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内直接投资定义十篇

境内直接投资定义篇1

企业如何办理境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业务？

答：根据《境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以下简称《试点管理办法》），企业可以凭境外直接投资主管部门的核准证书或文件直接到银行办理境外直接投资人民币资金汇出、人民币前期费用汇出和境外投资企业增资、减资、转股、清算等人民币资金汇出入手续。企业首次办理境外直接投资相关的人民币资金汇出前，应到其所在地外汇局办理前期费用登记或境外直接投资登记，企业之后办理的其他业务应在30天内向外汇局报送有关信息。对人民币前期费用已经汇出6个月，但仍未获得境外直接投资主管部门核准的境外直接投资，企业应将剩余资金调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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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需要同时使用人民币和外汇资金的，如何进行管理？

答：企业使用人民币到境外进行直接投资按照《试点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办理，需要同时使用外汇资金的，企业和银行应当按照外汇管理相关规定，办理境外直接投资外汇资金汇出入手续。在办理外汇资金汇出入手续时，银行应当登入直接投资外汇管理信息系统进行业务审核，确保相关业务的合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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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如何办理境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业务？

答：银行在办理境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业务过程中，可选择登入RCPMIS（人民币跨境收付信息管理系统）和直接投资外汇管理信息系统查询有关信息，帮助其进行交易真实性审核。业务办理完毕后，银行应向RCPMIS报送境外直接投资相关的各类人民币跨境收付信息，由RCPMIS向直接投资外汇管理信息系统提供人民币跨境收付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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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在办理境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业务时应履行哪些义务？

答：一是严格进行交易真实性和合规性审查。银行在办理境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业务时，应当根据有关审慎监管规定，要求境内机构提交境外直接投资主管部门的核准证书或文件等相关材料，并进行认真审核。银行可利用RCPMIS和直接投资外汇管理信息系统对其进行交易真实性和合规性审查。

二是按照规定报送信息。银行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RCPMIS报送与境外直接投资及境外人民币贷款相关的各类人民币跨境收付信息。

三是切实履行反洗钱和反恐融资义务。在办理境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业务时，银行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和《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令〔2006〕第1号）、《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06〕第2号）、《金融机构报告涉嫌恐怖融资的可疑交易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07〕第1号）、《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07〕第2号）等规定，切实履行反洗钱和反恐融资义务，预防利用人民币境外直接投资进行洗钱、恐怖融资等违法犯罪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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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如何办理有关境外投资企业或境外项目的人民币贷款业务？

答：银行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向境内企业在境外投资的企业或项目发放人民币贷款。通过本行的境外分行或境外银行发放人民币贷款的，银行可以向其境外分行调拨人民币资金或向境外银行融出人民币资金，并在15天内向当地人民银行备案。在办理上述业务时，银行应当向RCPMIS报送有关人民币跨境收付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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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管理办法》对境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试点规定了哪些风险防范措施？

答：为保障境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试点的平稳发展，按照风险可控、稳步有序的原则，《试点管理办法》主要规定了以下三方面的风险防范措施。

一是强化银行的风险防范职责。《试点管理办法》要求银行以境外直接投资主管部门的核准为办理有关业务的前提和主要依据，根据有关审慎监管规定认真审核企业提交的有关材料，如实向人民银行报送人民币跨境收付及有关信息，切实履行反洗钱和反恐融资义务。

二是加强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为在有效防控风险的基础上便利银行和企业开展业务，《试点管理办法》建立了人民银行、商务部、国家外汇管理局等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机制。人民银行和商务部定期交换人民币境外直接投资的审批信息和境外直接投资人民币实际收付信息。RCPMIS每日向直接投资外汇管理信息系统传输境外直接投资相关的人民币跨境收付信息，直接投资外汇管理信息系统每日向RCPMIS传输境外直接投资相关的外汇跨境收付信息。

三是加大事后监管力度，强调监管合作。为将境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制度落到实处，《试点管理办法》规定，由人民银行会同外汇局对银行、企业的人民币境外直接投资业务活动进行监督检查和处罚，督促银行切实履行交易真实性审核、信息报送、反洗钱等职责，监督企业依法开展业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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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和企业违反《试点管理办法》应承担何种法律责任？

答：银行、企业违反《试点管理办法》有关规定的，人民银行会同外汇局可以依法进行通报批评或处罚；情节严重的，可以禁止银行、境内机构继续开展跨境人民币业务。银行在办理境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业务时违反有关审慎监管规定的，由有关部门依法进行处罚；违反有关反洗钱、反恐融资和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规定的，由人民银行依法进行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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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内直接投资定义篇2

【关键词】国际资本流动；国际收支；外商直接投资

一、外商直接投资的涵义

外商直接投资（FDI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也叫国际直接投资International Direct Investment），它以控制经营管理权为核心，以获取利润为目的，是与国际间接投资相对应的一种国际投资基本形式。国家统计局定义：外商直接投资指外国企业和经济组织或个人（包括华侨、港澳台胞以及我国在境外注册的企业）按我国有关政策、法规，用现汇、实物、技术等在我国境内开办外商独资企业、与我国境内的企业或经济组织共同举办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作经营企业或合作开发资源的投资（包括外商投资收益的再投资），以及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的项目投资总额内企业从境外借入的资金。一般外商直接投资以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独资经营企业、合作开发等方式存在。

二、外商直接投资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外商直接投资是造成货物与服务贸易账户、收益账户逆差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对外商直接投资的管理可以有效地改善经常账户的情况，对我国国际收支的平衡有重要意义。

（1）外资来源单一。我国当前的投资来源比较单一。2009年我国外商投资总额603.25亿美元，其中亚洲地区的投资为357.2亿美元，占50%以上，北美地区为37.3亿美元，欧洲地区为56.4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投资来自香港、台湾、新加坡、韩国等国家和地区，日本、欧美等国对我国的投资虽然有所增加，但比重仍然很小（见表1）。

（2）优惠政策引发负面效应。首先，优惠政策使外资企业相对于国内企业来说有着诸多优势，使原本资本和技术实力就落后于外资企业的国内企业在政策方面又处于不利的地位，直接限制了国内企业的发展。其次，由于外资企业享有的税收政策不同与国内企业，出现了数额巨大的“假合资”，即内资为了享受外资的待遇，有的企业便设法将资金转移到国外，然后以“外资”的身份流回国内，套取各种对外资的优惠政策，形成了许多“假外资”企业。（3）外商投资的产业结构不合理、地区分布不平衡。而我国的外资产业分布格局是第二产业比重偏高，占70%以上，其中多以制造业为主，第一产业仅仅占2%左右，第三产业占20%左右。在第三产业中，房地产占了吸收外资的首位，约占了第三业的2/3，而金融、保险、商业、外贸、信息服务业等行业外资流入的数量有限。从地区分布来看，目前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地区，尤其集中于珠江三角洲及闽南地区和长江三角洲地区，中西部地区起步较晚。

三、对于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建议

（1）提高外商直接投资质量。保持外国直接投资适度规模是提高质量的前提，对于实现我国国际收支平衡具有重要意义。在20世纪90年代末，国内引发了有关引进外国直接投资适度规模讨论的热潮，提出了其适度规模的概念。适度外国直接投资规模具体是指在国家自我经济发展控制权的条件下，在一定时期内，能为经济发展所消化吸收，并能促进经济。（2）引导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取向。重点支持先进技术，大力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于电子信息、生物工程、新型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同时鼓励外商对我国农业的投资，加快农业的发展和农业产业化的进程，提高我国初级产品的国际竞争力。（3）有针对性地打击外国直接投资热钱流入行为。首先针对贸易项下存在着进口价格虚报、假借贸易名义融资等行为，在不限制其用汇条件下加强真实性审核，提高监管的效率。其次，严格限制资本项目的借汇，对外资企业外债实行审查备案制度，对其资本项目外汇实行有条件结汇。对资本项目不按规定渠道审批和结汇的各种违法行为进行查处。最后，严格进行收支凭证的审核和实施法人负责制。要防止利用境内外母公司和子公司及关联公司之间的财务关系进行资金的投机炒作，严格进行收支凭证的审核和实施法人负责制。

参考文献

[1]王博雅．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现状、问题及对策分析[J]．价值工程.2011（22）

境内直接投资定义篇3

B股市场面临大发展 对监管者而言，当前迫切需要考虑并付诸实施的事情，一是如何进一步扩大容量，以平抑短期可能出现畸曲的供求矛盾；二是如何加强外汇管理，以确保整个金融市场的安全。 经国务院批准，中国证监会决定，允许境内居民以合法持有的外汇开立B股帐户，交易B股股票。这一政策在上周初的出台，对我国的B股市场及其投资者而言，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2月19日以来，关于B股的话题始终是投资者心目中的热门。尤其那些原本合法持有外汇存款的人，更有跃跃欲试的冲动。本周，各大证券公司B股开户柜台前人头攒动，沪深两地B股开户总数不断上升。在这样一个时刻，如果我们能进行冷静而理性的思考，充分理解新政策的含义，对于把握B股未来的发展方向应是大有好处的。 一、新政策出台的意义所在 允许境内居民以合法持有的外汇进行B股买卖，如果仅仅从对市场利多利空的层面来理解，显然是很不全面的。新政策的出台，尤其选择在中国加入WTO的日期逐渐明朗化的时候出台，应该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 按照WTO有关条文规定，我国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国之后，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将有一个相对明确的时间表。所谓市场开放，也即是说，境内投资者与境外投资者应处在平等的位置上，境内投资者能够参与的，境外投资者也应该能够参与，反之亦然。因而，放开境内居民买卖B股的限制，是我国政府实现金融市场开放过程中迈出的坚实一步，既是一种姿态，更是一种信号。 实际上，加入WTO后，经过一段过渡期以后，包括A股市场在内的其他金融市场也将全方位开放。当然，直接对外开放A股市场，且不说目前的最基础条件不具备，而且无论从监管者的角度，还是从一般投资者的角度，都明显缺乏经验，不可控的因素较多。但是，在正式“入世”之前的最后关头，我们将B股市场推到一个“国际化”的相当前沿，让境内投资者与国际投资者有面对面直接碰撞、竞争的环境，对于我国在过渡期开始的最初，在政府相对能够控制的一定范围内，进行试验，无疑可积累丰富的实际经验，为逐步提高我国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水平打下扎实基础。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我们要在开放的前提下，进一步完善市场规则；另一方面，为了保证金融的绝对安全，政府应该加大对外汇市场的管理力度，如此才能将试验的范围控制好。 向境内居民开放B股市场，在其凸显“试验田”作用的同时，投资者数量必然会在较短的时期内，快速得到增长，由此带来的直接效果，B股市场的活跃度将充分体现。当一个市场趋活之后，则其对市场内外投资人的吸引力就会大大增强，不仅对境内投资者，更会引起境外投资人的高度关注。由此，原先提出的通过B股市场吸收直接外资（真正意义上的外国资金）的目的也可以真正得到实现。 对于境内的上市公司，境内居民对其经营状况的了解，比之境外投资者来说，无疑要来得更加直接和真切。因此，如果境内投资者的投资热情高涨，必将带动境外人士的投资积极性。如此，我们的市场就能够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通过扩容大量吸引外资也便有了现实可行性。衷心希望在今后无须太长的时间里面，我们的B股市场能呈现这样一个可喜的局面：市场交易趋于活跃———大盘趋势牛态尽显———市场规模快速扩大———大量吸引境外外资。 二、新政策出台对大盘的影响 从市场供求的角度分析，允许境内居民进入B股市场的政策出台，短期而言，将使供需双方的力量从原先的相对平衡状态急剧向需方倾斜。因此，可以预期的是，当两地B股市场恢复交易以后，股指将有一个快速无量空涨的阶段，直至达到一个新的相对平衡位置。 直观而言，短期需求的爆发力量之强可能会超乎想象。主要来源于心理面。这些多头力量，既有来自新开户的资金，也有原先已经在场内的空头回补因素。因此，笔者个人认为，对于监管者而言，当前最迫切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如何有利有节地使供需力量在一个相对合理的位置很快达成平衡。因为存在B股入市门槛较高及新股发行上市需要一定辅导期的限制，短期内把市场真正做大，似乎不太现实。但至少管理层可以有一个态度，让B股投资者有所预期。否则，对于容量偏小的市场，多头力量的快速渲泄，可能会将股指推到一个相当的高度，使得一直以具有理性投资价值为特征的B股市场的泡沫成份大大增加，从而也使得其风险性和投机性一览无遗。相信这样的结果，既不是投资者所愿意看到的，也肯定与市场监管者出台新

