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碳经济政策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双碳经济政策，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后金融危机时代；宏观经济；战略转型

2009年上半年中国GDP同比增长7.1％，投资同比增长33.5％，消费同比增长15％，进出口同比下降23.5％。从统计数字看，中国经济确实回升，但基础尚不稳定。针对2009年前8个月经济回暖的宏观经济形势，现在有人开始讨论经济到底呈“V”型、“W”型还是其他型探底回升。研究经济回暖轨迹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在正确研判当前经济形势的基础上，研讨下一阶段经济政策。按照经济发展周期波动规律，宏观经济总会见底反弹，因此我们更要前瞻今后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考虑经济企稳后的经济政策，甚至“十二五”规划的中长期政策制定。笔者认为未来的政策重点应是：(1)实现战略转型，培育新竞争力；(2)推行产权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3)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增收节支，科学、精细理财；(4)培育资本市场，加强国际金融合作；(5)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和工具更好相互协调。

一、国际宏观经济基本走势

(一)全球经济失衡，全球化进程放缓

全球经济失衡主要体现在一些国家出现大量贸易赤字，与之相对应的是一些国家大量贸易盈余。之后，全球经济失衡的范围扩大到整个经济领域。当今世界，全球经济失衡的表现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持续出现贸易逆差和资本逆差，而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主要产油国家经济增长却保持较快速度，持有巨额外汇储备。随着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演变，主要发达国家需求还在下降，尤其是消费需求低迷，经济失衡仍将持续，全球化进程减缓。

(二)全球增长模式转型，凸显新增长点

人类文明起源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开始吃熟食，前提是人类掌握了取火技术。人类取火始于钻木取火，实际上取的是碳基能源。从木材到煤炭、石油和天然气，都是碳基燃料。在既定的技术约束下，碳基燃料对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碳基燃料增加了空气中的二氧化碳，使全球气候变暖。为了应对气候变暖，一些专家建议未来能源开发的重点应该转向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以美国、英国为代表的一些大国正在新能源领域开展大量研究，力图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发展绿色经济和低碳经济。这些国家在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将占领新能源标准的制高点。客观上，这些探索促进了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一些专家认为这也是未来世界经济的新增长点。

(三)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重现金融新秩序

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未能发挥应有作用，尽到应有的责任。国际社会开始通过对话建立一个新型的国际金融体系。无论是超货币体系，还是其他金融秩序，都将对美元主导格局形成挑战。在此背景下，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正逐步得到增强。中国本着负责任的立场，在国际金融危机中起到了稳定器作用。

(四)金融与实业并重，构建新的宏观监管体系

此次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失衡。金融创新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在启动国内消费需求替代、弥补国外消费需求不足的同时，根据本国比较优势发展一些制造业，带动国内就业，把金融发展落到实业上。也有专家认为，错误的宏观政策是本次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在危机来临时，美国过度扩大消费信用以及过度相信市场都是金融危机的重要根源。因此，世界各国将会重新审视过去的宏观政策决策程序和机制，构建新的决策程序和机制，通过建立新的监管机制加强宏观政策管理和微观领域监督。

二、中国经济宏观形势基本判断

据世界银行《中国经济季报》(2009年6月)报告，工业化国家金融市场开始出现趋稳迹象，全球经济初步呈现回升趋稳态势，但是仍然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复苏速度不可能太快①。该报告还指出，目前断言中国经济快速稳健复苏尚早。另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国经济出现回暖迹象，有望率先实现经济复苏。但是，中国经济仍然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结构不平衡问题。

(一)GDP小幅增加，财政收入回升

2009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13.99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1％，比第一季度加快了1.0个百分点。第一季度全国GDP总量6.5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6.1％，第二季度7.41万亿元，同比增长7.9％。6、7、8月份，全国财政收入分别为6867.47亿元、6695.91亿元、5237.4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9.6％、10.2％、36.1％。国内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增长显现出经济回暖迹象，但是中国经济复苏的根基仍然不牢。

(二)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长，消费增长潜力凸显

1～6月，城乡居民收入继续增长，转移性收入增幅较大。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9667元，人均可支配收入8856元，同比增长9.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1.2％。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2733元，增长8.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1％。居民消费价格继续下降，生产价格同比降幅较大。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下降1.1％(6月份同比下降1.7％，环比下降0.5％)。8月，工业品出厂价格环比上涨0.8％，已连续5个月上涨。前8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88万亿元，同比增长15.1％，比前7个月加快0.1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消费需求提升，消费能力提高，凸显消费潜力。

(三)发电量和用电量双回升，人民币存贷双增长

6月，全社会发电量同比增长4.7％，用电量增长4.3％。发电量和用电量上升既有经济回升的因素，也有气温上升的因素。2009年8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57.67万亿元，同比增长了28.53％。2009年8月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38.52万亿元，同比增长34.11％，环比增长了0.16％；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为57.37万亿元，同比增长27.43％，环比下降1.13％。货币供应量增长28.53％。

(四)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房地产价格小幅上涨

2009年1～8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11.3万亿元，同比增长33.O％。固定资产投资资金主要来源于银行贷款，2009年前8个月累计新增信贷规模8.15万亿元，同比多增5.04万亿元，比中国所有银行过去两年的贷款总额多，其中7、8月份分别为1650亿元、4104亿元，受央行政策影响，增速减缓。2009年5月、6月、7月、8月，七十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环比分别上涨0.6％、0.8％、O.9％、0.9％。从200个主产县8月20～31日主要农产品价格变动情况看，包括肥猪在内的5种肉产品均上涨。房地产价格上升和主要农产品小幅上涨表明，过度的、甚至投机性的恶性货币投放，可能对未来形成温和的通胀压力。

(五)经济结构不平衡仍然存在，潜在隐患不容忽视。

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不平衡，消费、投资与储蓄不平衡仍然存在，“短板”要素制约经济平衡增长。以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例，1978年城乡收入之比为2.57:1，2007年提高到3.33:1，不平衡进一步扩大。经济结构不平衡是一个比较突出的矛盾。这种不平衡不断积累，将会降低经济社会发展系统的整体协调性，一旦超过临界点就会形成失衡状态，激化潜在矛盾，甚至可能造成系统性风险和危机。

三、科学研判经济形势，及早规划前瞻政策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医治好重病后，调养很关键。近期，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从“两防”到“一保一控”，再到“保增长”，与之相对应，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由稳健的和从紧的转向积极的和适度宽松的。经济危机总会过去，那么，下一步中国应该思考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将“十二五”规划与“十一五”规划稳步对接。

(一)实现战略转型，培育新竞争力

一是产业政策方面，以新能源、环保汽车、生物工程等为突破口，占领新兴产业制高点，发展低碳经济。重点开发可再生生物质能源和风力、水力、太阳能等新型能源。二是区域发展战略方面，加快制定城市群发展战略，提升城市竞争力。随着经济全球化加深，中国的城市群参与国际分工越来越广泛。研究表明，国外资本对中国投资将主要依据现代城市群的经济结构和竞争力进行战略布局。今后，应提高中国城市群发展速度和质量，配套制定相关的法律制度、空间规划和管理制度，在城市群内，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企业和产品。三是决策机制方面，构建科学、民主决策机制，降低决策风险，提高政府行政管理竞争力。现代社会的公共风险需要政府及时、有效、低成本地化解，对政府科学决策机制提出了挑战。政府应科学论证、合理规划，提高决策效率、降低决策成本，并致力于提高行政管理效率。

(二)推行产权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中国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多种所有制市场结构。但是，仍然有部分垄断行业和公共服务部门产权结构单一，进入门槛高，民间资本进入空间窄。除行业外，无论是自然垄断行业，还是行政垄断行业，提高市场化程度，推行产权多元化改革，是实现产权结构调整的必然趋势，比如铁路、电信、电力等；另一方面，今后，政府应打破行业垄断，推行公共事业单位改革。政府应主要通过制定市场规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一些社会事业部门，比如体育、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也应允许更多民间资本进入。

作为工业化中期的国家，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在第二、三产业。在美国，到工业化晚期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超过80％。2008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40.1％，低于第二产业比重。2009年上半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41.3％，低于第二产业比重。中国离工业化国家的产业结构尚有距离。

(三)培育资本市场，加强国际金融合作

继续加大推进资本市场培育力度，开展多种形式的资本市场创新。推进创业板市场建设力度，扩大三板市场试点范围，解决创业投资和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一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关键是健康的金融体系。在生产全球化、贸易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背景下，任何国家的金融市场都很难独善其身。加强金融监管、促进金融合作以及增强金融抗风险能力是一国金融立足国际金融市场的关键。一是完善金融监管机构和体系，建立有效的金融创新监管体系，防止过度套利行为发生。二是加强国际金融合作。进一步建立双边货币互换、多边外汇储备库建设等多种形式的区域金融合作，并适度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三是增强金融机构和体系风险防范能力。一方面，充分利用危机后的恢复时机增强中国金融机构和体系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实现外汇资产保值增值。

(四)转变政府职能，增收节支，科学、精细理财

经济复苏后，过渡时期应逐步转向实施适度积极的财政政策，进而转向稳健的财政政策。未来财政工作的重点不仅仅是切好蛋糕，更应该注重做大、做强蛋糕，在财政收入方面做好文章。树立大财政思想，既要有财，更要有政。既要保证财政收入稳定增长，又要不与民争利。正确处理政府收入与居民收入关系，做到国民收入分配比例合理化。从税收收入看，今后工作的重点是扩大税源，保证税收增量渐进发展。一是扩大资源税征收范围。为了改变长期以来实行的资源低价政策，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保护资源，资源税改革应在经济复苏后扩大征收范围。二是试行个人所得税转型，探索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有中国特色的个人所得税制。当前的个人所得税征收主要是以分类征收为主，没有达到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需要。个人所得税改革应着力减轻中低收入阶层的税负。三是试点物业税。在继续物业税试点评估“空转”的基础上，进行分层价值评估，适时推出物业税。四是继续做好增值税转型工作。增值税转型有利于改变重复征税，减轻企业税负，提升企业竞争力。

在开源的同时仍需节流。从财政支出看，明确财政支出重点，增收节支，防范财政风险。一是转变政府职能，缩减行政开支。在经济复苏后，政府应该“瘦身”，调整政府机构，建设高效廉洁的政府，提高政府供给公共服务效率。二是继续提高财政预算透明度，保证精细化、科学化。信息透明是现代文明的一个基本准则，财政预算信息透明是实现人的基本人权，也是保证正确履行公民委托责任的需要。在美国，一次预算编制就相当于一部法律的制定过程，预算制定、执行、监督三权独立，相互监督，并实行全过程公开。尽快实现财政预算透明法制化，加快政府预算信息公开改革步伐，达到精细化、科学化管理的需要。三是继续加大基础设施、医疗、社保、就业等领域的投入力度，促发展，保民生。明确财政支出重点是提高财政支出效率的前提。同时，这些领域也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点领域。四是构建财政风险识别、评估和防范的全方位调控体系。财政风险防范要与金融结构风险防范紧密结合，不可单线作战。

篇2

关键词：EKC曲线；经济增长；经济发展权；国际碳减排合作机制；二氧化碳排放；碳减排义务；碳减排效果；京都议定书

中图分类号：F064.2；F1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12）02-0066-06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of the Carbon Emissions

Reduction Based on Fair Development RightsLI Jun-jun, ZHOU Li-mei

（Economics School,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 China）

Abstract: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have a lot of controversies about historical responsibility for carbon emissions and the task for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which mak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mechanism uncertain for international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responding to global climate change. This paper consturcts an international panel data model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carbon dioxide emission on economic growth in 32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17 developing countries during 1971―2009,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come elasticity coefficient of carbon emissions is increasing, that the income elasticity coefficient of carbon emission in developed countries is continuously bigger than that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that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have not strictly fulfilled the obligation for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meanwhile, dual policy under “Kyoto Protocol” has not made abnormal transfer of industry. Based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rights owned by each country, it is unfair to require developing countries for taking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obligation currently, the income elasticity coefficient of carbon emission should be used to evaluate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effects of each country.

