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缩的财政政策十篇

紧缩的财政政策篇1

一、治理我国的通货紧缩已刻不容缓

判断是不是通货紧缩，一般有三种不同观点：一是认为通货紧缩是以价格是否全面持续下降为判断标准，我们称之为单因素论。我国商品零售价格总指数从1997年10月以来，已连续24个月同比为负值，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连续16个月同比为负增长，生产资料价格指数更是连续40个月呈负值。今年1至4月商品零售价格同比下降3.1%，4月份比3月份又下降1%.因此，可认定现在正处于通货紧缩时期。二是认为通货紧缩是价格持续下降与货币供应量持续下降同时发生的，称之为双因素论。目前我国货币供应量表明上正常，实际上信贷已出现全面萎缩。1982～1995年13年时间，广义货币供给m[，2]增长速度是25.3%，而去年m[，2]增长仅为15.3%，相比下降了10个百分点。m[，1]、m[，0]的增长率则分别从1994年的26.8%、24.3%下降到11.9%和10.1%.1998年基础货币供应基本上是零增长，说明货币供给是下降的。同时资金的流动性严重不足，货币周转速度放慢。我们常用gdp与m[，2]的比例（gdp/m[，2]）作为判断货币流动性的一个指标，这个指标从1992年以来一直是下降的，由1992年的1.049下降到1997年0.761，现在是1991年以来的最低点。三是认为只有价格、货币供给和经济增长三个指标均持续下降，才算通货紧缩。事实上，从1993年起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一直在下降，1998年已降低到了7.8%，今年估计也不会超过这个数。与经济增长滑坡相对应，我国的公开失业率也呈现不断攀升态势，再就业的压力相当大，1997年底我国城镇职工下岗总数为1200多万人。总之，不论从什么角度看，现在已进入通货紧缩阶段，而且通货紧缩正在呈加剧之势。这是一个不容争论的事实，应引起经济理论界和政府决策部门的高度注意。

从某种意义上讲，通货紧缩对社会经济发展危害极大。首先，通货紧缩导致企业经济效益大幅度下降，亏损面和亏损额都大幅度增加。若商品价格每年下降近3%.就意味着企业每生产100元钱的商品，眼睁睁少卖了5～6元钱，而我们现在的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绝大多数销售利润率都达不到5～6%，这就势必使过去的一些盈利企业变成亏损，过去的一些亏损企业亏得更多。其次，通化紧缩导致企业间的资金拖欠不断增多，“三角债”越滚越多，市场信用和信誉严重下降。再次，通货紧缩打击了消费，妨碍了经济景气复苏。去年，我国政府投资的力度不可谓不大，但经济启而不动，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最终消费率太低，而最终消费率不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通货紧缩引起的。因为，通货紧缩将直接带来企业效益的下降，国家财政收入和职工工资难以有较快的增长，群众对收入的预期肯定也不会看好。加之要深化住房、养老、医疗和教育等方面的体制改革，群众对支出的预期却很大；以及习惯于对价格“买涨不买落”的心理影响，势必有钱舍不得花，消费需求就很难有较快增长。占gdp份额最大一块的消费启动不起来，经济要保持较快增长是不可能的。最后，严重的通货紧缩还会损害银行的利益，使得潜在的金融风险转化为现实的金融风险。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的国有企业大多自有资金较少而负债较多，而负债又主要来自国有商业银行。在通货紧缩的条件下，市场需求不足，产品销售不畅，国有企业不仅偿还不了银行的债务，而且只有依靠继续向银行借债才能维持生存，这又反过来使得企业的负债率继续上升，债务的上升又加重了企业的负担，只得继续向银行举债。如此恶性循环，一旦难以为继，银行将爆发债务危机，使得现在的潜在金融风险转变为现实的金融风险。

二、治理我国通货紧缩的财政对策

1.把治理通货紧缩作为当前财政政策的首要任务。通货紧缩的日益加重已经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的正常发展，当前应当把治理通货紧缩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提出相应的政策。去年下半年开始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同时货币政策在实际上也已由适度从紧转变为适度放松，但由于没有明确提出以防治通货紧缩作为当前财政货币政策的主要任务，未能有效地改变投资行为和消费行为的预期。这是积极财政政策效果不明显的原因之一。现在应是进一步加大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力度，如较大程度地提高居民特别是贫困层的收入水平和收入预期，增发国债，适度扩大财政赤字的规模等，以改变公众的“通货紧缩”预期，有利于形成对明后两年经济发展和物价水平的合理预期，提升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的信心与人气。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本质上是一种相机抉择的短期政策，一种特定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可能长期发挥作用。自1993年下半年来，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之所以延续了五六年的时间，是因为1993年后我国通货膨胀势头过猛，难以在短时间内治理。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今后不应把长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看作是一劳永逸的，应根据变化了的经济形势适宜调整其政策取向。从当前的情况看，我们应把治理通货紧缩作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首要任务，以达到明显改变社会预期的目的。只有这样，才能使财政货币政策成为一种灵活的调控政策。

2.积极的财政政策要与适度放松的货币政策相配合，两者缺一不可。积极的财政政策对于刺激总需求，促进经济复苏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也是当前走出通货紧缩困境最主要的政策手段。但是，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似乎仅靠财政政策还难以达到扩大内需的目标。现实的中国经济是，社会总需求严重不足并且存在着相当大的通货紧缩缺口，经济走向低谷。在这种情况下，“双松”的财政货币政策搭配是正确的选择。因为，实行以刺激总需求为宗旨的宽松式财政政策时，无论是增加消费还是扩大投资，最终都要表现为增加的货币购买力上。如果此时没有采取相应的扩张性货币政策，社会上的货币供应量保持不变或减少，那么，扩张性的政策导致的购买力的增加就不能实现，从而不能达到刺激总需求的目的。例如，去年财政政策通过增加基础设施投资而扩大内需，主要是靠增发国债而实现的，而国债规模是受各种条件约束的，不可能无限扩大，仅依赖现有的可借债规模，似乎难以达到拉动内需目的。所以，在财政向商业银行增发1000亿元国债的同时，商业银行还增加了1000亿元的配套资金，集中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这种以定向长期国债为工具，以基础行业、基础设施为切入点的财政货币政策“双松”搭配，是中国90年代以来未曾有过的尝试，取得了积极的效果。可以说，这是我国使用财政货币政策“双松”搭配的成功范例。而且，在当前买方市场和通货紧缩事实上已经形成的现实条件下，适度的货币扩张是不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反弹的。相反，它将有助于我们走出通货紧缩的“困境”，为启动经济提供有力的支持。

3.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投资需求，促进经济景气复苏。在当前出口需求、国内消费需求短期内难有较大幅度增长的制约下，启动投资需求，选择好投资增长点，通过政府投资带动企业投资，推动经济的稳定增长，摆脱通货紧缩的困扰是极为重要的选择。为此，重点要解决好两个问题：（1）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是政府扩大投资需求的着力点。在当前，加大国家财政资金对电信、铁路、公路、市政建设、环境保护和水利设施等基础设施的投入，在较长时期内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总体上还相当落后，而基础设施本身多数属于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大多属于上游产业，既能够吸纳大量的劳动力就业，又可以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且一般不会造成重复建设，所以对经济特别是投资的带动作用十分明显，是当前拉动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着力点。（2）充分发挥财政经济杠杆在启动企业投资中的作用。从投资主体上讲，投资包括两大部分，即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我国现在最欠缺的并不是资金来源而是民间投资意愿。因此，扩大国内需求，对投资需求而言，除了增加政府投资之外，政府还应着力创造和保持良好的投资环境，改变企业家对未来的预期，增加企业的投资信心，提高企业的投资意愿，要做到这一点，财政除了继续实行一些减费和费税并轨措施之外，还要采取适当降低部分周期较长、回报率较低的基础设施项目的资本金比例，扩大财政贴息，动员民间资本按国家产业政策的方向进行投资，较大幅度增加对中小企业的贷款规模等有力措施。