境内直接投资定义篇4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 风险类型 风险原因 风险对策

一、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分析

二十世纪末以来，我国主动参与国际经济活动，鼓励对外直接投资。近年，国企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变大，投资领域变宽。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及外来直接投资金额有所增长。

（一）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体主要特点是：

1.多元化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者的格局。国企占境内投资者的比重下降，国企境内投资者数量也有所下降。

2.投资主体行业分布中，制造业占投资主体数大部分，批发零售业为其次，其余是商务服务业、建筑业、农林牧渔业等。

（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形式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方式有以现汇出资、以国外贷款出资、以国内实物出资、以国内专利技术出资等方式。与东道国或第三国举办的合资与合作企业占中国对外投资企业所有权结构中绝大部分。中企对外直接投资方式有收购、跨国兼并、参股及股权置换。

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成因分析

随着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发展，对外投资给我国企业面临更大的投资风险主要有：

（一）政治风险和成因

资本主义国家是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东道国。因政治制度不同，我国经济发展迅速，许多国家觉得受到威胁，限制中国经济发展。政治风险一般是因东道国政局的变动与战争、东道国制裁与保护主义政策及东道国国有化风险。

（二）外汇风险和成因

外汇风险是指因汇率变动使企业常面临海外投资资金的流动、成本和收益的不确定性。其成因一是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实行浮动汇率制，各国国际投资行为介入。二是东道国金融稳定性不高，货币易贬值。三是我国企业在对外投资从事汇兑时，对全球的金融形式与发展分析与评估不足，使我国汇兑损失。

（三）管理风险和成因

管理风险是指因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时，其管理环节的不确定性使企业的投资收益有风险。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时，管理风险成因有：一是我国企业保持稳定。市场竞争日益激烈，要适应和生存必须变革和创新。二是东道国的会计制度与我国有差别。中国境外投资企业财务披露与信息公开存在不足，易使融资或股东利益分配有困难。三是因跨国企业人力资源主体的构成多元化。西方实行独立决断和个人负责，中国国企实行集体决策。四是因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时，常不注意各国家间文化差异。不利于国内母公司和海外公司相互沟通协调，不能及时对变化作出调整。

（四）经营风险和成因

经营风险是指因为企业在生产经营中因决策上的失误而造成经济损失的可能。经营风险成因是国际市场环境变化的影响和企业内部在投资过程中控制、决策、模式选择等经营策略的运用不得到而带来的影响。

（五）技术风险和成因

中国海外投资企业的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企业的差距不小，主要因为：中国许多企业在海外投资活动中，面临的行业或特定技术的标准都与东道国会有较大差别。且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相比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较完善。因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落后，不能有效监控可能会损失，技术本身的特性也会给企业带来风险。

（六）法律风险和成因

因为世界各国的政治制度等不同，发展战略和技术政策不同，对待外资的立法也不同。法律风险是指因法制原因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风险。主要原因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政策体系和法律制度有缺陷，中国海外投资企业无序、盲目的竞争，使亏损较大，大量资金流出。且因法律的冲突与差异，我国企业不能认清自己的经济行为触犯了东道国的有关法律规定与否，使潜在的投资风险增加。

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管理策略

（一）境外投资风险的宏观管理策略

1.制定和完善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家干预战略。保证对外直接投资战略实施地长期稳定。降低投资的宏观风险。

2.建立统一的对外直接投资管理机构，实行有效的管理方法防范管理风险。为从事对外直接投资行政管理事务必须建立统一的管理机构，可建一个具有政府和私人两种身份的机构。作为政府机构，按照政府政策制定方针，运作政府提供的保险储备金。作为法人，以自己的名义、控诉，出面解决纠纷，这样可更好的向东道国索赔。

3.健全和完善鼓励性的海外投资倾斜政策。中国企业必须了解东道国各方面信息，选择正确的投资区域和投资项目，合理确定投资规模才能防范经营风险。同时中国要培训有关技术人员、帮助进行技术研究和开发，提高海外投资企业的技术水平，降低技术风险和经营风险。

4.健全对外直接投资的法律体系。制定一部有中国特色且与国际接轨的法律，使我国的对外投资有法可依。

（二）中国境外企业风险管理对策

1.投资前期的预防措施。一要认真选择东道国，明确发展战略和市场定位，做好风险评估。二是企业内部风险防范。三要建立对外直接投资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四是采用有效的灵活性投资方式，使投资经营活动的适应性与竞争力更强。

2.企业经营过程中的避险措施。一要实施经营战略的多角化。这样可降低风险且有利于创造我国国际品牌。虽会增加成本，但能较好的防范非系统性风险。二是举债于当地。从东道国筹措资金用于周转、应急、再投资等可规避风险，可减少损失，降低外汇风险。三要控制关键技术，掌握市场信息，预测市场变化。这样可使我国对外投资企业及时掌握信息，避开市场风险，争取收益。四要全面提高对外投资主体的综合素质和竞争能力。

3.采用以下措施可以尽可能的减少企业在投资运用中可能出现的风险。一是要选择适当的币种。尽量选择“硬币”或“软币”（“硬币”是汇率呈上升趋势的，“软币”是抛出汇率呈下降趋势的）；不能准确判断汇率波动时，选择多种货币，分散汇率波动的风险，减小损失。二是要扩展货币来源。我国企业应筹措多种不同的货币，避免因一种货币的汇率波动便导致我国企业资金、财政状况受到影响。三是搞清企业的投资情况和环境，正确的划分投资资金以及企业留用资金。合理配置资金资源，保证资金的顺利流通使经营管理更好地进行，实现预期的财务成果。

参考文献

[1]田泽.后危机时代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与对策[J].现代经济探讨，2010，（10）:51-55.

[2]涂玉龙，吴斌.浅析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管理问题[J].致富时代（下半月），2011，（6）:142.

境内直接投资定义篇5

内容提要: 境外投资已经成为我国经济转型的重大战略，我国的企业所得税制度应当有适应这样的战略的转变。在纳税主体方面：居民企业的确定应以成立地标准为主，补充适用资本控制标准；秉承企业所得税为法人税的理念，以实现逻辑上和现实中的自洽；受控外国公司的内涵有待进一步明确。在税收抵免方面：我国税法可以适当降低间接抵免的持股比例要求，将分国限额抵免改为综合限额抵免，全面实施税收饶让。在税收鼓励方面：我国应建立海外投资风险的事先防范制度，完善资源、品牌和技术获取型境外投资的导向性政策，允许企业境内外之间的盈亏相互弥补。如何

 

 

      近年来我国企业的境外投资增长迅速。根据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的《2009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09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22个国家和地区的2283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433亿美元。截至2009年底我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已超过2200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现象的重要背景之一是我国的国际贸易环境严重恶化。根据克鲁格曼等学者的“新贸易理论”， 要素秉赋差异较大的国家间主要进行产业间贸易，而要素察赋相似的国家间主要进行产业内贸易，如果要素秉赋差异太大且公平的市场交易无法使要素价格均等化时，跨国投资就会大量出现。[1]经合组织近年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那些既吸收外资又对外投资的国家,则会因资本的流入和流出而取得更显著的贸易增长。[2]由此可见，境外投资已经成为我国经济转型的重大战略，我国的法制包括税制应当适应这样的转变。如何

      关于境外投资的纳税主体

      我国现行《企业所得税法》将企业分为居民企业和非居民企业。居民企业是指依法在中国境内成立，或者依照外国(地区)法律成立但实际管理机构在中国境内的企业。居民企业应就其来源于中国境内、境外的所得缴纳企业所得税。将实际管理机构作为居民企业的标准之一有其合理性：将注册成立地作为判断居民身份的唯一标准，纳税人就可以选择企业的注册成立地以规避居民税收管辖权。如我国的居民企业在境外的避税港设立企业，通过国内外关联企业转移定价将利润转移到避税港企业，就可以达到逃税的目的。按照我国《企业所得税法》兼采的实际管理机构地标准，上述避税港的企业仍被视为居民企业。实际管理机构标准也是经合组织和联合国的税收协定范本共同推荐的解决法律冲突的选择标准。《企业所得税法》确立此标准，有利于维护我国的居民税收管辖权。但是，这一标准应当是补充适用，不应当和成立地标准并列适用，否则会对我国的境外投资产生消极影响。首先，尽管甄别居民企业的标准存在多项选择，但采用注册地标准的国家多将管理机构所在地作为补充适用的标准，《企业所得税法》的这一规定无疑会增加税收管辖权的冲突；平心而论，如果外国法律将在我国注册成立的企业都定性为居民企业，我们也难以接受。其次，《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将实际管理机构界定为对企业的生产经营、人员、账务、财产等实施实质性全面管理和控制的机构。此在实际操作层面确存在困难：在法理上，管理机构所在地有控制中心所在地与管理中心所在地的不同理解；在股东会中心主义和董事会中心主义的不同治理模式下，实际管理机构是营业机构还是决策机构，也存在不同的解读；实际管理机构是指母公司的实际管理机构还是子公司的实际管理机构，我国税法也指代不明。根据1983年的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对跨国公司的定义，跨国公司是分设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实体组成的企业，而不论这些实体的法律形式和活动范围如何，这些企业的业务是通过一个或多个决策中心，根据一定的决策体制经营的，具有一贯的政策和共同的战略，企业的各个实体由于所有权或其他的因素，使得其中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实体能对其他实体的活动施加重要影响，尤其是在分享知识、资源和分担责任方面。可见跨国公司本来就是所有成员企业都在统一的策略下经营，如果对实际管理机构没有明确界定，跨国公司的所有境外企业将都可以被界定为其母国的居民企业。这恐怕不应该是国际法制应当追求的目标。所以，我国《企业所得税法》不应当将注册成立地和实际管理机构地并列作为甄别居民企业的标准，而应当将注册成立地作为首选标准，其他标准只能是补充适用；鉴于实际控制机构难以确定，我国可以补充适用资本控制标准。即法人国籍的确定首先要看法人的资本实际上被哪个国家的公民所控制，然后再根据资本控制者的国籍来确定法人的国籍。资本控制标准的适用不仅有利于我国对外资的管制，也可以防止国内企业利用跨国关联企业转移定价逃避我国的税收居民管辖权。

      我国《企业所得税法》将其他取得收入的组织也作为为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纳税人并非必须具备法人资格。这和原《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的规定类似：任何组织只要实行独立经济核算，即具备在银行开立结算账户、独立建立账簿编制财务会计报表、独立计算盈亏三条件，均为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义务人。此规定在逻辑上不能自洽。既然企业不具备法人资格也是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主体，《企业所得税法》就不能规定合伙企业和个人独资企业不适用《企业所得税法》。此规定也割裂了税法上的纳税义务人（税收债务人）和民法上的独立责任主体（法人）的联系，使无独立行为能力的主体承担税法上的完全义务。此规定还剥夺了我国到境外投资的企业税负公平原则下的利益。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居民企业以企业登记注册地为纳税地点；但登记注册地在境外的，以实际管理机构所在地为纳税地点。根据二九年《关于企业境外所得税收抵免有关问题的通知》，居民企业在境外投资设立不具有独立纳税地位的分支机构，其来源于境外的所得，以境外收入总额扣除与取得境外收入有关的各项合理支出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在汇总计算境外应纳税所得额时，企业在境外同一国家（地区）设立不具有独立纳税地位的分支机构，按照企业所得税法及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计算的亏损，不得抵减其境内或他国（地区）的应纳税所得额，但可以用同一国家（地区）其他项目或以后年度的所得按规定弥补。按上述规定，我国居民企业设立的境外的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分公司可以是独立的纳税义务人，所以其利润不可能冲抵其境内总公司的亏损，其亏损也不能抵消其境内中公司的利润。而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的相关规定，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不具有法人资格的营业机构的，可以汇总计算并缴纳企业所得税。我国税法应当秉承企业所得税为法人税的理念，以实现逻辑上和现实中的自洽，合伙企业和个人独资企业等因不具有法人资格无需缴纳企业所得税，我国民法制度中的各类法人也都应当是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主体。

