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缩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十篇

紧缩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篇1

关键词：货币政策 交替 效应 选择

稳健货币政策是我国目前实施的货币政策，以及积极的财政政策。采取稳健货币政策，主要在于从紧调控物价，防止出现货币贬值，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的实质是一种货币现象。形成通货膨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根本原因是经济过热，社会总需求超过总供给。抑制通货膨胀，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选择什么样的货币政策进行调节。但是，受诸多因素的影响，我国货币政策从总体上摇摆不定，频繁更替，陷入膨胀——紧缩——扩张——膨胀的怪圈。其根本问题在于货币政策交替运行。

货币政策交替运行，缺乏相对稳定性，对经济运行所产生的效应不容忽视。

其一，不利于治理通货膨胀，货币是通过信贷程序注入流通界的，当市场货币供求矛盾突出时，国家反复实施了货币伸缩政策。在近十几年来，我国选择的货币政策：“从紧”、“紧缩”、“宽松”、“稳健”的货币政策。采用货币政策工具，以加强对金融市场流动性及风险的管理，弱化系统性风险的累积、保持金融体系稳定，推动物价水平回归到正常水平。

国家为治理通货膨胀，在宏观上实行了全面紧缩，能够减少货币需求调整市场供求格局，使波动的物价实现短期内的平衡。2011年实行稳健货币政策。然而，在货币政策处于一种不规则的大循环中，却牵引出货币资金的大起大落，以致流通中的货币量由“偏多”滑向“更多”，需求有余，供给不足的矛盾日显突出，构成通货膨胀的成因固然很多，但最主要的原因莫过于短缺型经济下的货币供给大于货币需求。

其二，不可避免地会带来货币存量（供给）与经济涨落之间的同步震荡。由于我国经济本身所固有的多样性、多变性和隐蔽性，因而使得计划的货币存量与实际的货币需求量很难相适应，难以找到能够灵繁反映货币供求平衡程度的信号指标。只有当市场货币供需矛盾尖锐时，才有可能启动政策工具进行调控。表现在有效需求不足，采取放松信用，扩张货币存量措施时，一方面刺激有效需求增加，扩大就业，降低失业率，另一方面却加剧经济扩张。相反，当社会总需求膨胀并超过货币政策作用范围时，货币存量的骤然紧缩，必须在松动的货币环境下，与经济起动、内力上升的秩序发生冲撞，产生震荡效应。因为，货币作为经济的剂，具有不可逆性，前期实施扩张货币政策投放的过多货币，已被经济要素吸纳，并且诱发出更大的货币需求。当紧缩期过后，则会出现货币供给和物价的反弹。为制止扩张而采取紧缩举动，效应甚微，结果导致有效供给新的一轮短缺，形成物价上涨的新趋势。

其三，增加金融宏观调控的难度，货币政策交替运行，必然加剧社会对货币政策的预期心理。在紧缩货币的环境下，部门或企业难以从金融部门取得货币资金、便转向其它筹资途径。如擅自集资入股、发行债券和服票等。由于企业大量集资，职工巨额提取储蓄，不仅造成资金流失，而且直接冲击信贷资金来源。同时由于资金供求激增，导致非官方金融市场利率上浮，消弱国家银行利率扛杆的作用。在扩张货币环境里，社会亦会产生投资冲动，这种投资冲动和欲望，通过政治的、经济的多种途径表现出来，显得既合理又必要，因而几乎是无法抗御的。因此，使得国家调整产业、产品结构的信贷政策难以真正做到有所取舍。此外，表现在消费上，企业拥有自，千方百计地改善职工待遇，扩大消费基金支出，从而增加了金融行政管理的难度。

在当前金融宏观调控内部有待完善、外部需配套的条件下，不宜采取货币政策的交替运行。

从内部来看，其一，中央银行执行货币政策缺少必要的独立性。由于货币政策依附于政府的经济政策，中央银行尚未完全处于超脱地位，难以使货币政策做到既控又活、持续、稳定地运行，客易造成货币政策的急刹车，紧缩过急过猛，出现一刀切。从而也就难以保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权威性和稳定性。

其二，微观金融接受和执行决策信号的扭曲，建立市场机制，意味着由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转化。但是，在市场机制尚未完善的条件下，货币政策通过中央银行、专业银行的双向传导和长时间转换后，作用于微观金融的效应相对减弱。就货币政策的具体实施者，既 专业银行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盈利性经营动机。紧缩时期，不可能不顾盈利而不折不扣地执行紧缩信号。反之，扩张时期又难以抑制追求最大利润的动机，常常受到利润的诱惑而扩张规模。由此来看，货币政策交替运行很难实现宏观调控的意图。

其三，金融市场功能不健全。货币政策的交替运行，导致货币存量的短期内的过紧过松。而在功能健全的金融市场环境里，货币存量在短期内的扩张，通过市场的自动调节机制，被经济要素迅速而适度地吸收。紧缩时，则通过市场信用工具的调节，在时间上、空间上保持货币存量的大致平衡。但在不完善的金融市场环境里，金融市场的功能很难能发挥作用，紧缩或扩张效应不明显，甚至不能奏效。为实现货币控制或紧缩目标，使经济降下来，但也会使应该加速发展的部门、行业受紧缩的影响。

从外部来看，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不相一致。金融调控的货币政策必须和财政政策配套运用，才能有效发挥作用。当执行紧缩的货币政策时，财政政策也应该是紧缩的。如果紧缩货币时，财政扩张（赤字），必然产生一种反向的抵销作用，而不是一种同向的协调作用。国家财政连续几年向银行透支，财政赤字。严重削弱了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预期效果。

紧缩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篇2

    一、治理我国的通货紧缩已刻不容缓

    判断是不是通货紧缩,一般有三种不同观点:一是认为通货紧缩是以价格是否全面持续下降为判断标准,我们称之为单因素论。我国商品零售价格总指数从1997年10月以来,已连续24个月同比为负值,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连续16个月同比为负增长,生产资料价格指数更是连续40个月呈负值。今年1至4月商品零售价格同比下降3.1%,4月份比3月份又下降1%.因此,可认定现在正处于通货紧缩时期。二是认为通货紧缩是价格持续下降与货币供应量持续下降同时发生的,称之为双因素论。目前我国货币供应量表明上正常,实际上信贷已出现全面萎缩。1982~1995年13年时间,广义货币供给M[,2]增长速度是25.3%,而去年M[,2]增长仅为15.3%,相比下降了10个百分点。M[,1]、M[,0]的增长率则分别从1994年的26.8%、24.3%下降到11.9%和10.1%.1998年基础货币供应基本上是零增长,说明货币供给是下降的。同时资金的流动性严重不足,货币周转速度放慢。我们常用GDP与M[,2]的比例(GDP/M[,2])作为判断货币流动性的一个指标,这个指标从1992年以来一直是下降的,由1992年的1.049下降到1997年0.761,现在是1991年以来的最低点。三是认为只有价格、货币供给和经济增长三个指标均持续下降,才算通货紧缩。事实上,从1993年起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一直在下降,1998年已降低到了7.8%,今年估计也不会超过这个数。与经济增长滑坡相对应,我国的公开失业率也呈现不断攀升态势,再就业的压力相当大,1997年底我国城镇职工下岗总数为1200多万人。总之,不论从什么角度看,现在已进入通货紧缩阶段,而且通货紧缩正在呈加剧之势。这是一个不容争论的事实,应引起经济理论界和政府决策部门的高度注意。

    从某种意义上讲,通货紧缩对社会经济发展危害极大。首先,通货紧缩导致企业经济效益大幅度下降,亏损面和亏损额都大幅度增加。若商品价格每年下降近3%.就意味着企业每生产100元钱的商品,眼睁睁少卖了5~6元钱,而我们现在的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绝大多数销售利润率都达不到5~6%,这就势必使过去的一些盈利企业变成亏损,过去的一些亏损企业亏得更多。其次,通化紧缩导致企业间的资金拖欠不断增多,“三角债”越滚越多,市场信用和信誉严重下降。再次,通货紧缩打击了消费,妨碍了经济景气复苏。去年,我国政府投资的力度不可谓不大,但经济启而不动,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最终消费率太低,而最终消费率不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通货紧缩引起的。因为,通货紧缩将直接带来企业效益的下降,国家财政收入和职工工资难以有较快的增长,群众对收入的预期肯定也不会看好。加之要深化住房、养老、医疗和教育等方面的体制改革,群众对支出的预期却很大;以及习惯于对价格“买涨不买落”的心理影响,势必有钱舍不得花,消费需求就很难有较快增长。占GDP份额最大一块的消费启动不起来,经济要保持较快增长是不可能的。最后,严重的通货紧缩还会损害银行的利益,使得潜在的金融风险转化为现实的金融风险。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的国有企业大多自有资金较少而负债较多,而负债又主要来自国有商业银行。在通货紧缩的条件下,市场需求不足,产品销售不畅,国有企业不仅偿还不了银行的债务,而且只有依靠继续向银行借债才能维持生存,这又反过来使得企业的负债率继续上升,债务的上升又加重了企业的负担,只得继续向银行举债。如此恶性循环,一旦难以为继,银行将爆发债务危机,使得现在的潜在金融风险转变为现实的金融风险。

    二、治理我国通货紧缩的财政对策

    1.把治理通货紧缩作为当前财政政策的首要任务。通货紧缩的日益加重已经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的正常发展,当前应当把治理通货紧缩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提出相应的政策。去年下半年开始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同时货币政策在实际上也已由适度从紧转变为适度放松,但由于没有明确提出以防治通货紧缩作为当前财政货币政策的主要任务,未能有效地改变投资行为和消费行为的预期。这是积极财政政策效果不明显的原因之一。现在应是进一步加大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力度,如较大程度地提高居民特别是贫困层的收入水平和收入预期,增发国债,适度扩大财政赤字的规模等,以改变公众的“通货紧缩”预期,有利于形成对明后两年经济发展和物价水平的合理预期,提升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的信心与人气。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本质上是一种相机抉择的短期政策,一种特定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可能长期发挥作用。自1993年下半年来,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之所以延续了五六年的时间,是因为1993年后我国通货膨胀势头过猛,难以在短时间内治理。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今后不应把长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看作是一劳永逸的,应根据变化了的经济形势适宜调整其政策取向。从当前的情况看,我们应把治理通货紧缩作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首要任务,以达到明显改变社会预期的目的。只有这样,才能使财政货币政策成为一种灵活的调控政策。