Key words：EKC Curve; economic growth; economic development rights; global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cooperation mechanism; carbon dioxide emission;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obligation;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effect; Kyoto Protocol

一、引言

温室效应导致气候异常变化，已经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国际碳减排合作机制正在不断完善之中，以图遏制碳排放量的过快增长。但世界工业发展方式还未实现根本性转变，在维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压力下，各国都在继续大量使用化石能源，碳排放的增长趋势短期内难以扭转。同时，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和受气候变化的影响程度不同，实施碳减排的经济基础和发展低碳经济的动机也不同，碳减排任务的分配将是一个长期的利益博弈过程。《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简称《公约》）规定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不同责任，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就是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碳减排压力太大。2005起年生效的《京都议定书》进一步要求发达国家在2008年到2012年第一承诺期内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比1990年平均减少5.2％，大多数国家要求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8%，而澳大利亚、冰岛和挪威则允许一定幅度的上升。但事实上，包括美国、日本等国在内的大多数发达国家都没有完成既定的碳减排目标，并企图抛弃《京都议定书》，要求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也承担硬性碳减排义务，其理由是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总量迅速增长，占全球比重越来越高，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同要求的双重政策不公平。

李军军，周利梅:基于公平发展视角的碳减排国际比较按照“污染避难假说”，在不同国家的碳减排政策标准和实施力度有差距的情况下，碳减排压力较大的国家，政策措施更为严格，对产业的影响就越大；同时，为了避免能源约束和碳税等低碳政策带来的不利影响，资本就会转移到碳减排政策更宽松的国家，导致产业非正常转移，二氧化碳排放也随之转移。为了吸引外资，低收入国家可能竞相放松碳排放管制，从而破坏碳减排国际合作机制。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公共环境问题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共同选择，如果不能建立各方都认可的碳减排国际合作机制，全球气候环境就可能陷入“公地悲剧”。那么，《京都议定书》是否真的是约束了发达国家的碳排放，而提高了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增速？发展中国家是否由于宽松的碳减排政策而获得额外经济增长？

从公平角度来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需要发展，都有保持经济增长的权利，但经济结构和发展阶段不同，经济增长过程中碳排放量也不同，要正视这种差异。按照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二氧化碳排放量和收入之间存在一个倒U形曲线的关系：在相对较低的收入水平，随着收入的增加，能源的消费量增加并引起二氧化碳排放量增长，此时，两者呈正相关关系；随着收入增长到一定的高水平，因为环境保护意识增强，提高了环境政策的调控和传导效果，二氧化碳排放量将减少，两者呈负相关关系。因此，在建立和完善国际碳减排合作机制过程中，应该考虑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影响，科学评价各国经济增长过程的碳减排效果。

自从Grossman 等（1991）较早发现空气污染和人均GDP之间存在倒U曲线关系后，当前多用EKC曲线研究碳排放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如：Ang（2007）、Zhang等（2009）、Fodha等（2010）分别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ARDL）或者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检验二氧化碳排放和GDP之间因果关系，Azomahou（2006）和Romero-ávila（2008）等人用面板数据模型（Panel Data）验证EKC曲线。但这些研究大多数都基于单个国家或局部区域；也有一些文献选择经合组织或大量国家（Wang，2011）作为样本的，但也都是侧重于验证EKC曲线，没有从国际对比的角度分析不同碳减排义务的国家。有鉴于此，本文将从经济发展对碳排放影响的角度分析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碳减排效果。

二、面板数据模型与数据分析

不失一般性，假设碳排放主要来自化石能源消耗，影响二氧化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增长，据此建立双对数面板数据模型：

如果β>1，说明碳排放增长速度超过经济增长速度，碳减排形势恶化，碳排放强度上升；如果β

为了比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影响程度，可以把面板数据的样本分成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部分，分别估计以后比较弹性系数，根据弹性系数的大小来判断碳减排政策的作用。如果发达国家的弹性系数小于发展中国家，说明经济发展程度高的国家碳减排形势好于发展中国家。尽管《京都议定书》规定了发达国家2008年至2012年的强制性碳减排义务，但协议是从2005年开始生效，此后发达国家之间的碳排放交易非常活跃，清洁发展机制（CDM）也允许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项目级的碳减排量的转让，在发展中国家实施温室气体减排项目，CDM项目数量和规模都增长迅速。因此，要判断碳减排协议的签订对各国碳减排效果的影响，可以把2005年作为分水岭，分别估计并比较前后两个期间的弹性系数，如果弹性系数下降，说明碳减排政策取得实质性效果。

《京都议定书》规定41个发达国家具有强制性碳减排义务，由于9个国家缺失部分碳排放统计数据，本研究把具有完整数据的32个发达国家纳入分析范围，包括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保加利亚、加拿大、捷克、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冰岛、爱尔兰、意大利、日本、卢森堡、马耳他、摩洛哥、荷兰、新西兰、挪威、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斯洛伐克、西班牙、瑞典、瑞士、土耳其、英国、美国。由于发展中国家较多，本研究选择其代表性国家，选择依据是2009年二氧化碳排放量超过一亿吨，符合这个标准的国家共17个，分别为中国、印度、伊朗、韩国、沙特、墨西哥、印尼、南非、巴西、泰国、埃及、阿根廷、马来西亚、委内瑞拉、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巴基斯坦和越南。二氧化碳排放和GDP数据都采集自国际能源署（IEA）的能源统计年鉴，时间跨度为1971年至2009年。其中二氧化碳排放（CO2）单位是百万吨；GDP以十亿美元为单位，按汇率（GDPE）和按购买力评价（GDPP）两种方法折算为2000年不变价格。

数据测算表明，2009年世界各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为290亿吨，是1990年的1.38倍，比1971年翻了一倍。样本中49个国家碳排放总量为238.3亿吨，占全球总量的82.2%，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其中，17个发展中国家碳排放总量从1990年的47.9亿吨快速增长到2009年的126.9亿吨，年均增长5.26%，占全球总量的比重从1990年的22.9%上升到2009年的43.9%。同期32个发达国家的碳排放总量则从108.1亿吨上升到111.3亿吨，上涨了3%，比重从51.6%下降到38.4%。据此来看，近年来全球碳排放总量的快速增长主要归因于发展中国家，只有发展中国家实施严格的碳减排措施，才能有效控制全球碳排放总量的过快增长，这也是近年来在全球气候峰会上，发达国家强硬要求发展中国家承担硬性碳减排义务的主要原因。但是从碳排放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来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大多处于工业化起步阶段，增长速度普遍高于发达国家，碳排放增速较快是正常的；而发达国家基本完成工业化，经济增长速度普遍放缓，碳排放增速理应降低。如果不顾这个事实，强行要求发展中国家承担严格的碳减排义务，不但忽视了发达国家碳排放的历史责任，也会剥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的权利，加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距，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是极不公平的。衡量发展中国家碳减排效果，重要的是看经济增长过程中碳排放的收入弹性，如果弹性系数和碳排放强度下降，就说明其碳减排政策的有效性。

三、检验与参数估计

1.单位根检验

由于每个时间序列都是由多个国家组成，其检验方法要考虑到截面的差异。LLC方法是应用于面板数据模型时间序列单位根检验较早的方法，假设各截面序列具有一个相同的单位根，仍采用ADF检验形式（Levin et al，2002）；而IPS检验则是对每个截面成员进行单位根检验以后，利用参数构造统计量检验整个面板数据是否存在单位根（Im et al，2003）。Fisher-ADF检验和Fisher-PP检验也是对不同截面进行单位根检验，利用参数的p值构造统计量，检验整个面板数据是否存在单位根。分别用四种方法对CO2、GDPE和GDPP三个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时的滞后阶数都按AIC最小化准则确定，结果如表1所示。表1 面板数据序列的单位根检验

四种方法的检验结果非常接近，通过对原序列和一阶差分的单位根检验结果进行判断，在1%显著性水平下三个变量都是非平稳序列，都有单位根，并且是一阶单整。因此，可以对三个变量进行协整检验。

2.协整检验

协整检验是判断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关系的方法，Engle和Granger最早提出的协整检验方法是判断两个或多个变量回归后的残差是否平稳，如果残差是平稳的，说明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对于面板数据的协整检验，Pedroni（1999）的检验方法是假设各截面的截距项和斜率系数不同，Kao（1999）的检验方法却规定第一阶段回归中的系数相同；Maddala等（1999）提出根据单个截面序列的协整检验结果构建新的统计量，从而判断整个面板数据的协整关系。表2列出了采用不同方法分别对CO2和GDPE、CO2和GDPP两组变量协整检验的结果。检验结果一致拒绝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表明CO2和GDPE、CO2和GDPP两组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据此可以对模型（1）进行参数估计。

表2 面板数据变量的协整检验

CO2与 GDPECO2 与GDPPPanel v-Statistic-0.40-0.39Panel rho-Statistic-2.53**-2.53**Panel PP-Statistic-4.36***-4.36***Panel ADF-Statistic-5.27***-5.27***Kao（Engle-Granger）6.49***4.20***Johansen FisherTest trace statistic 163.00*** 163.30***Max-eigenvalue statistic 159.90*** 159.70***

3.参数估计

由于各国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碳排放水平有很大差异，参数估计应该选择面板数据的变截距模型；至于选择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尽管样本国家只有49个，但仅仅用于分析这些个体，不涉及其他国家，因此选择固定效应模型更为合适。另外，截面随机效应的Hausman检验p值为0.94，也不支持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考虑到存在截面异方差，采用加权广义最小二乘法（GLS）估计参数，并处理序列相关性，参数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

方程1的解释变量是按汇率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GDPE），方程2的解释变量是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GDPP），方程拟合优度较高，除截距项外参数都能通过1%显著性检验，两个方程的系数比较接近，说明以不同方式换算的GDP对结果影响不大。考察不同期间的系数，1971―2009年碳排放的收入弹性系数0.607

D.W.2.0982.1362.571.8991.8741.759Chow-F1.72***0.79方程3的样本由32个发达国家组成，方程4的样本由17个发展中国家组成，方程拟合优度较高，除截距项外参数都能通过1%显著性检验。方程3的系数0.712大于方程4的系数0.574，在两个不同时期内，发达国家的碳排放的收入弹性系数都超过发展中国家。按照公式（2），方程3的分割点检验Chow-F值在1%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也是明显大于2005年以前的弹性系数。而发展中国家的弹性系数虽然也有上升，但没有通过分割点检验。

四、结论

在环境和能源约束下维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无疑是各国经济政策的重要目标。旨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碳减排合作机制能否发挥作用，关键在于碳减排目标的设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以及碳减排任务的分配能否得到各国认可。只有在碳减排任务合理、公平分配的前提下，兼顾到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的承受能力，才能得到广泛认可，形成合作的基础。碳排放的收入弹性系数反映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影响程度，弹性系数的大小和变化趋势能够说明一个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程度和碳减排效果，也可以作为碳减排任务分配的依据之一。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1971―2009年主要国家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影响，弹性系数为0.6，碳排放增幅低于经济增幅，碳减排政策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分割点检验判定弹性系数有明显上升趋势，说明近年来经济增长过程中碳减排力度在减小。对比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尽管发达国家的碳排放总量增长缓慢，部分国家的碳排放总量甚至下降，而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总量增长比较快，但发达国家碳排放的收入弹性系数在各个阶段一直大于发展中国家，2005年以后也没有明显改变。这一方面说明发达国家碳减排政策实施力度不够，效果还不甚明显；另一方面也说明《京都议定书》规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同的碳减排义务形成的政策差异，并没有造成资本因为规避碳排放约束而发生明显的非正常转移。

因此，从各国公平拥有经济发展权的角度来看，应该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在明确发达国家碳排放历史责任前提下，发挥发达国家良好经济基础和先进技术优势，确实降低碳排放强度。同时，加强国际合作交流，加大技术转让和资金援助力度，扩大碳排放权交易范围，完善清洁发展机制，提高发展中国家的碳减排积极性，降低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增速。只有建立在公平、合理基础上的国际碳减排合作机制，才能发挥各国碳减排的积极性，有效控制全球碳排放过快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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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以来，X区发展和改革局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围绕区委区政府中心工作，瞄准高质量发展目标，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

一、2020年工作总结。

（一）扎实做好经济发展宏观统筹。一是谋划推动“双区”建设实现良好开局。推动建立X区粤港澳大湾区、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建设领导决策和工作推进机制。高标准编制出台、统筹实施X区贯彻落实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纲要三年行动方案、年度工作要点和X区先行示范区建设系列文件，主动对接市发改委（市示范办），积极争取试点示范项目在X区落地。

二是协调开展经济体制改革工作。

起草形成《X市X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行动计划（2020-X年）》，并编制相应2020年工作要点，持续深化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积极开展公共资源交易改革工作，于X月X日全市首个与X交易集团签订交接协议。目前，X区公共资源交易改革取得阶段性突破。

三是稳步推进各项综合经济工作。

统筹开展“十四五”规划编制研究。密切关注全区经济运行态势，深入研判疫情对经济运行的影响，科学开展月度、季度经济形势分析，努力降低疫情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制定区2020年经济发展主要目标分解方案，压实各单位主体责任，推动各项指标顺利完成年度任务。

（二）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疫后恢复。

牵头成立X区建设项目推进与城市基本运行保障组，助力辖区企业积极应对疫情、共渡难关；起草印发《X区推进重点项目复工（开工）工作方案》，着力推进重点项目复工复产和启动建设。抽调党员干部驰通卡口和挂点社区一线防控，统筹协调辖区地铁工地和新能源汽车充电行业的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强化救灾物资保障，牵头落实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助力平稳疫情期间物价。

（三）攻坚提速固定资产投资。

一是力促固定资产投资逐月回升。统筹推进政府投资项目，高效执行政府投资计划。建立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班长制和每周调度机制，科学分解年度任务，推动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2020年X-X月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X亿元，增速X%，计划完成率X%，固定资产投资总量排名全市第三。

二是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

实行重大项目三级协调机制，全方位协调存在问题，加快建设进度，X-X月，X个在建重大建设项目完成投资约X亿元，完成年度计划投资的X%，预计年底能X%完成年度计划投资；牵头梳理全区年度重点推进项目X个，并制定重点项目任务分解表，大力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前期工作，全面统筹推进东进攻坚、新基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重点工作。

三是引导优质社会资本参与政府投资项目建设运营。

牵头编制《X区政府投资项目代建管理办法（试行）》，提升公共服务项目的供给水平和效率。探索采用市场化经营权配置、知识产权证券化、基础设施REITs等多种方式拓展融资渠道，建立健全多元化、可持续的基础设施投融资机制。

（四）深化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统筹做好城市信用状况监测工作，全力推动信用分级分类监管改革；建成区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归集信息超过X万条，涵盖辖区内登记的商事主体约X万个，累计访问量达X万次；研究制定《X区企业公共信用评价体系》，全面铺开企业信用画像；优化“信易贷”服务、推动“信用+审计”联动、扩大“信用+执法”范围，全方位探索“信用+”应用模式。推出“信易贷”线上申报平台。推动成立X区信用促进会。

