的命题、判断、猜想、假设和方法。从其确切性相对较高的中心内核到确切性逐渐减弱的外层，数学真理逐渐形成了一个不断生长的动态体系。

皮亚杰深刻分析了数学中的创新具有无限运演的可能性：“数学实体己不是从我们内部或外部一劳永逸地给出的理想客体了：数学实体不再具有本体论的意义；当数学实体从一个水平转移到另一个水平时，它们的功能会不断地改变；对这类‘实体’进行的运演，反过来，又成为理论研究的对象，这个过程在一直重复下去，直到我们达到一种结构为止，这种结构或者正在形成‘更强’的结构，或者在由‘更强的’结构来予以结构化。”[2](p.79)实际上，这种不断变化演进的数学等级结构背后对应着数学真理的等级结构。与之相应的就有一个数学真理可信度的标准，这种标准赋予不同等级的数学真理以不同程度的可信度，这表明后现代的数学真理是一个具有不同层级的理论体系。徐利治和郑毓信进一步指出：“数学真理是具有层次结构的……可以引进适当的‘测度’去作为数学真理性程度的衡量标志或评价标准。”[3](p.18)

后现代的数学真理观在拒绝绝对主义、封闭性和完全自足的观念之后，其认识论上的转向就是赋予数学真理以进化、动态和开放的特征。在此，我们必须弄清的一个重大数学哲学理论问题是：数学在多大程度上是靠得住的？那种把数学视为绝对真理化身的见解和数学具有绝对可靠的、终极不变的基础的观点已被证明是错误的；然而，并不能因为感到数学丧失了经典意义上的确定性而对数学真理性感到绝望和悲观。从整体上看，相当大的一部分数学知识的真理性是取决于其公理体系的可靠性。然而，公理及其体系的可靠性却无法完全从数学中获得确认，它需要从其他的公理、元数学或数学的外部去寻找。罗素在分析了数学真理所具有的归纳主义倾向之后，提出了不同于其最初的逻辑主义实在论的主张，认为为了证明数学是真的，“需要其他的方法和考虑”。[4](p.399)而就数学内部而言，如果仅仅依赖于欧几里得计划、经验主义计划或归纳主义计划等逻辑还原和化归方法，数学的真理意义就会陷入所谓“无穷回归”的永恒危机之中。拟经验主义者的观点是：“数学是数学家做的或做过的事情，它具有任何人类活动或创造所具有的不完善性。”[5](p.42)这种“理性重建”试图展现真实的数学情境，其实质是数学知识的发生论。与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哲学相比，拉卡托斯由于强调数学的历史性和实践性，其学说超越了波普尔而与库恩的范式革命有共通之处。库恩主张把科学置于一个广泛的历史发展背景中去考察，这对于理解数学同样适用。数学是一门不断生长的知识，具有进化和社会学的特征。数学新知识及其真理性将随着知识接受检验程度的提高以及数学内部体系适应性的提高而不断地进行调节、修正和改进。对于经过多项指标检验的数学知识，可以赋予其相对稳定的价值。我们之所以相信科学的计算和方法，是因为它在日常生活、商业贸易、工程技术和科学研究中提供了准确无误的运算结果。正因为如此，人类才敢把载人航天器送上太空。与现实有关的数学命题的真理性随着数学的发展会呈现出越来越精确、越来越丰富的特点。

数学真理的另一个内在特点是，其真理性依赖于其初始理论的假设和约定。亨佩尔指出：“数学的正确性来自于那些决定数学概念涵义的规定，因而数学命题本质上是‘定义为真’的。”[5](p.8)如在十进制中，1+1=2是真理，而在二进制中，1+1=2就成为一个没有任何意义的命题。尽管亨佩尔的论点揭示了数学真理的一个本质属性，但却忽略了数学本质中的不可或缺的经验维度，所以仅仅把数学命题的真假性看作是“定义为真”，是无法展示数学真理的全部风采的。因为并非全部的数学命题的真伪性都能在其公理体系中得到确认，特别是当理论尚不成熟时，相应的真理意义就不可能是明晰的、精确的和完整的。这时候，许多结论和推断具有暂时的、模糊的、似真的、可错的特点。重要的是，无论在哪种情况下，数学真理及其意义都有赖于始终处于动态中的知识创造过程。在此，我们可以体会到为什么数学兼具发现和发明两种品质。数学真理的这一双重性特点体现了人性与知性的辩证统一、主观性与客观性的辩证统一。

三、数学对自然真理性的超越及其解释学意义

数学真理从现代性向后现代性转向的第三个基本趋势是，数学真理超越传统数学认识论中的真理符合论、单一真理性和数学实在论观念，开始强调数学真理对自然和其他各种现象的多样化解释。数学真理除了包含已知的应用领域的大量现实性真理和描绘自然现象、刻画自然规律的自然真理之外，还包含着许多在未知领域和理想状态下所广泛进行的理论建构和模式构造。当非欧几何的相容性被牢固地建立在欧氏几何相容性的基础之上时，传统数学真理观的一个预设——数学是对自然真理的精确刻画、数学真理就是自然真理的论点便开始失去了根基。数学概念与客观实在之间并不是完全对等、同一和符合关系。惟一性作为真理的一个普遍特征而数学却不具备。因为存在两组以上具有不同内容（甚至截然相反）的公理体系并行不悖这一事实，这能够导出在数学真理体系中必然具有的多样性观念和随之而来的可选择性观念。黎曼几何的创立者，著名数学家黎曼在1854年就设想，空间的有限区域的结构性质不同于无限区域（包括无穷大和无穷小）的结构性质。这种思想在广义相对论诞生60多年前便已产生，这充分显示了数学在科学进步中的超前和先导作用。黎曼抛弃了康德“综合知识的演绎有惟一的确实结构”的见解，认为就组成科学知识的概念框架而言，数学理论对经验主义的知识起到了一种相对的或辩证的演绎作用。黎曼还认为，非欧几何的诞生表明数学与现实的分离。如在现代几何学中，点、线、面等基本几何概念已从欧氏几何中的抽象的实体意义下摆脱出来，不再被赋予任何实体意义。这种见解的合理性在于，可以允许数学超越以前那种必须有与之对应的经验背景或应用对象的研究范围。现在看来，由于数学处理着对应于十分不同但又有内在联系和统一性的复杂客体及其所展示的各种各样的模式，因此，在一种预设的理论整体统一性和和谐性的前提下，所呈现的多样性和可变性便会不可避免地进入数学真理的范畴。后现代时代的数学真理必须保持一个多重模式并存，同时在体系上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彼此协调的框架。

数学在19、20世纪所取得的一个令人瞩目的成就是数学理论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赋予人们对于数学概念、公理、方法以相对的选择自由。许多数学定义、问题、方法和公理已不再具备绝对的、必然的意义。其中比较典型的例子如“连续统假设”、“选择公理”、“非直谓定义”、“超限归纳法”等。著名数学家彭加勒在《科学的假设》一书中提出以下见解：“数学的创造力归因于对初始假设及定义的自由选择，其后，通过对推演出来的结论和可观察世界的比较，对这些定义和假设加以约束。”[6](p.246)这种自由选择实际上体现了数学共同体的研究范式、学术语境和价值取向。康托宣称：“数学的本质在于其自由。”这一思想作为对长期以来占据数学哲学统治地位的柏拉图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一种否定，其意义是不可低估的。康德说，规律在哪里，人的自由也在哪里。黑格尔的两句名言：“人作为人是自由的，精神的自由构成了人最特有的本质。”[7](p.21)“必然性的真理就是自由。”[8](p.120)数学真理发展的新特点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数学发展的这种越来越强烈的自由化趋势充分表明人对数学本质及其规律的把握已经达到一个新的水平，人类对于数学的认识正从必然王国迈向自由王国。

这里要澄清的是，数学中的自由是一种相对的自由，而不是绝对的自由。著名数学家马宁指出：“数学的自由只能在严酷的必然的限度内发展。”[6](p.251)这一观点深刻地阐明了数学中的自由这一概念的本质特征。所谓“严酷的必然的限度”无非就是数学世界的法则、规则、自律性和秩序。数学家赫斯(hersh)明确提出，数学对象是由人发明或创造的，但“它们不是随意创造的，而是从已有的数学对象以及科学和日常生活的需要中得到。数学对象一旦被创造出来，就具有了很好决定的，独立的品质”。[9](p.42)这是一种典型的建构实在论立场。由此可见，数学中的自由本质上是人的精神自由与数学内在规律的高度和谐和统一。

