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援助的定义十篇

法律援助的定义篇1

法律援助在我国发展的时间还不长，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都有待探讨。其中，法律援助法律关系及法律援助各主体所承担的责任问题对我国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法律援助法律关系

法律关系是指法律规范在调整人们行为过程中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法律援助法律关系是由有关法律援助法律规范所调整的，在管理、实施法律援助的过程中，法律援助机构、法律援助人员、受援人及国家之间所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②]

法律关系包括三大要素：主体、内容和客体。法律援助法律关系也是如此。法律援助法律关系的主体，是指在管理、提供法律援助的过程中，依法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法律援助机构、法律援助人员、受援人。法律援助机构和法律援助人员为实施主体，其中法律援助机构是管理、提供法律援助的主体，法律援助人员是具体实施法律援助、提供法律服务的主体。获得法律援助的公民为受援主体。法律援助法律关系的内容，是指由有关法律援助法律规范所规定的法律援助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和义务。法律援助法律关系的客体，是指法律援助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与义务所指向的对象，即法律援助行为的实施结果。法律援助法律关系是三方法律关系，包括法律援助机构与受援人之间的关系，法律援助机构与法律援助人员之间的关系，法律援助人员与受援人之间的关系。

二、法律援助中的法律关系

要想搞清法律援助中的三方关系，不能法律援助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而应当将其分解。法律援助行为包含了三个具体行为，法律援助机构决定给付法律援助的行为，法律援助机构指派法律援助人员具体实施法律援助的行为，法律援助人员为受援人提供法律服务的行为。虽然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职责，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律援助的每个环节都是政府行为。法律援助机构决定为申请人提供法律援助的行为是行政行为，但法律援助机构不能独立完成法律援助，必须要有法律服务机构的配合。我国法律规定律师事务所和律师负有法律援助的义务，法律援助机构有指派律师事务所提供法律援助的权力，法律援助机构与法律援助人员之间是依法的行政行为。接受指派后，法律服务机构和受援人之间建立委托关系，这种委托关系虽然和普通的民事委托关系有所不同，但本质上仍属民事关系。

（一）法律援助机构与受援人之间的法律关系

法律援助机构与受援人之间是一种行政给付关系。行政给付也叫给付行政，指行政主体在公民失业、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等情况或其它特殊情况下，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或政策的规定，赋予其一定的物质权益或与物质有关的权益的具体行政行为。它是通过授益性活动，积极地提高、增进国民福利的公行政活动。行政给付的特征有：1、它是行政机关履行国家行政管理法定职责的活动，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2、行政给付的对象是特定的公民，即有特殊困难和特殊情况的公民；3、行政给付是依据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的行政行为；4、行政给付的内容是赋予被帮助人一定的物质权益或与物质相关的权益。[③]从目前来看，不管是行政机关、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还是全额拨款事业单位，政府确定的法律援助机构都是履行政府法律援助职责的部门，都是实施法律援助行为的行政主体。[④]现代法律援助，是国家应尽的职责，行政给付就是这种国家责任的具体化。法律援助作为一种国家责任，通过对生活困难和其他处于弱势地位的当事人提供免费的法律服务，保证他们获得基本的生存权利，使其不因为贫穷而得不到法律上的帮助，符合行政给付的定义和特征。法律援助正日益成为一种重要的行政给付形式。

（二）法律援助机构与法律援助人员之间的法律关系

法律援助人员指具体实施法律援助、为受援人提供法律服务的人员。在我国当前，主要包括法律援助公职律师和法律援助机构的工作人员、承办法律援助事项的社会执业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法律援助公职律师是指专门办理法律援助案件、不承办有偿法律服务案件，由政府支付工资与法律服务费用的专职人员。社会执业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主要从事有偿法律服务，只有在承办法律援助案件时才称之为法律援助人员。

法律援助人员根据法律援助机构的指派，为受援人提供法律服务。关于法律援助机构与法律援助人员之间的法律关系，有人认为是行政委托关系，即法律援助机构将为受援人提供法律服务的责任委托给法律援助人员实施。[⑤]本文的观点是：法律援助机构与法律援助人员之间是行政命令关系。

行政命令指行政主体依法要求相对人进行一定的作为或不作为的意思表示。它的特征是：1、行政命令由有权命令的行政主体作出；2、行政命令属于行政主体的一种处理行为，表现为要相对人进行一定的作为或不作为；3、行政命令是要相对人履行一定的义务，而不是赋予相对人一定的权利；4、命令是为相对人设定的行为规则，属于具体规则，表现在特定时间内对特定事或特定人所作的特定规范；5、相对人违反行政命令，可以引起行政主体对它的制裁；6、命令是依法或依职权作出的。[⑥]

法律援助机构的指派行为符合上述特征。根据《法律援助条例》，法律援助机构是政府履行法律援助职责的机构，负责受理、审查法律援助申请，指派或者安排人员为符合条例规定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法律援助机构是享有法律援助指派权力的行政主体，有权做出行政命令。根据《律师法》和《法律援助条例》，律师事务所和律师有义务服从指派，为受援人提供法律服务；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事务所安排律师或者指派其他人员为受援人提供法律服务，要求律师事务所履行义务，并遵从《法律援助条例》等特定规则；律师事务所拒绝法律援助机构的指派，不安排本所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由

司法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给予个月以上个月以下停业整顿的处罚。法律援助机构与法律援助人员之间不是行政委托关系。行政委托指行政机关委托行政机关系统以外的社会公权力组织或私权利组织行使某种行政职能、办理某种行政事务。行政委托的特征之一是由受委托人在委托的范围内以委托者的名义行使行政职权、实施行政管理，其行为效果也归属于委托者。委托的内容是行政行为，而不是民事行为或其他行为。律师为受援人提供法律服务的行为是履行自身义务的行为，其行为依据是与受援人之间的委托关系，这种委托关系并不是基于等价、有偿和完全自愿，但行为本质仍属民事行为，不是行政行为。既然接受指派的组织行使的不是行政行为，指派行为就不属于行政委托。

同样，根据司法部《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和《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开展法律援助工作暂行管理办法》及一些地方性法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也负有法律援助义务，法律援助机构对法律服务所的指派行为属行政命令。

至于法律援助公职律师和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由于目前我国的大部分法律援助机构集法律援助管理与法律援助实施于一体，因此，此类法律援助机构既可以受理、指派，又可以承办法律援助事项。如果法律援助机构安排本机构所属公职律师或工作人员办理法律援助事项，法律援助机构与法律援助人员之间是内部行为，是一种工作安排与分配，不是外部行政行为。

（三）法律援助人员与受援人之间的法律关系

接受指派后，法律援助人员应当与受援人签署委托协议，由法律援助人员免费为受援人提供法律服务，法律援助人员与受援人之间产生了民事委托与被委托关系。除了免费之外，这种法律服务协议与其它法律服务协议没有大的区别。他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表现在：法律援助人员有义务为特定的受援人提供合格的法律服务，有义务向受援人报告案件办理情况，有义务为受援人保密。有权利要求受援人如实陈述与案件有关的情况，及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协助、配合法律援助人员开展工作；受援人有权了解案件的进展情况，有事实证明法律援助人员没有尽职尽责、服务不合格的，可以依法解除协议，并申请法律援助机构更换法律援助人员。

如果法律援助机构安排本机构所属法律援助公职律师或工作人员办理法律援助事项，法律援助机构应当与受援人签订委托协议，法律援助机构与受援人之间是民事委托关系，法律援助公职律师或工作人员与受援人之间没有直接法律关系。

三、法律援助各方责任

有义务就有责任。从目前来看，虽然申请人或受援人要求法律援助机构、法律服务机构、法律援助人员承担行政责任、民事责任的例子还不多，但随着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和对法律援助要求的提高，法律援助机构、法律服务机构、法律援助人员承担责任的风险越来越大。如何界定法律援助各主体应当承担的责任，并有效地规避责任风险，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一)法律援助机构的责任

1、不予提供法律援助或者非法提供法律援助的行政责任。

不给予法律援助的决定是具体行政行为，从理论上讲，对此决定不服的，可以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但我国《法律援助条例》为了不至于使本该需要法律援助的贫弱者又因为法律援助申请未被批准而再提起一个诉讼，造成循环诉讼，并没有规定申请人可以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⑦]从实践来看，这种限制是有必要的。《法律援助条例》规定：申请人对法律援助机构作出的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通知有异议的，可以向确定该法律援助机构的司法行政部门提出，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在收到异议之日起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查，经审查认为申请人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应当以书面形式责令法律援助机构及时对该申请人提供法律援助。这里赋予申请人向司法行政部门提出再次审查的权利，这种权利可称之为申诉。申诉的结果为维持原法律援助机构的决定，或责令法律援助机构提供法律援助，法律援助机构并不需承担行政责任或赔偿责任。

反之，为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和法律援助精神的申请人提供法律援助的，虽然《法律援助条例》并没有涉及，但对方当事人也应当有提出申诉的权利。

2、指派法律援助人员不当的行政责任。

虽然法律援助机构并不需要承担法律援助人员办理法律援助事项过错造成受援人损失的民事责任（见下文），但应承担指派法律援助人员不当而对受援人造成损失的行政赔偿责任。

受援人申请法律援助，是为了得到合格的法律服务。虽然受援人没有因此付出对价，但法律服务的质量一点也不能打折扣。法律援助机构仍应当承担对法律援助案件的质量监督职责。法律援助机构对法律援助人员的合格与否承担形式审查义务。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取得了国家法律服务专业人才资格，指派他们进行法律援助，即使这些人员实际上并不胜任，法律援助机构也不应承担责任。但若指派其他组织的人员、法律援助志愿者甚至其他个人进行法律援助，如果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没有尽到审查义务，指派根本不合格的人员承办法律援助案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承担指派不当因而造成受援人损失的行政赔偿责任。

3、本机构所属工作人员办理法律援助事项过错造成受援人损失的民事责任。

法律援助机构所属公职律师或工作人员办理法律援助事项时，基于替代责任，公职律师或工作人员因过错造成受援人损失的，由法律援助机构承担民事责任。公职律师或工作人员有重大过错时，法律援助机构可以向其追偿。

（二）法律服务机构和法律援助人员的责任

1、不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的行政责任。

《律师法》第五十条规定，律师事务所拒绝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的，由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视其情节给予警告、停业整顿一个月以上六个月以下的处罚，可以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特别严重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吊销律师事务所执业证书；第四十七条规定，律师拒绝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的，由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处五千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给予停止执业三个月以下的处罚。可见，律师事务所和律师不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均应当承担行政责任。

2、办理法律援助事项造成受援人损失的民事责任。

律师等法律援助人员在向受援人提供法律服务的过程中，违法执业或者因过错而致使受援人遭受损失的，应当由谁承担赔偿责任，目前尚未有定论。有人认为应当由法律援助机构承担第一赔偿责任，然后可以向法律援助人员追偿。其理由有：（1）法律援助律师是代表政府履行法律援助职责，不是个人行为；（2）法律援助管理行为和实施行为均是政府行为；（3）由律师承担法律援助过错赔偿责任不利于调动社会律师从事法律援助工作的积极性。有人认为不应当由法律援助机构承担第一赔偿责任，理由如下：(1)法律援助机构与社会律师之间并不形成委托关系，而是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指派与被指派的关系；（2）公职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过错责任由法律援助机构承担，但这是因为法律援助机构是公职律师的执业机构，社会律师与此不同；（3）法律援助机构对法律援助人员办理案件没有质量担保义务，因此也不应承担民

