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冒伪劣产品处罚条例十篇

假冒伪劣产品处罚条例篇1

第一条  为禁止假冒伪劣商品的生产和流通，保护商品生产者、销售者、用户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海口市的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在海口市行政区域内从事商品生产、销售以及为商品生产、销售提供条件和服务的单位与个人。

第三条  区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技术监督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查处假冒伪劣商品的工作，其他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依法查处假冒伪劣商品。

第四条  禁止生产、销售下列假冒伪劣商品：

（一）失效、变质的；

（二）掺杂使假、以假充真、以旧充新、以次充好的；

（三）国家明令淘汰的；

（四）冒用他人注册商标的；

（五）伪造或冒用他人商品的产地、厂名、名称、生产日期、生产批号和产品标准代号的；

（六）冒用认证标志、名优标志等质量标志的；

（七）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为假冒伪劣商品的。

第五条  禁止为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提供下列条件和服务：

（一）代印代制假冒商标标识、认证标志、名优标志、铭牌和包装物的；

（二）仓储、运输的；

（三）提供广告宣传服务的；

（四）提供物资、资金、帐户、场地和设备的；

（五）提供其他条件和服务的。

第二章  监督管理

第六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技术监督行政管理部门在查处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活动中的分工：

（一）在生产、流通领域中，凡属产品质量责任问题，均由技术监督行政管理部门查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予以协助；

（二）在市场管理和商标管理中，发现生产、销售掺假产品、冒牌产品的违法行为，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查处，技术监督行政管理部门予以协助；

（三）在市场上倒卖、骗卖劣质商品的行为，凡是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发现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查处，需要技术监督行政管理部门协助的，技术监督行政管理部门予以协助；凡是技术监督行政管理部门发现的，由技术监督行政管理部门查处，需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协助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予以协助。

第七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技术监督行政管理部门在查处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活动时，依法行使下列职权：

（一）调查、询问当事人和有关人员；

（二）查封、扣押假冒伪劣商品；

（三）查封、扣押用于生产假冒伪劣商品的工具、设备、原材料和其他物品；

（四）查阅、提取有关证明文件；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权。

前款行使第二项、第三项职权时，须经区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技术监督行政管理部门行政首长批准，并制作决定书。

第八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技术监督行政管理部门在接到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行为的举报后，应立即进行审查，符合立案条件的，应当予以立案。

第九条  案件的处理决定应在立案之日起三个月内作出，对于重大、疑难的案件，经区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技术监督行政管理部门行政首长批准可以延长，但延长时间不得超过三个月。

第十条  行政执法人员在查处假冒伪劣商品案件时，至少应有两人参加，并应向当事人出示有关公务证件。

第十一条  行政执法人员依法调查、收集有关证据材料时，对当事人正当的技术秘密和商业秘密，应当予以保密。

第十二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技术监督行政管理部门对涉嫌假冒伪劣的商品进行查封、扣押时，应将查封、扣押决定书送达当事人，并开具查封、扣押清单，交由当事人签名，当事人不在场或者拒绝签名的，行政执法人员应当邀请见证人在查封、扣押清单上签名。被查封、扣押的商品，应在五日内送国家法定的质量检验机构进行检验。

第十三条  对产品质量的监督检查以抽查为主要方式。抽查的范围主要为可能危及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产品。抽查结果应当公布。

第十四条  根据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技术监督行政管理部门的委托，国家法定的质量检验机构应对送检的商品进行检验，检验结论应在十五日内作出。因检测技术条件限制，不能在规定期限内作出检验结论的，经区以上技术监督行政管理部门行政首长批准可以延长，但延长时间不得超过三个月。

经检验不属假冒伪劣商品或者逾期未作出检验结论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技术监督行政管理部门应当立即解除查封、扣押。

第十五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查处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案件时，可按有关规定程序通知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冻结违法生产者、销售者及其他相关违法行为者的存款。冻结期限最长不得超过三个月，因案情需要延长冻结期限的，应在期满前另行通知。期满无延期通知的，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可自行解冻。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在接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冻结存款决定书后，应协助执行。

第十六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技术监督行政管理部门对假冒伪劣商品生产者、销售者以及为之提供条件和服务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建立档案管理制度。

第十七条  用户和消费者因假冒伪劣商品受到损害的，有权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技术监督行政管理部门以及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社会组织投诉，有关部门或社会组织应当负责处理。

第十八条  任何单位或个人均有权向有关部门举报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的行为。对举报有功人员应给予奖励。

有关部门应当为举报人保密，必要时公安机关应当采取措施保护举报人的安全。

第三章  罚  则

第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生产假冒伪劣商品的，责令停止生产，没收全部假冒伪劣商品和非法所得以及有关工具、设备、原材料和其他物品，处以非法所得一至五倍的罚款，没有非法所得的，处以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可以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

第二十条  违反本条例，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的，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全部假冒伪劣商品和非法所得，处以非法所得一至五倍的罚款，没有非法所得的，处以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可以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

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生产、销售下列假冒伪劣商品的，责令停止生产、销售，没收全部假冒伪劣商品和非法所得以及有关工具、设备、原材料和其他物品，处以非法所得一至十倍的罚款，没有非法所得的，处以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可以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

（一）假冒伪劣食品、饮料、酒、化妆品、药品、医疗器械、医用卫生材料等危及人体健康的；

（二）假冒伪劣电器、压力容器、易燃易爆物品等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

（三）假冒伪劣化肥、农药、兽药、种子、水泥、钢材等重要生产资料的。

第二十二条  非法代印代制假冒商标标识、认证标志、名优标志、铭牌和包装物的，责令停止印制，没收有关物品及印制工具、设备，没收非法所得，处以非法所得一至五倍的罚款，没有非法所得的，处以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可以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

前款违法行为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及其他有关规定处理。

第二十三条  明知是假冒伪劣商品而为之提供保管或者运输的，没收所得保管费或运输费，处以所得保管费或运输费一至五倍的罚款，可以责令停业整顿或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

第二十四条  广告经营者，在明知或者应知的情况下，为假冒伪劣商品提供广告、设计、制作、服务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消除影响，没收非法所得，处以非法所得一至五倍的罚款，可以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或广告经营许可证。

第二十五条  明知他人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而为之提供物资、资金、帐户、场地、设备和其他条件的，责令停止提供条件，没收所提供的物资、资金和设备，没收非法所得，处以非法所得一至五倍的罚款，没有非法所得的，处以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可以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

第二十六条  对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者，除依据本条例的规定予以处罚外，并可给以在其场所显著位置悬挂“假冒伪劣商品生产者”或“假冒伪劣商品销售者”警示标志十日的处罚。

警示标志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技术监督行政管理部门共同制定。

第二十七条  单位从事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以及为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活动提供条件和服务的，除依本条例的规定予以处罚外，对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处以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并由有关部门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八条  当事人对处罚决定不服的，可在收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上一级行政管理机关申请复议或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在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二十九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技术监督行政管理部门所作出的生效处罚决定或复议决定，当事人在规定期限内没有自动履行的，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法强制执行。

第三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决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假冒注册商标犯罪的补充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  对检举人、证人进行打击报复或拒绝、阻碍行政执法人员依法执行公务，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进行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二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技术监督行政管理部门以及其他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的执法人员滥用职权、故意刁难、乱扣乱罚、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敲诈勒索、贪污受贿、支持和纵容、包庇生产、经销假冒伪劣商品的，应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四章  损害赔偿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给他人人身或者财产造成损害的，有关当事人可以向生产者要求赔偿，也可以直接向销售者要求赔偿。属于生产者的责任，销售者已赔偿的，销售者有权向生产者追偿；属于销售者的责任，生产者已赔偿的，生产者有权向销售者追偿。

第三十四条  因假冒伪劣商品造成人身损害的，侵害人应当支付医疗费、治疗期间护理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等费用；造成残疾的，还应当支付残疾者生活自助具费、生活补助费、残疾赔偿金以及由其扶养的人所必需的生活费用。

因假冒伪劣商品造成死亡的，侵害人应当支付丧葬费、死亡赔偿金以及由死者生前扶养的人所必需的生活费等费用。

第三十五条  因假冒伪劣商品造成损害要求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两年，自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六条  本条例所称“以上”、“以下”包括本数。

假冒伪劣产品处罚条例篇2

关键词:打击;假冒伪劣;立法;完善

中图分类号:D912.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0)03-0018-07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完善的立法是形成法制经济的基础。改革开放30年来,在中国假冒伪劣盛行的同时,打击假冒伪劣的立法也在飞速发展。截至目前,中国与打假有关的各种法律法规已有近200个,其中,仅1993年就通过了《产品质量法》、《关于惩治假冒注册商标的补充规定》、《关于惩治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但是,由于中国发展市场经济的时间还比较短,国内外各方面的发展变化很快,打击假冒伪劣的立法方面还存在不少漏洞和不完善的地方,需要与时俱进地加以修改和完善。

中国打击假冒伪劣的立法体系大致由以下三部分构成:产品质量监督管理与产品质量责任立法、打击假冒伪劣的知识产权立法和打击假冒伪劣的刑事立法。

一、产品质量监督管理与质量责任立法的缺陷与完善

(一)产品质量监督管理立法的缺陷与完善

产品质量监督管理立法的目的是国家通过对产品领域依法进行行政管理,对产品生产实行质量管理;通过制订产品质量标准,对流通领域的商品进行质量检验监督,以期从生产源头上杜绝假冒伪劣产品和在流通渠道上查堵假冒伪劣产品进入消费领域。

1. 产品质量监督管理立法制度的构成。(1)企业质量体系认证制度。这一制度是指国务院产品质量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由它授权的部门认可的认证机构,依据国际通用的“质量管理和质量保证”系列标准,对企业的质量体系和质量保证能力进行合格审核,颁发企业质量体系认证证书,以资证明的制度。1992年5月,原国家技术监督局(现国家产品质量技术监督局)决定,将ISO9000等同采用中国国家标准GB/T9000-ISO9000。(2)产品质量认证制度。这一制度是指依据有关产品标准和技术要求,经过认证机构确认并通过颁发认证证书和企业质量标准的形式,证明产品符合相应标准和技术标准要求的活动。产品质量认证,分为安全认证和合格认证两种。为了推行产品质量认证制度,中国颁行了《企业产品质量认证管理条例》及其《实施办法》、《产品质量认证检验机构管理办法》、《产品质量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管理办法》等法规、规章,对企业申请产品质量认证的程序、办法作了明确的规定。(3)工业产品许可证制度。此制度是指国家对于重要的工业产品特别是对可能危及人体健康、人身、财产安全和公共利益的产品实行办证许可生产,不具备生产条件和产品不合格的企业禁止生产的制度。中国于2005年7月24日颁行了《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4)全面质量管理制度。全面质量管理是指在一个企业内各部门中制定出质量发展、质量保持、质量改进计划,从而以最为经济的方式进行生产与服务,使用户或消费者获得最大的满足。中国在1980年制订了《工业企业全面质量管理暂行办法》,1990年以后开始贯彻执行ISO 9000质量标准和质量体系认证。(5)产品质量标准监督检查制度。为了改进产品质量、禁止生产不合格的假冒伪劣产品,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国家有关机构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标准对企业进行监督性检验、考核和鉴定,并予以公告进行社会监督。为此中国先后颁布了《标准化法》及其《实施条例》以及一系列标准化规章,还有相关的一系列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

2. 产品质量监督管理立法的总体缺陷与完善。中国产品质量监督管理立法的总体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产品质量法律保证模式构想的先进性与产品质量监督立法的滞后性。产品质量监督管理立法总是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步伐,因而未能有效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2)完善产品质量监管立法应力免“以罚代管”和“以罚代刑”。产品质量问题,从根本上讲要靠市场竞争的优胜劣汰来解决,市场竞争是促使企业提供高产品质量的原动力,政府监管、处罚只能起到补充。但中国现行的产品责任法却大量采用罚款、没收财物的立法规定,造成了行政执法实践中的“以罚代管”和“以罚代刑”现象严重。“以罚代管”的结果是,被查出并被罚款的毕竟是少数,大多数缺乏经常性的、全面的质量管理,难以达到事前预防的目的。“以罚代刑”的结果是,产品质量监督管理工作成了部分主管部门的收入来源,这些部门为了自身的利益,对假冒伪劣产品不是一次性打死,而是让其长期存在,使之为本部门提供源源不断的罚款收入。负责打击假冒伪劣产品的政府主管部门与假冒伪劣产品的制售者形成了经济利益上的一致。因此,应减少“罚款、没收财物”方面的条文,从根本上扭转“以罚代管”、“以罚代刑”状况。

3. 产品质量安全自愿认证制度的缺陷与完善。中国当前的产品质量认证实行的是企业自愿认证原则,对可能危及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产品则可能由于法制环境的不完善导致众多存在安全缺陷的产品流入市场,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巨大的损害。因此,我国应对直接事关人民身体健康、财产安全的重要产品推行产品安全强制认证。产品质量安全认证不合格的产品严禁在市场上销售。

4. 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制度的缺陷与完善。(1)产品质量抽查制度不规范,应建立具有可操作性的产品质量抽查制度。此外,为了避免抽查中的误检,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应接受社会监督和被检企业的监督,同时也可以利用社会舆论打击假冒伪劣产品。笔者建议应增加规定:各种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检验结果应当向社会公告。(2)相应的行政处罚规定不完善。中国《产品质量法》对于拒绝接收产品质量监督检查的行政处罚没有明确规定,对于监督抽查的产品质量不合格的惩处力度太小。对拒不接受产品质量监督检查的,应有明确具体的处理措施。(3)产品质量检验机构应当脱离政府产品质量监督管理部门,依法独立地从事产品质量检验活动。

5. 监督检查手段和行政强制措施的缺陷和完善。《产品质量法》规定的相应的监督检查手段和行政措施的不完善之处在于:第一,检查权可行使的区域范围过窄,只局限于非法生产、销售活动的场所,而对于隐匿假冒产品的场所,产品质量监督部门和工商行政部门却无权检查;第二,对查实的假冒伪劣产品没有没收权;第三,产品质量监督管理部门没有查询、冻结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当事人的存款权。因此应进一步完善产品质量监督管理部门的行政执法手段和行政强制措施,包括扩大行使行政检查权的区域范围;赋予打假机关没收权;赋予打假机关资金查询、冻结权。