紧缩的财政政策篇2

经济衰退期间是否应该执行严厉的紧缩政策

2011年12月9日，欧盟25个成员国就《欧盟财政契约》达成一致，其后正式签署了《欧盟财政契约》，标志着欧盟向更加紧密的财政一体化迈出了重要一步。在此基础上，欧央行加大了危机处理力度，缓解了金融市场的流动性紧缺现象，极大地提振了市场信心。

然而，随着欧元区整体经济陷入衰退，此前制定的严苛减赤计划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面对本国糟糕的经济状况，西班牙、法国、荷兰不约而同地对财政契约提出了质疑，呼唤依靠经济增长走出困境，欧元区财政纪律的共识岌岌可危。在经济衰退期间是否应该执行严厉的紧缩政策？

德国领导人默克尔认为，欧盟财政契约的推出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欧债危机，严厉的经济紧缩和改革措施可以让欧元区重新树立市场信心，避免再度陷入债务的泥潭；奥朗德则反对长期实施紧缩，主张继续扩大政府公共支出，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削减赤字和债务。事实上，这两种观点分别代表了欧元区在短期阵痛和长期改革之间的取舍。

支持方：财政紧缩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

把财政紧缩当作治疗欧债危机的标准药方，缘于支持者坚信财政紧缩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

自欧元区陷入债务危机以来，由于在统一的货币框架下，各国实行独立的财政政策，欧元区经济一直处于恶性循环中：财政赤字恶化，投资者信心下降，金融市场风险增加，重债国融资成本上升，财政赤字进一步恶化，最终导致国家违约风险上升，并引发投资者对欧元区解体的担忧。

为了解除这一封闭的恶性循环，一些欧元区领导人认为只有通过紧缩财政，执行严格的财政纪律，才能够打消企业和消费者对政府财政健康状况的担忧，最终促进长期内经济健康增长。

爱尔兰是一个很好的范例，该国房地产泡沫崩溃后，一直坚持实行紧缩政策，2008年到2012年间，单位劳动力成本将累计下降超过8%，国内商品相对于其他欧元区竞争者价格便宜了约15%。

反对方：财政紧缩会损害长期的潜在经济增长

反对者认为，财政紧缩不仅不利于短期经济增长，同时还会损害长期的潜在经济增长。

在短期，财政紧缩政策减少支出的同时也降低了经济增长速度。一方面，财政紧缩会增强投资者对一国国债的偿还能力的信心；另一方面，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又会引发投资者对经济前景的担忧，在经济衰退期间，二者合起来的效果最终会让一国整体债务比率上升，而非下降。

例如，目前意大利政府国债/ GDP等于120%，财政乘数等于1. 5（即政府紧缩一单位会引起GDP减少1. 5个单位），那么实行紧缩财政政策后，债务总量每减少1%，GDP总量会下降120%×1. 5%，最终，国债/ GDP反而会上升到120. 98%。也就是说，紧缩政策在减少支出的同时也降低了整体经济规模；在这种情况下，紧缩政策本身会增加政府债券风险利差，而不是下降。

从长期来看，流动性陷阱下的财政紧缩会降低潜在产出。当前欧元区在一定程度上已经陷入流动性陷阱，而且失业率也达到高峰，这不仅会让财政乘数显著上升，还会产生自我实现的恶性循环：失业的居民会降低对未来的预期收入和就业率，从而降低当期需求，进一步增加失业率，恶化经济增长，降低减赤效果。

财政紧缩最大的风险在于调整过快可能导致欧元区陷入坏的均衡点。欧债危机目前面临着多重均衡――悲观主义或乐观主义的自我实现结果。与银行业挤兑自我实现的过程类似，政府国债市场也存在流动性向偿付性危机转化的可能性。

债务水平越高，从具有清偿力到违约之间的距离就越短，具有清偿能力下的利率与可能违约情况下的利率之间的差距就越小。

此前调低财政赤字目标的西班牙就是一个典型案例，一旦市场认为西班牙政府无法达到预期的减赤目标，那么其国债就会处于风险之中，这种看法会持续存在；而当投资者离开西班牙国债市场后，他们并不会在一夜之间再回来，与此同时，当市场都在谈论西班牙政府调整财政赤字目标时，许多金融投资者会开始忙着研究西班牙的银行业和劳动力市场，不断揭示新的风险，直至欧央行入市干预或西班牙违约自我实现为止。

统一财政才是问题的关键

从目前的争论情况而言，财政紧缩有害论占据了上风。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财政契约会变成一纸空文，因为从一开始，欧盟财政契约就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在欧洲领导人对财政紧缩近似偏执的态度背后，隐含的并非是提高财政的可偿付性，而是从成员国手中获得部分来创造一个财政中心的决心。这要求各成员国必须遵守严格的财政纪律，进行财政紧缩，最终形成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

欧元区领导人手中有足够的防火墙切断危机向银行危机的传导，防范局部危机演化成系统性危机；但他们担心的是以财政契约为基础的整体改革方向出现偏离。因此，财政紧缩本身并没有错，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财政紧缩的力度过大，让重债国经济无力承担，引发了投资者对政府执行力度的质疑。

所以，统一财政才是问题的关键。预计未来欧元区制定和实施紧缩政策时，会更多地从各国具体情况出发促进经济增长，也会对处境艰难的国家积极实施救援。

其他刺激经济的手段

在紧缩财政的同时，是否存在其他刺激经济的手段呢？

笔者认为现在至少有四种备选方案。

其一，利用第三方资金，如欧洲投资银行或欧洲结构性基金支持重债国的基础设施投资。这种通过第三方的资金刺激经济的方式，实际上是一种财政风险分担的机制；这种机制可以作为财政契约的有益补充，防止一国的经济暂时性的困难引发整个欧元区的财政和金融危机。但这一方案的缺陷是资金总量不足，欧洲投资银行2010年投资总额仅为720亿欧元，因此，短期内还需要欧元区注入大量资金。

其二，德国扩大内需，增加对欧元区边缘国家的进口需求，同时允许工资迅速增长，降低相对欧元区边缘国家的竞争优势；改善其进出口状况，但这一方案被德国坚决反对。

其三，欧元贬值，通过欧央行继续执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提高通货膨胀水平，增强欧元区商品的竞争力，这一方案与欧央行的现行宗旨背道而驰，只能作为债务的长期解决方案。

紧缩的财政政策篇3

德国总理默克尔虽然表示会张开双臂欢迎法国新总统，但同时强调已经达成的关于欧债危机的各项政策必须受到尊重。言外之意很明显：德国人认为紧缩财政是欧债危机的最佳出路。

德国和法国这两个欧元区最重要的国家在如何解决欧洲债务危机问题上出现重大分歧，这不得不让人思考到底什么是解决欧元区债务危机的济世良方：紧缩财政，还是刺激增长？抑或二者并重？

欧元区的两大危机

如果将现在的欧元区比作一个大舞台，那么在台上的那个领衔主角就非欧债危机莫属：它是一轮又一轮欧元区峰会所讨论的焦点；各国媒体对它的报道铺天盖地；一些国家因它而濒临破产的边缘；许多人为它而走上街头无助地呐喊……

显而易见，大家都很关注欧元区债务危机问题。实际上，许多人太关注这个问题，以至于忽略了欧元区各国所面临的另一个严重问题：经济危机。2008年爆发的次贷危机，从美国开始，席卷全球，欧洲是个重灾区。到了2009年，当欧洲国家还在经济危机中挣扎的时候，欧债危机又接踵而来。所以，欧元区国家现在所面临的不单单是一个债务危机，而是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糅合在一起的双重世纪危机。

如果说欧债危机是政府公共债务层面上的危机的话，经济危机则主要是私人领域的危机，两者之间在逻辑上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换句话说，政府债台高筑，并不一定导致经济危机；而经济危机的爆发也不必然意味着政府公共债务的失控。同时，欧债危机和经济危机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渗透，有着紧密的联系。

但是，由于欧债危机是政府债务上的危机，搞不好一个国家会有破产的危险。再加上欧债危机不断在欧元区中蔓延，欧元区的未来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欧债危机所引起的欧洲政局也极具戏剧性的变化。于是乎一提起欧洲的危机，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欧债危机，经济危机站在欧债危机巨大的背影里，渐渐被人遗忘。