既然宇宙万物间复杂多变的关系呈现出多样化的统一，那么从理论与现实的关系看，在数学真理的价值判断中，可选择性就成为数学真理判断的一个必然选择。相应地，可解释性也就成为数学真理的一个新维度。罗杰·琼斯指出，在当代物理学的“任一领域中，基本方程都有可供选择的数学表达，对任一基本方程的数学表达来说，解释的多重性都存在，每一种解释都不可避免地与某种表达能力相关”。[9](p.175)一方面，许多数学理论作为对自然法则、规律和图式的一种刻画日益显示出其精确、多样、广泛和深刻的特点。例如同一偏微分方程可以同时表征从经验直觉上看是迥然不同的现象，而同一现象亦可以用不同的数学模型和理论视角去加以透视。另一方面，由于数学理论构造的需要，许多数学知识（特别是相当数量的纯粹数学知识）可能暂时没有必然对应的现实模型。在这种情况下，对数学真理的认识定位若仅仅囿于现代性观念下的符合论、目的论和反映论就远远不够了。为了使数学尽可能有效地描绘包括自然现象在内的各种现象，就必须全方位地在理论上、逻辑上探讨各种可能性，并允许给予理论的多样性留下充分的解释余地。当数学语言不再与对象实体之间具有一一对应的关系，当数学的理论生成超越了主客体之间的二元对立，当数学的理论构造超越经验本位和实践本位的真理判断之后，数学真理就逐步淡出物质客观实体的视域，转向了自身语言的深层结构框架中。数学真理把其话语的合理付给自己的语言体系，数学命题的意义和判断被融合在其结构中的语言关系、句法转换和交互性当中。值得一提的是，在数学基础理论的三大流派当中，以布劳威尔为代表的直觉主义表达了一种类似于后现代思想的语言观。布劳威尔在维也纳的一次著名演讲中表示，即使是纯粹数学也并没有必然可靠的语言。这一观点对维特根斯坦后期的语言学转向，并进而对后现代语言学都产生过影响。由于数学语言把“世界3”的建构实在性作为新的认识论定位，因此就有必要发展出一种关于数学语言与日常语言、数学理论与现实情境之间关系的解释学理论。

四、数学形式化的局限性与哥德尔定理的人文意蕴

作为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和理性至上这一历史文化传统演变与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形式化的思想与方法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数学发展中被推到了极致。数学基础主义者都笃信，一旦基本概念框架、公理结构和推理法则给定，则所有的数学真理均能被演绎出来。前面已经论述过，这一具有强烈现代性特征的数学宏大叙事已经随着哥德尔在1931年发表的不完全性定理而变为泡影。哥德尔定理表明，那种把全部数学知识与真理镶嵌在封闭的形式化、公理化演绎系统中的理想是无法实现的。

哥德尔定理不仅在数学界与数理逻辑学界影响至为深远，而且有着更为深刻的后现代哲学意义。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利奥塔把哥德尔定理视为知识本质发生变化的一个真正范例，这是很有见地的。因为，20世纪以来，语言学转向的一个基本倾向就是意欲消解“主体中心主义”。而人工智能的研究则试图从技术科学的维度上实现人类思维的机器化。理论计算机科学有下述见解：“在广泛的意义上讲，任何一种形式的信息加工和信息的活动（包括大脑的思维活动中的信息加工和信息活动）都可以看作是一个计算的过程。”[10](p.440)“强人工智能”的观点甚至认为：“任何计算仪器，甚至最简单的机械，诸如恒温器的逻辑功能都具有某种精神的品质……精神活动只不过是进行某种定义得很好的、经常称作算法的运算。”[11](p.17)这些观点已经构成了对人的精神与理性认识本质的严峻挑战。而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福柯则模仿尼采的“上帝死了”声称“主体的终结”。一时间，人类认识的主体性地位面临着被物化、被异化、甚至有被取消的危险。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看待人的认识主体性呢？如何消解“强人工智能”对算法化、形式化的盲目崇拜呢？

毋庸置疑，把人类的认识活动纳入高度的形式化框架是科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计算机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不仅使得计算机在许多方面都远远超过人脑，而且开辟了理解人类精神现象及其本质的新方向。随着诸如人工智能等高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将产生持续、巨大的变化。但这是否意味着机器能完全替代人脑呢？用数学语言来表述就是，人的思维和心智活动在过程和性质上是否可以完全算法化呢？算法化、形式化是否就是智慧的全部呢？哥德尔定理告诉我们，形式化和算法化是无法形成自我封闭的完备体系的。奈格尔和纽曼则进一步指出：“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表明，即使在基本数论中也有数不清的命题是不能用这种公理化方法解决的。无论机器设计得多么好，运算得多么快，它都不能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哥德尔定理表明，人脑的能力和结构是至今任何非生命的机器所不能比拟的。”[2](p126)西尔勒中文屋子的理想实验（注：西尔勒中文屋子的理想实验是美国哲学家约翰·西尔勒所设计的一种理想试验，其目的是为了反驳电脑具有智慧和精神品质，而人的精神活动只不过是进行某种定义得很好的算法的运算的强人工智能观点。详见彭罗斯：《皇帝新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17-18页。）强有力地表明电脑等非生命机器的“思维”与人类智慧具有本质的不同。数学家马葛纽斯(magnus)这样论述道：“人类的智慧要优于任何可以想象得到的计算机……我们的数学能力，为我们在自然界中所处的特殊地位提供了也许是最简单，但也是最强有力的，非形而上学的证据。”[13](p.243)数学固有的非算法本质表明数学真理绝不仅限于用形式化方式加以表征。人类的思维和精神是不可能被完全模拟的。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告诉我们，数学认识活动和数学思维的本质决不是形式化、算法化、程序化和机械化所能完全概括的。

必须看到的是，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并不意味着人的数学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它只是表明了类似于形式主义、逻辑主义和人工智能所倡导的极具现代性科学语言学表征的形式化语言的某种不可避免的、难以克服的局限性。哥德尔本人就清楚地指出，他的不完全性结果“丝毫没有给人类理性的力量设立界限，而只是给数学中纯形式体系的潜能设立了界限”。[14](p181)虽然目前形式化的趋势仍十分强劲，其作用亦不可低估，尽管算法化作为数学的一个基本特点使得诸如机器证明等新兴数学范式炙手可热，数学也将继续给予人工智能和计算机科学以丰硕的理论与技术支援，但在构造性、算法化与形式化之外仍有着广袤的数学疆域。非形式化作为与形式化互补的认识方法，作为数学发现的方法同样蕴含着丰富的真理素材和揭示新真理的可能性。而形式化语言在认识论上的盲点只有依靠非形式化才可消除。由于形式语言的局限性，数学真理及其判断并不完全局限在形式化语言的逻辑框架内。哥德尔认为形式语言都面临着以下困难：“一种语言中的某个句子的真理概念是不能由这一语言确定的。”[15](p.76)波兰逻辑学家塔斯基在1933也独立地得出这一结论。立足于后现代数学语言学的视角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西方传统的逻辑化—理性化精神本质的内在缺陷。从中更可以看出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这一20世纪最重要的数理逻辑成果的后现代里程碑意义。更进一步看，我们认为，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的意义已经超出了科学认识论的范畴，而带有了深刻的人文价值和浓厚的终极关怀意味，它显示了人的主体性认识地位的终极性和基始性。

在西方中世纪基督教文化传统中，人曾被置于上帝之下、万物之上的特殊地位。然而，自近代思想启蒙运动以来，哥白尼的日心说、达尔文的进化论却分别摧毁了人类居所宇宙中心论和物种至高无上性的思想。而随着现代人工智能研究的进展，人的精神与思维的主体性地位也开始被动摇。实际上，近代的日心说与进化论并没有对人文精神和人的主体性构成实质性的威胁，但当人的主体意识、人的精神与思维活动可以被模拟、被物化、被复制，甚至最终被替代时，这才是一种真正的人文精神和人道主义的危机。所幸的是，在数学真理的后现展中，人终于能够坚守住关于人的本质的最后一道防线：在一切认识活动中，人的最终主体性地位与终极性价值是无法取代和不可动摇的。这或许是数学真理观的后现代转向对关于人的主体性及其意义的一个异质于激进的后现代解构主义立场的基本认识论和价值论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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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形心理学基本观点篇5

