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宏观经济政策十篇

新的宏观经济政策篇1

    鉴于目前这种严峻的财政。宏观经济形势,我建议中央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以实现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型 :

    一 大幅增加科教投入,重视以增加新技术供给来带动企业投资,增加有效供给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因为一方面据有关'九五'科技攻关资料来看:中央财政投入53亿元,引导地方和单位自筹资金达176亿元,获国内外专利1300多项,累计创造综合经济效益4300亿元,其中直接经济效益950亿元,出口创汇23亿美元。照此来看,中央财政增加科技研究发展投入,比起基础建设来不但经济效益更好,而且更能带动民间资金跟上,因此的确值得大力增加,尤为关键技术的研发投入。另一方面根据熊彼得的经济周期“技术创新决定论”认为,大规模的技术创新浪潮是吸引企业投资,推动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的决定性因素。而同时我国在现实上也确有政府大幅增加研发投入的必要性:有关研究表明:由于我国企业的自主开发能力薄弱,造成工业产品的供给结构与市场需求结构不衔接甚至某些方面严重脱节,一方面许多产品供过于求,众多企业生产能力大量闲置;另一方面,市场需求旺盛的一些产品,我国产业又不具生产能力,只能靠进口。比如每年我国机械及运输设备进口额都占到工业制成品总额的一半左右,而我国的机械及设备产品的生产能力利用率普遍低于70%.因此政府除了增加国债技改贴息支出外,还应考虑大幅增加创新技术研究发展投入。其中除了组织国有科研单位针对企业的技术需要研究后再转让给企业外 ,还可通过各种有效途径方法鼓励支持企业进行自主创新知识产权的研发,以便最终促进企业的技术,技改投资,增加有效而促进经济回升。

    而另外加强中央财政对高等教育,义务教育等的财政支持,降低学生学费负担,不但可使居民将原用于交纳学费的部份收入用于即期消费,而且还能改善其对以后教育方面的支出预期而有助于促进当前消费。而同时大力加强职业培训,再就业培训等,则不但能提高我国职工素质,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也有助于促进再就业,解决结构性失业问题。

    二 从以基础工程设施建设投资带动经济增长转向以制度性建设来带动经济增长。

    1,进一步加快社保体系制度的完善建立。因为其意义不但在于社会稳定,改善居民的预期,促进当前消费而带动经济回升。同时还有助于减少对经济增长速度的依赖。因为据说经济增长速度要保证一定速度的原因,是为了保持及促进就业,而促进就业的目的是为了社会稳定。而加快建立起强有力的社会保障体系,则本身就直接有助于社会稳定,那么增长速度,就业水平低一些也就可能没多大关系了。而且以保经济增长速度来保就业,或许最终会像以前以保国企来保就业,保稳定那样被证明是缺乏效率,难以为继,最终不得不改的……因此还不如现在就及早调整政策,直接用部份国债资金用于扩大,加强社会保障(如扩大之民工),不要再浪费宝贵的资金去用于效益不佳的基础设施来保经济增长,就业了。而且这样做的成本更低:据最近的有关数据表明,3年5100亿的国债资金创造的就业岗位为500万人,每人每年的就业成本约为3万元左右,而现在下岗,失业人员的保障水平不过5000元左右,只有前者的6分之一。这样就意味着与基建相比,同样的国债资金除了能直接保障同样水平的人员的生活安定外,还能省下另一部份钱用于效益更好,作用更长远的教育,(尤为职业教育,再就业培训等),科技发展等等方面。而且这样更有助于解决城市的结构性失业问题。因此现在确应考虑及早调整未来国债资金使用方向,暂停效益不佳的基建项目的扫尾投入,以腾出资金来加强上述等方面,那么这种转型对于我国的可持续发展应是很有利的。当然同时也应注重改革传统社会保制度,以提高社保资金的使用效率,如我在“关于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信用保障体系”一文中的相关论述那样。

    2,大力支持农村税费改革的全面推进,建立起合理的新农村税费制度。以便减轻农民负担,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农村消费。虽然为了此需要消耗大量中央财政资金,但考虑到这一来有助提高政府威信,恢复民心,在政治上有好处,二来农村税费改革可减轻农民负担,加上其他有助于增加农民收入等措施,效应的配合,而有望启动农村消费,推动经济增长的话,则中央财政也是能从工业品销售增加等等中增加税收收入,而得到弥补的。因此是值得大幅增加此方面支出的。但当然在我看来现行的农民税费改革方案确应作出修改,以免增加中央财政不必要的负担,而影响了其他方面的发展。比如对于农村义务教育,这个农村税费改革中最大的阻力问题,我觉得就不必完全取消教育附加费而全由中央财政负担,这样就因中央财政没钱“买单”而使改革难以推进,农民负担反而难以迅速下降(这也是当前的情形),因此还不如大家合理分担,即不是取消教育附加费,而是降低一半,另一半再由中央财政负担,这样农民负担可快点减轻一点,中央负担又增加不太大,财政能承受得起,加上上述措施及其他措施的配合,则农村税费改革就可能取得突破,可以全面推进了。

    3,高度重视具有我国特色的社会信用保障制度的建立。因为我国以前在市场建设中比较重视的是各种要素市场的建设,却忽视了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信用经济,没有同步建起强有力的信用保障体系,致使现在社会上失信现象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发展。虽然政府也已开始建立中小企业信用体系等行动,上海也开始建立个人信用制度等了,但这些也只是分兵作战,不能完全满足社会对信用保障的需要。而现在因项目缺乏,国债投资增长乏力,同时因目前因居民对未来收支预期不良,投资者对未来投资收益预期不良而致民间消费投资不振而严重影响了经济增长。虽然政府也已采取了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但并未能很好地重振居民消费投资的信心,致使经济难以走出通缩形势。也说明以加快社会信用保障制度等促进消费,带动经济发展已成为当务之急了。因此我认为政府应转而高度重视通过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社会信用保障体系,通过设立政府担保基金等来为居民提供消费投资担保,而直接给人以消费投资的信心,以促进民间消费投资而启动经济的意义。而且从财政角度看,以设立担保基金来促进消费投资,比起通过大搞基础建设来带动投资促进消费,效果可能更好负担更轻。因为一方面担保基金的资金担保带动系数大,同时又不必现在就支付,只要等其贷款到期再视需要尽担保责任支付就可了,而有助于减轻当前财政压力。而且比起经济效益差的基础建设,资金有去无回,容易产生'豆腐渣'工程等问题来,只要未来经济确实回升,就业增加,个人收入增加,投资收益好,受担保者能自行还债,则政府就不需真投入太多钱去尽担保责任,而能减减轻财政负担,反而会因消费投资增加,税收增加等而受益。因此这比起以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来启动经济,更值得我国政府好好重视研究,以便开创出一条适应我国国情的新经济增长理论政策来。因此我建议我国迅速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覆盖个人,企业等各种信用交易如消费信贷,中小企业贷款等等的综合性的信用保障制度体系。(具体参考我的“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信用保障体系”一文 )

    4,加快研究建立新的国有企业经营激励约束监督制度。因为据徐平华的'中国经济驶入快车道尚需时间'一文中写到:当前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不足的主要根源在于作为中国经济主体的国有企业和城镇集体企业陷入严重困境,……其最根本的原因是体制因素,也即产权制度问题,但现在产权制度改革进展却比较困难。以往人们寄予厚望的承包制,股份制都没发挥出理想的效果。对此我认为国家或可向一条新思路去深入研究一下,或可使产权改革取得突破,解决国企及集体企业的经营激励约束监督问题。具体可参考“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新思路”一文。

新的宏观经济政策篇2

 

经过了13年漫长而艰苦的谈判，我国“入世”在即。中国“入世”谈判的承诺主要是两条，一是遵守世贸组织规则，二是开放市场。这些承诺具体地规定了中国融入全球化的步骤和路径，敲定了融入世界经济的时间表。由此形成的“倒逼”机制，将迫使中国相关的管理体制和政策必须强制性地向国际惯例靠拢，从而从制度层次上加快了中国参与全球化的进程。“入世”使中国走上了全球化的不归路。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承诺都有确切的时刻表，与中国具体成为世贸组织成员的时间无关，就是说，时间表是刚性的。例如，根据中美谈判的结果，工业品平均关税税率将在2005年降到9.44％，其中汽车2006年7月1日降到25％，大多数信息技术产品由现行的平均关税税率13％降到2003年零关税，化工品现行平均关税为10.57％，到2008年将降到7％。这正是“入世”所带来的紧迫感之所在，从这一角度讲，全球化对我国的挑战首先是通过“入世”具体体现的。?

 

 2，跨国公司的作用尚不明朗，民族工业又起争论

 

 “入世”使跨国公司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民族工业问题成为热门话题。?

 

跨国公司的迅猛发展，推动了全球序列的国际分工构架的形成,按照在这一分工构架中的位置，各个国家被区分为：新产品、新技术研制国——最重要的主机生产国——生产和加工装配国——原材料、人力供给国——市场销售国。世界性的产业重构和企业重组，就是这样从按地域和国家发展到了以全球为目标。在这样一个世界中，一个国家和民族由全球化获利的多寡由其在这一分工构架中的地位决定。因此，弱势国家很难在高层次的产业序列中同强势国家争高下，只能被迫在较低的层次中寻找自己的位置，并可能要长时间地忍受这种国际分工的安排（注：10）?。中国在国际经济分工中的位置是什么？在这个分工体系中，中国可能的最有利的角色定位又是什么？发展的趋势是什么？根据中国的比较优势，各个产业，各种产品，各个企业难以避免地要做出自己的选择。改革开放以来，世界最大的500家跨国公司中已有400家在中国设立了企业。跨国公司带来了资金、现代管理经验、管理观念和技术，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同样要正视跨国公司挤占中国市场，对本土企业的生存发展所造成的压力和冲击。到1997年，国内轿车制造业的100％、软饮料制造业的99％、胶片制造业的99％都有跨国公司的投资。方便食品和肥皂、洗衣粉市场占有率分别为87.7％和89％。一些行业、企业在与“洋”企业竞争中失利的报道，引致了“民族工业”这个老概念的复活。?

 

 “民族工业（企业）”近几年在媒体出现的频率日趋增多，但它不是一个经济学的规范概念，也不是市场经济通用的概念，从媒体登载的文章看似乎也没有一致认同的界定，一般中外辞典和经济学书籍中，都难以找到这一词条。《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卷》只有词条“民族资本(nationalbourgeoisie capital)”。其解释如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民间投资经营的资本主义经济。早期统称商办企业，与清政府和中华民国时期北洋政府的官办、官商合办企业相区别。稍后的文献中，它们又常被称为民族工业，以区别于买办性企业。民族资本一词应用稍晚，大体是相对于国民党政府的官僚资本而言，而非相对于外国资本而言；但民族资产阶级一词早见于重要文献，该阶级所代表的生产关系即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同时还指出：“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原来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转化为社会主义经济”（注：12）。显然，这是一个产于中国本土，且早已成为历史的概念。

 

但是目前广泛使用的“民族工业（企业）”显然不是这个意义，其实质，一是指产业或企业的“所有权”，即“国籍”问题；二是指非中国籍企业对中国长远发展和安全可能带来的影响。在生产全球化时代，界定企业的“国籍”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1993年世界投资报告》指出：“只要是由民族国家组成世界，即使这个世界存在着全球化的跨国公司与一体化的经济体制，无论对个人还是公司而言，国籍的概念就不会轻易消失。但国籍的作用却会变得不那么重要，除了在公司组建与法人资格方面确定适用的法律规则这一正式角色外，运用公司国籍作为公司划分依据的做法将会越来越少。”中国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这一概念的内涵更模糊。到中国投资的外商中相当部分是港澳台同胞，按理也应归为“民族工业”，但他们与大陆的“民族工业”又不一样，划作同类显然欠妥。

 

目前，有学者建议划分“民族工业”的标准，应按股权比例、经营决策权、技术控制权和产品增值比例等四项加以界定(注：13），但实际操作起来仍有困难。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各类产业、企业受跨国公司影响的性质和程度，对引入跨国公司的期望和要求差别很大，各类产业和企业的世界竞争力以及它们在国民经济和国家安全中的地位差别也很大，很难用“民族工业”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我国和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经验证明，跨国公司把技术和创新活动引入东道国，对东道国企业提高生产率的贡献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东道国自身的技术能力，即它能否掌握引进的技术并使之适应当地的条件（注：13）。

 

 3.“全球化”与“全国化”?

 

全球化的前提是国内和区域内资源的优化配置，最大限度地发挥国内和区域内的规模效益和分工效益，才能提高竞争力，也才能以最有利的态势与国际跨国公司竞争。世界银行的一个报告在论述国际竞争与国内竞争关系时写道：“国内竞争促进了创新与技术传播，尤其是在国内市场很大的情况下。”“最近对6个欧洲国家、日本、南朝鲜、新加坡和美国成功的工业进行的一项研究报告发现，国内竞争是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Porter1990年）。在日本，几乎所有跻身国际市场的主要出口部门都有许多国内竞争者。”“一些阻挠内部竞争的障碍——用发放执照来限制进入市场的规定，定价政策，有关破产和劳工法的规定，加上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往往使企业不愿进行技术革新（注：11）。”在实践中，我国竞争不足和过度竞争都同时存在着，但主要问题是竞争不足。我国统一的大市场还没有形成，行政分割仍然是资产重组、企业并购、资源优化配置的重大障碍。许多产业和企业不要说“全国化”，有的连“地方化”、“部门化”都难以做到，要形成我国自己的跨国企业还有许多路要走。因此，要加快改革和国内区域间的相互开放，要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商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以形成“全国化”的环境和条件。?

 

 4.更多的开放要有更有效的保护

 

世界银行在它的发展报告中这样描述贸易保护情况：“在工业革命前的若干个世纪，有些国家就已懂得保护国内市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工业国的平均关税降低到6%以下，但是从60年代起，采用其他保护性措施，如配额、补贴、资源出口限制以及反补贴和反倾销措施，已达到令人震惊的程度。”“在1966-1986年间，进口中受所有非关税措施影响的份额，美国增加20%以上，日本增加将近40%，欧洲共同体增加160%”。“在1980—1985年间，美国对农业的补贴增加了80%，加拿大增加了60%，日本增加了21%，而澳大利亚、加拿大、欧洲共同体和美国提出的反补贴和反倾销案件数目则增加1倍以上。”对此，世界银行不无忧虑地指出：“工业国在过去30年里增加使用这些措施的情况，为发展中国家采取报复性行动和以立法形式制定类似措施提供了令人不安的先例（注：11）。”这些话说明了两点，一是开放和保护从来就是同时存在、并行不悖的；二是随着国家竞争力和世界经济的变化，保护的手段和程度是变化的。最近，30名美国参议员写信给美国电信管理部门，反对德国电信公司收购斯普林特公司，理由是德国电信公司属国家控股公司，所以这一交易“违反”美国法律，并“威胁”美国安全（新华社7月3日电）。看来，问题不在于是否有保护，而在于怎样利用各种规则进行有效的保护，而中国却缺少有关的知识和经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国内市场将进一步开放，但并不是国门大开，不加设防。随着“入世”，改变了的是“游戏”的规则和裁判。因此，随着传统保护手段效能的急剧降低，必须代之以其他符合规则的措施和手段，包括技术壁垒、环保壁垒等。当然，最有效的“保护”是帮助和督促企业迅速提高国际竞争力，毕竟，今日世界仍然是强者纵横的天下。?

 

 5.全球化与新经济?