正是因为大家潜意识里已经将欧债危机变成了欧元区危机的代名词，所以一谈到如何解决欧元区危机的问题时，大家脑子里的一个直接反应就是如何解决欧元区债务危机。然后针对这一问题，大家就殚精竭力，冥思苦想各种可能的对策。大家所没有意识到的是，在自己准备对症下药之前，已经把病症给诊断错了，至少是没有诊断完全。

就在这种情况下，紧缩财政政策出台了。

紧缩财政

2009年爆发欧债危机的一个直接原因就是欧元区各国政府的公共债务太多了。按照欧盟的标准，一个国家的公共债务如果维持在国民生产总值的60%的水平，这被认为是比较健康的。如果高于这个水平，那么这个国家还债的负担就会过重，危险系数上升，不具有可持续性。2009年欧债危机爆发的时候，欧元区几乎每个国家的公共债务都高于这个水平，整个欧元区平均都高达87%。好一点的像德国是76.4%，法国是89.2%；而像那些之后接受过欧洲紧急援助的国家，这个比率就更高了，像葡萄牙是93.1%，希腊更是高达131.6%。

面对如此庞大的政府债务怎么办？就跟西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逻辑一样，欧元区领导人的一个直接反应就是要把政府债务给降下来。如何降？紧缩财政，别无他选。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前总统萨科齐在制定欧洲紧急经济援助贷款的条款时，特别强调受援国必须实行紧缩财政的政策，否则别想得到紧急贷款。

紧缩财政政策看起来是一个很完美的政策，面面俱到，无可挑剔。但是，任何的财政政策都具有两面性。紧缩财政政策是一柄双刃剑，它在砍掉公共债务的同时，却又对经济增长起到了抑制作用。首先，政府职能部门和公共服务部门的岗位减少，失业人员增加。一部分人即使侥幸保住了饭碗，他们也面临着工资冻结，福利下降，工作强度加大，工作时间延长的危险。对于那些专门靠承接政府合同为业的企业，一旦政府合同没了，公司只好关门大吉。这一行业雇用了大量的劳动力，一旦政府减少公共开支，对整个行业的冲击是巨大的。

从经济上讲，这些人口袋里的钱少了，消费能力和档次自然就跟着下降。这些生产消费品的厂家和相关的零售、服务业就会连带地受到影响；从社会影响上讲，这些人心中的不满和愤怒是可想而知的。他们能做的就是走上街头，加入游行示威的大军。守秩序的呐喊几声发泄一下，不守秩序的顺手牵羊，打、砸、抢一番，搅乱社会秩序，影响社会的稳定。

但这还是其次的，它直接影响的主要是与公共部门相关的领域，这只是整个经济领域中的一小部分。受2008年席卷全球的次贷危机的影响，欧洲各国还普遍都在经济危机的泥潭中挣扎。在这种情况下施行紧缩财政的经济政策更进一步地打压了私人领域的投资信心，这才是最要命的，对经济的影响也是全方位的。本来经济不景气，再加上欧债危机并没有得到解决，还有愈演愈烈的势头。大家不知道欧元区会走向何方，经济会何时跨出泥潭，所以都持观望态度。现在，政府大幅度缩减开支，减少投资，大家心里更没底了。政府都不想投，老百姓还敢投？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欧洲许多企业银行账户里有大笔现金，但新的投资计划却大部分都被搁置了起来，人员流动和人才市场也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

而没有现在的投资，就没有未来的经济增长，欧元区各国走出经济危机需要的时间也就越长。事实上，许多经济学家们已经指出，从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以来，4年过去了，欧洲各国（包括那些非欧元区国家，比如英国）的经济形势并没有得到好转，甚至有恶化的趋势。相比起来，这个复苏的过程已经比上个世纪30年代席卷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萧条的复苏过程显得更艰难，更漫长。

一旦经济增长受到影响，政府债务是否真的能够降下来就成了一个巨大问号。政府可以控制自己的开支，但是，如果经济长期萎缩不前，甚至是负增长，政府的税收收入就会受到影响，这个是政府所不能轻易控制的，而一旦“开源”出现问题，紧缩财政政策的作用就会大打折扣，达不到预期的效果，降低政府债务需要的时间就会更长。

从2009年欧债危机爆发以来，欧元区各国都实行了紧缩财政的经济政策。3年过去了，效果如何？2012年欧元区平均政府债务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为 96.6%，这比欧债危机刚爆发的时候提高了近10个百分点。就单个国家来讲，德国同比上涨了近10个百分点到86.9%， 法国上涨了近11个百分点到100%，葡萄牙是上涨了近23个百分点到115.8%，希腊更是上涨了近28个百分点到159.3%。数据说明3年的紧缩财政政策并没有把政府债务给减下来；从经济增长上看，从2009年到2011年底，欧元区平均经济增长为-1.24%， 是个负增长。德国作为欧洲经济的发动机，3年平均增长也只是0.8%，法国是0.3%。这样欧元区经济增长的目标也没有实现。

事实证明，在经济危机和欧债危机并存的情况下，单纯用紧缩财政的政策对付欧债危机是不成功的。难怪奥朗德提出要改变思路。实际上，欧洲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

鱼和熊掌？

从对策上讲，解决政府债务危机需要紧缩财政政策；在经济低迷的情况下，政府需要通过各种办法来刺激增长。但必须看到，刺激增长和紧缩财政是两个背道而驰的政策：紧缩财政会抑制经济增长，它会使走出经济危机的道路更曲折，更漫长；而要刺激增长，与开源和节流恰恰相反，政府一面需要增加工作岗位，扩大公共开支，直接带动与公共领域相关部分的增长；同时，政府会出台各项优惠政策，像减免税收等来刺激投资。但是扩大公共开支，钱从哪里来？政府能做的只能是发行国债。这样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政府的债务会增加，这对于已经被债务危机搞得焦头乱额的欧元区领导人来讲，无疑是雪上加霜。

紧缩财政和刺激增长，就像鱼和熊掌， 只可选其一，不可同时使用。但是，欧元区国家所面临的欧债危机和经济危机并存的事实却需要把这两个背道而驰的政策结合起来。

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把这两个拴在一块儿？如果在两头平均用力，不分主次，其作用肯定不好，因为这两者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会互相抵消。

现实可行的办法是一个为主，一个为次；突出一面，兼顾另一面。突出主次之后，政策就会向为主的那一面倾斜，集中火力解决主要问题，同时也可防止为解决各自问题所采用的政策效应互相被对方中和掉。

现在的问题是：谁为主，谁为次？对于欧元区的领导人来讲，答案很明显：欧债危机显然比经济危机要迫切得多，因为这不光会让一个国家面临破产的危险，而且还直接影响到欧元区的未来。5月初，希腊的第一轮大选以任何一方未能组阁而告终，只能在6月17日举行第二轮大选。最近，西班牙的债务危机也呈恶化的趋势，10年期国债的利率接近7%，几乎等于垃圾债券。不同于希腊的是，西班牙是欧元区的第四大经济体，西班牙一旦倒下，整个欧元区没有足够的钱来援助它，其结果不光是欧元区的，甚至会引发新一轮经济危机，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解决欧元区危机的一个现实、可行的办法是继续实行紧缩财政的财政政策，这个是首要的，根本的，必须坚持下去；同时，各国政府应该采用积极有效的措施，特别是非财政措施，像调整利率等，来刺激经济的增长。这样，一方面集中火力对付欧债危机，而另一方面在有限的范围内逐步刺激经济增长，这是欧债危机的正确出路。