关键词：心理素质；活动理论；理论思考；心理素质结构

中图分类号：B8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3）02-0071-06

心理素质是我国素质教育实施中诞生的本土化概念，心理素质培养是素质教育的核心内容。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心理素质及其培养研究在我国心理学界经历了“忽视一关注一重视”的发展历程，目前心理素质概念逐步被学术界所接受，心理素质及其培养研究也方兴未艾。心理素质培养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维护和促进学生的心理健康，开发学生潜能和促进心理发展，培养学生良好品德，塑造完整人格以及提高学生适应力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从我国心理素质及其培养研究的现状来看，尚难从理论上满足心理素质培养研究和实践的现实需要，究其根本原因是缺乏从学理高度对心理素质及其形成机制这一根本理论问题的系统探讨。本文依据文化历史活动理论，从外源性因素角度初步探讨心理素质及其形成的机制问题，为科学揭示心理素质及其形成机制的本质内涵奠定理论依据。

一、心理素质基本内涵与文化历史活动理论

正确认识心理素质的本质内涵，科学界定心理素质概念是心理素质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和逻辑起点。关于什么是心理素质的概念，至今学术界尚未形成一致看法。随着素质教育在我国的普遍实施和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深入开展，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一些心理学工作者就开始关注心理素质概念，并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多种看法：有的认为，心理素质是心理活动或品质特点的表现；有的认为，心理素质是多种心理系统的综合体；有的认为，心理素质是一种能力；有的认为，心理素质就是人格或个性…。经过多年的探索与研究，我们将心理素质界定为：以生理条件为基础的。将外在获得的刺激内化成稳定的、基本的和内隐的并具有基础、衍生和发展功能的，与人的适应――发展――创造行为密切联系的心理品质。这一观点在承认心理素质的先天条件的前提性的同时，特别强调心理素质的后天获得性，这与文化历史活动理论的观点相契合。

文化历史活动理论（Cuhural-Historical Activity Theory）主要来源于维果茨基（L.S.Vygotsky）的文化历史理论，主要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代活动理论以维果茨基的创造性思想为代表。该理论强调活动的中介性特征，主张个体不是直接对环境作出反应的，而是借助于文化工具的中介；同时，个体通过文化工具的内化实现了对心理机能的质的改造。第二代活动理论以列昂节夫（A.N.Leont'ev）的工作为代表，强调活动的对象性特征。该理论从活动的对象性（目的性）出发，提出了活动的层级结构理论，确定了活动和动机、动作和目的以及操作和条件的三级结构模型，并将动作作为心理学分析的基本单位。第三代活动理论以芬兰心理学家恩格斯托姆（Y.EngestrOm）的思想为代表，突出特点是强调活动的社会性特征。该理论在社会学层面上对活动进行分析，将个体活动纳入到包含主体、客体、共同体、工具、规则以及分工六个要素，囊括生产系统、消费系统、交换系统及分配系统四个子系统的网络之中。文化历史活动理论的主要内涵是：“一个社会文化分析的模式（实际上所有的人类活动都处于由人和物组成的社会大系统之中）；一个历史分析的模式（实际上所有的人类活动都在与时俱进和分布在人类的文化之中）；中介行动的理论，关注行动者和其文化工具，文化工具是活动的中介”。它广泛地应用于社会实践领域的研究中来分析活动，并且产生了一些普遍接受的实践方式。恩格斯托姆在对一系列研究进行分析后，总结了运用活动理论分析活动系统的五个原则：一是以集体的、中介的、对象性的、与其他活动系统相互关联的活动系统作为分析的单位；二是重视活动系统中的多元观点；三是注重活动系统的历史性，即要从活动自身的历史发展中探寻活动的问题和发展潜能；四是认为矛盾是活动变化和发展的根本原因；五是活动系统在发展中可以进行拓展性的变革，成员在矛盾出现时能进行反思和寻求改变，从而推进整个系统的质的转换。

从上文可以看出，我们对心理素质基本涵义的界定，吸收了文化历史活动理论关于人类文化与活动在人的心理品质形成中起关键作用的思想内核，突出了“内化”在心理素质形成中的作用机制地位。因此，文化历史活动理论是我们探讨心理素质及其培养的理论基础之一。

二、心理素质形成机制的文化历史活动理论解读

文化历史活动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人的心理机能（相当于我们讲的心理素质）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它不是由个体自我建构而获得的，而是来自于人类社会历史形成的实践活动的内化。我们以文化历史活动理论为依据，从心理发生的角度出发，分析主体（人）的心理素质是如何在实践活动（指一切关乎生存和发展的活动）中发生、形成和发展的，为科学探讨心理素质形成机制提供理论支持。

（一）实践活动是主体心理素质形成的源泉

承认实践活动是解释人类意识的本源，实践活动是人类意识的创造者，是文化历史活动理论的首要原则。维果茨基依据马克思哲学的活动观，通过对人的实践活动进行深入的分析后，提出人们的心理机能是在实践活动（主要是交往活动）中发展起来的。维果茨基提出了文化历史理论的一个重要假设，即“人的心理活动的变化与他的实践活动的变化是同步的”。主体正是通过不断的参与实践活动，才实现了对低级心理机能的改造，发展出来高级的心理机能。根据人类意识的本质源于实践活动的观点，我们认为活动是心理素质形成和发展的根本原因。主体主动的、积极的、创造性的活动是人全面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只有通过活动，个体的心理素质才能够得到发展。那么，活动究竟是如何塑造个体的心理素质的呢？这可以从活动的整体性、建构性、开放性、阶段性等基本特征来加以解释。

首先，活动具有整体性特征。活动的整体性指的是活动结构的完整性，完整的活动既包括了主体的感性实践活动，又包括主体的精神活动，外部活动与内部活动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共同构成了，完整的实践活动。活动结构的完整性导致在活动中形成的心理素质本身也必然是一种完整的综合体，既容纳了内隐的认知品质和个性品质，又涵盖了外显的适应性品质，是心理与行为的统一体。结构与功能的统一体。其次，活动具有建构性特征。实践活动在本质上是主体在一定目的驱动下所从事的主动建构、积极探索、不断改造的创造性过程。由于活动的建构性特征，心理素质在功能表现上不再是被动地适应社会环境，更重要的是能够促使个体采取主动的行动，探索、改造环境和自身。这也正是人类具有创造性的体现。再次，活动具有开放性的特征。活动的开放性主要表现为，活动内容的丰富性、活动过程的动态性、活动空间的变化性以及活动结果产物的多样性。活动的这种开放性特征，归根结底是由人类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决定的。受到活动开放性特征的影响，个体的心理素质也明显表现出静态与动态的统一。心理素质形成后，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环境的改变而发生变化，呈现出动态发展性特征。最后，活动具有阶段性特征。活动的内容和水平是依据个体身心发展的规律有序展开并分阶段提高的，在不同年龄阶段个体活动的特点、内容、水平具有显著的差异。因此，在不同的年龄阶段，主体心理素质发展的内容、特点和水平既有量上的差异也有质的不同。

（二）内化是主体心理素质形成的基本机制

文化历史活动理论在解释人类意识的起源和发展问题时，坚持社会存在决定意识的原则，也就是说人类意识具有社会起源性。在说明高级心理机能的起源问题时，维果茨基写到，“一切高级心理机能都不是在生物学中形成的，并不是在纯种系发展的历史中形成的。作为高级心理机能基础的机制本身是以社会为模本的复制品。一切高级心理机能乃是内化了的社会方面的关系，乃是个性的社会结构的基础。它们的成分、发生结构、行动方式――总之一句话，它们的全部实质都是社会的，甚至在转化为心理过程时其实质仍然是准社会的……人的心理实质乃是移置在内部并成为个性的机能及其结构形式的社会关系的总和。”。列昂节夫进一步将内化解释为外部实践活动向内部精神活动的过渡，由于这种过渡的结果，“对付外部物质性对象的外部形式的过程转变为智慧方面、意识方面进行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受到了特殊的转化一概括化、言语化、减缩化，而最主要的，是能够超出外部活动可能性的界限而进一步发展”。换言之，内化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一种转变、改造的过程，是以新的心理机能的诞生为结果的。

