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和法律专业的区别十篇

法学和法律专业的区别篇1

1.澳门知识产权法律的本地化及其动因

中国政府将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并实行“一国两制”、“高度自治”、“澳人治澳”的政策。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简称“澳门基本法”）的规定，在澳门回归前的过渡期（中葡联合声明生效之日至回归之日之间的时期）内，必须对在澳门施行的法律进行清理和分类，并根据澳门实际情况进行必要的修订，使其在内容上与基本法相衔接，并符合澳门社会的特点，满足澳门经济文化科技发展与进步的需要。对那些从葡萄牙直接延伸到澳门的法律，如果认为仍有需要，则须通过立法程序，使其成为澳门当地的法律后才能过渡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法律。这种对澳门现行法律进行清理、分类、修订、翻译（译为中文）和过渡的工作即为澳门法律的本地化。澳门法律本地化问题因其重要性而被列为澳门过渡期内的三大问题之一，它的解决，不仅对于确保澳门政权的顺利交接和平稳过渡有着重要意义，而且对于将来构筑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法律体系及其法制建设，也有着重大影响。

澳门法律本地化的任务之一是实现其知识产权法律的本地化，并建立澳门自己的知识产权制度。澳门原没有本地独立的知识产权法，而是延伸适用葡萄牙的知识产权法来调整其知识产权法律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套对葡萄牙法律有很强依赖性的非独立的知识产权制度。为与回归后澳门地位的变化相适应，保持澳门知识产权法制建设的延续性，更好地促进澳门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在回归前的过渡期内，制定符合基本法规定的，与澳门社会特点及其他实际情况相适应的，体现一定继承性和一定前瞻性的知识产权法，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澳门自己的知识产权制度，是完全有必要的。回归的日子日益临近，实现知识产权法律本地化，建立澳门特别行政区的知识产权制度，势在必行，迫在眉睫。

2.澳门知识产权法律本地化的基本原则

澳门基本法的有关规定为澳门知识产权法律实现本地化确定了基本原则，从而将知识产权法律本地化的工作纳入了基本法设置的轨道，这是由澳门基本法在澳门具有“小宪法”的地位所决定的。

首先，澳门原有的知识产权法律、法令、行政法规和其他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规范性文件，原则上予以保留。但是，只有澳门原有的知识产权法律、法令、行政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即是由澳门立法机关或有关机关制定的法律规范，才予保留。非澳门原有，仅仅是直接搬用的葡萄牙知识产权法律，则不在保留之列。

其次，与澳门基本法相抵触的知识产权法律，不得采用为澳门特别行政区法律。根据澳门基本法第8条、第11条第2款的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的任何法律，“均不得同本法相抵触，”这是一条强制性规定。“抵触”的情况大致有两种：一是原有的法律抵触基本法。这是指“全法”或者其“主要部分”抵触基本法，则全法不予保留。二是原有的法律部分抵触基本法，即只有部分条款与基本法不符。在这种情况下，则只是抵触部分的条款不予保留。

复次，经由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或有关机关依法定程序作出修改者，原法不予保留。

再次，通过葡萄牙政府批准而适用于澳门的知识产权国际条约或地区性条约，在澳门回归祖国后，是否继续适用，由中央人民政府根据澳门基本法第138条的规定， 在征询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的意见后作出决定或者授权、协助特区政府作出适当安排。

最后，据澳门基本法第145条的规定， 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时确认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澳门原有知识产权法律，如以后发现有与澳门基本法相抵触的，可依照基本法规定和法定程序修改或停止生效。

3.澳门知识产权法律发展趋势之前瞻

澳门是一个面积仅有23.5平方公里，人口不足50万的中小城市，属于典型的小海岛微型经济模式。自本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澳门经济经过了一段高速发展的阶段，形成了以出口加工业、旅游业、建筑地产业和金融业为四大支柱的产业结构。其特点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技术水平不高，绝大部分工厂为中小型企业。澳门经济的这种状况及其产业结构的这种特点对其知识产权制度运行模式的选择，特别是与企业技术水平有密切关系的专利制度，有重要影响。这也是其知识产权法律实现本地化所依据的基本“区情”和经济基础。

从澳门承担的国际协议义务来看，其知识产权法律必将实现国际化。澳门基本法第112条第1款、第2 款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为单独的关税区”，“可以‘中国澳门’的名义参加《关税和贸易总协定》”。澳门也正是以单独关税区的名义加入世贸组织的，而且是该组织的创始成员。世贸组织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简称“trips 协议”）首次将知识产权保护与贸易联系起来，并要求各成员加强知识产权执法，以防止、阻止和制止知识产权侵权活动。澳门作为世贸组织的成员，当然有义务遵守trips协议的各项规定，因此，澳门新知识产权制度应在执法程序上、保护范围上、保护措施上及处罚力度上等诸方面符合trips协议的规定，从而建立一个国际性的知识产权制度。而且，不仅是新制定的知识产权法如专利法、版权法等有必要以trips 协议为标准制定之，那些澳门原有的并过渡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知识产权法如商标法，也面临着进一步与trips协议适应和协调的问题。

从澳门与香港的关系来看，香港的经验值得澳门借鉴。澳门与香港地理位置邻近，一水相隔，同属自由港，社会制度相同，历史传统亦有相似之处，两地的经济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994年澳门的商品进口中有30.35％来源于香港，占该年第一位；其商品出口有11.18％输往香港，占第四位。为此，借鉴香港回归祖国前夕知识产权法律本地化的许多成功经验，制定与香港知识产权制度相协调的澳门知识产权法，从而为两地的技术、文化的交流与合作保驾护航，是很有必要的。同时，这也有利于节约法律资源，降低立法成本，减小工作难度，早日实现知识产权法律之本地化。

二、澳门专利制度运行模式及立法体例的选择

（一）澳门专利制度运行模式的设置

1.澳门现行专利制度的运行模式

现行澳门专利法适用的是于1959年延伸到澳门的葡萄牙1940年《工业产权法典》，该法典已于1995年6月1日起在葡萄牙失效，但在澳门除商标法部分外仍然有效。澳门没有建立专利授权制度，也没有建立如回归前的香港那样的专利注册制度。专利申请人得直接向葡萄牙工业产权署提出专利

申请，或者通过澳门经济司向其提出，待该申请书相继在《葡萄牙工业产权公报》、《澳门政府公报》上公布并获得葡萄牙工业产权署的专利授权后，便在澳门也获得如同在葡萄牙一样的权利。另外，在葡萄牙获得的专利权也可延伸到澳门，但非自动延伸，需向葡萄牙工业产权署申请并由其决定和批准。而且这种延伸至澳门的专利没有独立性，即它一旦在葡萄牙被撤销或期限届满，则它在澳门也不受保护。

可见，澳门既没有独立的专利法，也没有独立的专利制度。在澳门回归祖国后，其专利制度的运行模式应如何设置，是专利法实现本地化所要解决的问题。

2.澳门特别行政区应建立专利保护制度

在诸知识产权法中，专利法的技术性最强，专利制度最为复杂，专利保护的成本也最高。因此，是否建立专利制度，是建立独立的专制制度，还是建立依赖于其他专利机关的非独立的专利制度，必须综合考虑各种因素。

澳门基本法第124条第1款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自行制定科学技术政策，依法保护科学技术的研究成果、专利和发明创造。”这为澳门实现专利法律的本地化以及建立澳门自己的专利制度提供了法律依据。

在澳门的经济结构中，尽管以第三产业为主，但是，以制造业和建筑业为主的第二产业也占居重要地位。而提高技术水平，发展高技术产业，又被认为是在1999 年后澳门特别行政区继续保持繁荣发展的基础。因此，设置一种鼓励技术创新、保护发明创造、促进技术进步的专利机制，是澳门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内在需求，也是使澳门经济得以可持续发展的源动力之一。

3.澳门特别行政区不宜建立独立的专利授权机制

澳门经济结构决定了它本身并没有大量的发明创造寻求专利保护。自1985年至1998年澳门地区向中国专利机关申请专利总共才提交93件专利的申请，而香港地区提交的专利申请量达6353件，其中发明专利申请636件，实用新型905件，外观设计481件，大大超过了澳门。而同年中国专利机关的专利授权中，澳门仅占36件，实用新型19件，外观设计16件，发明专利1件。而香港达4959件，其中发明专利159 件，实用新型671件，外观设计4129件。可见，澳门的专利申请量是很少的。因此，澳门也就没有必要建立独立的专利申请和授权机制。而且，这种机制特别是专利申请的实质审查，需要大量的人、财、物，而澳门一直没有专利授权机制，甚至连回归前的香港那种形式上的注册制都没有，以此小数量的需求，花费庞大的投资，建立一个独立授权机制，不仅在短时期内难以实现，许多技术性问题也不能解决，就经济原则考虑，也极不划算。

4.澳门特别行政区专利制度可采用注册制的运行模式并以纳入内地专利制度体系为宜

笔者以为，澳门完全可以参照香港的成功作法，在澳门也建立一种注册其他专利机关实质审查并授权的专利制度。由于在澳门回归后，根据澳门基本法的规定和“一国两制”的精神建立的澳门特别行政区，和香港特别行政区一样，为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的一级地方行政区域，澳门在建立新专利制度时应反映这种地位上的变化，因此，以选择注册中国专利机关实质审查并授权的专利为最佳选择，依《专利合作条约》（pct）进行与澳门有关的专利国际申请时，当以中国专利机关为受理局或指定局。当然，这也是完全符合澳门的根本利益的，因为澳门与内地经济联系非常密切，澳门对内地经济具有很强的依赖性，内地的经济建设对澳门有重大影响。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在澳门回归后，无论从哪个角度考虑，这种联系只会加强。因此，澳门新专利制度非常有必要与中国内地专利制度相协调，以适应这种经济上的密切联系。

与此相关联，在澳门回归后，目前实行的葡萄牙专利权延伸至澳门的制度不能再延续了。至于在回归前已延伸至澳门的葡国专利，则考虑到专利权人或发明人的利益，保持澳门专利保护机制的连续性，也为了平稳过渡的需要，在1999年12月20日以后，在该专利的法定保护期内，应继续在澳门受到保护。另外，在澳门回归后，葡国专利若想在澳门获得保护，则完全可以通过在中国内地专利机关申请专利或进行专利国际申请（都可享有优先权），首先在内地获得专利权后，再在澳门注册的途径实现。

（二）澳门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制度运行模式和设置

1.澳门现行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制度的运行模式

澳门保护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但本地没有注册制度，而是由葡萄牙工业产权署注册的。注册后获得的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用权自然延伸至澳门，即在澳门也享有和葡萄牙一样的专有使用权。而且，在外观设计完成之后未注册之前，设计人还可享有版权法给予的版权保护。

葡萄牙1940年《工业产权法典》规定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在注册后可无限制地续展。但1996年6月1日开始生效的葡萄牙新《工业产权法典》对此作出了新的规定，实用新型保护期为15年，外观设计为25年，都自请求书提交之曰起算。

2.澳门特别行政区应建立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保护制度

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制度有利于保护只具有短期商业价值且创造性低的实用物，并能以较低的费用和较快的时间获得法律授予的专用权，因而受到中小企业的青睐。由于澳门的经济结构中以出口加工业为主，技术含量低，所以，这类制度特别适合澳门的情况，也更能促进其技术水平的提高。而从经济价值的角度考虑，也是不可低估的。因为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都突出实用性，且能增加产品之美感，乐于为消费者接受，从而有利于提升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对于发展国内外贸易也极其有利。

实际上，澳门对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的需求也远高于发明。从1985年到1998年，澳门向中国专利局共提交了93件专利申请，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共85 件，占其申请总量的91％；专利授权中，澳门共获授权36件，其中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共35件，占97％。由此可见澳门特别行政区建立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保护制度之必要。

3.澳门特别行政区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制度可选择登记制的运行模式

正是由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的技术含量少，创造性低，经济价值小，世界各国在授予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用权时，都采取不进行实质审查只进行形式审查并直接予以登记的制度。澳门本来就没有进行实质审查之传统，也无足够力量，亦无实质审查之必要。因此，承继国际传统，吸纳各国、各地区成功经验，对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制度选择登记制的运行模式是完全可行的。

（三）澳门特别行政区专利立法体例之选择

世界各国、各地区专利制度的建立和专利法的内容都是由本国的社会政治结构、经济技术状况所决定的。所以，各国、各地区的专利法存在差别，表现在具体的立法上，便出现了不同的立法体例。如英国专利法只保护发明、不保护实用新型，外观设计法单列；美国专利法保护发明、外观设计和植物品种，不保护实用新型；法国专利法只保护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法单列；德国专利法只保护发明，实用新型法和外观设计法单列；葡萄牙的《工业产权法典》保护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但是，发明和后二者之间在授权程序、条件、权利内容等各方面，有着严格的区别，等等。在“一国两制”下，我国各区域的专利立法也各有特色，大陆和台湾都在一部专利法中保护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但实践证明，这种立法体例有其弊端，

很难说是其立法模式之优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专利条例》保护标准专利和短期专利，外观设计另设专门法。

前已述及，澳门特别行政区宜保护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从继承传统来看，也依这三者在澳门授权途径之不同，有必要分开立法，各设专门法保护。这也是符合各国、各地区之立法潮流的。但从与我国其他区域专利制度相协调之要求来考虑，制定一部三位一体的专利法，亦无不可。

三、澳门商标注册制度的运行模式

1.澳门现行商标注册制度的运行模式

澳门原来也没有自己的商标法，和其专利法一样，直接适用葡萄牙的《工业产权法典》，亦无权进行商标注册。这和香港一直有自己的商标法以及商标注册制度是不同的。若想在澳门获得商标专用权，需向葡萄牙工业产权署提出申请，核准注册后，即在澳门也获得专有使用权。但在澳门回归后，这种情况必须终止，这是澳门基本法的要求，也是澳门地位变化的必然结果。

2.澳门商标法本地化的法律依据

在商标法律方面，尽管澳门基本法没有专门提到到“商标”制度方面的问题，但该法第114 条规定的澳门特别行政区“自行制定工商业的发展政策”，“改善经济环境和提供法律保障，以促进工商业的发展，鼓励投资和技术进步，并开发新产业和新市场”，可以看作商标法律本地化的法律依据。因为，商标法是“工商业的发展政策”的有机组成之一，也是澳门特别行政区为促进本地工商业发展，“改善经济环境和提供法律保障”的措施之一。事实上，也正是商标制度对经济建设所具有的巨大功能，使其在现代社会的各项经济制度中占有重要地位。基于此，1995年11 月6日，澳门总督韦奇立法令， 公布了旨在规范商标注册及其保护的第56／95／m号法令。该法令赋予了澳门经济司核准注册商标的权力，从而使澳门商标制度得以首先实现本地化。

3.澳门现行商标注册制度的运行模式

根据澳门第56／95／m号法令的规定，申请商标注册的请求书应向澳门经济司提交，在经济司收到注册请求及对拟申请商标的产品或服务作出分类后，将其公布于《澳门政府公报》上，再经过一定时间的异议期或法定的异议程序后，由经济司对该申请予以审查。审查内容包括：审查申请之商品、将之与其他同类产品或服务以及类似产品或服务之商标或已注册商标相比较，对符合该法令规定的，给予商标注册，并发给注册证。在澳门注册的商标权人，还可通过《国际商标注册马德里协定》规定的途径，由申请人提出国际商标注册的请求以确保其商标受该协定之缔约国的法律保护。申请书应向经济司提交并由其转交给国际局，或直接向国际局提交，之后再由国际局转入各国国内阶段。该协定缔约国国民亦可依该协定的规定进行国际商标注册，以实现其商标在澳门获得法律保护。

该法令对其生效前还未处理完的事项或商标续展问题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如该法令第83条规定，萄国工业产权署准予适用澳门之商标，在准予之期间内维持其完全有效，但其续展则须遵守本法规之规定。至此，在澳门建立了完整而独立的商标制度。

四、澳门版权制度运行模式与设置

1.澳门现行版权制度的运行模式

澳门没有自己的版权法，调整其版权关系的法律为于1972年延伸至澳门的葡萄牙1966年《版权法典》。该法所确定的版权制度运行模式为版权自动产生制，即一部作品一经创作完成，即享有受版权法保护的版权。1985年11月25日，澳门立法会通过了一项旨在防止录音及录影制品非法复制（翻版）的法律，对在澳门地区进行首次灌录、发行或同时发行录音及录影制品的制造者以特殊的法律保护。另外，澳门本地还有规范出版及出版业、视听广播业以及其他有关鼓励文艺活动、管理档案图书的一些法令或批示等法律规范。

2.澳门特别行政区宜建立版权保护制度

澳门基本法第125条第1款、第2 款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自行制定文化政策，包括文学艺术、广播、电影、电视等政策”，“依法保护作者的文学艺术及其他创作成果和合法权益。”第126 条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自行制定新闻、出版政策。”这些规定为澳门实现版权法律的本地化以及建立澳门自己的版权制度提供了法律依据。

从澳门的文化状况来看，近400多年以来，澳门作为东西文化交流的中介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使其拥有既不同于香港，更不同于内地的丰富的宗教文化、民俗文化、建筑文化和许多珍贵的艺术宝藏。特别是澳门与葡语及拉丁语系国家之间，不仅有着传统的经贸联系，文化的交流也从未间断，更丰富了澳门文化的内容。这些优秀的文化成果需要版权法律的保护，也惟有提供完善的版权保护，其文化交流才能顺利进行。而澳门本地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也呼唤完整的版权保护机制。目前，澳门坚持定期出版的文化学术刊物达十几种之多，每年出版的本地中葡学者的著作也不下数十种。中国社会科学院杨匡汉教授在谈到澳门的文学创作活动时说到，澳门有一支老、中、青搭配的创作队伍，澳门每平方公里就有两位诗人，若按人口百分比来计算，其拥有作家和诗人的人数或许以列入世界之最。可见，建立澳门自己的版权制度，以保护和促进其欣欣向荣的文学艺术创作局面，是不可或缺的。