紧缩的财政政策篇4

    一、扩张性财政政策退出的时机已经成熟

    这﹁轮经济上升期出现的部分地区和行业投资偏热,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的行政主导使然。除了地方党委和政府换届的“政治周期”推动,以及财政税收体制、金融体制和投资管理体制等方面的改革不到位等体制性因素影响以外,以长期建设国债为主的积极财政政策对投资迅速升温也起了重要的支撑作用。不可否认,积极财政政策对中国经济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走出通货紧缩,保持经济快速稳定增长,可谓功莫大焉。但是,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已经不再是总需求不足,因此也不宜再以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继续刺激总需求扩大。对此,去年底以来,货币政策选择了适度从紧的取向。而宏观调控的另一个重要手段——财政政策,如果继续在“积极”的道路上前行,势必与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相矛盾,也将进一步增加宏观调控的难度。

    另外,从规避风险的迫切性看,仅长期建设国债就累积达到9100亿元之巨,而且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偏高,这些都为财政运行本身带来不小压力。因此,继续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已经不合时宜,现行财政政策已经到了必须作出调整的时刻。

    我国当前的财政收支状况为财政政策调整创造了有利条件:

    首先,近年来我国税收一直保持较快增长。由于经济持续快速发展,近年金税、金盾和金财工程全面实施,税收征管进一步强化,税收实际征收率大幅度提高。今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达到14306.7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3351.79亿元,同比增长30.6%,完成年度预算60.7%,这是近年来同期增收最多、增幅最大、完成进度最好的一年。虽然下半年财政收入增幅将放缓(如清欠出口退税、部分偏热行业引起的税收增加部分将随着宏观调控见效而放慢等),但全年财政收入增加额仍可能达到4000亿元左右。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为压缩赤字、减发国债和支持改革提供了可能。

    其次,近年来积极财政政策逐渐缩小扩张力度,实际上在进行淡出性调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2004年维持了3198亿元的赤字,没有安排新增赤字。随着GDP的增长,实际的赤字率(赤字/GDP)较之去年有所下降。(2)长期建设国债发行规模,由2000-2002年的每年1500亿元,调低到2003年的1400亿元,2004年又减少至1100亿元,并且明确承诺将逐步停发。(3)2003年10月出台的新出口退税政策,使出口退税率在总体上降低了3个百分点。(4)长期建设国债的投向有所调整,由过去主要用于重点建设项目,扩展到在建重点工程的后续投入、公共项目的欠账填补和支持亟待进行的重大改革举措。这些实践不仅为财政政策进一步调整积累了经验,而且形成了扩张性财政政策逐步退出的心理预期,这将减少政策调整的难度和阻力。

    二、当前财政政策调整的实质:从扩张性政策逐步转向平衡性财政政策

    基于宏观经济形势的改变,对财政政策作出调整的必要性已经被大家所认识,越来越多的人主张积极财政政策应当“退出”、“淡出”或“转向”。但是对如何调整,调整的程度、力度和方式,调整后政策的新作用点等问题则存在争议。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先把财政政策调整的实质界定清楚。

    财政政策一般分为“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discretionary fiscal policy,亦称自决的财政政策)和“内在稳定器”(the built-in stabilizers,亦称非自决的财政政策)两大类。前者又根据不同的宏观经济条件和对总需求的不同影响,分为扩张性财政政策、平衡性财政政策和紧缩性财政政策。一般的政策工具包括政府支出、国债和税收。平衡性财政政策通常指维持财政收支大体平衡,不影响总的社会需求状况,亦即不应新增政府支出和增发国债及减税,人为地进行扩张;也不应降低政府支出或增税,人为地制造紧缩。而所谓自动稳定器,一是指税收(主要是所得税等直接税)的自动稳定功能,二是指政府部分支出(如转移支付)的自动稳定功能;平衡财政政策与自动稳定器属于不同政策类型,前者是当局的积极行为,可以在不影响总需求情况下,对财政收支进行内部结构调整,采取同幅度对冲性政策组合,比如减税与减少政府支出组合,或者增税与增加政府支出组合等。而后者是当局真正的“不作为”,让财税制度自动发挥平抑周期的作用。近年来国际上对自动稳定器的调节作用给予较多关注,但是在我国以间接税(主要是增值税、营业税等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下,自动稳定器的作用还很薄弱。

    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正应该是平衡性财政政策发挥作用的条件。在总量上,平衡性财政政策对社会总需求不产生扩张或紧缩的影响,维持财政预算收支基本平衡,至少要维持当期预算的基本平衡,逐步削减赤字余额,并保证不出现新的赤字。在结构上,做到“有保有控”,一方面要控制过热行业的发展,财政资金从“越位”领域退出;另一方面,支持能源、交通等瓶颈部门和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财政资金转向公共财政“缺位”领域。实行平衡性财政政策并不意味着政府无所作为,而是强调在稳定社会总需求的前提下,有效地采取对冲性政策组合,努力实现预算平衡,优化支出结构,引导经济结构调整,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持续发展。

    三、“平衡的财政政策”在当前可表述为“适中的财政政策”

    为了便于讨论,我们认为在财政政策的名称选择上可考虑三个标准:(1)是否代表了宏观经济形势所需要的政策类型;(2)是否明确表明政策的作用方向和程度;(3)是否能准确传递政策信号,便于更多的人理解而不引起歧义和误解。

    对当前我国财政政策调整的名称选择,大体上有以下7种主张:(1)“适度的”或“温和的”财政政策;(2)“可持续的”财政政策;(3)“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4)“稳健的”财政政策;(5)“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6)“结构性”财政政策;(7)“中性”财政政策。学术界比较多的人同意“中性财政政策”的提法。第一种提法,“适度”只是描述了政策的作用程度,对于财政政策调整方向并没有指示,可以适度扩张,也可以适度紧缩,不便于引导预期,对于以上三个标准都不满足。而“温和”的提法,包含了程度减轻、柔和、适度和不过分等意思,可能会给人逐步降低和减少扩张幅度的预期,但是容易引起误解。关于“可持续”的提法,强调的是财政政策坚持收支平衡、不搞无米之炊,并使财政政策的重点转向加强薄弱环节,支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这个提法带有中长期特点,但对短期宏观经济调节的导向比较模糊。至于“相机抉择”的提法,其直接混淆了财政政策的类别和具体财政政策之间的关系,而且导向并不清楚,显然也不合适。而“稳健”的财政政策的提法,得到了不少人的赞同,他们的支撑点在于认为我国当前财政政策既然不扩张也不紧缩,那么选择稳健的提法正合适宜。其实不然,仅从“稳健”一词很难判断出政策的方向和趋势,虽然我国近年货币政策也采取了“稳健”的提法,但是就其政策执行的实质上看,稳健的货币政策是一种适度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之所以称稳健,其强调的是在松动银根、支持增长的过程中,要高度警惕和防范金融风险。这样来,如果财政政策也称“稳健”的,则可能使人们比照货币政策来理解,而形成继续扩张的错误信号和预期。因此,这个提法不满足第二、第三条标准,显然也不合适。至于第五种提法,“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可能有矫枉过正之嫌,从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看,的确存在呈现局部偏热,警惕通货膨胀的压力,但是还没有需要进行全面紧缩的时候,而且宏观经济本身还存在再次步入通货紧缩的不确定性,所以这种提法不满足第一条标准。而主张使用“结构性”财政政策的提法,应该说其抓住了我国财政政策调整后的主要着力点——支持结构改革。但是作为一项财政政策的名称,它并没有标明政策调整的总体方向。结构调整可以在扩张中进行,也可以在紧缩中进行,即不满足第二条标准,所以也不太合适。

    目前学术界比较多的人同意“中性财政政策”的提法。西方经典财政理论对“中性财政政策”(Neutral Fiscal Policy)并没有严格界定,一般包括两层意思:一是经济自由主义观点,主张让市场机制自由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反对政府干预经济,影响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二是政府干预主义的观点,将财政政策定位于扩张性与紧缩性之间,强调在总量上不影响社会总需求。当前我国学术界和政府部门正在讨论的“中性”财政政策,主要是指第二层意思,其实质与平衡性财政政策是一致的。但是,平衡性财政政策有一个硬指标——预算平衡,而我国当前3198亿元赤字的削减不可能一蹴而就。马上转向“平衡的”财政政策会给人们传递过于“严格”的信号,容易误解政策调整的力度和速度。此外,中性财政政策也可能被误解为政府“无所作为”和“经济中立”,不利于准确反映当前我国财政政策调整的实质。