文化历史活动理论的内化观可以加深我们对心理素质概念的理解。心理素质是人内在稳定的心理品质，其形成是一个由外在刺激向内在品质转化的过程，具有自组织特征和功能。从人的习惯中得以表现。从本质上看，心理素质属于人的高级心理机能，它的形成与发展也遵循高级心理机能发生的基本规律――内化。但是，与维果茨基将内化仅仅理解为个体掌握符号工具，改造已有心理机能的论点不同，我们认为，在心理素质发展过程中，内化的最终目的是要形成稳定的心理品质，促进更高水平的心理机能的形成或发展。因此，这就需要对已有的内化理论作出进一步的发展。列昂节夫曾经提出，掌握工具不仅是拥有工具，而且意味着掌握使用工具的程序。例如，成人记忆与儿童记忆的区别不是因为儿童使用了外部符号而成人使用了内部符号，而是对有助于记忆的程序的内化水平不同，内化的是程序而不是符号。综合维果茨基和列昂节夫的观点，在遵循内化理论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结合我们开展心理素质培育的实证探讨获得的初步结果，提出了以形成策略为核心内容的心理素质形成（内化环节）过程（整合）模式，即自我认识――动情晓理――策略导行――反思内化――形成品质。在具体的实践中，首先向学生提供活动情境，让学生在现实情境问题解决中发现自我，分析自我，进而激发改进、完善自我的内在动机；其次向学生提供相应的策略训练，让学生在讲解、讨论、操作、辨析等活动中，掌握思维与行动的策略与方法；再次经过有目的巩固练习、实际操作、问题解决、归纳总结等促进内化的活动；最后通过实践运用达到形成观念、反思体验、形成稳定品质之目的。由此可见，我们对心理素质形成外源性机制的探讨，既基于文化历史活动理论的内化观，又从内化的基本过程揭示上丰富和发展了内化观。

（三）参与实践共同体是主体心理素质形成的必要条件

高级心理机能的社会文化起源是被文化历史活动理论普遍接受的基本假设。但是，学者对文化作用的具体理解却存在很大的分歧，对其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维果茨基最初将文化的作用抽象为社会往活动，局限在个体互动层面解释心理机能的发展；列昂节夫则提出要区分集体活动与个体活动的本质性差异，但是他并没有真正探讨集体活动对心理发展的意义。维果茨基和列昂节夫将发展局限于探讨在一个小的社会性“氛围”内，这种“氛围”被视作为特定文化的个体化获得的内化过程提供了输入。他们对更广阔的社会结构对心理发展的意义，却没有作更多的说明。恩格斯托姆是最先考虑活动的集体性质的学者。他明确提出，只有在社会关系与社会规则之中。才能理解人类的活动和心理发展。此外，布朗芬布伦纳（U.Bronfenbrenner）的生物生态学发展观也强调了对个体发展的考察不能停留在个体的微观系统层面，而应当在微观系统、中观系统、外系统和宏观系统的相互联系中来考察发展。实践共同体理论则把发展研究延伸到学校之外，将社会世界的结构纳入到分析的范围之内，考虑在真实的实践背景下主体的社会化问题。

由上面的论述可知，个体心理发展需要以具体的实践共同体作为依托。实践共同体之所以能够发挥这种依托作用，在于其所具有的实践本质，而心理素质本身正是在实践中形成的。具体来说，实践共同体首先强调了学习情境的真实性。实践共同体理论批评了传统学校学习的去境脉化，主张恢复学习的实践本质，强调个体的学习应当身处于与知识对象有关的具体境脉之中，因为只有这样获得的知识才具有解决实践问题的价值。其次，实践共同体具有意义协商的特征。通过有意义的协商，个体可以逐步达到对共同体的身份认同，这种身份认同可以让共同体成员建立起对共同体的归属观、互相之间的信任观、互惠感以及分享感；同时，个体也可以在协商中学会倾听不同的经验与观点，并分享各自的智慧，实现共同的发展。最后，实践共同体可以为个体提供积极的心理气氛，共同体中积极健康的舆论气氛、和谐的人际关系与民主的管理形式可以更好地激发个体的动机和潜能，促进个体更加主动地投入到集体活动中。显然，这种基于实践共同体的活动是心理素质发展的必要条件，能够满足心理素质结构中认知、个性以及适应性各成分发展的基本要求，成为主体心理素质健全发展的基础。

（四）情境默会知识是主体心理素质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标志

上文提到的有关心理素质形成的整合模式中，策略训练是其中最关键的环节。持认知观点的心理学家认为，策略训练可以培养个体的程序性知识。但是，坚持文化历史活动理论的研究者却认为，脱离具体情境的程序性知识对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问题是没有益处的。他们认为，个体通过融人实践共同体的活动当中，不仅可以拥有在头脑中表征的显性知识，更可以获得与特定任务情境和实践活动相联系的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这种默会知识是个体在实践活动中所锤炼出来的、有关实际行动的知识，是个体对特定问题情境的直觉把握，是指导个体行动的“视域”（Horizont）。

默会知识的习得发生在特定的情境之中，与学习者所进行的实践活动密切相关。从这个角度来说，讲授式的学习方式对形成默会知识是无能为力的。而基于实践共同体活动教学法恰恰可以弥补传统教育中的缺陷。我们在心理素质的培养中虽然也强调学生要学习和掌握社会已有经验和知识，但这只是开始阶段的“铺垫”。学生心理素质培养重点是引导个体将学习到的新经验运用于具体的情境问题解决之中，在实践中检验新知识的有效性，并以此为依据，将有效的新知识与情境联系，通过主体内化机制使之转变成为稳定的、内隐的情境默会知识，实现个人经验与他人经验的自然融合、浑然一体，成为相对稳定心理结构和功能。因此，我们认为，情境默会知识的形成是主体心理素质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标志。

三、文化历史活动理论对心理素质研究的启示

文化历史活动理论对当代心理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由维果茨基所开创的独树一帜的文化历史活动理论，在心理学园地中经久不衰，结出了丰硕的果实。该理论对克服现代心理学的危机，解决西方心理学发展中因生物学化、数学化倾向面临的困境有方向性意义。同时，文化历史活动理论的思想对我们开展具有中国本土文化特色的心理素质研究也提供了诸多深刻的启示。

第一，文化历史活动理论是基于个体心理发展的文化历史观点而提出的，它弥补了传统西方心理学过分强调人本身（生物人）的缺陷，强调文化、历史、活动等情境因素在人（社会人）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这对于我们研究心理素质这样的有中国本土特色的课题具有方法学借鉴价值。

第二，文化历史活动理论对高级心理机能发生机制――内化机制的探讨，对深化心理素质的外源性形成机制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文化历史活动理论为阐释人类意识形成的内化机制做了大量的研究，主要有两种路径。一种是探讨学生在课堂学习中智慧活动的形成过程，以加里培林的智力多阶段形成理论（Theory of Stepwise Formation of Mental Actions）为代表；另一种是探讨在组织学习中成员然会知识的形成过程，以知识创造模型（Model of Knowledge Creation）、扩展学习模型（Model of Expensive Learning）以及知识建筑模型（Model of Knowledge Building）等为代表。前者通过实证研究初步揭示了学生智慧活动的形成机制，但研究对象主要是学科知识领域（主要是算数、书法等可以客体化的学科），无法有效地迁移到其他领域，尤其难以迁移到现实生活中；后者的研究对象是组织学习，但仅仅描述了默会知识的传播、转化等外部行为过程，而没有真正揭示其内部的心理机制。显而易见，这两种内化机制的探讨，所涉及的对象仅仅是我们讲的心理素质的一部分，所以其研究结论不能简单用来说明心理素质的形成机制，但对科学揭示心理素质的形成机制有积极启发作用。

第三，文化历史活动理论强调人的心理（包括认知、情绪以及人格），都是在社会生活的人际互动和共同体的实践活动中形成的。这一观点揭示了人类心理的社会文化属性，超越了传统西方心理学的个人主义研究取向，启示我们应该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中考察心理素质的形成及其发展。在具体的研究中，可以采用“指导性参与”（Guided Participation）的方式组织干预，将成人指导与同伴合作结合起来，融合支架学习与合作学习的优点，可以更有效地促进学生健全心理素质的形成和发展。

