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历史沿革十篇

大学历史沿革篇1

【关键词】学术评议会 共同治理 伯克利 历史沿革

【中图分类号】G64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6）01-0030-02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发展主要得益于它拥有宪法赋予的自治地位和一直以来存留下来的共同治理制度，即无论是大学的运行和管理事务，还是管理阶层、校务委员会以及政策的推行，全体教师都有权力参与。加州大学学术评议会在美国高校中是最强大的，它在大学治理中的中心作用确保了学术质量和学术价值的至高无上。伯克利大学前学术评议会主席哈利・N・赛博（Harry N.Scheiber）指出：“现代评议会制度是一种迷人的制度，评议会唯一的责任是保持学术卓越之火永不熄灭……不理解这种精神，就不能理解伯克利为什么和怎样在几十年中始终处于世界一流。”

一 伯克利共同治理制度的创建之路

19世纪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师数量还比较少，现代学术评议会制度还不尽完善，学术评议会的权力是极其有限的。诸如录取人数和课程的设定等事务是由董事会而非学术评议会决定。19世纪90年代，伯克利时常被嘲弄是“一个拥有许多土地但是很虚弱，一个有着破旧大楼的学院加上少得可怜的资金的大学”。1899年，本杰明・艾德・惠勒（Banjamin Ide Wheeler）被任命为伯克利的校长，这标志着伯克利进入到资金、学生人数和学业项目全面发展的新时期。惠勒之所以同意来到伯克利是因为董事会同意授予他管理事务的直接权力，促使加州大学转型成为美国最重要的大学之一。惠勒说服董事会相信大学教师不单单是雇员，而且还是学术社团的成员，使之可以自由地进行教学和研究，在制定教育性的政策上也有最基本的责任。惠勒重视大学教师，在他在任期间大学教师数量增长，在大学的管理结构上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惠勒同大学教师共同工作，在董事会的认可下采用了教师聘用和晋升的同行评议制度。惠勒还创立了教师委员会研究资金分配问题，创立教师编委会促进大学出版物的质量和数量上的提高。大学教师角色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管理权上，还体现在政策制定上。政策制定的权力得益于惠勒的授权，也得益于惠勒与董事会之间的关系。

惠勒在职的最后一年（1918～1919年），董事会将大学的实际管理权交给一个由三名院长组成的“管理理事会”。这个“管理理事会”最终被证实是一个灾难。战后经济的萧条，退伍军人学生的浪潮，管理理事会成员间复杂的关系为大学未来发展带来难题。鉴于此，学术评议会召开了一个特别会议，以132∶13的票数通过了向董事会提出的建议。这个提议要求大学教师应当拥有组织学术评议会的直接权力，自主选择领导的权力；在学术性政策上有更多正式的权力；在大学校长选拔时也要与学术评议会进行协商。这个提议使校长、董事会和全体教师间的关系明确化，也为实现学术评议会的共同治理提供直接和间接的权力。经过董事会授权以后，由学术评议会决定录取条件、证书和学位获取资格。学术评议会也有一些新的责任：一是在所有教授的“任命、晋升、降职、解雇”和院长任命上给予建议；二是关于“大学教育性政策的改变”上给予校长建议；三是关于预算问题给予校长建议；四是学术委员会可以成立自己的委员会。

这个协议是美国高等教育发展进程的分水岭，创造了一个治理的组织结构，为其他公立和私立大学树立了典范。但是加州大学并不是第一个使这种结构正式化的学校，英国大学已经有先例，但是加州大学使这种结构更加深远。因此这个协议被称作“加州计划”，它创立了“在加州大学教师间民主的学术治理体系”。历史学家沃特・E・比恩（Walton E Bean）曾经解释说，“加州大学的教师在大学学术管理上比美国其他大学教师有更大的影响力。”确实，至此大学教师开始成为管理者的一部分。

二 共同治理制度历经危机终成伯克利核心治理制度

从1920年开始，董事会和大学校长开始越来越依赖学术评议会来提高国际认知度。董事会与教师之间达成协议，明确了大学管理的途径，这使学术评议会在经济困难时期承担了更重的责任。大萧条中期，加州大学新任校长罗伯特・G・斯普洛尔就职，他首先面对的就是州政府拨款急剧降低26%。斯普洛尔积极与教师配合，支持教师共同治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斯普洛尔召开了第一次全体大学教师大会来讨论战后大学所面临的挑战。后来他评价这次会议是力求“把战后分散的教学队伍集中起来，使他们能够平心静气地思考教学计划”。这个大会的参会代表来自加州大学的各个校区，在接下来的40多年里，大会成为加州大学每年的重大事件，主要聚焦于大学在国家经济上扮演的角色、联邦研究基金的增长和使用方向、自由艺术教育的未来前景、大学在宪法中自治的意义以及在大学事务中共同治理的角色。

由于大学中团体数量的增长并且分布在各个校区，必然导致决策的分散，独立和自治的学术评议会也陷入明显的冲突之中。斯普洛尔痛定思痛，重新认识共同治理制度对大学治理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在他的领导下，共同治理再次成为大学治理的主旋律，伯克利终于又步上了迅速发展的轨道，到了20世纪50年代，加州大学教师入选国家科学院院士的人数在全美大学中名列第一。1958年斯普洛尔光荣卸任，在他任职期间，虽然历经危机，共同治理遭遇很多挑战，但是最终成为大学的核心治理制度。

三 伯克利共同治理制度的全面发展

1952年，克拉克・克尔（Clark Kerr）任伯克利校长，他坚定地捍卫教师的自由，支持学术评议会，因此赢得了教师的广泛认同。他上任后就推动加州高等教育总体规划的制定，从而被公认为“加州现代高等教育制度之父”。克尔促使董事会给各分校更多的直接决策权，各分校校长可以自己决定经费的使用，并对自己的研究生教育负责；建立分校校长委员会，定期协调全校的活动。分校自治制度建立后不到两年，总校校长办公室人员便减少了10%。

克尔还推动了学术评议会的组织变革，1963年在每个分校园建立了学术评议会分部。分部自主设立委员会，每个分部由分校全体教师选举产生主席，分部拥有相对整个大学系统和分校行政的自。自此，学术评议会的主席（由总校校长兼任）便成为荣誉性的职位，不再拥有实际的执行权。与此同时，他还推动建立了全新的加州大学系统学术评议会代表大会，由学术评议会各分部派代表（按教师比例选出）参加，其权力是通过学术评议会法规章程的修订和向校长提交决议。代表大会主要关注以下问题：终身教职的界定；大学本科生的录取、转学和开除政策；学术评议会的成员资格和选举权政策；分校之间冲突的调节。学术委员会作为总校学术评议会的执行机构，负责研究关系到整个大学系统的全局性问题，并向总校校长提供咨询意见，其成员包括学术评议会各分部的主席，他们都是代表大会的代表。克尔奠定了加州大学现代共同治理制度的基本框架，这一框架反映出大学共同治理的基本结构：在董事会下两个既并列又有必要重叠的决策体系，即学术评议会和以校长为代表的总校及分校行政体系。

四 结束语

伯克利的核心理念是不断追求卓越，而保证理念实现的基本制度是共同治理，我们从伯克利的共同治理制度发展的历史沿革中可以看出：

第一，共同治理制度有助于减缓行政与学术间的矛盾。

第二，共同治理制度可以制约行政权力的不断膨胀。面对当前大学官僚化和商业化的潮流，共同治理制度有特殊重要的现实意义，是解决校园腐败的重要方法，它搭建了限制绝对权力的制度框架。

第三，共同治理制度的成功在于与教师的交流与沟通。共同治理制度为教师与行政人员、教师之间的交流搭建了平台。大学教师在大学管理和运行事务上有着天然的思考、质疑和批评的权力，良好的沟通与交流是良好政策出台的有力保证。

回顾伯克利发展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从一所不起眼的地方性大学，发展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期间共同治理制度起到了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在这一制度的建立过程中，教师成为大学真正的主人，只有这样有权力和责任的教师，才会发挥创造的潜能，才会投身于大学发展。另一方面，行政人员也在与教师的交流中，尊重大学教师这个群体，了解大学教师特殊的身份，认识到教师在大学发展中的作用。通过共同治理，实现学术群体与行政群体间的相互理解和沟通，通过制度保证相互间的沟通，共同做出重大决策，是现代大学制度的根本。

大学历史沿革篇2

近日，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举办“馆藏国立北平艺专精品陈列（西画部分）”，将馆藏中可以归属到“国立北平艺专”沿革链条上的西画作品向社会公开陈列，由于展示的藏品中不乏罕见之作，加之美术馆为此邀集学者进行专门的学术梳理，并同时陈列了不少旧照、校档和藏书，因此一经开幕即引起大家的兴趣。有鉴于此，本刊节选该展学术主持曹庆晖撰写的《主线、主流及其他――看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北平艺专西画作品想到的》部分内容，并综合相关访谈形成本文以飨读者，试图由此廓清国立北平艺专及其藏品的基本问题。

“国立北平艺专精品陈列（西画部分）”有这样两个基本问题需要厘清：1、“国立北平艺专”概念的生成与历史上学校沿革间的准确对应关系；2、“国立北平艺专”沿革链条诸学校与呈诸于展览的作者和作品之间的准确对应关系。为此首先必须要做的基础工作就是对国立北平艺专历史沿革的梳理。

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合并原国统区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和新解放区华北大学三部美术科，在北京建立了一所高等美术学府，命名为中央美术学院。其中，被合并的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是1946年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委派徐悲鸿赴北平复员建制重办的，并且这次重办已是1918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创建北京美术学校以来，历经不同政府多次关停并转、重组重办后的再一次重办了。由于这所学校历史沿革曲折，期间大改大变不断，在美术-艺术、专门-专科、北京-北平等关涉学科范围、教育性质和政府归属等方面多有递变和反复，以至于人们对这所学校的历史并不那么了然，现而今被人们不明就里、不加区分、混乱使用的国立艺专、北京美专、北平艺专、北京艺专等名称，其实原是民国不同时期由不同政府兴办或重办的学校简称，彼此之间不能混为一谈。1946年经徐悲鸿复校重办的国立北平艺专因最终归并到中央美术学院而相对为人所熟悉一些，并且北平艺专作为校名自1934年出现以后被认同的幅度相对较高，以至于人们习惯于将北平艺专笼统地视为相对于新中国中央美术学院的民国北京国立美术学校的全部前身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北平艺专的概念就不仅是确指的国立北平艺专，还包括泛指的国立北平艺专沿革链条上诸学校。为了然起见，兹先将所指北平艺专之沿革简要列表于下：

