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内企业境外直接投资十篇

境内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篇1

[关键词] 境外直接投资；国有资产流失；国有资产管理；改革

一、国有企业境外直接投资成为国有资产流失之新渠道

商务部、国家统计局联合的《2004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境外直接投资主体以国有企业为主，占35%。对于这些在境外直接投资中流转的国有资产，国家设定的目标是：安全、完整、保值、增值。然而，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的境外直接投资存在不同程度的违规经营现象，投资效益也不尽人意，致使国有资产流失严重。伴随我国境外直接投资的高速增长态势，国有企业境外直接投资已经成为国有资产流失的新渠道。

1.国有企业境外违规经营是国有资产流失的直接原因。目前，国有企业境外直接投资中的违规现象主要包括：一是违反国家境外投资审批规定，未经外汇和商务部门的批准，擅自在境外投资，所需资金以进口的名义汇出或截留境外出口贷款。二是违反国家境外投资外汇管理规定，将大部分利润留存境外，汇回利润较少。三是“返投资”现象较多。所谓“返投资”，是指我国的境外企业利用其所得利润或本金再返回到我国国内来投资，举办三资企业，以获取国家优惠待遇。它实际上是一种为牟取“私”利而欺骗国家的行为，违反了国家境外投资利润和外汇管理的规定。此外，还有通过境外投资洗黑钱的情况。例如，部分不法分子侵吞国有资产或从事走私、诈骗、偷漏税等活动获取巨额财富后，在国家加大金融监管和反腐力度的背景下，为了转移非法财富而通过名义上的国有企业境外投资活动将黑钱洗“白”。以上种种违规甚至违法行为给国家造成了直接的经济损失，导致我国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甚至损害了我国境外企业乃至国家的整体形象。

2.国有企业境外投资亏损是国有资产流失的间接原因。我国国有企业境外投资的经济效益很难令人满意。据抽样调查，亏损的投资项目有1/3左右。导致境外投资效益不好的主要原因：一是投资具有一定盲目性。非理性的“头脑发热型”境外投资在国内一些国有大企业身上时有体现。它们往往追求所谓的“国际化经营”，好大喜功，仅凭一股冲劲与热情就冒冒失失地涉足境外直接投资；实际情况是根本缺乏国际战略考虑，前期工作做得不充分，对商业风险、政治风险也估计不足，投资的失败结果就可想而知了。二是投资缺乏业内的协调。中央和地方国有企业大多是孤军奋战，各个境外项目的投资互相独立甚至相互竞争，缺乏战略性的联合和协作，致使境外直接投资形成不了“联合舰队”式的战斗力，无法产生规模优势和效应。三是境外企业经营管理水平不高。我国境外企业的管理模式大多是将国内国有企业管理模式略加改良而成。有的企业甚至完全是国内国有企业管理模式的翻版，未转轨成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弊病很多，如管理体制混乱、财务管理不规范、缺乏制约与监督机制、缺乏风险控制机制等。这些都为经营亏损埋下了伏笔。既然国有企业境外投资很难盈利，甚至难保持平，其国有资产也就难以保值、增值，这应视为国有资产的间接流失。

二、境外直接投资国有资产流失之本源：相关管理制度的不完善

出现境外直接投资国有资产流失的原因：一是企业内部缺乏完善的现代管理系统；二是外部的管理制度不科学、不规范。笔者认为，从宏观的角度而言，后者是最根本的原因。具体表现为：

1.境内国有企业产权不明晰，国家对其以国有资产进行境外直接投资的管理缺乏明确的思路。长期以来，境内国有企业的国有产权归属模糊，出资人代表不明晰，导致政府社会管理者职能和所有者职能、所有者职能和经营者职能难以有效分开。即使在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之后，这种产权关系不顺的状况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因此，国有企业在进行境外直接投资时，政府与境内投资国有企业、境外企业三者之间的法律关系混乱不清。由于国家对国有资产境外直接投资的管理实则是政府代为行使，在政府的相关权责尚未明确化、法定化的背景下，国家的管理思路也是模糊的：时而强调政府管理者职能，对境内投资国有企业、境外企业进行直接干预和监管；时而又放弃政府所有者职能，对境外投资后的境内国有企业和境外企业不闻不问，放任自流。致使一方面，境内投资国有企业、境外企业的经营创造性和发展主动性受到限制，国有资产运营效率低下；另一方面，境内投资国有企业、境外企业有时又处于无序状态，其投资及经营缺乏国家的适当调控，国有资产受到严重侵害。

2.国家对境外直接投资实行多元化管理，相关企业反而无视管理，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目前，我国没有设立一个专门的机构来管理境外直接投资，采取的是综合性归口管理、专业性管理和行业性管理相结合，中央管理和地方管理相结合，境内机构管理和境外机构管理相结合的多元化管理体制。就境内中央管理而言，商务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外汇管理局、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外交部、各行业部委等依据各自职责各管一块，权力是重叠和缺乏协调的，在实践中很难操作。譬如，在国有资产以个人名义对外投资时，有关管理规章就有原国有资产管理局颁布的《境外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管理暂行办法》及实施细则，财政部颁布的《境外投资财务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家外汇管理局颁布的《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等多项。在这些规定之下，其审批和登记程序相当繁杂，耗时过长。为避免贻误境外直接投资的良机，境内某些国有企业就索性规避政府审批，私自以个人名义用国有资产对外投资，且未及时办理具有当地法律效力的产权归属手续，这为国有资产的流失埋下了隐患。

3.国家对国有企业境外直接投资更注重事前审批和产权登记工作，事后的实质监管乏力。我国对境外国有资产的管理主要是投资事前阶段的资产评估、审批、产权登记等程序性措施，对投资后国有资产的运营状况——是否保值、增值等方面的实质性监管较少(如《境外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只涉及一些绩效报告等程序上的规定)，即使是对亏损的境外企业，也较少适用有力的惩治措施。在这种管理模式之下，国有企业一般重点关注能否进行境外直接投资，对投资后出效益所做的努力不够，还普遍存在一种“堤外损失堤内补”的想法，不积极随国际市场的变化更新传统的经营管理策略，对境外企业基本上放任不管，加剧了国有资产的亏损、流失状况。

4.国家对相关国有资产的管理在内容上过于死板，导致某些国有企业不敢、不愿境外直接投资，境外企业也往往绕过国家管理而违规投资、经营。我国目前的境外投资国有资产管理制度以管制为主要内容(包括严格的资产评估登记、审批、外汇汇出和汇回、融资限制等制度)，鼓励与保护性规定不足：鼓励性规定仅包括有限的外汇留成制度，小范围的税收减免、抵免制度，不完全的投资国别、产业指导目录制度，少许的海外直接投资信息服务和资金扶持规定等；保护性规定除了双边条约和多边条约的有关内容外，在国内法层面更只有零星的内容(如国别投资障碍报告制度)，最能体现保护功能的海外直接投资保险制度在我国立法上还是空白。在这种管理取向之下，一些国有企业对境外直接投资犹豫不决、望而却步。值得一提的是，即使是成功“走出去”的境外企业也往往会由于国家管得太死而干脆绕过国家管理违规投资、经营。例如，我国规定，境外投资企业在境外自行筹借和运用资金时，未经境内投资者所在地外汇管理部门审查，并转报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其境内投资者、境内金融机构以及其他部门、单位一律不得以任何方式为境外投资企业提供外汇担保；境外投资企业也不得擅自对外提供担保。这些规定给境外企业的筹资、用资和担保设置了很大的障碍，为寻求发展，境外企业只好私自在境外筹借和运用资金，部分国有资产因此而流失。

三、改革相关管理制度，促使境外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1.理顺政府、境内投资国有企业、境外企业三者之间的法律关系，并以此为基础明确管理思路。首先，必须在法律上确立政府国资监管机构(如国资委)的特殊法人主体地位。目前，《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规定国资委是政府直属的特设机构，并没有从法理上明确概念的逻辑内涵。笔者认为，今后要在法律条款上明确写明各级国资监管机构国有资产的出资人地位，确立其特殊法人主体资格。据此，他们与境内投资国有企业(甚至境外企业)的关系就是出资人与受资人、特殊法人与法人之间的关系。如此定位之下，国资监管机构可以顺理成章地行使其作为出资人(或称所有者)的各种权利，如对企业负责人的任免奖惩、企业重大事项的管理、派出监事会等等。至于政府其他管理国有资产部门(如商务、财政、外汇等管理部门)，则主要是履行社会管理者的职责，处于配合国资监管机构进行管理的地位，行使其相关领域的权利。其中，商务管理部门又处于中心地位，研究与制定我国境外直接投资的宏观发展和协调战略，并实施必要的审批制度；财政管理部门协助管理境内投资国有企业、境外企业的投资资金和国家资金，成本的核算管理，工资的核算管理，利润的分配管理，企业亏损的处理，中方职工奖金等方面的问题；外汇管理部门则协助进行外汇风险、来源的评估和审查，关注外汇能否安全、及时、有效地收回。如此管理模式有主有次，互相协调，能适度克服原来部门管理中心不突出、权利重叠的弊端。其次，政府与境内投资国有企业、境外企业要适当保持距离，该管的要管，不该管的不管。也就是说，一方面，政府应加强对企业投资及经营的适当调控与监管以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扩大对境外直接投资的公共信息服务等扶持措施以促进国有资产增值。另一方面，政府不宜再采取不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直接干预手段，如取消国家外汇管理部门对投资企业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审查程序；给予投资企业充分的筹资、用资以及用工自主权等等。

2.在加强国有资产境外直接投资事前审批和产权登记工作的同时，更注重其事后监管和惩治。首先，尽早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境外企业国有资本金效绩评价制度，以考核境外国有资产的经营情况。按《境外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目前对境外企业进行效绩评价的做法是：境内投资国有企业自己做好境外企业国有资产效绩评价工作，并向国资监管机构报告。如此程序虽然体现了“谁投资，谁负责”的原则，但通常境内投资国有企业与境外企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之间容易相互“沟通”以规避国资监管机构的监督检查。例如，最常见的手段就是杜撰、更改内部业务往来而隐瞒应该上报的国有资产流失。对此，笔者认为，应从实质上理顺境内投资国有企业与境外企业的法律关系，建立两者间的独立企业经济往来制度，真正从源头上强化境内投资国有企业的监管，从而改变现有的境外企业国有资本金效绩评价制度只重报告而轻实质监管的弊端。其次，实质上赋予国资监管机构审核境外企业重大国有资本运营决策事项的权利。《境外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规定，涉及境外发行公司债券、股票和上市等融资活动，超过企业净资产50%的投资活动，企业增、减资本金，向外方转让国有产权(或股权)导致失去控股地位，企业分立、合并、重组、出售、解散和申请破产等重大决策事项的，应由境外企业的境内母企业报国资监管机构备案；境外企业发生的涉及减少国有资本金的损失，也应及时报告国资监管机构。但备案、报告后，国资监管机构有哪些实质性权利?他能否直接阻止或限制这些活动?又如何参与境外企业的经营决策?这一系列问题，该《暂行办法》没有作出规定。为防止、减少国有资产流失，以后应予补全。再次，更多地授予驻外使领馆商务参赞处(室)调查境外企业是否有非法行为，而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权利。由于境外企业位于我国国土之外，我国对其的监管往往鞭长莫及，还要受到东道国属地管辖权的种种限制。因此，对境外企业经营及守法状况的了解不能仅仅依赖国内监管机构，应适当发挥位于境外的驻外使领馆商务参赞处(室)的功能，实质性地交与其一部分调查和监督权，包括对当地投资企业提交的报告书是否属实、是否有转移国内资产行为和从事未经许可的投资事业、清账情况及投资事业终结时的财务处理情况等事项进行调查监督等等。这种境内与境外的结合监管模式能最大限度地防止、减少国有资产的流失。最后，健全相关国有资产流失的经济、行政和刑事处罚制度，使境内投资国有企业和境外企业服从监管。在这方面尤其要加大对“境外直接投资后亏损”的处罚力度。

3.修改对相关国有资产过于死板的管理规定，以利于国有资产的保值与增值。首先，在加强相关国有资产管理的同时，也应注意对境外直接投资的鼓励与保护，使国有企业有信心有条件走出去投资，获得国有资产增值的机会。具体包括：一是制定较系统的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指南和产业、地区指导目录，以帮助国有企业做好境外直接投资的可行性论证，防止出现盲目投资现象；二是扩大境外直接投资税收优惠措施，如可效仿日本等国建立境外直接投资准备损失金制度，让境外直接投资者在投资初期3年内将其投资总额全部或部分划为储备金，并在其应税所得额中予以扣除；三是适当放松投资者外汇资金来源限制，允许投资者将合法来源于更多渠道的外汇资金用于境外直接投资；四是组建一个专门机构——境外直接投资银行，并通过立法的形式确定其金融援助方面的业务范围：给符合条件的境外直接投资提供低息或无息贷款，为境外直接投资者提供适当的担保，协同商务财政部门对境外直接投资前期活动提供资金或贷款支持等等；五是建立完善的境外直接投资保险制度，对境外直接投资者可能遭遇的政治风险提供保险。其次，修改、取消现有的对境外企业管得过死的规定，在保障国有资产安全的前提下，让境外企业有适度的用汇、筹资、用资和担保权。

参考文献：

[1]屈茂辉.中国国有资产法研究[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

[2]文杰.完善我国海外投资立法的若干思考[j].律师世界，2003，(1).