完形心理学基本观点篇6

关键词：城市景观生态网络；空间模式

中图分类号：TU986文献标识码： A

城市景观生态网络研究是最近数年城市景观生态发展的重要课题。城市景观生态网络空间模式城市区域设计，可以在城市绿地规划，生态城市总体规划中起到指导方向和总揽全局的特殊作用。国内许多学者尝试将景观生态网络与景观生态格局进行融合，创建出理想的景观生态空间模式。根据实际研究与分析，景观生态网络与城市规划设计是构建生态化城市重要的理论实践基础。

一、城市景观生态网络及基本形态特征

城市景观生态网络是一个生态系统空间，涉及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经济环境等诸多方面，是经过多方环境融合重组后所形成完整的城市系统。城市景观生态网络具有开放性、不稳定性、协调需求性、高度聚集性的系统特征。

在城市景观生态网络中，形成网络的重要环节就是结点。当结点处于生态网络向外延伸的源头位置时，会形成具有向外扩散特征的景观生态网络形态；当结点处于生态网络向内部收拢的凝聚位置时，会形成具有向内紧缩特征的景观生态网络形态；树枝状网络形态是因为扩散或聚集的水流而构成，此形态的分支现象频繁出现在基质遇到堵塞的位置，从而导致出现分支状况。直线网络和不规则网络，往往是因为横轴力度柔弱，并同时受到多角度的力量牵制，而形成力量僵持形成的特殊形态。

通过对这一理论获的进一步剖析，经分析表明：分支网络形态和环形网络形态是不同驱动力下的城市景观生态网络的两种不同表现形式。

基于景观形态特征的空间生态网络，根据景观形态特征的分析，学者们总结出八种城市景观生态网络类型。

①“项链类型”是城市道路、灌木、管线廊道、河流等典型环境的线性模式。

②“图样细胞类型”是构建“项链类型”的区域单元的基本模式。

③“蜘蛛类型”是经由一个中心结点，并且向四周扩散出多条连接线，与附近景观元素组成整体的模式类型。

④“十字架类型”是由四个分散的极性键连接到中心结点的分散性结点。

⑤“卫星类型”是一种独立景观元素构建而成，由一个结点与一条连接线组成的模式类型。

⑥“网络模式类型”是三个或者三个以上的规模景观元素，反复连接后构成的模式类型。在此类型中存在结点所延伸出的连接线数量基本相同的现象。

⑦“枝状类型”是以一处景观元素为中心，通过中心景观元素向两侧分别延伸出不同的连接情况。其中延伸出的一侧，仅与一种景观元素向连接；另一侧延伸出的连接线却同时与数个不同景观元素向连接，形成一种树枝状的网络结构类型。

⑧“刚性多边形类型”是以四个景观元素或更多的元素结点，共同连接在一个结点处，并且形成一种类似多边形的网络结构类型。

二、城市景观生态网络的典型图式

构成城市复杂网络和基础景观元素图示的最基本条件是城市景观生态网络形态。在多元化的城市景观生态系统中，不同的作用机制和不同的景观空间，都将想成千差万别的基本结构模式，从而相互融合成为更具复杂性的综合性网络结构模式。

1.市域尺度上的水景树空间生态模式

水景树在空间形态上是枝状模式的典型表现形式；纵向纬度是其主要延伸空间网络的表现形式，水景树的生态模式在空间形态上具有向两个方向展开的特点。

一个方向是生态网络结果形成大范围的区域：水景树通过完整的空间构造，在大范围的区域中保持完善的生态循环布局。利用河流的网络空间，实现对空间范围内的功能性空间进行规划和优化建立。

另一个方向是河流系统在城市内部的空间网络：不同的城市都存在不同的河流等级，并且在城市的内部构建与城市融为一体的河流水系网络空间。在河流水系对城市空间重新进行分割和规划的同时，潜移默化地影响城市多样化的镶嵌状态的土地元素，并且在城市功能区的自然空间中奠定最终格局分布。这样的河流系统空间网络，对城市的生态规划起到奠定基础的作用，因为土地元素是自然景观的承载体，河流系统空间网络对土地元素的重新规划，实际上也直接将城市的生态规划进行一次划分梳理。

水景树空间网络，在形成区域生态连接，构建完整生态格局的同时，对自身的完整性和稳定性也存在一定的需求。

①城市内部各级水系需要保持连续性以及完整性。

②城市内部各级水系需要建设不同程度的生态缓冲区域。

③城市内部各级水系需要与公共休闲空间以及城市防灾避难空间进行连接。

2.平原城市半自然景观为主的交叉网络

进行平原城市半自然景观为主的交叉网络探究过程中，参考下图有利于进行参考与分析

平原城市半自然景观为主的交叉网络示意图

图中结点分别代表不同景观元素：RV代表河流；F代表农田；H代表灌木S代表森林。在图中，灌木景观元素围成的农田形成典型的蜘蛛空间模式。即图中心位置的F结点所连接形成的空间结构。图中，一个独立的结点H与基质相连接形成孤立的灌木丛；而另一面则出现大面积相互交错形成的灌木丛农田，即F结点形成典型的卫星空间模式。在结点FP向侧连接的河流与向右侧其它景观元素所相连构成的是枝状空间模式。

通过对图进行分析，该城市的空间结构以农田为中心，采用农田、灌木、森林景观元素，借助河流形成的大面积湿地，构建城市与农田的生态通道的方式，来达到城市郊区与主城区的生态缓冲空间上的效果。

3.岛屿城市的生态网络

进行岛屿城市的生态网络探究过程中，因为岛屿与陆地的自然环境差距巨大，所以岛屿生态空间具有特殊性。在岛屿的特殊生态空间的分析研究中，例如： A与B两个岛屿没有封闭环境的形成，而假设生态网络B的主要通道形成闭合，那么B生态网络空间将逐渐形成C。以C的生态网络为基础机构，通过有效的连接在规划方式，可以将C构建成具有复杂性的生态网络D。在D的基础空间结构上，根据实际情况将廊道分散，分别延伸连接到各个道路，形成整体相互连接的生态网路E。

通过分析，A至E的生态空间改造过程可以得出，在完善岛屿城市的生态网络规划中，要将岛屿中的不同元素结点进行充分的连接，促使岛屿城市的生态空间获得不断的完善与发展。

结语：通过对城市景观生态网络及基本形态特征的分析，获得生态网络空间的特点及规律，为城市建设和景观设计提供些参考。

参考文献：

[1]王云才．景观生态规划原理[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2(7)

完形心理学基本观点篇7

摘 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第一次系统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揭示了社会发展包括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一般规律，阐述了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为核心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

关键词：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形成标志

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5-1846年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第一次系统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马克思和恩格斯基本上完成了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的批判，清算了以往的主流哲学思想，实现了人类哲学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变革，创立了科学的实践观点，揭示了社会发展包括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一般规律，阐述了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为核心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

一、《德意志意识形态》――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制定

第一，物质生产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出发点

任何社会的存在与发展都离不开人类的物质生产，它是整个历史发展的出发点。在人类社会的出发点问题上，存在着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对立。唯心史观把从头脑中产生出来的范畴、观念做为历史发展的出发点，唯物史观则把人类的物质生产做为历史发展出发点。如何确定历史发展的出发点，直接影响能否正确认识极其复杂的人类社会有机体，能否客观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及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唯心史观是一种对社会历史的错误想象，对人类社会及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是根本错误的，而唯物史观是科学的历史观，是社会有机体普遍本质的理论再现，其原因就在于对历史发展的出发点的理解不同。由此，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重视并在对唯物史观的表述中首先明确指出考察社会历史要“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 把物质生产看作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出发点。

第二，物质关系是整个社会历史的基础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形态》中指出整个历史的基础的同时，还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和“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同等意义的概念，这不仅说明了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这两个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范畴之间的联系，而且还揭示了唯物史观关于社会的基本结构和基本矛盾的原理。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社会现象是复杂的，人们在社会交往中所结成的关系是多种多样的，而人们在生产中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生产关系，则是人类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它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一切社会关系，决定了整个社会历史的发展，决定了历史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的性质。只有以这样一种物质关系、经济关系作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作为一种历史观，才能再现社会有机体的普遍本质，才能揭示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才能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在人类社会人们在生产中结成的物质关系是整个社会历史的基础，它决定了整个社会的基本结构和基本矛盾的形成。