(二)产品质量责任立法的缺陷与完善

产品质量责任立法的主旨,是对通过流通领域流入消费领域的假冒伪劣产品引发的损害,责令责任方给予受害者以合法救济、补偿,对引发社会损害的假冒伪劣产品的生产者给予法律制裁,达到杜绝假冒伪劣现象发生的目的。

1. 中国产品质量责任立法的构成。中国的产品质量责任立法,主要由以下几部分组成:(1)产品质量法。新《产品质量法》全面规定了产品质量责任,包括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和不履行保证产品质量义务的民事责任。《产品质量法》规定的产品质量责任主要有下列几种:第一,产品质量担保损害赔偿责任。在买卖合同(书面或口头)中,卖方依法应在合理的范围内,就出卖的产品质量向买方承担担保义务,卖方违反这种质量担保义务即应依《产品质量法》规定承担赔偿责任。第二,产品责任。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缺陷产品以外的人身伤害和其他财产损害的,产品生产经营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三,产品质量行政责任。产品生产经营者违反《产品质量法》有关产品质量义务的,由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对生产经营者依法给予行政处罚。(2)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产品质量责任,重点规定了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有质量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加倍赔偿其所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价款的1倍。此外,《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还规定了为假冒伪劣产品销售提供方便条件的人的法律责任。(3)标准化法。中国《标准化法》规定了三种承担产品质量责任的情形:一是生产、销售、进口不符合强制性标准的产品的;二是已经授予认证证书的产品不符合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而使用认证证书出场销售的;三是产品未经认证或认证不合格而擅自使用认证标志出厂销售的。(4)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了禁止质量方面的两类不正当竞争行为:一是伪造他人商品行为;二是对商品质量及有关质量因素等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的行为。(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散见在《民法通则》、《合同法》等法律、法规、规章中的产品质量责任条款也是产品质量责任立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2. 立法体例的缺陷与完善。在中国产品责任立法体系中,只是在《产品质量法》中规定产品责任问题。由于该法集行政法、合同法、产品责任法为一体,混淆了产品质量行政责任与产品质量民事责任。因此,建议在条件成熟时,将产品责任法律制度从《产品质量法》中独立出来单独制定一部单行法规――《产品责任法》。

当前中国假冒伪劣行为层出不穷,手法花样不断翻新,实践中不断涌现出新的非法造假制假行为。对此,《产品质量法》没有一个“开放性”的“兜底条款”,致使打假立法尚有漏洞。对此,建议在《产品质量法》的总则部分,增设一个概括各种假冒伪劣行为的定义条款;增设惩处其他假冒伪劣行为的必要条款。

3. “产品”范围规定的立法缺陷与完善。西方国家产品责任立法与司法划定的产品范围较为宽泛,而中国《产品责任法》将“产品”范围笼统地规定为“经过加工、制作,用于销售的产品”。相比之下,中国立法划定的范围过于狭窄、笼统,不利于打击假冒伪劣产品和保护消费者利益。

4. “产品缺陷”认定的立法缺陷与完善。中国关于“产品缺陷”的立法较为粗糙,分析中国关于产品缺陷的规定,笔者认为需要完善之处在于:(1)实行双重认定缺陷标准。中国立法规定,“不合理危险”和“法定标准”这两个要素是认定缺陷的标准,且“法定标准”优于“不合理危险”。美国《统一产品责任示范法》规定缺陷的含义为:产品制造上存在不合理的不安全性;产品设计上存在不合理的不安全性;未给予适当警告或指示,致使产品存在不合理的不安全性;产品不符合产品销售者的明示担保,致使产品存在不合理的不安全性。美国在产品缺陷立法上采用的是“不合理的不安全性”这一条标准。这是有其道理的。相比之下,中国的“双重标准”存在的问题是:第一,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新产品层出不穷,法定标准的制定总是具有滞后性;第二,许多国家、行业标准均是由生产厂家制定的,厂商较之于消费者有着更大的发言权和对标准的解释权,不利于维护消费者的利益;第三,法定标准并非都覆盖了产品的所有安全指标。因此,应当抛弃此种双重标准,执行唯一标准。(2)立法没有列举缺陷的种类。这使得司法实践中认定产品缺陷存在较大的随意性。

5. “归责原则”的立法缺陷与完善。中国《民法通则》对于产品责任是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而依《产品质量法》是对生产者实行无过错责任,而对销售者实行过错产品责任。该法第30条规定:“由于销售者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他人财产损害的,销售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可见,《民法通则》与《产品质量法》对产品责任之规定存在矛盾。这一规定不利于对假冒伪劣的打击。正如一位法学专家所指出的:中国假冒伪劣的泛滥,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是销售者知假贩假,知劣贩劣。销售者相对于消费者在判断产品性能上具有明显优势,且在举证上消费者很难证明由于销售者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销售者只承担过错责任的规定,使假冒伪劣的经销者得不到应有的打击,消费者得不到应有的保护。因此,中国产品责任立法应尽快对销售者实行无过错的严格产品责任。

6. “赔偿数额”的立法缺陷与完善。在产品责任赔偿额度上,中国《产品质量法》既未规定赔偿的最低限,也没规定最高限额。但在司法实践中,产品责任赔偿数额普遍较低,产品责任受害人连基本的直接损害都无法得到补偿。这不仅不能有力打击假冒伪劣行为,反而在很大程度上放纵了假冒伪劣行为。首先,中国产品责任立法在产品损害赔偿数额上应规定最低赔偿额。在欧美国家的立法中都有最低赔偿制度,哪怕买1包瓜子,最低赔偿的标准也定得很高。据2005年3月15日《法制日报》“3.15”特刊报道,在美国夏威夷,最低赔偿为1 000美元,在一些经济不太发达的州,最低赔偿也是25美元。这就保证了消费者在受到损害后有投诉的积极性。其次,建议中国对产品责任明确规定惩罚性赔偿金,数额实行浮动制,以便更加严厉地打击假冒伪劣行为。再次,在赔偿范围上,中国《产品质量法》对精神赔偿未作规定。笔者认为,应规定假冒伪劣产品造成的损失包括直接损失、间接损失、精神损失,对因产品质量责任所造成的精神损害给予物质赔偿。

从世界各国打击假冒伪劣的实践来看,在立法环节加大对假冒伪劣的处罚力度是普遍的成功经验。法国专门负责打击假冒伪劣的科贝尔委员会执行主席克里斯蒂安・布兰凯特先生认为:法国治理假冒伪劣的关键措施是制定了严厉的法律制度,使法律与海关检查、警察追查三力并重,真正有力地制裁了侵权者。

美国对生产、批发和零售假冒伪劣商品者除判10年监禁外,并处以25万美元~200万美元的罚款,或两项并罚,有前科的,罚款最高额为500万美元,监禁20年。

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因产品质量责任对消费者造成损害的,赔偿商品价格的2倍。从国际上来看,中国的这种处罚是比较轻的。由于商品缺陷对消费者的损害是一种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侵害,其赔偿责任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是很重的。属于故意行为的,要判付很高的惩罚性赔偿金;而由此造成的对精神痛苦的赔偿金额往往又是惩罚性赔偿额的4倍~5倍。所以这一立法也应提高产品质量责任的赔偿金额,并增加对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

二、打击假冒伪劣的知识产权立法的缺陷与完善

知识产权法中有关产品外观设计和经营标志方面的立法,起着保护正宗产品、打击假冒伪劣产品的作用。中国打击假冒伪劣产品的知识产权立法主要有《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专利法》等法律。有关打击假冒伪劣的规定主要有假冒他人注册商标,其包括:(1)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的许可,在同一种商品或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近似的商标;(2)销售明知是假冒伪劣注册商标商品的;(3)伪造、擅自制造他人注册商标标识或销售伪造、擅自制造的他人注册商标标识的。企业名称即商号在登记主管机关管辖的行政区域内享有专用权,在该区域内使用他人企业名称或使用与他人企业名称相近似的名称并造成与他人企业混淆的,均属假冒他人企业名称的行为。假冒产地、原产地产品,冒用原产地标志的,同样也是侵犯知识产权的假冒伪劣行为。

(一)商标立法的缺陷与完善

1. 对于未注册商标的保护。中国商标法对商标注册采取的是自愿注册和申请在先原则。此原则一不保护未注册商标,二不考虑商标使用先后,这就导致不法分子屡屡抢先注册他人使用在先且在市场有一定知名度的商标、商号或外观设计。新《商标法》增加了有关禁止商标抢注的规定,但《商标法》毕竟是侧重保护注册商标,而《反不正当竞争法》则应主要为未注册商标提供法律保护。因此,应完善《反不正当竞争法》,直接规定对未注册商标的法律保护条款。中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仅仅明确“假冒他人注册商标”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应予以查处,这不仅和《商标法》的规定相重复,更主要的是没有专门对未注册商标给予法律保护的条款。笔者建议,为进一步完善中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应在法条中增加“违反诚实信用原则,采用不正当手段,擅自注册、使用、假冒他人未注册商标的行为是一种典型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2. 驰名商标的特殊保护。无论在国内市场还是在国际市场,假冒、仿冒商标的行为都主要集中在驰名商标上。对驰名商标极有必要在一般商标保护制度之外建立特殊保护制度。中国新《商标法》第13、14条规定了对驰名商标的保护,不仅保护注册的驰名商标也保护未注册的驰名商标;不仅禁止在与驰名商标商品相同或类似的商品上使用,也禁止在与驰名商标商品不相同或者不相类似商品上使用。同时规定了驰名商标的认定标准。笔者认为,要建立驰名商标特殊保护制度,还要建立以下制度:(1)放宽驰名商标的注册条件。一般商标如缺乏“显著性”将不能获得注册,而驰名商标由于驰名特殊性将视为已取得“第二含义”而给予注册。(2)建立著名商标的保护制度。中国著名商标的保护已经初成体系。“著名商标”不仅是一种荣誉称号,而且能在相关范围内获得相应的保护。但中国法律上并没有著名商标保护的相关规定。因此完善现行的著名商标法律保护制度应做好:提高立法层次,建立起全国统一的著名商标法律保护制度;规范著名商标的认定,防止乱评乱认现象的发生;实行商标层级式注册保护制度,进一步理顺驰名商标与普通商标的关系;实施特殊法律保护制度,提高著名商标的保护水平。

(二)商标侵权方面立法的缺陷与完善

1. 《商标法》第52条第1款规定在措辞和用语上不够严谨、周密、准确,其缺陷在于“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一句。实际上,即使经过商标权人许可在同一种或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近似的商标的行为也非法律所允许。该条款应改为“擅自在同一种商品或类似商品上使用与他人注册商标相同或近似的商标的”。

2. 《商标法》第52条第3款规定的:“伪造、擅自制造他人注册商标标识或者销售伪造、擅自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的”侵权行为中的“销售”和“注册商标标识”范围过窄。实际上,擅自制造带有他人注册商标标识的包装物的行为很常见,假冒他人商标者,也多是通过购买擅自制造的注册商标标志或购买印有他人注册商标标识包装物等加以使用而假冒。因此,笔者建议将此款改为“伪造、擅自制造或者非法买卖他人注册商标标识或带有他人注册商标标识的包装物的”。

3. 中国《商标法》对商标侵权的规定仅有一条,这种规定过于简单、笼统,因而给商标法律适用带来了困难。因此建议《商标法》细化商标侵权行为,以利于执法,全面打击假冒伪劣行为。

(三)商号立法的缺陷与完善

商号是商事主体对外生产经营所使用的特定营业名称,是商品生产经营者的重要营业标志。商家通过商号占领市场,消费者也通过商号认知商品,假冒伪劣产品仿冒名优产品除了假冒商标外,往往还同时假冒他人商号。所以商号保护也是打击假冒伪劣的重要环节。

1. 商号立法层次的提升。从世界各国来看,多数国家均颁行了专门的商号保护单行立法。而中国保护商号唯一专门立法是2000年颁行的《企业名称管理实施办法》,该办法是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布的一个部门规章,各级法院审理保护商号案件时只能参用。建议中国参照国际惯例,仿照其他商号立法较为完善的国家,制定全国统一的《商号登记管理法》,交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

2. 商号专用权的保护。以中国现行的商号登记管理防止规定,企业商号登记实行级别管理,企业商号以何级别行政区划名称即到何级企业名称核准登记机关办理核准手续,这使得不同企业的商号权不能得到平等的法律保护。因此,建议建立全国统一的商号保护体制,允许企业根据自身商号保护的需要自主地选择各级别的商号登记确认机关。商号在确认登记机关所管辖的区域内享有专用权。同时,为保护知名商号,对知名商号赋予全国范围内的专用权,给予全国范围内的特殊法律保护。

3. 内外商号保护。1985年3月19日中国正式执行国际公约《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的八条规定,商号在该联盟一切成员国内受到保护,无须申请或注册,也无论是否为商标的组成部分。依该规定,中国对外国厂商名称均给予全国专用权保护,且不以是否申请或注册为条件。相比之下,中国国内厂商名称却得不到如此高的保护水平。因此应改变目前商号保护内外有别、国外商号优于国内商号的区别保护政策,对内外商号给予同等的法律保护。

4. 侵权规定的完善。商号侵权规定不完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中国法律对企业名称的相同或近似登记使用是明令禁止的,但对企业名称中的商号相同或相似却无禁止规定;以他人商号作为自己的账表进行注册是否构成侵权无明文规定。

笔者建议,首先,立法应明确规定商号近似的认定办法,商号专用权范围内的相同或近似的商号应当禁止;其次,立法应明确规定商号侵权行为的表现形式、构成要件及相应的法律责任;其三,对抢注他人拥有在先权的商号的行为,增设“转至”条款予以禁止,法律责任转至使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的有关规定。

(四)产地和原产地立法的缺陷与完善

特定的产地标志、原产地名称是名牌产品知识产权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对名牌产品的知识产权保护包括对其产地标志、原产地名称的保护。