境内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篇2

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现状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组织的《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报告》显示，2010年全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达到680亿美元，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位居发展中国家、地区首位，名列全球第五位，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只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5.23%，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

当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特点，其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持续增长。中国对外投资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据商务部统计，200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仅27亿美元，到2010年增至590亿美元，年均增速逾55%。2007年以前中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为1012亿美元，近三年就相当于过去累积存量的近1.5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全球的排名也由2002年的第25位上升到2009年的第5位。截至到2010年底，对外直接投资累计达2588亿美元，境外资产总额超过10000亿美元，境外企业就业人数超过100万。

2.香港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平台。近年来，中国对外投资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至2009年底在亚洲地区的投资存量达1855亿美元，占比超过75%。而在亚洲地区，则主要集中在香港地区。按投资额计算，截至2010年底，中国境内企业对香港地区直接投资存量占对亚洲直接投资存量的比重逾80%，占对外直接投资总存量的比重也逾60%。此外，对开曼群岛等自由港的投资存量占对外投资总存量的比重也近20%。

3.投资主体中非国有企业的比重不断扩大。2010年，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29个国家和地区的3125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虽然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在对外投资主体中仍占主导地位，但民营企业及其他所有制形式企业的对外投资增长速度逐步加快。国有企业对外投资存量所占比重下降3个百分点，降至66.2%。

4.投资方式更加多样，并购成为对外投资的重要形式。目前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方式更加多样化，绿地投资、租赁、跨国并购、战略联盟联合投资等多种方式并存。其中绿地投资最多，租赁较少,并购发展较快。今后对外并购的不断增多将是发展趋势。2003～2007年，中国企业通过并购实现的对外直接投资超过200亿美元，占同期对外投资总量的1/3以上，跨国并购金额增长了100多倍。2009年和2010通过收购、兼并实现的对外投资分别达到191亿美元和297亿美元，均占当年对外投资量的40%。

5.低比例参股、换股的合作投资不断增多。在国内加工能力盈余而上游资源缺乏的行业，一些中国企业为建立稳定的上下游供货渠道，在不寻求企业经营权和控制权的前提下，以低比例参股国外上游企业的形式对外投资合作。另外，为了相互借助对方的社会资源，更顺利进入对方市场，合作双方采取互换股份，相互参股的形式，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投资方式也不断出现。这两种投资合作方式降低了风险，避免了国外敏感企业经营权和控制权变化而带来的非商业性因素的干扰，有利于实现合作双方的互利共赢。

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主要问题

1.对外直接投资法律法规体系不健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立法严重滞后于海外投资实践的发展。我国的第一项对外直接投资始于1979年，但直到1985年方才有了第一个规范对外投资的法规。迄今为止还没有出台一部系统的、既符合国际规范又符合我国国情的《海外投资法》，尚还没有形成完善的对外投资的法律体系。现行的有些法规不仅颁布时间较早，而且门类残缺不全，难以适应当前企业对外投资的需要。同时，由于目前我国对外投资仍处于多头管理状态，各项法规分别由众多管理部门制定。这些产生于各部门管理权限和目的之下的政策法规难免会有不衔接甚至相互抵触之处，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对外投资混乱无序的状态。比如，在商务部于2004年10月1日《关于境外投资开办企业核准事项的规定》之后的一周之内，国家发改委紧接着于2004年10月9日亦了《境外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两者均将境外投资由审批制改为核准制。尽管依照规定，上述两个部门在境外投资的核准过程中各有分工――即通常所说的“商务部审核企业、发改委审核项目”，但由此导致了企业需要分别向两个部门申报两份繁简不同的文件。这样就可能导致出现一个部门核准，而另一个部门否决的现象，会降低企业效率。

2.对外直接投资管理体制政出多门。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管理体制中，多头审批管理一直是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目前仍有众多的部门参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管理工作。按照国务院所属职能部门的“三定”方案，商务部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的主要职责是：拟定境外投资的管理办法和具体政策，依法核准国内企业对外投资开办企业(金融企业除外)并实施监督管理，起草对外投资等对外经济合作管理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并依法进行管理和监督；核准国内企业对外投资设立企业经营资格；负责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工作。国家发改委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的主要职责是：研究提出对外投资战略、总量平衡和结构优化的目标和政策；安排国家拨款的境外资源开发类和大额用汇投资项目。国家外汇管理局、人民银行、财政部、国资委为对外直接投资的协助管理部门，负责与对外投资有关的外汇汇出入、资金投放、境外国有资产管理等事务。各地方政府和有关部委为其境外企业主办单位的政府主管部门，并根据本地区、本行业的综合优势和特点，确定本地区本行业的重点投资方向和领域。同时,商务部授权其驻外使领馆商务处对中方在其所在国开办的各类企业进行一线监督管理。从各自职能上看似乎划分得很清楚，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往往界限不清，极易造成矛盾。

3.投资主体结构不尽合理。在我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中，国有企业占的比例较大。尤其是大型中央国有企业集团和国家控股企业占主导地位。而从整个世界范围看，海外直接投资活动的主体一般都是以私人企业为主的。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有关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数据库资料显示，在580家有相关数据的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子公司中，私人企业为375家，占企业数目的64.7%;国有企业118家，占20.3%；混合企业87家，占15%。而我国的中央国有企业占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81.8%,地方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只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16.4%。国有企业在经营活动中存在着产权不明晰、产权安排无效率的问题，这种情况导致国有企业在进行跨国投资的时候会出现种种内部问题,我国要发展对外直接投资，鼓励私营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是必由之路。

4.对外直接投资项目缺乏前期研究。对外直接投资比在国内办企业的风险更大，因此，必须进行严格的可行性研究。但我国某些企业对投资项目的前期研究不够重视，对东道国的资源供求状况、交通运输条件、企业技术装备、投资政策法规等缺乏全面的考察和论证，对境外投资的商机、自身的优势和劣势，尤其是投资风险缺少深入和客观的分析，从而导致了错误的决策。有些出国考察团不重视收集第一手资料，而是把国外合作伙伴的自我介绍或其提供的二手资料作为可行性研究的唯一依据，结果所获资料不全面和不真实，有的甚至被合伙人坑骗造成损失。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境外投资企业中有1/3盈利，1/3持平，1/3亏损，其中盈利的多为非生产性企业，而亏损的多为生产性企业。造成这种局面虽然有多种原因，但忽视对外直接投资项目的前期研究往往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

5.双边多边投资保护机制不健全。迄今为止，我国已与115个国家签订了双边投资促进和保护协定，但仍有相当一部分海外市场（约占我国境外投资目的国的28%）与我国尚未签订此类协定。而在已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中，其中多数都是同来华投资的发达国家和次发达国家签订的，其主要目的是吸引这些国家的投资，而没有将保护中国境外投资列为重点。这事实上导致双边投资协定演变为我国政府的单方面承诺。即使我国与别国签署的双边协定中列有相互保障投资安全的条款，但由于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缺失，这些协定仍难以发挥实际效果。在国内投资保险制度和双边投资保护机制均不健全的同时，我国对多边投资保险机制的作用也未给予充分重视。根据《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MIGA）建立的担保机构主要向流向发展中国家的私人海外投资的非商业性风险给予担保，并提供争端解决机制，我国虽然是MIGA的创始会员国和主要出资国之一，但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却缺乏利用该公约保护自身权益的意识，从而使多边投资保护机制尚未有效发挥功能。

三、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对策

1.加大对外直接投资政策支持力度。一是加强对外直接投资立法工作，尽快出台《对外投资法》、《境外投资公司法》等，为境外投资企业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保护其境外投资合法权益；二是继续深化外汇治理体制改革，认真落实《关于调整部分境外投资外汇治理政策的通知》等有关政策措施，逐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实现由强制结汇制到意愿结汇制的转变，进一步完善国际收支申体系。简化对外投资审批手续和环节，取消多头治理制度，建立统一部门进行协调治理；三是加强对外直接投资贸易、税收等政策支持。借鉴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政府给予境外投资企业低息贷款和进出口信贷担保、减免营业税、答应延期支付公司所得税、建立境外投资风险保险等。四是进一步完善对外投资社会化公共治理和服务体系，比如，建立投资环境的等级评估、预警和应对预案体系、建立与完善境外投资信息系统、鼓励和帮助在境外建立我国跨国企业的地区和行业商会、对预备到境外投资的企业进行相关培训，等等，以降低对外投资企业的投资风险和成本，提高我国对外投资企业国际竞争力，保障对外直接投资的健康顺利进行。

2.组建专门的对外直接投资管理机构，加强宏观管理和指导。针对目前对外投资多头管理的状况，建议把海外投资管理机构从众多部门中分离出来，成立一个集外贸、外资、外汇、计划、管理统一于一身的类似于中国对外贸易促进委员会的机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管理中心，由该机构作为宏观管理的政府代表，主要负责贯彻国家的方针政策，做好战略规划，强化监督管理，制订指导政策，确保对外直接投资的各项活动按国家宏观规划健康有序地发展。着力改变“国重民轻”的投资结构。盘点中国30多年的改革进程，与缺乏内在驱动力的国有企业相比，萌生于体制外的民营经济经历了种种艰难困苦，造就了它们强大的生存能力。民营企业的嗅觉十分灵敏，很早则意识到欧美债务危机所带来的并购契机。但是民营企业的“草根性”决定了它们在资金获取与政府支持方面往往处于劣势地位，成为制约许多有国际化视野的民营企业家们“走出去”的瓶颈。所以，政府要从多方面鼓励民营企业“走出去”，改变对外直接投资中国有企业占主导力量的局面。中国30多年的经济发展实践证明，民营企业的投资效率普遍高于国有企业。今天这种“国重民轻”的“走出去”结构若不能得到有效改善，则不利于中国经济的长久持续发展。

3.加强境外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努力规避投资经营风险。境外直接投资是以整个世界作为活动舞台的，其所面临的投资环境具有复杂多变性，往往需要承担更大的风险，包括政治体制变动风险、汇率风险、国有化风险、法律对抗风险等。由于近年国际政治和经济形势更加动荡，一些国家政局不稳，恐怖主义活动频繁，甚至爆发内战，海外企业面临被征收及外汇限制等风险，加上美国金融危机和美元快速贬值的影响，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各国之间的利益冲突增多，加大了企业跨国经营环境的不确定性。为了降低投资风险，实现预期收益，必须认真做好投资前期的可行性研究工作。一是要注意多渠道地收集各方面的信息，包括内外的咨询机构、行业组织、业内相关企业、当地华人华侨以及我国驻当地的外交机构等提供的信息。二是要全面考察东道国的投资环境，包括社会政治环境、物质技术环境、自然区域环境、市场资源环境、销售市场环境、金融货币环境和政策法律环境等。三是要精心选择国外的合作伙伴，力求掌握其财务收支、技术装备、商业信誉和管理能力等状况。四是要采取适当的投资方式，灵活运用新建、并购组建战略联盟等方式进行境外投资。只有认真做好投资项目可行研究，实事求是地评价各种利弊得失，才能为项目决策提供科学而可靠的依据，从而有效地规避境外投资中的各种风险。

境内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篇3

外商投资企业境内再投资与一般的内资企业境内再投资不同，由于其涉及到外资，因此会比照外商直接投资的相关规定，并存在对不同行业的投资限制。实践操作中，由于投资行业和投资方式的不同，外商投资企业境内再投资需受诸多监管限制。结合实践情况，我们对外商投资企业境内再投资的部分问题作如下分析。

主体资格条件

主体资格条件限制废止

根据《外商投资企业境内投资的暂行规定》(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2000年第6号)(以下简称“《暂行规定》”)第五条及第六条，外商投资企业进行境内再投资需满足以下条件：1、注册资本已缴清，开始盈利，依法经营、无违法经营记录；2、外商投资企业境内投资，其所累计投资额不得超过自身净资产的50％；投资后，接受被投资公司以利润转增的资本，其增加额不包括在内。根据《关于外商投资的公司审批登记管理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执行意见》(工商外企字[2006]81号)(以下简称“《执行意见》”)，外商投资企业境内再投资，不再执行上述限制性规定。

行业资格条件限制

实践中，外商投资企业境内再投资在同一领域的，应无过多限制。外商投资企业再投资在与其自身经营范围不同的领域，则会存在限制，一般要求其具有相关行业直接或间接经验，在某些特殊领域尤其如此。

如在医疗行业，设立中外合资、合作医疗机构，要求中外双方均应具有从事医疗卫生投资与管理的经验；而设立中资医疗机构，则无该要求。实践中，外商投资企业境内再投资设立医疗机构，应需比照设立中外合资、合作医疗机构关于外方投资者的要求；外商投资企业若无从事医疗卫生投资与管理的经验，则较难以再投资设立医疗机构。

特殊外商投资企业境内再投资的主体资格条件

对于外商投资创业投资企业和私募股权投资企业等特殊类型的外商投资企业，由于其为专门从事投资的企业，其设立和投资均适用关于外商投资创业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私募股权投资企业的特殊规定。

目前，关于外商投资创业投资企业，商务部(原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科学技术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税务总局和外汇管理局于2003年颁布的《外商投资创业投资企业管理规定》(2003年第2号)，对其设立及投资问题进行了规定。但关于外商投资私募股权投资企业，相关监管部门尚未颁布全国性的规定，仅上海、北京和天津等地方出台了部分地方性规定。

投资领域限制

禁止类

《暂行规定》，外商投资企业不得在禁止外商投资的领域投资。禁止外商投资的领域应根据《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的规定进行确定。根据国务院法制办公室于2011年4月1日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修订征求意见稿)》，外商投资的产业目前正处于修订中。

限制类

根据《暂行规定》，外商投资企业境内投资比照执行《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的规定外商投资企业境内投资于限制类领域的，需向商务部门申请审批；且商务部门收到申请后，按照被投资公司的经营范围，会征求同级或国家行业管理部门的意见。

实践中，行业管理部门对于外商直接投资某些领域的问题，一般会有相应的法律法规规定。但外商投资企业境内再投资该等领域的，是否需参照该等法律法规规定，相关法律法规并未明确。

如在医疗行业，根据《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医疗机构属于限制类外商投资产业，限于合资、合作，并未规定股权比例限制。但根据《中外合资、合作医疗机构管理暂行办法》，合资、合作中方在中外合资、合作医疗机构中所占的股权比例或权益不得低于30％。根据《暂行办法》，外商投资企业境内投资设立医疗机构，只需比照《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的规定，对于中外双方的股权比例是否需符合《中外合资、合作医疗机构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未有明确的法律依据。鉴于目前医疗机构属于限制类外商投资产业，根据《暂行规定》，若外商投资企业境内再投资设立医疗机构，需经商务部门审批，且商务部门会征求相关行业管理部门的意见，因此行业主管部门应会比照《中外合资、合作医疗机构管理暂行办法》执行。

因此，对于外商投资企业境内再投资于限制类外商投资产业，不仅需比照《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实践操作中，仍需参照该行业管理部门有关外商直接投资该领域的相关规定。

鼓励类和允许类

根据《暂行办法》，外商投资企业在鼓励类或允许类再投资，向被投资企业所在地公司登记机关提出申请即可，而不需商务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的审批。

实践中，行业管理部门对于外商直接投资于该等鼓励类和允许类领域可能出台相关的规定。若对于外商投资企业境内再投资于该等领域是否需参照适用无明确的法律依据，外商投资企业可能亦无法在鼓励类和允许类领域任意进行投资。

如在广告行业，根据《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广告企业属于鼓励类和允许类外商投资产业；根据《外商投资广告企业管理规定》，设立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和外商投资广告企业，要求外方需具有经营广告业务的经验等条件；但设立中资广告企业，则无该等要求。因此根据《暂行规定》，由于广告企业属于鼓励类和允许类外商投资产业，外商投资企业境内再投资设立广告企业，应只需向登记机关申请登记即可，而不需行业管理部门和商务部门审批。但实践中，如不需参照《外商投资广告企业管理规定》，则将存在通过外商投资企业再投资方式规避上述监管要求的情形。

资金来源

对一般外商投资企业进行境内再投资的影响

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关于完善外商投资企业外汇资本金支付结汇管理有关业务操作问题的通知》(汇综发[2008]142号)

(以下简称“142号文”)，外商投资企业资本金结汇所得人民币资金，应当在政府审批部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使用，除另有规定外，结汇所得人民币资金不得用于境内股权投资。商务主管部门批准成立的投资性外商投资企业从事境内股权投资，其资本金的境内划转应当经外汇局核准后才可办理。

根据上述规定，外商投资企业境内再投资资金不得为外商投资企业外汇资金本结汇所得人民币资金，因此外商投资企业境内再投资需慎重考虑其资金状况。对于人民币资本金或人民币利润不足的外商投资企业，其境内再投资存在投资资金限制。