3.澳门特别行政区版权制度运行模式的设置

澳门文化的开放性特点决定了其在设置新版权制度时，应建立开放性的运行模式。因此，和香港版权制度一样，采取普通优惠原则，对世界上任何人、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发表或出版的作品均给予版权保护，既有必要，也力所能及。同时，作为经济发达的地区和中西方文化的交汇地，其版权制度又应该是最先进的。如在版权法中设置计算机程序的翻译权、在计算机互联网络（如internet）上的传输权、数据库的专有使用权、书面形式的文字作品、摄影作品及绘画艺术作品等的传播权等；又如在侵权行为的处罚机制中，可实行无过错或过错推定原则，加重侵权人的责任，对于情节严重的，处以严厉的处罚，加强边境保护措施，等等。从而建立一套既具有本地特色，适应自身发展之需求，又体现国际性，促进国际文化交流的先进的版权保护制度，并为与之有版权贸易往来的各国、各地区的版权人提供高水平的版权保护。

五、结束语

法学和法律专业的区别篇2

内容提要： 2002年司法考试制度确立和实施以来，逐渐出现基层司法官断档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国家司法考试应当区分两个层次，一方面满足现实需要，另一方面选拔“法制精英”。在考试模式上，区分为甲、乙类考试，甲类考试由中央组织，乙类考试为各省自主组织。在报名条件上和考试范围上，两类考试应各有侧重。

司法考试制度是国家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上大多数具有良好法治秩序国家培养和选拔职业法律人员通行的一项重要制度。2002年我国举行的首次司法考试标志着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在我国的确立。毫无疑问，国家司法考试制度对规范我国法律职业人员的任职资格、提高我国以法官和检察官为代表的司法官以及律师的综合素质、业务能力和整体水平、推动我国的法律职业化进程等方面具有重大意义。但是，从目前司法考试的实际效果看，也有诸多亟待完善之处。

一、问题的提出

根据司法部有关部门的资料显示，2002年至2004年三次司法考试中，全国累计近66万人次参加司法考试，66400多人考试合格取得法律职业资格，平均通过率（通过人数与实际参加考试人数之比，以下同）在10％左右。[1] 从通过人员的情况看，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一）在职业分布上，司法考试通过人员中司法机关所占的比例较低

根据我国有关法律规定，需要取得法律职业资格方能执业或任命的主要包括法官、检察官和律师。据此，在理想状态下，通过的66400人中，如果有三分之一进入法官队伍，三分之一进入检察官队伍，其他三分之一从事律师职业，这样基本上能满足三个职业的人才需求。这也是有关专家学者一直认为现有法律专业人才够用的基本前提。然而，空洞的假设并不能掩盖现实问题的存在。“以法院、检察院通过率最高的2004年计算，法院通过3200人，检察院通过2400人，总计5600人”。[2] 依此推算，三年来，法、检系统通过司法考试的总人数约有16000人。也就是说，全国通过司法考试的人员中，司法机关人员只占24％左右。

（二）在地域分布上，东、西部地区差异较大，西部地区通过司法考试的人数比较少

2002年首届司法考试中，全国平均通过率7％。云南全省共通过440人，通过率为4％；贵州共通过128人；青海共通过23人，通过率仅为0.15％；西藏共通过7人。而北京通过2137人，通过率达到12.2％；上海通过1127人，通过率为11％。[3] 这一点在司法机关内部也表现得也非常明显。如检察系统2002至2004的三次司法考试通过的近5600人中，北京、上海、山东等东部11省（市）共通过3300多人，约占检察系统通过总人数的近60％。云南、贵州、陕西、青海等西部12省（区、市）共通过约900人，也就是说，三年来西部地区12个省（区、市）的通过人数仅占通过总人数的16％左右。

（三）在按行政区划设置的层级分布上，基层通过司法考试的人数比较少

据统计，全国检察系统3000多个基层院三年参加考试通过3700人，平均每个基层院每年通过仅为约0.4人。事实上，有1600多个基层院三年来无一人通过司法考试，超过基层院总数的一半以上。在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这个问题更为突出，西部十二省区有基层院1100多个，770多个院三年来无一人通过司法考试，将近占到西部基层院总数的70％。

以上问题的存在，已经使得基层司法机关特别是西部地区基层司法机关司法官缺额严重，并逐渐显露出司法官断档问题。

二、我国司法考试制度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司法考试制度最重要的目的是将社会上（主要是法学教育培养出来的“社会产品”）的法制精英选拔到法律职业家队伍中来。[4] 司法考试制度的确立，符合现代司法官管理的规律要求，顺应了我国当前司法改革的需要，标志着中国法治建设和司法官管理制度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具有里程碑意义。因此，司法统一考试被学界认为“是中国近年来司法改革方面真的是有非常重要价值的改革”，[5]“是我国自80年代以来所进行的司法改革的最重要成果之一”，[6] 也被学界和社会公众赋予了太多的期望。从总体和长远来看，司法考试的设计目标是实现司法“精英化”，保证国家司法的权威、公正和高效，同时，在法律从业人员中形成共同的法律信仰、理念、思维、知识和技能，加快我国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从积极角度看，司法考试对司法队伍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司法考试促进了司法官队伍素质的提升和司法官队伍的职业化。其次，司法考试促进了司法人员整体素质的提高。司法考试为面向社会选拔司法官和面向社会录用司法人员奠定了制度基础，有利于规范司法人员的录用制度，堵住了司法人员选任上的漏洞，从而提高司法人员队伍的整体素质。第三，司法考试有利于促进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对法律职业的认同感及对相互工作的更多理解，减少职业偏见和隔阂。同时，由于是统一的选拔平台，也使得法律职业间的相互调任或流动成为可能。[7] 但是，在现阶段，司法考试也给司法官队伍建设带来了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一方面，由于司法考试通过率低，造成了基层特别是西部地区司法官紧缺、面临断档等现实问题。另一方面，由于司法考试统一了法律职业资格，促使了司法官与律师间的逆向流动。特别是在许多欠发达地区，尽管通过司法考试的人数本来就少得可怜，但通常的情况都是，考生一通过考试就义无反顾地奔向大城市或立即辞职做律师。

从目前情况看，造成基层司法官断档问题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司法机关特别是基层司法机关现有人员通过司法考试的人数比较少，其数字远远少于每年司法机关因退休、调出、辞职等原因退出司法官队伍的人数。据湖北省某中级法院对全市11个基层法院法官队伍状况进行调查的结果表明，2002年以来，全市法院法官退休63人，离岗退养69人，调离或辞职23人，这些法官90％以上是直接从事审判工作的，而这三年来全市法院通过司法考试的人数仅有24人。司法机关特别是基层现有司法人员为什么很难通过司法考试呢？对此，可以从实施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的社会现实背景进行考察：

（一）司法队伍整体的专业素质比较低

我国的司法官队伍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庞大的，但就总体而言，我国司法官队伍的整体学历层次、文化水平、专业化程度都比较低，而且相当一部分司法人员的学历是通过自学高考、函授、法律夜大、电教、党校学习等成人教育途径取得，其知识的局限性和素质的结构性缺陷就是一个不容回避的客观事实。2002年10月，国家法官学院书记杨永波和四川法官学院专职副院长周忆在北京大学、全国法院系统法学远程（网络）专升本学历教育工作研讨会的发言中就曾提到过这个问题。[8] 据了解，检察机关的情况也与之相仿。此外，我国对司法官的法律专业素质要求也只是近十多年的事。在建国后的40多年时间里，我国对待法官、检察官与国家行政人员没有本质区别，同属国家干部，都按照党政干部的模式进行管理和选任，考察任用时既没有学历、专业、法律工作经历等方面的特殊要求，也不用经过统一的专业考试，而往往更看重的是政治素质和资历级别。如《人民法院组织法》直到1983年9月修改时才增加了“人民法院的审判人员必须具有法律专业知识”这一款，但仍然没有要求通过统一的专业考试。检察人员更是到1995年《检察官法》颁布实施后才明确规定检察官任职的法律专业知识、法律工作经历等要求。近些年虽然司法机关招录人员都要求具备法律专业知识，并要“凡进必考”。但所谓积重难返，这种长期以来历史沉淀形成的司法人员特别是基层司法人员法律专业素质较低的现实，很难一下适应司法统一考试这个现代意义的法律职业选拔考试制度。所以，司法机关现有人员司法考试通过人数少的状况也就容易理解了。

（二）不同层级司法人员的文化素质存在差异

我国的现有司法机关主要分为四级：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地级市（自治州）、县。一般来讲，如果抛开地区差异等其他非正常因素，一个法学院毕业生在分配工作上，无论是从收入、日后发展机遇还是充分发挥个人人生价值的角度，其选择去司法机关工作的意愿都是随司法机关的层级而逐渐降低的，即他会首选去中央层次的司法机关（如最高法院），其次才是省、地级市、县。从另一方面来说，司法机关选择法学毕业生的范围是随层级而减少的。比如说，对最高法院，假设有10个职位可以招人，可能会有上千人报名竞争，而对于省高级法院来讲，可能就只有几百个人来报名了，中级法院和县级法院就更少人报名了，所以他们选择毕业生的余地也就越来越小。另外，根据现行检、法系统“凡进必考”制度，而“考试的功能从来都是将一些一般说来更聪明的因此更能通过考试的人从社会中筛选出来，因为一般说来，聪明人总是要比一般人更会应对考试。”[9] 那么相应地，上一级司法机关招到的法学毕业生素质总体上要比下级法院要好。按照这样一个思路，上一级司法机关的人员素质整体上都应比下一级要强一些。事实也确是如此。但现行司法考试并没有照顾到这一点，而用一个标准统一要求从中央到基层四级司法机关的人员，很明显，结果肯定是越到基层考试合格率就越低。

（三）司法考试难度较大

相比以前检、法两家单独组织的初任法官、初任检察官考试，现行司法考试的难度提升很多。比如，在考试内容上，现行司法考试所涉及的范围很广，基本上涵盖了法学教育的主干学科，而以前的法官考试比司法考试的科目要少，主要结合审判业务，不包括国际法、国际私法；以前的检察官考试的涉及面更窄，主要结合检察业务，以刑事法律为主，对民事法律等考核相对较少。在考试形式上，司法考试是四张试卷，试题主要是选择题和案例分析；以前的法官考试和检察官考试是三张卷，试题形式既包括选择、判断、改错形式的客观题，也包括简答、材料分析、案例分析、文书写作等主观题。比较而言，后两者主观题比前者占的比重大，形式多，更注重对应试者实践运用法律能力的考察。而且，司法考试是通过考试合格率来控制考试难度的，这三年的考试合格率基本控制在10％以内。[10] 这也就意味着，不管参加司法考试的人员素质整体上多么优秀，每年最多也只能通过10％。在这种情况下，检、法机关现有人员一边忙于工作，一边复习考试，他们在年龄、时间、精力等方面都处于劣势，根本无法与全身心投入考试的在校大学生、待业人员等竞争，造成了检法现有人员通过率低。

（四）地区差异的客观存在

中国是一个地域极为广阔的大国，同时，中国也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国当前的基本国情是：各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尽管这一判断已成为老生常谈，在许多言说者那儿已失去了思考的意蕴，但……仍然是今天我们在思考中国法治等问题时绕不过去的因此必须铭记的关于中国国情的两个最基本的判断”[11] 之一。因此，分析司法考试制度也必须考虑这种地区差异。北京大学吴志攀教授也注意到这种地区差异对司法考试产生的影响，他以北京和青海两个区域为例，就两地的高校法学院毕业生人数、人口比例、案件数量、法官数量等进行了具体分析比较。最后的结论是：在未来北京地区的通过司法考试人员将大量过剩，而青海省参加和通过司法考试的人员将严重不足。[12] 事实上，这种状况在东西部地区广泛存在。如果在司法考试政策上不进行适当调整，东西部地区的差异会越来越大，一些发达地区司法专门人才过剩，造成人才积压和人才浪费；而另一些经济不发达西部地区司法专门人才短缺，人才不足，人才断档。这种后果将不利于我国司法制度在全国均衡的发展。

可以看出，现行司法考试制度设计至少忽视两个问题，一是在强调法律职业者（法官检察官律师）之间统一考试的同时，忽略了法律职业内部的层级问题，在中国这样一个泱泱大国，对所有法律职业者通用一个标准，就好比要求某一基层县医院与北京协和医院的医生专业技术水平一致，虽然主观愿望是好的，但在现实肯定是行不通的。二是制度设计过于理想化，忽略了（至少没有充分估计到）中国司法队伍的现状及各个地区间的差异。虽然现行司法考试对西部地区也有降分等政策倾斜，但效果并不理想，所以就出现了法律职业专门人才分布不平衡，基层特别是西部地区基层司法官严重不足并断档等问题。

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出，影响基层司法官断档的众多因素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现有司法人员通过率低，在现行司法考试模式不变的情况下，由于受地区间差异、现有司法人员特别是基层司法人员素质较低等影响，这种状况将会长期存在。影响基层司法官断档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已经通过考试的人员不愿进入基层特别是西部地区基层司法机关，司法考试这个“法律人才的蓄水池”并未起到蓄水解旱的作用。对于司法考试合格人员来说，通过了国家司法考试就意味着有更多的选择，这些选择在各个方面都要比去基层司法机关收益更多，而且收益的差距相当巨大。在现有司法官的收入、预期收益、职业地位没有得到有效改善之前，这种巨大的收益差别将促使这些人员向收入相对较高、职业前途相对说来更为广阔的大中城市、地区和行业流动。同时，基层司法机关现有的司法考试合格人员也很难留住。在市场化的今天，这种趋势单靠意识形态和道德说教是无法改变的。但是，提高基层司法官的收入、职业荣誉感等涉及诸多体制问题，又是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的，这也就意味着，影响司法考试的这些因素都很难在短期内有所改变。因此说，如果不对调整现行的司法考试政策，基层司法官断档问题不仅不是短期的阵痛，而且将会越来越严重。所以，调整司法考试政策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要使司法考试制度对应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司法官队伍整体素质以及司法体制等社会大背景。

注释：

[1]http： // legalinfo. gov. cn/sfks/2005-05/30/content_145407. htm.

[2]http： // legaldaily. com. cn/bm/2005-06/01/content_147233. htm.

[3]何凯：《实施国家司法考试制度对边疆民族地区的影响》[j]，《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03年第3期。

[4]丁相顺博士在“司法考试、司法官遴选、司法官培训制度”专家研讨会上的发言，参见《司法改革报告——司法考试、司法官遴选、司法官培训制度》[c]，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33页。

[5]贺卫方、魏甫华：《改造权力——法律职业阶层在中国的兴起》[a]，《司法改革报告——法律职业共同体研究》[c]，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22页。

[6]信春鹰：《国家司法考试需要相应的制度支持》[j]，《中国律师》2002年第4期。

[7]孙谦：《中国检察制度论纲》[m]，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23页。

[8]http： //edu. chinalawinfo. com/news/tongxun_tf. asp#3.

[9]苏力：《法官遴选制度考察》[j]，《法学》2004年第3期。

[10]http： // legalinfo. gov. cn/sfks/2005-05/30/content_145407. htm.

[11]苏力：《道路通向城市——转型中国的法治》[m]，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6页。

法学和法律专业的区别篇3

[关键词]地方综合性大学 民族地区 法学教育 专业建设

[中图分类号]G64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43（2013）04-0083-05

[作者简介]阮丽娟，田开友，吉首大学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南吉首416000）

随着法学专业在我国高校的蓬勃发展，民族地区高校（本文所称的民族地区地方综合性大学是指建在民族地区的普通高等综合性大学，而非学院，也非单纯的民族院校；所谓民族院校是指包括中央民族大学在内的13所普通民族高等院校）日益成为法学专业办学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担负起了民族地区法学人才培养的重任。从我国目前的专业招生情况看，少数民族主要聚集地区的一些重要综合性大学基本上都开办了法学专业。由于区域劣势和基础弱势，民族地区地方综合性大学的法学专业建设基本上是在复制和模仿中东部地区重点大学法学专业的内容和形式。在经历了简单的模仿与复制阶段之后，如何建设“特色鲜明”的法学专业便成为民族地区地方综合性大学重要而又紧迫的现实问题。基于此，研究民族地区地方综合性大学如何选择有效的路径构建特色法学专业，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一、科学定位：确立适应新形势的法学专业建设目标

民族地区地方综合性大学要构建具有特色的法学专业，首先要确立其建设的目标，也就是法学专业的办学定位问题。一般来讲，办学定位是一所学校办学方向、角色定位、特色所在的办学理想和价值追求，其作用为规范、约束和自我评估办学行为，以提高办学能力和纠正办学实践中的失误。高校办学定位的形成主要源于三种需要，即国家高等教育布局的战略需要，高校所在地域、归属行业发展的现实需要，高校自身突显其办学精神的表达需要。与那些为了国家重大战略而设置、办学实力雄厚、渊源久远的高校相比，民族地区地方综合性大学应着重关注国家发展中的区域性、地方性和民族性社会经济问题，应树立起服务地方、面向民族、扎根基层的办学理念。基于此，民族地区地方综合性大学在建设法学专业时应将服务民族地区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作为建设目标。

吉首大学是一所办在湘、鄂、渝、黔四省（市）交界武陵山片区的民族贫困地区地方综合性大学，其法学专业创设于1996年，并于当年开始招收普通全日制专科生。2000年，开始招收普通全日制法学专业本科生。2006年，法学专业被确定为校级重点专业，同年获准开办法学理论硕士点。2011年，该专业被确定为校“十二五”重点建设学科。尽管该专业为湘西地区培养了近千名的法律专业人才，但由于长时间定位不明确，痛失了许多发展壮大的机会。因此，考虑到地方性、民族性和区域性的需要，吉首大学法学专业的建设目标应定位为：立足于西部民族地区，为武陵山片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法治服务，建设成为在全国有一定影响的武陵山片区法学教育、研究与服务中心。

二、汇聚内外力量开放办学：化解法学专业建设的区位基础弱势

从我国高校整体布局来看，民族地区地方综合性大学大多地处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与中东部相比，民族地区办学经济资源极其短缺，而且民族地区高校在长期办学中普遍养成的等待国家援助、依靠上级拨款、索要扶贫资助的“等靠要”被动办学思想十分严重，很少主动去利用社会资源合作办学，也不太关心学校已有教学资源的整合。为此，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化解民族地区地方性综合性大学法学专业建设的区域劣势与基础弱势。