      受控外国公司（CFC）制度是对延期纳税制度消极后果的纠正。美国1954年起对本国企业开展海外经营的国外所得实行延迟纳税制度，即公司的国外投资收入在汇回国以前不予征税。[3]该制度在鼓励对外投资的同时，也导致越来越多的美国跨国公司利用避税地设立基地公司，并将利润保留在基地公司以逃避税收。在此制度下，居民企业不但能够得到延迟纳税的好处，如其将关联企业的利润转移到避税地的基地公司，还能得到更多的税收利益。因此，美国国会于1962年通过了其国内收入法典的F分部条款，提出了受控外国公司的概念。如果一家外国公司各类有表决权的股票总额中有50%以上属于美国股东，而这些股东每人所拥有的有表决权的股票在10%以上，那么该外国公司即为受控外国公司。该条款规定，受控外国公司利润归属于美国股东的部分，即使当年不分配，也要视同当年分配股息，分别计入各股东名下，并缴纳所得税。CFC法规既考虑了境外投资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也维护了国家的税收利益。日本于1978年采用了CFC法则。加拿大、德国等国也纷纷仿效。至2002年，已经有22个国家制定了受控外国公司税制。[4]我国《关于企业境外所得税收抵免有关问题的通知》也有CFC的规定：居民企业在境外设立不具有独立纳税地位的分支机构取得的各项境外所得，无论是否汇回中国境内，均应计入该企业所属纳税年度的境外应纳税所得额。居民企业来源于境外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应按被投资方作出利润分配决定的日期确认收入实现。我国《企业所得税法》也规定，由居民企业和中国居民控制的设立在实际税率明显低于25%的国家（地区）的企业，并非合理的经营需要对利润不作分配或减少分配的，此利润应当归属于居民企业的部分，应当计入该居民企业的当期收入，缴纳企业所得税。上述规定初步确立了我国的受控外国公司制度，但缺乏可操作性。如：何为税率明显低于25%的标准？芬兰、葡萄牙规定的标准是不足本国税率的60%，西班牙的标准是不足本国税率的75%，德国的标准是低于本国税率25%。另外，我国税法也需要对控制标准、非合理的经营需要、利润等作明确界定。

      关于境外投资的税收抵免

      不同于直接抵免解决分公司的重复纳税问题，间接抵免是解决子公司的重复纳税问题。所以直接抵免是解决解决法律意义上的国际重复征税的方法，间接抵免是解决解决经济意义上的国际重复征税的方法。我国长期没有间接抵免的相关法律规定。但我国签订的双边税收协定中却有间接抵免的条款。我国和日本、美国、马来西亚等国的协定规定了间接抵免，我国和新西兰的协定只规定对方企业可以可以享受间接抵免，中国和韩国、匈牙利和印度等协定则规定只有中方企业可以享受间接抵免。《企业所得税法》首次规定了间接抵免，居民企业从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外国企业分得的来源于中国境外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外国企业在境外实际缴纳的所得税税额中属于该项所得负担的部分，可以作为该居民企业的可抵免境外所得税税额。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的规定，直接控制是居民企业直接持有外国企业20％以上股份，间接控制是居民企业以间接持股方式持有外国企业20％以上股份。《关于企业境外所得税收抵免有关问题的通知》还有多层间接抵免的规定，居民企业直接或者间接持有20%以上股份的外国企业，限于符合以下持股方式的三层外国企业： 第一层是单一居民企业直接持有20%以上股份的外国企业； 第二层是单一第一层外国企业直接持有20%以上股份，且由单一居民企业直接持有或通过一个或多个符合本条规定持股条件的外国企业间接持有总和达到20%以上股份的外国企业； 第三层是单一第二层外国企业直接持有20%以上股份，且由单一居民企业直接持有或通过一个或多个符合本条规定持股条件的外国企业间接持有总和达到20%以上股份的外国企业。上述规定将20%的持股比例作为间接抵免的条件，与我国签订的双边协定不符。我国签订的双边协定规定的间接抵免的条件是10%的持股比例，如中日税收协定和中韩税收协定都是如此。笔者认为，我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可以适当降低间接抵免的持股比例要求，因为对股份比较分散的股份有限公司而言，20%已经是相当高的持股比例；通过证券市场收购上市公司，一般不可能达到20%的持股比例。如美国法律也规定，国内母公司拥有海外子公司 10%以上的股票表决权时可进行单层间接抵免；海外子公司拥有孙公司10%以上的股票表决权，母公司间接拥有海外孙公司5%以上的股票表决权就可以多层间接抵免。

      抵免限额根据限额的范围和计算方法不同，分为分国限额法与综合限额法、分项限额法与不分项限额法，我国采用分国(地区)不分项限额抵免方法。[5]根据《企业所得税法》，抵免限额应当分国（地区）不分项计算。但，分国不分项的抵免操作复杂并且不利于鼓励我国企业境外投资。如居民企业在多个国家投资，需分别计算出居民企业来自每一个非居住国的抵免限额；当居民企业设在几个境外企业都有盈利但税率不同时，其抵免限额不能调剂使用，导致境外投资企业总体税负增加。另外，我国《境外所得计征所得税暂行规定》还规定了定率抵扣的办法：企业可以统一按境外应纳税所得额16.5%的比率抵扣，导致境外投资企业的税负不统一。我国可建立综合限额抵免制度，将纳税人获得的所有不同国家的境外所得按照不同类别进行归类，每一类按照不同的税率计算抵免限额，直接抵免外国所得税税款。美国1918年最初实行的是分国限额抵免法，由于其不利于企业海外经营，20世纪60年代初至70年代中期，美国实行分国限额与综合限额的选择制。目前美国实行在区分不同所得类别的不分国综合限额抵免法，将纳税人获得的境外所得分为被动所得、高预提税利息、金融服务所得、船运所得、非受控第902节公司股息、国内的国际销售公司来源于美国境外的股息、对外贸易的应税所得、出口融资利息、其他所得九类，按照不同的税率计算抵免限额，直接抵免外国所得税税款。日本实行的是更加优惠的综合限额抵免法:在综合限额的计算上将亏损国排除，这可增大抵免限额，减轻境外投资企业税负。

      超限抵免额和亏损弥补只能向后结转不利于境外投资企业的利益。《境外所得计征所得税暂行规定》允许超限抵免额向后结转5年，与他国家相比，这对纳税人的补偿不够充分及时。日本和美国都允许同时向前与向后结转，给予纳税人充分及时的补偿。美国对于外国所得税税款超过抵免限额的部分，可向前结转2年，向后结转 5年抵免。日本企业在国外缴纳的外国所得税超过或未满当年抵免限额时，都可以向前后结转5年。我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亏损只能向后结转弥补5年，不能向前结转弥补，也不利于企业在跨国经营中降低经营风险。其他国家的亏损抵补通常包括向前结转和向后结转两种方式。向后结转，指用结转对外投资亏损来抵消未来几年收入，如韩国为3一4年，美国为5年，德国对亏损向以后年度结转甚至没有时间限制；向前结转是指企业发生海外经营亏损时可退还前几年所得已缴的赋税来补偿其亏损，如美国结转弥补的时间定为3年，德国、日本、加拿大结转弥补的时间为1年。美国税法规定，海外企业在一个年度出现经营亏损时，可将该亏损抵消前3年的利润；也可向后5年结转，抵消以后5年的收入。另外，我国境外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也不尽合理。《企业所得税法》和《境外所得计征所得税暂行规定》都规定，企业的境外所得要依照我国有关规定，摊计成本、费用及损失，确定境外所得，计算应纳税额和扣除限额，不能以境外纳税资料、纳税凭证为依据。此规定的失当之处在于各国的成本、费用具有不具备可调整性；境外企业为满足上述要求须准备两种帐本，导致成本增加。多数国家如澳大利亚、新加坡等都承认本国境外企业按照东道国法律的规定核定成本费用，无需按母国法律调整。国际商会在《国际投资指南》中对域外管辖权扩张进行了严格的限制。该指南建议母国不应扩大适用其国内针对投资者在东道国的行为的法律、指令和法规，不应干涉东道国的法律秩序。

根据《境外所得计征所得税暂行办法》，只有两种情况可以享受税收饶让：纳税人在与我国缔结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的国家获得的所得税减免和纳税人承揽中国政府援外项目的国家(地区)所得税减免。有些中外税收协定也有税收饶让的规定。如中韩税收协定规定，缔约国一方居民申报税收抵免时，其在缔约国一方应缴纳的税额，应视为包括假如没有按照该缔约国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法律规定给予减免税或其他税收优惠而本应缴纳的税额。中日税收协定中也有类似税收饶让条款。但我国签订的多数税收协定没有规定饶让制度。至2006年，我国投资区域已经从欧美、港澳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拓展到亚太、非洲、拉美等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我国目前签订且生效执行的国际税收协定只有82个。在已执行的 82个税收协定中，只有19个国家与我国相互给予饶让，有22个国家单方面给予我国饶让。[6]我国税法中有许多涉外税收优惠措施，为使外国投资者享受到这种税收优惠，我国政府往往单方面要求外国政府对其投资者在我国享受的税收优惠给予饶让抵免。但在多数情形中，对我国居民企业境外投资却不给予饶让抵免。我国现行的《企业所得税法》甚至还没有任何抵免饶让的规定。这种重资本输入轻资本输出的观念，和我国现在的海外投资的形势大相径庭。为了鼓励我国居民企业境外投资，应当尽快全面适用税收抵免中的饶让制度。

      关于境外投资的税收优惠

      我国税法中的海外投资风险防范措施明显不足。《境外所得计征所得税暂行办法》规定，纳税人在境外遇有风、水、火、震等自然灾害，损失较大，继续维持投资、经营活动确有困难的，或由于所在国(地区)发生战争或政治动乱等不可抗拒的客观因素造成损失较大的，在取得中国政府驻当地使、领馆等驻外机构的证明后，按规定可对其境外所得给予一年减征或免征的照顾。此规定只起事后弥补的作用。而许多国家的境外投资风险准备金制度则是有效的海外投资风险事先防范措施。境外投资风险准备金制度是准许企业在一定年限内，每年从应税收入中免税提取相当于投资额一定比例的资金计入准备金，积累年限内用于弥补风险损失，期满后准备金余额按比例逐年计入应税收入中进行纳税。日本的准备金制度包括1960年实施的对外直接投资亏损准备金制度、1971年的资源开发对外直接投资亏损准备金制度、1974年的特定海外工程合同的对外直接投资亏损准备金制度以及1980年的大规模经济合作合资事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亏损准备金制度。当日本居民企业的出资达到10%时，可以将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的50%作为亏损，对发达国家的投资的10%作为亏损，从企业收入中扣除作为准备金。若投资有损，可从准备金得到补偿；若投资未损，该部分金额积存5年后，从第6年起，将准备金分成5份，逐年合并到应税所得中进行纳税。法国国内税收法典第39条规定，进行海外投资的企业每年(一般不超过5年)可在应税收入中免税提取准备金，金额原则上不超过企业在此期间对外投资的总额，期满后将准备金按比例计入每年的利润中纳税。韩国也设立了境外投资准备金制度。对外投资者可以将海外投资金额的15%(资源开发投资的20%)作为海外投资损失准备金而享受免税优惠。海外损失准备金积存以后，如果没有发生损失，那么过了3年之后分4年平均补交。[7]