对特殊外商投资企业进行境内再投资的影响

总体而言，上述外汇资金本结汇用途限制对于外商投资创业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私募股权投资企业进行境内投资存在较大障碍，但在某些方面和区域，也有相对放开的趋势。

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关于外商投资创业投资企业资本金结汇进行境内股权投资有关问题的批复》(汇综复

[2008]125号)，经商务部批准的外商投资创业投资企业可在经营范围内以外汇资本金进行境内股权投资。

根据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和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lO年12月的《关于本市开展外商投资股权投资企业试点工作的实施办法》(沪金融办通[2010]38号)，获准在上海试点的外商投资股权投资管理企业可使用外汇资金对其发起设立的股权投资企业出资，金额不超过所募集资金总额度的5％，该部分出资不影响所投资股权投资企业的原有属性。外商投资股权投资试点企业可至托管银行办理外汇资金境内股权投资事宜。

据报道，目前北京关于外商投资私募股权投资企业的外汇资金本结汇问题，也已获得与上海相当的结汇额度，可在经批准的额度范围内，利用外汇资金本结汇所得人民币资金进行境内股权投资。

外商投资企业人民币直接投资问题

商务部于2011年10月12日了《关于跨境人民币直接投资有关问题的通知》商资函[2011]第889号，允许外国投资者以境外合法获得的人民币依法来华开展直接投资活动。该规定突破了目前外国投资者只能以外币进行投资的法律限制；根据该规定及上述142号文，若外国投资者以境外合法获得的人民币直接在境内投资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则该外商投资企业进行境内再投资应无上述资金来源的限制。

外资并购涉及外商投资企业境内再投资的相关问题

根据《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商务部令2009年第6号)，外国投资者通过其在中国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合并或收购境内企业的，适用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合并与分立的相关规定和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境内投资的相关规定。同时境内公司、企业或自然人以其在境外合法设立或控制的公司名义并购与其有关联关系的境内的公司，应报商务部审批，当事人不得以外商投资企业境内投资方式规避上述要求。因此该等外商投资企业境内再投资的要求与一般外商投资企业境内再投资不同。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查制度的通知》([2011]6号)规定，外国投资者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并通过该外商投资企业购买境内企业股权属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情形之一，根据其投资行业的情况需经商务部进行并购安全审查。

境内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篇4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风险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类。美国学者罗伯克从风险影响范围的广泛性来考量把风险分为一般风险和特定性风险。一般风险影响范围涉及所有的外国投资者;特定性风险影响的范围只是具有某种特征的外资企业。近年来学界和实业界越来越关注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问题。已有的研究主要以境外投资企业整体为研究对象,即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的一般风险进行研究。高勇强(2007)指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政府干预风险、法律风险、文化风险、政府变动风险、战争与内乱风险、转移风险、国有化风险、违约风险、延迟支付风险、人身安全风险和第三国干预风险等11种风险;聂名华(2011)分析了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东道国政治风险的现状及规避策略。

不同于一般风险,我国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特定性风险近年来才被认识,已有的研究如陈华、张艳(2010)指出,我国国企对外直接投资面临风险的原因之一是我国对外投资经营项目核准程序的不规范;张英达、葛顺奇(2011)指出,国企在境外并购活动频繁受到歧视性政治待遇。上述研究还只是在一般风险的框架下对国企对外直接投资特定性风险的某些表现形式进行了讨论,缺乏对国企特定性风险产生机理的研究。而且,上述研究多从东道国环境不确定性的角度来分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可能遇到的风险,即侧重外源性因素引发的风险研究,缺乏内生性因素引发的风险研究以及缺乏把两者结合起来进行的研究。也许是考虑到我国国企性质的特殊性,学者们对国企对外直接投资风险方面的讨论会有所顾忌。2011年3月底,我国非金融类ODI存量已达到2673亿美元,而国企占到70%以上。近年来不断爆出国企对外直接投资遭遇巨额亏损的事件。

在并购方面,有中国平安收购富通集团巨亏;在股权投资方面,有中司海外投资黑石集团和国开行投资巴克莱大额浮亏;在绿地投资方面,有中铁承建沙特轻轨项目严重亏损。最近又爆出中海外波兰高速公路项目若完工将亏损3.95亿美元,利比亚战乱我国国企涉损金额达188亿美元等。这些事件无不折射出我国国企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着巨大的特定性风险。同时也警醒我们加强对国企对外直接投资特定性风险问题研究,把握这类风险发生的机理,进而进行有效的风险管理。因此,本文对我国国企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面临的主要特定性风险的构成因素及引发风险的“导火索”,即触发条件进行探索性的研究。

二、国家政治制度不相容风险

国家政治制度不相容风险指纯粹是因为我国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与西方国家存在着重大差异所带来的,即由于东道国,尤其是西方国家对我们这样一个以实现共产主义为宗旨的特定党派为执政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国的崛起的恐惧和排斥而可能使我国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遭遇的风险。

1.风险因素

西方国家进行的多项国际调查表明,中国被视为“地球上最后一个共产主义大国”。西方思想根深蒂固。尽管我国境外国有资产从法律上讲属于中国全体人民所有,但由于党在国企中的核心领导作用,不排除他们把这些资产视为“党产”而加以破坏。由于我国现实中还大量存在着党政不分、政企不分的情况①,国企的对外直接投资往往被认为是党和政府的行为,从而在东道国经常遭遇种种歧视,甚至遭受到当地主流社会的敌意和威胁,这将严重制约国企对外直接投资业务的开展。

国家政治制度不相容风险有两种主要表现形式:

(1)抵制“红色”中国海外扩张一直是西方国家政府否定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项目的主要借口。2005年,中国海洋石油公司拟斥资185亿美元收购美国优尼科石油公司的全部流通股。在中海油报价后的第一天,美国国会能源商业委员会主席乔?巴顿就致信布什,表示了对中海油收购优尼科的担忧,称其对美国能源和安全构成威胁,要求政府确保本国能源资产不出售给“红色”中国。而迈克尔?奥哈龙在《纽约时报》上更直截了当地指出:“我们究竟要把多少东西卖给我们将来可能要在战场上相见的国家?”(黄河,2009)。更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我国国企的大型对外直接投资项目,不但东道国一国政治势力反对,甚至在整个西方社会都可能听到反对之声。2009年力拓单方面撕毁协议,以1.95亿美元违约金的代价宣告了中国国企最大的一起海外并购案的失败。究其原因,就包括西方利益集团频频向澳大利亚政府及有关参与者施压。在政治强压下,作为中铝的财务顾问之一的美国第二大金融机构摩根大通旗下的J?P?摩根基金公司,都公开表示反对中铝与力拓的交易。

(2)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经常借口“人权高于”而对别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实施威胁和干预,我国国企对外直接投资将来可能因“问题”受到制裁。美国和欧盟国家把原苏丹、伊朗、叙利亚、朝鲜等国列为“无赖国家”或“实施经济制裁国家”,哪个国家与它们开展投资和经贸往来都很可能被制裁。我国国企也最有可能因此而成为制裁对象。事实上,我国国企已经在原苏丹油田、伊朗油田等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政府的干预(田泽,2010)。最近的例子是2012年1月份我国国企珠海振戎公司因与伊朗有石油经贸往来而可能遭受美国经济制裁。美国华盛顿扞卫民主基金会执行理事马克读博维茨表示,美国“认真考虑”制裁是一副好图景。他声称,如果中国再不减少同伊朗的经贸往来,“这可能是美国陆续开始制裁中国国有企业的开端”。据英国路透社2012年1月12日报道,包括中石油和中石化在内的中国石油巨头均在美国能源行业领域投资数10亿美元,这些公司更易遭到制裁的潜在冲击。

2.触发条件

(1)国际政治格局的突然变化。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改革进行较早,现在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民主法制制度。而对于大多数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社会制度正在处于调整阶段,一些国家的封建独裁制度正逐步向民主法制制度转变。2011年以来,由于西方国家压力等因素,一些北非西亚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改革已有实质性的成效。这些变化对我国的国际关系将造成深刻的、复杂的影响,不排除西方社会为了“扩大胜利成果”,在“”或“人权问题”上向我国政府做出更大的施压举动,以至于殃及我国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2)东道国民众的大规模抵制。由于我国与西方国家主流信仰、价值观的冲突,因一些我国或东道国的政治事件或一些政客的行为而激起东道国民众大规模抵制我国国企在当地直接投资的行为是可能的。比如,某些西方政客在一些特殊敏感时期,打反华牌,以此来蛊惑群众,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 这类行为具有更大的不可预见性,一旦我国政府或有关国企应对不当,在当地的投资项目就可能遭受重大损失。

(3)国家间政治矛盾所引发的军事冲突。中国周边国家利益交织、矛盾复杂,南海、朝核、中缅问题等都有可能牵扯到“中国威胁”的问题,进而影响到我国有关国企对外直接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尽管国际形势朝着缓和的方向发展,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之间的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一旦二者之间矛盾激化,将有可能爆发军事冲突,一些国家可能借此切断中国的对外投资途径,如此一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面临崩溃的风险,首当其冲受影响的必然是国企。由于不少境外国有资产以实体形式存在,具有不可移动性,极有可能遭遇被侵蚀和剥夺的严重危险。

三、企业治理的国际化差异风险

企业治理的国际化差异风险指由于我国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内涵和运行机制以及与治理相关的内外部环境与国际惯例存在差距从而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国有企业发生的多起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重大失败事件,比如,中川国际因乌干达欧文电站项目遭致巨亏、中信泰富因澳大利亚铁矿石项目遭致巨亏,以及去年美国、新加坡等地上市国企的股价暴跌,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存在企业治理的国际化差异。

1.风险因素

(1)企业外部治理环境存在缺陷,这是导致我国国有企业治理的国际化差异风险的最主要根源。我国国有企业所具有的国家所有权的公权力属性决定了国企的特权,包括公共财政投入、预算上的软约束、银行信贷的非市场优惠、国有垄断利润、政府官员进入国企高管层等。而特权的滥用以及国内市场机制的不成熟,决定了国企在国内就一直缺乏市场竞争压力,滋生懒散、低效率、腐败等国有企业诟病,即使对于市场转型后的国企也是如此。国企在这样的外部治理环境下实施对外直接投资,势必缺乏国际竞争力,就像一个在家里被宠坏了孩子到外边挨打受气是必然的。京东方收购韩国现代TFT-LCD案就是一个典型案例①。

(2)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存在缺陷。其一是政企不分的痼疾并未得到根治。对于实施对外直接投资的境外子公司来说,由于作为其母公司或主要股东的境内国企政企不分,它们也无法做到政企分开。而且它们既要受到我国的监管体制管理,也要受到东道国法律体制管理,如果仍然政企不分,必然与某些法制健全的东道国的管理相冲突,无法与国际接轨。在政企不分体制下,政府官员在处理国企有关对外直接投资事务时同样会。比如,原四川省副省长利用职权多次批准挪用中川国际的乌干达欧文电站项目赔偿风险准备金,就给该公司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其二,多头管理的问题也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由于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是在国际市场上运作,客观上要求企业在投资决策、资金投入、投资方式和区位、营销策略等方面的选择上都必须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因此,多头管理的“都管都不管”的管理体制,导致境外国企在应付重大事件时贻误战机。其三是企业经营管理体制不健全。在经营管理层面最重要的就是如何产生企业领导人。对外直接投资需要具有国际化的高水平的领导人来主持,他们应当在国际人力资源市场上竞争产生,但由于我国现有体制对国企领导人有一定政治条件的要求,导致我国境外国企领导人的遴选范围有很大的局限性。

另外,成熟的跨国经营企业,一般都有一套极为清晰的海外子公司领导人任命程序和监管制度,任命必须有一个不可或缺的“说服股东”的过程。说服的最重要的依据是被任命者过去的业绩,而不是靠“关系”。接受任命的领导人也要依照公司的章程和管理制度行事。相比之下,我国国企对境外子公司领导人则有意无意地都存在“放纵”和“人治”的气氛,这就不仅容易产生境外子公司经营管理混乱、“内部人控制”等严重问题,还容易助长海外子公司领导人个人色彩强烈和作风独断专行的习气,形成“一把手”体制,进而直接导致对外直接投资的失利。其四,中信泰富注资事件表明,我国国企在境外的投资经营活动有可能因旧有的痼疾同并不洁净的境外市场交叉感染而产生新的病变的风险。另外,一些境外国企采取的个人代持产权的形式,使得境外国有产权关系更加复杂,给国有资产流失带来隐患。我国国有企业治理的国际化差异风险之所以难以防范,一个深层原因就是有关风险敞口绝大多数是企业实际控制者自愿选择的结果。这里的实际控制者,是指企业的高管层以及部分监管部门决策者。企业的实际控制者选择在境外非规范的公司治理,主要是为了方便自身或监管部门政府官员寻租,例如为了方便转移国内资产、逃避国内监督、方便自己和家人出国享受等②。

2.触发条件

(1)新的企业治理制度的实施。与成熟的市场经济不同,我国国有企业治理制度仍在不断的更新之中。由于有些国有企业治理制度的改变和实施不是在市场作用条件下历史选择的过程,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制度设计与市场选择交互作用和磨合的过程。我国国有企业包括境外子公司,在这个过程中必然面临着由新旧治理制度交替、新制度需逐步完善所可能导致的种种风险。

(2)企业产权的转化。我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作为企业治理的重要一环,现在已进入深水区。国内母公司的产权改革必定要波及到境外子公司。因此,境外子公司也将同母公司一道不可避免地面临产权转化风险。比如说,对境外子公司实施管理层收购,由于境外子公司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和业务的特殊性,几乎难以遏制低价收购国有股行为。如果境外国有产权的在转化过程中得不到保障,一方面将造成境外国有资产流失的风险;另一方面,也给企业的未来对外直接投资带来隐患。

(3)政府对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介入。我国国企在实施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往往带有政府介入的痕迹,一旦被发现,都会引起东道国的激烈反弹,使企业遭受风险。大洋洲、北美洲和欧盟已经针对我国国企和具有政府背景的企业制定了相应的投资壁垒措施,筑起了“防火墙”。澳大利亚政府在2008年初颁布了外资审查的6项原则,称将考查“投资方的运作是否独立于相关外国政府之外”,以及其公司治理和融资安排,我国多家国企在澳项目已经因此而受到影响。未来我国国企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商业运作模式、不符合国际通行的游戏规则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在西方国家遭遇投资壁垒将是常态。这类投资即使突破了投资壁垒,进入了东道国,也难以获取长期的、持续的经济和社会利益。

(4)重大运营事件对企业的冲击。境外国企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会遇到一些重大运营事件,其中包括一些负面突发事件。2008年上海汽车集团韩国某子公司发生的罢工事件、2010年中国首钢秘鲁铁矿海外子公司遭遇工会罢工、在美上市企业中华网2001年、中国人寿2004年、新浪网2005年相继遭到美国股东的集体诉讼,以及2011年国外卖空者对众多的海外上市的中国国有企业存在欺诈或其他违规行为的指控等。这些事件集中凸显了我国境外国企的治理问题。境外经营区别于国内经营的一个特点在于地理边界拓展引发的利益相关者的多元化和国际化。此外,东道国监管机构的制度性规定也增加了协调成本。因此,企业在处理突发事件时面临着更大的压力,由此引发的治理风险也相应提 高。