（一）借助外力，打破封闭办学的格局

1.通过与支援高校的合作，实现教学、科研、师资与管理资源的共享，进而推动法学专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教育部早在2001年就启动了“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工作计划”，各民族地区的高等院校目前都已成为重点大学对口支援或共建单位。那么，民族地区地方综合性大学的法学专业建设就应当充分利用好这一国家政策，开展与支援高校的深度合作，在法学专业建设尤其是法学教学课程、科研平台、联合招生以及师资培训上进行广泛的交流与合作，推动支援高校的优质办学资源向民族地区地方性高校开放与共享，以优化民族地区地方性高校法学专业的结构。

2.深化“学校+实务部门”的联合培养机制，充分利用地方社会资源。地方高校对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而地方高校的发展同样离不开地方社会资源的有力支持。基于此，民族地区地方综合性大学应打破高校作为单一教育主体的常规，将高校、实务部门教育资源有效系统地融合起来。根据教育部、中央政法委联合颁发的《关于实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若干意见》（下文简称《若干意见》）的要求，为培养高质量的法律人才，高校与实务部门应建立起常态化、规范化的“高校+实务部门”的联合培养机制和运行模式。此种联合培养机制体现的是高校与实务部门共同制定培养目标、设计课程体系、开发优质教材、组织教学团队、建设实践基地，深度拓展“学院与司法部门共建”、“学院与企业共建”、“学院与政府部门共建”等社会合作教学模式。这既能促进学校法学专业的发展，又能促进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乃“双赢”的结果。

（二）依托校内资源，加强以法学专业为核心的专业群共建共享

为实现服务地方建设目标，民族地区地方综合性大学应加强法学专业与其他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专业的互动合作，整合多层次开放式办学资源，实现教学资源的共享。

吉首大学法学专业建设在化解区域基础弱势方面，应与湘西州、张家界、怀化及其他周边地区的司法机关、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等实务部门建立广泛的合作关系，探索与法律实务部门密切合作的培养机制。应充分利用中山大学、中南大学和湖南师大等对口支援单位的法学资源，以及与体育学、管理学、产业经济学、民族学、哲学、医学等专业建立共同申报课题、互派教师定期开展学术讲座等机制，鼓励教师进行跨学科交叉问题的研究。

三、面向西部基层：克服法学专业人才的竞争劣势

截止到2007年，我国共有927个普通高校（含独立学院和分校）开设了本专科法学专业，占全国普通高校的42%。2010年招收法学本科学生486750人，专科209995人，法学硕士生25801人，法学博士3529人，法学硕士研究生在校人数达到7.7万人。与法学教育迅猛发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法学专业毕业生近年来持续低迷的就业率。从2002年开始，法学本科毕业生就业即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机，当年在全国214个学科专业中，法学专业就业率排在187位，2005年则成了倒数第一，此后一直名列榜尾。而另一番图景是：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的民族地区法律职业人才十分短缺，法官、检察官、律师断层现象比较严重。例如，截止2007年，青海全省法院有58%的法官集中在经济相对发达的西宁和海东地区，青南地区仅占17%，其中还有87%的基层法院法官人数仅为3～4人。到2007年底，贵州全省1500名律师中，仅贵阳市就有700余人，占全省律师人数的一半。更令人惊讶的是，目前贵州全省有6个县没有一名律师，有36个县的律师事务所没有达到“三人一所”的法定要求。新疆自治区2002年有法律职业从业者13000余人，占全区人口总数的6.7%。其中，全区5400名法官当中大专和中专文化程度的有4231人，占78.1%；全区6000余名检察官当中，大中专文化程度的3864人，占64.8%；全区1600多名律师当中，大专文化的1183人，占74%。由此可以看出，当前我国法律人才紧缺和法学专业毕业生就业非常困难的局面并存。

为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深化高等法学教育教学改革，提高法律人才培养质量，《若干意见》中倡导将卓越法律人才实行分类培养，即应用型与复合型法律职业人才、涉外法律人才和西部基层法律人才三种培养模式。其中，应用型、复合型法律职业人才的培养模式应适应多样化法律职业要求，坚持厚基础、宽口径，强化学生的法律职业伦理教育、法律实务技能培养，提高学生运用法学与其他学科知识方法解决实际法律问题的能力，促进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深度衔接。因而，此种人才的培养是实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重点。涉外法律人才培养模式适应了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以及国家对外开放的需要，是培养应用型、复合型法律职业人才的突破口。在该种培养模式下，所培养的是一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法律事务和维护国家利益的涉外法律人才。为适应西部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需要，结合政法人才培养体制改革，西部基层法律人才培养模式下所培养的是一批具有奉献精神、较强实践能力，能够“下得去、用得上、留得住”的基层法律人才。

基于此，考虑到办学时间短、办学经验欠缺、国家投入少、师资力量薄弱、生源质量不高、地处偏远区域等因素，民族地区地方综合性大学在法学人才培养模式上应选择西部基层应用型模式。在这一模式的指引下，民族地区高校（综合性大学）应尽可能将培养的法律人才留在民族地区和西部基层。这样既可以化解法律人才因供大于求造成的法科生就业压力大和西部基层、西部民族地区法律人才紧缺的矛盾，又可以较好地解决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脱节的问题。基于此，民族地区地方综合性大学法学专业人才培养及特色建设应当考虑契合民族地区和西部基层的社会需求，培养过程中应对各个培养环节进行特色设计，并副之以正确的就业政策引导，以保证培养的法科生真正为西部基层和民族地区的社会所需求，真正符合西部基层和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只有这样，才能扭转民族地区地方综合性大学法学专业人才的竞争劣势。

四、苦练内功：合理选择法学专业建设措施

要想实现上述法学专业建设目标，民族地区地方综合性大学还应苦练内功，选择合理的措施建设法学专业。

（一）采取合理的人才培养措施

1.优化课程体系。根据培养目标，民族地区地方综合性大学在法学人才培养方案中将课程体系划分为人文素质课程、专业课程、职业技能课程、社会管理创新课程等4个课程模块。人文素质课程模块旨在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修养，培养学生扎根基层、服务农村的职业素养。专业课程模块旨在使学生获得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以及强化学生专业技能的培养，为学生的后续发展打下坚实的专业基础。通过精简、整合等方式对原法学专业16门主干课进行整体优化，重点突出三大实体法以及三大程序法的教学，增设“民族法学”、“民族法律政策与公共治理”、“区域法治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等特色课程。职业技能课程模块旨在使学生获得扎实的基本技能，应开设“社会调查方法”、“法律诊所”、“司法实务”、“政府法务”、“非诉讼程序（ADR）”等实践实训课程。社会管理创新课程模块旨在培养学生创造性地解决法律实践和社会管理实践中各种问题的能力，可开设“法律实务与社会管理创新”、“民族地区危机管理”、“跨区域公共治理”等特色课程。

2.变革培养环节。针对4年制法学本科教育（如无特别说明，本文涉及的法学专业建设只讨论本科阶段的法学教育），民族地区地方综合性大学可按照“2.5+0.5+0.5+0.5”模式实施。前5个学期为人文素质课和专业课实施阶段，第6个学期为在校内实训基地进行职业技能课程和社会管理创新课程教学的阶段，第7个学期为在校外实习基地进行专业实践教学阶段，第8个学期为在联合培养单位进行岗位实践教学阶段（含毕业设计）。

3.革新教学方法。为落实西部基层卓越法律人才培养目标，民族地区地方综合性大学应改变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方式，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选择适当的教学方法。坚持“以学生为中心，以能力为主线”，大力推广以问题为中心的“PBL”教学方法、研究性学习法、案例教学法、诊所教学法、讨论法、发现教学法、角色扮演法等教学方法，以拓展学生的思路，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特别要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激发学生发现问题、主动学习的兴趣，以提高学生解决实际法律问题的能力。

4.强化实践教学。借鉴国外法律人才培养过程中重视素质教育、职业素养提高和实践环节（能力的培养）等优点，全面革新实践实训环节，突出法务实践实训在人才培养中的地位，这是民族地区地方综合性大学培养法律职业人才的关键举措。在校内，学生通过模拟法庭演练、法律实务等课程完成基础技能培训，然后进入法律诊所直接从事法律实务。在校外，实施“专业实习+岗位实习”的法务实践实训模式。其中，在专业实习阶段实施“分站式”专业实习模式，学生分别在法院、检察院、律师事务所进行“三站轮动式”专业实习，以培养学生对专业核心知识的应用能力，提升学生的专业实践技能及其熟练程度。岗位实习阶段为学生提供相应的岗位进行针对性实习，培养其较强的从事政法机关、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村镇社区等法律工作的能力。

（二）建成良好的师资队伍

新的人才培养模式需要良好的师资队伍。根据《若干意见》精神，法学专业需要通过教学方式改革及与实务部门联合培养等途径积极培养“双师型”教师，建立“双师型”教师的考评制度和奖励机制。大部分高校法学专业现行的做法是，通过建立高校与实务部门人员互聘制度、鼓励和支持青年骨干教师出国研修等渠道，建设具有广阔国际视野、扎实理论功底、丰富实践经验的“双师结构”法学师资队伍；聘任一些实践经验丰富的实务人员到学校担任授课老师，派遣优秀教师到实务单位挂职锻炼，加快“双师型”教师的培养速度，以优化教师队伍结构。考虑到区域性、地方性和民族性，民族地区地方综合性大学在培养西部基层卓越应用型法律人才时，应加强法学教育与实践部门的良性互动，将法学教学研究成果通过建议、讲座、顾问等方式运用于民族地区的人大、政府和公检法司等机关，并积极与相关部门合作研究课题，继续派员到司法机关挂职锻炼，鼓励教师考取法律职业资格和从事兼职律师实务，从地方权力机关、政府机关、司法机关等法律实务部门聘请一定数量的业务骨干作为法学专业兼职教师。

（三）有效建立法学专业建设保障体系

法学专业建设目标的实现及其措施的落实需要有效的保障体系来维护。民族地区地方综合性大学在进行法学专业建设时，应构建以下保障体系。

1.规范法学实践基地的运作。“法律的生命力一直并非逻辑，法律的生命一直是经验。”现代法学教育是一种实践性教育，而这种实践性教育离不开实践教学基地的建设。反过来，实践教学基地的质量直接关系到实践教学的质量。基于此，民族地区地方综合性大学建设法学专业，不但要建立正规的法学实践教学基地，而且要加强基地的规范化管理，包括实践基地建设管理制度、基地评估与考核制度、基地人才培养制度、基地经济利益补偿制度、基地监督机制的制定和完善等。对每个基地都应指派专门指导教师，与基地的法官、检察官、律师或其他实务人员共同指导学生，并进行严格的实习考评。只有这样才能使专业实习不流于形式，才能真正发挥实践基地的实践锻炼作用。

2.建立有效的管理机制。良好的管理机制能为专业的发展提供“共生”的环境和条件。民族地区地方综合性大学在法学专业建设实践中应建立科学有效的专业运行管理机制，并积极发挥专业运行管理机制的保障作用。具体思路是，以完善的专业建设管理规章制度保证专业建设工作的可持续发展，以有效的激励机制充分调动教师从事科研的积极性，以良好的学术管理体制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以高效的信息反馈机制检测专业建设的效果。

（四）对吉首大学法学专业建设的启示

1.人才培养措施。吉首大学为进一步推动专业建设和改革，优化专业结构，增强专业活力，培育专业特色，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强化学校服务地方的办学功能，制订并实施了《吉首大学服务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特色专业群建设计划》。作为校特色建设专业，法学专业在培养环节、实践教学和教学方法等方面都需要进一步的完善和强化。为解决武陵山片区经济社会发展中所出现的法律问题，应针对性地开设“武陵山片区法律社会学”、“武陵山片区习惯法与法律传统”、“民族区域自治法”等专业特色课程，以及“武陵山片区经济社会发展中法律问题”等专题讲座，调整与充实法学教学内容。同时还应出版与武陵山片区经济社会发展法律问题高度相关的法学专业特色教材等。

2.教研教改方面。为完善法学专业教学改革机制，强化科研与教学的互动关系，以科研推动专业建设，吉首大学法学专业应至少围绕武陵山片区的区域法律协调、反贫困与社会保障、生态环境保护、习惯法与法律文化以及法制宣传与法制教育等5个方面的法律问题展开科学研究。

3.师资队伍建设方面。吉首大学法学专业自创立以来，经过多年的努力，已经初步形成了一支年龄、职称、学历、学位、学缘、专业结构较为合理的学科学术梯队。目前有专任教师27人，其中，教授6人、副教授10人，博士及在读博士16人。但学校地处西部民族地区，对外交流受到诸多限制，信息获取渠道不畅，队伍建设上难以短期大量引进高水平师资加盟，青年教师较多，高水平的标志性科研成果很少。因此，需要加大引进高学历、高职称人员的力度，有计划地选拔培养一批基础好、发展潜力大、创新能力强，并有一定学术成果的优秀青年教师，突出培养“双师型”教师。应积极参与地方法制建设和司法实践活动，并从湘西州人大、州中级法院、州检察院等法律实务部门聘请15名左右的业务骨干作为法学专业兼职教师。

4.实践教学基地的建设。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和《若干意见》的文件精神，在充分利用现有资源的基础上，按照“填平补齐”原则，继续完善现有的律师教育学院、模拟法庭、法律援助中心、刑事侦查实验室、省部共建的文化产业管理综合实验室（法学共享）、公共管理实验室、案例分析室等校内实训基地。要加大校内实训基地的投入，配备专门实验人员，引进法学实验教学软件平台，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要强化与设置在吉首大学所在地区的相关研究基地（如国家体育总局民族传统体育研究基地、湖南省民族预科教育基地、湖南省优势特色重点学科民族教学基地、湖南省差异与社会和谐研究中心、湖南省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基地、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研究中心等基地）的合作。另外，为落实“高校+实务部门”联合培养机制，应加强并规范校外实习基地的建设，促进实习基地的教学管理、带教水平和学生的实习质量。