    2.积极的财政政策要与适度放松的货币政策相配合,两者缺一不可。积极的财政政策对于刺激总需求,促进经济复苏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也是当前走出通货紧缩困境最主要的政策手段。但是,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似乎仅靠财政政策还难以达到扩大内需的目标。现实的中国经济是,社会总需求严重不足并且存在着相当大的通货紧缩缺口,经济走向低谷。在这种情况下,“双松”的财政货币政策搭配是正确的选择。因为,实行以刺激总需求为宗旨的宽松式财政政策时,无论是增加消费还是扩大投资,最终都要表现为增加的货币购买力上。如果此时没有采取相应的扩张性货币政策,社会上的货币供应量保持不变或减少,那么,扩张性的政策导致的购买力的增加就不能实现,从而不能达到刺激总需求的目的。例如,去年财政政策通过增加基础设施投资而扩大内需,主要是靠增发国债而实现的,而国债规模是受各种条件约束的,不可能无限扩大,仅依赖现有的可借债规模,似乎难以达到拉动内需目的。所以,在财政向商业银行增发1000亿元国债的同时,商业银行还增加了1000亿元的配套资金,集中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这种以定向长期国债为工具,以基础行业、基础设施为切入点的财政货币政策“双松”搭配,是中国90年代以来未曾有过的尝试,取得了积极的效果。可以说,这是我国使用财政货币政策“双松”搭配的成功范例。而且,在当前买方市场和通货紧缩事实上已经形成的现实条件下,适度的货币扩张是不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反弹的。相反,它将有助于我们走出通货紧缩的“困境”,为启动经济提供有力的支持。

    3.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投资需求,促进经济景气复苏。在当前出口需求、国内消费需求短期内难有较大幅度增长的制约下,启动投资需求,选择好投资增长点,通过政府投资带动企业投资,推动经济的稳定增长,摆脱通货紧缩的困扰是极为重要的选择。为此,重点要解决好两个问题:(1)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是政府扩大投资需求的着力点。在当前,加大国家财政资金对电信、铁路、公路、市政建设、环境保护和水利设施等基础设施的投入,在较长时期内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总体上还相当落后,而基础设施本身多数属于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大多属于上游产业,既能够吸纳大量的劳动力就业,又可以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且一般不会造成重复建设,所以对经济特别是投资的带动作用十分明显,是当前拉动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着力点。(2)充分发挥财政经济杠杆在启动企业投资中的作用。从投资主体上讲,投资包括两大部分,即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我国现在最欠缺的并不是资金来源而是民间投资意愿。因此,扩大国内需求,对投资需求而言,除了增加政府投资之外,政府还应着力创造和保持良好的投资环境,改变企业家对未来的预期,增加企业的投资信心,提高企业的投资意愿,要做到这一点,财政除了继续实行一些减费和费税并轨措施之外,还要采取适当降低部分周期较长、回报率较低的基础设施项目的资本金比例,扩大财政贴息,动员民间资本按国家产业政策的方向进行投资,较大幅度增加对中小企业的贷款规模等有力措施。

紧缩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篇3

[关键词]欧元区；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宏观审慎政策

[中图分类号]F1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4）07-0005-06

一、引 言

2007年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随后]变成一场波及全球的金融风暴，受此风暴的影响，北欧国家冰岛最终国家破产，成为欧洲第一个倒下的国家。2009年初，东欧国家乌克兰也遭到信用评级的降级，更为严重的是，同时期迪拜危机①爆发，重创了欧盟。随后，希腊在全球金融危机以及国内财政收支失衡的双重影响下陷入了危机，由此拉开了欧洲债务危机（后简称：欧债危机）的序幕。爱尔兰和葡萄牙随即被拖入泥潭，甚至经济实力较强的欧元区第三大经济体意大利和第四大经济体西班牙也被危机拖累，危机在欧元区内传染的风险越来越大，甚至被称为“欧元危机” [1]。

2010年至今，欧洲各国、欧盟以及国际组织采取了一系列救助措施。其中包括以恢复债务持续性为目的的短期救助方案――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uropean Financial Stability Facility，EFSF）以及于2013年6月起替代EFSF，成为永久性救援基金的欧洲金融稳定机制（European Financial Stability Mechanism，ESM）。就目前而言，在各方的努力之下，危机已经在可控范围之内。同时，以改善财政状况为目标的各种中期救援和预防方案也在研究和商讨之中，包括：通过对《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后简称：马约）和《稳定与增长公约》（后简称：稳约）的修改，加紧区内财政约束，加强各国财政政策的协调，建立类似IMF的欧洲货币基金EMF、建立欧洲经济政府、“缩版”欧元②和欧元体系二元化③等。但是，从长远来看，要从根本上避免危机的发生，仍然需要落脚到欧债危机的形成根源上，即经济可持续增长性的下降动摇了区内不可逆转之高福利政策的基础，政府不得不大肆举债，最后在金融危机的催化下，引发债务危机[2]。归根结底，欧元区宏观经济发展的长期目标仍应该锁定在经济增长上。基于此，本文拟对欧债危机爆发前后欧元区的需求管理政策搭配进行评价和分析，进而对金融危机后经济学界的热点――宏观审慎政策的角色和定位进行阐释，以期揭示出其对宏观需求管理政策的补充和加强作用，这对我国“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的“构建逆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具有重要意义。

二、需求管理政策的理论与实践回顾

以凯恩斯总需求分析理论为基础的需求管理政策是指通过调节总需求来达到一定政策目标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二者根据宏观经济调控要求进行搭配，从而平衡总需求和总供给，以保持经济平稳增长。关于宏观经济需求管理政策的效果，以及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搭配在经济学界存在的争论由来已久。凯恩斯主义重视需求管理政策，认为通过对总需求的调节实现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均衡，就能达到既无失业又无通货膨胀的目标。需求管理的基本政策包括实现充分就业政策和保证物价稳定政策两个方面，即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政府应采取扩张性的政策措施克服经济萧条、实现充分就业；反之，政府应采取紧缩性的政策措施抑制总需求、避免通货膨胀。早期的凯恩斯主义者如凯恩斯（Maynard.Keynes）和汉森（Alvin.Hansen）等偏好财政政策，认为在经济衰退时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在增加有效需求方面来得更为直接和有力，同时他们也注意到在经济扩张时期，紧缩性货币政策能够有效抑制经济过热；而在经济萧条时期，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于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有限的[3]；后继的凯恩斯主义者如萨缪尔森（Paul.A.Samuelson）、索罗（Robert.Solow）以及托宾（James.Tobbin）等重视扩张性财政政策的负面影响，逐渐倾向于货币政策，他们提出了“逆经济周期调节”的“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主张[4]。可见，尽管凯恩斯主义者们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偏好有所不同，但是他们都承认需求管理政策能够稳定物价和促进经济增长。

与凯恩斯主义不同，以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为代表的货币学派（Monetarists），只承认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短期能够影响产量和就业水平，从而起到稳定经济的作用，因此其货币政策主张为“单一规则”，将货币供应量作为唯一的政策工具[5]。而以卢卡斯 （Robert.E.Lucas）等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提出“政策无效性命题”，认为总需求管理政策甚至在短期也没有效果[6]。另外，供给学派（Supply-side Economics）对货币政策及其作用也是完全漠视的[7]。

从总需求管理政策的实践来看，二战后为恢复战争创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施凯恩斯主义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促进经济增长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由于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滞胀”的出现，西方社会又一度抛弃凯恩斯主义转而奉行货币学派和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8]。后来，西方国家在世纪之交普遍遭遇了通货紧缩，克鲁格曼（Paul.Krugman）的代表作《萧条经济学的回归》随即问世，这实际上标志着凯恩斯主义开始复苏[9]。

由上述的分析可知，从理论上看，凯恩斯学派和货币学派实际上是趋同的，至少在通过货币和财政政策能够在短期内保持物价稳定、促进经济增长上形成了共识；同时，需求管理政策的不足之处，特别是在经济萧条时期的局限性，也得到了相应的重视。而从实践上看，凯恩斯主义主导并受货币主义影响的需求管理政策在二战后至今仍然占据主流，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仍旧是目前各国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政策。

三、欧债危机前欧元区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评析

欧元自2002年正式在欧元区流通以来，其争议性就一直存在，特别是区内单一的货币政策与各国分散的财政政策之间的矛盾广受诟病[10]。欧元区的货币政策由欧洲中央银行（ECB）统一制定，各成员国分别操作和执行。受货币主义④的影响，其货币政策的目标设定为保持物价稳定、避免通货膨胀以及通货紧缩，而这些目标的顺利实现应该以统一的财政政策为基础[11]。但是欧元区的财政政策却是分散的，尽管在《稳约》中规定各成员国财政有“过度赤字”的约束标准――赤字相当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不应超过3%，以及政府债务总额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不应超过60%。但实际上这两个约束几乎是形同虚设，在法德等核心国家的带头下，几乎所有国家都超过了标准，区内各国财政政策实质上是各行其是的[12]。

欧元区的成立是蒙代尔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实践，但是成立之初的欧元区本身并不符合最优货币区成立的标准，并且在欧元区发展的十多年里，由于语言、习惯等障碍，也未像乐观研究者们期待的那样出现劳动力以及资本的完全自由流动，反而南欧和北欧、边缘国家和核心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因此欧元区的货币政策本身有效性就值得商榷。近年来许多研究者对货币政策的各种非对称性效应进行了大量而又详实的实证研究，基本上证实了欧元区货币政策区域非对称性效应的存在[13-14]。也就是说，欧元区统一的货币政策在经济社会发展并未趋同的欧元区各国其效果是存在差异的。

金融危机爆发后，为抵御危机的负面影响，各国政府财政支出通常都会大幅度增加。欧元区在2007年全球金融风暴的打击下也不例外，各国按照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理论，在经济面临衰退时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于是自2008年年底，各国纷纷制定了财政刺激计划，用以增加政府支出和减税。政府一方面大量出资刺激投资，同时直接注资到困境中的金融机构，以及为它们提供债务担保；另一方面实施税收优惠和减税措施来刺激消费。正是由于这些政策导致各国财政赤字大幅度增加，经济底子薄的南欧小国更是负债累累，货币政策的不可用使这些国家将过度使用财政政策的道德风险发挥到了极致，最终造成了这几个国家资不抵债，不得不申请援助。

总体上讲，欧元区成立到欧债危机发生之前，欧元区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未能做到相互支持和搭配，这事实上构成了欧债危机的内部原因。一方面，货币政策以保持价格稳定为主要目标，却忽略了各成员国在经济周期、经济结构、金融体系、通货膨胀率以及经济开放度的差异，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区内发展的不平衡性；另一方面，缺乏约束而无限扩张的财政政策为边缘国家利用货币联盟营造的稳定货币环境“搭便车”坐享其成提供了可能性。