四、境外国企领导人道德风险

道德风险指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在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效用的同时做出不利于他人的行动。任何类型的企业都存在领导人道德风险。已有研究证明,我国国有控股企业领导人道德风险比民营控股企业要高(苏卫东、黄晓艳,2004)。笔者把境外国企领导人道德风险列为一项国企对外直接投资特定性风险,是因为我国国企在对外直接投资中遭受这一风险的概率比其他类型的企业要高得多。

1.风险因素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道德风险产生的根源在于利益主体目标函数的不一致、契约的不完全性以及信息的不对称等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在我国国企对外直接投资中都严重存在。

(1)利益主体目标函数不一致。在境外国企多重委托—关系中,作为委托方的我国政府及全体人民,其目标函数是对外直接投资项目的社会福利最大化,而作为政府主管官员或母公司官员以及境外子公司领导人,其目标函数却都是私人利益最大化。受我国传统价值观的影响,除了追求经济利益外,有些境外国企领导人把“商而优则仕”作为人生的目标,导致工作中经常是报喜不报忧、好大喜功,为了追求短期利益,不惜牺牲企业的长远发展。

(2)政府或母公司与境外子公司领导人的委托契约是一个极不完全的契约。客观上讲,这同对外直接投资的性质有一定关系。首先,由于国际投资环境复杂多变,国企对境外投资后果存在较大的不可预见性。其次,存在较大的不可缔约性。由于我国国企实施对外直接投资的目标不仅包括实现经济功能,还包括完成某些政治使命,这些都难以清楚地写入契约。第三,难以证实性。有关契约执行情况的重要信息都源于境外,难以被我国政府或母公司的有关监督机构以及国家法律机构所证实。因此,有关契约中对境外国企领导人权力的约束是软化的,对其承担的责任的规定是模糊的,即权力与责任是失衡的。在这样的契约下,既容易产生权力的滥用,又增加了上级考评上的难度。因此,如果企业的境外投资项目出现严重问题,境外国企领导人总有“逃生”后路。政府或母公司高管与境外子公司领导人之间契约的不完全性的深层原因是他们是一个以私人关系为基础的利益共同体。这种利益共同体的存在增大了境外国企领导人道德风险发生的概率。

(3)政府、母公司及全体人民与境外国企领导人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首先,我国国有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由于许多业务是在境外操作的,作为方的境外子公司领导人往往较之我国政府、国内母公司以及公司真正的所有人———全体人民掌握更多微观方面的信息。比如,境外国企领导人通常拥有东道国当地法律规定、项目建设质量、资金的投入及使用以及后续运营开支,包括维持公共关系开支、劳工供给成本等信息,而我国政府、母公司以及社会公众往往不知道这些信息或知道的甚少。其次,由于纵向间信息传递链条过长,导致信息从海外的企业向国内政府、母公司或社会公众传递时一步一步失真。再次,境外国企领导人人为隐瞒真实信息和提供虚假信息。另外,由于国有企业的特殊身份,不排除有关知情人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故意封锁境外国企的负面消息。总之,由于同国内经营相比,对外直接投资所涉及的契约更加不完全,信息更加不对称以及种种国际法管辖权冲突问题和我国当今社会中民主法制建设、社会舆论监督等方面存在问题,一方面,处于优势地位的境外国企领导人在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做出有损于政府、母公司及社会公众利益的行为而不为政府、母公司以及社会公众所察觉的可能性大大增加,这可能造成人们对境外国企领导人道德风险危害程度的低估;另一方面,即使那些行为被有关各方察觉,有关各方有时也无动于衷或无能为力的可能性也大大增加。

2.触发条件

2011年中央纪委对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提出了7项要求,其中包括不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通过同业经营或关联交易为本人或特定关系人谋取利益;不准在企业资产整合、引入战略投资者等过程中利用职权谋取私利;不准利用企业上市或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定向增发等过程中的内幕信息为本人或特定关系人谋取利益等。这些要求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境外国企领导人道德风险敞口。除此之外,笔者认为我国境外国企领导人道德风险还存在如下触发条件:

(1)“利”对“名”的替代。国有企业领导人步入政坛,历来是党的干部队伍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至今仍是对国有企业领导人的一项主要激励方式。国有企业领导人也普遍存在“商而优则仕”的思想,甚至有些人把“从政”作为“经商”的最终目的。但现实中能否升官有很大的偶然性,一旦升官无望,特别是感到在升迁方面遭受到不公平待遇时,只要被制裁的可能性很小,这些人就可能会不择手段,寻求经济上的“补偿”。相信类似情况也同样会发生在我国境外国企某些领导人身上,使境外国有资产处在风险敞口。

境内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篇5

关键词 对外直接投资 政策体系 问题

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从无到有、由小到大，一直保持快速增长的态势。2007年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达187亿美元，比2006年增长6.2%；截至2007年底我国非金融类对外投资的存量达到937亿美元，2007年经商务部核准或备案的境外中资企业达1.2万家，范围已扩展到世界172个国家地区。对外直接投资不仅可以缓解我国企业资金短缺的压力、有效弥补国内资源供给不足，同时也是我国企业克服贸易壁垒、减少贸易摩擦的重要途径。在当前经济全球化推动世界经济的不断融合与渗透，我国外贸不平衡问题逐渐加剧与突出的背景下，开展对外直接投资不仅具有客观必然性，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而各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践证明，政府部门不断完善相关的政策支持体系是企业开展对外投资、实施国际化战略的保证。我国政府虽然已初步建立起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服务、保障和监管体系，特别是近几年国家在财税、信贷、保险、外汇等方面又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进一步改善了对外投资的政策环境。但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管理体制、法律体系和支持服务措施等相对滞后，已难以适应我国企业海外投资迅速发展的实际需要，健全、完善我国对外投资的政策体系已势在必行。

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体系存在的问题

（一）管理体制问题

1.多头管理。

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管理体制中，多头审批管理一直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目前仍有众多的部门参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管理工作：商务部是国务院授权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归口管理部门，负责拟定境外投资的管理办法和具体政策，起草对外直接投资管理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依法核准国内企业对外投资开办企业（金融类除外）并实施监督管理。发改委负责安排国家拨款的境外资源开发类和大额用汇投资项目。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国资委为对外直接投资的协助管理部门，负责与对外投资有关的外汇汇出入、资金投放、境外国有资产管理等事务。各地方政府和有关部委为其境外企业主办单位的政府主管部门，并根据本地区、本行业的综合优势和特点，确定本地区本行业的重点投资方向和领域。同时商务部授权其驻外使领馆商务处对中方在其所在国开办的各类企业进行一线监督管理。在这种多层次的管理体制下，表面上各部门各司其职，但实际上职能交叉，管理内容重叠。各部门从各自的管理权限和部门目的出发，制定出各自的管理办法，同时又缺乏一个权威的机构来负责统一协调，在实际操作中往往造成混乱，极易产生矛盾。

2.行政审批制度繁琐。

由于目前我国境外投资管理涉及多个部门，企业一个境外投资项目往往要经过多个部门审核，审批环节过多，且个别环节存在重复审核和审核标准不一致的现象。目前企业走出去投资办厂，需要由企业向县级专业主管部门递交相关报告后，再经省、市、相关部委审批，最后还要经商务部和国家外汇管理局的联合核准，所耗时间短则3-5个月，长则数年。这些繁琐的审核手续，使审批时间过长，贻误了企业对外投资的时机。

3.国家对海外企业的监管不力。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中一直存在国有资产流失、企业非法经营、投资移民、资本外逃等问题。这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管理体制中一直存在的“重审批、轻监管”的现象不无关系。目前，我国对对外投资的监管基本上处于放任自流或无能为力的状态。尽管我国商务部从2003年起对境外投资实行了统计、年检和绩效评价制度，但由于少数投资主体对联合年检重视程度不够，落实不到位，导致部分境外企业没有参加联合年检；加之许多根本没有经过审批而私自进行对外投资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使我国对外投资统计的准确性与全面性大打折扣。财政部对境外国有资产的管理基本上也是有名无实，其监管的条例和措施可操作性较差，而驻外使领馆商务处也缺乏必要的监管手段，其一线监管职能受到人员经费的严重制约。

4.严格的外汇管制影响了海外投资企业的国际、国内融资能力。

近年来，为了适应我国境内投资者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和跨国经营的需要，外汇管理局逐步放宽了对境外投资的外汇管理：取消了境外投资风险审查制度和汇回利润保证金制度；允许境外企业产生的利润用于境外企业的增资或者在境外再投资；取消了境外投资购汇额度的限制，允许购汇或使用国内外汇贷款用于境外投资等。但是，企业走出去的融资担保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国家对境外投资企业的资金筹措和贷款担保仍限制得过多过死。例如，国家外汇管理部门对国内母公司给予境外子公司贷款担保有严格的数量限制，中国银行境外分行也不能向我国境外企业发放贷款。这些规定都极大削弱了海外投资企业的国际国内融资能力。

（二）保障制度问题

1.法律法规体系不健全。

我国对外投资立法严重滞后于海外投资实践的发展。我国的第一项对外直接投资始于1979年，但直到1985年才有了第一个规范海外投资的法规。迄今为止，我国尚未出台一部系统的、既符合国际规范又符合我国国情的《海外投资法》，还没有形成完善的对外投资的法律体系。现行的有些法规不仅颁布时间较早，而且门类残缺不全，难以适应当前企业海外投资的需要。而且由于目前我国对外投资仍处于多头管理状态，各项法规分别由众多管理部门制定。这些产生于各部门管理权限和目的之下的政策法规难免有不衔接甚至相互抵触之处，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海外投资混乱无序的状态。

2.保险制度不健全。

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是资本输出国为保护鼓励海外投资而向本国私人海外投资面临的政治风险提供的法律保障制度。据此制度，投资者向本国投资保险机构申请保险后若遭受承保范围内的风险致使投资者损失的，由保险机构补偿其损失并取得代位求偿权，然后该保险机构可依据与东道国签订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向东道国索赔。目前，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作为政策性保险公司为企业开展对外投资活动提供政治风险保障。但从其目前提供的服务来看，主要还是侧重于与出口业务有关的保险。公司成立以来至今承保的海外投资政治风险业务仍相当有限。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缺位加重了海外企业应对风险的成本。

3.双边多边投资保护机制不健全。

到目前为止，我国已与115个国家签订了双边投资促进和保护协定，但仍有相当一部分海外市场（约占我国境外投资目的国的28%）与我国尚未签订此类协定。而在已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中，其中多数都是同来华投资的发达国家和次发达国家签订的，其主要目的是吸引这些国家的投资，而未将保护中国境外投资列为重点。这事实上导致双边投资协定演变为我国政府的单方面承诺。即使我国与别国签署的双边协定中列有相互保障投资安全的条款，由于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缺失，这些协定仍难以发挥实际效果。

在国内投资保险制度和双边投资保护机制均不健全的同时，我国对多边投资保险机制的作用也未给予充分重视。根据《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MIGA）建立的担保机构主要向流向发展中国家的私人海外投资的非商业性风险给予担保，并提供争端解决机制，我国虽然是MIGA的创始会员国和主要出资国之一，但截至2006年，我国境外投资者尚无使用多边投资保险的记录。

（三）服务支持体系问题

1.金融政策的支持力度小，获取成本高。

目前在金融政策方面，根据国家境外投资发展规划，对于能弥补国内资源相对不足的境外资源开发类项目和能利用国际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专业人才的境外研发中心项目等四类项目，中国进出口银行在每年的出口信贷计划中，安排一定规模的信贷资金予以支持。该境外投资专项贷款享有中国进出口银行出口信贷优惠利率。对于那些对国家利益具有重大影响但企业自身资金实力尚无法完成的海外投资项目，中国政府的海外投资专项贷款将发挥巨大的作用，但由于受到出口信贷规模的限制，海外投资专项贷款规模有限，而且申请使用海外投资专项贷款的项目，需按《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和《境外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的规定获得核准，并由中国进出口银行遵循独立审贷的原则对项目贷款的条件进行审查，审批手续繁琐，耗时长，获取成本高。

2.财税政策的支持方式单一，缺乏政策导向。

在财税政策方面，我国的支持政策主要体现在：对企业从事境外投资时发生的前期费用予以直接补助，从境内银行取得的用于项目建设及运营的一年以上的中长期贷款予以财政贴息；对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予以资金支持；纳税人在与中国缔结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的国家所纳税收予以抵免，对承担援外项目的企业实行税收饶让，在境外遇到不可抗力风险而造成损失的企业对其境外所得给于一年减征或免征的照顾等。但目前我国的财税支持政策只是零星的散布于某些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中，尚未形成体系，也没有体现出在对外投资的产业、地区以及投资方式上的政策导向，与其他的对外投资政策缺乏衔接和协调。另外，优惠方式单一，这特别体现在我国的税收政策中。目前我国的税收政策主要侧重于税收抵免、饶让等直接鼓励措施，对于加速折旧、延期纳税、设立亏损准备金等间接鼓励措施却很少涉及。这种政策虽然透明度高，但对于投资大、见效慢的项目刺激效果有限。即使在直接鼓励措施中也只有对直接抵免的规定，没有涉及到国际通行的间接抵免的操作方法，随着我国投资方式日趋多样化，这必然会造成海外企业在税收交纳和抵免时出现无章可循的局面。

3.信息咨询不到位，技术援助少。

在信息服务方面，我国主要依靠驻外使领馆提供一些有关驻在国的宏观经济、市场需求和基本的法律框架等方面的信息。这些商务信息一般都直接反映到中央有关部委，按行政隶属关系再向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传递，基本上是一条单向、封闭的路线。目前我国的信息服务活动也处于较低的水平，国外已进行的一些信息服务如组织由企业管理者和政府官员参加的投资代表团出国考察，建立有兴趣去海外投资的企业数据库，提供有关国家特定行业甚至特定项目的信息，为投资牵线搭桥等开展很少。而且由于没有提供信息服务的特定机构，搜集的信息比较零散，缺乏整理加工，很多信息的价值没有充分发掘。另外，我国在海外投资的可行性研究、项目开发与启动、人员培训方面提供的技术援助也很少。这都使我国企业在走出去时面临信息、人才、资金短缺的困境。

二、完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政策体系的政策建议

（一）以监管为核心，审批为辅助，完善对外投资的监管体制

1.设立统一独立的管理机构，改多部门审批为单一部门审批。

尽快设立一个统一独立的管理机构如对外投资委员会，在宏观层面上统一领导和协调组织全国的对外投资活动。该委员会的主要职责包括：制定我国有关对外投资的战略、方针、政策，结合我国产业政策，在分析企业优势和国际市场区位优势的基础上，对海外投资的产业和地区进行协调指导；依法核准国内企业的对外投资活动并实施监督管理，协调国家外汇管理局、财政部、人民银行等的管理活动，并领导协调我国银行、驻外使领馆对海外投资进行监督；发挥服务功能，为海外投资和海外企业提供各方面的信息咨询和技术援助。