1. 产地标志保护立法的缺陷与完善。中国禁止假冒他人产地标志行为的立法极不完善,表现在:一方面,中国立法目前尚无产地侵权行为可以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另一方面,以法律手段制止虚假表示产地标志行为的核心是如何认定这种侵权行为。中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和《产品质量法》仅规定对“伪造产地”的行为才予以制止。完善产地标志保护立法应当从以下三方面入手:其一,立法明文规定虚假产地标示行为的构成要件和相应的法律责任;其二,确立虚假产地标示的刑事法律责任;其三,细化虚假产地标示行为的禁用规范,以堵漏确义。

2. 原产地名称保护立法的缺陷与完善。中国对原产地名称保护水平低,主要表现在中国没有一部专门保护原产地名称的法律法规。要建立比较完善的原产地名称保护法律制度,必须解决好以下基本问题:第一,原产地名称保护立法的完善。根据中国国情,原产地名称保护采用商标模式,即将原产地名称登记注册为原产地证明商标为适宜。第二,原产地名称权的取得。以注册登记证明商标的形式确立原产地名称是一种行之有效的保护方法。第三,原产地名称的使用管理。原产地名称作为证明商标活动注册以后,注册人应当依法加强对原产地名称的使用管理、使用监督以及依法追究赔偿责任。第五,原产地名称的保护。原产地名称注册人负有保护原产地名称的义务,注册人不能转让原产地证明商标权,未经使用主体同意也不得擅自放弃这一权利。

(五)产品外观设计立法的缺陷与完善

中国《专利法》对产品外观设计的专利保护存在以下缺陷:对外观设计专利权没有规定“使用权”。对此应加以补充,同时相应完善“专利权的保护”中有关外观设计专利侵权认定方面的规定。还有该法缺乏类似外观设计制度。要建立此制度,主要内容如下:类似外观设计认定标准和方法、申请的条件和程序、受权程序和权限范围。

三、打击假冒伪劣的刑事立法的缺陷与完善

中国打击假冒伪劣的刑事立法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根据新《刑法》规定,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具体包括九种犯罪,即(1)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2)生产销售假药罪;(3)生产、销售劣药罪;(4)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5)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6)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7)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罪;(8)生产、销售伪劣农药、兽药、化肥、种子罪;(9)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化妆品罪。二是假冒伪劣商品方面的侵犯知识产权罪,主要有:(1)假冒注册商标罪;(2)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罪;(3)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4)假冒专利罪;(5)侵犯著作权罪;(6)销售侵权复制品罪;(7)侵犯商业秘密罪。

(一)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罪的立法缺陷与完善

1. 罪名的规范与统一。新刑法目录中使用的是“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这一罪名既与《刑法》分则关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规定不符,也与《产品质量法》等打假治劣法规中规定的“产品”相矛盾。建议刑事立法将该类犯罪罪名统一到“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犯罪”上。

2. 犯罪对象的明确定义。《刑法》对于何为“伪劣产品”未作规定,使得正确认定假冒伪劣犯罪,打击假冒伪劣分子有时无所适从。笔者认为,法律上伪劣产品是指质量达不到国家质量管理法规规定标准的产品或假冒他人产品的假冒产品。包括:以假乱真的产品;掺杂掺假的产品;失效变质的产品;不符合国家质量指标的产品;以次充好的产品;有毒有害的产品等。

3. 犯罪构成要件的调整。《刑法》规定的“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明确将销售金额定位在50 000元人民币以上,低于50 000元的伪劣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不以犯罪论处。刑法将销售起点规定的如此明确、具体,既不符合社会经济的变化,也不符合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特点,使得许多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的犯罪行为因此逃脱了法律的制裁。鉴于此,应尽快修改或删除此规定。

4. 罪名和立法行文的缺陷与完善。“生产、销售假药罪”与“生产、销售劣药罪”行文基本相同,重复立法。建议将两罪合并为“生产、销售伪劣药品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处罚规定最后一款规定为“致人死亡或者对人体健康造成特别严重危害的,依照本法第141条规定处罚”。这样规定虽然减少了一个死刑条款,但在司法实践中这样做却导致了法律适用的疑虑,即在此情况下到底是定为“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还是定为“生产、销售假药罪”。对此,应由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作出解释来加以规范和统一。

(二)侵犯知识产权罪的立法缺陷及完善

1. 侵犯注册商标犯罪。中国《刑法》没有为服务商标提供刑法保护,这与商标保护的国际趋势相背离,也是商标方面的民事立法与刑事立法相脱节。因此,应尽快通过刑事司法解释或刑法典的修订将服务商标纳入刑法保护范围。

《刑法》仅将“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一种行为规定为犯罪,范围太过狭小。因此,《刑法》关于假冒注册商标罪的行为方式之规定应与《商标法》关于商标假冒行为之规定相协调。

2. 假冒专利罪。《刑法》中关于假冒专利罪的构成要件几乎没有规定,特别是决定是否构成犯罪的“假冒他人专利”之含义,刑事立法应当予以明确规定。笔者认为,假冒他人专利仅指以非专利产品冒充他人专利权的以非专利产品冒充专利产品,或以专利方法的专利违章行为,则不构成《刑法》第216条规定的“假冒专利罪”中的假冒他人专利行为。

3. 销售侵权复制品罪。该条仅规定了“销售”一种方式,如果行为人不采取此方式进行牟利,而是以大量出租的方式则可规避法律制裁。因此,笔者认为,完善“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应当修改罪名,改为“销售、出租侵权复制品罪”。另外,对于销售侵权复制品罪的判罚,中国的规定也比较轻。国外对与此罪的判罚是比较重的。如对于盗版问题,法国法律规定:凡盗版软件者,将被判处2年徒刑和处以最高可达100万法郎的罚款;公司法人盗版软件,将被罚款500万法郎,情节严重者公司可能被取缔。美国只要发现10本以上的软盘复制品在市面上销售,违法者除罚款外还要判处5年有期徒刑。西班牙一位出售2 000多套非法软件的商人被送进监狱并罚款2万美元。埃及在20世纪90年代通过了一项新法律,规定法院可对有欺骗行为者判处1年监禁至无期徒刑的惩罚。

4. 其他侵犯知识产权法犯罪。与“假冒伪劣产品”有关的其他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还有很多,遗憾的是现行《刑法》对侵犯知识产权行为规定得太少。

5. 跨国合作打假立法的缺陷与完善。由于经济全球化进程迅猛发展,跨国公司在世界市场中所占的份额不断增加,打击假冒伪劣也日益成为一个突出的跨国问题。巴西保护消费者协会主席马里莱纳・拉萨罗尼曾说:今天,制定一项约束跨国公司行为的国际法规是必不可少的。这是中国打击假冒伪劣立法中一个崭新的问题,也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刘汉其.打假――经济领域的全球战争[J].中国防伪,1999,(1).

[2]沈洪.假冒伪劣全球喊打[J].企业标准化,2001,(2).

[3]叶柏林.必须严厉打击假冒伪劣[J].中国防伪报道,2004,(1).

[4]张伟.产品责任法相关问题比较及我国立法的完善[J].比较法学,2001,(3).

[5]李迎丰.打击假冒伪劣需要法制与德治相结合[J].求是,2002,(23).

[6]朱玉龙.打击假冒伪劣要强化民事侵权赔偿责任[J].中国质量,2002,(3).

[7]张晓明.打击假冒伪劣:全球性行动[J].国际展望,1995,(10).

The Legislative Flaw and the Consummation of Striking the Fake and Forged Behavior in China

Yang Huanjin1, Wang Juan2

(1. Headmaster Office, He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Shijiazhuang 050061, China;

2. Law School, He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Shijiazhuang 050061, China)

假冒伪劣产品处罚条例篇3

关键词：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罪；未完成形态

一、 案情介绍――赵某生产销售伪劣保健品案

2012年6月至2013年5月间，被告人赵某伙同黄某、李某等人，通过网络购买散装胶囊、包装瓶、商标等物品，后在其暂住地本市F区成寿寺路华芳园小区2号楼某号室内，将胶囊灌装、密封，并贴上“JIANYI”商标，以该产品为美国原装进口、具有提高抵抗力、增强免疫力等保健功效，通过电话、网络等方式对外销售，销售金额共计25万余元。被告人赵某于2013年5月22日被B市公安局F分局成寿寺派出所抓获，在其暂住地当场起获“JIANYI”牌保健品100瓶、胶囊120箱及台式电脑、封口机等物品。经北京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鉴定，被告人赵某生产、销售的“JIANYI”保健食品未取得保健食品批准文号，上述产品假冒美国进口保健食品，应认定为假冒保健食品。

B市F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12年6月至2013年5月间，被告人赵某伙同黄某与李某等人，通过网络购买散装胶囊、包装瓶、商标等物品，后在其暂住地本市丰台区成寿寺路华芳园小区2号楼某号室内，将胶囊灌装、密封，并贴上“JIANYI”商标，以该产品为美国原装进口、具有提高抵抗力、增强免疫力等保健功效，通过电话、网络等方式对外销售，销售金额共计25万余元。被告人赵某于2013年5月23日被B市公安局F分局成寿寺派出所抓获，在其暂住地当场起获“JIANYI”牌保健品100瓶、胶囊120箱及台式电脑、封口机等物品。经B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鉴定，被告人赵某生产、销售的“JIANYI”保健食品未取得保健食品批准文号，上述产品假冒美国进口保健食品，应认定为假冒保健食品。针对的事实，公诉机关提供了相应的证据。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赵某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条之规定，已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提请本院依法惩处。被告人赵某对公诉机关指控其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没有异议，但提出其销售金额只有三万元左右。

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赵某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没有异议，但提出被告人赵某实际销售金额不超过五万元，且认为被告人赵某销售的假冒产品未造成严重后果，又系初犯，认罪态度较好，建议对被告人赵某从轻处罚。

二、 争议交点――究竟构成何罪

法院审委会在本案的评议过程中在两个问题上产生了争议交点：1、被告的行为究竟构成何罪？是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还是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2、被告的犯罪行为处于何种犯罪形态，是犯罪未遂，还是一般违法行为？

一种观点认为本案被告赵某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其犯罪形态属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未遂形态，即因其意志以外的原因而终止犯罪行为的。

一种观点认为被告赵某因其销售金额不满5万元，是不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属于一般违法行为，按照一般行政处罚处理。

一种观点认为被告赵某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属于该犯罪行为的既遂形态。针对上述观点我们展开如下分析。

三、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与假冒注册商标罪的界限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我们说是指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违反了国家产品质量的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在生产或者销售的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且销售金额达到五万元以上的犯罪行为。

假冒注册商标罪是指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的自然人或单位，违反商标管理法规，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商标的犯罪行为。

二者的犯罪对象是不同的。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犯罪对象是质量不合格的伪劣产品，例如不符合安全标准等。但假冒商标罪的犯罪是假冒他人已经注册过商标的商品，其产品可能是合格产品，也可能产品本身是伪劣产品。因此如果行为人单纯假冒注册商标，而没有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不能认为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行为。

我们说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指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质量没有达到同类产品最低规定标准的，我们说属于不合格产品；第二种是指虽然存在前者情况但其本身是达到了同类产品最低规定标准了的，我们认为其为合格产品。所以笔者认为，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产品究竟构成何种犯罪关键在于其所销售的产品质量是否达到了同类产品的最低标准，即是否为合格产品。如果销售的是质量合格的产品，只是假冒了他人的注册商标的，我们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产品罪来定罪处罚；如果其销售的产品未合格且假冒了他人注册商标的，我们认为应当按照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的想象竞合情况，从一重来处罚。

在本案中，被告人赵某的行为应当按照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与假冒注册商标罪的想象竞合犯来定性，择一重来处罚。因为赵某虽然为了获取不正当经济利益而将胶囊灌装、密封，并贴上“JIANYI”商标，以该产品为美国原装进口、具有提高抵抗力、增强免疫力等保健功效，通过电话、网络等方式对外销售，但是其通过网络购买散装胶囊、包装瓶、商标等物品是符合行业最低标准的，因此符合我们前文所说的合格的产品。因此我们应当按照想象竞合犯来处罚，择一重处罚则按照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来定罪处罚。

四、犯罪形态分析

既然能够确定被告人杨某是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犯罪行为，那么其行为是未遂与否也是法院审委会的争议交点。

有学者认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犯罪行为销售金额不足5万元的，是不构成犯罪的，应当按照一般的违法行为交由当地工商部门进行违法处罚。即生产者单纯只是为生产伪劣产品，并没有将产品流入市场，是不具有社会危害性的，因而不符合客观构成要件，所以不应认定为犯罪行为。有学者认为该罪只要其经营的数额可能达到5万元以上时，则认定其为该罪的未遂形态。

我们认为对于被告人杨某的行为应当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未遂形态定罪处罚。虽然其生产、销售的金额不足5万元，但其经营数额如果可能达到25万元，应当认定为该罪的未遂形态。对于其可能的营业额能够达到25万元甚至更多的，此种行为实际上已经潜在地导致了消费者的利益处在受到侵害的可能下。如若对被告人的行为不以犯罪行为进行处罚，那么这种潜在的行为是具有相当社会危害性的。这种情况是不利于对于消费者利益的保护，以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管理。

犯罪未遂是指犯罪人已经着手实行犯罪，但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以犯罪未遂论处。虽然生产者或销售者的销售金额未达到5万元以上，但从其主观方面考虑，其积极追求并愿实现尽量大的非法经济利益。但是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被司法机关查处没收而使得行为终止，所以我们说其行为符合该罪的未完成形态，应当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未遂处罚。

五、结论

关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定罪量刑笔者有一些个人看法，只以数额来衡量犯罪行为的既遂与未遂显然跟不上经济社会的发展，因为此罪的客体与知识产权甚至人身权都发生了竞合，因此只用数额的大小来衡量社会危害性的程度是不太合理的。笔者提出数额饭与情节饭相结合的立法模式，即在犯罪情节中要考虑假冒注册商标的情节，结合数额犯来对犯罪行为进行认定。希冀对未来的立法提供一些思路。（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参考文献：