      我国税收政策缺乏境外投资导向性。在地区结构方面，我国的海外投资主要集中在亚洲和拉美。到2006年底，中国的对外投资60%流向了亚洲，16%流向了拉丁美洲，流向北美和非洲的各占7%，欧洲占6%，约有4%流向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8]在产业结构方面，我国对外投资过份偏重于初级产品的产业投资，忽视了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偏重消费品的投资，忽视了生产资料的投资；偏重一般加工型项目的投资，忽视出口主导行业和支柱行业的投资。其他国家的相关经验值得借鉴。为促进海外资源开发，韩国曾对境外资源开发事业(含农产品、畜产品、水产品、林产品、矿产品开发等)的投资所获得的红利免征所得税。美国规定: 凡是飞机部件、内燃机部件、办公设备、无线电装备及零部件、照相器材等，如果是用美国产品运往国外加工制造或装配的，在重新进口时只按照这些产品在国外增加的价值计征进口税，即只征产品增值税。[9]日本的海外矿产资源勘察补贴制度则规定政府承担勘察所需全部经费：选点后企业进行矿床勘探时，就给予一定比例的补贴；海外矿产勘察支出在税收处理时可以作为亏损。就我国境外投资的实际情况，资源开发的境外投资当然应当鼓励；随着我国境外投资进程，为取得技术和品牌的境外投资也应当鼓励。事实上，我国企业的技术获取型境外投资也已有十余年。如1998年，格兰仕集团投资1亿元在美国建立研发机构，1999年3 月，格兰仕北美分公司成立，同时成立美国微波炉研究所。1998年，康佳集团在美国硅谷正式成立由康佳美国分公司控股的实验室，用8个月时间就在此实验室里成功研制出第一台高清晰度数字电视。海尔目前在世界各地已拥有6个设计中心。在IT行业方面，2002年首信集团在美国新泽西州投资组建的 Mobicom公司，以跟踪世界最新数字技术和移动通信终端技术。华为集团不仅与摩托罗拉、IBM、英特尔等企业成立联合实验室，还在海外设立了美国硅谷研究所、美国达拉斯研究所、瑞典研究所、印度研究所和俄罗斯研究所。2001年华为印度研究所成为我国第一个获得CMM四级国际认证的软件研究开发机构。联想集团的全球化研发网络以香港为轴心，横跨北京、深圳、美国硅谷，在我国以至世界计算机行业确立了强者地位。2001年，万向美国公司成功收购NASDAQ上市企业Universal Automotive Industries INC.。同年，华立集团收购了菲利浦公司CDMA手机的核心制造技术，成为国内完整掌握IT产业核心技术的企业。我国吉利集团对奥尔沃的收购既是技术获取型境外投资，也是品牌获取型的境外投资。但是，我国现在没有完整的资源、技术、品牌获取型境外投资税收鼓励政策。二〇一〇年，财政部和商务部《关于做好2010年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专项资金申报工作的通知》是少有的此类规定。其规定了对境外投资的前期费用的直接补助和贷款贴息，但限于投资境外农、林、渔、矿业合作等项目。另外，我国还应当制定鼓励境外投资企业再投资的政策：一是按其海外投资资本的一定百分比退还对其国内所得课征的所得税额；二是实行投资扣除，对以机器设备、商品等实物进行境外投资的，以投资额的一定比例冲抵其国内应税所得额，以鼓励企业多以国内设备和商品进行投资，提高出口联动效应。

      企业境内外之间的盈亏不得相互弥补不尽合理。《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在汇总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时，其境外营业机构的亏损不得抵减境内营业机构的盈利。此规定可以上溯到1997年出台的《境外所得计征所得税暂行办法》。《境外所得计征所得税暂行办法》第2条规定:企业境外业务之间的盈亏可以互相弥补，但企业境内外之间的盈亏不得相互弥补。我国税法采用三种方法限制境外投资企业用盈利弥补亏损：一是境外亏损不得用境内盈利弥补；二是境内亏损不得用境外盈利弥补；三是发生在一个国家的亏损不得用发生在另一国家的盈利弥补。上述三种限制都可能导致对境外投资企业在某一纳税期间内全球所得的过高估算，增加其纳税义务。此规定也违反了公平原则，纳税人因盈利和亏损发生地点的不同承担不同的纳税义务。若境内亏损无法用于抵减境外所得，则境外所得相比于境内所得就具有劣势；若境外投资带来的亏损无法用于抵减境内所得或其他境外所得，则境外投资相比于境内投资就处于劣势。我国税法应当取消上述限制。如，美国公司在境外发生的亏损可冲减其美国境内所得，但当境外亏损机构以后年度有盈利时，对相当于亏损额赢利部分要直接并入美国境内所得追补课税，不得进行抵免，目的在于防止纳税人获得双重的税收利益。[10]

 

 

 

注释:

  [1]赫尔普曼，克鲁格曼：《市场结构和对外贸易》，上海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316页。

  [2] See WT/WGTI/M/8, para. 42.

  [3]陈继勇:《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8月第1版，第93页。

  [4] Brian J. Arnold, Michael J. McIntyre, International Tax Primer, Second Edition,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02, p. 89.

  [5]王铁军、苑新丽:《国际税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8月第1版，第83页。

  [6]国家税务总局:《我国对外签订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一览表》，httP://WWW.chinatax.gov.cn/ssxdjsP，2007年3月25日。

  [7]陈安主编：《国际经济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46－247页。

  [8]商务部:《商务部、国家统计局联合<200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非金融部分)。

境内直接投资定义篇6

关键词征收直接征收间接征收环境保护

一、国际投资中的直接征收

传统上国际法就承认国家有权征收外国人的财产，征收问题早于当代国际投资法。在当资条约中一般都有有关征收的规定。有关征收的习惯国际法寻求实现国家和投资者权利间的平衡，现在投资法明确规定了构成征收的条件和征收的法律后果。征收需要服务于公共目的。环境保护措施无疑满足了公共目的的本质特征。习惯国际法中的征收往往是为了协调国家权力与投资者财产权利间冲突。在国际法领域，征收的合法性没有争议，但是必须满足四要件才能符合合法征收。第一，征收必须为了公共目的。联合国大会将公共利益定义为为了公共事业、安全、国家利益，而不是为了国内外的个人或私人的利益。投资者不能挑战东道国的公共利益。就国家征收决定其本身而论，其可以认为是国家决策的表现，投资者很难对抗东道国为了公共目的的决策。第二，征收措施不得武断和歧视。国际法庭在ELSI案中首先对武断进行了定义，其认为仲裁者故意忽视法律的正当程序，其行为动摇了司法得体。国际法院的这一裁判中的定义在后来仲裁裁判中当作最有说服力的先例。仲裁庭在Azuris诉阿根廷案中将武断定义为为仅来源于主张，反复无常的、任性的，放纵的、不受约束的，专横的，其定义包括了布莱克大辞典中的定义和国际法院在ELS案裁判中所做的定义。仲裁庭在Occideental诉厄瓜多尔案中，认为征收是建立在偏见和偏好基础上，而不是在事实原因的基础上。武断的定义必须建立在该术语的一般含意的基础上，也应当在国际投资法具体情境中考察。国际法一般要求东道国对外国人或外国投者进行武断的待遇行为进行克制。国际习惯法并不要求东道国对所有的外国人公平对待，或者将外国人和本国国民同等对待，甚至无正当理由不公正的待遇可能也是不可诉的。为了在特定领域保护外国投资，大多数的投资协定规定了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仲裁实践表明，相对于主观意图，仲裁庭更倾向于以措施的实际后果为武断的认定标准。在西门子诉阿根廷案中，主观意图对于认定歧视待遇不是决定性因素。确定是否存在歧视的决定因素是相关措施对于投资的实际影响。第三，征收程序必须符合正当程序原则。对于这一要件至今存有争议。正当程序原则是国际习惯法给予外国人最低待遇标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与公平公正待遇的内容类似。另外，程序正当原则往往明确规定在双边投资协定中。因此正当程序原则是否构成征收措施合法性要件也就产生了争议。在国际最低待遇标注和公平公正待遇原则下，再规定程序正当显然是重复的。有人认为征收中的正当程序不同于违反投资保护待遇中的正当程序要求。但仲裁庭在与征收有关的争议中并不考虑正当程序。有关正当程序的考量是在投资待遇中解决的。第四，征收需要充分、及时、有效的赔偿。学者对于该要件争议也较大。及时、有效要求补偿不能不合理的延迟，并且赔偿的支付货币是可以自由兑换的货币。补偿的充分性要求一直存在争议。当今的标准要求补偿应当在征收发生之前或者征收决定为公众所知悉时的公平市场价为准。一般将公平市场价格作为实际的补偿标准。

二、国际投资中的间接征收

间接征收的构成要件很早就有人论述，也一直存在争议。在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的多边文件中，《保护外国财产公约草案》、1992年世界银行关于《外国直接投资行为指引》、还有《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NorthAmericanFreeTradeAgreement,以下简称NAFTA)等规定了间接投资或相当与征收的措施。间接征收是国家采取的管制措施，无论是立法、还是行政管理上的措施都可能引起投资条件单方面的改变。投资仲裁中有大量有关间接征收的案件。在RewerCopper诉海外私人投资公司（OPIC）案件中，牙买加政府在合同中明确做出了不上涨税收和专利税的保证。仲裁庭指出，虽然Copper的当地分支机构仍然拥有条件变化之前的投资财产权利，但是不能再对投资进行有效控制。在CME诉捷克共和国案中，仲裁庭发现捷克媒体委员会干预了CME的当地分支结构CNTS的合同权利，并且指出“如上述的捷克媒体委员会的作为或不作为导致了CME当地分支机构的经营权受到了严重破坏，CNTS变成了一个有资产但是不能经营的公司。”被破坏的正是申请人的投资，这种破坏正是申请人的高压政策造成的。在SabtaElena诉哥斯达黎加案中，仲裁庭认为，当东道国采取的措施对投资者的所有权、占有、使用和收益产生影响时，东道国行为构成了征收。在S.D.Meyers诉加拿大案中，仲裁庭明确指出，征收包括不仅包括公开的、故意的公认的财产掠夺，而且还包括对投资者的全部或大部分的财产的使用造成损害的国家干预。TechnicasMedio-ambientalesTecmedS.A.诉墨西哥案中，仲裁庭认为，为了区分国家的管理行为和征收行为，国家必须核实投资者的财产因为东道国的行为已经失去了经济价值。

三、环境保护与征收

在投资中引入环境保护要晚于在贸易领域。贸易领域的环境保护可以追溯到《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eneralAgreementonTarifsandTrade,以下简称GATT）第20条（b）、(g)项；1991年《能源》在第18条有关自然资源的规定、第24条有关保护人类、动植物的生命和健康；第19条允许成员国采取谨慎措施保护环境等条款；《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第1114条规定了环境措施。晚近的双投资协定完善了相关规定。例如美国2012年双边投资条约范本第12条规定了投资和环境保护，本条第5款规定“本条的任何一款不得解释为阻止一方采取、维持或实施与条约一致的、易于保证境内投资活动的、意识到保护环境重要性的措施”。在第8条第3款（c）项允许成员方采取或维持包括环境在内的措施，“为保护人类、动植物生命和健康所必需的”、“与保护生物或非生物可耗竭自然资源有关”。有关环境保护的征收案件构成仲裁案件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使当国家所采取的措施的真实目的是为了保护环境，也不意味着赔偿不正当。Tecmed诉墨西哥案中，仲裁庭认为，依据投资条约环境措施构成间接征收。尽管投资对居民的健康和环境产生影响，但是在庭审中仲裁庭发现这些环境影响并不足以引起终止许可的后果，事实上这种终止许可起因于社会动荡。仲裁庭也明确指出，相关措施是否构成可补偿性的征收需要考虑环境保护的社会背景。更特殊的是，仲裁庭指出一般管制性征收并不阻碍本案措施的征收法律效果，仲裁庭认为环境措施是否是征收取决于环境措施的特性，即环境措施的客观效果。在本案中仲裁庭开始采纳效果和目的因素来认定环境措施是否构成间接征收。在CompaniadelDesarrollodeSantaElena,S.A.诉哥斯达黎加政府案中，仲裁庭在裁决中指出，环境征收措施无论多么值得赞赏、也无论对社会有多大好处，与国际采取的其他政策措施相似，即使是为了环境保护的目的，无论是对国内的还是对外国人的财产进行征收，国家的补偿义务仍然要承担。有学者指出仲裁庭考量有关环境问题的征收时应当限于调查决定征收的最低科学标准，作出征收决定的措施是否以合法和科学的手段和程序，并且调查是否能够提供证据证明存在潜在的损害。如果仲裁庭确信证据具有科学性和说服力，那么，应当认定征收是为了环境保护目的。这一分析重点在征收目的的合法性上。其要求仲裁庭在做出裁定时依据做出征收行为背后环境保护的原因。征收必须基于公共利益，环境保护无疑属于公共利益的范围。仲裁庭需要确认被征收的投资是否会造成环境风险。但也要考虑其他征收要件，将其他征收要件作为实施征收措施的前提。仲裁庭主要的考量应该是东道国采取的征收措施是否是为了环境保护目的。首先满足了东道国所采取的措施是为了环境保护目的后，还要满足于非武断、非歧视性。若东道国给予外国投资者补偿，国家的措施就不会认定为武断和歧视，东道国政府的行为应当认定为合法。2012年美国新定的双边投资条约范本将投资争端中的环境措施排除在征收之外。2012年美国双边投资条约范本附件B第6条规定除了在极少情况下，缔约一方旨在保护合法的公共福利目标如公共健康、安全和环境等的非歧视性管理行为，不构成间接征收。这一规定与国际习惯法关于征收的规定略有不同。