事责任；（4）法律援助机构应当保证律师为受援人提供法律服务的独立性，律师只对当事人和所在执业机构负责，法律援助机构的质量监督不能影响律师的独立性；（5）可以将法律援助律师的赔偿义务纳入律师执业责任保险制度。[⑧]本文认为，律师办理法律援助事项中因违法执业或者因过错造成受援人损失的，应当由其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律师事务所赔偿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行为的律师追偿。原因如下：（1）基于法律援助法律关系。前文详细分析了法律援助法律关系：法律援助机构与法律援助人员之间是行政命令关系，法律援助人员与受援人之间是民事委托关系。接受指派后，律师并不是代表政府履行法律援助职责，而是在履行自己的义务。接受指派后，律师（以律师实务所名义）应当和受援人签订法律服务协议，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一旦律师在服务过程中因违法执业或者过错导致受援人损失，属于没有尽到合同义务，律师应当为此承担违约责任。根据《律师法》，律师违法执业或者因过错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由其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承担赔偿责任。律师事务所赔偿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行为的律师追偿。（2）法律援助机构对律师提供法律服务的行为有监督义务，但这种义务并不是为律师服务的质量提供担保。政府法律服务监督管理部门并不担保法律服务的质量，同样法律援助机构各也不担保法律援助律师提供法律服务的质量。法律援助机构对受援人的法律援助义务仅体现在使其获得与一般经济能力的当事人同样的和辩护权，即接近正义（accesstojustice），而非实质正义（substantivejustice）。况且，实践中，法律援助机构也没有能力确保援助律师提供的法律服务的质量。既然法律援助机构没有质量担保义务，那么也没有对质量问题承担民事责任的义务。但正如前文所述，法律援助机构应承担指派法律援助人员不当而对受援人造成损失的行政赔偿责任。（3）想要调动律师参与法律援助的积极性，与其免除律师事务所的民事责任承担义务，不如提高律师的办案补贴：毕竟赔偿现象并不多。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但为每个当事人提供合格服务是律师的职责。律师事务所承担第一赔偿责任，会督促律师事务所加强对律师的管理，从而督促律师像对待普通当事人一样，更尽职尽责地为受援人提供服务。(4)从现实来看，由法律援助机构为所有法律援助律师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使其潜在风险过大，而法律援助机构并没有充足的财力承担这种责任。为规避风险，法律援助机构势必会尽量避免为疑难、复杂问题提供法律援助，严格掌握为文化水平低的人、老年人、残疾人等提供法律援助，而这些事项、这些群体对法律援助的需要更迫切。

值得提出的是，我国目前课以律师实施法律援助的义务，但律师得到的报酬是微薄的。律师与受援人之间的民事委托关系并不是基于等价、有偿和完全自愿。根据民法中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在不能支付律师对等报酬的情况下，应当适当减轻律师事务所和律师的法律责任。即，律师事务所和律师不承担严格的过错责任，只有在律师违法执业或有重大过失的情况下才承担赔偿责任。

3、安排法律援助人员不当的行政责任与民事责任。

律师事务所接受指派后，应当安排本所律师办理法律援助事项，如果安排非律师或者安排由于客观原因不能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去办理，律师事务所应当承担行政责任。因此造成受援人损失的，承担民事责任。

（三）受援人的法律责任

1、不尽诚实义务的法律责任

申请人应当向法律援助机构如实告知自己的经济状况和其他相关事项。以欺骗方式获得法律援助的，应当撤销法律援助，因提供法律援助而发生的费用，由受援人承担。今后，也可参考《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等规定，对违法申请人采取警告、罚款等行政处罚。

2、不履行协助、配合义务的法律责任

受援人应当如实陈述与案件有关的情况，及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协助、配合法律援助人员开展工作。不履行此种义务的，法律援助机构可以撤销法律援助。

四、需要改进的一些做法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我国的法律援助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为维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与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也为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提出了要求。明确法律援助各方的责任是其中之一。根据本文观点，法律援助实践中尚有一些做法需要改进，在此仅举例如下：

一是指派对象方面。根据《法律援助条例》，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指派律师事务所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然后由律师事务所安排律师具体办理法律援助事项。实践中，有一些地方直接将案件指派给律师，这样给律师事务所监督管理律师的办案造成了困难，而一旦律师遭到受援人索赔，律师事务所就不愿意承担第一赔偿责任。因此，正确的做法是，将律师事务所作为指派对象。

二是和受援人签订协议方面。实践中，一些地方要求法律援助中心与受援人签订法律援助协议，受援人委托法律援助中心提供法律服务，而未要求律师事务所与受援人签订委托协议。这实际上是对法律援助法律关系的性质认识不清，将给予法律援助的行政行为与提供法律服务的民事行为混同，从而增加了法律援助机构的责任。正确的做法应当是，要求律师事务所依照为普通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程序，与受援人签订法律服务协议。法律援助机构可以与受援人签订法律援助议，约定双方相关权利义务，但这种协议不是民事委托协议，而是行政协议，约定的内容也不应当是委托行为；法律援助机构也可以和律师事务所、律师签订法律援助协议，但这种协议同样是行政协议。

三是法律援助的告知方面。既然给予法律援助的决定是行政行为，受援人、行政相关人（主要是受援人的对方）对这种决定有异议的，就有权提出申诉。这就要求，法律援助机构有义务通过法院等审理机构向受援人的对方当事人告知给予法律援助的事实，以保证对方的权利。

四是法律援助风险的规避方法方面。法律援助是一种授益行为，法律援助机构、法律服务机构、法律援助人员都未从中获利，却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化解这种风险的最好方法，是借助现代的风险防范制度。从目前来看，从法律援助经费中拿出专项资金，为法律援助人员建立法律援助责任保险，是一个值得考虑的方法。

总之，法律援助法律关系及各方责任承担是一个重要问题，必须由法律做出规定。本文对此问题进行粗浅探讨，仅供参考。以后我国制定法律援助法，应当对此进行周密论证并加以规定，从而促进法律援助事业的持续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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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全国法律援助工作统计分析。来自司法部网站。

[②]法律援助法律关系可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上的法律关系还包括国家与法律援助机构及受援人之间的关系，狭义的法律援助关系指具体的法律援助关系，仅涉及法律援助机构、法律援助人员及受援人。本文仅讨论后者。

[③]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法律出版社，1月第一版，135页。

[④]受委托行使法律援助职能的机构不是行政主体。例如，有一些地区委托社会团体或者律师事务所行使法律援助职能，这种情况下，行政主体是依法进行委托的法律援助机构。

[⑤]宫晓冰主编：《中国法律援助立法研究》，方正出版社，第一版，42页。

[⑥]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法律出版社1月第一版，117页。

法律援助的定义篇2

法律援助和谐社会共同责任困境对策

“民主法治”、“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1]法律援助对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以及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作用。党的十六大把“社会更加和谐”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提出，十六届四中全会又把“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党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重申，十六届五中全会再次把“加强和谐社会建设”作为“十一五”计划的重要目标。因而，在构建和谐社会目标下研究法律援助，分析其与和谐社会的关系，探析法律援助所面临的困境以及寻求解决的措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法律援助与和谐社会

法律援助又称法律扶助或法律救济，英国《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将其定义为“在免费或收费很少的情况下对需要专业性法律帮助的穷人所给予的帮助”。[2]法律援助制度是贯彻“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宪法原则，保障公民享受公正法律保护的一项重要制度。是否建立起完善的法律援助制度被认为是衡量一个国家法制是否健全，司法人权保障机制是否完善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程度的重要标尺。法律援助对和谐社会的构建也有着重大作用。

1、法律援助制度是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要条件之一。“权利的充分赋予和权利的有效实现与保障是现代法治的基本内涵之一”，[3]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不是只是通过立法把各种权利赋予社会公众，没有必需的司法保障制度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再完善的立法也可能是一纸空文。法律援助制度旨在对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法律帮助，保护其合法权益，保障其法定权利得以实现而不致成为空中楼阁，它能够保证让每一位社会成员不因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的差别，平等地享受到法律的终极关怀，是“一个法治健全的国家不可或缺的司法救济机制”，“法律援助制度是保护公民权利、完善社会主义法治的必然要求”。[4]而法治是和谐社会实现与维系的必要社会环境。

2、法律援助保障司法公正，维护社会正义。“法律公正是社会正义的基本内容，司法公

正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5]”司法公正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是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6]一个司法不公正的社会无论如何也不能被称之为”和谐社会“。法律援助保障司法公正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保障公民不受经济困难等因素之影响，获得其他有支付能力的公民所享有的法律服务，平等地行使诉讼等权利；另一方面就是使审判程序正当化，平衡控、辩双方势力，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有效辩护，避免不公正判决。司法公正使社会成员信任法律从而更加遵守法律，遵纪守法也是社会和谐的体现。

3、法律援助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机制。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完成改革和发展的繁重任务，必须保持长期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然而，随着改革发展的深入，各种社会矛盾也逐渐暴露：由于拖欠民工工资产生的暴力事件、自杀事件，征用农民土地与城市拆迁问题产生的群众上访并与政府发生冲突的事件近年来诸见报端，影响到社会和谐与稳定。究其原因，很大程度是因为群众因经济原因或法律意识薄弱同时又没享受到必要法律援助，而使事件未能在法律范围内解决而产生社会不和谐之音。因为弱势群体得不到社会救济，不能得到法律帮助，碰到问题就有可能铤而走险，甚至运用暴力手段来获取心理平衡，这将严重影响社会稳定。[7]法律援助作用的充分发挥能使上述事件在法律框架内得到解决，避免社会冲突与动荡，达到和谐社会“安定有序”之要求。

二、中国法律援助：构建和谐社会下的困境

中国的法律援助建设始于1994年司法部首次公开提出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设想，经过十一年发展已取得一定成就。但应该看到，法律援助在现阶段还面临着种种困境。

1、立法困境。法律援助立法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立法层次不高，已有法规过于粗糙。到目前为止，“《刑事诉讼法》与《律师法》的相关规定[8]和《法律援助条例》构筑了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原则和框架，是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重要法律根据”。[9]笔者认为，涉及到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宪法原则及千千万万弱势群体切身利益的法律援助制度，只有两部门法的零星规定及一部国务院的行政法规来规范，不仅存在缺乏对社会团体、法律院系开展法律援助的治理及人员身份问题规定的缺陷，而且也难以令地方政府对法律援助事业给予足够的重视，这在地方政府对法律援助的经费支持上已有体现。而在国外，人们对法律援助的重视已经提升到了以宪法规范来加以保障的高度。如意大利1949年宪法第24条规定：“贫困者有在任何法院和答辩可能性，应由非凡制度保障之”。

2、供需困境。我国现有的法律援助人员所能提供的法律援助还远不能满足我国社会对法律援助的需求。据统计，“我国城市贫困人口有2000万，农村贫困人口有6500万，共8500万。假如按照贫困人口中1％的人需要法律援助计算，则每年有85万件法律援助案件；又据共青团中心有关部门统计，全国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有3亿多，假如按万分之一的未成年人需要法律援助计算，则每年有3万多件法律援助案件；又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的调查结果，我国的残疾人有6000万，按1％的残疾人需要法律援助计算，每年需要法律援助的案件就有60多万件；同时，据《1999年中国统计年鉴》，截至1998年我国已有65岁以上的老年人9240万，同样按1％计算，则每年有92万多件法律援助案件。上述几项相加，每年大约有387万件法律援助案件等待办理。以上计算方法尽管存在交叉，但仍属极为保守的数字“。[10]就目前而言，我国的法律援助案件和事项绝大多数需要律师提供帮助，按每位律师每年无偿办理1－2件法律援助案件计算，我国现有的12万律师

只能办理12－24万件法律援助案件。供需之间严重的失衡现象凸现在构建和谐社会下法律援助困境亟待解决的迫切性。

3、资金困境。我国法律援助资金来源主要是财政拨款，资金来源的单一性在现阶段决定了法律援助资金困境的必然性。据日前司法部公布的数据，2004年全国各地法律援助财政拨款总额为2.1712亿元，[11]分摊到我国13亿人身上，人均法律援助经费仅一角多钱！而2004年全国法律服务人员实际办理的法律援助案件为190187件，[12]按每件案件花费1200元计，[13]2004年法律援助经费需2.2822亿元，仅2004年实际办案经费缺口就已经高达1110万元！而根据猜测，我国贫困人口、残疾人、未成年人以及老年人每年亟待需要法律援助的案件，每年就大约有38.5万件，每年亟需的法律援助经费就达4.62个亿，是目前财政拨款的两倍！法律援助经费的缺乏严重影响了法律援助工作的实施。

三、构建和谐社会下的法律援助：国家与社会的共同责任

当前法律援助在立法与实践中面临种种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们对其性质的熟悉存在偏差，要进一步发挥法律援助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必须明确法律援助的性质。

1997年5月20日颁布的《司法部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把法律援助定义为：“是指在国家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的指导和协调下，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等法律服务人员为经济困难或非凡案件的当事人给予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的一项法律制度。”《法律援助条例》没有明确给法律援助下定义，学者根据其内容将法律援助定义为：“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法律援助人员和社会志愿人员，为某些经济困难的公民或者非凡案件的当事人提供免费的法律帮助以保障其合法权益得以实现的一项法律保障制度。”[14]还有学者认为，“法律援助，是指当事人确需律师的法律服务，却又无力支付律师费用，由国家负责为其提供法律帮助的制度”、[15]“法律援助是国家以制度化、法律化的形式，为贫者、弱者和残疾者提供法律帮助”，[16]等等。