    据此,我们建议财政政策的调整取向应为“适中的”,“适”表明渐进和适度的意思,标识了政策的力度,同时也留下了灵活操作的空间;而“中”则表明政策调整的方向,强调不偏不倚,介于扩张和紧缩财政政策之间。“适中的财政政策”这一提法,能体现我国当前财政政策调整的实质是逐步实现预算平衡(考虑到削减赤字的渐进性,预算收支平衡应当作为一个中期目标,例如在“十一五”期间达成),并能体现政府在政策调整中将“有所作为”的态度,又能反映政策调整的渐进性特征,而且能让更多的人、特别是非经济学专业人士所理解,基本上可以满足以上我们提出的三个判断标准。

    四、“适中的”财政政策实施要点建议

    根据我们的研究,建议“适中的”财政政策应当包含以下几方面含义:

    (一)大规模减发长期建设国债,甚至停发,尽快兑现将其调减至零的承诺

紧缩的财政政策篇5

紧缩与增长如何实现妥善平衡，已经成为欧元区经济政策乃至政治方针争论的焦点。欧债危机以来，欧洲各国政府更替，基本都是围绕这个核心主题展开。希腊如此，法国如此，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德国、英国亦如此。争论的问题具体可分为三个：要不要紧缩；紧缩到什么程度；紧缩的方向和结构是什么。

我曾经将德国总理默克尔挽救欧债危机的政策概括为“八字真言”：紧缩、减债、修约、放权。

从根本原则上看，默克尔的八字方针尤其是坚决要求财政紧缩是对的，道理很简单，除此之外别无选择。现实是非常残酷的，南欧诸国的债务规模占G D P的比重早已超过100%，远远超过马斯特里赫条约规定的60%上限。

如此高的债务，不削减赤字、紧缩财政怎么能降下来呢？欧元区各国必须经历三个痛苦的调整过程。第一步是遏制财政赤字增速，尽量放缓债务累积速度，先要把当年的财政赤字降下来。目前危机各国年度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都在6%以上，少数国家甚至超过10%，不大幅度削减赤字，债务规模怎么能降下来？第二步是要逐步实现财政盈余，以便降低整体债务规模。第三步是将国家财政政策调整到安全可控的正常轨道上来。像希腊连第一步都不愿意迈出去，怎么能够给市场以希望呢？

欧元区各国政府开支大体分为三类。第一是社会福利开支，包括退休金、医疗、教育、失业保险等，大约占60%上下，是最大头，也最难削减。第二是政府自身开支，包括公务员工资、行政管理费用和军事国防开支，要降低也非常困难。只要看看希腊、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和英国经常上演的大罢工就明白了。第三是政府为了刺激经济增长，要做点事儿，就需要花钱。希腊、法国大选结果表明，选民对于福利和工资的大幅度削减、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极度不满，才有左翼的奥朗德的当选。希腊一些政府部门要关门，要裁掉12万公务员，剩余的公务员工资也要大幅度削减，政府管理开支要大幅度下降，没有谁愿意接受现实，总希望“免费午餐”一直吃下去。

欧元区各国政府其实早已拿不出钱来刺激经济增长了（德国自然例外），只能想别的办法，比如减税。长期而言，减税可以刺激投资，恢复增长，增加政府收入，然而短期内政府收入可能进一步下降，财政赤字和债务可能继续上升。所以减税是非常痛苦的抉择。因此，法国的奥朗德竞选策略不提减税，反而要增税，向年收入超过100万欧元的人征税75%。法国个人所得税的税率已经很高了。左翼执政，劫富济贫，却恐怕难以刺激经济增长。

欧债危机爆发以来，欧元区共有11个领导人下台，都是削减财政惹的祸。讽刺的是，在去年戛纳G20峰会期间，萨科奇和默克尔曾把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叫到密室训话，严令希腊必须执行严格的财政紧缩计划。没有想到，半年之后，萨科奇自己却因为民众不满紧缩政策而下台。看来，欧元区政治领导人的工作实在不容易做。

欧洲没有救世主。“向左走、反紧缩”不是万应灵丹，反而可能是加速欧洲衰落的慢性毒药。欧洲要真想摆脱债务危机，实现经济增长，就必须学习当年瑞典和施罗德时期的德国，以强硬政治手段，果敢实施减税，降低工资和福利，削弱工会力量，增加劳动力市场的弹性，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

紧缩的财政政策篇6

[关键词]财政政策；

财政政策是通过税收和公共支出等手段来实现一定的经济、社会发展等宏观经济目标的长期和短期财政战略，是政府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根据财政政策在调节国民经济总量方面的功能可将财政政策划分为扩张性政策、紧缩性政策和中性政策。

一个国家在一定经济发展阶段实施何种财政政策，要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态势，相机抉择。宏观经济运行千姿百态，但概括起来讲，也就是三种类型。一种类型是社会总供给大于社会总需求，即“通货紧缩”，表现为物价总水平下降。应对通货紧缩局面，应该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和扩张性货币政策。第二种类型是社会总供给小于社会总需求，即“通货膨胀”，表现为物价上涨。这种情况下，应该采取紧缩的财政政策和紧缩的货币政策。第三种类型就是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基本平衡，但在结构上有矛盾，冷热并存，发展不均衡。此时应采取稳健财政政策，即在总量上不做太大的动作，但在结构上有保有压，加强薄弱环节，压缩过热行业的投资。

我国自1998年以来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其实质就是一种扩张性财政政策。2005年根据我国国情和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发展，从实际出发，我国实施了稳健的财政政策，现就两种财政政策的实施背景、作用综述如下。

一、积极财政政策

1、实施背景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亚洲危机的爆发直接导致了国际市场需求萎缩，进而演变为全球经济衰退．造成世界经济普遍性的生产过剩和通货紧缩。作为亚洲国家最大贸易伙伴，亚洲金融危机无疑对我国经济运行产生重大冲击。从当时国内经济情况看，物价水平持续下跌，经济增长速度回落，国内投资和消费需求出现不足，居民收入增长放慢、失业压力增大；同时，国际市场需求低迷导致了我国出口不振．大大降低了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这些都充分说明我国经济进入了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的发展阶段。面对这种从未出现过的极其复杂的经济形势，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及时果断地做出了实施以增发国债、扩大内需、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刺激消费、扩大出口为主要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措施包括：一是发行长期建设国债，带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二是调整税收政策，刺激需求增长。三是调整收入分配政策，改善居民消费心理预期。四是规范收费制度，减轻社会负担，推动扩大消费。五是支持国民经济战略性调整，促进国有改革和产业结构优化。

2、积极作用

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近七年的时间里．在促进经济增长、调节供求关系和克服通货滞胀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1）促进经济平稳发展。大规模的国债投资不仅有效遏制了经济增速下滑的局面，而且抑制了通货紧缩。1998－2004年间，国债建设资金年均拉动经济增长为1．5个百分点－2个百分点，GDP年均增长8.56％，物价水平总体稳定。

（2）优化经济结构。积极财政政策着眼于短期需求管理和长期供给管理有机的结合，在加强基础设施的同时，通过国债资金的直接投入、税收政策等措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改造传统产业，支持一些符合产业结构发展方向的重点行业和重点企业的技术改造，推动了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

（3）增加就业。七年来，国债资金支持的一大批新项目及其配套项目的建设共增加就业岗位700万－1000万个，对拉动相关产业发展起到了很好的刺激作用。

（4）促进区域经济均衡发展。通过对中西部地区进行倾斜性财政资金安排，进行了诸如西电东送、青藏铁路、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六小工程等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建设，改善了这些地区的投资经营环境，加快了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步伐，使东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格局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总之，作为一项反周期宏观政策，积极财政政策基本上是恰当的，它对中国经济社会相对平衡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3、负面效应