（五）推进节能减排引领绿色发展。

一是大运AI小镇成功获批省循环化改造试点园区。二是通过线上宣传模式创新开展节能宣传周活动，实现节能知识无接触式传播。三是大力推进全区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建设，做好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安全监管工作。

二、2021年工作思路。

（一）统筹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一是保质保量完成区建设项目推进与城市基本运行保障组各项任务，统筹推进落实市区各项经济政策措施。二是建立健全“十四五”规划纲要实施体制机制，围绕“十四五”时期X区发展定位、发展目标和各领域中心工作，形成有效工作机制，为“十四五”期间各项工作顺畅开展奠定基础。三是科学制定2021年主要经济目标任务，做好经济形势分析研判，科学监测和深入分析经济运行特征，努力实现“十四五”开局之年各项经济发展目标任务。四是抢抓“双区驱动”历史机遇，统筹落实好粤港澳大湾区、先行示范区建设系列文件，编制2021年工作要点，积极争取双区建设在X落地结果。

（二）抓好政府投资项目管理。

一是科学编制2021年政府投资计划。按照“保民生、保基础、保重点”原则，对项目进行分级、分类管理，坚决剔除不必要和无效投资，推动构建优质均衡的公共服务体系。二是推动固定资产投资平稳运行。坚持固投任务双重分解，执行按月通报和“末位督办”，全力以赴保持投资强度；充分发挥稳投资工作专班和审批服务专班作用，确保固定资产投资应统尽统。三是优化政府投资项目管理。深化政府投资项目管理流程改革，提高项目决策和管理水平；推进文体项目标准提升研究和应用工作，适时开展其它建设标准提升研究。

（三）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

一是做好2021年市、区两级重大项目计划的组织申报和编制工作，推动重大项目实现滚动式发展，提升项目储备数量和质量，为X区经济发展夯实根基、打好铺垫。二是加强谋划梳理，认真做好“十四五”重大项目编制工作，争取更多项目纳入全市“十四五”项目库。三是严格落实重大项目“责任制”和“承诺制”，提供高水准的重大项目协调服务。四是持续推进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三年计划，加紧推进小运量轨道交通建设示范线项目开工建设，统筹推动各龙头项目尽快落地实施。

（四）推动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

认真总结“十三五”期间能源“双控”工作经验，研究完善工业、建筑、交通、服务业、公共机构等重点领域的节能措施。支持中美低碳建筑与社区创新实验中心建设国家净零碳项目，探索全过程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等净零能耗技术路线，研究推进净零能耗项目的推广。继续统筹做好全区新能源汽车充电行业日常安全生产管理，加强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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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低碳农业的内涵及特点

（1）能源消耗少。

结合不同生物的特点，充分发挥它们在生产系统内的循环利用或再利用，在实现收益最大化的同时，既尽可能地利用了农业生产条件，又减少了资源消耗，达到降低碳排放的目的。

（2）生产可持续。

低碳农业既满足当下人类社会的需要，又不破坏满足后代人的需求，实现可持续发展。它涉及农业资源，环境保护，食品安全、农民增收等诸多方面的问题，要求农业可持续发展。

（3）产品、环境双绿色。

绿色、环保贯穿低碳农业的全过程，生产、生态能满足人类社会发展的安全需要。

（4）多领域的协调。

低碳农业发展涉及的领域非常宽泛，需要相互配合。生产和生态的协调，制度的健全，管理的高效，技术的创新等，既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又要为人民群众提供优质的生活和生存环境。

(二)低碳农业技术创新的内容

技术创新是实现低碳农业的一个重要途径。随着科技的发展，新技术在农业中的应用越来越广，包含的内容也越来越广。

1.节省型农业技术。

此类农业技术主要包括节地、节水、节药、节肥等节省型农业生产技术。一方面推行低产田改造技术，提高高产耕地比例，另一方面推行立体种养模式，如“稻田养鸭”或“蔗基鱼塘”的生态农业系统，有效提高土地的产出率；采取科学措施，积极发展防渗渠道和管道输水，减少水的渗漏和蒸发，同时大力推广间歇灌溉、滴灌、喷灌、微灌等节水农业技术，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节约用水；加强抗病虫品种、生物农药和病虫害物理防治技术的研发与推广，减少农药对人畜的毒副作用，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在节肥方面，要重点推行测土配方和平衡施肥技术，降低化肥的施用量，减少化肥对地下水和土壤的浸染，改善土质.

2.新型的育种技术。

这种技术使植物的生命力顽强，抗病虫害能力增强，单位面积产量更高，并且能加强碳储存的能力。育种主要有诱变育种、杂交育种、基因育种、单倍体育种、多倍体育种和细胞工程育种等。

3.有机肥的更有效利用。

化肥过度使用会引起土壤板结，并且碳排放过高，污染环境。现在多提倡有机肥，它含有丰富的腐植酸，可以改变土壤结构，使土壤变得松软，提高土壤有机质的含量，同时有机肥富含的氮、磷、钾、钙等多种营养元素，可以达到作物增产的效果，不过，有机肥的肥效较慢，容易造成土壤肥力不足，所以在施肥的过程中，可将有机肥与化肥根据一定配比交叉使用，各取所长，使肥效发挥到最大。

4.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和开发。

此类能源可重复利用，如水能、风能、太阳能、潮汐能、地热能等。在风能丰富的农村地区建立风能发电站，在水资源丰富的地区建立水电站。在太阳能丰富的地区建立太阳能电站等，并且加快其规模化、产业化，使之用于生产、生活，增强服务社会经济生活的功能。

5.循环利用农业技术。

这类农业技术主要包括农副产品和废弃物的肥料化、饲料化和能源化应用三大方面。如秸秆还田可培肥地力；生物工程技术和腐熟堆肥技术的研发与推广应用，可将畜禽粪便和秸秆发展成沼气、制造成有机肥，既减少养殖粪污、秸秆等直接排放引起的污染，又增加了能源；同时，在秸秆产出量大且相对集中的地区，推广应用青贮方法，将青秸秆转化为大型牲畜的青贮饲料。

6.农作制度创新技术。

该类技术以土壤耕作为中心，包括少耕、免耕、水稻直播、灌溉、轮作等多类技术[1]，促进土地的修复和保护，达到降低农业生产系统碳排放，农田生态固碳的目的。

二、低碳农业技术创新的主要障碍

（一）传统思想的束缚

1．传统意识根深蒂固。

长时期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生活模式决定了农民要改变过去那种依赖化肥农药、对环境危害大的农业模式，需要一个较长时间的过渡。新技术要在农村推广，必须首先打破农民选择简单、易学、成本低的传统习惯，改变观念；其次，思想观念的改变需要对自身存在的问题有足够的认识，要有改变的勇气和决心，需要认真钻研和勇于实践的精神；第三，需要宽裕的资金支持。这都是目前我国农民普遍缺乏的。

2．传统的农业生产经营模式难以改变。

在中国漫长的农耕文明中，中国形成了独特的分散经营、各自耕种的小规模农业生产经营模式。这种经营模式阻碍了有效推广新技术，难以形成规模效应，而低碳农业需要一种规模化的农业生产模式。

（二）相关制度有待健全

1.低碳农业的评价指标体系和监督体系不完善。

截至目前，我国没有关于低碳农业的评价指标和监督管理相关的标准和措施。2011年1月19日颁布的《中国低碳城市评价体系》，针对的是对城市低碳的评价，几乎没有涉及低碳农业。既然缺乏具体的评价指标和体系，监督管理就不存在。我国传统的粗放式生产方式使农民的低碳意识比较薄弱，监督管理不易实施，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我国是在国际大环境下被迫接受的低碳意识，“我们并没有深刻认识如何发展低碳农业的模式和路径，甚至对发展低碳农业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缺乏基本的自觉”，没有找到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农业发展模式，所以，低碳农业的监督工作无从谈起。

2．低碳农业相关法律体系不完备。

2001年农业部启动实施“无公害食品行动计划”，制定了《农产品产地安全管理办法》，2009年又相继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法》等法规。这些法规的颁布和实施为发展低碳化农业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在实际实施中，缺乏针对农业发展的政策法规，此外，我国的低碳农业发展也缺乏中长期的规划。

(三)低碳农业发展中遭遇的障碍

目前我国低碳农业发展的各种创新技术在推广过程中遇到了许多方面的障碍，具体表现如下：

1.财政投入不足。

我国现有的农业基础设施大部分利用率已经很低，要想为农业生产发挥更大的作用，需要更多的资金投入来实现设备利用率的提高。目前我国政府对低碳农业的资金投入缺口较大，“发达国家农技推广经费一般占到农业总产值的0.6%--1.0%，发展中国家也在0.5%左右，但我国不足0.2%”。资金投入明显不足。

2.精壮劳力的缺乏。

新技术的推广和应用，需要精壮劳力的广泛参与。目前我国农村大批的精壮劳动力外出从事各种各样的城市产业，从事农业生产的主要是留守的弱、老、妇、幼，他们无法承担推广低碳农业技术的重任。农村劳动力匮乏成了不争的事实。

3.农业生产模式的严重制约。

首先，规模化程度较低的分散的农户农业生产模式妨碍了创新技术推广；其次，农户生产组织化程度较低，对应用新技术的风险缺乏有效的风险规避，农户接受和应用新技术的兴趣不大；第三，农村产业结构层次偏低。目前，我国农村产业还处在粗放式生产经营阶段，生产者主要靠老传统、老经验就能获得一定的收益，因此，对新技术的使用兴趣不大

4.信息化建设相对滞后。

相对于发达的城市网络来说，农村的信息化建设相对滞后。目前我国涉农网络较少，资源库建设投入不够，农村科技信息资源缺乏，涉农计算机应用系统不完整，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农业服务系统。农民缺乏了解低碳技术的有效的、便捷的信息渠道，创新技术很难在农村普及。

5.金融支持缺乏力度。

由于利润偏低，回收周期长，所以在农村金融领域，信用社处于一枝独秀的地位。农民在使用新技术的过程中，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农村信用社无法满足大量的资金需要，农民很难从信用社取得贷款，一些好项目和产品因资金问题而作罢，这大大妨碍了新技术的应用和推广，降低了农民使用新技术的积极性。

三、克服低碳农业技术创新障碍的路径

（一）科技兴农，健全农村教育和服务体系

1.健全农村基础教育与科技教育体系。

政府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资力度，提高农村人口的文化素质水平，将人口负担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一方面保证农村的每个孩子都能上学，实现义务教育水平的均衡发展；另一方面，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结合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和本地的职业院校联合，实行订单培养，为低碳农业培养一批技术骨干。

2.构建面向小农经济基础的新型农业科技服务体系。

一方面，结合我国国情和民情的发展道路，发挥各地方的地理优势，建立起以村为基础，以村组织或合作组织为依托的低碳农业服务体系，充分利用各类媒体普及低碳农业新技术知识；另一方面，组织相关专家深入田间地头，针对农民的需要，现场指导，及时解决各类问题，加快创新技术的应用。

3.建立一支高素质的人才队伍。

人才是推动低碳农业技术创新的关键。发展低碳农业技术创新主要需要三类人才：一是高水平的技术研发人才。要想发展低碳农业，技术优先，目前我国这方面的人才比较匮乏，所以需要通过研发投入的倾斜和设立重点基金项目等手段扶持低碳农业关键技术攻关，调动研发人员的积极性，建立一支高水平的技术研发队伍。二是能吃苦耐劳的农技推广人才。在农村，新技术的推广需要有人带头、指导，不厌其烦的讲解。农用网络的不发达和农民的素质决定了这类人才必须能吃苦耐劳，熟悉当地的土地情况和农作物的种植情况，能实际性的指导农民使用新技术，将低碳农业技术转变为现实生产力。三是实干高效的经营管理人才。这种人才能对农业生产和经营活动进行有效管理，开发低碳、绿色环保农产品市场空间的发展潜力，提高新技术的实用性。

（二）建立网络化的农技推广模式

1.建立多元化的农技推广模式。

首先，强化政府主导的六大农技推广体系的职能，提高推广效率，宣传、介绍最新科研成果，使科学技术变成实际生产力。其次，鼓励科技单位、高等院校和用户积极沟通，双向选择，满足不同农业主体的科技创新所需，实现理论、实践双赢。第三，鼓励建立非政府性质的农技推广机构，由一小部分人带动一大批人，实现农业科技的转化。

2.缩短农技推广的路径。

减少农技推广过程中的中间环节，促进农业科技创新主体与应用主体之间的广泛交流。现实农业生产中“专家、基地、农户”、“专家、协会、农户”、“专家、龙头企业、农户”等模式，缩短农业科技推广路径，解决科研与推广、科技与应用的分离。

3.构建农业科技创新应用网络。

（1）鼓励农户、涉农企业、大学生村干部、驻村干部、农业科技人员、农户合作组织等积极参与到农业科技应用实践之中，加快农业新科技的应用。

（2）加强各应用主体间的网络化联系与合作。农户、涉农企业对农业科技知识的学了专业的职业教育外，还应加强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提高对农业新科技的应用能力。

4.加强农村合作组织建设，以较大的农业生产规模应对市场风险，获取更多利润。

（三）建设有利于低碳农业发展的制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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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银行业发展状况

