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碳经济政策十篇

双碳经济政策篇1

【关键词】低碳经济；财金政策

2010年11月26日，财政部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共同主办的“财金政策促进低碳经济发展”双年度论坛在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国际会议中心隆重举行。论坛开幕式由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副主任李扣庆主持，中国财政部国际司司长郑晓松和亚洲开发银行副行长赵晓宇分别致开幕词。来自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国财政部、泰国财政部、比利时财政部、中国环保部、日本发展银行、韩国绿色发展总统委员会、日本大和研究所、亚太开发金融机构协会、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政府、国际金融公司和高盛公司的10多位经济学家和高级主管进行了主题发言，来自缅甸、日本、南非、韩国、澳大利亚、孟加拉国、菲律宾、柬埔寨、老挝、越南、泰国、巴基斯坦、柬埔寨、比利时、美国、俄罗斯和中国等亚太地区的17个国家的官学商代表出席了会议。论坛围绕“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财政金融政策”这一主题分四个模块展开了热烈研讨。

一、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财金政策：挑战与机遇

与会专家学者就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财政金融政策所面临的挑战各抒己见。世界银行中蒙可持续发展局副局长Ede Ijjasz指出，尽管大多数APEC经济体，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已经设立了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宏伟目标，但是，除非政府制定并执行一系列的政策，否则难以达到减排目标。泰国财政部政策司处长Sumalee Satitchaichareon指出，发展低碳经济的财政政策面临三大挑战：如何评估财政措施的效率和有效性，如何平衡财政补贴政策和财政惩罚政策，以及如何整合环境管理基金。中国环保部政策研究中心胡涛博士指出美国对中国清洁能源启动301调查违反《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的原则，这给全球减排之路设置了另一个路障。同时，他也认为由UNFCCC要求的全球环境利益与WTO的自由贸易条款不相一致，为了发展低碳经济保护全球环境而采取的财政补贴可能违背了WTO的补贴与反补贴协议（SCM），当两套国际法则相互冲突时，人们对遵从哪一套规则将无所适从，这要求构建新的绿色一致性规则。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环境司司长Nils Axel Braathen举例机动车碳税差异阐述了财政政策面临的挑战，他指出，由于世界是不完美的，人们无法分清车辆相关的碳税差异，税收的有效性面临质疑。首先，由于消费者的短视倾向，在购车时可能不会充分考虑未来消费的燃料；其次，开设差异化的一次性车辆碳税要比开设足够高的循环式的车辆燃油税在政治上更容易；最后，有些国家车辆税差异化的程度似乎与该国的其他碳减排激励不成比例。

当然，运用财政金融政策促进低碳经济发展也存在不少机遇。世界银行中蒙可持续发展局副局长Ede Ijjasz指出，APEC经济体可以通过区域合作的方式构建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财政金融政策，协同建立包括多重政策目标的大型“无悔区”，其理由如下：第一，许多国家都力求解决国家环境问题，如协同碳限量减排目标和空气污染减轻目标；第二，随着能源进口和全球能源价格的增加，保护能源安全是另一个重要的目标，除了俄罗斯、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文莱外，APEC经济体已经或者即将成为能源进口国；第三，那些正在寻求技术优势和新资源增长的国家，都将低碳技术看做未来的增长机会。中国环保部政策研究中心胡涛博士指出，杜哈回合中贸易与环保特别会议谈判包括杜哈部长宣言第31.1段“WTO与多边环保协定（MEA）之特定贸易义务”、第31.3段“环保商品与服务关税与非关税贸易障碍的消除与消减”以及第32.3段“生态产品标识”三项议题，前两项讨论最为热闹，各会员国针对这两项议题，不但进行了多次讨论，代表们也一直期望在杜哈回合结束前，可达到具体的共识。这为在贸易领域和环保领域建立绿色一致性规则奠定了基础。

二、发展低碳经济的财政政策：经验分享

来自比利时财政部、中国财政部、泰国财政部、韩国绿色发展总统委员会和日本大和研究所的高级官员和经济学家就本国发展低碳经济的财政政策进行了经验分享和交流。

比利时财政国务秘书环境税高级顾问Michael Mossakowski介绍了比利时发展低碳经济所采取的诸项财政政策，例如，倡议绿色贷款，政府支付用于建筑物节能的银行贷款的部分利息，最大贷款额度5.000，政府支付15%的贷款利息，其中对利息进行40%的税收抵免；绝缘材料税收抵免，对屋顶、窗户、墙壁和地板等绝缘材料进行40%的税收抵免；实施电动汽车和摩托车计划，电动汽车减税30%（最高.000），电动摩托车减税15%，电池再充电时减税；对低耗能住宅进行减税；抵免公司汽车税，根据CO2排放量抵免汽车税50-120%，燃油税只扣除75%。他还指出环境税的中心任务是：将外部成本内部化，从长期增加碳税，同时允许私人部门参与以有效解决资源限制问题。

中国财政部经建司处长吴海军指出，发展低碳经济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他从四个方面介绍了中国发展低碳经济所要采取的财政措施：第一，支持低碳环保产品推广。运用财政补贴手段启动消费市场，实现规模经济，使低碳环保产品价格大幅度降低，市场销售份额不断上升，逐渐成为市场消费的主流产品。为此，中国实施了节能产品惠民工程，初步建立了以高效照明产品、节能空调、节能汽车和高效电机等四大类节能产品推广体系。第二，支持低碳技术研发、推广和应用。就是鼓励企业实施节能技术改造，推行合同能源管理，支持淘汰落后产能。第三，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建立“财政-科技联动新机制”，采取补贴消费者方式，支持试点城市推广使用新能源汽车，有效引导企业生产、研发并加强各类资源整合，推动我国新能源汽车释放需求潜能、加速产品更新、加快产业发展。第四，支持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设立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征收标准为每千瓦时4厘钱；设立可再生能源发展专项资金，支持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新能源开发利用。

泰国财政部政策司处长Sumalee Satitchaichareon介绍了泰国政府政策和发展低碳经济的财政措施。泰国第10个国家经济和社会计划（2007-2011）和第11个国家经济和社会计划（2012-2016）都追求低碳社会或绿色经济，设立了由总理主持的气候变化减轻委员会，引进了2010-2013年气候变化减轻总体规划，2006年还制定了泰国温室气体管理组织设置的新法律。泰国政府政策包括能源政策（主要关注节能、能源安全、可再生能源发展和环境保护）和环境政策（主要是通过改善循环技术促进环保型消费，从源头上预防污染）。泰国发展低碳经济采取的财政措施包括税收和专项基金。税收包括：清洁发展机制（CDM）的税收激励，CDM项目前三年享受税收减免；机器设备的税收激励，主要是公司所得税和关税，泰国公司在计算所得税时，其扣减额达到公司节能机器和设备实际投资的1.25倍，节能机器设备进口关税减半；消费税包括汽油税、汽车税、摩托车税和电池税。专项基金包括能源保护基金（批准给可再生能源和SPP补贴及软贷款）和环境基金（为环境改善项目或活动融资）。

韩国绿色发展总统委员会政策规划与协调处处长Hangshin Park，介绍了韩国促进绿色增长的计划和措施。他指出，为了增强竞争力，韩国政府逐步提出向环保型转变的宏观战略和微观计划。例如，政府2008年出台了《低碳绿色增长战略》，2009年提出“绿色工程”计划，2010年公布了《低碳绿色增长基本法》。韩国的绿色增长模式通过10个议程实现了提高能源安全和气候适应性、扩大增长动力和提高生活质量这三大目标。10个议程分别为：建立低碳社会，主要指建立国家温室气体排放管理体系、设定减排目标和提高碳可见性；提高能源安全，主要指建立能源储蓄型社会、扩展节能发展和部署、发展安全核能和离岸能源；加强气候行动，主要指改善环境适应性、食品安全和水资源管理等；发展绿色技术，主要指促进绿色高科技创新战略、投资绿色研发战略、发展核心绿色技术和可更新产品；促进绿色产业，主要指促进绿色环保产业、绿色中小型企业和构建绿色集群；绿化产业结构，主要指促进高科技冶炼产业和高附加值服务产业；建立绿色经济基础，主要指繁荣碳市场、绿化金融基础结构、建立绿色基金和生态税、创建绿色就业等；构建绿色陆地交通，主要指建设绿色住宅和绿色城市、扩展生态空间、绿化自行车和汽车等交通；进行绿色生活革命，主要指引进生态体系和扩展碳标签、促进绿色消费和绿色生活方式、促进绿色增长教育以提高公众意识；成为全球绿色领跑者，主要指促进绿色增长和气候行动的合作、提高绿色ODA和支持发展中国家、构建绿色中心韩国。

日本大和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经理Yutaka Harada介绍了日本过去40年的减排状况，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能源排放效率急剧增加，而1990-2010年能源排放效率却没有增加。他还指出税收、补贴、价格等都曾是日本曾经采用过的激励性财税政策，例如，在日本购置低公害车时可享受车辆购置税的减税，优先并延长减税车辆汽车税的减免年限等优惠。他着重强调了日本财政在低碳技术创新方面的强力支持，日本已决定在低碳技术创新方面投入300亿美元，以实现日本内阁会议2008年7月26日通过的“实现低碳社会行动计划”所涉及的具体目标。财政强力支持的低碳技术主要包括开发快中子增殖反应堆循环技术、生物质能应用技术、低化石燃料消耗直升机、高效能船只、气温变化监测与影响评估技术和能源运输系统等。Yutaka Harada指出，日本的低成本节能技术、CO2排放降低技术和上述能源技术都可被运用于帮助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发展低碳经济。