表中所示，即使是确指的国立北平艺专也有1934年严智开受命兴办与1946年徐悲鸿受命重办的区别，由此可见这所学校历史沿革之复杂性；而且只有建立起“沿革表”这样的结构之后，方能把展览中错综复杂的艺术家及作品与校史的沿革做出一一对应的关系。

根据作品风格、画家签名、藏品记录和家属求证等多方面情况汇总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确认了属于艺专沿革链条上的西画师生10余人，及40余幅油画遗存。相对于这所学校在民国沿革30年的历程而言，这个存量显然不成比例，这一状况与学校自建立以来的多舛之命当然有直接的关系。具体到这10余人与国立北平艺专沿革链条诸学校间的对应情况，可以参看下表的统计：

从中可见，本次　“馆藏北平艺专作品展”西画所涉只有沿革链条上部分学校、部分师资与部分作品，且以徐悲鸿领导的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部分西画师资及其作品为主，馆藏中有少部分藏品的完成与作者在校履职的时间相吻合。

大学历史沿革篇3

摘要：班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著有《汉书》一书，开创我国纪传体断代史撰写的先河。其中的《地理志》篇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以“地理”命名的地理学专著，这对以后正史中的《地理志》和历代的方志、总志有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班固；地理志；影响

一、班固及其家族

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省咸阳市东北）人。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公元32年），卒于永元四年（公元92年）。班固系名门官宦之后，是著名史学家班彪的长子。历史上常常将班固媲美于司马迁。范晔说：“迁文直而事核，固文瞻而事详”。 [1]又说：“若固之序事，不激诡，不抑抗，瞻而不秽，详而有体，使之者犹勉而不厌，信哉能成名也”。[1]

班彪，字叔皮，扶风安陵（今陕西省咸阳市东北）人。也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生于西汉平帝元始三年（公元3年），卒于东汉光武帝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范晔说：“彪性沈重好古”，[1]又说：“彪既才高而好述作，遂专心史籍之间”， [1] “武帝时，司马迁著史记，自太初以后，阙而不，后好事者颇或缀集时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其书。彪乃继探前史遗事，傍贯闻，作后传数十篇，因斟酌前史而正得失”。 [1]

班固出生于这样的名门世家，自然从小就受到很大的影响，班固幼时也很聪慧好学。“年九岁，能属文诵诗赋，及长，遂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所学无常师，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性宽和容众，不以才能高人，诸儒以此慕之”。 [1]

班固二十三岁那年，他的父亲班彪去世，于是班固回归故乡。后来，读其父班彪所作的《后传》，认为不够详尽，于是搜集有关史料，继续其父班彪未完成的著述。数年之后，有人告发他私改国史，被捕入狱，并没收了家中的全部藏书。当时其弟班超正在出征西域，闻其兄班固身陷囹圄，恐怕其兄被冤入狱，于是班超亲赴京师洛阳，恳求明帝，上书说明其兄班固著史的用意。汉明帝见到班固的原稿后，也很赞赏他的才华，于是班固不但没有处分，反而得以释放，后被召为兰台令史。

几年之后，朝廷发生翦灭窦党事件，大将军窦宪被诛杀，班固也受牵连。最后死于狱中，是年六十一岁，他的未完成之作《汉书》也遭受到严重的破坏，《汉书》中的八表和《天文志》等篇均缺，后来由其妹―著名史学家班昭奉命与同郡的马续共同得以完成。这样，《汉书》才得以完整传于后世。

《汉书》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是具有开创性的史学名著。“班固所处的时代是东汉前期向中期过渡的阶段，社会政治由比较稳定向外戚、宦官交替的动荡局面发展，如何维护和巩固封建的专制统治，稳定当前的政治局势，是摆在思想家、政治家面前，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班固撰写《汉书》，便是试图引用历史的经验，来给这个问题找到答案。”[2]在文风方面，“《汉书》的文章，受辞赋影响，注重整齐铺张，讲究藻饬华丽，渐开魏晋六朝骈文的先河。读之令人感到文辞渊雅，叙事详瞻。”[3]

二、《汉书?地理志》的主要内容

“地理”一词在文献中出现较早。最早见于《周易》的记载。《周易?系辞上》曰：“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又《管子?形势解》曰：“不能‘上逆天道，下绝地理’，不然‘天不予时，地不生财’。”《礼记?礼器》也说：“天时有生也，地理有宜也。”又班固的《汉书?郊祀志》言：“山川，地理也”；东汉王充在《论衡?自记》篇中也讲：“地有山川陵谷，谓之理。”孔颖达曰：“地有山川原隰，各有条理，故称理也。”[4]

《汉书?地理志》为班固所首创，是历代记述疆域政区的始祖。这种体例，为后来中国的沿革地理学著作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汉书?地理志》的内容大致可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讲述了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至汉代这一段时间内疆域的变迁，并且转录了《尚书?禹贡》、《周礼?职方》的全部内容。

第二部分：主要叙述了汉代的地理概况，这也是《汉书?地理志》的主体部分。由于政区经常发生更迭，于是，班固以汉平帝元始二年来讲述汉朝的疆域政区。总计记述了汉代103个郡和所辖的1587个县的建置沿革等内容。

第三部分：主要转录了刘向的《域分》及朱赣的《风俗》。

谭其骧说：“它是中国第一部疆域地理志、沿革地理志，开创了中国疆域地理志、沿革地理的体例，优点很多，在中国古代地理学史上产生重大的影响。”[5]在我国的25部正史中，设置地理志的就有16部，他们都是以《汉书?地理志》为范本写成的。以后出现的一系列地理总志，如唐代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志》、宋代王存等主编的《元丰九域志》、宋代乐史的《太平寰宇记》等；全国的一统志，如《大元一统志》、《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等，这些都是仿照《汉书?地理志》的体例写成的。“《汉书?地理志》作为中国第一部以“地理”命名的著作，把山川、大地为主的地理内容嬗变为疆域、政区为主，改变了先秦地理学重视自然、研究自然的传统。这一方面是为迎合当时统治阶级的需要，同时也是汉朝实施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必然结果。“独尊儒术”不但排斥或扼杀其他诸子百家，也摧残了先秦儒学注重自然的传统。”[6]

三、班固对地理学的贡献

班固对地理学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汉书?地理志》开创了中国正史中记载地理志的先河。

我国正史中有关《地理志》的记载是从班固的《汉书》开始的。在25部正史中有16部都有有关《地理志》的记载，东汉以后出现的方志或总志都是仿照《汉书?地理志》写成的。在这方面《汉书?地理志》功不可没。

第二、《汉书?地理志》开创了记载政区地理志的范例。

《汉书?地理志》的内容主要分为三部分：其中第二部分是核心部分。主要写西汉的政区，以郡为纲，以县为目，详述西汉一代的地理概况。以政区为框架，将西汉一代各种地理现象分系于各自的政区之下，从政区角度解释各种地理现象的分布及其相互关系。

第三、《汉书?地理志》开创了沿革地理学之端。

班固不仅开创了政区地理志的体例，同时也完成了首例沿革地理学著作。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称：“这样有名史家，也是精通于地理的，而且创始了沿革地理学，成了斯学不祧的鼻祖。” [7] “忖度班固撰述的意思，征引《禹贡》和《职方》，可以备见三代地理的全貌，也可以细觇其间演变的过程。如果《禹贡》所记真的就是夏代的地理，《职方》所记真的就是周代的地理，虽同为九州，具体却有差异。九州之中，只有七州前后相同，其余两州却有了变迁。不仅名称改变，区域也就因之而异。这就不能不说是一宗巨大的变迁，其间沿革是应该追究明确的。”[7]

第四、《汉书?地理志》也记录了大量的自然和人文类的地理资料。

班固的《汉书?地理志》也记载了当时大量的自然和人文类的地理资料。记载了大量的川渠和泽薮，描述了全国众多的水道的源头、流向、归宿和长度，是很丰富的水文地理著作，为研究西汉一代的历史地理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参考文献：

[1]（宋）范晔撰. 后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2] 刘筱红. 司马迁的与班固的比较[J]. 高师函授学刊, 1994 ，（1）

[3] 柏森山岩.班固及其[J]. 图书与情报 ,1986，（4）

[4] (唐)孔颖达.周易正义[M]. 北京 :中国致公出版社, 2009

[5] 谭其骧.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第一辑）[M].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06

大学历史沿革篇4

中国编绘历史地图的传统源远流长。北宋税安礼于哲宗元符二年（1099年）编绘的《历代地理指掌图》，是现存最早的一部以历代政区沿革为主的历史地图集。现在能够看到的古代历史地图集，以明清两代居多，如明代沈定之、吴国辅编绘的《今古舆地图》、清代六承如绘制的《历代沿革图》等。其中之集大成者，当属清末舆地大家杨守敬编绘的鸿篇巨制――《历代舆地图》。清代的历史地图集，集中编绘于道光朝之后。究其原因，一是受惠于“乾嘉学派”的丰富学术成果，二是得益于清中后期流传至民间的内府舆图。两者为历史地图的绘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收藏了一套彩绘历史地图集，可以作为清代历史地图集的―个例证。

这套图集共40幅，每幅纵33.7厘米，横40.7厘米，绘于纸本之上，装订成册。各国没有比例尺，也没有标注方位，但可看出每幅均为上北下南。该图集的海岸线、河流、山脉等地物的表现没有吸收清代内府测绘工作的成果，且黄河、长城的走向与明代罗洪先的《广舆图》有颇多类似之处，据此推断，此图集应是民间学者所绘。因图集没有清代部分，且文字多避清朝皇帝讳，如“弘”字缺笔（避乾隆帝弘历讳），“宁”字改写（避道光帝曼宁讳）等，说明此图集应绘制于道光元年（1821年）以后。原图集并无名称，而每幅图各有题目。根据内容，我们可以将图集标题拟为《中国历代沿革图》。