银行信贷猛增推动经济复苏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加剧和国内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加大的形势,中国政府果断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2008年四季度至2010年的4万亿元扩大内需的投资计划逐步实施的带动下,随着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导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快速增长,带来银行配套资金的大量释放,信贷狂潮持续了整个2009年前半年。据统计,2009年全年新增信贷投放创历史纪录高达9.59万亿元,全年信贷增速高达34%。其中,1月、2月、3月、6月为贷款新增的高峰期,四个月新增贷款合计为6.14万亿元,占总新增贷款比例的64.63%。

2009年商业银行的巨量信贷投放改善了全社会及企业的流动性状况,助推了企业生产的企稳回暖,提升了企业景气和企业家信心程度。银行信贷资金在推动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的同时,也拉动了国内GDP的增长。2009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33.54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8.7%,其中投资拉动占比为80%。毫无疑问,银行杠杆成为中国实现经济复苏的最大功臣。

以量补价难以遏制利润增速下滑

由于执行反危机的降息政策,银行整体息差水平比2008年显著缩小。中国内地人民币业务净息差为2.21%,较上年下降0.49 个百分点;中国内地外币业务净息差为1.44%,较上年下降1.45 个百分点,但与上半年相比降幅明显收窄。

净息差下降的主要因素包括:(1)人民币基准利率和市场利率大幅下降。2008年9〜12月,中国人民银行连续降息,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累计分别下降了1.89和2.16个百分点,贷款利率下调幅度大于存款利率,存贷款利差收窄。基准利率下调对生息资产和付息负债利率水平的影响在2009年充分体现。与此同时,市场利率大幅下行。2009年,人民币七天SHIBOR利率平均值为1.24%,较上年下降1.68个百分点。一年期央票收益率平均值为1.50%,较上年下降2.17个百分点。(2)外币市场利率大幅下降。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全球主要经济体利率维持在历史低位,市场利率震荡走低。2009年,美联储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0〜0.25%的目标区间,欧洲中央银行基准利率维持在1%的水平,英国中央银行基准利率维持在0.5%的水平。截至2009年末,六个月美元LIBOR为0.43%,较上年末下降1.32个百分点,六个月EURIBOR为0.99%,较上年末下降1.98个百分点。

另一方面,商业银行贷款结构变化显著,贷款收益有所下降。―是2008年下半年起贷款基准利率快速下调,直接限制了商业银行贷款收益水平的提升。二是新增贷款结构欠佳,上半年新增贷款中低收益的票据贴现占比达到23%。虽然中长期贷款占比有所提升,但仍不足以弥补贴现对贷款收益率的影响。三是市场流动性充裕,机构间竞争更趋激烈,贷款定价水平达到历史低位。这些因素使得银行净利差刚性收窄,银行不得不采取“以量补价”策略,持续扩大信贷投放规模,以努力实现银行收入水平、利润水平的增长。银监会2009年年报显示,2009年银行业金融机构实现税后利润6684亿元,资本利润率16.2%,资产利润率0.9%,利润结构中净利息收入占到了63%。可以得知支撑盈利增长的贡献主要来自于信贷规模接近34%的增速扩张。从各大银行年报数据中可以看到,银行以量补价的策略未能奏效,利润增速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进入统计数据的17家银行中,工行、中行、华夏、深发展、兴业、民生、浙商、渤海这8家银行2009年资产利润率较2008年获得提升,广发基本持平,其余都是略有下降。从全行业来看,净利润增速从2008年的32.85%下降到14.36%,以量补价难以遏制住利润下滑。

银行资本充足率快速降低,补充资本压力巨大

2009年上半年银行业“以量补价”策略的实施,使得部分资本状况一般的银行在资本充足指标方面下滑明显,接近监管底线。随着银行信贷规模的快速增长,各银行的贷存款比例处于高位,大部分银行接近75%的监管上限,小部分银行比如中信、光大、深发展、民生已经超出监管范围之外,分别为79.62%, 80.35%,79.14%,76.56%。

天量信贷投放使得各银行资本消耗严重、未来资本补充压力较大。在对17家国有商业银行和其他商业银行的资本状况进行对比考察后发现,各行的核心资本充足率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与2008年相比,工行下降0.85%,农行下降0.49%,中行下降1.74%,建行下降0.86%,交行下降1.39%,分别降至9.9%、7.55%、9.07%、9.31%、8.15%。股份制银行中深发展和浦发银行的核心资本充足率处于较低水平,分别为5.27%和5.06%,接近监管红线;而渤海银行核心资本充足率下降幅度最大,从2008年高水平的13.17%下降到2009年的7.43%。

2009年各类商业银行积极通过发行次级债和混合资本债,以补充附属资本。截至2009年11月,有24家商业银行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债券,合计发行规模2655.5亿元;两家银行发行混合资本债,合计发行规模100亿元。其中发行量最大是国有商业银行,其发行量占到了77.10%。建设银行2009年分别于2月、8月、12月发行三期次级债,合计发行规模800亿元,是2009年发行债券规模最高的商业银行。

由于银监会于2009年10月下发了《关于完善商业银行资本补充机制的通知》,规定商业银行持有其他银行发行的资本工具余额不得超过其核心资本的20%的规定,并对银行间存量互持的次级债采取以7月1日为红线的“新老划断”方式扣减的办法,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次级债券和混合资本债券的需求量,使得商业银行纷纷采取各种措施补充资本,包括二级市场配售、定向增发、引入战略投资者、H股上市等。

2010年中国大型银行的资本缺口压力仍然很大,纷纷宣布了筹集新资本以充实自身资产负债表的计划(表1)。上市银行增发无疑会成为2010年资本市场的重头戏。然而,上市银行增发仍然蕴含着风险。就银行目前的实际情况而言,银行并不完全是真的资金紧张,而是信贷结构和资产结构严重失衡。因为,2009年的天量信贷,绝大多数都给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国有企业和开发商,而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农村经济组织等获得的信贷支持相当有限。在这样的信贷结构下,银行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就很难发挥,经济复苏的基础也很难牢固。因此,大规模的融资完成以后,银行能否给实体经济以最大力度的支持呢?如果银行继续按照现在的经营思路,继续把信贷资金投向政府融资平台、国有企业、开发商,那么,融资不仅不能化解银行的风险,反而会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

监管政策收紧,银行疲于应付

伴随着银行贷款的高速投放,为防范风险,2009年下半年以来,围绕提高拨备覆盖率、资本充足率、信贷投放速度和投放结构以及新业务开拓等方面,银监会进一步提高了对银行风险管理的要求,加强了监管力度,以防潜在风险,特别是《关于商业银行资本补充机制的通知》对于资本充足率的影响是很大的。

资本新规具体包括:将资本充足率达到10%作为审批商业银行新业务、新机构准入及提升监管评级时的硬性指标要求;对商业银行发行次级债补充资本充足率的行为有所限制;对银行间交叉持有的次级债计入附属资本进行更严格的限定。在将次级债计入该银行附属资本的过程中,将2009年7月1日定为标准时点,按照“新老有别”的原则将银行交叉持有的新发行次级债从附属资本中扣除等。上述监管新规,将进一步加剧商业银行受到资本充足率硬性约束限制的程度,并将影响其信贷业务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银监会监管收紧对于银行业的影响非常大,银行拨备覆盖率明显提升。从各大行2009年年报可以看到,17家银行中除了农行和中信没有达标之外,其余全部达到了150%拨备覆盖率的监管要求。国内商业银行拨备覆盖率为144.1%,比年初上升22.7个百分点。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银行抵御风险的能力。

除了资本监管加强外,贷款新规也对银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银行面临着经营和监管的双重挤压。中国银监会2009年出台的《固定资产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和《项目融资业务指引》以及2010年2月正式颁布实施的《流动资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个人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在业界被统称为贷款新规的“三个办法一个指引”)都使商业银行在经营活动、符合监管要求的过程中显得左右为难。这些新规的出台,在帮助银行实行贷款全流程管理、规范贷款操作行为、防范潜在信用风险、确保银行业稳健运行的同时,也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信贷观念更新、管理措施跟进、目标客户维护以及人员素质提升等提出了严峻考验。《固定资产贷款管理暂行办法》的初衷在于通过加强贷款支付的管理,强化贷款用途管理,减少贷款挪用风险,避免银行贷款进入股市、楼市而非实体经济领域。而大客户的接受度不高,这给银行维护客户关系、推进《办法》的实施带来了困扰。银行试图通过用流动资金贷款代替固定资产贷款,以及化整为零的变通方法也在《流动资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个人贷款管理暂行办法》的出台下再一次受阻。

后危机时代银行业风险分析

存款活期化,贷款中长期化,错配风险集聚

存款活期化。随着资本市场的不断活跃和经济的企稳回升,存款进一步活期化的趋势明显。从储蓄存款的定、活期结构来看,2009年居民储蓄存款中,活期存款占居民储蓄存款的比重呈现缓慢上升的趋势,下半年活期存款新增额高于定期存款新增额。说明储蓄存款的稳定性趋于下降,存款活期化趋势日益明显,流动性风险加大。

新增贷款长期化。2009年上半年,在投资结构上最为明显的特征就是票据融资占比逐步下降,取而代之的是企业中长期贷款大幅上升,与前期相比,显示流动性更多地进入实体经济。通过对17家全国性商业银行2009年贷款构成的研究发现,从2009年7月贷款构成中新增中长期贷款规模达到了当月新增贷款规模的2.38倍,9月份更是达到3.41倍,新增贷款长期化趋势非常明显,这种情况和政府经济刺激计划的实施密切相关,因为绝大部分中长期贷款投向了政府的基础设施项目和其他投资项目。但是在2010年乃至更长的时间内,为支持宏观经济持续回升,银行新增中长期贷款的规模必须得以保证,因此,商业银行将面临较为严重的资金流错配风险。

从中长期贷款的部门流向来看,中长期贷款过多地集中在了企业部门。目前,企业部门获得的中长期贷款占76.2%,从2007年底流向居民部门的中长期贷款比重持续下降,直至2009年二季度之后有所回升。

再观察企业和居民消费两个部类中长期贷款的占比。首先,居民消费性贷款中中长期贷款占了绝对的份额,虽然近年来持续下降,但仍高达88%。居民消费性贷款主要是住房按揭贷款,其比重如此之高与中国的消费信贷市场的欠发达有关,但居民消费性贷款如此高比重集中在中长期贷款尤其是住房按揭贷款上,实际上大大压抑了居民的其他消费支出。其次,企业部门的贷款快速的向中长期贷款集中。2005年第一季度非金融性公司的贷款中,中长期贷款只占34.5%,到2009年四季度这一比重上升到了50%。企业获取中长期贷款一般用于固定资产投资和设备购置等,当经济处于下降周期中时,会有大量企业出现经营困难甚至倒闭,企业部门贷款中如此高比例的中长期贷款实际上增加了银行体系的风险。

信贷投放集中。观察中国固定资产投资中的贷款投向不同行业的比重发现,中长期贷款集中配置在制造业、交通运输行业、房地产业、电力燃气和水的生产和供应行业以及水利环境公共设施管理行业,这五大行业所占的中长期贷款比重分别为17.1%、20.8%、32.2%、16.7%以及8.1%,共占中长期贷款的94.8%。如果将交通运输、电力和水的生产以及水利算作基础设施和公共投资的话,这部分中长期贷款占到总的中长期贷款的45.6%。从我们的分析来看,中长期贷款过度地集中在了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行业,这本身就极大地提升了中长期贷款的风险。

中国银行体系中中长期贷款比重上升过快,与存款期限匹配性差,同时,中长期贷款过度集中地投向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行业,这些都系统性地提高了商业银行的风险,也制约了下一年度中长期贷款份额的上升空间。反思中长期贷款过度集中的投放特征,实际上集中体现了中国经济当前的增长模式的风险。

中国经济虽然呈现了高速的增长,但我们的增长过度依赖投资,过度依赖房地产行业,这都系统性地提高了中国经济面临的风险,而且增长速度越快,风险就越大。同时,中国目前间接融资规模过大的金融结构也使得中国经济增长的风险在很大程度上转移到了中国的商业银行体系,直接的表现就是我们上述提到的中长期贷款在整个贷款中的占比过高,中长期贷款投向过度集中。因此,要系统性地降低中长期贷款的风险,依靠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是不够的,也是无法实现的,最终的转变还有赖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

贷款主体“亲政府化”,政府融资平台贷款激增,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隐现

在贷款向市政建设、公共事业项目集中的同时,贷款主体自2008年末和整个2009年表现出两大特点:一是贷款主体向国有大型客户集中,二是2009年以来的新增贷款中的主要投向之一就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所支持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由于当前国内信贷业务具有的较高收益能力以及国内商业银行经营转型仍处于起步阶段,因此各商业银行对于信贷市场的争夺非常激烈,信贷市场占比仍是衡量商业银行经营地位的核心指标之一。在中央适度宽松货币政策背景下,商业银行自然不能错过通过信贷扩张改变竞争地位的机遇。政府融资平台一方面具有政府信用背景,另一方面,融资平台涉及的工程中不少是地方的重点项目和投资热点,所以加大对政府主导的融资平台贷款就成为银行必然的选择。

银行贷款集中投向大国企

尽管国家一再强调向中小客户倾斜,但是出于对规模、成本和资产质量的考虑,大部分商业银行仍把信贷资金向大客户集中。从各大银行2009年年报数据可以看出,华夏、广发、深发展、兴业、民生、恒丰、浙商的客户集中度都比较高,其中广发在图11中比较显眼,单一客户贷款比率达到了10.21%,最大十家客户贷款比率达到了56.43%,全都超过了监管要求,贷款集中性风险较高。