 

 “新经济”是与全球化紧密相连的一个现象。美国《商业周刊》曾载文称：“美国经济已从工业经济时代迈向新经济时代”，认为“新经济就是建立在信息技术革命和全球化大市场基础上的经济”。美国进步政策研究所的报告也指出：“在新世纪的黎明之时，美国经济正在经历着一场根本性的转变。这一转变外在的明显标志植根于革命性的技术进步，包括了高性能的个人电脑，高速通讯与互联网。在过去15年来这些因素所形成的市场环境及其他发展有着各种不同的名称，如“信息经济”，“网络经济”，“数字经济”与“风险社会”等。把这些包捆在一起，常常被简称为“新经济”。美国商务部的报告认为：“自1995年以来，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增幅平均达到2.8%，比1973年到1995年间的1.4%提高了1倍，其中一半以上归功于信息产业。6月28日《日本产经新闻》发表题为“世界认可新经济理论”的社论，说：“国际社会承认了以信息技术为工具，提高生产率、提高增长力、实现低通胀的新经济理论。”新经济的出现，给全球竞争带来新的内容，也给其他各国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思路和机遇。但是，新经济是建立在高度成熟的工业化和市场化基础上，是在强大的实物经济基础上发展，在信息技术获得普遍应用基础上运行，并在全球市场上进行竞争并获利的。而这几点恰恰是我国缺欠，正在努力完成的任务——即完成传统工业化的任务，加快基础设施和城市化的进程，加快改革以尽快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无疑，这些任务无法超越，由此而产生的发展阶段上的差距正是中国在全球竞争中处于弱势的根本原因。要缩短这一差距，不仅需要正确政策和战略，加快科教兴国战略的落实，提高创新能力。还需要努力加快改革，缩短转轨的过渡期，创造更完善的制度和环境，以利于“新经济”在中国的兴起。

 

 6.以全球思维确定新的经营战略思想。?

 

全球化直接影响着世界格局和竞争态势，要利用好全球化的机遇，趋利避害，减少风险，建立和保持国家和企业的竞争优势，必须要制定相应的国家全球竞争战略和企业竞争战略。这一战略所涉及的内容，至少应包括：对我国各产业竞争力现状的估价，优势、趋势及风险分析，世界竞争态势分析，战略竞争和联合分析，各产业在世界分工体系中的定位及目标，开放条件下企业和产品发展战略，国家重点产业及关键技术的发展，提高和保持国际竞争力的政策体系等。近年来，我国已陆续提出了相关的措施，例如，争取“入世”，积极参与全球化的政策，“走出去”战略等都是应对全球化的战略决策。全球化已经在为世界资本创造了更广阔的竞争环境，中国企业也要以全球思维确定新的经营战略思想。?

 

新的宏观经济政策篇3

如何认识我国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的合理性与可行性?以下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进行一些初步探讨。

在宏观调控中选择何种手段、何种政策。需要根据我国的客观实际状况来决定。土地政策是一定经济发展时期有针对性的宏观调控手段

为了实现对我国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目的，可以采取法律手段、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等多种调控手段，具体化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土地政策等。选择何种手段、何种政策需要根据我国的客观实际状况来决定。土地政策是作为宏观调控的手段之一参与宏观调控的。从近年来参与宏观调控的主要土地政策的内容看，土地政策主要是行政手段。

1．土地政策是实现宏观调控目的可行的手段

由于货币政策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市场主体要有灵敏的反应度，比如利率提高后，企业就会明显降低资金需求。但在我国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因为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甚至包括不少民营企业)对资金的需求经常是不计成本的。另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间接调控的有效性，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和投资过热的形势下也并不明显。同时，我国部分行业的投资过热很大程度上是地方政府，或者说是地方政府与民营企业共同“制造”的，对于企业行为，采用财政或货币政策可能产生较大的影响，但规范政府行为，行政手段可能更奏效。所以在我国要实现宏观调控的目的，运用土地政策更合理。

其实，土地政策是在部分行业投资过热已经相当严重。而各种相关经济手段没有明显奏效的情况下，不得已而采用的。因为没有土地，任何项目也不可能启动，所以对土地供应进行调控，能够获得比较高的调控效率。截止到2004年8月，全国共清理出各类开发区(园区)6866个，规划面积3．86万平方公里，超过2003年底全国现有城镇建设用地总面积3．25万平方公里。这一方面表明土地供应得到有效的控制，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对盲目投资产生了釜底抽薪的效果。

应该看到，运用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是我国社会主义土地制度的一项优势。我国实行的城市土地国家所有、土地用途管制、农地转用、建设用地统一供应等制度，使政府对土地市场有较强的调控能力，可以通过调节土地供应总量、安排不同的土地用途来抑制或鼓励市场需求，有效地引导投资、消费的方向和强度，实现经济运行调控的目标。

因此，根本的问题是端正目的，明确目的。当前，宏观调控就是要抑制经济运行中不稳定、不健康的因素，加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薄弱环节，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只要大目标、大方向正确，是围绕着宏观调控的目的，就应当解放思想，放开手脚，大胆尝试一切手段，进行创造性思维与实践，而不要纠缠于到底是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还是行政手段?是宏观手段还是微观手段的无谓争论之中。

2．对土地政策与宏观调控的辩证认识

目的与手段是相对的，在一定条件下是手段，在另一条件下可能是目的。比如，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时，宏观调控是目的，而土地政策是手段。而为了达到经济协调健康发展的目的，宏观调控又成为了手段。另外，宏观调控在一定意义上讲，就是要调整和控制劳务的总量和产出的总量。所以，土地资源本来就符合宏观调控的范畴，至于把土地作为宏观调控手段还是宏观调控的目的，在不同的情况下可以灵活设定。

当前应该关注的焦点是，如何运用土地政策进行宏观调控?有专家提出：首先应该对宏观经济形势有准确的分析和判断，这是运用土地政策参与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前提和基础。其次要认真研究运用土地政策参与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内容和重点，如：建设用地总量的调控；土地供应结构的调控；对不同区域土地供应进行调控等。再次要准确把握运用土地政策参与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力度。最后要建立适应土地政策参与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工作机制和管理体制，即要建立土地政策与产业政策、货币政策、财税政策既相互配合又相互制约的宏观调控机制。

总之，土地政策是在一定经济发展时期有针对性的产物。随着经济的发展，在宏观调控中又会出现新问题，针对新问题必须制定相应的新政策供宏观调控应用。新政策中可能包括土地政策，也可能不包括土地政策。所以，从制定土地政策进行宏观调控，到针对调控中的新问题制定新政策进行新的宏观调控，反复循环，向前发展，确保达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这就是土地政策与宏观调控的辩证关系。

土地政策在不同阶段具体化为不同的手段，即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两者可以相互转化

土地管理手段主要有三类，即法律手段、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该多采用法律手段、经济手段，但各类手段不是孤立和静止不变的，相互之间有联系，并可以动态地相互转换。以下以农村土地家庭联产承包政策为例，简要分析土地政策在不同阶段作为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的状况，以及两种手段之间的相互转化。

新的宏观经济政策篇4

有关宏观经济学管理论文范文一：创新性宏观经济管理论文

摘要：综上所述，宏观经济管理是一个国家经济正常有效运行的重要保障，是国家政府组织工作能力的体现，是对国家经济调控能力和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重要保证。

关键词：创新性;宏观经济;管理

一、加强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作用

我国现在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始终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即以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的经济为主体，鼓励支持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不仅使我国的经济体制不断进行着改革，各个企业的内部也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目前我国企事业的部分职能和权力非常不一致，公有制的企业被归纳到市场体系中运行，即使对公有制企业的发展政策有了进一步的放宽，但是因为不能拥有完全的生产资料，使得国家对公有制企业的各种决策还有一定的干扰作用，所以增强对宏观经济的管理对我国的经济制度的维护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加强宏观经济管理创新的措施

(一)明确宏观经济管理的创新方向

在加强宏观经济管理的过程中，要设立一个目标，根据目标制定相关的政策，目标的创新对市场宏观经济的管理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宏观经济的管理目标是评定宏观经济管理工作是否到位、国民经济运营是否达到目的的重要依据。

1.要有效地选择宏观经济管理的目标

市场经济不断地发展与变化，各个企业的经济管理目标也有不同。例如，经济增长速度太快，那么制订的宏观经济管理目标就是使经济经济的增长速度得到一定的控制;经济发展的速度较慢时，经济管理的目标就是要促进经济的增长，使经济有更进一步的发展。加入WTO后，我国对宏观经济管理有了新的目标，就是保持我国整体经济发展的稳定性，从多方面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

2.要从经济管理的主体方面着手

在宏观经济管理上要不断创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不断发展，经济管理体制不断完善，居民的消费水平也不断地提高，经济管理就要合理地控制经济的发展速度，使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呈现平稳的趋势。

3.在与外国的经济交易上

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一定要注意两点：一是进出口的比例一定要合理;二是对进出口环境的优化，进出口环境的改善为我国与外界的经济交易提供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二)加强政府宏观经济管理措施的创新想

要实现经济管理目标就要在宏观经济管理的过程中采用一些政府宏观经济管理的手段。利用在经济上的不断创新，借助媒体的广泛宣传，发挥行政部门的执法监督作用，运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这些都是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手段。

1.中国是一个法治国家，宏观经济管理更需要法律的维护。想要使我国的经济正常运行，使社会主义经济稳步增长，就必须依靠法律。

2.要加强政府宏观经济管理措施的创新，法律是最重要的依据，用法律的手段来解决一些重要的行政和经济上的事务是所有法治国家采取的主要手段。3.科技对经济建设非常重要，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科学技术有也了进一步的发展，想要与世界经济同步发展，就要重视网络对经济管理的重要作用，在网络上创建经济管理机构，加强网络经济管理体系的升级与建设，使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在制度上有更好的发展。

(三)政府宏观经济管理的主体

创新加强政府宏观经济的主体创新是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机构是观经济的主体，依法行使经济管理体系对其赋予的权利和义务。政府宏观经济管理的创新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组织整体上的创新，另一个是执行人员的创新。

1.组织上的创新

就是对政府所有部门的职责改革，以及对政府各个部门的办事能力和规模的协调。目前我国政府经济管理的主要目标是对市场运行进行监管及维护，不再下发更多的指令来干预市场的管理，使市场在一个自由的环境下更好地发挥自身的调节作用。所以说，好的管理体系对宏观经济有着良好的促进作用。

2.想要更好地实现政府在宏观管理体系中角色的转变

就要实行行政和企业分开的原则，正确认识政府的职能，更好地完善政策和决策系统。3.在宏观经济管理的过程中，要协调好各个部门的工作，确定各部门的最低权限，不能出现交叉管理的现象，最后形成一个步调统一、分工明确的政府组织。

三、结论

综上所述，宏观经济管理是一个国家经济正常有效运行的重要保障，是国家政府组织工作能力的体现，是对国家经济调控能力和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重要保证。在改革开放和WTO的双方面促进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了更大的发展。综合国力的竞争的日益激烈，直接导致了国际和国内市场经济的复杂多变性，经济管理的观念和手段一定要创新，网络体制的广泛使用更明确了各个部门的职责，必须不断提高执行人员的整体素质，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保障。

参考文献

1 、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实现我国宏观经济管理职能的根本转变彭夏康;广西质量监督导报1997-06-15

2、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与宏观管理关于中德第六次经济发展与管理研讨会的报告魏礼群;利广安;计划经济研究1993-02-24

有关宏观经济学管理论文范文二：西方国家宏观经济管理论文

摘要：历史和实践证明，市场经济调节有其不可避免的缺陷，加强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对于保证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西方国家;宏观经济管理

一、西方国家宏观经济管理模式概述

1.历史演变

西方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思想主要来源于凯恩斯主义，在1938年经济危机后得到了持久的发展。特别是在二战以后，西方国家都摒弃了市场经济自由放任不干预的模式，并逐步加强政府的宏观管理。本文将从以下两个阶段来具体分析：

1.1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

二战后，西方国家的经济大多都受到了重创，因此政府都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多方面的宏观管理策略以刺激经济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实行积极宽松的货币政策。一方面，西方国家通过控制货币发行量以及调节存款准备金率等措施来刺激投资和出口，从而达到拉消费、促发展的目的;另一方面，也积极采取措施控制价格的稳定，这也是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之一。德国在这一点上就做得很突出，其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就保持了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其次，实行扩张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对应的，西方国家都采用了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财政支出和税收杠杆来调节社会总需求，美国在这一时期就通过扩大财政支出来刺激消费，保障就业。最后，综合手段并行使用，同时保证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宏观经济管理包括诸多方面的内容，西方国家都十分注重社会福利体系的建设，这也是调节社会需求、解决社会矛盾的一个重要手段。此外，西方国家还通过调整外汇汇率和出口价格等方式来维持国际收支平衡。

1.220世纪70年代至今

由于长期实行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导致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大部分西方国家都普遍面临经济发展停滞乃至负增长的局面，凯恩斯主义也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因此，西方国家不断完善宏观经济管理模式，这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严格控制货币供应，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之前的货币政策虽然有效地刺激了消费，带动了经济的发展，然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货币贬值、物价上涨。因此，这一阶段的很多西方国家开始减少货币的供应量以抑制通货膨胀的局面。其次，实行稳定、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长期实行扩张的财政政策会导致国家的财政收支严重不平衡，这也是很多西方国家，如美国、意大利等在这一时期所遇到的问题，因此，采取紧缩的财政政策可以摆脱收支赤字的困境，实现经济稳定发展。最后，适当放松政府对市场的管制，在价格变化、汇率调节等方面实行间接控制，充分发挥市场规律的作用。

2.模式比较

虽然西方国家在历史文化背景、经济发展现状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在宏观经济管理模式上也有一定的相似之处。首先，从共同点上说，有以下两个方面的表现：其一，宏观经济的管理内容和方式上有一些共性，具有预测性和灵活性。例如，西方国家的经济计划实质上只是根据市场发展趋势来作出相应的预测，并将宏观经济的发展目标与市场行情结合起来。其二，西方国家大多采用的宏观经济管理手段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也即通过控制货币发行量、财政支出以及税收政策等来调节市场资源的配置。其次，从差异性上来说，有以下两个方面的不同：一方面，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有着各自的特点，例如，美国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就极力推行经济自由主义，即政府放松对市场的控制，减少对经济主体的干预。再如，欧洲国家向来注重社会福利的建设，强调政府社会职能的实现，因此，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更为和谐稳定。另一方面，西方各个国家因其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有所不同，因此在具体的税收政策、价格政策上也存在着某些差别。

3.特点分析

通过上文的叙述和分析，笔者总结出西方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几个特点：首先，全局性和利益性。一方面，政府所采取的经济管理手段都是从国民经济发展的大局出发，立足于整个市场体系;另一方面，政府的社会福利政策、就业政策等都是以追求国家和公民的利益为目的。其次，法制性和系统性。一方面，西方国家注重经济管理手段的规范化，一般通过法律来具体施行;另一方面，伴随着市场体制的逐步完善，很多西方国家都采取系统化的政策来维护好市场秩序。

二、西方国家宏观经济管理模式的实践

1.美国的宏观经济管理模式

美国素来有崇尚自由的传统，政府对国家宏观经济的管理力度也相对较小。美国通常在出现经济危机后会对国民经济进行一定范围的间接调控，例如罗斯福新政。再如，2008年金融危机后，奥巴马就签署了金融改革法案来扭转忽视监管的政策导向。笔者认为，美国的宏观经济管理模式有以下三个层次的内容：首先，相对于其它西方国家，美国政府对市场的管控范围较小，主要集中在国际贸易、农业等领域。其次，重视财政政策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的作用。例如，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通过减少军用物资的投入来改变财政赤字的窘境;再如，二十世纪初，政府通过减少税收来刺激消费，拉动内需。最后，重视产业结构的调整，美国通过价格机制来平衡产业比例，也取得了较大的成效。

2.德国的宏观经济管理模式

德国向来是一个追求严谨的国家，因此，其一般采取较为中和的经济管理手段，既保证经济的自由和竞争，也促进德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其宏观经济管理模式的特点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充分保障市场在严格的秩序中自由竞争。德国有着十分完善健全的财政监督机制和银行监管制度，有效地避免了市场运行的混乱和无规则，也保证了经济的健康发展。其次，重视货币政策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的作用。德国的中央银行独立于政府，能够有效地根据市场运行情况来制定科学的货币发行计划，从而最终实现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目标。最后，从长远利益出发，努力在效率与公平之间寻求契合点，如德国现行完善的社会福利政策和收入的跨区转移制度等。3.法国的宏观经济管理模式。法国是一个开放自由、包容性较强的国度，因此，其宏观经济管理模式也体现出多种经济学派理论融合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形成了直接调节和间接调节的双重管理模式，通过政府采用多种手段来整合配置社会资源。其次，施行指导性的计划，例如法国近年来的经济刺激计划等。最后，宏观经济管理模式具有稳定性和持续性，但也不是一成不变，不同的政府也是在继承中不断发展经济管理手段和模式。