该图集以墨线勾勒为主，并用不同符号表示不同的地理事物或不同级别与性质的政区。如用蓝色山形符号表现重要山脉，用带阴影的双曲线表现河流，用长波纹表现海洋；在《汉武郡国图》中，用方形符号标示“郡”，用圆形符号标示“国”，在汉昭帝、汉宣帝时期所改置的政区则用长圆形符号表示。

大学历史沿革篇5

【关键词】整体世界史观；一带一路；双向发展

一、整体史观的定义和历史原因分析

何谓全球史观？即在一个整体的状态下来看待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世界上的不同区域、不同文明在相对独立且交互的发展中，逐步打破了这种独立、分离的状态，渐渐融汇联合成一个密切联系的全球统一体，历史发展的客观主导趋势便体现在这种全球一体化进程中。[1]吴于廑先生认为所谓整体史观即世界史是人类历史发展演进的结果。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是一种整体发展的结果。在此之前的历史是分散、孤立、闭塞的，逐渐走向整体发展的历程。全世界连成一个整体后，这样的历史才是世界史。[2]这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各个相对闭塞的地区和国家开始交往与联系。在历史上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新航路的发现。对于新航路的发展，首先就经济角度来分析，扩大对外市场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客观要求。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伴随着生产技术的改进和欧洲社会生产力的进步而逐渐发展起来，西欧国家在此基础上相继出现了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和商业活动，要求进一步扩大市场。这是新航路开辟的经济根源，也是新航路开辟的根本原因。

二、整体史观下的经济主导性特性分析

同样的，从21世纪全球化经济的发展进程来看，就当今的世界经济而言，一个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各国间深度融合的经济和贸易体系的高度发达。可以说，贸易交流将世界各国的经济活动以及人民的生活紧紧联系在一起。共建“一带一路”并不是“别辟门户”，而是“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3]也就是说，“一带一路”战略是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格局复杂深刻变化这样一个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是致力于解决制约地区和全球经济增长等重大现实问题的一个关键框架。但是，它绝不是单纯地去重复以往的经济全球化，而是全球化的一种表现形式的创新，这一创新的具体表现就是将“丝绸之路”这一文化内涵融入了进来。简单地讲，“一带一路”是包容性全球化的表现，没有脱离经济全球化的基本机制，即投资和贸易自由化。世界格局正在经历复杂、深刻的变化，多极化趋势更加明显。“一带一路”是中国提出的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新模式。它不同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时代，开发方将被开发方当成原料来源和产品出口市场，从而具有掠夺和经济剥削性质的模式。不同于中心国家垄断先进技术，掌握规则制定权条件下，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所谓自由竞争的市场化模式；它是一种包容各种发展方式和水平，照顾各方舒适度的全新模式。“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差别十分巨大，具体来说，有新加坡、澳大利亚等高度繁荣的发达国家，同时也有像阿富汗这样的动荡不安、积贫积弱的国家，纵观全线，大多数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长期滞后，凯恩斯主义、自由竞争理论、发展经济学等在其它区域卓有成效的发展理论和观念难以在“一带一路”沿线所述的这些国家解决问题。纵观全球，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奉行的自由主义政治理论也没能对该地区问题的解决有所改善。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这一沿线区域的发展止步不前，影响着周边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在这样一种现状下，“一带一路”的提出可以说为解决地区经济发展乃至影响全球经济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三、整体史观的双向发展分析

世界历史的发展是一个横向与纵向双向同时进行的过程，而二者是相辅相成的。首先从纵向而言，人类社会从低级向高级不断演进。这其中包括生产力、生产关系、五种社会形态（原始、奴隶、封建、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的演进。不断地从低级走向高级、由先进取代落后的最终历史趋势不可阻挡，形成了多样性和不平等性，并最终走向共产主义，这是人类的最高理想。横向方面来讲，历史上则是表现为各个地区之间由闭塞、孤立到相互开放，由彼此分散到逐步联系，进而发展成为整体世界。所以从纵、横两方面来看，21世纪“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是一种社会制度的不断发展，是适应时势需要，应运而生的。值得注意的是，首先，对中国自身而言，“一带一路”是新时期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当前的技术创新不断发展，技术日新月异同时推动着产能的相应提升，3D、AI等前沿技术虽然也在发展，但相比人类文明发展前期的“蒸汽革命”、“电子革命”等对产业和生产方式带来全面变革的时代性革命，当下的技术革新和生产方式的发展还不足以产生技术集群性创新，因此“一带一路”的提出可以说是新时期推动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全面革新进步的关键之举。[4]从世界历史横向发展的特点来看，其具有一定的不平衡性，越是强盛的国家越是开放，越開放就越强盛。基于地理环境、气候环境、经济文化等情况，每个国家的历史进程都会有盛有衰、几起几落。虽然历史规律如此，但是“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在全球化经济发展的进程中，长期处于边缘化的地位，因此“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是将这一区域的周边国家带入全球化背景下的良性经济循环之中。从历史横向发展的角度来看，也是顺应时势，协同完善经济全方位发展，将各个局部地区统筹推动的一个重要举措。国家成立时间短、独立性差、友邻众多、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多，各个国家之间的发展差异较大，这是亚洲地区的特点。由此提出的“一带一路”的倡议，在整体世界史观的视角下契合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横向发展的整体世界史观将“一带一路”周边国家紧密联合，共同发力，有效实现共赢共享的和谐发展。“一带一路”是一种基于“共赢主义”思想的国际发展合作新模式，是中国引领共赢时代的新机遇。“一带一路”将中国的发展融入全球的发展进程中，不光是对沿线国家的带动与发展，在开放的全局下，所有的国家都可以参与到“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网络之中。[5]

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世界各个区域与国家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在当今世界格局之下，越交流才能越进步，所以“一带一路”的建设是21世纪新的世界发展局势之下的一种顺应历史规律的更进一步联系。它既是一种经济交流，更是一国走向世界，联系带动周边国家协同发展，打造命运共同体的关键的一步。

【参考文献】 

[1] Stavrianos，L.S.The World to 1500： A Global History， Prentice-Hall. 1970. 

[2] 吴于廑. 武汉大学百年名典--吴于廑文选（精）[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R].北京：外交出版社，2015.3.28. 

[4] 廖峥嵘. 携手共建 开创“一带一路”合作美好未来——大变局下新调整：“一带一路”重新定位中国与世界的关系[J].中国财政，2017（12）. 

大学历史沿革篇6

史念海先生是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创始人之一，与谭其骧先生和侯仁之先生齐名，被称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界的“三杰”。早在1933年，史先生就与中国历史地理学结下了不解之缘。1935年，经顾颉刚先生推荐，协助张国淦先生对中国地方志进行系统研究。1936年，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史先生看到祖国山河不断沦丧，痛心疾首，遂参加“禹贡学会”，并在顾颉刚先生的指导下，发愤撰写《中国疆域沿革史》，表现出很高的爱国热情。抗战时期，史先生在北碚国立编译馆从事历史地图的编绘和《文史杂志》的编辑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史先生从国家建设的需要出发，提出了历史地理学应当“有用于世”的原则，与谭其骧、侯仁之诸先生共同努力，奠定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基础。半个多世纪以来，史先生废寝忘食，一丝不苟，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的许多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探讨，同时培养了大批历史地理方面的研究人才，极大的推动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2000年，史先生已经88岁高龄，在身患脑瘤的情况下，仍然顽强地坚持教学和研究工作，拳拳报国之心，令人赞叹不已。

作为杰出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早岁即以淹贯经史群籍，覃思卓识，著称当世”（注：谭其骧：《〈河山集·四集〉序》，陕西师大出版社，1991年版。）。自20世纪30年代涉足于中国历史地理领域以来，他以敏锐的笔触，惊人的毅力，撰写了《中国疆域沿革史》（与顾颉刚先生合作）、《中国的运河》（重庆史学书局1944年出版，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重印）、《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上、下册］（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至1992）、《中国古都和文化》（中华书局，1998）、《唐代历史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黄河流域诸河流的演变与治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河山集》（三联书店，1963）、《河山集·二集》（三联书店，1981）、《河山集·三集》（人民出版社，1988）、《河山集·四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河山集·五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河山集·六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河山集·七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等二十余部很有影响的学术专著，在《红旗》、《历史研究》、《史学史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等刊物上发表重要学术论文二百余篇，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从大量资料来看，史念海先生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17点：

一、对中国历史地理学史进行了深入研究。历史地理这门学科是有悠久渊源的，可以上溯到司马迁的《史记·河渠书》和班固的《汉书·地理志》。在两千多年的历史岁月中，中国历史地理学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史念海先生认为研究中国历史地理学史对于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因而非常重视这方面的研究，并且发表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渊源和发展》（《史学史研究》1986年第3期）、《班固对于历史地理学的创造性贡献》（《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3辑）、《论班固以后迄于魏晋的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年第4辑）、《唐代的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史学史研究》1988年第1期）、《王静安对历史地理学的贡献》（与曹尔琴合著，刊《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华东师大出版社，1983）、《胡渭学案》（刊《清儒学案》1986）、《阎若璩学案》（刊《清儒学案》，1986）、《历史地理学的形成因素》（《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2辑）、《中国历史地理学区域经济地理的创始》（《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3辑）、《顾颉刚先生与禹贡学会》（《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3期）、《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回顾与前瞻》（《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2辑）等一系列学术论文。这些论文的发表，提高了中国历史地理学史的研究水平，对完善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学科体系具有重要的作用。