三、发展低碳经济的金融政策：经验分享

来自国际金融公司、亚太开发金融机构协会和日本发展银行的三位官员就他们所在机构发展低碳经济的金融政策进行了经验分享和交流。

双碳经济政策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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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斯定理是理解制度的枢纽。在交易成本为零时，不管产权如何分配，有效率的产出总会出现，低碳经济很容易实现。但是，当交易成本为正时，产权分配对经济产出具有重大的影响。由于交易成本总是存在和显著的，故制度总是具有重要作用。低碳经济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有可持续的制度激励。当前我国在低碳经济发展过程中因为交易成本显著，大大地限制了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的转型。因此，我国发展低碳经济应以交易成本和制度激励为切入点，设计有效率的、低交易成本的，以使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相一致的制度激励，确保低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科斯定理；低碳经济；高碳经济；交易成本；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F091349；F1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2）06-0006-05

一、引言

从经济理论角度而言，高碳经济本质上是一种市场失灵现象，不是自然现象。它是理性的个体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经济行为，如同哈丁的“公地悲剧”1、奥尔森的“集体行动逻辑”2，以及大家熟悉的“囚犯困境”。然而，现有经济理论研究往往假设没有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看不到制度变迁的渐进性，仅仅强调经济个体的成本-收益分析，看不到因交易成本带来的社会外部性问题，从而无法回答为什么有的国家或地区低碳经济发展较好，而有的国家或地区低碳经济发展不好这一基本命题。矛盾无处不在。理性的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强大冲动力，既是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也是经济增长和繁荣的主要源泉。无论这种结果是好是坏，均依赖于所认为的社会制度结构，这种制度结构指限制人类行为并将他们的努力导入特定渠道的正式和非正式的规则（法律和各种规范）及其实施效果。3这样一来，科斯、威廉姆森、诺思等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帕累托最优只是新古典经济学所有可能中的一种，如同凯恩斯评价古典宏观经济学那样，充分就业均衡仅仅是许多均衡中的一种。因此，我们研究低碳经济，需要由新古典经济学零交易成本的世界走进新制度经济学正交易成本的世界，以交易成本方法研究制度激励与低碳经济之间的关系，从而为保证低碳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一种独特的经济方法。因为没有理论，实践将是杂乱无章的；没有实践，理论将是模棱两可的；没有方法，理论与实践的联系将是牵强的、虚伪的、独断的。所以科斯开创的交易成本经济学，仍然是研究制度和组织的有力分析方法。4正是通过对交易成本的考察，他首先提出了制度理论，并指出交易成本（包括协调成本、测量成本和执行成本）是昂贵的。新古典经济学预测的帕累托最优可能无法实现。同样道理，发展低碳经济对我国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但从长远而言，要使低碳经济具有可持续性，需要通过正确的制度改革激励结构，创建一个低交易成本的环境。否则，低碳经济发展将是不可持续的。

二、科斯定理是理解制度的枢纽

交易成本是指在推动交易发生时所产生的谈判、测量和执行成本等。科斯定理是新制度经济学中的核心理论。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5一文中分析“外部性”问题时提出了致力于澄清新古典经济学中交易成本的重要性。科斯认为，交易成本的存在使得外部性无法通过价格机制得到解决，如果重视明晰产权，“外部性”问题可以基本通过市场自行解决而无需政府干预。科斯定理的主要内容有：（1）在零交易成本的世界里，有效率的产出结果总是能够出现。如果人们能够知道他们所有的选择是什么，正确理解他们在一个产品中能得到什么属性，并且也确切无疑地知道每个选择的结果，那么显然，每个人都会以一种尽可能使自己赋予的方式运用他们的选择。互利的交易不存在。无论产权的初始界定如何，都是有效率的，能够达到帕累托最优。（2）在交易成本为正的世界里，产权的初始安排会影响资源的配置效率。因此，当交易成本为正时，清晰的产权界定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提升经济效率和促进竞争。我们通过图1来理解和阐释科斯定理中关于交易成本对经济效率的影响。

假设市场中存在甲乙两个市场主体，甲对X商品具有使用行为，例如高碳生产对能源的消耗，使用量为Q，边际收益为MR，边际成本为MC1。产品经济行为对乙方有负外部性，乙方的边际成本为MC2，社会成本则为MC3=MC1+MC2。同时也是对在没有相关制度措施的情况下，甲方无需对乙方造成的环境污染做出赔偿，这样甲就会使用Q2量的X产品，而非MC3=MR的交点M所对应的Q*，即符合帕累托最优的产量，社会福利为三角形KOM的面积。由于社会对于某商品的需求大于帕累托最优，产生了市场失灵，甲方获得的收益为四边形KOLQ3的面积，此时，对于社会来说，损失是三角形OGQ3的面积，这样就产生了市场失灵。社会净收益为甲方收益与乙方成本之差，即三角形KOM与三角形MLG的面积之差。

假设双方就X产品的使用量或减少量进行交易，确定一定的产权关系，例如污染权与清洁环境权，根据科斯定理，在不存在交易成本的情况下，无论产权如何分配，例如，无论是给予甲方污染权，还是给予乙方清洁环境权，二者之间的竞争终会使MR与MC3相交于M点，最优交易量为Q*，社会福利的总和为三角形KMO的面积，外部性问题得到解决，达到帕累托最优。

当存在交易成本AC时，需求者会降低购买量，因此均衡产量为Q***，此时社会福利会损失四边形ABCD及三角形BDM的面积之和。此外，如果甲乙的效用函数不同，产权的初始分配状态不同，则会使既定交易成本下社会福利损失的程度不同，例如给予甲方污染权与给予乙方清洁环境权对经济效率的影响是不同的。可见，初始产权制度安排对于经济效率十分重要。

通过完善制度，界定清晰的产权，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则可以改进经济效率。假设政府较为清晰地界定了产权关系，将交易成本由AB降为EF，那么均衡产量由Q***增至Q**，社会福利便会有所改进，增加的社会福利为四边形AEBF与CDGH的面积之和。

由此可知，新古典经济学中无效率的产出并非源自企业的市场结构或其他标准解释，而是源自交易成本的存在。即使出现负外部性，阻碍解决方案出现的并不是外部性本身，而是昂贵的交易成本。如果交易双方必须相互合作（谈判成本），决定额外污染造成的损害程度（测量成本），并且和对方确定一个解决方案（谈判成本），每一方必须保证协议是可兑现的（执行成本），这的确是一个困难且成本昂贵的过程。只有在零交易成本的世界，才能实现有效率的产出。同时，只有在正交易成本的情况下，市场失灵才会出现。与垄断和外部性相联系的无效率并非只是冰山一角。如果一个经济体系有着很高的交易成本，许多潜在的交易将会丧失，或在有效率的水平之下运行。而许多没有得到解释的悖论的答案也将变得清晰起来。6

毫无疑问，交易成本总是存在的，并且是非常显著的。交易成本的存在实质上是对社会资源低效配置的体现，无法从根本上消除，只能采取适当措施予以降低。制度作为社会中的博弈规则，或者说是一些人为设计的、塑造人们互动关系的约束，7在降低交易成本方面的功能主要体现为约束行为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降低不确定性；缓解信息不对称，提供人们关于行动的信息；外部性内部化，减少负外部性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从而改进经济效率。

同时，制度是一种公共产品，存在“搭便车”，因此对制度供给的激励存在一定的困难，极易陷入“囚犯困境”8。制度也具有较高的资产专用性，其功能的发挥必须受限于特定约束条件，例如文化、意识形态、经济发展水平等，这些都导致了制度的稀缺性。9对于现实中人们日益增长的制度需求而言，制度安排供给充足且结构耦合的理想状态是不存在的，充斥着制度冲突与制度真空。由此可见，除了传统新古典经济学强调的技术变革、规模经济、人力资本之外，制度也是极其重要的生产要素，对于降低交易成本，改进经济效率和促进竞争是十分关键的。

三、交易成本与发展低碳经济的显著关系

交易成本对于经济效率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在一种形态的经济体中存在过高的交易成本，则不可避免地阻碍资源的优化配置。发展低碳经济亦是如此。从制度激励角度理解低碳经济发展，可以发现，阻碍低碳经济发展本质上是阻碍一个利益格局的变化，且发展过程本身存在着高额的交易成本。

1.低碳发展中融资过程存在昂贵的交易成本

当前我国在低碳融资过程中存在着高昂的交易成本。一是低碳产业尤其是新型能源产业具有投入大，周期长、风险高的特征，这就使低碳投资面临较高的资产专用性与不确定性；二是我国当前的低碳经济发展尚不成熟，低碳企业普遍规模小，自主研发能力薄弱，抗风险能力差，且由于监管不利而存在很多投机者；三是由于低碳技术十分复杂，非专业人员往往很难对其进行有效甄别、选择，无论是银行、民间资本还是境外风险资本对低碳技术的认知都具有一定的局限，因此投资十分谨慎。有限理性、资产专用性和不确定性导致了低碳企业在融资过程中的种种障碍。融资方要达成融资合作目标，必须耗费一定的成本用于宣传、游说甚至贿赂等。而交易另一方为了防范风险，也必然会花费一定的成本用于信息搜集及事后防范，在契约中也会设置各种严格条件以规避风险，这又会导致融资双方在讨价还价中的成本支出，10严重限制低碳经济发展。

2.低碳投资者与国家之间的交易成本显著

国家与低碳投资者之间也存在着交易关系。国家给予投资者优惠的政策如补贴、税收优惠、减少行政审批程序等，低碳企业则需要利用好这些政策促进自身优质成长，提高经济效益，增加税收，并带动整个低碳经济的发展。两者之间存在着若干交易障碍，国家受限于财政约束，对于低碳经济的扶持必定有限，往往想少花钱多办事，以最小的成本达到激励低碳投资的目的；而低碳投资者由于投资专用性高，不确定性大，希望国家给予尽可能多的扶持，比如风险担保，更多的补贴及税惠。由于信息不对称及有限理性的存在，双方对彼此的行动信息难以充分了解。国家担心给予的扶持过多，会使低碳投资者形成依赖性而丧失进取心，或享受优惠但不用于低碳发展。现实中便有许多新型能源企业拿着国家补贴不搞自主创新，而是用于价格竞争。如何设计有效的扶持政策给予有能力有意愿发展低碳经济的主体，在充斥不完全信息的现实中是十分难做到的，需要耗费极大的交易成本，且很容易产生“逆向选择”。而低碳投资者则会担心国家的支持过少，自身投入过大，风险过高，并且担心国家政策的连续性及有效性，因为如果自身投入大，国家很可能会认为市场能够有效地促进低碳经济，从而减少甚至停止扶持。因此，投资者在进行低碳投资决策时会十分谨慎。如果投资者与国家之间缺乏有效的信息沟通及信任，博弈结果很可能走进“囚犯困境”，无法发展低碳经济。