三、结语

历史和实践证明，市场经济调节有其不可避免的缺陷，加强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对于保证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当前，每一个国家的政治背景和经济发展水平都存在着很大的区别，因此，政府应当在充分考虑本国国情的基础上来制定科学宏观的管理策略，实现国民经济的稳步持续增长。

参考文献

新的宏观经济政策篇5

近半年来宏调的新取向与新风格，正在引导市场主体对宏观经济与政策环境预期形成方式发生变化，并会对后续改革与长期增长前景产生重要影响。 调整背景下增速减缓

上半年宏观经济运行，仍延续过去两年以来调整深化与增速走缓态势，不同宏观指标呈现某种发散情况。具体运行特点可从几组宏观数据指标及其对比关系中得到粗略观察。

一是上半年7.6%经济增速低于年初市场预期。如一季度7.7%增长率低于“朗润预测”8.15%预测值，二季度增速7.5%低于“朗润预测”7.95%预测值，显示宏观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不过货币和融资增长速度不低。上半年M2增速为14%，信贷余额增长率14.2%；社会融资总额增长10.15万亿元，同比多2.38万亿元。据央行二季度货币政策报告，6月份非金融机构及其他部门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6.91%。经济现状与流动性陷阱相距甚远。

二是工业品生产者价格指数增长率为-2.2%，其中生产资料工业品价格指数下降3%，尤其是采掘工业生产者价格下降6.9%，反映对早先资源性商品价格大幅上涨的回调。不过生产者价格中的生活资料的生产者价格指数为0.4%，其中衣着生产者价格上涨1.3%。上半年农产品生产者价格指数上升1.5%，居民消费价格上升2.4%。总体而言，宏观经济并非处于通货紧缩状态。 近半年来宏调的新取向与新风格，正在引导市场主体对宏观经济与政策环境预期形成方式发生变化。

三是工业增加值增速回落到9.3%相对偏弱水平。工业内部不同行业增速差异较大，如铁路、船舶等运输设备制造业仅增长2.2%，发电量和原油加工量分别为4.4%和4.1%，但是汽车产量增长15%以上，化工部门、钢材生产、有色金属仍保持在10%及以上增速，产品销售率维持在97.5%较高水平。另外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20.1%，尤其是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投资增速较高，分别为33.5%和23.5%。第二产业投资增速较低为15.6%，显示在目前宏观周期较低位运行阶段，某些工业行业产能闲置率上升并经历去库存化过程。

四是实际消费增速为12.7%。在官方整顿“”与遏制公款高消费取得明显成效情况下，消费这一不俗增速显示尽管城市居民收入增速暂时下降，居民消费增长受自身平滑效应影响并不太大。值得注意的是：房地产市场量价齐增：今年上半年房地产销售面积5.1444亿平方米，比去年同期3.9964亿平方米同比增长28.7%；上半年商品房均价简单均值为6304.2元，比去年同期5620元增长约12.2%。

五是虽然总需求增速偏弱，劳动市场运行尚属平稳。大学生就业等劳动市场结构性问题持续存在，不过非农就业总量仍在增长。人社部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城镇新增就业人数725万人，同比增长31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低于4.6%。今年一季度全国劳动市场求人倍率仍在超过1水平上小幅上升。

2012年二季度以来，经济增速除去年四季度反弹到7.9%，其余四个季度大体在7.5%上下波动，显示宏观经济仍处在增速较低位盘整阶段，并面临边际下行风险。不过上半年经济增速位于政府7%底线以上，总体仍处于平稳增长区间以及各方大体能接受范围。 双重导向的宏调政策

新领导层就任后，反复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对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决定性意义，并多方阐述与展现力推改革的理念与决心。与此同时，顶层积极谋划设计长期改革计划，同时在取消审批事项、推进新型城镇化、放宽民营资本市场准入等方面迅速推出改革政策。改革举措完善体制利在长远，不过在目前宏观环境下不少改革政策也有发挥提振需求的短期积极效果。

4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提出“宏观政策要稳住，微观政策要放活，社会政策要托底”。与这一基本方针相一致，新政府宏观金融政策逐步展现双重求稳导向：一方面短期求稳，即稳增长、守底线，力求让经济运行保持在政策目标范围之内。另一方面长期求稳，即防风险、重稳健，坚持盘活存量和用好增量的稳健货币与金融政策。双重导向凸显新政府宏调政策的新思路和新亮点。

去年二季度GDP增速回落到7.6%，上届政府宏调政策适时转向稳增长。去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稳增长作为2013年基本工作任务之一。4月2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明确提出：“经济增长动力仍需增强”；“要着力释放内需潜力，大力发展绿色消费和服务消费”。新政府就任后，继续以稳中有进、稳中有为作为宏观经济管理总基调，出台了一系列稳增长的宏调举措。

例如6月2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快棚户区改造，决定今后五年再改造城市和国有工矿、林区、垦区的各类棚户区1000万户，其中2013年改造304万户。又如7月2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实施“宽带中国”战略，要求年内发放4G牌照，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基础电信运营市场，力争实现今后三年信息消费规模年均增长20%以上目标。再如7月2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推出免税、贸易便利化、加快西部铁路投资等具有稳增长效果的政策。

为更好发挥金融支持经济发展作用，7月1日国务院办公厅“金融十条”，稳增长是重点目标之一。如强调要“提高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的信贷可获得性，进一步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要求“力争全年小微企业贷款增速不低于当年各项贷款平均增速，贷款增量不低于上年同期水平”。同时要求“进一步发展消费金融促进消费升级”。

在7月16日经济形势座谈会上，总理集中阐述稳增长与宏调区间管理关系。他强调当经济运行逼近上下限时，宏观政策要侧重稳增长或防通胀，使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既不能因经济指标的一时变化而改变政策取向，影响来之不易的结构调整机遇和成效；也不能对经济运行可能滑出合理区间、出现大的起伏缺乏警惕和应对准备。

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肯定，“上半年主要经济指标处于年度预期目标的合理区间，经济社会发展总的开局是好的。”同时要求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大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积极释放有效需求，推动居民消费升级，保持合理投资增长，积极稳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保增长是近半年来新政府宏调主轴之一。然而新一轮宏调与刺激政策显著不同：稳增长不再走货币放水、信贷扩张、过度依靠扩大负债与政府投资老路。在千方百计稳增长同时，货币金融政策坚持适度稳健与防治风险方针，审慎管理货币信贷总量增长。宏调这方面新取向，集中表现为高层不断强调的盘活货币存量、用好信贷增量的方针。

5月13日总理就指出，“在存量货币较大的情况下，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速较高。要实现今年发展的预期目标，靠刺激政策、政府直接投资，空间已不大，还必须依靠市场机制。” 6月8日再次要求“通过激活货币信贷存量支持实体经济发展”。6月1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用好增量、盘活存量。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支持“盘活存量、优化增量”方针。

坚持货币金融总量稳健前提下，政府有关部门采用多方面措施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例如针对近年银行理财产品规模快速扩张存在的问题，3月25日银监会“8号文”规范治理。针对少数行业早先过度扩张导致目前产能过剩以及财务困难与金融风险的问题，政府不再制定行业振兴计划加以救助，而是在保持货币信贷总量稳健增长前提下，引导企业、地方更多通过市场机制应对与化解。另外针对地方融资平台快速扩张可能存在局部风险聚集情况，政府审计部门8月1日开始对五级政府性债务进行审计以求准确摸清情况，体现决策层对金融风险既高度重视又审慎应对的政策立场。 调整阵痛来自何处

经济增速趋缓引发各种要求政府放松货币与刺激经济的诉求。经济增速走低确实带来困难，问题在于目前经济增速趋缓主要不是宏观政策过于严厉与紧缩的结果，而是对早先过度扩张累积高杠杆与风险因素进行必要调整的产物。货币放水与大手刺激虽能暂时舒缓阵痛，然而不能根治并会加剧现有深层矛盾，不利于长期经济回归内生可持续较快增长。

目前宏调政策大体属于中性与温和积极类型，本身并不具有紧缩效果。从财政政策看，今年预算内财政收支赤字规模比去年增长8.56%。中央政府代地方发债与地方自行发债规模增加到3500亿元。从货币金融政策看，上半年广义货币和信贷增长率在14%上下，社会融资总额增速较快，总量关系体现稳健中性特点。上半年房地产“量价齐增”，从一个侧面显示经济整体不存在所谓“钱荒”。政府千方百计稳增长，尤其显示宏调政策温和积极取向。

在正常情况下，这样中性与温和的积极宏调政策，应足以使经济运行接近潜在增速水平。目前经济增速趋缓并非宏调政策过于紧缩所致，而是宏观金融调整规律使然。我国新时期开放景气增长取得巨大成就，同时也因种种体制和政策不完善原因，在少数局部领域积累了一些高杆杠与高风险因素。经济扩张阶段“山高月小”，风险似乎不足为虑；经济调整时“水落石出”，问题逐渐呈现出来。

例如地方政府平台债务规模增长偏快蕴含风险。审计署6月对36个地方政府本级财政需要负责的债务规模审计结果，显示地方债务总量规模仍在较快扩大，已出现一定比例“借新还旧”、土地财政入不敷出等方面风险因素。又如各类理财产品过快扩张与“借短投长”期限错配成为金融风险潜在来源之一。钢贸、光伏等少数行业，先前过度扩张或违规借贷，现已面临风险暴露情况。个别资源型城市在前些年资源景气时期大手花钱上项目，近来相关市场行情重回平淡后，地方财政面临入不敷出困境。

对高杠杆风险以至泡沫因素当然需理性看待。高增长不可能四平八稳，难免出现高杠杆风险因素，不用大惊小怪。不过也应看到过度扩张与累积金融风险的负面影响。它们不仅会增加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还会加大盘活货币存量的困难，如同经济肌体存在的局部病灶不利于经济回归内生快速增长状态。

加强财政金融纪律，主动治理金融风险，是宏观经济可持续增长规律的客观要求。我国改革开放时期三次调整与整顿，都是在货币信贷和总需求过度扩张不可持续性显现后，决策层顺应经济规律主动或被动进行调节的过程。虽然历次调整细节得失有待具体分析总结，然而总体上调整整顿是宏观均衡与经济可持续规律发挥作用的结果，由此加强的宏观财金纪律作用是经济长期持续高增长的必要条件之一。

目前我国经济仍处于较快成长机遇期，少数局部范围高杠杆高风险因素仍处于可控状态，新领导层直面风险、主动调整、及时防治，无疑是正确而合理的选择。

此外还有两点原因，也对目前经济增速产生抑制作用。一是从外部环境看，全球经济仍在经历深度调整，主要发达国家总体上都处于危机后经济增速趋势下降状态，对我国出口增长产生不利影响。今年上半年出口增长率位于10.4%较低位水平，外需动力不足制约国内增长。二是改革滞后和政策扭曲带来抑制增长效应。过去一段时期宏调政策过多依赖产业政策，面对货币扩张带来的宏观偏热与通胀问题，左一道右一道投资管制措施客观上对民营经济投资和创新活力产生抑制作用。对此应通过深化改革与实施贸易便利化等措施加以应对，货币信贷“大水漫灌”并非对症良药。 宏观形势与政策前瞻

美国经济学家欧文·费雪说过：宏观经济领域“所能观察到的真实历史事件总是波长与振幅各异的各个周期性变量（加上当时的各个非周期变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当下宏观经济运行特点，显然也由诸多周期与非周期变量共同塑造而成。目前调整不仅是对早先超常刺激措施遗留效果的回应，也是上一轮开放景气扩张所积聚内在张力的后续释放。不仅如此，我国潜在供给增速趋势性走低，主要发达国家陷入增长困境的外部环境特点，我国领导层新老交替对重估政策目标优先顺序带来的机遇，都会对经济运行与宏调政策产生影响。

基于上述粗线条观察与分析，可以对宏观经济和宏观调控政策后续走势提出几点推测与展望。

第一，未来除非发生难以想象的情况，中国政府应不大可能再次出台货币信贷宽松的强势刺激政策。新政府近半年宏观调控实践的明确指向，从一个侧面或许可解读为是要提示与说服市场接受这一政策预期。6月“钱荒”事件显示，相反预期甚至博弈策略可能会面临较高政策风险。

新的宏观经济政策篇6

【关 键 词】宏观经济/宏观调控/宏观经济调控法……

宏观经济调控法是国家宏观调控体系的核心。在贯彻宪法关于“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以来，我国的宏观调控立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目前尚缺少一部统率各层次和各门类宏观调控法律法规的基本法。因而无法从法律上确认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宏观经济调控权”，无法集中规定宏观经济的调控原则、调控主体、调控客体、调控程序、调控责任和宏观经济争端解决机制等基本问题。为使我国现行宏观调控法律法规系统化，确保国民经济健康、快速和持续增长，迫切需要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宏观经济调控法》（以下简称《宏观调控法》）。

一、《宏观调控法》是实现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法

法是贯彻和实现政策的有效手段。从各国的实践看，每项重大的宏观经济政策都有法律作后盾。

货币政策是宏观调控的重大宏观经济政策。在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为了保障其货币政策的实施，大都制定了反映该国政策的金融法规。如美国1913制定了《美国联邦储备法》（即中央银行法）；英国1979年制定《英格兰银行法》；日本1942年制定《日本银行法》；德国1957年制定《德意志联邦银行法》；新加坡1970年制定《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法》等。

财政政策包括财政支出政策和财政收入政策。国家通过扩张性或紧缩性财政政策的不同影响，作用于经济运行，起着某种自动抑制社会总需求过分扩张或收缩，促进社会经济稳定的基本功能。世界各国普遍重视财政法的宏观调控作用，都制定有预算法、税法等，有的国家还制定了《财政法》法典。

此外，各国还通过制定产业规划法和价格法等贯彻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

在我国，近年来国家制定的《预算法》、《中国人民银行法》（即中央银行法）、《税收征管法》、《价格法》等各单项宏观调控法律，在贯彻和保障宏观经济政策的实现，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仅靠各单项宏观调控法律还不能处理和保障各项宏观经济政策之间的相互配合问题，难以克服政策之间的相互矛盾，难以避免“一脚踩油门、一脚踩刹车”的自我较劲现象。因此必须有统领各单项宏观经济法律的《宏观调控法》。

二、《宏观调控法》是处理重大经济关系的法律依据

同志关于《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一文中，针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搞现代化建设所遇到的涉及全局性的新矛盾和新问题，明确提出必须处理好的带有全局性的12项重大关系。如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速度和效益的关系、第一、二、三产业之间的关系；经济建设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等，都是涉及到全局性的新矛盾和新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的解决，迫切需要制定《宏观调控法》。这样，在处理重大经济关系就有了法律依据。

三、《宏观调控法》是解决部门、地区之间利益冲突的法律准绳

中国国情的基本特点之一是地区差异大，经济发展不平衡。1995年9月，中国政府明确提出“坚持区域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的方针。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要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正确处理全国经济发展与地区经济发展的关系，正确处理建立区域经济与发挥各省区市场积极性的关系，正确处理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关系。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当前国家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所以说区域经济协调关系是宏观经济调控法的调整对象。政府在解决部门、地区之间利益冲突中制定了一些单项法规，如《汽车工业产业政策》、《省际间粮食收购价格衔接办法》等，对合理安排产业结构、振兴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促进产业之间、行业之间、地区之间、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的平衡发展起到了一定的规范作用。但是这些单项法规的权威性比较低，各法规之间也不够协调统一，亟待出台《宏观调控法》。