法学和法律专业的区别篇4

一当前人们对法律专业就业前景认识误区 近几年来，社会上某些人对法律专业发展、就业问题作了不恰当地评价，使很多家长和考生对法律专业发展、就业前景产生了误解：认为法律专业就业很难，对法律专业发展前景丧失了信心。 法律专业就业难的问题的确存在。我认为法律专业就业难，绝不是法律专业本身的原因，也不是社会需求饱和，关键是自己。说法律专业就业难，只是对那些只想混文凭而缺少能力，没有真才实学，不能通过国家司法考试的人来讲的。如果没有真才实学，如果没有专业能力，你学任何专业，就业都很难，因为任何单位绝不会聘用不学无术的人。如果你有真才实学，如果你能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如果你能精通法律，在我们这样一个具有13亿人口、正在强化依法治国、公民法律意识正在逐步增强、市场经济日趋活跃、国际贸易往来日趋繁荣的大国，你还愁找不到施展才华的地方吗？为什么近几年来，人们认为法律专业就业难？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 1.某些大学法律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存在问题。据我了解，某些法学专业本科院校，偏重理论教学，不太注重法律实务，学生实践能力较差，缺少处理法律实务的能力，与国家对法律人才的要求脱节、与社会对法律人才的需求脱节。据调查，许多本科院校法学专业学生是按照学校统一计划来培养的，而不是按照他们自己的兴趣和社会需要来培养的。学生在校学习四年，知识体系单一，人才培养如同流水线生产，难以形成自己的专长和优势，不能适应社会需求。 2.课程设置和教学方式与国家司法考试内容要求相脱节。国家司法考试是一种职业资格考试，是从事法律行业的通行证，也是法律专业学生就业必须具备的能力之一。学生在大学法律本科学习四年，并且都是精英，不能通过国家司法考试，足以说明本科法学教育是存在问题的，再加上学生缺乏其他技术能力，很难就业就在所难免了。所以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一方面，法律专业学生“就业难”；另一方面，部分地区公检法部门面临人才匮乏，青黄不接。所以就有人指责国家司法考试的合理性，甚至呼吁取消国家司法考试，或者提出限制非法学专业人员参加司法考试，或者提出提高非法学专业人员参加司法考试门槛，所以公检法人才匮乏青黄不接问题，也成了人代会代表的议题。 我本人对国家司法考试是持赞同态度的，理由有四：一是控制法律从业人员的数量；二是提高法律从业人员的质量；三是给其他非法学专业的人才提供一个在法律行业施展才华的机会，用以弥补单纯法律从业人员专业技能方面的缺陷，给法律行业注入新的活力，使法律人才结构更加合理。四是给法学专业降降温，让一些真正喜欢法律专业的人去从事法律专业。因为在前十几年法学专业是热门专业，就业岗位都是令人羡慕的行政机关部门或高薪阶层，为此各个大学都纷纷开设法律专业，其招生规模不断扩大，师资匮乏，教学质量低，学生能力难尽如人意。 3.对法学专业就业评价有问题。人们评价就业指的是毕业生当年的就业率，对法学专业来说，这是不十分科学和片面的。法学专业是一个跟很多学科不同的专业，在现阶段，法学专业学生毕业后，面临的一个最大挑战就是国家司法考试。很多法学专业的学生刚毕业为什么就“失业”呢？其实，很多毕业生是在复习备考国家司法考试。有相当一部分法学毕业生，毕业后没去急着找工作，其真正开始找工作是在考完司法考试之后。有的毕业生当年即使通过了司法考试，也没有签约单位，所以其当年就业率低也就不奇怪了。 4.大学生就业难是当前社会大环境影响，并非只有法学专业毕业生就业难。如果只有法学专业大学生就业难。总理就不会动员各级政府及全社会都来关注大学生就业了，大学毕业就等于失业的奇谈怪论就不会存在了。 二法学专业就业前景分析 那么，法学专业就业前景究竟如何呢？我的回答是：就业前景比较乐观，行业发展前景比较广阔。但前提是你必须扎扎实实学好专业技能，能通过司法考试就更好了。 1.中国巨大的法律市场需求尚未开发。广大农村地区，中小企业的法律需求和服务还没有启动。单纯就律师行业来说，就个人律师的拥有量而言，根据有关资料统计，全国平均每万人拥有律师的数量仅0.8个，这个比例不但低于发达国家，而且还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就企业方面讲，我国现有企业5000多万家，仅有4万多家聘请了律师当法律顾问。因此，法律专业目前面临的就业种种挫折，只是暂时的。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公民法治意识的增强、法治环境的改善，社会对法律人才的需求将会越来越大。要坚信：社会越进步，经济越发展，法律越健全，对法律人才的需求就越大，社会对法律人才重视程度就越高，法律人才社会地位就越高。 2.我国部分经济、教育欠发达地区，公检法系统人才匮乏、青黄不接，岗位需求数量较大。为此，国家对这些地区报考司法考试人员，报名条件给予放宽，学历放宽到专科，过关分数线给予极大照顾。以2008年、2009年为例，总分600分，全国平均成绩360分，放宽地区为315分，地区280分。即使如此，每年能通过司法考试的人数也非常少。国家为什么会对这部分地区，放宽报名条件、降低分数线？就是为了使这些地区通过率高一点。为什么希望其通过率高一点？很显然这些地区人才缺乏。司法部给这部分地区降低分数线也是无奈之举：一是为了缓解社会需求的压力；二是为了缓和社会矛盾。据粗略统计，国家司法考试放宽地区达24个省市自治区，涵盖860多个县市区。这足以说明在当前全国有相当一部分地区法律人才是匮乏的，法律人才的需求量是比较大的。 3.近几年来，参加国家司法考试人数越来越多，说明法律专业仍是受青睐的专业之一。有一个奇怪的现象：都说法律专业不好就业，而每年又有众多非法律专业在职人员（有的还是国家公务员），自愿放弃原有工作，参加国家司法考试，用一种锲而不舍地的精神，连续拼搏几年，拼命往法律行业挤。一些非法律专业毕业生也放弃原有专业，加入司法考试大军。据司法部公布的数据，2008年参加国家司法考试人数达到了37万人，2009年报名人数达到42万人。这个数字说明了什么呢？我想大家都应该明白。这说明法律行业并非不好就业，而在于如何培养与社会需求相适应的人才，在于如何攻破国家司法考试这座堡垒。如果法律行业就业不好，待遇很低，发展前景不好，那全国几十万人自愿参加号称“天下第一考”的国家司法考试，，不都成了“傻瓜”了吗？有人认为法律专业就业难，难就难在司法考试，怕就怕在司法考试。#p#分页标题#e# 有人说法律专业不好就业：一是道听途说；二是对司法考试缺乏自信。我认为，现在别人不愿意报考法律专业而你报考，这是一种逆向思维，这是你抓住了机遇。报考的人少了，就业的几率就大了。反正社会越发展所需要的法律人才越多。 4.律师行业收入高、社会地位日益提高。有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律师人均业务收费收入在2002年就达到了6.5万元。北京地区律师在2003年人均业务收费收入是40万元，这个数字在全国各行各业中是比较高的。山东省律师2009年业务收费收入平均约10万左右。有同学问，律师有没有收入低的？我告诉你，有。这没有什么奇怪的。一是因为不是所有的律师都能力很强，也不是所有的律师都受人们喜欢。道德品质不好、工作能力差，对当事人态度不好，工作不严肃认真的律师，也会被淘汰。其收入当然不会高；二是律师都有成长过程，新律师与老律师，还是有差距的，就像当兵一样，你不可能一参军就当将军，就像医生一样，年轻医生与年老医生，因为年龄与经验能力的差距，病人对医生的信任度还是有不同的。其待遇也是有区别的。 尽管中国的律师，存在诸多让人感到不足的地方，但是在中国，律师作为一个方兴未艾的职业，经过近三十多年的发展，还是让人看到了律师行业发展的美好前景。正如中国的法学泰斗江平教授，在评价中国律师时所称赞的那样“：律师兴则法治兴，律师亡则法治亡，甚至可以进一步说：律师兴则国家兴，律师亡则国家亡！”律师作为社会法治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必将在未来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舞台上展现出多姿多彩、举足轻重的一面，发挥其越来越多的作用，社会地位也将越来越受到社会的重视。 三现阶段法律专业人才 培养模式改革与探索对高职院校来说，在现阶段如何培养适应社会需求的法律专业人才呢？我认为： 1.教学理念、指导思想和培养目标要明确。总的意思可概括为：高职院校要紧密结合社会发展实际，注重培养学生实践操作能力，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解决毕业生就业出路问题。具体地说有三点：一是培养学生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就业；二是培养既具有法律专业基本能力，又具备其他学科技能的复合型人才，增强学生在社会中的竞争力；三是鼓励学生继续深造。 2.努力发展本科学历。学生只有具备本科学历才能有资格参加国家司法考试（国家司法考试放宽地区除外）。 （1）对高职专科学生入学后实行高职专科课程与自考本科考试课程套读，力争在三年内使学生在完成高职专科学习、取得专科学历的同时，获得自考本科学历，在达到本科学历的基础上，加强对司法考试辅导培训。 （2）对自考本科学生，加强教育教学管理提高学历考试通过率，使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学业，达到本科学历。在达到本科学历的基础上，加强对司法考试辅导培训。 （3）对普通本科生来说，就是要加强司法考试方面的强化训练和法律知识应用能力的培养。 3.要改革课程设置，实现“三个结合”。对高职专科教学，实现高职专科与自考本科教学结合、与国家司法考试结合、与其他专业技能培养结合；对自考本科教学，实现与业余专科结合、与国家司法考试结合、与其他专业技能培养结合。 4.实行课堂教学与国家司法考试接轨。有些科目在讲授内容、期末考试内容与方式上，参考国家司法考试大纲和考试模式，以适应国家司法考试的要求，提高通过率，为就业打下基础。我概括为教学三原则：讲，要围绕国家司法考试考点来讲；练，要围绕国家司法考试考点来练；考，要围绕国家司法考试考点来考。法律专业的教学重点就是为了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因为通过国家司法考试本身就是一种职业能力的体现。 5．要以就业为导向，调整法律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法律专业毕业生就业大概有三个去向：一是毕业后当年就通过国家司法考试的，去公检法部门工作或者去当律师从事法律服务工作；二是当年未通过国家司法考试的，选择其他行业先就业，然后来年再考；三是毕业后直接考研，继续深造。 为实现上述目标应采取三项措施： （1）加强对学生理想目标教育，树立自信心。从大一开始就对学生进行力争通过国家司法考试的教育，灌输司法考试理念，培养自信心，强化训练。让所有的学生都必须领会这种精神，都必须确立这个目标，都必须围绕这个目标而奋力拼搏。 （2）努力培养复合型人才。国家司法考试固然重要，但不把通过国家司法考试作为就业唯一渠道。为了扩大就业渠道，在学好法律专业的同时，给予学生更多自主学习空间，鼓励学生跨学科，跨专业，学有所长，学有所专，提高综合素质。 通过选修课或业余学习，掌握除法律专业之外的一种实用强的技能，如办公文秘，打字速记、实用性电脑软件等。加强考核力度，让学生真正掌握一门实用技能，而非只获得一个证书。这样，学生既具有法律知识专长，又能熟练掌握一门技能，就业路子就相对较宽了。在先就业的同时再谋求新的发展。其实，很多企事业单位，特别是中小型企业是非常欢迎和需要既懂法律，又有其他技能的、复合型人才的。如此复合型人才，就业和发展空间同样是比较乐观的。 （3）鼓励学生继续向高层次学历深造。如考研、考博等。 四、打破国家司法考试难的思维定式。 有人认为国家司法考试很难，这也是许多考生在法律专业面前望而却步的重要原因之一。从表面上看，国家司法考试很难，因为每年的通过率摆在那里。08年最高，据估计通过率也就是25%左右。不过，这个通过率已经很高了，远远超过美国、日本和韩国。 说国家司法考试很难，但也不尽然。有一个例子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山东东营市“破烂王”（收废品为职业）李坤，35岁、高中学历。自2007年1月到2009年9月，用两年零九个月时间，通过了法律专科、本科自学考试31门课程，取得了全国自考法律专科、本科文凭。2009年9月，他又顺利通过国家司法考试，以456分的总成绩居东营市第一，名列全国前茅。创造了自学考试奇迹。#p#分页标题#e# 我们就是要通过努力，通过教学改革，打破司法考试通过难的思维定式。从我的考试体会来看，国家司法考试正如《小马过河》故事中讲得那样：既不象老牛说得那样“浅”，也不象松鼠说得那样“深”。只要有信心、有毅力、肯下功夫、学习方法得当，我相信一定会通过的。我觉得司法考试难，既是坏事也是好事。说是“坏事”，它使一部分只想混文凭、不认真努力、缺少毅力的人望而却步，被淘汰出局。说是“好事”，它可以磨练一个人的意志，提高了它的含金量，提高了法律从业人员的能力素质，对法律行业从业人员进行适当的控制，不至于使法律行业鱼龙混杂。如果花几百块钱，就能轻而易举拿一个法律职业资格证书，那我们国家司法系统人员的执业能力和律师的执业水平就真的令人担忧了。有的资格证，如计算机资格证人人都能过。这个证还有多少价值？现在，你想找一个计算机不精通的年轻人都很困难。 总之，我认为法律专业是一个社会需求的专业，是一个具有恒定发展的专业，她的就业和发展前景是比较乐观的。 有分析人士预测，5年内，有十大热门行业，把法律类专业列入其中。这些分析人士认为，现阶段我国法律人才的供需矛盾十分突出，尤其是国际法、国际经济商业法、国际商法等，同时认为，随着全民的法律意识逐渐在增强，企业的法律意识也在增强，合同化的概念深入人心，对法律专业人才的需求将会大大提高。

法学和法律专业的区别篇5

内容提要：2002年司法考试制度确立和实施以来，逐渐出现基层司法官断档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国家司法考试应当区分两个层次，一方面满足现实需要，另一方面选拔“法制精英”。在考试模式上，区分为甲、乙类考试，甲类考试由中央组织，乙类考试为各省自主组织。在报名条件上和考试范围上，两类考试应各有侧重。

三、完善司法考试制度之构想

“就总体来说，法治是一种实践的事业，而不是一种冥想的事业。它所要回应和关注的是社会的需要。”[13]国家统一司法考试作为加快我国法治进程的一种制度设计，当然也必须这样。如果目标设计的过于理想化，最终将不可避免地沦为一种口号。完善司法考试制度的基本思路是要调整司法考试的设计目标，既要立足现实，解决问题；又要严格条件，实现理想。也就是要区分两个层次，一方面满足现实需要，另一方面着力构建统一法律职业共同体，把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的理想目标最大限度地现实化。具体设想是：在考试模式上，由现行的中央统一组织改为中央和各省分别组织。其中，甲类考试由中央组织，乙类考试为各省自主组织。在报名条件上，甲类必须要求法律本科以上学历，乙类可要求为大专以上学历。在考试范围上，甲类可以维持现有状况不变，或在现有考试范围的基础上加重对法学理论的考察，乙类只考14门法学主干课程。在资格证书上也相应区分为甲类和乙类两种资格证书，其中甲类证书执业范围不受限制，而乙类仅限于在考试通过地基层司法部门执业。

（一）关于司法考试组织模式的调整

司法考试的组织模式，可由现有的一元制改为中央和各省分别组织、各负其责，既体现司法考试的统一性与地域性的结合，又能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现行司法考试为了强调国家司法考试的权威性和法律职业间取得资格的标准统一，采取一套试卷考天下的方式，这样必然会因为层级、地域、经济发展等不同带来通过人员分布失衡的后果。因此，可考虑借鉴机动车驾驶证的模式，即在国家统一考试的前提下，分为甲、乙两种考试，其中甲类考试沿用现行考试办法，由中央统一负责，全国统一报名、统一考试、统一控制通过率、确定分数线。乙类考试则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自行负责组织。这样各省每年可以根据本省基层司法官的缺额情况来确定本省的合格数额，满足本省司法工作实际需要。如果某一省级单位如北京、上海等经济发达地区基层司法官并不缺乏或要求条件比较高，则可不组织省内考试，而参加国家统一组织的考试即可。

这种模式肯定会遭到众多质疑。其中之一的可能理由就是认为这种考试模式是一种历史倒退。因为在他们看来，律师考试就是费了很大劲才从1993年开始全国统一考试的，而且运行的效果很好，现在又要改回去，岂不是法治建设的倒退。但深入分析就不难发现，无论当初律师考试从地方收归中央，还是现行的国家司法统一考试，对律师这个职业影响都不大。因为律师职业作为一种市场化的职业，人员流动不受国家行政区划和机构编制数的限制，而且它仅仅考虑的是自身利益的得失。对于一个律师来说，如果西部地区有案件，但考虑到路程远、条件苦、标的小、收入低，他完全可以选择不接这个案件。但对司法官就不一样了，他代表国家司法的存在，不能因为有困难、条件苦，这个案子就可以不办、不审、不判，因此西部地区司法人员的短缺是司法机关必须面对的现实，也是设计司法考试制度时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如果顺其自然的话，西部地区因司法人员的短缺而造成违法办案或无人办案，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法治倒退。

否定这种模式的另外一个可能的理由，是认为各省组织考试会降低司法考试的权威性，影响司法考试的水平。从比较的角度看，我国现行司法考试的模式主要借鉴了日本、韩国的司法考试模式。例如日本的“法曹考试”就是全国统一考试的典型：法官、检察官和律师考试统一为“法曹考试”，考试通过者才有资格进入法官、检察官或律师的职业行列。[14]就世界范围来看，司法考试除了全国统一的模式外，还有以美国为代表的另外一种模式，即由各州自行组织。虽然美国的司法体制与我国迥然不同，分为联邦司法系统和各州独立的司法系统，但其对待律师资格考试[15]的务实理念和考试模式是可以借鉴的。美国的律师资格考试是由各州律师协会组织的，不同的州对参加律师考试资格的要求也不尽相同。如为了吸引外国法律人才，美国有24个州允许外国法律学校的毕业生参加它们的律师资格考试，当然各州的具体规定可能有很大的不同。[16]就国情而言，我国的人口是日本的10倍，国土面积是日本的36倍。日本全国的地区虽然也有差异，但是差异程度比我国要小得多。而我国的国土面积与美国相仿，人口是美国6倍多。所以，我国在国情上更接近于美国而不是日本。美国并没有因为各州分别举行律师考试，而且是各州的民间性组织——律师协会来具体实施（另外还可以通过申请动议取得其他州的执业资格），全国的司法水平就不统一了，全国的法院和律师的水平就有高、有低了。其实，司法考试的统一，并不意味着一定要不顾地区差异、层级不同的全国统一，更重要应该是不同法律职业间的统一标准。

（二）关于报名条件的区分

司法考试的报名条件，可由现有的整体不加区分而个别地区“开口子”改为按照不同层次进行区分，甲类必须要求法律本科以上学历，乙类可要求大专以上学历即可。

这种根据不同层次而对参加考试人员的学历区分是否可行呢？根据法律规定，受司法考试调控的法律职业主要包括律师、法官和检察官，由于司法考试对律师职业并没有太大影响，故报名条件如何改变对其也不会有太大影响，因此这里主要以司法官特别是法官为主体来进行分析，毕竟法官是法律职业群体里最具有代表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首先，区分不同层次参考人员的报名条件是司法队伍建设的现实需要。正如前面所提到的，我国司法队伍中还有很大一批人是大专学历，而且这部分人主要分布在基层。根据《司法部关于确定国家司法考试放宽地区的报名学历条件地方的意见》的有关规定，除司法考试学历报名条件放宽地区的报名条件为高等院校法律专业专科学历外，其他地区一律要求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据此，这些人在第一关就被拦下来了，根本没有机会参加司法考试，这也是基层司法官通过人数少的原因之一。所以，要使这部分人有机会参加司法考试，就必须降低司法考试的学历报名条件，但这只能限于基层，即只降低乙类考试的报名条件。

其次，区分不同层次参考人员的报名条件是具有现实可行性的。对于甲类考试，其着眼点应是构建统一的法律职业共同体，因此参考人员应当要求具备一定的法律素养，相应地其报名条件也应有所体现，即由现在的大学本科以上学历调整为法律本科以上学历。法律职业共同体形成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法律职业者要有相同的专业教育背景。因为，法律教育，特别是大学本科阶段的法律教育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法律职业者的法律意识、法律信仰、执法水平。其它专业的本科生，即使通过自学、成人教育等方式具备一定的法律知识，这种法律知识和正规教育获得的法律知识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也很难从本质上把握法律的尺度，理解法律的精髓。所以说，受过大学法学教育应是成为法律职业者的前提。“在这一点上，无论是判例法体系国家还是成文法体系国家都是共同的。”[17]在以判例为法律渊源的英美国家中，大学法学院教育背景是参加司法考试的一个前提。在成文法国家中，大学法律教育也是与司法考试密切衔接的。在德国，大学法学院的毕业考试就是司法考试的第一阶段，法学院毕业合格就意味着取得了进入下一轮司法考试的资格，也意味着开始进入司法实务研修的阶段。

那么，这是否符合我国的现实呢？我国的司法机关总体上是按照国家行政区划进行设置的，县级司法机关的司法官数量占到全部司法官的80％左右，也就是说，地市级以上司法机关的司法官只占20％。如果按照中国司法官队伍40万人（检察官约16万、法官约24万）计，那么中层以上司法官约有8万人，假定每年需要补充的司法官占总体的5％，则为4000人。[18]据统计，我国法学院校每年招收的本科生已超过10万人，完全能够满足地级以上司法机关的用人需要。而且，按照“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的客观世界运动定律，由于地级以上的司法机关在收入、发展机遇等方面相对比较好，所以法学毕业生也愿意进入这些部门。