第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是历史观的基本问题，也是划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唯一标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形态》中指出以“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回答了历史观的基本问题，即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他们还明确指出，只有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原理，才能够完整地描述其全部过程及这个过程的各个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具体说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中指出了物质实践是社会历史发展及社会意识诸形式产生、发展的动力，不能从范畴、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要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从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在人类历史上任何一种观念的东西，只要把它放在社会实践中加以考察，就能弄清楚它的来龙去脉和真实面目；错误的观念及一切唯心史观的谬论，都有其产生的社会基础，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这一社会基础，以致消灭由之产生的错误的观念和唯心史观的谬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形态》中科学地解决了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的辩证关系，说明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依赖关系，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性作用。

第四，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决定历史的发展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形态》中指出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决定历史的每一阶段发展和特殊的性质。人类的物质生产是历史发展的出发点，生产关系是整个历史的基础，而这一切，都和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生产方式规定了历史的每一阶段的生活条件，决定了其发展和特殊的性质。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这里的环境指“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即生产方式。它是社会生存的基础和发展的源泉，决定并制约着人的全部活动以及全部社会生活的领域和过程。作为社会实践主体的人，只有在一定的生a方式中才能发挥作用，才有自身的发展。

第五，生产力和革命群众是社会革命的物质因素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形态》中说明历史发展的规律时，必然要论及社会革命。一定的生产力和积极参与反抗旧社会活动的革命群众是社会革命的物质因素。《形态》从生产力和革命群众两方面阐明了社会革命发生的不可缺少的物质因素。一方面，生产力的发展，致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激化，导致社会革命的爆发。因此，一定的生产力是社会革命的物质前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革命的根源。另一方面，革命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作为社会革命的主体，革命群众起着任何其他因素所无法取代的作用。没有革命群众的积极参与，任何变革的思想都没有意义，因为革命群众“不仅反抗旧社会的某种个别方面，而且反抗旧的‘生活生产’本身、反抗旧社会所依据的‘总和活动’”，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很显然，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基本原理在上述表述中是阐释得非常明确和清楚的。

二、《德意志意识形态》――历史唯物主义形成的标志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形态》中对唯物史观的表述尽管没能把其所有内容都概述出来，对一些基本原理、基本范畴也未作详尽的解释，但它仍不失为“经典”。列宁曾指出：“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或更确切地说，彻底发挥唯物主义，即把唯物主义运用于社会现象，就消除了以往的历史理论的两个主要缺点。第一，以往的历史理论，至多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考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摸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看出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关系的根源；第二，过去的历史理论恰恰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使我们能以自然史的精确性去考察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马克思、恩格斯从历史发展的出发点、历史的现实基础、社会生活的本质、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决定因素、社会革命的物质因素等方面，彻底发挥了唯物主义，揭示出产生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的物质原因，指出了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和物质根源，说明了人民群众的推动历史发展、进行社会革命的决定作用。

《形态》第一次经典地表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相互关系的基本公式： “意识在任何时候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 在是他们生活的现实过程，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正因为社会意识形态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所以支配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的生产资料，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形态》还对唯物主义历史观作了一个概括性的论述：“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 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 这是在《序言》以前对唯物史观的最完整的表述。

《形态》是马克思主义诞生时期最有价值的科学巨著之一，它进一步发展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天才思想，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完成了自《神圣家族》开始的对青年黑格尔派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批判，同时也标志着马克思恩格斯完成了对自己从前的哲学信仰的清算，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

参考文献

[1]中央编译局译：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人民出版社，2003.

完形心理学基本观点篇8

论文摘要：军队党组织思想理论建设的内容在反映时代特征与要求方面。必然既相符合又部分滞后该时期党和军队建设的客观要求。为了使军队党组织思想理论建设适应新形式下党的先进性建设和军队建设的要求。本文结合实际问题。就如何完善军队党组织思想理论建设的内容体系作了五个方面的探讨。即完善理论支撑平台、完善专业知识结构、完善科学思维方式、完善动态内化机制、完善思想建设制度。

马克思指出。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军队党组织思想理论建设的每一步发展。无不与同时期党、国家和军队的建设实际紧密相连。作为时代特征与要求在这一建设上的反映。军队党组织思想理论建设的内容必然始终处于既相符合又部分滞后于该时期党和军队建设客观要求的状况之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随着党的思想理论的创新、军队现代化的推进。尤其是军事斗争准备的客观现实的影响。军队党组织思想理论建设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显露出与时代要求不相适应的问题。特别是一直以来。军队党组织思想理论建设内容偏重思想政治方面。不大强调内容的系统性。容易造成思想理论建设与部队实际和军事需要相脱节的现象。理论是行动的先导。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军队党组织要带领部队进行现代化建设。打赢信息化战争。必须要有先进的思想理论为指导。因此。完善军队党组织思想理论建设的内容体系是新时期军队建设的需要。是军队党组织始终保持先进性的需要。军队党组织思想理论建设的内容依据党和军队建设的任务、内容而确定。以此为根据。适应军队党组织思想理论建设的特点与规律。这一建设内容的完善主要应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一、完善理论支撑平台

对于党的建设来说。理论上的成熟是思想发展和政治坚定的基础与前提。在长期实践中。军队党组织形成并不断丰富着自身建设的理论基础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科学理论。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和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面推进。与军队建设密切相关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的新思想和理论不断涌现。军队党的建设在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的同时。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更为深刻地感受到党的创新理论、现代科技理论、现代军事理论以及人文科学理论等的强烈影响与激荡。勿庸置疑。吸收、掌握这些新理论。是加强党的建设之必需。这就给我们提出了完善军队党组织建设理论平台的现实课题。依据军队党的建设的实践与经验。这一平台的完善。应当突出以下几个重点。首先。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建立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全面、深入地学习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握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在学习基本立场、观点、方法上下功夫。努力掌握精神实质。把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穿的辩证、历史的唯物主义和体现的科学态度与创造精神学到手。为军队党的建设奠定坚实的理论根基。其次。系统掌握党的建设原理。形成实施党的建设的理论内核。在社会发展尤其是政党政治的历史上。政党建设理论从来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不仅有一般的政党政治理念。而且还有真实明晰的科学原理以及对客观规律的揭示和历史经验的概括。我军党组织建设虽然有其特殊性。但具体到党的建设这一范畴。党的建设理论对其无疑具有基础性的规范意义。掌握这一理论。重在把握党的建设客观规律。汲取历史经验。为军队党组织建设奠定科学理论根基。再次。系统掌握现代军事理论与战争理论。建立领导军队建设的直接理论支撑。在长期革命战争及军队建设实践中。党和军队的缔造者、领导者创建了宏伟的军事理论大厦。这一理论大厦由军事思想、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理论和国防与军队建设思想三大部分组成。是推动军队党组织建设和军队建设不断取得胜利的法宝。认真掌握、深刻理解这一一脉相承、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是加强军队党组织建设、确保军队使命实现的根本性要求。与此同时。近年来。适应世界军事变革趋势和现代战争需要。现代军事、战争和作战本体理论发展突飞猛进。系统了解、掌握这些新的理论。是军队党组织领导部队打赢现代化战争之必需。学习、掌握现代军事理论的重点。在于把握军队现代化建设规律。了解现代战争的规律与特点。为实现打得赢的根本要求提供科学理论指导。第四。掌握现代人文与社会科学基本理论。奠定军队党组织建设的文化基础。就科学的系统意义而言。人文社会科学。无疑是人类一切认知与行为的基础。军队党组织建设本身亦是基于这一基础的社会实践。我军是在特有形势、环境中以特定成员为主体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文化底蕴不足一直是困扰军队建设的突出问题。现代社会条件下人文和社会科学的迅猛发展。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军队跨越式发展的迫切现实。要求军队党组织在社会综合文化基础的形成与巩固上有大的突破。旨在提高党组织与其成员的人文科学知识水平。从根本上改变文化相对落后的状况。形成党的建设的现代文化氛围和文化基础。第五。掌握现代军事科技基本理论。奠定党组织领导部队现代化建设的科学技术知识基础。当今时代。现代科学技术已经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特别是在先进科技更为普遍、广泛应用的军事领域。军事革命不断发展、战争样式不断变化、战争手段不断进步。而从科技水平上比较。我军与发达国家军队尚有较大的差距。处于相对落后状态。因此。对于军队党组织建设而言。掌握现代军事科技基本理论。具有更为重大紧迫的现实意义。军队党组织致力于军事科技的掌握。主要在于熟悉该方面知识。形成与组织领导部队现代化建设和指挥现代化战争所必需的科技理论功底。使之在实现政治思想过硬的同时。达到军事科技过硬的目的。促进其基本功能的有效发挥。