四、《宏观调控法》是实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法律保障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指出：“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的重点是，建立计划、金融、财政之间相互配合和制约，能够综合协调宏观经济政策和正确运用经济杠杆的机制。计划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社会财力、物力可能，合理确定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宏观调控目标，并通过实施产业政策及投资政策，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因此可以肯定的说，国家的计划是加强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显著的特征。但是，完善宏观调控体系、使用计划调控手段，必须更新计划观念，健全计划机制。

健全计划机制，就必须重视计划决策、管理、调控的制度化、法律化。善于采用法律形式保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制定和实现。采用法律形式，主要在于使法定计划能够尊重经济规律、价值规律和市场竞争规律，使计划和市场两种经济手段在法的规范作用下结合起来。更新传统的计划观念，就不能把所有国有企业的经济活动统统纳入国家计划体系。在法的调整下，使计划关系成为一种计划法律关系，使计划活动成为一种计划法律行为。为此，就必须尽快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计划法》，确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计划原则，建立各项具体的计划法律制度。

运用法律保障政府计划的实现，也是某些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措施。例如，法国是采用计划指导经济较早的国家。1946年1月3日法国政府正式颁布了实施中期计划的法令。以法律形式推行“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计划”。日本在宏观调控方面也使用所谓的“法令性计划”指导市场经济活动。在计划调控的具体措施上，在如何通过经济法律手段实现政府计划方面，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经济，以完善我国的宏观调控体系。

与此同时，为了协调计划调节与其他宏观经济政策调节的关系，发挥各种调节手段的综合力量，制定一部统领包括《计划法》在内的所有宏观经济调控单项法律的《宏观调控法》也是非常必要的。

五、《宏观调控法》是确认政府在宏观调控中的法律地位的需要

笔者认为，国家和国家授权的机关始终是宏观经济调控关系中的一方主体（即调控主体）。而国家的经济职能包括宏观调控职能主要是通过政府的行为实现的。因此，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在我国的宏观调控体系中的法律地位及宏观经济调控权应当明确，这项任务必须由《宏观调控法》来承担。

国家通过政府进行宏观调控，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在当前“政府要集中精力搞好宏观经济调控和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不直接干预企业经营活动，减少对经济事务的行政性审批。”①我国制定的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远景目标之一，是“宏观调控制度和手段比较健全，对经济总量和结构的调控较为灵活有效。经济管理法制化达到较高水平。”②要健全宏观调控制度，使经济管理法制化达到较高水平，就必须通过制定《宏观调控法》，明确政府在宏观经济调控活动中的法律地位，赋予政府应有的宏观调控权，确定其可以采取的调控手段，以及所应遵循的程序，才能确保政府作为法定的调控主体依法调控，约束政府必需在法定范围内行使宏观调控权，防范和制止“政府失灵”、行政性垄断等现象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危害。因此，《宏观调控法》是政府实施合法有效宏观调控的基本法律依据。

六、《宏观调控法》的基本内容和结构体系框架

（一）《宏观调控法》的立法层次和名称。从宏观调控法的实质意义上看，它是调整宏观经济关系的所有法律规范所构成的体系。但从立法体系上分析，宏观调控法体系又是由《宏观调控法》统帅下的《计划法》、《预算法》、《税收基本法》、《固定资产投资法》、《中央银行法》、《金融监管法》、《外汇管理法》、《产业结构与规划法》、《对外经贸法》、《特别区域开发法》、《高新技术产业振兴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等规范性文件构成的。因此从《宏观调控法》在我国法律体系的立法层次上看，它是国家宏观经济领域内的基本法。法律名称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宏观经济调控法》为好：一是因为“宏观经济调控”在经济学中有确切的定义；二是在社会经济生活实践中已广泛运用；三是在我国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等规范性文件中已经使用；四是运用其他名词，如“国民经济管理”、“经济稳定增长”、“宏观经济”等均不能确切反映我国宏观经济调控法的调整对象。

（二）《宏观调控法》的适用范围与基本原则。我国宏观调控法，是调整国家对国民经济运行实施宏观调控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系统。调整对象范围主要包括：计划关系、财政关系、金融关系、收入分配关系、价格管理关系、产业关系、固定资产投资关系、区域经济协调关系、对外宏观经济关系等。在制定《宏观调控法》时应当确认以下几项基本原则：

1.平衡优化原则。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目标就是要保持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和经济结构的优化。所谓经济总量的平衡，就是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价值总量的平衡，是社会经济运行保持协调状态的前提条件。经济结构是指国民经济诸组成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内在形式和方式。经济结构的内容非常广泛，如产业结构、投资结构、市场结构等都是经济结构的内容。经济总量的平衡是经济结构赖以实现的基础，经济结构优化是宏观经济调控目标的实质内容。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和经济结构的优化是宏观调控的目标和重要原则。《宏观调控法》必须确认平衡与优化的原则，从而调动宏观经济调控法的一切调整手段，发挥宏观调控法各项法律制度的功能，促进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和经济结构的优化。

2.有限干预原则。理论和实践都已证明、国家干预已经成了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一种不可或缺的力量。宏观经济调控法应确认的国家干预原则，即有限干预原则。所谓有限干预原则，其内涵有三层意思：一是政府的干预不得冲击和削弱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相反应当促进和保护市场机制调节功能的充分发挥；二是政府的干预必须尊重客观经济规律，依法进行干预；三是政府一般不得直接干预经济组织的生产经营活动。

3.宏观效益原则。对宏观经济的调控涉及的经济利益是全局性的、总合单位的利益，如生产者全体或消费者全体的利益，或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而不是单个消费者或某个独立的企业的直接利益。因此，宏观调控的着眼点是如何提高宏观经济效益，而不直接过问某个企业的经济效益。为实现这一目的，就必须确定促进宏观经济效益的提高为《宏观调控法》的基本原则，使宏观经济主体的一切经济行为有利于宏观经济效益的增长。

4.统分结合原则。统分结合原则，即统一领导与分级管理相结合的原则。要实现经济调控的目标，宏观经济调控权（包括货币的发行、基准利率的确定、汇率的调节和重要税种税率的调整等），必须集中在中央政府手中，实现集中统一。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宏观管理要体现在中央说话能够算数”。但是，国民经济运行存在不同的环节和层次，而且国家大、情况复杂，要处理好重大经济问题，必须发挥地方积极性，必须实行分级管理，赋予地方和部门必要的调控权，促进本地区、本部门的经济的发展。统分结合的原则反映了宏观调控体系内部结构的客观实际，具有科学性。《宏观调控法》确认这一原则，从法律上保障合理分权，既能使整个国民经济总量平衡、经济结构优化和全国市场的统一得到切实的保证，又能充分调动地方、部门的积极性。

关于《宏观调控法》的结构体系框架：应设总则、宏观调控机构、宏观调控行为的构成要件和效力、宏观调控基本制度、宏观经济监测预警基本指标体系、法律责任、争端解决机制、附则共八章。

【参考文献】

新的宏观经济政策篇7

关键词：利率期限结构 宏观经济因素 货币政策

一、引言

利率期限结构是指在某一时点上，不同期限资金的收益率与到期期限之间的关系，它反映了不同期限的资金供求关系，揭示了市场利率的总体水平和变化方向。随着我国金融市场化改革的推进，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等原因，利率作为金融市场上最重要的价格变量及货币当局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主要观测变量，其在金融市场上所起的杠杆功能显得日趋重要。

对于利率期限结构的理解长久以来都是金融家和宏观经济学家研究的主题，但是，二者的研究存在一定的区别。一方面，金融家主要集中在有价证券利率的预测和定价上，并没有指明利率期限结构与其他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宏观经济学家专注于理解利率、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基本面的关系，为了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他们往往信赖“预期假说”，而不管其贫乏的实证记录。结合这两条线的研究似乎是富有成效的，因为两种方式都有潜在收益（Hordahl等，2006）。

因此，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借鉴国内外学者将利率期限结构与宏观经济进行联合研究的成果，从金融学和宏观经济学的角度审视利率期限结构，以此加强对利率期限结构的理解。本文主要包括加入宏观因素的利率期限结构模型，利率期限结构与单一宏观经济变量的关系，以及利率期限结构与宏观经济关联性的研究。

二、加入宏观经济因素的利率期限结构模型

传统的利率期限结构模型主要是针对期限结构本身的研究，没有考虑宏观经济因素对利率期限结构的影响。随着利率在宏观经济中的重要性日益突显，人们开始重视利率期限结构中包含的宏观经济信息，并尝试将宏观经济变量引入利率期限结构模型，发现在模型中加入宏观经济变量后，对利率变动的解释度显著增强（Kozicki和Tinsley，2001；陈哲，2008）。

1.国外研究现状

泰勒规则和新凯恩斯理论的提出，引发并促进了加入宏观因素的利率期限结构模型，即宏观-金融模型（Macro-finance Model）的研究。Kozicki和Tinsley（2001），Ang和Piazzesi（2003）首次在期限结构模型中加入宏观经济变量并证明这样做是合适的。Ang和Piazzesi认为宏观经济变量对收益率起到重要的解释作用，这些变量在期限结构模型中能改善其预测效果，在这一开创之作后，宏观-金融模型得到了更多学者的关注并不断被修正和发展。

Hordahl等（2006），Rudebusch和Wu（2008）将期限结构模型追加到新凯恩斯宏观模型中。Hordahl等构造了一项完全基于宏观经济因素的动态期限结构模型，模型包括通货膨胀率、产出缺口和短期利率三个关键的宏观经济变量，考虑了短期利率到宏观经济产出的明确反馈。Rudebusch和Wu的建模与前者类似，他们均在建模过程中将定价核心看做是外生决定的，但二者都在供给和需求方程中添加了带有几分任意性的滞后结构。

由于大多数的宏观模型中的关键变量是通货膨胀、产出缺口和短期利率，但是由于这类模型的过度简化揭示了非常有限的有关货币权威性和私下部分（private sector）的信息量。众所周知，货币政策的运行环境是需要大量的数据的，所以，通货膨胀、产出缺口和短期利率难以充分地预测货币政策未来的表现。因此，Bekaert等（2010）完善了带有无套利仿射期限结构模型的结构化新凯恩斯宏观经济框架，与前面所提研究不同，除了通货膨胀、去趋势化的产出和短期利率以外，他们在潜在的宏观模型中引进了两个不可观测的变量——随时间变化的通胀目标和输出的自然增长率，构建了一个五因素的清晰的结构化模型，促成了期限结构动力的一个有意义的经济解释。

此外，学者通过不断修正和完善，将宏观—金融模型进行拓展。例如，achter和Iania（2011）通过引入额外的流动性相关和回归预测因素，扩展了仅包含标准宏观经济因素的基准宏观-金融模型，模型在使用横截面数据修正收益率曲线上，显著优于Dew大多数的结构性和非结构性宏观-金融收益率曲线模型。Benchimol和Fourcans（2012）遵循新凯恩斯主义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框架，提出并测试欧元区的模型，特别强调了风险规避和货币的作用。Dewachter等（2012）开发了空间向量自回归模型，在模型中同时考虑了经济冲击的时间和空间维度，通过这一框架来分析欧洲地区通过宏观经济冲击（通货膨胀，产出缺口和利率）的空间和时间进行的传播。

2.国内研究现状

与国外相比，国内对于利率期限结构的研究起步较晚，因而有关宏观-金融模型这一领域的理论及建模方面的研究还较缺乏，新起的研究都是基于国外学者的理论及模型框架上进行的。

朱波，文兴易（2010）根据宏观经济结构和微观金融模型的结合方式，对国外新近的宏观-金融模型进行区分，主要分为仅在仿射期限结构模型的基础上增加宏观经济变量的简约型宏观金融模型，以及对利率期限结构和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进行了考虑的结构化宏观金融模型两种类型。沈根祥，闫海峰（2011）也是在国外文献的基础上，按照利率期限结构模型的因子来源将其分为内基模型和外基模型。其中内基模型的因子不可观测，其经济含义往往难以解释，而外基模型中的因子为宏观经济变量，模型具有明确的经济含义。

孙皓，石柱鲜（2011a，2011b）首次使用宏观-金融模型进行实证研究，但他们并没有构建新的模型，而是基于Oda和Suzuki（2007）的模型框架，先是对我国利率期限结构动态过程中的时变宏观经济风险价格进行定量估计，随后探讨了我国货币政策对利率期限结构的影响。

三、利率期限结构与宏观经济因素的关系

利率期限结构中包含了宏观经济的信息，同时，宏观经济因素会对利率期限结构产生一定的影响。学者们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探讨利率期限结构与宏观经济因素的关系。

1.利率期限结构与单一宏观经济变量的关系

目前，研究宏观经济所涉及的范围已经相当广泛，主要包括生产、消费、投资、经济增长、通货膨胀、货币供给等。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选取了最具有代表性的三个宏观经济因素，分析了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利率期限结构与它们之间关系的研究情况。

（1）利率期限结构与通货膨胀的关系。利率期限结构包含通货膨胀的信息（Mishkin，1990a，1990b；Fama，1990），对通货膨胀具有一定的预测功能（Ang等，2006），李宏瑾，钟正生，李晓嘉（2010）通过对中国银行间市场国债利率期限结构进行研究，发现中国短期利率期限结构（特别是中短端）包含了未来通货膨胀变动的信息，可以作为预测变量用来判断未来通货膨胀走势。

但是，不同学者关于利率对通货膨胀的预测功能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Ribba（2011）通过将预期通胀对利率冲击的瞬间响应限制到零，发现短期名义利率不能作为通货膨胀的预测器来解释，至少不是长期预测器。陈鹏，徐炜（2009）则认为10年期与7年期利率差对未来3个月的通货膨胀预测能力最强，利差增大预示着未来的通货膨胀率增大，而陈红霞等（2011）表明市场利差与未来通胀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对未来通胀具有持续显著的负效应。

除了能够对通货膨胀进行预测功能外，利率与通货膨胀之间还存在相互作用和影响。Yuksel和Akdi（2009）就探讨了不同通货膨胀对美国利率不确定性测度的影响，脉冲的不确定性对短期和长期利率有负面影响，而结构的不确定性对短期和长期利率有正面影响。Tillmann（2011）在新凯恩斯主义菲利普斯曲线框架内，根据货币传导成本渠道，评估了利率对通货膨胀动态的影响，研究表明，更高的利率转换成更高的边际生产成本，并最终成为更高的通货膨胀。Hagedorn（2011）根据理性预期和全可信度下的标准新凯恩斯主义货币模型预测，名义利率应该下降以实现低通货膨胀目标，而实际利率大致维持不变。Ehrmann等（2011）使用高频率债券收益率数据来研究欧元区的通胀预期，发现更低的长期利率，更高的稳定性，以及更好的锚定反应，能够大幅增加长期通胀预期的锚定。Wright（2011）提供了期限溢价，通胀不确定性和二者关系的跨国实证证据，这些证据表明长期通胀率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对收益率曲线斜率向上进行解释。

（2）利率期限结构与实际经济增长的关系。关于利率期限结构与宏观经济的联系，早在Estrella和Hardouvelis（1991）就通过美国季度数据，证明10年期和3个月期的国债收益率之差能够很好地预测未来的消费、投资和产出情况。Haubrieh和Dombrosk（1996）通过研究说明利差对GDP增长也有很好的预测作用。国内对这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学者通过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利率期限结构对宏观经济走势具有一定的预测能力（孙皓，石柱鲜，2011），利率期限结构是宏观经济波动态势的“指示器”（孙皓等，2012）。

于鑫（2008）认为长短期利差对我国未来经济变化具有一定的可预测性，但利差的边际预测效果较差。况山（2009）研究发现银行间市场不同长短期利差结构对宏观经济景气一致指数的预测能力不同。其中，2年期国债利率与同业拆借1天的利差对一致指数解释力度较强，且一致指数与利差呈负相关关系系，利差越大，未来10个月的一致指数越小。陈鹏，徐炜（2009）则认为10年期与3年期利差对经济增长的预测能力最强，利差增大预示着未来经济的增长。此外，利率期限结构对还能对经济周期波动进行预测，孙皓，石柱鲜（2011）研究表明，我国利率期限结构变动能够较为稳定地指示未来3个月的经济周期波动状态。