四、欧元区应对欧债危机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评析

当初通过欺骗手法加入欧元区并在此之后大肆扩大财政支出的希腊在其债务危机爆发之初，欧盟和欧元区依据《马约》“不救助”条款原则未采取任何救助措施，而要求其自救。由于在区内实行的是统一的货币政策以及汇率政策，所以希腊不可能通过货币贬值来归还债务，唯一的办法就是紧缩财政。紧缩财政不外乎通过两个途径：一是增税，二是减支。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希腊传统产业造船业和旅游业受挫，经济萎靡不振，再加上加入欧元区后一路攀高的福利政策，使这两条途径都遭到民众的强烈反对，国内游行示威不断。最终，随着危机在希腊国内的继续恶化，开始危及欧元信誉，以及危机逐步蔓延到其它多个国家，欧盟不得已开始对希腊等国进行救援。从目前来看，对危机国家的救援和对危机的预防除了通过EFSF（ESM）筹集资金之外，仍然主要通过总需求管理政策框架进行。

1. 应对危机的财政政策以及金融管制

自危机以来，欧元区各危机国采取的紧缩财政政策一再遭到区内各国民众的反对，负面效果越来越明显，欧元区经济出现滞涨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晰。据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欧元区的GDP在2012年前三个季度连续萎缩，而第四季度的GDP较上一季度下降0.6%，这是自2009年以来的最大降幅。财政紧缩政策导致经济持续低迷，失业率居高不下，同时抑制了消费，导致消费者信心不足、投资疲软，经济复苏的前景不容乐观。意大利、西班牙、塞浦路斯、希腊和葡萄牙等国的经济已经陷入衰退，甚至德国等核心国家经济也开始出现萎缩的迹象。同时，目前欧盟的公共债务已经达到GDP的90%，而超过这个比例则可能导致经济增长陷入长时期停顿。于是，欧盟面临着一个两难境地：如果要想经济恢复增长，必须通过减支减赤把这个比例降下来；但紧缩的财政政策却又使经济雪上加霜。而另一方面，包括巴塞尔协议III（Basel III）和SIFI管制在内的金融管制框架的本意在于稳定市场情绪，但实际上却起到了相反的作用。根据2012年国际清算银行（BIS）第一季度的报告，欧洲银行管理局（EBA）提出的银行核心资本充足率必须在6月之前达到9%的要求进一步增添了市场的恐慌。因此在财政政策效果不佳，金融管制副作用较大的情况下，欧元区货币政策被赋予了重大的任务：抵消紧缩财政和金融管制给市场带来的负面影响。

2. 应对危机的货币政策

实际上，不仅在欧洲，金融危机过后的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也在推行着紧缩的财政政策和严格的金融管制，为了抵消市场的负面情绪，各经济体实施的货币政策也逐渐延伸到了非常规领域，比如美国在低利率等常规货币政策失效之后，已经连续进行了四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QE）。欧元区各国政府以及各大商业银行在欧债危机和银行危机两重危机的夹击之下，资产负债状况每况愈下。目前ECB应对危机的货币政策主要包括两个方面：调低基准利率和强化信贷支持计划。就降低利率而言，政策实施的空间已经十分狭小，截止到2013年8月，欧央行公布的主要再融资利率仅为0.5%，隔夜存款和贷款利率也分别低至0.0%和1.0%。更为重要的是，利率的降低固然能够增加银行部门的流动性，但是由于危机的影响，各银行更倾向于将存款便利保留在中央银行，而不愿意拆借，这推高了银行间的融资成本，使资金不能在银行间实现自由流动，从而使ECB的低利率政策很难有效作用于货币市场。正是基于以上原因，ECB推出了包括LTRO（长期再融资计划）、担保债权购买计划、扩大再融资操作的参与方法以及抵押资产使用范围等在内的强化信贷支持计划，以此来保证低利率政策能传导到货币市场。

根据EBA的数据，按相同标准核算出欧元区31家主要银行在2011年9月末合计资金缺口为847亿欧元，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ECB推出了LTRO（长期再融资计划）。LTRO与QE相似，相当于逆回购操作，都是通过央行作为最后贷款人的方式释放流动性，化解金融机构流动性紧张，帮助其度过再融资困难，避免金融系统风险。但是，与QE相比，LTRO的效果明显偏弱，不少研究者指出其作用仅仅在于赢得了三年的“缓刑”时间。由于缺乏统一的财政机制来配合类似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与QE不同，LTRO退出后，欧元区仍然将经历长期痛苦的去杠杆化的过程[15]。更为糟糕的是，与低利率政策一样，LTRO同样会遭遇流动性陷阱，即银行得到流动性之后同样偏好存回央行，而未将流动性全部投入到货币市场，因而对于刺激实体经济的实际效果令人怀疑。

即使LTRO不具有以上缺陷，欧元区的宽松货币政策作用也仍然是有限的[16]。首先，对一些债务人来说，除非其债务水平下降到可接受范围，否则即使在宽松的货币环境下，他们也不愿扩大消费和投资；而对另一些债务人而言，宽松的货币政策则会降低他们的还款意愿，拖延对其资产负债状况的修复。后面这种情况更有可能会发生在危机国家的政府身上。其次，宽松的货币政策可能从供给面影响经济体整体的生产力，继而对增长潜力产生负面影响。过低的利率可能将投资引向高盈利行业，比如房地产业、金融业等，造成对这些行业的投资过度，使资金配置低效率。再次，极低的利率还会减少金融机构的盈利，进而削弱其作为中间人（借入短期资金，发放长期信贷）的功能，致使资源配置失去效率，继而影响经济体的潜在增长力。最后，欧元区宽松的货币政策对其他经济体还具有溢出效应，而这种效应最终仍将会反馈在欧元区本身。欧元汇率的持续走低，虽然有助于欧元区的出口，但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飙升，使区内实际购买力下降，从而放缓经济增速。

从上述分析可知，欧元区应对危机的宽松货币政策效果并不理想，非但未能抵消财政紧缩和金融管制的负面影响，甚至一定程度上诱导了资金向投机性行业过分集中，以致形成“僵尸借贷”（Zombie Lending），这对危机救助和实体经济增长都没有积极意义。

3. 欧元区宏观需求管理政策亟须反思

欧债危机蔓延至今，在救助框架中我们更多窥见的是宽松货币政策和严格金融管制的身影。政府更偏好宽松货币政策，而不是紧缩财政政策，原因在于前者不需要民众做出明显的牺牲，后者却触及了民众显而易见的利益。但实际上宽松的货币政策最终仍旧是以通货膨胀的代价间接由广大民众来承担。同样的，在金融危机后，整个市场弥漫着反金融和反银行的情绪，一些具有民粹主义色彩的监管措施被利用来迎合这种情绪，即使有些金融监管政策是合理的，也有可能出现监管过度或者时间滞后的情况。况且，还有些所谓的监管措施纯粹是在大选来临之前为赢得选票而草率制定出来的。

综上所述，欧元区在应对危机过程中，如何解决紧缩财政政策的两难困境，如何规避宽松货币政策的负面作用，如何判断金融监管措施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以及在传统的总需求管理政策出现缺陷的时候，如何去弥合这个空缺，从而更有效地应对和预防危机？这些问题都值得思考。

五、宏观审慎政策的介入定位

金融危机之后，宏观审慎政策（Macropru-dential Policies）开始回归人们的视野。它是与微观审慎政策（Microprudential Policies）相对应的一个概念，两者本质上同属金融监管的范畴。1979年宏观审慎首次出现在库克委员会（Cooke Committee，巴塞尔委员会⑤的前身）的会议备忘录里；1986年巴塞尔委员会再次指出需要宏观审慎政策来支持金融体系的整体性以及支付机制的安全性和稳健性；次年，委员会的首任主席肯定了从宏观角度看待银行行为的重要性；2000年，BIS的时任行长首次对宏观审慎这一概念进行界定，在甄别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的基础上，阐释了宏观审慎监管的目标以及政策含义，自此开启学术界对宏观审慎政策的研究。但是一直以来，这方面相关文献并不丰富，直至2007年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爆发，标志微观审慎监管的失效，宏观审慎监管才又重新受到重视。与微观审慎政策关注个体金融机构的安全不同，宏观审慎政策强调通过资本要求、杠杆率限制以及动态拨备制度为代表的逆周期政策自上而下的保证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避免系统性风险的出现。目前对于宏观审慎监管的研究仍处于初始阶段，尽管可操作的政策框架基本成型，但是指标体系还未最终形成，效果也不甚明朗。无论如何，宏观审慎政策拓宽了政策制定者的视野，通过宏观审慎监管与货币、财政政策的各种动态搭配，从金融监管的角度，丰富和完善了宏观调控政策的工具箱[17]。

1. 宏观审慎政策提高宏观需求管理政策的有效性

传统的货币政策属于总量调节，总量政策往往无暇顾及所有领域的平衡，因此，如前文所述，欧元区的货币政策非对称性效应明显，区域之间（各成员国之间）以及产业之间的非均衡性都大量的存在。而在应对和治理危机时，欧元区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实际传导过程中，由于其对资产价格波动等结构性问题无能为力，过多的流动性可能被引入高投机领域，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将受到影响，因此，在对经济结构失衡的预防和应对问题上，宏观审慎政策可以发挥其优势，针对顺周期问题、扭曲的薪酬激励以及约束机制进行纠偏。另外，欧元区的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物价稳定，在此前提下也担负着推进成员国经济均衡增长，提高居民生活水平，以及促进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责任。但实证研究表明，GDP和CPI与金融稳定的相关程度极低，也就是说，保持价格稳定不足以实现金融稳定，而金融失衡会导致系统性风险，引发危机，正是由于ECB货币政策的范围不能涵盖金融稳定，才导致了欧债危机的高度传染性[18]。因此，宏观审慎政策必须担当起对金融资产价格指数进行严密监管的职责，加强流动性监管，以及对影子银行体系和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维护金融稳定；同时，完善各项指标，对金融监管各项措施的合理性以及可行性进行量化分析。

再者，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欧元区各国推出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虽然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金融体系的崩溃，但却忽略了财政赤字的可持续性问题，由此主观上引发了欧债危机；而在欧债危机引发后，为避免危机的蔓延欧元区又采取了紧缩的财政政策，结果造成了经济萎缩。宏观审慎监管则能够从防范和控制系统性风险的角度出发，一方面对动用纳税人资金进行危机救助的随意性进行限制；另一方面，在不损害经济增长的前提下合理控制财政赤字规模，从而维护财政政策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2. 宏观审慎政策不能替代宏观需求管理政策

从货币政策来看，只有当其能发挥总量调节，防止整体经济金融过热或过冷的前提下，宏观审慎政策才可能有效地发挥结构性调控的功能。同样，也只有在财政赤字可持续的范围内，宏观审慎政策才拥有更多的选择余地。因此，在欧债危机仍然肆掠欧元区的情势下，一方面货币政策应该避免过于宽松，以降低未来恶性通货膨胀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缩减政府赤字仍然是欧元区各国的核心目标，但应该注意不应过度，防止损害经济增长的潜力。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保证下，宏观审慎政策才可能拥有健康运行的空间。