四、新一资条约中的环境保护及其发展趋势

国际法中关于征收的有关规定是为了解决保护投资者的所有权和东道国管理本国公共事务间的冲突。合理的环境保护不仅要符合国家的公共管理权和立法权，而且要符合合法的公共目的。东道国环境保护规则影响投资者投的资决策。东道国环境立法具有不确定性，新环境规则可能改变投资者初始所赖以投资的财政和管理体制，很可能会影响投资者继续经营。东道国所采取的环境措施很容易构成征收，其中包括以环境保护为目的的征收。国际习惯法不排除东道国对征收对象的补偿义务，即使出于公共目的、非歧视并且符合正当程序。2012年美国双边投资条约范本附件B所规定环境保护构成征收的例外。那么投资者的财产权利受到此类措施影响时，东道国将免除补偿责任。美国2012年投资条约范本附件B的关键之处就在于缩小了征收条款的适用范围。不仅附件B4(b)第四项将国家因环境保护目的而采取的非歧视的措施排除在间接征收之外，而且附件B4(a)也为仲裁庭提供了认定间接征收的标准。这一规定将对有关环境措施是否属于征收的仲裁实践产生重要影响。在具体的案件中，一般情况下环境措施符合2012年投资条约范本附件B的规定，除非投资者有证据证明受到了歧视待遇。因此，如果双边投资协定采取美国2012年双边投资条约范本的模式立法，环境措施将被排除在间接征收之外，那么投资者将会为东道国的环境保护负责。美国依据2012年美国双边投资条约范本签订了一些双边或区域性的投资条约，

五、结语

境内直接投资定义篇7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拥有一定垄断优势的国内企业，必然要通过跨国投资的方式在世界范围内扩张，以达到利润最大化的目的。根据商务部的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共对全球112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跨国企业进行投资，当年累计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406.5亿美元，较2009年同期增长63.6%。然而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全球投资者严重受挫，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国对外投资也面临严峻挑战，如何在当前这种形势下做好投资区位决策，如何正确地识别各种跨国投资风险，有效实施风险预警、采取措施规避风险，成为跨国直接投资的关键。

我国跨国投资区位的选择和跨国投资风险的形成有着相辅相成的逻辑关联，它们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对企业跨国投资区位选择的问题，国内外也有很多相关的研究。理论界还未形成企业跨国投资区位选择的一般理论，中国企业跨国投资的历史短暂，中国学者对跨国投资的区位选择着重从经验的角度研究，缺乏对众多要素的综合分析和定量分析。而对于跨国投资风险的研究，国外文献比较多，也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研究中对于跨国投资风险的定量评估方法主要包括预先警报系统评估法、评分定级评估法、国别评估报告法、清单评估法和国际投资风险指数评估法。其中国际投资风险指数评估法有以下几类：富兰德指数 （FL）、国家风险国际指南综合指数、《机构投资家》国家风险等级表、《欧洲货币》国家风险等级表等。 相对而言，我国学者对于跨国投资风险的研究主要停留在定性研究的阶段，集中于识别风险因素和针对防范控制措施的研究上。 总体而言， 这些研究大多站在东道国环境的角度，忽略了与投资国和投资企业之间的相互作用。要进行企业跨国投资的区域定位和风险预警， 就有必要站在全局的角度研究。而国内外对这方面的研究存在明显不足，这就为本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研究空间。

基于传统研究的不足，笔者从东道国、投资国、投资企业三个层面对企业跨国投资风险因素进行归纳梳理，并借鉴熵权原理编制跨国投资风险预警指数，然后运用“矩阵评价”模型将跨国投资风险预警与区域定位有机结合起来，最后通过实证分析验证模型的科学性和适用性。本研究以期能为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和风险控制做出一些贡献。

二、企业跨国投资风险因素

（一）企业跨国投资的动因分析 关于跨国投资的理论分析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要素禀赋理论，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备的理论体系。垄断优势理论认为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是建立在垄断优势基础之上的；内部化理论则认为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是因为跨国经营可以带来内部化优势；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则集大成地认为企业要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必须具备三种优势：所有权特定优势、内部化特定优势以及区位特定优势。到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早期，跨国公司理论的研究开始注重外部因素分析，产生了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以环境为基点的经典战略管理理论、以产业结构分析为基础的竞争战略理论。

唯物辩证法认为，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条件。在对跨国投资相关理论进行分析与总结的基础上，笔者认为企业跨国投资的动因主要在于两方面，一是东道国区位吸引力，它是进行企业跨国投资的外部条件。二是投资企业竞争力，它是企业进行跨国投资的内在动力。

（二）企业跨国投资风险预警与区域定位的关联分析 首先，区位选择决定了跨国投资风险的大小。中国企业跨国投资风险是由东道国区位吸引力和投资企业竞争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对于单个企业而言，我国的跨国投资环境是既定的，要想降低跨国投资风险，就必须选择合适的区域进行投资。区位的选择决定了跨国投资的风险大小。其次，跨国投资风险预警有益于企业区位选择。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是跨国公司管理决策的关键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投资的成败，但在向何处投资的问题上却没有理论和模型可以全面解释。由于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复杂性，而且是一个多阶段的过程，投资商要选择特定的国家，然后在东道国内确定地区和具体的生产厂址。因此有必要建立一个客观决策模型， 对跨国投资事前事中进行实时预警监控，而跨国投资风险预警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跨国投资风险预警和区域定位是企业跨国投资管理决策系统中的两个关键点，彼此相辅相成。二者的关联关系可以在中国企业跨国投资管理决策模型（图1）中体现。

（三）企业跨国投资风险因素分析笔者根据我国企业跨国投资的动因分析总结出，企业跨国投资的风险因素主要来自于东道国区位吸引力和投资企业竞争力，具体而言，东道国区位吸引力体现于宏观吸引力与中观吸引力，即东道国宏观环境和东道国行业环境。投资企业竞争力体现于投资国环境和投资企业环境两方面。这两个维度四个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决定了企业跨国投资的区位选择和风险警情。

东道国区位吸引力因素包括：

（1）东道国宏观环境因素。跨国投资环境因素一般包括政治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和技术因素。政治因素包括东道国的政治法律环境、政策因素等。东道国政局的稳定性、法律保障制度明确性等直接关系到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成败。此外，政策直接体现了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态度。如果一国拥有积极的外资政策和鼓励制度，势必对外资的进入具有极大的吸引力。经济因素包括东道国外汇、利息、经济景气状况等因素，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金融环境可以影响该国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市场交换的程度，也影响着对外直接投资。社会因素包括东道国的自然环境、文化环境、资源环境等。东道国的和社会风气可以改变投资者的偏好，教育水平、价值观念和消费心理也会影响企业的投资方式和战略目标。劳动力、原材料资源状况，都是企业选择投资区位时要考虑的重要因素。技术因素主要包括东道国技术的传播性、可替代性以及对投资企业知识产权的保护体制等因素。

（2）东道国行业环境因素。行业因素主要包括行业组织特性、行业政策特性以及行业所有制特性等。行业组织特性着重研究东道国行业集中度、市场结构分散度以及行业区域集聚效应等因素引起的行业竞争力的特点。一般认为，行业集中度高、规模效益明显的行业，通过扩大规模可以降低成本，还具有技术创新、减少不确定性的优势；行业政策特性可以看作有关资源配置结构的经济政策，国家通过行业政策干预行业结构布局。行业所有制特性体现为行业中不同体制的特点。不同所有制结构对企业活力、运行效率和行业竞争力影响巨大。

投资企业竞争力因素包括：

（1）投资国环境因素。我国企业跨国投资时除以企业自身特点为基础外，还应充分考虑我国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影响，以确保在企业投资过程中得到更多更有力的保障。投资国环境因素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投资国自身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关系到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力。安德列夫（2002）在研究转型国家的跨国公司中，证实了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决定因素是投资国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国内的市场规模。投资国国内经济规模大，国内产品需求量多，一定程度上影响对外投资的可能性。二是投资国政府行为因素；投资国的政府应该加强宏观调控，制定优惠的税收和信贷政策，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创造条件。同时，国际协调机制的建立，双边和多边经济合作和投资保护协议，可以推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和区域经济合作以及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从而避免和减少对外直接投资的矛盾和冲突，有利于本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三是投资国的国家鼓励政策和健全的法律制度，也是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保证因素。

（2）投资企业环境因素。投资企业环境因素主要包括企业资源因素和企业能力因素。企业资源是指企业赖以形成和运作的一切有形和无形的要素。一个企业的成功不仅因为其拥有丰富的资源，还因为其隐藏在企业背后的配置、开发、使用和保持资源的能力，这是产生企业竞争优势的深层次因素。企业能力是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适应、协调和驾驭内外因素，整合优化资源达到企业资源最优结构的目的，并成为在从事经营管理活动的能力，即资源整合能力，其作用范围应当涵盖企业全部资源及环境，是企业资源之间以及企业与环境之间交互联系的能动机制和纽带。对于跨国投资企业，其企业能力因素必须具备价值性、异质性、独特性和持久性，从而使企业可以在对外投资经营中形成和拥有垄断优势，并将垄断优势转化为超额垄断利润。

三、企业跨国投资风险预警指数

（一）企业跨国投资风险预警指标体系设计 企业跨国投资两个维度四个因素都包括无穷无尽的风险因子，而企业管理者不可能也不需要对所有的风险因子都加以关注，因此，笔者主要针对跨国投资的特征来设计4个准则层指标，11个目标层指标，每一个目标层指标又通过若干观察指标来衡量，如表1所示。

由于选取的风险预警指标均难以量化，笔者采取专家打分的方法，对指标赋予一定的数值，每项指标取专家打分的平均值。专家可根据观察指标来衡量目标指标值，每个目标指标都赋予［0，4］范围内的任一值。并将其划分为优良中差4个评价等级，每个等级有对应的评价值域。评分标准如表2所示。

（二）跨国投资风险预警指数的编制 在所确定的跨国投资风险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需要对东道国投资环境做一个综合评价和比较分析。目前广泛采用的综合评价方法有很多，如层次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模糊综合评判法、数据包络分析法等。其中指标值是以调查问卷的形式取得，不存在无量纲化和指标同向化问题，这就大大简化了数据的计算工序。因此，在评价中仅需根据评价的目的和各个项目的内在含义对各个评价指标赋予相应的权数。常用来确定权重的方法主要有：统计平均法、最大组中值法、AHP构权法（层次分析法）、变异系数法、熵权法等。笔者采用熵权法确定各评价指标的权重。

熵权法的基本原理：熵是信息论中测定不确定性的量，信息量越大，不确定性就越小，熵值就越小。熵权法是根据各评价指标数值的变异程度所反映的信息量大小来确定熵值，某项指标的指标值变异程度越大，信息熵越小，从而该指标在综合评价中所起的作用越大，权重应该越大；反之，某项指标的指标值变异程度越小，信息熵越大，该指标的作用越小，权重应该越小。其步骤如下：