再次，区分不同层次参考人员的报名条件是不同层级司法人员的现实功能所决定的。就法官来说，统一司法考试是要从整体上解决法官的素质问题，“但是，现实生活中，由于环境和各方面条件的不同，同样有法官的头衔，但他/她所面临的问题有时甚至会很不相同。因此，不同层级法院的工作状况和关注重点并不相同，对不同层级法院法官的知识和技能要求也有所不同，并且，由此产生出来的职业知识和技能也不相同。”[19]将基层司法机关单独作为一个层次，并降低参考人员的司法考试报名条件，是因为基层司法机关具有与其他层级完全不同的特点。仍然以法院为例，虽然我国各层级法院的功能划分并不明确，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上诉和审判法院之区分，“但基层法院却是无可争议的初审法院。”对于初审法院，法官更关注的是能够解决具体问题，也就是要“办成事”，这一点在我国的基层法官面前更好地得到体现。由于中国的广大农村还具有相当的乡土性，在这样一个熟人社会的工作环境中，对于这些法官来说，很少敢于一丝不苟地、形式主义地适用法律，他们所依赖的，在相当程度上是自己的社会经验和阅历，以及当地社区中行之有效的沟通方式和语言，审判工作的核心问题也就是解决矛盾和纠纷，只要能够解决这些矛盾和纠纷也就是好法官。而且，在中国，几乎所有的案件，只要到法院立了案，都是审理或庭前调解解决的，稍大一点的、稍有点复杂的案件又都归上级法院管了，基层法院的法官很难面临什么新奇的案件。因此，“坦白的说，一个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人，只要还有点责任心，不贪，有点常识，注意点调查研究，加上一些法律的训练，完全是可以成为一个不错的法官。”[20]

（三）关于资格证书的区分

法律职业资格证书可由现有的A、B、C三类改为甲类、乙类两种资格证书，其中通过甲类考试的授予甲类证书，其执业范围不受限制，通过乙类考试的授予乙类证书，其仅限于在考试通过地基层司法部门执业。

现行司法考试根据不同的标准分为A、B、C三种类型资格证书。其中，A类适用于报名学历为大学本科以上的考试合格者，B类适用于属于放宽报名学历条件地区且报名学历为法律专业专科的考试合格者，C类适用于属于放宽报名学历条件地区且考试成绩达到降低分数线的人员，以及在民族地区，确需使用少数民族语言进行诉讼而得到照顾的以民族语言文字应试的人员。而且B、C类的执业范围仍限制在学历放宽或降分地区。上述分类不但在效果上不明显，而且存在形式上的不平等、类型划分比较复杂等弊端。这种分类标准采用的是全国统一试卷，然后再通过降分来区别对待不同地区，解决西部地区司法考试通过率低的问题，就好比是“先提高门槛，再砍去部分门槛”，而且砍去的门槛逐年增加（从2002年第一次司法考试降5分到2005年降30分），但效果并不明显。

按照中央和各省分别组织的考试模式，对考试合格后分发不同的职业资格证书。通过甲类考试的人员取得甲类资格证书，其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执业，不受层级和地域限制。通过乙类考试的人员取得乙类资格证书，其执业资格仅适用于当地基层司法机关，即只能在考试合格所在地县级以下司法机关（县级法院、派出法庭，县级检察院）执业。这种模式最直接的好处就是，由于乙类考试是各省自行组织、自行划定合格分数线，每年各省可以根据本省基层司法官的缺额情况确定合格分数线，能够基本满足本省内基层司法官的需求。而且由于这种模式对乙类资格证书的执业资格进行了限制，可以有效防止基层特别是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司法考试合格人员流失。据统计，三年来检察系统基层院通过考试后调离或辞职的有近300人，约占到基层院通过总人数的8％。这种法律人才流失现象在中西部基层地区表现的更为严重。在当代中国市场经济这一最基本的制度背景和环境下，这种法律职业者的人才流向完全是受市场调节的，所以单靠意识形态、道德说教以及人为的强力调控是无法根本改变的，只能因势利导地借助有效的制度才有可能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妥当办法，而区分甲、乙类资格证书的方法基本顺应这个趋势。相对甲类考试，乙类在报名条件和考试难度上都要降低一些，一个人如果不具备报考甲类考试的资格，或者虽然有资格报考但自我估计不太容易通过，那么他可能会选择比较容易通过的乙类考试，获取乙类资格证书而进入到法律职业中。而作为交换条件，其只能在当地基层从事法律职业，不能再向其他地方流动。

（四）关于考试内容的区分

司法考试的内容应当作区分，甲类可以维持现有状况不变，或在现有考试范围的基础上加重对法学理论的考察，乙类只考14门法学主干课程。

由于乙类考试主要适用于基层的法律工作者，根据前面的论述，基层的法律工作者特别是司法官一方面很难面临什么新奇的案件，另一方面他们解决问题的出发点是“在符合法律基本原则情况下，以各种可能的办法获得各方均能认可的结果。”[21]而且，即使他们遇到了一些疑难案件，还可依赖审委会（检委会）或者直接请示上级司法机关。因此，对基层司法官来说，掌握好14门法学主干课程，基本上就能满足他们实际的工作需要。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们不必掌握更多的法律知识，如果可能的话，我们都会希望基层法院的法官都向美国联邦大法官一样学识渊博、睿智，关键问题是在现有条件下，基层司法官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程度，以及在乡土社会和基层社会更需要什么知识。

对于甲类考试，由于其更多的是在地级市以上从事法律职业。[22]以法院为例，地级以上法院法官的工作性质较之基层法院发生了较大转变，一方面其更多接触到的是上诉案件，需要对法律有着较精深的理解和更大范围内的法律知识，另一方面地级以上法院还兼具有对下级法院进行业务工作指导的功能，因此，对于地级以上法院法官来说，对其也应设定更为严格的考试范围。

在甲类考试中增加法学理论的考查也是很有必要的。“法学理论知识不仅是一名法律职业者专业素质与综合素质的当然内容，更重要的是，它是法律职业者形成现代法治理念所需要的法律思维方式，是形成其法律人格、培养并巩固其法律职业情感的至为重要的资源。”[23]法学理论在司法实践中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不但可以指导法律职业者正确地理解和运用法律，还可以对法律漏洞进行补充，特别是对于一些特殊的、立法者难以预见的情况，可以运用法学理论推测法律精神、在法律原则的基础上来加以解决。法律职业不仅是一项实践性的工作，也是一门技术性工作，非常需要扎实的理论功底。“而以往的考试在内容上偏重实务的做法，不利法官、检察官、律师对法的精神、法的深层次价值的理解，使得三者之间缺乏沟通、理解与认同。在司法考试中增加对法学理论的考查，有助于增强法官、检察官、律师学习法学理论的自觉性，更好地从事司法活动，维护法律的尊严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24]

正如前面提到，司法考试制度最重要的目的是将社会上的法制精英选拔到法律职业家队伍中来，进而从中遴选出更多的优秀人才进入司法官队伍。然而现实并非如此，大多数通过司法考试人人员并未进入到司法机关，而且，在一些地方通过司法考试的人员反而从法院和检察院向社会上流动，即司法考试竟促进了司法官人才的逆向流动。最高人民法院曾在1999年对外招考高水平的法律专家充当高级法官，提出的条件是：正教授、研究员、一级律师，但“报名者寥寥”。最高法院这样一个法律职业者的神圣殿堂，为什么对这些高水平的法制精英没有吸引力？这个事实也说明，国外法律职业人才趋之若鹜的司法官在我国并不是法制精英们的首选职业。究其原因，最根本的就是我国司法官的货币及非货币收益远远低于律师等其他职业，而这并不是司法考试制度本身所能解决的。因此，要想使司法考试制度发挥最大的效用，实现法制精英从律师队伍向司法官队伍的良性流动，就必须增强司法官的职业魅力，也就是说，司法考试制度还需要有相应的制度支持，如司法官分类管理制度，司法官遴选制度，司法官职业保障制度等。

注释：

[13]同前注[11]，第31页。

[14]同前注[12].[15]美国是法律职业一元化模式，严格来讲，其没有所谓的国家司法统一考试，而只有律师资格考试。

[16]宋冰：《读本：美国与德国的司法制度及司法程序》[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86页。

[17]丁相顺：《司法考试制度模式比较与中国司法考试的制度创新》[J]，《法律适用》2002年第4期。

[18]如果以后司法官实行分类管理，即将司法官同现有司法助理、行政人员等分离开来，则现有司法官总量会减少很多，相应地，中层以上司法官每年需要补充的量也会降低。

[19]苏力：《基层法院法官专业化问题——现状、成因与出路》[J]，《比较法研究》2000年第2期。

[20]同前注[19].[21]同前注[19].[22]一些条件比较好的地区，如北京、上海等，可以不单独组织省级的乙类考试，而要求基层司法工作者同样必须通过甲类考试。

法学和法律专业的区别篇6

关键词：法学专业；就业；困境；对策

中图分类号：F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6.23.048

自1977年我国恢复法学招生以来，首次法学专业在全国只招收了223人，但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1999年高校开始扩招，加上自1997年“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法学专业的发展突飞猛进，成为最热门专业之一。目前，在全国高校之中，大部分院校都开设了法学专业，层次从专科到博士后，法律专业在校学生直逼百万。近几年的高校毕生就业统计之中，学习法学的毕业生就业率已经连续几年成为垫底专业，今年各类媒体一度将法学专业定性为红牌专业。法学专业毕业生就业问题困扰着学生、家长和学校。因此，笔者将从各个角度剖析法学专业毕业生就业困境的原因，期许基于原因寻求走出困境的路径。

1 法学专业毕业生就业困境

1.1 法学专业毕业生初次就业率连年落后

法学专业毕业生就业难问题已存在多年，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就开始显现，自2002年恶化，法学专业毕业生初次就业率在全国200多个专业中成为倒数，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机，直到2005年，法学专业毕业生初次就业率跌至倒数第一，此后便一直居低不上。根据麦可思研究院的《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时至2016年，法学专业因为就业率低下连续6年被列为红牌专业，有此“殊荣”的专业仅有法学和生物工程两个专业。

1.2 法学专业毕业生大部分就业行业与专业不对口

在专业与职业相关性上，一般意义上法学专业的对口职业部门应当是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律师事务所、仲裁机构、公证处等运用法律的部门。而根据相关统计，位列法学专业毕业生就业前3名的职业分别是：办公室职员，行政秘书和行政助理。此三类职业均不是法学专业的对口行业。从统计中还可看出，法学专业毕业生从事法学相关的比例连年徘徊在50%左右，法学专业毕业生要找到专业对口的职业具有相当的难度，大部分毕业生最终的就业行业都不是法学对口岗位。

1.3 法学专业毕业生数量逐年增加，就业市场供求严重失衡

同法学专业就业率连年靠后形成对比的是，为了造就综合性大学，全国各高校没有法学专业的有条件的纷纷增设法学专业，已有法学专业院校的也一直在扩大招生规模。在1977年刚刚恢复法学教育的时候，全国一共只有3所大学招收法学专业学生，当年一共在全国招收223人。伴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和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法学专业的招生规模连年扩大。据统计，2001年全国共292个高等教育单位开设法学本科专业，到2005年，开设法学专业的教学单位增长至559个。时至今日，全国已有近600多个高等教学单位开设法学专业，法学专业在校生已经逐年增长直逼百万。然而，法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却连年遇冷，法学专业毕业生的人数增长规模同就业市场的法学人才需求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1.4 法学专业毕业生就业地域流向不均衡

根据统计结果，自法学专业开设以来毕业生的就业在地域上就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近几年来，法学毕业生的就业流向东部沿海地区的人数有所下降，而在中西部地区就业的法学专业毕业生人数逐年有所上升，法学专业毕业生选择在西部地区就业的倾向慢慢凸显。这一趋势一方面是因为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西部地区对各类人才的需求量逐渐增长，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西部地区的竞争意识慢慢加强，开始通过各类优惠政策吸引人才，引进了很大部分法学专业毕业生流向西部。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法学专业毕业生选择西部地区就业的人数有所增加，但我国东部和西部两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仍然不在一个层次，对于人才市场的吸引和接纳能力都还存在较大差距，法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地域流向仍然集中在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

2 法学专业毕业生就业困境原因分析

2.1 法学专业大规模招生导致毕业生过剩

自从我国1999年进行高等教育扩大招生以后，无论是文史院校还是理工院校都一味追求建设学科齐全的综合性大学，都开始设置法学专业，部分学校甚至在师资队伍和各种硬件设施都不完善的情况下就开始招生。又因为社会大众对法学专业的就业形势的认识不全面，导致法学专业成为报考热门，招生容易，于是各高等教学单位就大规模招收法学专业学生。在各高等教学单位中，法学专业的办学的形式多样，除全日制本科教育外，还有职大、自考、电大、函授等纷繁复杂的形式，办学层次涉及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本科、大专、中专5个，现在法学专业在校学生已有数十万人。这一法学教育现状不但会影响法学人才培养质量，还导致了法律人才的大量“囤积”，为整个法学专业的冷就业埋下了隐患。

2.2 传统法律对口岗位数量少、门槛高

从传统意义上而言，法学专业的对口岗位为法官、检察官、律师、仲裁员和公证员等职位，但是，在当前国家对法检系统编制名额进行严格限制，每年法检系统招录的人员都是相当有限的，每年法检系统招录都是报名人数众多而招录名额很少，甚至有的地方出现数千人竞争一个岗位的情形。对于做律师而言，在我国当前的大众法律意识之下，每个地区的案源都相对有限，律师早就陷入僧多粥少的处境，因此，律所能够接纳的律师岗位也是相当有限的。而就仲裁员和公证员而言，受这两个岗位性质和我国对设立仲裁机构和公证机构的严格条件的影响，招录公证员和仲裁员的信息几乎没有。另一方面，以上岗位均要求通过国家司法考试，而且具有较强的法律运用能力，这些门槛的设置对于普通的法学专业毕业生来说都具有一定的难度。有人认为法学专业毕业生还可以到企业做法律顾问，其实，现在法学毕业生到企业做法律顾问已经不再可能。随着经济发展，企业法律业务已经专业化，大部分企业现在都选择将法律业务外包给专业的律师团队，即使企业内部需要法务对接岗位，都要选择具有一定法务经验的高层次法律人才。以上现状直接导致法学专业毕业生在就业时陷入了多重困难的境地。

2.3 培养模式与就业岗位素质需求不符

从上文所分析的法学专业毕业生对口岗位不难看出，这些对口岗位都是需要能够运用法律知识走在第一线解决具体案件的岗位，那就对毕业生的法律实践能力和法律运用能力提出了要求。因此，法学专业毕业生需要具有深厚的理论功底是不言而喻的，这样才能够为解决实际案例提供理论支持，但要满足我国对法律人才的需求，法学专业学生的培养不应该仅仅限于法学理论知识的学习，系统处理案件的综合能力的培养才符合对口岗位的人才诉求。然而，目前我国大多数高等教育单位的法学培养方案依然以理论教育为主，甚至有的高校的法学培养方案中没有涉及任何实践训练课程，这样的培养模式一方面导致学生不能够很好的理解理论知识，并进一步研究深层次理论，另一方面也导致大部分法学专业毕业生只能纸上谈兵，不具有解决现实案件和处理纠纷的能力，难以学以致用。笔者从法检系统了解到，每年法检部门招录新成员后都需要实习或者锻炼一至三年后才能独立处理案件，这一现象的出现同教育单位的教学模式缺陷是息息相关的。

2.4 法律人才地域需求不平衡，法学毕业生就业地域选择观念固化

同经济发展的差距一样，东西部之间在法律人才的需求方面也存在较大的差距。一方面，东部地区经济的发展水平较高，经济活动较为频繁，直接导致经济纠纷和其他衍生纠纷较多，这就需要很大数量的法律人才从事风险控制和纠纷处理。另一方面，在法治意识方面，东部地区同样也领先西部地区，因此在出现纠纷以后，西部地区的公民很可能选择如搁置、说理等非法律程序解决，而东部地区的居民更趋向于选择法律途径解决纠纷，这一纠纷解决途径选择上的差异也导致了东西部对于法律人才需求上的差距。正因为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在法律人才上的需求存在较大差距，很大一部分法学毕业生都选择到东部地区就业，出现了严重的法律人才扎堆现象。当然，法学毕业生选择东部就业还有以下原因：第一，东部经济发展水平比西部高，因此能够提供的薪资和工作环境就要优于西部地区，这些因素都能够对法学毕业生产生很大的吸引力；第二，在法治建设方面，东部地区同样走在西部地区前面，每一个法律人都愿意在法治环境较好的地区执业。

其实，随着政府的统筹和西部大开发的推进，以上两个方的差距已经有所缓和，但是大部分法学专业的毕业生毕业之后仍然优先选择东部发达地区就业，这就形成了法学人才的扎堆竞争，而很少有优秀法律人才愿意到西部执业。东西两部形成了法律人才过剩和法律人才匮乏的两极矛盾。

2.5 法律职业准入条件将很大一部分法学专业毕业生排除在外

在我国，法官、检察官、律师和公证员都有一个基础的执业条件，这一条件在我国的《法官法》、《检察官法》、《律师法》和《公证法》里都有明确规定，那就是必须通过国家司法部统一组织的司法考试（司法考试改革后称作“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对于法学专业对口的其他岗位，有的虽然法律没有规定必须通过司法考试（如公司法务、企事业单位法务等），但是这些岗位在招录时都会设置“已经通过司法考试”这一报考条件。因此，法学专业毕业生如果没有通过司法考试，那基本上就没有机会从事法学对口的职业。另一方面，司法考试被人们称作“中国第一难考”，通过司法考试是有一定难度的，每年通过司法考试的考生就只有百分之十左右。也就是说，法学专业毕业生中仅有百分之十的人有资格去报考或寻找法学对口工作，而其余人员，要么选择待业再考一次司法考试，要么只能选择其他行业就业，而在选择其他行业就业时，有该专业的毕业生参与竞争，这部分人的就业率就可想而知了。

3 法学专业毕业生就业困境的对策

3.1 严格审核法学专业招生资格，统筹控制招生规模

当前，我国法学专业的招生一方面规模庞大，另一方面招生类别和层次都纷繁复杂。这不但会使法学毕业生的过剩，造成待就业人数的囤积，也导致了法学毕业生人才质量的参差不齐，很大一部分人不符合对口岗位的要求。因此，要改变这一乱象，教育部要进一步审核各个法学招生单位的招生资格，从软件到硬件全面审查现有招生单位的办学条件，对于因为冲击综合性大学而临时设置法学专业等不符合办学条件的招生单位，应当及时取消其招生资格。另外，面对当前法学专业人才过剩的现状，国家应当行使人才培养的宏观调控职能，及时采取措施控制法学专业的招生规模，统筹各个招生单招生人数位，严格限制招生规模，整合教学资源，培养综合性高素质法律人才。

3.2 应当注重培养学生的法律运用能力和实践能力

当前很大一部分法学教学单位依然保持理论为主，甚至不涉及法律实践课程的培养方案，这一培养模式严重脱离了对口岗位对于法律人才的要求。因此，改革法学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势在必行，在培养过程中，一方面，依然注重理论课程的教学，增强学生法学理论功底，但同时也要重视学生实践能力的锻炼。在课程的设置上增加实践教学的课时，多进行模拟审判、案例演练、案例讨论和法庭旁听等教学实践活动，要进一步引入审判、公诉、辩护等方面的实务课程。同时，需要制定完整的专业见习计划，保证学生有机会到法院、检察院、律师事务所等实务部门进行专业见习。只有这样才能保障法学专业毕业生具有深厚的理论功底的同时，又能利用理论解决现实案例，做到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化，迎合对口岗位对具有综合能力的高素质法律人才。

3.3 加强就业指导，培养法学专业毕业生正确的就业观

法学专业毕业生就业难的一部分原因就是受传统就业观念的影响，如：一味的选择东部地区就业；一定要死守法学专业，不跨专业就业；法学专业的就要进公、检、法系统等，这些陈旧观念严重限制了法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选择面。每个高校都设置了就业服务部门，但据笔者了解，这些就业服务部门都没有分专业进行就业指导。各个专业都具有自身的专业特色，因此，要实施有效的就业辅导，必须分专业就行指导。就法学专业而言，针对法学专业的就业困境，就业服务部门应当加强对法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指导力度，剔除法学专业毕业生的不良就业观：在地域选择上，要防治他们地域选择的固化，让他们认识到东西部之间的差距已经逐步缩小，扎堆就业只会加大就业难度；在行业选择上，要让他们认识到法学专业就业的严峻性，一方面法学知识可以运用在不同的行业之中，另一方面这可以扩大他们的就业面；在岗位选择上，要转化他们必进公、检、法的思想，这一思想会使他们的就业选择过窄，失去很多好机会。

3.4 进一步发展西部，平衡法律人才流向

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推进，西部各方面都有所发展，但是不得不承认，目前西部同东部的依然存在一定差距。根据统计，法学专业毕业生仍然大部分流向东部发达地区，选择东部意味着选择了较高的工资待遇和良好的工作环境。面对这一困境，一方面应当进一步发展西部经济，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另一方面，还应当在就业方面实行政策优惠，在西部地区引进优秀人才，为引进人才提供薪资保障的同时保证其良好的工作环境。也只有如此，方能促进优秀人才流向西部，进一步促进西部经济的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形成良好的互动和循环。

参考文献

[1]谢飞.高校法学专业毕业生就业冷的思考[J].中国大学生就业，2005，（16）.