[1]张明楷：《刑法学》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

[2]李永升、朱建华主编：《经济犯罪学》，法律出版社2012年。

[3]顾肖荣主编：《经济刑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年。

[4]单民、李莹莹：《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若干问题研究》，《中国刑法杂志》2009年第4期。

[5]李希慧：《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几个疑难问题》，《人民检察》2008年第18期。

注解

假冒伪劣产品处罚条例篇4

关键词：假冒伪劣商品；原因；措施与对策

中图分类号：F04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4-0-01

众所周知，中国市场上出现的假冒伪劣商品横行现象由来已久。从假冒伪劣烟酒、食品、服装、日用品，到家用电器、机械产品、农用物资，医药等无所不及。假冒伪劣商品造成消费者身心健康、生命安全方面的损害日益严重。假冒伪劣商品的出现，严重破坏市场经济秩序，造成严重的市场失灵，同时严重损害了国家形象。

一、假冒伪劣商品泛滥原因简析

⒈造假成本低收益高。经济学的两个基本假设之一是：人是理性的、自利的，人们都会在约束条件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假冒伪劣商品往往成本低、利润空间大，常常高出正常商品利润好几倍。因此，它必然会吸引逐利的制假售假者冒险入内。正如马克思指出那样有百分二百的利润就有人敢冒绞刑风险。

⒉违法成本低。虽然法律上对制假售假者有着严厉的制裁措施，但由于种种原因，制假售假者并没有普遍受到应得惩罚。由于受罚的损失往往远远小于其所得，制假售假者必然会胆大妄为，潜在制假售假者也会受到鼓励，纷纷人行。

⒊消费者维权成本高。广大消费者对于危害人身健康的假冒伪劣产品肯定是恨之入骨，对于维护自身权益的事也大都乐于为之。但是，当消费者的权益受到侵犯时，其维权成本往往太高，以致大多数消费者只好望而却步、以自认倒霉了事。

⒋商品交易市场信息不对称。由于信息不对称，面对纷繁复杂的商品，广大消费者显然处于弱势地位，他们难辨真伪难识假货。当假冒伪劣商品泛滥时，一般很难做到理性拒绝，往往怀抱从众心理对待假冒伪劣商品。

⒌政府监管不到位。地方政府监管职能不到位是假冒伪劣商品泛滥的重要原因之一。更有甚者，有些地方政府对假冒伪劣产品熟视无睹，对制假售假者听之任之。

二、打击假冒伪劣商品措施扫描

面对日益泛滥的假冒伪劣产品和制假售假者，面对日益觉醒的广大消费者的呼声，各级政府对危害人民健康的假冒伪劣产品打击从没有停止过，甚至打击力度在逐步加大。

目前，对于假冒伪劣产品的打击思路和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种。

⒈主要思路是强调从源头上治理，打击重点是制假者。⒉强调采取法律措施和行政措施相结合。⒊鼓励消费者维权、维护消费者权益。⒋呼吁建立企业诚信档案，促使生产者和销售者遵纪守法。⒌政府加强监管、加大执法力度。⒍加强舆论监督。

应该说，近几年来全国各界打假呼声越来越高，政府出台的打假措施越来越多、打假力度越来越大，但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假冒伪劣产品还是屡禁不止，仍然泛滥成灾。对此，政府在反思，社会各界也在思考。目前有一种比较流行的看法是：地方保护主义、政府没有确实履行职责是假冒伪劣产品泛滥成灾的主要原因。笔者不大赞同这种观点。诚然，没能制服目前仍肆虐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大地的这头假冒伪劣猛兽，政府当然负有责任。笔者认为：假冒伪劣产品屡禁不止，我们的打假行动事倍功半的主要原因是打假思路有问题。采取各种有力措施从源头上治理假冒伪劣产品、重点打击造假者，是目前普遍认为比较有效的治理思路。可恰恰就是这种思路导致打假成本太高而打假效果太差的尴尬局面。为什么说把打假的重点放在制假者方面的思路是错的呢？一是：制假者在暗处，打假者在明处，你要及时发现制假场所很难。笔者曾亲眼见过一个隐蔽在山林中的食品制假窝点，其制造工具简单、易于转移。对此，你不仅难以发现，而且一旦被你发现，它很容易及时转移或异地重抄旧业。二是：制假者往往事先采取比较周密的防范措施。据说，有一处假烟制造地，制假时全村总动员分兵把守严防打假人员入村。三是：最有激励因而最有能力识别假冒伪劣产品的是售假者群体，可这个群体恰是假冒伪劣产品产业链中的获益者，所以打假者很难及时获得制假信息。四是：目前广大消费者参与打假的积极性不高，他们的维权成本太高。也就是说，目前在这种打假思路指导下的打假往往出现制假者和打假者（政府）在玩猫抓老鼠的游戏，其效果可想而知。

三、打击假冒伪劣产品的正确思路和关键性对策

要遏制假冒伪劣产品泛滥局面，要有效打击制假售假者，必须调整打假思路，确立正确的打假思路并确实实施有效的关键性打假措施。把打假的重点由制假者转到售假者，在大副降低消费者维权成本的同时采取有效激励措施提高消费者参与打假的积极性，与此同时政府必须确实不折不扣的落实打假措施（当然其他事实证明有效的措施也必不可少，但不在这里作详述）。

一是售假者很容易被发现；二是对付售假者的措施比较简单；三是抓住假冒伪劣商品产业链的关键环节。

与此思路相配套的打假关键措施有三条，务必得到确实落实。

1.大幅度降低消费者的维权成本。目前，中国大部分消费者对于不损害人体健康的假冒商品没有反感，也乐于知假买假，这是客观事实，但广大消费者对于有害身心健康的假冒伪劣产品是恨之入骨的。可是当消费者权益受到侵犯后其维权积极性往往不高。为什么？只因为维权成本太高，维权太难。笔者曾亲身经历过电梯关人后投诉无门的尴尬。要大幅降低消费者的维权成本，其实不难。依笔者之见其要点有二。一是只要消费者保留合法证据，一旦判断其投诉理由成立，举证责任应是售假者。即‘售假者’必须举证证明其所售商品非假，否则应无条件受罚。二是消费者一旦投诉，其受理单位必须做到件件落实，件件有回音，件件让投诉者得到合理的满意的结果。最近，最高法指导性案例——知假买假（消费者购买到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仍可十倍索赔，就是一个很好的思路。

2.政府确实负起监管责任并确实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让造假者和售假者不敢制假售假。

3.建立举报奖励制度，重奖举报者，调动社会各界尤其是广大消费者参与打假的积极性。

总之，只要遵循正确的打假思路并确实采取与之配套的关键措施，相信打假的成效会大大提高。当然，打假是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除了上述所提的关键措施外，以往出台的一系列打假措施也必须跟上，才能有效遏制假冒伪劣商品泛滥趋势，彻底改变假冒伪劣商品屡禁不止的被动局面。

参考文献：

假冒伪劣产品处罚条例篇5

论文关键词 生产 销售 伪劣产品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是指生产者、销售者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销售金额在5万元以上或货值金额在15万元以上的行为。假冒伪劣产品的大量涌现，不仅损害消费者的切身利益，危害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而且破坏了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严重危害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已成为了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

一、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犯罪成因分析

（一）犯罪手段技术含量低，成本低收益高

假冒伪劣商品远远不能达到所假冒的商品或真实商品的价值，不能按照正常用途进行使用，其成本低廉，但是其出售的价格却能等同于所假冒的商品或真实商品的价格，利润空间很大，高出正常商品利润的几倍或几十倍。高额利润是诱发犯罪的主要原因。

（二）商品市场监管力度不强

目前我国的商品抽查制度还不完善、不全面。有部分市场管理人员对本身工作，或者不配合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调查和取证工作，这都助长了制假售假违法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

（三）执法力度不够，打击面过窄

实践中，存在着行政执法部门对已构成刑事处罚的案件不依法移送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在侦办案件时仅停留于打击现行犯罪的情形，而没有采取积极措施，深挖细查。就海淀区而言，中关村辖区内的该类犯罪行为主要集中在销售领域，而犯罪分子的进货渠道多来自南方，就形成了明显的“南产北销”的犯罪体系。司法机关难以有效的“封杀”其进货渠道，只能“治标”却不能“治本”，最终使得该类犯罪多发，难以遏制。

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犯罪司法惩治之困境

（一）实体方面

1.销售假冒伪劣产品和诈骗罪的竞合。在司法实践中，行为人故意将价值低廉的物品当作价值昂贵的物品出售给不知情的被害人的行为，到底构成销售伪劣产品罪还是构成诈骗罪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许多诈骗案的行为人已不采用传统的收了钱不给货物的模式，而是选择在被害人给付钱财后向被害人交付物品使买卖双方之间的交付能够顺利完成，企图掩盖其诈骗行为的目的。所以如果以行为人是否向被害人交付货物来判断行为究竟是构成销售伪劣产品罪还是诈骗罪是片面的。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罪和诈骗罪两者本质是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是否存在实质意义的交易行为，实质交易行为是指买方是否实现了基本交易目的。以郭志祥、李丽等八人销售伪劣手机一案为例，该共同犯罪团伙在本市海淀区北京东恒融信科技有限公司内，通过电话联系的方式，假冒三星、诺基亚厂家推广部或以电视购物中心等名义，夸大产品功能，以次充好，向384名被害人销售劣质手机及充值卡，销售金额共计人民币90余万元。在本案中被害人之所以会选择购买三星、诺基亚品牌的手机，按照一般价值观念理解，被害人的交易目的在于购买质量比较好、能够较长使用的手机，而行为人卖给被害人的实际上是劣质手机。虽然行为人卖出的手机质量上与被害人预期不符，但就产品的基本功能和使用目的来看，被害人是确实购得了能正常使用的手机，所以行为人的行为尚未违背被害人基本的交易目的。笔者认为，此案例中行为人的行为本质上讲是一种销售伪劣产品的经营行为。我院以销售伪劣产品罪批捕、并得到法院判决支持。

2.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与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的竞合。从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看，侵犯知识产权罪、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与非法经营罪之间存在着交织关系。2001年4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0条的规定：“实施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同时构成侵犯知识产权、非法经营等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而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6条则规定：行为人实施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同时构成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依照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与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中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实践中有众多案件在犯罪构成上既构成销售伪劣产品罪又构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犯罪分子销售的伪劣商品上往往会冒用他人在社会上具有一定知名度的注册商标，该行为究竟是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还是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按照司法解释的规定和司法实践的判例，应根据产品的价值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但是在量刑幅度相同的情况下，犯罪分子通过回收二手的硒鼓或者墨盒，经过简单的清洗或者灌粉后继续销售，对于此行为究竟是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还是销售伪劣产品罪，又或者犯罪分子销售的硒鼓和墨盒就是二手的，只是冒充新品向外销售，此行为究竟是构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罪还是销售伪劣产品罪，仍有待于司法的统一。

（二）程序方面

1.网络化犯罪的出现，导致电子证据提取、固定困难重重。近年来，网络销售逐渐成为销售的主要方式之一，越来越多的犯罪分子通过网站直接销售假货或者通过网络销售假货的广告信息。电子证据难收集、难规定、易被篡改和删除。公安机关在侦查案件过程中有时不能及时固定网络犯罪的电子证据导致案件中的很多关键性证据难以及时保存、取得，或者提取电子证据的程序存在瑕疵，导致电子证据的证明力存在瑕疵。在调取计算机数据过程中，有的侦查人员常常违反程序搜集扣押证据，导致证据的提取过程存在瑕疵。此外侦查机关在提交该类证据时，通常只是对此类证据简单收集，装订成册或刻录光盘移送，也给电子证据的审查带来了困难。

2.鉴定意见认识不统一，证明力存在瑕疵。鉴定意见是该类案件中不可缺少的一种证据形式，但在办理案件中发现作为证据使用的鉴定意见往往会存在一定的问题。首先是鉴定主体的适格性问题。鉴定意见用于鉴定涉案产品的真伪和涉案产品的市场价值，关系到产品是否系假冒和案件非法经营数额或销售金额的认定。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因为被害单位与案件有直接的利害关系，由被害权利公司出具的真伪鉴定证明能否作为鉴定意见存在争议。在庭审过程中，辩护律师也时常对此提出质疑。其次是鉴定内容太过笼统，在审查证据时发现很多鉴定文书的内容描述过于简单，有的案件对于涉案物品的型号和外表特征描述缺乏详尽的描述，有的案件甚至对于鉴定标的的名称都没有列全，只是概括使用“等”字样，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检察机关对证据的全面细致的审查。

三、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犯罪惩治对策研究

（一）实行批捕职能合一制度，提高办案效率

推行捕诉合一机制，在审查逮捕环节，细化证据审查、强化证据分析、增加量刑情节考量、详列补充侦查提纲，以案件的标准积极引导公安机关侦查取证，这对巩固案件证据、侦破上游及源头型犯罪都具有积极意义。

（二）建立完善的行刑衔接机制，形成打击合力

在办案实践中形成较为完备的刑事案件移送抄备制度、提前介入制度和联系会议制度，既有利于行政机关在市场监管活动中发现案件线索并及时移交到司法机关，也有利于检察机关积极引导公安机关依法侦查，进一步发挥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职能。同时应进一步完善管辖区域内的商品抽检制度，定期委托国家认可的正规第三方质检机构对实体交易市场及网络交易市场进行商品抽检等。

假冒伪劣产品处罚条例篇6

    【关键词】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法益;销售金额;选择性罪名;罪数

    【正文】

    一、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的法益

    众所周知,我国一方面假冒伪劣商品泛滥,另一方面从查处的案件来看,最终被以刑罚处罚的制售伪劣商品案件并不多。笔者查阅了大量的判例后惊讶地发现:在数量有限的伪劣商品犯罪判例中,居然有一半以上是关于假冒伪劣烟草的判例。一方面,与普通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伪劣食品、假药在市场上随处可见,另一方面,我们却将有限的司法资源集中在所谓假冒伪劣烟草制品刑事案件的查处上。喝毒奶粉死人,饮假酒毙命,吃假药丧生,乃人人皆知,但本人至今还没有听说过抽假烟会丢命的,抽假烟顶多就是舍点财。其实明白人都知道,为何我国最高司法机关专门为打击所谓假冒伪劣烟草制品刑事案件制定司法解释,司法机关为何热情高涨地打击这类犯罪,无非是利益驱使!而伪劣食品、假药案,通常都是“贴本的买卖”,不死几个人通常是不能指望司法机关介入的。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消费者,无论是负有监控制售伪劣商品行为职责的工商局工作人员,还是肩负打击伪劣商品犯罪重任的司法工作人员,每天也少不了一日三餐,生病了也得吃药(跟普通百姓不同的是,他们吃药可以报销)。或许他们也恐惧伪劣食品、假药,但他们对于伪劣商品犯罪的查处打击不力,倒是人人皆知的事实。

    我们当然应该指责工商部门、司法机关“玩忽职守”,也可以批评我国规制伪劣商品犯罪行为刑事立法的不完善,但我们刑法理论界或许也难辞其咎。正如学者所言,我们“对生产、销售商品罪领域的研究一般比较宏观,缺乏细致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两点上:一是对个罪的研究较少;二是对个罪中的具体问题研究较少”[1].