最新的研究由Favero等（2012）等做出，他们提供了一个统一的状态空间模型框架，用来分析无套利和大型信息集的预测功能，发现非套利模型在较短的期限较短的范围内更有用，大型信息集则在较长的范围和较长的期限内更有用；收益率曲线模型可以利用宏观经济变量来预测宏观经济。

（3）利率期限结构与货币政策的关系。大量文献都表明利率期限结构与货币政策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利率期限结构中蕴含着货币政策信息（徐小华，何佳，2007；郭涛，宋德勇，2008），通过利率期限结构的变化，中央银行可以获得金融市场对未来通货膨胀以及利率变化的预期信息，从而制定合理的货币政策。同时，货币政策可以通过它的具体操作和传导机制对利率期限结构产生一定的影响（Dai和Philippon，2006）。另外，贾德奎（2010）还从货币政策透明度角度上进行研究，发现提高货币政策透明度更有利于引导市场预期和形成稳定合理的利率期限结构。

不同期限利率受货币政策的影响不同，货币政策对我国短期利率的影响要远大于对中长期利率的影响（刘海东，2006）。货币政策对期限结构不同因子的影响效果也具有显著差异，孙皓，石柱鲜（2011）表明货币政策作用下，利率期限结构水平和曲率因子减小，而斜率因子增大。在货币政策的宽松期和紧缩期，面临货币政策从紧的冲击，水平因子的响应分别为正向和负向，而斜率的响应均为负向；当货币政策由宽松期转向紧缩期时，水平因子变大，斜度变小（潘敏等，2012）。但是沈根祥（2011）的研究指出，货币政策和利率期限结构之间的短期动态影响表现出非对称性，即债券市场对货币政策变化的反应较为迟缓，但货币政策对市场利率的变化反应敏锐。而长期均衡关系则表明，货币政策对银行间债券市场利率期限结构有显著影响，但银行间债券市场对央行的利率调控目标不敏感，不能形成明确预期。

2.利率期限结构与宏观经济关联性的研究

除了分别研究利率期限结构与通货膨胀、宏观经济或货币政策等宏观经济因素的关系外，国内外学者也尝试着探索利率期限结构与多种宏观经济因素间的动态关系，从整体上分析它们之间的关联性。胡雪琴，陈勇（2010）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我国国债市场的三因子动态模型，分析利率期限结构、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三者的关系。Reschreiter（2011）研究货币政策制度的转变对英国实际利率、通货膨胀目标的影响，结果表明随着货币政策改变为通货膨胀目标制，实际利率的均值回归水平下降，实际利率的波动性也降低了，实际利率偏离均值的持久性则增加了。Orphanides和Wei（2012）则探索了宏观经济结构对利率期限结构的影响，表明实际GDP增长、通货膨胀和名义短期利率的递归估计的VAR产生与调查预测更为一致的预测。

宏观冲击对利率期限结构的影响也引起学者的关注，但宏观冲击对不同期限利率产生的影响存在差异，货币冲击、供给冲击和价格冲击对短期利率具有持续显著的影响，而对长期利率则没有显著作用（刘金全等，2007）。同时，不同类型宏观冲击对利率期限结构的影响也不一致，于鑫（2009）认为利率的水平因子受价格水平的影响最大，货币政策变化主要引起倾斜和曲度因子的变化，但季绍波等（2010）则认为货币政策主导水平因子变化，实际经济变化才是倾斜和曲度因子变化的主要原因。孙皓，石柱鲜（2011）模拟了宏观经济对利率期限结构的冲击效应，认为宏观冲击长期对利率期限结构的整体水平具有明显影响，而对坡度的影响仅在短期内有效。

四、研究评述和未来研究展望

新的宏观经济政策篇8

论文摘要：中国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不理想主要不是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市场基础与制度条件方面的问题。文章从宏观调控政策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观点出发，通过比较内生安排与外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的不同绩效，给出了一个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理论框架，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对政策边界的明晰界定，从理论上揭示了短期的总量稳定与长期的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如何正确地把握宏观调控政策的问题。

关键词宏观调控政府安排制度基础政策效应政策边界

与20年来的市场化改革进程相伴随，中国的宏观调控也先后经历了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总需求小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扩大需求型两个阶段。如果说1997年以前，面对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情形还能通过强制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压制总需求来实现宏观经济总量均衡的话，那么，1997年以后，面对在市场机制作用不断扩大基础上形成的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宏观总量非均衡情形，尽管政府实施了更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但三年来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与预期结果仍相距甚远。对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实证分析和政策的规范研究业已引发出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目前学术界大多数关于宏观调控的研究往往因暗含宏观调控政策能完全解决经济衰退的假定前提以及由此演绎的逻辑推论而陷入了宏观调控认识的误区。本文基于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制度安排的观点，依据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在对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制度基础与边界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试图构建一个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理论框架。

一、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内生与外生的绩效

当新制度经济学家们摒弃制度是外生或中性的新古典假设从而将经济运行分析由“无摩擦”的新古典框架转向“新制度”的框架下进行时，市场被描绘成一种为降低交易成本而选择的制度安排(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在将制度分析引入新古典的生产和交换理论并更深入地分析现实世界的制度问题中，新制度经济学家同样给出了各种非市场形式的制度安排理由，这就是，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客观存在使对市场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为把有限理性的约束作用降到最小，同时保护交易免于机会主义风险的影响，经济主体必然会寻求诸如政府安排的制度(Williamson，1975)。任何特定制度的安排与创新无非是特定条件下人们选择的结果，而有效的制度安排无疑是经济增长(绩效)的必要条件。正是通过对产权、交易成本、路径依赖等问题的强调，使新制度经济学得以将经济增长问题纳入制度变迁的框架中作出深刻的解释。由于制度安排的范围相当宽泛，这里，笔者并不打算涉及所有正规和非正规的制度问题，而只是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某些术语(这些术语可能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内涵)，在阐述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基础上，就它相对市场基础而言是内生还是外生的角度来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问题。

市场经济中，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是市场机制，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理论已由标准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给定。尽管市场实现帕累托效率的前提条件过于苛刻而被认为在现实市场中不可能具备，但市场经济的发展史表明，对市场制度作用的认识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出于完善市场配置功能的需要，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在市场基础上日益衍生出了其他一些非市场形式的政府制度安排。其中最主要的有：(1)针对市场失灵而由政府进行的微观规制(管制)；(2)针对市场经济总量非均衡而由政府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的宏观调控。作为典型的政府安排，宏观调控是政府在宏观经济领域的经济职能，是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干预经济的特定方式，它的内在必然性实际上可由市场经济运行的本质是均衡约束下的非均衡过程推论出来(吴超林，2001)；而它的作用机理已在标准的凯恩斯主义模型中得到了经典的揭示，并被战后西方国家长期的实践所验证。

众所周知，宏观总量是由微观个量组成，宏观经济不可能离开微观基础而存在，宏观调控也必然要依赖于现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我们可以简单地从宏观调控是否具有坚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出发，将宏观调控区分为内生的制度安排和外生的制度安排两类。市场经济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意指宏观经济政策具有与市场制度逻辑一致的传导条件和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市场化主体。相对而言，如果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在没有或不完善的市场基础和传导条件下进行的，那么宏观调控显然就是一种外生于市场制度的安排。一般地，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生安排的效应显著，而外生安排的效应则会受到极大的限制。有基于此，我们可以给出一个分析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为何不理想的理论框架。

中国1993—1996年的主导政策被普遍认为是经济转型时期的一次比较接近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调控，并成功地使1992年以来总需求严重大于总供给的宏观非均衡经济实现了“软着陆”。但宏观经济只经历了短暂的均衡之后，旋又在外部冲击和内部制约的条件下，陷入了持续至今且严峻的另一种类型的宏观总量非均衡即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状态。面对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出于“速度经济”的要求及基于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常识，中国首先选择的是以货币政策为主的宏观调控政策安排，目的在于阻止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的势头。然而，到1998年7月为止，尽管包括下调利率、取消贷款限额、调整法定准备金率、恢复中央银行债券回购业务等市场经济通用的主要货币政策工具几乎悉数释出，经济减速和物价下跌的势头却并未得到有效的遏制。鉴于直观的宏观经济现实，当时人们普遍的共识是货币政策失效。关于失效的原因，大多数的分析是借助IS-LM模型进行的，其中主要的观点是“投资陷阱”论、“流动性陷阱”论、“消费陷阱”论等。应该说，这些观点基本上是在给定货币政策的制度基础和传导条件的前提下，主要从货币政策本身的作用机理方面实证分析了制约货币政策效应发挥的各种因素，这些政策层面的分析无疑是必要而且也是有针对性的。可是，如果给定的前提在现实中并不存在或不完全具备，那么，这种仅在政策层面的分析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提出有效的对策。

金融市场制度的局限使得中国货币政策的传导实际上更主要是通过信用机制来进行的。理论上，货币政策的信用传导机制主要有银行借贷和资产负债表两种典型的渠道。Bernankehe和Blinder(1988)的CC-LM模型从银行贷款供给方面揭示了前一种渠道的作用机理，Bernankehe和Gerfier(1995)从货币政策态势对特定借款人资产负债状况的影响方面阐明了后一种渠道的作用机理。信用机制能否有效地发挥传导作用，其关键的问题是如何降低在信息不对称环境下存在于借贷行为过程中的逆向选择或道德风险等问题，从而使信用具有可获得性。就中国的现实而言，体制内外不同的微观主体的信用可获得性是完全不同的。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非国有企业)因金融市场的制度歧视被隔绝在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之外，货币政策相对于它们是一种外生的安排，效应当然无从谈起。市场体制外的微观主体(国有企业)的反应则可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是，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良好的主体，它们并非惟一地依赖银行借贷渠道融资，这就意味着信用传导机制所必需的银行贷款与债券不可完全替代的前提难以成立，即使这类主体不受市场的制度歧视，而且金融机构也愿意与它们发生借贷行为，但货币政策对它们的效力相当微弱；另一方面，对于那只是较大地减轻了它们的利息负担。由此可见，中国货币政策效果不显著并不是(或主要不是)货币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问题。

有效的货币政策除了要有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微观基础外，还必须有政策赖于传导的条件。在市场经济中，利率是解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最重要变量，它通过多种途径传导并影响到实体经济。Munddl(1968)与Fleming(1962)分析了开放经济条件下利率变化经由总需求和汇率波动效应传导的过程；robin(1969)通过对q值(资本资产的市值对重置成本的比值)的定义并将它作为把中央银行与金融市场连接到实体经济的重要因素，分析了资产结构调整效应的传导过程；Modidjani(1977)从居民消费需求角度分析了财富变动效应的传导过程。所有这些传导过程都是以利率市场化为前提、并以相对完善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为基础的。严格地说，中国的利率基本上是由政府确定。利率机制传导的市场化前提不存在，所谓的“流动性陷阱”、“投资陷阱”、“消费陷阱”失去了分析的前提。假定政府确定的利率反映了市场供求，被认为是一种准市场化的利率，那么，在资本市场受到严格的管制以及金融市场被制度的性质强制分割的情况下，金融市场制度基础的局限也极大地制约着利率机制的有效传导。谢平和廖强(2000)明确地指出了利率传导机制的资产结构调整效应与财富变动效应之所以不佳，原因正在于中国的非货币金融资产与货币金融资产、金融资产与实际资产之间的联系不紧密、反馈不灵敏，金融体系与实际经济体系各行为主体和运行环节之间远未衔接成一个联动体。张晓晶(2000)则在MundellV-Fleming模型结论的基础上论证了开放条件下由固定汇率和资本有限流动引致的套利行为以及外汇占款必然制约中国试图通过降息刺激经济政策效果。结合对微观基础的更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非市场化的利率使中国的货币政策在总体上成为一种外生于市场经济的政府安排，实体经济难以对其作出灵敏反应；第二，假定这种利率等同于市场化利率，那么，货币政策虽然相对于市场经济体制内的微观基础是一种内生安排，但金融市场的制度分割与局限使体制内的主体无法对利率作出反应，而体制外的主体使货币政策相应地又变为外生安排，加上体制外的改革滞后于金融制度本身的改革，金，融微观主体基于金融风险的考虑必然又会限制体制外主体的反应(这就是所谓的“惜贷”)。

事实上，中国仍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中，市场制度基础的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还不完善。中国以增量促存量的渐进式改革方式形成了微观基础的二元格局：一方面，改革后形成的增量部分——非国有企业——基本上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起来的，它们具有产权明晰的特征，能对市场价格信号作出灵敏的反应，其行为由市场机制调节，是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另一方面，改革后仍然保存的存量部分——国有企业——虽然历经不断深入的改革也日益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但其积重已久的深层问题并非短期内能得到彻底解决，无论在产权结构还是在治理结构中，国有企业都存在着明显的政企难分的特征，因而其行为具有对市场与政府的双重依赖性，是不完全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目前国内经济学界对这种二元格局的另一种流行划分法是所谓的体制内的国有企业与体制外的非国有企业。其实，这是相对计划经济体制而言的，如果相对市场经济体制而言，则体制内的就应该主要是非国有企业，而体制外的是传统的国有企业。

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同样可以在制度内生与外生安排的框架下得到说明。1998年中期，当日益严峻的“通货紧缩”和“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使得货币政策一筹莫展，以及东南亚金融危机致使通过出口扩大外需受阻的情况下，为了解决总体物价水平持续下跌、经济增长率递减、失业(下岗)面不断扩大等宏观经济问题，政府秉持通过宏观调控扩大内需以启动经济的思路，确立了以财政政策为主并与货币政策相互配合的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取向。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移动IS曲线的方式实现扩大总需求的目的，实际上是凯恩斯主义政策主张在中国的一种实践。对积极财政政策选择实施的时机和它的重要意义(稳定人们的预期)几乎没有人表示怀疑。尽管以增发国债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被认为在扩大基础设施投资进而拉动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权威部门统计测算的结果是增发国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998年和1999年分别达1．5％和2．1％)，但作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种宏观调控政策，财政政策的主要功能并不仅仅体现在扩大支出的直接效应方面，而是在于通过政府支出的扩大去拉动民间投资的间接效应方面，否则，财政政策就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投资没有两样。就后一方面而言实际效果并不理想。不少人担心积极财政政策长期继续下去有可能导致计划体制复归和债务危机。

关于积极财政政策为何难以有效地拉动民间投资需求增长的原因，学术界已展开深入的探讨并提出了多种解释。其中大多数的分析都将问题的症结归咎于基础设施的产业链太短以及整个产业结构不合理方面，强调正是基础设施的产业关联性差，当把财政资金集中投向本来就已存在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基础原材料部门，并且主要又是以政府大包大揽而不是贴息、参股和项目融资等方式投入的情况下，民间投资自然不可能参与进来，最终的结果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不大，经济启而不动。无疑，中国积极财政政策效应在现象层面表现出来的因果关系确实如此。但根本的原因却正如光教授(1999)所指出的，是政策扩张与体制收缩的矛盾。如果从财政政策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观点出发。我们可以就它与微观基础的关系对政策效应作出进一步的解释。这就是，由于财政政策与政府关系紧密的行为主体(特别是国有主体部门)具有较强的内在一致逻辑(这种较强的内在一致逻辑恰恰又是人们所担心的计划体制复归的重要表现)，积极的财政政策对这类主体的投资引诱效果相对明显；由于财政政策相对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是一种典型的外生制度安排，积极财政政策的各种乘数效应受到体制的摩擦，因而对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需求的拉动效应不明显，亦即IS曲线移而不动。

上述给出的仅仅是制度基础的分析框架，它并不是宏观调控分析的全部内容。如果到此为止，则很容易使人误解为：只要宏观调控政策是内生的制度安排，就可以实现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其实，即使是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也并不必然意味着它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凯恩斯主义政策70年代在“滞胀”面前的失灵就是明证)。因为，如果宏观调控作用的仅仅是宏观经济总量，就不能要求它去解决结构问题；如果宏观调控政策的本义只是一项短期的稳定政策，又岂能冀望它来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这实际上也就涉及宏观调控政策是否存在一个有效的边界问题，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也只有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才能得以释放出来。

二、宏观调控政策的期限边界：短期还是长期?