3.低碳技术合作的交易成本显著

低碳经济发展既需要高水平的市场竞争来推动，又需要高层次的合作作为保障。在我国当前低碳经济不成熟，产业集中度低的情况下，加强及深化企业之间，企业与其他主体之间的技术合作，有助于整合社会资源，突破技术瓶颈，提升整个低碳经济的技术实力。但是，技术市场、技术产权不完全，技术合作存在交易成本，经济主体想寻找合作伙伴，必须花费一定的成本用于搜寻、提取、甄别信息，然后进行决策。在合作谈判中，也会耗费双方讨价还价的成本及制定契约的成本，如果因技术信息不完全、契约不完全而导致技术产权界定不清，收益权得不到公平分配，则会产生冲突，这也是交易成本。可以认为，交易成本贯穿于整个技术合作过程，信息不对称严重、知识产权保护不力、法制不健全的经济环境，很难激励经济主体之间的合作行为。由此可知，我国低碳技术领域缺乏市场自发的联合攻关而多为政府主导，缺乏规模经济、产学研程度不高，以及基础研发薄弱，主要就是因为交易成本太多，无法促进低碳技术普及。

4.发展低碳经济与高碳模式间的交易成本

低碳经济代表着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方向，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但是当前高碳模式已经产生了人们的路径依赖，而低碳模式的发展必须要有充足的资本与观念的转变。在这个由高碳转向低碳的变迁过程中，必然引起低碳理念与高碳传统之间的激烈碰撞，因为增加对低碳经济的投入意味着对高碳模式投入的减少，将会引起相关既得利益者的阻碍。在当前的常规能源价格体制下，发展高碳经济能够获得可观的市场回报，如果让企业自觉地转到风险高的低碳领域，难度会很大，即使政府采取严厉的规制政策，也难免会遭到反对。我国多年来一直强调节能减排、生态环保，但收效不大，正是受到相关利益主体阻碍的结果。而且由于变迁过程绝非一朝一夕，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将会始终伴随。要克服这些阻碍，必须对利益损失者进行一定的补偿，如何补偿、补偿多少，取决于利益主体之间不断的博弈，这个过程必然要花费巨大的交易成本，例如，对高碳技术工人进行再培训、对专用性高的资产进行高额补贴、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

交易成本的大量存在严重阻碍了低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正是由于我们只重视生产成本而忽略交易成本，实践中低碳发展难以奏效，还带来严重的经济后果。概括地说，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所遇到的问题及挑战不仅是技术水平层面的问题，尽管低碳技术落后的确是制约低碳经济发展的显性因素，但更多的是一种人为因素，也即制度层面的原因。如果我们仅仅将目光放在如何提升低碳技术而忽视制度层面的问题（实践中的政府政策往往如此），很难从根本上摆脱制约低碳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束缚。只有认识及重视交易成本，在制定制度或政策时出台降低交易成本的制度安排，才能节约社会资源，促进经济主体之间的合作，加快推动低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四、确保低碳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安排

1.加强能源和生产要素市场的制度建设

必须理顺煤、电、油、水、矿产资源产品价格关系，深化资源性价格体制改革。一要减少行政审批、垄断对价格机制的扭曲，在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及战略的情况下，塑造可竞争的市场竞争结构，促进能源价格的理性回归，促进企业自觉地进行节能减排的低碳发展；二要建立覆盖全国、层次分明的碳排放交易体系，设立功能完善的碳排放交易所，和统一的碳排放权交易规则；建立健全碳排放许可证制度、许可证转让制度及审核制度等，明晰碳排放产权，将能源使用的负外部性产品化，减少买卖双方的交易成本；三要加强新型能源相关法制建设，促进新能源产业发展的法制化，降低交易双方的交易成本，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四要健全生产要素流动机制，促进资金、技术、人力资本在市场中的高效配置，理顺各监管部门的关系，明晰各方权责，促进经济主体之间的联合技术攻关。

2.加大低碳新制度供给

我国尚未出台专门针对低碳经济的制度化政策，为了引导及规范低碳经济的发展，国家急需促进低碳政策的制度化。一是在当前已有的与低碳经济相关的法律基础上，例如《水土保持法》《煤炭法》《节约能源法》《清洁生产促进法》《可再生能源法》等，设计并出台专门法律——《低碳经济法》，并以此为准绳修改已有的低碳相关法律，构建完备的低碳经济法律体系；二是在完善立法的基础上，制定详细、合乎国情的低碳行业标准，明晰扶持条件及政策，建立科学的环保评估体系。以这些标准筛选滤掉市场中那些不符合要求的企业，保证将扶持政策给予最有能力及意愿的低碳企业，一方面减少发展低碳经济的成本，提高收益，另一方面增加高碳模式的机会成本，以此激励市场投资者涉足低碳领域；三要建立严格的监管机制保障低碳制度实施。对于低碳企业要进行动态的不定期评估，并充分发挥公众的外部监督功能，一旦发现不合低碳标准或违规使用国家扶持政策，应取消对其的优惠政策，并按照相关规定予以惩治。

3.建立健全利益协调机制

改变高碳模式、发展低碳经济是一场深刻的变革，必然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社会利益纠纷。国家应制定着眼于长期的利益协调机制，供给有效的法制及政策制度解决因变革带来的社会矛盾，保障低碳经济的顺利发展。一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制，保障因经济转型而受到冲击的主体利益，使其无后顾之忧，例如地勘企业，因企业转型而产生的冗员，国家可以采取买断工龄、提前退休等方式予以解决，以此减少改革的阻力；二是采取有效的财税政策，减少高碳模式产生的沉淀成本。政府应采取积极的市场与非市场政策，尽可能补偿沉淀成本，刺激其向低碳模式转型，例如，对高碳企业专用性资产的减税，增加折旧率，提高补贴力度，提高成本回收程度，促进加快向低碳经济转型；三是加大低碳宣传力度。国家应加大低碳经济的宣传教育，充分利用政府、新闻媒体、互联网络等资源加大宣传力度，采取多种多样的宣传方式，并注重方式创新，让公众与企业对低碳经济的内涵、发展必要性、途径及高碳经济对经济发展持续性的危害有充分的认知，培养节能环保的低碳意识与生活习惯。

4.建立健全低碳金融财政体系

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在国家宏观调控下，依托金融市场，完善低碳融资支持体系。一是加大国家对低碳融资的制度供给。政府需要进一步完善对低碳融资项目的风险担保、税收优惠、补贴、政府采购及投资等扶持政策，保证政策的稳定性与权威性，稳定市场投资预期。鼓励企业加大对低碳研发及先进技术设备、环保设备的投入，可按照当年实际发生额的50%从当年应缴所得税额中扣除，或将其投资成本的10%从企业5年内的应缴所得税额中减免；二是商业银行要转变观念，加大对低碳经济及相关技术的研发投入，做到能够甄别低碳融资项目的优劣，保障有前景的低碳项目能够得到相应的信贷支持。对于市场前景十分看好的低碳领域如新型能源产业，应给予一定的信贷倾斜；同时要创新评估技术与方法，将低碳经济的正外部性，如节能环保纳入信用评估体系，设置差别利率，既保障银行的收益，又能为低碳经济提供所需资金；三是低碳财税政策不仅能使财税制度日趋合理化，还有利于提高对资源的合理利用与环境保护，约束人们浪费资源与破坏环境的行为。低碳财税政策体系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对市场主体的节能减排行为起激励作用的财政支出政策体系，如国债投入、财政补助、贷款贴息，以及政府采购等政策措施；另一部分是对市场主体的耗能排放行为起约束作用的税收政策体系，主要是指与能源消费有关的各种税、费征收措施，如碳税、能源税和电税等。

五、结语

科斯定理告诉我们，在交易成本为零时，不管产权如何分配，有效率的产出总会出现，低碳经济很容易实现。但是，当交易成本为正时，产权分配对经济产出具有重大的影响。由于交易成本总是存在和显著的，制度总是具有重要作用。低碳经济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有可持续的制度激励。当前我国在低碳经济发展过程中因为交易成本显著，大大地限制了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的转型。因此，我国发展低碳经济应以交易成本和制度激励为切入点，设计有效率的、低交易成本的，以使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相一致的制度激励，确保低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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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蒂莫西·耶格尔.制度、转型与经济发展论〔M〕.陈宇峰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43.