2.改革审批体制，提高审批效率，增强透明度。

海外投资委员会应统一目前我国海外投资的审批标准，使审批内容更具合理性：在海外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的基础上，结合项目金额和企业的所有制性质而采取不同的审批方式，其中国有企业应成为政府对外投资管制的主要对象。对私营企业的海外投资，只要不属于我国限制投资的敏感领域，应逐步过渡为登记备案制；对于国有企业则应结合项目金额，限额以下的项目为自动许可，限额以上的由海外投资委员会进行核准。对于需核准的项目，国家应进一步简化审批程序，减少审批内容，提高审批效率；并将审批内容、程序、标准等对外公布，接受社会和企业的监督。

3.加大监管力度，落实监管措施，建立健全监管体系。

海外投资委员会应协调银行、国资委、财政部、驻外使领馆等部门构建我国对外投资的监管体系。对于国有企业，国资委应承担起对外投资出资人的角色，对境外投资项目的国内母公司加强管理；财政部门应修订有关的企业财务管理制度，规范境外企业的财务工作；同时落实投资主体责任制和投资项目法人责任制，确保企业自身承担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对于私营企业，则应联合投资母体所在地的工商税务和银行实行全程监管监控，以防止资本外逃和投资移民。另外，加强对外投资企业的年审工作和驻外使领馆对所在国企业的监督管理，并以投资金额为标准确立监管的重点企业和项目，加大相应的法律、经济、行政处罚措施，确保我国的监管措施能够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二）以立法为基础，通过外交手段，健全对外投资的保障制度

1.构建立法体系，完善保险制度，健全对外投资的单边保障制度。

系统健全的立法体系是保证海外投资战略得以顺利实施的根本和保障。在总体法律框架方面，我国首先应制定一部符合国际惯例和我国国情的《海外投资法》作为调整境外投资的基本法。该法律应对我国的投资目标、投资主体、投资形式、审批程序、资金融通、企业管理等方面做出原则性规定。在此基础上，根据海外投资实践，及时补充境外投资法的实施细则及其他的单项法规，如《境外投资企业所得税法》、《对外投资保险法》等，彻底改变我国企业海外投资无法可依、无章可循的局面。

明确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作为国家政策性保险机构为企业海外投资提供风险保障服务的职责。建议政府加大政策性风险基金投入，以便于中国信保能够扩大承保范围和保险金额；同时加大宣传力度，并在审批环节中对投资于未建交国家和高风险国家的企业实行强制投保，以便对海外投资提供更充分的保护。

2.加强国际政策协调，完善对外投资的双边、多边保障体系。

进一步加强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和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的商签、修订和履行的工作。特别是加强与我国尚未签订这两类协定的发展中国家的工作。对已签订的协定增加对我国海外投资企业加强保护的内容，如要求我国企业与东道国企业享有同等待遇，赔偿因战争、、暴乱等突发事件造成的损失，保障资本金和利润的自由汇出等。另一方面，加大宣传、普及力度，促使我国海外投资企业利用《多边投资担保机构》提供的相应支持，并利用《多边投资争端解决公约》维护自身的利益。

（三）加大支持力度，丰富支持手段，建立对外投资的支持和服务体系

在金融支持政策方面，政府首先应加大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资本金，使之能相应扩展优惠贷款和贷款贴息的规模和范围。例如，我国的优惠贷款不应只局限于境外资源开发项目等四类项目，对于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有带动作用的服务业投资，有利于转移我国过剩生产能力的生产加工项目，能利用国外先进技术和人力资源的高新技术企业等都应成为资助的对象。其次，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放宽贷款担保限制，如允许金融机构的境外分行向我国的境外企业发放贷款，并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在国内外资本市场上市、发行债券。最后，重视发挥商业银行的作用，鼓励银企合作。对于大型项目，由国家出面促成银团贷款，并通过向商业银行的海外贷款项目提供完善的保险制度，解除其后顾之忧，充分调动银行参与走出去项目融资的积极性。

财税政策支持方面，国家应该尽快设立海外投资发展基金、中小企业海外产业投资基金、对国家利益有重大意义的产业投资基金等，建立与完善我国的基金支持体系。这些基金可以由财政部、地区政府、商业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海外投资企业共同出资组成，根据企业申请，通过一定审核标准，向海外投资提供风险贷款。另外，以产业政策为引导，凭借多种支持手段，扩大税收政策的支持力度。例如，对于国家重点鼓励的投资行业和项目给予一定年限的所得税减免；对作为实物投资的出境物资和通过境外投资带动的机器设备、中间产品的出口给予全额退税；并完善目前的税收抵免制度，补充间接抵免的具体操作方法，并将加速折旧、延期纳税、设立亏损准备金等间接鼓励措施引进我国的税法当中。

信息咨询和技术援助方面，国家的海外投资委员会承担向海外投资和海外企业提供信息咨询和技术援助服务的功能。定期国别投资环境报告，尽可能提供有关国家的政治、经济、技术、法律和社会文化等信息；建立对外投资国别地区项目库和有兴趣进行海外投资的企业信息库，为企业寻找合作伙伴和投资项目提供服务；进一步了解企业的需求，联合驻外使领馆和国际商会分支机构形成庞大的信息互动网络，并加强对信息的整理和提炼，保证信息的时效性和准确性；开展更为积极的信息服务，如通过组织会议、投资组团、国外考察等方式为企业海外投资决策提供支持，并为企业决策前的可行性论证和项目规划、人员培训提供必要的资助。

[本文是山东省教育厅课题《我国服务业“走出去”的战略思考》（编号S07WF21）的部分研究成果，作者单位：山东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刘红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及国际比较》，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

境内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篇6

“走出去”是我国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到了一个特定阶段后必然出现的趋势，是中国企业拓展市场空间、应对贸易壁垒、获取优势资源的战略选择，有利于改善我国国际收支结构，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2014年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为1028.9亿美元，同比增长14.1%。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世界第三大对外投资国。但是统计数据还显示，截至2014年底，中国在境外投资的1.8万家企业中，1/3不成功，1/3勉强维持，即近6000家企业境外投资失败。站在金融服务的视角，如何给企业恰当、便利、快捷的政策支持，协助企业解决“走出去”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难题已是一个迫在眉睫的课题。

我国企业“走出去”的发展历程

所谓“走出去”，简单地说就是指使我国的产品、服务、资本、技术、劳务动力、管理以及我国企业本身走向国际市场，到国外去开展竞争与合作。“走出去”已经成为一项开放战略，指有计划、有步骤地走出去投资办厂，与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搞经济技术合作，是关系我国发展和前途的重大战略。“走出去”战略的目的在于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强化我国后发展优势，加快经济发展。

1949年建国以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限制到鼓励发展阶段，目前已初具规模。总体而言，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1949～1985年起步阶段

这段时期，我国企业在国外开展了一些直接投资活动，主要投资领域集中在贸易、航运、金融、海外工程承包等行业，投资规模极小，大多分布在世界著名的港口和大城市。比如，1979年11月，北京市友谊商业服务公司同日本东京丸一商十株氏会社合资在东京开办了“京和股份有限公司”。

（二）1986～1998年稳步阶段

这段时期，为了鼓励企业的对外投资，我国政府逐步放松了对企业海外投资的限制，并制定了一些相关的法律依据，如《海外投资外汇管理办法》和《关于加强海外投资项目管理的意见》。这些政策措施促进了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尝试跨国直接投资生产经营，投资领域扩大到资源开发、加工制造等领域。

（三）1999年迄今快速崛起阶段

从1998年提出“积极引导和推动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加工工业在外国当地开展生产加工和装配，鼓励有实力的企业到境外设厂”，到后来提出“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全面提高对外开发水平”，我国境外投资迅速发展，以海尔、华为、TCL等为代表的民族制造业和高科技企业，以及以中石油、中石化等为代表的国有大型能源、资源企业为代表，投资重点逐步转向自然资源开采、加工制造业。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国内一些大型企业集团主动走向海外，更大规模地参与世界经济竞争与合作，成为我国重要的跨国企业。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及融入全球化程度的加深，我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步伐进一步加快。

商务部的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底，我国在184个国家和地区共设立了2.58万多家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累计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6463亿美元，境外资产总额超过10000亿美元，境外企业就业人数超过100万，覆盖了全球七成以上的国家和地区。

金融支持企业“走出去”面临的主要困境

（一）融资渠道狭窄、融资难、融资贵

企业“走出去”后，在境外银行往往没有信用记录，向境外银行融资存在困难，使因市场变化、产能调整等因素产生的流动资金需求和投资资金需求只能靠境内企业的后续融资满足。一是以金融机构借款为主的间接融资仍是企业“走出去”融资的主渠道，直接和间接资金支持、出口信用贷款严重不足；二是境内主体反映，由于境外企业处于新设起步阶段，资信及担保方面往往难以达到国外银行融资条件，资金需求主要是通过投资主体内保外贷方式满足，而内保外贷审批手续繁琐，融资成本较高；倘若选择融资成本相对低的境外贷款融资方式，又受制于外债指标管理。

（二）中资银行海外网点少与企业金融需求增长矛盾突出

随着我国境外投资经济活跃程度加大，企业境外金融需求增加，但是中资银行在境外的分支机构网点少、规模小，综合金融服务能力难以满足企业需求。一是商业银行作为上市公司，在日益严格的监管环境下，受到的约束较多，再加上近几年海外金融市场波动较大而本土市场盈利良好，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跨境经营的进程，中资银行分支机构和网点设置普遍稀少，尤其是在新兴市场国家和一些高风险国家和地区；二是中资银行的海外机构在汇率风险控制、信用评估方面能力较弱，综合金融服务实力无法与外资银行匹敌；三是信息技术落后，全球网络系统不够发达，无法满足跨国企业的日常管理需要。

（三）金融业务品种少、创新力度低

企业“走出去”金融支持目前主要是法人债券贷款、投资保险、全球授信、离岸金融、股权贷款、基金融资和中介机构担保等多种支持形式。走出去的企业对银行银团贷款、出口信贷、保理等复杂金融产品的需求逐渐增加，尤其是对各种产品组合的搭配服务更为迫切。现阶段多数业务都还处于空白或尚未起步，只有少数个别业务（如法人债券贷款）在省会级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已初具规模，然而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在部分地级市并未开设分支机构，存在业务品种少且分布范围小的现状，使我国企业“走出去”意愿不强。而且目前国内金融机构在产品设计方面还缺乏清晰的市场定位，同质化现象比较严重。中国的商业银行在相对复杂服务和结构化产品，如项目融资、海外供应链融资、外汇风险管理、衍生产品等方面还缺乏相对成熟的经验。

（四）缺少有效的避险工具

全球金融及国际市场的变化而引起的诸如供需形势、汇率变化等不确定性因素，以及交易、合作对象的信用状况的不确定性因素，特别是境外投资目的地的潜在风险，如投资政策风险、外交关系风险、国际市场行情变动风险、汇率风险以及商业信用风险等有关信息无法全面掌握，预测不够准确，严重影响企业境外投资行为决策，存在较大风险，加之企业不擅长使用避险工具及国内金融机构避险产品不够多样化、全面化，多方因素导致企业海外发展前景不容乐观，存活率较低。

（五）企业使用外汇贷款开展境外投资存在政策障碍

按照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关规定，境内投资者到境外投资所需外汇，可使用自有外汇资金、符合规定的国内外汇贷款、人民币购汇等。但是在实际操作中，除政策性银行外，其他商业银行由于受贷款用途制约。对企业使用外汇贷款进行境外投资仍不予以支持。一是从贷款用途看，根据1996年中国人民银行的《贷款通则》第二十条第三款“不得用贷款从事股本权益性投资，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之规定，一直以来银行对企业使用外汇贷款进行境外投资存在制约。二是从贷款审批程序看，由于企业境外投资作为项目贷款一般时间较长、金额较大，基层分支机构无权审批。

（六）金融法律服务援助缺位

近年来，海外投资中的跨国并购增长迅猛，我国近年境外投资中通过收购、兼并实现的投资占比也逐渐增大。我国企业在海外并购中遇到最多的问题是资本运作人才和法律咨询服务的匮乏，以至于在并购交易中对目标企业真实赢利情况、资产质量等缺乏深入了解，增大投资失败的风险。

促进金融支持企业“走出去”的对策建议

（一）着力拓宽企业“走出去”融资渠道

国际化背景下，企业面临本币和外币、境内和境外不同的融资选择，通过使本外币、境内外资产负债结构趋于合理，有效降低融资成本。在支持企业开展国内外汇贷款融资和合理利用境外融资基础上，可以考虑：一是设立外汇储备投资基金。近年来，我国外汇储备总额稳居世界第一，巨额的外汇储备给资产管理及货币政策操作带来了较大的难度和压力。在庞大的外汇储备中，拿小部分外汇储备建立投资基金，专门用于扶持企业“走出去”，为外汇储备资产管理提供了一条现实途径。二是拓宽融资渠道，加大信贷和担保力度。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涉外企业的信贷投入力度，尤其对有市场、有出口订单的民营中小企业适当降低贷款门槛，及时提供信贷资金支持。充分利用出口信用保险，协调和引导保险监管机构和相关商业保险机构积极开展保险业务创新，鼓励商业保险机构参与进出口信用保险市场竞争，扩大保险的作用范围，另外政府可考虑设立出口风险基金，为出口信用保险机构发挥政策性职能提供支持。

（二）加大金融政策咨询工作扶持力度

针对企业缺乏相应的投资知识，对一些有利的政策不能及时了解或不知如何利用，相关部门应加强政策法规的宣传、引导、咨询工作，建立健全相关的宣传、引导、咨询渠道、机制，积极主动地为境外投资企业服务，加大金融政策咨询工作支持力度。相关部门应当向当地政府通报各种最新的投资政策和措施，提出合理化建议，由政府在法律允许范围内，制定各种优惠政策，鼓励企业的发展。同时，要积极向政府反馈企业意见和困难，帮助企业解决实际。

（三）增强金融机构对境外投资企业支持和引导

紧紧围绕自身优势，积极引导和支持企业境外投资。一要指导企业对投资国的经济发展状况、政局稳定情况和外国投资的优惠政策进行分析评估，帮助企业有效规避境外投资中的决策风险和政治风险；二要把支持企业进行境外投资列入对企业的综合授信范围，支持企业使用外汇贷款进行境外投资；三要通过境外融资或境内增资等渠道及时补充“走出去”企业后续资金；四要帮助境外投资企业规避利率、汇率风险；五要加强信贷产品的开发和创新，支持企业境外投资；六是鼓励和支持企业利用海外资本市场融资，发行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等债务融资工具，拓宽融资渠道。

（四）构筑企业“走出去”金融服务网络体系

在“走出去”企业相对集中的地区加大银行网点布局力度，加强与海外分支机构、海外行的相互联动，为“走出去”企业服务的地域扩大到没有相应分支机构的国家与地区。有条件的地方法人银行要加快制定海外发展战略，要积极为海外经营企业提供融资等服务，发挥海外网络优势和综合化经营优势。要建立企业海外信用记录档案库，充分利用诚信、良信兴商，破解向境外银行融资瓶颈。