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长期与短期之争，实质上也就是关于政府经济职能边界的理念之争。在西方，现代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间对此也展开过激烈的论争，从凯恩斯主义到货币主义再到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和新凯恩斯主义，其政策理论的核心实际上也可归结为宏观调控政策的期限边界问题。比较分析各流派不同的政策理论主张，应该会有助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一)零边界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政策主张

建立在理性预期、自然率假设和市场连续出清基础上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包括以卢卡斯为代表的货币经济周期学派和以巴罗、基德兰德、普雷斯科特等为代表的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前者从需求冲击、信息不完全及闲暇(劳动)的跨期替代效应方面建立起解释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和传导机制的货币经济周期模型，认为在短期内，虽然不完全信息下发生的意料之外的货币冲击会导致经济总量的波动，但在长期中，由于人们能够根据不断获得的信息去修复错误的预期，经济将自行恢复到自然率的增长路径。基于预期到的货币冲击对经济没有实际的影响，因而旨在稳定经济的货币政策在任何时候都无效。这种货币政策零边界的推论可由图4说明。

在图4中，垂直的LAS曲线表明具有理性预期的经济主体行为完全由市场价格机制调节，每一条倾斜的SAS曲线则由相应的预期价格水平给出。假设现期发生了出乎意料的总需求增加(货币冲击使AD0移到AD1)，则货币工资和价格水平必然会因商品和劳动市场存在超额需求而上升。此时，如果具有不完全信息的厂商(工人)误将一般物价水平(货币工资)的上升当做相对价格(实际工资)的上升并相应地增加产品(劳动)供给，那么经济将暂时“意外”地沿SAS0曲线从A点移动至B点。然而，一旦经济主体理性地认识到实际工资和相对价格并未发生变化并完全调整预期，则SAS0会迅速移到SAS1，产量和就业复归到自然率水平(C点)。因此，除非货币政策不被意料到，否则，无论长期还是短期的货币政策都归无效，而意料之外(欺骗公众)的货币政策本身只能进一步加剧经济波动。如果用“适应性预期”替代“理性预期”概念，则图4也是一个货币主义的AS—AD模型。

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坚持货币中性论，认为货币对实际经济变量没有影响，因为是产出水平决定货币变化而不是相反，所以货币政策的作用为零。他们主要从生产函数与总供给的关系方面建立起分析模型，强调实际因素(尤其是技术)冲击是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源。在他们看来，当一个部门出现技术进步后，它必然会通过部门性的波动源传导到经济的其他部门，技术冲击的随机性使产出的长期增长路径出现随机性的跳跃，产量和就业的波动实际上并不是对自然率水平的偏离，而是对生产可能性变化的最优反应，因此，任何反周期的政策都是反生产的没有意义的。关于实际经济周期模型的政策含义，巴罗通过复活李嘉图等价命题，认为公债是中性的，经济主体的预期理性会抵消政府无论是以公债还是税收等方式筹资的效应，因而试图刺激经济扩张的积极财政政策无效。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则通过比较有无约定条件下的均衡解，从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和政府信誉方面论证了凯恩斯主义的相机抉择政策是无效的。

由上可见，凯恩斯主义为政府提供了市场经济中反萧条的最初的政策理论，并将其边界严格地界定在短期，它的效应也被战后西方国家20多年的实践所证实。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将宏观经济政策的期限边界定格为零，虽然这种政策主张远离现实，但作为政策理论却为反思传统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提供了一种路径。现代宏观经济学中，几乎没有任何一派是把宏观调控政策当做长期的政策。

(二)短期边界论：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及新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

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背景下，凯恩斯从不变的价格水平可以存在不同的总产出水平及相应的就业水平的现实出发，以现实存在的货币工资刚性、价格刚性、流动性陷阱和利率在长期缺乏弹性等作为分析前提，把经济分析的重点放在宏观总体的真实变量上，指出宏观经济总量的非均衡主要是总需求波动(有效需求不足)的结果，市场力量并不能迅速有效地恢复充分就业均衡。根据总需求决定原理，凯恩斯进一步推论出，只有通过政府制定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引导消费倾向和统揽投资引诱，并使两者互相配合适应，才能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从而使经济在充分就业的水平上保持稳定。

在凯恩斯看来，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的总需求管理政策是相机抉择的短期政策，因为“在长期我们都死了”。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短期边界论，我们可用标准凯恩斯主义的AS一AD模型加以说明。在图1中，假设总需求曲线AD0与总供给曲线AS相交的A点表示经济最初处于的充分就业均衡水平(Yn)，当经济受到现实总需求的冲击，即AD0左移至AD1之后，由于现实中存在着货币工资刚性和价格刚性，必然导致厂商削减产量和就业量(从Yn减到Y1)，这时，经济将在小于充分就业水平的B点实现均衡，而不可能任由价格的自由下降调整到C点的充分就业均衡水平。正是投资者不确定预期及由此形成的有效需求不足，使得AS在A点以下演变为一条具有正斜率的总供给曲线，它意味着完全依靠市场力量很难迅速有效地将Y1恢复到Yn。因此，要使经济在较短的时间内从B点回复到A点，最有效的办法是通过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使AD1，移动到AD0。在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解决后，AS曲线恢复到古典的垂直状态，市场价格机制继续发挥作用，此时如果继续实施积极的政策会加剧价格水平的上涨(通货膨胀)。从凯恩斯主义的AS一AD模型中不难看出，总需求管理政策的边界只限于AS曲线具有正斜率的部分，亦即存在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状态。

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正当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在“滞胀”面前日益失灵的情况下，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提出持久收入假说和自然率假说来解释“滞胀”现象，并对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发难。货币主义者认为，长期菲力普斯曲线是一条起自自然失业率的垂直线，不存在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交替关系。虽然短期内通过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影响产量和就业量，但就长期而言，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使得财政扩张的量不过是对私人部门支出的量的替代，税收的变化也因不能影响持久收入而仅有非常微弱的乘数效应。货币政策也同样只会在短期内当人们按错误的价格预期决策时对产量和就业量产生影响，而在长期一旦错误的价格预期得到纠正，即“货币幻觉”消失之后，实际工资、产量和就业量都将复归到各自的自然率水平。因而任何通过政府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试图保持较高的和稳定的产量和就业量水平的努力，最终只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加速上升和经济的更不稳定。与重视财政政策作用的凯恩斯主义者不同，货币主义者从稳定的货币需求函数出发，坚持经济在遭遇需求冲击后仍会相当迅速地恢复到自然率的产量和就业水平附近，强调即使是短期的需求管理政策也不会使事情变得更好，因为政策制定者为了某种政治利益而操纵经济导致的政府失灵可能比市场失灵更糟。因此，为了稳定经济，应该用旨在稳定价格预期的货币规则取代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

新凯恩斯主义从最大化行为和理性预期的基础上去探寻关于工资和价格粘性的原因，进而建立了包含确定价格和接受需求的厂商、新古典生产函数、市场不完全性、信息不对称等方面具有坚实微观基础的宏观经济模型(Mankiw&Romer，1991)。由此导出的政策含义强调，由于经济自动均衡将以长期的萧条为代价，因此，通过政府的总需求管理政策可以使经济在短期内稳定在产量和就业的自然率水平附近。新凯恩斯主义关于短期政策的观点分别以工资粘性模型(图2)和价格粘性模型(图3)来说明。在图2中，LAS是一条与古典一致的垂直总供给曲线，SAS则是由一定的预期价格水平(pe=p0=W0或pe=p1=W1)给出的短期总供给曲线。假定经济初始在产量和就业自然率水平(Yn)的A点上运行，当发生意外的总需求冲击后(总需求曲线从AD0移到AD1)，即使价格可自由伸缩，但由于工资已由谈判合同固定，经济必然从A点移动向小于充分就业均衡(Y1)的B点。正是因为工资合同需要交错调整不可能使劳动市场在C点出清，新凯恩斯主义者强调政府对意外冲击的反应远比私人部门协商调整工资迅速。因此，在短期内，通过政府的总需求管理政策能够将经济稳定在自然率水平附近。图3表明的是，总需求的冲击之所以使经济从A点移向B点，主要是因为存在价格粘性(比如菜单成本)。如果商品市场不可能在C点迅速出清，那么总需求管理政策在短期就应该有所作为。

三、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与目标边界：总量稳定还是结构增长?

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宏观调控政策必然会存在一定的作用对象与目标。关于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对象究竟是总量还是包括结构?它的目标究竟是稳定还是增长?对此的不同认识显然直接影响到对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评价，而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则影响到能否正确地认识市场经济中市场与政府的作用。

(一)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是宏观经济总量

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制度安排或经济职能从总体的内容层次上可以区分为一般的市场条件的创立与维护、微观经济规制、宏观经济调控三大类。与基于市场失灵外在地要求政府干预经济的微观规制安排不同，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内在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并导致经济总量严重非均衡基础上形成的政府安排。由于动态经济中经济出现周期的波动是不可避免的，虽然市场机制如果假以时日能够自动调节经济至自然率的均衡水平，但在经济达到均衡之前可能需要经历一个较长时期的萧条意味着必须付出总体社会福利损失的严重代价，因此，现代市场经济一般内在地要求通过政府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去调控经济总量，以减少市场机制调节时滞产生的高昂成本。从宏观调控的内涵来看，它作用的对象显然是总量方面，但其作用的结果又必然会间接地影响到具体微观主体的行为。而正是这种直接对象与间接结果的传导表明了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这也是为什么说有效的宏观调控必须有坚实微观基础和传导条件的原因。有必要说明的是，如果依据作用结果来界定政策边界，那么也许可以把结构列为宏观调控的对象。不过，随之而来的问题可能就会陷入体制认知的误区(这点将在后面说明)。将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边界严格界定为总量的观点也明确地反映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

(二)产业结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

前已述及，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结果不仅会而且应该影响到微观主体的行为决策和产业结构的相应调整。但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却并不针对具体的行业和部门，否则宏观调控就等同于微观规制。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表明，对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普遍认同，推动了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发展。在市场经济中，通过市场竞争和价格机制对供求关系进行调节，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使资源在各产业和部门间得到有效配置，产业结构的形成和优化正是市场在产业间配置资源的必然结果。历史地看，产业结构的形成和调整也曾在不同的体制下完全或主要由政府来安排(通过产业政策)，由此形成了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及所谓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如日本和韩国等)。不过由政府取代市场、通过产业政策干预市场机制在产业间的资源配置而形成的产业结构从长期看是非常脆弱的，日本和韩国经济(金融)危机不断，中国重复建设问题严重，政府安排的产业政策不能不说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产业政策在实质上是政府依据自己确定的经济变化趋势和目标设想来干预资源在产业间的配置，产业政策在资源配置的方式上与计划经济是相同的，计划经济所固有的缺陷必然会重现于产业政策的制定上(汤在新、吴超林，2001)。政府对具体产业的干预应以市场失灵为依据确定。如果将产业政策当做一种宏观调控政策，显然它相对市场基础是一种外生的安排，其绩效将存在体制的制约。不仅如此，如果将产业结构作为宏观调控的对象，也与产业结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存在逻辑上的矛盾。应该承认，中国当前的经济问题主要是结构问题，但结构问题不是宏观调控直接的对象，结构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市场基础的发展和完善，这也是理解为什么要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关键之所在。

(三)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是为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

对于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减少经济周期波动、促进经济总量均衡从而为市场机制有效进行资源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的目标业已获得广泛的认同，并为当今世界各国政府所采纳(除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反对外)，不过，关于经济增长是否应该作为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则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存在重大的分歧。严格地说，经济增长属于总供给的范畴，它取决于生产要素的投入与组合，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一般坚信构成总量内容的总供给方面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即使出现总供给冲击的经济周期波动，认为也应该由市场机制来调节。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理论中，宏观调控政策归属于总需求的范畴，政策的目标被界定在因总需求冲击引起经济周期波动后的稳定方面，而且强调的是短期。如果说凯恩斯主义所强调的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中包含了一定的经济增长目标，那么这种增长主要也是随积极财政政策稳定投资者预期而来的私人部门的增长，公共财政支出的增长本身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然属于稳定的手段，目标是为民间投资的启动创设良好的外部环境。在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实践中，货币政策事实上也一直是以稳定通货而不是经济增长为目标。

最近10年来，随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特别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对政府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能够产生合意的长期经济增长表示怀疑，认为过分关注短期稳定的需求管理政策忽视了长期经济增长的问题。他们指出短期的产量波动虽然具有重要的福利后果，但长期经济增长的福利含义远远超出任何短期波动的影响(Romer，1996)，强调现代经济分析的重点应该从总需求转向总供给方面(因为总量非均衡都是微观扭曲的结果)。这种从对短期稳定的关注转向长期经济增长路径探讨的理论发展方向所给出的政策含义是，政府既能够积极地也能够消极地影响长期经济增长，而积极政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为经济的最优增长路径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由于市场基础不完善，政府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一直附存着经济增长的目标。在中国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实践中，先是1998年上半年明确地将货币政策作为保证8％的经济增长率目标的手段，当认识到依靠货币政策难以实现预期目标的情况下，又进一步明确提出启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来保证经济增长。应该承认，一系列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对于阻止经济增长率的严重下滑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现实结果与预期目标的巨大差距表明，将宏观调控政策目标严格界定为短期稳定更为确切。实际上，多重目标之间的相互矛盾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释放，积极财政政策的短期经济增长目标在中国经济的存量部分还一定程度上存在，但在经济的增量部分则明显难容。目前，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开始在关注短期稳定的基础上探讨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路径问题，如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1999)就曾明确提出：“宏观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要始终坚持以市场化为取向，通过制度创新、加快结构调整来求得长远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扩大内需如果不是作为一项短期政策而是作为一项基本政策，一定要和供给管理的政策结合起来”。特别是从2000年5月中国经济出现重大转机后，关于长期经济增长要依赖市场基础和制度条件的完善已逐步成为共识。

四、结束语

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进程中，我们一向重视政府制度安排的作用，这无疑是中国客观现实的要求。与此同时，我们又必须对政府制度安排在经济的不同领域和层次内容上的差异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事实上，就宏观调控政策作为一种政府制度安排而言，它在西方国家的理论和实践中具有比较清楚的界定，而国内对其内涵和目标等问题上的认识则是相当含混或者说是相互矛盾的。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对宏观调控问题的基本认识是：

——宏观调控中的积极财政政策的目的主要在于通过政府支出的扩大进而拉动民间投资的增长，如果民间投资启而不动而又长期依赖财政扩张，那么，一方面是政府复归为投资的主体，而财政政策的扩张与收缩演变为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源；另一方面是财政扩张在长期的可持续性将成为严重的问题。

新的宏观经济政策篇9

关键词:理性预期;货币政策;宏观调控

1 理性预期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20世纪70年代，西方各国陷入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大量失业和经济停滞的困境，流行多年的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发生了危机，“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的经济理论在改变停滞膨胀局面时也没有出现人们所期望的效果。这种形势下，理性预期学派产生发展起来。该学派以理性预期的概念改造宏观经济学，以预期问题为突破口，全盘否定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被称为宏观经济学中的理性预期革命。加之该学派理论上逻辑严谨，运用现代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分析经济问题，因而理论影响迅速扩大，为西方经济学界普遍接受。加之该学派理论上逻辑严谨，运用现代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分析经济问题，因而理论影响迅速扩大，为西方经济学界普遍接受。

在理性预期理论的代表人物中，罗伯特小卢卡斯、萨金特和华莱士等人是第一代代表人物，典型理论是货币周期论;巴罗和普雷斯科特等人是第二代代表人物，他们发展了小卢卡斯等人的理论，建立了实际货币周期论、财政政策分析和政府决策行为分析等新的理论。