    “有利益的地方就有犯人(Ubi commodum, ibi auctor)格言的字面含义相当明确,但我们至少可以从两个侧面进行理解:一方面,犯罪人都是为了取得利益而犯罪;另一方面,犯罪行为都侵犯了他人利益。”[2]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犯罪的本质是侵犯法益。法益对于构成要件的解释具有指导作用。[3]立法者针对伪劣商品犯罪的严重态势,在刑法典第三章专门辟出一节,用十一个条文规制这类犯罪。法律资源很有限,刑法资源更是有限。立法者规定系列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必然出于保护某种法益的目的。刑法论着中虽然也不乏讨论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的法益(通说称为犯罪客体),但通常限于泛泛而论,而且在伪劣商品犯罪构成要件的解释以及具体问题的认定处理上,都自觉不自觉将法益抛之脑后。例如,理论上关于刑法第140条生产、销售伪劣产品中的“销售金额”是犯罪成立的条件还是犯罪既遂的条件争论不休,“销售金额”如何认定在理论上众说纷纭,实践中各行其是。又如,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是否选择性罪名,即单纯的生产伪劣商品的行为是否独立成罪,学界也没有认真思考。再如,“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是对假药药效、食品性质的要求,还是如通说所言,生产、销售假药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跟放火罪、爆炸罪、决水罪、投放危险物质罪一样属于具体危险犯,因而“足以…”是指对人体健康造成了具体的危险。这其实存在认识误区:为炸掉大桥而在自家精心研制爆炸装置,即便爆炸装置已研制成功,只要没有将爆炸装置安装在爆炸现场,没有人会认为已经形成具体危险,可是,只是生产了假药、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或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的医疗器械、医用卫生材料,尚未出厂销售,怎么就认为对公众健康形成了具体的危险了呢?又如,通说和司法解释均认为,在生产、销售伪劣商品过程中涉嫌假冒注册商标、非法经营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这是有关罪数的问题。另外,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与诈骗罪、危害公共安全罪之间,以及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之间的界限与竞合问题,极少有学者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的罪数及界限问题与法益问题联系起来,等等。其实,不仅上述问题,而且几乎与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认定有关的所有问题,都与法益有关。

    关于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4]所保护的法益,有几种代表性的观点:第一种观点是分开论述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客体,认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客体是国家对产品质量的监督管理制度、市场管理制度和广大用户、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生产、销售假药罪的客体是国家对药品管理制度和不特定多数人的身体健康、生命安全,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客体是国家对食品卫生的管理制度和不特定多数人的身体健康、生命安全。[5]第二种观点认为,刑法规定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目的首先在于保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其次刑法规定本罪也是为了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6]第三种观点也是分开论述个罪的保护法益,认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犯罪客体是国家对产品质量的管理秩序以及广大用户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生产、销售假药罪的犯罪客体是国家对药品的管理制度,以及消费者的生命、健康的安全,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犯罪客体是国家对食品的管理制度和不特定多数人的身体健康权利。[7]

    被法律所保护的利益、价值称为“法益(保护法益)”。[8]上述第一种和第三种观点均将“管理制度”视为法益,这也是我国通说在论述犯罪客体时的一贯主张,如通说认为毒品犯罪的客体是国家毒品管理制度。[9]若“制度说”成立的话,行为人捡拾毒品后立即从马桶中冲走的,也可谓违反了捡拾毒品应当上缴的的毒品管理制度。但是,国外刑法理论普遍认为,打击毒品犯罪在于保护公众健康,既然行为人捡拾毒品后立即予以销毁,就不可能对公众健康构成威胁,既然连侵害法益的危险性都不存在,当然不应作为犯罪处理,可按照“制度说”还是可能构成犯罪。又如,我国通说认为,枪支犯罪的犯罪客体是所谓的枪支管理制度,这样行为人捡到枪支后立即销毁,对公共安全连抽象的危险性都不存在,按照“制度说”,照样可能构成犯罪。制度本身并没有意义,制度必然是为保护某种利益而存在的,应将制度还原为某种具体的利益。因此,“制度说”存在疑问。

    另外,第二种观点认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首要目的在于保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诚然,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位于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中一章中,但是,所谓“秩序”也跟“制度”一样,本身并没有意义,也是为保护某种具体的个人利益而存在的。虽然国内外刑法理论关于刑法所保护的法益均有个人法益、社会法益和国家法益(社会法益和国家法益也称为超个人法益)的划分,但国外刑法理论认为,所谓的社会法益和国家法益都可以还原为个人法益。“所谓社会法益,是保护国民各个个人的具体法益所必要的社会法益。在此意义上,社会法益就是个人法益的抽象化或一般化。”[10]“市场秩序说”至少存在两点疑问:一是没有将市场经济秩序这种社会法益还原为个人法益,抽象地谈论市场经济秩序没有意义;二是市场经济秩序是刑法第三章的章法益,第三章的每一节还有自己的节法益,每个罪名还有自己具体所保护的法益,按照“市场秩序说”,销售者告知消费者金银首饰系假冒产品,消费者考虑价格比较“适中”,乐于购买该产品,虽然因为假冒了他人的注册商标,也可谓侵犯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法益,但却没有侵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因此作为销售伪劣产品罪予以治罪就显得没有必要。

    笔者认为,无论社会法益还是国家法益,最终都应还原为人身、财产等个人具体的法益。正如,危害公共安全罪是公认的侵害社会法益的犯罪,但国内外刑法理论均认为,所谓公共安全或者公共危险,是指对不特定或者多数人的生命、身体、财产的危险。[11]从刑法第三章章罪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来看,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所保护的法益无疑也属于社会法益,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也不过是对人身、财产等个人法益的抽象化,保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最终必然是为了保护个人的具体法益。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的对象是商品,所谓商品,就是用来交换的产品。出于自用的目的生产出的物品不能称之为商品。生产、销售伪劣商品所最终面对的对象都是消费者(包括生产资料的消费者)。而消费者显然只关心两个问题:一是花钱买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即物有所值;二是所购买的商品不会给自己带来人身、财产的损害,即商品必须具有保障自己人身、财产安全的性能。因此,伪劣商品侵害的只能是消费者的人身权和财产权。由于人身权包括生命、健康、自由、人格、名誉等各种权益,伪劣商品通常可能侵害的是消费者的生命、健康权。财产权比较单一,给消费者造成财产损失的,都可谓财产权受到侵害。

假冒伪劣产品处罚条例篇7

2012年5月20日，备受社会各界关注的郴州农民李清卖假冒名牌羊毛衫遭遇“天价罚金”一案重审宣判。“李清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近200万元。”虽然这一结果较之一审少了十倍，但仍然引起各方热议。

一个农民的假羊毛衫“发财”之梦

桂阳县位于湖南省东南部，毗邻广东省并与郴州、衡阳等地接壤。此次由内蒙古鄂尔多斯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并引起轰动的卖假冒伪劣羊毛衫案中的当事人李清就出生在这里。他怀揣着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来到了邻近的湖南省郴州市，并且在富民商场二楼租下了编号为2043的店铺从事服装产品经销。

然而，随着我国服装行业竞争的加剧，大批外贸服装企业开始涉足国内市场，以及服装行业细分化的深入，可以说，服装行业不论是零售还是批发的生意都已经没有改革开放初期那样好做了。在这种情况下，有一部分服装行业的经营者就开始动起了“歪脑筋”，希望能一夜暴富，这其中就包括“天价罚金”案的当事人李清。

2010年8月，李清为了赚取巨额利益向其在经商中认识的熟人周金柱购买了3万套非法制造的“鄂尔多斯”、“恒源祥”等知名品牌羊毛衫的商标。随后，李清又从其他地方购买了2万余件“白坯衫”。接着，他就将购买的假冒商标缝钉在这批“白坯衫”上。就这样李清将“白坯衫”包装成了名牌羊毛衫并放到自己位于富民商场的店铺内进行销售。与此同时，他还借助于网络在国内某知名网购网站以及利用微博进行销售。

对于假冒伪劣服装产品的鉴别，有关专家指出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假冒国际、国内名牌产品，这些品牌目前在市场上比较畅销；二是纤维成分含量虚假，由于天然纤维制品的制作成本要高，一些制造商和经销商为了牟取高额利润，就在成分含量上做手脚；三是伪造厂名厂址，本地生产的伪造外地生产，本国生产的伪造外国生产；四是使用说明标识不清，按照《标准化法》的规定，服装的使用说明属强制性标准；五是有毒有害物质含量超标，如甲醛超标等。

然而，虽然是绝大部分产品都是通过网络销售，但假冒名牌羊毛衫毕竟是出售的假货。随着近年来我国广大消费者维权意识的增强，一部分人在购买到李清一手炮制的假羊毛衫之后便开始四处举报。同时，还有消费者在网上发帖对他的不法行为进行声讨。

正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就是这些网购消费者不厌其烦的举报，随后引起了内蒙古鄂尔多斯市警方的密切关注。经过缜密侦查后，2010年12月15日，鄂尔多斯市警方奔赴千里之外的湖南。在湖南郴州市公安局北湖分局经侦大队的配合下，鄂尔多斯警方在富民商场李清经营的店铺将其抓获。

经现场清点后，警方当场在李清的店铺内扣押吊牌价每件2180元的假冒“鄂尔多斯”羊毛衫4351件；吊牌价每件1680元的假冒“鄂尔多斯”羊毛衫17403件以及吊牌价每件968元的假冒“恒源祥”羊毛衫4433件。随后，向李清出售假冒名牌羊毛衫商标的周金柱也在浙江省桐乡市落网。

李清后来因“犯假冒注册商标罪”，被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2151万元。周金柱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7万元。伴随着媒体的报道以及一些网站的炒作，在李清的发财梦破灭的同时，“天价罚金”也引发了各方面的关注、讨论。一时间，这件原本普通的制造假冒伪劣服装产品的案子也被传得沸沸扬扬。

一次“天价罚金”引发的故事

实际上，在我国服装行业从抄袭款式到假冒名牌一直都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如果说大量“贴牌”生产企业的存在，是因为我国服装行业发展仍然处在初级阶段的话，那么在国内服装界流行的抄袭、山寨现象则是对我们还不成熟的服装设计产业、零售服装渠道等方面的致命打击。这种违法行为不但对相关服装企业造成了经济上的巨额损失，同时也对它们的品牌号召力、品牌形象方面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一些不明真相的消费者在购买到诸如李清炮制的这些品牌羊毛衫之后，必然会在潜意识中产生对被假冒品牌服装产品的不信任。

“天价罚金”一案被相关媒体报道之后，立即引起了正反两方面的争论。

支持法院判决的一方旗帜鲜明地表示，只有对制假造假者进行严罚重处才能起到必要的威慑作用，才能够更加有效地防止假货的泛滥横行。制假者一旦被抓获，除了刑事上的处罚之外，经济上就应该罚到其倾家荡产。服装、食品、药品行业对制假贩假者的严厉打击处罚，都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净化我们的消费环境。

反对处以巨额罚金的一方，其实也并不反对加强对制贩假冒伪劣服装产品的打击力度。他们的主要意见是，处罚要考虑收缴罚金的可能性，如果处罚无法实行，就会损害法律的公信力。平心而论，2151万罚金对于李清这样的小服装商贩来说，几乎可以肯定是拿不出来的。这不由得让我们想起了英美国家一些著名案例的判决，动辄就是百八十年甚至是几百年的徒刑，但明显也是具有很大的象征性意义，因为罪犯如果按照判决能活到出狱那一天是不可能的事情。

不过，值得引起我们高度注意的是我国采用的是大陆法系，而英美等国则是采用的海洋法系。海洋法系其显著特征是使用民众随机陪审团，法律程序的维护是由法官完成。罪犯是否有罪是由民众组成的随机陪审团决定的。而大陆法系是由法官来同时完成维护程序正义和判断罪犯是否有罪。简单地说，我国采用的是列举制，明确规定什么能做或不能做。毋庸置疑的是，我国是由法官按照法律来断案的。

正当各方在网络上不断发帖或者通过媒体传递出自己的观点，争论不休的时候。“天价罚金”案的当事人李清在一审宣判后的第二天就提起上诉，接着内蒙古高级人民法院受理了案件。随后，内蒙古高级人民法院认为，一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三)项的规定，撤销鄂尔多斯中级人民法院(2011)鄂中法刑知初字第3号刑事判决，李清一案发回重审。

发回重审，让这件因为“天价罚金”而引起全国关注的假冒伪劣服装产品一案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2012年4月25日，此案重审在鄂尔多斯中级人民法院开庭。随着诉辩双方陆续提交的一些新证据，例如记录销售数目的电脑主机这样的关键证据，以及双方围绕李清在到案之后是否存在立功表现等的焦点争议进行了举证、质证。李清一件的脉络逐渐变得清晰起来。2012年5月20日，鄂尔多斯中院认定李清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1991859元。重审虽然减少了10倍左右的罚金，但将近200万的罚金对于李清及其家庭来说无疑仍然是一个“天文数字”。