但积极财政政策毕竟是宏观“反周期”操作，是适用于经济低迷阶段的一种政策。从2002年下半年起，我国经济开始逐步走出通货紧缩的阴影，呈现出加速发展的态势。2003年国民经济终于走过由相对低迷向稳定高涨的拐点，GDP增长速度跃为9％以上。此时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带来一定的负面效应，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主要是部分行业和地区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的倾向有所加剧，货币信贷增长偏快，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制约越来越明显，并带来煤、电、油、运和原材料的供应紧张局面。

二、稳健财政政策

1、实施背景

2003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开始走出通货紧缩的阴影，经济增长进入新一轮周期的上升阶段。一是经济增长接近潜在水平。2003年GDP增长9.3％，2004年增长9.5％，部分行业瓶颈约束或资源约束的出现，表明GDP增幅已接近潜在产出水平。二是物价趋于上升。2003年居民消费价格和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分别上涨1.2％和0.1％，2004年则分别上涨3.9％和2.8％。三是失业率升势趋缓。2003年全国城镇就业增加859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3％；2004年城镇新增就业人员98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比上年下降0.1％个百分点。四是出现局部投资过热。2003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比消费品零售额增长速度高了17.6％个百分点。当年投资率上升到42.3％，比2002年增加了3.1个百分点，接近于1993年经济严重过热时的水平(当时投资率为43．5%)。为此，国家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货币手段(如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提高利率等)和行政手段等，以逐步控制经济局部过热的迹象。虽然2004年5～6月在宏观调控下，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明显下降，但在2004年7～10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又出现明显的反弹迹象，增长率分别为31.4％、26.3％、27.9％、26.4％。在国民经济已发生经济周期阶段转换和出现局部过热的形势下，如果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将不利于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和减轻通货膨胀压力。

同时，经济运行中的深层次问题也凸现出来。一是经济增长方式与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更加尖锐。中国石油、天然气、煤炭、铁矿石、铜和铝等重要矿产资源人均储量分别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11％、4.5%、79%、42%、18%和7.3％，特别是2003年中国GDP占世界的4％，但消耗占世界的比重：石油为7.4％，原煤为31％，铁矿石为30％，钢铁为27％，氧化铝为25％，水泥为40％，说明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已成为宏观调控的一项紧迫任务。二是国内经济和社会结构性矛盾也比较突出。投资占GDP的比重过高，消费需求对GDP增长率的贡献下降。此外，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在扩大。

近年来财政收入虽然大幅增长，但由于中国转型期财政支付改革成本不断增加，支持经济发展的任务十分繁重，以及加强宏观调控的需要，因而伴随积极财政政策而来的公共风险也在加大，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增长很快。

由此可见，积极财政政策已完成其使命，财政政策的调整、转型势在必行。

2、可行性

稳健财政政策的实施有它的可行性。表现在：

（1）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带动了投资、信贷增长偏快，结构性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由此引发的通货膨胀，势必到宏观的，如果继续实施这一政策，不仅不利于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而且易于形成逆向调节；不仅不利于减缓通货膨胀的趋势，而且易于加剧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调程度，加大经济健康运行的风险和阻力，对此，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已不合时宜，应当适时转向。

（2）从规避风险的迫切性看，也需要加快调整现行的财政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主要是通过政府大量发行国债进行基础建设投资而实现的，一方面使得经济的增长过份依赖于国债的发行，另一方面，也使得国债的规模越来越大，到为止，仅长期建设国债累计额就达到了9100亿元之巨，而且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偏高，经济中积累了大量的或有负债，增加了财政运行的压力。

（3）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使得我国经济已基本上走出通货紧缩期，进入新一轮的上升期，经济自主增长的能力明显增强，上已有大量的资金在涌动，人们的投资意识在逐渐增强，足以缓和由于政府减少投资而带来的对经济的波动。

3、目标

财政政策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一项重要手段，其目标的确定必须服务服从于国民经济宏观的总体要求。稳健的财政政策要服从服务于改革发展大局和中央宏观调控大局，宏观上既要防止通货膨胀苗头的继续扩大，又要防止通货紧缩趋势的重新出现；既要坚决控制投资需求膨胀，又要努力扩大消费需求；既要对投资过热的行业降温，又要着力支持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薄弱环节。因此，稳健的财政政策必将有助于防止经济大起大落，控制通货膨胀．保持经济平稳增长。

4、主要

稳健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概括起来，就是四句话，十六个字：控制赤字、推进改革、调整结构、增收节支。

（1）控制赤字，就是适当减少中央财政赤字，但又不明显缩小，松紧适度，重在传递调控导向信号，既防止通货膨胀苗头的继续扩大，又防止通货紧缩趋势的重新出现，体现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巩固和发展宏观调控成果的要求。

（2）推进改革，就是转变主要依靠国债项目资金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按照既立足当前，又着眼长远的原则，在继续安排部分国债项目投资，整合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保证一定中央财政投资规模的基础上，适当调减国债项目资金规模，腾出更多财力，用于支持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为市场主体和经济发展创造一个良好、公平和相对宽松的财税环境，建立有利于经济自主增长和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体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

（3）)调整结构，就是在对总量不做大的调整和压缩的基础上，进一步按照发展观和公共财政的要求，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和国债项目资金投向结构，区别对待、有保有压、有促有控，对与经济有关的、直接用于一般竞争性领域等的“越位”投入，要退出来、压下来；对属于公共财政范畴的，涉及到财政“缺位或不到位”的，如需要加强的农业、就业和社会保障、环境和筹”和调整经济结构的要求。

（4）增收节支，一方面，在总体不增税负或略减税负的基础上，通过严格依法征税，堵塞各种漏洞，把该收的收上来，确保财政收入稳定增长。应收尽收本身就是宏观调控。另一方面，严格按预算控制支出特别是控制一般性支出的增长，在切实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上花大力气，下大功夫，体现配合宏观调控和建立节约型社会的要求。

总之，根据我国国情和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发展，从实际出发，中央确定了财政政策的取向，做出了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以代替积极的财政政策，这是一种客观的、必然的、符合现实的科学选择。

三、展望

当前以及今后一段时期，是推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阶段。“十一五”时期中国经济仍将处在高位运行态势。在这种情况下，不宜实施以扩张为主的积极财政政策。但经济结构性矛盾的解决，特别是加快农业、能源、、消费服务业、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的发展，还需要保持一定的财政政策力度，尤其是财政面临支持各项改革、支付改革成本的压力较大。因此，也不宜实施全面紧缩的财政政策。因而“十一五”时期特别是前期应继续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为了达到良好的效果，注意解决以下几个：

1、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公共卫生体系、义务教育制度。

2、运用税收手段对科技创新、环保、循环经济等项目加大税收扶植力度；对资源浪费、环境污染、低层次重复建设等项目的企业进行重税。

3、放开针对限制民间资本进入的领域，积极鼓励民间资本进行高科技、环保、等的投资。

4、及时推出物业税、加大地方政府的经济实用房的规模，切实控制房地产的投机，减轻居民的支出压力，稳定社会，提高其他领域的消费。

5、进一步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和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完善粮食直接补贴政策，稳定粮食最低收购政策、坚决控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继续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

6、转变城市居民就业观念、通过培训、发展第三产业、继续引导民资、吸引外资投资实业，努力降低失业人口率，创造和谐的社会生活环境。

1、刘海涛，冯海燕.积极到稳健财政策的转型.中国林业企业，2005，72（5）：37－39

2、金人庆.关于财政政策的几个问题.维普资讯http//，2－12

3、苏明，陈少强.中国当前的财政政策及趋势.上海经济，2005，9：15－20

紧缩的财政政策篇7

自去年下半年通胀走高以来，央行货币政策转向以控制通胀为目标，如今，持续偏紧的货币政策已发挥效力，表现为CPI 环比涨幅缩窄，制造业PMI 已连续下降，经济增速回落迹象明显。

当前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是政府抑制通胀、转变增长方式的必然结果，预计今年中国经济“硬着陆“的可能性不大。控制物价过快上涨，降低通胀预期仍然是中国经济的首要任务。