二、完善专业知识结构

作为各该单位统一领导和团结的核心。军队各级党组织承担着目标相同、内容有别的实际工作任务。党组织的成员更有各自的具体工作职责。从推动军队建设的实际讲。加强军队党组织建设。就是要使各级组织和党员、干部更好地履行职责。完成好自身承担的各项任务。有鉴于此。完善军队党组织及其成员的专业知识体系。不仅是加强党组织思想理论建设之必需。更是保证其有效发挥作用的重要基础。新形势下。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内涵日益丰富。专业化更为突出。专业分工日益细化。对党组织及其成员的素质能力要求日益提高。而我军各级党组织及党员干部在军队转型、建设转轨的环境中。固有的专业功底明显不敷应用。离高素质、复合型和军政兼通、指技合一的要求尚有较大差距。完成机械化、信息化建设双重历史任务的客观现实。迫切需要军队党组织切实掌握组织领导部队建设所需要的现代军事专业知识。精通本行、兼通其他、全面发展。形成与军队现代化建设要求相适应的、履行职责所必需的、贯通军事政治后勤装备各领域的、个体作为与组织领导相统一的、结构科学合理的知识系统。

三、完善科学思维方式

一定思维方式是一定态度与行为的基础。军队党组织及其成员的思维方式。是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基础。在军队建设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从理论上讲。这一思维方式应该是科学的、合乎规律的。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各种思想观念、价值意识。时时影响以至干扰着党组织及其成员的思想。致使其不时出现偏差。现实中一定程度及范围内存在的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利己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以及消极懈怠倾向等。就是思维方式不科学的表现。这就为我们提出了进一步完善军队党组织科学思维方式的命题。着眼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深刻性与广泛性。军事变革的复杂性与长期性。市场经济条件下军队面对考验的全面性与严峻性。军事斗争准备中各种因素的矛盾性与多变性。积极改进和完善党组织的思维方式。是其思想理论建设必须完成的现实任务。完善科学思维方式。主要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将党组织的建设同军队建设的客观需要结合起来。将自身认识与党的思想、理论、路线统一起来。将自体需要同党和军队的目标融会起来。在学习理论、升华思想和工作实践中逐步形成正确认识和解决问题的规律性思维模式。

四、完善动态内化机制

就组织及其成员的发展而言。任何基于提高自身而采取的措施。都是为了将之所蕴涵的意旨内化为该组织及其成员的内在品质。这个品质。作为一种稳定的心理特征。直接表现为素质与能力。换言之。军队党组织思想理论建设的一切活动。从根本上讲。就是为了实现其思想与心理品质的内化与升华。亦即为了提高其全面素质和能力。素质与能力可以通过知识内化而获得。所以。建立和完善党组织思想理论的内化机制。自然成了这一建设的重要内容。从军队党的建设历史看。正是由于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持续不断地将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内化为自身的思想与理论品质。促进了素质与能力的提升。才保证了党和军队赋予的各项任务使命的完成。从党组织建设的实际效果讲。只有使其成员真正内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其思想理论建设才算达到了目的。因此。理论与实际相联系、将党的理论转化为自身的思想觉悟与行动。是党对思想理论建设的一贯要求。也是军队党的建设的优良传统。但在新形势下。纷繁复杂的客观环境干扰着党组织成员的思想意识。自我价值追求的客观需要影响着党组织成员的内化构成。各类教育不少、觉悟提高不快。阅读书刊不少、内化发展不快。理论观点不少、素质提高不快的现象并不少见。为此。曾要求军队。要坚持以实际问题为中心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把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应用于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实践。转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转化为观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科学思想方法。转化为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精神动力。转化为立身做人、成长进步的行为准则。因此。有必要以读书、灌输为基本形式。以自我思考、集中研究重大问题为中心环节。以联系实际开展工作的各项要求为基本规范。以观察力、思维力、理论力的实际提升为检验标准。紧密结合军队党组织和部队建设实际。建立和完善军队党组织的思想理论内化机制。不断提高各级组织及其成员的素质能力。形成适应新需要的再学习再内化的动态发展模式。

完形心理学基本观点篇9

一是要加强党的班子建设，班子成员结构合理，分工明确，整体素质好，领导班子成员100%达到大专以上学历，60％以上达到本科以上学历，高层次复合型人才比例逐步增长，县局争取1名干部取得硕士以上学位。班子成员通力协作，充分发挥党组织在地税各项事业中的政治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二是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制定和完善党组（支部）会议制度，对于涉及本系统、本部门改革、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本部门本年度工作计划和长远工作规划以及本系统本部门加强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意见等重大事项时，应提交会议集体讨论决定，正确处理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的关系。三是每半年组织召开一次民主生活会，会前要广泛收集党内外人士的意见，认真开文秘杂烩网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主动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不断增强群众满意。

二、带出一支“好队伍”，努力营造全南地税人良好的社会形象。/>一是以创建学习型组织为平台，着力打造学习型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学习是生存和发展需要的理念，终身学习的理念，工作学习化、学习工作化的理念，形成全员学习、团队学习、全程学习的习惯，使学习成为税务干部的自觉行动。使干部职工由注重学历教育向注重能力素质教育、由学了什么向学会了什么、由要我学向我要学的转变，形成领导带头学、精心组织学、带着问题学、交流互助学、制度保证学的良好学习氛围。通过学习使税务干部队伍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税收工作能力不断提高，以学习推动工作，以工作促进学习，实现学习成果与工作成就的共享与互动。

二是要以开展争做“五型”党员干部活动为载体，创新学习方法，深入开展“六个一”（即：每日一题、每周一学、每月一课、每季一读、半年一训、全年一考核）学习活动和省局组织的“两基”考试。在学习过程中要做好2万字以上的读书笔记，撰写2篇以上学习心得体会，积极向全南地税人和各级报刊杂志报送各类信息和调研文章。

三是继续深入开展“三个服务”学教活动，全面兑现服务承诺，规范涉税事项，推行城区“一窗式”、农村“一站式”服务模式；完善“延时服务”、“假日服务”、“预约服务”、“限时办结”、“首问负责”、“查前告知”、“稽查准入”等各项服务制度，努力实现“办税服务零距离，办税程序零障碍，办税质量零差错，办税对象零投诉，规定之外零收费”的“五零”要求；制作管理员服务联系监督卡分送给纳税人，加大与纳税人的联系，竭尽全力为纳税人提供高效便捷深层次的税收服务。加大税法宣传力度，党员干部要在税法宣传中，结合日常税收征管，宣传好税收法律法规，做到既是税收征管员，又是税法宣传员，把国家税收政策及时传达到纳税人，使广大纳税人了解和掌握税法；加紧星级办税厅建设，继续开展“服务明星”评选活动。

三、建立一套“好制度”，不断增强地税队伍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好的计划，好的目标，必须要有一套好的制度作保障，要实现“创新地税、数字地税、人文地税”的全南地税基层建设品牌新的跨越，我们要在依法治国总体框架下，全面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大力推进依法治税。要以规范化和地税文化建设试点工作为契机，结合税制改革和征管改革，建立健全并运行一套“好制度”。

一是建立健全科学、高效的税收征管制度。以人为本，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地税工作，全面落实《税收管理员制度》，进一步完善《全南县地方税务局企业税收管理办法》、《全南县地方税务局个体私营经济税收管理办法》、《全南县地方税务局基建房地产税收管理办法》，实施税源分类管理制度，推行社会综合治税体系，进一步完善纳税服务体系。