纵观对于法律援助的诸多定义，虽然各个定义或许在受援主体或施援方式上略有区别，但是却无一例外地有着共同的理念基础——强调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性。“国家是法律援助的主体”，“国家是法律援助义务的承担者”，“法律援助的实施是受国家法律保护并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一种国家义务行为”。[17]无论是国家还是学者，在对于法律援质的熟悉上，都过于强调其国家责任性，而忽视了法律援质的另一面——社会责任性。笔者认为，在构建和谐社会下的法律援助应该是国家与社会的共同责任。理由如下：

1、法律援助从社会责任到国家责任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慈善行为阶段。从其在英国产生的15世纪到19世纪末以前，法律援助通常被认为是律师或其它社会组织因职业道德或为了公共利益的要求，通过免受或减收费用而自发地向贫困者提供法律援助的一种慈善行为，即此阶段法律援助是社会的责任。第二阶段是国家职权行为阶段。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社会平等的观念进一步普及和人民权利意识的提升，以及人权保障运动的高涨，法律援助制度成了国家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即国家通过适当的法律援助计划，使包括贫穷者和其他某些社会非凡群体在内的每个人都公平地获得司法保障和救济的机会，法律援助不再是社会责任的慈善行为，“而被公认为是各国政府的责任”。[18]法律援助在西方从社会责任上升到国家责任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无论是社会责任还是国家责任都是历经社会综合因素磨合后与之相适应的。中国自1994年引入法律援助制度至今只有短短11年，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性受国情制约难以充分实现，因而必须重视其社会责任性。

2、法律援助国家责任性的实现以雄厚财政支持为前提。1495年法律援助在英国萌芽时，英国正处于“资本主义的胎动时期”，“也是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都铎王朝。[19]此时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博弈下的英国政府的财力不足以实现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因而法律援助必然是社会责任的“慈善行为”。到20世纪中期，英国已发展成为“日不落”帝国，雄厚财政支持使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性得以实现。法律援助国家责任的实现必须以雄厚的财政支持也为美国法律援助发展史所证实。20世纪60年代美国总统约翰逊提出“向贫穷宣战”计划，政府注入法律援助的资金稳步增加，法律援助迅速发展，而到80年代里根总统时期，因政府公布裁减法律援助资金，“将联邦资助削减了35％”，美国法律援助因而立即走向低谷。[20]以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及财政收入要完全履行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是不现实的。[21]

四、解决法律援助困境的对策思考

明确了法律援助在现阶段是国家与社会的共同责任，以下是笔者对解决法律援助困境的对策思考。

1、提高法律援助的立法层次，完善法律援助体制。

据有关资料表明，法律援助工作开展得比较好的国家，不仅在其国家宪法或宪法性文件中作出有关法律援助的原则性规定，而且都制定有专门的法律援助法，如英国有《法律援助法案》、加拿大有《法律援助法》、美国有《法律服务公司法》、韩国有《法律援助法》，等等，法律援助制度的具体实施被纳入了高规格法律化、制度化的轨道。[22]在中国社会贫富分化加剧而导致客观上出现不公，时代呼唤构建和谐社会的环境下，我们必须充分熟悉提高法律援助立法层次的重要性。因此，笔者认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应尽快通过法律援助法规，以基本法的层次来规范中国的法律援助工作，使各级党政干部乃至整个社会提高对法律援助的熟悉，提高公众社会责任感，群策群力，为法律援助工作贡献力量。

2、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法律援助中的作用以缓解供需问题。

据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调研组的分类，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社会组织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各级工、青、妇、老、残等社会团体设立的法律援助组织，一般是在工、青、妇、老、残的维权或部门，加挂法律援助中心或站点的牌子，据了解，全国妇联系统法律援助中心或站点有2.5万多个，全国工会系统有9000多个；第二类是法律院校设立的法律援助组织，大致可分为法律诊所和学生志愿组织两种情况，全国大约有30—40个法律院校法律援助组织；第三类是除以上两类外的民间法律援助组织，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社会组织的业务范围一般是咨询、代书、非诉讼调解等，[23]也办理少量诉讼案件。这些组织的援助对象一般都是经济困难的职工、农民工、残疾人、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等。社会组织的法律援助工作在保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缓和社会矛盾，实现公平正义中具有积极作用，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对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要意义。

笔者要强调的是：法学院系应该在法律援助组织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法律院系的事业单位性决定了其应该在法律援助中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方式如下：

——实行诊所法律教育。“诊所法律教育发端于美国，它借鉴医学院诊所与临床实践的教育模式，在有经验的教师导下，让学生在真实的案件中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其所迫切需要的法律服务”。[24]诊所法律教育是法学院学生对传统课程设置日益不满，积极要求实践性法学教育和为社会服务的渴望日益增长的推动下所形成的。[25]“是法学院在社会对法学院毕业生的能力诸多否定和批评的情势下，对法学院课程设置和教学方式进行反思、检讨和修正的结果”。[26]

2000年9月，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下，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华东政法学院、武汉大学以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分别开设了诊所法律课程，建立法律诊所并获得显著成效。诊所里的学生在实践性的教学中不仅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学习效果，而且在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法律咨询、代拟文书、甚至法律辩护等实践中为我国的法律援助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截至2005年9月，我国已有35个法律院校开设了诊所法律教育课程。[27]实践证实，推行诊所法律教育无论是对法学教育改革还是法律援助事业对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28]

——建立法律援助机构。1992年5月，武汉大学成立了我国第一个高校法律援助机构：

“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1995年2月，北京大学成立“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和服务中心”；华东政法学院于1997年成立“华东政法学院法律援助中心”；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在2000年成立了“法律援助与保护中心”，等等。到目前为止，我国已有近20所高校法学院成立了法律援助机构。其中不少在法律援助工作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为例，从其2000年成立到2001年11月，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接待来访者2500余人，回复电话、信件500余次（件），成功办理60余件法律援助案件，曾创下我国民间法律援助单个案例索赔额之最，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29]实践证实了高校法学院建立法律援助中心的可行性及其对缓解目前法律援助供需矛盾的重大作用。

法律院系无论是以诊所法律教育还是设立法律援助机构的形式提供法律援助服务，都具有独特的优势。

（1）人力资源丰富。我国高校法律院系的教师理论知识深厚渊博（多数教师具有硕士以上学位，博士化已成为趋势），并且不少教师具有律师执业资格，还有一些是法官出身，具有独立承办重大疑难案件的经验；法律院系的本科高年级学生、法学硕士及法律硕士都是法律知识功底扎实并有志于提供法律服务的热血青年，而且其中有些法律硕士或法学硕士甚至已经通过了全国统一司法考试，具备了从事法律工作的基本资格。法律院系里的济济人才无疑是一支高素质的法律援助力量。

（2）服务成本低，质量高。法律院系学生无论以何种形式对外提供法律援助服务，都是以学习实践经验、锻炼能力以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目的，一般都不收取任何费用，学校也无需支付工资，更轻易实现无偿为经济困难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同时，参与法律援助的学生一般都是学生中成绩好、能力强的佼佼者，他们参与法律援助的工作与其社会实践学分或综合测评挂钩，老师也会对他们的法律援助工作提供必要指导并且在必要时亲自参与其中，因而保证了法律援助的质量。[30]

（3）社会更易于接受。现阶段我国具体实施法律援助的主体仍然是律师，由于律师基于职责所在有时难免要替被公众认为是“罪大恶极”的犯罪嫌疑人辩护，社会公众基于自然感情在心目中对律师存在误解，认为律师“惟利是图”，甚至可能产生抵触情绪而缺乏对律师的信任。而“法学院学生正直纯洁的风气，敢于伸张正义的勇气和法学院知识权威的形象，以及法学院在政府机构和司法机制中的中立地位，使得普通百姓更轻易产生信任感，也更易于案件的及时处理”。[31]

3、多渠道解决法律援助资金问题

目前我国经济相对落后，财力有限，政府不可能在短期内对法律援助大幅度增加财政拨款已经是不可改变的事实。必须多渠道筹集资金。就目前而言，以下方式是可行的。

（1）进一步争取社会资金支持，广泛发动社会成员为法律援助捐款。中华民族是有扶弱济贫、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只要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引起社会对法律援助事业的高度重视及对其困境的了解，鼓励公司、事业单位、律师事务所、其它行业协会以及有经济能力的人捐款，就一定能募集到更多的捐助，[32]同时也可以通过移动通讯网络、互联网、电视等媒介或现场开展大规模的募捐公益活动。

（2）建立法律援助分担费用制度。法律援助分担费用制度，指多当受援助的当事人因胜诉或由于受到援助的原因而使其经济状况有实质性改善，并且有能力支付法律援助的部分费用时，应当按照规定的分担范围和分担比例偿还部分费用的制度。[33]《法律援助条例》第二条明确规定我国的法律援助服务是“无偿法律服务”，探究其立法目的，无非是为了保障经济困难的公民无偿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防止出现有偿服务，损害法律援助事业的形象，其价值取向是使法律援助制度维护社会公正作用得以真正实现。笔者认为，实行法律援助分担费用制度与此法规在价值取向上并无冲突。因为实行费用分担并不是以营利为目的，而是在条件答应的情况下弥补法律援助经费不足，使法律援助工作得以正常运作的举措，这与有偿法律服务的营利性有着本质的区别，其价值取向也是为了保障法律援助的有效施行。[34]此制度已为多国实践。[35]

（3）在经济发达地区实行律师交纳法律援助金制度。是指律师每年交纳一定数额费用作为法律援助专项经费

制度。[36]对发达地区律师尤其是其中客观上没有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要求其交纳法律援助金是可行的。2003年专职律师承办一件法律援助案件的经费仅为308.21元，不足于支付律师在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时所必需的交通费、差旅费、通讯费、文印费[37]以及调查取证费，更为重要的是，律师在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时候付出了昂贵的机会成本——律师在承办案件的时候就丧失了承办其它有偿案件的机会。假定律师在可以从有偿案件中获利5000元，[38]即其机会成本的货币表现为5000元，远高于律师所获得的办案经费308.21元，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律师权衡利益之下难免内心不愿承办法律援助案件，这也是社会律师缺乏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热情的重要原因。实践上，青岛、桂林、北京等城市已经实行了这方面的做法，并受到了律师的欢迎与好评。

（4）发行法律援助福利。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曾同有关部门协商争取在福利公益金中划拨一定比例用于法律援助事业，这个想法目前因现有的所有福利公益金（包括每年新增部分）都已有规定用途而没有实现。[39]既然已有的公益金都有规定的用途，那么可以考虑发行法律援助福利。这样一方面可以彰显法律援助的公益性，促使社会公众意识到自己对公益事业的社会责任；另一方面，本身包含的不菲奖金也足以吸引布满重奖期待的公众踊跃购买。按照通行国际经验，一个国家正常的销售发行规模大约为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左右。依此计算，我国发行潜力可达1000亿元。发行法律援助福利是可行的。[40]

（5）完善法律援助基金治理体系。对于由上述各种方式筹集到的资金，以法律援助基金会的形式进行治理，通过合法运作使基金增值，从而扩大法律援助的可用资金，使纳入基金会治理的资金成为较为持久的法律援助资金来源。[41]

五、结语

法律援助制度在我国的发展只有短短的十一年，在取得一定成就的同时我们应该看到也应该重视法律援助所面临的困境。而且法律援助所面临的困境是多方面的，解决其困境的方法也应该是多样化的，本文对论述由于笔者能力问题而存在局限性是必然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的法律援助不仅要对弱势群体施以及时有效之救济，而且还要主动出击，积极维系社会稳定，预防矛盾出现。但就目前而言，构建和谐社会，法律援助任重道远。

注释：

[1]2005年2月19日，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内涵归纳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布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六个要素。参见《人民日报》2005年2月19日讯：《深刻熟悉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扎扎实实做好工作大力促进社会和谐团结》，载《人民日报》2005年2月20日第一版，转引自张恒山：《略论和谐社会中的公平正义与法律》，载《法学杂志》2005年第4期