二、发掘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社会功能。中国历史地理学是从沿革地理学发展而来的。顾颉刚先生在创办禹贡学会的时候，虽然以研究沿革地理为主，但他采用了“历史地理学”的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历史地理学在沿革地理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成为与传统意义上的沿革地理学有着明显差别的新型学科。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演变与人类活动的关系，探讨人地关系发展变化的规律，使其有利于人们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科学。建国以来，史念海先生与侯仁之等先生一道，对历史地理学的理论问题进行了广泛地探讨，写成《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一书（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对完善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体系做出了重大贡献。史念海先生认为，历史地理学是一门“有用于世”的学问，应当在国家的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从这种观点出发，他以身作则，努力发掘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社会功能。为了引起人们对交通问题的重视，他曾撰写过《中国的运河》一书（重庆史学书局1944年初版，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重印）。为了发展蚕桑事业，他撰写了《黄河流域蚕桑事业盛衰的变迁》（《河山集》，三联书店，1963）和《西周至元代陕西地区蚕桑事业》（《陕西师大学报》1977年第4期）等论文。针对西安严重缺水的问题，他撰写了《黄土高原主要河流流量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2辑）和《论西安周围诸河流量的变化》（《陕西师大学报》1992年第3期），并向陕西省领导提出了解决西安缺水问题的建议和具体措施。此外，他还专门撰写了《发挥中国历史地理学有用于世的作用》一文，呼吁历史地理工作者努力发挥历史地理学的社会功能，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服务。

三、提出了历史文献与实地考察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历史地理学既是地理学的组成部分，又是历史学的辅助学科，有它自身的特点。采取什么方法研究中国历史地理为好？这是历史地理工作者普遍关心的问题。史念海先生认为，“以实地考察与文献记载相结合为研究这门学科较为切实可行的方法”。因为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要了解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就必须借助于文献记载，就必须进行实地考察。文献记载与实地考察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可以相互补充的。由文献记载可以了解历史上某一地区的具体情况，但文献记载并非都是第一手资料，也并非都是得之目验的结果，因而难免会有讹误之处。通过实地考察，可以纠正文献记载的错误，也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地理现象演变的过程。所以文献记载与实地考察相互结合，相互补充，能够收到相得益彰的效果，这“应该是研究中国历史地理学的较为有效的步骤。”（注：史念海：《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上册，第12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数十年来，史先生就是运用这种方法研究中国历史地理的。他不仅对中国历史地理文献了如指掌，而且对黄河上下、大江南北的许多地方进行了考察，获得了大量的考察资料（注：史念海：《黄土高原考察琐记》，《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3辑。）。在此基础上，他开拓创新，不断进取，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的许多重大问题进行了研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他所倡导的这种方法后来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接受。他们采用这种方法研究历史地理问题，也都有很大的收获。

四、促进了沿革地理学的发展。由于中国历史地理学是从沿革地理学发展而来的，因此沿革地理学在历史地理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20世纪30年代，顾颉刚先生在组织禹贡学会时，即以沿革地理作为最主要的研究内容。史念海先生是从研究沿革地理起家的。他在顾颉刚先生指导下所撰写的第一部学术专著《中国疆域沿革史》，就是沿革地理学方面的名著（商务印书馆1937年初版，1999年作为商务文库丛书再版）。在这部著作中，他采用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继承和发展了传统的考证方法，详细论述了中国历代疆域的演变，揭露了列强蚕食中国的罪行，号召国人“光复旧土，还我山河”，表现出强烈的爱国思想。建国以后，史先生的研究范围不断扩大，但对沿革地理的研究一直没有间断，先后撰写了《以陕西省为例探索古今县命名的某些规律》（《陕西师大学报》1979年第4期至1980年第3期）、《论〈禹页〉的著作年代》（《史学史资料》1980年第4期）、《新秦中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7年第1辑）、《论唐代贞观十道和开元十五道》（《唐代历史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等等很有影响的论文。由于他采用文献和考察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沿革地理，一方面在文献考证上狠下功夫，另一方面把实地考察引进到沿革地理的研究领域，因而在研究工作中往往能够有所突破。比如过去学者都认为“新秦中”与“河南地”是同义语，所指地理范围相同。他在《新秦中考》一文中，以文献资料和考察结果相互印证，指出“新秦中”的地理位置与“河南地”并不完全相同：新秦中在西、北两面都越过了黄河，甚至包括了阴山之下的北界之地；西河郡的西界与朔方、北地二郡的西界处在同一条线上，北地郡的北界也应向北推移和西河郡相连。这种创新研究，给古老的沿革地理学带来了新的活力，使沿革地理学作为历史地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断向纵深发展（注：曹尔琴：《史先生对沿革地理学研究的贡献》，刊《史念海先生八十寿辰学术文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五、树立了黄河流域环境变迁研究的丰碑。史念海先生对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始终是从“有用于世”的角度出发的。建国以后，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展开，治理黄河的问题显得越来越突出，被提上了国家的议事日程。为了治理黄河，解决黄土高原的生态问题，史先生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出发，对黄河流域的环境变迁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早在1976年他就撰写了《黄河在山陕之间》（《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76年第2期）和《周原的变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76年第3期）。1977年撰写了《论泾渭清浊的变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77年第1期）、《历史时期黄河在中游的下切》（《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77年第3期）和《历史时期黄河流域的侵蚀与堆积》［上、下］（《河山集》第二集，三联书店，1981）。1979年又撰写了《黄土高原的历史变迁与当前的治理方针》（《黄土高原水土保持农林牧综合发展科研工作讨论会资料选编》）。1985年应陕西省领导之约，出版《黄土高原森林与草原的变迁》（与曹尔琴、朱士光合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1987年撰写《论黄土高原沟壑的演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7年第2辑）。1990年撰写《由历史时期黄河的变迁探讨今后治河的方略》（《当代治黄论坛》，科学出版社，1990）。1992年撰写《黄土高原主要河流流量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2辑）。其后又不断在这方面开拓研究，并将研究成果集结成《黄河流域诸河流的演变与治理》一书（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通过对黄土高原和黄河的系统研究，史先生指出：在历史时期，由于森林和植被的大量破坏，黄土高原的侵蚀现象十分严重；严重侵蚀不仅使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支离破碎，而且在黄河中下游形成了严重的堆积，影响了黄河的安澜。因此，要根治黄河，首先要对黄土高原进行治理；而要治理黄土高原，就需要恢复黄土高原的森林和植被。这些研究成果，“大大超过了前人的水平，有着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注：邹逸麟：《黄河流域环境变迁研究中的重大贡献》，刊《史念海先生八十寿辰学术论集》，陕西师大出版社，1996年版；陈桥驿：《继续深入黄河历史地理的研究》（史念海教授新著〈河山集〉二集读后），《河南师大学报》，1983年第1期。）

六、开辟了历史农业地理研究的新领域。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农业生产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极为密切，因此，要研究历史时期的农业状况，就不能不研究历史农业地理。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史念海先生在研究中国历史地理的过程中，率先提出了“历史农业地理学”的概念，并把它作为历史经济地理的一个分支进行深入研究。他对历史农业的发展状况进行了考察，撰写了《春秋战国时代农业的发展及其地区分布》（《教育与研究》1956年第1期）、《开元天宝之间黄河流域及其附近地区农业的发展》（《人文杂志》1956年第3期）、《隋唐时期长江下游农业的发展》（《人文杂志》1960年第1期）、《隋唐时期黄河上游的农牧业地区》（《唐史论丛》第二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等一批高质量的文章。与此同时，他又对中国历史上的主要农业区进行了研究，发表了《河西与敦煌》［上、下］（《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4辑、1989年第1辑）、《秦汉时代的农业地区》（《河山集》，三联书店，1963）、《隋唐时期农牧地区的变化及其对王朝盛衰的影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4辑）等重要论文。此外，他还对中国历史上的农牧分界线进行了深入探讨，先后撰写了《两千三百年来鄂尔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农林牧地区的分布及其变迁》（《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黄土高原及其农牧分布地区的变迁》（《历史地理》创刊号，1981）、《论西周时期农牧业地区的分界线》（《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7年第1辑）、《司马迁规划的农牧地区分界线在黄土高原上的推移及其影响》［上、下］（《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1-2辑）等著名文章。通过这些研究成果，奠定了历史农业地理学的基础。在史先生的倡导下，历史农业地理的研究受到历史地理研究者的高度重视，已发展成为历史地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七、揭示了人口稠密地区形成和演变的内在机制。人口的分布与迁徙以及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是历史地理学不可回避的问题。史念海先生认为：“人能够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可是自然对人也有制约的作用。人不仅要受到自然的制约，就是所处的社会也会有一定的局限性，不能不受到相应的影响。”因此，他十分重视人口问题的研究。他的许多研究课题都曾涉及到人口，特别是人口的分布与迁徙。专门论述人口问题的论著就有《晋永嘉乱后中原流人及江左居民》（《西北论衡》7:15,1939年8月）、《石器时代人们的居地及其聚落分布》（《人文杂志》1959年第3期）、《论我国人口重心区域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2辑）、《中国历史人口地理与历史经济地理》（台湾学生书局，1991）及《十六国时期各割据霸主的迁徙人口》（《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3-4辑）等。在这些论著中，史先生用了大量的篇幅论述历史上的人口稠密地区，分析人口稠密地区形成的因素，以及人口地理与经济地理的关系。他在研究中指出，中国疆域辽阔，各地区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西汉时期，人口较为稠密的地区，除了关中泾渭两水的下游而外，还有黄河下游和济水两侧，太行山东平原以至于相当于现在山东半岛各处，就是现在河南的汝、颍两水和白河、湍河流域的人口也是较为稠密的（注：史念海：《中国历史人口地理和历史经济地理》第一章第二节，台湾学生书局，1991年版。）。唐时人口稠密的地区除两京所在的京兆府和河南府外，还有太原府以及河南道的汴州、宋州、曹州，河北道的魏州、相州、贝州、冀州、沧州等地。这些人口稠密的地区，都是当时农业较为发达的地区，特别是有农田水利的地区。此外，城市、交通及自然环境对人口分布的疏密也有很大的影响。这些研究揭示了人口稠密地区演变的轨迹，从一个重要的侧面为解决当前的人口压力提供了参考。