法学和法律专业的区别篇7

关键词 法律硕士 法本法硕 专门化 实务化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法律硕士（法学），以下简称法本法硕，是自2009年开始由教育部新增设的一种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类型，①其与此前已经开展的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类型（非法学）最主要的区别，是该类型的法律硕士招生对象是本科专业为法学专业的本科生，而法律硕士（非法学）的招生对象则是本科专业为法学专业之外的其他专业的本科生。法本法硕的设立，使我国法科研究生学历和学位教育类型更加丰富和完整，到目前为止，我国法科研究生可以分为两大类：法学硕士和法律硕士。法律硕士又细分法律硕士（法学）和法律硕士（非法学）以及在职法律硕士三种类型。

1 法本法硕设立的积极意义

法本法硕的设立，是我国法科研究生教育中新创设的一种类型。作为一种新生事物，由于与我国已有的法科研究生体系及培养制度、培养模式等存在很多不协调和模糊之处，因此，其在设立之初，即受到了来自各方的质疑。有认为是教育部为解决法学本科就业难而进行的权宜之计，是一种缺少科学论证的制度设计，有认为该制度属于“非驴非马”的怪物，搞乱了现有的法学教育体系，更多的人则是对该类型的硕士培养感到困惑和迷茫，不知道该如何对该种类型的硕士进行培养。我们认为，法本法硕的创立，从本质上讲对于改革和完善我国的高等法学教育制度具有积极的意义和作用，是我国高等法学教育制度的一项重要创新，应当成为长期坚持和适用的一项制度。同时，该项制度作为一项新生事物，实行的时间不长，存在很多问题也是正常的，应当通过不断改革和完善，使该制度能充分发挥其推动高等学校法学教育发展和法律人才培养的积极作用。法本法硕设立的意义主要是：

1.1 符合法学教育改革的方向，有助于培养高层次、应用型法律人才

我国法学教育经过，经过多年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国家法治建设培养了大量的法律人才。但是，也应当看到，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我国高等法学教育发展也存在很多问题，迫切需要改革。我国已往高等法学教育所存在的最主要的问题是，偏重于学术型法律人才的培养，培养的法科学生偏重于理论而缺少实践经验和能力，这与国家法治建设更多需要应用型实务型法律人才的实践需要相矛盾，也因此造成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需求的脱节。②因此，我国高等法学教育的改革方向，就是要改变法学教育人才培养与社会对法律人才需求的矛盾，为国家和社会培养更多高层次、应用型法律人才。

法本法硕的设立，完全符合法学教育改革的这一方向。在此之前，法学本科毕业的学生，如果继续深造，只有法学硕士研究生一条出路。而我国的法学硕士研究生的定位和目标，都是以学术型法律人才的培养作为目标，并非以应用型法律实务人才作为培养目标。由于社会对于学术型研究生需求有限，而司法部门及其他法律实务部门对高层次法律人才有更大的需求，因此，导致法学硕士的就业主要转向法律实务部门，但是其培养目标和培养模式决定了却很难适应司法实务的要求。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所以教育主管部门决定根据社会实际对应用型法律人才需要，决定增设法本法硕这一类型，并有意识地压缩学术型法学硕士招生规模，扩大法本法硕等应用型法律硕士招生规模。因此，法本法硕的设立，可以说完全符合我国高等法学教育改革的方向，是根据法学教育改革的需要所进行的一种重要制度创新。

1.2 适应我国法学教育的实际情况，有助于我国高等法学教育学位体系的完善

法本法硕的设立，不仅符合高等法学教育的改革方向，也符合我国高等法学教育的实际情况。我国高等法学教育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已基本形成了以法学本科为主，包括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在内较完整的法学学历和学位体系。但是，硕士研究生层次上，过去只有单一的法学硕士这一学术型硕士学位，而这种单一的学术型研究生所培养法律人才，无法适应司法实务对于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需要。因此，建立一种与社会需求相符合的新的研究生学历和学位制度成为法学教育的客观需要，也成为完善法学教育学历和学位层次的客观需要。③同时，由于法学本科专业的过度发展，导致法学本科学生就业难也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社会对法学本科生的需求已呈饱和状态，而社会对于高层次、职业化的法律人才需求却无法得到满足。法本法硕的设立，既满足了法学本科毕业生提升层次的需要，也满足了社会对法学教育提供高层次应用型法律人才的需要，因此，它的设立完全符合我国法学教育的实际情况和社会对高层次应用型法律人才的渴求，是一种良好的教育制度创新措施。

2 法本法硕教育存在的问题

法本法硕作为法学教育中一项创新制度，开展的时间不长，制度设计缺少充分的论证和实践的检验，因此，制度存在问题并不奇怪。任何新生事物都有一个成熟与完善的过程。目前法本法硕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2.1 培养方案与法本法硕培养目标存在偏差

法本法硕的培养目标，在指导培养方案中的定位是：“为法律职业部门培养具有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德才兼备、高层次的专门型、实务型法律人才”。目标的定位是高层次的“专门型”、“实务型”法律人才。应当说，对法本法硕的培养目标的定位是准确的，这种定位，使得法本法硕与法学本科、法学硕士、法律硕士（非法学）在培养目标和定位上有了明确的区别。

法学本科的培养目标和定位，依据现在所形成的共识是以法律职业为导向的素质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的法律人才培养教育。法本法硕的教育培养，与法学本科的教育在培养目标和定位上的差别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层次上的差别。一个属于本科教育；一个属于研究生教育；第二，专业化程度上的差别。法学本科教育，是不分专业的法学基础综合教育，法本法硕是法学本科基础之上的专业化教育，其专业化程度应当高于法学本科生；第三，实务化程度差别。法学本科虽然也强调一定的法律实务经验和技能的培养，但重点仍在法学基础理论和综合素质的培养，而法本法硕的实务化要求则比法学本科要高得多，法本法硕应属于典型的职业化教育，要求其毕业的学生直接能够满足法律职业的要求。

法学硕士的培养目标是学术型法律人才的培养，主要是培养从事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人才，其与法本法硕的培养目标的定位是应用型法律人才，主要是为司法部门及其他法律实务部门输送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有明确的区分，特别是法本法硕的实务化要求，是其与法学硕士的最本质的区分。

法律硕士（非法学），与法本法硕的培养目标虽然都是属于培养高层次应用型法律人才，但由于其招生对象不同于法本法硕，因此，其培养目标主要是复合型法律人才，其法硕阶段的培养任务比较明确，主要是法律知识和法律实务技能的培养。法本法硕则主要应当是培养法律专门化和实务化应用型法律人才。

虽然法本法硕的培养目标比较明确和准确，但是，法本法硕的培养方案设计却与其目标出现了偏差，导致法本法硕的培养方案与法学本科、法律硕士（非法学）培养方案重复和雷同现象，其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在课程设计上没有突出法本法硕的专门化特点和要求。

法本法硕的指导性培养方案规定：课程设置按法学一级学科为主设置，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必修课共12门，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外语二门公共理论课外，其他9门课分别是法理学、中国法制史、宪法、民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法、经济法和国际法。选修课由各培养单位自行确定。从上述课程设置可以看出，法本法硕的课程与法学本科的核心课程、法律硕士（非法学）的必修课程基本一致，指导思想都是按法学一级学科设课。这种设置显然没有体现出法本法硕专门化的特点和要求。对于已经过四年法学本科学习的学生，硕士阶段仍然是本科已有核心课程的学习，不仅无法体现出其专门化的特点和要求，而且也使教师和学生都无所适从，难怪教师不知道该如何教，学生不知该如何学。④如果说对于法学本科按法学一级学科设课，体现的是宽口径、厚基础的要求，对于法本法硕显然应当是法学知识的专业化和精细化，现有这种课程设置显然是不符合这一要求的，明显偏离了法本法硕的培养目标和定位。

2.2 教育培养单位的培养观念和模式等有待于转变

法学院系是法本法硕的教育培养的主体，法本法硕教育制度的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各法学院系是否能够胜任这种类型法律人才培养的要求。从目前看，各法学院在法本法硕培养教育上虽然进行了不少有益探索，但是总体上对于这一类型培养教育准备不足，存在不少问题：

第一，对于法本法硕的培养研究重视不够。法本法硕作为一种新事物，没有成熟的经验可供借鉴，因此，急需加强对于法本法硕培养体制、培养模式、课程设置等一素列问题的探索和研究。但目前各单位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还很不充分。对法本法硕多数还在沿用法学硕士的培养模式进行培养。

第二，法本法硕的培养模式还不成型。各学校对于法本法硕的培养模式进行了一些有益探索，但总体上都还不够成熟。多数培养单位都是按《培养方案》规定的培养模式进行，但由于培养方案本身不成熟，而且各培养单位已习惯于法学硕士的培养模式培养研究生，因此，真正能够体现法本法硕特点和要求的培养模式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第三，师资力量不适应法本法硕的培养要求。法本法硕培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强调其实务能力的培养，这就要求教师应当具有较丰富的实践经验和较强的法律实务能力。但是，各培养单位的教师，多数都不具有这方面的能力，这也影响对法本法硕的实务能力的培养。

2.3 影响法本法硕教育的外在政策措施还有待于完善

第一，就业政策。目前，我国对于法学专业的就业政策导向缺少层次性，专业性的法律机构（法院、检察院、律师等）职业准入的门槛过低，一般法学本科毕业都可以报考。这种就业政策导致法科研究生在招生和就业方面都出现一定的劣势。一方面，很多优秀的本科生，基于就业优先考虑和学习成本的考虑，不愿意报考研究生，而报考研究生的往往并不是本科生中的优秀学生，导致研究生生源质量下降，从而影响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另一方面，研究生就业成本远大于本科生的就业成本（无论是对学生本人还是对就业单位都是如此），也使研究生在就业竞争方面处于劣势，这更减少了学生报考研究生的动力。对于法本法硕，目前的就业政策导向尤其不利。一方面，在就业方面与本科生的竞争处于不利地位，另一方面，在与其他类型的研究生竞争中也处于不利地位。法学硕士一方面具有专业化的优势，另一方面具有被社会了解时间长、认可度高的优势，因此，用人单位偏好选择法学硕士；法律硕士（非法学）则具有知识复合型的优势，在就业方面也较法本法硕具有优势。⑤

第二，司法考试政策。现行的司法考试政策，对于推动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衔接，无疑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现行司法考试政策也给法学教育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其中，一个重要的影响，就是导致法学教育无法分阶段分层次培养不同类型的法律职业人才。现行司法考试的入门条件是本科毕业，而且一次考试确定职业资格。对于要从事法律实务职业的人而言，只要通过了司法考试，就取得了从事法律职业的资格。这种政策带来的结果就是无论是否经过系统的法律教育，无论是否经过职业化的法律训练，只要通过了司法考试，就可以做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对于多数法科学生而言，本科未毕业就可以参加司法考试，通过司法考试就可以做法官、检察官和律师，为什么还要读研？这直接影响学生接受更高级法律教育的积极性，尤其是法律硕士这种应用型高层次法律人才的教育培养。

第三，卓越法律人才培养政策。教育部推出的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计划，对于推动我国法学教育职业化和国际化具有重大意义。但是，该项政策设计也存在影响法学教育分层次培养的问题。其主要问题在于该政策的定位是法学本科教育，学界称其为“以本为本”，缺少对于法科研究生教育的关注。如果仅将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计划定位于法学本科教育，对于法本法硕教育将会是一个重大的冲击，将使法本法硕处于一种更加尴尬的位置。因为法本法硕本身的定位是培养高于法学本科层次的高层次的应用型法律人才，如果单纯法学本科教育已经可以完成卓越法律人才培养任务，法本法硕还有什么存在的价值？

3 法本法硕的改进对策

3.1 修正培养目标与培养模式之间的偏差，尽快确立以专业化和实务化为特色的基本培养模式

如前所述，基于我国法学教育的现状、依法治国对于职业化法律人才的需要及法学教育的规律，法本法硕教育制度的定位和目标是适当的，即培养区别于法学本科、法学硕士和法律硕士（非法学）的高层次的专门型、实务型法律人才。依据这一定位和培养目标，法本法硕的基本培养模式应当主要体现两个特色：专门化和实务化。

所谓专门化，我们理解就是指专业化，是相对于法学本科不分专业方向特点的一种法学专业方向化要求，即从法学一级学科向法学二级学科或三级学科等的专业细化划分。这种专业化划分，既可以按现行的法学一级学科、二级学科划分，也可以不依现行的学科划分而按大的专业方向划分，例如法学专业之下，可以设刑事法方向（含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民事法方向（民法、商法）等，也可以按更细的方向划分，例如，金融法方向、税法方向等。具体设哪些方向，可以由各培养单位根据各自的特点自行决定，但是，对于法本法硕而言，专业化是必须的，这是由法本法硕生源特点、培养目标和职业需求共同决定的。如果没有专业化，法本法硕就无法与法学本科相区分，也无法与法律硕士（非法学）相区分。

基于法本法硕专业化的要求，现行指导性培养方案中的课程设置按法学一级学科设置的指导思想必须要改为按专业方向设置为主。必修课主要应当考虑是专业必修课而不是法学专业的共同核心课。例如，对于刑事法方向的学生，仅刑法学专题、刑事诉讼法专题成为必修课，民法、经济法等专题不再成为该方向的必修课程。

所谓实务化，我们理解就是培养学生从事法律职业所需要的解决实际法律问题所应具有的知识和能力，是相对于法学本科偏重于法学理论和法律知识的了解和掌握，相对于法学硕士偏重于法学理论的学习和研究而言，法本法硕应在掌握法学理论和一般法律知识的基础上，重点在于将法学理论和法律实践相结合，学习和掌握运用法学理论解决实践中法律问题的知识和能力。实务化，是法本法硕作为应用型法律人才区分于法学硕士作为学术型人才培养的主要区别所在。

法本法硕现行的指导性培养方案中，对于法本法硕的实务化特点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在培养方式中将重视和加强实践教学，着重理论联系实际的实务能力的培养列为基本的培养方式，并在培养工作中专列了实践教学的要求等，虽然在如何改进实践教学和加强学生的实务能力培养方面还存在很多值得探讨的问题，但重视法本法硕的实务化培养方向则是应当肯定的。

3.2 培养单位应积极探索和完善法本法硕的培养模式和措施

法本法硕作为法学教育中的一种创新制度，在很多方面不成熟和不完善，需要在实践中加以不断改进和完善。这其中培养单位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⑥作为培养单位，主要应当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认识法本法硕的积极意义，积极研究探索培养模式和培养措施。培养单位首先应当在观念上充分认识法本法硕教育制度的意义，把法本法硕的教育作为我国高等法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认真加以研究和积极开展相应的教育培养工作。第二，积极开展法本法硕培养模式的探讨。根据法本法硕的培养目标和定位，结合培养单位的实际情况，探讨法本法硕的教育培养模式。在课程的设置上，应当按专业化和实务化的要求设置相应的课程，改革目前按法学一级学科设置课程的做法。在教学方法上，强化实践教学，着重培养学生实务能力的培养。第三，加强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针对师资队伍偏重于理论研究，缺少实务经验的现实，采取多种措施，加强教师的法律实务经验的培训。可以让教师到法律实务部门挂职，请有丰富司法实践经验的实务界专家担任兼职教师，为法本法硕学生配备双导师等措施，改进现有的师资队伍结构，加强学生实务能力的培养。

3.3 完善与法本法硕相关的配套政策

第一，就业政策方面，应当提高职业法律部门用人的学历要求，对于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等典型的法律职业，应要求具有法律硕士学历。这种要求，既符合职业法律人职业化、精英化的要求，有利于提高法律职业部门法律人的素质，也有利于推动法学教育向职业化和精英化方向发展。

第二，改革司法考试。司法考试应当借鉴国外的做法，分二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以本科毕业生为对象，注重法学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的考查。第二阶段，以法科研究生为对象，注重法学专业知识和法律实务能力的考查。通过两阶段的司法考试，才能进入法律职业部门，从事法官、检察官、律师等法律职业。⑦这种改革，既可以满足不同行业对于不同层次法律人才的需要，又有利于推动法学教育对人才的分类和分层次培养。

第三，调整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计划定位。将目前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计划单纯定位于法学本科教育，调整成为包括法学本科和法律硕士教育在内的一项系统工程，使法律硕士教育成为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调整既符合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计划设置的目的和要求，也符合法学教育的内在规律，有利于法学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有效衔接。

4 结束语

法本法硕，作为我国法学教育中的一种新生事物，其创设具有积极的意义，符合我国法学教育改革方向和社会对法律人才培养的要求，也有利于我国法学教育体系的完善。作为一项新生事物，其制度设计和实施存在不完善之处在所难免，我们应积极使之加以完善，使其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需要法学界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

注：本文系山东省研究生教育创新重点项目《法律硕士（法学）培养方案的创新设计》（课题编号：SDYY12148）的中期研究成果。课题负责人：金福海，男，烟台大学法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课题组主要成员：范李瑛、于永芹、刘经靖、郭静均为烟台大学法学院研究生导师和教师

注释

① 关于转发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的通知（学位办[2009]23号）.