[2]谭世贵主编：《中国司法制度》，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346页

[3]胡玉霞：《论法律援助的两个基本问题》，载《江西金融职工大学学报》2005年3月期

[4]包毅：《法律援助对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作用》，载《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2005年第3期

[5]包毅：《法律援助对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作用》，载《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2005年第3期

[6]李中春：《法律援助与和谐社会的构建》，载《中国律师》2005年第6期

[7]同前注[5]

[8]《刑事诉讼法》第3条规定：“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律师法》第六章规定：“……公民在赡养、工伤，刑事诉讼、请求国家赔偿和请求发给抚恤金等方面需要获得律师帮助、但又无力支付律师费用的，可以按照国家规定获得法律援助。”

[9]宫晓冰主编：《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版，第22页

[10]宫晓冰、高贞：《中国法律援助的实践、探索与前景（下）》，载《中国司法》1997年第6期

[11]贾午光：《调动资源，有效组织，充分发挥法律援助的职能》，载《中国司法》2005年第10期。此数目相对于2003年已有所提高，但是相对于西方各国仍有巨大差距：英国1996年财政年度中法律援助经费的开支高达16亿英镑（约合人民币210亿元），美国政府一年用于法律援助的经费达48亿美元（约合人民币400亿元），人口仅有1500万的荷兰1991年用于法律援助经费约为3.5亿荷兰盾（约2亿美元），加拿大1994年财政年度中法律援助经费达6.3亿加币（折合人民币35亿元），属于发展中国家的南非2000年中心财政拨付法律援助经费3.2亿南特（相当于同等数量人民币）。参见宫晓冰主编：《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版，第346－347页

[12]贾午光：《调动资源，有效组织，充分发挥法律援助的职能》，载《中国司法》2005年第10期

[13]槐杨：《法律援助供需矛盾解决途径之探索》，载《党政干部论坛》2005年第4期

[14]谭世贵主编：《中国司法制度》，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347页

[15]章武生：《中国律师制度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243页，转引自林莉红、黄启挥：《论法律援助》，载《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6期

[16]肖杨：《建立和健全法律援助制度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推动社会进步的实际步骤》，载张耕主编：《法律援助制度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转引自林莉红、黄启挥：《论法律援助》，载《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6期

[17]牟逍媛：《法律援助制度与诊所法律教育》，载《法学》2002年第8期

[18]谭世贵主编：《中国司法制度》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346页

[19]阎照祥著：《英国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32页

[20]沈红卫：《论法律援助的性质及功能》，载《湖南社会科学》2003年3月期

[21]即使是西方发达国家，他们在实行法律援助国家责任的同时也充分重视其社会责任性——1978年3月2日欧洲会议的部长会议通过决议明确提出：“不应把法律援助的规定视为对贫民的施舍，而应视为整个社会的责任”。参见沈红卫：《论法律援助的性质及功能》，载《湖南社会科学

》2003年3月期

[22]林凤章：《我国法律援助的困境分析》，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

[23]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调研组：《社会组织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调研报告》，载《中国司法》2005年第10期

[24]蔡彦敏：《诊所法律教育》，载《环球法律评论》2005年第3期引言

[25]有调查表明，我国高校大部分本科生和研究生都具有参与法律援助的意愿和热情。参见张燕：《对缓解法律援助供需矛盾的几点思考》，载《法治论丛》2004年7月期

[26]同前注[24]

[27]数据来源：中国诊所法律教育网，2005年9月7日

[28]参见刘希贵：《法律诊所教育对中国法学教育与法律援助事业的贡献》，载中国民商法律网2003-12-28

[29]同前注[13]

[30]同前注[13]

[31]孙晔：《中国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载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编：《中国法律援助的理论与实践——妇女法律援助发展研讨会论文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页

[32]诚然，要长期维持社会对法律援助事业的捐赠，光靠传统道德维系还不够，还实施一些必要的政策鼓舞社会组织与社会公众的捐赠热情。如国家税务总局已经就纳税人向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的捐赠税前扣除问题下发了通知，规定纳税人向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的捐赠并用于法律援助事业的，可按税法规定的比例在所得税前扣除。参见郑自文，左秀美：《法律援助资金筹集方式及可行性研究》，载《中国司法》2004年第4期

[33]参见严军兴：《法律援助制度理论与实务》，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03页，转引自槐杨：《法律援助供需矛盾解决途径之探索》，载《党政干部论坛》2005年第4期

[34]同时，实行法律援助分担费用制度也对承办律师较为公平。据司法部的统计，2003年平均每件由专职律师承办的法律援助案件的办案经费仅为308.21元（槐杨：《法律援助供需矛盾解决途径之探索》，载《党政干部论坛》2005年第4期），如此少的经费很明显不能支付办理一个普通案件的合理支出，而实际上，律师在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时候或多或少都要垫钱。律师有无偿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义务，但律师没有再为办案自掏腰包的义务，因为律师在承办案件的时候已经为之付出了时间、精力、智力劳动及机会成本。

[35]1973年修订后的奥地利民事诉讼法第64条将援助费用的偿付期限规定为3年，在诉讼终结3年以后不需再偿付。即3年之内假如受援人没有能力偿付这笔款项，就可以免除其偿付义务。在日本，根据其法律规定，受援人胜诉的，由法律援助协会计算出律师费用的数目和受援助的当事人应偿还给协会的费用比例。当事人应当一次性或者分期偿还法律援助协会代其支付的款项的全部或部分，偿还期限为3年。西班牙法律规定，假如法律援助的受援人可能从判决中获得的金额超过了为其提供的法律援助的费用的3倍，他就有责任支付律师的费用。假如受援人在诉讼终结后3年内其经济状况有所改善，则该偿付责任将持续3年。参见严军兴：《法律援助制度理论与实务》，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04页，转引自牟逍媛：《法律援助分担费用制度若干问题研究》，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

[36]之所以强调在经济发达地区实行，是因为在我国的有些经济发达地区因律师较多（通常也是收入较高的），有些律师并不一定能够每年都被指派办理一件法律援助义务案件，甚至有的律师几年都没有被指派办理过法律援助案件（郑自文，左秀美：《法律援助资金筹集方式及可行性研究》，载《中国司法》2004年第4期），这就极大浪费了律师资源。而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有的律师（通常是收入相对较低的）在没有任何办案补贴的情况下，一年办理十几件法律援助案件（高贞：《法律援助的中国经验》，载《中国司法》2005第6期），显然，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律师而言，假如在其每年无偿办理十多件案件的情况下还要求其交纳法律援助金，基于自然感情就可以判定这是不合理的。

[37]律师去法院、检察院调查时所有资料复印被要求在其内部进行，复印费用远高于市场价格，复印一页价格为1－5元不等，而所涉案件卷宗动辄几十或上百页，仅复印一项支出就已不菲

[38]这是极为保守的数字。实际上在广东律师收费标准就已经高达200－3000元每小时。参见《广东省律师服务收费治理实施办法》，载劳动法律专家网，2004年9月22日

[39]郑自文，左秀美：《法律援助资金筹集方式及可行性研究》，载《中国司法》2004年第4期

法律援助的定义篇3

一、法律援助与和谐社会

法律援助又称法律扶助或法律救济，英国《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将其定义为“在免费或收费很少的情况下对需要专业性法律帮助的穷人所给予的帮助”。[1]法律援助制度是贯彻“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宪法原则，保障公民享受公正法律保护的一项重要制度。法律援助对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以及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作用。在构建和谐社会目标下研究法律援助，分析其与和谐社会的关系，探析法律援助所面临的困境以及寻求解决的措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是否建立起完善的法律援助制度被认为是衡量一个国家法制是否健全，司法人权保障机制是否完善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程度的重要标尺。法律援助对和谐社会的构建也有着重大作用。

1、法律援助制度是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要条件之一。

[2]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不是只是通过立法把各种权利赋予社会公众，没有必需的司法保障制度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再完善的立法也可能是一纸空文。法律援助制度旨在对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法律帮助，保护其合法权益，保障其法定权利得以实现而不致成为空中楼阁，它能够保证让每一位社会成员不因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的差别，平等地享受到法律的终极关怀，是“一个法治健全的国家不可或缺的司法救济机制”，“法律援助制度是保护公民权利、完善社会主义法治的必然要求”。

2、法律援助保障司法公正，维护社会正义。

法律公正是社会正义的基本内容，司法公正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是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法律援助保障司法公正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保障公民不受经济困难等因素之影响，获得其他有支付能力的公民所享有的法律服务，平等地行使诉讼等权利；另一方面就是使审判程序正当化，平衡控、辩双方势力，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有效辩护，避免不公正判决。司法公正使社会成员信任法律从而更加遵守法律。

3、法律援助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机制。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完成改革和发展的繁重任务，必须保持长期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然而，随着改革发展的深入，各种社会矛盾也逐渐暴露：由于拖欠民工工资产生的暴力事件、自杀事件，征用农民土地与城市拆迁问题产生的群众上访并与政府发生冲突的事件近年来诸见报端，影响到社会和谐与稳定。究其原因，很大程度是因为群众因经济原因或法律意识薄弱同时又没享受到必要法律援助，而使事件未能在法律范围内解决而产生社会不和谐之音。因为弱势群体得不到社会救济，不能得到法律帮助，遇到问题就有可能铤而走险，甚至运用暴力手段来获取心理平衡，这将严重影响社会稳定。法律援助作用的充分发挥能使上述事件在法律框架内得到解决，避免社会冲突与动荡，达到和谐社会“安定有序”之要求。

二、中国法律援助：构建和谐社会下的困境

中国的法律援助建设始于1994年司法部首次公开提出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设想，经过十一年发展已取得一定成就。但应该看到，法律援助在现阶段还面临着种种困境。

1、立法困境。法律援助立法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立法层次不高，已有法规过于粗糙。到目前为止，《刑事诉讼法》与《律师法》的相关规定[3]和《法律援助条例》构筑了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原则和框架，是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重要法律根据。笔者认为，涉及到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宪法原则及千千万万弱势群体切身利益的法律援助制度，只有两部门法的零星规定及一部国务院的行政法规来规范，不仅存在缺乏对社会团体、法律院系开展法律援助的管理及人员身份问题规定的缺陷，而且也难以令地方政府对法律援助事业给予足够的重视。

2、供需困境。我国现有的法律援助人员所能提供的法律援助还远不能满足我国社会对法律援助的需求。据统计，“我国城市贫困人口有万，农村贫困人口有6500万，共8500万。如果按照贫困人口中1％的人需要法律援助计算，则每年有85万件法律援助案件；又据有关部门统计，全国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有3亿多，如果按万分之一的未成年人需要法律援助计算，则每年有3万多件法律援助案件；又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的调查结果，我国的残疾人有6000万，按1％的残疾人需要法律援助计算，每年需要法律援助的案件就有60多万件；同时，据《1999年中国统计年鉴》，截至1998年我国已有65岁以上的老年人9240万，同样按1％计算，则每年有92万多件法律援助案件。上述几项相加，每年大约有387万件法律援助案件等待办理。以上计算方法尽管存在交叉，但仍属极为保守的数字。就目前而言，我国的法律援助案件和事项绝大多数需要律师提供帮助，按每位律师每年无偿办理1－2件法律援助案件计算，我国现有的12万律师只能办理12－24万件法律援助案件。供需之间严重的失衡现象凸现在构建 和谐社会下法律援助困境等待解决的迫切性。

3、资金困境。我国法律援助资金来源主要是财政拨款，资金来源的单一性在现阶段决定了法律援助资金困境的必然性。据日前司法部公布的数据，全国各地法律援助财政拨款总额为2.1712亿元，分摊到我国13亿人身上，人均法律援助经费仅一角多钱！而全国法律服务人员实际办理的法律援助案件为190187件，[4]按每件案件花费1200元计，[5]法律援助经费需2.2822亿元，仅实际办案经费缺口就已经高达1110万元！而根据预测，我国贫困人口、残疾人、未成年人以及老年人每年亟待需要法律援助的案件，每年就大约有38.5万件，每年亟需的法律援助经费就达4.62个亿，是目前财政拨款的两倍！法律援助经费的缺乏严重影响了法律援助工作的实施。