八、奠定了历史军事地理研究的基础。历史军事地理对于国防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在历史地理学界，对历史军事地理最有研究的人是史念海先生。早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史先生就曾致力于历史军事地理的研究。1939年，他撰写了《保卫大西北地理形势》（《西北论衡》7:8,1939）。1943年，撰写了《论战国时代的国际关系及其所受地理环境的影响》（《文史杂志》2:9、10,1943）。1945年，撰写了《论诸葛亮的攻守策略》（《文史杂志》6:2,1945），开了历史军事地理研究的先河。七十年代中，由于战略的需要，他应司令员皮定钧将军之邀，对中国历史上的战略要地和古战场进行了仔细考察，在历史军事地理特别是在陕西历史军事地理和长城的研究方面用功尤勤。1980年，写成《鄂尔多斯高原东部战国时期秦长城遗迹探索记》（《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1期）。1982年，写成《唐代前期关东地区尚武风气的溯源》（《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3期）。1983年写成《论雁门关》（与曹尔琴合著，刊《地名知识》1983年第3期）。1984年，写成《函谷关与新函谷关》（《西北史地》1984年第3期）。1985年，写成《陕西省在我国历史上的战略地位》（《文史集林》第1辑，文人杂志增刊，1985）。1985年写成《洛河右岸战国时期秦长城遗迹的探索》（《文物》1985年第11期）。1987年发表《陕北的地理特点与军事价值》（《文史集林》第2辑，1987）及《关中的军事历史地理》（《文史集林》第2辑，人文杂志增刊，1987）。1988年写成《论关中东部战国时期秦魏诸长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3辑）。1992年写成《我国历史上东西对立局势和南北对立局势》（《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1辑）。1994年又写成《论西北地区诸长城的分布及其历史军事地理》［上、下］（《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2至3辑）。这些研究成果，大部分收录在《河山集》第四集中，都是历史军事地理研究领域的开山之作，“堪称树立在我国历史军事地理领域的一座丰碑”（注：李之勤：《历史军事地理研究的丰碑》，刊《史念海先生八十寿辰学术文集》，陕西师大出版社，1996年版。）。

九、提高了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的层次。历史文化地理与历史政治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历史军事地理一样，是历史地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最近几年，研究历史文化地理的学者较渐多，但在过去，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却很少。史念海先生是较早对历史文化地理进行研究的学者之一。他在1935年撰写《两唐书地理志互勘》（《禹贡》3:2-6、9）时，即涉及历史文化地理方面的问题。1941年，他曾撰写《现阶段西北游资之形成及其利用》（《西北资源》2卷1期，1941）。1978年，他又撰写《周原的历史地理与周原考古》（《西北大学学报》1978年第5期）。1981年撰写《论地名和地名的整理工作》（《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1983年撰写《由地理因素试探远古时期黄河流域文化最为发达的原因》（《历史地理》第3辑，1983）。1988年，撰写《开元天宝时期长安的文化》（《唐史论丛》第1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及《隋唐时期域外地理的探索及世界认识的再扩大》（《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2辑）。1990年撰写《两〈唐书〉列传人物籍贯的地理分布》（《河山集·五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1993年撰写了《论〈三国志〉及〈晋书〉列传人物籍贯的地理分布》（《浙江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及《中国古都和文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4辑）。1994年发表了《论中国古都文化与当代文化的融通》（《中国古都研究》十一，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1995年发表了《古代音乐戏曲杂耍与古都文化》（《陕西师大学报》1995年第2期）。1998年发表了《半坡遗址与历史地理研究》（《文博》。1998年第3期）。1999年又发表了《唐长安的池沼与林园》（刊中日历史地理合作研究论文集第2辑《汉唐长安与关中平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增刊）。在研究的过程中，史先生不仅注重文化现象的地理背景，而且十分注意分析文化地理演变的内在机制。因此，他的这些研究成果都是历史文化地理研究方面的上乘之作，极大地提高了中国文化地理研究的水平，直接推动了中国文化地理的研究。

十、对历史民族地理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的国家。历史上各个民族的形成、发展以及与其它民族的关系，都离不开他们所生活的地理环境，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地理环境的制约。针对这种情况，史念海先生对历史民族地理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他在1939年撰写了《西北宗教与民族问题》（《西北论衡》7:8,1939）。1943年撰写了《论秦汉时代的民族精神》（《文史杂志》4卷，1943）。1990年撰写了《西周与春秋时期华族与非华族的杂居及其地理分布》［上、下］（《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年第1-2辑）。1993年撰写了《论陕西省的历史民族地理》（《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1辑）等多篇论文。更重要的是，他在1992年出版的《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一书中，专列了《历史民族地理》一章。虽然由于该书篇幅所限，史先生在这一章中未能尽情发挥和阐述，但它系统地论述了从古至今各民族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中形成、发展、以及相互杂居、分合、演变的历史过程。史先生在历史民族地理方面所作的开创性工作，对于民族史和历史地理的研究均有十分重要大的意义。许多历史上难以理解的问题，通过史先生的研究已迎刃而解。可以说，史先生对历史民族地理的研究，“较之过去历史地理和民族史研究中仅考证民族居地，是大大前进了一步”，“为这一分支学科的发展作出了典范”（注：周伟洲：《史念海先生对历史民族地理研究的开拓和贡献》，刊《史念海先生八十寿辰学术文集》，陕西师大出版社，1996年版。）。

十一、对历史上的交通问题进行了独到的研究。历史时期中国的交通屡有变化，颇为复杂，不易理出头绪。史念海先生认为交通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均有较大关系。因而对历史上的交通问题颇为重视，并进行了长期的研究。20世纪40年代，史先生首先对中国的运河进行了系统研究，出版了《中国的运河》一书。接着撰写了《秦汉时代国内之交通路线》（《文史杂志》2:9,10,1944）。六十年代中，撰写了《春秋时代的交通道路》（《人文杂志》1960年第3期）、《三门峡与古代漕运》（《人文杂志》1960年第4期）。七十年代撰写了《秦始皇直道遗迹的探索》（《陕西师大学报》1975年第3期）。九十年代撰写了《春秋以前的交通道路》（《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年第3期）、《战国时代的交通》（《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1期）、《隋唐时期运河和长江的水上交通及其沿岸的都会》（《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4辑）、《唐代通西域道路的渊源及其途中的都会》（《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1辑）。此外，史先生在他所主编的《陕西通史》和《西安历史地图集》中，还对陕西的交通道路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其成果是不可低估的。在史先生论述历史交通问题的论著中，《中国的运河》一书影响最大，特别是1988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修订本，受到学术界很高的评价（注：瞿林东：《运河：历史的价值和现实的意义——评史念海教授著《中国的运河》，《人文杂志》，1989年，第5期。）。

十二、对陕西历史地理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史念海先生在山西，但在陕西工作了半个多世纪，因而对陕西的具有特殊的感情。他常对学生们讲，在陕西从事历史地理研究工作，首先要对陕西的历史地理进行认真研究，争取在全国有发言权。因为在陕西工作研究陕西方面的相关问题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起码实地考察比较方便。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自从他四十年代末来到西安以后，就开始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出发，对陕西的许多问题进行研究。为了使研究工作能够深入下去，他常带着问题到陕西各地考察。数十年间，足迹遍及关中、陕北、陕南各县。在此基础上，撰写了《古代关中》（《河山集》，三联书店，1963）、《汉中历史地理》（《教学与研究》，1965）、《陕西地区蚕桑事业盛衰的变迁》（《陕西师范大学研究论文选集》，1965）、《周原的变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76年第3期）、《陕西省地理区划的沿革》（《陕情要览》，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等煌煌百万言的研究论文。他所撰写的有关历史自然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历史军事地理和历史文化地理方面的论著，也多涉及到陕西地区。不仅如此。在20世纪90年代，史先生还主持了多卷本《陕西通史》和《古都西安丛书》的编写工作。《陕西通史》的《历史地理卷》和《古都西安丛书》中的历史地理部分都是在史先生的直接参预或亲自指导下完成的。

十三、创立了中国古都学。都城是政治中心，有的还兼有经济中心的作用。我国历史悠久，幅员辽阔，王朝更迭频繁，因而留下了许多古都。其中影响较大的是西安、洛阳、安阳、开封、南京、杭州、北京“七大古都”。史念海先生认为，古都在历史上的影响是很大的，值得进行深入研究。为了更好的研究中国的古都，他在1983年发起成立了“中国都学会”。不久，又在北京、西安、洛阳、南京、开封、杭州、安阳、江陵、广州等地成立了当地的古都学会。在这个基础上，正式创立了中国古都学。史先生说：“中国古都学是研究我国古都的形成、发展、萧条乃至于消失、或经过改革成为新的城市的科学”；“研究历史上的都城，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为了当前建设的需要。”（注：史念海：《中国古都研究序言》，《中国古都研究》第一辑，1985年。）。1987年，他发表了《中国古都学刍议》（《浙江学刊》1987年第1期）。1989年，撰写了《中国古都形成的因素》（《中国古都学研究》第四辑，1989）。1990年撰写了《我国古都建都期间对于自然环境的利用及其影响》（《余嘉锡先生纪念文集》）和《中国古代都城的萧条与破坏》（《中国古都研究》第五集，1990）。1992年撰写了《中国古都概说》[1-5]（《陕西师大学报》1990年第1期至1991年第1期）。1996年撰写了《环绕长安的河流及有关的渠道》（《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1辑）及《西安附近的原始聚落和城市的兴起》（《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4辑）。1997年撰《说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长安城中的小城、子城和皇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1辑）。1998年撰《汉长安城的营建规模》（《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2辑）及《汉唐长安城与生态环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1期）。这些成果大部分收入《中国古都和文化》一书（中华书局，1998），成为中国古都学的扛鼎之作，为中国古都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注：李进：《中国古都学创建的历史轨迹——读史念海先生的新著〈中国古都和文化〉》，《西北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此外，他所主编的《西安历史地图集》（西安地图出版社，1996）曾获中国图书提名奖和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也是古都研究的重大成果（注：邹逸麟：《历史城市地理研究的重大成果：评史念海主编〈西安历史地图集〉》，《中国史研究动态》，1997年，第3期；钮钟勋：《一部杰出的区域历史地图集》，《陕西师大学报》，1997年，第4期；王守春：《西安与关中地区历史地理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西安历史地图集〉》，《地理学报》，1997年，第4期；司徒尚纪：《我国古都历史地图编制的一座丰碑——〈西安历史地图集〉》，《人文杂志》，1997年，第5期。）。