紧缩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篇4

关键词：“5·12”地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2008年5月12日，我国四川省汶川市发上了历史上罕见的8.0 级大地震。在美国经济可能出现衰退的国际经济背景下以及近期国内发生的严重雪灾，这次地震的发上无疑是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又一个严峻的考验。在去年防通胀、防过热“双防”背景下确立的从紧货币政策和稳健财政政策，现在显露微调的可能。如何打好“稳健财政从紧货币”这张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如何配合的问题成为影响今年我国经济走势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关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的理论综述

1.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理论基础

凯恩斯主义认为，经济经常处于非充分就业状态，不时出现膨胀或紧缩缺口，只有采取权衡性政策，才能使之接近物价稳定或充分就业水平。在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时期，财政政策的作用不明显，要通过紧缩性货币政策，如公开市场业务卖出债券、提高再贴现率或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等来抑制投资，降低总需求，从而消除膨胀缺口；在严重的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时，货币政策的作用不明显，要通过扩大支出、支持公共工程建设、降低税收等来拉动经济复苏。这就是著名的凯恩斯需求管理理论。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宏观经济政策应该是相机抉择性质的，这种模式对于当前的中国经济有更大的借鉴作用。而正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有效的协调配合，采取不同的协调模式，才构成了宏观经济调控相机选择的主要内容。

2.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常见的配合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松的财政政策和松的货币政策，即“双松”政策。当社会总需求严重不足，生产资源大量闲置，解决失业和刺激经济增长成为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时，适宜采取以财政政策为主的“双松”政策配合模式。

（2）紧的财政政策和紧的货币政策，即“双紧”政策。当社会总需求极度膨胀，社会总供给严重不足和物价大幅度攀升，抑制通货膨胀成为首要调控目标时，适宜采取“双紧”政策。

（3）紧的财政政策和松的货币政策。当政府开支过大，物价基本稳定，经济结构合理，但企业投资并不十分旺盛，经济也非过度繁荣，促进经济较快增长成为经济运行的主要目标时，适宜采用此政策配合模式。

（4）松的财政政策和紧的货币政策。当社会运行表现为通货膨胀与经济停滞并存，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失衡，治理“滞胀”、刺激经济成长成为政府调节经济的首要目标时，适宜采用此政策配合模式。

除紧缩和扩张这两种情况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还可以呈现中性状态。若将中性（稳健）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分别与上述松紧状况搭配，又可产生多种不同配合[1]。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两大政策协调的历史考察

我国理论界学者关于两大政策协调方式的历史演变阶段划分方式很多，但大致都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一是从1979年到1984年。这一阶段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更多着眼于影响总供给，并且以“松”为主的扩张性政策搭配出现更多。二是从1985年到1997年。该阶段财政货币政策一直采取“双紧”配合，政策协调目标就是通过紧缩性政策来控制赤字、减少发债、压缩政府开支、控制货币总投放量等。三是从1998年到2004年。1997年以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由适度从紧快速转为“双松”配合，此间两大政策协调的一个重点，是集中在为建设项目和企业共同提供流动性和信用支持方面，试图通过刺激微观主体的活力，来带动有效需求的提高。四是从2004年至今。2004年开始，中国经济形势再次发生变化，出现了通货膨胀压力加大、信贷和投资增长过快、外资流入偏多等问题。在这一背景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开始出现向“双紧”过渡的趋势。两大政策协调的一个新特点，是除了共同作用于传统的经济总量目标之外，在更多的领域有了配合的创新和实践[2]。

三、“5·12”地震对于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

目前来看，此次地震不会对国民经济造成太大冲击，但据官方数据显示此次地震灾区总人口在5 000万左右，受灾面积超过10万平方公里。地震波及的范围如此之大，在短期内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从宏观层面来看，首先主要是对我国控制物价不利，此次大灾将推高粮食与生猪供应紧张和价格的预期。地震可能会使通货膨胀压力加大。中国今年前四个月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较上年同期上升8.2%，其中4月份cpi较上年同期上升8.5%，徘徊于12年高点附近。4月份食品价格上涨22.1%，增速快于3月份的21.4%[3]。而四川是中国第一大猪肉生产省份和第五大粮食生产省份。地震的发生，或许会使已经很高的粮食价格水平再度向上推动，从而对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将造成进一步压力。其次，可能对我国今年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造成影响。虽然目前还没有获得影响国民经济的准确数字，具体的测算还需要一段时间，但是西部是我国的产粮区，这次地震对局部的影响又相当大，因此对当地的生产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四、灾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协调配合中的角色侧重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此次地震对于我国宏观经济主要在对于物价水平的影响。在抗震救灾是当前第一要务的大背景下，防止cpi出现“普涨”关系到经济的平稳运行的意义更显突出。而流动性管理、维护物价稳定、稳定人民币升值趋势等多重调控目标已对货币政策形成一定牵制，因此抗震救灾、稳定物价的重心应主要落在财政政策身上。财政政策应发挥更大作用：一方面加大财政支出，加快救灾和灾后恢复，将地震灾害的损失降低到最小；另一方面在保持财力的前提下，对部分区域或行业实行适当的税收减免，为维持物价和经济稳定买单，这样才能把缓解货币政策的压力走出目前的瓶颈，有效控制过剩流动性等总量问题。

首先，抗震救灾是当前财政政策最需发力的领域。只有迅速调拨财力、保障物资供应和人员调配才能完成要求。在救灾过程中，必须大力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加大财政支出，及时制定和部署灾后重建的一些税收优惠等。其次，四川拥有电力、天然气等优势资源，但这些相关企业的总部并不在本省，导致本地税收收入流向总部所在地政府。企业所得税政策应立即进行调整，将灾区企业分支机构的所得税全部留给当地政府，以增强其自救和重建的能力。再次，防止物价上涨，特别是在防止价格上涨趋势由食品向非食品的传导中，财政政策也能起到积极作用。四川向外输出的猪肉约占全国消费的4%，地震短期内可能导致调出猪肉减少，物价水平可能会因部分商品供给的减少而抬头。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可以考虑在受灾地区实行区域税收优惠，这样，既可以鼓励当地企业生产自救，又可以降低企业生产成本，达到抑制物价上涨的目的。最后，对中国经济增长未来可能出现的波动，财税政策也应未雨绸缪。南方雪灾和“5·12”大地震，基础设施损毁严重，灾区重建需投入大量资金，这为增值税转型在全国推开提供了良机。增值税转型的一个重要意义，是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节能减排、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提供政策支持。增值税转型将大大降低企业更新设备和技术升级的投入成本。

五、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控结合部重点领域的合理协调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过程中虽然覆盖不同领域，使用不同的政策工具，但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又在某些领域存在天然的结合点，例如国债。国债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一个最基本的结合部。首先国债可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重要手段，筹集财政资金[6]。因此，针对目前举国全力抗震救灾的形势，目前可行的政策措施，就是中央财政增发国债，用于地震灾区灾民安置和重建。近几年，中央财政收入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央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2007年末中央政府债务余额占gdp比重为20.9%。2008年，中央财政减少了赤字规模，赤字率将下降至0.7%[4]。中央财政第一季度收入实际增长远高出年度预算增长，目前赤字率和债务率保持在较低水平，表明中央政府财政状况良好，不仅可动用财力充裕，而且有较大的减税和发债空间。其次，从另一个角度看，国债规模的扩大或者缩小，正是财政政策实现扩张或紧缩效果的一个重要工具，而国债进入二级市场之后，由于其低风险和高流动性，则成为中央银行通过回购或逆回购方式以回收或投放基础货币的重要载体，作为公开市场操作的工具。按照凯恩斯的观点: 公开市场业务交易不仅可以改变货币数量，而且还可以改变人们对于金融当局未来政策之预期，故可以双管齐下，影响利率[5]。所以，央行可以将利率作为公开市场业务的调控目标。并且自2003年之后，央行为避免通货膨胀，已经大规模发行央行票据并对基础货币投放量进行对冲，央行票据已成为货币市场的主体交易品种，成为中央银行回收流动性的主要手段。

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另一个方面，中央财政与央行相关政策相配合，应为救灾和灾后重建贷款提供利息补贴，分担灾区金融机构风险，鼓励灾区金融机构放贷。可以选择的一项政策是降低灾区金融机构营业税税率。中国现行税收政策，对金融机构征收5%的营业税，和国际水平相比，中国金融机构税负明显偏重[7]。给与地震灾区金融机构降低营业税税收优惠政策，不仅支持灾区融机构积极参与救灾和重建，也为下一步营业税改革提供经验。

参考文献：

[1] 邓子基.财政与宏观调控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54.

[2] 邓子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同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j].当代财经,2006,(1).

[3] 新华网.震灾引发经济运行三大焦点问题强震难撼从紧政策[eb/ol].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8-05/15/content_

8174242.htm.

[4] 财经网.“经济震波”加大财税政策力度支持救灾[eb/ol]..cn/20080519/63589.shtml.

[5] 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m].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169.

紧缩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篇5

对此，一些评论认为，6月“钱荒”之后，央行对于“钱荒”危机有所认识，在货币政策上已经做出调整，这次银行间利率上升情况不严重，与6月“钱荒”相比，发生原因有所不同，不是因为银行资金期限错配、表外业务膨胀等，而是由于六个月国库现金到期、月末存款考核、财政缴税，等等。

央行暂停几次逆回购，引发资金市场猜测央行为应对通胀而收紧货币的政策意向，产生出预防紧缩政策的货币需求。大多数评论认为，央行货币政策方向和操作正确，货币较为宽松，因此此次利率上升不是流动性短缺，而是银行对政策的预期反应行为出了问题。 货币政策过紧？

从6月“钱荒”到10月，短短几个月，银行间资金价格再次大幅上升波动，对其发生原因，上述评论分析和上次一样，主要集中在银行缴款业务等时点性因素及银行行为不合理上，不讨论货币政策及资金流动性是否合理正常。这样的讨论存在问题，忽略或绕开了最关键实质的货币政策及资金松紧问题。

从实际情况看，银行间利率短时期里再次大幅度上升，毫无疑问与银行间资金及整个社会资金紧张有关。银行间利率对资金供求状况极为敏感，在很多情况下，常规货币指标如M2、贷款规模、社会融资规模增速等指标看起来很平稳，似乎资金总体运行平稳正常，但银行间利率剧烈波动，强烈反映出货币总量指标没有反映出来的大批银行流动性短缺、资金市场供不应求变化情况。