据了解，“假冒注册商标罪”是指违反国家商标管理法规，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有其他情节严重行为的。为了更好地保护商标专用权，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维持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我国在新修订的刑法中对假冒注册商标罪的法定刑的规定较刑法原规定有了较大加重。比如说，将原规定法定最高刑3年有期徒刑提高到7年有期徒刑，将罚金刑与自由刑选择适用改变为合并适用或者单独适用。这样做的目的，都是为了加重对假冒注册商标罪的惩罚力度。

在这起“天价罚金”的整个案件中，就执法取证方面还有值得我们各个监管部门重视的地方。这就是在对李清造假羊毛衫数量认定上诉辩双方存在争议最大的问题。

据鄂尔多斯市公安局出示的情况说明是，2010年12月15日，我局在郴州市富民商场二楼搜查李清2043店铺清点扣押物品时，犯罪嫌疑人李清趁众多群众围堵店铺聚众阻挠执法之际逃跑，为避免发生意外情况，我局侦查员将李清带至派出所，致使李清本人不能在扣押物品清单上当场签字捺印。

而李清一方的意见则是，当天警察进商场搜查时，大批销售假冒羊毛衫的老板弃店而逃，警察将所有查处的假冒羊毛衫都算在李清的头上。

双方的说法虽然有一定的分歧，但是从描述上我们不难看出当时在现场确实引起了不小的“骚乱”。这其中既有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也有别有用心的部分商贩，从而导致现场一度比较混乱。鄂尔多斯警方担心场面失控、犯罪嫌疑人趁机脱逃而将其迅速带离现场也是符合警察办案原则的。但由于没有当场让李清在扣押物品清单这样的证据上签字，也给后来向检察院移交案件以及当庭的举证、质证带来了一些麻烦。如何加强侦查、取证的技巧，不但是警方也是各执法部门面临的问题，值得我们深入研究解决。

思索还在继续

不论怎么说，李清制造贩卖假冒伪劣品牌羊毛衫的事实是清楚的。不管在何时何地对于制假造假者的打击，广大人民群众都是拍手称快的。然而，案子虽然已经重审宣判了，也给了消费者一个满意的交代。但是，它带给我们的思索却远远没有结束。

目前，网络销售似乎已经成为假冒伪劣产品泛滥的重灾区。从服装鞋帽到箱包皮鞋，可以说几乎没有哪种名牌产品没有“歪”货。我们在谴责那些利欲熏心的制假贩假者同时，对于我们一些消费者明知是假货仍然乐此不疲的购买行为也不能不表示遗憾。为什么网络销售假货泛滥，其很大的原因就是部分消费者一味贪图便宜，才给了这些不法分子一定的生存空间。

今年5月初，四川一名幼儿园教师在浏览购物网站的时候，无意中看到了一家网站组织的一次情侣T恤衫团购活动。这款原价128元，号称年轻、时尚，拥有炫丽的图案，舒适的面料，精细的做工的2012年某品牌最新款式情侣套装现在只要29元一件。卖家还承诺说，只要一次性购买2件以上则全国包邮。

如此漂亮的T恤，这么低廉的价格怎能不让这位老师心动不已。对于热衷于逛街，十分熟悉服装市场行情的年轻女孩子来说。她非常清楚29元一件的价格即便是到当地的服装批发市场甚至于地摊上也买不到这样的T恤衫。于是，这位老师就毫不犹豫地为自己和男朋友一人选购了一件。这样既可以表达自己的爱慕之心，还可以省下一笔邮费，真可谓是一举两得。

没过几天，两件情侣T恤如约而至。但是在穿着前的例行清洗中，她就发现这两件深色系的衣服都出现了掉色的现象。不过，由于对服装质量知识方面的欠缺，她并没有把这个问题放在心上，晾干之后便穿上了身。让她没有想到的是，贴身穿着几天后皮肤上就开始出现了不少的红色小疙瘩。

身体上突然出现的不适，让爱美的老师大惊失色，慌忙到医院检查。经过一番“望闻问切”之后，医生告诉她说衣服一旦掉色的话，这种颜料对皮肤来说也是一个接触类的过敏原，也有可能会造成皮肤过敏，那么如果一旦造成皮肤过敏，比较轻一点的话就会出现红斑，就是在皮肤贴得比较紧的地方，接触比较多的地方就会出现红斑和瘙痒。

但是，医生只能针对她皮肤上出现的症状对症下药，却不能帮助她判断究竟让她身上出现红疙瘩的过敏原是否就是这件T恤衫。无奈之下，这位老师只能不再穿着这件衣服，安安心心把病医好。同时，由于两件T恤一共才50多块钱，她也觉得没有必要再去跟卖家交涉。

实际上，据这名老师自己说，在选择这两件T恤之前她就对如此低廉的价格能购买到品牌T恤心存疑虑。但终究还是没能抵挡住超低价格的诱惑，才把自己搞到要去医院找医生，还导致几天不能上班的地步。

假冒伪劣产品处罚条例篇8

【关键词】假冒伪劣商品 危害 制度安排

一、假冒伪劣商品的存在形式及危害性

1、假冒伪劣商品的存在形式

假冒伪劣商品的存在是一个世界性的经济现象。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利益主体多元化的出现和制度缺失,假冒伪劣商品开始出现并恣意盛行。假冒伪劣商品存在于消费者个人、企业和政府的经济交往过程中,可按不同的纬度进行划分。结合《产品质量法》、《工业产品质量责任条例》、《反不正当竞争法》、《食品安全法》等相关规定的内涵,按假冒和伪劣的关系,假冒伪劣商品的存在形式可分为假冒非劣质商品、劣质非假冒商品、假冒且劣质商品。

(1)假冒非劣质商品。这类商品是指在生产上伪造或冒用产地、厂名、厂址,在质量认证上冒用名优标志商标,在包装上使用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或者使用与知名商品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造成和他人知名商品相混淆的商品。这种商品具有侵权性质,因其成本上大大低于正品成本而获得暴利。同时,由于价格低廉且有一定的使用价值,这类商品在低收入群体中往往具有较大的市场。这种商品的出现与消费者自身保护意识缺乏、识别能力低、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缺失关系极大。

(2)劣质非假冒商品。这类商品是指在生产、销售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的商品,以“处理品”冒充合格商品、生产经销没有产品检验合格证的商品、生产经销国家明令淘汰的商品。这种商品大都存在于名牌商品和畅销商品中,存在质量不合格或者与包装标明的质量标准不一致,虽不存在商品侵权问题,但侵害了消费者权益。由于资产的专用性较强,这种商品大多为经验商品,具有较大的欺骗性,在食品领域和药品领域对消费者身心健康具有很大的危害性,同时由于消费者求廉心理、炫耀心理的存在而具有一定的市场。这种商品的出现与企业诚信缺失、消费者机会主义行为、政府监管不力关系密切。

(3)假冒且劣质商品。这类商品是指在生产、质量认证、包装上具有假冒性质且质量低劣的商品。这种商品不仅构成侵权而且对消费者的身心健康造成很大损害,同时这种商品制作低廉、几乎不需花费多少成本而成为制假售假者的首选,它们的出现与政府监管不到位、处罚力度不够有很大关系。

2、假冒伪劣商品的危害性

(1)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第一,假冒伪劣商品的价格严重背离正品的价值,扭曲了市场价格信号,占用了大量的社会资源,损害了供求机制,从而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第二,假冒伪劣商品制假造假成本低,盗用他人商标品牌,低价销售挤占了正品的市场份额,侵占了正品的无形资产价值,扭曲了竞争机制,造成不公平的竞争,特别是在地方保护主义的庇护下风险机制也被歪曲,优而不胜,劣而不汰,人为地造成了“劣品驱逐良品”的现象。第三,假冒伪劣商品破坏了投资环境,影响了外地投资者和国外投资者的积极性。

(2)增加了社会交易成本。第一,增加了消费者的交易成本。交易前消费者为确认选择正品必须花费大量的成本去搜寻、甄别商品信息,增加了事前成本。交易中往往舍近求远到大型购物中心和专卖店购买以提高购买正品的概率,并且要与商家就商品质量保证进行磋商从而增加了事中成本。交易后由于售后服务不到位、售后维权等问题的出现增加了事后成本。第二,增加了生产者的交易成本。由于假冒伪劣商品的存在,生产者要花大量成本研制、增加、更新产品的防伪技术,并提供给消费者免费查询。第三,增加了政府的打假治劣成本。假冒伪劣商品大规模、广范围的出现以及其复杂的生存机制,使治理难度加大,政府打假治劣成本提高。

(3)国家和各经济主体蒙受了巨额经济损失和身心健康的损害。假冒伪劣商品不仅造成了国家税收的流失和国民经济的损失,而且给正品生产企业和消费者造成了经济损失,在农资领域、食品领域和药品卫生领域尤其如此。据财政部经济研究所的一份报告显示,2000—2004年制售假冒伪劣商品造成的税收损失估计在500—1000亿元,统计显示目前市场上假冒商品总货值超过1370亿元,我国每年因假冒伪劣商品带来的经济损失达2000亿元,仅2009年上半年查处的各类质量违法案件达11.2万起,涉案价值13.9亿元。

(4)导致社会价值观的沦丧和腐败的滋生。假冒伪劣商品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诚信商业道德的扭曲,以个人利益、小集团利益为中心,通过制假售假损害集体利益、国家利益和他人利益的自私自利的商业道德最终会损害和动摇商业道德的诚信伦理道德基础,导致社会价值观的沦丧。同时地方保护主义中出现的设租、寻租行为,必然会滋生腐败。

二、假冒伪劣商品产生的制度缺失原因

1、消费者机会主义行为选择和维权制度供给不足

消费者机会主义行为选择的出现是因为校正这种行为的制度供给不足,维权制度的供给不足则直接表现为制度短缺。消费者机会主义行为选择表现为购买行为的机会主义、有限理性决策和打假治劣的“搭便车”行为。购买行为的机会主义持侥幸心理,希望以低廉的价格购买到正品,而结果往往是事与愿违,这主要是信息公开制度供给不足的原因所致。有限理性决策往往以购买正品的愿望出发,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却产生知假买假的行为,这主要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供给不足所致。打假治劣的“搭便车”行为是因为消费者个体打假治劣成本高、打假治劣具有准公共产品性质而需要政府出台统一的制度规范、实行统一的行动所致。

消费者维权制度短缺主要表现为维权制度本身的短缺、制度执行力不够和缺乏唤起消费者维权意识的制度安排。维权制度本身的短缺主要是消费者维权的法律制度不够,现有的法律条款规定比较原则,表述不够准确,操作上有困难,直接导致消费者权益受到假冒伪劣商品侵害时无法查询、申诉,要求修理、退货、赔偿,或者实施这些维权行为的成本高,这在客观上助长了假冒伪劣商品的盛行。制度执行力不够主要是缺乏必要的执法手段,执法者素质不高,对执法者的监管不力,导致打击力度不到位。同时政府没有制定提高消费者维权意识的一揽子制度安排,消费者在面对假冒伪劣商品侵害时态度消极、无所适从,不知道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企业诚信制度缺失

企业诚信是以诚信伦理道德为基础的商业诚信,是经济伦理诚信、经济行为诚信、经济制度诚信的结合。企业诚信制度的缺失表现为企业经济制度诚信缺失和评判企业诚信的制度体系缺失。企业经济制度诚信缺失主要表现为:一是没有一种制度安排以公认的、规定的方式来形成一种信任结构,只有企业自身内省的标准,因此诚信的形成没有制度约束,导致个别企业为追逐暴利生产假冒伪劣商品。二是没有强制性实现企业诚信的制度,不能保证企业的经济行为按契约规定的方式展开,不能形成企业诚信的实践机制,因而不能约束企业不生产假冒伪劣商品。三是契约本身的诚信和契约强制执行的诚信没有完整的制度保证,不仅导致假冒伪劣商品的出现,而且也不能保证地方政府对假冒伪劣商品的治理是诚信的,在地方保护主义的庇护下“打假”往往变成了“假打”。

评判企业诚信的制度体系缺失主要表现为企业征信体系不完善。一是征信的内容主要局限于企业资金借贷信用,没有正式涉及企业假冒伪劣商品的生产。政府对生产假冒伪劣商品的企业只是采取曝光、罚款等方式,没有建立企业诚信档案,更没有将假冒伪劣商品的生产记入企业诚信档案和企业负责人的个人诚信档案。二是没有统一规范征信工作的法规,具体的征信采集行为没有足够的法律条款支撑,数据缺乏完整性,也不能制约征信本身的不诚信行为。三是征信评判标准不统一,企业诚信数据没有对接、共享和联动,不能从多个层面来制约企业的不诚信经济行为。因此,评判企业诚信的制度体系缺乏对假冒伪劣商品的统一的界定标准,使很多本身具有假冒伪劣商品性质的商品游离于治理范围之外,同时也不能建立抑制假冒伪劣商品的长效机制,往往使假冒伪劣商品的生产“死灰复燃”,成了“百变金刚”。

3、政府监管制度供给不足

治理假冒伪劣商品的政府监管制度供给不足主要表现为监管制度体系不完整、具体的监管制度不完善、制度的执行力不够。监管制度体系不完整首先是没有将诚信作为辅助性规制纳入社会性规制的范畴,没有将诚信从纯粹的道德领域、内在约束上升到经济领域和有法制保障的内在约束,没有将能力诚信、强制性诚信和自主性诚信结合进来,因此社会诚信对假冒伪劣商品的约束作用很小。其次是监管主体和部门较多,经常性的联动较少,工商管理局、技术监督局是监管主体,但对药品等特殊商品又有专门的监督机构,同时物价局也实施监督职能,各个行业也有专门的行业监督,监管主体较多,职能出现交叉、真空,甚至可能相互推诿,对假冒伪劣商品监管缺乏效力。

具体的监管制度不完善主要表现为法律法规不健全。一是在假冒伪劣商品生产和销售的某些领域法律还没有触及到,如对地下经济的法律界定和规制没有出台专门的条款和法规。二是具体的法律条款不完备、不详整、操作性较差。三是对于同一假冒伪劣商品事件可以适用不同的法规,但不同法规的惩处力度不同,没有统一的标准,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避重就轻,达不到惩戒的目的。