十四、阐明了地方志的价值。我国古代有修撰地方志的传统，因而留下了不少方志。据统计，保存至今的方志即达八千余种。这些方志中有许多历史地理方面的资料，但过去很少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史念海先生曾对方志进行过深入研究，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20世纪80年代初，他撰写了《论历史地理学和方志学》（刊《中国地方志通讯》1981年第5、6期，又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5年第3辑）、《方志刍议》（《陕西地方志通讯》1982年第2期）、《论旧方志与新方志》（《陕西地方志通讯》1982年第3期）、《论方志中的史与志的关系》（《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5期）、《论方志的纂修与实地考察》等文章。随后又与曹尔琴先生合作，编成《方志刍议》一书（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3月出版）。在这些论著中，史先生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的地方志进行了探讨，特别论述了方志的价值。他认为，我国的方志从西汉时算起，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其间撰述不断，积累丰富，可谓“汗牛充栋”，其中有许多第一手资料，是弥足珍贵的。不仅如此，我国方志的种类也很多，有总括全国的志书，有记载政区的“通志”、“府志”、“州志”、“县志”、“乡土志”，还有记载山川形势和风土民情的专志。此外，方志的内容包罗广泛，一般方志都是上自天文，下至地理，兼及人事，几乎无所不包，称之为“百科全书”也不过份。这些方志对于学术研究特别历史地理研究有较高的价值。他还建议吸取旧方志的精华，编纂新方志，为国家建设服务，并亲自参加了《陕西通志》编纂方案的制定。

十五、丰富了历史地图学的内容。历史地图学也是历史地理学的组成部分。史念海先生在研究历史地理的过程中，十分重视历史地图的绘制。将近七十年的研究生涯中，他在广泛的领域里辛勤耕耘，成就卓然，不仅有数百万言精采文章，而且有数百幅精详地图。史先生的历史地图以疆域图、环境变迁图、运河图、交通图、城市图和经济图为主，涉及历史地理学的绝大部分领域。由于这些地图基本上都是在掌握文献资料，进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运用大比例尺地形图绘成的，因而其科学性和学术价值都有超越前人之处。史先生在北碚编译馆工作时，曾绘制过《西汉地理图》30余幅，遗憾的是抗战胜利后，这些图下落不明。从现存资料来看，史先生在历史地图学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分散在《中国疆域沿革史》、《中国的运河》及《河山集》（1至7集）等论著中的专题图。据粗略统计，大约有700幅左右。一类是1996年出版的《西安历史地图集》，有彩图180余幅。一类是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地图集·历史地图集》中历史农业地理图组，有数十幅。“这些历史地图一方面使他的许多研究成果得以形象展示，与文字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另一方面大大丰富了历史地图学的内容，推动了这门学科的发展。”（注：费省：《万里河山尽入图：史念海先生的历史地图学成就述评》，刊《陕西师大学报》，1992年，第3期。）

十六、创办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定期刊物。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历史地理学已逐渐发展成为一门显学。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史念海先生在1984年亲自创办了《中国历史地理论丛》。《中国历史地理论丛》是中国目前唯一的历史地理学定期刊物。该刊以促进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为宗旨，从“有用于世”的角度出发，刊登海内外学者有关中国历史地理的优秀论著。内容包括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历史自然地理、历史政治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历史军事地理、历史文化地理、历史城市地理、历史交通地理、历史民族地理、历史人口地理、历史地理文献研究以及历史地理考察报告等等，涉及历史地理学的方方面面。此外，还及时刊登国内外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各种信息。由于该刊具有学术性、实用性和科学性，因而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史念海教授是《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的创办者，也是该刊名符其实的主编。在他的倡导和组织下，该刊的作者队伍不断壮大。除顾颉刚、谭其骧、侯仁之等老一代历史地理学家曾为该刊撰稿外，曾昭璇、陈桥驿、李学勤、李健超、葛剑雄、邹逸麟、张修桂、于希贤、韩光辉、朱士光、辛德勇、王守春、钮仲勋、司徒尚纪、阿兰－贝克、妹尾达彦等知名学者也经常给该刊撰稿。还有一大批专门从事历史地理学研究的中青年学者积极向该刊投稿。因此，该刊的稿源十分丰富。对于编辑部审定拟用的稿件，史先生都要逐一审定。所以该刊质量上乘，受到海内外学者的一致好评。该刊自创办以来，成为历史地理工作者重要学术阵地，目前已出版近60辑，发表重要学术论文1000余篇，在学术界有很大影响。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剑桥大学、哈佛大学、筑波大学的有关学者都认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代表了当今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水平，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大学历史沿革篇7

关键词：档案；参考；资科

1 参考资料的特点和种类

1.1 特点

档案参考资料具有与其他提供利用方式不同的特点。它与汇编的档案文集不同，不是提供档案原件或档案副本和摘录，而是根据一定的专题对有关的档案信息的内容进行加工，研究编写而成的一种系统资料。它已改变了档案信息的原貌，具有问题集中、内容系统、概括性强的特点。

1.2 种类

在编研工作作中形成的参考资料种类很多，名称不一，用途也较为广泛，归纳起来，大致可分为大事记、组织沿革、统计数字汇集和专题概要四种类型。

2 大事记

大事记是按照时间顺序简要记载一定历史时期发生的重大事件的一种参考资料。它系统扼要地记载一定事件的历史发展事实，揭示重要事件和活动的发生、发展的过程以及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大事记的编写方法和编写内容：

2.1 编写方法

编写大事记.要求用材真实、准确、简明扼要。通常一条一事，每条对大事涉及的时间、地点、人物、数据、发展过程、因果关系，用简练的文字表达出来。形式多为条列的文字叙述，也可采用表格形式。编写方法有三种：

第一种是特大事按时间顺序（年、月、日）排列，先排列有确切日期的大事，后排列接近准确B期的大事，日不清的附于月末，月不清的附于年末，年不清的一般不记。

第二种是先分若干时期，每一时期内的大事，综合归纳几个问题，然后再按时间顺序叙述大事。

第三种是先分几个大问题，在大问题下再分时期，然后再按时间顺序叙述大事。

2.2 大事记的内容

大事记的内容，主要由大事时间和大事记述两部分组成。还可以根据大事记的编写日的、对象、篇幅大小、年限长短等因素，设置前言、材料出处、注释等。

大事时间，一般要求记载准确日期，并按照大事发生的时间顺序先后排列，以便反映事件发生、发展的过程。力求对每件大事都写明某年、某月、某日，有的还须写明确切的时、分、秒。对某些历史事件除了写明公元年号外，同时表明当时的朝代年号。如遇档案中没有注明时间或时间反映不准确的事件，应尽力进行考证，写明确切时间，也可注明接近时间或时限。一时搞不清的留待以后查考补充。

大事记述是大事记的主要组成部分，要求选择反映事物本质的事件，并照顾事件之间的联系，形成一个有机体系，通过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记述，展示历史发展的概貌和规律。因此，在大事记中，应选用确属重大事件的材料，避免事无巨细地罗列材料；也防止片段摘取和割裂材料，造成不能真实全面反映历史事件的真实面貌。

2.3 大事的选择

所谓大事小事是相对而言的，受一定时间和空间的制约，譬如—个机关的大事，在全市、全国就不—定是大事。一般说来，凡是涉及全面性的事件、重要的活动、典型的事件、对工作和历史发展有重要影响的事件等等，都应列为大事；局部性的，具有一般意义的事件和活动，都可作为小事。

大事记作为一种历史资料，应力求内容的准确无误。由于大事记材料来源广泛，其中失实或部分失实的情况并不少见，因此，大事记编写入员对收集来的材料要多闻阙疑，认真考订核推，以免将不实不确之事录入大事记中。核被大事材料的方法很多，可将多种记裁对照核实，也可向事件发生机关或当事人查询核实。

3 组织沿革

组织沿革是系统地记载一个机关、地区或专业系统的体制、组织机构和人员编制变革情况的一种材料。内容大致包括：地区概况、机构名称改变、地址迁移、成立和撤销或合并的时间、隶属关系、性质和任务、职权范围、领导人变动、编制扩大与缩小以及内部机构设置等变化情况。

3.1 组织沿革的类型

组织沿革的类型大致有以下几种：

1、机关（单位）组织沿革。记载一个机关、单位（如党委机关、政府机关、学校、工厂等）及其内部组织机构和人员的演变情况。

2、地区组织沿革。记载一定区域内（如省、市、县等）所属党、政、群等各级组织的设置和变化。

3、专业系统组织沿革。记载一定专业系统（如工业、商业、文教、卫生系统等）所属组织的设置和变化。

3.2 组织沿革的编写方法

组织沿革可以采取文字叙述或图表的形式，也可图文并用。其主体结构的体例通常有两种：

一种是年度（或阶段）一内容，即以时期为主线，将材料先按年度或阶段分开，然后在每时期下面分别叙述其机构设置、职能任务等内容，逐年编写下去。

另一种是内容一年度（或阶段），就是以题目为主线，先将材料技其叙述的内容分成若干题目，然后在每个题目下面再逐年叙述。

为便于从不同途径的查考和不同方面的研究，通常对以时期为主线的文字叙述，附之以机构、人员变化图表。以题目为主线的文字叙述，附之以历年机构、人员变化图表。

4 统计数字汇集

统计数字汇集又称“基础数字汇集”，就是以数字的形式反映一定地区或某一方面的基本情况的参考资料。汇集统计数字，实际上也就是对原来各种统计的综合工作，因此又称为“基本情况统计”。

4.1 统计数字汇某的目的和任务

档案材料中的各种数字，是人们在以往的各种活动中记载和积累下来的，它反映人们实践活动的状况和成果。人们现实的各项工作又往往从不同的角度需要有关的数字，但是这些数字是分散记载在机关的各种统计报表、总结报告、计划等文件中，不便于系统地使用。编写统计数字汇集的目的和任务，就是根据一定的需要和题目将分散的统计数字集中起来，汇集成为系统的材料以提供利用。

4.2 统计数字汇集的类型

统计数字汇集的种类、形式很多，按其内容可分为两种类型：是综合性汇集，二是专题性汇集。

综合性统计数字汇集，是记载和反映有关菜一个地区、系统、机关、单位全面情况的数字汇集。这种数字汇集包括的范围较广，篇幅也较大。如《郑州市基础数字汇编》包括土地团积、人口、工农业产量、文化教育设施等。