银行间拆借利率无疑是反映资金市场供求变动甚至资金总量盈缺状况的重要指标。如果银行间利率短期内频繁大幅度上升，难以保持平稳，那就表明银行间资金出现了严重供不应求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仅产生于银行资金需求增大的市场行为，很大程度上与货币总量紧缩过度的政策变化有关。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货币政策从2009年刺激措施时期的极度放松转向紧缩。央行高度重视M2/GDP数值高达2倍所揭示的货币存量过多隐患，力图通过大幅度降低货币增速等紧缩措施缩减过多货币，使货币数量尽快恢复到正常状态。

多数评论者认为央行目前实行的紧缩政策是中性偏紧的适当政策，既有利于化解货币过多风险，控制通胀，又可对经济稳定增长提供支持。但是，从央行实施紧缩货币政策以来的实际情况看，随着M2增速的大幅减缓，经济增速同步大幅下滑。央行将2011年的M2增速目标下调为16%，2012年为14%，2013年为13%，经济增速从10%以上逐年下滑到8%以下，货币增速大幅下调致使经济更大程度下滑，M2与GDP的比值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升高。

由此看来，货币紧缩政策执行效果不佳，既付出经济较大幅度下滑代价，又没达到缩减过多货币的目标，从货币紧缩与经济增长关系看，要想达成M2/GDP比值下降目标，紧缩过程中，经济总量的扩张不能慢于货币总量扩张，或者说，经济增速减缓程度不能大于货币增速减缓程度，货币紧缩操作不能只顾缩减货币供应量，还要顾及保持经济稳定增长。

这种目标的紧缩政策难度很大，需要非常灵活精致的谋划和操作。但是，从近几年调控实际情况看，经济增速和货币增速调控目标到底定为多高，央行一直没有找到合适准确的点位。央行高度重视调整恢复M2/GDP正常比值和控制通胀，对经济增长及资金运行受紧缩冲击的变化情况关注不够，货币调控目标越收越紧，出现了紧缩过度问题。

央行确定合理适当的货币操作目标，不仅要密切观察经济增长和物价变化情况，还应从银行和企业资金状况、资金市场供求变化方面进行观测和调试。银行间利率变化是反映央行货币政策操作是否合适的重要指标，却被人们所忽略。

今年前五个月M2增速从上年13%以下调整升高到15%之上， 6月央行突然转向变为紧缩操作，银行资金立时吃紧，“钱荒”爆发，动荡之下，央行过度紧缩操作才有所调整放松，月末M2增速下降到14%，由此估计，月中期间M2增速实际已下降到14%以下。

央行否认货币调控过紧问题，而且银行体系存在高达1.5万亿元超额存款准备金确是事实，人们的注意力因此转向了与货币政策无关的其他方面。 中小银行资金短缺

银行体系拥有1.5万亿元超额存款准备金，集中于少数国有大银行，其他大批银行受紧缩政策操作影响而资金紧缺，缺少超额存款准备金，需从拥有富足超额存款准备金的大银行借入资金。2009年以后极度放松的货币政策转为紧缩并且不断加大紧缩力度，对资金充足的大银行没有什么影响，却使资金紧张的大批银行尤其中小银行受到严重冲击。

6月“钱荒”发生之前，货币紧缩政策操作已经造成大批中小银行资金紧张，利率急速上升，央行政策不做调整，继续坚持紧缩操作，导致“钱荒”危机爆发。6月之后，紧缩政策有所松动，7月和8月M2增速上升到14.5%和14.7%，流动性短缺缓解，“钱荒”震荡才得以平息。9月货币政策再次转向紧缩，M2增速降低到14.2%，10月，货币政策连连采取暂停逆回购、持续正回购等紧缩性操作，表现出控制通胀、对冲外汇流入而加紧收缩的明显政策动向，致使银行资金及社会资金紧张状况加重。10月下旬，银行间利率大幅上升，显然与货币政策加大紧缩操作力度有关。

“钱荒”风波频起，暴露出货币政策紧缩不当的问题。从紧缩操作与银行间利率上升前后相续的时点关系和因果关系看，正是紧缩操作造成了除少数大银行之外的大批银行流动性短缺。从“钱荒”当月的月末货币增速数据看，M2增速收紧到14%以至以下，是货币紧缩过度造成流动性普遍短缺的危险点位。M2增速下降到14%以下所出现的银行“钱荒”风波，发出了货币紧缩过度、流动性短缺的警报，警示这种紧缩操作的不适当性及其对全社会资金及宏观经济运行带来的冲击风险。货币调控部门应当密切观测，精细操作，避免失误和风险。 中国式“次贷危机”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一直在一个近些年最接近政府公开宣称的调控目标区间内徘徊，悲观一些的观点认为这是经济潜在增长率下移所致，中国经济进入了次高速增长期；而乐观者则认为这是经济结构调整与增长方式转变的短期阵痛。与此同时，国外对中国经济的增长预期发生逆转，代表全球资本主流态度的华尔街开始对中国经济的增长前景表现出担忧。

尽管如此，若是将中国经济与遭遇增长滑铁卢的印度、巴西等新兴国家相比，其表现似乎也还算强劲，因此一种纠结的情绪蔓延开来。然而，一场“钱荒”在上半年末不期而至，给中国经济蒙上了一层稍显灰暗的纱幔。尽管恐慌很快平复，但是市场动荡的心理余波却无法消散，人们需要认真考虑这究竟是虚惊一场还是危机的前奏。

半年末对于商业银行来说一向是一个比较敏感的时点，此时各项指标集中考核，以突击吸收存款应对资金短缺之急成为各家商业银行的常用。然而今年的隔夜拆解利率惊人地超过30%，远超正常水平，可见今年银行资金紧缺程度相比往年之严重。市场普遍解读，这场“钱荒”背后的操盘手是央行，意在警示金融系统风险，打压影子银行。

理论上讲，影子银行可以促进金融市场效率的提高，就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言，影子银行的快速发展成为了利率市场化的推动力，反映出了货币的市场真实价格。那么影子银行的快速发展为什么会引起央行的高度重视？这是因为支撑影子银行超速发展的背后力量是房地产和地方债的中国式融资。

当前，通过影子银行系统获得融资的最终成本高达15%以上，银行存款正不断地流入商业银行的表外业务，以期获得数倍于存款利率的收益。近几年，中国商业银行的表外业务飞速扩张，据银监会的数据，截至2012年末中国理财产品市场规模已从数年前的接近于零膨胀至人民币7.1万亿元。尽管在客户购买理财产品时，往往只是被告知大概的投资方向和比例，并不对应具体的标的资产。

但丝毫没有影响理财产品市场的火爆，各家银行竞争力的唯一体现就是收益率，一旦出现较高收益的产品，会在极短时间内被抢购一空。理财产品的火爆让我们看到在中国的金融市场上，没有接受过风险教育的投资者本能地认为银行具有国家信用，一切产品都是无风险产品，而银行作为中介卖方，则在尽量地将产品的风险模糊化，盈利冲动促使商业银行飞速扩张其表外业务，以使商业银行摆脱监管，获得更高的资金收益。

通过上市银行的年报可以看到表外业务正在成为银行重要的利润贡献者，但是，这种逐利行为却使金融体系在危机面前变得脆弱， “钱荒”的爆发就是明证。资金进入影子银行系统后，在各商业银行的表外业务和其他金融机构间流动，由此形成了一个环外生环的债务链。

举例来说，某大型商业银行以4.5%的收益率发行理财产品，并用这些资金购买某股份制银行发行的5.5%收益率的理财产品，这样就可以无风险地直接赚1个百分点的收益；也可以循环发行短期理财产品的方式购买长期理财产品，赚取利差。

一笔初始资金在不断复制套利的过程中，价格逐渐上升，最终以信托等方式到达借款人手中时，这笔资金所到之处已经结成了一个长长的债务链，银行、保险、信托、券商等等都卷入其中。尽管在这个链条的形成过程中没有像美国借贷市场那样将这种非正规借贷评定为次级贷，但这种银行的表外业务就是中国式的次贷。“钱荒”就是一场次贷危机。 根治“钱荒”之道

影子银行为资金市场提供了大量流动性，同时也导致了银行的“钱荒”。对于“钱荒”是否还会再次出现的问题，央行行长没有明确回答。其实，“钱荒”发生的原因不仅仅是表面看得到的流动性问题，更大的问题是背后匍匐着吞噬巨大资金的房地产和地方债。过去几年里房地产和地方投资扩张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因而得到了有关政策和融资市场的支持，得以夺人之先地获得如潮涌入的大量资金。

房地产和地方融资吸用资金量之大、影响之大，竟使货币存量总规模已经扩大到超过100万亿元两倍于GDP的情况下出现流动性紧张问题。据路透社预测，目前大概有70%以上的信托资金投放于房地产和地方债。而这两者从本质上来说也是一回事，因为绝大多数地方融资平台项目都是以土地为抵押展开融资。它们就如同一个吸金黑洞，源源不断地吸入巨额资金，造成其他产业领域资金严重短缺，也给银行资金腾挪摆布带来了困难。

银监会下发通知，对信托公司开展房地产等敏感类业务进行风险提示和规范，并要求各银监局重视信托公司的流动性风险。但相反方向的政策措施也在推出。股市上关闭多年的房地产企业再融资业务重新开闸，又一股新的资金流向房地产和地方债。

紧缩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篇6

从2004年开始的宏观经济调控，中国至今未能取得比较满意的效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受到了外部经济的波动带来的冲击与影响。从2007年开始的美国次贷危机，原本会导致世界流动性的短缺，但是美国政府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的联手干预导致了情况的逆转，来自于政府的注资干预，反而进一步增加了全球货币的供给。而来之外部世界的这种波动，使得中国经济同时面临流动性过剩以及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这两大冲击。面对这样的外部冲击，中国应当采取怎样的政策呢?