（1）构建待评价矩阵Rx。设有n个评价指标，m个东道国，Xij表示第i个东道国的第j项指标（i=1，2…，m；j=1，2…，n），则：

Rx=X11X12 … X1nX21X22 … X2n… ………Xm1Xm2 … Xmn（1）

（2）第j项指标值下第i个东道国所占的比重：

Pij=Xij/■Xij，（i=1，…，m，j=1，…，n）（2）

（3）第j项指标的熵值（正熵值简称为熵值，下同）：

ej=-■■PijlnPij，（i=1，…，m，j=1，…，n） （3）

（4）差异性系数定义。规定gj=1-ej，（j=1，…，n），显而易见，gj越大，指标间的差异越大，该指标在模型中的作用越大，反之则作用越小。

（5）定义熵权。通过上文推导的熵值公式，可定义某一评价指标的熵权。熵权的大小可以反映指标在评价时作用的大小。第j项指标的权重为：

Wj=gj /■gj，（j=1，…，n） （4）

（6）将指标值换算成相应指数值之后，利用加权求和的方法计算得到总分，即最后的各跨国投资风险预警指数（公式5）。综合指数值越大，则其跨国投资风险越大，反之越小。

Ry1=■WjXj ，Ry2=■WjXj （5）

Rx1=■WjXj ，Rx2=■WjXj

Rx=（Rx1+Rx2）/2，Ry=（Ry1+Ry2）/2

四、企业跨国投资风险预警与区域定位矩阵模型

（一）企业跨国投资风险预警与区域定位原理 矩阵评价法是一种直观的评价方法，常用于战略决策分析和项目风险评价等领域。在本部分研究中，笔者借鉴“矩阵评价”的核心思想，构建企业跨国投资风险预警与区域定位模型，具体包括：跨国投资区域定位矩阵、跨国投资企业竞争力评价矩阵、企业跨国投资风险预警矩阵。该模型的操作方法为：跨国投资区域定位矩阵是以东道国行业环境指数Ry2为X轴和东道国宏观环境指数Ry1为Y轴；跨国投资企业竞争力评价矩阵是以投资企业环境指数Rx2为X轴和投资国环境指数Rx1为Y轴；企业跨国投资风险预警矩阵是以投资企业竞争力指数Rx为X轴和东道国区域吸引力指数Ry为Y轴。矩阵按照0、1、2、3、4和网格进行划分，包括16个单元，从内到外分为四个级别。然后标出X，Y轴数值的交点，该点落在不同的单元代表每个单元相应的含义 （如图2~图4）。

（二）模型解析

（1）跨国投资区域定位矩阵。最佳区位：东道国有很强的吸引力，具备所有的有利因素，而且政府政策大力支持，是理想的东道国。而且，跨国投资所属行业在东道国有具有较大市场，其行业资源可以与投资国和投资企业形成互补性。此区位是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最佳区位选择。次佳区位：东道国的宏观环境和行业环境都不够优越，但仍然有投资的可能性。这部分区域一般是以发展中国家为主，跨国投资企业可以充分利用其较低的劳动成本、优越的鼓励政策等优点来降低生产成本，并通过开拓潜在市场，最大限度地降低投资风险。较差区位：东道国宏观环境和行业环境中有一方面极其恶劣。比如落后国家和地区，其各项基础设施不完善，人民思想保守、收入水平较低，给投资带来极大不便，企业一般会采取比较保守的出口方式或是间接投资而不愿进行直接投资。或是在相对发达地区，尽管有很大的市场前景，但当地劳动力成本过高、行业资源极为缺乏、 人民消费观念偏差较大，这时企业或许会对东道国进行试探性的考察， 以决定是否进行进一步的投资。避开区位：东道国不具备各项区位优势， 贸易壁垒、资源缺乏、市场前景渺茫， 对外国企业的投资吸引力很小，因此应该避开这样的区位选择。

（2）跨国投资企业竞争力评价矩阵。强竞争力单元：该部分投资国对跨国投资的各项配套设施和法制法规都很健全，为企业提供各项服务，保证对外投资的完成。而且跨国投资企业具备各项自身竞争优势和竞争战略等条件，区位选择能力很强，可采用直接投资的方式进行对外扩展市场，通过资本输出和技术品牌管理来获得最大利润。中竞争力单元：该部分投资国环境和投资企业环境都不够优越，企业的区位优势和核心竞争力不够强，只能考虑在区位吸引力较强的国家或地区进行对外投资。而拥有富裕资源但是缺乏生产经营技术条件和管理经验的企业可以考虑间接投资。弱竞争力单元：该部分投资国环境和投资企业环境有一方面极其恶劣。比如我国对某些特定行业有着绝对的限令，不容许其在他国投资经营，如军工企业。而对于自身竞争力很弱的企业，尽管在我国良好的对外投资政策环境下，在世界市场中也缺乏竞争优势，很难独立完成对外投资的决策和选择。差竞争力单元：投资国环境和投资企业环境均很恶劣，不适合进行跨国投资。

（3）企业跨国投资风险预警矩阵。无警单元：代表东道国区域吸引力和投资企业竞争力都较强，该项跨国投资各类风险都较小，是一种比较理想的跨国投资项目。所以该企业集团应保持一种稳定的可持续发展状态，加大投资力度。轻警单元：代表东道国区域吸引力和投资企业竞争力都不够强，但仍有一定的优越性。企业应积极调整内部组织结构，加强内部资源和能力建设，以适应外部环境。中警单元：代表东道国区域吸引力和投资企业竞争力中有一方面特别恶劣。企业管理者应及时找出原因所在，以防止风险不断恶化。重警单元：代表该项跨国投资各类风险都很大，经营投资状况岌岌可危，故不宜在该国继续进行此项投资。

（三）实例分析 笔者以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对在12个国家的跨国投资经营为研究对象。对150位学者和跨国公司高层管理者进行问卷调查，收回有效问卷114份，得到12个风险指标的原始数据。受篇幅限制具体数据表略。运用式（1）~（4）分别计算出每个指标的熵值、变异系数及熵权（见表3），由于数据计算复杂，分析过程采用Excel2003软件辅助完成。

然后，运用公式（5）计算出各东道国及其跨国公司各风险指数值，并根据企业跨国投资的风险预警与区域定位模型（图2~图4），确定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跨国投资的各东道国区域吸引力，并评价对该区域跨国投资的风险警级，如表4。

根据跨国投资区位定位矩阵（图2）可知， 在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的12个国家中，处于最佳区位的有5个，处于次佳区位的有4个， 处于较差区位的有2个，处于回避区位的有1个。通过跨国投资风险指数的计算公式，可以分别得到投资企业竞争力指数和东道国区域吸引力指数，将其标示在企业跨国投资风险预警矩阵中， 就可以评价企业跨国投资风险的警级。其中，处于无警的有4个， 处于轻警的有7个， 处于重警的有1个。由此可见，当前大部分国家的投资环境以及我国对于企业走出国门所创造的各项条件都是非常优越的， 但仍存在一定的风险。我国企业应把握这一机遇，积极提升核心竞争力，根据企业自身不同类型不同规模所需区位优势侧重点不同， 选择合适的投资区域，有效防控跨国投资风险。

五、结论

我国企业对外投资起步晚，经验少，对跨国投资区域选择和风险管理的研究还处在初级阶段。在充分总结国内外有关跨国投资相关理论及其不足的基础上，就如何寻找最优投资区位、如何及时预警跨国投资风险，笔者提出了新的方法并得到以下三方面的研究结论：（1）企业跨国投资风险形成是一个东道国区域吸引力和投资企业竞争力耦合作用的结果。其中东道国区域吸引力主要体现在东道国宏观环境和行业环境上，投资企业竞争力主要体现在投资国环境和投资企业环境上。（2）通过问卷调查得到各风险预警指标值，并利用熵权原理编制我国企业跨国投资风险预警指数。（3）借鉴“矩阵评价”的核心思想，将企业跨国投资风险预警和企业跨国投资区域定位有机联系起来，分别构建跨国投资区域定位矩阵、跨国投资企业竞争力评价矩阵、企业跨国投资风险预警矩阵。该矩阵模型不仅能直观地预警企业跨国投资风险状况，而且还可以为企业跨国投资区域决策提供很好的依据。

笔者仅对企业跨国投资风险预警和区域定位模型进行初步探索，在以后的研究中还可在模型的应用性和科学性方面，对本研究进行不断修正和完善。

参考文献：

［1］张友棠、黄阳：《基于行业环境风险识别的企业财务预警控制系统研究》，《会计研究》2011年第11期。

［2］孙丽：《新形势下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综合决策模型》，《技术经济》2007年第10期。

［3］陈克斌：《跨国直接投资风险与管理对策分析》，《当代经济》2009年第6期。

［4］吴小立、王玉蓉：《产业特性、环境特性与企业核心竞争能力：一个综合模型》，《价值工程》2006年第6期。

境内直接投资定义篇8

近年来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可谓风起云涌，据统计，200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达到559.1亿美元。截至2008年底，中国8500多家境内投资者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1839.7亿美元，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超过1万亿美元。然而国际投资环境纷繁复杂，对于“走出去”尚处于起步阶段、经验匮乏的中国企业来说，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不得不面对来自政策法规、文化差异、管理整合、金融资产等多方面的风险。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践来看，从2005年8月“中海油”退出收购美国石油公司优尼科，到TCL并购汤姆逊和阿尔卡特之初的经营困境；从“中航油”新加坡公司因投机石油期权引起5.54亿美元的巨额亏损，到2009年6月中国铝业在收购力拓集团的临界点上遭到毁约，海外投资风险可见一斑。据商务部统计资料显示，2008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金额达到205亿美元，但2008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损失也多达2000亿元人民币左右，海外并购损失甚至已经超过了新增的并购规模。同时，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经营绩效来看，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显示，中资企业境外投资不盈利甚至亏损的比例高达67%之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对外直接投资的高风险性。特别是2009年6月四川腾中重工宣布竞购美国通用悍马一案不仅一度成为媒体讨论的热门话题，而且使得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的风险问题再次成为企业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相关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也存在不足。例如，由于不同学者对企业境外投资风险类型的划分角度不同、标准不一，不同企业对各种风险的感知又会随着企业所属行业以及国际化战略的差异而有所不同，这样就容易导致对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研究可能会因为过于分散而缺乏系统性和适用性。此外，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作，其涉及的风险因素众多，客观条件限制了对每项风险因素都进行详尽分析的可能性；由于投资方式、目标企业、东道国环境不同，不同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所面临的风险因素也不同，而防范风险是有成本的，企业在制定风险防范措施时也不可能面面俱到。鉴于上述原因，本文以中国企业整体作为研究的出发点，紧密结合中国企业自身特点和对外直接投资实际，借鉴和吸收国内外相关研究方法，旨在识别出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共性的，对投资成败、战略选择、企业经营绩效起着关键影响的关键风险，以期对中国企业有效地识别出潜在的重大风险因素、制定相应的风险防范措施、节约企业运营成本等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分类

目前学术界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分类上还没有一个权威性定论，也没有形成明确统一的风险划分标准。国内外很多学者大都从不同的角度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进行分类，例如按照风险的来源和表现形式进行分类，可将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分为政治风险、社会风险、经济风险等；按照企业的风险控制能力分为系统性风险和非系统性风险；按照风险的影响程度分为关键风险和一般风险；甚至直接以国家名称命名特定的国家风险，如墨西哥风险、新西兰风险、印度风险等。

国际上具有代表性也是被引用较多的分类办法是Miller（1992）提出的国际风险一体化分析框架，他首次将企业进入国际市场面临的不确定性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分类。Miller提出了一个由三部分变量构成的、完整的国际风险模式，这三部分是：一般环境的不确定性；行业的不确定性；特定企业的不确定性。由此将风险分为宏观环境风险（社会一般环境）、中观环境风险（行业竞争环境）和微观环境风险（企业内在环境）。

国内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风险的研究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如石中心（1994）将风险分为管理风险、竞争风险、资金风险和政治风险。其中将管理风险又分为政府管理风险和企业管理风险。聂名华（1994）将对外投资活动中因东道国或国际政治、经济因素影响而造成的投资经济损失的可能性归为国家风险。宣国良、杨建

一、郝葆华（1995）将企业对外投资面临的国家风险分为社会政治风险和经济风险两大类。

随着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不断发展，国内学者对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研究也逐渐深入，有的学者认为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可以分为政治风险和外汇风险（陈建棵，1995；宋常，1998），近期一般学者都将经营风险包括在内（余国杰、刘伟，2000；林晓言，2001；陈蔚，2005）。吴声功（2001）将企业对外投资风险划分为商业风险、政治风险和文化风险，在国内学术界较早提出文化风险也是对外投资的主要风险之一。周郁鹏（2004）则从企业内部控制的角度提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从风险来源上可以分为内部风险和外部风险；从企业控制能力方面可以分为系统性风险和财务风险等。此外，熊小奇（2004）针对中国境外投资企业自身的一些特点，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类型划分为管理制度风险、国有资产体制风险等七个部分。而目前国内被引用较多的则是赵曙明（1998）的分类办法，即根据风险的内容及表现形式将企业国际风险划分为政治风险、外汇风险、经营风险、管理风险、财务风险和技术风险六大类。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看出，由于风险分类的角度不同、标准不一，国内对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相关研究可能因为过于分散而缺乏系统性，会对相关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关键风险概念的提出与特征分析