5 专题概要

专题概要是用文章叙述的形式，简要地说明和反映其一方面的工作、生产或其他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的产生、发展变化的一种专题资料。专题的具体名称很多这种资料的主要用途，是向利用者集中地提供某项工作、生产和其他方面系统的专题历史资料。

对专题概要的所谓“专题”，应该辩证地理解和灵活地使用。但相对馆藏、全宗而言，也可视为一种专题概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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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阎世杰. 全宗指南及编写点滴谈[J]. 档案. 2006（02）

大学历史沿革篇8

对历史和现实的认真思考

1978年5月11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光明日报》发表。当日，新华社转发了这篇文章。12日，《人民日报》和《报》同时转载。文章论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践第一的观点，指出任何理论都要接受实践的检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并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它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内容。文章石破天惊，引发了一场划时代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成为中国实现伟大转折和全面改革开放的思想先导。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的京西宾馆召开。关于会议的主题，邓小平早在10月3日下午与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谈话时就这样说过：“这次我在讲，揭批‘’运动总有个底，总不能还搞三年五年吧！要区别一下哪些单位可以结束，有百分之十就算百分之十，这个百分之十结束了，就转入正常工作，否则你搞到什么时候。”于是，根据邓小平的提议，会议着重讨论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会上，邓小平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为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供了基本的指导思想。

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把全党工作的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

全面开启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

以市场为取向的中国改革开放率先在农村兴起。1978年11月24日晚上，安徽凤阳小岗村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18位农民冒天下之大不韪，签署了一份不到百字的包干保证书，保证书最主要的内容是分田到户。因为这一壮举，小岗村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发源地。

1982年1月，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出台，文件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把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作为我国乡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一项基本制度长期稳定下来，并不断充实完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成功迈出第一步，农村改革首战告捷。随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积极推进。

与此同时，我国对外开放也取得了明显进展。1980年8月26日，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深圳经济特区诞生。之后，珠海、汕头、厦门、海南等经济特区也相继成立。特区是我国对外开放的“窗口”和“基地”，它的创办，带来了中国经济的腾飞。

但是，实行对外开放仅靠几个特区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向广度和深度发展。1984年4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进一步开放天津、上海、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和北海14个沿海港口城市。这是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步骤，也是我国对外开放整体布局的第二个层次。

之后，对外开放的幅度和范围进一步加大。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标志着我国的改革向着全面和纵深处发展。1985年2月，中央把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门、泉州、漳州三个地区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从1988年4月起，中央又把辽东半岛、胶东半岛、河北省环渤海湾地区、广西北部湾地区也列为沿海开放区。1990年初，国务院在原有基础上，再将济南、韶关、河源、梅州等列为沿海经济开放区。至此，沿海经济开放带初步形成。

对外开放的最终目标是全方位的。1990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建立上海浦东新区。随即，芜湖、九江、武汉、凭祥、东兴等城市也相继开放。最终，经过十几年的努力，我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形成了5个经济特区、14个沿海开放城市、7个经济开放区，形成了沿海开放区、沿江开放区、沿边开放区和内陆开放的全方位、多层次、多形式的对外开放总体格局。此格局凸显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决心和勇气，也集中体现了改革开放在推动中国发展问题上无与伦比的优势。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行顶层设计

20世纪90年代初期，“摸着石头过河”式的改革开放探索难免会引发一些问题。关键时刻，88岁高龄的邓小平先后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一路走一路谈，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事关中国发展大局的根本性问题进行了全面、详细且科学的回答。

南方谈话拨云见日，石破天惊，破除了人们对改革开放的疑虑，堪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第二份改革宣言书，也为党的十四大定下了基调。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召开，大会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并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

此后，改革开放积蓄的能量迅速释放。国有企业、税制、金融、外贸、医疗、住房等领域的改革，如春天百花，竞相盛开。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召开，大会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四个方面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框架和蓝图，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使新世纪改革开放的目标和方向更为明确、具体。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20世纪末，中国全力推进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历经艰难险阻，终得功成名就。2001年，中国以昂扬的姿态迈入了世界贸易组织的大门，借力世界助推中国经济发展成为现实，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又一个举世瞩目的成绩。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召开，大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在全面认清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上，确定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国加快了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大了改革开放的力度。2007年，党的十七大召开，大会将科学发展观写入，从党内法规的角度，对改革开放提出了硬要求，改革开放本身在模式上也成功实现“转轨”。

大学历史沿革篇9

很高兴和大家一道，参加“庆祝《人民论坛》20周年暨《学术前沿》创刊理论研讨会”。首先，我对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对参与并支持本次研讨会的领导、中外专家学者及社会各界人士致以诚挚的问候！

《人民论坛》是一本思想理论期刊。1992年创刊之时，正值邓小平南巡讲话，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掀开了全新一页，同志欣然题写刊名，、田纪云、胡乔木、耿飚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为《人民论坛》题词寄语。20年来，《人民论坛》见证了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巨大进步，见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不断繁荣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不断完善。《人民论坛》取得的发展成果来之不易，创办20周年和《学术前沿》创刊“双喜临门”的好日子可喜可贺！在此，向人民日报和《人民论坛》的各位同志表示热烈的祝贺，希望《人民论坛》越办越好！

思想理论是时代的旗帜和灯塔，指引着前进的方向，凝聚着社会的力量。无论在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中，思想理论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不仅宣告了一个全新历史纪元的来临，他振兴中华的伟大理想，爱国革命、不断进步的精神，“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民之需要”的思想理论，都是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他追求民族独立、民主自由和民生幸福的主张，以实业化为中心，以民主政治为杠杆，以科学、教育和文化的发展为必要条件，走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的蓝图设计，都是我们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参考和借鉴。我们说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最忠实的继承者，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辛亥革命先辈的革命思想、奋斗精神的传承与光大。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实现民族独立与解放；完成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又经过艰苦探索，开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这其中，每一次伟大的变革历程中，都闪耀着思想理论的璀璨光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出的创新之路，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伟大创举，是中国对世界的历史性贡献。我们深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不断拓展，必将为理论创新开辟广阔前景；这棵实践的“参天大树”，必将开出更加绚烂的思想理论之花！

当前，能否站在时展的前沿，深入总结过去的发展经验，深刻分析面临的风险与挑战，以更多有价值的理论成果推动实践创新、为实践提供科学指导，是理论工作者面临的重大课题。在这方面，《人民论坛》近年来做了很多有意义的探索和努力，提出并深入研究了“中国县域科学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等一系列重大课题，中央高度关注，民众由衷认同，改革发展需要，社会效果良好。希望《学术前沿》创刊后，能够把这种探索和努力继续坚持下去，继续深入下去，尊重学术规律、潜心学术研究，以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术话语体系，回答更多的重大现实问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更坚实的理论支撑！

理论工作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今天与会的各位嘉宾，在各自的研究和实践领域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今后，必将以更多的思想创造和实践创新，为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出更大的贡献！这次理论研讨会，是一个碰撞思想、聚合高见的平台，也是一个加强交流、增进友谊的平台。希望在座的各位在研讨中相互启迪，在理论创新上取得丰硕成果。

大学历史沿革篇10

[关键词] 政区 建置沿革 管理 设置

[中图分类号] G2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17） 01-0060-04

Problems and Suggestions on How to Compile the Section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in Chorography

Wu Jing

（The Office of Local Records，Xinle City，Hebei Province，Xinle，050700）

[Abstract] Local “administrative region”category from the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perspective reflects the vavious types of card. In the “administrative region”in the compilation process to collect relevant information， scientific proof， objective truth， the systerm fully reflect the changes in the course of polital and historical heritage of Civilization and tradition. Mainly reflect the basic features the local， the real， vival display and promotion of local， reflect all walks of life， new style of the new achievements in economic and social construction units， promote domestic and interncitional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exchanges， promote the city’s urban and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social progess， cuctural prosperity will play a postive role. In history， geography， local recorder studies， research and division name politics， land planning， regional planning urban and rural construction and other fields. To promote exchange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and culture. It has a very important significance.

[Key words]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Building evolution Administration Set up

地方志是以一级行政区划冠名的地方资料性书籍，是一地内容的载体。“政区”是地方志内容的依附，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在全国第二轮修志工作开始的时候，曾经有过二轮志书设不设“政区”或者对这一部类详写还是略写的争论，后来主要意见是要设这一部类，但意见双方各自在所编修志书中体现了自己的观点，有的详记这一部类，有的略记。

其实，这个争论的命题是不存在的，双方都忽视了志书“政区”部类的本质特点和作用。《地方志工作条例》明确指出：“地方志书是指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中国政区法律上设三级，地方志是以县级以上行政区冠名的，那么，志书的空间范围就设定在县级行政区域以龋行政区就是志书所有内容的承载体。每一历史阶段的历史发展状况，都是在这一政区内展开的。所以，志书必先详写政区。有人认为，首轮志书已经详写了政区内容，二轮可以略记，这种认识是不对的。首先，两轮志书之间“政区”是有变化的；其次，二轮志书有修订前志的任务；第三，也是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展开内容，先要标明内容的承载体；第四，从著述特点来说，不管首轮还是二轮志书，都是独立的著述，不能缺项。所以，志书“政区”部类的本质特点是以行政管理区划来约束记载内容，二轮志书“政区”部类不仅要详写，还要作为重点来写，要拾遗补缺，“政区”以时间下限行政区划为准。

1 二轮地方志“政区”部类编纂中存在的问题

全国第二轮志书编修工作已经开始一段时间，从已出版的志书看，存在一些问题。仅以“政区”部类来说，在编纂中存在下列问题。

第一，专业概念表达有误。一是“政区”概念不清，种属关系混淆。比如某区志设“政区建置”，下设“境域位置”“镇（乡）、街道概况”两节，“境域位置”下设“区位”“区划”两目。“区划”为行政区划的简称，比“政区建置”概念内涵大；“境域位置”是“区划”包含的内容，是其外延之一，不能领属“区划”。而且，该区志没有设“建置沿革”，政区概念不完整。二是建置概念使用不准确。“建置”只说明“建立”，建立什么，必须加定语说明，所以，在政区部类准确的表达应该是“政区建置”。此外，由于志书更注重政区建置的历史演变，因此，用“政区建置沿革”更合适。三是纵横概念表述失误，有的志书以该县的几何形态定“纵横”，长为纵、宽为横，这是错误的。地域概念的纵横，是经为纵、纬为横，即北南合为纵，西东合为横。