首先，中国不能与美国作反向调整，这就是说，当美国通过大幅降息来解救次贷危机的时候，中国绝不可以采取加息的政策来反通胀，因为采取这种反向调整的结果，将会导致人民币利率与美元利率的倒挂，从而导致美国的资金更多地流入中国进行短期套利，进而迫使央行增加基础货币的供给，结果央行的紧缩货币政策，将被境外资金加速流入所产生的货币增长效应所抵消，而这反过来又会导致物价与资产价格的进一步上扬。进一步分析还可以发现，当央行采取加息政策后，人民币就会逐渐地成为高息货币，于是人民币就会在套利资金流入和利率上升这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加速升值，这会在很大的程度上强化人民币的升值预期，并诱致更多的境外资金流入套汇。如此自我强化的通货膨胀，将使中国的宏观调控陷入困境。

其次，就中国目前的通货膨胀主要是由外部输入、且具有明显的成本推动之特征而言，中国的宏观管理当局也不能采取紧缩货币的加息政策，因为加息只在治理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时才是有效的。当然在通货膨胀是由成本推动的情况下就更加没有理由加工资了，因为这样做必定会起到火上浇油的效果，直至造成工资与物价轮番上涨的严重后果，而这很容易导致经济滞胀。

综合以上两个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无论对外还是对内，中国都没有理由采取紧缩性的加息政策。那么我们是否还有更好的调控方法呢？回答应当是肯定的，具体说来，我们大致可以采取以下的政策组合来抵销外部的冲击，使中国的经济能够在一种比较稳定的状态下继续增长：

第一，采取中性的或者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来维持或者降低与世界基础货币美元的息差，借以达到阻止境外投机套利资金的流入，因为只有采取这样的政策，才能从源头上控制住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在稳住基准利率的情况下，对于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在短期内则可采取提高准备金率与信贷配额的方法来加以控制。

第二，针对中国目前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仍然偏快的情况，在采取中性与适度从宽的货币政策的同时，应当果断地选择紧缩性的财政政策，这是因为当今中国过快的固定资产投资在很大程度上与政府投资规模过大高度相关。更为重要的是，在开放经济环境下，货币政策在治理通货膨胀时是没有多大用处的，因为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只会导致更多境外投机资金的流入，所以比较有效的方法当是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因为财政政策的变化不会直接改变货币的内外价格而导致投机性的资本流动。

紧缩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篇7

    从96年开始,我国经济进入下滑轨道。生产资料价格连续下降,持续达三年之久,经济增长速度不断回落,下岗失业人员逐年增多。1997年10月可以视为我国经济正式进入通货紧缩时期的时间性标志,当月社会商品零售价格首次出现负增长(-0.4%),从此开始,该指数在负值以下持续运行达28个月之久(1997.10~2000.01)。 

    96年5月到97年10月的三次利率下调,可以视为对前期实施“软着陆”过程中执行紧缩的货币政策时利率定得过高的一种恢复性调整。98~99年的四次利率下调,既是适应物价下降的被动行为,更被政府作为主要经济手段用于应付通货紧缩。这段时期,根据国家扩大内需的宏观经济政策,以降息为契机,货币政策作了重大调整,由适度从紧转向适当的货币政策。在操作上,除了降息之外,央行还实施了一系列调控和改革措施,包括取消对国有独资银行贷款限额管理,改进存款准备金制度并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积极增加基础货币投放,鼓励商业银行扩大信贷,推行消费信贷等,促进了货币供应量的增加。 

    在连续多次降息后,98年上半年的形势仍无好转迹象,居民的心理预期下降,消费谨慎,储蓄加紧,货币投放量未如预期的理想,因此,从8月开始,积极的财政政策被摆上台面,并占据了主导地位。国家向国有商业银行发行2700亿元长期国债,以增加银行资本金、防范金融风险。增发1000亿国债,用于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拉动经济增长。1000亿投入,加上银行和社会投资,使当年的经济增长率提高了1.5%,国民经济保持了7.8%的增长速度。99年延续了赤字财政政策,在年初预算安排的基础上再增发600亿国债,扩大财政支出规模,预算赤字达到1803亿元。增发的国债仍然专项由于固定资产投资,以此拉动全社会投资需求。同时,把调整收入分配作为一项拉动内需的重要政策举措。99年9月,国家决定大幅度提高城镇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水平,以增加他们的消费能力。增资的直接收益面达8200万人,仅此一项财政当年多支出540亿元。引入税收政策,推动出口,刺激投资和消费需求。主要措施有降低出口退税率,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从99年7月1日起减半征收、2000年起暂停征收,出台房地产优惠政策,恢复征收储蓄存款利息所得税。在财政手段之外,采用扩大学校招生、增加法定假日等措施拉动消费。 

    二、今年上半年的举措 

    2000年,中国继续执行“双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上半年货币供应量依然保持适度增长,5月末现金流通量M0余额为1367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1.8%,狭义货币M1余额为4649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产22.3%, 广义货币M2余额为124053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2.7%;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增长加快,五月末余额为96175亿元,比去年同期增产13.9%,前五个月累计新增贷款4447亿元,比去年同期多贷1814亿元。货币当局继续清理“软着陆”时期的紧缩政策,扩大公开市场业务,鼓励商业银行扩大票据承兑、贴现业务,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加快推行利率市场化进程,加大货币市场建设力度。 

    在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仍占据主导作用,并且力度有所加大。从今年开始,非议最多、被称为中国最差税种的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暂停征收,希望带动投资需求。加大对西部开发和生态环境的投入力度,继续提高出口退税率,进一步促进外贸出口。全年发行国债4380亿元,财政预算赤字安排2299亿元,其中增发的1000亿长期建设国债继续投向前两年国债已经作了安排的项目。在国债发行上,时间比往年有了提前,频率明显加快,前半年已经发行了五期,总额为1640亿元。在建设项目上向中西部地区倾斜,中西部地区吸纳了三分之二的国债投资。此外,全年安排165亿元财政贴息支持重点企业技术进步和创新。继续落实99年出台的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对行政事业单位增资和“三条保障线” (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失业救济金、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费)所需资金给予补助。 

    三、政策效果评价 

    许多人把持续的通货紧缩归因于96年成功实施“软着陆”后,货币政策没有及时地做相应调整。其实,经济周期波动规律告诉我们,有波峰,就必有谷底。通货紧缩是对过热经济、低水平重复建设造成的结构性过剩的一种无法避免的滞后性反应,政府对投资规模的过度压抑只是使得这个过程提早到来。因为,低效率投资形成的大量银行坏帐必须处理(J.P.摩根银行估计1998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平均坏帐比率为36%),过多存货必须消化,扭曲的经济结构必须调整。 

    通货紧缩首先是一个货币现象,降低利率、扩大货币供给、扩张信贷,是治愈通货紧缩的一般做法。我国在治理通货紧缩的初期,援用货币主义者的主张,希望通过增发货币、降低利率的方式来启动经济,可是政策效果并不显着,不景气的趋势仍在延续。98年信贷仍处于萎缩现象,银行贷款余额的增长率为17%,略高于97年的16.7%,但大大低于96年的21.2%。货币供应量受货币内生性的约束,增长有限,11月末M2的增长率为16.7%,低于97年的17.1%。 

    自然而然的,人们将这种状况与20世纪30年代席卷全球的大萧条相对比,想到了凯恩斯主义,认为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经济萎缩。有效需求=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在简单国民经济平衡公式中,储蓄=投资,我国的储蓄率高达40%,理应有很高的投资率和经济增长率。然而,从97年的情况来看,正是高储蓄率造成了有效需求的不足。第一,国有银行是储蓄向投资转化的主渠道,但出现梗塞现象,使得储蓄难以顺畅地向投资转化。由于国有银行转换机制,收入与效益挂钩,新刑法对金融犯罪的界定,银行内部对道德风险的加强防范(如信贷人员对贷款的终生负责制),造成银行“惜贷”,大量的储蓄存款不能转化成贷款。第二,“投资缺口经常出现负值,国内储蓄没有充分用于本国经济建设,闲置资源以贸易顺差形式输往国外”(武剑,1999)。第三,投资难以找到适当方向。过去的投资已经形成过剩的生产能力,这种过剩是结构性的。由于科技开发能力的不足和劳动力素质的欠缺,投资过多地集中于技术含量低的资金密集性或劳动密集性企业,形成过多产品。在收入一定的情况下,高储蓄率的存在使得投资挤占国内消费,造成产品过剩。本来,过剩产品可以依靠出口来消化,但 我国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出口导向性经济,已使这类产品在国际市场占据相当份额,再增加份额难度加大;另外,生产能力过剩是全球性经济现象,再加上适逢东亚金融危机,给当时的出口带来非常大的压力。

    内需和外需同时出现问题,当时的环境决定了我们必须将注意力放在国内,实行以扩大内需 主的扩张性财政政策,通过赤字财政来刺激经济。从98年8月开始,积极的财政政策占据了支配地位,通过增发国债、调整收入政策、提高出口退税率等一系列措施,实现了预定经济增长目标,98年GDP增长7.8%,99年增长7.1%,今年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首度出现正增长,GDP增长7.9%(预计数),5月末,进出口顺差105亿元。无疑财政政策取得了预期效果,甚至有专家认为,宏观经济出现了拐点。 

    真的如此吗?对经济数据的进一步分析能揭示出另外一些问题。 

    (1) 98年的国债投资项目使当年经济增长率提高1.5%,国民经济保持了7.8%的增长率。99年这些作用在减弱,投资前三个季度逐季回落,第三季度为零增长。投资及居民消费增幅下降,出口继续减少,如果不是中央决定加大财政政策的力度,增发600亿国债,全年经济增长率不会达到7.1%。今年1-5月,投资的恢复性增长要弱于出口和消费。可见,民间投资并未真正启动,一旦离开国家投资的支持,经济增长会变得十分脆弱。 

    (2) 在石油、钢材等主要原材料大幅涨价的情况下,农副产品价格继续下滑,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仍在低位徘徊,失业比例无法降低,低收入人口人群庞大,社会消费心理依然谨慎。 

    (3) 尽管处于一个较好的国际经济环境,企业经济效益未见根本好转,结构调整任重道远。 

    不能否认,我们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而成果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特别是财政政策短期刺激需求的作用更为明显一些。但要承认,经济发展的内因没有发生质变,经济离步入良性循环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一方面,“双松”的政策要延续,另一方面,在政策选择和操作上,需做一定的改变。 

    四、未来政策建议 

    西方学者认为治愈通货紧缩的最好办法是让货币贬值,消化累积的库存。弗里德曼在谈到日本的长期通货紧缩现象时,认为它只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尽管日本政府已经支出了80万亿日元(合6780亿美元),但是决定经济走向的是货币政策,而不是财政政策,限制性的货币政策是不可能实现经济恢复的。我们认为,货币政策是解决当前危机的内核,货币政策的重点不在于再次调低利率,因为目前的利率已经很低,再次调低有可能陷入“流动性陷阱”;也不在于增加货币供给,实证研究证实了价格总水平的下跌不是由货币供给不足造成的(张衔:《中国通货状况分析》,载于《金融研究》1999年第10期);货币政策的重点应该在于,一是将当前目标锁定在促进就业、确保经济增长的单一目标上;二是改善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当然这涉及到商业银行的改革、存款保险制度,以及货币市场的改革和利率市场化等问题。 

    强调货币政策的基础性作用,并不是否认财政政策的功效。“货币最重要”、轻视财政政策的作用,是弗里德曼的一贯偏激作风。我们认为,如果说货币政策是一堆柴的话,它需要一把火来点燃,财政政策就是这把火。在短期内,需要财政政策的反向操作,以带动投资,刺激消费。当然,财政政策自身需要做一些修补和完善。 