双碳经济政策篇3

国内立法层面：（1）制定或修改规范温室气体排放的法律法规，并以这些准法律规范为蓝本，设立具体的市场准入制度，从根源上杜绝高碳排放产品的生产和出口，攻破低碳壁垒；（2）建立与国际接轨的环境监管评价制度。我国虽然已有环境影响评价法，但却没有关于三大产业生产过程中的环境监管和评价的规定。因此，需建立规范三大产业生产方式的监管评价制度，提高产品的环境效益，有效应对国外低碳壁垒；（3）国内开征碳税，建立绿色政策法规体系。如果我国开始征收了碳税，他国再征收碳关税就构成了双重征税。根据联合国双重征税协定的规定，双重征税是应当避免的，也是违反WTO协议的。同时，国内实施相应的绿色税收、绿色信贷等配套措施，最终形成一个绿色政策法规体系；（4）完善外贸法以全面协调贸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为保护环境的需要，国家可以限制或禁止进口或出口。但现有规定过于模糊，可操作性差。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细化，使其更加符合低碳经济的要求。司法对策。一要扩大集中管辖原则的适用范围。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应当把低碳壁垒诉讼纳入集中管辖范围，以提高审判的权威性、准确性和专业性；二要提高法官和律师的素质，使之灵活掌握国际贸易法和资源环境保护法，以适应国际贸易低碳壁垒诉讼的要求。行政执法对策。根据《京都议定书》积极实现对外合作机制。一根据排放权贸易的规定，增设碳交易所，根据企业情况的不同，允许其出卖或购买相当的排放量，以达到碳排放量的动态平衡。二根据清洁发展机制的规定，我国应该继续大力发展植树造林工程以折抵我国的超额排放量，以保证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三中国可根据联合履行机制的规定，加强技术合作，在碳排放方面互为补充；反对滥用低碳壁垒行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建立专门机构应对外国低碳壁垒的预警机制。应建立一个专门性议事协调机构，负责及时了解各国立法状况和WTO争端解决机构（DSB）的相关案例，进行风险评估，划分风险等级，分析其对我国出口贸易可能造成的影响，并针对贸易风险提出应对方案。产业政策。

提高低碳经济的衡量标准体系。为了适应低碳经济的要求，国务院应参照ISO14020系列环境管理标准，制定形成以环境质量标准、产品环境标准、排放标准体系为企业环境责任衡量的标准体系，出台切实可行的产业政策，开发与采用先进的环保技术，如清洁生产工艺技术、污染物“末端”处理技术等，加大对新能源、替代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投入，降低我国贸易出口产品的碳排放量。建立企业低碳环境责任制度。在发展低碳经济的背景下，应当建立企业低碳环境责任制度。其主要内容包括：一是节能减排是企业低碳环境责任的核心内容。节能减排是实现低碳经济的重要手段，而落实好企业责任是实现低碳经济目标的主要手段；二是碳排放交易是企业低碳环境责任的重要市场手段。碳排放交易可以充分调动企业的积极性，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三是低碳经济是企业低碳环境责任履行的最终社会目标。

法律责任为企业低碳环境责任设定了最低标准。政府要给予低碳企业一系列优惠政策。在政府招标和政府采购中优先采用低碳产品，以调动企业减排积极性，根据WTO规则，切实支持企业提供低碳产品和服务，在法律允许的条件下帮助企业应对国际贸易低碳壁垒。同时，还要加大教育和贸易法制普及投入力度，以增强企业低碳生产意识和积极应诉意识。综上所述，低碳壁垒对我国而言既是阻力也是动力，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我们不能全盘的否定，也不能盲目予以接受。因此，我们要采取积极的态度，既维护我国的外贸利益，又能切实地缓解全球气候变暖现状，最终达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目标。

作者：姜东 单位：黑龙江率航律师事务所

双碳经济政策篇4

一、发展绿色金融的背景

在低碳经济时代，经济的发展提倡应用低碳技术，发展低碳产业，主张进行低碳的生活方式，以此形成一种新的经济形态。低碳经济的产生源于全球气候变暖的环境变化，这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低碳经济与以往经济模式有所不同，低碳经济的特点是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的新经济模式。在世界上，欧盟最先发展低碳经济。而且构建了碳交易机制。此后，美国、日本等国大力发展低碳技术，从事研发工作，如生物燃料、太阳能设备等。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我国来说，面对新的技术和新经济的发展，应适应低碳经济发展的能力要求，积极迈向低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在我国构建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实施低碳经济发展模式，适应了我国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最终实现我国的经济、社会与自然和谐发展。

绿色金融是指金融部门把环境保护作为一项基本政策，在投融资决策中考虑潜在的环境影响，把与环境条件相关的潜在的回报、风险和成本融合进银行的日常业务中，在金融经营活动中注重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以及环境污染的治理，通过对社会经济资源的引导，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二、当前实施绿色金融存在的问题

在全球气候变暖、化石能源稀缺及碳减排压力的促使下，发展低碳经济目前已成社会共识。但发展低碳经济需要金融支持，目前主要存在以下四点问艇：一是低碳项目开发融资不足；二是碳交易市场不成熟；三是缺乏碳金融衍生品；四是缺少配套法规与细则。

双碳经济政策篇5

碳税及其“双赢”效应

碳税作为环境税的具体税种之一，是对化石燃料按照碳含量或碳排放量征收的一种税，其基本功能在于促进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减少，有效降低温室效应。碳税的开征不仅能有效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还可以通过税收转移，减轻社会福利成本或降低扭曲性税收的比重，形成更多的社会就业和国民生产总值，获得非环境收益。对于碳税的这一“双赢”效应，不少学者都有所研究，比如，Pearce提出，碳税应当被用来大幅减少现有税收的税率，以减少现有税收如所得税或资本税的福利成本，这样一种税收转移可能以零福利成本或负福利成本获得环境收益，实现环境改善和福利成本降低的“双赢”效应。Bovenberg认为，征收环境税除了会产生更低的外部性，实现环境质量改善的“绿色红利”外，环境税增加的收入还可用来减少其他已存在的税收扭曲，弱化税制对劳动和资本的负效应，促进就业的增加和税制效率的提高，即“效率红利”。Terkl等人的实证研究结果发现，若以二氧化碳的税收收入替代等量的劳动所得税，可以提升福利效果约6.3亿美元到30亿美元;若用于替代公司所得税，则福利提升更可高达10亿美元至48.7亿美元。Bosquet的研究结果也认为，在环境税改革实施区域，二氧化碳减少量非常明显，短期与长期的就业有所增加，其“双赢”效应是存在的。

碳税制度设计的原则

碳税在内化成本的同时，可能会增加企业成本，降低其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这是征收碳税会带来的负面影响。为了更好地实现碳税的“双赢”效应，在设计碳税制度时，必须考虑以下原则:

第一，碳税制度设计应与整体税制改革相结合。按照“税收中性”的要求，在开征碳税的同时，应尽可能实现增值税的转型并适度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或通过社会收入再分配补贴低收入群体。碳税的税基选择和税率确定应模拟现实条件反复检验，尽可能消除不确定因素的干扰，降低碳税本身的扭曲性，减少对微观经济主体的影响。这样，既可以通过碳税的开征消除外部不经济性，实现企业外部成本的内在化，还可以通过增值税转型和企业所得税负担的降低刺激外部经济，减轻合乎环境保护要求的企业所承受的税收负担，达到环境质量改善和税制效率提高的“双赢”。

第二，兼顾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一方面，发展经济不能牺牲生态环境，为了有效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就需要保证碳税对企业具有较强的激励力度，促使其改变对化石能源的消费行为。另一方面，开征碳税也要考虑企业承受能力和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应该在实现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把税收对经济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第三，立足国情，循序渐进。各个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科技水平和管理水平方面有着一定的差距，同时在税制、纳税人以及社会环境等方面也有所差别。一般而言，碳税的实施通常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首先，在碳税开征前的较长一段时间内告知企业相关实施方案，使企业在不承担税负的情况下主动调整能源消费行为。其次，分步推进碳税和逐步提高税率，一开始宜设定在较低的水平上，然后再逐步上升，这样可以让企业在承担较低税负的境况下继续调整能源消费行为，先进行一些减排成本较小的调整，当税率提高时再进行减排成本较高的调整，以此来降低碳税对企业竞争的影响以及社会抵触情绪。最后则是缓解或补偿措施的逐步减少。

我国碳税制度设计的框架

20世纪90年代初，芬兰、瑞典、丹麦、荷兰四个北欧国家先后开征碳税，此后，德国、英国、法国等相继开征碳税。借鉴这些国家在碳税改革方面取得的成果，结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情况，我国在碳税制度设计上要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合理确定碳税税负。一方面，根据化石燃料按含碳量测算的碳排放量作为计税依据，科学制定计税税率。目前各国均以“标准一定价”为最基本的方法，即运用一定的规则选择一组可接受的环境质量标准，然后对碳排放量征税。我国在借鉴“标准一定价”方法的基础上，应综合考虑各项已有的碳减排政策措施，以碳税的负担能满足政府为消除纳税人所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而支付的全部费用为最低限量，计算出合适的碳税税率，此税率应尽可能高于企业为减排所使用替代能源或技术改造的预期边际成本，然后根据实施的效果逐渐调整。此外，有必要建立起碳税的动态调整机制。

双碳经济政策篇6

关键字：低碳生态 详细规划 成本效益

中图分类号：S89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成本效益分析的基本介绍

1.资源的稀缺性原理

资源在广义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我们无需支付任何对价即可获得的，如空气、水、阳光等，另一类是我们需要支付对价才可享用的，如网络资源、电力、煤气，通常我们认为后者的对价胜是因为它们包含了人类的智慧及劳动。然而，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及人类的繁殖，清新的空气、纯净的水等都成为一种相对稀缺的资源。因此，经济学家认为，“从人类的欲望是无穷无尽的角度来看，所有可用的资源都是显得不足的。这种情况被称为资源的稀缺哇"因此，经济学研究的问题也就是如何使稀缺性的资源获得最大的使用，即用一定的对价获得最大的效益。

2.成本、效益

成本与效益的概念是为了实现稀缺性资源的合理配置和达到帕累托最优而必须借助的分析性工具。经济分析的核心就是成本效益分析。在经济学中，成本又称为生产费用，它包括显性成本与隐性成本等。效益的基本含义是:“以最少的资源(包括自然资源和人的资源)消耗取得同样多的效果，或用同样的资源消耗取得较大的效果。”

3.社会成本理论

经济学中的社会成本是相对于私人成本(或称私人机会成本)而言的，私人成本是对生产者来说的某种资源的另一种最佳用途，而社会成本是相对于整个社会来说的某种资源对整个社会的另一种最佳用途。在市场交易过程中，交易双方往往考虑的只是各自的机会成本而没有考虑社会成本，但社会成本却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对于交易主体双方之外的第三方的影响。社会成本理论应用于法律研究领域，就要求“从外在性问题出发，通过进一步界定当事人双方的权利界限，得到一种权利配置结构，”而“问题的关键只在于如何使法律能选择一种成本较低的权利配置形式和实施程序。