（五）发挥政策性资金的正向作用

发挥地方政府财政扶持政策的导向和激励作用，研究设立境外投资合作项目的金融贷款贴息制度，扩展优惠贷款和贷款贴息的规模和范围，重点支持境外资源开发、高新技术、对外工程承包等项目。推动建立境外投资风险补偿金，鼓励开发适用保险品种，引导扩大境外投资的保险规模。指导和支持对外承包工程企业集中的县（市）设立对外承包工程保函专项资金，有效拓宽对外承包工程的担保形式。充分利用区域性金融平台建立海外投资风险保障体系，为海外并购提供规避、化解风险的相关机制。逐步放宽境内企业对其境外子公司直接放款额度限制，鼓励商业银行直接向境外投资企业发放贷款，支持“走出去”企业开展跨境“资金池”业务。合理运用短期外债规模支持企业跨境投资，继续利用特殊目的公司政策，大力支持有条件企业进入海外资本市场。

（六）完善“走出去”企业的信用支持

发挥政策性信用保险的作用，加大对企业境外投资中的外汇兑换风险、东道国政府征收风险、战争风险和政府违约风险的保障力度。完善海外投资的风险担保制度，鼓励保险机构开发商业性对外投资保险品种。推动建立“走出去”专项担保公司，鼓励现有担保公司开展对“走出去”企业的担保业务，推动设立政府支持的担保公司或资产，解决企业海外并购前期和重大海外项目启动性资金的担保问题。

（七）将企业“走出去”战略与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共同推进

一是建议制定人民币国际化和企业“走出去”的战略目标和实施规划，统筹推进，细化相关标准、实施步骤和扶持政策。二是建立统一的跨境人民币业务信息平台，及时公布跨境人民币业务的最新政策、重点客户和项目联动的业务信息，帮助企业更好地“走出去”。三是加快发展资本项目跨境人民币业务，支持境内企业赴海外上市、发债，以及海外发债回流内地的项目。四是在离岸市场，利用中央支持香港建立人民币离岸中心的有利政策，通过产品组合扩大海外人民币在当地的贷款使用；加快发展离岸人民币金融市场工具、理财、投资、汇率与利率风险管理产品，在企业海外发展方面提供全领域服务，为企业“走出去”保驾护航。

（八）转变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方式

减少外汇管理中的行政审批，从重行政审批转变为重监测分析，从重微观管制转变为重宏观审慎管理，从“正面清单”转变为“负面清单”。方便企业走出去过程中的投融资行为，逐步提高境内企业向境外提供人民币和外币信贷及融资担保的便利程度。同时，推动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有序提高跨境资本和金融交易可兑换程度。进一步扩大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主体资格，增加投资额度。条件成熟时，取消合格境内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的资格和额度审批，将相关投资便利扩大到境内外所有合法机构。有序提升个人资本项目交易可兑换程度，进一步提高直接投资者、直接投资者清盘和信贷等的可兑换便利化程度，在有管理的前提下推进衍生金融工具交易可兑换。

境内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篇7

一、江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

（一）对外直接投资逐年增长，但总体规模较小

江苏企业开展对外投资始于80年代中期。90年代，江苏的境外投资呈波浪型发展，增长趋势不明显。自2000年中央正式提出实施“走出去”开放战略，尤其是2001年我国加入WTO以来，江苏境外投资呈现出加快增长的趋势。2004年、2005年全省境外协议投资额分别突破一亿和两亿美元。2006年，全省新批境外投资项目数222个，中方协议投资额3.3亿美元，项目数和投资额均创历史最高水平。然而，无论是从整体还是从单个企业的对外投资来看，江苏企业境外投资的绝对数额仍较小。截至2006年，江苏累计批准境外投资中方协议投资额8.9亿美元，仅占全国对外投资总额的百分之一，是广州、上海的14%和30%。

（二）行业分布以加工制造业为主，行业范围较为广泛

江苏境外投资的行业分布呈明显的时间特征，从最初的餐饮、批发零售、纺织服装加工业，逐步拓展到电子、机械、化工以及资源开发、商务服务、工程承包等行业，行业范围不断扩大。目前，全省境外投资的行业分布仍以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制造业为主，截至2005年，制造业境外投资占全部境外投资总额的51.64%。其中，按中方协议投资额排前几位的行业及所占比重依次为机械（13.6%）、纺织服装（10.7%）、化工（8.5%）、电子（7.3%）。与此同时，全省服务业的对外投资快速增长，“十五”期间，全省新批第三产业境外投资项目214个，占项目总数的60.1%，中方协议投资1.33亿美元，占中方协议投资总额的31.7%。酒店、有线电视、软件业等服务业成为境外投资的新兴领域。此外，随着国内自然资源的日益短缺，江苏油田、沙钢集团、徐州胜阳等企业也已经到境外从事资源开发类投资。“十五”期间，全省累计核准的境外资源开发类项目15个，总计中方投资9000多万美元。

（三）地区投向以发达国家为主，投资区域日益多元化

90年代，江苏境外投资的区域主要集中于东南亚、中东、南非的发展中国家，2000年以来，向北美、西欧和亚洲的一些比较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呈现渐增的趋势，投资区域日趋多元化。目前，江苏境外投资的地区分布遍及五大洲98个国家和地区（见图2）。这种地区分布也表明江苏企业对外投资主要是市场寻求型、技术寻求型的投资，而成本寻求型投资所占比重较小。

（四）民营企业成为对外投资的中坚力量

江苏境外投资形成了以大型工业企业集团和外贸企业集团为核心，包括众多运输建筑工程类企业、中小型生产企业、专业外贸公司的主体格局。投资主体的所有制结构中，国有经济仍占较大比重，但股份制经济和其他经济所占比重日趋上升。“十五”期间我省民营企业境外投资项目达209个，占全省总数的58.7%，中方协议投资2.64亿美元，占全省总数的63.2%，分别比“九五”期间提高31.2和40.1个百分点，民营企业正在成为江苏对外投资的中坚力量。

（五）投资方式以新建为主，兼并收购运用较少

江苏企业对外投资主要采取新建独资或合资企业的方式，其中，生产型项目多采取与东道国政府或企业设立合资企业的形式，贸易型企业主要采取独资的方式，对国际通行的兼并、收购等方式运用较少。近年来，一些企业积极尝试除绿地投资以外的其他投资方式，通过兼并收购、股权交换、技术入股加快跨国经营的步伐。如南汽集团收购英国MG罗孚资产、大亚集团收购美国凯普公司、无锡尚德拟收购日本太阳能电池制造商MSK；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受让股权的方式参股境外4家高新技术企业；江苏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参股3家境外高新技术企业等。

二、江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

虽然近年来江苏对外投资增长迅速，但对外投资总体上仍带有跨国经营初期的特点――规模小，行业分布零散，对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优化的带动作用小。江苏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还面临着一定的制约因素。

（一）缺乏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江苏实施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引进外资和对外贸易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截至2005年，全省累计批准外商投资企业7.17万家，外商实际直接投资1029.6亿美元，积极引进外资成为江苏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方式。1997年，充分发挥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加工贸易超过一般贸易成为江苏的第一大贸易方式，而外商投资企业在加工贸易进出口中所占份额超过80%。2005年加工贸易出口已经占全省外贸出口的66.7%，承载了近85%机电产品出口和60%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是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主要增长源泉。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利用外资相结合，使企业缺乏对外直接投资的积极性，忽视对外直接投资规避贸易壁垒、开拓国际市场的积极效果，特别是在产业层次上的积极意义。虽然少数江苏企业成功实施了海外投资项目，但大部分企业仍然缺乏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力。

（二）缺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和品牌

多年来，江苏的制造业领域引进了大量的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产业的整体实力和技术水平不断提高，但关键技术依靠国外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一方面对国外先进技术的消化、吸收不够；另一方面自主开发能力薄弱，缺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品牌。即使是目前比较有竞争力的家电和通讯设备行业，大部分产品的核心部件仍然需要从国外进口或依靠国外技术生产。各类进出口企业中拥有自主商标的企业仅占20%左右。因此，大多数江苏企业还不具备对外投资所需的所有权优势。

（三）缺乏必要的对外直接投资策略研究

目前,江苏的境外投资主要是由企业自发地、零星地产生和进行，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和随意性。企业在对外投资时，对海外经营的投资产业和投资区域策略研究深度不够，对以何种优势产业投资于世界经济何种区域认识不清，企业海外投资路径选择的战略研究较为鲜见，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所面临的种种风险尚未进行深入的透视与理性分析，容易导致投资项目实施过程中问题重重、投资失败。

（四）缺乏国际直接投资和经营的经验

主要表现在：一是合作伙伴选择不当。如江苏飞达、小天鹅电器公司、开源机床厂等都曾有过因合作伙伴选择不当而影响投资成功和效率的教训。二是企业的管理水平难以适应海外投资的需要。一些企业自身的组织机构不够健全，公司治理结构不规范，导致企业对海外分支机构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管理，特别是在财务方面存在的问题较多。三是本土化能力差。目前，江苏境外投资企业大多使用本国的员工，不仅提高了成本，也影响了企业的本土化经营。

（五）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和支持体系尚不完善

国际经验表明，在企业海外投资经营的初期，政府的政策支持和合理引导是非常必要的。目前江苏对外投资尚处于起步阶段，与之匹配的政策和支持体系却尚未完善。企业普遍感到境外投资审批程序复杂、周期长、限制较多，而对境外投资基础信息、技术培训等公共服务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大多数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很难享受到政府在财政、信贷、税收等方面的支持，在激烈的海外市场竞争中难以取得有利的竞争地位。

三、江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策略

江苏企业对外投资正处于全球资本输出趋于收缩，国内的垄断优势资本在总体上尚未形成的特殊阶段。一方面，江苏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包括发达国家的政府希望江苏企业的投资能带动当地经济和就业的增长，纷纷改善投资环境乃至提供各种优惠待遇以吸引外资流入，为江苏企业的跨国经营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另一方面，随着外国资本的大量涌入，跨国公司国际生产网络体系的形成以及国内市场日益国际化，并不存在一个专为本国资本培育垄断优势的封闭的国内市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江苏企业必须及时更新观念，不仅要在国内市场培育其跨国经营的优势，更重要的是跨国经营本身已经成为企业竞争优势的一个直接和重要来源。江苏企业应该充分利用其在加工制造环节的优势和对跨国经营的适应能力，有效集合生产要素自主构建跨国性的行业增值链，努力向价值链的高端和高附加值环节迈进，通过在更广阔空间内的资源整合来增强自身的竞争优势，更主动地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

（一）按照产业区位比较优势和产业结构高度同质化基准选择投资区域和投资产业

目前，江苏在国际分工的阶梯中处于中游地位，这个特定位置决定了两类不同性质的对外直接投资将同时存在：一类是优势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即发挥相对优势、转移失去成本优势的产业和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为目的的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地区）或不发达国家（地区）的直接投资；另一类是学习型对外直接投资，即以汲取国外先进的产业技术和管理经验为目的的面向发达国家（地区）的直接投资。

优势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可以按照产业区位比较优势基准或早半拍原则，选择最佳的投资区域和投资产业。区位比较优势是指投资国与东道国同类产业相比较所具有的优势。这种优势既不是产业的绝对优势，也不是产业的全球优势，而是相对于某一特定区位的比较优势。这一基准也称作跨国投资中的早半拍原则。按照该原则，江苏对外直接投资的最佳地区应该是那些在经济发展程度上与江苏仅仅差半拍的国家和地区，东南亚、中亚和东欧部分国家比较符合这一条件，这些国家的工业基础、国民受教育程度和工人的技术水平与江苏相近，但出口产品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度要略低于江苏。江苏的纺织、服装、轻工、家用电器、电子等传统行业中，已有一些产品具有相当的技术水平和竞争优势，而且江苏企业的运行规模、生产经验和技术比较适合当地的市场条件，投资于东南亚、中亚和东欧等国，江苏具有产业区位比较优势。

学习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则应按照产业结构高度同质化基准来选择投资方向，即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体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内在要求，选择与国内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趋势相一致的产业。目前，江苏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仍然以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制造业为主，这是由目前产业发展的现状所决定的。但是，江苏对外投资应该重视对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具有直接助长作用的投资方向，逐步加大对现代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的投资力度。在制造业中，应该提高以电子信息为主导的高新技术制造业的比重，通过向欧美日等发达国家或地区进行直接投资更有效地获得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核心技术能力；在服务业中，应逐步提高信息服务业、金融业、物流业等现代服务业的投资比重，以获取较高的收益，并为制造业的对外投资提供服务支撑。

（二）推进技术战略和品牌战略，提升企业的所有权优势

江苏企业对外投资，要想在陌生的东道国市场环境中竞争取胜，必须拥有东道国企业所不具备的某种优势。这种优势可以是成本优势，产品优势或是品牌优势。从长远的角度看，企业只有通过加强技术创新、实施品牌经营才能不断提高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主动地位。江苏是一个科技大省，其专利申请量、研发投入、科研院所的数量均处于全国前列，良好的人文教育环境也为企业的研发活动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企业应该充分利用外部的研发和技术资源，通过产学研的联合开发，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特征，对现有的一些成熟技术在适当范围内进行变革和创新，使之更适合当地条件，创造独特的技术优势。

近年来，跨国公司在华投资越来越倾向于采取一种更有利于自身核心技术垄断及保密的方式――独资经营，江苏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项目中，独资经营所占比重从1995年的34.8%、2000年的53.3%，进一步上升到2005年的73.8%。技术外溢效应随着独资比重的日渐增大而逐步减小。同时，依靠技术进口获得先进技术的困难也逐步加大。为了突破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江苏企业应根据国际市场的需要，主动地在技术资源和智力资源密集的地区建立研发机构或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合资企业，以跟踪和开发高新技术，构建相对其他跨国公司的技术优势。如镇江大亚集团在全球最著名的IT研发基地――美国硅谷建立大亚信息产业的研发中心，追踪全球最新的IT技术，引进全球领先的研发团队，成功开发了包括10G光收发模块在内的多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产品。

（三）通过合作与竞争来学习跨国公司的成功经验，完善跨国经营管理体制

目前，江苏实际利用外资已经超过千亿美元，累计批准外商投资企业七万多家；全球最大的500家跨国公司已有170多家在江苏投资。大规模利用外资为江苏企业跨国经营创造了有利的学习机会和市场条件。江苏企业可以针对不同行业和本企业的具体情况，通过与跨国公司的竞争和合作来学习其先进的管理体制、运作模式和跨国经营的成功经验，不断完善企业的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积累跨国经营的知识，在生产经营管理上推进与国际接轨的进程。