从本次投资增长的结构来看,国有企业投资大幅增加,相反,民营企业及有限责任公司的投资反而出现下滑,因此贷款集中度大幅增加。政府主导型的经济政策、政府刺激计划,短期内在应对危机上确实能够取得一定成效;但政府投资主导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如果操作失当也可能蕴含着较大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来自政府部门的投资需求具有不可持续性,如果居民部门作为最终消费者其收入在总体经济中的份额不断下降,需求和供给最终将无法平衡。从这个角度看,当前的政府投资能不能带动私人部门的投资、能不能切实转化为居民的收入和消费,将成为政府经济刺激计划成败的关键。

目前我国所实施的反周期政策在经济衰退时能够拉动经济增长,一旦经济复苏,新一轮的宏观调控就将再次挤压过剩产能,并导致严重的银行呆坏账风险。20世纪90年代经济下滑时期银行信贷急剧扩张之后所引发银行不良贷款率高企,可谓前车之鉴。

地方政府过度融资把银行引入风险境地

2009年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政策,成了各级地方政府扩大融资、投资的重要机遇期。2009年地方融资平台的借贷规模猛增2倍以上,即目前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大部分是在过去一年形成的。大规模的投资拉动可能导致地方政府对商业银行的信贷干预问题越来越突出,而与之相联系的道德风险将严重侵蚀商业银行的贷款质量。来自中国监管部门的资料显示,2009年末,中国各级地方政府通过超过3000多家融资平台获取的各项银行贷款余额已经累计7.38万亿元,其中2009年新增投放3.05万亿元,融资平台贷款余额占到了各行一般贷款余额较大的比例,如图12,2009年末光大银行平台贷款余额占到了一般贷款余额的33.1%,兴业银行为29.4%,平台贷款集中度比较高。地方政府在投融资冲动下,基本没有考虑本级政府实际可承受能力。由于地方政府贷款建设的项目,大都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无法用项目本身产生的效益来归还银行贷款,要用当地本级政府未来的财政收入来归还。巨大的还款压力对一些相对财力较弱的地方政府而言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对商业银行经营产生诸多影响,引发各种风险因素。短期来说,由于投资和信贷政策的收紧,地方政府的一些投资项目可能难以继续融资,从而导致工程烂尾,进而造成银行的坏账;中长期来说,地方政府融来的资金主要投向了基础设施建设,这类投资一般都有回收期长而且低收益甚至无收益的特点,即项目本身的还款能力相当弱,主要靠财政收入偿还,而地方财政收入又是不稳定的,不仅对经济周期敏感,而且因土地收入已占20%以上,直接受着房地产市场冷热的影响。此外,极端情况下,某些地方政府违约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因为近年地方政府较普遍的以财政对借贷进行担保的做法,严格地说在法律上是无效的。这些情况有可能成为银行体系信贷质量方面的长期隐患。

多数银行平台贷款增量集中度超过25%,兴业银行平台贷款增量集中度超过60%,比较突出。如此高的集中度可能会提升银行未来的不良贷款率,进而影响盈利。地方融资平台贷款多为中长期的基建类贷款,而建设周期通常长达2〜3年,因此在随后两年有进一步融资需求,当偿还本金高峰来临时,融资平台不良贷款对银行业2012〜2014年的盈利将产生较大的影响。按照中金公司的估算,融资平台贷款余额将在目前7.38万亿元的基础上进一步上升,后续贷款约为2万亿〜3万亿元,直到2011年达到峰值,为9.8万亿元,之后逐步回落,2014年为4.9万亿元,接近于2008年底的水平。从2012年起偿还本金的金额显著上升,2013年达到峰值,为2.3万亿元。假设2013年融资平台贷款的不良率为3.36%,关注类贷款比率为13.45%,商业银行对不良贷款拨备比例为100%,对关注类贷款拨备比例为5%,则2013年融资平台不良贷款和关注类贷款将分别达到2359亿元和9437亿元。如果商业银行将这些不良贷款在2010〜2012年提前拨备,则需拨备2831亿元,相当于银行业2010〜2012年拨备前利润的6.6%,对银行业2010〜2012年净利润的影响为7.9%。如果累计超过地方政府偿债率警戒线的还本付息金额全部变为不良贷款的假设,对银行业2010〜2012年净利润的最大影响为33.1%之间(如表2)。

房地产信贷激增,房地产及与之相连的个人住房按揭贷款的信用风险不容忽视

2009年以来,房地产市场明显回暖,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都比往年有大幅的增加(如图14),与房地产相关的银行信贷规模也在大幅上升。一直以来,房地产开发的主要资金来源于银行信贷(自2006年以来银行贷款在房地产开发资金来源中平均达到21%)。截至2009年底商业银行发放的房地产开发贷款余额达到2.52万亿元,占全部贷款余额的6.32%,同比增长29.75%。2009年新增房地产开发贷款5796亿元,占各项新增人民币贷款的6.02%。2009年房地产开发市场显示出比2007年更火爆的状况。与房地产景气度同向发展的是个人住房按揭贷款。随着房地产市场的回暖,个人住房按揭贷款也出现了突飞猛进的增长。截至2009年底,住房个贷余额达到4.76万亿元,占全部贷款余额的11.91%,同比增长41%;新增个人住房贷款1.4万亿元,占新增人民币贷款的14.5%。

金融过度支持有可能会激化房地产业危机,特别是长期宽松的信贷政策,过低的利率政策会不断刺激房地产的投资性需求,增加房地产的消费性需求。从各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情况来看,房价上涨,继而出现风险,基本都与银行的进入支持密切相关,特别是房价短期内快速飙升,基本上都是银行金融支持的结果。可见,银行信贷的非理性扩张和收缩会严重影响房地产资金供应,致使各种投机行为愈演愈烈,不断堆积金融风险,给房地产金融风险埋下隐患,引发一连串连锁反应。

当前我国房地产金融风险主要表现为信用风险,主要体现在土地储备贷款、房地产开发贷款等三个方面:第一,土地储备贷款存在隐性风险。1997〜2009年随着我国房地产的快速发展,房地产土地开发面积也在快速增长,但土地购置面积一直大于开发面积,造成大量土地闲置。而这些闲置土地大量囤积在部分土地开发商和房地产开发商手中,占用了大量的资金。第二,销售的不确定性使房地产开发贷款面临极大风险,经济繁荣时期销售猛增,一旦经济衰退销量会大幅下滑。以2008年为例,房地产市场的突出表现是销售非常低迷,销售面积、销售金额全部下降。开发商销售不畅,资金回笼减缓,资金链趋于紧张,现金流量情况恶化,短期偿债能力下降。由于房地产市场风险转化为房地产开发贷款风险有一定的滞后性,其中蕴含的潜在风险不容忽视。第三,高房价收入比使个人住房消费信贷违约风险开始上升。房价收入比是指房屋总价与居民家庭年收入的比值。以2009年北京房产均价13224元和城镇居民平均可支配收入26378元为例,一个三口之家,两个成人的全部年收入来购买一套90平米的房子需要22年,购买一套80平米的房子需要20年,购买一套70平米的房子需要17年。当然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也在迅速增长,可能居民房价收入比会随着收入的增长而下降,但目前高企的高房价收入比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未来购买力的透支,使得个人住房消费信贷潜在的违约风险不容忽视。

“脱媒”压力下银行理财产品疯长,资产表外化潜藏风险

随着金融改革的深入,资本市场越来越成为资金融通的重要渠道,对传统的银行经营带来挑战,银行存款减少,分流向资本市场的脱媒现象愈演愈烈,居民和企业对于银行的依赖程度越来越低。面对脱媒的压力,银行不得不寻找新业务途径,而理财业务从2004年上市后就成为各行竞相角逐的市场。2006〜2008年间,银行理财产品发售数量一路上涨,到2009年更达到了7566款,募集资金达到了5万亿元,2010年1〜4月信托理财产品发行规模高达1.88万亿元,银行理财业务呈现“井喷”式发展。

在人民币理财产品的初创期,投资方向基本为银行间国债、央行票据、货币市场基金等固定收益工具。在风险管理方面,与初期的外币理财产品相比,人民币理财产品则更为规范,客户资金与银行自有资金相互隔离。应该说,这一时期的理财产品属于商业银行熟悉、专注并具有传统优势的领域,依靠银行自身的平台就可以完成产品销售、资产配置、投资决策、清算分配等职能。

此后,由于银行间债券市场利率的走低以及资本市场的走强,商业银行纷纷探索新的理财产品运作模式。一是借助信托平台进入股票市场、产业投资市场。银行通过与信托公司合作,将理财资金委托给信托公司,信托公司则以自己的名义,进行股票和实业投资。在这种投资路径打通后,理财产品形式上的创新层出不穷,比如新股申购、信托收益权转让以及由债券、股票、信托融资等产品组合而成的资产配置产品等。二是与外资金融机构合作推出结构性理财产品,实现覆盖全球市场的投资管理。尤其是QDII的推出,打通了人民币海外投资的通道,扩大了资源配置的半径,理财市场上出现了大量与利率、汇率、股指挂钩的产品。

自2008年二季度开始,风险相对较低、收益相对稳定的信托贷款类产品大幅增加,占主导地位。进入2009年三季度以后,一系列紧缩资金流动性的宏观政策让银行“钱包”收紧,加息即通胀预期又让投资者对存款缺乏兴趣,银信合作理财产品大幅增加,并保持快速增长,2009年11月银信合作理财产品发行规模达到了1600亿元。其中,国有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理财产品的市场份额占全部理财产品市场的80%左右。在信贷规模紧缩时期,商业银行借助信托平台实现了对企业的变相贷款,通过与信托公司的合作,盘活了存量贷款或分流了增量贷款,间接地使信贷规模得以扩大。据了解,多家开发商直接走贷款通道屡屡受阻,很多银行通过信托贷款的方式,用理财产品将资金引到房地产领域。这已成为不少银行贷款以外盈利的重要方式,也成为开发商曲线获得间接融资的重要手段。

此外,银信合作理财也成为银行间信贷腾挪的手段。2010年对信贷投放节奏控制严格,四个季度的比例基本控制为3∶3∶2∶2,因此银行必须对信贷投放做好充分计划,比如有哪些信贷马上要发放,有哪些资金可以回收,碰到额度紧张时,就会向总行申请进行信贷资产转移。不过,除了额度控制的因素外,银行还可以进行结构调整。现在信贷利率较高,所以一般转移出去的信贷利率会比较低,比如下浮10%,这样银行就可以用腾挪出的信贷额度投向利率较高的信贷。

部分银行业金融机构为规避资本监管、计提拨备等要求,通过设计发行信贷资产类理财产品,将存量贷款、新增贷款等转出表外。虽然贷款已转出资产负债表,银行依然承担贷后管理、到期收回等实质上的法律责任和风险,却因此减少资本要求,并逃避相应的准备金计提。不容忽视的是,一旦理财产品未来出现支付风险,银行就会对企业给予贷款支持。这样看似风险低的表外融资立即转为表内,构成商业银行的一大隐形风险。尽管理财产品背后的运作采取银信合作模式,但客户在很大程度上仍将其视为银行行为,因此一旦信托公司不按照信托协议管理、运用信托资金而出现问题,银行则会面临极大的声誉风险。

可以看到,银行理财在我国仍处于粗放式发展的初级阶段,产品同质化、大众化特征较为突出,部分银行在理财业务上一味追求业务规模而忽视风险管理。例如产品研发上,未能按照利益和风险适应性原则设计产品,没有从资产配置的角度进行投资组合,没有运用科学合理的测算方法预测收益率;在产品销售上,没有进行客户风险偏好评估或评估流于形式,没有准确了解客户财务状况、投资目的、投资经验及风险认知和承受能力;在风险管理上,没有设置科学的风险监测指标并建立风险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体系。

然而,从长远来看,理财业务将会随着国内居民财富迅速扩张而产生巨大的需求,也与商业银行多元化经营战略相符,因此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商业银行根据自身理财业务发展的特点建立与完善理财业务市场风险管理制度和管理体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宽货币、紧信贷下催生债券市场泡沫,银行体系集聚巨大利率风险

“宽货币、紧信贷”是2009年下半年到现在金融运行的主要特点,具体表现为:货币供给较为宽松,人民币贷款则持续收缩;银行资产非贷款化倾向加剧,大量银行资金涌入债券市场。由于货币不进行实质性紧缩,政府主要通过行政手段管理宏观问题,宽货币、紧信贷下银行体系孕育着巨大的利率风险。

外汇占款投放过多导致“宽货币”,银行资金面宽裕。外汇占款是我国当前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我们可以根据央行编制的“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分析货币的投放情况。“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的资产方有:国外资产及国内信贷。负债方则是储备货币、发行债券和政府存款。通过考察2009年以来“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我们发现在国外净资产占总资产比重则一直上升。如图16,2009年12月,国外净资产占比已经达到82%,这个趋势一直保持到现在。这说明,随着国内信贷收缩,银行体系购买外汇资产并相应投放外汇占款已经成为当前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

我国现行的汇率形成机制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同时在“经常项目可兑换,资本项目外汇管理”的框架下实行银行结售汇制度。在结售汇制度下,为保持人民币汇率水平的稳定,银行不得不大量收购居民和企业的外汇。只要国际收支双顺差稳定扩大,企业、居民不断结售汇,银行就要不断收购外汇资产,发放本币。