二、低碳生态城市的内涵

低碳经济应当被理解为通过经济发展模式、消费理念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在保证生活质量不断提高的前提下，实现有助于减少碳排放的城市建设模式和社会发展方式。低碳城市强调以低碳理念为指导，在一定的规划、政策和制度建设的推动下，推广低碳理念，以低碳技术和低碳产品为基础，以低碳能源生产和应用为主要对象，由公众广泛参与，通过发展当地经济和提高人们生活质量而为全球碳排放减少做出贡献的城市发展活动。低碳城市的发展模式应当包括以下内涵：（1）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是低碳城市的本质，在努力降低城市社会经济活动的"碳足迹"、实现可持续城市化的同时，满足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需求。（2）城市发展活动，特别是生产活动应对全球温室气体减排做出贡献。（3）低碳城市发展的核心在于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特别是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的节能技术和新能源的生产和应用技术，是城市实现节能减排目标的技术基础。

三、 低碳生态中不同主体的成本效益

目前较具法律效力的低碳生态城市政策手段是通过《城乡规划法》法定城市规划管理体系内实施控制碳排放和生态资源使用的目标，其别具备操作性和法定权力的手段是控制性详细规划指标及在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中的规划条件等。有关以控制性详细规划作为实施低碳生态城市目标的案例，近期在不同城市已有所展开，并会日益普及。按照低碳生态城市规划条件要求，这些技术指标的成本和效益会在土地开发和房产投资开发过程中体现。低碳生态城市规划建设的潜在增量成本，可以按政府( 代表社会整体) 、企业/ 开发商/ 投资者( 包括一级和二级开发主体) 、消费者/ 使用者三个不同经济主体面对的成本效益作为分析框架。( 1) 政府( 也代表社会整体) : 由于低碳生态城市整体资源和能耗降低，常规能源开发投资需要也会降低，对公共财政整体来说是有益的; 低碳城市建设应用的新建造技术、建材和设备会提高城市生产总值并创造就业机会。社会的环境效益很重要，这种参数目前主要是以政策可以降低的碳排放量为测量的单位。政府的成本包括所有政策提供的经济成本( 激励政策的公共财政成本) ，也可以考虑包括政策实施管理的行政成本、政府的信息成本) 。( 2) 建设单位/ 开发商: 建设单位/ 开发商面对的成本是要符合低碳生态城市规划建设政策要求的生产成本: “增量成本”。“增量成本”是指按低碳城市规划建设政策要求而应用的生产技术所需的总成本与基准建筑成本之间的差值。建设单位/ 开发商的效益是: 可以从政府得到的经济激励效益( 各种财政政策补贴、优惠等) 、从消费者( 愿意付出额外支出去享受低碳的经济利益) 得到的额外售价/ 租金。( 3) 消费者/ 使用者: 消费者/ 使用者的最大效益是通过节能节省的能源费用，一般最主要为电费。如果政府提供直接经济激励给终端消费主体，他们也可能有费税减免的效益。消费者/ 使用者要支付新建材/设备带来的额外运营维修成本( 反映在物业管理费递增上) 。如果市场推动，低碳建设给使用者带来的经济效益信息很明确，消费者可能会愿意进行额外支出去享受低碳的经济利益。以上的成本效益分析框架的基本目的是: 城市中无数的主体( 企业、个人、政府) 都在追求他们的净利益( 或价值) ，分析不同主体能否在低碳生态城市规划政策手段实施的回报率，可以了解不同主体的主动性，然而调整政策，使能够产生有效的管制与激励效用。如果主体不能达到基本回报率，政府的财政政策可以按具体经济影响提供补贴，推动政策实施。所以，客观的成本效益分析可以协助决策者建立具有经济效率的政策手段和体系。

四、低碳生态城市的评价体系

1.低碳生态城市指标体系的结构和选取低碳生态城市指标体系由三个层次构成，目标层、准则层和指标层。目标层：城市低碳生态程度，即表征城市复合生态系统协调发展、结构和功能和谐的程度。准则层：反映设置评价指标的依据和要求，主要包括公平的社会低碳生态、高效的经济低碳生态、和谐的人居低碳生态、健康的环境低碳生态和畅达的交通低碳生态五个层面。指标层：低碳生态城市包括社会低碳生态、经济低碳生态、人居低碳生态、环境低碳生态、交通低碳生态。社会低碳生态包括城市化水平、环保教育普及率、社会政治状况；经济低碳生态包括第三产业比例、单位GDP 能耗、单位GDP水耗、能源供应水平；人居低碳生态包括城市功能布局、城市风貌景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每万人拥有公交车辆、人居基础设施配置；环境低碳生态包括城市空气质量、森林覆盖率、CO2 排放强度、环境保护投资占GDP比例；交通低碳生态包括尾气污染状况、道路绿化率、交通环境达标率三个方面。

五、结语

低碳生态是我国的政策之一，在城市生态建设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低碳生态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成本效益提供了细致的依据，对今后低碳生态建设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 李国斌，刘卓，欧阳宪． 环境影响评价中费用效益分析的方法［J］． 环境科学与技术，2002，25( 3) : 32 － 37．

［2］ 林丰岩． 考虑环境成本的投资项目财务分析［J］． 价值工程，2008( 6) : 159 － 161．

［3］ 张继． 基于循环经济模式下的环保项目经济评价方法探讨［J］． 冶金经济与管理，2009( 1) : 22 － 24.

双碳经济政策篇7

关键词：低碳经济；原因；对策

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模式，其实质是高能源利用效率和清洁能源结构问题，核心是能源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人类生存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面对全球气候变暖和能源短缺等问题，发展低碳经济成为世界各国应对危机的重要战略选择。我国经济在发展过程中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失衡，给我国的经济发展造成了长期的包袱和隐患，制约了我国的经济稳定、高效和可持续发展。因此，探索低碳经济发展路径，对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原因与必要性

从国际上看，全球温室气体减排正由科学共识转变为实际行动，全球经济向低碳转型的大趋势逐渐明晰。英国2003年了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又于2009年7月了《低碳转型计划》；美国于众议院2009年6月通过了《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设置了美国主要碳排放源的排放总额限制，相对于2005年的排放水平，到2020年削减17%，到2050年削减83%。日本于2008年提出要打造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低碳社会，并于2009年8月了《建设低碳社会研究开发战略》。尽管《京都议定书》中没有规定我国的减排任务，但高速的工业化发展和快速的能源消费增长排放及其变化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来自国际社会要求我国承诺温室气体减排义务的巨大压力，要求我国必须做好迎接后危机时代挑战的准备。

我国虽是世界第二大能源生产国，但因人口众多，人均资源能源占有量与世界整体水平还存在明显差距；我国的能源利用效率低，温室气体排放量高于其他国家，经济发展与减排目标双重压力矛盾突出；我国的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经济发展受到威胁，水资源短缺和区域不平衡加剧，农业生产损失巨大，海平面持续上升，沿海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受到威胁。因此，我国的选择只能是继续化压力为动力，寻求低碳发展道路，在发展的同时实现节能减排，对我国来说是一种双赢的选择，既能化解国际上的压力又符合我们自己的特殊国情。

二、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对策

我国的低碳发展宜采取既基于国情又符合世界发展趋势的渐进式路径，制定清晰的阶段目标和可行的优先行动计划。我国经济发展是以资源的大量浪费和生态的巨大破坏为代价的。因此，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是控制碳排放量的重要措施。我国电力系统普遍存在着低效率运行和严重能源浪费问题，所以重点推广配电用电领域的重大自主创新项目，可极大提高节能减排效率。建立生物能源，利用沼气技术，发展沼气产业；充分利用太阳能、水能、风能、潮汐能、核能等清洁、可再生能源发电；潮汐能、地热等能源都有待于进一步开发。

发展高能效低碳排放的产业可以避免重化工业过度发展带来能耗高、物耗高、碳排放高等问题，能源技术的突破和革命决定了低碳经济的发展。低碳技术的捕集与封存技术的应用使减排行动降低30%成本，因此，国家应鼓励科研机构和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为能源技术发展提供体制和制度保障。首先，要增加资金投入促进低碳技术创新，如开通环境金融、风险投资，建立能源基金等。其次，要建设能源人才培育机制，如通过自主培养和引进吸收来增加我国能源技术人才储备，建设产学研相结合的能源技术创新体系，推动能源技术成果的快速产业化。

制定相应政策保障机制，营造低碳经济环境。我国目前尚未制定系统的专门的低碳经济制度与政策，现有政策的不完善成为导致我国经济长期陷入减排治理缺损的重要根源。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政策创新应抓住以下几个方面的重点加以深度推进：一是加强低碳发展立法，完善法治，深化相关配套改革，强化环评制度和能评制度，探索生态补偿新机制。二是从以行政手段为主的政策向主要依靠市场为主的政策转变。三是完善现有以目标责任制为主要形式的低碳经济统计、监测、评价和考核体系。第四，建立低碳经济信息披露制度和举报制度，强化企业家责任和企业社会责任，有序引导低碳消费。

以低碳金融体系促进我国低碳经济健康持续发展。低碳金融体系是围绕低碳经济的投融资活动，如何以低碳金融体系促进我国低碳经济健康持续发展显得日益重要。我国低碳金融项目应重点在交通领域、农业领域、建筑领域发展。能源领域的发展重点是要加大清洁煤技术的开发利用，支持能源低碳创新技术的重点突破，支持发达引进发达国家成熟的低碳先进技术。

广泛宣传教育，提高全民意识。政府要在全社会大力宣传低碳经济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对人们的消费活动进行有意识地、合理地、科学地引导，倡导形成绿色消费、绿色经营的理念，引导人们的消费观念向低碳、生态、健康的方向转变，使之消费行为向低碳化方向转变，形成低碳的生活方式，是低碳经济发展的一条重要路径。同时，政府应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通过气候变化的新国际合作机制，引进国外先进理念、技术和资金，使我国重点行业、重点领域的低碳技术、设备和产品达到国际先进乃至领先水平。通过新的国际合作模式和体制创新，促进生产与消费模式的转变。