（一）关键风险的概念

虽然学术界对于关键风险还没有明确的定义，但在保险学、企业风险管理、金融投资风险、项目风险管理等研究领域很多学者已经常引入关键风险或关键风险因素的概念，通常是指在影响某一事物众多的风险因素中起着重要或关键作用的风险因素。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关键风险则指的是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战略选择、经营绩效等方面起重要影响的风险因素。

（二）关键风险的特征

客观性。关键风险因素必须是实际存在的，在很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实践中都能找到其踪迹。

重要性。在众多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因素中，关键风险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成败、经营绩效有着至关重要影响。

针对性。关键风险有别于企业国内经营所面临的一般性风险，即关键风险因素往往只是在对外直接投资特定的环境和条件才可能涉及到的风险因素。比如生产风险、技术风险等风险因素，即使对于不从事对外投资的企业也可能会涉及到。因此，对于此类风险因素本文将不再列为关键风险。

关键风险的识别过程

（一）逻辑框架和识别路径

本文依据关键风险客观性、重要性和针对性的三个特征来识别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关键风险，其逻辑框架和识别路径（见图1）。首先，通过对风险系统分类来构造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全面的风险因子集，再结合关键风险特征的描述将显著不符合关键风险特征的部分风险因子剔除，初步筛选出符合关键风险特征的风险因子集。鉴于客观条件所限，本文选择以风险因子在国内相关文献中研究的集中程度来反映不同风险因子的重要程度，从而识别出关键风险因子。

（二）实证分析

从前文对关键风险三个特征的描述和分析来看，风险的客观性、针对性的表征较为明显，能够通过直观判断来剔除显著不符合这两个特征的风险因素。而对于关键风险的一个突出特征—重要性来说，评价和测度风险因素的重要性比较困难，也很难做到客观。因此，为尽量避免主观因素带来的影响，本文在识别对外直接投资关键风险的过程中引入实证分析。

1.指标解释。通常对风险因素重要性的评分办法是通过邀请相关专家来对风险因素进行打分赋值，而本文选择以风险因子在相关文献中研究的集中程度来反映不同风险因子的重要程度，并以某种风险因子在国内相关文献中（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出现的次数为一元指标来测度该风险因子研究的集中度。这样做的原因在于：在以往的相关研究中也不可能做到对每种风险因素的分析都十分详尽，也必然会对复杂的风险因素有所取舍。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很多专家学者往往选择其主观上认为的“主要风险”来加以重点研究，而所谓的“主要风险”实际上就是作者认为在对外投资风险中相对重要的风险因素。这样，若某种风险因素在相关研究的文献中作为“主要风险”出现的次数越多，相关研究越集中，则可以表明越多的专家学者认为此种风险因素相对重要，从而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代替专家打分来测度风险因素的重要性。

2.数据选取。本文搜集以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为主题的国内研究文献，基本涵盖了国内相关领域在不同时期的研究成果，其中论文69篇，专著12本，时间跨度从1994年至2008年。本文以邵予工、郭晓、杨乃定（2008）根据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从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区位优势的角度出发，建立对外直接投资项目投资风险分类框架的27个风险因素作为风险因子集，在剔除显著不符合关键风险针对性的特征后，共获得19个风险因子。这19个风险因子（代号A-S）及其在上述文献中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而出现的次数统计表（见表1）。

3.聚类分析。所谓聚类分析就是根据样品或指标的“相似”特征进行分类的一种多元统计分析方法，这里的类就是“相似”元素的集合。本文对风险因子（样品）进行Q型聚类，将在相关研究文献中（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出现次数相对较多的风险因子聚为一类，而将出现次数较少的风险因子聚为另一类。本文使用SAS多元统计分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聚类分析，其聚类结果（见图2）。

关键风险识别结果分析与不足之处

（一）关键风险识别的不足之处

本文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关键风险识别的过程中存在以下不足之处：本文构造的风险因子集不够全面，还有一些风险因素没有包括在内；在测度风险因素重要性的指标选择上，应以相关风险因素出现的概率和损失程度两个维度来构建指标，但由于中国企业还处于对外直接投资的初级阶段，样本空间和相关数据还十分有限，客观条件决定了本文对相关指标的选择不够理想，关键风险的识别过程还带有一定的主观性。不过，从关键风险的识别结果来看还是比较符合现实情况的，相关风险因素基本上都能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践过程已遭遇的风险中得到验证，故本文选择采用上述关键识别的结果。

境内直接投资定义篇9

国际投资始于资本主义发展时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尤其是国际直接投资更是发展成为国际投资的主要方式。1979年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利用外资、特别是利用外国直接投资发展我国经济已成为我国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外商投资企业是对我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但由于经验严重不足，我国有关外资的立法和实践也存在着许多有待完善和解决的问题。国际投资法以国际直接投资为调整对象，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严谨而又颇具特设的体系，对于保护、鼓励和管制国际直接投资具有重要作用。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国际投资对于中国的作用在经济问题上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国际投资法作为调整投资关系的法律手段，国际投资法对于保护、鼓励和管制国际投资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外资企业对中国带来的经济推进是在改革开放以来，是受人瞩目的。中国在经济大潮的推动下，国际投资法为中国的外企业的管理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在借助国际投资法的制约下对外资的引进，有着长足的进步，当然外资企业也带动了中国的经济。依据国际投资法，中国对外资的管理也在不断的改进着。

关键词：国际投资经济外资企业

国际投资是国际间资金流动的一种重要形式，是投资者为获得一定经济效益而将其资本投向国外的一种经济活动。对特定国家来说，国际投资包括本国的对外投资和本国接受的外国投资。外国投资是指外国投资者在资本输入国进行的投资，而境外投资或海外投资则是指资本输出国的投资者在国外进行的投资。因此，国际投资主要是相对于国内投资而言的。国际投资是指资本的跨国流动，它是国际资金流动的一种基本形式，也是国际经济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这种形势的出现，必然会有法律的制约，国际投资法的出现在若干年来，已经体现重要的效果，不同的观点同样也涉及到国际投资法的主体、对象、调整范围及其渊源。虽然国际投资法是调整国际私人直接投资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也是国际经济法的一个重要分支。

一、投资法律制度的概论与特征

国际投资是国际间资金流动的一种重要形式，使投资者为获得一定经济效益而将其资本投向国外的一种经济活动。对特定国家来说，国际投资包括本国的对外投资和本国接受的外国投资。因此，外国投资是指外国投资者在资本输入国进行的投资，而境外投资或海外投资则是指资本输出国的投资者在国外进行的投资。

目前对于国际投资的概念的理解较为流行的有广义和狭义的分别，通常认为广义的国际投资包括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间接投资，狭义的国际投资仅指国际间接投资。当然国际投资的种类也是这两类。

国际投资法是调整国际间私人直接投资关系的国内法规于国际法规的总称。据此，国际投资法的法律调整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国际投资法仅调整国际私人投资关系。所谓私人投资关系，主要是指自然人、法人和民间组织、企业团体的海外投资。因此官方投资关系并不属于国际投资法的调整范围，所谓官方投资是政府间或国际间组织与国家间的资金融通关系。

2.国际投资仅调整条国际私人直接投资关系，不包括国际间接投资关系。关于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间接投资的区别，我在前述国际投资的种类中已经提到了。

3.国际投资法所调整的国际私人直接投资关系既包括国内关系，也包括国际关系。主要体现为私人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及其法人、个人间以及同本国政府间的关系，也包括东道国与投资者母国政府间的关系。

4.国际投资法的主体与国际经济法的主体相一致，包括国家政府、国际组织、自然人和法人，范围非常广泛。

社会经济生活是各种社会关系构成的关系集合体。一种社会关系只有经济立法调整社会国民经济利益关系的法律关系，才能有效稳定和发展这种社会关系。

二、际投资法的作用

当然，国际投资法作为调整投资关系的法律手段，国际投资法对于保护、鼓励和管制国际投资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一）保护国际投资的作用

国际投资对于有关国家的经济发展乃至世界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也在国际投资中会存在一定的政治风险，会危及投资的安全和风险，所以，无论资本输入国还是资本输出国均力图借助于法律手段，对国际投资予以有力的法律保护，以维持有力的投资环境，保证国际投资的安全性与稳定性，促进国际经济的正常交往与合作。

这些法律保护措施一般是由资本输入国、资本输出国单独或共同采取的，属于政府保证的性质。

（二）鼓励国际投资的作用

法律对国际投资的保护，同时也是具有鼓励和促进国际投资的作用。在国际投资法中，有些法律制度是专门为鼓励外国投资而采用的，以使外国投资者可以获得较大的利益或便利。在各个国家这种现象是极为普遍的，当然，也对投资者带来的很好的收益。

直接鼓励国际投资的法律措施主要表现在国家给投资者提供了很多各种的优惠政策，例如税收优惠、财政优惠、行政优惠等等。这些有优惠措施主要规定了资本输入国和资本输出国的国内立法中，像发展中国家，例如向我们国家，对国外的投资者给于不同曾读上的优惠待遇，包括对外国企业给与减免所得税优惠，对外国投资企业生产所要进口的机器、设备和原材料减免关税，允许外国投资企业加速折旧，允许合营企业中的外国投资者一方先行回收投资，对投资者给与投资补助金或低息贷款，简化外国人出入境和货物进出口手续，以及简化投资审批程序，等等，一般说来，税收优惠是各种优惠措施中的中心。各个国家之间缔结的避免双重征税的条约，对于鼓励国际投资也具有重要的作用。

（三）管理外国投资的作用

当然，外国投资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如果对其采取放任的态度，或疏于管理，就会对资本输入国的经济发展乃至国际经济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如经济畸形发展，民族工业受损，经济命脉都到控制，环境受到污染，资源遭到破坏，等等，所以国际投资法管理外国投资的主要法律手段。

三、国际投资法的外资企业法律制度

外资法是指资本输入国制定的关于调整外国私人直接投资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依次为根据，我来简单的谈论中国。

当然，为了鼓励外商到中国投资，中国自1979年以来相继制定颁布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等一批外资法规，运用法律手段来调整和管理外国投资，根据这些法规建立的外商投资企业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已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由于立法体系的弊端使中国的外资立法存在的问题日渐显露，特别是国际投资法的最新发展更使中国的外资立法面临着严重的挑战。

（一）外资企业在中国的体现

早在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采取多种形式利用外资和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以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国自1980年以来，相继建立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和海南省5个经济特区，开放沿海14个港口城市，建立了沿海经济开放区，1990年又宣布在上海建立驱动经济开发区，形成了沿海开放地带。对外开放，正由南向被逐步推进，对外开放的深度，正由东向西纵深发展，已经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外引内联、东西相贯、南北并进的多层次、全方位的对外开放的新格局。这么多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我国不断改善和优化软硬投资环境，并逐步完善涉外经济立法和外资立法，例如，1986年的4月12日第六届全国任免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4月14日公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我国《外资企业法》及其实施细则时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是我国国家对外资企业进行管理和监督的法律依据，也是外国投资者来我国进行投资举办外资企业的法律保障。

根据我国《外国企业法》第2条规定，外资企业是指依照中国有关的法律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全部资本由外国投资者投资企业，不包括外国的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在中国境内的分支机构。我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又是发展中国家，因而，在外资政策和外资立法上，兼又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外资法的共同点，并具有中国特色：

1．持平等互利，确保中外双方权益。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坚持平等互利，是我国外资立法的基本方针。平等原则在外国投资关系上，表现了中外双方在法律上权利与义务相对应等，在经济互利互惠，中外双方的合法权益同等的受到保护。

2．鼓励与限制相结合，重在鼓励与保护。与其他国家一样，我国外资法对外资也是鼓励与限制相结合，但重在保护。我国法律关于保护外国投资者及其企业财产的安全、保障外国投资者原本及利润等的汇出、保障外商投资企业的经营自、合理解决投资争议等方面，都有较为详尽的明确规定。同时，在对外国投资者和外商投资还规定了许多较为优厚的鼓励和优惠措施，如税收优惠、关税减免等。