制度的执行力不够也是不能够根治假冒伪劣商品的制度缺陷。制度执行力不够主要原因在于:一是执法人员的选拔、培训制度不健全,执法水平不高,执法人员不能完整理解有关法规条文的含义,执法力度把握不准确,缺乏必要的执法手段,出现客观上的执法不严现象。二是缺乏对执法人员的有效监督机制,执法人员可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主观上出现执法不严的现象。三是不完善的政绩考核机制和监督机制使地方保护主义成了假冒伪劣商品的“保护伞”。

4、制度缝隙的存在

假冒伪劣商品的存在是对制度缝隙寻隙的结果。制度缝隙可分为纵向制度缝隙和横向制度缝隙。纵向制度缝隙是指制度变迁中出现的制度缝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制度遗产约束导致假冒伪劣商品的存在。二是制度变迁速度的粘性使新旧体制之间出现空档,给假冒伪劣商品的制度寻隙生长机制提供了条件。三是制度变迁方向的“颤抖”使制度变迁不能完全按初始设计的方案进行,在利益驱动下有的地方政府成了假冒伪劣商品的“保护伞”。

横向制度缝隙是指制度联动中出现的制度缝隙。一是没有统一的信息批露制度和信息批露标准,信息传递渠道不顺畅,真假信息无法甄别,使假冒伪劣商品有可乘之机,并采用正当、非正当的手段诱骗消费者。二是监管主体之间没有联动,政府监管主体之间、政府监管和行业监管没有协调,没有将诚信建设和法制建设有机结合起来。三是法律法规的制定、执行和监督没有达到完整地统一,没有做到有法必依、有令则止、执法必严、全面接受监督。

三、假冒伪劣商品治理的制度安排

1、信息批露制度安排

信息批露制度安排就是要建立健全信息批露制度和传递机制,改善因自然原因和人为因素造成的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降低信息成本,消除“逆向选择”。

第一,建立和完善信息披露制度。一是建立信息披露体系,包括社会征信体系、行业征信体系和企业内部的信息披露制度;二是提高信息披露质量,提供及时的、可靠的信息;三是完善信息披露责任制度,打击虚假信息。

第二,完善信息传递机制。根据信息经济学理论,通过激励合同、惩罚机制的设计和信号传递模型解决事前的信息不对称,通过信息甄别解决事后的信息不对称。

第三,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利用报刊、电视、网络等媒体对假冒伪劣商品案件和信息进行媒体曝光,使之成为推动打假治劣的有力工具。

2、消费者维权制度安排

消费者维权制度安排就是要建立健全消费者维护自身权益的制度体系,提高消费者维权意识、畅通消费者维权渠道、增强消费者维权手段,降低消费者遭受假冒伪劣商品侵害的机率。

第一,提高消费者自身素质,增强消费者维权意识。普及法律知识,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知识的宣传,增强消费者维权意识,形成消费者打假治劣整体力量,同时通过宣传教育,使广大消费者掌握维权、投诉、诉讼等相关程序、内容和要求,增强消费者保护自身权益的手段和能力。

第二,实行“大部制”,畅通消费者维权渠道。推进“大部制”改革,整合消费者投诉热点集中部门的职能,避免部门职能交叉、重叠,保证消费者维权渠道的畅通。

第三,实施消费者法律援助制度,提高消费者维权能力。通过消费者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支持消费者维权,降低消费者维权的时间成本、经济成本和法律成本,解决打假治劣的“搭便车”行为,提高分散消费者作为弱势群体的诉讼能力。

3、法律制度安排

制度安排就是要完善打击假冒伪劣商品的法律制度,用法律的手段根治假冒伪劣商品,维护消费者权益。

第一,完善立法。一是加强服务领域的立法、完善知识产权立法,保护消费者购买服务领域假冒伪劣商品的维权能力,有效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的假冒伪劣商品。二是完善实物领域的立法,加大对假冒伪劣商品的处罚力度,同时避免法律“真空”。三是加强各类法律和法律条款的协调能力,增强威慑力和打击力度,提高法律效力。四是创新相关程序,节省诉讼成本。

第二,加强执法。提高执法人员素质,强化中介组织、执法人员的连带责任制度,保证执法的公证性,真正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增强打击假冒伪劣商品的力度。

第三,法治与德治相结合。兼用法律和道德两种手段治理假冒伪劣商品,发挥治理假冒伪劣商品的合力。在运用法律手段的同时,对生产和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的企业实施诚信道德教育,帮助他们建立企业诚信文化。在实施诚信道德教育的同时,将诚信商业道德领域的某些因素上升到法律和规章制度建设的高度,实施强制性诚信制度建设。

4、政府监管制度安排

政府监管制度的安排是假冒伪劣商品能否得到彻底治理的关键性制度安排。政府监管制度的安排应从转变政府职能、增加政府监管供给、加大政府监管力度等方面着手。

第一,转变政府职能,建立现代监管体系,增强政府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公共服务职能,提高治理假冒伪劣商品的能力。

第二,适应假冒伪劣商品监管的需求,建立诚信监管制度,不断建立和完善征信体系,丰富假冒伪劣商品监管制度的供给。

第三,加强对地下经济的监管,扩大假冒伪劣商品监管范围,杜绝源于非正常经营渠道的假冒伪劣商品。

第四,规范监管管理、统一监管原则、加强监管联动,建立治理假冒伪劣商品的新机制,形成监管合力,提高监管效率。

第五,依法行政,依据规则严格管理,加大监管的力度,增加监管的透明度,同时也要加强对地方政府的监督,严格问责制,彻底打击假冒伪劣商品的地方保护主义。

5、征信制度安排

征信是对经济主体在经济活动中诚信与否的经济行为的记录、调查并以此判断经济主体诚信状态的一种活动。征信制度安排为诚信监管服务,显示诚信状态,改善信息的不对称,制约假冒伪劣商品的产生。

第一,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政府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并存的、运作方式市场化取向的、征信产品多样化、专业化、服务对象多元化、旨在改善市场信息不对称、防范契约履行风险特别是防范假冒伪劣商品的、集中度较高的、联动式征信体系模式,不断完善征信体系建设。

第二,将假冒伪劣商品的生产和销售纳入企业诚信记录档案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诚信记录档案,通过诚信与失信记录的显示增加或减少企业无形资产价值、提高和降低企业家身价,从而达到从源头上治理假冒伪劣商品的目的。

第三,完善征信立法,规范征信机构资质、市场准入、从业范围、从业人员执业资格;规范信息的采集、加工、传播、披露和使用;规范被征信人权益的保护、异议信息的核查和处理;规范征信管理部门的职责、监管方式等。

【参考文献】

[1] 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

[2] 胡俊超:地下经济行为与诚信规制研究[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

[3] 谢识予:假冒伪劣现象的经济学分析[j].经济研究,1997(8).

假冒伪劣产品处罚条例篇9

继续推进“”消费者申诉举报网络建设,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是工商部门的一个“窗口”,是政府“民心工程”

的组成部分,是为人民服务,为消费者服务,为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服务的一项重要工作,必须抓好“”消费者申诉举报网络建设,在建成“”消费者申诉举报指挥中心的基础上,进一步建成和完善“一个中心、三级执法”行政执法机制、内部分流机制、部门协作机制、企业自律机制和社会监督机制组成的消费者申诉举报工作体系,让’‘巧”

真正成为经营者、消费者了解工商机关的纽带和桥梁,使“”的形象更加深人人心。

一是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内部建成反映灵敏的“一个中心、三级执法”行政执法机制。即地市局“”消费者申诉举报指挥中心、区县分局“”消费者申诉举报中心、基层工商所“”消费者申诉举报站三级上下联动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执法机制。对消费者的申诉举报,除由中心处置外,其他按程序逐级向下级布置,下级处理结果向上逐级反馈。不管哪一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接到消费者申诉举报时,都必须坚持“有诉必接、有假必打、有难必帮、有案必查”的原则,做到“受理快、出动快、移送快、查处快”,切实解决好消费者的每一个申诉举报。

二是建立制度,形成工商部门内部相互协作的分流机制。通过建立消费者申诉举报处理制度,把“巧”消费者申诉举报指挥中心接到的经济违法案件线索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内部的公平交易、消费者权益保护、企业个体监管、商标广告管理等职能机构分流有关案件,形成内部相互协作的机制,体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行政执法的整体合力。

三是在当地党政领导下建立部门协作机制,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巧”消费者申诉举报工作必须在当地党委、政府领导下,与质监、物价、卫生、农业、公安等行政管理部门建立联动机制,相互移交案件,共同处理好消费者的申诉举报。

四是在商业企业、商业街、重点市场设立巧”消费者申诉举报联络点,形成企业自律机制。在商业企业、商业街、重点市场设立“巧”消费者申诉举报联络点,便于经营者先行与消费者协商解决纠纷,解决不了的再移送到“巧”

申诉举报中心解决,有利于加强企业自律和维护消费者权益的工作机制,积极引导企业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

五是在城市和农村乡镇居委会和村委会建立“”消费者申诉举报联络点,形成社会监督机制。通过这一途径,可以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共同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以便进一步解决消费者就近投诉的问题二建立企业打假维权网络,保护经营者合法权益打假必须规范化、制度化。一是摸清企业的基本情况,建立网络成员企业档案。二是建立走访制度,定期走访人网企业、获取企业意见,及时改进工作方法。三是建立信息沟通交流制度。不断探讨“打假保名优”的措施和办法,提高企业创名牌、保名牌、发展名牌的意识。四是建立案件备案、督办、协办制度。打假维权企业及时把自己被侵犯的行为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汇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立即组织力量查处,及时有效地遏制违法行为。五是强化日常巡查责任制。一方面加强对本地和外地入网企业商品的监控另一方面要求经营者把好进货关、仓储关、上柜关和销售关同时邀请名优企业的技术员讲解。

二、强化打假治劣整治工作,及时有效遏制违法行为

一是健全和完善法律法规,加大对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力度。建议立法机构对现行法律法规中不适应部分进行修改和补充。一方面丰富行政执法手段,规定必要的行政强制措施。如对假冒伪劣商品及用于生产假冒伪劣商品的原辅材料、包装物、生产工具进行扣留、封存,对违法主体银行款项进行查询和冻结等。另一方面,要加大行政处罚力度,增强法律的威慑力。从法律上提高经济处罚的起限度,特别是惩罚性的罚款,对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行为人的追究不能仅限于其承受的程度,要严惩重罚,最大限度地增加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的成本和风险。另外,要针对目前打假条文分散于多部法律法规、不利于执法的现状,尽快制定具有全国性效能、统一规范的打假专门法律,弥补现行各法中的矛盾、缺陷,科学地界定“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行为”,并考虑加人抵赖、抗拒行政惩罚的违法当事人课以限制人身自由、强制劳动等内容。

二是加强与有关部门的协调配合,形成打假合力。目前承担打假治劣任务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先后实行了省以下垂直管理体制,有效遏制了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行政执法力度明显增强,从横向体制看,现行打假执法部门分别根据不同的法律法规从事行政执法工作,由于法律规定有交叉,职责分工不同,分散了执法力度。这就要求我们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工作实践中要加强与有关部门的协调配合,形成执法合力。一方面要加强与公安、检察等部门的协调联系,既借助其对违法行为人拘查、扣留等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手段,尽快打开案件的突破口,又能及时界定罪与非罪的界限,加强对违法分子刑事责任的追究,克服以罚代刑、打假不力的弊端另一方面要与质检、药检、卫生等部门加强协调配合,区别职能交叉的情况,对以工商部门为主的工作做到敢于负责、勇挑重担对于有主管部门负责,需要工商部门配合的工作,则积极参与、大力协助。

三是坚持标本兼治,重在治本,建立长效监管机制。第一,要突出工作重点,切实加大源头的治理力度。制假者和售假者分别是假冒伪劣商品的“源”和“流”,在流通领域中“断流”,可以有效地发现和堵住“源头”,从根本上杜绝假冒伪劣商品的泛滥。工商部门要进一步开展对假冒伪劣商品的“重点地区、重点市场、重点商品”的执法行动。集中力量严厉查处一批有社会影响的大要案,有力地震慑违法分子‘第二,要把好“市场关”,努力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严把市场准人关,对各类市场主体的资质进行严格审查,健全市场准人和退出机制,取缔无照经营等不法经营活动。强化流通领域商品质量监督抽查和市场检查力度。对在市场巡查和商品质量监督抽查中发现的违法单位和个人及时予以查处,加强日常监管。建立市场经营主体信用监督制度,对市场经营主体实施重点监管。严格规范市场经营主体的行为,指导、监督市场经营主体建立进货索票证制度,严格出库、上柜等内部管理制度,完善售后服务制度。健全消费争议处理制度等,真正做到商品来源清、流向明、承诺兑现,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口第三,要打帮结合,化劣为优。打假治劣不能只停留在“打”字上,特别是物产资源丰富生产技术落后的地区,最根本的是要强化“打”后服务,从财力、技术上给予支持,帮助他们创优。如果只打不帮,把目标定在停产上,只能治表不能治本,不仅使当地的资源优势得不到充分利用,也不利于发展企业和搞活经济,还会引起严重的对立情绪,一有机会就会刮回潮风,使打假治劣工作陷人“按下葫芦起来瓢”的被动局面。超级秘书网

第四,要罚赔并用,使不法分子在经济上占不到任何便宜,直到失去再作案能力。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查处制售假劣商品案件,如能罚赔并用,将大大增强打击力度。第五,积极采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手段,逐步建立全国打假网络处理系统,加强打假有关信息的分析研究,定期公布商品安全情况和假冒伪劣案件,及时发现侵害消费者权益和制假售假活动新的动态并采取相应对策和行动,强化市场监管,提高监管工作效率。