三.中国法律援助现状

1.狭义法律援助的现状

我国以经济困难的诉讼当事人为援助对象的狭义法律援助萌芽始于1992年。1992年5月，武汉大学成立了“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该中心的成立，揭开了我国法律援助工作的序幕。1994初，中国第一个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广州市法律援助中心”挂牌成立，标志着我国正式开始探索实施法律援助制度，揭开了中国法制文明史上崭新的一页。《法律援助制度》的颁布，标志着我国建立起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法律援助制度。1996年3月《刑事诉讼法》第34条的规定，首次在法律上确认了法律援助制度。同年5月《律师法》第41条的规定进一步确认了法律援助制度。在近十年的时间里，法律援助事业迅速发展，为实现社会平等，促进司法公正，推动社会文明进步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立法不统一、定位不明晰、经费管理混乱等问题。《法律援助条例》已于9月1日生效施行，标志着我国的法律援助从最初的无法可依、自行其是的混沌局面步入了法治轨道。特别是宪法修正案中对人权尊重和保护的进一步确认重申，以及政府大力开拓执政为民积极推进政治文明的坚强决心和智慧的背景下，法律援助自身也获得了“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的勇气和高度。

2.司法救助的现状

司法救助又称诉讼救助，我国当前的司法救助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等司法机关对因经济困难而无力支付诉讼费用及诉讼中产生的其他费用的当事人全部或部分免除其应承担的费用的一项制度。司法救助作为一项司法阳光工程，在我国起步较晚，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开始受到重视和关注。司法救助在立法体制上得到完善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当前司法救助实践中所存在的一些亟待完善的地方：第一，司法救助领域单一、手段单一。我国当前施行的司法救助主要体现在诉讼费用的缓、减、免方面，而其他方面诸如当事人对诉讼文书的复印、执行阶段的救助等方面较少涉及，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司法救助的全面性。第二，司法救助专项基金并未完全建立，地域差距明显。司法救助专项基金是为救助弱势群体而设立的，应该得到公共财政的支持。第三，司法救助与狭义法律援助之间缺乏联通性。在施救主体上，司法救助与狭义法律援助由于分属不同的单位，因此在申请手续、申请材料等方面，两者缺乏相互之间的承认，受援人如果想要获得救助和援助，便要提出两份不同的申请材料，分别申请，这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援助的本意。第四，受援人提供经济困难证明存在困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提供司法救助的规定》，当事人请求司法救助的，应当在或上诉时提交符合当地民政、劳动和社会保障等部门规定的公民经济困难标准的证明。

3.社会团体及法律院校救助的现状

我国实施法律援助制度以来，各种社会团体一直积极支持和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从目前情况来看，社会团体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主体主要包括各级工会、妇联、残联、共青团等组织。社会团体对我国法律援助活动的开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受自身资源等方面的限制，其参与法律援助活动仍然存在较多问题。首先，社团专门法律援助人才欠缺。直接导致了其每年所办理案件的数量和质量。其次，社会团体法律援助组织的大量设立，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政府法律援助机构的发展。最后，社会组织开展法律援助的经费严重短缺。除个别经编制部门批准的外，其他社会组织基本上没有专项经费或者经费有限，其业务活动受到很大制约。

我国各类法律院校是我国法学教育的基地，是法律人才的培育摇篮。近年来，许多法律院校纷纷建立了学生法律援助机构，将学生的专业知识运用到实践工作中。许多实施法律援助制度历史比较悠久的国家的经验表明，利用非政府的力量开展法律援助志愿活动，不仅可以弥补政府力量的不足，而且具有多种良好的社会效应。

四、构建和谐社会下的法律援助：国家与社会的共同责任

当前法律援助在立法与实践中面临种种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们对其性质的认识存在偏差，要进一步发挥法律援助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必须明确法律援助的性质。

《法律援助条例》没有明确给法律援助下定义，学者根据其内容将法律援助定义为：“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法律援助人员和社会志愿人员，为某些经济困难的公民或者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免费的法律帮助以保障其合法权益得以实现的一项法律保障制度。”其理念强调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性。“国家是法律援助的主体”，“国家是法律援助义务的承担者”，“法律援助的实施是受国家法律保护并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一种国家义务行为”。[6]无论是国家还是学者，在对于法律援质的认识上，都过于强调其国家责任性，而忽视了法律援质的另一面——社会责任性。笔者认为，在构建和谐社会下的法律援助应该是国家与社会的共同责任。理由如下：

1、法律援助从社会责任到国家责任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慈善行为阶段。从其在英国产生的15世纪到19世纪末以前，法律援助通常被认为是律师或其它社会组织因职业道德或为了公共利益的要求，通过免受或减收费用而自发地向贫困者提供法律援助的一种慈善行为，即此阶段法律援助是社会的责任。第二阶段是国家职权行为阶段。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社会平等的观念进一步普及和人民权利意识的提升，以及人权保障运动的高涨，法律援助制度成了国家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即国家通过适当的法律援助计划，使包括贫穷者和其他某些社会特殊群体在内的每个人都公平地获得司法保障和救济的机会，法律援助不再是社会责任的慈善行为，“而被公认为是各国政府的责任”。[7]法律援助在西方从社会责任上升到国家责任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无论是社会责任还是国家责任都是历经社会综合因素磨合后与之相适应的。中国自1994年引入法律援助制度至今只有短短11年，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性受国情制约难以充分实现，因而必须重视其社会责任性。

2、法律援助国家责任性的实现以雄厚财政支持为前提。1495年法律援助在英国萌芽时，英国正处于“资本主义的胎动时期”，“也是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都铎王朝。[8]此时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博弈下的英国政府的财力不足以实现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因而法律援助必然是社会责任的“慈善行为”。到20世纪中期，英国已发展成为“日不落”帝国，雄厚财政支持使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性得以实现。法律援助国家责任的实现必须以雄厚的财政支持也为美国法律援助发展史所证明。20世纪60年代美国总统约翰逊提出“向贫穷宣战”计划，政府注入法律援助的资金稳步增加，法律援助迅速发展，而到80年代里根总统时期，因政府宣布裁减法律援助资金，“将联邦资助削减了35％”，美国法律援助因而立即走向低谷。[9]以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及财政收入要完全履行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是不现实的。

五、解决法律援助困境的对策思考

1、提高法律援助的立法层次，完善法律援助体制。

据有关资料表明，法律援助工作开展得比较好的国家，不仅在其国家宪法或宪法性文件中作出有关法律援助的原则性规定，而且都制定有专门的法律援助法，如英国有《法律援助法案》、加拿大有《法律援助法》、美国有《法律服务公司法》等等，法律援助制度的具体实施被纳入了高规格法律化、制度化的轨道。[10]在中国社会贫富分化加剧而导致客观上出现不公，我们必须充分认识提高法律援助立法层次的重要性。因此，笔者认为应以基本法的层次来规范中国的法律援助工作，使各级党政干部乃至整个社会提高对法律援助的认识，提高公众社会责任感，群策群力，为法律援助工作贡献力量。

2、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法律援助中的作用以缓解供需问题。

据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调研组的分类，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社会组织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各级工、青、妇、老、残等社会团体设立的法律援助组织，一般是在工、青、妇、老、残的维权或部门，加挂法律援助中心或站点的牌子，据了解，全国妇联系统法律援助中心或站点有2.5万多个，全国工会系统有9000多个；第二类是法律院校设立的法律援助组织，大致可分为法律诊所和学生志愿组织两种情况，全国大约有30—40个法律院校法律援助组织；第三类是除以上两类外的民间法律援助组织，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社会组织的业务范围一般是咨询、代书、非诉讼调解等，也办理少量诉讼案件。这些组织的援助对象一般都是经济困难的职工、农民工、残疾人、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等。社会组织的法律援助工作在保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缓和社会矛盾，实现公平正义中具有积极作用。

1992年5月，武汉大学成立了我国第一个高校法律援助机构：“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1995年2月，北京大学成立“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和服务中心”；华东政法学院于1997年成立“华东政法学院法律援助中心”；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在成立了“法律援助与保护中心”，等等。到目前为止，我国已有近20所高校法学院成立了法律援助机构。

3.多渠道解决法律援助资金问题

目前我国经济相对落后，财力有限，政府不可能在短期内对法律援助大幅度增加财政拨款已经是不可改变的事实。必须多渠道筹集资金。就目前而言，以下方式是可行的。

（1）进一步争取社会资金支持，广泛发动社会成员为法律援助捐款。同时也可以通过移动通讯网络、互联网、电视等媒介或现场开展大规模的募捐公益活动。

（2）建立法律援助分担费用制度。法律援助分担费用制度，指多当受援助的当事人因胜诉或由于受到援助的原因而使其经济状况有实质性改善，并且有能力支付法律援助的部分费用时，应当按照规定的分担范围和分担比例偿还部分费用的制度。

（3）在经济发达地区实行律师交纳法律援助金制度。是指律师每年交纳一定数额费用作为法律援助专项经费的制度。[11]桂林、北京等城市已经实行了这方面的做法，并受到了律师的欢迎与好评。

（4）完善法律援助基金管理体系。对于由上述各种方式筹集到的资金，以法律援助基金会的形式进行管理，通过合法运作使基金增值，从而扩大法律援助的可用资金，使纳入基金会管理的资金成为较为持久的法律援助资金来源。

六、结语

法律援助制度在我国的发展只有短短的十四年，在取得一定成就的同时我们应该看到也应该重视法律援助所面临的困境。而且法律援助所面临的困境是多方面的，解决其困境的方法也应该是多样化的，本文论述由于笔者能力问题而存在局限性是必然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的法律援助不仅要对弱势群体施以及时有效之救济，而且还要主动出击，积极维系社会稳定，预防矛盾出现。但就目前而言，构建和谐社会，法律援助任重道远。

注释：

[1]谭世贵主编：《中国司法制度》，法律出版社，版，第346页

[2]李中春：《法律援助与和谐社会的构建》，载《中国律师》第6期

[3]《刑事诉讼法》第3条规定：“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律师法》第六章规定：“……公民在赡养、工伤，刑事诉讼、请求国家赔偿和请求发给抚恤金等方面需要获得律师帮助、但又无力支付律师费用的，可以按照国家规定获得法律援助。”

[4]贾午光：《调动资源，有效组织，充分发挥法律援助的职能》，载《中国司法》第10期

[5]槐杨：《法律援助供需矛盾解决途径之探索》，载《党政干部论坛》第4期

[6]牟逍媛：《法律援助制度与诊所法律教育》，载《法学》第8期

[7]谭世贵主编：《中国司法制度》法律出版社版第346页

[8]阎照祥著：《英国史》，人民出版社，版，第132页

[9]沈红卫：《论法律援助的性质及功能》，载《湖南社会科学》3月

法律援助的定义篇4

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起步较晚。到1994年初，司法部才正式提出探索建立和实施符合中国国情的法律援助制度，并在北京、广州、上海、郑州、武汉等地开展法律援助的试点工作。1996年12月，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成立，担负起对全国法律援助工作的管理和监督。1997年5月，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经民政部批准成立。此后，司法部就刑事、民事、行政等法律援助工作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了多个联合通知。广东、山东、江苏、重庆等省市也出台了地方性的法律援助法规。所有这一切为法律援助的全国性立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2003年7月16日国务院第15次常务会议通过的《法律援助条例》，标志了我国法律援助工作从制度创立进入到了加快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

法律援助制度是由国家设立专门机构，为经济困难或者特殊案件的当事人（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减免费用提供法律服务的一项法律制度，是一项造福社会、造福人民的崇高事业，其实质是法律扶贫、扶弱，它使每个人都能平等地站在法律面前，维护自己的法定权益。主要的服务形式有法律咨询，代拟法律文书，提供刑事辩护，刑事、民事、行政诉讼，非诉讼法律事务和公证等。

了解法律援助，必先搞清何为“经济困难”、有那些特殊案件的当事人可以申请法律援助、那些机构提供法律援助、由谁来提供服务、怎样减免费用……

一、“经济困难”没有全国统一标准

《法律援助条例》旨在保障经济困难的公民获得必要的法律服务。但如何界定“经济困难”，并没有一个全国统一标准。条例规定，公民经济困难的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行政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和法律援助事业的需要规定。申请人住所地的经济困难标准与受理申请的法律援助机构所在地的经济困难标准不一致的，按照受理申请的法律援助机构所在地的经济困难标准执行。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各地在制定经济困难标准时，要本着“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的原则，既要考虑贫困群众的实际需求，同时要兼顾地方政府的财政承受能力，制定科学合理的经济困难标准，并随着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不断调整，以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但是，各地经济困难标准至少要保证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的公民能得到法律援助。有条件的地方，应当高于这一标准，尽量降低门槛，使更多的人受益于法律援助制度。