    1.国债投资方向需要再次界定,即提供公共产品,不与民争利,提防“公债挤出效应”,即尽量避免发生国债投资排挤民间投资的现象。项目应向中西部倾斜,把重点放在生态环境的保护、植被的恢复和大江大河的治理上。对交通运输,要区别对待,如“扶贫路”可以利用国债资金;而对京沪高速铁路之类的项目,明显有极好的收益预期,不妨以专许权的形式交与企业兴办。琼州海底隧道、南水北调工程等都是很好的项目,特别是南水北调对扭转生态恶化具有 重要的战略意义,方案应尽快确立并付诸实施,以解华北水荒,造塞外江南。 

紧缩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篇8

关键词：货币政策；紧缩性；通货膨胀；流动性过剩

2007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是“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1]。与之相适应，货币政策由稳健性转变为紧缩性，这是10年来我国货币政策的首次调整。然而，进入2008年以后，国内外的经济环境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一方面，受美国次贷危机和国内雪灾的影响，我国经济增长面临下滑的风险；另一方面，1月份的cpi指数再创新高，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继续增加。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应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而抑制通货膨胀则应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一时间，货币政策进退维谷，研究者众说纷纭。本文认为，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面对的最大问题是通货膨胀，货币政策的实施应该以抑制通货膨胀为主要目标，央行应坚持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

一、当前货币政策面对的两难选择

目前，我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着一对矛盾：一是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已经连续四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速度。二是经济增长由过快转向过热，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而进入2008年，我国就面对着前所未有的复杂经济形势。第一，2008年伊始，我国南方十几个省市遭遇了罕见的特大雪灾，经济损失高达1 111亿元①，大量农作物被毁，公路、建筑、电网等基础设施遭到破坏，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受到很大影响，灾后恢复生产、重建任务严峻。第二，通货膨胀压力越发严重。1月cpi指数达到7．1％，又创新高。虽然1月份的高数据与雪灾和春节期间消费高涨以及年末翘尾因素有关，但应该看到，cpi指数上涨的根本原因是农产品及各种生产资料的价格上涨传递到下游产业，引起全面物价上涨。第三，股市波动加大，面临严重的资金面压力。进入2008年以后，股市波动幅度明显加大，1月14日开始的三个交易周中，a股上证指数连跌5．55％、8．08％、9．26％，沪深两市总市值缩水5．7万亿，而且今年是大小非集中上市年，仅2月份大小非解禁的公司就多达113家，解禁市值约3 400亿元，再加上大型国企接连到股市融资，股市面临的扩容压力很大。第四，美国次贷危机影响全球。次贷危机使全球股市自2007年10月份以来损失约7．7万亿美元，次贷危机爆发3个月后，世界市场的资本总额下降了14．7％，明显大于1998年对冲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倒闭时的13．2％、1987年华尔街“黑色星期一”的9．8％、1999年巴西货币危机后的6．1％，并且大于2001年9·11恐怖袭击、1997年开始的亚洲金融危机、2001年阿根廷债务危机和1994年墨西哥比索危机所造成的损失。第五，世界经济出现衰退趋势，欧美市场消费需求下降以及人民币升值导致我国出口下降，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减弱。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投资和信贷收缩会导致企业资金紧张，不利于灾后重建。而美国连续大幅降息导致人民币与美元之间的利差不断扩大，利率倒挂引起国际热钱大量流入，人民币升值不断创新高，需要通过通货膨胀来释放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如果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经济增长速度虽然可以保证，但流动性过剩无法解决，通货膨胀会变得更为严重。一时间，货币政策的走向成为人们讨论的焦点。中金、摩根士丹利、德意志银行、中行等金融机构的宏观研究报告都认为，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下滑风险更大，货币政策应该转向，但imf认为，应坚持从紧的货币政策[2]。笔者认为，虽然当前我国面临复杂的经济形势，但雪灾和次贷危机的影响都是暂时的，防止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才是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应该坚持紧缩性货币政策。

二、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必要性

明确提出从紧的货币政策是在去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但实际上，从2003年下半年开始，我国的货币政策已经悄然发生变化。从2003年9月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上调开始，意味着货币政策逐渐向紧的方向转变。2007年cpi指数连续超过警戒线，而且投资过热的势头丝毫不减，为了抑制流动性过剩、防止物价全面上涨，从结构性通货膨胀演变成全面通货膨胀，必须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它有助于解决以下问题：

1．抑制流动性过剩

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流动性过剩。2001年以来，广义货币供给m2的增长率一直远高于gdp的增长率。近6年来，gdp的平均增长速度为8．57％，而m2的增长率则高达17．66％，后者为前者的2倍，超出了国际上m2供给速度与gdp增长率之间1．5倍的合理比例[3]。2008年1月m2达到18．94％的新高点，刷新了2006年5月份以来近19个月的纪录。过量货币供给产生的直接后果就是流动性过剩。

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央行减少名义货币供给，在货币乘数的作用下，会引起经济中的实际货币流通数量几倍的下降，达到解决流动性过剩的目的。从2004年到2008年1月，央行先后8次提高存款利率、9次提高贷款利率、15次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仅2007年就6次提高存贷款利率、10次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

此外，政府还实行了其他一些防止流动性过剩的措施，如2007年6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由财政部发行1．55万亿元特别国债，用于购买约2 000亿美元外汇，作为即将成立的国家外汇投资公司的资本金。2007年7月20日，国务院决定从8月15日起，将储蓄存款利息所得个人所得税税率由现行的20％调减为5％。2008年2月14日，央行在公开市场上发行了三期央行票据，共计1 950亿元，创近一年以来的最高纪录。从这些政策措施可以看出，宏观调控措施的目标是抑制通货膨胀。

2．抑制企业过度投资

企业投资资金来源有两种，一是自有资金、一是借贷资金。借贷资金的主要提供者是商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是企业通过借贷资金进行投资所需要承担的成本。贷款利率越高，企业需要承担的利息越多，对投资项目的要求也就越高。因为只有当投资项目的预期收益率超过贷款利率时，企业进行投资才会获得正收益，否则，企业投资无法获得正回报。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贷款利率提高意味着企业的投资成本增加，只有预期收益率高的项目才会上马，预期收益率低的项目则被放弃，通过这种方式来减少企业投资行为，降低投资增速。此外，货币政策还会影响信贷的可获得性。中央银行收紧银根意味着商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可以进行放贷的货币量减少，为防止出现呆坏账，银行对申请贷款企业的审查会更严格，企业贷款变得更困难。无法获得投资资金则项目无法上马，也会引起投资下降，防止固定资产盲目扩张。尤其在我国商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对象中，房地产开发企业占有很大的比重。从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情况看，近十年来，房地产市场发展迅猛，房价上涨过快，为防止房地产市场出现泡沫，我国已经对房地产行业进行紧的调控。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会增加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贷款难度，提高对开发企业的资质要求，使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变得更加严厉，对发展得过热过快的房地产市场会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有利于降低房价的涨速，调节市场平衡。从2007年10月全国楼市开始出现有价无市以来，到2008年2月，全国一线城市的房价大多出现了回调，深圳、上海等地降幅一度达到20％，2月份，地产龙头万科在上海的楼盘销售开始进行降价促销，虽然只是打了9．5折，但释放出的信号不容小觑。 

3．促进居民福利的提高

紧缩性货币政策对居民福利的影响比较复杂。第一，一般来说，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才会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在通货膨胀率和名义利率、实际利率之间有一个简化的计算公式：实际利率＝名义利率－通货膨胀率[4]。如果经济中存在通货膨胀，当银行的名义储蓄利率小于通货膨胀率时，储蓄人所获得的实际利率为负值。也就是说，由于物价上涨造成通货膨胀使储蓄人的实际收益为负，储蓄人的财富减少、经济福利下降。因此，提高名义储蓄利率使之能够抵消通货膨胀对居民福利水平的负面影响，可以保障储蓄人的收益，保持甚至提高居民的福利水平。从目前的情况看，存款利率仍低于通货膨胀率，储蓄的实际收益为负，利率仍有上调空间。第二，存在通货膨胀的时候，如果名义工资不变，物价上涨会降低货币的实际购买力，人们会感觉钱变得不值钱了，为了抵消通货膨胀对居民福利水平的负面影响，需要增加居民的名义收入，提高名义工资。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减少流通中的货币量可以缓解纸币贬值，减轻通货膨胀对居民实际购买力的影响。第三，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提高利率水平，可以提高人们的储蓄倾向，增加居民储蓄，有助于减少流通中的货币量，而且高利率会增加储蓄人的利息收入。第四，当存在通货膨胀时，人们看到商品的价格上涨，往往会形成物价继续上涨的预期，为了抢到便宜商品，人们会增加现期购买，抢购商品，推动商品价格进一步上涨。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可以降低人们对于物价上涨的预期，从而降低由于囤积商品而形成的需求，减轻物价进一步上涨的压力，有助于防止出现需求推动型的通货膨胀。从政策目标看，我国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是为了抑制流动性过剩，达到控制物价过快增长的目的，所以从长期来看，保持物价水平稳定会提高居民的实际购买力，居民消费会从中受益，而不是受到抑制[5]。第五，在通货膨胀下，人们热衷于多渠道进行投资，以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会提高人民币理财产品、货币型基金的收益，改善居民的资产组合结构，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提高人们的福利水平。总之，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之后，物价上涨将得到抑制，减轻经济转型过程中对居民福利的冲击，有助于保证居民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福利水平不断提高。

4．保护股票市场的健康发展

从紧的货币政策对2008年的股市来说当然是一个利空消息，但这种影响是间接的。2006年以来的“大牛市”吸引了众多投资者，许多居民将存款从银行取出投资到股市，形成“储蓄大搬家”的现象，这种情况在2007年上半年表现得尤为突出。但是，2007年以来的三次股市大调整提高了投资者的风险意识，而且经过两年多的上涨，目前，我国股市中已经积累了一定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会使一部分厌恶风险的投资者退出市场，回笼部分资金。但是，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的目标是针对流动性过剩而不是股市，而且我国商业银行发放的贷款并不能用于股票买卖，所以，紧缩银根并不会造成股市资金的大规模流出，并不会对股市产生很大的影响。任何市场的发展都是有波动的，从主观愿望来讲，人人都愿意股市不断上涨，获取更高的收益。但如果我国的股市一味地单边上扬，那么潜在的危险是巨大的，一但股市下跌，谁都无法预测它会跌到什么位置[6]，日本股市暴跌的前车之鉴不可忘记。虽然近一个月在国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我国股市大幅下挫，同时也要看到，这种调整也是释放风险的一种反应，有利于减少市场中的投机行为。影响股市好坏的根本因素是上市公司的业绩和国家的经济发展情况，只有我国的经济能够保持稳定、健康的发展，企业能够不断提高盈利水平，股市才能维持健康稳定的发展。