二是建立健全严密的内部税收执法监督制度，强化执法责任追究。按照“内外并举、重在治内、以内促外”的依法治税指导方针，大力推行《税收执法责任制》和《税收执法责任追究制》，加强税收执法责任分析。建立健全《中层干部问责责任制》和《一次投诉查实待岗制》。全面落实《税务人员“六公开”、“六不准”》、《干部廉政目标责任制》和《诫勉谈话制度》。全面兑现《优化税收环境公开承诺制度》。

三是完善以岗责效能、竞争上岗为核心的考核、激励制度。认真学习贯彻《公务员法》，进一步完善岗责能效体系，继续推行《全南县地方税务局岗责能级管理办法》，定岗定责，按工作才能、工作性质、工作职责修订好岗位、能级系数，使岗责能效体系更加科学、公平、公正，努力营造“多劳多得、做好多得、有能有位有才就有得”的干事创业和谐氛围。进一步完善人才竟争激励机制，提高工作效率，全面推行《竟争是岗制度》，逐步形成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用人机制。

四是建立健全实施好《组织生活制度》、《民主评议制度》、《党员管理制度》、《党风廉政制度》和《党员干部学习制度》，建立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长效机制。制订一套科学高效的内部行政管理制度，为完成各项工作目标任务提供有效保障。

四、创建一流“好作风”，努力形成全南地税人求真务实、廉洁奉公的良好氛围。

一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地税干部牢固树立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认识世界，形成科学的理论体系、辩证的思维方式；组织地税干部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忠实地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不断激发献身地税、富民兴赣的豪情壮志；教育干部牢记“聚财兴赣、执法为民”的工作宗旨，大力组织地税收入，充分发挥地方税收聚财培源和宏观调控的职能作用。

二是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倡导“为税清廉、文明执法、诚信服务、团结协作、敬业奉献”的职业道德风尚，教育干部立足本职勤奋工作，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精一行，注重细节，精益求精，争创一流业绩；深入开展苏区财税干部精神等优良传统教育，始终保持地税干部旺盛的斗志和坚韧的品格；加强廉政教育，使广大地税干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提高抵制腐败行为的自觉性、廉洁从政、从税。

三是开展爱祖国、爱地税、敬业奉献和艰苦创业教育，建立元旦、“七一”、国庆升国旗、唱国歌制度；分批组织干部职工到井冈山、瑞金等革命红色圣地进行参观学习，接受红色洗礼；在重大节日、纪念日开展多种形式的爱国主义教育；积极开展“到监狱敲警钟、下工厂尝辛苦、进军营强纪律、学企业提效率、访贫困知满足”社会实践活动，在活动中达到自我教育、自我提高的目的。

四是开展规范地税干部行为方式教育。注重干部心理状态的研究，关心干部的心理健康，通过推行规范化建设、心理知识讲座和咨询辅导、谈心交流等形式，引导地税干部保持健康的心态，形成良好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做到热忱执着、乐观自信、沉稳平和、心胸开阔、奋发有为。增强地税人员“地税兴我荣、地税衰我耻”的集体荣誉感，注重自身的言行举止，自觉维护团队的形象和利益。

五是开展廉政文化进家庭活动。从警示教育入手，在全县地税系统开展以“十个一”（即：发一个倡议、读一本助廉书、诵读一批格言、观看一次警示教育片、提一条建议、签订一份承诺书、召开一个报告会、举办一次座谈会、建立一批示范户、表彰一批先进）为主要内容的“廉政文化进家庭”活动，建立起“父母教育儿女、妻子警示丈夫、丈夫引导妻子”的家庭廉政机制，努力使地税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做到“三个管严管住”、确保“三个不失控”即：在政治上管住自己，政治上经得起各种考验；在思想上管住自己，永葆共产党员理想信念；在小节上管住自己，不因小失大；确保在思想、组织、行为上不失控。自觉遵守廉洁自律规定，勤政廉政，干净干事，其家庭成员廉洁意识和自警意识得到增强，推动“崇尚廉洁、远离腐败、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形成。

五、作出一流“好业绩”，彰显全南地税时代风采。

20*年是我局三年规划由“数字质量年”向“创新跨越年”发展的最后一年，我们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五中全会和全省、全市地税工作会议精神，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地税工作全局，围绕“收好税、带好队、执好法、服好务；抓基层、建文化、求规范、树品牌”二十四字工作目标，狠抓“三大工程建设”（人文力税、管理强税、服务兴税），力争实现“四大创新跨越”（人事教育机制、行政效能机制、规范化建设和地税文化建设），与时俱进，奋发进取，在新的起点上实现“创新地税、数字地税、人文地税”的全南地税事业新的跨越，为和谐全南科学发展提供财力保障，努力完成3500万元地税收入任务。

（一）实施人才兴税战略，创新人事教育机制有新跨越。一是建设学习型组织，引导干部由注重学历教育转向素质能力教育，由学了什么转向学会什么，由要我学转向我要学，形成“五个学”，继续完善“六个一”学习制度，加强对学习的考核激励，评选学习标兵，以激发干部职工的学习的潜能和能动性，提高学习效果，做到工作学习两不误、两促进，年内应考人员“两基”考试合格率达到98%。

二是巩固提升基层建设成果。围绕抓好基层打基础、夯实基础促基层的总体要求，加强领导，充实业务力量，硬化基础设施，丰富基层内涵，按照省局提出的新一轮基层建设目标，抓好落实，高标准高质量确保基层建设“六好”达标率100%，力争进入全省基层建设先进行列。

完形心理学基本观点篇10

在这个系列的作品中，少辉将“鸟”这一“形象”置于正形与负形的关系中，而不是极尽能事描绘其举足高升、展翅翱翔或一羽一翎。白色的负形并非投影或其他类似的具体之物，仅仅是“形式”本身及其所产生的暗示。从这里开始，涂少辉的绘画脱离了“现实”图像，转而对绘画自身进行研究和创造。跨出这一步，便意味着不再在传统画学的逻辑之上进行延伸，从而打开了一个语言观念的全新世界。

少辉的新作，尤其是《似是而非》等系列，是这一艺术脉络的合理发展。关于“形式”以及所衍伸出来之哲学的研究，是现代主义艺术的首要课题，在抽象艺术中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然而，少辉对“形式”的关注并不在抽象艺术领域内，而是与视知觉和心理学有着紧密的联系。在这一系列新的作品中，他将独立自律之视觉元素与具体形象之递进演化关联起来。譬如，羽毛是构成飞鸟形象的视觉元素，水波是描绘河流形象的视觉元素，这两种基本元素因其“形似”而在某个阶段合二为一、彼此融合，但它们又可以通过不同的组织方式变成相异之物，此为“是似而非”。

在“绘画”这一视觉体系中，任何具备完整形象的物，原则上都可以分解成或相似或相异的基本视觉元素，正如砖头与大厦的关系，线条与素描作品的关系。因此，当我们将这些形象看作某种基本元素的组合体时，它就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完形”。所谓“完形”，即“格式塔”（Gestalt）。在视觉心理学中，指不同细节感觉经组织和组合后，形成有机整体。一个弯曲的“形状”，既可以被我们识别为一根羽毛，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片柳叶；一个旋转内曲的“形状”，既可以成为组成的花瓣，也可以被看作祥云的局部。这些不同的理解并不是完全的客观的，而是取决于知觉的主观性，恰如格式塔心理学中经常提到的一个著名例子：一个形象既可以被看作鸟，也可以被看作兔子，二者并不矛盾。

在观看的过程中，这些基本的元素是我们“感觉”的结果，而对某个组合后的具体形象的理解，则是我们“知觉”的结果。感觉具有直接性，而知觉是在我们已有的记忆、经验和知识基础上，对感觉细节的综合和发展。也正是因此，大脑对它们的理解能够脱离基本元素的机械堆积，从而捕获完整的“形象”。少辉的绘画暗合了这一点，他通常是将最为基本的元素置于中心位置，并通过明暗和色彩的差异，将它们从背景中强化出来。因此，在观看其绘画的时候，我们所获得第一感觉是“许多弯曲形象的基本元素”他们散落在画面的中央，而且也没有被组合成一个整体。当我们的视觉沿着这些基本元素运动的方向继续往画面两端检索的时候，藏在背景中的完整形象逐渐显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