二、六大民事、行政事项可请求援助

《法律援助条例》规定，公民对下列6种需要的民事、行政事项，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人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这6大事项是：依法请求国家赔偿的；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的；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的；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的；主张因见义勇为行为产生的民事权益的。条例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还可以对此六项以外的法律援助事项做出补充规定。

条例还规定，请求国家赔偿的，向赔偿义务机关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或者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的，向提供或发放义务机关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的，向给付义务人住所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的，向支付义务人住所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主张因见义勇为行为产生的民事权益的，向被请求人住所地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

三、到何处申请法律援助

国家设立的县级以上法律援助机构，向符合法律规定资格的申请人提供法律援助；各地的社会团体对其所属成员符合条件的提供法律援助；法学院校自发开展的为低收入阶层和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

四、法律援助由谁来提供

现实生活中，有不少人错误地认为只有律师才能提供法律援助。《法律援助条例》第21条规定，“法律援助机构可以指派律师事务所安排律师或者安排本机构的工作人员办理援助案件；也可根据其他社会组织的要求，安排其所属人员办理法律援助案件。”可见，律师可以提供法律援助，法律工作人员也可以提供法律援助。

五、怎样减免费用

“减免费用”顾名思义是减少和免除费用的意思，这里的“减少费用”很好理解，关键是“免除费用”，“免除费用”不等同于“免费”，通常情况下，受援人不用支付律师的费，但须承担一定的必要费用。如诉讼费、鉴定费等。

人民法院对于法律援助机构决定减免费提供法律援助民事诉讼的，经审查认为符合法律援助条件，应当先行对受援人做出缓收案件受理费及其他诉讼费的决定，待案件审结后根据具体情况决定诉讼费的支付。

经人民法院调解达成协议的案件，诉讼费由诉讼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据诉讼双方具体情况做出决定。

经人民法院审结的案件，胜诉方为受援人，诉讼费由对方当事人承担；败诉方为受援人，由于其缴纳诉讼费确有困难，人民法院应当减免诉讼费；双方都有责任的，由双方分担诉讼费，如果受援人缴纳诉讼费确有困难，人民法院应当减免其应承担的部分。

六、法律援助是否一助到底

法律援助的定义篇5

一、法律援助是我国的一项重要的法律人权保障制度

第一，2004年3月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载入宪法，是我国制度建设的重要标志。这就要求国家不仅要通过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应当享有的各种权利，而且要创新制度安排，通过制度设计为社会成员实现应当享有的各种权利提供制度和物质的保障，当社会成员因经济困难或其他原因无法实现应有的权利时，国家有义务提供必需的帮助，保证社会成员在遇到法律问题或者权利受到侵害时获得及时有效法律帮助。

第二，法律援助法律规范属于社会法，是我国法律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社会法调整的是劳动关系、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和特殊群体权益保障等方面关系的法律规范，其目的在于，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对劳动者、失业者、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和其他需要扶助的人的权益实行必需的、切实的保障。法律援助作为我国一项司法人权保障制度，是我国法律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以制度来保证社会公平正义实现的法律规范；完善的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可以为社会成员提供可靠的“安全网”。

第三，从发展趋势上看，法律援助应是公民依法享有的权利之一。我国的法律援助在现阶段，突出表现是一项对特殊群体的法律保障制度。从法律援助社会需求来看，法律援助应成为国家的义务，公民依法享有的权利之一。这是保障人权和公民权的要求；是平等和正义的法律价值的要求；是调整社会关系缓和社会矛盾的要求。

二、法律援助在我国应当明确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国家责任

第一，厘清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和“政府责任”的区别、界定两个概念，对于明确法律援助是国家的一项法律保障制度是十分必要的。国家责任充分体现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原则。我国《法律援助条例》明确规定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考虑到条例在性质上属于行政法规而非法律，规定法律援助是政府责任是恰当和准确的。然而，从国家与政府的关系来看，政府是国家的行政机关，是国家实体的一部分，主要用以实现国家的各项行政职能。法律援助是我国一项重要的法律人权保障制度，其实施主体应是国家而非政府，国家与政府的不同内涵，决定了法律援助是国家责任。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不仅确定了政府的法律援助义务，也为民间组织在法律援助中发挥应有作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讲，在法律层面的“法律援助法”，应当明确确定法律援助是国家责任。

第二，明确法律援助是国家责任，可以更好地促进法律援助的发展。国家责任强调的是：一个国家要为其国民的生存、发展、安全、健康、幸福生活和可持续发展承担和履行责任；现代社会保障的特点之一是以国家为首要主体，法律援助作为一项国家的法律保障制度，应是国家全方位的责任。明确法律援助是国家责任，可以更好地完善法律援助制度，促进法律援助的发展，增进人民福祉。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法律援助的政府责任重点在于管理和实施。将法律援助规定为国家责任，有利于国家依法对法律援助的制度和实施进行设计和管理；特别是在操作层面上，有利于法律援助机构与相关部门工作协作，有利于刑事诉讼中公检法司各部门工作衔接配合；特别重要的一点更在于，国家责任体现在国家财政应对法律援助的投入上。

第三，法律援助应当明确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国家责任。法律援助制度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从民间行为变为国家行为，逐步演变成为国家一项重要法律制度的。在法律援助的多元化主体中，法律援助应当首先明确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国家责任。政府要承担首要的职责，要履行首要的义务，要完成首要的任务。其他社会主体则是政府援助的必要补充，他们在政府法律援助机构管理下，自愿参与法律援助活动，使政府援助和其他社会主体援助相互协调、相互补充，形成多层次、多元化、多渠道的援助网络。

三、法律援助是推进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具体体现

第一，法律援助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具有全面实现法律对社会管理的若干功能，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一环。随着法治中国建设的推进，我们有能力、有经验对法律援助进行顶层设计。完善法律援助制度，正确实施法律援助，可以使特殊群体权益得到切实的保障，这是明确法律援助国家责任的具体体现，更是公平正义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

法律援助的定义篇6

论文摘要：法律援助制度是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叉称法律救助、扶助制度，是国家以制度化、法律化的形式对经济上困难、生理上残缺、智能上低下而叉需要法律帮助的当事人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减免费用提供法律服务的一种司法救助制度。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具有突出的特点，即物质保障的现实性、法律援助主体的能变性、法律援助范围、对象和主体的宽泛性，并展现极为重要的现代社会价值，蕴含极为丰富的传统道德价值。

文学

一、中国法律援助的特点

    法律援助制度又称法律救助扶助制度，是国家以制度化法律化的形式对经济困难、生理残缺、智能低下而又需要法律帮助的当事人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减免费用而提供法律服务的一种司法救助制度。这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来理解。广义的法律援助包括减免诉讼费在内在的整个法律程序的各个环节上为受援者提供的法律帮助。狭义的法律援助是指法官、律师、公证员和基层法律服务人员为社会的贫困者、弱者、残疾人和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减免费用的法律服务。法律援助是国家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认为，同国外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援助制度相比，中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具有以下突出特点:文学

(一)中国法律援助物质保障的现实性

    中国社会主义法制不同于资本主义法制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我们的法律既规定了全体公民一律平等的实体权利，又规定了为实现平等实体权利所必须的平等程序权利，而且特别强调为实现这些权利提供可靠的物质保障。实施法律援助制度，就是为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完善平等程序权利的实施机制，切实保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得以真正贯彻实现。这正是中国社会主义法律援助制度与资本主义国家法律援助制度的本质区别。总而言之，中国的法律援助虽然起步晚，但是起点高、范围广、后盾强，有保障，是一项大有发展的公益事业。当然，作为一种新的制度，特别是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法律援助制度还存在许多问题，需要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中逐步探索、解决和完善。

(二)中国法律援助主体的能变性文学

    在中国，法律援助是以政府为主导，政府与社会相结合的行为。法律援助既是国家的责任，也是法律服务工作者的责任。就中国的现实情况而言，目前还缺乏大量的社会援助组织，没有形成稳定、可靠、充分的法律援助资金来源，而律师又已成为法律服务资源市场的竞争主体。因此，如果没有国家的全面参与和组织领导，单靠社会和律师个人的力量，要形成一种开展全方位法律援助活动的有效制度并维持整个法律援助机制的统一、有序运行，不仅是困难的，而且也是不现实的，而且还可能导致法律援助活动出现各自为政、孤军奋战、管理失灵、形式混乱、地域发展不平衡的状况。所以，我们的法律援助必须以政府为主导。这是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特点，也是其优点。我们在确立法律援助为国家责任的同时，也没有排斥法律服务工作者和社会各界的法律援助活动。这种以国家援助为主，社会组织和个人援助为辅的法律援助机制，不仅体现了国家在整个法律援助活动中的主导作用，同时也有利于调动社会各界的力量。而有些国家或仅仅把法律援助强调为一种国家责任，或只认为法律援助是社会组织和律师个人的人道行为。这两种作法，或是加重了国家的财政负担，或易导致法律援助工作的失控。

(三)中国法律援助范围、对象和主体的宽泛性

    首先，从中国法律援助的受案范围来看，包括如下:刑事辩护和刑事;民事、行政诉讼;非诉讼法律事务;公证证明;法律咨询、代拟法律文书及其它形式的法律服务。而一些国家的法律援助则仅限于特定的刑事、民事案件的辩护及简单的不涉及财产关系的法律咨询。

    其次，从中国法律援助的对象来看，只要是公民、法人确因经济困难或其它特殊情况，以及符合特定条件的外国人，都可以获得法律援助。而许多国家则完全排除了法人和外国人的法律受援权。文学

    再次，从法律援助的主体来看，中国法律不仅明确规定提供法律援助是律师的应尽义务，而且还要求公证人员、墓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及其他法律专业人员也应为维护社会弱者的法律权益提供法律援助。而在一些国家，法律援助被认为仅仅是公设律师的工作和少数具有正义感的私人律师的善举。

二、中国法律援助展现极为重要的现代社会价值文学

    (一)实现和保障人权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权就是一切人，至少是一个国家的一切公民，或一个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应当享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也就是说，一定社会中的一切成员或一定国家中的每个公民，不论其种族、民族、性别、语言、宗教信仰、政治主张、财产收入、教育程度等状况如何，其所受到认可和保障(主要是受到法律的认可和保障)的能够实际拥有的实然权利和应当拥有，但因目前种种条件的限制实际上还无法拥有的应然权利，特别是生存权利、政治权利和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权利等，不仅在资格上是平等的，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应当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社会为此创造了前提和基础条件。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社会主义法律就是人权法。但是，我们还应当看到，无论是宪法，还是各部门法，对人权的保护还仅仅是一种立法上的承认，而对人权的真正保障，更重要的是在于使这些法律规定的权利真正地在社会生活中成为现实。一般而言，人权的实现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通过自己的法律行为来直接实现其实体权利;二是人们在司法救济中通过行使程序权利(诉讼权利)来保证实现其实体权利。以上两种实现人权的途径，随着法律规范的繁多复杂，越来越需要专业性的法律服务。但是在市场经济中，法律服务资源的有限性、有偿性往往导致社会弱者无法通过正常的市场交易方式获得相应的法律服务。因此，传统的人权保障措施已远远不够，必须建立相应的法律援助制度。所以，无论是从道德及人道主义的角度，还是从公正、平等的法律价值与评价的角度，或是从人权的角度，中国都不仅应当实行法律援助制度，而且中国的法律援助都应当比外国实现得更好。

(二)凸显司法公正

    司法公正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为解决各类社会冲突而追求或拥有的一种法律理想和法律评价。它是指国家司法机关在处理各类案件的过程中，既要运用体现公平原则的实体规范来确认和分配具体的权利和义务，又要使这种确认和分配的过程与方式体现公平性。一般把前者称作实体正义，把后者称作程序正义。要实现司法公正，仅有实体正义是不够的，还要有程序正义。要实现司法公正，仅靠司法人员的秉公执法也是不够的，还要有对社会弱者的法律援助。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对司法公正特别是对程序正义的种种障碍，其中包括社会弱者在寻求法律的平等保护时遇到的有形或无形的困难。具体而言，这些障碍主要有以下几种:经济上的障碍;知识与信息上的障碍;权利和义务观念上的障碍;沟通交流上的障碍;法律服务资源上的障碍;生理上的障碍;人身自由上的障碍。以上诸种妨碍司法公正的障碍的存在，客观上造成了程序上的不公正，从而导致了实体上的不公正。而法律援助则是保障这两种公正的重要制度和措施之一。文学