首先，要制定人力资源政策和激励机制，吸引优秀的管理人员和商务专家，建立跨区域运作的人才发展平台，真正在“以人为本”的原则下发展员工队伍，稳定核心管理队伍。

其次，要加强公司总部的领导，进行以决策为中心的总部建设。要理顺决策主体各功能之间的关系，包括明确划分决策主体的资产管理权、经营决策权、生产指挥权和监督权，建立适当的管理机构来形式这些权利，建立监督机制，完善科学的领导制度。要建立海外经营的战略管理系统，按照科学的决策方法和决策程序对海外经营运作进行战略管理；

再次，要真正赋予海外子公司自主的经营权和人事管理权，加强境外企业的本土化建设。境外企业应充分整合和利用东道国的各种资源，在当地建立生产、销售和研发中心，积极引进当地策略性的投资者或进入当地资本市场进行运作，实现海外企业由中国式企业向东道国企业的转变，增强自身抗风险的能力。

江苏企业还可以积极地与在华投资成功的跨国公司进行合作，到第三国投资，充分利用跨国公司在国际上的销售网络渠道和影响力，提高投资的成功率。如江阴长泾软管软轴厂与日本共成株式会社联合到美国建办境外加工贸易企业、无锡兴达尼龙有限公司与世界500强之一的杜邦公司合资在荷兰和美国设立企业等。

（四）组建跨国优势企业集团，采取集群式的境外投资方式

江苏境外投资企业规模较小，多为中小型企业，其劣势是抗风险能力弱，规模效益差。为了增强境外投资企业的风险抵抗力和竞争力，江苏企业可以在纺织、机械、电子具有区位比较优势的产业内，组成优势企业集团，在强强联合的基础上，化单个企业的分散优势为产业整体优势，不断拓展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空间。只有从产业整体优势出发，组建跨国经营集团，才能在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中，为发展国际直接投资争得一席之地。

江苏境外投资企业抗风险的另一种途径是采取集群式的投资方式。借鉴台湾企业在江苏昆山、福建厦门和广州东莞集群投资的发展经验，江苏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境外投资可以走集群化成片联合开发的道路，即众多产业关联的中小企业集聚在海外特定区域，形成专业化网络分工和配套服务，获取规模经济效应。浙江、福建等省份已经有一些产业集群在境外投资中获取成功，如莫斯科的海宁皮革专业市场、巴西的中国商城、南非的中国小商品市场、古巴圣地亚哥的福建工业小区、匈牙利的福建商品一条街以及埃及、德国、印度尼西亚的福建加工贸易区等。目前，江苏已经建成柬埔寨太湖国际工业园，并将加快在尼日利亚、俄罗斯、东南亚等国建设境外工业园区，从而为中小企业境外投资构建良好的平台。

（五）建立健全江苏境外投资的政府支持体系

构建和完善政府支持体系是促进江苏企业境外投资的制度保障。根据江苏企业发展现状，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做法，建立健全政府支持体系主要包括：第一，政府应认真研究和制定境外投资发展总体战略规划，与更多国家和地区签署双边或多边投资保护协议并利用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的有关条款保护江苏境外投资企业的利益。第二，加快对境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措施的改革，由目前以审批和管理为主的管理体制逐步过渡到以服务、引导和宏观监管为主，赋予企业项目实施、监督等自主决策的权利，放松对企业海外投资的额度限制和外汇管制，放宽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对外投资的审批和限制，简化审批环节。第三，建立健全境外投资政府资助和公共服务体系，设立专门机构从事政府资助和服务的具体执行，包括设立境外投资的专项贷款基金，对海外投资给予优惠贷款的资助；建立公共信息服务系统，向企业提供各国投资的情报服务；提供企业海外投资可行性研究的资助、提供海外投资的技术培训等。

境内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篇8

近年来，我国的非公经济取得了很大发展，民营企业越来越多，如何摆脱地域、资源、市场等多种因素制约，不断发展壮大，是当前民营企业面临的重要课题。目前，我国的外汇储备充足，不仅在总体上为资本输出提供了资金保障，也使对外直接投资成为实现国际收支平衡的重要手段。同时，我国又面临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资本输出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一压力。另外，国际上各种贸易壁垒层出不穷，为扩大对外贸易，企业必须走出国门，到境外投资设立贸易公司等各类企业，以规避壁垒。从民营企业自身发展需求上讲，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积极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吸取先进技术，拓展国际市场，提高国际竞争力，是民营企业不断发展壮大的有效途径。

一、中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一）中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现状

经过三十几年的改革开放，民营企业在进出口方面己经取得了骄人的成绩，积累了一定的国际贸易经验，在产品、品牌、设备、技术、人才和管理方面逐步与国际接轨，并开始拥有自己的竞争优势。为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实现跨国经营、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据全国工商联与商务部有关机构的联合调查，民营企业已经成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生力军。按企业数计算，2010年对外直接投资的母体民营企业为2573家，占我国对外投资企业总数的64%.

但是，我们仍可以看到，民营企业的海外投资规模相对较小。以浙江省为例来说，该省民营企业的境外投资项目其平均投资规模不足30万美元。这样的投资规模大大低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国外子公司约600万美元的平均规模，也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子公司平均约260万美元的规模。

另外，就总体数量而言，中国企业在开展对外投资方面尽管已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尚有较大差距，甚至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差距也很大。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民营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也显示出了与西方发达国家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不同的发展趋势和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起步晚，但发展迅速

中国民营企业在 1992年才开始对外投资，而且一直处于边缘化生存状态。直到进入21世纪随着国家相关对外政策出台，以及中国加入WTO的大好时机下，才得以进一步的发展。但是从有关数据可以看出，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速度是相当迅速的。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在2011年3月份的《2010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揭示，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55.3亿美元，扣除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对境内投资主体的反向投资，投资净额（即流量）为55亿美元，较上年增长93%.截至2010年底，中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总额449亿美元，扣除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对境内投资主体的反向投资，累计对外直接投资净额（即存量）448亿美元。这说明就总体而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2010年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其流量与存量分别占到了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0.9%和0.55%.而按对外直接投资的境内主体特点来看，其投资主体呈现多元化趋势，国有企业所占比重有所下降，民营企业所占比重稍有上升。2010年，国有企业占整个境内投资主体的比重由2009年的43%降至35%,而有限责任公司及私营企业对外投资比重分别上升了8%和2%,分别占境内投资主体的30%和12%;股份有限公司占10%;股份合作企业占3%;集体企业占2%;外商投资企业占5%;港澳台投资企业占2%.

2.投资行业趋于多样，但仍以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制造业为主最近几年民营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涉足的行业领域越发宽泛，比如在加工贸易生产、油气或矿产资源开发、设立研发机构、贸易和服务业、农牧渔业开发、承包工程和劳务输出等都有所涉足。但从总体来看，民营企业对外投资领域还是偏重于贸易型境外企业。据统计，中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中境外分销贸易及其它服务业和加工贸易生产，分别占总体的48.6%和38.7%.主要以轻工、纺织、家用电器等机械电子类和服装类为重点。同样，在2010年度中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20强列表中也可见一斑。表中显示这些在海外投资的20强里面，大部分企业从事的是加工制造业，并且主要是立足国内，偏重于贸易加工。如万向集团开展对外投资的很大部分原因是为了扩大出口。

3.投资方式以合资企业为主，跨国并购在逐渐增多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已从建点、开办“窗口”等简单方式，发展到投资办厂、跨国并购、股权置换、境外上市、设立研发机构和建立战略合作联盟等多种投资方式。当前，民营企业在“走出去”中取得了明显成效，一些民营企业开始探索新的跨国经营模式。在境外收购和设立研发机构、境外设立营销网络和产品设计、境外投资建厂、境外资源开发合作、对外承包工程等方面，涌现出一大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国际竞争力的民营企业。但是总体上而言中国民营企业规模相对较小，核心竞争力还比较弱，风险抵御能力较差，主要采取合资经营方式。可喜的是近几年民营企业开始采取跨国收购方式对外投资。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课题组对2010年中国500强企业调查数据显示，“民营企业”在选择“海外建厂”、“海外上市”、“独资”等进入方式的企业占其总数的比例低于“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占其总数的比例，而采取“跨国并购”方式的相对比例是13.85%,高于“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9.05%.

（二）目前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分析虽然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取得了较大发展，但在质量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许多问题也随之显现，这此问题阻碍了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进一步发展。因此研究分析这些问题及其产生根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将为民营企业更好地开展对外直接投资从而在整体上提高民营企业跨国化进程，增强民营企业国际竞争能力，促进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一）初始积累少，起步水平低，产业结构不合理民营企业的初期发展主要依靠创业者敏锐的洞察力和富有经验的判断力，普遍存在着原始积累不足的问题。据统计，全国私营企业平均每户雇工不超过十三、四人，注册资本不足百万元，在整体上，很难进行有规模的对外直接投资。许多民营企业产品落后，难以适应从卖方市场到买方市场的变化。目前，我国民营企业中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不多，特别是拥有自主著名品牌的更是凤毛麟角，象海尔集团这样的民营企业极为鲜见。许多民营企业从事帖牌等低级生产加工，更有甚者，目标短期化，采取不正当竞争手段，不惜以造假等手段获取利益。有的民营企业从事模仿别人技术和低技术含量的产品生产。

这种状况造成的结果，首先是形不成所有权优势。所有权优势作为跨国公司从事对外直接投资的基础，包括了产权和（或）无形资产优势以及共同管理的优势。而其中应以前者更为基础。由于民营企业起步水平低，原始积累不足，创新能力差，无法形成产权和（或）无形资产优势，自然造成不具备或所有权优势不明显。

（二）企业的组织机构和机制不健全，管理不科学科学管理和健全的组织体制是企业培育和增强优势的内部保障，能使企业的投资更加有效。当前，无论作为对外直接投资主体的民营企业自身还是其投资设立的境外企业，均或多或少存有组织管理上的问题，影响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开展及其效率。

由于作为主体的民营企业自身组织管理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体现在对外直接投资上，便是境外企业的组织结构和机制不健全。论文格式我国民营企业的境外投资企业各职能部门的组织结构与国际市场战略目标不相适应，除少数大的民营企业集团建立了产品、职能、地区和综合组织机构外，大多数中小企业集团的组织管理机构尚处于类似部门等低级阶段。在组织机制上，公司制是国际跨国公司的主要组织管理制度，而民营企业投资的境外企业大多未真正实现这一制度，难以合理界定和保障责、权、利，难以建立起有效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这种情况，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并不可能己经真正形成自身优势。

（三）境外企业规模小，融资渠道狭窄，生产经营能力薄弱我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设立的境外企业规模普遍较小，不能形成规模，削弱了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由于缺乏资金和技术，缺乏国际经营经验，失去了投资和竞争机会。

制约民营境外企业投资发展的另一个因素之一是资金不足，这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融资渠道狭窄，特别是境外融资能力差。这一问题，曾使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许多民营企业具有的微弱优势大大减弱。

（四）复合型人才匮乏

民营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及其境外企业经营过程中，既要与形形色色的人员和部门打交道，又要面对各种各样的经济问题，因此，拥有通晓国际经济运行知识，懂技术，精经营管理，较高外语水平的复合型人才就显得十分重要。企业将对生产经营尤其是生产工艺、技术设施、质量控制等非常熟悉的国内企业员工作为首选目标，但往往他们的外语水平有限，外经贸知识水平不高，又难以掌握当地的法律法规，无法堪当重任。人才匮乏严重地制约了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顺利进行及其境外企业的发展壮大。

（五）民营企业抗风险能力差

由于东南亚、中东一些国家和地区生产力相对落后，我国的一些民营企业相比具有较大优势，许多民营企业将其作为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但结果往往被发现区位优势并不存在。这些国家和地区政局不稳，由于政权更迭频繁而造成政策多变。这种政策的不连贯性直接影响民营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开展，同时大大增加了投资风险。一些民营企业投资进入这些地区后，无法正常开展生产经营。有的境外企业被封，被国有化。例如，有民营企业反映在柬埔投资的最大风险就是政治风险，其领导人的变换对政策影响太大，因此在柬投资的企业在该国大选前均持观望态度，不轻易增加投资。已经或拟对朝鲜、伊拉克投资的也面临同样问题。

（六）信息制约

信息作为一种资源，对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来说同样不可或缺。但目前民营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由于信息渠道不畅，造成信息不对称。

虽然当今各种传媒大量存在，互联网发达，但对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而言，其获得信息的渠道仍然狭窄。民营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获取信息主要依赖政府等公共部门搭建的平台，以及亲自实地考察。但我国目前在为企业提供信息与技术援助上较落后，在机制上基本缺位。

由于信息的不充分，使民营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大量存在，民营投资者对外投资区位及合资（合作）者的选择以及境外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与问题许多与此有关。信息问题事实上成为抑制民营企业发挥潜在优势，影响其对外直接投资很重要的因素之一。

三、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建议与策略

为促进“走出去”工作的更好开展，温州市政府采取了许多积极的措施。温州市政府通过表彰等形式营造“走出去”的舆论氛围；通过组织交流活动、邀请商务部等领导、专家讲座、培训等活动构建信息平台；通过优质服务、简化审批手续等工作畅通企业“走出去”渠道。温州市政府还不断加大财政扶持力度，鼓励和扶持企业“走出去”.2007年、2008年温州市政府分别拨款30万、50万人民币专项资金用于“走出去”工作，2009年更达200万元人民币。这些为温州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温州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及温州市政府在该方面的工作实践，在整体上对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经贸一体化思路为指导确立“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的思想“走出去”与“引进来”是对外经贸不同的方面，相互补充、相互依存，“引进来”为了更好地“走出去”,“走出去”也有利于“引进来”.温州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践表明，“走出去”与“引进来”的结合要跳出境外投资贸易替代的传统框架。如温州奥康集团在“走出去”过程中，通过合作，赢得了意大利著名制鞋商的信赖，从而引进了该品牌的先进的生产线，在温州建立了国际工业园，带动了“引进来”.同时，在“走出去”、“引进来”的互动中，进一步促进和扩大了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在政府工作中，温州外经贸局外经部门与外资部门挂勾，促进外经与外资的互动。政府给境外企业（机构）发聘书，以信息提供等拓宽引资渠道，也为更好地“走出去”搭建更多的平台。

（二）从自身实际出发，确立特色与优势

温州产业结构是轻工业较发达，生产上占有成本优势，市场空间拓展的需求迫切。因此温州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以小规模为主，以营销为主要目的，在投资地域选择上也以能推销产品为标准，因而分布广。政府工作的指导思路是重点明确、特色鲜明，那就是从温州产业结构等实际情况出发，大力开展以贸易性为主的对外直接投资推动工作，以境外商品城为主体，带动整个“走出去”工作的断发展，从而促进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进一步发展。

（三）实现资源共享，促使要素整合

分析温州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原因，实现资源共享与要素整合是其提高效率降价成本的因素之一。比如，、温州对外直接投资在海外成立了诸多商会，结成整体，大大提高了竞争力，也为对外投资带来了诸多便利，比如相互间的境外融资，既可规避一些限制，亦提高了投资效率。在政府工作台中，温州注重培育中介机构并充分发挥其作用，有效地降低了企业的风险，并促使企业对外投资行为更加规范。