中国经济向下调整

生产方面，下半年工业增速将回落至12-13%。需求方面，固定资产投资将继续快速增长，保持在23%以上，其中房地产投资增长30%左右。消费增速较去年有所下降，降至16-17%。净出口缩窄，贸易顺差为1300亿美元。总体看，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加大，消费的贡献保持稳定，净出口的贡献将是负值。预计全年GDP增速将达到9.5%左右。

下半年财政支出力度将加大

在去年底召开的全国财政会议和今年3月份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今年我国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适当的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今年安排财政赤字9000亿元，赤字规模比上年预算减少1500亿元。其中中央财政赤字7000亿元，继续代地方发债2000亿元并纳入地方预算，赤字率下降到2%左右。

历史数据表明，我国一般上半年实现财政盈余，下半年发生财政赤字。每年每个季度末和年末财政支出规模加大，尤其是年底12月份有突击花钱的惯性。今年前5个月实现财政收入46820亿元，发生财政支出33626亿元，实现财政盈余13194亿元，按照今年财政赤字9000亿元的安排，下半年财政支出将扩大。

货币政策有望回稳

央行自去年初以来回归稳健偏紧的货币政策，为遏制通胀，自去年底央行货币紧缩力度不断加大，至今已连续9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并两次上调基准利率，目前存准率已达21.5%的历史高位，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也已提高至3.25%。受此影响，前5个月M2同比增速已降至15.1%，低于去年同期5.9个百分点；新增人民币贷款35462亿元，同比少增了4680亿元。偏紧的货币政策累计效应已逐渐显现，表现为通胀压力减缓，内需下降，经济增速放缓。

我们认为当前货币政策已经面临关键的转折点，处于重要的观察期。一方面维持现有的紧缩力度，防止通胀反弹；同时紧缩政策不再加码，以防止经济进一步下滑。即使通胀反弹、货币政策继续收缩也应采取加息的手段。央行之前的货币政策主要使用数量工具，下一阶段的货币政策调控将以提高利率作为主要手段。经验表明，在金融创新、货币概念日益模糊的背景下，数量型货币政策很难发挥效果，因此应该转向价格工具，以提高货币政策的效力。

近日总理在为英国《金融时报》撰文中表示，中国遏制国内通胀方面的努力已经奏效，货币和信贷供应恢复到了正常水平，价格上涨趋势正得到控制，强调中国已成功遏制通胀。此条消息释放的信号或表明中国货币紧缩政策已告一段落，当前政策取向是维持现有的货币政策基调不变，若二季度经济下滑幅度较大，三季度货币政策紧缩力度或将放缓。预计全年M2增速在16%左右，人民币新增信贷7万亿元左右。

通胀或有反弹

紧缩的财政政策篇8

第一，这种“缩长”主要是靠扩张性财政政策支撑的。过度依赖扩张性财政政策支撑是“缩长病”的一个突出特征。而主要依靠增发国债的办法来维持扩张性财政政策以支撑国民经济的高增长，是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的。

第二，这种“缩长”还是一种由持续性物价下降和负增长(即通货紧缩)伴随的、动力不健全的增长。一般来说，经济增长越是过度依赖财政投资，民间资本和城乡居民就越是不愿意跟进政府的扩张要求；政府投资扩张与民间投资收缩的矛盾越大，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也就越加显得不足，经济增长就越是缺乏原动力。要维持政府的既定增长目标，就越需要扩大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注资。政府越是更多地向经济活动领域注资，“缩长”态势反而越严重。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积极的财政政策”也就越是难以淡出。

上述关于“缩长”的生成原因与机制的分析表明，这种“缩长病”的突出特征是：增长主要靠财政投资支撑，物价持续下降(即通货紧缩)压制了民间投资和消费。

“缩长病”是一种特殊经济病。单独用“通货紧缩”这类范畴，很难对其进行科学“把脉”并提出正确的“医治”方案。至于直接用“流动性陷阱”(Uquidity trap)来解释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出现的“缩长病”，更是“把脉”离谱，根本无助于解决“缩长”问题。

第一，目前我国并不具备“凯恩斯流动性陷阱”发生作用的基本条件，即国民经济的完全市场化和货币化。

紧缩的财政政策篇9

当前，欧债危机的发展可以说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也就是正在从债务危机向金融危机演变。欧洲银行业存在巨大风险。

一方面，在2008年的华尔街金融危机中，欧洲银行因为持有大量“有毒资产”而遭受巨额损失，但欧洲各国的银行和政府采取了“掩耳盗铃”的策略，未充分披露损失情况，也未有效补充资本金，这一巨额损失至今仍未消化。

另一方面，欧洲银行业还持有大量的欧洲债务国的债务，如出现大面积债务违约，欧洲银行将进一步遭受巨额损失，难以承受。

债务危机爆发以来，欧洲金融机构始终存在流动性不足的情况。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欧洲央行曾经对商业银行提供了两轮再融资支持，总额达到1万亿欧元，但仍未能缓解商业银行惜贷的局面，可见风险之大。

欧债危机源自希腊，但希腊作为小经济体，本身对欧洲来讲并不重要。欧元区之所以救助希腊，目的在于防止债务风险向欧洲扩散，尤其是防止扩散到银行业，金融危机才是真正的危机。

但遗憾的是，欧元区虽然还在援助希腊，希腊也尚未退出欧元区，但风险已经在西班牙银行显现出来。对于欧洲来讲，银行危机远远要比债务危机更难应对。

“紧缩”还是“增长”？目前，德法各执一端。其实，欧洲当前面临的深层经济难题很多，很复杂，不是单一政策就能解决的，紧缩与增长的争论仅是其中一个方面。

欧洲要走出债务危机，必须在以下几个方面都取得实质性进展：第一，必须缩小欧元区各成员国的竞争力差距，南欧国家必须通过福利体制改革降低财政负担，刺激经济活力，让老百姓更勤奋地创造财富，同时要大力发展工业，加强研发创新力度；第二，欧元区“单一货币、不同财政”的制度缺陷必须得到弥补，仅仅是货币联盟是不稳定的，必须要有财政联盟，这需要所有国家的强烈政治意愿；第三，欧洲银行业的处境必须得到改善，必须充实新的资本金，同时建设欧洲层面的银行监管体系。

紧缩财政的本质是福利体制改革，只是欧洲当前诸多问题的一个而已，这个方向是对的，但仅仅靠紧缩是不够的，还需要其他方面也取得进展。

但欧洲在其他方面恰恰“无所作为”，把当前欧洲问题归咎于紧缩政策有失偏颇。

我们还应注意到，有些国家，政府反对紧缩并不是有更好的政策能够取而代之，而是为了迎合选民，扩大自身的政治影响力，是一种政治选择，不利于应对债务危机。

紧缩在欧洲是必需的，没有紧缩就没有福利体制改革，欧洲未来也很难有经济增长，但紧缩还不够，当前欧洲解决经济问题不能把目光都放在紧缩政策上。

同时，紧缩政策短期虽然会有些负面影响，但这是欧洲人必须付出的代价，欧洲不可能轻轻松松地走出危机。未来欧洲发展经济之路都将是荆棘满地。

紧缩的财政政策篇10

2015年3月10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宏观经济数据显示，2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仍处于低位增长，同比上涨1.4%；1-2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去年同期上涨1.1%。随着消费需求增长的趋于减缓，2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同比下降4.8%，环比下降0.7%；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下降5.9%，环比下降1.0%。1-2月平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下降4.6%，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下降5.5%。结合目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和中国CPI与PPI指数判断，2015年中国经济将面临较大的通缩压力。而如何协调使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反通缩，也是中国2015年将要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

国内外经济环境变化加大中国通缩压力

2014年以来国内外经济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济环境的变化加大了中国通缩压力，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国际资本逆流动对中国基础货币发行的制约、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对国内通缩的输入、中国较为严重的产能过剩以及有效需求不足。

（一）中国通缩压力的国际环境分析

随着全球经济的日趋融合，世界经济环境的变化深刻影响着中国的经济发展。2014年的各项数据显示，通缩的阴影正在全球扩散， “经济衰退”并未随各国的刺激措施而消减。世界经济的不利因素也给中国带来了较大的通缩压力。