② 吴英姿.“法本法硕”与法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教育与现代化，2010.9（3）.

③ 冀祥德，王崇华.规范与特色：中国法本法硕培养反思.西部法学评论，2010（4）.

④ 包万平，李金波.全日制法律硕士（法学）人才培养的问题与对策，研究生教育研究，2011（6）.

⑤ 王键.招生政策调整与法律硕士教育面临的新挑战，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10年春季卷.

法学和法律专业的区别篇8

摘要： 2013年（上海）自贸区的设立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废法”，引发了自贸区法律适用如适用机构的设置、适用依据的确定等诸多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目前，自贸区难以设立完整建制化的基层法院或更高级别的法院;知识产权法院跨区管辖模式的确立，致自贸区设立知识产权法院既无可能亦无必要。建议在未设知识产权法院的自贸区所在地增设知识产权法院。一审案件主要应由基层法院管辖。自贸区必须正确适用国内法与国际法并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既要尊重《立法法》的基本原理，又要在不与上位法抵触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地方立法的作用。自贸区法律适用的基本问题关涉法治中国建设进程中国家法治统一性与区域法治特色性的重大法治课题，需加强研究。

中图分类号： D922.295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12435（2015）02014007

Basic Issues of Law Application in China FTZ

PENG Fenglian （School of Law，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3， China）

Key words： China FTZ; law application; application institution; application basis

Abstract：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a （Shanghai） FTZ and “abolition of some laws” authorized by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initiate the basic issues of law application in China FTZ， such as application institutions and application basis. Currently， it is difficult for China FTZ to establish complete institutionalized lower courts or higher courts; it is impossible and unnecessary to establish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urts becaus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odel of Cross regional jurisdiction of it.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urts should be added to FTZ in area without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urt the first trial cases are mainly administered by the lower courts. Both Chinese laws and international laws should be applied in FTZ and well manipulated with each other;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Legislation Law should be respected and the role of local legislation should be exerted without conflicting with higherlevel laws. The basic issues of law application in FTZ are connected with the significant legal subject of the unity of the country under the rule of law and specialty of regional rule of law in the process of rule of law in China， which should be further studied

中国自贸区法律适用的基本问题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3卷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于2013年8月22日经国务院批准设立，于同年9月29日挂牌。2014年12月，国家又批准设立了中国（广东）、中国（天津）、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并对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进行扩区。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在新形势下推进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自贸区是根据中国法律法规在中国境内设立的系统性改革试验区，既是经济试验区，[1]也是法治试验区。法治创新是建设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前提和基础，[2]自贸区法律适用问题会面临一系列挑战，需要积极探讨和回应。

一、问题的提出

2013年8月30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国务院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暂时调整有关法律规定的行政审批的决定》（自2013年10月1日起施行，以下称《决定一》），规定：对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之外的外商投资，暂时调整《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规定的有关行政审批。调整的行政审批试行期为三年，“对实践证明可行的，应当修改完善有关法律;对实践证明不宜调整的，恢复施行有关法律规定。”该决定暂时调整了11项审批项目，由行政审批改为备案管理。2014年12月28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国务院在中国（广东）、中国（天津）、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以及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扩展区域暂时调整有关法律规定的行政审批的决定》（自2015年3月1日起施行，以下称《决定二》），在调整内容上增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规定的有关行政审批。全国人大常委会在特定区域授权“废法”后，如何处理法律在我国境内的一体遵循？

2013年9月18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公布，该方案将“完善法制领域的制度保障”作为自贸区五大任务之一，并对如何完善法制保障提出：“加快形成符合试验区发展需要的高标准投资和贸易规则体系。针对试点内容，需要停止实施有关行政法规和国务院文件的部分规定的，按规定程序办理。”“上海市要通过地方立法，建立与试点要求相适应的试验区管理制度。” 一些全国性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文件的部分内容在自贸区内不实施，会不会引发区内、区外的法律适用冲突？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专门指出：“建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在新形势下推进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要切实建设好、管理好，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在推进现有试点基础上，选择若干具备条件的地方发展自由贸易园（港）区。”“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中当然也包括法律适用方面的经验，所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法律适用的探索同样带有“先行先试”的试验与示范作用。如果中国所有的自贸区都能突破诸多法律的适用，那么如何处理中国法制的统一性与区域法治的关系？

2013年9月26日，《关于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暂时调整实施本市地方性法规有关规定的决定》由上海市人大常委会通过（2013年10月1日起施行），决定停止实施《上海市外商投资企业审批条例》，这是地方性法规。2014年7月25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条例》由上海市人大常委会通过（2014年8月1日起施行），这也是地方性法规。2013年9月22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管理办法》由上海市政府常务会议通过，这是行政规章。根据该管理办法，上海市成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管理委员会作为管理机构，管委会为市政府派出机构，“具体落实自贸区改革任务，统筹管理和协助自贸区有关行政事务”。国家战略由地方落实，那如何处理国家立法与地方立法的关系？除了新设立的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知识产权法院外，我国法律适用机关通常都是与行政区划相对应的，那与自贸区管委会相对应的法律适用机关是什么？该如何设立？

司法保障是法制保障的最后环节，如何完善自贸区的司法保障是关系自贸区法制环境是否规范的重要问题。“从法治的视角看，自贸区为中国法治建设开启了新的议题。”[3]不少法律界专家学者主张自贸区“制度创新”需要法律保障，但是法律保障需要依靠确定的法律机关和明确的法律依据，所以，对于自贸区法律保障而言，法律适用机构如何设置、法律适用的依据怎么确定等是首先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

二、中国自贸区法律适用机构

法律适用，在广义上与法的实施同义，在狭义上特指司法机关及人员依法将法律规范应用于具体案件。本文从狭义上使用这一概念，并探讨自贸区司法适用机构问题。机构，可以泛指机关、团体或其他工作单位，也可以指机关、团体等的内部组织;机关，是指办理事务的部门。可见，“机构”比“机关”的外延大，有时又可以是同义。比如浦东区人民法院既可以称机构，也可以称机关;而上海自贸区法庭是浦东区人民法院的内部组织，通常称为机构。典型意义上的法律适用机构（机关）是指各级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限于篇幅，也因为法院所具有的最后定分止争的地位，本部分主要探讨自贸区法律适用机构中的法院或法庭的设立问题。

根据宪法和法院组织法、检察院组织法，我国法律适用机关分为四级，以人民法院系统为例，从低到高依次为：基层法院、中级法院、高级法院、最高法院。人民法院是根据国家的行政区划、行政级别相对应设立的，如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是与上海市行政区划和上海市的行政级别对应的，但到乡镇政权，就没有相应的司法机关了。自贸区作为一个新生事物，虽然它有区域范围，但是其并非行政区划，（上海）自贸区管委会定位于市政府派出机构。由此带来的一个问题是：与自贸区管委会相对应的法律适用机构是什么？一审案件由谁管辖？自贸区成立伊始，这些问题就引起了关注，而且意见分歧较大。就自贸区制度创新而言，目前最重要的是“法治的形成，特别是基于司法独立原则的审判机构的重构”[4]，所以，自贸区的法律适用机构的设置是一个现实而重要的问题。

（一）自贸区是设专属法院还是派出法庭

有人从“自贸区的改革深度、广度及时间长度”，主张在自贸区设专属法院，可以是基层法院或中级法院;有人则主张设派出法庭。 [5] 反对设派出法庭的主要理由是：第一，如果自贸区只配备一个基层法院的派出法庭，或相关事项还是简单归并由属地基层法院处理，“会妨碍相关民商事纠纷的诉讼解决机制的有效性，令司法力量在自贸区改革试验中可能发挥的角色受到限制，与新时期背景下法院应该在试验区的法制环境的规范化进程中起到的作用不相称。”故而，建议最高法院和地方人大不妨审时度势，“至少在自贸区设置专属的基层法院”。第二，新设基层法院与原辖区所属基层法院各有分工，前者“可专注于与自贸区功能相关的、基于不同的法律规则背景产生的商事纠纷和行政纠纷，并可以考虑下设商贸、金融、投资、税务等特别审判庭”，自贸区内的刑事、普通行政纠纷和普通人身性的民事纠纷仍由原辖地的基层法院受理。第三，自贸区是设置在上海、广东、天津、福建等省级行政区划的部级自由贸易区，司法权由更高级别的法院享有，在现实法治背景下或许更能有效地实现法律和政策的必要平衡。故此，“有权机关可以考虑直接设置具有对前述民商行政纠纷的一审受理权的自贸区中级法院”。[6]在自贸区设立专属法院，涉及政权架构性的组织和职权配置，属于《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的事项，“不容地方置喙”[7]。因此，在上位法没有做出相应调整前，自贸区难以设立完整建制化的基层法院或更高级别的法院。

主张自贸区设立较高级别法院者主要是担心低级别的法院会影响对自贸区的司法保障效果。不能说此担心毫无根据，因为从中国法院的现实看，通常是级别越高，其法官队伍整体专业素质与水平也越高，司法力量也越强，自贸区需要优质高效的司法保障。同时，中国的文化讲究级别与对等，四个自贸区是国家批准设立的，属于“部级”，而只在原属地基层法院下设派出法庭（如“上海自贸区法庭”只是浦东新区法院的派出法庭），与自贸区的“部级”不相称，关键是由于级别低而与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不顺畅。

相较于管辖权设定的高度法定化，人民法院审判机构的设立则具有相对的灵活性。例如就有学者认为，在自贸区试验期间，设立自贸区法庭是有可行性的，建议“在自贸区内设立商事派出法庭处理认缴资本制下的公司法律纠纷及相关法律争议” [8]。上海自贸区成立一个月后的2013年11月5日，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自贸区法庭正式挂牌成立。根据《人民法院报》报道，上海自贸区法庭成立7个月中，共收案243件，其中投资贸易类商事案件204件，金融类14件，知识产权类15件，房地产类9件。“新类型”“疑难”“独特”成为这些案件共有的标签。[9]上海市一中院制定了《关于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提供司法保障的方案》，设立专项合议庭，依法集中审理涉自贸区相关二审案件及重大一审案件。

自贸区的改革首先是法律规则的改革。而目前高级别国家试验区与低级别派出法庭的科层机构体系之间确实不相匹配。因为自贸区管委会不是一级政府，所以设立与之相对应的专属法院甚至高级别缺乏法理依据;但自贸区管委会是市政府的派出机构，自此言之，似乎在原有高级法院而不是基层法院中设置自贸区派出机构才是合理的，然而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9条，只有基层法院才可以设立派出法庭。从当下看，“自贸区人民法院机构建设的重点应放在创新思路、探索司法改革具体措施，以及专业人才培养、培训和调查研究上，不应放在增加机构人员和提高级别上。” [10]且行且探索且研究，这也符合自贸区作为“试验田”的特征。

（二）自贸区是否设立知识产权法院或者知识产权法庭

我国正在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国家通过确立建设创新型国家、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确立自主创新、原始创新、集成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科技发展方针，确立加速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体的科技改革的重点与方向，正在加速实现由跟踪追赶向自主创新的根本性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知识产权的运用和保护至关重要。自贸区在建设发展中，其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涉外定牌加工、知识产权执法、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等问题会日益突出。[10]那么为应对挑战，在知识产权保护的司法适用上，能否建立一个统一的平台？《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加强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健全技术创新激励机制，探索建立知识产权法院”，此项改革目标能否在自贸区率先实现，受到各方关注。“自贸区有必要未雨绸缪，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精神，提前规划在自贸区筹建知识产权法院或知识产权专业法庭。”[11]“设立专门机构，能充分体现对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视，以及降低成本、提高效率。”[12]2014年4月29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涉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案件审判指引（试行）》（2014年5月1日试行），分别就专利权保护、商标权保护、著作权保护、规范竞争等多个方面，对自贸区知识产权的保护进行了规定;对司法实践中知识产权案件的审理进行了优化，如规定“尝试建立法院聘请技术专家辅助查明技术事实的途径和方法，不断完善技术事实查明的手段”“探索通过庭前准备程序先行确定权利要求保护范围的裁判方法，提升专利纠纷的庭审质效和裁判水平”。但是，该《审判指引》是浦东新区法院在自贸区设立派出法庭的框架下“为法官审理相关案件提供思路”的，没有提及是否设立知识产权法院或知识产权法庭的问题。

从已经探讨的情形看，基本观点是在自贸区设立知识产权法院或知识产权法庭可以提前规划。2014年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在北京、上海、广州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决定》的颁布，标志着设立知识产权专门法院的方案正式出台，同时表明在自贸区设立知识产权法院既无可能亦无必要，因为知识产权法院跨区域的管辖模式能包括但不限于自贸区的知识产权案件。自贸区若知识产权案件数量多则可考虑设自贸区知识产权法庭。北京大学国际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主任易继明教授认为，在中国大陆，“设立10至13个跨行政区划的相对集中的知识产权专门法院，或许是一个较为合理的布局”[13]。就目前知识产权法院架构与分布看，建议较短时间内在天津自贸区、福建自贸区所在地城市新增知识产权法院，统一管辖包括但不限于自贸区的知识产权案件。

（三）自贸区一审案件是由基层法院管辖还是由更高级别的法院管辖

有人提出，鉴于自贸区的重要性，有必要提升涉自贸区案件的级别管辖，即由中级人民法院或高级人民法院管辖一审案件。有人则反对之，反对的理由是：其一，民事案件的级别管辖系由《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要提升级别管辖，依照《立法法》的规定必须由全国人大予以变更。其二，《民事诉讼法》的“指定管辖”制度（上级人民法院有权审理下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民事案件），针对的是个案而不是一个区域内所有案件，实践中不可能让中级法院或高级法院采用逐个案件指定管辖的方式提升自贸区案件的审级。其三，自贸区需要重点司法保障的政策倾向不能取代基层法院管辖一审案件的司法立场。其四，我国加入WTO之初，最高法院曾经司法解释提升涉外案件的审级、规范集中管辖制度，但这一司法解释在经历了数年后逐渐与我国国情不符，而依旧回归到基层法院管辖的思路上来。因此，按照《民事诉讼法》地域管辖的一般原则，自贸区内案件的一审法院应当由基层法院行使管辖权。[14]此法理分析、现实理由都有其合理性，但其分析均基于民事案件。民商事案件从数量上说虽然会是自贸区案件的最主要类型，然而从自贸区转变政府职能、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推行以及综合执法权设置与运行从而导致的行政诉讼案件也会逐渐增多，还有自贸区新型经济犯罪案件也不容忽视。在民事、行政、刑事三大类诉讼案件自贸区都会涉及的情况下，单单只讨论一审民事诉讼案件的级别管辖未必合适。笔者认为自贸区一审案件的级别管辖由基层法院管辖还是更高级别的法院管辖的问题，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三大诉讼法确定即可，没有必要突破，同时认为三大诉讼案的一审主要应由基层法院管辖。

三、自贸区法律适用的依据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提出自贸区的愿景是“具有国际水准的投资贸易便利、货币兑换自由、监管高效便捷、法制环境规范的自由贸易试验区”，自贸区又是“境内关外”，所以自贸区适用的法律相当一部分会是相关的国际条约、国际规则与国际惯例。因此，自贸区派出法庭如何处理国际法与国内法的适用是本部分探讨的基本问题之一。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在自贸区暂时调整有关法律规定的行政审批，由此又引发了自贸区法律适用中的国家法与地方法的关系问题。

（一）自贸区法律适用之国际法与国内法

根据《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管理办法》（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7号），自贸区积极发展总部经济，鼓励跨国公司在自贸区内设立亚太地区总部;推动国际贸易、仓储物流等基础业务转型升级，发展离岸贸易、国际贸易结算、国际大宗商品贸易、跨境电子商务等新型贸易业务等。与上述业务相关的我国已经加入的国际条约是要遵循和适用的，没有国际条约的，要遵照国际惯例。例如，保理业务我国尚未有相应的法律规定，这就要尊重国际金融交易的惯例;[15]在知识产权法律适用方面，中国已经加入的相关知识产权国际公约是重要的法律依据。

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既是国际法的理论问题，也是涉及到各国实践的问题。在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理论上，西方国际法学者自19世纪以来提出了三种主张：即“一元论”的国内法优先说、国际法优先说，以及“二元论”的国际法与国内法平行说。我国学者一般认为，国际法与国内法是法律的两个体系，但由于国家是国内法的制定者，又是国际法制定的参与者，所以两者之间联系密切，彼此渗透，相互补充，而非互相排斥和对立。国家在制定国内法时要考虑到国际法的规范要求，在参与制定国际条约时也要注意到其国内法的原则立场。反映到实践上，一国在国内如何适用国际法、如何履行其承担的国际义务是处理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核心。此问题又涉及到一国国内法院是否能直接适用国际法，以及当国际法与国内法冲突时如何适用法律的问题。我国宪法对于国际法和条约在国内的效力没有明文规定，对条约与国内法的关系也未直接表明。但从宪法关于缔结条约的程序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条约程序法》的规定看，条约和国内法在中国法律体制内有着同等的效力。1986年《民法通则》第14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事法律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可以适用国际惯例。”第105条规定：“依照本章规定适用外国法律或者国际惯例的，不得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公共利益。”这表明了我国对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的立法倾向和适用倾向。