假冒伪劣产品处罚条例篇10

内容提要: 我国刑法在生产、销售假药罪和生产、销售劣药罪的规定中采用了二元划分法，但没有对假药和劣药的内涵作出明确界定，而是采用空白罪状直接援用我国药品管理法对假药、劣药的定义。该定义不能满足刑法打击假药、劣药犯罪的需要。面对假药、劣药犯罪多发的现状，有必要探究我国刑法对假药、劣药界定存在的问题与缺陷，并在比较与借鉴国外相关规定的基础上，建议取消生产、销售假药罪与生产、销售劣药罪的区分，将两者合并为一种犯罪，即统一规定为生产、销售伪劣药品罪，并规定统一的法定刑。

我国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条和第一百四十二条分别规定了生产、销售假药罪和生产、销售劣药罪，从罪状的表述上可以看出是采用了空白罪状，直接参照药品管理法第四十八条和第四十九条的规定。我国药品管理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假药：（1）药品所含成分与国家药品标准规定的成分不符的；（2）以非药品冒充药品或者以他种药品冒充此种药品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药品，按假药论处：（1）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规定禁止使用的；（2）依照本法必须批准而未经批准生产、进口，或者依照本法必须检验而未经检验即销售的；（3）变质的；（4）被污染的；（5）使用依照本法必须取得批准文号而未取得批准文号的原料药生产的；（6）所标明的适应症或者功能主治超出规定范围的。第四十九条规定：药品成分的含量不符合国家药品标准的为劣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药品，按劣药论处：（1）未标明有效期或者更改有效期的；（2）不注明或者更改生产批号的；（3）超过有效期的；（4）直接接触药品的包装材料和容器未经批准的；（5）擅自添加着色剂、防腐剂、香料、矫味剂及辅料的；（6）其他不符合药品标准规定的。可见，我国药品管理法把药品成分不符合国家药品标准的规定为假药，把药品成分含量不符合国家药品标准的规定为劣药，并采用列举的办法罗列了一系列认定假药和劣药的情形。

刑法按照药品管理法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规定，对假药、劣药进行的这种二元区分，虽然表面看具有合理性，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不难发现，刑法引用药品管理法对假药、劣药的规定既不科学，也不严谨，更难以操作，不利于实现对药品安全的刑法保护。2001年“两高”《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就曾涉及相关问题，但随着复杂多变的形势发展，该司法解释已经远不能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2009年5月“两高”又出台了《关于办理生产、销售假药、劣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但是该解释也只是从技术层面解决了部分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关于假药和劣药的区分与定性的合理性问题，因此，有必要对我国刑法中假药、劣药界定问题进行反思，并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

一、我国刑法假药、劣药二元界定之缺陷反思

（一）刑法对假药、劣药作二元区分不科学、不合理

首先，我国刑法对假药、劣药的二元区分并没有实现对其社会危害程度的合理划分。刑法以伪劣程度的不同将不合格的药品分成假药和劣药，从对生产、销售假药和劣药行为的定罪量刑之差异上足以窥见，在法律规定的潜意识中，劣药的社会危害性不及假药的社会危害性大，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假药和劣药的社会危害性往往难分伯仲，并且，生产、销售假药罪与生产、销售劣药罪两罪在罪名上虽只有一字之差，但在罪名的成立和量刑上却相差甚远。生产、销售假药只要“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就可以定罪且最高可以处死刑，而生产、销售劣药则需要“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才以犯罪论处，且最高刑是无期徒刑。社会危害性相当的两种行为不仅罪名不同，且构罪的要件和刑罚处罚都有所不同，此时刑法的罪责刑相适应原则难以得到体现。我国药品管理法以药品的伪劣程度对假药、劣药进行二元区分是不科学的，并没有实现对两种行为社会危害程度的合理划分，对假药、劣药制售行为的打击也有失公正。

其次，假药；劣药的二元区分所产生的实际结果违背了对假药、劣药进行划分的初衷。药品管理法将成分含量不符的情形界定为劣药，其本意是针对投料不足但差量极小的生产现象提出的。以某种药品为例，按照国家药品标准，其中某一成分的含量需要达到98％才算合格，而如果厂家偷工减料只投入了95％的该成分，因此造成剂量不足而使药效略有下降，那么这种药品就属于劣药。从这个角度看，该界定在行政法中，对于确保药品的质量是切实有效的。然而，由于药品管理法对劣药的含量是否符合法定含量的界限范围并没有作出具体的规定，使得一些不法经营者可能有机可乘。不妨假设一种较为极端的情形，如某药某成分合法含量为85％以上，但某产商药品根本不含有该成分，即该规定的成分实际含量为0％，毫无疑问该药属于假药。但是倘若不法商家为获得暴利同时规避法律，把这种药品的该成分变为2％，成分2％药品的疗效和不含该成分的药品疗效没有实质的差异，但在处断上则有很大的差别。含量为0％者属于假药而含量为2％者属于劣药，在构罪标准和追究责任时可能面临截然不同的结果。

最后，假药、劣药的二元区分也造成了实践中假药、劣药之间难以区分的情形，给司法实践带来了极大的不便。药品管理法通过列举的办法将假药与劣药的表现形式列举出来，但这些表现形式在假、劣药认定过程中容易出现竞合，使得具体的操作过程中难以进行区分与界定。例如我国药品管理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超过有效期的药品属于劣药，第四十八条的规定变质了的药品属于假药，但超过有效期药品性质区别很大，部分超过有效期的药品还处在药品稳定期内，没有失去药效或者还没有变质，但有一些超过有效期的药品已经变质失效甚至产生有毒有害物质。这样超过有效期的药品是假药还是劣药就可能出现竞合，即假如超过有效期的药品已经变质了，那么该药品既是药品管理法第四十八条所规定的假药又是该法第四十九条所规定的劣药。这里有学者指出可以采用法条竞合中重法优于轻法的原则来解决这个竞合问题，即当超过有效期的药品已经变质则适用重法以假药论处，若还处于药物稳定期内即还没有变质时则以劣药论处。⑴虽然原则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也带来了新的问题，一方面，该原则的适用使得法律对劣药情形中的“超过有效期的药品”这一情形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意义。另一方面，该处理原则在实际操作中给司法者带来了不便，对于绝大多数超过有效期限的药品是否已经达到变质的程度用肉眼是难以识别与认定的，只能通过一定的检测手段加以辨别，根据“两高”出台的《关于办理生产、销售假药、劣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是倾向于委托省级以上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设置或者确定的药品检验机构检验，这就给执法者带来了很大的操作困难，甚至各地标准或者检测方法的不同可能对变质的认定结论也会有所不同。

（二）药品管理法对假药、劣药的界定不严谨、不规范

药品管理法第四十八条和第四十九条采用列举的方法罗列了一系列认定假药、劣药的情形，但有些情形的规定和表述缺乏相应的严谨性和规范性。

首先，对假药、劣药概念及范围的规定不具体，不严谨，缺乏可操作性。具体体现为：一是关于假药中所规定的变质的和被污染的情形规定得不够具体。对于变质和污染达到什么程度没有作出明确规定，这种操作性不够强的规定往往只能流于形式，难以落实。本文认为此处应当对变质和被污染两种情形有一个定性和定量的指标，具体规定什么情形与什么程度属于变质和被污染的情形。此外，也有学者认为对于变质或被污染的药品属于按假药论处的药品，根据药品管理法第七十八条的规定，在处罚通知上必须载明药品质量检验结果是不科学的，应该直接将其规定为假药，而不是按假药论处；⑵二是我国药品管理法第十一条规定“生产药品所需的原料、辅料，必须符合药用要求”，但何为该法所谓的药用要求也没有具体规定，因此在缺乏法律解释的情形下，本条规定给实际操作带来了困难。三是我国药品管理法用于界定劣药的“含量不符”概念中的含量不明确，距离标准含量的多少并未给出具体规定，使得含量悬殊的药品可能定为同一种性质。

其次，对假药、劣药概念及范围的规定不够全面，存在法律漏洞。在明确假药的情形中第六项规定“所标明的适应症或者功能主治超出规定范围的”，在这当中只规定了超出情形而完全忽视了缩小的情形，在现实生活中确实超出情形更为普遍，但是缩小情形也不容忽视。现实生活中存在不少以缩小适应症或功能主治而刻意夸大某种特征或功能以达到强化目的的现象，其所大力宣传的可能并不是药品的主要功能而只是迎合了市场的需要。

再次，假药、劣药概念的表述不符合刑法严谨逻辑的要求。例如药品管理法第四十九条第五项规定：“擅自添加着色剂、防腐剂、香料、矫味剂及辅料的”属于劣药，同样是药品管理法第一百零二条还表述“辅料，是指生产药品和调配处方时所用的附形剂和附加剂”。附加剂是包括着色剂、矫味剂等除了主药以外的一切附加材料的总称，因而辅料与着色剂、防腐剂、香料、矫味剂是包容与被包容的关系，而药品管理法第四十九条在列举劣药的情形时把它们并列叙述，存在逻辑上的问题。

二、国外及国际组织关于假药、劣药之法律界定

世界卫生组织将假药定义为：故意或欺诈性地标错品种或／和其来源的药品。具有同类性质的产品、含有标准成分或不具有标准成分的产品、不具有活性成分或活性成分含量不足的产品以及伪造包装的产品都属于假药。⑶国际制药协会（1fpma）联合英联邦制药协会对假药进行了定义，认为假药是指故意或欺诈性地标错品种或／和其来源的药品。其中含有标准成分、不具有标准成分、不具有活性成分以及伪造包装情形都属于假药。⑷

此外美国、德国、加拿大等国家对药品的定义也比较科学和全面。以美国为例，在药品管理体制和法制建设方面具有丰富经验，有着药品监督管理方面完善的管理体系和法律制度，在世界范围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美国《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案》（fdca）经过多次修改，已成为世界上最全面的药品管理法律，其中有关规定我国可以予以参考和借鉴。根据美国《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案》的规定，所谓假药是指某种药品或药品的容器或标签上，未经授权，带有该药品的实际生产商、包装商或经销商以外的其他药品生产商、加工商、包装商，经销商的或与之相似的商标、商号或其他标识、印记、设计，因而错误地将该药品指向，或使得该药品被认为是由该其他生产、包装或经销商生产、包装或经销的。⑸美国的《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案》中把所有不合格的药品统称为假药，并且根据药品的实质问题和形式问题把假药划分为掺假药和冒牌药，即把内在质量存在问题的药品归为掺假药，而把药品本身没有问题但标签有问题的药品归为冒牌药。⑹

三、假药、劣药概念之统一与立法完善

从上述有关国际组织及美国关于假药的定义及范围的规定可以看出，我国与国外其他国家关于假药的定义具有以下几点不同之处：（1）假药的认定标准不同。我国的判断标准是国家药品标准，把药品所含成分或成分含量与国家药品标准规定不一致的认定为假药或劣药，而国外则把药品的标示与实际是否相符作为判断假药的主要标准。（2）两者关于假药所规定的范围不同，根据国外关于假药的认定标准，不仅包括实质的冒充还包括了商标、药品名称、标示、外观及包装等形式的冒充，而我国假药概念中的“冒充”仅指对药品的实质性冒充，我国关于假药所规定的范围比国外所规定的假药范围窄得多。（3）我国根据不合格药品的伪劣程度将不合格的药品分为假药和劣药两种，大多数国家并没有这样划分，而是根据不合格药品是外在质量不合格还是内在质量不合格将不合格药品划分为掺假药和冒牌药。两种划分方法相比较，虽然我国这种划分方法从制定者的原意来说，意图根据不合格药品对人体造成的危害程度来区分假药、劣药的不同惩处办法，从而达到有效惩处假药、劣药犯罪的目的，但是由于假药、劣药之间的界限难以界定，且二者的危害程度也难以明确，这就使得立法者的原意难以实现。而美国对于不合格药品的划分方法，由于划分标准清晰、思路清楚，便于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人员快速、有效地对不合格药品的属性进行判定，这对我国此类立法具有相当的借鉴意义。

基于此，笔者认为，在我国刑法中可以借鉴国外的相关规定，将假药、劣药两个概念统一起来，统称为伪劣药，不再进一步区分。刑法中对假药、劣药进行区分也是违背了该划分的立法初衷的。同时，国外相关立法基本上不区分假药与劣药，若我国对假药与劣药也不加以区分，可更好地与国际接轨，从而有利于开展司法协助等合作交流活动。我国目前对不合格药品的规定只限于实质的不合格药品，而没有包括形式上的不合格药品，因此没有必要把不合格药品再进行细分。因此，通过对假药、劣药界定的比较分析，笔者认为，在我国刑法中可以借鉴国外的相关规定，将假药、劣药两个概念统一起来，统称为伪劣药，不再进一步区分。

我国立法将不合格药品区分为假药和劣药两种，并且对两种犯罪分别规定不同程度的刑罚，其目的在于根据不合格药品的伪劣程度来界定其对人体的危害程度，以此划分不法行为责任的轻重，进而区分行为的罪刑的轻重。把假药、劣药都统一规定为伪劣药品，虽表面看失去了一种划分责任轻重的方式，但是根据药品的伪劣程度来确定不合格药品犯罪的危害程度并不科学，也不符合实际。因而将我国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的生产、销售假药罪与第一百四十二条的生产、销售劣药罪合并为一个罪名，统称为生产、销售伪劣药品罪，根据行为人的违法事实，参照情节的恶劣程度、对社会的客观危害程度、相对入主观故意程度以及违法行为被发现后的态度等要素区分刑事责任的轻重，进而区分量刑。这种方法较更为科学，避免出现轻罪重判或重罪轻判的问题，更能实现法律的公正性。

注释与参考文献

⑴邱雪兰、傅晓华、宋民宪、蒋学华：《假劣药定义的探讨》，载《中国药事》2008年第1期，第15页。

⑵参见于培明、黄泰康：《变质或被污染药品的法律处理探讨》，载《中国药事》2007年第3期，第160页。

⑶参见世界卫生组织官方网：general information on counterfeit medicines．http．／／www．who．int／medicines／services／counterfeit／overview／en／；最后访问日期：2010年3月14日。

⑷参见美国食品、药品、化妆品管理机构网：http：／／www．nafdacnigeria．org／identified．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0年3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