第二，历史概念表述不当。比如冀州问题。“冀州”不属于行政区划，而是地理区域概念，最早见于《尚书・禹贡》记载的“九州”，传说为大禹治水后划分的九州之一。秦代以前，“九州”没有作为一个行政区划存在。许多志书的“建置沿革”都说这一县“唐尧时属冀州”，是把“冀州”当行政区划了。又如《赵县志》记：“宋代，大观三年（公元1109年），升赵州为庆源军节度”。宋代的行政区划实施三级制，最基本的是路―州―县；州级单位有府、州、军、监，县级单位有县、军、监。领县的军监与府、州同级，隶于路，不领县的军、监与县同级，隶于府或州。大体说，凡政治、经济、军事三者兼重的地方设府，有驻重兵的军事地区设军，工业区如煮盐、冶铁、铸钱等重要地区设监。在地方行政建置上，府与州平级，但在现实身份上，略尊于州，府多由州升。军与州、府平级，现实身份次于州、府，高于监。宋代仍保留唐代节度使官名，设节度使称号的州（府）称节度州，大都赐有军号，也有不加军号的，州的等级分为节度、防御、团练、军事四等。另有一种称军的地方是由县升的，或领数县或不领县，这种军仅比县略高一级。所以，宋代“军”比府州和节度规格低，《赵县志》记载应改为：“赵州改庆源军，节度州级”。

第三，“建置沿革”缺乏严格考证，朝代记述存在不当之处。有的志书将“建置沿革”作为一节，但表述非常笼统，既不充分罗列朝代，也不分段落，只是简单地将前志内容剪贴过来，不加考证地列为章节，导致一些随着学术发展应该修订的建置状况没有得到反映。还有一些处理不当的问题，如不分段简略记述各朝代建置，国家政权和地方政权并列等。按照历史沿革，中国朝代分为夏、商、西周、东周（春秋战国）、秦、西汉、新、东汉、三国（魏＼蜀＼吴）、两晋（西晋＼东晋、十六国）、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北宋（辽＼西夏）、南宋（金）、元、明、清。“建置沿革”要按此朝代顺序罗列。而有些志书把“十六国”中的一些政权，以及辽、金都作为朝代罗列，这是不妥的。虽然魏（南北朝的）、辽、金都曾长期占据河北，但它们都属于地方政权，不是代表整个中国的政权。这种记述属于历史概念的错误，有地方主义的嫌疑。又如某县志记“建置沿革”，在东汉之后列“魏”。这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东汉之后的“魏”是地方政权，中央正溯应是“三国”；二是历史上称“魏”的政权比较多，有战国魏、三国魏、东晋十六国魏，南北朝的北魏、西魏、东魏，修志时要注意分辨，这里的“魏”是南北朝的“魏”，应有标注。

第四，对民初政区建置及地名更改问题的记述不清。以河北省部分志书为例，其对民国二年（1913年）废府设道、民国三年（1914年）改名的问题普遍没有记述清楚。民国二年政府以“大总统令”的形式公布《划一组织令》，其中“教令第四号”为：“划一现行各道地方行政官厅组织令――设巡道各省份，该道官名均以为观察使，辖区照旧，设观察使公署”。河北省当时设顺天府（三年改京兆）、渤海道（三年改津海道）、范阳道（三年改保定道）、冀南道（三年改大名道），特例是口北道（三年改察哈尔特别区）。但不少河北省志书对此问题的记述不清，如“中华民国成立后，昌黎县初属津海道，后隶属直隶省（民国17年改称河北省）”，史实是民国初先设“渤海道”，次年改“津海道”。 河北省志书中涉及的需要注意的地名还有直隶省、保安县（后改涿鹿县，因陕西有保安县）、东安县（后改安次县，因湖南、广东、四川有东安县）、龙门县（后改龙关县，因广东有龙门县）、广昌县（后改涞源县，因江西有广昌县）。

第五，对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一些区域的陈述不妥。一是对日伪政权侵踞区域的记述。比如第一轮《石家庄郊区志》把日伪政权作为“政区”的一部分，在其“政法”部类公安节机构目有这样的记载：“市郊的公安机构始建于1941年3月。石门市建立后，市成立了警察署，市郊第三、四、五、六区也分别建立了警察分署。日本投降后，于1946年改Q警察分局。”在其军事部类，有“自1939年建市后市郊各区区公所只有壮丁队”这样的表述。在其“政府机关”部类“机构”节设六目：区公所、区人民政府、、郊区人民委员会、革命委员会和郊区人民政府。把日伪侵踞机构和中国政权机构并列，把日伪政权侵踞区域视为“政区”之一，显然是错误的。行政区划，不只是地域概念，还是行政概念，是国家为了进行分级管理而实行的国土和政治、行政权力的划分，以在不同区域内为地方国家机构实现各种职能而建立的政权机构为标志。换言之，行政区划是国家为便于行政管理而分级划分的区域，是一个国家在自己的国土上为了施政而划分的各级政体权利覆盖范围，是一个国家政体权利的体现，是国家权力的象征。因此，在每一个国体施政期间，只有国家的正统权力机构设置的行政区划，才算“政区”。民国的行政区划，要以民国政府颁布的行政区划为准。日伪侵踞区域，是外国侵略者为了侵略需要而建立的管理区域，日伪政权，是侵略军占领后设置的政权，虽然权利覆盖一定区域，但它是不具备法统地位的，把它写为“政区”，等于承认它的合法，这已涉及国家问题。

二是对中国共产党出于抗日战争和民众解放的需要，在中华民国政区内设定的一些政区性质的省、区、县的记述，如“束北县”“束冀县”“束晋县”。多数志书将其列在“政区”部类，这显然不科学。民国期间国民政府所设政区仍在，并不是政权的空白。抗战和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在一些地区设置了政权，但除了陕甘宁边区是国民政府行政院的一个直辖行政区域，其他都不是中华民国行政区，是中国共产党为了斗争需要而设立的区域性权利建置，属于党政建制。在“政区沿革”部类列入党政建制，不符合“政区”定义，也不能反映历史事实。较为科学的做法，是将之设在“军事”或“中国共产党”条目下。

总之，行政区划虽有明显的阶级性，但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不能否认其历史连续性。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之前，占据法统的国家政制是中华民国。所以，对中华民国期间“政区”的记述应以中华民国划分的行政区为准。

第六，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之后政区变化比较频繁，比如撤县、建县，设专区、撤专区、设地区等，导致地方志在这方面普遍存在记述不清的问题。比如这一段记载：“1958年11月，昌黎县与卢龙县、抚宁县合并，仍称昌黎县。隶属唐山市。”当年调整行政区划，国务院全体会议通过撤销六十余县级政区，其中，撤销卢龙县，将原县的行政区域分别划归昌黎、迁安二县，撤销抚宁县，将原县的行政区域分别划归秦皇岛市和昌黎县，不是“合并”。唐山专区也没有撤销，昌黎不会“隶属唐山市”。1960年4月国务院批复撤销唐山专署，昌黎县才归唐山市辖。第二年5月又重新设立唐山专署，辖昌黎县。这类问题好解决，可以在“中国政区网”找线索，然后查文件确定。

此外，现在出版的志书，在篇目安排的逻辑性方面也有一些问题。多数志书的结构是先写一段无题概述，再写区位、建置，再又写区划，顺序不对。还有很多志书的“政区”没有标明下限时间状况，只记述了一些变化，列了一些表，这也需要完善。

2 对地方志“政区”部类编纂的修改建议

地方志“政区”篇目指的是行政区划，编纂要做到标准化、程序化。标准化指行文中的概念使用要准确，程序化指篇章结构应按政区逻辑，先写什么、后写什么要规范。

2.1 政区部类篇章结构的设置

行政区划是国家宪法规定的一级行政管理地域范围，包括区域的管辖级别、行政设置、绝对位置、相对位置、通达坐标、历史变革等。“行政区划”首先要“明政区”，即“政区设置”，包括政区的归属、级别、分设等；次要“明位置”，即“政区位置”，包括绝对位置和相对位置，绝对位置是经纬度，相对位置是距首都和上级政区驻地、周边同级政区的方位、距离；再次是“明沿革”，即说明下限时间的行政区划是怎样演变而来的；最后是“政区具体化”，即本级政区的组成。

据此，笔者认为“政区”篇目可以设为一章五节：

第一章 行政区划

概 述

第一节 政区设置

第二节 政区位置

第三节 政区建置沿革

第四节 区划管理

第五节 政区概览

2.2 政区部类章节内容的设置

“第一节政区设置”记述在下限年的政区设置状况，包括隶属关系、政区级别、面积、人口、下级政区数。（下转65页）

（上接62页）

“第二节政区位置”记述政区的绝对位置、相对位置。要先有坐标，再写绝对位置（经纬度）、相对位置（四至）。坐标要写出距上一级政区的方位、里程；四至要写出四正四隅，按规范标注东、西、南、北（四正）和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四隅）。

“第三节政区建置沿革”记述该区域内有政区形态后，历朝历代的变革。注意，要写“区域”，虽然超出“政区”概念，但志书是以下限的行政区划为准归纳内容的，所以在该区域没有出现政区的时代，它属于哪里，也要记述清楚。建置沿革包括行政区域的人文设置，即在有行政管辖区域之前的政治管辖形态，以及一级行政区域的形成，政区的建、废、省、并等。

“第四节区划管理”包括勘界和划入划出；地名管理，包括改名、定名。

“第五政区概览”记述建置划分，深入反映区划状况，将某一级行政区划下设的行政单位标列出来。中国宪法规定，行政区划为三级，一级为省、直辖市、自治区，二级为县，三级为乡，县级政区包含宪法规定的县、乡两级政区，所以在设置篇目内容时要考虑“乡”的因素，应包括县城、乡镇概况并附行政村概况。同时，不要忽视人的因素，可以把乡镇书记、乡镇长纳入“概况”中。所附“行政村概况”应包含“自然村”情况，不宜忽略或以“某乡所辖村经济情况发展表”取代对行政村的直接记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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