三、中国法律援助蕴涵极为丰富的传统道德价值

    法律援助制度是为了适应人人平等的共同道德需求而产生的。‘言首先是在西方社会出现的。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了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在一定程度上履行自己的“平等”诺言，积极支持在有关法律制度中订立给予穷人提供法律援助的内容。如法国1851年确认法律援助制度，英国1903年颁布《保护穷人囚犯的法案》、1949年颁布《法律援助和咨询法案》等。西方法律援助制度的最初建立，是对封建地主阶级享有法律服务特权的否定，是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但是，从根本上讲，西方国家为穷人提供法律援助是为了巩固资产阶级统治，并没有改变其维护资产者利益的阶级本质，且他们所宣扬的人权是以财产权为核心的人权，所以其法律援助制度不可能使资本主义法律成为普遍保障广大穷人利益的工具。事实上，在资本主义国家，穷人请不起律师，打不起官司的现象仍到处可见。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切权力属于人民，这就决定了我们国家对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应该提供法律帮助，保障实现其应有的合法权益。中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同世界各国的法律援助制度一样，反映了人人要求乎等、铲除人间不平等的共同道德要求。然而，中国的法律援助制度还具有自己的特色，那就是它既反映了中国全体社会成员大都具备的或是能够接受的传统道德价值，又体现出了与社会主义道德的必然联系。中国的法律援助蕴含着极为丰富的传统道德价值。

(一)体现仁爱积善

    孔子云:“仁者爱人”，这是中国占代早期的人道主义。孔子从爱护他人、尊重他人的基本伦理立场出发，认为作为一个仁者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等。孟子继承和发扬了孔子的“仁爱”思想，进一步提出人的“良知”问题，认为“良知”即“不虑而知者”，可与“良能”、“良心”视为同义语。“良能”，是指天赋为善的能力，也就是天生愿做好事;“良心”，即善良之心，不忍加害他人之心。且认为“恻隐之心”是‘·仁之端”。“积善”亦即多做好事，与人为善。铁面无私的包拯、刚正不阿的海瑞等为民请命、为民伸冤的壮举，流芳千古，可歌可泣，都是传统道德价值观在司法活动中的典型表现。

    中国的法律援助，给在犯罪案件中无能力为自己辩护的未成年人、残疾人、老年人，给请求给付赡养费、抚育费、扶养费而无力支付律师费者，给请求给付抚恤金、保险金或与此有关的公证而无力支付费用者等等自然人提供法律帮助。同时，也给某些经济上有严重困难的国有或集体企业在生产经营中遇到的法律纠纷提供法律援助。这些都可谓是为人民为社会做好事，同情弱者，扶贫帮困助残，充分体现了仁爱积善的传统道德价值。

    法律历来被人们看成是公平和正义的化身。基于各种原因，社会上总会存在一些弱者，他们的基本权利受到侵害时，因经济贫困或其它原因，无法获得法律的保护。因此，对弱者的法律援助，不仅逐渐成为一种法律制度，也是社会道德的价值取向之一。为社会弱者提供减免收费的法律援助，是我们社会主义道德的重要体现。

(二)强调义务，淡泊利益

    义与利，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的一对重要范畴。居于传统道德价值观主一导地位的儒家思想是重义轻利。它主张“君子义以为上”，“不义而富且贵”则“如浮云”。这种重义轻利的优良传统，是中华民族抵制贪欲、战胜邪恶的武器。在法律不断受到金钱腐蚀的今天，全国首届十佳律师王海云的话掷地有声:“做律师就不能为了钱!”仗义执言，为民请命，是律师至高无上的准则。律师提供的法律援助，己使许多当事人受益。法律援助，为贫弱者减免服务费，不正是重义轻利这种传统道德价值观的生动体现吗?

(三)注重尊老爱幼

    世界各个民族都具有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中华民族在这方面更为突出。中国古代不仅有系统的伦理思想体系，而且有较完整的教育体制，向国民灌输尊老爱幼等伦理道德的观念。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把尊老爱幼与治国平天下联系起来。在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今天，给无能力为自己辩护的未成年人、老年人犯罪案件提供法律援助;为请求给付赡养费、抚育费的案件提供法律援助;为赡养协议、抚养协议的公证提供法律援助等等，无一不体现了尊老爱幼的传统道德价值观。

法律援助的定义篇7

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出现了当事人确因经济困难，无力支付鉴定费用，无法获得司法鉴定结论，导致因举证不能而败诉的后果，致使当事人上访、甚至迁怒于社会，已经成为社会不和谐、不稳定的因素。本文仅就司法鉴定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援助的必要性、可行性及工作设想进行探讨。

一、开展司法鉴定援助的必要性

鉴定结论作为七种法定证据的一种，在诉讼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按照现行的诉讼制度，大量的民商事案件需要当事人举证，实践中，当事人因为经济困难无法承担数额并非很高的司法鉴定费用而出现举证困难，从而导致其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护的情况时有发生。按照司法鉴定机构的性质而言，鉴定机构没有无偿提供司法鉴定援助的义务，作为司法鉴定工作主管部门的司法行政机关，也没有要求鉴定机构免费为当事人提供司法鉴定服务的行政权力。实际工作中，为扶助社会弱势群体、维护社会稳定，司法鉴定管理部门只能协调沟通，请求鉴定机构支援。虽然申请司法鉴定援助的只是少数，但产生的影响却很大，因为申请鉴定援助的大多为遭受交通事故、意外伤害，他们为治病救人早已债台高筑。按照《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社会弱势群体有得到律师法律援助的权利，也应该有得到司法鉴定援助的权利，否则该打的官司因"举证不能"无力打，该说的理无法为自己说，弱势群体的平等诉权没有得到真正的维护，司法公正也就无法实现。

开展司法鉴定援助工作对健全和完善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具有重要意义。法律援助和司法鉴定援助都是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必要的帮助，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不同的是法律援助弥补的是当事人对法律知识的不足，司法鉴定援助弥补的是当事人对科学技术知识的不足，二者可谓异曲同工、相得益彰。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拓展和规范法律服务，积极开展法律援助"。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基本原则，如果公民由于经济困难不能得到有效的法律援助包括司法鉴定的援助，不能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那么宪法的这一原则就势必成为一句空话。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家实施法律援助，用实际行动表明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不管是贫者、弱者和残疾者，不管政治、经济地位如何，在法律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这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要体现。因此对需要司法鉴定的弱势群体开展援助非常必要且紧迫，对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实现宪法的基本原则具有非常重要作用。

二、 开展司法鉴定援助的可行性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规定，"对需要鉴定的事项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在人民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无正当理由不提出鉴定申请或者不预交鉴定费用或者拒不提供相关材料，致使对案件争议的事实无法通过鉴定结论予以认定的，应当对该事实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三、开展司法援助的工作设想

根据我省的司法鉴定工作现状，在我省将司法鉴定援助纳入法律援助范围，全面开展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司法鉴定援助工作，提出以下几点工作设想：

（一）明确将司法鉴定援助列入法律援助范畴。在法律援助经费中列司法鉴定援助专项经费，司法鉴定援助经费是法律援助经费的组成部分。

（二）明确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人应当履行司法鉴定援助义务。鉴于我省法律援助和司法鉴定工作现状，明确司法鉴定人员应当承担对需要司法鉴定服务的弱势群体提供援助的义务，规定司法行政工作部门具体组织实施。

（四）明确司法鉴定援助的事项范围。根据案件的性质不同，结合全省经济发展情况，司法鉴定援助事项的范围不易扩大，对于涉及人

身损害赔偿等关乎生命、健康安全的鉴定事项应予援助。目前，司法鉴定援助的事项的范围应该以《决定》规定的"三大类"为限。

（五）明确司法鉴定援助案件的申请、受理、审批、指定程序以及司法鉴定援助补贴的领取程序及提交的材料。

法律援助的定义篇8

义县法律援助中心自20年7月成立以来，一直得到了县委、县政府的高度支持，始终把法律援助工作作为县政府的法定职责和民心德政工程，这是我县法律援助工作的希望，也是全县民众的福音。几年来，义县法律援助中心从建立民信政府，兑现政府工作报告的承诺出发，充分发挥自身职能作用，法律援助各项工作都取得了一定成绩，为实现司法公正、维护困难群众合法权益、确保社会和谐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下面，我就义县法律援助工作情况汇报如下。

一、保证质量，攻艰克难，社会效益不断彰显

1、积极主动提供服务，不断拓展受援范围。自义县法律援助中心成立以来，法律援助案件逐步由刑事向民商事拓展，受援范围不断扩大。几年来，全县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达31件，其中刑事法律援助10件，民事法律援助21件；受援对象达48人次，其中老年人5人，残疾人4人，未成年人3人，妇女12人，其余均为贫困者。此外，法律援助中心还参与调处各种矛盾纠纷50余起，解答法律援助咨询1740多人次。群众满意率为100%。为满足我县公民法律援助的需求，在《法律援助条例》规定的受援范围基础上，我们又增加了几条规定，使更多的人能够得到援助。一是将医疗事故、交通事故、工伤损害赔偿等纳入法律援助范围；二是将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提高到家庭人均月收入200元以下；三是针对某些案件的费用很高，超过当事人承受能力的，也可以获得法律援助。通过我们积极热情的服务，众多的社会弱势群体维护了自己的合法权益，寻求到了法律的公平与正义。

2、紧紧围绕中心工作，当好党委政府参谋。在做好解答法律咨询、法律援助案件办理等基础工作的同时，及时收集、掌握、分析重大民间纠纷信息，跟踪社会热点、难点，积极协调、主动参与，身体力行，通过向县委、县政府反映情况，为依法行政提供决策信息服务。在解决由“蚁力神”事件、“三鹿奶粉”事件等引发的大规模的群体上访案件中，义县法律援助中心均参与到了县政府的决策中去，并提出了很多可行性的建议，受到了县领导的重视和一致好评。

3、努力营造亲情氛围，不断提高工作效率。我们在接待群众、提供法律咨询、上门服务和法律帮助中，实行“一条龙”服务，对前来申请法律援助和法律咨询的当事人送一个微笑、打一个问候、让一个座位、倒一杯水、给一个圆满答复的“五个一”服务，在服务态度、言行举止、接待接听等各个环节营造家庭式的亲情氛围。对老年人、未成年人、残疾人等行动不便的特殊群体还上门提供服务；对一些紧急的法律援助案件，不及时处理有可能引发严重事件，先行决定提供法律援助，再进行经济困难条件审查；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可同时提出法律援助申请、登记等工作，省去当事人奔波烦累，既方便了群众，又提高了法律服务的工作效率。此外，我们还发挥全局优势，凝聚全系统的公务员、律师、公证员、法律援助人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等，构建法律援助网络体系和服务优势，形成对内各负其责，相互促进，对外沟通联动，协同作战的协作机制，充分发挥整体优势，使法律服务水平和质量得到充分的保证和提高。

二、夯实基础，健全机制，规范建设初见成效

1、构建三级网络体系，奠定坚实组织基础。义县司法局将法律援助工作列入工作的重中之重，确定一名副局长主抓，每年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法律援助工作，义县法援中心配备了3名工作人员，在各乡镇司法所分别设立了18个法援工作站，各工作站又在所辖居委会、村委会设立多个法律援助联系点。把法援服务领域拓展到了基层。建立健全了法律援助的接待、受理、回访、档案、学习、奖惩等各项管理制度，方便了广大求助对象，确保了法援工作有序进行。这样，一个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组织有序、覆盖全县的法律援助三级网络体系已经形成，为义县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2、制定内部规章制度，加大办案监管力度。我们义县法律援助中心紧紧围绕“机构规范、管理规范、服务规范”的要求，制定了各项内部规章制度，保证了法律援助工作健康有序地发展。一是局机关加大了对法律援助主体的监管力度，采取重大疑难案件的集体讨论、出庭旁听、结案审查、定期通报办案质量等措施，对办理法律援助案件进行监督指导。二是建立了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监督机制，进一步完善首问责任制、一次性告知等制度，强化了法律服务人员承办援助案件的质量责任意识。三是坚持法律援助不得违规收取费用的原则，制定了严格禁止借法律援助之名搞有偿服务的规定和措施，通过公开办案成本、受援人签名归档、审查结案报告等管理监督措施，严格规范法律援助工作程序，保证了法律援助工作质量和社会效果。