常规货币政策失灵,政府通过紧缩信贷的方式调控宏观经济。受制于现行的汇率制度和与之相适应的外汇管理制度,外汇占款持续增加,给银行体系带来了大量的流动性,也同时提高了银行信贷投放的能力,促成了2009年银行信贷猛增。到下半年,政府当局已经意识到了流动性过剩对于宏观经济的危险性,宏观调控开始转向。

然而,常规的货币政策工具难以达到引导信贷均衡投放的效果。尽管央行可以通过央行票据进行对冲银行过剩流动性,但随着央票发行规模的不断扩大,对冲效果正在不断减弱,而且,庞大的央票发行规模也给人民银行带来了巨大的利息支出成本。除发行央行票据外,人民银行还可以通过调高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来达到锁定银行过剩流动性的目的,而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也的确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始终会有一个上限,在目前已经高达16%的水平上,进一步的政策空间还有多大,并不十分清楚。而且,更重要的是,即使是在目前如此高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下,银行机构的流动性依然充裕,2009年末,银行业整体的超额准备金率仍维持在3%左右。另外一个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利率调整,或许可以在缓解通货膨胀预期方面起到一定作用,但对于信贷投放所能起的影响比较微弱。而且,在目前经济复苏前景尚不确定的情况下,贸然的大幅升息恐怕还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

由以上分析看来,常规性的货币政策很难实现引导货币信贷均衡投放的效果,资本充足率监管的强化和窗口指导、直接控制信贷规模等银行信贷紧缩手段发挥了主导作用。从2009年以来,监管当局在提高对银行资本充足率要求的同时,也加强了对资本结构以及计算方法的管理。这一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资本约束,对银行信贷能力形成了很大的制约。其次则是通过窗口指导,对各行实行贷款限额控制,从而直接控制银行信贷规模。

宽货币紧信贷下大量资金涌入债券市场,银行业积聚利率风险。在人民币流动性总体较为宽松、贷款增速受限的情况下,银行资产非贷款倾向加强,尤其是一些规模较大的城市商业银行为了提高资金运用效率,加大人民币债券投资力度,把大量资金投资投向国债及央票。以广州银行为例,2009年投资收益占到营业收入的一半以上,投资收益全部来源于债券投资利息收入。

2010年年初以来中国债市能形成一波牛市,便拜赐于“宽货币、紧信贷”的杰作。三年期央票2.7%的利息率,认购率居然达到了两倍。从长远来看,“宽货币、紧信贷”的格局将会存在很长一段时间,银行的资金必然需要寻找出路,债券投资的配置压力很大,造成众多资金积压在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使得债券市场收益率节节走低,并且我国市场收益率有近一步走低的趋势。

由于短期利率尚未市场化,长期利率又受银行信贷政策变化的影响而失真,使当前国内债券市场风险在价格上得不到真实反映。目前中国利率尚未市场化,法定利率和市场利率都还未充分反映未来的通胀风险,然而随着生产成本上升向消费物价的传导使通胀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有较大机会持续上行。并且实际利率在较长时间内较大幅度地体现为负时,法定利率和市场利率最终将不可避免地上升。利率上行必然对银行的资产价格带来影响,如果管理不当会造成银行业巨大的利率风险。因此,通胀趋势及其背后的利率变化风险将是近期银行业的担忧所在。目前中国债券定价对通胀的麻木,在一定程度上没有完全体现未来的利率风险。商业银行要未雨绸缪,防患未然,对长期利率飙升带来的冲击有所准备。

2010年商业银行经营转型拐点

2010是中国经济转型年,也是银行业转型拐点。随着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和我国经济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国内商业银行经营发展面临新的市场发展环境。如何顺应市场发展要求,加快推进经营转型,提升市场竞争力,进而提高盈利能力和运营水平是银行业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加快发展非资产业务和零售业务,走资本集约化发展道路

中国的银行在高速发展中基本经历着融资、扩张、再融资这种传统的业务模式,对资本消耗甚巨,使得资本稀缺性日益突出,成为制约银行业务发展的瓶颈。金融危机后,监管当局对资本的质量要求越来越高,对资本的约束也越来越严格,银行将面临更胜以往的资本压力。在这一背景下,银行业发展资本消耗少、盈利水平高的零售业务与中间业务,经营方式由外延粗放型转变为内涵集约型,提高中间业务贡献度是我国大型商业银行实现内含价值增长的内在需求。能否通过加快发展非资产业务和零售业务,进而加快转变以批发性信贷业务为主导的传统经营模式,以及以利差收入为主导的传统盈利模式,成功实现转型,对国内商业银行来说,是生死攸关的战略选择。

2009年10月,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对外界表示,招商银行的发展已经进入第二次转型阶段。招行的二次转型是以降低资本消耗、提高贷款定价、控制财务成本、增加价值客户、确保风险可控为目标,通过继续推进并深化经营战略调整,促进经营方式向内涵集约化转变,保证盈利的持续稳定增长,不断巩固和发展招行的核心竞争力。同时,招行提出了相应的竞争策略:集中力量发展零售银行、中小企业贷款和非利息收入这三块业务,推进以低资本消耗的方式来发展业务,扩大低资本风险、高收益业务的规模,并且提高贷款的定价能力和非利息收入的比重。事实上,招商银行“二次转型”要解决的问题并非招行所独有,而是所有规模扩张中的银行或迟或早都要面对的问题。

国际大型银行在10年前就基本完成了从批发业务向零售业务的转型,业务增长的动力不是资产业务而是非资产业务、不是批发业务而是零售业务。例如,花旗银行业务结构主要包括全球零售银行业务(消费者金融)、公司与投行、全球财富管理三大类,其中零售银行与投行业务起决定作用,利润贡献度占比超过8成。美国银行业务结构包括全球消费与小企业银行业务、公司与投资银行业务,股权投资及其他业务等四大类,其中前两项业务对盈亏起决定作用,利润占比高达70%以上。汇丰银行则形成了个人金融、私人银行、商业银行以及公司、投行和市场四大类主营业务。德意志银行则全力发展投资银行、资本市场、个人理财、资产管理、清算交易等新兴金融业务。我国商业银行中间业务近几年尽管发展比较快,但是以息差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的盈利模式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利息收入仍然占据全部收入的绝对比重。2009年,我国大型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占比平均不到10%,最高的中国银行为19.82%,但是与国际大型银行相比差距很大,未来有着巨大的增长空间。

深化组织架构改革,提升风险管控水平

组织架构和业务流程是决定业务经营转型成败的关键性因素,只有内部组织架构、业务运营模式与业务经营转型相匹配,才能更好地保证业务经营转型的市场效率。国际主流商业银行组织架构模式以事业部制居多,通过扁平式、矩阵式、网络型等组织形势替代传统的科层组织,呈现出“大总行、大部门、小分行”的特点,其优点在于成本费用大幅降低,工作效率、服务质量、客户满意度大大提高,市场竞争力明显增强。我国银行业应该积极借鉴国际主流商业银行经营经验,改革“三级管理、一级经营”的“金字塔”式的组织结构,缩短运营管理层次,提高市场响应速度,提升组织效率。

目前,国内许多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都在加快这方面的转型,如民生银行对私业务和对公业务已经开始事业部制管理。民生银行公司业务事业部制改革的核心,就是把高风险的公司业务从总行――分行――支行“三级经营、三级管理”的体制改革为事业部“一级经营、一级管理”的体制,通过实施专业化评审、进行专业化营销和组建专业化团队来全面提升对客户的专业化服务能力和水平,从而有效地控制风险、提高收益。事业部制在业务线内部,减少了协调成本,强化了决策和上级对下级的业务支持,能够形成区域优势和快速反应;在业务线内部有利于产品创新、产品多元化,有利于改进产品设计,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另外由于业务线从上到下的垂直管理,减少了管理层次和管理环节,经营管理的效率得到提高。这样的安排,体现了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最重要的是能借助专业化的团队,延伸服务链条,增加中间业务收入。

此外,构建与业务转型相适应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确保安全稳健发展,对于银行经营转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实施业务经营转型时,由于业务品种、经营范围和盈利来源等出现新的变化,风险控制显得十分重要。通过构建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切实强化对市场、资本、风险、成本和价值的认识,通过风险的系统化控制和全方位管理,实现业务经营转型的可持续发展。

加快向中小企业信贷市场的转型

面对中小企业市场旺盛的融资需求和大型优质客户市场挤压形势,银行业要逐步转变和淡化传统的“大户”战略,果断向中小企业信贷市场转型。中国劳动力相对富余,短期内资本相对稀缺的要素禀赋结构不会改变,所以劳动密集型生产优势的中小企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将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中小企业是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必然带来巨大的物流、资金流,其中隐含着除信贷之外更大的金融业务空间。面对这一基本的经济结构,银行机构应努力发挥为中小企提供金融服务的灵活性和便利性。

中小银行应该在中小企业信贷市场发挥主导作用。城市商业银行由于从业人员本土化、与客户地域联系密切、熟悉客户资信与经营状况,可以对地方中小企业进行监督,与国有大银行相比,能以较低的交易成本达到有效避免“信息不对称”引起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可以充分保障放贷资金的安全性和提供服务的效率。另外,由于城市商业银行决策机制灵活,更能符合中小企业的融资需要,可以降低双方的成本而提升价值,因此城市商业银行定位于为中小企业服务具有比较优势。

因此,城商行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集中自己的资源,搞好特色经营,避免与大银行的同质化竞争,从区域经济发展角度出发,结合本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特点,寻找区域经济新的增长点,同时不断扩大自身的发展空间,实现与区域经济的良性互动。也就是说,城市商业银行的定位还应当是所在的城市,为所在的城市提供金融服务才是最为核心的竞争力。虽然国家放开了城市商业银行的地域经营限制,但城市商业银行还是要耐得住这份寂寞,冷静思考一下自身的优势,不能盲目搞扩张。条件成熟的可以适当在外地设立一点分支机构,同全国甚至国外一些银行建立业务关系,以便更好地开展业务,但最重要的还要保持在所在城市的核心竞争力。

抓住碳金融发展机遇,加大金融创新

面对气候环境变化带来的巨大的生存压力,世界各国或协作、或独立地采取了相应的环保措施。这必将导致产业和金融资源发生巨大的变化。因此,低碳已经不再是一个模糊的公益性概念,而是一个潜力难以估量的发展机遇。服务于温室气体减排形成的碳交易市场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巨大的市场。在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及地区,包括商业银行、投资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基金等在内的众多金融机构,目前已经成为国际碳交易市场上的重要参与者,其业务范围已经渗透到该市场的各个交易环节。

2005年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后,经过几年的发展,碳交易市场已渐趋成熟,出现了参与国范围不断扩展,市场结构向多层次深化,财务状况更加复杂等显著变化。全球碳交易市场出现了爆炸式的增长。2007年碳交易量从2006年的16亿吨跃升到27亿吨,上升了68.75%。成交额的增长更为迅速。2007年全球碳交易市场价值达400亿欧元,比2006年的220亿欧元上升了81.8%。在全球经济衰退的2008年,全球碳交易市场依然保持强劲增势,低碳行业的收入增长幅度仍然达到了75%,仅2008年上半年全球碳交易市场总值已经接近2007年全年总额。据世界银行预测,全球碳交易在2008〜2012年间,市场规模每年可达600亿美元,2012年全球碳交易市场容量为1500亿美元,有望超过石油市场成为世界第一大市场。

碳交易市场产生的业务机会在我国也已经出现,商业银行如果能紧紧把握这一机会,在短期内就能获得可观的收益,在长期更是能发展出新的竞争力。仅仅将低碳概念作为一种公益形象投资是对这一机遇的莫大浪费。目前来看商业银行有如下几项业务:

篇6

关键词：量化宽松政策退出；影响；应对

引言

为了刺激经济、降低失业率和防止通货紧缩，美联储前后共推出了四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在这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刺激下，美国持续低迷的经济有所好转。根据美联储2013年第一季度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经济有着全面复苏的迹象，并且美国经济复苏的趋势渐行渐稳。在美国经济复苏之际，美联储很可能会退出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因此在美联储正式开始退出量化宽松政策之前，分析量化宽松政策的退出风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的演进

量化宽松是由日本央行于2001年提出的，是指中央银行在实施零利率或近似零利率后，通过公开市场操作买入国债等中长期债券，从而提高货币供应量和增加银行准备金，为银行注入新的流动性，以期达到刺激就业、加快经济复苏步伐的目的。

2008年9月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美国经济急速下滑，失业率直线上升，金融市场动荡。为了给市场注入流动性、修复信贷系统、稳定金融市场，美联储开始了第一轮的量化宽松政策，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0-0.25%，购买国债3000亿美元、抵押贷款支持债券12500亿美元和机构债券1000亿美元。2010年11月4日，为了减少经济的异常不确定性和防止通货紧缩等，开始了第二轮QE政策，即中长期债券购买计划等。2011年第二季度结束前购买长期国债6000亿美元。2012年9月14日，为了刺激经济、防止通货紧缩和降低居高不下的失业率，美联储开始了第三轮的QE政策，即维持0-0.25%的联邦基金利率，购买抵押贷款担保债券400亿美元和扭曲操作。为了进一步刺激经济、防止通货紧缩和降低失业率等，2012年12月13日，美联储开始了第四轮QE政策，联邦基金利率仍然维持在0-0.25%极低的区间内，并且购买国债450亿美元。