2 理性预期理论的微观基础与基本假设

小卢卡斯与凯恩斯主义的分歧始于他为凯恩斯主义寻找经济基础。他认为，宏观经济现象不过是许多个人经济活动的总和，宏观经济学中一切涉及人的行为的假定应该有微观基础。他在为凯恩斯主义宏观计量经济学模型中的工资，价格部分提供微观基础的过程中发现，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确定的微观经济行为者是理性人的假定相矛盾。在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经济学发生冲突时，小卢卡斯转向了新古典主义。他试图寻求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并从局部均衡转向一般均衡。所以，理性预期理论的宗旨是建立与微观经济学一致的宏观经济学。为此，理性预期理论的主要代表人提出了三个分析的基本假设:理性预期假设;彻底的货币中性假设;自然率假设。

(1)理性预期假设。

理性预期是在长期动态分析下，经济活动的当事人以完全的、相同的信息为基础，他们能对未来作出准确的预期，做出合乎理性的经济决策，即他们能对未来做出理性预期。

(2)彻底的货币中性假设。

货币中性假说是指经济总产量和就业的实际水平和自然水平同包括相应地对商业周期发展作出反映的货币和财政活动无关。

(3)自然率假设。

自然率假说的要点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有其内在的动态平衡，外界力量能暂时打破这种平衡，但不能根本改变它;政府应该顺应这种动态平衡。

3 理性预期理论的政策主张

一是政府应制定长期不变的政策规定，消除政策规则的任意变动性。理性预期学派坚持古典经济学的信条，认为过多的政府干预只能引起经济的混乱，为保持经济繁荣，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因为“市场比任何模型都聪明”，它始终是使各种生产资源得以合理配置和充分就业的有效机制。理性预期学派坚持认为，政府的作用只是为私人经济活动提供一个稳定的可以使人们充分了解的良好环境。因此如卢卡斯所说，“我们需要的是稳定的政策，而不是积极行动主义政策。”政府干预越少，经济效率也就越高。

二是政府政策目标必须注意长期性和稳定性，并且着力解决通货膨胀问题，政府的决策不能对一国经济的产量、就业和其他实际变量产生影响，但可以对一般物价水平等名义变量产生具有规则性的效果。因此，政府应该把最理想的一般物价水平作为唯一的政策目标。

4 理性预期理论及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启示

(1)应充分考虑并正确引导微观主体的理性预期。

不得不承认，我国微观经济活动主体的理性预期能力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正日益增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应充分考虑公众的理性预期，考虑微观经济主体的理性选择。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公众的理性预期又是不断提高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效应的一个前提条件。中央银行要提高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就要准确地公布通货膨胀指标和失业率，利用信息优势，通过舆论导向，准确披露决策相关信息，加大宣传力度，及时引导经济主体的预期，正确引导公众预期，让公众及时了解这种政策目标的变化，增强其信心。

(2)应充分认识到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调控的局限性。

在理性预期条件下，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是有限的。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所面临的是诸如结构调整、制度转轨等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单纯的货币政策在短期很难起到明显的改善作用，因为具有理性预期的公众对此是很清楚的，所以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难以得到公众的响应。可以说，货币政策不是调控经济的万能手段。不仅仅因为货币政策传导过程本身需要宏观经济运行环境的支持;更因为货币政策本身在经济活动中具有局限性。

(3)政府的政策应具有长期的稳定性，以期提供一个稳定的经济环境。

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原则是为了使微观经济个体顺利地从事经济活动，充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从而稳定经济，促进经济增长。所以，政府的政策要想得到各种经济成员的积极配合，使各项经济政策取得预期的效果，还必须取信于民，避免“朝令夕改”。因此政府的政策应具有长期的稳定性和符合经济活动当事者的预期规律，可以使经济活动的当事人从根本上摆脱由于政策的频繁变动对其造成不良后果的担忧，从而无需寻求应变之策，而尽力去寻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和经济行为的最优化。

总而言之，微观经济行为主体的理性预期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有着重大影响，政府在采取宏观经济调整政策时必须充分考虑微观经济行为主体的理性预期并引导这种预期朝着政策目标的方向发展。我国发展市场经济离不开经济政策调控，这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之一。今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我国微观经济活动主体的理性预期能力日益增强，我们必须转换思路，注意把握宏观经济调控与微观层面理性预期的结合点，谋求经济政策、经济主体的预期与行为及经济运行三者的和谐与稳定。

参考文献

[1]杨玉生.理性预期学派[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2]杨丽彬.理性预期观点的评价[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05，(16).

新的宏观经济政策篇10

本文认为，中国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不理想主要不是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市场基础与制度条件方面的问题。文章从宏观调控政策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观点出发，通过比较内生安排与外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的不同绩效，给出了一个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理论框架，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对政策边界的明晰界定，从理论上揭示了短期的总量稳定与长期的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如何正确地把握宏观调控政策的问题。

关键词宏观调控政府安排制度基础政策效应政策边界

与20年来的市场化改革进程相伴随，中国的宏观调控也先后经历了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总需求小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扩大需求型两个阶段。如果说1997年以前，面对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情形还能通过强制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压制总需求来实现宏观经济总量均衡的话，那么，1997年以后，面对在市场机制作用不断扩大基础上形成的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宏观总量非均衡情形，尽管政府实施了更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但三年来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与预期结果仍相距甚远。对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实证分析和政策的规范研究业已引发出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目前学术界大多数关于宏观调控的研究往往因暗含宏观调控政策能完全解决经济衰退的假定前提以及由此演绎的逻辑推论而陷入了宏观调控认识的误区。本文基于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制度安排的观点，依据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在对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制度基础与边界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试图构建一个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理论框架。

一、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内生与外生的绩效

当新制度经济学家们摒弃制度是外生或中性的新古典假设从而将经济运行分析由“无摩擦”的新古典框架转向“新制度”的框架下进行时，市场被描绘成一种为降低交易成本而选择的制度安排(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在将制度分析引入新古典的生产和交换理论并更深入地分析现实世界的制度问题中，新制度经济学家同样给出了各种非市场形式的制度安排理由，这就是，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客观存在使对市场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为把有限理性的约束作用降到最小，同时保护交易免于机会主义风险的影响，经济主体必然会寻求诸如政府安排的制度(Williamson，1975)。任何特定制度的安排与创新无非是特定条件下人们选择的结果，而有效的制度安排无疑是经济增长(绩效)的必要条件。正是通过对产权、交易成本、路径依赖等问题的强调，使新制度经济学得以将经济增长问题纳入制度变迁的框架中作出深刻的解释。由于制度安排的范围相当宽泛，这里，笔者并不打算涉及所有正规和非正规的制度问题，而只是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某些术语(这些术语可能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内涵)，在阐述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基础上，就它相对市场基础而言是内生还是外生的角度来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问题。

市场经济中，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是市场机制，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理论已由标准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给定。尽管市场实现帕累托效率的前提条件过于苛刻而被认为在现实市场中不可能具备，但市场经济的发展史表明，对市场制度作用的认识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出于完善市场配置功能的需要，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在市场基础上日益衍生出了其他一些非市场形式的政府制度安排。其中最主要的有：(1)针对市场失灵而由政府进行的微观规制(管制)；(2)针对市场经济总量非均衡而由政府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的宏观调控。作为典型的政府安排，宏观调控是政府在宏观经济领域的经济职能，是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干预经济的特定方式，它的内在必然性实际上可由市场经济运行的本质是均衡约束下的非均衡过程推论出来(吴超林，2001)；而它的作用机理已在标准的凯恩斯主义模型中得到了经典的揭示，并被战后西方国家长期的实践所验证。

众所周知，宏观总量是由微观个量组成，宏观经济不可能离开微观基础而存在，宏观调控也必然要依赖于现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我们可以简单地从宏观调控是否具有坚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出发，将宏观调控区分为内生的制度安排和外生的制度安排两类。市场经济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意指宏观经济政策具有与市场制度逻辑一致的传导条件和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市场化主体。相对而言，如果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在没有或不完善的市场基础和传导条件下进行的，那么宏观调控显然就是一种外生于市场制度的安排。一般地，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生安排的效应显著，而外生安排的效应则会受到极大的限制。有基于此，我们可以给出一个分析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为何不理想的理论框架。

中国1993—1996年的主导政策被普遍认为是经济转型时期的一次比较接近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调控，并成功地使1992年以来总需求严重大于总供给的宏观非均衡经济实现了“软着陆”。但宏观经济只经历了短暂的均衡之后，旋又在外部冲击和内部制约的条件下，陷入了持续至今且严峻的另一种类型的宏观总量非均衡即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状态。面对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出于“速度经济”的要求及基于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常识，中国首先选择的是以货币政策为主的宏观调控政策安排，目的在于阻止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的势头。然而，到1998年7月为止，尽管包括下调利率、取消贷款限额、调整法定准备金率、恢复中央银行债券回购业务等市场经济通用的主要货币政策工具几乎悉数释出，经济减速和物价下跌的势头却并未得到有效的遏制。鉴于直观的宏观经济现实，当时人们普遍的共识是货币政策失效。关于失效的原因，大多数的分析是借助IS-LM模型进行的，其中主要的观点是“投资陷阱”论、“流动性陷阱”论、“消费陷阱”论等。应该说，这些观点基本上是在给定货币政策的制度基础和传导条件的前提下，主要从货币政策本身的作用机理方面实证分析了制约货币政策效应发挥的各种因素，这些政策层面的分析无疑是必要而且也是有针对性的。可是，如果给定的前提在现实中并不存在或不完全具备，那么，这种仅在政策层面的分析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提出有效的对策。

事实上，中国仍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中，市场制度基础的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还不完善。中国以增量促存量的渐进式改革方式形成了微观基础的二元格局：一方面，改革后形成的增量部分——非国有企业——基本上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起来的，它们具有产权明晰的特征，能对市场价格信号作出灵敏的反应，其行为由市场机制调节，是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另一方面，改革后仍然保存的存量部分——国有企业——虽然历经不断深入的改革也日益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但其积重已久的深层问题并非短期内能得到彻底解决，无论在产权结构还是在治理结构中，国有企业都存在着明显的政企难分的特征，因而其行为具有对市场与政府的双重依赖性，是不完全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目前国内经济学界对这种二元格局的另一种流行划分法是所谓的体制内的国有企业与体制外的非国有企业。其实，这是相对计划经济体制而言的，如果相对市场经济体制而言，则体制内的就应该主要是非国有企业，而体制外的是传统的国有企业。

有效的货币政策除了要有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微观基础外，还必须有政策赖于传导的条件。在市场经济中，利率是解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最重要变量，它通过多种途径传导并影响到实体经济。Munddl(1968)与Fleming(1962)分析了开放经济条件下利率变化经由总需求和汇率波动效应传导的过程；robin(1969)通过对q值(资本资产的市值对重置成本的比值)的定义并将它作为把中央银行与金融市场连接到实体经济的重要因素，分析了资产结构调整效应的传导过程；Modidjani(1977)从居民消费需求角度分析了财富变动效应的传导过程。所有这些传导过程都是以利率市场化为前提、并以相对完善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为基础的。严格地说，中国的利率基本上是由政府确定。利率机制传导的市场化前提不存在，所谓的“流动性陷阱”、“投资陷阱”、“消费陷阱”失去了分析的前提。假定政府确定的利率反映了市场供求，被认为是一种准市场化的利率，那么，在资本市场受到严格的管制以及金融市场被制度的性质强制分割的情况下，金融市场制度基础的局限也极大地制约着利率机制的有效传导。谢平和廖强(2000)明确地指出了利率传导机制的资产结构调整效应与财富变动效应之所以不佳，原因正在于中国的非货币金融资产与货币金融资产、金融资产与实际资产之间的联系不紧密、反馈不灵敏，金融体系与实际经济体系各行为主体和运行环节之间远未衔接成一个联动体。张晓晶(2000)则在MundellV-Fleming模型结论的基础上论证了开放条件下由固定汇率和资本有限流动引致的套利行为以及外汇占款必然制约中国试图通过降息刺激经济政策效果。结合对微观基础的更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非市场化的利率使中国的货币政策在总体上成为一种外生于市场经济的政府安排，实体经济难以对其作出灵敏反应；第二，假定这种利率等同于市场化利率，那么，货币政策虽然相对于市场经济体制内的微观基础是一种内生安排，但金融市场的制度分割与局限使体制内的主体无法对利率作出反应，而体制外的主体使货币政策相应地又变为外生安排，加上体制外的改革滞后于金融制度本身的改革，金，融微观主体基于金融风险的考虑必然又会限制体制外主体的反应(这就是所谓的“惜贷”)。

金融市场制度的局限使得中国货币政策的传导实际上更主要是通过信用机制来进行的。理论上，货币政策的信用传导机制主要有银行借贷和资产负债表两种典型的渠道。Bernankehe和Blinder(1988)的CC-LM模型从银行贷款供给方面揭示了前一种渠道的作用机理，Bernankehe和Gerfier(1995)从货币政策态势对特定借款人资产负债状况的影响方面阐明了后一种渠道的作用机理。信用机制能否有效地发挥传导作用，其关键的问题是如何降低在信息不对称环境下存在于借贷行为过程中的逆向选择或道德风险等问题，从而使信用具有可获得性。就中国的现实而言，体制内外不同的微观主体的信用可获得性是完全不同的。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非国有企业)因金融市场的制度歧视被隔绝在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之外，货币政策相对于它们是一种外生的安排，效应当然无从谈起。市场体制外的微观主体(国有企业)的反应则可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是，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良好的主体，它们并非惟一地依赖银行借贷渠道融资，这就意味着信用传导机制所必需的银行贷款与债券不可完全替代的前提难以成立，即使这类主体不受市场的制度歧视，而且金融机构也愿意与它们发生借贷行为，但货币政策对它们的效力相当微弱；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不良的主体，由于它们存在严重的道德风险和过大的监督成本，金融机构出于自身稳健经营的要求，又往往不愿与其发生借贷行为，所以形成银行普遍的“惜贷”或“慎贷”现象，货币政策对这类主体的投资引诱也不明显(只是较大地减轻了它们的利息负担)。由此可见，中国货币政策效果不显著并不是(或主要不是)货币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问题。

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同样可以在制度内生与外生安排的框架下得到说明。1998年中期，当日益严峻的“通货紧缩”和“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使得货币政策一筹莫展，以及东南亚金融危机致使通过出口扩大外需受阻的情况下，为了解决总体物价水平持续下跌、经济增长率递减、失业(下岗)面不断扩大等宏观经济问题，政府秉持通过宏观调控扩大内需以启动经济的思路，确立了以财政政策为主并与货币政策相互配合的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取向。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移动IS曲线的方式实现扩大总需求的目的，实际上是凯恩斯主义政策主张在中国的一种实践。对积极财政政策选择实施的时机和它的重要意义(稳定人们的预期)几乎没有人表示怀疑。尽管以增发国债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被认为在扩大基础设施投资进而拉动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权威部门统计测算的结果是增发国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998年和1999年分别达1．5％和2．1％)，但作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种宏观调控政策，财政政策的主要功能并不仅仅体现在扩大支出的直接效应方面，而是在于通过政府支出的扩大去拉动民间投资的间接效应方面，否则，财政政策就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投资没有两样。就后一方面而言实际效果并不理想。不少人担心积极财政政策长期继续下去有可能导致计划体制复归和债务危机。

关于积极财政政策为何难以有效地拉动民间投资需求增长的原因，学术界已展开深入的探讨并提出了多种解释。其中大多数的分析都将问题的症结归咎于基础设施的产业链太短以及整个产业结构不合理方面，强调正是基础设施的产业关联性差，当把财政资金集中投向本来就已存在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基础原材料部门，并且主要又是以政府大包大揽而不是贴息、参股和项目融资等方式投入的情况下，民间投资自然不可能参与进来，最终的结果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不大，经济启而不动。无疑，中国积极财政政策效应在现象层面表现出来的因果关系确实如此。但根本的原因却正如光教授(1999)所指出的，是政策扩张与体制收缩的矛盾。如果从财政政策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观点出发。我们可以就它与微观基础的关系对政策效应作出进一步的解释。这就是，由于财政政策与政府关系紧密的行为主体(特别是国有主体部门)具有较强的内在一致逻辑(这种较强的内在一致逻辑恰恰又是人们所担心的计划体制复归的重要表现)，积极的财政政策对这类主体的投资引诱效果相对明显；由于财政政策相对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是一种典型的外生制度安排，积极财政政策的各种乘数效应受到体制的摩擦，因而对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需求的拉动效应不明显，亦即IS曲线移而不动。

上述给出的仅仅是制度基础的分析框架，它并不是宏观调控分析的全部内容。如果到此为止，则很容易使人误解为：只要宏观调控政策是内生的制度安排，就可以实现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其实，即使是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也并不必然意味着它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凯恩斯主义政策70年代在“滞胀”面前的失灵就是明证)。因为，如果宏观调控作用的仅仅是宏观经济总量，就不能要求它去解决结构问题；如果宏观调控政策的本义只是一项短期的稳定政策，又岂能冀望它来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这实际上也就涉及宏观调控政策是否存在一个有效的边界问题，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也只有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才能得以释放出来。

二、宏观调控政策的期限边界：短期还是长期?