发展低碳经济是解决能源环境问题的必然选择。我们应该结合国家实际和中长期发展战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大力开发可再生能源，优化产业结构，营造健康有序的低碳经济环境。全民应该动员起来，纷纷投身建设低碳城市、倡导绿色生活中，以保证我国经济整体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双碳经济政策篇8

关键词：低碳经济；激励理论；庇古税；碳税

中图分类号：F205；F812.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0）35－0100－03

一、低碳经济的理论基础

（一）福利经济学理论

从理论上讲，在资源环境领域存在着严重的“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具体表现为两方面：一方面，环境资源属于共有资源，会产生“公共地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另一方面，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即厂商的私人成本小于社会成本）与环境保护的正外部性（属于公益事业）。而经济主体出于追求个人利益的需求，不愿意主动为其付费，都想成为“免费搭车者（Free Riders）”，这就使政府介入资源环境领域成为必然。而税收作为市场经济下最主要的经济杠杆之一，对负外部性问题有最直接、有效的调节作用。英国经济学家阿瑟・庇古（Pigou，1920）在其《福利经济学》（Welfare economics）中建议，应当根据污染造成的危害对排污者征税，用税收来弥补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之间的差距，使二者达到平衡，这种税也被称为“庇古税（Pigouivaintax）”。

（二）可持续发展理论

发展是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永恒主题。可持续发展有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其基本特点是需要、限制和公平，具体包括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和全球五个方面的可持续发展。人类正处于从工业文明走向现代新文明的发展阶段，可持续发展思想在环境与发展理念的不断更新中逐步形成。“可持续性”最初应用于林业和渔业，指的是保持林业和渔业资源延续不断的一种管理战略。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Rachel Karson）发表的《寂静的春天》初步揭示了污染对生态系统的影响。1972年，罗马俱乐部（The Club of Rome）提交的《增长的极限》所阐述的“合理的、持久的均衡发展”，为孕育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萌芽提供了土壤。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正式吹响了人类共同向环境问题挑战的进军号。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提交的《我们共同的未来》实现了人类有关环境与发展思想的重要飞跃。自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UNCED）通过《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又名《地球》）和《21世纪议程》两个纲领性文件，以及各国政府代表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国际文件及有关国际公约以后，可持续发展得到世界最广泛和最高级别的政治承诺。

（三）激励理论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劳动分工与交易的出现带来了激励问题。激励理论是行为科学中用于处理需要、动机、目标和行为四者之间关系的核心理论，是业绩评价理论的重要依据。行为科学认为，人的动机来自需要，由需要确定人们的行为目标，激励则作用于人内心活动，激发、驱动和强化人的行为。从政府角度讲，政府以游戏规则制定者和执行者的身份，依据所掌握的政策性资源和财力资源，激励低碳经济发展。目前，我国基本上是采取财政拨款、投融资、税式支出、产权交易等常规政策激励低碳经济发展。例如，2007年我国中央财政安排235亿元，2008年增加到418亿元用于支持节能减排，2009年推动节能减排支出567.47亿元。目前，在农村实行的“以奖促治” 政策带动了农村环保工作的广泛开展。2009年中央财政设立农村环保专项资金，投入15亿元，支持2 160多个村开展环境综合整治和生态示范建设，带动地方投资达25亿元，直接受益农民达1 300万人。在增值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资源税和出口退税方面进一步明确促进推行节能减排的措施。

（四）产业结构优化理论

目前，世界经济还处于后金融危机时期，以低碳产业、清洁能源、环保产业等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却在我国显现出强劲的增长态势，在其迅速成长的背后是中国政府坚定不移地推进节能减排，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决心。2009年，国家通过出台多项财税和金融措施，在危机中找寻到新的经济增长点，带动中国经济结构优化调整。如国家财税部门提高成品油消费税税率，取消了公路养路费等六项收费；财政部等四部委联合开展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试点，补贴消费者，鼓励企业生产、研发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不断加大对光电建筑应用示范工程的资金补助。全国财政新能源与节能减排工作会议上提出，中国将把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与建立中长期新兴产业发展机制结合起来，着力支持新能源与节能环保产业发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2009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2010年经济工作将重点在“促进发展方式转变上下工夫”，强调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在培育新经济增长点的同时，将坚决管住产能过剩行业新上项目，开展低碳经济试点，努力控制温室气体排放。

二、我国现行低碳税（费）政策简析

（一）低碳税收政策

我国现行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税收政策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鼓励和支持环保设备（产品）、投资的税收政策。其具体内容包括：一是企业技术改造项目使用《当前国家鼓励发展的环保产业设备（产品）目录》（2007修订版）中的国产设备，享受投资抵免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二是企业使用《当前国家鼓励发展的环保产业设备（产品）目录》中的国产设备，经企业提出申请，报主管税务机关批准后，可实行加速折旧。三是对专门生产目录内设备（产品）的企业，在符合独立核算、能独立计算盈亏的条件下，其年度净收入在50万元以下的，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

2.对节能、污染防治、环保技术转让的税收政策。主要内容包括：一是通过流转税规制设计引导，包括消费税（成品油、小汽车、摩托车、游艇、汽车轮胎、汽油、柴油等，含铅汽油1.4元/升，无铅汽油、石脑油、溶剂油、油1元/升，柴油、燃料油和航空煤油0.8元/升；低污染排放小轿车、越野车和小客车减征30%的消费税）、增值税（对煤矸石、粉煤灰等废渣生产建材产品，免征增值税；对油母页岩炼油、垃圾发电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资源税（原油14~30元，天然气7~15元，煤炭0.3~8元），环境效果并不明显。二是所得税政策，如利用“三废”为主要原料进行生产，减免企业所得税。凡经国家环保总局通过招标确定需要淘汰消耗臭氧物质生产线企业取得的《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1991年6月14日，中国正式加入修正后的《议定书》）多边基金的赠款免征企业所得税，对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取得的指定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企业所得税纳税人向中国绿化基金会、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的捐赠，可按税收规定的比例在所得税前扣除；对“中华环境奖”获奖者和提名奖获得者所得奖金，免征个人所得税。对外商提供节约能源和防治污染方面的专有技术，如技术先进、条件优惠，其收取的特许权使用费免征所得税。

3.支持环保事业的税收政策。具体包括：一是由国家财政部门拨付事业经费的环保部门自用的房产、土地、车船，免征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和车船使用税。二是环保部门使用的各种洒水车、垃圾车船，免征车船使用税。

（二）现行排污收费政策

我国早在1978年就提出实行排放污染物收费制度。目前，我国征收的排污费主要包括废气排污费、固体废物及危险废物排污费和噪声超标排污费和污水排污费四大项。对机动车、飞机、船舶等流动污染暂不征收排污费、噪声超标排污费。排污费的计算简单地说有两种方式：废气排污费和污水排污费根据排放污的浓度、数量折算成标准“污染当量”，并按实际排放的污染当量定额征收。固体废物及危险废物排污费则直接按污染物排放量征收。

（三）涉碳税费政策的缺陷

近年来，我国采取了“奖限结合”、“以奖促治”等措施，形成了鼓励保护环境、限制污染的鲜明政策导向。但现行的涉碳税费政策还存在诸多欠缺，主要表现在：

1.税种的针对性不强。与国外相比，我国缺少针对污染、破坏环境的行为或产品课征的专门性税种。此类税种在环境税制中应处于主体地位，它的缺位既限制了税收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的调控力度，也难以形成专门用于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税收来源。

2.排污收费制度存在自身不足。如未涉及所有污染环境行为、征收额度过低、缺少激励机制、随意性过大等。由于立法层次低、权威性差，环保部门在征收工作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普遍存在。

3.现行税费政策调节力度不够。一是资源税、消费税、车船使用税等相关条款各自独立、互不衔接，难以形成合力。二是征收范围过窄、税额设置不合理。三是许多危害环境的消费品如一次性包装物、杀虫剂等制品并未纳入征收范围。

4.现行税费政策缺乏灵活性。现行税种的税收优惠措施形式比较单一，仅限于减税和免税，受益面比较窄，缺乏针对性和灵活性，而国际上通行的加速折旧、再投资退税、延期纳税等行之有效的税收优惠方式应用不多。

三、国外低碳的税收政策与经验借鉴

西方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征收排污税、能源税、二氧化碳税、二氧化硫税有针对性的税种等，据统计，目前OECD成员国与环境有关的税收收入己经占到总税收收入的3.8%~11.2%，占到GDP的1%~4.5%。尽管各国开征的具体税种不尽相同，但从性质分析，大体分为以下几类。

（一）对废气课税

废气税是对向大气中排放废气的单位和个人征收的一种税。主要包括二氧化硫税、二氧化碳税和氮氧化物税。

1.二氧化硫税，也称硫税。二氧化硫（SO2）是造成酸雨的主要污染物，对人类危害很大。早在1972年美国就开征了二氧化硫税，美国税法规定，SO2浓度达到一级和二级标准的地区，每排放一磅硫分别课税15美分和10美分，以促使生产者安装污染控制设备，同时转向使用含硫量低的燃料。丹麦、法国、瑞典、挪威、芬兰等国在20世纪90年代也开征了此税。从征收内容看，有按SO2排放量征收的，也有按含硫量的不同直接对含硫能源产品征收的。

2.二氧化碳税。CO2排放是引起全球升温的主要因素，CO2税是为控制CO2的排放而征收的一种环境税，CO2税的实际征收往往是对煤、石油、天然气等燃料按含碳量设计税率征收，而不是直接对CO2的排放征收。CO2税最早于1990年由芬兰开征，其计税依据为CO2的排放量及浓度。目前欧盟也引入了该税（全称为碳能源税，简称碳税），这也是欧盟层次上唯一的一个环境税种。这种碳税的主要目的是通过鼓励减少使用矿物燃料，尤其是含碳量高的燃料，从而减少CO2的排放。