二、美国经济复苏超预期

（一）股票指数

2008年9月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美国股市反应剧烈，股票指数一泻千里。2008年9月，美国标准普尔500的股票指数大约在1200点左右，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标准普尔的股指一路狂跌，直到2009年3月2日，标准普尔500跌到了历史的最低点――683.38点。而这意味着标准普尔500的资产价值缩水了一半。随着金融市场的稳定和量化宽松的刺激，股票市场信心的回升，标普500指数开始回升，2013年10月11日，标普500指数达到1703.20点。

道琼斯指数的涨跌与标准普尔500有着惊人的相似，但又有着很大的不同。金融危机爆发之后，道琼斯指数一路狂跌，2009年3月3日，道琼斯指数跌破7000点为近12年最低，随着QE政策的实施和市场信心的，道琼斯指数也是一路飙升。2013年3月6日，道琼斯指数突破历史最高点―14198.10点，创下了新的最高历史记录14286.37点。2013年10月13日，道琼斯指数涨到15237.11点。

（二）失业率

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美国经济开始下滑，失业率直线上升。失业率由2008年1月份的5.0%上涨到9月份的6.1%。由于美国经济的持续下滑、金融市场动荡的加剧，美国的失业率一直上升，直到2009年达到其峰值10%。但随着量化宽松政策以及其他的宏观经济政策的相继出台和实施，美国的失业率开始下降。2013年的8月份美国的失业率已经降到7.3%。

（三）经济增长率

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美国历年的GDP增长率均保持在2.0%-3.0%之间。2008年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之后，美国GDP增长率迅速下滑，甚至负增长。2008年第四季度GDP增长率曾经跌到-8.3%，2009年第四季度为1.35，至此美国GDP增长率开始步入正值。尽管在有些季度GDP的增长率为负，但总的来看美国的经济形势还是好的。

三、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退出的影响

从以上经济指标可以看出，美国经济正在不断地复苏，并且呈现出渐行渐稳的态势。同时，由于这四轮量化宽松政策的不断向全球注入流动性，致使全球流动性泛滥。在这两种状况下，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只是个时间或者契机的问题。一旦美国经济释放出强劲的信号，美联储势必会退出量化宽松政策。而量化宽松政策的退出势必会对美国乃至全球经济产生不利冲击。

（一） 对美国经济产生冲击

美国经济复苏迹象初显，但美国经济并没有向市场释放出强劲的信号。一旦美联储贸然退出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可能会扼杀美国经济复苏的良好势头于摇篮之中。

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主要是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法定准备金率、贴现等三大货币政策工具，其主要目的是减少货币供给，降低流动性。在产品市场不变的条件下，减少货币的供应，导致LM曲线向左上方移动，这使得此时的均衡利率提高，均衡产出下降。至于均衡产出减少和均衡利率提高的幅度则取决于IS曲线的斜率。当均衡利率从R上升到R@时，由于投资是利率的减函数，所以投资下降，从而导致总支出和均衡国民收入下降，减少的部分就是YY@。

当美联储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在债券市场上大量抛售中长期国债、金融债券，持有美国国家债券的持有者纷纷跟着平仓，造成美国债券价格大幅下降，影响债券市场信心，会给美国债券市场带来巨大的冲击。相反，美国的股票市场、企业债市场将会成为热钱和游资的主战场。因为企业良好盈利水平的预期、人们风险厌恶程度的下降以及美国经济的强劲复苏都将会推动股票市场、企业债市场的发展。

（二）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冲击

由于美国金融市场的利率水平和资本收益率极低，大量热钱涌入新兴市场国家，而这些资金很大一部分是投资在了新兴市场国家的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随着剩余流动性的不断流入，会造成新兴市场国家资产价格的泡沫。当美联储提高联邦基准利率和贴现率之后，非常规经济刺激计划期间向全球金融市场注入的流动性会迅速回流美国，当这部分资金撤离新兴市场国家时，可能会引起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震荡，甚至可能会诱发小规模的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

同时，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的退出会导致大宗商品价格进入下行通道。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的实施导致全球流动性泛滥，能源、粮食、稀有金属等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导致出口导向型国家的出口大幅削减，会加大出口国的贸易逆差，不利于国际收支平衡。在QE1期间，美元指数下降5.3%，而原油价格上涨23.5%；QE2期间，美元指数下降9.9%，而原油价格上涨33.6%。一旦美国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美元的回流会使美元走强，美元升值将使大宗商品价格进入下行通道，而这将对资源型国家产生巨大的冲击，尤其是对中东地区的石油输出国的冲击更大。

（三）对全球金融市场的冲击

首先是会带来全球汇率的大逆转。在金融危机期间，美元呈现出走软趋势，美元曾一度触及75的历史低点。一旦量化宽松政策退出，美元必将进入阶段性上升轨道。根据以往的历史经验，美联储升息后往往带来美元的持续走强。在上一轮的美联储紧缩周期内，美联储共加息8次，期间美元指数从87上升到92.4。因此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的退出通过“资金撤出-本币贬值-资金进一步撤出”的传导，将使其他货币贬值，这将对全球的汇率市场的稳定产生巨大冲击。

其次，会造成局部的货币或信贷危机。 美联储退出QE预期的不断高涨，使得投资者加快了资金撤离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步伐。随着大量海外廉价资金退出个新兴经济体，那些经常账户和资本金融账户双顺差，并试图依赖外资来调节其国际收支平衡状况的国家有可能会陷入新一轮的货币或者信贷危机――货币贬值，资本外逃，借贷成本上升。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拉美金融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及俄罗斯国债危机均同美元走强、资本外逃有关。因此如果美联储真的准备退出QE的话，我们不得不担忧是否会导致局部金融危机的可能性。

四、美国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对我国的冲击

（一） 短期资本外流

近年来外汇占款的持续增加是中国流动性充裕重要因素。截至2013年4 月末，国内金融机构外汇占款余额达到27.4 万亿元，4 月份M2增长16.1% ，创下两年来的新高。外汇占款的增长主要是由于双顺差和跨境套利资金的流入，一旦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美元持续走强将导致资本逆转，热钱有可能短期内大规模从中国流出。一旦外汇占款从增长变为净下降，国内的流动性将受到较大影响。

（二）外汇敞口风险

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的退出必将带来全球汇率的反转，国内商业银行面临的汇率风险有不断增大的趋势。截至 2012年，我国商业银行的境外债权总额已达到约4万亿元人民币，与国际同业相比，我国商业银行在并表管理、国别风险拨备等方面还存在一定差距，对敞口的实时集中监控不足，缓释风险的能力还有待提高。

（三）造成资产价格泡沫的破灭

在美国前四轮量化宽松政策期间，大量热钱和短期投机资本涌入我国资本市场以寻求更高的收益率或者套期保值。如果我国不跟随美国的QE政策，人民币将会产生巨大升值压力，进而带来更多的资本进入我国资本市场；如果跟随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由于我国的金融机构不存在去杠杆化的问题，那么我国国内市场的货币供应量将会十分充足。因此无论我们采取什么样的货币政策，我国都会产生流动性过剩的局面，这将推动资产价格泡沫的形成。当美国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的时候，大量短期资本和热钱会纷纷撤离我国资本市场，而原本就极度膨胀的资产泡沫会随着资金的撤离而破灭。

（四）我国的外汇管理难度加大

在美国货币当局实施量化宽松政策期间，美联储通过大批购买中长期美国国债和机构债券向金融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将债券收益率维持在极低的水平，而我国又是美国国债海外最大的持有国，因此我们持有的美国国债收益会极低。受量化宽松政策的影响，美元自美联储实施QE政策以来一直持续贬值，相应的我国外汇管理局持有的以美元计价的美国国债价值大幅缩水。随着美国金融市场趋于稳定，美国经济开始强劲复苏，通货膨胀预期的高涨，美联储会逐步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届时美国政府会大量抛售美国中长期国债和金融债，这可能导致美国债券利率的上升和债券价格的下降，作为美国国债最大的海外持有国，我国的外汇储备会遭受巨大损失。因此外汇投资多元化和提升外汇管理方式已是迫在眉睫。

（五）人民币汇率调整的压力变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贸易逆差得以改善，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我国双顺差的持续增加，导致我国的外汇储备异常庞大。到目前为止，我国的外汇储备总额已经高达3.66万亿美元。巨额的外汇储备以及人民币的坚挺给人民币升值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自2005年到2013年4月，人民币兑美元连续升值累计24.68%。在第四轮QE政策实施期间，人民币仍然面临着不小的升值压力。如果美国退出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美元会走强，那么人民币就会相对贬值。而巨额的外汇储备迫使人民币升值。在双重压力下，人民币汇率的调整会很困难。

五、中国的应对措施

（一）进一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目前人民币已经初步具备了实现国际化的前提条件，人民币的国际化能够降低美元本位制所带来的风险。首先，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后，外国向中国提供的将是商品或服务，而中国向外国提供的将是人民币，是资源与纸币的交换，因而中国是无成本的贸易。其次，人民币国际化后，既能减少汇率波动对进出口企业造成的损失，又能让对外投资的企业得到更多的资金来源，加速中国对外投资和国际贸易的发展。最后，人民币国际化之后，中国就有权参与世界货币的发行，既增加了对世界经济活动的影响，又增加了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发言权，整体提升了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使中国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大国，能够充分利用国外资源加速中国经济发展。

（二）加强对热钱的监管力度

为了防止热钱的涌入和流出，需要进一步加强对热钱的监管，尤其是对短期投资资金的监管。同时在全球经济形势差强人意和美元持续贬值的情况下，应该实施必要的资本监管措施以防止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政策时，热钱的迅速撤离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冲击。

（三）优化我国外汇储备结构

我国外汇储备管理局应适当多元化我国的外汇储备，扩大购买其他国家的债券。一方面应该逐渐减少美国国债资产的购买规模，调整资产购买计划中其他类型资产的份额，转而购买相对优质的欧盟、英国等国家的债券和资产。另一方面是通过进入长期美国国债期货市场、签订总收益互换合约等金融工程手段对我国持有的美国国债进行套期保值从而达到减少损失的目的。

（四）建立联合外汇储备库

在9月27日召开的G20峰会之后，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和南非等金砖五国组成的金砖国家阵营已决定建立一个“金砖国家应急储备（CRA）”的联合外汇储备库，规模约1000亿美元，中国将贡献其中不超过50%的份额。既然金砖国家可以成立CRA，为什么新兴市场国家不能建立起类似的互助组织，以应对云诡波谲的金融市场和美国的量化宽松的退出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冲击。

（五）多样化风险规避手段

积极探索汇率风险的对冲工具，通过货币互换、保证贷款、远期合约、期货合约等长短期保值方式来对冲汇率风险，减少外汇损失。实行动态拨备率指标控制，按照汇率风险敞口分配足够的资本来覆盖相应的汇率风险。另外要积极推进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的开展，创新开发更多的人民币产品，降低外币贷款或存款，避免因外汇资产结构错配带来的风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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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未来一个时期，我区经济社会保持又好又快发展面临着较为复杂的国内外环境。总体来看，机遇与挑战并存。

(一)面临的机遇

1，我国经济仍将保持快速增长态势。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任务尚未完成。2008年，我国人均用电量大致相当于美国的1/7，日本的1／4，韩国的1／3；人均生活用电量大致相当于美国的1／20，日本的1／10。又如，2008年我国的城镇化率仅为45.68％，同发达国家的70％水平有较大的差距。按此计算，我国至少还有40年以上的城镇化进程。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将产生旺盛的需求，无疑对内蒙古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市场环境，为资源优势的发挥创造了有利条件。

2，新科技革命孕育着新兴产业。一般而言，世界经济的每一次大的危机常常伴随着一场新的科技革命。每一次经济复苏，都离不开技术创新，进而推动产业革命，催生新兴产业，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此次由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将导致以能源技术革命为核心的新一轮技术和工业革命。新能源领域将形成以光伏能源、风力发电、生物柴油、燃料乙醇为代表的新兴产业；新材料领域将形成以纳米技术为支撑的新产业；生物医药领域将形成以基因工程、细胞工程、酶工程为代表的现代生物技术产业。内蒙古具有发展新能源、新材料、新医药的资源优势、空间地理优势和区位优势。新能源领域，内蒙古风能资源居全国首位。太阳能源资源居全国第2位。目前，风电装机及并网装机容量均居全国首位，2009年底累计并网运行风电容量将达到300万千瓦。新材料领域，内蒙古稀土资源丰富，稀土新材料的科研、生产在全国占有重要位置。新医药领域，内蒙古生物医药产业还没有形成，但具备发展生物医药的研发基础和一定的产业基础。因此，面对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挑战，我们完全有条件在若干关系长远发展的领域抢占新科技革命的制高点，在P2“三新产业”为代表的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上取得重大突破。

3，国内外产业转移加快。目前，长三角、珠三角等发达地区产业发展已进入升级阶段。受土地、融资、劳动力成本以及能源原材料价格逐年增加和环境容量指标逐年削减等因素的制约，部分产业加速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这给内蒙古经济加快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遇。内蒙古具备大规模承接发达地区产业转移的优势和条件。产业基础不断增强，基础设施日趋完善，政务环境进一步优化，政策法规日益健全，为吸引众多产业大规模加速向内蒙古转移提供了有利条件。

4，国家针对西部和民族地区的发展政策进一步完善。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加快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等区域发展战略，为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开辟了新的广阔空间，是支撑内蒙古“十五”以来快速发展的重要外部条件。“十二五”期间，国家将继续实施上述发展战略，为内蒙古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带来了重大历史机遇。支持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加快发展是中央的一项基本方针，中央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民生改善都将是国家支持的重点。这些都有利于内蒙古把国家的扶持政策同自身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和潜力，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二)面临的挑战和制约因素