但我国现有法律与国际经贸规则，尤其是全球新兴的“自由贸易区”规则仍有诸多冲突之处，在涉及国际经贸、货币、服务业等方面的法律规范与国际规则不统一之处甚多。[16]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在中国（上海）自贸区调整有关法律规定的重要因由，对此，有研究中国问题30多年的资深学者认为：其一，这显示了64年来中国法律与国际经贸规则、特别是全球新兴的“自由贸易区”相冲突;其二，尽管中国改革开放35年，但一些经贸规则依然明显不兼容。 [17]上海自贸区法庭至2014年7月审理的案件，“多数涉及国际条约的直接或转化适用”[9]。因此，从司法机关的现实做法来看，其基本遵循的原则是国际法优先。今后，四大自贸区的国际投资贸易等涉外案件将迅速增长，因此，“必须正确适用国内国际两种法律渊源，同时积极运用国际私法中的相关规范公平、公正地确定涉外案件的管辖权、法律适用、判决的承认与执行等相关事项”[14]，以维护自贸区的国际声誉。在自贸区处理好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将会面临一个较长的调适期。

（二）自贸区法律适用之国家法与地方法

中国自贸区设立于中国境内，根据法律适用的理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应普遍适用于大陆（内地）的所有领域。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暂时停止部分法律（条款）的适用，引发了自贸区法律适用之国家法与地方法关系的处理问题。

根据《立法法》的规定，涉及“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财政、税收、海关、金融和外贸的基本制度”以及犯罪等内容时，必须由国家制定法律。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自贸区的《决定一》与《决定二》的授权，自贸区实行部分法律豁免。[18]关于这两个“决定”，有几点需要明确：一是“暂时调整”意即暂时停止实施;二是暂时停止实施的并不是“三资企业法”与《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的整体，只是其中规定的有关行政审批，并在附录中明确了哪些行政审批，在此之外的四部法律的内容在自贸区并没有暂时调整（停止）适用，亦即继续有效;三是“暂时调整”的“暂时”以三年为限;四是“暂时调整”的结果可能是正反两方面：“对实践证明可行的，应当修改完善有关法律;对实践证明不宜调整的，恢复施行有关法律规定。”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中国务院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批准了三资企业法中有关行政审批的暂时调整适用。从法理上看，除了上述四部法律的部分内容暂时调整适用外，其他国内法都应该在自贸区内适用，但实际情况比较复杂，比如因为自贸区实行特殊的外汇管理制度，因此逃汇罪在很多情况下不适用，类似的情形在2014年11月3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的《上海检察机关涉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刑事法律适用指导意见（一）》中予以了明确。

停止某些法律（条款）在某地区适用，是否有立法依据，是否会破坏国家法制统一？会不会对其他地区产生不良影响？这也是关注的热点。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决定在自贸区“暂停法律实施”的行为是否存在合法性？《立法法》第9条规定，“本法第八条规定的事项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权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第8条的事项是中央专属立法事项，第9条是授权国务院“立”法，而关于自贸区是授权国务院“废”法。此“废”法授权有无依据呢？《宪法》第89条对国务院职权在具体列举了17项之后，第18项规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授予的其他职权”，据此开放式规定，只要全国人大及其常委授权后，国务院便可获得相应权利，因此授权本身是有法律依据的，而且此次有关自贸区的授权并非是开“废”法之先河，已在自贸区之先的《关于授权国务院在广东省暂时调整部分法律规定的行政审批的决定》于2012年由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上通过，授权国务院在广东省暂时调整部分法律规定的25项行政审批目录。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由上海市政府和商务部联合递交，经由国务院批准，是自贸区的基础性法律文件。但它不是由国务院制定而是由国务院批准的，所以其法律效力如何，不是很明确。由于自贸区先行先试的是国家事权，非经国务院同意不能运行，所以该方案应当定位于商务部和上海市政府共同制定的行政规章，又由于其经过了国务院的批准，所以其与通常意义上的行政规章又有所不同。此规章与地方性法规又是什么关系？根据《立法法》，它们法律位阶相同，若发生冲突，则需由国务院审定。因此，涉及到具体问题时，如何处理国家法与地方法、地方性法规与政府规章的关系并不十分清楚明了。

2013年9月26日上海市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暂时调整实施本市有关地方性法规规定的决定》规定：对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之外的外商投资，停止实施《上海市外商投资企业审批条例》。同时还规定了一个概括性的条款，即“凡法律、行政法规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调整实施有关内容的，本市有关地方性法规作相应调整实施”;上海市“其他有关地方性法规中的规定，凡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不一致的，调整实施。”这是节省立法资源的表现，随着自贸区发展的推进，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如果有新的授权国务院调整法律（条款）的事项，上海市地方立法则无需出台相应规定了。此立法经验可供其他自贸区复制。

2014年8月1日起施行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条例》共有9章57条，全面规范了自贸区的管理体制、投资、贸易、金融服务与税收管理，以及综合监管、法治环境等。预留制度创新空间，处理好法规适时性与改革的阶段性之间的关系是其亮点之一，通过“列举加概括”的方式增强立法的前瞻性和包容性。该条例被誉为自贸区“基本法”，是自贸区最重要的地方性法规。随着实践的深入，自贸区会在各领域形成一些新的法规规章，如果经过三年的试验证明可行，将来则可能上升为法律，由此为中国加入TPP扫除法律上的障碍，“为与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开展自贸区谈判提供参考，进而为我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理论支撑”[16]。因此，关于自贸区，不管是国家立法还是地方立法，任务都很繁重。

如何在自贸区理顺国家立法和地方立法的关系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基本原则是：既要尊重《立法法》的基本原理，又要在不与上位法抵触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地方立法的作用。自贸区的先行先试，对维护国家的法制统一提出了挑战，在边行边试中尚需要继续研究，以便为自贸区法律问题的处理积累经验。

自治区法治建设是法治中国建设的组成部分，同样面临法律体系仍需完善、依法行政水平有待提高、司法体制改革滞后于发展要求等一系列重大挑战。[19]然自贸区的法治创新实践，构成了当代中国区域法治发展的鲜活样本，进而提出了国家法律局部性的因地调整的重大法律课题。[20]自贸区法律适用的基本问题同样关涉法治中国建设进程中国家法治统一性与区域法治特色性的重大法治课题。自贸区是中国法治建设的先导区，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先行者，在落实国家法治发展战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具有示范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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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和法律专业的区别篇9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发展迅速，而我国的法学教育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各种法学院校、法学院系和法学专业的设置也不断普及和发展，师资力量和学生的人数也在不断增长。尤其是地方性院校的法学教育发展尤为明显，开设了许多有关法律、法学的院系和专业，招生的规模也在不断的扩大。但是，在法学教育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有许多发展过程中所累积的问题需要我们引起重视并加以解决。如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法学专业生的就业相比其他专业要困难许多，法学生就业问题越来越严峻，使得法学教育陷入了专业是否取消或限制的讨论当中。

面对这些困难和问题，民族院校的法学教育不能安于现状，停滞不前，而是要思考解决办法和措施，学习和借鉴国外的改革优点，加强法学教育自身建设，才能取得进一步的发展。

一、民族院校法学专业存在的问题

当前，民族院校的法学专业存在许多问题，具体表现在民族院校法学专业的课程设置与其他院校大同小异，过于注重对法学理论的教育而忽略了对法学实践能力的培养，从而导致民族院校法学专业的学生所学的知识与实际生活脱节，更与民族地区对法学人才的需求相悖，使得法学专业的学生就业困难。

第一，民族院校法学专业教育课程设置跟其他地方院校过于注重对法学理论的教育而忽略了对法学实践能力的培养。虽然，进行法学理论教育非常重要，但是，对于法学教育来说，不能纯粹的成为理论教育。而民族院校在法学专业课程的设置上，仍然是纯粹理论教育，这既脱离了法律的实践，也脱离了民族院校法学学生的现实生活。结果是这种模式之下培养出来的民族院校的法学学生，不能跟其他法学院校的学生比较的自身的优势，更不能顺利地融入民族自治地方的法律实践工作，导致民族院校法学专业学生就业困难。

第二，民族院校法学教育的教学内容单一，欠缺自己的民族特色。目前民族院校的教学内容主要依赖于遵照国家课程标准传授国家规定的基本教学内容，结合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结合的民族法学的教学内容欠缺，导致民族院校法学专业学生所学的教学内容与其生活的民族地区的社会生活排斥。相其他的重点大学和法学专业、政法类大学，民族院校在法学专业的师资力量上比较薄弱，法学教育业不能够在理论的基础和发展上形成特色教育和实现突破；不能够成为地方性或全国性的法学理论输出中心；不能够形成有效的法学理论影响力。因此，民族院校在法学教育上，应结合自身的特点和优势，与法学专业教育相结合，才能克服和突破目前困境，取得进一步发展的途径。

第三，民族院校的法学教育在教学办法，教学方式上没有充分考虑民族院校学生的民族价值观、思维方式、心理特质等特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点，导致民族院校法学专业学生的法学教育立足于通识教育，没能与民族地区法学学生的职业生涯、职业规划紧密结合。要想教育得到发展，就必须要进一步深化教育科学研究，加强教育教学的正确、科学、现代化。笔者针对从上述民族院校法学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对民族院校法学教育的改革提出了一下几个方面的建议。

二、民族院校法学教育进行改革的思考

作为民族院校，应该在教学办法和教学过程应充分考虑少数民族学生的心理、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语言等其本民族特性。并基于这个特点设置适合少数民族学生的教学方式。所以，在专业课程的设置、教育内容、教育方式、教育语言等方面应该显示出自身的特点。

（一）合理设置民族院校法学专业课程

民族院校法学专业课程的设置，应当在全国统一的前提下，根据民族地区的现状、特点以及民族院校的实际情况，设置符合本地区需要的特色专业课程，这样使民族院校的法学学生充分了解民族地区的社会实践，从而把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相互结合，使民族院校的法学教育逐渐发展成一种职业教育，与民族院校法学学生的职业生涯、职业规划紧密结合的一种技术教育。

我国是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度，每个地区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每个地区对于人才的需求也同样存在不同层次和类别。以社会对各级各类专门人才的需求为出发点，专业教育应当在专业的设置、类别、层次以及特色上体现地域特色，使院校专业结构设置变的分工合理、各具特色。因此，民族院校法学的设置必须有一个合理的布局，在全国统一的前提下，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设置具有民族特色的专业，从而实现专业结构上的优化布局。这种做法有利于民族院校在短期内建成自己的优势专业。

（二）合理设置民族院校法学专业内容

民族院校的法学专业的教育内容，既要按照国家课程标准的规定设置基本的教学内容，同时又要结合民族地区法学人才的需求和生活习惯的区别，注重传授具有民族特色的教学内容。民族院校的学生生源大多数来自于农牧区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青少年儿童由于从小就在具有民族文化的环境下成长，深受民族文化的影响，因此，其在心理、文化、语言、思维方式以及价值观念等方面具有本民族的特性。这种文化特质决定了少数民族学生在入学就已经形成了具有不同于其他民族的，具有本民族特性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因此，作为法学教育者的民族院校应该重视学生的民族价值观、思维方式、心理和精神。而这些重视必然也必须反映在法学教育的内容和观念上，从而影响到法学教育的方式和思想上。他们更容易接受民族语言授课，所以民族院校的法学教学应结合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法学人才的需求，培养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熟悉国家法律法规，系统掌握法学理论与实务知识；熟悉党和国家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熟悉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以及，通晓民族语言；具有良好的司法职业道德，能在边疆民族地区法院等司法部门从事法律工作的高素质应用型法律专门人才。这样才能更好的为自治区的地方建设作出更好的贡献。

（三）民族院校的法学教育在教学办法、教学方式上，应该充分考虑民族院校学生的民族价值观、思维方式、心理特质的基础上找出适合民族院校法学专业学生的教学办法

1．使用比较法的教学研究方法

运用比较法研究教学方式，就是根据一定的标准，将某类教育现象在不同情况下的表现进行比较研究，从中找出其教育的规律和特殊本质，从而得出符合实际的方式和方法。在民族院校的法学教育中使用比较研究的教学办法，比较国内外法学教育教学改革，比较各地方院校的法学教育教学的特点，总结出法学教育的普遍规律及其特殊本质，找出符合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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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院校自身的客观实际和民族院校学生的民族价值观、思维方式、心理特质的正确的、科学的、全面的发展途径。

2．使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办法

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办法是最基本的教育方法，也是老生常谈的教育科研方法，但现在的民族院校的法学教学中也没有发挥出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办法应有的作用与价值。在民族院校的法学教育当中除了使用普遍的，典型的案例教学在课堂教学当中的应用以外，更应该要把国家规定的教学内容结合民族地区的民族生活习惯和民族院校学生的民族价值观，找出更让民族院校学生感兴趣，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引导他们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也就是要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学生学会运行法律资源、寻找法律信息以及解决法律问题的能力。民族院校在法学教育上，应当学会扬长避短，才能在有效促进学生发展的同时，提高学生的就业率，使学生能够更好的服务于地方经济的发展。

3．民族院校的法学教育在教学方式上应结合民族特质

法学和法律专业的区别篇10

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政府法律顾问室根据工作需要，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专职法律顾问。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招聘的专职法律顾问，其岗位职责主要是处理政府相关法律事务;该岗位为专职工作岗位，工作及休息时间执行现行法律，在聘用期内不得从事本职工作岗位以外的工作，受聘人员在正式上岗前应终止此前的工作(业务)关系。该岗位的人员管理、工资待遇等参照《深圳市人民政府法律顾问及法律助理管理试行办法》《深圳市人民政府法律顾问室专职法律顾问、法律助理等级评定和晋升办法》等相关文件规定，法律顾问一至五级月工资福利标准分别为10640至19600元，包括全额缴纳五险一金等相关待遇。招聘单位可以参考上述文件核定拟聘专职法律顾问的工资档次。

二、本次招聘人数为10名，其中部分将外派到其他罗湖区属党政机关从事法务相关工作，具体权利义务以实际签订的《聘用合用》为准。

三、具体岗位职责及报名条件

本次招聘包括法务研究和综合法务两类岗位，凡是以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报考的，本科必须是国民教育全日制法律专业毕业，并取得法学学士学位。

(一)法务研究岗3名

1、岗位职责：

(1)对全区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及法治政府建设等方面的情况进行专题调研，为区委区政府决策提供可行性解决方案;

(2)为区委区政府重大中心工作、重大行政决策、重要行政行为提供法律意见;

(3)为区委区政府制定重要规范性文件提供法律审查意见;

(4)为区委区政府重要会议议题提供法律意见或建议;

(5)参与重大项目的洽谈，协助草拟、修改、审查重要法律文书;

(6)审查区委区政府涉及金额较大的重要合同;

(7)参与处理涉及法律事务的重大突发性、群体性事件;

(8)领导交办的其他重要事务。

2、报名条件：

(1)具有全日制国民教育法学类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取得硕士以上学位、有2年以上法律职业从业经验;

(2)法律理*底深厚，取得司法考试资格(A类)或律师资格证书;

(3)年龄35周岁以下;

(4)身体健康，品行良好，计算机操作熟练，文字写作水平较高;

(5)其他条件。

(二)综合法务岗7名

1、岗位职责：

(1)处理区委区政府日常法律事务;

(2)行政复议、诉讼、仲裁、执行和其他非诉讼法律事务;

(3)参与项目洽谈，协助草拟、修改、审查日常法律文书;

(4)审查涉及金额较少的合同文书;

(5)协助做好法治政府建设考评、区政务服务办公室(区法制办)日常性工作;

(6)领导交办的其他事务。

2、任职条件：

(1)全日制国民教育法律本科以上学历、取得法学学士以上学位;

(2)法律功底扎实，业务水平高，取得司法考试资格(A类)或律师资格证书;

(3)年龄32周岁以下;

(4)身体健康，品行良好，计算机操作熟练，沟通协调与文字写作能力较强;

(5)同等条件下，有党政机关工作经验者优先考虑;

(6)其他条件。

四、招聘程序

(一)报名时间：2018年3月5日至2018年3月21日。

(二)报名方式：将报名资料通过中国邮政EMS快递至深圳市罗湖区法制办(恕不接受其他快递方式)。地址：深圳市文锦中路罗湖区管理中心大厦616室，邮编：518000 ，电话0755-25666169，联系人：黎先生。

报名资料包括：填写好的报名表、身份证、学历证、学位证、法律职业资格证书(司法考试资格证书或律师资格证书)。亦可补充提供(如有)其他证明个人能力、经历的材料(上述全部材料只需提供复印纸质件)。

(三)资格审查。招聘单位对报名资料进行初步审查后，认为符合报名条件的，电话通知报名人员带齐报名资料原件和1张一寸彩色照片到罗湖区法制办进行资格审查，并现场参加笔试。

(四)考试。分为笔试和面试，主要考察应聘者的法律功底和综合素质。笔试成绩为优等者参加面试，面试时间另行通知。

(五)综合评议。招聘单位结合笔试、面试成绩情况进行综合评议，确定拟聘用人选。

(六)体检。拟聘用人选到指定医院进行体检，体检标准参照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

(七)试用及考核

罗湖区政府法律顾问室与拟聘专职法律顾问签订试用期劳动合同，试用期限为6个月。试用期薪酬按《罗湖区政府法律顾问室专职法律顾问工资福利性经费核拨标准细化表》相应档次的80%支付。根据拟聘人员在试用期内的综合表现、业务能力和工作态度等进行全面考核。

(八)正式聘用。对试用期考核合格的拟聘人员，区政府法律顾问室与之签订正式聘用合同，合同期限一般为3年。

(九)拟聘人选递补。拟聘用人选因故不签订合同，或体检不合格的，招聘单位从考察人选中经综合评议补选拟聘用人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