3.氮氧化物税（NOx）。亦称氮税，是对氮氧化物的排放征收的污染税。目前法国、瑞典、意大利等国都按排放量征收此税。

（二）增设优惠措施

在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众多政策中，税收政策仍是发达国家最为依赖的手段。根据政策所要达到效果的不同，发达国家低碳税收政策可分为两大类：一是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税收政策，如旨在鼓励市场主体进行能效投资、节能技术研发、新能源投资的税收减免等；二是抑制高碳生产、消费行为的税收政策，如旨在提高能源使用成本，鼓励节能降耗，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能源税、碳税等。在税收优惠方面主要有：一是鼓励企业增加对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研究开发费用，给予税收抵免、直接减免等优惠，如美国。二是对企业购置或制造用于防治污染或废物处理的设备给予加速折旧，如德国、日本。三是鼓励企业进行废弃物再利用，给予税收抵免、减免税等优惠，如芬兰、美国。四是鼓励增加对环保、节能的投资，给予税收抵免、减免税等优惠，如荷兰、美国、荷兰、德国都规定了环境税税收减免项目和环境税返返还项目。

（三）几点启示

发达国家在促进经济低碳化发展过程中重视与运用碳税或能源税，并秉持税收“中性”原则。一是设立专门税种。以碳税为例，自从1990年芬兰在全球率先开征碳税以来，丹麦、挪威、瑞典、意大利、瑞士、荷兰、德国以及英国、日本等相继开征了碳税或类似的税种（气候变化税、生态税、环境税或能源税等）。二是税收专款专用。对大多数发达国家而言，征收碳税或能源税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提高能效，降低能耗，因此在使用上一般都具有定向性或专款专用的性质。三是税制调整绿色化。为了促进经济的低碳化，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实施了税制的“绿色化”改革，目的是使税制从整体上不仅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资源、环境的保护，如丹麦、芬兰、法国的环境税制保证了环保的支出需要。

四、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税收政策建议

（一）确保税收新政落实到位

2009年5月，环境保护部《“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名录（2009年）》（简称“‘双高’产品名录”），含290余种产品。财政部和商务部根据名录调整了出口退税政策、加工贸易政策，对遏制这些产品出口、减轻环境压力起到了重要作用。如为抑制“两高一资”（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出口，从2007年4月至2008年6月，我国先后4次调整出口退税政策，主要是取消“两高一资”产品的出口退税，降低容易引起贸易摩擦、附加值较低产品的出口退税率，有利于减少贸易顺差，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同时，国家安监总局和银监会专门转发“双高”产品名录，进一步夯实了低碳经济政策的基础。“双高”产品名录要及时更新，各相关职能部门要确保政策落实到位。同时，进一步落实结构性减税政策。如对符合条件的环境保护、节能项目所得，可免征、减征企业所得税；企业购置并实际使用符合条件的环保、节能、安全生产等专用设备的，该专用设备的投资额的40%可以从企业当年的应纳税额中抵免等。

（二）可以考虑对碳排放课税

碳税是目前专家研究的热门话题，通俗地讲，即根据能源含碳密度征税，碳密度高的税率高，碳密度低的税率低，从生产和消费环节，提倡使用低碳能源和减少能源使用，通过成本制约引领低碳经济发展。如对煤炭、天然气、成品油等化石燃料燃烧向自然环境中直接排放CO2的单位和个人课税，根据煤炭、天然气和成品油的消耗量征收，每吨CO2排放征税5-10元，①制定合理的税收减免与返还机制，等等。

参考文献：

[1] 财政部科研所，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中国碳税税制框架设计”专题报告[R]2009.

[2] 邵伟．低碳经济：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新课题[J]．金融与经济，2009，（2）：33-34.

[3] 王中英，王礼茂．中国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影响分析[J]．安全与环境学报，2006，（5）：88-91.

双碳经济政策篇9

关键词：税收 低碳经济 可持续发展 改善建议

一、“十二五”规划下的低碳理念贯彻分析

“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指出：“深入贯彻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坚持绿色发展和低碳发展。坚持把节能减排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加快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在制定实施国家有关发展战略、专项规划、产业政策以及财政、税收、金融、价格和土地等政策过程中，要体现节能减排要求，发展目标要与节能减排约束性指标衔接，政策措施要有利于推进节能减排中国目前政策现状。”

从“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我们认识到可持续发展是中国目前所提倡的发展模式，中国目前国民生产总值很大一部分被工业所占据，占有率基本维持在40%上下，然这些创造出巨大国民生产总值的企业同样也是高碳排放量型企业，每年需要排放数十亿吨的二氧化碳，下面我们通过分析工业生产总值与每年对应的碳排放总量来分析我国的低碳理念的贯彻落实情况：

下表为中国2001年至2008年的工业生产总值与碳排放量的关系表：

从该表中我们得出：中国高速经济发展的同时，碳排放量也在逐年增长，相比于发展呈稳定增长趋势的工业生产，碳排放量的增长率呈现初年下降的趋势，这说明我国充分贯彻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并且注重绿色低碳经济发展。从该表中可以看出，工业每生产一亿元的生产值，由原先相对应的2.06万吨，下降为2008年的1.37万吨，这说明了在保持工业生产总值稳定增长的同时，我国的低碳经济模式有效的使得工业生产更加高效，不断朝着节能减排的发展。在“十二五”规划的大背景下，我国的低碳理念将进一步完善落实，这也更加需要我国的税收体系与政策能够更得上经济的发展变化。

二、我国现行的低碳税收政策

我国现行的税收体系下，出台了对30多套针低碳经济、节能减排方向的税收政策，对于低碳节能减排方面税收大多采取即征即退、免征税、少征税的政策。绝大多数的针对低碳环保的税种也仅仅局限于《节约能源税》、《可再生能源法》、《增值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等方面。相比于国外的关于节能减排的税收，我国的征收模式较为简单，因此无论是从征收的模式，还是从覆盖面而言，都是需要我国去认真改进与完善的。在对于低碳经济中碳排放量量化征税的方面，我国还未能形成一个健全的体系。

在增值税方面，我国以工业废气为原料生产的高纯度二氧化碳制品实行即征即退政策，同时也在资源综合利用方面、再生资源方面给予了税收的优惠政策。但是，作为石油液化气、天然气、煤炭制品均采用低税率13%，虽然这政策目的是为了促进我国工业发展，并且为我国国有大型企业提供政策保护，但是这一税收政策也给低碳经济的发展带来了隐患。

消费税方面，我国现行的消费税中对于石油化工业的消费税的征收力度相比于其所形成的利润和对环境的威胁而言，仍然需要重新去考量。此外，对于我国目前征收消费税的十四个对象，仅有成品油、汽车摩托车、轮胎生产行业在生产产品过程中将大量进行碳排放，然而对于其他的一些未征收消费税但仍然产生大量二氧化碳的产品的税收处理上，仍然有待改善。

税收体系的整体性的欠缺。虽然我国对于低碳减排有着一些税收上的规定，但这些规定都是单独针对其特定的征税对象而言的，这些征税并未能形成一种征税上的整体性，这不仅为企业的财务带来的繁冗的工作，使得其无法从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综合整体考虑企业的低碳节能方面的税收问题，也使得我国的征税环节缺乏效率，在这一点上，我国的税收体系仍然呈现出不能很好匹配适应企业进行低碳发展的目标。

三、国外低碳的税收政策与经验借鉴

相比于我国的碳税政策，国外发达国家的低碳税收理念能够有效帮助其国家在稳定GDP增长的同时，也能够有效地控制碳排放量的增长。

1.针对性新税种的提出

德国的税收体系中相比于我国增加了生态税的征收，这种具有针对性税种的提出目的是为了促进德国的环境改善以及落实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通过这样的一个税种的征收，不仅可以让德国的企业认识到生态环境的重要性，还能够促使其本土企业就这一税种进行技术、经营理念上的创新，使得企业能够在最大程度降低对环境破坏的前提上实现经济的增长，在这样的税收机制下，德国在绿色环保方面涌现出了许多新的技术、新的发明、新的经营模式与理念、使得德国整体碳排放量不再随着GDP的增长而迅猛增长，真正意义上做到了绿色低碳、可持续经济发展。

2.征税对象“上游化”与“双重化”

控制碳排放量的一种有效地方法是控制其源头，因此西方的一些发达国家例如丹麦、芬兰等国家在实行低碳税收政策时，很大一部分税收是直接针对形成碳化合物的直接产生行为进行征税，然后再根据其生产过程中生成的碳排放量再征一道税，这种“双闸口”的征税模式的形成，首先从源头处进行了针对性的限制，这一做法使得其在产业链里可以形成链锁反应，可以使得从上游企业到下游企业均重视碳化合物的排放，此外，根据碳排放量的二次征税也使得企业能够注重自身的可持续经营以及自身的节能减排的创新处理。

3.征税模式的多样化

我国关于低碳节能的征税优惠大多局限于即征即退、税收减免等方面，这些优惠政策对于企业的创新的激励程度不是很大。西方的发达国家在低碳税收方面，不仅给予那些具有良好节能减排措施的企业予以减免税的优惠，同时在加速折旧、投资减免税、进口退税等方面具有良好激励性的税收政策。

四、我国税收法律体系的思考及其改善建议

1.增加具有针对性的新税种

我国目前依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运行不能完全照搬西方发达国家，因此我们需要对于西方国家的理念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于我国目前的税收体系，可以适当增加便于实际实施、可以有效针对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新税种，例如就目前我国在工业生产方面形成大量碳废气这一问题上可以制定出符合我国国情的税收政策，这样可以从一个具有针对性的方面使得企业能够发挥其创新性来进行节能减排，从而形成一种依靠创新力竞争的企业大环境。