三、多措并举，扩大宣传，社会影响日益扩大

1、认真组织学习条例，法援制度深入人心。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法律援助制度，更好地支持和帮助法律援助事业，我们义 县法律援助中心不间断地开展了一系列《法律援助工作条例》学习宣传活动。通过学习，使县乡两级人民政府从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高度，深刻理解了加快发展法律援助事业的重要意义，并主动采取多种形式组织各部门、团体和企事业单位进行学习宣传。通过学习宣传，全县公民，特别是国家工作人员充分认识到了法律援助工作的性质和作用，增强了责任感和使命感，认真履行职责，积极承担义务。

2、开展主题宣传活动，畅通社会参与渠道。去年9月，我们开展了以“实施法律援助，实现公平正义，共筑和谐社会”为主题的纪念《法律援助条例》实施5周年宣传周活动，并在七里河镇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娱宣传演出活动。针对农民工分布广、流动大、权益易受侵犯等特点，我们切实做到了以下几点：一是宣传深入工地，不断强化农民工的维权意识；二是维权走进工地，切实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三是温暖送到工地，扎实为农民工办好事、实事。在整个活动周期间，我们共发放《法律援助条例》1.8万份，其它普法宣传材料2万份。遍及城乡的强大宣传声势，使法律援助成为群众的热门话题，极大地畅通了法律援助的社会参与渠道，有力地提升了法律援助工作的社会认知度，使更多需要法律援助的贫弱群众了解并运用法律援助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四、人员不足，经费短缺，办公条件亟待解决

几年来，我县的法律援助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与实际需要和上级要求仍有差距。

1、法援人力不足。义县法律援助中心仅有工作人员3人，面对越来越强烈求援呼声以及不断增多援助案件，仅靠现有的人力资源远远不能满足社会需求。法律援助宣传的盲区和死角还很多，许多群众还不知道政府有法律援助的职责，有的职能部门对法律援助的意识及自身职责也模糊不清。

2、工作条件不够。按全省规范化建设的要求，法律援助中心必须3间以上办公用房，并配套空调、电脑、打印机、传真机、电话机、交通工具、档案柜、办公桌椅等办公设备。而我县由于经费和条件的限制，法律法援中心仅有办公用房1间，工作条件简陋，远远达不到规范化的要求，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援办案的质量和效率。

3、部门协作不畅。一个具体的法援案件，有可能涉及法院、公安、工商、劳动、国土、建设、卫生、档案等多个职能部门，虽然是免费，但牵涉立案诉讼、仲裁、查档等事项仍需收费。要想让困难群众真正得到法律援助带来的实惠，仅靠免费还远远不够。

法律援助的定义篇9

法律援助是为经济困难的公民提供无偿法律服务，以保障其合法权益得以实现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为经济困难公民提供法律援助，解决他们打官司难的问题，是贯彻党的精神的重要举措，体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体现了党和政府对法律赋予公民基本权利的切实保障，有利于落实“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宪法原则，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法治目标的实现，有利于维护改革、发展和稳定大局。

要切实维护经济困难公民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法制建设进程的加快，使越来越多的社会关系纳入法律调整的范围，公民对法律服务的需求日趋增加。但由于诉讼制度的改革和法律服务的有偿性，部分经济困难的公民因无力支付法律服务费用而不能获得必要的法律服务，无法有效地参与诉讼及其他争议解决机制，难以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条例》赋予了公民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采取切实措施确保符合条件的公民都能得到法律援助。

要坚持法律援助是政府责任的原则。《条例》明确规定，“法律援助是政府责任”。各级政府要切实履行这一法定职责，把法律援助工作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予以统筹安排，将法律援助机构建设作为政府为民办实事的项目，力争用2－3年的时间，把全市10个法律援助中心都建成规范化法律援助机构。

要坚持法律援助无偿服务的属性。所有法律援助机构均不得从事有偿法律服务或变相创收活动，有关社会组织利用自身人力和财力资源为经济困难公民提供法律援助时，也必须严格遵守无偿服务的规定。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人员，要遵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不得收取受援人的任何财物。

二、大力加强法律援助保障机制建设，为法律援助活动广泛开展提供必要的条件

法律援助是一项无偿的社会服务事业，需要一定的物力和人力支持。目前，法律援助机构不规范、专职人员偏少、法律援助经费不足等问题，已成为影响全市法律援助工作深入开展的突出问题。各级司法行政部门应根据法律援助工作的实际需要，确定法律援助机构。要加强法律援助机构办公和接待场所建设，以方便群众的来访和候谈以及残疾人的出入。要将法律援助经费列入本级政府的财政预算，并根据实际需要和经济发展逐步增加投入，以确保法律援助事业与本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市司法局与财政局要根据我市各地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制定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补贴标准；要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和支持社会组织、公民向法律援助机构提供捐助，探索建立法律援助资金筹措的社会化、经常化机制，充分利用社会财力，支持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要加强对法律援助资金的管理，保证法律援助经费专款专用和办案补贴及时落实到位。任何部门和单位都不得截留、挪用、挤占法律援助经费。

三、强化法律援助工作监督管理，确保法律援助活动规范运行

法律援助事关党和政府的形象。法律援助机构和法律援助人员必须严格依法办事，切实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各级司法行政机关要加强法律援助人员政治业务素质建设，不断强化他们的群众意识、服务意识，增强社会责任感和敬业精神。各级法律援助机构必须切实履行职责，积极探索便民利民的有效形式，方便公民申请法律援助。要加强案件办理情况的督查，建立统一的服务标准，市县级司法局都要建立法律援助案件专家指导组，强化法律援助案件的指导和评估，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办好法律援助案件。建立以律师为主体的法律援助服务队伍，提高法律援助工作的专业化水平。要切实做好法律援助事务公开公示工作，自觉接受社会和人民群众的监督。对法律援助机构及工作人员借法律援助名义从事有偿法律服务、律师事务所拒绝提供法律援助或律师不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的行为，要依照《条例》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要鼓励和支持社会团体、事业单位等社会组织利用自身的资源为经济困难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

法律援助的定义篇10

一、指导思想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法律援助条例》为指导，以援助贫困群众、弱势群体为宗旨，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实施“十项民心工程”的通知》以及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法律援助工作健康发展意见的通知》为主线，以抓好法律援助机构建设、落实经费保障为重点，全面推进法律援助工作，确保经济困难的公民获得必要的法律咨询、、刑事辩护等无偿的法律服务，以保证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二、法律援助机构、法律援助服务机构及职责

法律援助中心是法律援助机构，负责统一管理、指导、协调、监督并组织实施本辖区的法律援助工作，受理、审批法律援助申请，指派和监督法律援助人员实施法律援助。律师事务所、公证处、基层法律服务所为指定法律援助服务机构，其主要职责：接受法律援助中心的指派并按要求指定专职律师、公证员、法律服务工作者为受援人提供法律援助；监督检查法律援助人员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质量，并征求受援人对法律援助事宜的满意度；负责督导承办人员在案件结案时，向法律援助中心提交有关的法律文书副本或者复印件以及结案报告等材料。

三、法律援助范围

根据《条例》规定，法律援助范围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公民对下列需要的事项，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人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依法请求国家赔偿的；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的；请求给付赡养费、扶养费的；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的；主张因见义勇为行为产生的民事权益的。

（二）刑事诉讼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人或者近亲属，自案件移送审查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人的；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人，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人的。

（三）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被告人是盲、聋、哑残疾人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

四、法律援助程序

根据《法律援助条例》规定，实施法律援助主要分申请、审查、受理、终止和终结等环节进行。

（一）法律援助申请

申请人申请法律援助，必须到所辖区域法律援助中心填写《法律援助申请表》，并载明以下事项：申请人的基本情况和经济状况；申请法律援助的事实和理由；申请人提供的证明、证据材料清单。申请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由其监护人或法定人代为申请。监护人或法定人应向法律援助机构提交有权的资格证明及人的基本情况。

（二）申请法律援助应提交的材料

公民申请、刑事辩护的法律援助应当提交下列证件和证明材料：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的身份证明，申请人还应当提交有权的证明；经济困难的证明；与所申请法律援助事项有关的案件材料；申请应当采取书面形式，填写申请表；以书面形式提出申请确有困难的，可以口头申请，由法律援助中心工作人员或者代为转交申请的有关机构工作人员作书面记录。

（三）法律援助的审查与受理

法律援助中心收到法律援助申请后，应当认真进行审查；认为申请提交的证件、证明材料不齐全的，可以要求申请人做出必要的补充或者说明，申请人未按要求做出补充或者说明的，视为撤销申请；认为申请人提交的证件和证明材料需要查证的，由法律援助中心向有关机关和单位进行查证。

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法律援助中心应当及时决定提供法律援助；对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应当书面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四）法律援助的终止与终结

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人员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向法律援助中心报告，法律援助机构经审查核实的，应当终止该项法律援助：受援人的经济收入状况发生变化，不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案件终止审理或者已被撤销的；受援人又自行委托律师或者其他人的；受援人要求终止法律援助的。

律师和法律服务工作者自法律援助案件办结后15日内，应当向法律援助中心提交以下承办案件的材料：法律援助中心指派函和反馈卡；委托协议及其他委托手续；书、上诉书、申诉书或者行政复议（申诉）申请书、国家赔偿申请书等法律文书副本；会见委托人、当事人、证人谈话笔录及其他有关调查材料；答辩书、辩护词或者词等法律文书；判决（裁定）书、仲裁裁决书、调解协议或者行政处理（复议）决定等法律文书副本；结案报告。法律援助中心审查后，将材料退还，由承办人员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负责归档保管。并将原材料的复印件上交法律援助中心存档。

五、法律援助人员的权利和义务

（一）各级法律援助机构的专职律师、每名社会执业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每年应义务办理一至二件法律援助案件。

（二）律师事务所、公证处、基层法律服务所应积极支持社会执业律师、公证员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履行法律援助义务，并提供必要的工作方便。

（三）法律援助承办人员接受指派后，应于接到通知之日起二日内，到法律援助机构办理相关手续，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拖延或终止办理所承办的法律援助事项。法律援助人员应当及时向法律援助机构和受援人通报法律援助事项的进展情况。法律援助人员应当保守法律援助案件所涉及的国家秘密，不得泄露当事人的隐私。

（四）法律援助人员在办案过程中，发现受援人不具备援助条件的，应当提请法律援助机构撤销其受援资格。

（五）受援人不遵守法律规定或违反法律援助协议的，法律援助人员可以报经法律援助机构批准，拒绝或中止法律援助。

（六）法律援助人员在执行职务中必须接受法律援助机构的监督。

六、法律责任

（一）法律援助人员拒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对其进行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可以建议有关司法行政部门给予相应处罚。

（二）律师事务所、公证处、基层法律服务所不积极支持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履行法律援助义务，有关司法行政部门应当根据法律援助机构的建议，责令改正。

（三）受援人无正当理由拒绝法律援助机构指派的法律援助人员的，不得就同一事实和理由提出法律援助申请。

（四）受援人以不正当方式获得法律援助的，应双倍支付已获得法律援助服务的全部费用。

七、具体要求

（一）加强学习，提高认识。做好法律援助工作不仅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落实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和省委、省政府“民心工程”的需要，也是党和政府执政为民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的具体体现。各法律援助承办单位要组织法律援助工作人员认真学习领会《法律援助条例》，充分认识法律援助工作在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方面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增强工作责任心和使命感，尽职尽责地做好法律援助工作。

（二）搞好宣传，提高法律援助的认同度。要采取各种有效形式，加强对《法律援助条例》的宣传，让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对法律援助工作有一个正确认识和全面的了解，引导他们依法有序地表达自己的诉求，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让更多的困难群众得到必要的法律援助，提高法律援助工作在社会和人民群众中的认同度。

（三）严格管理，提高办案的质量。法律援助工作人员要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尽职尽责地承办好法律援助案件。要严格执行《法律援助条例》的有关规定，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案件，要及时受理和承办；对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当事人，要做好耐心细致的解释工作，取得当事人的理解。要努力学习业务知识，熟练、准确地掌握和运用有关政策和规定，为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受援人提供优质法律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