3．适应国情，参照合理的国际惯例。我国的外资立法是我国国情出发，并以此为基点。同时，我国外资立法在维护国家和法制以及国家利益的基础上，适当参照合理的国际惯例，是我国外资法在一些规定上和国际通行做法、国际商业管理趋于一致。

（二）外资企业的经营管理

外国投资者在我国的投资经营，会涉及到人、财、物、供、产、销等各个方面，由于各国的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国投资企业的经营活动条件的管理也不尽相同。一般来说，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国籍，倾向于采取国民待遇，既给与外国投资企业与当地企业同样的待遇，使其在同等的条件下进行各种经营活动。发展中国家对此一般有着某些限制，如果要求利用当地物资、产品出口，雇用当地人员等。尤其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这要求是十分强烈的。计划经济国家则必须是外国投资企业与计划经济相协调，保证外国投资企业的正常的经营条件，使气象有足够的经营自。

1．销业务管理

外国投资企业的物资采购和产品销售，使企业生产和经营过程中的两个非常重要的环节，直接关系着企业的生产和利润，因此，有些国家外资法对企业的购销活动进行必要的调控。

(1)物资采购

外国投资企业所需物资，包括机器设备、原材料、燃料、元器件、配套件、运输工具和办公用品等。物资的采购使企业经营自的一部分，企业有权从国内或者国外市场购买。

国内采购。许多国家，包括某些发达国家，为了充分利用本国字，带动本国经济的发展和解决劳动就业等问题，注重以政策和法律手段促使外国投资企业尽可能的在当地购买所需物资，如优先利用和加工国内原料与自然资源、增加制造业计划中的当地成分、依靠本地供应等等。

例如，有的国家要求汽车工业达到一定的国产化比例。有的国家对外国投资企业给鱼的投资鼓励，往往是以生产中逐步增加采用当地材料、部件或者产品为条件，就例如，刚果投资法规定，在授予企业特惠制度是必须考虑的因素之一，就是优先利用当地的原材料和一般利用当地产品。当然，在我国的外资法中也也有类似的规定，外国投资企业采购物资时，在同等条件下，应尽现在中国购买。

(2)国外采购。在上面谈到物资采购中提到的优先在当地采购物资的要求，一般是以当地物资与国外同类物资想必是，在品种、规格、质量等方面相同或者有竞争力为条件。意思就是国内市场无所需物资，或国内物资在品种、规格、质量等方面不符合要求或作价远高于国际市场价格，外国投资企业则可以在国外购买，这是各国的通行规定。

2．产品销售

外资投资企业产品，内销、外小的比例问题涉及到价格、运输、税收等等多方面的原因，不仅取决于国内外市场对某项产品的需求程度，而且涉及到异国市场对外开放的程度和对该国国际收支平行的影响。

(1)产品外销。鼓励外国企业出口创汇，是各国外资法的共同特点，我国外资法也鼓励创建产品出口型外商投资企业，鼓励企业多项国际市场销售产品，这不仅是解决企业外汇平行问题，也是歪了出事企业采用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提高企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当然产品的价格一般是由企业自行决定的。

(2)产品内销。国家鼓励外国投资企业的产品外销，但并非要求外资企业的产品必须去外销，有些国家规定合营企业产品首先应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如前苏联、古巴的法律就要这样的规定；有些国家规定在一定条件下外资企业可以在国内时向销售其产品。我们的法律规定：外商投资企业的产品如果属于技术先进产品或者能够代替进口的产品，也允许其在国内市场销售或与内销为主，即实行“以市场换技术”、“以产顶进”的政策，至于产品的内销比例，我们国家还没有明文的规定，只要求外商投资企业外汇自行平衡。

境内直接投资定义篇10

[关键词]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税收法定主义；中国

一、现行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存在的缺陷

由于内在的制度缺陷及其所体现的政策导向的偏差，现行的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对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产生了许多不利影响，这些内在缺陷主要体现在：

1.对内外资企业实行两套税制，致使税收优惠内外有别，对外资企业实行超国民待遇。目前我国实施的是内外两套税制，对外资企业所提供的税收优惠待遇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超过了内资企业，内资企业的实际税收负担远远重于外资企业。内外资企业不公平竞争的结果是外资企业在国内许多产业中占据优势地位，在某些领域形成垄断地位，这种税收歧视也使得内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最终导致许多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严重亏损、被兼并甚至破产倒闭。某些内资企业为获得和三资企业一致的待遇，改头换面钻法律空子，以“三资企业”的名义进行工商登记，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市场秩序混乱和国家税款流失。

2.税收优惠层次过多，政出多门，管理混乱。现行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不同时期，根据经济发展形势的需要和开放地区的先后顺序，针对不同的情况分别制定的，缺乏总体的规划设计和宏观控制。税收优惠层次过多、政出多门，导致地方与地方之间、地方与中央之间的税收优惠措施相互冲突和效用抵消，不利于正确引导外资投向，人为地造成了外资在全国各地的不平衡分布。

3.税收优惠方法单一。现行的外资税收优惠主要以直接减免税额、降低税率为主，具体措施有从开始获利的年度起“免二减三”征收所得税，或返还一定比例的已纳税额等。这些税收优惠只能使一部分企业受惠，如“免二减三”的办法对投资小、经营期限短的项目有利，而对于投资期限长、投资规模大的项目则难以奏效，甚至与短期项目比还有不利影响。再如，直接减免型税收优惠对于生产型，特别是劳动力密集型企业有利，而对于无形资产或设备投资比重大的高新技术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不利。由于税收优惠存在时限因素，部分外商还可以采取重新登记或变更登记的办法规避税法，延长享受优惠待遇的时间。因此，单一的税收优惠方法在实践中会因其过于简单而使其作用大打折扣，从而造成国家税款的流失。

4.税收优惠以地区性优惠为主，与国家产业政策不协调。现行（更多精彩文章来自“秘书不求人：”）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偏重于地区性（主要是沿海开放地区）优惠，对结构性运用不够。税收优惠制度对国家优先发展的产业（如高新技术产业）和经济欠发达地区重视不够，产业引导力不够。如设在经济特区的外资企业，不分产业性质都可享受15％的企业所得税，这种税收优惠政策使外资不分资本规模、技术层次密集投向沿海地区，在经济特区，不少企业只是普通的制造或服务企业，真正属于高新技术产业的企业较少。再如，对投资能源、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的项目，其税收优惠待遇只提供给国务院批准的特定地区，弱化了外资税收政策的产业调节效果，导致外资大量涌入规模小、技术质量低的行业，而现阶段面临着东部地区产业升级换代、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局面，现行的税收优惠政策有悖于经济协调发展的要求，有悖于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

二、我国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的完善

我国的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应是：逐步取消外资企业在税收优惠方面的超国民待遇，实行内外完全一致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实现内外资企业平等的税收待遇，使内外资企业在平等的起点上公平竞争。

1.坚持税收法定主义，明确税收优惠立法权的主体。税收法定主义是税法的根本原则，是一个国家税收法治程度的衡量标准和前进方向，在某种程度上也是wto原则对税法的最高要求。只有坚持税收法定主义才能保证各种税法措施（包括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具有最大的权威性、确定性、稳定性和普遍性。

税收法定主义要求征税主体、纳税人、征税对象、税目、税率等税法要素必须由最高立法机关以法律形式加以明确，不能在课税要素中留下空白并委托行政机关立法决定，否则就会影响税收法律的效力。因为税收优惠无论形式如何，如税率减免、税额扣除等，都是对原有税法要素的改变，地方各级政府都无权行使税收优惠的立法权，即使是授权税务行政机关立法，授权事项也只能限于个别具体的和辅的细节。从这个意义上讲，拥有税收优惠立法权的主体必须只能是最高立法机关，税收优惠立法权通过最高立法机关制定法律的方式行使，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地方性规章及行政机关的内部规范性文件等都无权涉及税收优惠立法权的行使。

由于受种种因素的制约，税收法定主义所代表的税收法治在我国短期内是不能实现的。目前，比较可行的做法是由国务院委托财政部或国家税务总局以规范性文件的形式对这些优惠措施的适用进行解释和补充，但不能对课税要素作出变更或修改，除此之外的地方各级政府（包括经济特区政府）和地方税务部门都无权制定新的税收优惠措施，从而维护和保障税收的权威性和统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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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统一税法的基础上统一税收优惠，保障内外资企业的平等竞争。我国应按照国际惯例，逐步统一税法，对征税对象一致的税种制定内外资企业统一适用的税法，取消境内纳税人在法定适用上的区别待遇。首先，从与企业经济利益密切相关的企业所得税人手，制定境内所有企业统一适用的企业所得税法。

其次，对征税对象一致的其他税种也要制定统一的税法。如：将适用于内资企业的房产税法和适用于外资企业的城市房地产税法加以调整、合并、完善，制定出内外资企业统一适用的房产税法；制定内外资企业统一适用的车船使用税法等；此外，在城市建设维护税方面，应取消外资企业不用缴纳该税的规定，使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成为同样的纳税人。

在统一税法的目标实现后，应在消除税收优惠差别待遇根源的基础上，进一步统一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税收优惠政策作为一种吸引外资、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有效手段无疑仍需坚持，但应在统一税法的基础上进行。完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的改革重点应放在取消外资企业不合理的、超国民待遇的税收优惠待遇上，逐步实现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的内外统一，完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的改革必须由国家统一部署，根据国家产业调整的需要制定出切实可行、内外资企业统一适用的优惠政策，使我国境内的企业，不分其资本来源、产权归属，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税收优惠条件，符合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就可以享受与之相对应的税收优惠待遇。这一举措也是wto原则的要求和体现。

3.调整税收优惠的实施范围，使之更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要求和国际惯例。调整税收优惠范围，使其偏重于技术含量高、投资规模大、社会效益好的技术密集型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要改变地区性优惠为主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适应东部地区产业升级、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需要，有针对性地调整地区性税收优惠的结构。在东南沿海地区，税收优惠应偏重于投资规模大、技术密集型的企业，对于传统的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不再给与优惠；税收优惠应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对在中西部地区投资的企业要给与大量的税收优惠，只要有利于促进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有利于市场前景的企业，即使是传统的制造企业也可享受税收优惠。

从整体上看，税收优惠范围也应紧密结合国家产业调整政策发展的需要，加入产业性、技术性税收优惠的内容，对于资本密集型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要加大优惠力度，同时，外资税收优惠不能仅面向外商直接投资，还应给与外商间接投资的税收优惠，在境内发行股票、债券、基金等形式吸引的外商间接投资也可以享受优惠待遇。为此，应考虑对境外个人从中国取得的利息、股息、红利和特许权使用费等降低预提税率，以鼓励间接投资和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对于投资农业、开垦荒山荒地的外商投资企业，经过批准，可以延长一定年限的免税期。

4.建立多种优惠方式并存的税收优惠模式，丰富税收优惠的形式和内容。我国应将现行的税收优惠调整为“间接减免为主，直接减免为辅；过程优惠为主，结果优惠为辅”的税收优惠模式。优惠模式要实现两个方面的转变：第一，由直接减免为主转变为间接减免为主，充分发挥间接减免方式在税收优惠中的作用。在具体操作中可以根据具体的产业和地区特点，灵活采用跨期结转、项目扣除、缩短折旧年限、延长减免税期限等办法将税收减免的重点转向间接减免。根据产业调整的需要，对资本投入较大、时间长、短期内经济效果不明显的高新技术企业以及前期资本投入大的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准予加大项目扣除额，对于投资绿色环保型农业的外资企业给与较长的免税减税年限；对前期投资较大、短期内经济效益不明显甚至会短期亏损的高新技术企业，可以延长亏损抵补期限；增加关于节约能源和环境保护方面的税收优惠，用以鼓励外商投资于科技含量高、社会效益好的环保产业和节能产业，这对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意义重大。第二，由结果减免为主转变为过程减免为主。首先应改革增值税制，将现行的生产型增值税转变为消费型增值税，允许纳税人扣除当期购进的固定资产总额，在此基础上实现其他流转税优惠由结果优惠转向过程优惠，特别是对于投资规模大、短期经济效果不明显的高新技术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应采取加速固定资产折旧、允许抵扣资本购进项目的全部增值税税额、允许扣除技术开发费用、允许扣除无形资产投入等过程减免措施，以降低企业的投资风险，对于技术转让和科技成果转让的所得应予以免税或减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