2.征税的形式的创新多样化

我国目前的税收体系下的对于企业在节能减排方面所采用的优惠政策过于单一，虽然这能在一定意义上促使企业去节能减排，然而这很难使得企业从其经营过程中就开始参与如何降低税收，仅仅从企业的净利润这一“瓶底”线上进行政策优惠很难激励企业在生产经营中就开始思考创新如何去实行低碳经营，因此，只有在低碳税收优惠形式上的多样化，例如引入节能减排的设备仪器可以采用加速计提折旧（例如150%）的方法，或者是对于企业生产过程的一些行为措施实行税收的优惠，（例如投资税收抵免等角度、进口增值税的免除等）这样可以使得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进行新技术、新项目的研发来增加其优惠的程度，从而使得企业可以实现绿色低碳的经济发展模式。

3.征税政策的激励性的提高

相对于某些税收，在低碳节能减排方面的征税的激励程度需要改善，以此来激励企业的管理者可以为之而进行有效的经营改革，从而降低这方面的税收，例如可以实行年利润达到某一指标，但是其碳排放量又控制在某一程度以下的工业企业给予免征碳税的政策，这样做可以使得企业更合理有效的控制碳的排放。

4.税收体系整体性的完善

对于我国现行的税收体系，低碳节能这一领域的税收征收存在着征税零散，缺乏连贯整体性的问题，然而这些零散的征收不利于企业从整体全局角度进行减免税收的考虑，同时这也将加大政府对于这一类税收的征收的难度，从而降低征收效率而影响低碳经济有效进行与发展。因此我们需要将我国现行的对于低碳领域方面的税收政策进行改善，使得其相关税收彼此具有关联性，从而可以在该类税的形成过程具有关联，从而可以使得企业得以从整体经营角度进行节能减排的控制。

5.政府需要进行低碳奖励与补贴

政府介入作为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在我国的低碳经济的发展中也起着重要作用，政府可以对有利于环境保护的行为和个人进行奖励和补贴。在国家对我国的工业生产值进行综合评估时，可以加大对于非财务指标的运用，例如碳排放量与该企业生产值之比、碳排放总量等指标，这些非财务指标的运用将加大对工业企业分析的相关性和有效性。此外，当大型企业进行购入有利于绿色经济发展的设备仪器时，政府可以进行适当的补助资助，这也将有利于大型企业树立起低碳经营的理念，也将鼓励大型企业从产业链的上游进行低碳技术的革新，从而有效进行低碳经济运作，达到降低碳排放量，保护环境的目标，形成可持续、有竞争力的经济模式。

五、总结

在我国经济腾飞迅猛发展的同时，我们万万不可忽略环境保护这一世界性话题，依靠牺牲环境而取得的GDP的增长并不符合我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然而在中国碳排放量位于世界前列的形势下，必须对我国企业关于低碳经营方面进行激励和帮助，这需要我国政府给予企业在税收层面的优惠来激励其向绿色低碳生产经营模式进行转型。因此我们必须紧紧把握“十二五”规划纲要中的关于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的思想精髓，在稳步发展中寻求创新，不断进行税收新理念、新思想、新体系、新模式、新政策的改善，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从税收层面帮助企业实现低碳生产，从而真正意义上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参考文献：

[1] 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2011—2015年）规划纲要》

[2]李正辉，崔衍安.中国碳排放演化的实证研究.统计与决策，2011年11期.

双碳经济政策篇10

【关键词】低碳经济 气候保护 节能减排 矛盾关系 哲学思考

发展低碳经济,必然要对现有经济模式下社会各方面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重新审视和调整,因而难免要造成各种利益团体和个人在若干利益关系上的矛盾冲突,能否处理好这些利益关系的矛盾冲突,决定着低碳经济发展的前途和命运。

发展低碳经济所要解决的根本矛盾

传统经济模式的高碳型特质与全球气候保护之间的矛盾,是当今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模式普遍存在的根本缺陷,这一点对我国经济模式也同样成立。我国近几十年来的经济发展模式,实际上可说是一种典型的高碳型模式,一种以大量消耗石油、煤、天然气等不可再生资源为代价的粗放型发展模式,“三高一低”的特征十分突出。唯有发展低碳经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我国经济模式与气候保护之间的矛盾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这也是我国贯彻科学发展观、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必然抉择。然而,发展低碳经济必然要引发现原有经济模式下各种利益主体在各种利益关系上多方面的矛盾冲突,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其中的各种矛盾关系,才能确保低碳经济健康、规范化的发展。

关于低碳目标与经济目标的矛盾关系

从科学发展观角度看,经济发展与低碳环保这对矛盾之间,实质上应当是一种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辩证统一关系,体现着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和谐关系。二者缺一不可,相辅相成。只要发展、不要低碳,以高能耗高排放为代价来换取经济增长,终究会使发展不可持续;只要低碳,不要发展,那会使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唯有将二者统一起来才是惟一合理的出路,而这正是低碳经济的目标。可以说,实现低碳目标与经济发展的双赢理念,是完全合乎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的,即合乎中共十七大提出的关于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原则要求。其中,“好”是指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快”是指发展的速度。显然,低碳目标完全合乎“好”的一面的要求,发展低碳经济就是要通过构建和发展以低碳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增长与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双赢。

发展低碳经济首先应牢牢抓住这一主要矛盾,围绕它对传统经济模式进行全方位地创新,而创新的关键则在于我们首先应当在全社会树立起经济利益与低碳环保的双赢意识和原则。要真正树立起低碳目标与经济效益的双赢意识,一方面,我们应在全社会倡导低碳意识和低碳化原则,通过普及碳足迹计算来唤起全体公民承担生态责任的自觉性,在经济活动中明确树立起低碳环保的价值取向和原则,并将其纳入到经济发展战略目标中,作为一切低碳化创新活动的指导观念,在现实工作中将利用新能源技术、提高现有能源和资源利用率、降低能耗等低碳减排的要求与经济发展目标有机结合起来,实现经济效益与节能减排、降低能耗等方面利益的最优化。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努力破除作为传统经济模式主导思想的利润价值观。在思想观念上做好破旧立新工作,要坚持人本理念,以此来破除传统经济模式下的物本主义、官本位主义以及单纯经济效益观等错误观念,正确认识和把握好低碳目标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推行全面考量经济与环境、资源诸方面效益的绿色政绩观,在政绩考核上增加有关低碳减排、节能环保的具体指标,从各方面严格纠正片面追逐GDP政绩的错误做法。

关于全球利益与本国利益的关系

发展低碳经济的战略,最先是由英国于2003年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而提出的,近年主要也是日、美、德等发达国家在积极策划和行动,但从科学发展观角度看,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思想无疑合乎全人类的根本利益,合乎世界各国可持续发展的利益,应成为全球每一个国家在制定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时的共同指导思想。但对各个国家来说,这里还有一个能否公正认识和处理全球利益和本国利益的关系问题。事实上,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情况都不同,还有着是属于发达国家抑或发展中国家的区别,而且碳排放量也不同,对于碳排放应当承担的全球社会责任也有所不同,因此,要合理制定减排指标,显然要综合考量本国经济实力、能耗物耗情况、碳排放量情况等多种因素,将低碳减排的社会责任与本国经济发展实际统一起来,这里有一个度的问题。

如何公正、合理地制订减排指标,既维护好本国利益,又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这实际上也是一个如何既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又发扬国际主义精神的问题。我国政府在2009年11月底向国际社会公布的大幅度的减排承诺,就是一种惠及本国和全球的双赢承诺。一方面,它顺应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世界潮流,合乎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彰显了我国作为一个大国勇于对全人类承担生态责任的良好道德形象;另一方面,它也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从传统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型,推动产业结构的合理化调整和产业升级,有利于优化能源结构,消除我国经济“三高一低”的高碳型特质,并有助于促进我国在新能源等领域的技术创新,实现经济和技术的跨越式发展,迅速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关于宏观调控与市场调节的矛盾关系

作为一种新型的生态化经济形态,低碳经济旨在以低碳目标对传统经济无视环境和资源因素的高碳型特质的扬弃,同时赋予节能减排、低碳环保的新特质。从哲学上说,这属于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辩证“扬弃”。其中的“糟粕”,显然就是传统经济模式所具有的“三高一低”的高碳型特质,而“精华”则是传统经济模式所具有的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合理有效的种种观念、方法和手段。

显然,低碳经济并没有完全脱离市场经济范畴,传统经济遵循市场规律、利用市场杠杆等种种行之有效的理念、方法和手段,包括价格、质量、促销、品牌宣传等市场调节手段,原则上仍然适用于低碳经济,只是加上了低碳化的目标和标准的限制性条件。另一方面,要在发展低碳经济的实践中真正扬弃传统经济的“糟粕”,并确立起低碳环保的新特质,还需要在单纯经济活动之外施加一种强有力的力量,这就是政府的宏观调控和管理。可以说,宏观调控与市场调节是确保低碳经济正常发展不可或缺的两种手段,二者之间是一种既相互区别、对立,又相互依赖、制约的辩证矛盾关系。

在低碳经济发展上将宏观调控与市场调节二者有机结合起来,这对于政府部门是当仁不让的重要职责。具体来说,政府部门可同时采取行政、法律、市场等多种手段,来引导低碳市场的发展,扶持低碳技术产品的研发和利用,对积极实行低碳发展战略的企业和利益相关者予以一定的扶持和激励,如实行税收、信贷优惠和产品补贴等政策,或可针对一些领域中能源严重浪费现象,适当提高有关能源的价格,强制性地促进节能和低碳排放等。而地方政府可联系本地区节能减排情况,在依照国家有关标准基础上,制定与本地区低碳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地方法规和政策等。对于企业来说,作为真正的市场经济主体,更应当把低碳价值导向与市场规律有机结合起来,构建以低碳为特征的新型商业模式。

关于低碳发展与大众消费的矛盾关系

要成功地发展低碳经济,必须具有广大消费者对低碳技术、低碳产品较大的市场需求,即要使广大社会公众都成为低碳消费、低碳生活的主体,这是发展低碳经济的市场基础。但长期以来在传统经济模式下形成的大众消费一般都属于高碳排放型消费,目前低碳消费的市场受众毕竟还是少数,这显然与低碳发展所要求的低碳消费构成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