1，产能过剩使内蒙古面临产业结构调整的挑战。近年来，我国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煤化工、多晶硅、风电设备等六大行业出现了产能过剩或重复建设。一方面，产能过剩使得项目运营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另一方面，国家将严格产能过剩行业的市场准入，进一步加强项目审批管理，强化环境监管，严格依法依规供地用地，实行严格的有保有控的金融政策。由于这些产业大多数是内蒙古着力培育的优势特色产业，因此，“十二五”时期内蒙古产业选择面临严峻挑战，产业结构调整面临新的更高的要求。

2，节能减排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压力越来越大。随着人口增长和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资源环境的约束日益明显。由于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的时期，节能减排仍然面临很大的压力。同时，由于能源结构以煤为主，产业结构不尽合理，我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面临着繁重的任务。“十二五”期间国家将在努力降低能源消耗水平和污染物排放的同时增加对各地温室气体排放的限制，并对各地提出温室气体减排的约束性要求。内蒙古正处于资源大规模开发和加工转化的时期，是国家重要的能源、重化工基地以及冶金、有色、建材等原料生产和输出基地，工业的重型化特征突出，2007年煤炭、电力、钢铁、冶金、建材、化工六大高耗能产业能源消费量已占到全区能源消费总量的65％以上，节能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的任务很重。由于重型化产业结构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内蒙古节能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任务仍然艰巨。

3，保持社会和谐稳定面临新的挑战。2008年，内蒙古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4683美元，按照不变价格计算比2000年增长了17.4倍。如果继续保持目前的增长速度，到2010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将超过6000美元，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都将发生深刻变化，社会建设和管理面临诸多新的任务。一是由发展水平提高引发的人民对发展目标的新期待。人民群众除了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外，对社会公平正义、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要求将越来越强烈，解决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问题会显得更加迫切。如，今后一段时间，内蒙古总体上仍然处于新增劳动力快速增加的阶段，形成了巨大的就业压力。2008年，内蒙古城镇就业需求约50万人，能够提供稳定就业岗位仅30万人，农村牧区还有250万富余劳动力需要转移。二是城镇化步伐加快，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向现代社会结构的快速转型，在深刻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阶层结构的同时，也会给社会组织和社会管理带来压力。进入城镇的农牧民长期处于流动人口管理状态等社会管理的薄弱环节，可能加大社会稳定方面的压力。三是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分化明显。当前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是牧民收入增长滞后于其他社会群体。2006-2008年全区牧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速低于农民3.8个百分点，低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9个百分点，加之牧民生活成本较高，制约了牧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导致“三牧”问题更加突出。四是我

区将由于人口的快速老龄化而进人人口红利的消退期，对加快建立适应人口老龄化的社会建设模式和社会保障制度提出了新的要求。五是体制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继续深化改革将触及深层次的利益调整，利益主体多元化，不同利益群体对不同利益的诉求和矛盾可能进一步凸现，社会突发事件增多。

4、生态和基础设施承载产业、保护发展的能力亟待提高。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内蒙古生态环境呈现出“整体遏制、局部好转”的良好局面。但是，生态脆弱的基本面仍未得到根本改变。中度以上生态脆弱区域占全区国土面积的62.5％，其中重度和极重度脆弱的占36.7％。一些草原退化、森林破坏、河湖干涸、土壤侵蚀和水土流失严重，荒漠化、盐渍化加剧，荒漠化面积占全区国土面积的55.7％。干旱、沙尘、风灾等灾害频发。荒漠化和土壤侵蚀现象严重，约2／3的耕地处于水土流失区域，大多数地区贫水，承载能力较差。生态文明以尊重和维护自然为前提，以人、自然、社会和谐共生为宗旨，以建立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为内涵，引导人们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内蒙古生态文明建设与发达地区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中国社科院公布的2009年全国各省区市生态文明排序看，内蒙古被列^最低水平组。在此背景下，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和生态文明的低水平，对经济布局和产业选择带来了明显的约束。

基础设施瓶颈制约明显。2008年全区公路、铁路路网密度分别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3％和85.8％，高等级公路仅占全区公路总里程的11.1％。作为重要的国家“西煤东运”的重要基地，目前内蒙古铁路外运能力不足2.5亿吨，运能缺口达2亿多吨，2008年请车满足率仅为40％左右。随着电子、高载能、化工等产业的发展，仅“呼包鄂”地区的运输需求就达1亿吨以上。随着内蒙古煤化工等产业的发展，大量液体产品需要安全快捷运输，对管道运输设施的建设将提出紧迫的要求。京津地区是内蒙古中西部向发达地区开放最近的区域，但通往这个地区的运输通道建设还不尽如人意，距离安全快捷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目前，内蒙古作为我国煤炭资源最丰富的省区之一，在我国火电发展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外送电量全国第一。但是，内蒙古电网建设一直比较滞后，现有500千伏电网输送能力不能满足大范围电力资源优化配置和电力市场的要求。此外，存在电力密集地区电网短路电流控制困难、长链型电网结构动态稳定问题突出、受端电网存在多直流集中落点和电压等问题。因此，内蒙古作为我国重要的电力生产和输出大区，加快建设超高压、特高压输电线路刻不容缓，有必要在互动电网、智能电网建设上走在前面。

5，水资源短缺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内蒙古水资源相对短缺，时空分布不均衡。降水呈季节性，主要集中在7、8、9三个月。水资源东多西少，地表径流量的90.4％集中在东部呼伦贝尔、兴安、通辽、赤峰4个盟市。据统计，呼和浩特、包头、满洲里、二连浩特等14座城市水资源存在供需矛盾，广大农村牧区有近300万人需要解决饮水问题。部分农牧业地区仍然处在靠天等雨、靠天养畜的被动局面中。联合国水资源安全警戒线为1000立方米，2008年，内蒙古人均水资源量1225.9立方米。根据2000年以来内蒙古人口实际增长3.2％测算，预计到2015年内蒙古总人口将达到2467万人，如果水资源总量保持不变，届时人均水资源量为1078立方米，水资源供需矛盾将更加突出。同时，水利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是工程性缺水与资源性缺水并存。2008年内蒙古有效灌溉面积为4300万亩，占耕地面积的39.1％，低于全国平均水平8.9个百分点；全区可灌溉草场面积却只有320多万亩。不少骨干建筑物已经老化、损坏，大型排灌泵站老化损坏率较高。

二、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战略的思考

我们认为，内蒙古“十二五”及到2020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可以概括为：一条主线，五大定位，五大目标。

(一)一条主线：科学发展

“十二五”乃至更长的时期，必须进一步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针对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把保持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增长作为紧迫任务，紧紧围绕改善民生的这一科学发展的落脚点和出发点，以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为强大动力，进一步理清发展思路，创新发展模式，抓住战略重点，把握主攻方向，探索有效途径，推动经济社会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在新的发展阶段继续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二)五大定位

1，我国重要的现代战略产业基地。资源禀赋和区位条件决定了内蒙古在某些重要战略产业发展上具有独特的优势。“十二五”期间，内蒙古可以通过推进创新，促进现代战略产业加速集聚，加快形成以能源重化工业产业、绿色农畜产品生产加工业、战略新兴产业为重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现代战略产业集聚区。

建设内蒙古能源重化工业基地，可以发挥内蒙古的比较优势：一是可以充分利用丰富的资源。2008年内蒙古已探明煤炭储量占全国的近一半，居全国第1位；石油、稀土、有色金属储量居全国前列。二是可以缓解能源资源运输压力和降低运输成本。2007年内蒙古外运煤炭2亿吨，按大秦铁路653公里路段和0.12元/吨公里运价计算，每吨煤的运价为78.36元，少运2亿吨煤可以减少156.72亿元的运输成本。三是可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以准格尔煤田为例，原煤中氧化铝含量相当于中级品位的铝土矿。实施粉煤灰提取氧化铝，可以大幅度地替代进口铝土矿和氧化铝，有效地缓解我国铝资源供求矛盾。四是可以充分发挥环境容量优势。以“北电南送”为例，送出1亿千瓦，可以使东部地区少排二氧化硫326万吨、氮氧化物73万吨、二氧化碳1.4亿吨。五是可以发挥现有产业优势。因此，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出发，亟需遵循能源重化工产业布局规律，优先在内蒙古等能源资源富集区布局重化工业，建设国家重要的能源重化工基地。

近年来，内蒙古以农牧业产业化为主要经营形式，大力发展绿色、特色、农畜产品生产加工，在全国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形成了一批特色优势产业带，涌现出一批规模大、起点高、辐射带动能力强的农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内蒙古农牧业发展条件良好，生态环境有利于有机农产品、绿色农产品的生产，发展绿色农畜产品生产加工的潜力仍然很大。“十二五”以及更长的时期，要继续按照农牧业产业化发展的要求，有效保护农牧业生产环境，在“绿”字和“特”字上下功夫，有效提高农牧业的综合竞争力，同时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更大的贡献。

为应对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国际竞争，内蒙古应积极创造条件，重点发展新能源、新材料和新医药，在全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中抓住机遇，确定优势，成为自治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2，我国重要的经济增长极。经过西部大开发10年的建设，内蒙古已经具备了成为国家重要增长极的条件。一是经济总量迅速扩大。2008年，全区完成生产总值7761.8亿元，居全国第16位，西部第2位，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由1.6％提高到2.4％；人均生产总值达到32214元，居全国第8位，连续6年保持西部第1位。2006-2008年，内蒙古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量相当于全国增量的2.99％，相当于西部各省市区之和的12.5％，是西部地区最多的省区。如果“十二五”经济继续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可以为全国经济实现平稳较快发展做出贡献。

3，我国北疆生态屏障和安全稳定屏障。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内蒙古为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做出了重大贡献。到2007年，荒漠化、沙化土地面积首次实现“双减少”；森林面积、林木蓄积实现了持续“双增长”，森林面积居全国第一位；自然保护区面积达到国土面积的11.2％。同时要看到，内蒙古大部分地区属于干旱半干旱气候类型，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特点决定了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也决定了生态保护与建设的艰巨性和长期性。内蒙古加快生态保护与建设，建立祖国北方重要生态屏障，不仅关系到北疆人民的安居乐业，更牵系着华北、东北地区乃至全国的生态安全和粮食安全。因此，“十二五”期间，要确立和积极贯彻生态立区战略，进一步筑牢祖国北疆生态安全屏障，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由初见成效转变为明显改善。

内蒙古作为祖国北疆少数民族地区，是维护民族团结的重要阵地，是通往欧亚的大陆桥，是首都北京的“护城河”，在全国稳定大局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十二五”时期，应紧紧抓住内蒙古构建和谐社会诸多有利条件，大力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建立民族团结、边疆稳定、社会和谐的内蒙古，创建安全稳定地区，构筑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

4，我国重要的沿边开放经济带。中俄、中蒙双方具有较强的产业互补性，这为我国加强与俄蒙的经济贸易合作提供了可能。内蒙古与蒙古和俄罗斯交界，分布有19个陆路和航空口岸，口岸基础设施相对完善。拥有两条欧亚大陆桥，是我国向北开放最有优势的地区。“十二五”期间，应充分发挥地缘、产业等方面的优势，进一步加大向北开放力度，拓展经济贸易合作形式，建设成为我国重要的沿边开放经济带。

5，我国草原文明的重要承载区。内蒙古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三大主源之一，草原文化提倡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可以促进内蒙古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草原文化是原生态文化，可以促进内蒙古更好地发展绿色经济；草原文化可以更好地实施“民族文化大区”战略，以新的体制和机制为推动力，使文化产业成为民族文化大区建设的重要支撑点和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发展草原文化可以推动建设民族团结、和谐社会的自觉性。从未来内蒙古发展趋势看，应突出地区和民族文化特色，搞好文化发展布局规划，挖掘整合各地区文化资源，打造各具优势的文化产业品牌，形成布局合理、各具特色、相对集中、城乡联动的区域文化产业发展格局，把内蒙古建设成为草原文化的重要载体，为草原文化传承做出积极贡献。

(三)五大目标

1，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进入新世纪以来，内蒙古经济增长连续7年在全国领先。2001--2008年，内蒙古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7.6％，比同期全国增速快7.3个百分点。从经济发展的内在条件和外部市场看，在“十二五”期间继续实现平稳较快发展是可能的。

2，率先在西部地区建成更加全面的小康社会。内蒙古已经奠定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十二五”期间，要更加突出“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按照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要求，以“富民强区”为目标，在经济发展和综合实力不断增强的基础上，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把发展的成果更多地体现在全区各族人民的共同富裕上，打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战役，在西部地区率先建成更加全面的小康社会。一是城乡居民收入大幅度提高。“十二五”期间，要着力改善居民收入增长滞后于经济增长的局面，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基础上，努力提高城乡居民收入。二是公共服务水平明显改善。社会建设加快，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基本完成，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体系比较健全。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为重点的社会经济覆盖全社会。社会治安、食品安全、生产安全得到切实保障，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发扬，公民政治参与有序扩大，人民对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关系切身利益的法规、公共政策和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得到保证。

3，率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内蒙古应抓住宏观经济处于大调整期的有利时机，在西部地区率先实现发展方式转变。一是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在工业平稳快速发展的基础上，现代服务业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得到明显提升，现代农牧业稳步推进；传统优势特色产业得到改造提升，战略新兴产业、现代制造业、文化产业等得到较快发展。二是在投资继续保持较快增长的同时，推动消费需求在需求结构中的地位稳步上升。三是自主创新能力不断提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