（四）明确政府在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工作中的定位与作用在民营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政府要起到引导作用，审批要放宽，服务要提高，宏观监督管理要加强。目前政府审批手续还较繁锁，民营企业境外投资奉行成本较高。在商务部颁布了企业境外投资核准事项规定后，温州市政府有关部门通过与上级有关部门的沟通，立即简化了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有关申报材料与手续。这给政府工作又一个启示：在体制逐渐完善过程中，在认清政府定位与作用基础上，要提高服务工作的质量与效率，还须加强部门之间的协调沟通，得到相关部门的支持。

境内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篇9

关键词：资本项目

人民币

部门协调

套利融资

为扩大资本项下跨境人民币业务发展，规范银行和境内外机构业务操作，人民银行和外汇局相继出台了有关文件，有力地推动了资本项下跨境人民币业务顺利开展。但是，无论从监管层面还是从业务操作方面来看，资本项下跨境人民币业务尚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进一步完善。

1.存在问题

1.1部门协调管理有待加强

①法规、系统相对独立

为配合资本项下人民币跨境业务的推出，人民银行和外汇局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和操作细则，但由于相关管理分布于不同部门和岗位，独立性较强，加之业务系统关联度不够，难以形成数据共享，导致部门监管合力不足。如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明确外商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业务操作细则的通知》（银发[2012]165　号）规定，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凭商务主管部门颁发的批准文件就可在注册地银行开立人民币资本金专用存款专户，而部分外商投资企业容易忽视外汇登记环节，直接到银行办理开户，导致部分以跨境人民币进行直接投资的外商投资企业外汇登记和开户游离于外汇局监管之外。

②双重管理加重银企负担

一是按照相关规定，直接投资项下跨境人民币业务需要到人民银行和外汇局分别办理登记手续，信息重复登记加重企业负担。二是对于资本项下跨境人民币收支信息，银行要分别进行国际收支统计信息申报、人民币跨境收付管理信息申报，如涉及直接投资，还要登陆直接投资外汇管理信息系统进行信息申报，资金流出入重复报送加重银行负担。

1.2套利融资加大跨境人民币监管难度

资本项下跨境人民币业务开展以来，受人民币国际流通性不足，而境内外汇差、利差客观存在等因素影响，各银行充分利用海外分行优势，纷纷推出资本项下创新产品，如人民币转汇款业务、跨境汇付通、资本项下海外代付业务等，虽然名称不一，但实质都是将境内结汇移至境外，套取境内外利差、汇差，降低企业购汇成本的同时银行获取中间业务收益，在银企“双赢”的背后却对国内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形成一定冲击。以境外直接投资业务为例，按照现行规定，境内机构办理完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登记后，可直接到银行办理资金汇出，由于目前没有资金汇出时间限制，因此给银行和企业预留出足够时间完成海外代付整个操作流程，虽然银行最后进行了境外投资跨境人民币流出备案，但由于投资款实际流出日与实际到账日的差异，将导致数据统计监测失真。

1.3本外币灵活出资受限

境外投资者出于资金成本的考虑，往往根据具体经济金融形势对投资资金进行多币种搭配，而依据目前规定，境外投资者以人民币来华投资，商务主管部门需在批复中明确出资货币形式和金额，并且直接投资外汇管理信息系统现有功能也不支持灵活出资操作，即在“出资形式”中必须要求填写“现汇”和“跨境人民币”的具体金额。如果受境内外汇差、利差波动的影响，境外投资者投资币种金额多次发生变动，外商投资企业需到商务部门反复申请变更批复，外汇局也需要多次为企业办理外汇变更登记，从而增加了工作量，降低了工作效率。

1.4资本金本外币管理口径不一

自2011年下半年以来，一系列加强资本金结汇审核等外汇管理文件相继出台，有效控制了资本金结汇速度和规模，为规避外汇资本金结汇审核，降低按实需结汇造成的汇兑损失，部分境外投资者纷纷由现汇出资变更为跨境人民币形式出资，外商投资企业在外汇局办理完跨境人民币验资询证后，即可在经营范围内自行支配资金，较资本金结汇管理宽松许多。另外，目前直接投资外汇管理信息系统对跨境人民币备案只限于流出、流入环节，外汇局对于跨境人民币境内使用缺乏延伸监测手段，存在监管盲区，资金使用的真实性和合规性难以保证，容易导致“热钱”以人民币直接投资的方式流入境内。

1.5境外直接投资本外币管理有待衔接

按照《境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11]第1号，以下简称《办法》）第五条规定：境内机构所在地外汇局应当在收到境内机构提交的前期费用汇出或境外直接投资登记相关申请材料之日起3天内完成信息登记手续，而目前外汇局对类似行政许可申请通常规定在20个工作日内予以办理。《办法》第十四条规定，境内机构发生各类信息变更以及增资、减资、股权转让或置换、合并或分立清算等情况，应在发生之日起30天内将上述变更情况报送所在地外汇局，而目前相关外汇政策对于境外投资发生上述变更事项的，要求境内企业在变更后60天内到所在地外汇局办理外汇登记变更手续。由于境外投资本外币管理要求不够统一，易引发行政执法风险。

1.6对银行和企业约束力不足

虽然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以银发[2012]103号文形式明确了跨境人民币业务管理职责分工，但由于人民银行和外汇局对跨境人民币业务实施联合监督检查的长效机制尚不完善，对银行和企业违规行为难以定性，并且缺乏处罚依据，容易引起行政复议，造成目前人民银行和外汇局对资本项下跨境人民币业务出现推广强劲、监测不全、行政处罚弱化的尴尬局面。

2.政策建议

2.1加强人民银行和外汇局职能协调

针对资本项下跨境人民币业务，人民银行和外汇局今后需联合发文，加强跨境人民币结算政策与外汇政策的协调与衔接，针对外汇与人民币直接投资制定统一操作规程，对同一业务事项分别列明在人民银行和外汇局办理的流程，使得银行和企业对自己申报和登记事项能够一目了然，防止漏登记、漏申报现象的发生，从而提升跨境资金流动监测管理的全面性和有效性。

2.2健全信息交流共享机制

提高人民币跨境收付信息管理系统、直接投资外汇管理信息系统和国际收支申报系统等相关系统关联度，以结算主体为标准建立各系统间核对机制，及时发现漏登记或漏申报企业名单，真正实现人民币结算数据共享，减轻银行信息报送负担。

2.3规范跨境人民币结算创新产品的开发

对银行涉及资本项下跨境人民币创新产品，严格实行事前审查制度。对基于人民币升值、本外币利差等市场背景进行套利行为，银企“双赢”但监管不到位的创新产品，暂时不予核准，尽量减少投机性人民币跨境收支对境内银行结售汇的替代，防范银企利用跨境人民币结算进行套利交易，保障人民币跨境结算业务的健康发展。

2.4修改相关条款，完善系统功能

为大力支持招商引资，满足境外投资者降低投融资成本的需要，商务主管部门应允许境外投资者多币种灵活出资，将目前商务批复中必须明确投资币种及金额改为“用现汇和跨境人民币出资，出资比例自定”，避免企业多次到商务部门申请变更批复。同时，完善直接投资外汇管理信息系统模块，针对多币种出资，外汇局在登记出资方式时只勾选类别，不登记具体金额，避免反复做增、减资变更登记，提高工作效率。

2.5加强本外币跨境资金整体监测分析

外汇局应加强对资本项下跨境人民币境内流转情况的统计监测，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延伸监管，加强对银行和企业人民币结算检查，督促银行切实履行真实性审查职责，从主体监管的角度整体分析企业跨境外汇和人民币资金的流动情况，提高对本外币跨境资金流动的综合监测分析水平。

境内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篇10

一、国别或地区策略

选择国别或地区时应遵循的总原则是：第一，选择我们进去后有比较优势的国家或地区，而不是全球遍地开花；第二，选择我们进去后产品有市场的国家或地区；第三，依据不同行业的项目性质选择确定是进入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第四，在其他条件相同时，采取由近及远的策略，优先考虑周边国家。

从总体上来看，中国的企业实力、科技水平和产品竞争力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差距。我们拥有比较优势的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原苏联体系中的国家以及与我国西部相邻的国家等。在发展中国家中，应尽量选择那些市场规模较大、对企业产品需求较多、欢迎外来投资、且与中国保持良好经济关系的国家。从中近期来看，发展中国家(包括经济转轨国家)中的印度、巴基斯坦、印尼、越南、巴西、阿根廷、墨西哥、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尼日利亚等国家，拥有众多的人口和庞大的消费群体，经济增长较快，并且我国许多产业相对于其国内产业具有很强的竞争优势，是许多国内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理想的目标国。另外，周边国家与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比较接近，有的属于同一个文化圈，相对来说，本国企业对周边国家的投资机会和市场条件更熟悉，所以在这些国家或地区开展境外投资往往更容易成功，因此，周边国家也可以作为我国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目标国。当然，就具体的项目和具体的企业而言，只要我们有自己的比较优势，只要产品有市场，我们也可以进入发达国家市场。

无论是到哪一类国家进行投资，都要注意对该国的投资环境进行充分的、具体的分析与评估。

二、行业或项目策略

科学地选择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或项目，要注意考虑到以下几个因素：(1)不同产业所处的发展阶段。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产业在国际上的竞争程度不同，对外投资企业决策者所应奉行的竞争战略也应当有所不同。(2)中国企业自身的优势。充分运用自身的优势要素，才能获得最大效益或比较利益。企业独特的和通用的优势要素共同构成了企业特有的竞争力，这是企业制定和选择产业或项目策略的重要依据之一。(3)企业是遵循一元化发展还是多元化发展道路。原则上，一个企业在国内搞什么，到国外以后也应当搞什么，即坚持一元化发展和横向发展。当然，中国企业走向境外时也可以开展多元化经营，但与一元化经营相比，要更为谨慎，因为多元化经营比一元化经营对企业优势要素和竞争力的要求更高。

考虑到目前中国企业进行境外投资的可能性和世界直接投资发展的新特点，现阶段中国企业境外投资产业选择的重点应包括成熟产业的外移、升级产业的追踪、资源利用型产业的开发等，具体有：(1)境外加工贸易行业(即加工装配型的制造业)。这一行业主要涉及机电行业和轻工服装业，具体涉及到农用汽车、摩托车、小型农机具的组装生产，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电风扇、空调器等家用电器的加工装配，纺织、服装等轻纺工业的境外加工贸易等。(2)资源开发行业。发展境外资源类投资项目，开发国内紧缺的石油、天然气、森林、木材加工、造纸、采矿、海洋渔业等自然资源开发的行业，可以满足国内经济发展的需求。过去的十几年，资源开发型项目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重点，今后仍应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3)科技开发行业。这方面的企业分为三类：一类是通过对中国目前技术上仍属空白或落后的东道国技术密集型企业的投资和参加管理，从中学习和吸取对方的先进技术，将技术带回国内应用；另一类是在国外发达国家组建高科技新产品开发公司，将开发的新产品交给国内企业生产，然后再将产品销往国外；还有一类是指鼓励国内的高科技企业走向国际市场，进行境外投资，扩大高科技产品的出口，实现科技产品的国际化。(4)工程承包与劳务合作行业。中国具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在这一行业具有几乎是绝对的优势。(5)服务贸易行业。这类企业包括服务业中除承包劳务与合作行业以外的金融、保险、进出口贸易、商业批发零售、信息咨询、运输、旅游、教育等行业。中国在上述行业中的劳动密集型和劳动与资本密集结合型以及某些特色服务方面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

三、出资方式策略

现在已经办起来的几千家境外投资企业有不少是拿外汇资金{货币资本)作为出资物的。其实，到境外办企业不一定都拿资金去，就像外商到中国来办企业一样，拿机械设备、技术(专利、商标或专有技术)、管理折股投资都是可以的。中国企业在机械设备、技术和管理方面已经具有一定的相对优势，今后应鼓励更多的企业利用这些优势从事境外投资。即使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必须投入一定量的货币资本，也不一定都从国内输出，而是要尽可能从当地或国际金融市场上筹集。

四、所有权策略

所有权策略是指国内投资企业(母公司或总公司)对境外企业的控制策略。所有权的形式有独资、绝对控股、相对控股、参股和非股权投资等。

中国企业在进入陌生的国外市场时，一般应选择合资企业的方式，实际情况也是这样，将近70％的中国企业采用合资企业的方式。其主要的原因在于：大部分中国海外企业使用的是标准技术，生产成熟产品，因此借助设立独资企业防止技术扩散的动机不明显；设立合资企业是掌握国外先进技术和营销手段的一个重要途径；另外，中国企业开展对外投资的历史较短，因而缺乏经验，需要采取与外资相融合的方式，即与外资合作，向外资学习，积累经验，降低投资风险。采用合资企业的方式，还要注意选好投资伙伴，理想的投资伙伴是境外投资成功的关键因素。

另外，中国企业进行境外投资，除股权投资外，还有非股权投资(非股权安排)。非股权投资的主要形式是通过与东道国企业签订技术、管理、销售或工程承包等方面的合同，取得对该东道国企业的某种控制权。最常见的非股权投资是技术授权、管理合同和委托生产合同。企业采用作为直接投资替代物的非股权投资方式，不仅可以不用出资和少承担投资风险，而且还可以使它们的技术、管理和销售机制获得令人满意的回报。

五、技术策略

技术策略总的思路是：第一，重视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技术输出与技术入股问题。第二，从中国的技术水平实际出发，输出标准技术和适用技术。这些技术的特征除劳动密集型技术外，还有小批量和灵活性，这类技术的市场主要在发展中国家。第三，对于需要控制扩散的先进技术和特色技术，要通过建立独资企业方式加以保护。第四，对外投资企业的技术创新策略。对外投资企业也要大力开发新技术和新产品，因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要求企业不断开发新产品，市场竞争的加剧迫使企业要不断开发新产品，消费需求的变化需要企业不断开发新产品。

中国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在输出和转让技术时应讲究策略：首先，把握转让时机。对于处在产品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技术应采取不同的转让策略：当技术处于创新阶段和发展阶段时一般应不予转让，因为如果转让我们掌握的具有垄断优势的技术，容易使我们丧失得来不易的技术优势。当然，并不是说中国企业拥有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都不能转让，但企业对这类转让应建立一套评估机制，以便在促进技术转让的同时，又能保持中国的技术优势。当技术处于成熟阶段时，可以予以转让。当技术处于衰退阶段时，要主动寻找买主予以转让。其次，选择转让方式。可以向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学习，根据不同的情况分别采取技术入股、技术互换和以技术换市场等方式。再次，注意股权的差别。向境外子公司可以转让处于任何生命周期的技术以及高新技术，而向境外合资企业应只转让一般性技术。如海尔向马来西亚输出洗衣机技术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最后，中国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应特别注意专利和商标等手段的使用以及企业的技术秘密和商业诀窍的保护，保护企业自有的知识产权，维持技术优势。

六、经营当地化策略

经营当地化又称经营属地化或经营本地化，是指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以东道国独立的企业法人身份，按照当地的法律规定和人文因素，以及国际上通行的企业管理惯例进行企业的经营和管理。