一是美联储加息或将加大中国的资本流出压力，并制约了中国基础货币的发行。进入2014年下半年以来，全球经济增长的版图发生了新的变化，主要体现为发达经济体在经历了上半年的集体复苏之后，进入下半年发达经济体经济出现了分化。美国经济持续复苏，欧、日经济再度出现放缓，而新兴市场经济体持续延续放缓的走势。全球经济形势的变化直接导致了主要经济体货币当局货币政策基调的分化：美联储于2014年10月宣布退出量化宽松，欧洲央行则正式启动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日本央行延续了量化宽松的货币基调。从美国情况来看，2015年美国将正式进入加息周期；而从20世纪90年代的历史经验来看，美联储加息将会诱发新兴市场经济体资本流出。因此，随着美国在2015年进入加息阶段，未来一旦国际资本从新兴市场经济体流向发达经济体，将会对中国产生重大影响——国际资本的逆流动意味着更多的资本流出中国，尤其是短期资本的流出将更加迅速；同时国外经济的回升意味着对外投资回报率的增加，国内资本也将加大对外直接投资的力度。国际和国内资本流出会对中国产生流动性紧缩效应，并进而会制约基础货币扩张。在促进本国经济增长、提高国内就业率的大背景下，发达经济体通过低廉的土地、更多的税收补助、更有效率的生产方式，对原本植根于中国的制造业产生难以抗拒的吸引力，从而使得中国制造业逆流发达经济体，尤其是美国、中国制造业向发达经济体的转移；再加之国外产业资本投资回报的增加和中国产业投资回报的下降，外商会减少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及加大对本国特别是发达经济体的投资力度。最终结果是，国际资本和国内资本大量流出中国，从而制约了中国基础货币的发行。

二是全球货币政策基调的分化将推升美元指数，加大商品市场压力。2014年美国经济增长2.4%，创2010年以来全年增速的最好水平。经济的快速增长伴随着美国经济的全面复苏，具体体现在房地产市场、就业市场、制造业和出口业等呈现全面复苏的特征。正是基于近几年来美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美联储于2014年10月份完全退出了量化宽松。在美国经济全面转好的大背景下，美元指数目前已经接近次贷危机以来的历史高位。但由于美国经济的强势复苏、美联储加息将成为美元未来创造新高的新的动力；再加之美元指数构成中，欧元与日元占比70%，而随着欧洲和日本经济的复苏无力所导致的欧元与日元走低，将被动推动美元指数进一步走强。因此，随着美元指数的持续走强，美元指数的上涨将对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构成极大的压力：由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多数均以美元计价，美元指数的上涨将会使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降。而作为世界上主要生产国的中国，国际大宗商品的进口是中国制造的必要原材料；因此大宗商品的价格下跌，会引起中国工业产成品价格的下降并进一步拖累其他工业产品的价格。最终结果是，美元指数的上涨对大宗商品价格的打压将进一步增大中国的通缩压力。

（二中国通缩压力的国内环境分析

中国经济正处于新常态阶段，即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以及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正是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将中国2015年经济增速下调为7%。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近日的《2014年经济形势分析与2015年展望》报告显示，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总体基本平稳，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经济运行中出现一些积极变化与亮点。但投资增长后劲不足、融资瓶颈约束明显、企业经营困难等问题突出，经济下行压力和风险依然较大，具体体现为过剩供给和需求不足。过剩供给和需求不足之间的不匹配使得中国面临较大的通缩压力。

一方面，从供给来看，中国整体上处于产能过剩的状态。相关研究表明，2012年中国产能利用率为57.8%，低于720/0-74%的“合意”区间15个百分点左右。这意味着，目前中国的产能过剩非常严重，部分新兴行业产能过剩的情况更为严重。从产业结构来讲，目前的产能过剩主要集中于传统的重化工行业，如钢铁、汽车、造船、电解铝等；尽管经过了两年多的去产能化，但相关行业仍难以达到产能的“合意”区间。很显然，一定程度的产能过剩有利于形成市场竞争，提高效率和技术创新；但产能严重过剩将会冲击正常的市场秩序，不利于相关产业的结构优化，不利于中国经济的稳定快速发展，制约着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正因为产能过剩对经济的重大影响，产能过剩问题也成为2015年3月份召开的两会的重要议题。在产能严重过剩的背景下，为了争夺有限的市场份额存，在短期内主要供给方主要通过降低产品价格的方式来争取市场；一家厂商的降价必然导致更多同类竞争方加入降价的行列，在摊薄利润的同时，最终导致整体工业品价格下降。

另一方面，从需求来看，终端需求处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状态。从1998年开始，我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这种政策的导向就是以扩大国内需求为主，逐步引导我国宏观经济走向主要依靠内需增长拉动的轨道。但目前中国经济整体呈现有效需求不足的现状，主要表现在传统需求的不足，具体体现在固定资产投资、房地产开发投资、房地产销售及社会消费品等领域同步出现增速放缓的趋势。中国有效需求不足主要由三方面因素引起：一是中国经济正进入经济转型与结构调整的阶段，其必然结果是传统需求放缓而新型需求供给不足。二是次贷危机期间中国推出的4万亿投资计划及房地产、汽车刺激政策进一步透支了未来的需求，刺激过后使得传统需求放缓的程度加陕。三是海外经济特别是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进入新的转型及低增长阶段，这也拖累了中国传统有效需求不足。而当前中国正处于从“旧常态”向“新常态”过渡的关键时期，在这一过程中，当总需求长期低于经济所能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时，具有破坏力的通缩也就相应产生了。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须携手反通缩

（一）通货紧缩对经济产生的后果

与通货膨胀一样，通货紧缩会对经济发展产生较为深远的影响。一是通货紧缩会导致消费和投资萎缩。由于通货紧缩会导致货币供应量和物价的持续下降，物价的持续下降会增强人们对经济前景的悲观预期，从而会持币观望，最终导致消费或投资进一步萎缩。二是通货紧缩的存在会加大企业的融资成本，并通过金融加速器效应加大企业经营困难和破产的概率。货币供应量的减少和物价的下跌，会提高实际利率，债务人的资金成本会相应提高从而加重债务人的负担，企业不敢贷款或难以获得贷款，从而难以维持企业的正常运营。三是通货紧缩会加大金融体系风险。由于企业经营困难或破产，银行难以收回所发放的贷款，进而银行会出现大量坏账，且难以找到盈利的项目提供贷款。一旦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银行就有可能面临金融恐慌和存款人的挤兑而被迫破产，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会大大提高。四是通货紧缩会提高失业率。随着整体经济的恶化，社会失业率会提高，工人工资下降，进一步降低了有效需求。因此，对于紧缩引起的货币升值，许多经济学家指出：“货币升值是引起一个国家所有经济问题的共同原因。”因此，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通缩的治理，而对正处于经济转型阶段的中国来说，采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反通缩也是目前面临的一个重大考验。

（二）综合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反通缩

反通缩需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携手，共同发挥宏观调控作用。对于逐渐加大的通缩压力，中国逐步实施了宽松的货币政策；而宽松的货币政策作为逆向操作，是在创造一个宽松的货币供应的环境。由于通缩最重要的问题是货币需求不足，因此经济政策就需要去激活货币需求来吸收宽松的货币供应，然后才能够带动经济的良性循环。因此，这时就需要财政政策来刺激货币需求，即中国应配合实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反通缩，并将通缩对经济的危害降低到最小程度。2014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把宏观政策定调为“积极财政政策要有力度，货币政策要更加注重松紧适度”。所以，当经济接近区间调控底线时相应的政策变动势必出台，以此防止经济内部系统性风险的爆发。

具体来看，在财政政策方面，应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需求，促进经济复苏。一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高铁建设，从而扩大投资需求。二是充分发挥财政紧急杠杆在启动企业投资中的作用。三是在财政收入增长已经步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应适度扩大财政赤字，同时适度减税，为实体经济松绑注入新活力。四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降低“预防性储蓄倾向”，增加居民的消费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