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长期与短期之争，实质上也就是关于政府经济职能边界的理念之争。在西方，现代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间对此也展开过激烈的论争，从凯恩斯主义到货币主义再到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和新凯恩斯主义，其政策理论的核心实际上也可归结为宏观调控政策的期限边界问题。比较分析各流派不同的政策理论主张，应该会有助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一)短期边界论：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及新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

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背景下，凯恩斯从不变的价格水平可以存在不同的总产出水平及相应的就业水平的现实出发，以现实存在的货币工资刚性、价格刚性、流动性陷阱和利率在长期缺乏弹性等作为分析前提，把经济分析的重点放在宏观总体的真实变量上，指出宏观经济总量的非均衡主要是总需求波动(有效需求不足)的结果，市场力量并不能迅速有效地恢复充分就业均衡。根据总需求决定原理，凯恩斯进一步推论出，只有通过政府制定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引导消费倾向和统揽投资引诱，并使两者互相配合适应，才能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从而使经济在充分就业的水平上保持稳定。

在凯恩斯看来，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的总需求管理政策是相机抉择的短期政策，因为“在长期我们都死了”。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短期边界论，我们可用标准凯恩斯主义的AS一AD模型加以说明。在图1中，假设总需求曲线AD0与总供给曲线AS相交的A点表示经济最初处于的充分就业均衡水平(Yn)，当经济受到现实总需求的冲击，即AD0左移至AD1之后，由于现实中存在着货币工资刚性和价格刚性，必然导致厂商削减产量和就业量(从Yn减到Y1)，这时，经济将在小于充分就业水平的B点实现均衡，而不可能任由价格的自由下降调整到C点的充分就业均衡水平。正是投资者不确定预期及由此形成的有效需求不足，使得AS在A点以下演变为一条具有正斜率的总供给曲线，它意味着完全依靠市场力量很难迅速有效地将Y1恢复到Yn。因此，要使经济在较短的时间内从B点回复到A点，最有效的办法是通过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使AD1，移动到AD0。在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解决后，AS曲线恢复到古典的垂直状态，市场价格机制继续发挥作用，此时如果继续实施积极的政策会加剧价格水平的上涨(通货膨胀)。从凯恩斯主义的AS一AD模型中不难看出，总需求管理政策的边界只限于AS曲线具有正斜率的部分，亦即存在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状态。

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正当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在“滞胀”面前日益失灵的情况下，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提出持久收入假说和自然率假说来解释“滞胀”现象，并对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发难。货币主义者认为，长期菲力普斯曲线是一条起自自然失业率的垂直线，不存在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交替关系。虽然短期内通过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影响产量和就业量，但就长期而言，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使得财政扩张的量不过是对私人部门支出的量的替代，税收的变化也因不能影响持久收入而仅有非常微弱的乘数效应。货币政策也同样只会在短期内当人们按错误的价格预期决策时对产量和就业量产生影响，而在长期一旦错误的价格预期得到纠正，即“货币幻觉”消失之后，实际工资、产量和就业量都将复归到各自的自然率水平。因而任何通过政府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试图保持较高的和稳定的产量和就业量水平的努力，最终只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加速上升和经济的更不稳定。与重视财政政策作用的凯恩斯主义者不同，货币主义者从稳定的货币需求函数出发，坚持经济在遭遇需求冲击后仍会相当迅速地恢复到自然率的产量和就业水平附近，强调即使是短期的需求管理政策也不会使事情变得更好，因为政策制定者为了某种政治利益而操纵经济导致的政府失灵可能比市场失灵更糟。因此，为了稳定经济，应该用旨在稳定价格预期的货币规则取代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

新凯恩斯主义从最大化行为和理性预期的基础上去探寻关于工资和价格粘性的原因，进而建立了包含确定价格和接受需求的厂商、新古典生产函数、市场不完全性、信息不对称等方面具有坚实微观基础的宏观经济模型(Mankiw&Romer，1991)。由此导出的政策含义强调，由于经济自动均衡将以长期的萧条为代价，因此，通过政府的总需求管理政策可以使经济在短期内稳定在产量和就业的自然率水平附近。新凯恩斯主义关于短期政策的观点分别以工资粘性模型(图2)和价格粘性模型(图3)来说明。在图2中，LAS是一条与古典一致的垂直总供给曲线，SAS则是由一定的预期价格水平(pe=p0=W0或pe=p1=W1)给出的短期总供给曲线。假定经济初始在产量和就业自然率水平(Yn)的A点上运行，当发生意外的总需求冲击后(总需求曲线从AD0移到AD1)，即使价格可自由伸缩，但由于工资已由谈判合同固定，经济必然从A点移动向小于充分就业均衡(Y1)的B点。正是因为工资合同需要交错调整不可能使劳动市场在C点出清，新凯恩斯主义者强调政府对意外冲击的反应远比私人部门协商调整工资迅速。因此，在短期内，通过政府的总需求管理政策能够将经济稳定在自然率水平附近。图3表明的是，总需求的冲击之所以使经济从A点移向B点，主要是因为存在价格粘性(比如菜单成本)。如果商品市场不可能在C点迅速出清，那么总需求管理政策在短期就应该有所作为。

(二)零边界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政策主张

建立在理性预期、自然率假设和市场连续出清基础上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包括以卢卡斯为代表的货币经济周期学派和以巴罗、基德兰德、普雷斯科特等为代表的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前者从需求冲击、信息不完全及闲暇(劳动)的跨期替代效应方面建立起解释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和传导机制的货币经济周期模型，认为在短期内，虽然不完全信息下发生的意料之外的货币冲击会导致经济总量的波动，但在长期中，由于人们能够根据不断获得的信息去修复错误的预期，经济将自行恢复到自然率的增长路径。基于预期到的货币冲击对经济没有实际的影响，因而旨在稳定经济的货币政策在任何时候都无效。这种货币政策零边界的推论可由图4说明。

在图4中，垂直的LAS曲线表明具有理性预期的经济主体行为完全由市场价格机制调节，每一条倾斜的SAS曲线则由相应的预期价格水平给出。假设现期发生了出乎意料的总需求增加(货币冲击使AD0移到AD1)，则货币工资和价格水平必然会因商品和劳动市场存在超额需求而上升。此时，如果具有不完全信息的厂商(工人)误将一般物价水平(货币工资)的上升当做相对价格(实际工资)的上升并相应地增加产品(劳动)供给，那么经济将暂时“意外”地沿SAS0曲线从A点移动至B点。然而，一旦经济主体理性地认识到实际工资和相对价格并未发生变化并完全调整预期，则SAS0会迅速移到SAS1，产量和就业复归到自然率水平(C点)。因此，除非货币政策不被意料到，否则，无论长期还是短期的货币政策都归无效，而意料之外(欺骗公众)的货币政策本身只能进一步加剧经济波动。如果用“适应性预期”替代“理性预期”概念，则图4也是一个货币主义的AS—AD模型。

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坚持货币中性论，认为货币对实际经济变量没有影响，因为是产出水平决定货币变化而不是相反，所以货币政策的作用为零。他们主要从生产函数与总供给的关系方面建立起分析模型，强调实际因素(尤其是技术)冲击是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源。在他们看来，当一个部门出现技术进步后，它必然会通过部门性的波动源传导到经济的其他部门，技术冲击的随机性使产出的长期增长路径出现随机性的跳跃，产量和就业的波动实际上并不是对自然率水平的偏离，而是对生产可能性变化的最优反应，因此，任何反周期的政策都是反生产的没有意义的。关于实际经济周期模型的政策含义，巴罗通过复活李嘉图等价命题，认为公债是中性的，经济主体的预期理性会抵消政府无论是以公债还是税收等方式筹资的效应，因而试图刺激经济扩张的积极财政政策无效。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则通过比较有无约定条件下的均衡解，从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和政府信誉方面论证了凯恩斯主义的相机抉择政策是无效的。

由上可见，凯恩斯主义为政府提供了市场经济中反萧条的最初的政策理论，并将其边界严格地界定在短期，它的效应也被战后西方国家20多年的实践所证实。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将宏观经济政策的期限边界定格为零，虽然这种政策主张远离现实，但作为政策理论却为反思传统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提供了一种路径。现代宏观经济学中，几乎没有任何一派是把宏观调控政策当做长期的政策。

三、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与目标边界：总量稳定还是结构增长?

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宏观调控政策必然会存在一定的作用对象与目标。关于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对象究竟是总量还是包括结构?它的目标究竟是稳定还是增长?对此的不同认识显然直接影响到对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评价，而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则影响到能否正确地认识市场经济中市场与政府的作用。

(一)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是宏观经济总量

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制度安排或经济职能从总体的内容层次上可以区分为一般的市场条件的创立与维护、微观经济规制、宏观经济调控三大类。与基于市场失灵外在地要求政府干预经济的微观规制安排不同，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内在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并导致经济总量严重非均衡基础上形成的政府安排。由于动态经济中经济出现周期的波动是不可避免的，虽然市场机制如果假以时日能够自动调节经济至自然率的均衡水平，但在经济达到均衡之前可能需要经历一个较长时期的萧条意味着必须付出总体社会福利损失的严重代价，因此，现代市场经济一般内在地要求通过政府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去调控经济总量，以减少市场机制调节时滞产生的高昂成本。从宏观调控的内涵来看，它作用的对象显然是总量方面，但其作用的结果又必然会间接地影响到具体微观主体的行为。而正是这种直接对象与间接结果的传导表明了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这也是为什么说有效的宏观调控必须有坚实微观基础和传导条件的原因。有必要说明的是，如果依据作用结果来界定政策边界，那么也许可以把结构列为宏观调控的对象。不过，随之而来的问题可能就会陷入体制认知的误区(这点将在后面说明)。将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边界严格界定为总量的观点也明确地反映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

(二)产业结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

前已述及，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结果不仅会而且应该影响到微观主体的行为决策和产业结构的相应调整。但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却并不针对具体的行业和部门，否则宏观调控就等同于微观规制。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表明，对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普遍认同，推动了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发展。在市场经济中，通过市场竞争和价格机制对供求关系进行调节，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使资源在各产业和部门间得到有效配置，产业结构的形成和优化正是市场在产业间配置资源的必然结果。历史地看，产业结构的形成和调整也曾在不同的体制下完全或主要由政府来安排(通过产业政策)，由此形成了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及所谓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如日本和韩国等)。不过由政府取代市场、通过产业政策干预市场机制在产业间的资源配置而形成的产业结构从长期看是非常脆弱的，日本和韩国经济(金融)危机不断，中国重复建设问题严重，政府安排的产业政策不能不说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产业政策在实质上是政府依据自己确定的经济变化趋势和目标设想来干预资源在产业间的配置，产业政策在资源配置的方式上与计划经济是相同的，计划经济所固有的缺陷必然会重现于产业政策的制定上(汤在新、吴超林，2001)。政府对具体产业的干预应以市场失灵为依据确定。如果将产业政策当做一种宏观调控政策，显然它相对市场基础是一种外生的安排，其绩效将存在体制的制约。不仅如此，如果将产业结构作为宏观调控的对象，也与产业结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存在逻辑上的矛盾。应该承认，中国当前的经济问题主要是结构问题，但结构问题不是宏观调控直接的对象，结构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市场基础的发展和完善，这也是理解为什么要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关键之所在。

(三)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是为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

对于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减少经济周期波动、促进经济总量均衡从而为市场机制有效进行资源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的目标业已获得广泛的认同，并为当今世界各国政府所采纳(除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反对外)，不过，关于经济增长是否应该作为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则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存在重大的分歧。严格地说，经济增长属于总供给的范畴，它取决于生产要素的投入与组合，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一般坚信构成总量内容的总供给方面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即使出现总供给冲击的经济周期波动，认为也应该由市场机制来调节。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理论中，宏观调控政策归属于总需求的范畴，政策的目标被界定在因总需求冲击引起经济周期波动后的稳定方面，而且强调的是短期。如果说凯恩斯主义所强调的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中包含了一定的经济增长目标，那么这种增长主要也是随积极财政政策稳定投资者预期而来的私人部门的增长，公共财政支出的增长本身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然属于稳定的手段，目标是为民间投资的启动创设良好的外部环境。在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实践中，货币政策事实上也一直是以稳定通货而不是经济增长为目标。

最近10年来，随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特别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对政府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能够产生合意的长期经济增长表示怀疑，认为过分关注短期稳定的需求管理政策忽视了长期经济增长的问题。他们指出短期的产量波动虽然具有重要的福利后果，但长期经济增长的福利含义远远超出任何短期波动的影响(Romer，1996)，强调现代经济分析的重点应该从总需求转向总供给方面(因为总量非均衡都是微观扭曲的结果)。这种从对短期稳定的关注转向长期经济增长路径探讨的理论发展方向所给出的政策含义是，政府既能够积极地也能够消极地影响长期经济增长，而积极政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为经济的最优增长路径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由于市场基础不完善，政府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一直附存着经济增长的目标。在中国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实践中，先是1998年上半年明确地将货币政策作为保证8％的经济增长率目标的手段，当认识到依靠货币政策难以实现预期目标的情况下，又进一步明确提出启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来保证经济增长。应该承认，一系列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对于阻止经济增长率的严重下滑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现实结果与预期目标的巨大差距表明，将宏观调控政策目标严格界定为短期稳定更为确切。实际上，多重目标之间的相互矛盾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释放，积极财政政策的短期经济增长目标在中国经济的存量部分还一定程度上存在，但在经济的增量部分则明显难容。目前，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开始在关注短期稳定的基础上探讨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路径问题，如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1999)就曾明确提出：“宏观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要始终坚持以市场化为取向，通过制度创新、加快结构调整来求得长远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扩大内需如果不是作为一项短期政策而是作为一项基本政策，一定要和供给管理的政策结合起来”。特别是从2000年5月中国经济出现重大转机后，关于长期经济增长要依赖市场基础和制度条件的完善已逐步成为共识。

四、简短的结语

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进程中，我们一向重视政府制度安排的作用，这无疑是中国客观现实的要求。与此同时，我们又必须对政府制度安排在经济的不同领域和层次内容上的差异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事实上，就宏观调控政策作为一种政府制度安排而言，它在西方国家的理论和实践中具有比较清楚的界定，而国内对其内涵和目标等问题上的认识则是相当含混或者说是相互矛盾的。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对宏观调控问题的基本认识是：

——市场经济有效配置资源是以产权明晰的市场主体行为和形成理性预期从而能对市场价格信号作出灵敏反应为基础的。针对经济总量非均衡的宏观调控如果没有坚实的微观基础，那么，作为一种外生的制度安排的政策效应释放必然受到极大的制约。宏观调控政策的传导还需要相应有效的市场传导条件或机制。在中国，由于市场结构并不完全，特别是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属管制市场，缺乏有效的市场传导机制使宏观调控成为一种外生于市场条件的政府安排。因此，宏观调控政策能否发挥作用已不仅仅是政策本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