5．促进进出口的平衡发展

在开放经济中，货币政策可以通过汇率变动影响进出口进而影响总需求。在浮动汇率的情况下，当中央银行收紧银根时，国内利率上升，国外资金流入，从而引起本币升值，出口减少、进口增加，本国总需求下降；在固定汇率的情况下，当中央银行收紧银根时，为保证本币不升值，中央银行必然抛售本币，按照固定汇率收购外币，于是，本国货币供给增加，使货币政策的效果打折，原本想要达到的货币政策目标就会受到影响[7]。应当注意的是，我国近年的经济增长主要得益于投资增长和贸易顺差。在人民币不断升值的背景下，我国出口商品的价格优势会逐渐减小，出口放慢会使得贸易顺差增速下降，外汇储备的增速也会减慢，从而对基础货币的压力也会下降。

三、结论

哲学讲求解决问题要抓主要矛盾。虽然目前我国面临复杂的经济形势，但在各种问题中，笔者认为，最主要的还是通货膨胀问题。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的确可以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经过连续四年的两位数增长，我国经济已经出现过热，而且这一轮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国内的投资扩张和出口拉动，投资规模不断扩张会导致资产泡沫，一旦泡沫破裂造成经济大起大落，引起经济危机，那对经济的危害才是巨大的，日本的经历已经向我们说明了这个问题。所以，重要的不是经济的高速增长而是健康稳定的增长，经济增长不能只看速度。我们的目的是保持经济长期稳定的发展，短期速度降下来并不是一件坏事，当前在出现通货膨胀迹象的时候，要把抑制通货膨胀做为经济工件的重中之重。这就要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而不是扩张性货币政策。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按照控总量、稳物价、调结构、促平衡的基调做好宏观调控工作，实际上就是指出了我国宏观调控的方向和目标，因此，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更有利于我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有利于抑制流动性过剩、防止通货膨胀；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福利水平。当然，货币政策并不是万能的，它不能解决经济结构问题，也不能解决经济制度问题。它只是对经济中的总供给和总需求进行调整。它是一种短期政策，要根据经济风向行事，而不是僵化、教条的固守规则。做为相机抉择的政策工具，对货币政策要灵活运用，当国内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时，要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

参考文献：

[1] 新浪财经．胡锦涛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eb／ol]．http：／／www．sina．com．cn．2007－12－07．

[2] 公培佳，贺江兵．加息“站”在十字路口[n]．华夏时报，2008－02－18．

[3] 刘明彦．单一货币政策无力抑制资产泡沫[j]．银行家，2007，（5）：70－73．

[4] [美]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卡尔·e．沃尔什．经济学（中译本）[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732－733．

[5] 新浪财经．货币政策从紧将怎样影响民生[eb／ol]．http：／／www．sina．com．cn．2007－12－07．

紧缩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篇9

关键词:内外部均衡;经济政策;政策配合理论;三元悖论

1 我国经济的内外部均衡分析

1.1 物价

根据2000年-2005年我国居民的消费价格指数分析,我国的消费品物价指数逐年上涨,近年来我国也面临高通货膨胀的压力。中国人民银行的2006年第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指出,2006年前三季度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形势良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保持相对稳定,但未来我国价格走势的上行风险仍然不容忽视,通货膨胀的压力依然存在。

1.2 就业

失业问题一直以来都是我国社会面临的严重现实问题。目前,我国正处于第四次失业高潮的延续期。根据有关部门数据,2001年全国城镇登记失业人员(680万人)和国有企业下岗职工(500多万人)为1200万人左右,2002年达到1400万人左右;若加上国有事业单位、城镇集体企业与事业单位,大专以上和高职毕业生以及农民工失业者,我国估计2001年城镇实际失业人员约1900万人左右,2002年也在1900万人左右。城镇真实的失业率大约在7-8左右。因此,能不能使失业者理想就业,不仅是一个经济难题,还将是一个最重大、最尖锐的社会和政治问题。 

1.3 经济增长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从1978年-1998年的20年时间里,中国经济平均增长率为9.7。从1997年至2001年,中国经济成功地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速度达到7.6。近几年我国经济仍然持续高速增长,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速度达到10.2。随着中国加入WTO,经济增长出现了偏快现象,特别是工业经济的增长偏快。2007年4月,发改委在一季度经济运行会上公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中国工业生产增长百分之十八点三,增速同比加快一点六个百分点,达到近十年同期最高增长水平。虽然,对我国经济增长是否过热,还存在很大的争议,但我国经济增长偏快,却是不争的事实。

2 我国当前的经济政策

如何把握财政金融政策和人民币汇率政策的不同力度,适时调整政策调控导向非常重要。

紧缩性的财政政策是通过减少财政开支,增加税收,使社会上通货紧缩,迫使物价下降,从而刺激出口,抑制进口,增加国际贸易顺差。但我国已经面临了巨额的国际收支双顺差,紧缩性的财政政策,无疑会使贸易顺差继续加大,外部经济持续不均衡。

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是通过削减货币供给的增长来降低总需求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取得信贷比较困难,利率也随之提高,因此,在通货膨胀时,多采用紧缩性货币政策。目前我国已经多次提高利率,增加银行存款准备金率来影响国内信贷规模,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抑制通货膨胀,但同时也会使投资和消费减少,引起经济衰退,失业率上升。

在汇率制度方面,我国现行汇率制度被称为 “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其中有汇率浮动的机制,因此不存在稳定的汇率预期。但研究发现,从人民币—美元汇率的实际运行态势上看,除了汇率并轨的初期,人民币有小幅度的升值以外,人民币—美元汇率在其他时间里是相当稳定的,一直保持在8.27-8.33(元/美元)的水平。目前我国的汇率制度就十分类似于 “可调整的钉住”汇率制,虽然人民币近年来不断增值,但总体来看,人民币汇率还是具有固定汇率的特征。

3 政策配合理论

政策配合理论是由经济学家蒙代尔与1962年提出的。该理论主张,以货币政策促进外部均衡,这是因为货币政策多半会对国际收支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它倾向于扩大国内外的利率差距,从而引起大量的资本流动:以财政政策促进内部均衡,这是因为货币政策通常是对国内经济活动的影响作用大,而对国际收支的影响作用小。即采用财政政策来促进内部均衡,采用财政政策来促进外部均衡,实现固定汇率下的最佳政策搭配。

政策。而我国现行的经济政策则是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可以说我国是放弃了外部均衡来调节经济的内部均衡。这虽然可以保持国内经济相对稳定,但严重的外部经济不平衡,也将影响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

4 三元悖论

开放经济的三元悖论又称“克鲁格曼”不可能三角形,指的是对一个国家而言,开放资本账户、保持固定汇率制和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这三个政策目标之间只能同时选择两个,不可能三者兼得。

由这一悖论我们不难推得,要在独立的货币政策框架下继续维持固定汇率,其必要条件是进行资本管制。这是因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如没有比较严格的资本管制,则一国市场利率水平不仅由国内可贷资金的供需决定,也将受到国际资本追逐利差的套利行为影响。当一国经济发生衰退时,利用货币政策通过放松银根降低国内利率以便刺激投资,但开放的经济条件时资本流动不受或受到很少的限制,此时国内资金将大量外流,从而减少国内资本供给,直至国内利率趋近国际市场利率,这一套利机制才会停止作用,这样一来,国内宏观扩张的货币政策就无法实现了。要阻止这一状况发生,只能采取浮动汇率制,在该制度下,本国资本流出会造成国际货币市场上本币供过于求,引起本币贬值,这一贬值会很快阻止进一步的国内资本外流和利率上升,从而维护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而在固定汇率制下,这一机制则无从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在缺乏资本管制的条件下,当一国固定汇率遭受外部因素冲击而产生贬(升)值压力时,央行为维护汇率水准必须在外汇市场上买入(抛出)本币以平衡市场供求、维护固定平价,这导致国家外汇储备相应减少(增加);而如我们所知,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外汇储备实际上发挥着与基础货币相同的作用,外汇储备的增减类同于基础货币投放的增减。于是,国内的本币投放就不取决于宏观经济的需要,而被动地取决于维持固定汇率的需要,货币政策独立性于是丧失了。

紧缩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篇10

在1929年到1939年之间所发生的全球性经济大衰退成为大萧条，在此情况下，商业和经济运营普遍衰退。首先农产品价格下降，导致农业衰退，引发了金融行业的恶化，大萧条所引发的经济衰退比以往经济衰退的影响更为深远。经济危机在全球范围引起经济的衰退，进而经济发展缓慢，引起失业增加，工业化国家中资木的短缺引发国内消费和出口的降低政府所采取政策工具之间搭配存在多样性的特点，由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间的乘数都存在不确定的情况,政府所采取的多样化的政策工具，在乘数不确定的情况下，考虑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间的选择，最佳的解决办法是采用政策组合的工具。实施多样化政策工具的原因在于，至少有机会使一个乘数的估计误差被其他乘数的误差所抵消。如果效果好的额情况下，制定政策的误差会部分的相互抵消。

二、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

宏观经济中的微调是指存在于宏观调控中，针对现实社会运行的经济中存在的小冲击、小波动、小十扰而做出的相应的小调整。不断地试图稳定经济的政策行为。对财政政策而高，长时间的内部时滞，使得采用相机选择的微调措施在实际的经济调整过程中存在不可能性。尽管社会中存在的自动稳定器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经济政策中的微调效果。对于货币政策而高，由于中央银行实施的货币政策是经常运行的，内部存在的时滞较小，微调所起到的效果是你可能的。如果宏观货币政策的实施所起到的影响一直是在应对晓得波动，则微调所起到的效果是恰当的。

相机抉择是政府根据经济市场所发生的情况和各项调节在采取过程中所起到的效果特点，进行需求管理从而机动灵活的采取一种或几种措施，使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互搭配。政府实行相机抉择的政策的目的在于既保持总需求，又不引起较高的通货膨胀率。根据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决策速度，作用速度，预测的可靠程度和中立程度的四个方而的差异，相机抉择一般有三种搭配方式: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紧缩性的财政政策;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和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单一政策规则是指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政策学派，关于货币供给量每年以固定的的比例增长的政策主张弗里德曼建议的唯一政策是货币供给量每年按固定的比例增长，其中固定的比例等于实际国民收入增长率加上通货膨胀率，单一政策规则的目的在于是货币供给量不要限制国民收入的自然增长的速度。货币主义者主张的这一政策被称为单一的政策规则。

积极地规则是指对重大的经济冲击做出的具有反周期性质的规则，在讨论积极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所达到的效果时，要把对重大经济冲击做出反应的政策行动与微调加以区别。而对重大经济冲击时，决不能主张不应该积极运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_政府和中央银行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和不同目标，及时采取反周期性质的政策措施在未来政策的确定性和政策的灵活性之间的权衡中国，积极地政策制定者重视政策实施过程所表现出的灵活性，而那些赞成难以变动规则的人则重视中央银行在过去竞技场反错误的政策措施。

三、动态不协调与规则及斟酌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